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上
一事亦过人。」谢用休问：「当受拜，不当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谢天申字用休，温州人。
译有一件事也超过常人。」谢用休问：「应当接受拜礼，还是不应当接受拜礼？」回答说：「名分已经确定，不接受拜礼才是正确的。」谢天申字用休，是温州人。
先生曰：「曾见韩持国说，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来相见，语甚可爱。一日谒之，其僧出，暂憩其室，见一老行，遂问其徒曰：『为谁？』曰：『乃僧之父，今则师孙也。』因问：『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参时，必曰此人老也，休来。』以此遂更不见之，父子之分，尚已颠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礼，难尽如古制，但以义起之可也。」富公问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问：「祭用三献，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献太薄。古之乐九变，乃是九献。」曰：「兄弟可为昭穆否？」曰：「国家弟继兄，则是继位，故可为昭穆，士大夫则不可。」
棣问：「礼记言：『有忿懥、忧患、恐惧、好乐，则心不得其正。』如何得无此数端？」曰：「非言无，只言有此数端则不能以正心矣。」又问：「圣人之言可践否？」曰：「苟不可践，何足以垂教万世？」
伯温问：「学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将圣人言语玩味久，则自有所得。当深求于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已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耳。若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又问：「颜子如何学孔子到此深邃？」曰：「颜子所以大过人者，只是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与能屡空耳。」棣问：「去骄吝，可以为屡空否？」曰：「然。骄吝最是不善之总名。骄，只为有己。吝，如不能改过，亦是吝。」
伯温又问：「心术最难，如何执持？」曰：「敬。」
棣问：「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时看春秋，黄赘隅问某如何看？某答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先生曰：「史记载宰予被杀，孔子羞之。尝疑田氏不败，无绿被杀。若为齐君而死，是乃忠义。孔子何羞之有？及观左氏，乃是阚止为陈恒所杀，亦字子我，谬误如此。」
用休问：「夫子贤于尧、舜，如何？」子曰：「此是说功。尧、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尧、舜之道而垂教万世。门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温又问：「尧、舜，非孔子，其道能传后世否？」曰：「无孔子，有甚凭据处道」
子文问：「『师也过，商也不及』，如论交，可见否？」曰：「气象闲亦可见。」又曰：「子夏、子张皆论交，子张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问：『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毋友不忠信之人。」
棣问：「使孔、孟同时，将与孔子并驾其说于天下邪？将学孔子邪？」曰：「安能并驾？虽颜子亦未达一闲耳。颜、孟虽无大优劣，观甚立言，孟子终未及颜子。昔孙莘老尝问颜、孟优劣，答之曰：『不必问，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学者读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问：「大学知本，止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何也？」曰：「且举此一事，其它皆要知本，听讼则必使无讼是本也。」
李嘉仲问：「『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须圣人裁成辅相之。如岁有四时，圣人春则教民播种，秋则教民收获，是裁成也，教民锄耘灌溉，是辅相也。」又问：「『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时，未尝不教民，故立之君师，设官以治之。周公师保万民，与此〔一〕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后世未尝教，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本而已。」李处遯字嘉仲。
张思叔问：「『贤贤易色』如何？」曰：「见贤即变易颜色，愈加恭敬。」
棣问：「春秋书王如何？」曰：「圣人以王道作经，故书王。范文甫问：「杜预以谓周王，如何？」曰：「圣人假周王以见意。」棣又问：「汉儒以谓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书春王正月，将如何书？此汉儒之惑也。」
先生将伤寒药与兵士，因曰：「在坟所与庄
译先生说：“曾听韩持国讲，有一位僧人，很有造诣，于是招来相见，言语十分可爱。有一天我去拜见他，僧人外出，我暂时在他的房间里休息，看见一位老人，就问他的徒弟说：‘这是谁？’徒弟说：‘是僧人的父亲，现在则是僧人的孙子。’于是我问：‘僧人怎么对待他？’徒弟说：‘对待他非常优厚。凡是晚参的时候，一定说这个人老了，不要来。’因此僧人就不再见到他，父子之间的名分，已经颠倒了。”
先生说：“祭祀的礼仪，很难完全符合古制，只要根据义理来制定就可以了。”富公问配享的问题，先生说：“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的出身。又问：‘祭祀用三献，怎么样？’先生说：‘您是上公之家，三献太薄了。古乐九变，就是九献。’富公说：‘兄弟可以算作昭穆吗？’先生说：‘国家弟弟继承哥哥，这是继承君位，所以可以算作昭穆，士大夫则不可以。’
棣问：‘《礼记》说：有愤怒、忧患、恐惧、喜好快乐，心就不能端正。怎样才能没有这几种情况呢？’先生说：‘不是说没有，只是说有这几种情况就不能端正心了。’又问：‘圣人的话可以践行吗？’先生说：‘如果不能践行，怎么足以垂教万世呢？’
伯温问：‘学者怎样才能有所得？’先生说：‘只要把圣人的言语玩味久了，自然有所得。应当在《论语》中深入探求，把诸弟子问的地方当作自己问的，把圣人回答的地方当作今天听到的，自然会有所收获。孔、孟再生，也不过用这些来教导人罢了。如果能在《论》《孟》中深入探求玩味，将来涵养出什么样的气质啊！’
又问：‘颜子怎么学习孔子达到如此深邃的境界？’先生说：‘颜子之所以大大超过别人，只是得到一善就牢牢记住，并且能够屡次达到空明的境界。’棣问：‘去掉骄傲和吝啬，可以算是屡次空明吗？’先生说：‘可以。骄傲和吝啬是最不善的总称。骄傲，只是因为有我。吝啬，比如不能改过，也是吝啬。’
伯温又问：‘心术最难，怎么执持？’先生说：‘敬。’
棣问：‘《春秋》怎么看？’先生说：‘我二十岁时看《春秋》，黄赘隅问我怎么看？我回答说：‘用传来考证经中的事迹，用经来辨别传的真伪。’
先生说：‘史书记载宰予被杀，孔子感到羞耻。我曾怀疑田氏不败，没有理由被杀。如果为齐君而死，这是忠义。孔子有什么可羞耻的？等到看《左氏传》，才知道是阚止被陈恒所杀，也字子我，错误竟然如此之大。’
用休问：‘夫子贤于尧、舜，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说功业。尧、舜治理天下，孔子又推广尧、舜之道而垂教万世。门人推崇尊敬，不得不如此。’伯温又问：‘尧、舜，如果没有孔子，他们的道能传到后世吗？’先生说：‘没有孔子，有什么凭据呢？’
子文问：‘“师也过，商也不及”，如果论交友，可以看出吗？’先生说：‘气象闲适也可以看出。’又说：‘子夏、子张都论交友，子张所说的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问：‘“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是怎么回事？’先生说：‘不要和不忠信的人交朋友。’
棣问：‘如果孔、孟同时，会与孔子并驾齐驱，把学说行于天下吗？还是会学习孔子？’先生说：‘怎么能并驾齐驱？即使颜子也没有达到一闲的境界。颜、孟虽然没有大的优劣，看他们的立言，孟子终究不如颜子。从前孙莘老曾问颜、孟的优劣，回答说：‘不必问，只看他们的立言如何。凡是学者读他们的言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如果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言论。’
又问：‘《大学》知本，只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不尽其辞，大畏民志”是怎么回事？’先生说：‘且举这一件事，其他都要知本，听讼一定要使无讼是本。’
李嘉仲问：‘“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需要圣人裁成辅相。比如一年有四季，圣人春天教百姓播种，秋天教百姓收获，这是裁成，教百姓锄耘灌溉，这是辅相。’又问：‘“以左右民”是怎么回事？’古代盛世，没有不教百姓的，所以设立君师，设置官员来治理。周公师保万民，与此卦所说的“左右民”，都是一样的。后世没有教，任其自生自育，只治理根本而已。’李处遯字嘉仲。
张思叔问：‘“贤贤易色”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见到贤人就改变脸色，更加恭敬。’
棣问：‘《春秋》书王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圣人以王道作经，所以书王。范文甫问：‘杜预认为是周王，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圣人借周王来表达意思。’棣又问：‘汉儒认为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自然之理。不书春王正月，将要怎么书？这是汉儒的困惑。’
先生将伤寒药给兵士，于是说：‘在坟所与庄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见教授夏侯旄，甚叹服。」曰：「前时来相见，问后极说与他来。既问，却不管他好恶，须与尽说与之。学之久，染习深，不是尽说，力抵〔一〕介甫，无缘得他觉悟。亦曾说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观他意思，只是要『乐子之无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无穷，大明既升，岂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圣臣贤，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观其说鲁用天子礼乐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岂有过分之事？凡有所为，皆是臣职所当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亲最孝，观其言如此，其事亲之际，想亦洋洋自得，以为孝有余也。臣子身上皆无过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说曾子，只言『事亲若曾子可矣』。不言有余，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后无闻焉，亦自以为报君足矣，当时所为，盖不诚意。」嘉仲曰：「陈瓘亦可谓难得矣。」先生曰：「陈瓘却未见其已。」夏侯旄字节夫。
伯温问：「西狩获麟已后，又有二年经，不知如何？」曰：「是孔门弟子所续。当时以谓必能尽得圣人作经之意，及再三考究，极有失作经意处。」
嘉仲问：「表记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别，然亦有些子意思。」又问：「莫是有轻重否？」曰：「却是有阴阳也﹖此却是儒者说话﹖如经解，只是弄文墨之士为之。」
又问：「如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须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然而论大成，则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则又其次也。」
又问：「介甫言『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识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如言尧典，于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论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后襌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类，皆尧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义理？四凶在尧时，亦皆高才，职事皆修，尧如何诛之？然尧已知其恶，非尧亦不能知也。及尧一旦举舜于侧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鲧功又不成，故舜然后远放之。如吕刑言『遏绝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国误以为尧。」（章内「皆尧所以在天下」句，疑有脱误。）
又问：「伯夷、叔齐逃，是否？」曰：「让不立则可，何必逃父邪？叔齐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问：「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一作夷。齐归立则善。」伯温曰：「孔子称之曰仁，何也？」曰：「如让国亦是清节，故称之曰仁，如与季札是也。札让不立，又不为立贤而去，卒有杀僚之乱，故圣人于其来聘，书曰：『吴子使札来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为公子也。」
嘉仲问：「否之匪人。」曰：「泰之时，天地交泰而万物生，凡生于天地之闲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时，天地不交，万物不生，无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
嘉仲问：「『自反而缩』，如何？」曰：「缩只是直。」又问曰：「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宫黝之养勇也，必为而已，未若舍之能无惧也。无惧则能守约也。子夏之学虽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礼为约，故以黝为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棣问：「『考仲子之宫』，非与？」曰：「圣人之意又在下句，见其『初献六羽』也。言初献，则见前此八羽也。春秋之书，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后，相因既备，周道衰，而圣人虑后世圣人不作，大道遂坠，故作此一书。此义，门人皆不得闻，惟颜子得闻，尝语之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也。此书乃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问：「『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
译思叔告诉先生说：“前几日见到教授夏侯旄，他非常叹服。”先生说：“前次他来相见，问过后，我极力把道理讲给他听。既然他问了，就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必须把道理全部讲给他听。他学习王安石学说久了，习染很深，如果不把道理全部讲给他听，极力驳斥王安石，就没有办法让他觉悟。我也曾指出王安石不懂得侍奉君主的道理，看他的意思，只是想要‘让君主保持无知’。比如他在上表中说：‘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无穷；大明既升，岂宜爝火之不息？’这都是他常常想要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意思。自古以来，君主圣明、臣子贤能，才是常理，怎么会像他这样呢！又看他论述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时说：‘周公有人臣不能建立的功勋，所以得以使用人臣不能使用的礼乐。’这完全是大段不懂得侍奉君主。大凡人臣身上，哪有超越本分的事呢？凡是有所作为，都是臣子职责应当做的事。王安石平时侍奉双亲最为孝顺，看他的言论如此，他在侍奉双亲的时候，想必也是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的孝道已经有余了。臣子和子女身上都没有超越本分的事，只有孟子懂得这个道理，比如他说曾子，只说‘侍奉双亲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不说有余，只说可以。唐子方做了一件事，后来就没有声息了，他也自以为报答君主足够了，当时所做的，大概不是出于诚心。”嘉仲说：“陈瓘也可以说是难得的了。”先生说：“陈瓘却还没有看到他的尽头。”夏侯旄，字节夫。
