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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河南程氏遗书七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166–179 段

可不用?」

  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不可一概论。夫阴助阳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阳者小人也。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

译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

阴代表小人,利代表不善,不能一概而论。那些辅助阳刚以成就万物的阴是君子,那些损害阳刚的阴是小人。那些调和道义的利是善,那些损害道义的利是不善。

「利贞者性情也」,言利贞便是干之性情。因问:「利与『以利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个,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顺理无害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

  谢师直为长安漕,明道为鄠县簿,论易及春秋。明道云:「运使,春秋犹有所长,易则全理会不得。」师直一日说与先生。先生答曰:「据某所见,二公皆深知易者。」师直曰:「何故?」先生曰:「以运使能屈节问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运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云行雨施」,是干之亨处。

  干六爻,如欲见圣人曾履处,当以舜可见,在侧陋便是潜,陶渔时便是见,升闻时便是干干,纳于大麓时便是跃。

  介甫以武王观兵为九四,大无义理,兼观兵之说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绝,则今日便是独夫,岂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绝,便是君也,为人臣子,岂可以兵胁其君?安有此义?又纣鸷很〔一〕若此,大史公谓有七十万众,未知是否;然书亦自云,纣之众若林。三年之中,岂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后面正经便说「惟十有三年」,先儒误妄,遂转为观兵之说。先王无观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错却,便是后面正经三字错却。

  先儒以六为老阴,八为少阴,固不是。介甫以为进君子而退小人,则是圣人旋安排义理也。此且定阴阳之数,岂便说得义理?九六只是取纯阴纯阳。惟六为纯阴,只取河图数见之,过六则一阳生,至八便不是纯阴。

  或以小畜为臣畜君,以大畜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这个道理,随大小用。」

  陈莹中答吴国华书,天在山中,说云:「便是芥子纳须弥之义。」先生谓正南北说,却须弥无体,芥子无量。

  问:「莹中尝爱文中子『或问学易,子曰:终日干干可也。』此语最尽。文王所以圣,亦只是个不已。」先生曰:「凡说经义,如只管节节推上去,可知是尽。夫终日干干,未尽得易。据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谓干干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渐渐推去,则自然是尽,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体一作往。如此,这里须是自见得。张绎曰:「此便是无穷。」先生曰:「固是道无穷,然怎生一个无穷便了得他?」一作便道了却他。

  问:「括囊事还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阴,故云『贤人隐』,便做不得在位。」又问:「恐后人缘此,谓有朝隐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尝有此说,谓杨雄为禄隐。杨雄后人只为见他着书,便须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问:「如剧秦文,莫不当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讥之也。然王莽将来族诛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讥?讥之济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义,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实无益,真屋下架屋,床上迭床。他只是于易中得一数为之,于历法虽有合,只是无益。今更于易中推出来,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难明亦得,只是不济事。」

  「大明终始。」人能大明干之终始,便知六位时成,却时乘六龙以当天事。

  「先迷后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盖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后得主而有常」处,脱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见似好,只是不识理。如此,是物先有个性,坤因而生之,是甚义理?全不识也。

  「至大」,「至刚」,「以直」,此三者不可阙一,阙一便不是浩然之气。如坤所谓「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

译“利贞者性情也”,是说利贞就是乾卦的性情。有人问:“这里的‘利’与‘以利为本’中的‘利’相同吗?”先生回答说:“凡是文字只有一个,但用法不同,只看如何使用。凡是顺乎天理且没有害处的就是利,君子并非不想求利。然而孟子说‘何必曰利’,大概是因为只把利放在心上就会有害。比如‘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而国家危亡’,这就是有害。‘没有行仁义却遗弃父母的人,没有行仁义却怠慢君主的人。’不遗弃父母,不怠慢君主,这就是利。仁义并非不利。”

谢师直担任长安转运使,程明道担任鄠县主簿,两人讨论《易经》和《春秋》。明道说:“转运使在《春秋》方面还有所长,但在《易经》上则完全不懂。”师直有一天把这话告诉了先生。先生回答说:“据我所见,两位都是深知《易经》的人。”师直问:“为什么?”先生说:“因为转运使能屈尊向一位主簿请教,而一位主簿敢直言转运使不懂《易经》,如果不是深知《易经》之道的人,是做不到的。”

“云行雨施”,是乾卦亨通的地方。

乾卦的六爻,如果想要看到圣人曾经经历的地方,应当以舜为例,处于卑陋之地就是潜龙,从事陶器渔猎时就是见龙,名声上达就是乾乾,被纳入大麓就是跃龙。

王安石认为武王观兵对应九四爻,这完全没有义理,况且观兵的说法本身也没有这回事。如果今天天命已经断绝,那么今天他就是独夫,哪里能容得下再留他三年?如果今天天命没有断绝,他就是君主,作为臣子,怎么能用兵胁迫君主?哪有这种道理?再说纣王凶狠暴戾到了这种地步,太史公说他有七十万军队,不知道是否属实;但《尚书》自己也说,纣王的军队像森林一样。在这三年之中,难道肯容许武王就这样罢休吗?只是《太誓》一篇的前序说:“十有一年”,后面的正文却说“惟十有三年”,先儒错误地妄加推测,于是转变为观兵的说法。先王没有观兵这种事,不是前序的一个字错了,就是后面正文的三个字错了。

先儒认为六是老阴,八是少阴,这固然不对。王安石认为这是进君子而退小人,那就是圣人随意安排义理了。这不过是确定阴阳的数目,怎么能说得通义理呢?九和六只是取纯阴纯阳的意思。只有六是纯阴,只取河图数中可见的,超过六就有一阳产生,到了八就不是纯阴了。

有人把小畜卦解释为臣畜君,把大畜卦解释为君畜臣。先生说:“不必这样,大畜只是所畜养的东西大,小畜只是所畜养的东西小,不必指定一件事。无论是君畜臣,还是臣畜君,都是这个道理,随大小而用。”

陈莹中回复吴国华的信,关于“天在山中”,说:“这就是芥子纳须弥的意思。”先生说:这正是南北之说,但须弥没有形体,芥子没有限量。

问:“陈莹中曾经喜爱文中子‘有人问学习《易经》,文中子说:终日乾乾就可以了。’这句话最完备。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也不过是因为不停息。”先生说:“凡是解说经义,如果只是一节一节地往上推,就知道是完备的。但是终日乾乾,并没有完全穷尽《易经》。根据这一句,只能作为九三爻的解释。如果说乾乾是不停息,不停息又是道,渐渐推演下去,自然就是完备的,只是道理不是这样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说道的本体一作往。如此,这里必须自己能够看见。张绎说:“这就是无穷。”先生说:“固然道是无穷的,但是怎么一个无穷就能说完它呢?”一作便道了却他。

