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气，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几礼乐。
孔明营五丈原，宣王言「无能为」，此伪言安一军耳，兵自高地来可胜。先生尝自观五丈原，非非，一作日言。此地不可据，英雄欺人，不可尽信。
荀爽从董卓辟，逊琮避祸，君子亦有之，然圣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转身不得处。如杨子投阁，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兴汉室乎，起而图之可也。知不足而强图之，非也。
西汉儒者有风度，惟董仲舒、毛苌、杨雄。苌解经虽未必皆当，然味其言，大概然耳。
东汉赵苞为边郡守，虏夺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战而杀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当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战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质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义训宜，礼训别，智训知，仁当何训？说者谓训觉，训人，皆非也。常合孔、孟言仁处，大概研穷之，二三岁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着书。」着书不得已。
人思如涌泉，浚之愈新。
释道所见偏，非不穷深极微也，至穷神知化，则不得与矣。
先生在经筵时，上服药，即日就医官问动止。天子方幼，建言选宫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远纷华、养心性。
尽己为忠，尽物为信。极言之，则尽己者尽己之性也，尽物者尽物之性也。信者，无伪而已，于天性有所损益，则为伪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动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须研究之，则自有得处。
韩文不可漫观，晚年所见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贵贱寿夭命也，仁义礼智亦命也。
动物有知，植物无知，其性自异，但赋形于天地，其理则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
充实而有光辉，所谓修身见于世也。
昏礼执鴈者，取其不再偶尔，非随阳之物。
亚夫夜半军扰，直至帐下，坚守不动，安在其持重也。
圣人无优劣，有则非圣人也。
主一者谓之敬。一者谓之诚。主则有意在。
荀氏八龙，岂尽贤者？但得一二贤子弟相熏习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传有物随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鸥尔。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语十一
畅潜道录胡氏注云：「识者疑其闲多非先生语。」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学论意诚以下，皆穷其意而明之，独格物则曰「物格而后知至」，盖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诚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学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诚。
君子之学，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学之至也。
心至重，鸡犬至
译孔明有辅佐帝王的才能，但道理未能穷尽。王者应当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做一件不义的事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做。孔明必定追求成功，因而夺取刘璋的地盘。圣人宁愿不成功，这种事是不可以做的。如果像刘表的儿子刘琮那样，将被曹操吞并，夺取地盘来复兴刘氏宗族是可以的。
孔明如果不死，三年就可以攻取魏国。况且司马懿有英气，长期不能施展，必定因受挫而死，不会太久。
孔明差不多符合礼乐的精神。
孔明驻军五丈原，司马懿说“他无能为力”，这是假话，用来安定军心罢了。军队从高地进攻是可以取胜的。我曾亲自观察五丈原，并非（如传言所说）不可占据，有的版本说是“日言”。此地不可占据，英雄欺骗世人，不可完全相信。
荀爽接受董卓的征召，王琮躲避祸患，君子也有这样做的时候，然而圣人明智地保全自身，也不会落到转身不得的地步。像扬雄投阁自尽，是失策的。荀爽自己估量自己的才能，能复兴汉室吗？起来图谋是可以的。知道不足却强行图谋，是不对的。
西汉的儒者有风度，只有董仲舒、毛苌、扬雄。毛苌解释经典虽然未必都恰当，但品味他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
东汉赵苞任边郡太守，敌人掳走他的母亲，招诱他献城投降，赵苞立刻迎战却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是不对的。因为献城投降以求活命母亲，固然不可以。但也应当寻求使母亲活命的方法，怎么立刻迎战呢？不得已，自己投降是可以的。王陵的母亲在楚国，楚国拿她做人质来招降王陵，王陵投降是可以的。徐庶懂得这个道理。
“义”训为适宜，“礼”训为分别，“智”训为知晓，“仁”应当训为什么？解说的人说训为觉悟、训为人，都不对。常常结合孔子、孟子谈论仁的地方，大体上加以探究，两三年就能得到答案，也不算晚。
先生说：“我四十岁以前诵读，五十岁以前研究其中的义理，六十岁以前反复推究，六十岁以后著书。”著书是不得已而为之。
人的思考像涌出的泉水，挖掘越深越新颖。
佛道二家所见偏颇，并非不穷尽深奥细微的道理，但到了穷尽神妙、知晓变化的境界，就赶不上了。
先生在经筵讲学时，皇上服药，当天就派太医询问病情起居。天子年幼，建议挑选四十岁以上的宫女侍奉左右，以此来远离繁华、涵养心性。
竭尽己力称为忠，竭尽物性称为信。极端地说，竭尽己力就是竭尽自己的本性，竭尽物性就是竭尽物的本性。信，就是没有虚伪罢了，对天性有所增减，就是虚伪了。《易经》无妄卦说：“天下雷行，物与无妄”，是因为行动遵循天理。大概如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自然会有所得。
韩愈的文章不可随便阅读，他晚年所见尤其高深。
在天称为命，在人称为性。贵贱寿夭是命，仁义礼智也是命。
动物有知觉，植物没有知觉，它们的本性自然不同，但形体由天地赋予，其理则是一样的。
四端不言信，是因为既然有诚心作为四端，信就在其中了。
充实而有光辉，就是所说的修身而显见于世。
婚礼中手持大雁，是取它不再成双成对的意思，并非因为它是一种随阳而动的鸟。
周亚夫半夜军中惊扰，直到帐下，坚守不动，这哪里算是持重呢。
圣人没有优劣之分，有优劣就不是圣人了。
专一称为敬。一称为诚。专一就有意识在其中。
荀氏八龙，难道都是贤人吗？只是得到一两个贤子弟的熏陶，大家都这样罢了。
狗对着屠夫吠叫，世人传说有东西跟着它，不对，这就像海上的鸥鸟一样。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语十一
畅潜道记录，胡氏注说：“识者怀疑其中很多不是先生的话。”
《大学》说：“事物有根本和枝末，事情有开始和终结，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人的学问没有比知道本末终始更大的了。致知在于格物，这就是所说的根本、开始；治理天下国家，这就是所说的枝末、终结。治理天下国家，必须以自身为根本，自身不正却能治理天下国家的，是没有的。格，就是穷尽；物，就是理，就是说穷尽其理罢了。穷尽其理，然后才能致知，不穷尽就不能致知。格物是通往道的开始，想要思考格物，就已经接近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能收敛心神而不放逸。
智慧是我本来固有的，然而不致知就不能得到它，而致知必定有方法，所以说“致知在于格物”。
《大学》论述诚意以下，都是穷究其意而使之明白，唯独格物说“物格而后知至”，大概是可以用心意领悟而不可以用言语传达的。从格物扩充开来，然后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不知道格物而先想要诚意、正心、修身的人，没有能合乎道理的。
“致知在于格物”，不是从外部灌输给我的，是我本来固有的。因为外物而有变迁，迷惑而不知道，那么天理就泯灭了，所以圣人想要格物。
随着事物观察道理，那么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天下的道理得到，然后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君子的学问，是为了反求诸己罢了。反求诸己在于致知，致知在于格物。
学问没有比自得更珍贵的，得不是从外部来的，所以说自得。
学问没有比平心更大的，平心没有比端正更大的，端正没有比真诚更大的。
君子的学问，在于意必固我既已消亡之后，又回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这就是学问的最高境界。
心最重，鸡犬最
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至其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乐其所不当乐，不乐其所当乐；慕其所不当慕，不慕其所当慕，皆由不思轻重之分也。
译轻。鸡犬走失了就知道去寻找，心走散了却不知道去寻找，难道是因为喜爱那极轻的而忘记了那极重的吗？不过是不去思考罢了。现在世上的人，以不该快乐的事为乐，不以该快乐的事为乐；羡慕不该羡慕的，不羡慕该羡慕的，这都是因为不思考轻重之间的区别啊。
颜渊叹孔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颜子所以善学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学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苟子曰：「真积力久则入。」杜预曰：「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极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苟子、管子、杜预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
君子不以天下为重而身为轻，亦不以身为重而天下为轻。凡尽其所当为者，如「可以仕则仕」，「入则孝」之类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执者，杨、墨之道也。
能尽饮食言语之道，则可以尽去就之道；能尽去就之道，则可以尽死生之道。饮食言语，去就死生，小大之势一也。故君子之学，自微而显，自小而章。易曰：「闲邪存其诚。」闲邪则诚自存，而闲其邪者，乃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孝其所当孝，弟其所当弟，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
多权者害诚，好功者害义，取名者贼心。
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圣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学者，随文析义，求奇异之说，而去圣人之意远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与五者异，其亦弗学欤！其亦未体其性也欤！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欤！
道孰为大？性为大。千里之远，数数千岁之日，其所动静起居，随若亡矣。然时而思之，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数千岁之久无异日之近，人之性则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或问：「周公勋业，人不可为也已。」曰：「不然。圣人之所为，人所当为也。尽其所当为，则吾之勋业，亦周公之勋业也。凡人之弗能为者，圣人弗为。」
君子之学，要其所归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莫贵于思，唯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胜者灭理，肆欲者乱常。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皆时也，未尝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时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
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
译颜渊赞叹孔子说：“仰望他，越看越高；钻研他，越钻越深；看着他在前面，忽然又跑到后面。老师善于有步骤地引导人，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制约束我的行为，我想停止都做不到。我已经竭尽了我的才能，好像有所建树，高高地立在那里，虽然想追随他，却找不到途径了。”这就是颜子善于向孔子学习并深刻理解孔子的原因。
有学问没达到却说达到了的人，遵循他的话也可以进入正道。荀子说：“真诚积累，努力持久，就能进入正道。”杜预说：“温和柔和地对待他，让他自己探求；让他满足饱足，让他自己趋向。”管子说：“思考又思考，再反复思考，思考了还不通，鬼神将使之通，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神达到极致的结果。”这三个人，遵循他们的话都可以进入正道，而荀子、管子和杜预起初并不能达到这种境界。
从外部学习而获得内在的，叫做明。从内在获得而兼及外部的，叫做诚。诚与明是统一的。
通过听闻和见闻获得的知识，不是德性的知识。事物相互接触就产生知识，这不是内在的，现在所说的博学多能就是这种。德性的知识，不依赖听闻和见闻。
君子不把天下看得重而把自己看得轻，也不把自己看得重而把天下看得轻。凡是尽力做应当做的事，如“可以出仕就出仕”，“在家就孝顺”之类，这就是孔子的道。被蒙蔽而有执着的人，是杨朱、墨翟的道。
能尽饮食言语之道，就能尽去就之道；能尽去就之道，就能尽死生之道。饮食言语，去就死生，大小之势是一样的。所以君子的学习，从细微到显著，从小到宏大。《易经》说：“防止邪恶，保持真诚。”防止邪恶，真诚自然保持，而防止邪恶的，就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往的时候。
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君子的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然后停止。不到圣人就停止的，都是自暴自弃。孝顺应当孝顺的人，敬爱应当敬爱的人，由此推广，也就成为圣人了。
多权谋的人损害真诚，好功名的人损害道义，求取名声的人伤害心灵。
君主贵在明察，不贵在细察；臣子贵在正直，不贵在权变。
称性之善叫做道，道与性是统一的。因为性之善如此，所以叫做性善。性的根本叫做命，性的自然状态叫做天，性之有形者叫做心，性之有动者叫做情，凡此数者都是统一的。圣人根据事情制定名称，所以不同如此。后来的学者，随文析义，寻求奇异的说法，离圣人的意思远了。
从性出发，都是善的。圣人因为它的善，就用仁义礼智信来命名；因为施行的不同，所以用五者来区别。合起来说都是道，分开说也都是道。舍弃这些而行，是违背其性，是违背其道。而世人却说性、道与五者不同，他们不学习吗？他们没有体会其性吗？他们不知道道在哪里吗？
道什么最大？性最大。千里之远，数千年之久，其动静起居，似乎消失了。然而有时思考它，那么千里之远就在眼前，数千年之久无异于近日之近，人的性也就很大了。唉！人的自小看，也可哀了。人的性是一样的，而世人却说我能成为圣人，这是不自信。他们不考察吗？
自得的人所守坚固，而自信的人所行不疑。
学习贵在信，信在诚。诚则信，信则诚。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有人问：“周公的勋业，人不能做。”回答说：“不是这样。圣人所做的，人应当做。尽其所当为，那么我的勋业，也是周公的勋业。凡人之不能做的，圣人不做的。”
君子的学习，要其所归而已。
民可以明，不可以愚；民可以教，不可以威；民可以顺，不可以强；民可以使，不可以欺。
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欲望之害人甚矣。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自觉，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返。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乃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逸，此皆有以使之也。那么如何遏制欲望？说思考而已。学习没有比思考更贵的，只有思考能遏制欲望。曾子的三省，是遏制欲望的方法。
好胜的人灭理，肆欲的人乱常。
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这些都是时，未尝不合中，所以说“君子而时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所以说“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所以说“天下之达道”。