伯温问：“《春秋》记载西狩获麟之后，又有两年的经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孔子门下的弟子所续写的。当时他们认为一定能完全领会圣人作经的本意，等到再三考究，发现有很多违背作经本意的地方。”
嘉仲问：“《表记》说‘仁在右边，道在左边，仁是人，道是义’，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本来不应该这样区分，但也有一点意思。”又问：“难道是有轻重之分吗？”先生说：“难道是有阴阳之分吗？这却是儒者的说法。像《经解》这类书，只是玩弄文墨的人写的。”
又问：“比如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不贪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用礼乐来修饰，也可以成为完人了。”先生说：“必须是集合这四个人的才能，再用礼乐来修饰，也可以成为完人。然而论及大成的境界，就不止于此了，如今的完人，又是次一等的。”
又问：“王安石说‘尧实行天道来治理百姓，舜实行人道来侍奉上天’，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王安石自己就不认识‘道’字。道从来没有天人的区别，在天就是天道，在地就是地道，在人就是人道。比如《尧典》，对舜、丹朱、共工、驩兜的事情都进行了论述，还没有涉及到升降黜陟的政治，到了《舜典》，然后禅让帝位给舜，惩处四凶而天下信服之类，这都是尧之所以在天下、舜之所以治理天下的义理吗？四凶在尧的时候，也都是高才，职事都修治得很好，尧为什么要诛杀他们呢？然而尧已经知道他们的恶行，不是尧也不能知道。等到尧一旦从卑微中举用舜，让四凶北面称臣，四凶不能忍受，于是违抗命令，鲧的功业又没成功，所以舜才把他们远远流放。比如《吕刑》说‘遏绝苗民’也只是舜的事，孔安国误以为是尧。”（本章内“皆尧所以在天下”一句，疑有脱误。）
又问：“伯夷、叔齐逃避，对吗？”先生说：“让位而不立为君是可以的，何必逃避父亲呢？叔齐承受父亲的命令，尤其不可以逃避。”又问：“立中子，对吗？”先生说：“怎么能这样呢？只应该召叔齐回来立为君，这样才好。”伯温说：“孔子称赞他们为仁，为什么呢？”先生说：“像让国也是清高的节操，所以称赞他们为仁，就像季札一样。季札让位而不立为君，又不因为立贤而离开，最终发生了杀僚的祸乱，所以圣人在他前来聘问时，记载说：‘吴子使札来聘。’去掉‘公子’的称呼，是说他不配做公子。”
嘉仲问：“否卦的‘匪人’。”先生说：“泰卦的时候，天地交泰而万物生长，凡是生于天地之间的，都是人道。到了否卦的时候，天地不交，万物不生，没有人道了，所以说：‘否之匪人。’”
嘉仲问：“‘自反而缩’，是什么意思？”先生说：“缩就是直。”又问：“北宫黝像子夏，孟施舍像曾子，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北宫黝培养勇气，必定是为了做到而已，不如孟施舍能够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就能守约。子夏的学问虽然广博，但不如曾子守礼那样简约，所以说北宫黝像子夏，孟施舍像曾。”
棣问：“‘考仲子之宫’，不对吗？”先生说：“圣人的意思在下面一句，看到‘初献六羽’。说初献，就可见以前是八羽。《春秋》的书写，是百王不变的法度。三王以后，沿袭已经完备，周道衰微，而圣人考虑到后世圣人不再出现，大道就会坠落，所以作这一本书。这个义理，门人都不曾听到，只有颜回听到，曾经告诉他说：‘行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穿周代的冠冕，音乐则用韶舞’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书是文质适中，宽猛适宜，是非公正的。”
范季平问：“‘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就在其中’，是什么意思？”先生说：“仁
既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学道，则仁在其中矣。」享仲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
译道是百善之首。如果能学习道，那么仁就包含在其中了。」享仲问：「怎样算是近思？」回答说：「通过类比来推演。」
嘉仲问：「『吾与女弗如也』之与，比『吾与点也』之与，如何？」曰：「与字则一般，用处不同。孔子以为『吾与女弗如』者〔一〕，勉进学者之言。使子贡喻圣人之言，则知勉进己也，不喻其言，则以为圣人尚不可及，不能勉进，则谬矣。」
棣问：「纪裂繻为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国之重事，使卿逆亦无妨。先儒说亲逆甚可笑。且如泰君娶于楚，岂可越国亲迎耶？所谓亲迎者，迎于馆耳。文王迎于渭，亦不是出疆远迎，周国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于亲迎之说，直至谓天子须亲迎。况文王亲迎之时，乃为公子，未为君也。」
贵一问：「齐王谓时子欲养弟子以万锺，而使国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赂之尔，故拒之。」
用休问：「『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为师』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师。如此等处，学者极要理会得。若只指认温故知新便可为人师，则窄狭却气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如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由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子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若读此不见得圣贤气象，他处也难见。学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
嘉仲问：「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乐未尽善，言当时传舜之乐则善尽美，传武王之乐则未尽善耳。」
先生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文胜质则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文虽多而不知其意，文胜正如此也。」
又曰：「学者须要知言。」
同〔一〕伯温问：「『回也三月不违仁』，如何？」曰：「不违处，只是无纤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问：「博施济众，何故仁不足以尽之？」曰：「既谓之博施济众，则无尽也。尧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泽，远近有闲，势或不能及。以此观之，能博施济众，则是圣也。」又问：「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称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纠，所事非正。春秋书『公伐齐纳纠』，称纠而不称子纠，不当立者也。不当立而事之，失于初也，及其败也，可以死，亦可以无死。与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为非而改之，义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权其宜可以无死也。故仲尼称之曰：『如其仁』谓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纠正而不死，后虽有大功，圣人岂复称之耶？若以为圣人不观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称其后来之是非，则甚害义理也。」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
又问：「郑人来渝平。」曰：「更成也。国君而轻变其平，反复可罪。」又问：「终隐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称，然轻欲变平，是甚国君之道？」
又问：「宋穆公立与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冯，是其知人处。若以其子享之为知人，则非也。后来卒致宋乱，宣公行私惠之过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语、孟，且须熟玩味，将圣人之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
棣问：「『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开发也。」又问：「岂非颜子见圣人之道无疑欤？」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贯之。』曾子便理会得，遂曰：『唯』，其它门人便须辩问也。」
又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则言祭神也。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恭敬。」
又问：「祭起于圣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
译嘉仲问：“‘吾与女弗如也’中的‘与’字，和‘吾与点也’中的‘与’字，有什么不同？”先生回答说：“‘与’字本身是一样的，只是用法不同。孔子说‘吾与女弗如也’，是勉励学者进取的话。如果子贡能领悟圣人的话，就会知道要勉励自己进步；如果不能领悟，就会认为圣人尚且达不到，自己更无法勉励进取，那就错了。”
棣问：“纪裂繻作为国君去迎接新娘，怎么样？”先生回答说：“迎接夫人是国家的重大事情，让卿大夫去迎接也没有妨碍。先儒说国君必须亲自去迎接，这很可笑。比如齐桓公娶楚国女子，难道可以跨越国境亲自去迎接吗？所谓亲自迎接，是指在馆舍迎接罢了。周文王在渭水迎接姜女，也不是出境远迎，因为周国本来就在渭水旁边。先儒因此拘泥于亲自迎接的说法，甚至认为天子必须亲自迎接。况且文王亲自迎接的时候，还是公子，尚未成为国君。”
贵一问：“齐王对时子说想用万钟的俸禄供养孟子的弟子，让齐国百姓有所仰慕效法，孟子为什么拒绝呢？”先生回答说：“齐王的意思不是尊崇孟子，而是想贿赂他，所以孟子拒绝了他。”
用休问：“‘温故而知新’，为什么‘可以为师’？”先生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有这一件事可以成为老师。像这样的地方，学者一定要弄明白。如果只认定温习旧知识而懂得新知识就可以当老师，那就使气象变得狭隘了。凡是阅读文字，不只是要理解语言，还要识别圣贤的气象。比如孔子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把车马、轻暖的皮衣，和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遗憾。’颜渊说：‘愿意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孔子说：‘让老年人安适，让朋友信任，让年轻人怀念。’看这几句话，就能看出圣贤的气象大大不同。如果读这些看不出圣贤的气象，其他地方也很难看出。学者一定要弄明白圣贤的气象。”
嘉仲问：“《韶》乐尽善尽美。”先生说：“不是说武王的乐未尽善，而是说当时传下来的舜的乐尽善尽美，传下来的武王的乐未尽善罢了。”
先生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不是三个月，‘三’本是‘音’字。‘文胜质则史’，‘史’是周朝官府中史胥徒的史官。史是掌管文书簿籍的官员，所以说：‘史掌管官方的文书以辅助治理’，文字虽然多却不知其意，文胜质正是这样。”
又说：“学者一定要懂得辨别言辞。”
伯温问：“‘回也三月不违仁’，怎么样？”先生回答说：“不违背的地方，只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有一点私意，就是不仁。”又问：“博施济众，为什么仁不足以概括它？”先生回答说：“既然叫博施济众，就没有穷尽。尧的治理，不是不想让四海之外都受到他的恩泽，但远近有间隔，形势或许达不到。由此看来，能博施济众，那就是圣人了。”又问：“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只是称赞他有仁的功绩。管仲起初侍奉子纠，所侍奉的不是正道。《春秋》记载‘公伐齐纳纠’，称纠而不称子纠，说明他不应当被立为君。不应当立而侍奉他，是起初的错误；等到失败时，可以死，也可以不死。与人共事而死，是理；知道起初侍奉的是非而改正，是义。召忽的死，是正；管仲的不死，是权衡适宜可以不死。所以孔子称赞他说：‘如其仁’，是说他有仁的功绩。如果管仲侍奉子纠是正当的而不死，后来即使有大功，圣人还会称赞他吗？如果认为圣人不看死与不死的对错，只称赞后来的对错，那就严重损害义理了。”又问：“什么是仁？”先生回答说：“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就常教他思考‘公’字。
又问：“郑人来渝平。”先生回答说：“重新达成和平。国君轻易改变和平，反复无常，是可以指责的。”又问：“整个隐公在位期间，为什么不相侵伐？”先生回答说：“不相侵伐固然值得称赞，但轻易想改变和平，这是什么国君的道理？”
又问：“宋穆公立与夷，对吗？”先生回答说：“大错。《左传》的话很不对。穆公其实是知人，但不立公子冯，是他知人的地方。如果认为立他的儿子享是知人，那就错了。后来终于导致宋国动乱，是宣公行私惠的过错。”
先生说：“凡是读《论语》《孟子》，且须熟读玩味，把圣人的言语切己体察，不可只当作一场话说。人只要能把这两本书切己体察，终身受益很多。”
棣问：“‘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怎么样？”先生回答说：“孔子退下来反省他的内心，也足以开发。”又问：“难道不是颜子对圣人之道没有疑问吗？”先生回答说：“是的。孔子说：‘一以贯之。’曾子就明白了，于是说：‘唯’，其他门人就必须辩问了。”
又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先生回答说：“‘祭如在’，是说祭祖宗。‘祭神如神在’，是说祭神。祭祖，主要在于孝。祭神，主要在于恭敬。”
又问：“祭祀是圣人制作来教人的吗？”先生回答说：“不是。祭祖本是天性，比如豺有
祭，獭有祭，鹰有祭，皆是天性，岂有人不如物〔一〕乎？圣人因而裁成礼法以教人耳。」又问：「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问：「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礼家如此说。」又问：「今士庶家不可立庙，当如何也？」庶人〔二〕祭于寝，今之正厅是也。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时不可用影。」又问：「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杀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须无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茎须，便是别人。」
译祭祀，水獭有祭祀，鹰隼有祭祀，这都是它们的本性，难道人还不如动物吗？圣人只是顺应这种本性，制定礼法来教导人们罢了。」又问：「现在的人不祭祀高祖，该怎么办？」回答说：「高祖自有相应的丧服制度，不祭祀是非常不对的。我家倒是祭祀高祖。」又问：「天子设七座宗庙，诸侯设五座，大夫设三座，士设两座，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也只是礼学家这样说的罢了。」又问：「现在士人和百姓家里不能建立宗庙，该怎么办？」回答说：「百姓在寝宫祭祀，也就是现在的正厅。凡是礼制，根据义理来确立就可以了。比如富户和士人，设置一个影堂也可以，但在祭祀时不能使用画像。」又问：「使用神主牌位怎么样？」回答说：「平民百姓家里不能使用，只用木牌就可以了。像我家的神主牌位样式，那是诸侯的规格。大凡画像不能用于祭祀，必须没有丝毫差错才行，如果多了一根胡须，那就是别人了。」
棣又问：「克己复礼，如何是仁？」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
谢用休问「入太庙，每事问。」曰：「虽知亦问，敬谨之至。」又问：「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义，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问：「如仪礼中礼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礼云，问名、纳吉、妠币、皆须卜，岂有问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处难信也。」「又尝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则当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则当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鲁郊三卜，四卜，五卜，而至不郊，非礼。」又问：「三年一郊，与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闲，祭天甚多，春则因民播种而祈谷，夏则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则明堂，冬则圆丘，皆人君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见父母，国君不可一岁不祭天，岂有三年一亲郊之理？」
