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九

译万物都有本性，这里“性”字有的版本作“信”。这是指五常的本性。至于恻隐之心这一类，都属于情，凡是内心有所感动的都称为情。本性是自然完备的，信只是具备这种本性，因为有不信的情况出现，信的价值才得以显现，所以四端之中没有专门提到信。

先生说：“孔子说：‘仁爱的人，自己想立身于世，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能够从身边的事物取譬类比，就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我曾经说，孔子用来教导人们实行仁的话，只有这一句最为完备，总之不出于公心。”

孟子所说的“天民”，是指那些道理通达、可以在天下推行而后才去实行的人；“大人”，是指端正自己从而使万物也得到端正的人。说“天民”，是指能够尽到天民之道的人，也就是践行形体所赋予的使命的人，比如伊尹就可以担当这个称号。“民”这个名称似乎是指没有得到官位的人，一定是道理通达、可以在天下推行而后才去实行的。所谓“大人”，则像《周易》乾卦九二爻所说的“利见大人”，“天下文明”那样的人。天民和大人，也取决于时势是否合适罢了。

“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会坚固”，是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而学习也就不能牢固。

信不是义，因为言语可以兑现，所以说它接近义。恭敬不是礼，因为它能远离耻辱，所以说它接近礼。因为做事而不失去所亲近的人，也值得尊崇，何况是尽到礼义的人呢？

“思无邪”，就是诚。

“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有所成就，四十岁不迷惑”，这是明白善的道理已经透彻了。圣人没有专门说“诚”这一节，是因为说不迷惑就自然达到诚了。“五十岁知道天命”，是经过思考而知道的。“六十岁耳朵顺从”，耳朵是人身感官中最末位的。到了耳朵都能顺从，那就是不思考就能得到了。然而还滞留在迹象上，到了“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圣人的道就圆满了。这是教育的次序。

回答孟懿子问孝，是告诉众人的话。回答孟武伯，是因为武伯有很多令人担忧的事情。子游能够赡养父母，但有时缺乏敬意；子夏能够直率守义，但缺少温和润泽的神色；这是根据他们各自才能的高低和缺失来进行教导的。

“默默地记住它”，这就是所说的学习，只有颜回能做到。所以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不违背，好像愚笨一样。”“退下来省察他的私生活”，是说颜回退下来省察自己内心的修养，也足以阐发所学，所以孔子知道他不愚笨，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的人。

“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是孔子说当时天下大乱，没有君主的程度严重；意思是说夷狄还有君主，不像诸夏那样没有君主。

“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一定是在射箭的时候吧！所以说，作揖谦让后上场，射完后下来饮酒，这种争也是君子式的”，这是说不争；意思是说，这种争，是君子式的争啊！

孔子说：“禘祭从献酒开始往后，我就不想看了。”禘祭是鲁国僭越天子举行的大祭。献酒是祭祀的开始。因为这是僭越上级的祭祀，所以圣人从献酒往后，就不想看了。“有人问禘祭的说法，孔子说不知道”，是不想直接斥责。“懂得禘祭说法的人，对于治理天下，就像看手掌一样容易！指着他的手掌”，这是圣人说话，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对于治理天下，就像看手掌一样，非常容易明白，因为名分端正天下就安定了。

子贡的才能，就像宗庙中可观的贵重礼器，所以说他是“瑚琏”。

有人问辩才。回答说：“有人说：‘仲弓仁德但不善言辞。’孔子说：‘哪里需要善言辞？用口才应付人，常常被人憎恶，不知道他是否仁德，哪里需要善言辞？’如果仁德了，那么口中没有不当的话，言论传遍天下也没有过失，善言辞有什么害处呢？如果不知道他是否仁德，那么善言辞有什么用呢？”

孔子说：“仲由好勇超过我，但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材与裁同，意思是说仲由只是好勇超过孔子，而不能裁度适宜于义。

子路说：“愿意把车马、轻暖的皮衣与朋友共享，用坏了也不遗憾。”这是勇于义的人。看他的志向，哪里可以用势利来拘束他呢？大概仅次于在沂水沐浴的人。颜渊说：“希望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这是仁德，但还没有摆脱有为，大概滞留在这些迹象上，不得不这样。孔子说：“使老年人安适，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怀念。”这是圣人的事业。颜回，是大贤的事业。子路，是有志者的事业。