学习，使人求于内。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不是圣人的学习。什么是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的是也。学习，使人求于本。不求于本而求于末，不是圣人的学习。什么是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的。这两者都
无益于身，君子弗学。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学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迁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贵也，以所谓学者非学也。
译对修身没有益处，君子就不去学。
墨子的德行达到了极致，但君子不向他学习，因为他舍弃了正道而走向其他途径。司马相如、司马迁的才华达到了极致，但君子不看重他们，因为他们所谓的学问并不是真正的学问。
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抑无异乎？庄周、老聃，其与伯夷、柳下惠类乎？不类乎？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异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宕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
学莫贵于知言，道莫贵于识时，事莫贵于知要。所闻者所见者外也，不可以动吾心。
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能养之则无害矣。
伊尹之耕于有莘，傅说之筑于傅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学之，天下之贤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名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莫之与长。
或问：「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与贫贱而在陋巷者，何以异乎？」曰：「贫贱而在陋巷者，处富贵则失乎本心。颜子在陋巷犹是，处富贵犹是。」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
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矣。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政不贵详，贵于顺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焉，此学者所宜尽心也。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扩而充之，化旦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然后可以至于圣人。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而用之者，皆自弃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与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扰也。故善学者，临死生而色不变，疾痛惨切而心不动，由养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热而烦，不寒而栗，无所恶而怒，无所悦而喜，无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
志顺者气不逆，气顺志将自正。志顺而气正，浩然之气也。然则养浩然之气也，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
中庸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曰：「道不远人。」此持圣人为始学者言之耳。论其极，岂有可离与不可离而远与近之说哉？
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知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人之生也，小则好驰骋弋猎，大则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见啬于财而能为善者也，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
君子之学也，「使先之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欤〔一〕！
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
译庄子是背离圣人之道的人，而世上的人都说他是为了矫正时世的弊端。矫正时世的弊端，本来就是这样吗？伯夷、柳下惠是矫正时世弊端的人，他们与圣人有什么不同呢？还是没有什么不同呢？庄周、老聃，他们与伯夷、柳下惠同类吗？不同类吗？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值得看的地方，但用来追求远大目标恐怕会陷入困境。”孔子说：“钻研那些非正统的学说，祸害就大了。”这些话是说异端有可取之处，但不是大道的正统。
君子以见识为根本，行为次之。现在假设有一个人，力气能够实行，但见识不足以理解，那么异端邪说就会出来，他将会随波逐流而不知道返回。内心不知道喜好与厌恶，外部不知道是非，即使有尾生那样的守信，曾参那样的孝顺，我也不看重他。
学习没有比懂得辨析言语更重要的，大道没有比认清时势更重要的，做事没有比抓住关键更重要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不可以动摇我的心。
孟子说：“这种气，极其盛大极其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这大概是说浩然之气极其盛大、极其刚强而且正直，能够培养它就没有害处了。
伊尹在有莘之地耕种，傅说在傅岩筑墙，天下的事情，不是逐一去学习的，天下的贤才，不是逐一去认识的，明白道理在于自己罢了。
君子不希望才能超过德行，不希望名声超过实际，不希望文采超过质朴。才能超过德行的人不吉祥，名声超过实际的人有灾祸，文采超过质朴的人没有人愿意与他长久相处。
有人问：“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不改变他的快乐，与贫穷低贱住在简陋巷子里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贫穷低贱住在简陋巷子里的人，处于富贵之中就会失去本心。颜回住在简陋巷子里是这样，处于富贵之中也是这样。”
通晓昼夜的道理，就知道昼夜，也就是死生的道理。
知道生的道理，就知道死的道理；尽到侍奉活人的道理，就尽到了侍奉鬼神的道理。死生、人鬼，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为什么呢？和顺之气积聚在内心，英华之气发显在外部。所以说话就形成文采，行动就形成章法。
学习不贵在广博，贵在正确罢了。言语不贵在繁多，贵在恰当罢了。政事不贵在详尽，贵在顺遂罢了。
“意、必、固、我”这些毛病消除之后，必然有事要做，这是学者应当尽心尽力的。夜间气息所保存的是良知，是良能，如果扩充并充实它，将白天所损害的转化为夜间气息所保存的，然后才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孟子说：“充分扩充自己本心的人，就了解人的本性；了解人的本性，就了解天了。”心、性、天，没有什么不同。
人人都有这个大道，只有君子能够体会并运用它。不能体会并运用它的人，都是自暴自弃。所以孟子说：“如果能够扩充它，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它，不足以侍奉父母。”扩充与不扩充，都在于我自己罢了。
德行盛大的人，外物不能扰乱他，形体不能生病。形体不能生病，是因为外物不能扰乱他。所以善于学习的人，面临生死脸色不变，疾病痛苦深切内心不动，这是由于平时修养有素，不是一朝一夕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内心浮躁的人，不热却烦躁，不寒却战栗，没有厌恶却发怒，没有喜悦却欢喜，没有获取却兴起。君子没有比端正自己的气更重要的，想要端正自己的气，没有比端正自己的志向更好的。志向既然端正，那么即使热也不烦躁，即使寒也不战栗，没有怒，没有喜，没有取，去留依然如此，生死依然如此，这就叫做不动心。
志向顺遂则气不逆反，气顺遂志向自然端正。志向顺遂而且气正，就是浩然之气。那么培养浩然之气，就在于持守志向而不暴戾其气罢了。
《中庸》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又说：“道不远离人。”这是针对初学者以圣人为目标来说的。说到极致，哪里有可离与不可离、远与近的说法呢？
学习容易，理解困难。理解并不难，体会并得到它才难。
“致曲”，就是就其曲折之处而推致它。
人人都有比自身更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原因。
学者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根本。《论语》、《孟子》既已研习，那么六经可以不研习就明白了。读书的人，应当观察圣人写作经典的本意，圣人用心的地方，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而我之所以没有达到、没有得到的原因，逐句去探求，白天诵读并体味，半夜思考，平复内心，平和气息，存留疑问，那么圣人的见解就显现了。
人出生以后，小时候喜欢驰骋射猎，长大后喜欢建立功名，这都是血气旺盛使然。所以衰老时，就有不足的神色；生病时，就有可怜的话语。人的本性极其伟大，却被形体血气所役使而自己不知道，悲哀啊！
我没有见过吝啬钱财却能行善的人，我没有见过不真诚却能行善的人。
君子学习，是“让先觉者觉悟后知者，让先觉者觉悟后觉者”，而老子认为“不是用来使民众明智，而是用来使他们愚昧”，这难道不是自毁其本性吗！
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然后才可以共同学习；学习善于思考，然后才可以走向大道；思考有所收获，就可以确立；确立并能化育万物，就可以权变。
“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视听
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则恶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
译言语行动都遵循礼制，这就叫做仁，仁与礼并没有区别。孔子告诉仲弓说：“出门如同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担重大祭祀，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君子如果能这样用心，能这样存心，那么哪有不成仁的呢？而其根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无好学之志，则虽有圣人复出，亦无益矣。然圣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习闻之久也。
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求之。礼记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尽其才也。
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而不知反，则亦禽兽而已。
形易则性易，性非易也，气使之然也。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显者莫如是，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
君子之学贵乎一，一则明，明则有功。
德盛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
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罪，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
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
而诚也。及其至焉，一也。
「闻善言则拜」，禹所以为圣人也。「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颜子所以为大贤也。后之学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
学以知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
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
尧、舜之为善，与桀、跖之为恶，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也。
圣人无忧劣。尧、舜之让，禹之功，汤、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学者有无思无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则足以知其终，反终则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说，如是而已矣。故以春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为终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与是类也。「其次致曲」者，学而后知之也，而其成也，与生而知之者不异焉。故君子莫大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此汤、武所以圣也。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
「杞柳」，荀子之说也。「湍水」，杨子之说也。
圣人所知，宜无不至也；圣人所行，宜无不尽也；然而书称尧、舜，不曰刑必当罪，赏必当功，而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异乎后世刻核之论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进，自大者去道远。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唯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而其始则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言学者始于诚也。
杨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游而不决。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性果恶邪？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圣人之言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杨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问贾谊。曰：「谊之
译如果没有好学的志向，那么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没有益处。然而圣人在上位而百姓多行善，是因为涵泳于教化之中，深远且持久，长久地听闻并习染。
《礼记》除了《中庸》、《大学》，只有《乐记》最接近大道，求学的人应当深思并自行探求。《礼记》中的《表记》，大概也接近大道吧！它的言论端正。
求学的人必须寻找老师。仅凭记忆和文章不足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因为所学的是外在的东西。所以选择老师不可不慎重。所谓老师是什么？是理，是义。“年少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久了便成为自然。”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会改变这句话。孔子说：“本性相近，习染相远，只有上智和下愚不可改变。”下愚并非本性如此，而是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
君子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仁义的本性。如果放纵自己的心志而不知道反省，那么也就只是禽兽罢了。
形体改变则本性改变，本性并非容易改变，是气使之如此。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并不是断绝百姓的欲望而强迫人做不能做的事，而是用来防范欲望，警戒奢侈，从而使人进入正道。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为了阐明道理。
最显明的没有比这更甚的，最细微的没有比理更甚的，而事与理是一致的，微与显同源。古代君子所说的善于学习的人，是因为他们能贯通于此罢了。
君子的学习贵在专一，专一则明达，明达则有所成就。
德行盛大的人言论流传，文采盛大的人言论也流传。
名物数术之学，君子学习它但不把它作为根本。言语有罪过，君子知道它但不把它作为开端。
孔子的道，发用于行为，如《乡党》所记载的那样，是从真诚而达到明达。从《乡党》所记载的行为中学习，以至于达到孔子的境界，是从明达而达到真诚。等到达到极致，二者是一样的。