用休问北郊之礼。曰：「北郊不可废。元佑时朝廷议行，只为五月闲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为难行。不知郊天郊地，礼制自不同。天是资始，故凡用物皆尚纯，藉用秫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则资生，安可亦用大裘？当时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别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吕汲公作大使，某与坐说话次，吕相责云：『先生不可如此。圣人当时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则是？』答曰：『相公见圣人 不如此处怎生？圣人固不可跂及，然学圣人者，不可轻易看了圣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礼不能行得，又无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复问一句也。』吕公及其婿王某等便问：『北郊之礼当如何？』答曰：『朝廷不曾来问，今日岂当对诸公说邪？』是时苏子瞻便据『昊天有成命』之诗，谓郊祀同。文潞公便谓譬如祭父母，作一处何害？曰：『此诗冬至夏至皆歌，岂不可邪？郊天地又与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报本之祭，须各以类祭，岂得同时邪？』」
又问六天之说。曰：「此起于识书，郑玄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西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又问：「周礼之说果如何？」曰：「周礼中说祭祀，更不可证。六天之说，正与今人说六子是干、坤退居不用之时同也。不知干、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体耳。学者大惑也。」
又问：「郊天冬至当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与上帝之说如何﹖」曰：「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干。」
又问：「易言『知鬼神之情状』，果有情状否﹖」曰：「有之。」又问：「既有情状，必有鬼神矣。」曰：「易说鬼神，便是造化也。」又问：「如〔一〕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何也﹖」曰：「气之蒸成耳。」又问：「既有祭，则莫须有神否﹖」曰：「只气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庙中祈祷。不知雨露是甚物，从何处出，复于庙中求耶﹖」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却都不说着，却只于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讨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问：「莫是人自兴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兴之也。世人只因祈祷而有雨，遂指为灵验耳。岂知适然﹖某尝至泗州，恰值大圣见。及问人曰：『如何形状﹖』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验其妄。兴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尝来问学，但非信道笃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后语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为火所焚，即是无灵验，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灭，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时不做事，待何时邪﹖』惜乎定识不至此。」
贵一问：「日月有明，容光必
译棣又问：“克制私欲、回归礼制，怎样才算仁？”回答说：“不合礼的地方就是私意。既然是私意，怎么能得到仁呢？凡人必须完全克制尽自己的私欲之后，只剩下礼，这才算是仁的所在。”
谢用休问：“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回答说：“即使知道也要问，这是恭敬谨慎到了极点。”又问：“‘旅祭’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古代的祭祀名称都有意义，比如‘旅’字，也不得而知。”
棣问：“像《仪礼》中的礼制，可以考证并相信吗？”回答说：“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比如说到婚礼，问名、纳吉、纳币，都必须占卜，哪有问名之后又去占卜的？如果占卜不吉利，事情就可以停止吗？像这些地方难以相信。”又问：“曾经怀疑卜郊也是不对的，不知道究竟如何？”回答说：“《春秋》中确有卜郊的记载，但占卜上辛日不吉利，就应当占卜中辛日，中辛日又不吉利，就应当直接使用下辛日，不能再占卜了。像鲁国郊祭占卜了三次、四次、五次，以至于不进行郊祭，这是不合礼的。”又问：“三年一次郊祭，与古制相比如何？”回答说：“古时候一年之中，祭天的次数很多，春天趁着百姓播种而祈求谷物丰收，夏天担心干旱而举行大雩祭，到了秋天则在明堂祭祀，冬天则在圆丘祭祀，这都是君主为百姓着想的心意。凡是为人子女的，不可以一天不见父母；国君不可以一年不祭天，哪有三年才亲自去郊祭的道理呢？”
用休问北郊祭祀的礼仪。回答说：“北郊祭祀不可废除。元佑年间朝廷商议实行，只是因为五月间天子不可以穿大裘，大家都认为难以实行。不知道祭天和祭地，礼制本来就不一样。天是资助万物开始生长的，所以凡是使用的物品都崇尚纯粹，垫子用秫秸，器具用陶器和匏瓜，衣服穿大裘，就是这样。地则是资助万物生长的，怎么也可以穿大裘呢？当时各位公卿知道大裘不可穿，却不知道另外用一种服饰。以前宣仁太后下葬，吕汲公担任使节，我与他坐着谈话时，吕相责备我说：‘先生不可以这样。圣人当时不曾这样做，现在先生教朝廷怎么做才是呢？’我回答说：‘相公看见圣人没有这样做，又该怎么办呢？圣人固然不可企及，然而学习圣人的人，不可轻易地看待圣人。只看如今朝廷，一个北郊礼不能实行，又没有一个人说西京有程某，再问一句也。’吕公和他的女婿王某等人便问：‘北郊的礼仪应当如何？’我回答说：‘朝廷不曾来问，今天怎么应当对各位公卿说呢？’这时苏子瞻便依据《昊天有成命》这首诗，说郊祀天地是一样的。文潞公便说譬如祭祀父母，放在一处有什么害处？我说：‘这首诗冬至夏至都歌唱，难道不可以吗？但郊祭天地又与共同祭祀父母不同。这是报答根本的祭祀，必须各自按照类别祭祀，怎么能同时进行呢？’”
又问六天的说法。回答说：“这起源于识字，郑玄之徒从而加以扩大，非常可笑。帝，是气的主宰。东方称为青帝，南方称为赤帝，西方称为白帝，北方称为黑帝，中央称为黄帝。哪有上帝之外另有五帝的道理？这是因为《周礼》说祭祀昊天上帝，后面又说祭祀五帝也像这样，所以诸儒附会出这种说法。”又问：“《周礼》的说法究竟如何？”回答说：“《周礼》中说的祭祀，更无法证实。六天的说法，正与现在人说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时的情况相同。不知道乾坤之外，什么是六子？譬如人的四肢，只是一个身体罢了。这是学者的大惑。”
又问：“郊祭天在冬至应当占卜吗？”回答说：“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这哪里需要占卜呢？”又说：“天与上帝的说法如何？”回答说：“从形体来说称为天，从主宰来说称为帝，从功用来说称为鬼神，从妙用来说称为神，从性情来说称为乾。”
又问：“《易经》说‘知鬼神之情状’，果真有情状吗？”回答说：“有的。”又问：“既然有情状，必定有鬼神了。”回答说：“《易经》说的鬼神，就是造化。”又问：“像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为什么呢？”回答说：“是气的蒸腾形成的。”又问：“既然有祭祀，那么莫非须有神吗？”回答说：“只是气就是神。现在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一有水旱，就去庙中祈祷。不知道雨露是什么东西，从哪里出来，又去庙中求呢？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却都不提，却只在山川之外的土木偶像身上寻求雨露，土木偶像身上有雨露吗？”又问：“莫非是人自己兴起妖异？”回答说：“只是妖异也没有，都是人心兴起的。世人只因为祈祷而有雨，就指为灵验。哪里知道是偶然呢？我曾经到泗州，恰好遇到大圣显灵。等到问人说：‘是什么形状？’一个人说如此，一个人说如彼，只此就可以验证其虚妄。兴起妖异的人都是这样的。从前有朱定，也曾来问学，但不是信道笃厚的人，曾在泗州做官，遇到城中火灾，朱定便让士兵抬着僧伽避火。我后来对朱定说：‘为什么不抬着僧伽在火中？如果被火烧毁，就是没有灵验，就可以解除天下的疑惑。如果火就灭了，因而使天下人尊敬也可以。这时候不做事，等待什么时候呢？’可惜朱定的见识达不到这里。”
贵一问：“日月有明，容光必
用休问「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此数句最好。先观子路、颜渊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圣人是天地气象。」
孟敦夫问：「庄子齐物论如何﹖」曰：「庄子之意欲齐物理耶﹖物理从来齐，何待庄子而后齐﹖若齐物形，物形从来不齐，如何齐得﹖此意是庄子见道浅，不奈胸中所得何，遂着此论也。」
伯温问：「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来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问：「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无义理。释氏与道家说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说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同〔一〕伯温见，问：「『至大』，『至刚』，『以直』，以此三者养气否﹖」曰：「不然。是气之体如此。」又问：「养气以义否﹖」曰：「然。」又问：「『配义与道』，如何﹖」曰：「配道言其体，配义言其用。」又问：「『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如何﹖」曰：「知言然后可以养气，盖不知言无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孙丑『夫子乌乎长』之问，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养气答之。」又问：「『夜气』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时气清耳。至平旦之气，未与事接，亦清。只如小儿读书，早晨便记得也。」又问：「孔子言血气，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气，如礼记说『南方之强』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谓强者，是义理之强，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谓强者，是血气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气，须要理义胜之。」
又问：「『吾不复梦见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于梦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将萎之时，自谓不复梦见周公矣。」因此说梦便可致思，思圣人与众人之梦如何﹖梦是何物﹖「高宗〔二〕梦得说，如何﹖」曰：「此是诚意所感，故形于梦。」
又问：「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问：「有此理否﹖」曰：「不问有此理无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后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与舜喜象意一般，须详看舜、周公用心处。尚书文颠倒处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贤之意，与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杞生于最高处，瓜美物生低处，以杞包瓜，则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贤者出，故有陨自天也。后人遂有天佑生贤佐之说。
棣问：「福善祸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则有福，淫则有祸。」又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问：「今人善恶之报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言其体动静如此。知者乐，所一作凡。运用处皆乐；仁者寿，以静而寿。仁可兼知，而知不可兼仁。如人之身，统而 言之，则只谓之身；别而言之，则有四支。
世闲术数多，惟地理之书最无义理。祖父葬时，亦用地理人，尊长皆信，惟先兄与某不然。后来只用昭穆法。或问：「凭何文字择地﹖」曰：「只昭穆两字一作眼。便是书〔一〕也。但风须〔二〕地厚处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长召地理人到葬处，曰：「此是商音绝处，何故如此下穴﹖」某应之曰：「固知是绝处，且试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数倍之矣。
在讲筵时，曾说与温公云：「更得范纯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时一言亦失，却道他见修史自有门路。某应之曰：「不问有无门路，但筵中须得他。」温公问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润之气，纯夫色温而气和，尤可以开陈是非，道人主之意。」后来遂除侍讲。
用休问：「井田今可行否﹖」曰：「岂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谓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诸草木，山上着得许多，便生许多。天地生物常相称，岂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问：「卦建可行否﹖」曰：「卦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论，亦窥测得分数。
译用休问：“‘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几句话最好。先看子路、颜渊的话，再看圣人的话，分明可以看出圣人的境界如同天地的气象。”
孟敦夫问：“《庄子·齐物论》怎么样？”先生说：“庄子的意思是想使事物的道理齐一吗？事物的道理从来就是齐一的，哪里等到庄子才齐一呢？如果想使事物的形体齐一，事物的形体从来就不齐一，怎么能使它齐一呢？这个意思是因为庄子对道的认识浅薄，无法排解胸中的困惑，于是写了这篇论著。”
伯温问：“祭祀时用祝文吗？”先生说：“我家向来相承不用，现在打算用了。”又问：“有五种祭祀吗？”先生说：“没有。祭祀这些完全没有义理。佛教和道教谈论鬼神非常可笑。道家的狂妄尤其严重，以至于说人身上耳目口鼻都有神灵。”
同伯温来见，问：“‘至大’、‘至刚’、‘以直’，是用这三者来养气吗？”先生说：“不是这样。这是气的本体如此。”又问：“养气是用义吗？”先生说：“是的。”又问：“‘配义与道’，是什么意思？”先生说：“配道说的是气的本体，配义说的是气的作用。”又问：“‘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什么意思？”先生说：“懂得言辞然后才可以养气，因为不懂言辞就无法知道道。这是回答公孙丑‘夫子擅长什么’的问题，不想说自己知道道，所以用知言养气来回答。”又问：“‘夜气’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只是说休息时气清静罢了。到了平旦之气，还没有接触事物，也是清静的。就像小孩子读书，早晨就容易记住。”又问：“孔子说血气，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只是泛泛地说血气，如《礼记》所说‘南方之强’就是如此。南方人柔弱，所谓的强，是义理的强，所以君子居于南方。北方人强悍，所谓的强，是血气的强，所以小人居于北方。凡人的血气，必须用理义去战胜它。”
又问：“‘吾不复梦见周公’，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孔子起初想要推行周公的道，以至于梦寐不忘；等到晚年不遇、哲人将逝的时候，自认为不再梦见周公了。”因此说到梦就可以引发思考，思考圣人与常人的梦有什么不同？梦是什么东西？“高宗梦得说，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是诚意所感，所以显现在梦中。”