孔子说：“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这是指才能。那么中等以下的人就止步于此了吗？回答说：也有可以进步的方法。

孔子说：“齐国一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就可以达到道的水平。”意思是说鲁国虽然衰败，但君臣父子的大伦常还在，胜过齐国，所以可以一变而达到道。

孔子说：“立志于道。”万物都有理，精微要妙无穷，应当立志追求。德就是得，在自身的东西可以依据。“依于仁”，是说凡是所行必须依附着仁，兼内外而言。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说：‘没想到音乐竟然好到这种程度。’”回答说：圣人不滞留在外物上，怎么会有听到韶乐虽然美好，直到三个月不知道肉滋味的人呢？“三月”二字有误，应当是“音”字。这是圣人听到韶音的美好，吃饭时不知道肉的滋味，于是感叹说：“没想到音乐竟然好到这种程度。”门人因此记录下来。

“孔子平时说雅言，读《诗》、读《书》、主持礼仪，都说雅言。”

译罢了。”雅，是雅正素朴的雅；礼，是当时实际施行而非仅存于书本的礼。诗、书、执礼，都是孔子平日里经常谈论的内容。

译有的人只有斗筲那样的小气量，有的人有钟鼎那样的大气量，有的人有江河那样的大气量，有的人有天地那样的大气量。斗筲那样气量的人，本来就不值一提；至于钟鼎、江河那样气量的人，也已经很大了，然而满了就会溢出；只有天地那样的气量，无法通过增减来改变，如果不是圣人，谁能担当得起呢！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说：“申枨。”孔子说：“申枨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呢？”大凡人有欲望就不能刚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通过修养可以达到。

孟子说：“我善于辨析言辞。”孟子不想自夸，只是说我知道罢了。

孟子常常自尊其道而别人不尊重，孔子越发谦卑而别人越发尊重他，圣贤之间本来就有差别。

董仲舒说：“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孙思邈说：“胆量要大而心思要细，智慧要圆融而行为要方正。”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现在的人都与此相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的是小心谨慎。“赳赳武夫，公侯的干城”，说的是胆大。“不为利益所迷惑，不为道义所愧疚”，说的是行为方正。“见机行事，不等到终日”，说的是智慧圆融。这些话极有道理。

舍弃自己而顺从别人，是最难的事。自己是我所固有的，即使痛苦地舍弃，还担心坚守自我的人固执而顺从别人的人轻率。

“曾参和鲁莽。”然而颜回去世后，最终得到圣人之道的是曾子。看他临终时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了。所传承的是子思、孟子，都有学问。

“毋意”是指不妄加揣测。“毋我”是指遵循天理而不固执己见。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人，是野人。”是说他们质朴胜过文采；“后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人，是君子”，是说他们文采与质朴配合得当；“如果要用他们，

我就选择先学习礼乐的人”，是说如果在当时任用，为了挽救过分追求文采的弊端，我就选择先学习礼乐的人，这是矫枉过正的道理。“麻冕符合礼制，现在用丝料更节俭，我跟随大众；奢侈就不谦逊，节俭就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必被遵从周礼的说法所迷惑。

孔子说：“端木赐不接受爵命而从事商业。”命指爵位任命，说不接受爵位任命而从事商业，是为了显示他追求私利之深，从而足以彰显颜回屡空的高贤。

孔子说：“言论笃实就赞许他，他是君子吗？还是只是面色庄重的人？”不能凭言语取人，现在因为他的言论笃实就赞许他，他是君子吗？只是能面色庄重的人吗？

仲弓的仁，是安顿自己而尊敬别人，所以说：“雍也可以让他治理国家。”回答樊迟的问题，也是仁的具体条目，然而樊迟失于粗俗，圣人勉励他实行仁，说：“雍对于夷狄，不可抛弃。”司马牛多言而浮躁，所以只告诉他“说话要谨慎”。

“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不表现出来，可以算是仁了吗。”如果没有好胜、自夸、怨恨、贪欲，本来就已经是仁了，只有颜回以上的人才能做到。如果有这些念头但不表现出来，那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但不足以称为仁。孔子大概是希望原宪疑惑而再次提问，而原宪没能问出来。