“听到善言就拜谢”，这是禹成为圣人的原因。“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少”，这是颜子成为大贤的原因。后来的求学的人有一点善就自满，可悲啊！
为学的方法，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考就能获得，不思考就不能获得。所以《尚书》说：“思考叫做睿智，睿智造就圣人。”思考所以能睿智，睿智所以能成圣。
学习以认知为根本，结交朋友次之，实践次之，言语次之。
诚信不足以穷尽真诚，就像爱不足以穷尽仁一样。
董仲舒说：“端正义理，不谋求利益；阐明大道，不计算功效。”这是董子超越其他诸子的原因。
尧、舜行善，与桀、跖作恶，他们的自信是一样的。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失义而后礼。”那么道德仁义礼，就分成了五种。
圣人没有忧虑和缺陷。尧、舜的禅让，禹的功业，汤、武的征伐，伯夷的清高，柳下惠的温和，伊尹的担当，周公在上位而道得以施行，孔子在下位而道不能施行，他们的道是一样的。
不深思就不能达到大道，不深思而得到的，容易失去。然而求学的人有无思无虑而得到的，为什么呢？回答说：无思无虑而得到的，正是通过深思而得到的。把无思无虑当作不思而自以为得到的，从来没有过。
推究开始就足以知道终结，反推终结就足以知道开始，生死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所以以春为开始而推究，必然有冬；以冬为终结而反推，必然有春。生死，大概与此类似。“其次致曲”的人，是学习后才知道的，而其成就，与生而知之的人没有不同。所以君子没有比学习更大的事，没有比画地为牢更有害的事，没有比自满更糟糕的事，没有比自暴自弃更严重的罪过。学习而不止息，这是汤、武成为圣人的原因。
“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完善自己”，最终达到成就万物。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外物，最终导致丧失自我。
“杞柳”，是荀子的观点。“湍水”，是杨子的观点。
圣人所知道的，应该没有不到的；圣人所做的，应该没有不尽的；然而《尚书》称颂尧、舜，不说刑罚必定符合罪行，奖赏必定符合功劳，而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就从重，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违背常法。”这与后世苛刻严酷的议论不同。
自我夸耀的人接近刑罚，自我欣喜的人不能进步，自大的人远离大道。
君子的学习必须每天更新，每天更新就是每天进步。不每天更新的必然每天退步，没有不进步也不退步的。只有圣人的道没有进退，因为他所达到的境界是极致的。
侍奉上级的方法没有比忠诚更好的，对待下级的方法没有比宽恕更好的。
《中庸》这本书，是求学者的极致，而其开头就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大概是说求学始于真诚。
杨子，没有自得的人，所以他的言论蔓延不断，优游不决。他论性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修养善就成为善人，修养恶就成为恶人。”荀子，违背圣人的人，所以把孟子列为十二子之一，而说人的本性恶。本性果真恶吗？圣人怎么能违背本性而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圣人的言论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似乎不可企及，其近也可以实行。杨子说：“圣人的言论远如天，贤人的言论近如地。”不对。
有人问贾谊。回答说：“谊之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学之，将欲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乌足贵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虽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无心害我邪？疑则己德内损，人怨外生。故不疑则两得之矣，疑则两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为君子者也。
昔者圣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唯能亲亲，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贤，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唯仁与义，尽人之道；尽人之道，则谓之圣人。
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一〕；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亦必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者乎？故曰：学者不可以不诚。虽然，诚者在知道本而诚之耳。
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无得，不问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寿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于天，不可增损加益，而欲服食而寿，悲哉！
见摄生者而问长生，谓之大愚。见卜者而问吉凶，谓之大惑。
或问性。曰：「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
附录
门人朋友述序
河闲刘立之日：先生幼质集有而字。有奇一作异。质，明慧惊人，年数岁，即有成人之度。尝赋酌贪泉，诗曰：「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当世先达许其志操。及长，豪勇自奋，不溺于流俗。从汝周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踰冠，应书京，师，声望蔼然，老儒宿学，皆自以为不及，莫不造门愿交。
释褐，主永兴军鄠县簿。永兴师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尽礼。为令晋城，其俗仆陋，民不知学，中闲几百年，无登科者。先生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厉，诱进学者，风靡日盛、熙宁元丰闲，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先生为政，集无为政二字。条教精密，而主之以诚心。晋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闲，编户数万众，罪入极者纔一人，然乡阊犹以不遵教令集无令字。为深耻。熙宁七年，立之得官晋城，距先生去已十余年，见民有聚口众而不析异者。问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诚心感人如此。
荐为御史，神宗召对，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神宗叹赏，以为得御史体。神宗厉精求治，王荆公执政，议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发愤肆骂，无所不至者。先生独以至诚，开纳君相。疏入辄削稿，不以示子侄。常曰：「扬己矜众，吾所不为。」尝被旨赴中堂议事，荆公方怒言者，厉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议，愿公平气以听
译一定要实行井田制，一定要实行分封制，一定要恢复肉刑，这都不是圣人的治国之道。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效法井田制的精神来推行，百姓就不会困苦；效法分封制的精神来任用，百姓就不会劳累；效法肉刑的精神来使用，百姓就不会怨恨。所以善于学习的人，能够领会圣人的意图，而不拘泥于圣人的具体做法。所谓具体做法，是圣人根据当时的利益而制定的。
人从小学习，是为了成就学业；学业既已成就，是为了付诸实践。学习而不能成就学业，成就了学业而不能付诸实践，那怎么值得可贵呢？
对待别人有原则，就是不怀疑罢了。如果那个人有心要害我，即使怀疑也不能改变他的心意。如果那个人无心要害我，怀疑就会使自身的品德受损，使别人的怨恨产生。所以不怀疑就能两全其美，怀疑就会两败俱伤，而没有多疑的人能成为君子的。
从前圣人说过：“确立做人的道理，就是仁，就是义。”孔子说：“仁就是爱人，以亲近亲人为最重要；义就是适宜，以尊重贤人为最重要。”只有能亲近亲人，才能做到“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子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女”；只有能尊重贤人，才能做到“贤人在高位，能人在职位”。只有仁和义，才穷尽了做人的道理；穷尽了做人的道理，就称为圣人。
求学的人不可以不真诚，不真诚就不能行善，不真诚就不能成为君子。治学如果不真诚，学业就会杂乱；做事如果不真诚，事情就会失败；为自己谋划如果不真诚，就是欺骗自己的心而自弃忠诚；与人交往如果不真诚，就是丧失自己的品德而增加别人的怨恨。现在那些旁门左道，也必须真诚才能有所得，何况想要成为君子的人呢？所以说：求学的人不可以不真诚。虽然如此，真诚在于知道道的根本而真诚地追求它。
古人占卜，是为了决断疑惑。现在的占卜却不是这样，只是计算命运的穷通，比较身世的显达与否罢了。唉！这也太糊涂了。
不思考所以有疑惑，不探求所以没有收获，不询问所以不知道。
世上那些服用丹药以求长寿的人，真是太愚蠢了。寿命是上天赋予的，不可增减，却想通过服用丹药来长寿，可悲啊！
见到养生的人就问长生之道，称为大愚。见到占卜的人就问吉凶，称为大惑。
有人问人性。回答说：“顺从人性就吉祥，违背人性就凶险。”
孔子去世后，曾子的道日益光大。孔子去世后，传承孔子之道的人，只有曾子罢了。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孟子死后，道统失传，到孟子时圣人的道更加尊贵。
孟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这是孔子的做法。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所以懂得《易经》的人，没有比孟子更懂的。孟子说：“王者的遗迹消亡而《诗经》也随之消亡，《诗经》消亡后《春秋》才出现。《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有的比另一些好罢了。”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国家不能互相征伐。所以懂得《春秋》的人，没有比孟子更懂的。礼的根本，出自百姓的情感，圣人因而引导它。礼的器物，出自百姓的风俗，圣人因而加以节制和修饰。圣人如果再次出现，必定依据现在的衣服器物来加以节制和修饰。他所说的重视根本而亲近实用，也不过是当时的君王斟酌损益罢了。
附录
门人朋友述序
河间刘立之说：先生幼年资质集有“有”字。有奇一作异。质，聪明智慧惊人，几岁时，就有成年人的气度。曾经作《酌贪泉》诗，诗曰：“内心如果坚定，外物怎么能改变？”当时的先辈赏识他的志向节操。长大后，豪勇奋发，不沉溺于流俗。跟随汝周南周茂叔问学，穷究性命之理，顺从本性会通大道，体悟大道成就德行，出处合乎孔孟，从容不勉强。过了冠礼，应书京，师，声望美好，老儒宿学，都自以为不及，无不登门愿交。
释褐，任永兴军鄠县簿。永兴是师府，其出守的都是禁密大臣。对待先生无不尽礼。任晋城令，当地风俗鄙陋，百姓不知学习，中间几百年，没有登科的人。先生挑选其中的优秀者，为他们设置学舍粮具，聚集起来教导他们。朝夕督促勉励，诱导进取学者，风气日盛。熙宁元丰年间，应书者多达数百，登科者十余人。先生为政，以无为政二字。条教精密，而以诚心为主。晋城的百姓，受先生教化，暴桀子弟甚至有耻于犯法。直到先生离任，三年间，编户数万众，犯罪入极刑的才一人，然而乡间仍以不遵教令为深耻。熙宁七年，立之在晋城得官，距离先生离任已十余年，见百姓有聚众而不分异者。问其原因，说是守程公的教化。其诚心感人如此。
荐为御史，神宗召对，问为什么做御史。回答说：“让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可以；让臣掇拾臣短长，以沽直名，不能。”神宗叹赏，以为得御史体。神宗励精求治，王荆公执政，议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发愤肆骂无所不至者。先生独以至诚，开纳君相，疏入辄削稿，不以示子侄，常曰：“扬己矜众，吾所不为。”尝被旨赴中堂议事，荆公方怒言，厉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议，愿公平气以
。」荆公为之愧屈善谈。
太中公得请领崇福，先生求折资监当以便养。归洛，从容亲庭，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译荆公因此感到惭愧而屈服，善于谈论。
太中公得以请求管理崇福宫，先生请求折减俸禄担任监当官，以便奉养父母。回到洛阳，在父母身边从容侍奉，每天以读书和劝勉学习为事。先生的经学精通明达，义理精妙细微，乐于教导而不知疲倦。士大夫跟随他讲学的人，从早到晚门庭若市，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人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执政门者，方自南还，未至集无未至二字。而附会之说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议亏阙，先生奏言其行。后先生被命判武学，其人已位通显，惧先生复进，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为异论，先生笑曰：「是岂诬我邪？」复以便亲乞汝监局。先生高才远业，沦屈卑怯，为先生叹息，而先生处之恪勤匪懈，曰：「执事安得不谨！」
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阙，得疾以终。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处，卜时隆污。闻讣之日，识与不识，莫不陨涕。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阈集作阃。者盖集无盖字。鲜，况堂奥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一有有字。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集无之字。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其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其不至。故虽桀傲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
太中公告老而归，家素清窭，僦居洛城。先生以禄养，族大食众，菽粟仅足，而老幼各尽其欢。中外幼孤穷无托者，皆收养之，抚育诲导，期于成人。嫁女娶妇，皆先孤遗而后及己子。食无重肉，衣无兼副。女长过期，至无赀以遣。
先生达于从政，以仁爱为本，故所至，民载之如父母。立之尝问先生以临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输其情。」集有又尝二字。问御吏，曰：「正己以集无以字。格物。」虽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训，不敢忘怠。集作忽。
先生抱经济大器，有开物成务之才，虽不用于时，然至诚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见民疾苦，如在诸己。闻朝廷兴作小失，则忧形颜色。尝论所以致君尧、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动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时命不会如此，美志不行，利泽不施，惜哉！
立之家集无家字。与先生有异世之旧，先人高爽有奇操，集无此上五字，与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数岁，先生兄弟取以归，教养视子侄，卒立其门户。未世俗薄，朋友道衰，闻先生之风，宜有愧耻。集无此上四十三字。
立之从先生最久，闻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为最集无此最字。详。先生终，系官朔陲，不得与于行
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讣悲号，摧裂肝膈。集无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节高谊，天下莫不闻，至于集作乎。委曲纤细，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来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惧堙没不传，以为门人羞，辄书所知，以备采摭。
沛国朱光庭曰：呜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笔之于书，其后孟轲倡之。轲死而不得其传，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学，以诚为本。仰观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所以然者，诚而已。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诚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参合无闲，纯亦不已者，其在兹乎！盖诚者天德也。圣人自诚而明，其静也渊停，其动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