又问：“《金縢》中周公想要代替武王死，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只是周公的心意。”又问：“有这种道理吗？”先生说：“不管有没有这种道理，这只是周公作为人臣的心意，他的言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来有这件事，后人自己作文补充了这一篇。这件事与舜喜爱象的心意一样，必须详细查看舜、周公用心的地方。《尚书》文字颠倒的地方很多，如《金縢》尤其不可信。”
高宗喜好贤才的心意，与《易经》姤卦相同。九五爻辞说：“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杞树生长在最高处，瓜是美好的东西生长在低处，用杞树包裹瓜，则是至尊者恩泽下逮的意思。既然能这样，自然会有贤者出现，所以说有陨自天。后人于是有了上天保佑生出贤佐的说法。
棣问：“福善祸淫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是自然的道理，善就有福，淫就有祸。”又问：“天道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只是理，理就是天道。比如常说皇天震怒，终究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罢了。”又问：“现在人善恶的报应怎么样？”先生说：“幸运与不幸罢了。”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说他们的本体动静如此。知者乐，有的版本作“凡”，运用之处都快乐；仁者寿，因为静而长寿。仁可以兼知，而知不能兼仁。就像人的身体，统而言之，就只称为身；分别而言之，则有四肢。
世间术数很多，只有地理之书最没有义理。祖父下葬时，也用了地理先生，尊长们都相信，只有先兄和我不同意。后来只用昭穆法。有人问：“凭借什么文字选择墓地？”先生说：“只有昭穆两个字，有的版本作‘眼’，就是书了。只要风须地厚之处就足够了。我用昭穆法葬了一穴，后来尊长召地理先生到葬处，说：‘这里是商音绝处，为什么这样下穴？’我回答说：‘固然知道是绝处，且试看如何。’我家至今，人口已经增加了好几倍了。”
在讲筵时，曾对温公说：“如果再得范纯夫在讲筵中尤其好。”温公那时一句话也没说，却说他认为修史自有门路。我回答说：“不管有没有门路，只是讲筵中必须得他。”温公问什么原因，我说：“自度缺少温润之气，纯夫色温而气和，尤其可以开陈是非，引导君主的心意。”后来于是任命他为侍讲。
用休问：“井田制现在可行吗？”先生说：“哪有古代可行而现在不可行的？有人说现在人多地少，不对。比如草木，山上能长多少，就长多少。天地生物常常相称，哪里有人多地少的道理呢？”
嘉仲问：“卦建法可行吗？”先生说：“卦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论述，也窥测得几分。”
伯温问：「梦帝与我九龄。」曰：「与龄之说不可信。安有寿数而与人移易之理﹖」棣问：「孔子梦坐奠于两楹之闲，如何﹖」曰：「于理有之。」陈贵一问：「人之寿数可以力移否﹖」曰：「盖有之。」棣问：「如今人有养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难。世闲有三件事至难，可以夺造化之力：为国而至于祈天永命，养形而至于长生，学而至于圣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胜造化，自是人不为耳。故关朗有『周能过历，秦止二世』之说，诚有此理。」
棣问：「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谓其禀受处不相远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见，故孟子曰：『是岂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顺其情而悖天理，则流而至于恶，故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若，顺也。」又问：「才出于气否﹖」曰：「气清则才 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一〕人。如韩愈所言、公都子所问之人是也。然此论生知之圣人。若夫学而知之，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所谓『尧、舜性之』，是生知也：『汤、武反之』，是学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无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弃是也。」又问：「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为轮辕，可以为梁栋，可以为榱桷者才也。今人说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资质，循性修之，虽至恶可胜而为善。」又问：「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又问：「佛说性如何﹖」曰：「佛亦是说本善，只不合将才做缘习。」又问：「说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沤，亦有些意思。」又问：「佛言生死轮回，果否﹖」曰：「此事说有说无皆难，须自见得。圣人只一句尽断了，故对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贤者，方外山林之士，但为爱胁持人说利害，其实为利耳。其学譬如以管窥天，谓他不见天不得，只是不广大。」
问：「丧止于三年，何义﹖」曰：「盖一周则天道一变，人心亦随以变。惟人子孝于亲，至此犹未忘，故必至于再变；犹未忘，又继之以一时。」
伯温问：「『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如何。」曰：「尽其心者，我自尽其心；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实，只能穷理，便尽性至命也。」又问事天。曰：「奉顺之一本无之字。而已。」
富公尝语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闲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闲人。相公将谁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试为我言之。」曰：「禅伯是也。」曰：「禅伯行住坐卧无不在道，何谓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巿井贾贩人，至夜亦息。若禅伯之心，何时休息﹖」
先生尝与一官员一僧同会。一官员说条贯，既退，先生问僧曰：「晓之否邪﹖」僧曰：「吾释子不知条贯。」曰：「贤将竟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岂有二理﹖」
贵一问：「『与于诗』如何﹖」曰：「古人自小讽诵，如今人讴唱，自然善心生而兴起。今人不同，虽老师宿儒，不知诗也。『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此乃为伯鱼而言，盖恐其未能尽治家之道尔。欲治国治天下，须先从修身齐家来。不然，则犹『正墙面而立。』」
或问：「『伯夷、叔齐不念旧恶』如何﹖」曰：「观其清处，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谓隘矣，疑若有恶矣，然却能不念旧恶，故孔子特发明其情。武王代纣，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顺天命诛独夫也。」问：「武王果杀纣否﹖」曰：「武王不曾杀纣，人只见洪范有『杀纣字尔。武王代纣而纣自杀，亦
译伯温问：“梦见上帝给了我九年寿命。”先生回答说：“关于‘给予寿命’的说法不可轻信。哪有寿命定数可以给人转移改变的常理呢？”棣问：“孔子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受祭，这是怎么回事？”先生回答说：“从道理上讲是有的。”陈贵一问：“人的寿命定数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吗？”先生回答说：“大概是有这种情况的。”棣问：“如今有人通过保养形体来延年益寿，是这样吗？”先生回答说：“是的，但非常困难。世间有三件事极其艰难，能够夺取造化的力量：为了国家而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保养形体而达到长生不老，学习而达到圣人的境界。这三件事，功夫同样显著分明，人力可以胜过造化，只是人们不去做罢了。所以关朗有‘周朝能超过历数，秦朝只传二世’的说法，确实有这种道理。”
棣问：“孔子和孟子论性不同，是怎么回事？”先生回答说：“孟子说性善，是指性的本体；孔子说性相近，是说人们禀受的天性相差不远。人性都是善的，之所以善，可以从四端之情看出来，所以孟子说：‘这难道不是人的真情吗？’至于不能顺从这种真情而违背天理，就会流于恶，所以说：‘至于人的真情，是可以为善的。’‘若’，就是顺从的意思。”又问：“才出于气吗？”先生回答说：“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受最清之气而生的是圣人，禀受最浊之气而生的是愚人。就像韩愈所说、公都子所问的那种人一样。然而这是论天生就知善恶的圣人。如果是通过学习才知道善恶的，无论气是清是浊，都可以达到善并恢复性的本体。所谓‘尧、舜是出于本性’，这是生而知之；‘汤、武是返归本性’，这是学而知之。孔子所说的上智下愚不移，也没有绝对不移的道理，之所以不移，只有两种情况，就是自暴自弃。”又问：“什么是才？”先生回答说：“就像木材一样。比如木头，弯曲或笔直是它的本性；可以做车轮车轴，可以做梁柱，可以做椽子，这是它的才能。现在人说有才，是说才能的美好方面。才是人的资质，顺着本性修养它，即使资质极差也能克服而变为善。”又问：“性是怎样的？”先生回答说：“性就是理，所说的理，就是性。天下的理，推究其本源，没有不善的。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何尝不善呢？发作而符合节度，就没有不善的时候。凡是说善恶，都是先有善而后有恶；说吉凶，都是先有吉而后有凶；说是非，都是先有是而后有非。”又问：“佛家说的性是怎样的？”先生回答说：“佛家也是说本性是善的，只是不该把才当作缘习。”又问：“佛家说生死是怎样的？”先生回答说：“就像水泡一样，也有些意思。”又问：“佛家说生死轮回，是真的吗？”先生回答说：“这件事说有说无都很难，必须自己有所体悟。圣人只用一句话就断定了，所以对子路说：‘还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呢？’佛家也是西方的贤者，方外山林之士，只是因为爱胁迫持人说利害，其实是为了利。他们的学问就像用竹管看天，不能说他们没看见天，只是不广大罢了。”
问：“丧礼止于三年，有什么意义？”先生回答说：“大概一年天道就变化一次，人心也随着变化。只有做子女的孝顺父母，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忘怀，所以必须等到第二次变化；还不忘怀，又接着等到第三次变化。”
伯温问：“‘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是怎么回事。”先生回答说：“尽其心，是我自己尽力去尽我的心；能尽心，就自然知道性、知道天了。就像说‘穷究事理、尽知本性以至于通达天命’，按次序来说，不得不这样，其实，只要能穷究事理，就能尽性至命了。”又问事奉上天。先生回答说：“奉顺罢了，本来就没有‘之’字。”
富公曾经对先生说：“先生是天下最闲适的人。”先生说：“我做不了天下最闲适的人。相公把谁当作天下最忙的人呢？”富公说：“先生试着替我说说。”先生说：“禅僧是最忙的。”富公说：“禅僧行住坐卧无不在道中，为什么说最忙？”先生说：“相公所说的才是忙。现在市井商贩，到了夜晚也休息。如果禅僧的心，什么时候休息呢？”
先生曾经和一个官员、一个僧人一起聚会。一个官员讲说法律条文，退席后，先生问僧人说：“懂了吗？”僧人说：“我们出家人不懂法律条文。”先生说：“贤者竟然把法律当作三界之外的事情吗？天下难道有两种理吗？”
贵一问：“‘与于诗’是怎么回事？”先生回答说：“古人从小诵读，就像现在人唱歌一样，自然善心产生而兴起。现在人不同，即使是老师宿儒，也不懂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这是针对伯鱼说的，大概是担心他没能完全掌握治家的道理。想要治国治天下，必须先从修身齐家开始。不然，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
有人问：“‘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是怎么回事？”先生回答说：“看他们清高的地方，衣服帽子不正，就远远地离开，可以说狭隘了，似乎有厌恶之心，然而却能不念旧恶，所以孔子特别阐发他们的真情。武王取代纣王，伯夷只知道君臣的名分不可违背，不知道武王是顺应天命诛杀独夫民贼。”问：“武王真的杀了纣王吗？”先生回答说：“武王没有杀纣王，人们只看到《洪范》里有‘杀纣’的字眼。武王取代纣王而纣王自杀，也
须言杀纣也。向使纣曾杀帝乙，则武王却须杀纣也。石曼卿有诗，言伯夷『耻居汤、武干戈地，来死唐、虞揖让墟』，亦有是理。首阳乃在河中府虞乡也。」问：「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禄耳。」
译必须说到武王杀纣这件事。假如纣王曾经杀了帝乙，那么武王就确实需要杀纣王。石曼卿有首诗，说伯夷“以居住在商汤、周武王用兵征伐的地方为耻，来到唐尧、虞舜禅让天下的废墟而死”，这也合乎道理。首阳山就在河中府虞乡。」问：“不食周粟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只是不吃周朝的俸禄罢了。”
用休问：「陈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圣人为之，则是仁否﹖」曰：「不然。圣人为之，亦只是清忠。」
乡党分明画出一个圣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阶，当此时，放气不屏，故「逞颜色」。「复其位」，复班位之序。「过位」是过君之虚位。「享礼有容色」，此享燕宾客之时，有容色者，盖一在于庄，则情不通也。「私觌」则又和悦矣。皆孔子为大夫出入起居之节。「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缁衣是朝服，素衣是丧服，黄衣是蜡服。麑是鹿儿。「齐必有明衣布」，欲其洁。明衣如今凉衫之类。缁衣明衣，皆恶其文之着而为之也。「非帷裳必杀之」，帷裳固不杀矣，其它衣裳亦杀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鲁致仕时月朔朝也。「乡人傩」，古人以驱厉气，亦有此理，天地有厉气，而至诚作威严以驱之。式凶服，负版，盖在车中。居敬则自然简。「居敬而行简」，则似乎简矣，然乃所以不简。盖先有心于简，则多却一简矣。居敬则心中无物，是乃简也。「仁者先难而后获」，何如？曰：「有为而作，皆先获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为仁而已，今人皆先获也。」
又问：「『述而不作』，如何？」曰：「此圣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扰、佛肸召子，子欲往者，圣人以天下无不可与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然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子路遂引「亲于其身为不善」为问，孔子以坚白匏瓜为对。「系而不食」者，匏瓜系而不为用之物，「不食」，不用之义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义也。
唐棣之华乃千叶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则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岂不尔思，但居处相远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盖言权实不相远耳。权之为义，犹称锤也。能用权乃知道，亦不可言权便是道也。自汉以下，更无人识权字。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正中庸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圣人作事无有不知。
或问：「善人之为邦，如何可胜残去杀？」曰：「只是能使人不为不善。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之人也。『不践迹』是不践己前为恶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问：「『王者必世而后仁』，何如？」曰：「三十日壮，有室之时，父子相继为一世。王者之效则速矣。」又问：「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战至七年，则可以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当思其如何作为，乃有益。」
问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虽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专言君畜臣，臣畜君
。」
问「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处，小德是小处，出入如可以取可以无取之类是也。」又问：「『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为信，不果乃所以为果。」