管仲的仁，是仁的功效。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

二先生语十

洛阳议论

苏季明录

子厚对程卿说：“早起做事，主要是因为人气清则勤勉，闲不下来。”正叔说：“不可以，如果这样，就是专门被气所驱使。”子厚说：“这是自然的。”伯淳说：“虽然是自然的，但希望凡事都不顾惜，以恬淡来涵养才好。”子厚说：“这在于求学的人。”

伯淳说：“天下的士人，也有志向在朝廷而才能不足的，有才能可以做事而诚意不足的。今天正需要才能与至诚合一，才能有所成就。”子厚说：“才能与诚意，必须是两样东西只是一样东西。”伯淳说：“有才能而不真诚，还是不对。如果不是至诚，即使有忠义功业，也是出于做事，浮浅之气不久就会耗尽！”一本没有“只是一物”四个字。

伯淳说：“君实的话，自认为像人参甘草，病不重时可以用，病重就不是他能胜任的。看他的自我处身，必定有救世的方术。”

正叔说：“我接待人，谈论经论道的人也很多，肯谈到治体的，确实没有像子厚这样的。”

二程说：“地形不必说宽平可以画方，只可以用算法折算地亩来授给百姓。”子厚说：“必须先端正经界，经界不端正，那么法度终究不能确定。地有高低不平的地方不管，只看四个标杆中间的地，虽然不平，对百姓没有害处。在一夫之地之间，所争的也不多。又侧面陡峭的地方，田地也不怎么好。又经界必须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宽大狭窄尖斜，经界就不避开山河的弯曲，田地就得到井田的地方作为井田，不能凑成的地方，或五七亩，或三四亩，或一夫，其实田地的数量是确定的。又或凑不成一夫的地方，也可以计算百亩的数量来授予，没有不可行的。这样，那么经界随山随河，都不妨碍画定。如果这样画定，即使让暴君污吏，也几百年坏不了。经界的败坏，也不专门在秦朝，它的由来也很远，逐渐就有败坏了。”正叔说：“至于像鲁国，二吾还不足，怎么能达到十一呢？”子

译子厚说：“百亩而彻，所谓‘彻’，是指彻底、透彻的彻。透彻地耕作，那么劳力就能均衡，并且互相督促率领，没有一家能够懒惰。等到收获之后，就计算亩数按比例分配，按照分配的比例，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也是可以的。”有人说道：“井田制的议论不可以轻易向人展示，恐怕会招致嘲笑以及产生争议。”子厚说：“有嘲笑、有议论，这才真正有益处。”又有人说：“如果有人听到这种说法，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先生说道：“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我愿意接受一廛之地成为百姓，也是幸事。”伯淳说：“井田制如果现在征收民田使贫富均衡，那么愿意的人多，不愿意的人少。”正叔说：“也不能说百姓怨恨愤怒，只讨论可行不可行罢了。”又说：“必须使上下都没有怨恨愤怒，才可以施行。”正叔说：“议论的法度既然已经完备，关键在于施行的方法。”子厚说：“岂敢！我只是想完成这部书，希望有采纳它的人。”正叔说：“不在当时施行，而在后世施行，是一样的。”子厚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也不能自动施行。必须有施行的方法。又有虽然具备仁爱和仁声，但政事不能推行的，是因为不遵循先王的道。必须效法先生。”正叔说：“孟子在这方面善于言辞。仅仅用眼睛看，怎么能完全做到方正、圆整、平坦、笔直？必须依靠规矩。”

译二程问道：“官户占田超过制度规定的该怎么办？”回答说：“像文彦博那样田产极多的，只需给他五十里的采地就足够了。”又问：“其他情况呢？”回答说：“现在的公卿，不像古代的公卿。过去田产多的，就多给采地。如果一概给予，那么有田的和无田的就无法区分了。”

正叔说：“尧夫对皇上说的话，说陛下富国强兵之后打算做什么？我认为这不对。这话怎么足以晓谕君主？就像《周礼》，难道其中没有富国的方法吗？”子厚说：“尧夫抑制皇上富强的说法，正如同对汉武帝谈论神仙之学，长寿不值得珍惜，这话怎么能让人信服？圣贤开导人，不会如此笨拙。比如梁惠王问怎样对国家有利，就讲明利益不可言说的道理，极力陈述直到不夺取就不会满足。”正叔说：“人立志于王道，这是天下的公议，反而认为是私说，为什么呢？”子厚说：“只是因为心量不大，心量大就能做得大。”正叔说：“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喜欢做的事去做，不知道这是本来就该做的。”