先生得圣人之诚者也。自始学至于成德，虽天资顈彻，绝出等夷，然卓约之见，一主于诚。故推而事亲则诚孝，事君则诚忠，友于兄弟则绰绰有裕，信于朋友则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则不愧于集无于字。屋漏，临政爱民则如保乎集无乎字。赤子。非得夫圣人之诚，孰能与于斯？才周万物而不自以为高，学际三才而不自以为足，行贯神明而不自以为异，识照古今而不自以为得。至于六经之奥义，百家之异说，研穷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虽万变交于前，而烛之不失毫厘，权之不失轻重。凡贫贱富贵死生，皆不
译先生在御史台任职时，有南方士人游历于执政大臣门下的，正从南方返回，尚未到达京城，而附会先生的谣言已在京城流传，况且此人平时就议论先生的缺失，先生上奏揭发他的行为。后来先生受命担任武学判官，此人已位居显要，害怕先生再次进用，于是上奏章说，先生在推行新法之初，首先提出异议，先生笑着说：“这难道是在诬蔑我吗？”又因方便侍奉双亲请求担任汝州监酒税。先生才华卓越、志向远大，却沉沦屈居于卑贱怯懦之位，我为先生叹息，而先生处之恭敬勤勉毫不懈怠，说：“任职怎能不谨慎！”
如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征召先生。朝廷正要重用他，先生尚未赴任，就因病去世。先生享有天下崇高的声望，士人百姓根据他的出仕与隐退，来推测时世的兴盛与衰败。听到讣告的那天，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没有不流泪的。
自从孟子去世，圣人的学问失传，学者穿凿附会、妄加创作，不知道进入道德的门径。先生在千年之后杰出地自立，清除杂乱污秽，开示根本原由，圣人的庭院如同家喻户晓一般可以进入，学士大夫才开始知道所应遵循的道路。然而高才之人世间稀少，能进入其门径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堂奥深处呢？
先生德性充实完备，纯粹和顺之气洋溢于面容背部，快乐平易多能宽恕，整天怡然喜悦。我跟随先生三十年，未曾见过他有一次愤怒严厉的表情。待人温和，无论贤与不贤，都使他们坦诚尽意。听到别人有一点善行，赞叹奖赏，惟恐他不坚定。别人有不足之处，开导诱导，惟恐他达不到。所以即使桀骜不恭之人，见到先生，没有不感动喜悦而信服转化的。风格高迈，不从事标榜修饰，而自有界限。看他的容貌神色，听他的言谈教诲，那么放逸邪僻之气不再萌生于胸中。
太中公告老还乡，家中一向清贫，租住在洛阳城中。先生用俸禄供养，家族庞大人口众多，豆粟仅够维持，而老幼各自尽享欢乐。内外年幼孤儿贫穷无依靠者，都收养他们，抚育教诲引导，期望他们成人。嫁女儿娶媳妇，都先照顾孤遗而后才轮到自家子女。饮食没有两种肉食，衣服没有两套备用。女儿年长超过婚期，甚至没有资财送嫁。
先生通达从政之道，以仁爱为根本，所以所到之处，百姓拥戴他如同父母。我曾问先生如何治理百姓，先生说：“让百姓各自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意。”又问如何驾驭官吏，先生说：“端正自己来感化事物。”即使愚笨不贤之人，信服先生的训诫，不敢忘记懈怠。
先生怀抱经世济民的大才，有开物成务的才能，虽然不被当时所用，然而至诚之心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见到百姓疾苦，如同在自己身上。听到朝廷兴作稍有失误，就忧愁表现在脸色上。曾经论述使君主成为尧、舜，使风俗达到成王、康王境界的意思，他的话感激动人。一千五百年才出现这样一个人，时运命数不配合如此，美好的志向不能实行，恩泽不能施予，可惜啊！
我家与先生有异世的旧交，先父高爽有奇特的节操，与先生交好尤其亲密。先父早逝，我才几岁，先生兄弟把我带回家，教养视同子侄，最终使我立起家业。如今世俗淡薄，朋友之道衰微，听到先生的风范，应当有愧耻之心。
我跟随先生最久，听到先生的教诲最多，得知先生的行事最为详细。先生去世时，我任职于北方边陲，不能参与丧礼行列，哭泣的悲哀，接到讣告悲号，摧裂肝膈。先生的大节高义，天下没有不闻知的，至于细微曲折，一言一行，足以垂范后世，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我深怕埋没不传，成为门人的羞耻，于是书写我所知道的，以备采录。
沛国朱光庭说：唉！道不明不行已经很久了。自从子思把它写进书里，其后孟子倡导它。孟子死后没有得到传承，韩愈的话可信了。大体上先生的学问，以诚为本。仰观天，清明穹窿，日月的运行，阴阳的变化，所以这样的原因，只是诚罢了。俯察地，广博持载，山川的融结，草木的繁殖，所以这样的原因，只是诚罢了。人处于天地之间，参合无间，纯粹不已的，大概就在这里吧！诚是天德。圣人由诚而明，他静止时如深渊停驻，他行动时如神速，天地之所以定位，万物之所以养育，何尝不是由这条道路呢？
先生得到圣人的诚。从开始学习到成就德行，虽然天资聪慧，超出常人，然而卓越的见解，一以诚为主。所以推而事亲则诚孝，事君则诚忠友爱兄弟则绰绰有余，信于朋友则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则在暗室也不愧，临政爱民则如同保护婴儿。如果不是得到圣人的诚，谁能达到这个境界？才能周遍万物而不自以为高，学问贯通三才而不自以为足，行为贯通神明而不自以为异，见识照察古今而不自以为得。至于六经的奥义，百家的异说，研究穷尽搜求，在胸中判然分明。天下之事虽然万变交于面前，而烛照之不失毫厘，权衡之不失轻重。凡是贫贱富贵死生，都不
呜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岂小补哉？方当圣政日新，贤者汇进，殆将以斯道觉斯
民，而天夺之速，可谓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自孟轲以来，千有余岁，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后传。其补助天地之功，可谓盛矣。虽不得高位以泽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较着，其闲见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为不亡矣。
河闲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绝人，外和内刚，眉目清峻，语声铿然。恕早从先生之弟学，初见先生于磁州。其气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断义，刚而不犯；其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义；其言近，而测之益远。恕盖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谓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为澶州幕官，岁余罢归。恕后过澶州，问村民，莫不称先生，咨嗟难息。盖先生之从政，其视民如子，忧公如家。其诚心感人，虽为郡僚佐，又止岁余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称难其贤。使先生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
既不用于朝廷，而以奉亲之故，禄仕于筦库以为养。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集无字。必合集作由。乎规矩准绳。盖真颜氏之流，黄宪、刘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阊里士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迹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断，凡集无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复起司马公君实以为门下侍
郎，用吕公晦叔为尚书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执政日须其来，将大集作白。用之。讣至京师，诸公人人难嗟，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诸生闻之，莫不相吊，以为哲人云亡也。
呜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国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闼，下下固已晏然。方大讲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矫枉，资人材以成治功之时，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无不宜。盖其所知，上极尧、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远纤悉，上下与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时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识之；至于兴造礼乐，制度文为，下至行师用兵，战阵之法，无所不讲，皆造其极；外之夷狄情状，山川道路之险易，边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带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决文法簿书，又皆精密详练。若先生，可谓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试其万一，又不究于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恸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为人清明端洁，内直外方。其学，本于诚意正心，以圣贤之道〔一〕可以必至，勇于力行，不为空文。其在朝廷，与道行止，主于忠信，不崇虚名。其为政，视民如子，惨怛教爱，出于至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赖之如父母，去久集无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尝言，县之政可达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余集无余字。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家贫，疏食或不继，而事亲务养其志，赒赡族人必尽其力。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厉，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直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虽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处为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为且大用。及闻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阊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时不幸也，其命矣夫！
书行状后 游
译唉！上天降生这个人，让他来平定治理天下，他的功德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正当圣明的政教日日更新，贤能之士汇聚进用，大概将要凭借这种道义来唤醒民众，而上天却迅速夺去了他的生命，可以说是非常不幸了。孔子说：“早上得知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自从孟子以来，一千多年，先王的大道得到先生才得以传承。他辅助天地的功绩，可以说是非常盛大。虽然他没有获得高位来恩泽天下，然而凭借这种道义向人们倡导，也已经相当显著，那些偶然听闻而了解的人，尚且能够效仿他，先生算是没有消亡了。
河间邢恕说：先生的品德性情超越常人，外表温和内心刚强，眉目清秀峻拔，说话声音铿锵有力。我早年跟随先生的弟弟学习，初次在磁州见到先生。他的气质容貌，清明平和纯粹；他待人接物，温和而有包容；他判断道义，刚正而不侵犯；他思考问题，汇聚精微之处。精妙地创造深奥的义理；他的话浅近，但越探究越深远。我起初恍然若失，才知道天下有成就德行的君子，所谓完美的人，像先生就是这样。
先生担任澶州幕僚，一年多后罢职回家。我后来经过澶州，询问村民，没有不称赞先生的，叹息声难以平息。大概先生从政时，看待百姓如同子女，忧虑公事如同自家。他的诚心感动人，虽然是郡府的佐官，又只任职一年多就离开，以至于田间的农夫和乡野的百姓都知道他的姓名，又感叹他的贤能。如果先生治理一个郡，会怎么样呢？如果先生在天下推行道义，会怎么样呢？
既然不被朝廷重用，因为奉养双亲的缘故，在掌管仓库的职位上领取俸禄以供养父母。居住在洛阳几十年，潜心于道德性命之间，有办法自我涵养那浑厚浩大、冲淡融通的气度，而汇聚没有文字。必定汇聚成由。合乎规矩准绳。大概是真正的颜回一流的人，黄宪、刘迅这类人不足称道。洛阳实际上是陪都，是士人的聚集地。做官的人都仰慕他的教化，跟随他质疑解惑；乡里的士大夫都敬仰他，乐于与他交往；学士们都以他为宗师，讲论道义；往来经过洛阳的旅客，如果有名望有见识的，必定登门拜访，虚心而去，充实而归，没有不心醉神迷、收敛行迹而诚心佩服的。于是先生自身更加退隐，地位更加卑微，而名声在天下更加崇高。
现在皇帝即位，太皇太后一同听政决断，凡是。政事中有利的事保留，有害的事去除，重新起用司马光君实担任门下侍郎，任用吕公晦叔担任尚书左丞，而先生也以宗正丞被征召。执政大臣每天等待他到来，将要大力。任用他。死讯传到京师，各位大臣人人都叹息，为朝廷惋惜；士大夫下至平民书生听到消息，没有不相互哀悼的，认为这是哲人去世啊。
唉！只有先生因为直言进谏不合时宜，离开朝廷十七年。现在太皇太后制定政令，不出宫门，下面本来已经安定。正当大力讲求政事的得失，纠正偏差和枉曲，借助人才来完成治理功业的时候，像先生这样的才能，无论大小左右内外，任用他无不适宜。大概他所知道的，上至尧、舜、三代帝王的治理，他之所以包容博大，悠远细微，上下与天地同流，他的教化如同及时雨，先生本来已经默默记在心中；至于兴办礼乐，制度文章，下至行军打仗，战阵的方法，没有不研究的，都达到了极致；外至夷狄的情况，山川道路的险易，边疆防御戍守、城寨斥候控制要害之处，没有不彻底了解的；他处理政务、决断文书法令簿册，又都精密详实熟练。像先生，可以说是通儒全才了。然而，所有才能没有施展万一，又没有活到高寿，这是有志之士痛哭流涕的原因。
成都范祖禹说：先生为人清明端方纯洁，内心正直外表方正。他的学问，根本在于诚意正心，认为圣贤之道〔一〕必定可以达到，勇于努力实行，不写空洞的文章。他在朝廷，与道同行或停止，以忠信为主，不推崇虚名。他治理政事，看待百姓如同子女，悲痛教诲爱护，出于至诚，兴利除害，想要的必定得到。所以先生所到之处，百姓依赖他如同父母，离开很久。而思念他不忘。先生曾经说，县的政事可以通达天下，一个县是天下的榜样。
先生因为父母年老，请求担任闲职，居住在洛阳将近十几年，和弟弟伊川先生在家讲学，教化在乡里推行。家里贫穷，粗茶淡饭有时接不上，但侍奉父母务必满足他们的意愿，周济族人必定尽自己的力量。跟随他学习的士人不断绝于馆舍，有不远千里而来的。先生对于经典不致力于解析为枝节言辞，重要的是用在自身而明白知晓天道。他教导人说：“不是孔子的道，不可以学习。”大概自从孟子以后中庸的学问不传，后世的士人不遵循根本而用心于末节，所以不能进入尧、舜的道。先生凭借独智自得，距离圣人一千多年，发现其关键，直接看到堂奥，统一天地的道理，穷尽事物的变化。所以他的容貌严肃而气度平和，意志坚定而言辞严厉，远看令人敬畏，接近令人亲切，叩问他的人无穷无尽，从容应对，他的回答越出新意，确实是学者的老师。成就的人才，在当时很多。虽然长期离开朝廷，但人们常常以他的出仕或隐退作为通达或阻塞的标志。既然任命为宗正丞；天下每天盼望先生入朝，认为将要大力任用。等到听说他去世，上自公卿，下至街巷士民，没有不哀悼的，说这是时运不幸啊，是命运啊！
写行状后 游
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经纶之远图，进退之大节，伊川季先生与门人高第既论其实矣，酢复何言？谨拾其遗事，备采录云。
译回信
先生的道德境界极高，治国规划的远见卓识，以及进退取舍的大节，伊川季先生与门下优秀弟子已经论述其实质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谨此搜集一些遗漏的事迹，以备他人采录罢了。
先生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子厚少时自喜其才，谓提骑卒数万，可横行匈奴，视叛羌为易与耳，故从之游者，多能道边事；既而得闻先生论议，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其视先生虽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恳恳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犹以书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动致问。先生为破其疑，使内外动静，道通为一，读其书可考而知也。其后子厚学成德尊，识者谓与孟子比，然犹秘其学，不多为人讲之。其意若曰：「虽复多闻，不务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与之言。先生谓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人善其所习，自谓至足，必欲如孔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则师资势隔，而先王之道或几乎熄矣。趣今之时，且当随其资而诱之，虽识有明暗，志有浅深，亦各有德焉，而尧、舜之道庶可驯致。」子厚用其言，故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推其所自，先生发之也。擢为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献纳必据经术，事常辨于早而戎于渐。一日，神宗纵言及于辞命。先生曰：「人主之学，唯当务为急，辞命非所先也。」神宗为之动颜。会同天节宫嫔争献奇巧，为天子寿。先生既言于朝，又顾谓执政戎之。执政曰：「宫嫔实为，非上意也，庸何伤？」先生曰：「作淫巧以荡上心，所伤多矣，公之言非是。」执政辞遂屈。是时有同在台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为人，尝语人曰：「他人之贤者，犹可得而议也。乃若伯淳，则如美玉然，反复视之，表里洞彻，莫见疪瑕。