范文甫将赴河清尉，问：「到官三日，例须谒庙，如何？」曰：「正者谒之，如社稷及先圣是也。其它古先贤哲，亦当谒之。」又问：「城隍当谒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问：「只恐骇众尔。」曰：「唐狄仁杰废江、浙闲淫祠千七百处，所存惟吴太伯、伍子胥二庙尔。今人做不得，以谓时不同，是诚不然，只是无狄仁杰耳。当时子胥庙存之亦无谓。」
畅中伯问：「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阴所，凡雨须阳倡乃成，阴倡则不成矣。今云过西则雨，过东则否，是其义也。所谓『尚往』者，阴自西而往，不待阳矣。」
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学者看一部论语，见圣人所以与弟子许多议论而无所得，是不易得也。读书虽多，亦奚以为？ 子文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
译用休问：“陈文子的清廉，令尹子文的忠诚，如果让圣人来做，这算是仁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圣人来做，也只是清廉和忠诚罢了。”
《乡党》篇分明描绘出一个圣人出现的情景。“降一等”是指从堂上走下台阶，在这个时候，气息不屏住，所以“脸色舒展”。“复其位”，是回到班列的位置。“过位”是指经过君主的空位。“享礼有容色”，这是在宴享宾客的时候，有庄重的容色，大概是因为一味庄重，情感就无法通达。“私觌”时却又和悦了。这些都是孔子作为大夫出入起居的礼节。“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皮狐裘”，各有其用途。不必说缁衣是朝服，素衣是丧服，黄色衣服是蜡祭的礼服。麑是幼鹿。“斋戒时一定有明衣布”，是为了洁净。明衣就像现在的凉衫之类。缁衣和明衣，都是因为厌恶花纹显眼而制作的。“非帷裳必杀之”，帷裳固然不缝边，其他衣裳也要缝边。“吉月必朝服而朝”，是指孔子在鲁国任职时，每月初一穿着朝服上朝。“乡人傩”，古人用来驱除厉气，也有其道理，天地之间有厉气，以至诚之心做出威严的样子来驱除它。式凶服，负版，大概是在车中。居敬自然就会简略。“居敬而行简”，看起来似乎简略，但这正是为了不简略。大概先有心求简，就多了一个“简”的念头了。居敬则心中无物，这才是简略。“仁者先难而后获”，怎么样？回答说：“有所作为而去做，都是先求收获，比如以利求仁就是这样。古人只知道行仁罢了，今人都是先求收获。”
又问：“‘述而不作’，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圣人没有得位，只能传述而已。”
公山弗扰、佛肸召孔子，孔子想要去，是因为圣人认为天下没有不可与之有所作为的人，也没有不可改过的人，所以想要去。但最终没有去，是因为知道他们必定不能改过。子路于是引用“亲于其身为不善”来提问，孔子用坚硬的匏瓜来回答。“系而不食”，匏瓜系着而不被使用，“不食”是不用的意思，匏瓜也是不被食用的东西，所以借此取义。
唐棣的花其实是千叶郁李，本来不偏不反，比喻像兄弟一样，现在却偏反了，就比喻兄弟失和。兄弟失和，难道不想念吗？只是居住的地方相距遥远罢了。孔子说：“没有真正想念罢了，有什么遥远的呢？”大概是说权变与实质并不遥远。权变的含义，就像秤锤一样。能用权变才懂得道，但也不能说权变就是道。自汉代以后，再没有人懂得“权”字的意思了。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于人”，正符合《中庸》所说的“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做事都是不知而作，只有圣人做事没有不知的。
有人问：“善人治理国家，如何能够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回答说：“只是能使人不做不善的事。善人，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人。‘不践迹’是不重蹈自己以前作恶的覆辙，但还没有进入道的境界。”
又问：“‘王者必世而后仁’，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三十年为壮年，有家庭的时候，父子相继为一世。王者的成效是很快的。”又问：“善人教民七年，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回答说：“教民作战到七年，就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凡是看文字，像七年、一世、百年之类的事情，都应当思考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这才有益。”
问小畜卦。回答说：“小畜是指所蓄养的小，以及所蓄养虽然大但少，都是小畜。不必专门说君主蓄养臣子，臣子蓄养君主。”
问“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回答说：“大德是大处，小德是小处，出入就像可以取也可以不取之类的是。”又问：“‘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的事情吗？”回答说：“也是，但不信正是为了守信，不果决正是为了果决。”
范文甫将要去担任河清尉，问：“到任三天，按惯例必须谒庙，怎么样？”回答说：“正当的就去谒拜，比如社稷和先圣就是这样。其他古代先贤哲人，也应当谒拜。”又问：“城隍应当谒拜吗？”回答说：“城隍不合典制。土地之神，社稷就够了。怎么还能有土地神呢？”又问：“只怕惊骇众人罢了。”回答说：“唐代狄仁杰废除了江、浙间一千七百处淫祠，所保留的只有吴太伯、伍子胥两座庙罢了。今人做不到，认为时代不同，这确实不对，只是没有狄仁杰罢了。当时保留伍子胥庙也没有意义。”
畅中伯问：“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回答说：“西郊是阴气所在，凡是下雨必须阳气倡导才能成雨，阴气倡导就不能成雨。现在云过西边就下雨，过东边就不下，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尚往’，是指阴气从西边前往，不等待阳气了。”
凡是看文字，先要明白它的文义，然后才能探求它的意思；没有文义不明白而能看见意思的。学者看一部《论语》，看见圣人之所以与弟子有许多议论却一无所得，这是不容易得到的。读书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子文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回答说：“不可
或问：「诸葛孔明亦无足取。大凡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则君子不为，亮杀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谓杀一不辜，非此之谓。亮以天子之命，诛天下之贼，虽多何害？」
同〔一〕伯温见先生，先生曰：「从来觉有所得否？学者要自得。六经浩渺，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归而求之可矣。」伯温问：「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圣』，须是于思虑闲得之，大抵只是一个明理。」棣问：「学者见得这道理后，笃信力行时，亦有见否？」曰：「见亦不一，果有所见后，和信也不要矣。」又问：「莫是既见道理，皆是当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东便是东，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为彼不信，故见此是信尔。孟子于四端不言信，亦可见矣。」伯温又问：「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秉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又问：「凡运用处是心否？」曰：「是意也。」棣问：「意是心之所发否？」曰：「有心而后有意。」又问：「孟子言心『出入无时，』，如何？」曰：「心本无出入，孟子只是据操舍言之。」伯温又问：「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则无出入矣，逐物是欲。」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语八下
附杂录后
问：「郑伯以壁假许田，左氏以谓易祊田，黎淳以隐十一年入许之事破左氏，谓许田是许之田，如何？」曰：「左氏说是也。既是许之田，如何却假之于鲁？十一年虽入许，许未尝灭，许叔已奉祀也。」
问：「桓四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也。」
用休问哀公问社于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误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战憟』，故仲尼有后来言语。」
先生曰：「诚不以富，亦祇以异」，本不在「是惑也」之后，乃在「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文误也。
问：「『揖让而升，下而饮』，是下堂饮否？」曰：「古之制罚爵皆在堂下。」又问：「唯不胜下饮否？」曰：「恐皆下堂，但胜者饮不胜者也。」
思叔问：「荀彧如？」曰：「彧才高识不足。」孟纯问：「何颙尝称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问：「如霍光、萧、曹之徒如何？」曰：「此可为汉时王佐才。」棣问：「史称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学术。若论至王佐才，须是伊、周，其次莫如张良，诸葛亮、陆宣公。」
问：「『夏，逆妇姜于齐』，何故，便书妇？」曰：「此是文公在丧服将满之时纳币，故圣人于其逆时，便成之为妇，罪其居丧而取也。春秋微显阐幽，乃在如此处。凡事分明可见者，圣人更不微文以见意，只直书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丧服中成昏，故只书逆女也。文公则但在丧服纳币，至逆女却在四年，圣人欲显其居丧纳币之罪，故书『妇姜』，便成之为妇也。其意言虽至四年方逆女，其实与丧昏同也。」
先生日：「周公之于兄，舜之于弟，皆一类，观其用心为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问：「春秋书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数，圣人必书者，盖欲人君因此恐惧修省，如治世而有此变，则不能为灾，乱世则为灾矣。人气血盛，虽遇寒暑邪秽，不能为害，其气血衰，则为害必矣。」
问：「荧惑退舍，果然否？」曰：「观宋景公，不能至是。」问：「反风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圣人为之臣，尚几不能保。金縢书，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变，非有动天之德，不能至也。」
问：「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数考之，固然。观对尧言众则日佥，四岳则曰岳，亦可见也。」
晋侯之执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弒逆之罪，即执之是
译有人问：“诸葛孔明也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大凡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君子也不去做，诸葛亮杀戮的人很多。”先生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不是指这种情况。诸葛亮奉天子的命令，诛杀天下的贼寇，即使杀得多有什么妨害呢？”
同门伯温拜见先生，先生说：“你向来觉得有什么收获吗？做学问的人要自己有所领悟。六经广博浩渺，刚接触时难以完全明白，等看清了路径之后，各自确立一个入门的途径，回去探求就可以了。”伯温问：“怎样才可以自己有所领悟？”先生说：“思考。‘思考就能明智，明智就能成为圣人’，必须是在思考中领悟，大体上只是一个明白事理。”棣问：“做学问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在坚定信仰、努力践行的时候，还有新的领悟吗？”先生说：“领悟也不相同，如果真的有所领悟，连信仰也不需要了。”又问：“莫非是既然明白了道理，都是理所当然的吗？”先生说：“是的。凡是道理所在的地方，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哪里还需要信仰呢？凡是说到信仰，只是因为对方不相信，所以这才显示出信仰罢了。孟子在论述四端时没有提到信，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伯温又问：“孟子说心、性、天，只是一个道理吗？”先生说：“是的。从道理本身来说叫做天，从禀受来说叫做性，从存在于人来说叫做心。”又问：“凡是运用的地方是心吗？”先生说：“那是意。”棣问：“意是心所发出的吗？”先生说：“有心然后有意。”又问：“孟子说心‘出入没有定时’，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心本来没有出入，孟子只是根据操持和舍弃来说的。”伯温又问：“人追逐外物，是心去追逐的吗？”先生说：“心是没有出入的，追逐外物是欲望。”
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语八下
附杂录后
问：“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左传》认为是交换祊田，黎淳用隐公十一年进入许国的事驳斥《左传》，说许田是许国的田地，怎么样？”回答说：“《左传》的说法是对的。既然是许国的田地，为什么却要借给鲁国？隐公十一年虽然进入许国，但许国未曾灭亡，许叔已经奉祀祖先了。”
问：“桓公四年没有记载秋冬，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圣人作经完备四季。比如桓公不道德，违背天理，所以不记载秋冬。《春秋》只有两处这样，都是说他没有天理。”
用休问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神之事。回答说：“社字本来是主字，文字有误。宰我不该说‘使百姓恐惧’，所以孔子有后来的言语。”
先生说：“‘诚不以富，亦祇以异’，本来不在‘是惑也’之后，而是在‘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文字有误。”
问：“‘揖让而升，下而饮’，是下堂饮酒吗？”回答说：“古代的罚爵都在堂下。”又问：“只有不胜者下堂饮酒吗？”回答说：“恐怕都下堂，只是胜者让不胜者饮酒。”
思叔问：“荀彧怎么样？”回答说：“荀彧才华高但见识不足。”孟纯问：“何颙曾经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回答说：“不是王佐之才。”嘉仲问：“像霍光、萧何、曹参这些人怎么样？”回答说：“这些可以算是汉代的王佐之才。”棣问：“史书称董仲舒是王佐之才，怎么样？”回答说：“董仲舒是说他的学术。如果论到王佐之才，必须是伊尹、周公，其次没有谁比得上张良，诸葛亮、陆宣公。”
问：“‘夏，逆妇姜于齐’，为什么就称妇？”回答说：“这是文公在丧服将满的时候纳币，所以圣人在他迎娶的时候，就称她为妇，谴责他居丧娶妻。《春秋》微言大义，阐发幽深，就在于这些地方。凡是事情分明可见的，圣人不再用含蓄的文字来表明意思，只是直书而已。比如桓公三年和宣公元年迎娶女子，都分明在丧服中成婚，所以只写迎娶女子。文公只是在丧服中纳币，到迎娶女子却在四年，圣人想要显明他居丧纳币的罪过，所以写‘妇姜’，就称她为妇了。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到四年才迎娶女子，其实与丧期成婚相同。”
先生说：“周公对待兄长，舜对待弟弟，都是一类，看他们的用心是怎样的？推此心来对待别人，也不过如此，但有差等。”
问：“《春秋》记载日食，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日食有定数，圣人一定要记载，大概是想要君主因此恐惧修省，如果治世而有这种变故，就不能成为灾害，乱世就成为灾害了。人气血旺盛，即使遇到寒暑邪秽，也不能为害，气血衰弱，就必然为害。”
问：“荧惑退舍，真的吗？”回答说：“看宋景公，不能达到这样。”问：“反风是怎么回事？”回答说：“也未必一定。成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圣人为他的臣子，尚且几乎不能保全。《金縢》记载，成王又怎么知道？只是二公知道，因此用来显示给王。消除变故，没有感动上天的德行，不能达到。”
问：“四岳是一个人吗？”回答说：“是的。用二十二个人数考证，确实如此。看对尧说众人就说佥，四岳就说岳，也可以看出。”
晋侯拘捕曹伯，对吗？回答说：“曹伯有弑逆的罪过，拘捕他是对的。”
也。晋与之同盟而后执之，故书『曹伯』而不去其爵。晋侯不夺爵，未至于夺爵也。『归自京师』，则言若无罪，而归罪天王不能行爵赏也。凡言『归』者，易辞；『归之』者，强归之辞。」
译罢了。晋国与曹伯结盟之后才逮捕他，所以《春秋》记载为“曹伯”而不剥夺他的爵位。晋侯没有剥夺他的爵位，是因为尚未达到剥夺爵位的程度。记载“从京师归来”，是说曹伯似乎没有罪过，而将罪责归于周天子未能执行爵位赏罚。凡是记载“归”的，是委婉的措辞；记载“归之”的，是强行使其归来的措辞。
问：「龙能有能无，如何？」曰：「安能无？但能隐见耳。所以能隐见者，为能屈伸尔。非特龙，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问：「书『至』，如何？」曰：「告庙而书，亦有不缘告庙而书者。」又问：「还复。」曰：「还只是归复，如今所谓倒回。」又问：「隐皆不书至。」曰：「告庙之礼不行。」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诸弟子曰：「地上元有物，则群雀集而食之。人故与之，则不即来食，须是久乃集，盖人有意在尔。若负粟者过，适遗下，则便集而食矣。」