伯淳说：“邵尧夫病重时，曾说试着去观察一番造化。”子厚说：“观察造化，别人就能观察到自己，自己又怎么能观察到造化？我曾看尧夫的诗，刚能懂得一些道理，却在儒术上没有真正的收获。”

正叔说：“蜥蜴含着水，随着雨雹升起。”子厚说：“不一定如此。雹子有很多大的，难道都是蜥蜴造成的吗？现在用蜥蜴求雨，是白白地求它，它又有什么办法降下雨水呢？”正叔说：“伯淳在南方做官，长官派他去茅山请龙，他推辞了，说祈求鬼神，应当让相信的人才有感应，现在先怀着不信，就不符合义理。到了茅山岩，敕使在水中捕到两条龙，带回去，并没有其他异常，反而被小孩玩弄致死。这不过是鱼虾之类，只是形状奇异，像龙的模样罢了。这种虫子，广南也有，形状相同，只是咬人有害，不像茅山的对人无害。”有害，一作有毒。

正叔说：“欧阳修的诗：‘笑杀颍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早起上朝，不是可笑的事，不必这样说。”又说：“常秩晚年被利欲蒙蔽，原来就有这种倾向，所以同乡中没有尊重他的。”

正叔说：“现在责罚官吏，完全没有培养士人君子廉耻之心的道理。必定断言徒刑、流放、杖刑的数目，用铜来赎罪，这就不是培养士人君子的本意。比如古人责罚他们的罪过，都不深刻指责他们的恶行，比如责罚他不廉洁，就说祭祀的礼器不修整。”有人说：“现在的士大夫没见到贤能的人。”正叔说：“不能说士大夫中有不贤能的人，就认为是朝廷的官员不任用贤才。”

彭汝砺恳切推辞台职。正叔说：“报答皇上的效力已经完成了吗？皇上冒着天下的议论，显赫地提拔你到这个位置，曾这样做报答皇上的心意就足够了吗？”

正叔说：“礼院，天下的事没有不相关的。这只要得到合适的人，事情都可以考证古制、确立法规；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只是随波逐流罢了。”

正叔说：“婚礼结发没有道理，想废除它很久了，但不能说。结发为夫妇，只是指他们年少。比如说话结发事君，李广说结发事匈奴，只是说刚束发的时候，难道是指把头发合在一起吗？”子厚说：“绝对违背礼义，就应当废除它。古人凡是礼仪，讲修已经确定，家家户户实行，都能这样。现在没有确定的制度，每家各自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家殊俗了。至于朝廷的礼仪，都不符合节度。”

正叔议论安南的事：“当初边境不便，命令就近集结，应急救援。那时，虽然将帅冒着炎热瘴气，朝廷以百姓为忧，也有所不顾。那时不救援，放任他们放纵，战死多达数万。现在既已迟到，又不等到秋凉直到冬天，一直进犯，也可以先吃岭北的粮食，粮食积聚在岭南搬运。现在却在七月过岭，因瘴气死的占了几分之一。到了边境，粮食又不接续，深入到贼巢，用船渡五百人过江，一边砍伐一边焚烧，攻破几重竹寨，没能成功，又划着空船，接着救兵，反而被贼兵合围擒杀，我军没有救援，有的死有的逃，于是没有成功。所争的只有二十五里罢了。想再去，又没有船可以渡，没有粮食可以驻守。这种错误的计算，从未有过。还得到贼人言辞稍微顺从，于是有了说辞，且承担了下来。如果他们的言辞还不顺从，怎么处理呢？运粮的死八万，战兵因瘴气死十一万，剩下两万八千人活着回来，大多生病，又先被贼人杀了数万，总共不下三十万口。他们的昏庸错误没有谋略，如此严重。”