先生平生与人交，无隐情，虽僮仆必托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尝自澶渊遗奴持金诣京师贸用物，计金之数可当二百千。奴无父母妻子，同列闻之，莫不骇且诮。既而奴持物如期而归，众始叹服。盖诚心发于中，畅于四支，见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类此。
先生少长亲闱，视之如伤，又气象清越，洒然如在尘外，宜不能劳苦；及遇事，则每与贱者同起居饮食，人不堪其难，而先生之裕如也。尝董役，虽祁寒烈日，不拥裘，不御盖，时所巡行，众莫测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毕事。异时夫伍，中夜多哗，一夫或怖，万夫或怖，万夫竞起，奸人乘虚为盗者，不可胜数；先生以师律处之，遂讫去无哗者，及役罢夫散，部伍犹肃整如常。
初至鄠，有监酒税者，以贿播闻，然怙力文身，自号能杀人，众皆怿之，虽监司州将未敢发。先生至，将与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辄为言曰：「外人谓某自盗官钱，新主簿将发之。某势穷，必杀人。」言未讫，先生笑曰：「人之为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禄，讵肯为盗？万一有之，将救死不暇，安能杀人？」其人默不敢言，后亦私偿其所盗，卒以善去。州从事有既孤而遭祖母丧者，身为嫡孙，未果承重。先生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从之，至今遂为定令，而天下搢绅始习为常。盖先生御小人使不丽于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类此。
先生虽不用，而未尝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确乎如石，胸中之气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弃官从之学，朝见而夕归，饮其和，茹其实，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贫者，以单衣御冬，累年而志不变，身不屈。盖先生之教，要出于为己。而士之游其门者，所学皆心到自得，无求于外，以故甚贫者忘饥寒，已仕者忘爵禄，鲁重者敏，谨细者裕，强者无拂理，懦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无，追咏昔人之精粕，而身不与焉，及措之事业，则伥然无据而已也。
方朝廷图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识者谓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鸣呼！道之行与废，果非人力所能为也，悲夫！哭而为之赞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体欤！天地之化，其太和之运欤！确然高明，万物覆焉；隤然博厚，万物载焉；非以其一欤！阳自此舒，阴自此凝；消息满虚，莫见其形；非以其和欤！夫子之德，其
译先生生来就具有美好的资质，很早就听闻大道，年纪刚过二十岁，明诚先生张载便以他为友并尊他为师。张载年轻时自恃才华，曾说统领数万骑兵，可以横行匈奴，视叛乱的羌人为容易对付，所以跟随他游学的人，大多能谈论边境战事；后来听到先生的论议，便回去向他的门徒谢罪，完全抛弃了旧有的学问，致力于追求大道。他看待先生，虽然是外兄弟的儿子，但虚心求教、渴望获益的心意，恳切得好像怕赶不上一样，等到先生做官，还写信给扈，就“定性”未能不动的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为他破除疑惑，使内心与外在、静与动，大道贯通为一体，读先生的书信可以考证知道。后来张载学问成就、德行尊贵，有见识的人说可以与孟子相比，但他仍然秘藏自己的学问，不常对人讲解。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虽然见闻广博，但不致力于蓄养德行，只是善于口耳之学罢了。”所以不屑于和他们谈论。先生对他说：“大道在天下不明已经很久了，人们习惯于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自以为达到极致，一定要像孔子门下那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那么师生之间就会势同隔绝，先王的大道或许几乎要熄灭了。趁现在的时候，应当随着他们的资质来诱导他们，虽然见识有明暗，志向有浅深，也各自有德行，那么尧、舜的大道或许可以逐渐达到。”张载采纳了他的话，所以关中地区亲身实践道学的学者很多，与洛阳的人并列。推究他们的源头，是先生启发的。先生被提拔为御史，皇上的眷顾非常深厚，屡次承受皇上的音旨，所进献的言论一定依据经术，事情常在早期辨明而在逐渐发展中消除祸患。一天，神宗随意谈到辞令。先生说：“君主的学问，只应当以急务为急，辞令不是首先要做的。”神宗因此改变了脸色。恰逢同天节，宫中的嫔妃争着献出奇巧的物品，为天子祝寿。先生已经在朝堂上议论，又回头对执政大臣说禁止他们。执政大臣说：“宫中的嫔妃确实这样做了，不是皇上的意思，有什么妨害呢？”先生说：“制作淫巧之物来动摇皇上的心，所伤害的很多，您的话不对。”执政大臣的话于是理屈。当时有同在御史台任职的人，志向未必相同，但心里仰慕先生的为人，曾经对人说：“别人的贤德，还可以议论。至于伯淳，就像美玉一样，反复观看，表里透彻，看不到瑕疵。
先生平生与人交往，没有隐瞒的情意，即使是童仆也托付以忠信，所以别人也不忍心欺骗他。曾经从澶渊派奴仆带着金子到京城购买日用物品，计算金子的数量可以抵当二百千钱。奴仆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同僚听说后，没有不惊讶并且讥笑的。不久奴仆带着物品按期回来，众人才赞叹信服。大概诚心发自内心，畅达于四肢，看见的人信任仰慕，侍奉的人改变心意，大体都像这样。
先生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看待父母如同伤痛，又气质清越，洒脱得好像在尘世之外，按理不能忍受劳苦；等到遇到事情，却常常与地位低贱的人同起居饮食，别人不能忍受艰难，而先生却从容自如。曾经督管役事，即使是极寒或烈日，不穿皮衣，不撑伞盖，当时巡视的地方，众人无法预测他何时到达；所以人们自己尽力，常常提前完成事情。以前夫役队伍，半夜大多喧哗，一个人害怕，万人害怕，万人竞相起来，奸人乘虚做盗贼的，不可胜数；先生用军法对待他们，于是直到离去没有喧哗的，等到役事结束夫役散去，部伍仍然像平常一样肃整。
刚到鄠县，有监管酒税的人，因为贿赂而名声传播，但他依仗力气在身上刺字，自号能杀人，众人都喜欢他，即使是监司州将也不敢揭发。先生到了，将要和他共事。那个人心里不安，就对先生说：“外面的人说我私自盗取官钱，新来的主簿将要揭发我。我势穷，一定会杀人。”话没说完，先生笑着说：“人的言论，竟到了这种地步！您吃着君主的俸禄，难道肯做盗贼？万一有这种事，将救死不暇，怎么能杀人？”那个人沉默不敢说话，后来也私下偿还了他所盗取的，最终平安离去。州里的属官有已经孤苦而遭遇祖母丧事的，身为嫡孙，没能完成承重之礼。先生为他推究典章法度的本意，告诉得很详细，那个人听从了，至今于是成为定令，而天下的士大夫才开始习以为常。大概先生驾驭小人使他们不触犯法律，帮助君子使他们一定成就美德，大体都像这样。
先生虽然不被重用，但未曾一天忘记朝廷。然而长期隐居的节操，坚定得像石头，胸中的气势冲和。所到的地方，士大夫多弃官跟随他学习，早上相见晚上就回去，饮其和气，食其实质，时间久了不能离开。他的门徒中有贫穷的，穿着单衣抵御冬天，多年而志向不变，身体不弯曲。大概先生的教化，关键在于出于为自己。而游历他门下的士人，所学的都用心达到自得，不向外求，所以非常贫穷的人忘记饥寒，已经做官的人忘记爵禄，鲁钝的人变得敏捷，谨小慎微的人变得宽裕，刚强的人不违背事理，懦弱的人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这）不像世间的士人，妄意空无，追咏古人的精粕，而自身不参与，等到付诸事业，就茫然无据罢了。
正当朝廷图谋任用真正的儒者，来恩惠天下，天下有见识的人说先生将要被大用了。不幸先生去世。唉！大道的实行与废弃，果然不是人力所能做的，可悲啊！哭着为他写赞曰：天地的心，大概是太一的实体吧！天地的化育，大概是太和的运行吧！坚定而高明，万物覆盖其中；卑下而博厚，万物承载其中；不是因为它的一吗！阳气从此舒展，阴气从此凝聚；消长满虚，看不到它的形状；不是因为它的和吗！先生的德行，大概
融心涤虑，默契于此欤！不然，何穆穆不已，浑浑无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颂其美欤！嗟乎！孰谓此道未施，此民未觉，而先觉者逝欤！百世之下，有想见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观诸天地之际欤！
译洗涤心灵、澄清思虑，难道是与这道理暗中契合了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何那庄严和乐的样子无穷无尽，浑然一体没有边际，而那些善于言辞的人，却没有谁能足以赞颂它的美好呢？唉！谁说这大道未曾施行，这百姓未曾觉醒，而先知先觉的人却已经离世了呢？在百代之后，那些想要见到夫子却不可能做到的人，难道也能通过观察天地的边际来领悟吗！
哀词 吕大临
呜呼！去圣远丧矣斯文丧矣。先王之流风善政，泯没而不可见；明师贤弟子传授之学，断绝而不得闻。以章句训诂为能穷遗经，以仪章度数为能尽儒术，使圣人之道玩于腐儒讽诵之余，隐于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诸己，则罔然无得，施之于天下，则若不可行；异端争衡，犹不与此。
先生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博文强识，躬行力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一，知应以是心而不穷；虽天下之理至众，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异端并立而不能移，圣人复起而不与易。其养之成也，和气充浃，见于声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博事优为，从容不迫，然诚心恳侧，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地，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为己功。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洁其去就；吾义所安，虽小官有所不屑。
夫位天地，育万物者，道也；传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坠之文，达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学不卒传，志不卒行，至于此极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犹可道也；其独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圣者，不可得而道也﹖元丰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门人学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尔。汲郡吕大临书。
伊川先生年谱〔一〕
先生名颐，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识，非礼不动。见语录。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春陵周茂叔先生。见哲宗、征宗实录。皇佑二年，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而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见文集。吕希哲原明与先生邻斋，首以师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见吕氏童蒙训。举进士，嘉佑四年廷试报罢，遂不复试。太中公屡当得任子恩，辄推与族人。见涪陵记善录。治平、熙宁闲，近臣屡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仕也。见文集。又按吕申公家传云：「公判太学，命众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请为太学正。先生固辞，公即命驾过之。」又杂记：「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将行，言曰：『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佑四年，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太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状云：「神宗尝使推择人材，先生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暨弟颐为称首。」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门下侍郎司马公光，尚书左丞吕公公着，及西京留守韩公绛，上其行义于朝。见哲宗、徽宗实录。按：温公集与吕申公同荐札子曰：「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时谏官朱光庭又言，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材资劲正，有中立不倚之风；识虚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言行相顾而无择，仁义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当劝讲，必能辅养圣德，启道天聪，一正君心，为天下福。」又谓「颐究先生之蕴，达当世之务，乃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掌学校，足以丕变斯文。」又论「祖宗时起陈搏、种放，高风素节，闻于天下。揆颐之贤，搏、放未必能过之。颐之道，则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观其所学，真得圣人之传，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积，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乞访问其至言正论，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谓「颐
译哀词 吕大临
唉！距离圣人久远，礼乐崩坏，斯文也衰微了。先王流传下来的风尚和善政，消亡湮没而不可再见；明师贤弟子传授的学问，断绝而不得再闻。人们把章句训诂当作能够穷尽遗留经典的方法，把礼仪制度当作能够穷尽儒家术数的途径，致使圣人之道在腐儒讽诵之余被玩弄，在百姓日常用度的末节中隐没；向内探求自身，则茫然无所得，向外施行于天下，则似乎不可行；异端邪说争相抗衡，尚且不与此道相合。
先生具有特立独行的才能，知晓《大学》的要旨；博览群书、记忆力强，亲身实践、极力探究；明察人伦、通晓事物，穷尽其所至之处；豁然开朗，心结释然，透彻地见到道的本体。他达到简约的境界，虽然感于外物的变化不一，知道用这颗心去应对而不会穷尽；虽然天下的道理极多，知道反求诸己而自身便充足。他达到专一的境界，异端并立而不能使他动摇，圣人复起也不能使他改变。他修养所成的境界，和气充盈周遍，表现在声音容貌上，然而望之崇高深远，不可轻慢；广博地行事、优游地作为，从容不迫，然而诚心恳切，毫不懈怠。他自我承担的责任重大，宁愿学习圣人而未达到，也不愿凭一件善行成名；宁愿有一物未蒙受恩泽而以此为病，也不愿凭一时的作为自夸功劳。他自信坚定，我的志向可以实行，就不苟且地洁身自好、决定去留；我的道义所安，即使是小官也有所不屑。
那安顿天地、养育万物的，是道；传承此道的，是斯文；振兴已衰微的斯文、通达未实行的道的，是先生。致使学问未能最终传承，志向未能最终实行，以至于如此极端的境地，这是天命啊。先生的德行，可以形容的，还可以述说；那独自智慧、自我获得，合乎天道、契合先圣的，是无法述说的啊？元丰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去世。门人学者都用各自所领悟的来命名先生的德行，先生的德行不易命名，这也是各自抒发其志向罢了。汲郡吕大临书写。
伊川先生年谱〔一〕
先生名颐，字正叔，是明道先生的弟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
，以言乎道，则贯彻三才而无一毫之或闲；以言乎德，则并包众美而无一善之或遗；以言乎学，则博通古今而无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则开物成务而无一理之不总。是以圣人之道，至此而传。况当天子进学之初，若俾真儒得专经席，岂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援。见实录。先生再辞，寻召赴阙。