问：「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与桓公如齐，终启弒桓之恶，其罪大矣，故圣人于其逊于齐，致于庙，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见大义与国人已绝矣。然弒桓之恶，文姜实不知，但缘文姜而启尔，庄公母子之情则不绝，故书夫人焉。文姜逊齐，止称夫人；此禘致于庙，亦只称夫人，则是文姜明矣。此最是圣人用法致严处，可以见大义，又以见子母之义。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极合春秋之意〔一〕，法中有夫因妇而被杀者，以妇为首，正与此合。」
问：「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问祫。曰：「祫，合祭也，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尝烝之祭，为庙礼烦，故每年于四祭中，三祭合食于祖庙，惟春则祭诸庙也。」
问：「祧庙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庙永不桃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庙。」曰：「兄弟相继，如何？」曰：「此皆自立庙。然如吴太伯兄弟四人相继，若上更有二庙不祧，则遂不祭祖矣。故庙虽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绝者，以义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万世不祧之庙，河东、闽、浙诸处皆太宗取之，无可祧之理。」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或问：「汉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汉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爱，能保全诸节度使，极有术。天下既定，皆召归京师，节度使竭土地而还，所畜不赀，多财，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赐地一方，盖第，所费皆数万。又尝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翌日，各以表进如数。此皆英雄御臣之术。」
宣仁山陵时，会吕汲公于陵下。公曰：「国家养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岂不见景德中事耶？驱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盖有限之兵，忽损三五千人，将何自而补？要知兵须是出于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许赏二百缗。及即位，以无钱久不赐，士卒至有题诗于后苑。太祖一日游后苑见诗，乃曰好诗，遂索笔和之。以故，每于郊时，各赐赏给，至今因以为例，不能去。或问：「今欲新兵不郊赏，数十年后可革否？」曰：「新兵本无此望，不与可也，不数十年可革。」
思叔问：「孟子言『善推其所为』，是欤？」曰：「圣人则不待推。」
霍光废昌邑，其始乃光之罪。当时不合立之，只被见是武帝孙，担当不过，须立之也。此又与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当时汤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故须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资，若无是质，伊尹亦不立也。史记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汤崩六年之后，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岁字。顷█望之曾问及此，亦曾说与他。后来又看礼，见王巡狩，问百年者，益知书传亦称岁为年。二年四年之说，纵别无可证，理亦必然。且看尚书，分明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宫，居忧三年，终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后，不必
译问：“龙能够存在也能够不存在，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怎么能不存在呢？只是能够隐藏和显现罢了。之所以能够隐藏和显现，是因为能够弯曲和伸展。不仅仅是龙，凡是小物体中有很多能够弯曲和伸展的。”
问：“《春秋》中记载‘至’，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向宗庙报告才记载的，也有不因为向宗庙报告而记载的情况。”又问：“还复。”回答说：“还就是归复，就像现在所说的倒回。”又问：“隐公都不记载‘至’。”回答说：“因为向宗庙报告的礼仪没有实行。”
先生指着庭院下的群雀给各位弟子看说：“地上原本有东西，群雀就会聚集来吃。人故意给它们，它们就不会立刻来吃，必须过很久才聚集，这是因为人有心机在。如果背着粟米的人经过，恰好遗落下来，它们就会立刻聚集来吃。”
问：“在太庙举行禘祭用‘致’，这里的夫人是哀姜吗？”回答说：“是文姜。文姜和桓公去齐国，最终引发了弑杀桓公的恶行，她的罪过很大，所以圣人在她逃往齐国、在宗庙致祭时，都只称她为夫人，而去掉她的姜氏，以表明大义与国人已经断绝。然而弑杀桓公的恶行，文姜实际上并不知道，只是因文姜而引发的，庄公母子之情并没有断绝，所以记载为夫人。文姜逃往齐国，只称夫人；这次禘祭在宗庙致祭，也只称夫人，那么这就是文姜无疑了。这最体现圣人用法严厉的地方，可以见到大义，又可以见到母子之义。本朝太祖皇帝立法，非常符合《春秋》的意思，法律中有丈夫因妻子而被杀的情况，以妻子为首犯，正与此相合。”
问：“禘是什么样的祭祀？”回答说：“禘是天子的祭祀，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祭祀祖先所从出的始祖。”又问祫祭。回答说：“祫，是合祭，诸侯也举行祫祭。只是祠、禴、尝、烝这些祭祀，因为宗庙礼仪繁琐，所以每年在四次祭祀中，有三次合祭于祖庙，只有春季才分别祭祀各庙。”
问：“祧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祖有功，宗有德，文王、武王的庙永远不祧。所祧的，是文王、武王以下的庙。”问：“兄弟相继，怎么处理？”回答说：“这都是自立庙的。然而像吴太伯兄弟四人相继，如果上面还有两座不祧的庙，那么就不祭祖了。所以庙虽然多，也不妨碍祧，只祧除服制已绝的，根据义理来决定是可以的。比如本朝太祖、太宗都是万世不祧的庙，河东、闽、浙等地都是太宗夺取的，没有祧除的道理。”
问：“寡妇按理似乎不可以再嫁，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的。凡是娶妻，是为了匹配自身。如果娶失节的人来匹配自身，就是自己失节。”又问：“如果有孤寡贫穷无依的人，可以再嫁吗？”回答说：“只是后世害怕冻饿而死，所以有这样的说法。然而饿死的事极小，失节的事极大。”
有人问：“汉高祖可以和太祖相比吗？”回答说：“汉高祖怎么能和太祖相比？太祖仁爱，能够保全各位节度使，非常有手段。天下平定后，都召他们回京师，节度使耗尽土地财富而还，积蓄的财物不计其数，钱财太多，也是祸患。太祖逐一赐给他们一块土地，建造宅第，所花费的都是数万。又曾经赐宴，酒酣时，就宣布各人带一个子弟扶着回去。太祖送到殿门，对他们的子弟说：‘你们的父亲各自许诺朝廷十万缗钱了。’各位节度使醒来，问为什么回家，在皇帝面前没有失礼吧？子弟各自以钱财的事回答。第二天，各自上表进献如数钱财。这都是英雄驾驭臣下的手段。”
宣仁太后山陵安葬时，在陵下遇见吕汲公。吕公说：“国家养兵是良策，凡是四方有警报，百姓都不知道。”先生说：“相公难道没看见景德年间的事吗？驱赶良民刺面，甚至波及士人。因为有限的兵力，忽然损失三五千人，将从哪里补充？要知道兵必须从民中产生才可以。”
太祖刚拥有天下时，士卒每人许诺赏赐二百缗。等到即位，因为没有钱很久不赐，士卒甚至在后苑题诗。太祖有一天游览后苑看见诗，就说好诗，于是索要笔来和诗。因此，每次郊祀时，都赐给赏赐，至今沿袭成为惯例，不能废除。有人问：“现在想要新兵不郊祀赏赐，几十年后可以革除吗？”回答说：“新兵本来没有这种期望，不给他们也可以，不用几十年就可以革除。”
思叔问：“孟子说‘善推其所为’，对吗？”回答说：“圣人则不需要推究。”
霍光废黜昌邑王，起初是霍光的罪过。当时不应该立他，只是因为是武帝的孙子，担当不起，必须立他。这又与伊尹立太甲不同。伊尹知道太甲一定能思悟常道，所以放逐他到桐宫三年。当时商汤已经去世，太丁未即位而死，外丙刚两岁，仲壬刚四岁，所以必须立太甲。太甲又有思悟常道的资质，如果没有这种资质，伊尹也不会立他。《史记》根据孟子二年四年的说法，就说商汤去世六年之后，太甲才即位。不知道年只是岁字。顷望之曾经问起这个，我也曾告诉过他。后来又看《礼记》，看见王巡狩，询问百岁老人，更知道书传也称岁为年。二年四年的说法，纵然没有其他证据，道理也必然是这样。且看《尚书》，分明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又看见王祖桐宫，居忧三年，最终能思悟常道，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是文字理是后，不必
引证。
问：「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稳之位。昭稳之位，太祖面东，左昭右穆，自内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为尊。范文甫问：「韩信得广武君，使东向坐，而西面师事之，是否？」曰：「今则以左为尊，是或一道也。」
译引证。
问：“东向和西向时，以南方为上；南向和北向时，以西方为上；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指坐席的位置，而不是祭祀时昭穆的位次。昭穆的位次，太祖面向东，左边是昭，右边是穆，从内室延伸到外庭。古代的坐席，都以右边为尊。范文甫问：‘韩信得到广武君后，让他面向东坐，而自己面向西以师礼侍奉他，这是否正确？’回答说：‘现在则以左边为尊，这也是一种道理。’”
问：「『侨如以夫人姜氏至』，书『以』，如何？」曰：「当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书『公与夫人如齐』，只书『与』而不书『及』却有意，盖言『及』则主在公也，言『与』则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愿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皆以天下无一贤君，道不行，故言及此尔。子路不知其意，便谓圣人行矣。「无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问：「『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书言眚灾肆赦者，言眚则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灾则赦之，灾是过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尝及得善人？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审此尔。」
兵强弱亦有时。往时陈、许号劲兵，今陈、许最近畿，亦不闻劲。今河东最盛。
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
子路「片言可以折狱」，故鲁愿与小邾、射盟，而射止愿得季路一言，乃其证也。
曰「予欲无言」，盖为子贡多言，故告之以此。
问「务民之义。」曰：「如项梁立义帝，谓从民望者是也。」
棣问：「『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如何？」答曰：「书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书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号以正名分，非谓此事当理而书也，故书宰之名以示贬。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诸侯无再娶理，故只书惠公、仲子，不称夫人也。」又问：「左氏以为未薨，预凶事，非礼也。」曰：「不然，岂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隐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问：「再娶皆不合礼否？」曰：「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春秋书盟，如何？先王之时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时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时信义皆亡，日以盟诅为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书，皆贬也。唯胥命之事稍为近正，故终齐、卫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脱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脱字，别无义理。
「齐高固来逆叔姬，公、谷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它则姊妹之类也。」
又问：「『丁丑，夫人姜氏人』，何故独书曰『人』？」曰：「此娶仇女，故书『入』，言宗庙不受也。」
又问：「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妇，却遂及诸侯盟，圣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问：「『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过鲁，遂行朝会之礼，圣人深罪之，故先书其来，使若以朝鲁为主，而逆后为遂也。」曰：「或说逆王后，亦使鲁为主，如何？」曰：「筑王姬之馆，单伯送王姬之类，皆是鲁为主。盖只是王姬下嫁，则同姓诸侯为主，如逆王后，无使诸侯为主之理。」
问：「独宋共姬书首尾最详，何故？」曰：「贤伯姬，故详录之。昔胡先生常说伯姬是妇人中伯夷，为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书来媵，皆以伯姬之故书否？」曰：「然。」「媵之礼如何？」曰：「古有之。」
又问：「汉儒谈春秋灾异，如何？」曰：「自汉以来，无人知此。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亦略见些模样，只被汉儒推得太过。亦何必说某事有某应？」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语九
鲍若雨录
今语小人曰不违道，则曰不违道，然卒违道；语君子曰不违道，则曰不违道，终不肯违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尝之，说与君子，君子须增爱；说与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无增爱心，其实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终不肯为者，只是知之浅，信之未笃。
志不可不笃，亦不可助长。志不笃则
译问：“‘侨如以夫人姜氏至’，书中用‘以’字，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说的是公子能够主持这件事，带着夫人到来。如果书中写‘公与夫人如齐’，只写‘与’而不写‘及’，却是有深意的。因为写‘及’的话，主导权在国君；写‘与’的话，则表明国君不能控制局面，意思就很明白了。”
孔子愿意乘坐木筏漂流到海外，居住在九夷之地，都是因为天下没有一位贤明的君主，大道无法施行，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子路不明白他的用意，便认为圣人真要离开了。“无所取材”，是说子路不能斟酌权衡。
问：“‘肆大眚’，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对大罪予以赦免，其中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了。书中说‘眚灾肆赦’，意思是遇到‘眚’就予以赦免，‘眚’是故意犯下的罪行；遇到‘灾’就予以宽恕，‘灾’是过失造成的事故。凡是赦免，何曾惠及过好人？诸葛亮在蜀汉，十年不赦免，就是审慎地对待这一点。”
军队的强弱也有时运。过去陈、许两地的军队号称精锐，如今陈、许离京城最近，也没听说精锐。现在河东的军队最强大。
做学问的人不可不通晓世务。天下的事就像一家人，不是我做就是别人做，不是甲做就是乙做。
子路“片言可以折狱”，所以鲁国愿意与小邾、射国结盟，而射国只要子路一句话，这就是证明。
说“予欲无言”，大概是因为子贡话太多，所以用这话告诫他。
问“务民之义。”回答说：“就像项梁拥立义帝，说是顺从百姓的愿望，就是这个意思。”
棣问：“‘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赠’，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书中写‘天王’，是因为在《春秋》开始的时候，周朝正记载这一件事，并且保留天王的称号以端正名分，并不是说这件事合乎道理才记载的，所以记载宰咺的名字以示贬斥。仲子是惠公再娶的夫人，诸侯没有再娶的道理，所以只写惠公、仲子，不称夫人为夫人。”又问：“左氏认为惠公还没死，就预先办理丧事，是不合礼的。”回答说：“不对，哪有这种道理？夫人子氏本来就是隐公的妻子，与仲子无关。”