有人说：“郭璞用斑鸠争斗来占卜吉凶。”子厚说：“这是因为他诚实相信，所以就占卜得到吉凶。”正叔说：“只要有这种意向，就可以显现征兆，不是斑鸠可以占卜吉凶。”正叔说：“郭逵新贵时，众说纷纭，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后来听人说，想买韩王的宅子，不问也知道。像韩王那样，是当代的功臣，一座宅子已经得到却想要占有，太不识好歹了。”子厚说：“从前有人想为范希文买绿野堂，希文不肯，懂得道理自然如此。在唐朝像晋公那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一旦取

译既然已经占有了这些财物，怎么能求得安宁呢？如果是别人，或许还可以，就像王维庄那样。唯独晋公是不可以的，宁可让田地荒芜败坏，等到其他有财力的人去获取它，自己则绝对不能占有。」

译正叔说：“管理下属也必须有方法，仅仅严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今统领一千人，能让这一千人按时按点吃上饭，能做到这样又有几人？我曾说军中夜间发生骚乱，周亚夫坚卧不起，不起是好的，但为何还会发生夜间骚乱呢？这也是不够完善的。”

正叔说：“如今唱名召见，为何不让他们戴着儒生冠帽，慢慢走进去拜见？为何要用两个人搀扶着快步跑进去，难道不怕让殿上的大臣感到羞愧吗？”子厚说：“只需先公布名单，让他们看到先后顺序，何必临时打开名册呼喊名字呢？”

正叔说：“我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对百事都不过问，只是那样大腹便便。对于子厚，我却愿意耐心对待他。”

子厚说：“关中的学者，通过践行礼制逐渐形成了风俗。”正叔说：“这自然是关中人刚强勇猛、敢于作为的缘故。”子厚说：“也是因为自家的规矩过于宽松。”

正叔说：“我家办理丧事，不用佛教僧侣。在洛阳，也有一两家请僧人做法事，我自然不用佛教。道场中使用螺钹，本是胡人的音乐，现在用在死者身旁，这是用音乐来面对死者。天竺人尊重僧人，见到僧人必定供养饮食，因此让僧人在前面演奏音乐。现在却把它用在死者面前，至于庆贺祈祷，也混杂使用，这是什么道理？像这样的事，被他们欺骗蒙蔽了千百年，没有一个人去理会。”

正叔说：“凭什么称为君子？凭什么称为小人？君子所见的是大的方面，小人所见的是小且近的方面。君子的志向所考虑的，岂止是他自己一个人？一直考虑到天下千万代。小人的考虑，只是一时的愤怒，甚至来不及顾惜自己的身体。”

伯淳说：“才与诚是一回事，就能周遍天下的治理。”子厚因此说：“这对于仁来说有什么事呢？必定是圣人的境界吧。”

吕进伯年老而好学，探究道理直到底层。正叔说：“年老而喜好学习的人尤其可爱。人年少壮盛时自然应当勉励，到了年老，志气体力必定疲倦，又担心学习赶不上，又担心年岁不多。不也说‘早晨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值得’吗？学问不多，年岁不足，不还是胜过始终不知真理吗？”

子厚说：“《十诗》的创作，只是想在言语沉默之间验证天心罢了。”正叔说：“如果有其他的言语，又怎能停止呢？”子厚说：“十篇的次序，本来自有先后。”

正叔说：“成周恐怕只是一个统称，雒邑才是都城。成周就像现在说的西京，雒邑就像现在说的河南府。孔安国认为成周是下邑，是不对的。哪有让师保治理下邑的呢？白马寺的地方，恐怕是迁徙顽劣百姓的地方。洛州有称为中州、南州的名字，恐怕是建立城邑分为九州后才说的。成周，恐怕是旧城毁坏后重新筑城，或者是起初作为城邑，没有城墙，所以后来才筑城。”

二程解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只要穷尽道理就是至于命。”子厚说：“这也是失之于太快，这个义理很有次序。必须是穷尽道理，就能完全尽到自身的本性，那么推而广之又能尽到人的本性；既尽到了人的本性，必须连同万物的本性一起尽到，这样然后才至于天道。其中有很多事情，哪有当下就能理会的？学者必须以穷理为先，这样才有学问。现在说知命与至于命，很有远近之分，岂能因为知道就称为至于呢？”

正叔说：“洛阳的风俗恐怕难以教化秦地的人。”子厚说：“秦地风俗的教化，也首先得益于和叔的努力，也是因为士人敦厚，东方恐怕也难以顺从风向。”