问:“括囊的事还能用在在位的人身上吗?”先生说:“六四爻位是在上,但是坤卦的六四却是重阴,所以说‘贤人隐’,就做不得在位。”又问:“恐怕后人因此,认为有朝隐者。”先生说:“哪有这种道理?以前林希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认为杨雄是禄隐。杨雄的后人只因为看到他著书,就必须认为他是这样,怎么能做得对呢?”于是问:“像《剧秦美新》这样的文章,难道不应该写吗?”先生说:“有人说这不是赞美他,而是讥讽他。然而王莽后来灭了他族,也不足为道,又哪里值得讥讽?讥讽能解决什么事?有人说暂且为了免死,然而已经不知道明哲保身的意义,怎么足以保全自身?写《太玄》本来要阐明《易经》,却比《易经》更加晦涩,其实没有益处,真是屋下架屋,床上迭床。他只是从《易经》中取一个数来作为依据,虽然在历法上有所契合,只是没有益处。现在再从《易经》中推演出来,做一百种《太玄》也可以,要更加难以明白也可以,只是不济事。”

“大明终始。”人如果能大明乾卦的终始,就知道六位时成,从而适时乘坐六龙以当天子。

“先迷后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因为坤道只是主利,文言“后得主而有常”处,脱掉了一个利字。

王安石解释“直方大”说:“因物的本性而生长,是直;成就物的形状而不可改变,是方。”人们觉得好像很好,只是不识理。这样,是物先有个性,坤因而生长它,这是什么义理?完全不认识啊。

“至大”,“至刚”,“以直”,这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气。如坤卦所说的“直方大”就是这样。但是坤卦不可言

刚,言刚则害坤体。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动也刚。」方即刚也。因问:「见李吁录明道语中,却与先生说别。解『至刚处』云:『刚则不屈』,则是于至刚已带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顺理而养之』,则是以直字连下句,在学者着工夫处说却。」先生曰:「先兄无此言,便不讲论到此。旧尝令学者不要如此编录,纔听得,转动便别。旧曾看,只有李吁一本无错编者。他人多只依说时,不敢改动,或脱忘一两字,便大别。李吁却得其意,不拘言语,往往录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语。只『刚则不屈』,亦未稳当。」

译刚,是说如果刚硬就会损害坤卦柔顺的体性。然而孔子在《文言》中又说:“坤卦至为柔顺,但行动起来却刚健。”方氏认为“即”就是“刚”的意思。于是问道:“我在李吁记录的明道先生语录中看到,与先生您所说的不同。他解释‘至刚处’时说:‘刚就是不屈服’,这样在‘至刚’中已经带入了‘直’的意思。又说:‘用直道顺理来涵养它’,这是把‘直’字连到下一句,在学者用功的地方来说。”先生回答说:“先兄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不会讲到这个层面。以前我曾告诫学者不要这样编录,刚听到的时候,稍微转述就变了样。以前我曾看过,只有李吁这一本没有编录错误。其他人大多只是依照说话时的原样,不敢改动,或者遗漏忘记了一两个字,意思就大不相同了。李吁却能够领会其意,不拘泥于言语,往往记录得都很准确。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话。只是‘刚则不屈’这一说法,也不够稳妥。”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譬犹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为栋梁、可以为榱桷者才也。才则有善与不善,性则无不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两般:为自暴自弃,不肯学也。使其肯学,不自暴自弃,安不可移哉?杨雄、韩愈说性,正说着才也。

  韩退之说:叔向之母问杨食我之生,知其必灭宗。此无足怪,其始便染得恶气,便有灭宗之理,所以闻其声而知之也。使其能学,以胜其气,复其性,可无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问:「先生云:性无不善,才有善不善,杨雄、韩愈皆说着才。然观孟子意,却似才亦无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处,只是云:『舍则失之。』不肯言初禀时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尔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险陷溺之耳。又观『牛山之木,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尝无材,只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见其禽兽也,以为未尝有才焉,是岂有之情也哉?』所以无才者,只为『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则是以情观之,而才未尝不善。观此数处,切疑才是一个为善之资,譬如作一器械,须是有器械材料,方可为也。如云:『侧隐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则四端者便是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尽此四端之才也。观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无不善,亦不肯于所禀处说不善。今谓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为善便是情,能为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盖公都子正问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办之,又恐失其本意。如万章问象杀舜事,夫尧已妻之二女,迭为宾主,当是时,已自近君,岂复有完廪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栖,当是时,尧在上,象还自度得道杀却舜后,取其二女,尧便了得否?必无此事。然孟子未暇与辨,且答这下意。」

  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亦是才。问:「生而知之要学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学,然圣人必须学。」

  先生每与司马君实说话,不曾放过;如范尧夫,十件事只争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实只为能受尽言,尽人忤逆终不恕,便是好处。」

  君实尝问先生云:「欲除一人给事中,谁可为者?愿为光说一人。」先生曰:「相公何为若此言也?如当初泛论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虽有其人,何可言?」君实曰:「出于公口,入于光耳,又何害?」先生终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断不说。』」

  「先进」、「后进」,如今人说前辈后辈。「先进于礼乐」,谓旧事前辈之人于礼乐,在今观之以为朴野。「后进于礼乐」,谓今晚进之人于礼乐,在今观之以为君子。君子者,文质彬彬之名。盖周末文盛,故以前人为野,而自以当时为君子,不知其过于文也。故孔子曰:「则吾从先进。」

  孔子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问「乡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纔说「去兵」,便问「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自非圣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问,不是圣人不能如此答。

  礼记儒行、经解,全不是。因举吕与叔解亦云:「儒行夸大之语,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义理。」先生曰:「煞害义理。恰限易,便只『洁静精微』了却;诗,便只『温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

译孔子教导学生,是依据各自的资质来进行的:有的从政事方面入门,有的从言语方面入门,有的从德行方面入门。

本性源于天,才能源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这就好比树木,弯曲或笔直是它的本性,能够做栋梁、能够做椽子则是它的才能。才能则有善与不善的区别,而本性则没有不善的。“只有上智和下愚是不可改变的”,这并不是说他们真的不能改变,而是存在使他们难以改变的道理。之所以难以改变,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损害自己、放弃自己,不肯学习。假使他们肯学习,不自暴自弃,难道就不能改变吗?杨雄、韩愈谈论本性,实际上说的正是才能。

韩愈曾说:叔向的母亲询问杨食我出生时的情况,就知道他一定会导致宗族灭亡。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一开始就沾染了恶劣的气质,便有了灭族的道理,所以听到他的声音就能知道。假使他能够学习,以克服这种气质,恢复本性,就可以没有这种祸患。