又问：“再娶都不合礼吗？”回答说：“大夫以上没有再娶的礼。凡是人结为夫妇时，难道有一个人先死，另一个再娶，或者一个人再嫁的约定吗？只是约定终身为夫妇罢了。但是自从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的情况，大概是因为要奉养公婆，或者主持内务的缘故。至于大夫以上，直到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奉祭祀之礼，所以不允许再娶。”
《春秋》记载结盟，是怎么回事？先王时代有结盟吗？有人怀疑周朝设有司盟的官职。回答说：“先王时代之所以有结盟，也是因为顺应民情而设立的，不能非议司盟。但是春秋时期信义都丧失了，天天把结盟诅咒当作事情，上不遵从周王的命令，《春秋》记载这些，都是贬斥。只有胥命的事情稍微接近正道，所以在齐、卫两位国君在位期间，两国不相侵伐，这也是可喜的。”
“纪子伯莒子盟于密”，这里“伯”字上面脱漏了一个字，必定是三个人同盟。如果不是脱漏了字，就没有别的道理可讲。
“齐高固来迎娶叔姬，《公羊传》《谷梁传》中有‘子’字，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子’字是说这是国君的女儿，其他的则是姊妹之类。”
又问：“‘丁丑，夫人姜氏入’，为什么单独写‘入’字？”回答说：“这是娶了仇敌的女儿，所以写‘入’，意思是宗庙不接纳她。”
又问：“公子结在鄄地送陈国的陪嫁女子，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回答说：“这本是去送陪嫁女子，却于是与诸侯结盟，圣人谴责的意思，在于‘遂’（于是、接着）这件事上。”
又问：“‘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祭公受命迎回王后，却因为路过鲁国，于是行了朝见之礼，圣人深深谴责他，所以先写他到来，使得好像以朝见鲁国为主，而迎回王后是顺便做的事。”问：“有人说迎回王后，也是以鲁国为主，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建造王姬的馆舍，单伯送王姬之类，都是以鲁国为主。大概只是王姬下嫁，那么同姓诸侯为主，像迎回王后，没有让诸侯为主的道理。”
问：“只有宋共姬记载首尾最详细，是什么原因？”回答说：“因为伯姬贤德，所以详细记录。过去胡先生常说伯姬是妇女中的伯夷，因为她不下堂而死。”问：“像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次记载来送陪嫁，都是因为伯姬的缘故才记载的吗？”回答说：“是的。”“陪嫁的礼制是怎样的？”回答说：“古代就有。”
又问：“汉儒谈论《春秋》灾异，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自从汉朝以来，没有人知道这个。董仲舒说天人感应之际，也略微见到些模样，只是被汉儒推演得太过分了。又何必说某件事有某种应验呢？”《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语九
鲍若雨记录
现在对小人说不违背道，他就说不违背道，但最终却违背了道；对君子说不违背道，他就说不违背道，始终不肯违背道。就像牲牢的味道，君子曾经尝过，告诉君子，君子必定更加喜爱；告诉小人，小人并非不说好，只是没有增加喜爱之心，其实只是不知道味道。“守死善道”，人并非不知道，最终不肯做的，只是知道得浅，信念不坚定。
志向不可不坚定，也不可拔苗助长。志向不坚定就
忘废。助长，于文义上也且有益，若于道理理上助长，反不得。杜预云：「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此数句煞好。
译遗忘和废弃。在文义上助长，尚且有益；若在道理上助长，反而不行。杜预说：“用优厚的态度去柔和地引导他，让他自己去探求；用满足的态度去饱食他，让他自己去趋向；就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一样，使困惑如冰消融般涣然消散，使心意如理顺般怡然通畅，这样才算得当。”这几句话极好。
论语是孔门高弟所撰，观其立言，直是得见圣人处。如「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不得圣人处，怎生知得子乐？誾誾、行行、侃侃，亦是门人旁观见得。如「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观圣人者。
夫子删诗，赞易，莒叙书，皆是载圣人之道，然未见圣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圣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圣人用处。
人谓己之谓忠，尽物之谓恕。尽己之谓忠固是，尽物之谓恕则未尽。推己之谓恕，尽物之谓信。
问：「武未尽善处，如何？」曰：「说者以征诛不及揖让，征诛固不及揖让，然未尽善处，不独在此，其声音节奏亦有未尽善者。乐记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得所』，是知既正之后，不能无错乱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于心，作于气，形于身，以及于物，以至无所不怒，是所谓迁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问：「『吾道一以贯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则所谓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这一字，须是子细体认。一还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问：「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许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谓之仁。若比干之忠，见得时便是仁也。」
螟蛉蜾臝，本非同类，为其气同，故祝则肖之。又况人与圣人同类者？大抵须是自强不息，将来涵养成就到圣人田地，自然气貌改变。
问：「『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窃谓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与仁孰重。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人莫重于生，至于舍得死，道须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问好处如何？」曰：「圣人只赌〔一〕一个是。」
问：「夫子曰：『吾不复梦见周公』，圣人固尝梦见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尝寤寐思周公，后不复思尔。若谓梦见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圣人也。」又曰：「圣人果无梦乎？」曰：「有。夫众人日有所思，夜则成梦，设或不思而梦，亦是旧习气类相应。若是圣人，梦又别。如高宗梦传说，真个有传说在传岩也。」
问：「富贵、贫贱、寿夭，固有分定，君子先尽其在我者，则富贵、贫贱、寿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尽，则贫贱而夭，理所当然，富贵而寿，是为徼幸，不可谓之命。」曰：「虽不可谓之命，然富贵、贫贱、寿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故事君子以义安命，小人以命安义。」
中庸之说，其本至于「无声无臭」，其用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自「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复归于「无声无臭」，此言圣人心要处。与佛家之言相反，尽教说无形，无色，其实不过无声无臭，必竟有甚见处？大抵语论闲不难见。如人论黄金曰黄色，此人必是不识金。若是不识金者，更不言，设或言时，别自有道理。张子厚尝谓佛如大富贫子。横渠论此一事甚当。
圣人与理为一，故无过，无不及，中而已矣。其它皆以心处这个道理，故贤者常失之过，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陈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左氏载孔子之言，谓「陈恒弒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恁地是圣人以力角胜，都不问义理也。孔子请伐齐，以弒君之事讨之。当时哀公能从其请，孔子必有处置，须使频回使周，子路使晋，天下大计可立而遂。孔子临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公不从其请，可惜。
问：「横渠言『由明以至诚，由诚以至明』，此言恐过当。」曰：「『由明以至诚』，此句却是。『由诚以至明』，则不然，诚
译《论语》是孔子门下高足弟子所撰写的，观察其中的言论，直接就是他们亲眼见到圣人时的记录。比如“闵子侍立在旁边，恭敬和悦的样子；子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很高兴。”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圣人，怎么知道孔子很高兴呢？“誾誾”、“行行”、“侃侃”这些神态，也是门人从旁观察所得到的。又如“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这些都是善于观察圣人的人才能写出的。
孔子删定《诗经》，为《易经》作传，整理《尚书》，这些都是承载圣人之道，然而还没有展现圣人的实际运用，所以作《春秋》。《春秋》就是圣人的实际运用。比如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这就是圣人运用的地方。
人们说，竭尽自己的心力叫做忠，竭尽事物的道理叫做恕。竭尽自己的心力叫做忠固然正确，但说竭尽事物的道理叫做恕则不够全面。推己及人叫做恕，竭尽事物的道理叫做信。
有人问：“《武》乐中未尽善的地方，是怎样的？”回答说：“解说的人认为征伐诛讨不如揖让禅让，征伐诛讨固然不如揖让禅让，然而未尽善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此，其声音节奏也有未尽善之处。《乐记》说：‘这是因为乐官失传了。’如果不是乐官失传，那么武王的志向就荒废了。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使《雅》、《颂》各归其位’，这说明在校正之后，原本不能没有错乱的地方。”
小人的愤怒在于自身，君子的愤怒在于外物。小人的愤怒，发自内心，兴起于气，表现在身上，进而波及外物，以至于无所不怒，这就是所谓的迁怒。至于君子的愤怒，就像舜帝流放四凶一样。
有人问：“‘我的道用一个根本贯穿着’，而说‘不过是忠恕罢了’，那么所谓的那个‘一’，就是仁吗？”回答说：“当然是。只是这一个字，必须仔细体认。这个‘一’是更多地体现在忠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在恕上？”回答说：“不是这样。更多地体现在忠上。只要做到忠，就是‘一’，恕就是忠的运用。”
又问：“令尹子文可以说是忠了，孔子却不认为他仁，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只是忠，不能称之为仁。如果是比干的忠，当他显现出来时，那就是仁了。”
螟蛉和蜾臝，本来不是同类，因为它们的气息相同，所以祝祷后螟蛉就会像蜾臝。更何况人与圣人是同类呢？大体上必须自强不息，将来涵养成就到圣人的境界，自然气息面貌就会改变。
有人问：“‘有杀身以成全仁德，没有贪生以损害仁德。’我私下认为，如果所获得的利益很大，个人的生命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回答说：“只看生命和仁德哪个更重要。孔子说：‘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的了，至于舍得去死，说明道必须比生命好得多。”问：“既然死了，敢问好处在哪里？”回答说：“圣人只赌一个‘是’字。”
有人问：“孔子说：‘我不再梦见周公了’，圣人曾经梦见周公吗？”回答说：“没有。孔子过去曾经日夜思念周公，后来不再思念罢了。如果说梦见周公，那是大错特错，那就不是圣人了。”又问：“圣人真的没有梦吗？”回答说：“有。普通人白天所思，晚上就变成梦，假设白天不思考却做梦，那也是旧有的习气与之相应。如果是圣人，梦又不同。比如高宗梦见傅说，真的有傅说在傅岩那里。”
有人问：“富贵、贫贱、寿夭，固然有定数，君子先尽到自己能做的部分，那么富贵、贫贱、寿夭，可以用命运来说；如果自己能做的部分没有尽到，那么贫贱而早死，是理所当然，富贵而长寿，是侥幸，不能称之为命运。”回答说：“虽然不能称之为命运，然而富贵、贫贱、寿夭，这也是前世注定的。孟子说：‘追求就能得到，放弃就会失去，这是追求对得到有好处，这是追求在自己身上的；追求有途径，得到靠命运，这是追求对得到没有好处，这是追求在外面的。’所以君子用道义来安顿命运，小人用命运来安顿道义。”
《中庸》所说的，其本体达到“无声无臭”，其作用达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回归到“无声无臭”，这是说圣人心要的地方。这与佛家的言论相反，佛家尽说无形、无色，其实不过是无声无臭，究竟有什么见解呢？大体上谈论闲事不难见到。比如有人谈论黄金说是黄色的，这个人一定是不认识金。如果是不认识金的人，更不会说话，假设他说话时，另外自有道理。张载（子厚）曾经说佛家像大富之家的贫子。横渠（张载）论这一件事很恰当。
圣人与天理合一，所以没有过分，没有不及，只是中而已。其他人都用心来对待这个道理，所以贤人常常失之过分，不肖之人常常失之不及。
陈恒杀害了他的国君，孔子沐浴后上朝，请求讨伐他。《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说“陈恒杀害他的国君，民众不赞同的占一半，凭借鲁国的兵力加上齐国的一半，可以战胜。”这样是圣人用武力角力争胜，完全不问义理。孔子请求讨伐齐国，是因为弑君之事。当时哀公如果能听从他的请求，孔子一定有处置，必须使齐国频繁派使者到周王室，子路出使晋国，天下的大计可以确立并实现。孔子临老，有这样一件好事可做，奈何哀公不听从他的请求，可惜。
有人问：“横渠说‘由明以至诚，由诚以至明’，这话恐怕过分了。”回答说：“‘由明以至诚’，这句话是对的。‘由诚以至明’，则不然，诚
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只『我知言』一句已尽。横渠之言不能无失，类若此。若西铭一篇，谁说得到此？今以管窥天，固是见北斗，别处虽不得见，然见北斗，不可谓不是也。」
译这就是明白的道理。孟子说：“我善于辨析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仅仅“我善于辨析言辞”这一句就已经把道理说尽了。张载（横渠）的言论不能没有失误，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至于《西铭》这一篇，谁又能说得如此透彻呢？现在用竹管窥视天空，固然能看到北斗星，虽然其他地方看不见，但既然看到了北斗星，就不能说这不是正确的。”
问：「孔子对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与事何异？」曰：「闵子骞不肯为大夫，曾皙不肯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于国君。冉求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为政？当时季氏专政，孔子因以明之。」或问：「季路、冉求稍明圣人之道，何不知此？」曰：「当时陪臣执国命，目见耳闻，习熟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问季路、冉求，可谓大臣与？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然则从之者与？』曰：『弒父与君，亦不从也。』除却弒父与君，皆为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孙弘谓『三年有成，臣切迟之。』唐文宗时，李石责以宰相之职，谓『臣犹以为太速』。二者皆不是。须是知得迟速之理。昔尝对哲宗说此事曰：『陆下若问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陈三年有成之事；若问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陈期月之事。当时朝廷无一人问着，只李邦直但云称职称职，亦不曾问着一句。」春秋书陨石陨霜，何故不言石陨霜陨？此便见得天人一处。昔尝对晢宗说：「天人之闲甚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昔子陵与汉光武同寝，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应如此，况一人之尊，举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汉之君，都为美谥，何似休因问：「桀、纣是谥否？」曰：「不是。天下自谓之桀、纣。」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礼。三王虽随时损益，各立一个大本，无过不及，此与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数日，便觉胸次广阔，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窃有一喻，愿留严听。今有人焉，久寓远方，一日归故乡，至中途，适遇族兄者，俱抵旅舍，异居而食，相视如途人。彼岂知为族弟，此亦岂知为族之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欢然相从，无有二心。向之心与今之心，岂或异哉？知与不知而已。今学者苟知大本，则视天下犹一家，亦自然之理之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为仁之本。某窃谓：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得五行之秀，方其禀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无不知爱其亲，长而无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是见乎外。当是时，唯知爱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窦于中，事物诱于外，事物之心日厚，爱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随丧矣。故圣人教之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盖谓修为其仁者，必本于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寻究，甚好。夫子曰：『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不敢恶于人，便是孝弟。尽得仁，斯尽得孝弟，尽得孝弟，便是仁。」又问：「为仁先从爱物上推来，如何？」曰：「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故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能亲亲，岂不仁民？能仁民，岂不爱物？若以爱物之心推而亲亲，却是墨子也。」因问：「舜与曾子之孝，优劣如何？」曰：「家语载耘瓜事，虽不可信，却有义理。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苏，欣然起，进曰：『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体康。孔子闻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这些失处。若是舜，百事从父母，只杀他不得。」又问：「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须逃也。」