正叔辨析周都的说法说：“榖水、洛水相斗，毁坏了王宫，现在榖水、洛水相合处在七里店南，既然说毁坏了王宫，那么周室恐怕也不远离现在的宫阙。”

子厚说：“过去曾说伯淳优于正叔，现在看到果然如此；他救世的志向非常诚恳急切，对于今天天下的事情也记得很熟。”子厚说：“今天的往来，都没有益处，不如闲居，与学者讲论，资助培养后生，这样才能成事。”正叔说：“何必一定如此？合乎义理应当来就来，应当去就去罢了。”

二程说：“人不容易了解。”子厚说：“人确实了解起来很难，但至于技艺能否，人情善恶，就可以知道。只有以假乱真。秦武阳在集市上杀人，见到秦始皇害怕，这就不可知。”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

明道先生语一

师训

刘绚质夫录

“没有不恭敬的时候，庄重地思考，安定地言辞，安抚百姓”，这是君主的德行。君主的德行就是天德。

“思想没有邪念。”

“用恭敬来端正内心，用道义来规范外在，恭敬道义确立了，德行就不孤单。”德行不孤单，是因为与万物相同所以不孤单。

“孔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

“圣人用这个来斋戒，以此来彰显他的德行啊！”

“上天赋予的叫作性，遵循本性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

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最为广大最为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与义和道相配合，没有这些就会萎缩。这是积累正义而产生的，不是靠偶然的正义行为就能取得的。”

天位在上，地位在下，人位在中。没有人就无法体现天地。《尚书》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

译“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易经》说：“天地确立了位置，而《易》理就在其中运行；如果乾坤毁灭了，就无法显现《易》理。《易》理无法显现，那么乾坤或许就几乎停息了。”

译道，是一个根本。有人说，用心灵包容真诚，不如用真诚包容心灵；用极致的真诚参悟天地，不如用极致的真诚体察人物，这是两个根本。知道没有两个根本，就是笃实恭敬从而使天下太平的道理。

“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器。”如果像有的人那样，把清虚广大当作天道，那么“一”就是这种状态。这是从器的角度说的，而不是道。

“规范天地的化育而不逾越”，只是模范出一个天地罢了，并不是在天地之外。这样曲折地成就万物，哪里会有遗漏呢？

“天地确立了位置而《易》行于其中”，为什么不说人行于其中呢？大概因为人也是物。如果说神行于其中，那么人只会在鬼神方面去寻求了。如果说理、说诚也可以，但特意说《易》，是想要让人默默领会而自然得到它。

《系辞》说：“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器。”又说：“确立天的道叫做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做柔与刚，确立人的道叫做仁与义。”又说：“一阴一阳叫做道。”阴阳也是形而下的，却称之为道，只有这句话把上下分得最清楚，原来这就是道，关键在于人默默地去领会它。

“确立天的道叫做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做柔与强，确立人的道叫做仁与义，兼括三才而统一它们。又将它们两两相对。”不两两相对就没有作用。

“天地确立了位置而《易》行于其中”，只是恭敬罢了。恭敬就没有间断，体察万物而没有遗漏的，不过是真诚和恭敬罢了，不真诚就没有万物。《诗经》说：“大天的天命，深远而不停止，啊多么显赫，文王的德行纯粹”，“纯粹也不停止”，纯粹就没有间断。

“没有不恭敬的，庄重而深思，安定言辞，安抚百姓啊”，这是君王的道理。君王的道理就是天道的道理。“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接重大祭祀”，这是仲弓问仁而孔子用来回答他的话，因为仲弓可以从事这些话所指的德行。“雍也可以南面称王”，有君王的德行。“没有不恭敬的”，可以应对超越上帝。

“祭祀时如同神灵存在，祭祀神灵时如同神灵存在。”

“用恭敬使内心正直，用义理使外表方正”，这是合内外之道的。佛教，内外之道不具备。

克服勤勉于细微事物最难。

从下而通达于上的，只有“仓促之间必定如此，流离困顿之际必定如此。”

“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是人，所以不能没有忧患；天则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

咸卦和恒卦，是体和用。体和用没有先后。

“《易》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

天不说话而可信，神不发怒而威严。

颜渊默默领会，曾子笃实相信，得到圣人之道的是这两个人。曾子说：“我得到正道而死，这就够了。”