“本性是相近的”,这是说人所禀受的本性,并不是说本性的根本。孟子所说的,才是正指本性的根本。

有人问:“先生说:本性没有不善的,才有善与不善,杨雄、韩愈说的都是才。然而看孟子的意思,似乎才也没有不善的;至于说到不善的原因,只是说:‘舍弃就会失去它。’不肯说最初禀受时就有不善的才。比如他说:‘不是上天赋予人的才能有所不同。’意思是不善并不在于才,只是因为遭遇凶险而沉沦罢了。又看‘牛山的树木,人们看到它光秃秃的,以为它从来没有过木材,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意思是山的本性并非没有木材,只是因为斧头砍伐和牛羊啃食才造成的。又说:‘人们看到他像禽兽一样,以为他从来没有过才能,这难道是他的实情吗?’之所以没有才能,只是因为‘白天所做的行为使心灵受到束缚和丧失罢了’。又说:‘至于他的实情,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所谓善;至于做不善的事,并不是才能的罪过。’这是从实情来看,而才从未不善。看这几处,我深切怀疑才是一个为善的资质,譬如制作一件器物,必须有了制作的材料,才能做成。比如他说:‘恻隐之心就是仁。’等等。所以说:‘寻求就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有的人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那么四端就是为善的才能,所以不善,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这四端的才能。看孟子的意思,似乎说性、情、才三者都没有不善,也不肯在禀受的地方说不善。现在说才有善与不善,为什么呢?有人说:善的根基就是性,想要为善就是情,能够为善就是才,怎么样?”先生回答说:“上智和下愚就是才,以尧为君主却有象,以瞽瞍为父亲却有舜,这也是才。然而孟子只说‘不是才能的罪过’,这是因为公都子正问性善的问题,孟子姑且回答他的主要意思,来不及一一辨析,又恐怕失去本意。比如万章问象杀舜的事,尧已经嫁了两个女儿给他,交替做宾主,在那时,已经接近君主了,怎么还会有看守粮仓和疏通井口的事呢?象想让两个嫂子来侍奉,在那时,尧在上面,象难道还自度能够杀死舜后,夺取那两个女子,尧就会作罢吗?必定没有这种事。然而孟子来不及与他辩论,姑且回答这次要的意思。”

生来就知道,通过学习才知道,这也是才。问:“生来就知道的需要学习吗?”先生说:“生来就知道固然不需要等待学习,然而圣人必须学习。”

先生每次和司马君实说话,从不放过任何一点;像范尧夫,十件事中只争得三四件就罢了。先生说:“君实只是因为能够听进全部的话,任凭别人忤逆始终不怨恨,这就是他的好处。”

君实曾经问先生说:“想要除去一个给事中,谁可以担任?希望为我推荐一个人。”先生说:“相公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是当初泛泛地谈论人才还可以,现在既然这样,我即使有合适的人选,又能说什么呢?”君实说:“从您口中说出,进入我的耳朵,又有什么害处呢?”先生始终不说。另一个版本说:“先生说:‘我坚决不说。’”

“先进”、“后进”,就像现在人说的前辈和后辈。“先进于礼乐”,是说旧时的前辈在礼乐方面,在今天看来显得质朴粗野。“后进于礼乐”,是说现在后进的人在礼乐方面,在今天看来显得像君子。君子,是文质彬彬的称呼。大概周末文风盛行,所以以前人为粗野,而自认为当时的人是君子,不知道他们过于文饰了。所以孔子说:“那么我就追随先进。”

孔子的弟子善于提问,一直追问到底。比如问“全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回答说“还不行”,于是又问“全乡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又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了”,便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者中先去掉哪一项?”刚说“去掉军备”,便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者中先去掉哪一项?”如果不是圣人不能回答,便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都有死,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不是孔子的弟子不能这样问,不是圣人不能这样答。

《礼记》中的《儒行》、《经解》,全都不对。因为举出吕与叔的解释也说:“《儒行》是夸大的言语,不是孔子的话,然而也不妨害义理。”先生说:“大大妨害义理。恰似《易经》,就只说‘洁静精微’了结;《诗经》,就只说‘温柔敦厚’了结,全都不对。”

祭

法如夏后氏郊鲧一片,皆未可据。

译法如夏后氏在郊外祭祀鲧的那一片记载,都不可作为依据。

问:「圣人有为贫而仕者否?」曰:「孔子为乘田委吏是也。」又问:「或云乘田委吏非为贫,为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为兆,为鲁司寇便是为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国子监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饥饿不能出门户时,当别相度。」

  荀、杨性已不识,更说甚道?

  邓文孚问:「孟子还可为圣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又问:「孟子书中有不是处否?」曰:「只是门人录时,错一两字。如说『大人则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说夷、惠处云『皆古圣人』,须错字。若以夷、惠为圣之清、圣之和则可,便以为圣人则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为圣人。如伊尹又别,初在畎亩,汤使人问之,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是不肯仕也。及汤尽礼,然后翻然而从之,亦是圣之时。如五就汤,五就桀,自是后来事。盖已出了,则当以汤之心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及后来逐不附己者,独不怨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张戬尝于政事堂与介甫争办事,因举经语引证。介甫乃曰:「安石却不会读书,贤却会读书。」戬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这个便是不会读书。」

  佛家有印证之说,极好笑。岂有我晓得这个道理后,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时来传法,如期去便传得,安有此理?

  谢良佐与张绎说:「某到山林中静处.便有喜意,觉着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庙佛殿处便敬,何也?只是每当不敬,见彼乃敬。若还常敬,则到佛殿庙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闹处时,此物安在?直到静处乃觉。」绎言:「伊云,只有这些子已觉。」先生曰:「这回比旧时煞长进。这些子已觉固是,若谓只有这些子,却未敢信。」胡本‵注云:「朱子权亲见谢先生云:『某未尝如此说。』恐传录之误也。」

  「屡空」兼两意。惟其能虚中,所以能屡空。货殖便生计较,纔计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顺受正命也。吕与叔解作如货殖。先生云:「传说中言子贡货殖处亦多,此子贡始时事。」

  万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岛中,做得窠子,极有巧妙处,是他良能,不待学也。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学,其它皆是学,人只为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或云:介甫说以一守,以中行,只为要事事分作两处。

  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当时不作,虽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则非圣人不能作。

  「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如二南之诗及大雅、小雅,是当时通上下皆用底诗,盖是修身治家底事。

  「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兴后妃之柔顺。「左右流之」,左右者随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顺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顺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顺之貌,以兴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锺鼓乐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乐如此也。

  「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自是关睢之义如此,非谓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错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谓我须要得,是有命也。仁义礼智,天道在人,赋于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学,故君子不谓命。

  「则以学文」,便是读书。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须是先尽得孝弟,然后读书,非谓已前不可读书。

  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

译问:“圣人有没有因为贫穷而出仕的?”回答说:“孔子担任乘田和委吏就是如此。”又问:“有人说乘田和委吏并非因为贫穷,而是为了预示(将来)的大任。”先生(程颐)说:“担任乘田和委吏并不是为了预示,担任鲁国司寇才是为了预示。”另一个版本在此处有十六个字说:“有人曾说:‘先生不接受国子监的任命,是固执。’”先生因此说:“近来确实有人以此相劝勉,我回答说:等到饥饿得不能出门的时候,再另外考虑。”

荀子和杨朱连人性都不认识,还谈什么道?