译说到道，便贯通天、地、人三才而没有丝毫的间隔；说到德，便包容各种美德而没有一种善行被遗漏；说到学问，便广博通晓古今而没有一样事物不知道；说到才能，便开发万物、成就事务而没有一条道理不被统摄。因此圣人的道，到这里才得以传承。况且正值天子开始进学的时候，如果让真正的儒者专门担任经学讲席，难道不是盛事吗！」十一月丁巳日，授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助教。见于实录。先生再次辞谢，不久被召赴京城。
元佑元年三月，至京师。王严叟奏云：「伏见程颐；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复起颐而用之，颐趣召以来，待诏阙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向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而将议焉。则陛下此举，系天下之心。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书省书郎。先生辞曰：「祖宗〔一〕时，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见，未敢袛命。」王严叟奏云：「臣伏闻圣恩特除程颐京官，仍与校书郎，足以见陛下优礼高贤，而使天下之人归心于盛德也。然臣区区之诚，尚有以为陛下言者。愿陛下一召见之，试以一言，问为国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观其人。臣以颐抱道养德之日久，而潜神神积虑之功深，静而阅天下之义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圣听，此臣所以区区而进颐。然非为颐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见而后命之以官，则颐当之而无愧，陛下与之而不悔，援受之闲，两得之矣。」于是召对。太皇太后面喻，将以为崇政殿说书。先生辞不获，始受西监之命。且上奏，论经筵三事：其一，以上富于春秋，辅养为急，宜选贤德，以备讲官，因使陪侍宿直，陈说道义，所以涵养气质，熏托德性。其二，请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选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经筵袛应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动，息以语讲官，其或小有违失，得以随事规谏。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袛惧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职如不可用，愿听其辞。」札子三道，见文集。又按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论先生辞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论事为非是，盖不知先生出处语默之际，其义固己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见实录。先生再辞而后受命。
四月，例以暑热罢讲。先生奏言：「言辅导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讲官以六参日上殿问起居，因得从容纳诲，以辅上德。」见文集。五月，差同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貣，看详国子监条制。见实录。先生所定，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贤堂，以延天下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见文集。旧实录云：「礼部书胡宗愈谓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因是深诋先谓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辅养之道，非徒涉书史，览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离正人，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今间日一讲，解释数行，为益既少。又自四月罢讲，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请俟初秋，即令讲官轮日人侍，陈说义理；仍选臣僚家十一二岁子弟三人，侍上习业。且以迩英迫隘暑热，恐于上体非宜，而讲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怿；请自今，一月再讲于崇政殿，然后宰臣史官入侍，余日讲于廷和殿，则后楹垂帘，而太皇太后时一临之。不惟省察主上进业，其于后德，未必无补，且使讲官欲有所言易以上达，所系尤大。又讲读官例兼他职，请亦罢之，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皆不报。
八月，差兼判登闻鼓院。先生引前说，且言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体，再辞不受。见文集。杨时曰：「事道与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优其禄，令兼数局，如鼓院染之类，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为讲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职，则固辞。盖前日所以不仕者为道也，则今日之，仕须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后世道学不明，君子辞受取舍鲜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为非，而先
译元祐元年三月，程颐抵达京城。王严叟上奏说：“我见程颐，学问穷尽圣人的精微，品行具备君子的纯粹，早年与其兄程颢，都以德行名声显扬于当时。陛下再次起用程颐，程颐应召而来，等待诏命于宫阙之下，四方杰出的人才，无不仰慕风向，观察朝廷如何对待他，安置他是否得当，并据此议论。那么陛下的这一举动，关乎天下人心。我希望陛下增加对待他的礼节，选择安置他的方法，使高贤能为陛下尽其才用，那么所得的不只是程颐一人，四海隐居的有德之士，都将互相招引而为朝廷出仕了。”朝廷任命程颐为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程颐推辞说：“祖宗时期，布衣被召，自有先例。现在臣尚未入见，不敢接受任命。”王严叟上奏说：“我听说圣恩特别授予程颐京官，并兼任校书郎，足以显示陛下优待高贤，使天下人归心于盛德。然而臣微薄的诚意，还有话要对陛下说。希望陛下召见程颐一次，用一句话询问治国的关键，陛下圣明，自然可以观察此人。我认为程颐怀抱道义、修养德行日久，潜心深思、积累思虑功夫深厚，静观天下义理众多，必有美好的言论以刷新圣听，这是臣之所以微薄地推荐程颐的原因。但这并非为了程颐，而是想成就陛下的美德。陛下召见后再授予他官职，那么程颐接受而无愧疚，陛下给予而不后悔，在授予与接受之间，双方都得到益处。”于是召见应对。太皇太后当面告知，打算让他担任崇政殿说书。程颐推辞不掉，才接受西京国子监的任命。并且上奏，论述经筵三件事：第一，因为皇上年轻，辅助培养是急务，应当选拔贤德之人，担任讲官，借机让他们陪侍宿值，陈述道义，用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第二，请求皇上身边的内侍宫人，都选拔老成厚重之人，不让奢侈靡费之物、浅薄俗气之言，接触于耳目，仍然设置经筵侍应的内臣十人，让他们观察皇上在宫中的动静，告诉讲官，如果有小的过失，得以随时规劝谏诤。第三，请求让讲官坐着讲学，以培养君主尊重儒学、重视道义之心，恭敬敬畏之德。并且说：“如果言论可行，怎敢不就职；如果不可用，希望允许我推辞。”奏章三道，见于文集。又查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论程颐推辞卑职而居尊位，未被任命就先议论事情，认为不对，大概是不了解程颐出仕与隐居、说话与沉默之间的道理，其义理本来已经精妙了。不久命令下达，任命程颐为通直郎，充任崇政殿说书。见于实录。程颐再次推辞后才接受任命。
四月，按惯例因暑热停止讲学。程颐上奏说：“辅导年轻君主，不应该如此疏略。请求让讲官在六参日上殿问安，借此得以从容进献教诲，以辅助皇上德行。”见于文集。五月，派程颐与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官，审看国子监条制。见于实录。程颐所定的，大致认为学校是礼义相先的地方，而每月让士子竞争，实在不是教养之道，请求将考试改为课业，有所不到位的，就由学官召来教导，不再评定高低；建造尊贤堂，以延请天下的道德之士；削减解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琐文牍，以专一委任；激励行为检点，以厚植风教；以及设置待宾、吏师斋，建立观光法，像这样的也有数十条。见于文集。旧实录说：“礼部尚书胡宗愈说先帝聚集士人以学习，教导人以经典，三舍法条规本来已经精密，应当一切照旧，因此深深诋毁先帝，认为不应该让程颐在朝廷任职。”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说当今最大最急的事，为了宗庙社稷和百姓的长久之计，只有辅助培养皇上德行；而辅助培养的方法，不是仅仅阅读书史，浏览古今而已，要使每一步都不离开正人，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现在隔日讲学一次，解释几行文字，益处既少。又自从四月停止讲学，直到中秋，不接触儒臣，几乎不符合古人早晚辅佐的意思。请求等到初秋，就让讲官轮流每日入侍，陈述义理；仍然选拔臣僚家中十一二岁的子弟三人，侍奉皇上学习学业。况且迩英阁狭窄暑热，恐怕对皇上身体不宜，而讲学时宰臣史官都进入，使皇上不能舒展愉快；请求从今以后，一月两次在崇政殿讲学，然后宰臣史官入侍，其余日子在廷和殿讲学，那么后殿垂帘，太皇太后偶尔亲临。不仅省察主上进修学业，对于后宫德行，未必没有补益，而且使讲官想要有所言论容易上达，关系尤其重大。又讲读官惯例兼任其他职务，请求也罢免，使得能够积累诚意以感动皇上之心。都没有回复。
八月，派程颐兼任判登闻鼓院。程颐引用前说，并且说入朝谈论道德，出朝掌管诉讼，不符合用人的体制，再次推辞不接受。见于文集。杨时说：“侍奉道义与追求禄位不同。常夷甫以布衣身份入朝，神宗想优待他的俸禄，让他兼任几个局，如鼓院、染院之类，常夷甫全部接受。等到伊川先生担任讲官，朝廷也想让他兼任其他职务，他就坚决推辞。大概以前不仕是为了道，那么今天出仕，必须官职足以行道才可接受，不然就是苟且求禄。而后世道学不明，君子在辞受取舍上很少知道。所以常公的接受，人们不认为不对，而先
二年，又上疏论廷和讲读垂帘事，且乞时召讲官至帘前，问上进学次第。又奏迩英暑热，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宽凉处讲读。给事中顾临以殿上讲读不可，有旨修展迩英阁。先生复上疏，以为修展迩英，则臣所请遂矣。然祖宗以来，并是殿上坐讲，自仁宗始就迩英，而讲官立侍，盖从一时之便耳，非若临之意也。今临之意，不过以尊君为说，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当辅导，不得不辨。
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见文集。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门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将何以为说，及讲，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监乎？」闻者难服，见胡氏论语详说。而哲宗亦尝首肯之。见文集。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于此尽心竭力，而于何所乎？」上或服药，即日就医官问起居，见语录。然入侍之际，容貌极庄。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重事，或侍立终日不懈，上虽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问先生曰：「君之严，视潞公之恭，孰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见邵氏见闻录。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尔。」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见语录。
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见马永卿所编刘谏议语录。且云：「温公闻之亦不悦。」或云：「恐无此事。」所讲书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讲罢，进言曰：「人主之势，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过甚而骄心生尔。此皆近习辈养成之，不可以不戒。请自今旧名嫌名皆勿复避。」见语录。时神宗之丧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贺。先生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清改贺为慰。及除丧，有司又将以开乐致宴。先生又奏请罢宴曰：「除丧而用吉礼，则因事用乐可矣。今特设宴，是喜之也。」见文集。尝闻后苑以金制水桶，问之，曰：「崇庆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则吾不敢不练。」在职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诸公知之，俾户部特给焉。又不为妻求邑封。或问之，先生曰：「某起于草莱，三辞不获而后受命。今日乃为妻求封乎？」见语录。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啜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竟不住。见龟山语录。或云：「恐无此事。」文潞公尝与吕、范诸公入侍经筵，闻先生讲说，退相与叹曰：「真侍讲也。」一时人士归其门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与其党类巧为谤诋。见龟山语录、王公系年录、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苏轼奏状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按：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而雨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以鄙语戏程颐，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又语录云：「国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先生曰：『礼，居丧不饮酒，不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醇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又鲜于绰传信录云：「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及台谏官并设蔬馔，然以粗粝，遂轮为食会，皆用肉食矣。元佑初，崇政殿说书程正
译元祐二年，先生又上疏议论吕公著在经筵讲读及垂帘听政之事，并且请求时常召请讲官到帘前，询问皇上进学修业的次第。又上奏说迩英阁暑热，请求改在崇政殿、延和殿，或者其他宽敞凉爽的地方讲读。给事中顾临认为在殿上讲读不可以，于是有旨意修缮扩建迩英阁。先生又上疏，认为修缮扩建迩英阁，那么臣的请求就实现了。然而自祖宗以来，都是在殿上坐着讲读，自仁宗开始才在迩英阁讲读，而讲官站立侍奉，这不过是顺应一时的便利罢了，并非像顾临所理解的那样。现在顾临的意思，不过是拿尊崇君主作为说辞，却不懂得尊崇君主的道理。如果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就会误导皇上的见识。臣的职责在于辅导，不得不辩明。
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定提前斋戒，暗中思考，保持诚心，希望以此感动皇上的心意；见《文集》。而他的解说，常常在文义之外，反复推究阐明，归结到君主身上。有一天应当讲解“颜回不改其乐”这一章。门人有人怀疑这一章没有涉及君主的事，将用什么作为说辞，等到讲解时，在讲完文义之后，又接着说：“住在陋巷的士人，仁义在身，忘记了贫贱。君主地位崇高，奉养极尽完备，如果不知道学习，怎能不被富贵所动摇？况且颜回，是辅佐王业的才能，却只有一箪食一瓢饮；季氏，是鲁国的蛀虫，却比周公还富有。鲁国君主任用和舍弃人如此，这不是后世的鉴戒吗？”听到的人难以信服，见胡氏《论语详说》。而哲宗也曾点头赞同。见《文集》。不了解的人有时讥笑他过于迂曲。先生说：“不在此处尽心竭力，那又在哪里呢？”皇上如果服药，当天就去太医那里询问起居，见《语录》。然而入宫侍奉的时候，容貌极其庄重。当时文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有时侍立整天也不松懈，皇上虽然劝他稍作休息，他也不离开。有人拿此事问先生说：“您的严厉，比起文彦博的恭敬，哪个是得哪个是失？”先生说：“文彦博是四朝大臣，侍奉年幼的君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布衣之身担任辅导之职，也不敢不自重。”见邵氏《见闻录》。曾经听说皇上在宫中起身漱口，必定避开蝼蚁。于是先生请问说：“有这事吗？”皇上说：“是的，确实是害怕伤害它们。”先生说：“希望陛下推此心以恩及四海，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见《语录》。