天地的正气，恭敬表现为肃穆，肃穆就表现为雍容。

理则极高明，实行它只是中庸罢了。

《中庸》说诚就是神。天与人没有间断。

耳目能看能听而不能远，是因为气有限，心则没有远近。

学习在于真诚地认知、真诚地涵养。

学习要相信和熟练。

“端正自己而万物端正”，这是大人的事，学习必须如此。

恭敬胜过百种邪念。

“万物都具备于我，反省自身而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想要担当大任，必须是笃实。

“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不是在外部。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深可警戒谨慎。

“平康正直。”

“自己想立身而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而帮助别人通达，能够从近处取譬的人，可以说是仁的方法了。”广泛施予并能救济众人，固然也是仁；但仁不足以穷尽它，所以说：“那一定是圣人吧！”

孟子说：“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中庸》所说的“遵循本性叫做道”就是这个意思。仁者，就是使人成为人。“用恭敬使内心正直，用义理使外表方正”，这就是仁。如果用恭敬来使内心正直，那么就不正直了。实行仁义哪里会有正直呢？“必定有事做而不要预设”才是正直。能够“用恭敬使内心正直，用义理使外表方正，那么就和万物相同了。所以说：“恭敬和义理确立而德行不孤单。”因此仁者没有对立，放到东海而标准，放到西海而标准，放到南海而标准，放到北海而标准。医家说四肢麻木不仁，最能体现仁这个名称的含义。有一个本子医字下面，另为一章。

“天地的最大德行叫做生”，“天地氤氲，万物化育醇厚”，“生叫做性”，告子这话是对的，而说犬的本性如同牛的本性，牛的本性如同人的本性，那就错了。万物的生机最可观，这就是元者善之长，这就是所谓的仁。人与天地是一体的，而人特别把自己看小，为什么呢？

人的贤良与不肖，国家的治与乱，不可以用命来解释。

至诚可以赞助化育的，可以挽回造化。

“只有神，所以不快速而迅速，不行动而到达。”神没有快速，也没有到达，必须这样说，不这样不足以形容罢了。

天地万物的道理，没有单独必定有对立面，都是自然而然，不是有安排的。每当半夜思考，不知道手舞足蹈。

老子的话，窃取玩弄开合

译的。

冬寒夏暑，是阴阳；使阴阳运动变化的，是神。神没有固定的方位，所以《易》没有固定的形体。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另外设立一个天，认为人不能包容天，那么天就有了固定的方位，这就形成了两个本源。

译“穷神知化”，变化的奥妙就是神。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是一回事。

天地只是设立位置，在天地之间运行的是神。

气之外没有神，神之外没有气。有人说清的是神，那么浊的就不是神了吗？

大抵学问，不言语而自然领悟的，才是自得；有刻意安排布置的，都不是自得。

谈论“有”，就多了一个“有”字；谈论“无”，就多了一个“无”字。有和无与动和静是相同的。比如冬至之前天地闭塞，可以说是静了；但日月星辰依然自行运转不停，能说没有动吗？只是人们不认识有和无、动和静罢了。

正名，声音和气有名有理，形体有名有理。名和实相互依存，一件事如果苟且，那么其余的事也就都苟且了。

忠信是从人的角度说的，归结起来就是实理。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天下雷行，赋予万物无妄，天性难道会有虚妄吗？圣人“以茂对时育万物”，使万物各自得到其本性。无妄则一毫不可添加，安然不动，如果妄动就是虚妄了。无妄，是震下乾上，动顺应天道，哪有虚妄呢？动出于人为，就有虚妄了。

“犯而不校”，计较就是私心，不是乐天的人。被侵犯有应当报复的情况，那只是遵循理罢了。

“意”是任意，“必”是必定要实行，“固”是固执，“我”是自私。

“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圣人的神化，上下与天地同流。

礼说：“后世即使有兴起的人，虞帝也是赶不上的。”像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这样的事，三代以后就没有了。