邓文孚问:“孟子可以算是圣人吗?”回答说:“不敢就说他是圣人,但他的学问已经达到了极致。”又问:“孟子的书中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回答说:“只是门人记录时,错了一两个字。比如他说‘大人则藐之’,君子没有不恭敬的,如果心里去轻视别人,那就不对了。再说关于伯夷、柳下惠的地方说‘都是古代的圣人’,必定是错字。如果把伯夷、柳下惠看作圣人的清高、圣人的随和是可以的,但把他们看作圣人就不可以。看孟子的意思,必定不把伯夷、柳下惠当作圣人。至于伊尹又不同,起初在田野耕作,商汤派人去请教他,他说:‘我为什么要接受商汤的聘礼呢?’这是不肯出仕。等到商汤尽礼相待,然后他才幡然跟随,这也是圣人的时中。至于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那是后来的事。大概是因为已经出仕了,就应当以商汤的心为心,所以五次投奔夏桀,不得不如此。”

王安石曾经与程颢议论政事不合,因此对程颢说:“您的学问像上墙。”意思是难以实行。程颢说:“参政(王安石)的学问像捉风。”等到后来王安石驱逐不依附自己的人,唯独不怨恨程颢,并且说:“这个人虽然没有懂得道,也是忠信的人。”

张戬曾经在政事堂与王安石争论办事,于是引用经书语句作为证据。王安石就说:“安石却不会读书,您却会读书。”张戬不能回答。先生因此说:“却不说道,只这个便是不会读书。”

佛家有印证的说法,极其可笑。难道是我晓得这个道理后,因为别人说是才是,别人说不是便不是?又比如五祖让六祖三更时分来传法,如期而去就传得了,哪有这种道理?

谢良佐对张绎说:“我到了山林中的静处,就有喜悦之意,觉得这不对。”先生说:“人每到神庙佛殿处就恭敬,为什么呢?只是每当不恭敬时,见到那里才恭敬。如果常常恭敬,那么到佛殿庙宇,也就只是如此。不知道在喧闹处时,这恭敬之心在哪里?直到静处才觉察。”张绎说:“他说,只有这些许已经觉察。”先生说:“这次比旧时确实长进。这些许已经觉察固然不错,如果说只有这些许,却不敢相信。”胡本注说:“朱子亲自见到谢先生说:‘我未曾这样说过。’恐怕是传录的错误。”

“屡空”兼有两个意思。正因为能虚怀若谷,所以能屡次空乏。从事商业就会产生计较,一旦计较就是不接受天命,不接受天命的人,就不能顺受正命。吕与叔解释为像从事商业。先生说:“传说中讲子贡从事商业的地方也很多,这是子贡起初的事。”

万物都有良能,比如平常鸟雀筑巢,做得巢穴,极有巧妙的地方,是它们的良能,不需要学习。人刚出生,只有吃奶这一件事不是学的,其他都是学的,人只是因为智巧太多而害了自己。

“人心”,是私欲;“道心”,是正心。“危”说不安,“微”说精微。正因为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是专要精一它。精一它,才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有人说:王安石说以一守,以中行,只是为了要把事事分作两处。

《诗经》小序就是当时国史所作。如果当时不作,即使是孔子也不能知道,何况子夏呢?至于大序,就不是圣人不能作的。

“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像二南的诗以及大雅、小雅,是当时上下通用底诗,大概是修身治家底事。

“《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就是后妃,所以说用采荇菜来兴起后妃的柔顺。“左右流之”,左右是随水流动的样貌。“左右采之”,是顺水而采之。“左右芼之”,是顺水而芼之。都是说荇菜柔顺的样貌,用来兴起后妃的德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说后妃配君子,和乐如此。

“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自然是《关雎》之义如此,不是说后妃。这一行很分明,人们自己错解了。

口、目、耳、鼻、四肢的欲望,是性,但有分限,不可说我必须要得到,这是命。仁义礼智,是天道在人,赋予命有厚薄,这是命,但有性,可以学习,所以君子不认为是命。

“则以学文”,就是读书。人生下来就知道有父子兄弟,必须先尽孝悌,然后读书,不是说以前不可以读书。

礼胜则离,所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

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礼以和为贵,故先王之道以此为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故亦不可行也。

译(君子)说。快乐过度就会放纵,所以“如果有所行不通,只知道追求和谐而一味求和,不用礼来节制它,也是行不通的”。礼以和谐为可贵,所以先王的治国之道以这种和谐为美好,无论大事小事都遵循它。然而却有所行不通的情况,是因为“只知道追求和谐而一味求和,不用礼来节制”,所以也是行不通的。

「望道而未之见」,言文王视民如伤,以纣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见。「汤执中,武王不泄迩」,非谓武王不能执中,汤却泄迩,盖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谓各举其最盛者非也,圣人亦无不盛。

  鲁得用天子礼乐,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谓周公有人臣不能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之礼,非也。臣子身上,没分外过当底事。凡言舜言曾子为孝,不可谓曾子、舜过于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说能明峻德之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专贤也,亲亲也。盖先尊贤,然后能亲亲。夫亲亲固所当先,然不先尊贤,则不能知亲亲之道。礼记言「克明嵕德,顾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于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处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无此说。

  陈平只是幸而成功,当时顺却诸侯,亦只是畏死。汉之君臣,当恁时,岂有朴实头为社稷者?使后来少主在,事变却时,他也则随却。如令周勃先入北军,陈平亦不是推功让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试难也。其谋甚拙,其后成功亦幸。如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

  周勃当时初入北军,亦甚拙,何事令左祖则甚?忽然当时皆右█,后还如何?当时已料得必左█,又何必更号令?如未料得,岂不生变,只合驱之以义,管它从与不从。

  韩信初亡,萧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两日不追,及萧何反,问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当时高祖岂不知此二人,乃肯放与项羽,两日不追邪?乃是萧何与高帝二人商量做来,欲致韩信之死尔。当时史官已被高祖瞒过,后人又被史官瞒。

  惜乎,韩信与项羽,诸葛亮与司马仲达,不曾合战。更得这两个战得几阵,不妨有可观。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有是底。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使,示知煞有误人处。

  先生在讲筳,尝典钱使。诸公因问:必是俸给大段不足,后乃知到任不曾请俸,诸公遂牒户部,问不支俸钱。户部索前任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莱,无前任历子。」旧例,初入京官时,用下状出给料钱历,其意谓朝廷起我,便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也。遂令户部自为出券历。户部只欲与折,诸公又理会,馆阁尚请见钱,岂有经筳官只请折支?又检例,已无崇政殿说书多时,户部遂定,已前未诸者只与折支,自后来为始,支见钱。先生后自涪陵归,复官半年,不曾请俸。粮料院吏人忽来索请券状子。先生云:「自来不会写状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录与受官月日。

  先生在经筳时,与赵侍郎、范纯甫同在后省行,见晓示,至节令,命妇进表,贺太皇及太后太妃。赵、范更问备办,因问先生。先生云:「某家无命妇。」二公愕然,问何不诰封?先生曰:「某当时起自草莱,三辞然后受命,岂有今日乃为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无封号。问:「今人陈乞恩例,义当然否?」「人皆以为本分者不一作不以。为害。」先生曰:「只为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却,动不动又是乞也。」因问:「陈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只为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却,动不动又是乞也。」因问:「陈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体又别。」再三请益,但云:「其说甚长,待别时说。」

  范尧夫为蜀漕,成都帅死,尧夫权府。是时,先生随侍过成都,尧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门头僧寺相见。尧夫因问:「先生在此,有何所闻?」先生曰:「闻公尝言:『当使三军之士知事帅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语否?」尧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语