有一天，讲读完毕尚未退下，皇上忽然起身倚靠栏杆，嬉戏折断柳枝。先生进言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不可无故摧折。”皇上不高兴。见马永卿所编《刘谏议语录》。并且说：“司马光听说此事也不高兴。”有人说：“恐怕没有这事。”所讲的书中有“容”字，宦官用黄色纸覆盖它，说：“这是皇上在藩邸时的嫌名。”先生讲罢，进言说：“君主的权势，不担心不尊贵，担心的是臣下尊崇过度而骄心生起。这都是亲近习近之人养成的，不可以不警戒。请求从今以后，旧名、嫌名都不再避讳。”见《语录》。当时神宗的丧期未满，而百官在冬至上表祝贺。先生说节令变迁，思念之情正切，请求将“贺”改为“慰”。等到除去丧期，有关部门又打算开音乐设宴。先生又上奏请求罢宴说：“除去丧期而使用吉礼，那么因事用乐是可以的。现在特意设宴，这是表示喜悦。”见《文集》。曾经听说后苑用金子制作水桶，问起来，回答说：“是崇庆宫的物品。”先生说：“如果是皇上所用的，那么我不敢不检举。”在职数月，不谈俸禄，官吏也不给予，后来各位公卿知道了，让户部特别给予。又不为妻子谋求邑封。有人问他，先生说：“我从草野中起用，三次推辞不得而后接受任命。今天却为妻子谋求封号吗？”见《语录》。经筵承受张茂则曾经招请各位讲官喝茶看画。先生说：“我平生不喝茶，也不识画。”最终没有停留。见《龟山语录》。有人说：“恐怕没有这事。”文彦博曾经与吕公著、范纯仁等公卿入宫侍奉经筵，听先生讲说，退下后互相感叹说：“真是侍讲啊。”当时归附他门下的人士很多，而先生也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回避。因此，同朝中以文章名世的士人，像仇敌一样憎恨他，和他的党羽巧妙地诽谤诋毁。见《龟山语录》、《王公系年录》、《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程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苏轼奏状也自说：“我一向憎恨程某的奸邪，不曾对他假以辞色。”又按：侍御史吕陶说：“明堂降赦，臣僚称贺完毕，而三省官员想去祭奠司马光。这时，程颐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唱歌，怎么可以贺赦才完，却去吊丧？’在座的有人反驳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唱歌，并没有说不唱歌就可以哭。现在已经贺赦完了，却去吊丧，于礼无害。’苏轼于是用鄙俗的话戏弄程颐，众人都大笑。结怨的开端，大概从此开始。”又《语录》说：“国忌日行香，伊川令供素食。苏轼责问他说：‘正叔不喜欢佛教，为什么吃素？’先生说：‘礼制，居丧不饮酒，不吃肉。忌日，是丧礼的延续。’苏轼令备肉食，说：‘为刘氏的人袒露左臂。’于是范醇夫等人吃素，秦观、黄庭坚等人吃肉。”又鲜于绰《传信录》说：“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以及台谏官都设素食，然而因为粗劣，于是轮流改为食会，都用肉食了。元祐初年，崇政殿说书程正
叔以食肉为非是，议为素食，众多不从。一日，门人范醇夫当排食，遂具蔬馔。内翰苏子瞻因以鄙语戏正叔。正叔门人朱公掞辈衔之，遂立敌矣。是后蔬馔亦不行。」又语录云：「时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诋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为某官，苏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苏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颂观过其门者，无不肃也。』又按：刘谏议尽言集亦有异论，刘非苏党，盖不相知耳。
译正叔认为吃肉是不对的，提议实行素食，但多数人不同意。有一天，门人范醇夫负责安排饮食，于是准备了素菜。内翰苏子瞻因此用粗俗的话戏弄正叔。正叔的门人朱公掞等人对此怀恨在心，于是与苏氏结下了仇怨。此后，素食的提议也就没有再实行。」又语录记载：「当时吕申公担任宰相，凡事有疑虑，必定向伊川请教。在人才的提拔或罢黜上，二苏怀疑伊川在其中起了作用，所以极力诋毁他。」又说：「朝廷打算任命游酢担任某官，苏右丞加以阻挠，并诋毁到伊川。宰相苏子容说：「您不可这样做，我观察那些经过伊川门前的人，没有不恭敬肃穆的。」又考：刘谏议的《尽言集》中也有不同的议论，刘并不是苏氏一党，大概是因为彼此不了解罢了。
一日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诣宰臣，问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请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巿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千里，以示典刑。
八月，差官勾西京国子监。见旧实录。又文仲传载吕公之言曰：「文仲为苏轼所诱胁，其论事皆用轼意。」又吕申公家传亦载其与吕大防、刘挚、王存同驳文仲所论朱光庭事，语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称，然惷不晓事，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绐，愤郁呕血而死。」按：旧录固多妄，然此类亦不为无据，新录皆删之，失其实矣。又范太史家传云：「元佑九年，奏曰：『臣伏见元佑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实为希阔之美事。而纔及岁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着皆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欺罔以误圣聪也。颐在经筵，切于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草芧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贪黩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以为颐党。陛下慎择经筵之宫，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却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谛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于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先生既就职，再上奏乞归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说书得朝宫。今以罪罢，则所授宫不当得。」三年又请，皆不报，乃乞致仕至再，又不报。五年正月，五年正月，丁太中公忧去官。
七年服除，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系年录云：「元佑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进呈，程颐服除，却与馆职判检院。帘中以其不靖，令只与西监，遂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盛；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颐竟为蜀党所挤。今又适轼弟辙报政，纔进禀，便云：但恐不肯靖。帘中人其说，故颐不复得召。」先生再辞，极论儒者进退之道。见文集。而监察御史董敦逸奏，以为有怨望轻躁语。五月，改授筈勾崇福宫。见旧录。未拜，以疾寻医。
元佑九年，哲宗初亲政，申秘阁西监之命。先生再辞不就。见文集。绍圣闲，以党论放归田里。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见实录。门人谢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孙与邢恕之为尔。」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见语录。
元符二年正月，易传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峡州。四月，以赦复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见曲阜集。还洛。记善录云：「先生归自涪州，气貌容色髭发，皆胜平昔。」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先生既受命，即谒告，欲迁延为寻医计，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日：「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则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后唯吾所欲尔。」见文集、语录。又刘忠肃公家私记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所复宫，依旧致仕。前此未尝致仕，而云依旧致仕，疑西监供职不久，即尝致仕也。未详。
崇宁二年四月，言者论其本因奸党论荐得宫，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已追所复官，又云叙复过优，亦未详。今复着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
译一天，先生前往讲筵，皇上身上长了疮疹，已经多日没有临朝坐殿。先生退朝后去见宰相，问：“皇上不临朝坐殿，你知道吗？”宰相说：“不知道。”先生说：“两位圣人在朝，皇上不临朝坐殿，太皇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殿。况且君主有病，而大臣却不知道，可以吗？”第二天，宰相把先生的话上奏，请求探问皇上的病情，因此大臣们大多对先生不满。而谏议大夫孔文仲于是上奏，说先生卑劣奸巧，向来没有乡里的品行，在经筵上讲说，僭越专横，忘记本分，四处拜谒权贵大臣，遍访台谏官员，搬弄是非，扰乱朝政，以此来报恩复仇，致使市井百姓视他为“五鬼”之首，请求将他放逐到千里之外，以显示国家的典章刑罚。
八月，朝廷派官调任先生为西京国子监官员。参见《旧实录》。又孔文仲传中记载吕公的话说：“孔文仲被苏轼诱骗胁迫，他议论政事都采用苏轼的意思。”又吕申公的家传也记载他与吕大防、刘挚、王存一同驳斥孔文仲所论朱光庭的事，言辞非常激烈急切。并且说：“孔文仲本来以刚直著称，然而愚钝不通事理，被轻浮浅薄的人所利用，从而陷害忠良，晚年才自己知道被小人欺骗，愤恨忧郁呕血而死。”按：旧实录固然多有虚妄，然而这类记载也不是没有根据，新实录都删去了，失去了事实真相。又范太史的家传说：“元佑九年，上奏说：‘臣听说元佑初年，陛下召程颐在便殿应对，从布衣直接任命为崇政殿说书，天下的士人，都认为得到了人才，实在是罕见的美事。然而才过了一年多，就因别人的言论罢免了他。程颐的经术和品行，天下共同知晓。司马光、吕公着都与程颐相知二十多年，然后才举荐他。这两个人，不是为了欺骗蒙蔽而误导圣听。程颐在经筵，急于皇帝陛下进德修业，所以他的讲说言语常常繁多，草野之人，一旦入朝，与人交往，不设防备，不熟悉朝廷的体制，而进言的人说程颐是大奸大恶，贪婪索取，奔走交结，又说程颐想凭借故旧倾覆大臣，凭意气役使台谏，这些话都是欺骗不实。大概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都向来推崇信服程颐的经术品行，所以不知情的人指斥他们为程颐的党羽。陛下慎重选择经筵的官员，像程颐这样的贤人，才足以辅导圣学。至于像臣这样的人，忝居讲官职位，实在不敢期望像程颐那样。臣长久以来想为程颐说一句话，怀在心里多年，犹豫不决没有做到。让程颐在公正的朝廷受到诬陷，臣每次想到，没有不感到惭愧的。现在臣已经请求离职，如果再召程颐劝讲，一定对圣明有所补益，臣即使终老在外，也没有遗憾了。’先生就职后，再次上奏请求回归乡里说：‘臣本是布衣，因为说书得到朝廷官职。现在因罪罢免，那么所授予的官职就不应当得到。’三年后又请求，都没有答复，于是请求退休两次，又没有答复。五年正月，五年正月，因太中公去世去官守孝。”
七年守孝期满，任命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文公系年录说：“元佑七年三月四日，在延和殿奏事，三省进呈，程颐守孝期满，却授予馆职判检院。帘中（太皇太后）认为他不安静，命令只授予西京国子监，于是任命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起初程颐在经筵，归附他门下的人很多；而苏轼在翰林，也多依附他的人，于是有了洛党蜀党的议论。两党道义不同，互相诋毁，程颐最终被蜀党排挤。现在又恰逢苏轼的弟弟苏辙报政，才进言禀报，就说：只怕他不肯安静。帘中的人听从了这个说法，所以程颐不再被召见。”先生再次辞官，极力论述儒者进退的道理。参见文集。而监察御史董敦逸上奏，认为先生有怨恨轻躁的言语。五月，改任为管勾崇福宫。参见旧实录。尚未就职，因病寻找医生。
元佑九年，哲宗刚亲政，重申直秘阁西京国子监的命令。先生再次辞官不就。参见文集。绍圣年间，因党争被放逐回归乡里。
四年十一月，押送涪州编管。参见实录。门人谢良佐说：“这次出行，我知道，是族子公孙和邢恕做的。”先生说：“族子太愚蠢不值得责备，所以人情深厚不敢怀疑。孟子既然知道天命，哪里用得着怨恨臧氏呢？”参见语录。
元符二年正月，《易传》写成并为之作序。三年正月，徽宗即位。调任峡州。四月，因赦令恢复宣德郎，允许随意居住，制书见《曲阜集》。回到洛阳。《记善录》说：“先生从涪州回来，气色容貌胡须头发，都比平时好。”十月，恢复通直郎，暂代判西京国子监。先生接受命令后，立即请假，想拖延时间作为寻医的计划，不久后供职。门人尹焞深深怀疑他。先生说：“皇上刚即位，首先受到大恩，不这样做，怎么仰承皇上的意旨呢？然而我不能做官，已经决定了。领取一个月的俸禄，然后随我的心意罢了。”参见文集、语录。又刘忠肃公家私记载说：“这次任命是李邦直、范彝叟的意思。”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回所恢复的官职，依旧退休。此前未曾退休，却说依旧退休，怀疑西京国子监供职不久，就曾退休。不详。
崇宁二年四月，进言的人议论他本来是因为奸党论荐得到官职，虽然曾经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于优厚；已经追回所恢复的官职，又说叙复过于优厚，也不详。现在又著书，诋毁朝政。于是有旨意追回销毁出身以来的文字，他所著
书，令监司觉察。语录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先生于是迁居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见语录。
译朝廷下诏，命令监司负责查察。语录记载：“范致虚进言，称程某以邪说和偏颇的行为，迷惑扰乱众人的视听，而尹焞、张绎作为他的帮凶。此事交由河南府调查核实，结果将程氏门徒全部驱逐，并重新列入党籍。”先生因此迁居到龙门以南，告诫来自各地的学者说：“尊重所听到的教诲，践行所明白的道理就可以了，不必再来到我的门下。”见语录。
五年，复宣义郎，致仕，见实录。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尹焞曰：「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即可见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未能无失也。」见语录。
大观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见实录。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着用便不是。」某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见语录。一作门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亦不致尊。」
初，明道先生尝谓先生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见语录。侯仲良曰：「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踰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定夫 、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云深尺余矣。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处，但于圣人气象差少从容尔。明道则已从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于元佑闲，则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第，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见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学，本于至诚，其见于言动事为之闲，处中有常，疏通简易，不为矫异，不为狷介，宽猛合宜，庄重有体。或说匍匐以吊丧，诵孝经以追荐，皆无此事。衣虽紬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太中年老，左右致养无违，以家事自任，悉力营办，细事必亲，赡给内外亲族八十余口。」又曰：「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能。」谢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色，指顾而集矣。」或曰：「人谓伊守正则尽，通变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谢子曰：「陜右钱以铁，旧矣，有议更以铜者，已而会所铸子不踰母，谓无利也，遂止。伊川闻之曰：『此乃国家之大利也。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少，盗铸者息。民不敢盗铸，则权归公上，非国家之大利乎﹖』又有议增解盐之直者。伊川曰：『价平则盐易泄，人人得食，无积而不售者，岁入必倍矣，增价则反是。』已而果然。司马公即相，荐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将累人矣。使韩、富当国时，吾犹可以有行也。及司马公大变熙、丰，复祖宗之旧，伊川曰：『役法讨论，未可轻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数年纷纷不能定。由是观之，亦可以见其梗概矣。』