问：「先生曰：『尽其道谓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则身者资父母血气以生者也。尽其道者则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则能敬其父母矣。不尽其道则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则不敬父母，其斯之谓欤？」曰：「今士大夫受职于
译问：“孔子对冉求说：‘那是家事，不是国政。’政与事有什么不同？”回答说：“闵子骞不肯做大夫，曾皙不肯做陪臣，都懂得这个道理。至于季路、冉求，没能懂得这个。国政出自国君。冉求做季氏的家臣，只是家事，怎么能算是国政？当时季氏专权，孔子借此来阐明这一点。”有人问：“季路、冉求稍微明白圣人的道理，为什么不知道这个？”回答说：“当时陪臣掌握国家命脉，他们耳闻目睹，习以为常，都不知道有国君，这话不足为怪。季氏问季路、冉求：‘你们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所谓大臣，是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现在由和求，只能称为具备臣子才能的人。’‘那么他们是顺从季氏的人吗？’孔子说：‘杀害父亲和君主，他们也不会顺从。’除了杀害父亲和君主，其他事他们都做了。”
“一年就能见效，三年就能成功”，为什么呢？回答说：“公孙弘说‘三年成功，我认为太慢了’。唐文宗时，李石以宰相的职责责备他，说‘我还认为太快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必须懂得快慢的道理。以前我曾对哲宗说过这件事：‘陛下如果问如何安排，三年成功，我就陈述三年成功的事；如果问如何安排，一年见效，我就陈述一年见效的事。当时朝廷没有人问这个，只有李邦直只说称职，也没有问出一句。’《春秋》记载陨石、陨霜，为什么不写石陨、霜陨？这就体现了天人一体。以前我曾对哲宗说：‘天与人之间非常可畏，行善则千里之外响应，作恶则千里之外背离。从前严子陵与汉光武帝同寝，太史奏报客星侵犯帝座非常紧急。严子陵是个平民，天的反应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人之尊，一举一动、用心行事，能不警惕谨慎吗！’
“残害百姓很严重，就会身死国亡；不严重，就会自身危险、国家削弱，被称为幽王、厉王，即使有孝顺慈爱的子孙，百代也不能改变。”汉朝的君主，都给予美谥，何休因此问：“桀、纣是谥号吗？”回答说：“不是。天下人自己称他们为桀、纣。”
“统治天下有三重”，三重就是三王的礼制。三王虽然随着时代增减损益，但各自确立一个根本，无过无不及，这与《春秋》正相契合。
先生前几天教我思考“君子和而不同”。我思考了几天，便觉得胸怀开阔，其中的意味无法用言语表述。我有一个比喻，希望先生聆听。现在有个人，长期寄居远方，一天回到故乡，走到中途，恰好遇到族兄，都到了旅店，分住分吃，互相看待如同路人。他哪里知道是族弟，这又哪里知道是族兄呢？有人告诉说：那人的儿子，是您的族兄某人；那人的儿子，是您的族弟某人。随后他们高兴地相随，没有二心。从前的心和现在的心，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只是知道与不知道罢了。现在的学者如果懂得根本，那么看待天下就像一家，也是自然的道理。先生说：“这是很好的比喻。”
先生教我思考孝悌是仁的根本。我私下认为：人刚出生时，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得到五行的精华，在禀受之初，仁本来就已经存在于其中。等到出生后，年幼时没有不知道爱父母的，长大后没有不知道敬兄长的，而仁的作用于是表现在外。在这个时候，只知道爱敬罢了，本来没有事物的牵累。等到情欲在心中萌动，事物在外面诱惑，追求事物的心日益浓厚，爱敬的心日益淡薄，本心丧失而仁也随之丧失了。所以圣人教导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孝悌，大概是仁的根本吧！”大概是说修养仁德的人，必定以孝悌为根本。先生说：“能这样探究，很好。孔子说：‘敬爱父母的人不敢怠慢别人，爱护父母的人不敢憎恶别人。’不敢怠慢别人，不敢憎恶别人，就是孝悌。尽到了仁，就尽到了孝悌；尽到了孝悌，就是仁。”又问：“行仁先从爱物上推演，怎么样？”回答说：“不敬爱自己的父母而敬爱别人，叫做违背礼节；不爱自己的父母而爱别人，叫做违背道德，所以君子‘爱自己的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能爱亲人，难道不仁爱百姓吗？能仁爱百姓，难道不爱护万物吗？如果以爱护万物的心推演去爱亲人，那就是墨子了。”于是问：“舜和曾子的孝，优劣如何？”回答说：“《家语》记载曾子耘瓜的事，虽然不可信，却有义理。曾子耘瓜，不小心斩断了瓜根。曾皙用大杖打他的背，曾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很久才苏醒，高兴地起来，进来说：‘父亲用力教导参，没有生病吧？’于是退下，弹琴唱歌，让父亲知道身体安康。孔子听说后发怒。曾子如此至孝，也有这些过失。如果是舜，百事顺从父母，只是杀他不得。”又问：“像申生等待被烹杀的事，怎么样？”回答说：“这只是恭敬罢了。如果是舜，就必须逃跑。”
问：“先生说：‘尽到道叫做孝悌。’从自身推演，身体是凭借父母的血气生成的。尽到道的人就能敬重自己的身体，敬重身体的人就能敬重父母了。不尽到道就不敬重身体，不敬重身体就不敬重父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回答说：“现在士大夫接受职位
夫民，合而听之则圣，散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大同之中，有个秉彝在前，是是非非，无不当理，故圣。散而听之，则各任私意，是非颠倒，故愚。盖公义在，私欲必不能胜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语十
邹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天后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则伪矣。
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其闲先后失序者，已正之矣。
诗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谓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乐章，欲一作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后继以文王诗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系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诸侯之事，故系之召。召，诸侯长也。曰公者，后人误加之也。夫妇道一，关睢虽后妃之事，亦可歌于下。至若鹿鸣以下，则各主其事，皇华遣使臣之类是也。颂有二：或美盛德，则燕飨通用之，或告成功，则祭祀专用之。
「诗有六义：曰风者，谓风动之也；曰赋者，谓铺陈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类是也；曰兴者，因物而兴起，「关关睢鸠」、「瞻彼淇、澳」之类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之类是也；曰颂者，称颂德美，「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之类是也。」
国风、大、小雅、三颂，诗之名也。六义，诗之义也。篇之中有备六义者，有数义者。一本章首云「能治乱丝者，可以治诗。」
四始，犹四端也。
十五国风，各有次序，看诗可见。
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太誓书曰：「一月。」曰：「商历已绝，周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书商历，以见纣自绝于天矣。圣人一言一动，无不合于天理如此。」
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须暇」者，圣人讨伐，必不太早，自当缓之，非再驾之谓也。此周公所知，无显过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圆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禀各异，故生之谓性，告子以为一，孟子以为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虚发四矢，甚无谓也。国之安危在此举，则杀之可也；舍之而无害于国，权轻重可也。何用虚发四矢乎？
「尧、舜性之」，生知也。「汤、武身之」，学而知之也。
「仁之于父子，至知之于贤者」，谓之命者，以其禀受有厚薄清浊故也。然其性善，可学而尽，故谓之性焉。盖气有清浊，故其材质有厚薄。禀于天谓性，感为情，动为心，质干为才。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论。「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则故而已」者，言性当推其元本，推其元本，无伤其性也。
伊尹受汤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终惠，可废也。孟子言贵戚之卿与此同。然则始何不择贤？盖外丙二岁，仲壬四岁，惟太甲长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质，初不立也。苟无三人，必得于宗室；宗室无人，必择于汤之近戚；近戚无人，必择于天下之贤者而与之，伊尹不自为也。刘备托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为之」，非权数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则刘氏必为曹氏屠戮，宁使孔明为之也。霍光废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择，则光之罪大矣。若伊尹与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谏不用，去之可也，放废之事，不可为也，义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然成败有幸不幸
译百姓，聚合起来听取意见就是圣明，分散开来听取意见就是愚昧。聚合起来听取意见，那么在众说纷纭之中，有一个常理作为准则，对与错没有不合道理的，所以圣明。分散开来听取意见，那么各自凭私意行事，是非颠倒，所以愚昧。因为公义存在，私欲必然不能胜过它。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语录十
邹德久原本
“天下雷行，万物无妄”，先天卦和后天卦都符合天理，人欲就是虚伪了。
修身，应当学习《大学》的次序。《大学》是圣人完整的著作，其中先后次序错乱的地方，已经纠正了。
《诗经》讲后妃的德行，不是指具体的人，有人说是指太姒，大错特错了。周公创作乐章，想要创作一首歌。用来感化天下，后面接着文王的诗，是说古代有人实行过，文王就是这样的人。《周南》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归属周。周，是王室。《召南》是诸侯的事情，所以归属召。召，是诸侯之长。称为“公”，是后人错误加上去的。夫妇之道是一致的，《关雎》虽然是后妃的事情，也可以在下面歌唱。至于《鹿鸣》以下，则各自主管其事，像《皇华》派遣使臣之类就是这样。《颂》有两种：有的赞美盛德，那么燕饮和飨宴通用；有的报告成功，那么祭祀专用。
“《诗经》有六义：叫‘风’，是说教化感动；叫‘赋’，是说铺陈其事；叫‘比’，是直接比喻，‘温其如玉’之类就是这样；叫‘兴’，是因物而兴起，‘关关雎鸠’、‘瞻彼淇澳’之类就是这样；叫‘雅’，是说雅正之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之类就是这样；叫‘颂’，是说称颂德美，‘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之类就是这样。”
国风、大雅、小雅、三颂，是《诗经》的名称。六义，是《诗经》的含义。篇章之中有具备六义的，有具备几种义的。一本章首说“能治理乱丝的人，可以治理《诗经》。”
四始，就像四端一样。
十五国风，各有次序，看《诗经》就可以明白。
《诗大序》，是孔子所作，其文风类似《系辞》，其义理不是子夏所能说的。《小序》，是国史所作，不是后世所能知道的。
人心有私欲，所以危险危急。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消灭私欲，天理就明白了。
《太誓》书说：“一月。”回答说：“商朝的历法已经断绝，周朝的历法尚未建立，所以使用人正历，就是现在的正月。不记载商朝历法，以显示纣王自己断绝于天。圣人一言一行，没有不合天理，就是这样。”
读书，必须要看到二帝、三王之道。比如《尧典》《舜典》，就是寻求尧治理百姓的方法，舜侍奉君主的方法。
“五年须暇”的意思是，圣人讨伐，必然不会太早，自然应当延缓，不是再次驾车的含义。这是周公所知道的，没有明显的过错可以推究。
犬、牛、人，知道所去所就，它们的本性本来相同，只是受形体限制，所以不能改变。就像缝隙中的日光，方圆不移，它的光是一样的。只是所禀受的不同，所以“生之谓性”，告子认为是一，孟子认为不是。
庾公之斯遇到子濯孺子，空发四箭，非常没有意义。国家的安危在此一举，那么杀他可以；放过他而对国家无害，权衡轻重可以。何必空发四箭呢？
“尧、舜性之”，是生来就知道。“汤、武身之”，是学习后才知道。
“仁之于父子，至知之于贤者”，称为命，是因为所禀受有厚薄清浊的缘故。然而其性善，可以学习而穷尽，所以称为性。因为气有清浊，所以其材质有厚薄。禀受于天称为性，感应为情，发动为心，资质才干为才。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相同吗？“性”字不能一概而论。“生之谓性”，只是解释所禀受。“天命之谓性”，这是说性的理。现在人说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话说的天成，都是生来如此，这是解释所禀受。如果说是性的理，那么没有不善的，称为天，是自然之理。
“天下言性，则故而已”的意思是，说性应当推究其本源，推究其本源，不伤害其性。
伊尹接受汤的委托，必定期望天下安定治理而已。太甲如果不最终施惠，可以废黜。孟子说贵戚之卿与此相同。那么开始为什么不选择贤人？因为外丙两岁，仲壬四岁，只有太甲最长。假使太甲有下愚的资质，起初就不会立他。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必定从宗室中选取；宗室没有人，必定从汤的近亲中选取；近亲没有人，必定从天下贤者中选取而给他，伊尹不会自己担任。刘备把嗣子托付给孔明，“不可以，让他自己担任”，不是权术的话，其利害显然。所立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刘氏必定被曹氏屠杀，宁可让孔明担任。霍光废黜昌邑王，不等到放逐，知道其下愚不可改变，开始不选择，那么霍光的罪过就大了。如果伊尹和霍光是太甲、昌邑所使用的臣子，而不接受先王的委托，劝谏不被采用，离开可以，放逐废黜的事情，不可以做，义理自然显然。
先生起初看史传，看到一半，就合上书卷而深思，推测后来的成败，为之规划，然后再次取来观看。然而成败有幸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