译“望道而未之见”,是说文王视民如伤,因为纣王在上,盼望天下有道却未能看见。“汤执中,武王不泄迩”,并不是说武王不能执中,汤却泄迩,而是各自针对一件事而言。人们认为各自列举其最盛之处,这是不对的,圣人也没有不盛之处。

鲁国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如果周公在世,必定不肯接受,所以孔子说:“周公的衰微啊!”孔子认为这是周公的衰微,这是成王的过失。王安石认为周公有人臣不能建立的功业,所以得以使用人臣所不能使用的礼制,这是不对的。臣子身上,没有分外过当的事情。凡是说舜、曾子为孝,不能说曾子、舜过于孝。

“克明峻德”,只是说能明峻德之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说修身、专贤、亲亲。大概先尊贤,然后能亲亲。虽然亲亲固然应当先,但不先尊贤,就不能知道亲亲的道理。《礼记》说“克明峻德,顾諟天之明命,皆自明”,都是由于明。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是说百姓的地方都只是民,百官族姓以前没有这种说法。

陈平只是侥幸成功,当时顺从诸侯,也只是畏死。汉代的君臣,在那时,哪有真正为社稷着想的人?如果后来少主在位,事变发生时,他们也会随之而动。如果让周勃先入北军,陈平也不是推功让能的人,只是占便宜,让周勃先试难。他的谋略很拙劣,后来的成功也是侥幸。按照人臣的道义,应当以王陵为正。

周勃当时初入北军,也很拙劣,为什么让左袒的特别多?如果当时都右袒,后来怎么办?当时已经预料到必定左袒,又何必再号令?如果没有预料到,难道不会生变,只应当以义驱使他们,管他们从与不从。

韩信初逃亡时,萧何追他,高祖像失去左右手,却两天不追,等到萧何回来,问他说:“为什么逃亡?”回答说:“臣没有逃亡,是追逃亡的人。”当时高祖难道不知道这两个人,却肯放他们给项羽,两天不追吗?这是萧何与高帝两人商量做的,想要致韩信于死地。当时史官已经被高祖瞒过,后人又被史官瞒。

可惜,韩信与项羽,诸葛亮与司马仲达,没有合战。如果这两个再战几阵,不妨有可观之处。

先生每次读史读到一半,就掩卷思量,预料其成败,然后看有不合之处,又更精思,其中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现在的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道成者有很多不是,败者有是的地方。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的出处进退,现在的人只把他们现成的事便做是使,不知道有很多误人之处。

先生在讲筵,曾经典钱使。各位公卿因此问:一定是俸给大段不足,后来才知道到任不曾请俸,各位公卿于是牒户部,问不支俸钱。户索要前任历子。先生说:“我起自草莱,无前任历子。”旧例,初入京官时,用下状出给粮料历,其意谓朝廷起我,便应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于是让户部自为出券历。户部只想给折支,各位公卿又理会,馆阁尚请见钱,哪有经筵官只请折支?又检例,已无崇正殿说书多时,户部于是定,以前未支的只给折支,自后来为始,支见钱。先生后来从涪陵归,复官半年,不曾请俸粮料院吏人忽然来索要请券状子。先生说:“自来不会写状子。”受事人不去,只让子弟录与受官月日。

先生在经筵时,与赵侍郎、范纯甫同在后省行走,见晓示,至节令,命妇进表贺太皇及太后太妃。赵、范更加问备办,因此问先生。先生说:“我家无命妇。”二公愕然,问为什么不诰封?先生说:“我当时起自草莱,三辞然后受命,哪有今日为妻求封的道理?”他的夫人至今无封号。问:“现在的人陈乞恩例,义当然否?”回答说:“人皆以为本分者不一作不以。为害。”先生说:“只是为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却,动不动又是也。”因此问:“陈乞封父祖,如何?”先生说:“只是为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贯却,动不动又是乞也。”因此问:“陈乞封父祖,如何?”先生说:“此事体又别。”再三请益,但云:“其说甚长,待别时说。”

范尧夫为蜀漕,成都帅死,范尧夫权府。这时,先生随侍过成都,范尧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忙派人追及之,回至门头僧寺相见。范尧夫因此问:“先生在此,有何所闻?”先生说:“闻公尝言:‘当使三军之士知事帅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语否?”范尧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说:“公果有此语

,一国之福也。」尧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尧夫再三问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权府,前帅方死,便使他臣子张乐大排,此事当时莫可罢?」尧夫云:「便是纯仁当时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尧夫惊愕,即应声曰:「悔当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时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归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来是为帅君。小人须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与他物事,他自归去,岂更知有思量?」尧夫乃嗟叹曰:「今日不出,安得闻此言?」

译这是一国人的福气啊。」尧夫正为此感到欣喜。先生却说:「恐怕您做不到让人家这样。」尧夫再三追问其中的缘由。先生说:「就像前几天您在权府任职时,前任主帅刚去世,您就让他家的臣仆张设音乐、大摆宴席,这件事在当时难道不可以阻止吗?」尧夫说:「当时纯仁就没有入座,只是让通判陪同坐着。」先生说:「这尤其不对。」尧夫感到震惊诧异,随即回答说:「后悔当初只应该把那些乐工打散就是了。」先生说:「这又更不对了。小人的心里,得到一点东西就欢喜,得不到就感到不满足。他们既然没有得到东西,回去后就会思量,为什么得不到这个东西,原来是因为主帅的缘故。小人必须与自身利害切身相关,才会去思量。如果只是给他们东西,他们自然回去,哪里还会知道去思量呢?」尧夫于是感叹说:「今天如果不出来,怎么能听到这番话呢?」

先生云:「韩持国服义最不可得。一日某与持国、范夷叟泛舟于颖昌西湖,须臾客将云:『有一官员上书,谒见大资。』某将谓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资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来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为正叔一作姨夫。太执,求荐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为曾有不求者不与,来求者与之,遂致人如此。』持国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逦寻医,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难之,谓供职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无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则知某者也。当时执政大臣皆相知,故不当如此受。今则皆无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贫,不使饥饿于我土地。某须领他朝廷厚意,与受一月料钱,然官则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诰,却不供职,是与不受同。且略与供职数日,承顺他朝廷善意了,然后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职,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转运司状,某不曾签。国子监自系台省,台省系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状,岂有台省倒申外司之理?只为从前人只计较利害,不计较事体,直得恁地。须看圣人欲正名处,见得道名不正时,便至礼乐不兴,自然住不得。夫礼乐,岂玉帛之交错,锺鼓之铿锵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久做他底时,须一一与理会。」

  谢某曾问:「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族子与故人耳。」族子谓程公孙,故人谓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系之。天,安用尤臧氏?」因问:「邢七虽为恶,然必不到更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书到某云:『屡于权宰处言之。』不知身为言官,却说此话。未知倾与不倾,只合救与不救,便在其间。」又问:「邢七久从先生,想都无知识,后来极狼狈。」先生曰:「谓之全无知则不可,只是义理不能胜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稻之者。」

  今人不会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人而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须是未读周南、召南,一似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师保之任,足以当此爻〔一〕也。

  若要不学佛,须是见得他小,;便自然不学。

  文中子本是一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议论,附会成书。其闲极有格言,荀、杨道不到处。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征问:「圣人有忧乎?」曰:「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问疑,曰:「天下皆疑, 吾独得不疑?」征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此言极好。下半截却云:「征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乱道。

  文中子言:「封禅之费,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此言极好。古者封禅,非谓夸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后世便把来做一件矜夸底事。如周颂告成功,乃是陈先王功德,非谓夸自己功德。

  文中子续经甚谬,恐无此。如续书始于汉,自汉已来制诏,又何足记?续诗之备六代,如晋、宋、后魏、北齐、后周、隋之诗,又何足釆?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杨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杨子虽少过,然已自不识性,更说甚道?