祭文 张绎
鸣呼！利害生于身，礼义根于心。伊此心丧于利害，而礼义以为虚也，故先生踽踽独行斯世，一作于世。而众乃以为迂也。惟尚德者以为卓绝之行，而忠信者以为孚也；立义者以为不可犯，而达权者以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与道合，一作道会。泯然无际。无欲可以系羁兮，自克者知其难也；不立意以为言兮，知言者识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犹有伦；无声无臭，夫何可亲﹖鸣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为病兮，此心终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维。以为高兮，日月以为明也；春风以为和兮，严霜以为清也。
在昔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数，或观于礼；学者趣之，一作趋之。世济其美。独吾先生，淡乎无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见，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亲其临我兮，夫子其成之。欲报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见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绘于丹青者有七分之仪。七分之仪，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犹
译五年，复授宣义郎，退休，详见实录。当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无法得到传授，有人为此向先生请求。先生说：“我估量自己精力尚未衰退，还希望有所进步呢。”后来他卧病不起，才将《易传》传授给尹焞、张绎。尹焞说：“先生践行《易经》的道理，他作传只是顺理成章地写出来，熟读玩味，就能明白了。”又说：“先生平生用心，全在《易传》，想学习先生学问的人，看这就足够了。语录之类，出自学生们的记录，他们见识有深浅，所以记录有优劣，大概难免有失误。”详见语录。
大观元年九月庚午日，先生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详见实录。在病危时，门人进来说：“先生平日所学的，正是今日要用的。”先生勉强睁开眼微微看着他们说：“说出来就不是了。”某人还没走出卧室门，先生就去世了。详见语录。另一说法是门人郭忠孝。尹子说：“不对。郭忠孝自从党争事件发生起，就不与先生往来，等到先生去世，也没有去致哀。”
起初，明道先生曾对先生说：“将来能使人们尊崇师道的人，是我的弟弟。至于接引后学，根据人才的不同而成就他们，那我就不推让了。”详见语录。侯仲良说：“朱公掞在汝州拜见明道先生，过了一个月才回去，告诉别人说：‘我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定夫、杨中立来拜见伊川先生。一天先生坐着闭目养神，两人站立侍奉，不敢离开。过了很久，先生才回头说：‘你们两个还在这里吗？天晚了，暂且回宿舍吧。’两人退下，门外云雾深达尺余。他严厉到了这种程度。晚年接待学者，反而更加平易近人，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已达到极致，只是在圣人气象上稍微缺少从容罢了。明道先生已经从容，可惜他死得早，来不及被任用。如果能在元祐年间被任用，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先生去世后，以前的门人中优秀者，大多已先去世，没有能形容他德行美好的人了。然而先生曾对张绎说：“我过去描述明道先生的品行，我的道大概与明道相同。将来想了解我的人，寻求这篇文章就可以了。”详见文集序言。尹焞说：“先生的学问，根本在于至诚，体现在言语行动做事之中，处于中道而有常度，通达简易，不故作怪异，不狭隘偏激，宽严适宜，庄重有法度。有人说他匍匐着去吊丧，诵读《孝经》来追荐亡灵，都没有这些事。衣服虽然是粗布素色，但帽子和衣襟必定整齐；饮食虽然简单节俭，但蔬菜和米饭必定洁净。太中年老，身边人奉养没有违背礼节，他把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全力经营办理，小事必定亲自处理，供养内外亲族八十多口人。”又说：“先生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事务，没有不能做的。”谢良佐说：“伊川先生才能大，让他处理大事，必定不动声色，指挥一下就能聚集完成。”有人说：“人们说伊川先生守正则尽，通变不足，您的话却是这样，为什么呢？”谢子说：“陕西的钱币用铁，已经很久了，有人提议改铸铜钱，后来发现所铸铜钱面值不超过母钱，说无利可图，于是停止。伊川先生听说后说：‘这才是国家的大利啊。利多费用省，私铸的人就多；费用多利少，盗铸的人就停止。百姓不敢盗铸，那么权力归于朝廷，这不是国家的大利吗？’又有人提议增加解盐的价格。伊川先生说：‘价格平稳则盐容易销售，人人都能吃到，没有积压卖不出去的情况，每年的收入必定加倍，增加价格则相反。’后来果然如此。司马光担任宰相，推荐伊川先生并起用他。伊川先生说：‘这会连累人的。假使韩琦、富弼当政时，我还可以有所作为。等到司马光大变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恢复祖宗旧制，伊川先生说：‘役法讨论，不可轻易更改。’司马光不以为然，后来几年纷纷扰扰不能确定。由此看来，也可以看出他的大致轮廓了。”
祭文 张绎
唉！利害生于自身，礼义根植于心。如果此心沉溺于利害，而把礼义看作虚妄，所以先生踽踽独行于当世，另一种说法是“在世”。而众人却认为他迂腐。只有崇尚道德的人认为这是卓越的行为，而忠信的人认为这是诚信；坚守道义的人认为不可侵犯，而通晓权变的人认为不可拘泥。在我们先生身上，哪里有意为之呢？心与道相合，另一种说法是“道会”。浑然没有界限。没有欲望可以束缚，自我克制的人知道这很难；不刻意立意来立言，懂得言语的人知道其中的要领。德行轻如毫毛，毫毛还有同类；无声无臭，怎么可以亲近呢？唉！先生的道，无法用名称来定义；另一种说法是“我们这些人无法用名称来定义”。那些言论反而认为是弊病，这颗心终究无法显现。只有泰山认为它高，日月认为它明亮；春风认为它和煦，严霜认为它清冷。
在过去，各位儒者，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有的得于数理，有的观于礼仪；学者趋向他们，另一种说法是“趋向他们”。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好。唯独我们先生，淡泊无味；得到了味的真谛，死才停止。
从我拜见先生，另一种说法是“我们受教”。到现在七年了；蕴含化育，使之繁茂滋生。天地包容我，父母生养我；君亲临视我，夫子成就我。想要报答的心，哪一天能忘记呢？先生有言，一个版本上有“昔”字。见于文字的有七分的心，绘于丹青的有七分的仪态。七分的仪态，固然不可增加；七分的心，还
鸣呼！夫子没而微言绝，则固不可得而闻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而百物生。惟与二三子，一本无此五字，有「益当」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为未亡也。鸣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后见；先生之行，不待诔而后征；然而山颓梁坏，何以寄情﹖凄风一奠，敬祖〔一〕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人党，无敢送者，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马至者，视之，邵溥也，乃附名焉。盖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后。又按：语录云：先生以易传授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学者更须自体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语云。
奏状（节略） 胡安国
伏见元佑之初，宰臣司马光、吕公着秉政当国，急于得人，首荐河南处士程颐，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韦布，超居讲筵。自司劝讲，不为办辞，解释文义，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固不可得而闻也。及当官而行，举动必由乎礼；奉身而去，进退必合乎义。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第，莫获继焉。虽崇、宁闲曲加防禁，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马伸、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士大夫争相淬厉。而其闲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而河、洛之学几绝矣。
壬子年，臣尝至行阙，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学，近日盛行。臣语之曰：「伊川之学，不绝如贱，可谓孤立，而以为盛行，何也﹖岂以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窃以为过矣。
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而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道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人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
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用；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人德之序。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喻，岂其文也哉﹖颐之行：其行己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义，则一介以不取与诸人，虽禄之千钟，有必不顾也。其余则亦与人同尔，然则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岂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贤，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黜臣尔。本朝自嘉佑以来，西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载有正蒙书，颐有易、春秋传；颢虽未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请益答问之语，存于世者甚多，又有书疏铭诗，并行于世，而传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宫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以见圣世虽当禁暴诛乱、奉词伐罪之时，犹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之意；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闲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哉？
译唉！夫子去世，精微的言论断绝，本来就无法听到了。（注：一本上有“某等”二字。）然而天不说话而四季运行，地不说话而万物生长。只有与你们几位，（注：一本无此五字，有“益当”二字。）洗涤心灵去除智巧，推究事物去除私意，期望默契地契合此道，这在先生那里是未曾消亡的。唉！你们几位的志向，（注：一作“某等之志”。）不依赖外物而后显现；先生的品行，不依赖诔文而后彰显；然而泰山崩塌、屋梁毁坏，将情感寄托何处呢？凄风之中祭奠一次，在庭院中恭敬地祭祀祖先；百年的遗憾，一并在此倾泻。
尹氏说：先生下葬时，洛阳人害怕被人视为同党，没有敢送葬的，所以祭文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和我尹焞四人。半夜，有穿白衣骑白马的人到来，一看是邵溥，于是把他的名字附在后面。大概邵溥也有所畏惧，傍晚才出城，所以来得晚。又按：语录记载：先生将《易经》传授给门人说：“只说得了七分，求学的人更需要自己体悟探究。”所以祭文中有“七分”这样的话。
奏状（节略） 胡安国
我见到元祐初年，宰相司马光、吕公着执政掌权，急于选拔人才，首先推荐河南处士程颐，请求加以召见任命，破格提拔，于是他从平民百姓中崛起，超越常规进入讲筵。自从担任劝讲之职，他不使用华丽的辞藻，解释经文义理，用来积累诚意、感动圣心的做法，本来就无法听闻了。等到他任职行事，举动必定遵循礼制；辞官离去，进退必定合乎道义。他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自超出众儒之上，门人中高材弟子，也没有人能继承他。虽然崇宁年间特意加以防范禁止，但学者向往他，私下相传学习，不可遏制。后来程颐的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等，逐渐被进用，于是士大夫争相磨砺自己。而其中志在利禄的人，假托他的学说来自我推销，学者不能辨别真伪，而河洛之学几乎断绝了。
壬子年，我曾到行在，有个叫仲并的人说伊川之学，近日盛行。我对他说：“伊川之学，微弱得像丝线一样，可以说是孤立，却认为盛行，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他的学说充满门庭，人人传抄，耳听口说，就认为盛行吗？”从此身穿儒服的人，因为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法使士人心服，所以众议喧腾，极力诋毁。那些学习伊洛之学的人，都想要屏除他们的门徒，却进而牵连到伊川先生，我私下认为这太过分了。
圣人的大道，用来垂训万世，无非是中庸，没有非常高深难以实行的学说，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至理名言。然而中庸的意义，长久不明朗了。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然后它的意义可以思考而获得。不然，就会有人说高明是用来安身立命的，中庸是用来待人接物的，本末上下，分为两途，而它的意义更加不明朗了。士大夫的学问，应当以孔孟为师，大概言行相称，可以济世实用。这也是不可改变的至理名言。然而孔孟之道长久不传了，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然后他的道可以学习而达到。不然，就会有人把六经、《论语》、《孟子》的书作为口耳之资，获取世俗利益，而追求利禄，更加找不到入门的途径了。现在想要让学道的人践行中庸，师法孔孟，却禁止他们不能跟随程颐的学问，这是进入房间却不从门户进入。不也是错误吗？
程颐的文章：对于《易经》，就依据义理来阐明卦象，而知道体用的一源；对于《春秋》，就见于行事，而知道圣人的运用；对于诸经、《论语》、《孟子》，就阐发其精微旨意，而知道求仁的方法，入德的次序。那么狂言怪语，淫邪鄙俗的比喻，难道是他的文章吗？程颐的品行：他修身待人，忠诚感动州里；他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孝悌显扬于家庭；他辞受取舍，不符合道义，那么一介小草也不取与给予，对于其他人，即使俸禄千钟，也必定不顾。其余则也与常人相同，那么宽衣大袖，高视阔步，难道是他的品行吗？
从前伯夷、柳下惠的贤德，如果没有孔子，那么就是西山的饿夫、东国的黜臣罢了。本朝自嘉祐以来，西边有邵雍、程颢及弟弟程颐，关中有张载。这四人，都以道学德行，闻名于当世；恰逢王安石当权，加上蔡京得政，刻意排挤抑制，所以有西山、东国的困厄。他们的道不能施行，非常可惜。
现在邵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张载著有《正蒙书》，程颐有《易传》、《春秋传》；程颢虽然来不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请益答问的话，存于世上的很多，又有书信奏疏铭诗，并行于世，而流传的多失去真意。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降下指令，下达礼官讨论旧例，给这四人加上封号，载入祀典，以显示圣世虽然处于禁暴诛乱、奉词伐罪的时候，仍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的意思；仍然诏令馆阁收集四人的遗书，委派官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辅翼六经，以推崇孔子、孟子的道，使邪说的人不能趁虚而入，而天下的道术安定，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