  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

译先生说:“韩持国最不能服义。有一天,我和持国、范夷叟在颍昌西湖泛舟,不一会儿,门客报告说:‘有一位官员上书,请求拜见大资政。’我原以为有什么紧急的公事,原来是请求引荐。我说:‘大资政身居高位,却不主动求人,反而让人倒过来求自己,这是什么道理?’夷叟说:‘只因为正叔做了他的姨父。太固执,请求推荐文书,是常事。’我说:‘不是这样。只因为曾经有不请求的人不给,来请求的人给,于是导致人们这样。’持国便信服了。”

先生刚接受任命,就在休假,打算慢慢找医生治病,不久就供职了。门人尹焞对此深感为难,认为供职是不对的。先生说:“新君即位,首先蒙受大恩,从两千里外放还回来,也没有道理不接受。在先朝,我是被了解的人。当时的执政大臣都与我相知,所以当时不应该这样接受。现在都没有相知的人,朝廷的意思只是怜悯我贫穷,不让我在他们的土地上挨饿。我必须领受朝廷的厚意,接受一个月的俸禄,然而官职我必定不做。既然已经接受了诏命,却不供职,这和不接受是一样的。暂且稍微供职几天,顺承朝廷的善意,然后才随心所欲。”

先生接着说:“今天供职,第一件就做不了他的事。吏人押送申报转运司的文书,我没有签署。国子监本身属于台省,台省属于朝廷官员。外司有事,应当申报文书,哪有台省倒过来申报给外司的道理?只因为从前的人只计较利害,不计较事理,才弄到这种地步。必须看圣人想要正名的地方,明白道名不正时,就会导致礼乐不兴盛,自然停不下来。礼乐,难道是玉帛的交错、钟鼓的铿锵吗?今天第一件就这样。人们不知道,好像喜欢做作只这些。我便做不了他的官,如果长久做他的官,必须一一去理会。”

谢某曾问:“涪州之行,知道它的由来,是族子和故人的缘故。”族子指程公孙,故人指邢恕。先生回答说:“族子太愚蠢,不值得责备。故人太厚道,不敢怀疑。孟子既然知道天命,何必责怪臧氏?”于是问:“邢七虽然做恶,但必定不会更加倾陷先生。”先生说:“是的。邢七也有信到我说:‘屡次在权宰处说起。’不知道身为言官,却说这话。不知道倾陷与不倾陷,只合救与不救,便在其中。”又问:“邢七长久跟随先生,想必都没有知识,后来极其狼狈。”先生说:“说完全无知则不可以,只是义理不能战胜利欲之心,便到如此地步。”

先生说:“我从十七八岁读《论语》,当时已懂文义,读得越久,只觉得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欢喜者,有读了后知道喜好者,有读了后不知道手舞足蹈者。”

今人不会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必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出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就通达于政,能专对四方,才是读诗。“人而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必须是未读周南、召南,好像面墙;到读了后,就不面墙,方是有验证。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方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未曾读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师保之任,足以担当此爻也。

若要不学佛,须是见得他小,便自然不学。

文中子本是一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到他的议论,附会成书。其中极有格言,荀、杨道不到的地方。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像魏征问:“圣人有忧吗?”回答说:“天下皆忧,我独能不忧吗?”问疑,回答说:“天下皆疑,我独能不疑吗?”征退,对董常说:“乐天知命我何忧?穷理尽性我何疑?”此言极好。下半截却说:“征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乱说。

文中子说:“封禅之费,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此言极好。古者封禅,不是说夸耀治平,乃是依本分祭天地,后世便把它当做一件矜夸的事。如《周颂》告成功,乃是陈述先王功德,不是说夸自己功德。

文中子续经甚谬,恐怕没有此理。如续《书》始于汉,自汉以来制诏,又何足记?续《诗》之备六代,如晋、宋、后魏、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此言却好。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只如原道一篇极好。退之每有一两处,直是搏得亲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博也。

译这样而前往的叫做道,自足于己不依赖外物的叫做德,这话讲得很好。只说“仁与义是确定的名称,道与德是空泛的位置”,便是乱说。只看《原道》这一篇极好。韩愈往往有一两处,真是体认得真切,简直像知道一样,然而却只是博学罢了。

问:「文中子谓『诸葛亮无死,礼乐其有兴乎!』诸葛亮可以当此否?」先生曰:「礼乐则未敢望他,只是诸葛亮已近王佐。」又问:「如取刘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这一事大不是,便是计较利害。当时只为不得此,则无以为资。然岂有人特地出迎他,却于坐上执之?大段害事,只是个为利。君子则不然,只一个义不可便休,岂可苟为?」又问:「如汤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谓并兼取他,只为助他,与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乱者乃取,亡者乃侮。」

  张良亦是个儒者,进退闲极有道理。人道汉高袓能用张良,却不知是张良能用高袓。良计谋不妄发,发必中。如后来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袓必从,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岂不是良用高袓乎?良本不事高袓,常言为韩王送沛公。观良心,只是为天下,,且与成就却事。后来与赤松子游,只是个不肯事高袓如此。

  五德之运,却有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胜数。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阴阳;一时言之,便自有一时阴阳;一岁言之,便自有一岁阴阳,一纪言之,便有一纪阴阳;气运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个大阴阳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灾。盖亦有此理,只是须于这上有道理。如关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闲须言如此处之则吉,不如此处之则凶,每事如此,盖虽是天命,可以人夺也。如仙家养形,以夺既衰之年;圣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为有这道理。或云:「寻常观人出辞气,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尽?昔横渠尝以此观人,未尝不中,然某不与他如此。后来其弟戬亦学他如此,观人皆不中,此安可学?」

  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道理却总是。想当时亦须有来历,其闲只是气运使不得。错不错未说,就使其法不错,亦用不得。除是尧、舜时,十日一风,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说潦旱,今年气运当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时,此且做各有方气不同,又却有一州一县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学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许多道理,何事忘为?夫事外无心,心外无事。世人只被为物所役,便觉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为一齐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滞执泥坑里,便事事转动不得,没着身处。庄子齐物。夫物本齐,安俟汝齐?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齐时,别去甚处下脚手?不过得推一个理一也。物未尝不齐,只是你自家不齐,不干物不齐也。

  先生在经筵,闻禁中下后苑作坊取金水桶贰只,因见潞公问之。潞公言:「无。彦博曾入禁中,见只是朱红,无金为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惊怪。某当时便令问,欲理会,却闻得长乐宫遂已。当时恐是皇帝阁中,某须理会。先生旧在讲筵,说论语「南容三复白圭」处,内臣贴却容字,因问之。内臣云:「是上旧名。」先生讲罢,因说:「适来臣讲书,见内臣贴却容字,夫人主处天下之尊,居亿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过当,便生骄心,皆是左右近习之人养成之也。尝观仁宗时,宫嫔谓正月为初月,蒸饼为炊饼,皆此类。请自后,只讳正名,不讳嫌名及旧名。」纔说了,次日孙莘老讲论语,读子畏于匡为正。先生云:「且着个地名也得。子畏于正,是甚义理?」又讲「君祭先饭」处,因说:「古人饮食必祭,食谷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无德不报如此。夫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禄来处,乃得于君也。必思所报其君,凡勤勤尽忠者,为报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者位者,盖得之于天,与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报民。古之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皆是报民也。」每讲一处,有以开导人主之心处便说。始初内臣宫嫔门皆携笔在后抄录,后来见说佞人之类,皆恶之。吕微仲使人言:「今后且刻可伤触人。」范尧夫云:「但不道着名字,尽说不妨。」又讲

译问:“文中子说‘如果诸葛亮不死,礼乐大概会复兴吧!’诸葛亮能当得起这个评价吗?”先生回答:“礼乐复兴还不敢期望他,只是诸葛亮已经接近王佐之才了。”又问:“像夺取刘璋这件事,怎么看?”先生说:“只有这一件事大错特错,就是在于计较利害。当时只是因为不做这件事,就没有资本。然而哪有别人特地出来迎接他,他却坐在席上把人家抓起来的道理?这大大有害于事,根本就是为了利益。君子则不是这样,只要道义上不可行就停止,怎么可以苟且为之?”又问:“像商汤兼并弱国、攻打昏昧之国,怎么看?”先生说:“弱国是去兼并它,不是说吞并夺取它,只是去帮助它,与之相兼。昏昧之国才去攻打,混乱之国才去夺取,灭亡之国才去侮辱。”

张良也是个儒者,进退之间极有道理。人们说汉高祖能任用张良,却不知道是张良能驾驭高祖。张良的计谋不轻易发出,一旦发出必定中肯。像后来立太子的事,都是能让高祖必定听从,让他向左就向左,让他向右就向右,这难道不是张良在驾驭高祖吗?张良本来不侍奉高祖,常说自己是替韩王送沛公。看张良的心,只是为了天下,并且成全了这件事。后来与赤松子交游,只是不肯侍奉高祖罢了。

五德运转,确实有这个道理。凡事都有这五种,从小到大,不可胜数。说一天,就有一天的阴阳;说一时,就有一时的阴阳;说一年,就有一年的阴阳;说一纪,就有一纪的阴阳;气运不息,像王者一代,又是一个大的阴阳。唐朝是土德,就少有黄河水患;本朝是火德,多有水灾。大概也有这个理,只是必须在这上面有道理。像关朗占卜百年之事最好,其中必须说这样处理就吉利,不这样处理就凶险,每件事都如此,大概虽然是天命,也可以由人来夺取。像道家养生,以夺取已经衰老的寿命;圣人有道,以延长已经衰弱的命运,只是因为有这个道理。有人说:“平常观察人说话的气色,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先生说:“怎么可以完全如此?从前横渠曾用这种方法观察人,没有不中肯的,然而我不和他一样。后来他的弟弟戬也学他这样,观察人都不中肯,这怎么可以学?”

看《素问》文字的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的。称为三坟书,则不对,道理却总是对的。想当时也必须有来历,其中只是气运使不得。错不错且不说,即使它的法则不错,也用不得。除非是尧、舜时,十天刮一次风,五天下一场雨,才开始用得上。且如说水旱,今年气运应当水灾,然而有河北水灾、江南干旱的时候,这且说是各地气运不同,又有一州一县之中水旱不同的,怎么定得?学佛的人多要忘记是非,是非怎么可以忘记?自有许多道理,什么事要忘记?事情之外没有心,心之外没有事。世人只被外物所役使,就觉得苦事多。如果让万物各归其位,就能役使外物了。世人只因为一齐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泥固执的坑里,就事事转动不得,没有着身处。庄子齐物。万物本来齐一,何须你去齐一?万物如此多样,如果要齐一时,另去什么地方下手脚?不过推求一个理一罢了。万物未曾不齐,只是你自己不齐,与万物不齐无关。

先生在经筵,听说宫中下令从后苑作坊取金水桶两只,因此见到吕公问这件事。吕公说:“没有。吕公曾进入宫中,见只是朱红的,没有金的。”我于是让人取文书给吕公看,吕公才惊怪。我当时便让人问,想要弄清楚,却听说长乐宫已经停止。当时恐怕是皇帝阁中,我必须弄清楚。先生从前在讲筵,讲《论语》“南容三复白圭”处,内臣贴掉了“容”字,因此问这件事。内臣说:“是皇上旧名。”先生讲完,因此说:“刚才臣讲书,见内臣贴掉‘容’字,人主处天下之尊,居亿兆之上,只怕人尊奉过当,便生骄心,都是左右近习之人养成的。曾看仁宗时,宫嫔称正月为初月,蒸饼为炊饼,都是这类。请求以后,只避讳正名,不避讳嫌名及旧名。”刚说完,次日孙莘老讲《论语》,读“子畏于匡”为“正”。先生说:“且加个地名也行。‘子畏于正’,是什么义理?”又讲“君祭先饭”处,因此说:“古人饮食必祭,吃谷物必想开始耕种的人,吃蔬菜必想开始种菜的人,先王无德不报如此。为人臣的,居其位,食其禄,必想何所得爵禄来处,乃得于君。必想所报其君,凡勤勤尽忠的,为报君。像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盖得之于天,与天下之人共戴,必想所以报民。古之人君视民如伤,像保护婴儿,都是报民。”每讲一处,有以开导人主之心的地方就说。开始内臣宫嫔门都携笔在后抄录,后来见说佞人之类的,都厌恶。吕微仲派人说:“今后且刻可伤触人。”范尧夫说:“但不道着名字,尽说不妨。”又讲

君祭以下,莆田本添。

译“君祭以下”这一部分,是莆田本所增补的。

或问:「横渠言圣人无知,因问有知。」先生曰:「纔说无知,便不堪是圣人。当人不问时,只与木石同也?」先生云:「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纔有说了,便不肯回。」

  苏洵录横渠语云:「和叔言香声。横渠云:『香与声犹是有形,随风往来,可以断续,犹为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银器中,隔外便见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见不尽,却不说此是水之清,银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中不如此?』」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

 伊川先生语六

 周伯忱录

  问:「左氏言子路助卫辄,观其学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辄,只为孔悝陷于不义,欲救之耳。盖蒯聩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从之故也。」曰:「子路当时可以免难否?」曰:「不可免。」

  问:「左传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时,看春秋,黄赘隅问某如何看?答之曰:『有两句法云,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问:「公、谷如何?」曰:「又次于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传中无丘明字,不可考。」

  问:「『此之谓自慊』与『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则一也。不足谓之慊,动于中亦谓之慊,看用处如何。」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语七上

  师说

 门人张绎录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吕汲公为使。时朝廷以馆职授子,子固辞。公谓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对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虽然,某学仲尼者,于仲尼之道,固不敢异。公以谓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陈恒弒其君,请讨之,鲁不用则亦已矣。」子未及对,会殿帅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见公骨王谠。谠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处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议北郊,所议不合礼,取笑天下。后世岂不曰有一程某,亦尝学礼,何为而不问也?」谠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问而子问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后有问:「汲公所言陈恒之事,是欤?」曰:「于传,仲尼是时已不为大夫,公误言也。」

  吕汲公以百缣遗子,子辞之。时子族兄子公孙在旁,谓子曰:「勿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遗某者,以某贫也。公位宰相,能进天下之贤,随才而任之,则天下受其赐也。何独某贫也?天下贫者亦众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帅苗公问程子曰:「朝廷处先生,如何则可?」程子对曰:「且如山陵事。苟得专处,虽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学者易,今之学者难。古人自八岁人小学,十五入大学,有文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威仪以养其四体,歌舞以养其血气,义理以养其心。今则俱亡矣,惟义理以养其心尔,可不勉哉!」范公尧夫摄帅成都,程子将告归,别焉。公曰:「愿少留,某将别。」子曰:「既别矣,何必复劳舆车?」遂行。公使人要于路曰:「愿一见也。」既见,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尝言为将帅当使士卒视己如父母,然后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闻欤?」子曰:「旧帅新亡,而公张乐大飨将校于府门,是教之视帅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属官摄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与旧帅同僚也,失同僚之义,其过小;属官于主帅,其义重。」曰:「废响而颁之酒食,如何?」曰:「无颁也。武夫视酒食食为重事,弗颁,则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帅之义,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从先生言而不来,则不闻此矣。」其喜闻义如此。程子在讲筵,执政有欲用之为谏官者。子闻,以书谢曰:「公知射乎?有人执弓于此,发而多中,人皆以为善射也。一日,使羿立于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从,羿且怒而去矣。从之,

译有人问:“张载说圣人无知,因此问有知。”先生说:“刚说无知,就不配称为圣人。难道人在不被问到时,只与木头石头相同吗?”先生说:“吕大临守正,张载学问很固执,每当张载没有说法时都依从他,刚有说法了,就不肯回头。”

苏洵记录张载的话说:“和叔说香和声。张载说:‘香与声还是有形的,随风往来,可以断断续续,还算是粗浅。不如清水。现在把清冷水放在银器中,隔着外面就能看见水珠,哪里有什么缝隙可以相通?这是最清的神妙。’先生说:‘这也看得不全面,却不说是水的清,银的清,如果说只是水,为什么放在██中就不这样呢?’”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

伊川先生语六

周伯忱记录

问:“《左传》说子路帮助卫辄,看他的学问已经登堂入室,肯这样吗?”回答说:“子路不是帮助辄,只是因为孔悝陷入不义,想救他罢了。这是因为蒯聩不听从君父的命令而进入立位,强迫孔悝盟誓,孔悝不应该顺从的缘故。”问:“子路当时可以免除灾难吗?”回答说:“不能免除。”

问:“《左传》可信吗?”回答说:“不能全信,只信其中可信的部分罢了。我二十岁时,看《春秋》,黄赘隅问我怎么看?我回答说:‘有两句法则说,用传来考证经的事迹,用经来辨别传的真伪。’又问:‘《公羊传》《谷梁传》怎样?’回答说:‘又次于《左传》。’‘《左传》就是丘明吗?’回答说:‘传中没有丘明这个名字,无法考证。’

问:“‘此之谓自慊’与‘吾何慊乎哉’中的慊,相同吗?”回答说:“慊字是一样的。不足叫做慊,内心感动也叫做慊,看使用的语境如何。”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语七上

师说

门人张绎记录

宣仁太后陵墓安葬,程子前往参加,吕汲公任使臣。当时朝廷授予程子馆职,程子坚决推辞。吕公对程子说:“仲尼也不像这样。”程子回答说:“您怎么说呢?我是什么人,敢与仲尼相比?虽然如此,我学习仲尼,对于仲尼的道,本来不敢有不同。您认为仲尼不像这样,为什么呢?”吕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求讨伐他,鲁国不听从也就罢了。”程子还没来得及回答,恰逢殿帅苗公到来,程子被辟入幕府,见到吕公骨王谠。王谠说:“先生不是太过分了吗?想让朝廷怎么处置先生呢?”程子说:“暂且比如朝廷议论北郊祭祀,所议论的不合礼制,被天下人取笑。后世难道不会说有一个程某,也曾学过礼,为什么不问呢?”王谠说:“北郊祭祀怎样?”回答说:“这是朝廷的事,朝廷不问而您问,不是可以说的地方。”后来有人问:“吕公所说的陈恒的事,对吗?”回答说:“在传中,仲尼那时已经不做大夫了,您说错了。”

吕汲公用百匹绢赠给程子,程子推辞。当时程子的族兄子公孙在旁边,对程子说:“不要做得太过分,暂且接受吧。”程子说:“吕公之所以赠给我,是因为我贫穷。吕公位居宰相,能进用天下的贤才,随才任用,那么天下人受他的恩赐。为什么唯独我贫穷呢?天下贫穷的人也很多,公家的财物固然多,恐怕您不能周济吧。”

殿帅苗公问程子说:“朝廷安置先生,怎样才可以?”程子回答说:“暂且比如山陵事。如果得以专权处理,即使是永安尉也可以。”

程子说:“古代的学者容易,现在的学者困难。古人从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有文采来滋养眼睛,声音来滋养耳朵,威仪来滋养四肢,歌舞来滋养血气,义理来滋养心灵。现在这些都丧失了,只有义理来滋养心灵罢了,能不勉励吗!”范公尧夫代理成都帅职,程子将要告辞回家,与他告别。范公说:“希望稍微停留,我即将离去。”程子说:“既然已经告别了,何必再劳烦车马?”于是出发。范公派人半路拦截说:“希望见一面。”见面后,说:“先生用什么教导我?”程子说:“您曾说做将帅应当让士卒看待自己如父母,然后才可用,对吗?”范公说:“怎样?”程子说:“您说得对。然而您为政不这样,为什么呢?”范公说:“可以听听吗?”程子说:“旧帅刚死,而您在府门张乐大宴将校,这是教他们看待帅如父母吗?”范公说:“也怀疑不可以,所以让属官代理主持罢了。”程子说:“这尤其不可以。您与旧帅是同僚,失同僚之义,过错小;属官对于主帅,义理重。”范公说:“废除宴席而分发酒食,怎样?”程子说:“不分发。武夫看待酒食为重事,不分发,就一定会思考原因而知道事帅之义,于是因事而教。”范公说:“如果听从先生的话而不来,就听不到这些了。”他喜欢听取义理就是这样。程子在讲筵,执政中有想任用他为谏官的。程子听说,写信感谢说:“您知道射箭吗?有人拿着弓在这里,发射而大多命中,人们都认为善于射箭。一天,让羿站在他旁边,用拉弓的标准方法教导他。不听从,羿将要愤怒而离去。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