《泰誓》《武成》中提到“一月”，是因为商朝的历法已经断绝，周朝的历法尚未建立，所以只说一月。

中的道理极尽了。单独的阴不能生，单独的阳不能生，偏颇就成为禽兽、夷狄，中就是人。中就是不偏，当就是不变，但仅仅用“中”不足以穷尽它，所以叫中庸。

阴阳盈缩不齐，不能没有差错，所以历法家有岁差法。

日月发生日食月食后又恢复原状，是因为不能改变它们的常规。

古今适宜不同，不仅人有所不便，连风气也自然不同。日月星辰都是气，也自然不同。

时势是圣人不能违背的，但人的智愚，世道的治乱，圣人必定展示可以改变的道理，难道只是为了教化吗？大概也有其道理的缘故。

学问的关键在于自得。古人教导人，只指出他的错误，所以说：“举出一个角不能类推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了。”说三个角，是举出近的例子。至于“告诉过去的事而能知道未来的事”，那他的认知已经很远了。佛家所说的印证，难道是自得吗？那些自得的人，即使别人说得很厉害，也不会动摇。等待别人的话作为正确，哪里还有自得呢？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与遵从周代的文饰不违背。遵从先进是从时弊的角度说的，它们各自有恰当之处。

“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不贪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具备这几样，而“用礼乐来修饰，也可以成为成人了”。又说：“现在的成人何必一定要这样？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险献出生命，长期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生的诺言，也可以成为成人了”，这只是说忠信。忠信是实质，礼乐是文饰。谈论成人的名号，如果不是圣人，谁能担当得起？孟子说：“只有圣人然后可以践行形体。”这样，才足以称为成人。

“诗说：‘天生众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这美德。’所以有物必有则，这是民众秉持的常道，所以喜好这美德。”万物都有理，顺从它就容易，违背它就困难，各自遵循其理，何必耗费自己的力气呢？

人心没有不知晓的，只是被私欲遮蔽，就丧失了天德（一作理）。

都是实理，人知道并相信是困难的。孔子说：“早晨闻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死生也是大事，如果不是真诚知道道，难道会因为晚上死去就觉得可以吗？

万物没有没有对立面的，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气增长则阴气消减，善增加则恶减少。这个道理，推演开来岂不深远吗？人只要知道这个罢了。

“言语少过失，行为少后悔，福禄就在其中了”，这是孔子用来告诫子张的。如果是颜回、闵子骞，就不会有这样的问话，孔子告诫他们也不会这样。有人怀疑这样也有得不到福禄的人。孔子大概说：“耕田，饥饿也在其中了。”只有合乎理的，去做罢了。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动乱，说：“柴大概会来吧！由大概会死吧！”这两者大概都符合义。孔悝受命立辄为君，如果接纳蒯聩就是失职，与辄抗拒父亲就是不义；如果辄避让位置，那么抗拒蒯聩是可以的；如果辄抗拒父亲，那么带着身体退隐是可以的。所以子路想劝孔悝不要参与此事，是忠于所侍奉的人。而孔悝已经被胁迫了，这是子路不得不死的原因。然而燔台的事，就过于勇猛暴烈了。公子郢的志向值得嘉奖，但应当立而不立，导致卫国动乱，也是圣人应当谴责的，而《春秋》不记载，这件事可疑。

“侍奉君主烦琐，就会受辱。对待朋友烦琐，就会疏远。”数，是烦琐的意思。

由自己推及万物，是仁。推己及物，是恕。违背道不远就是这个意思。忠恕一以贯之。忠是

译天理是恕，恕是人道。忠是没有虚妄，恕是用来实行忠的。忠是本体，恕是作用，这是根本的大道。这与“违背大道不远”不同的地方，在于行动是顺应天理。

译“必有事焉而勿正，事是做事的事。心要不忘也不助长”，养气的方法应当如此。

意志驱动气血的情况占十分之九，气血驱动意志的情况占十分之一。

“祖先神灵来享祭”，只有至诚才能感应必通。

“举止周旋合乎礼法”，这是盛德的极致，“君子遵循法度以等待天命”，正是“早晨闻道，晚上死去”的意思。

大凡离开义就进入利，离开利就进入义。天下的事，只有义和利罢了。

商汤、周武王反省自身的人，是学习并恢复本性的人。

“看他的所作所为，‘以’是用，是所做的事。观察他的由来，‘由’是所遵循的道。考察他所安处。”这是意志所安处，所存留的地方。

北宫黝用必须做到的来约束自己，孟施舍用无所畏惧来推演自己，北宫黝或许还不能做到无所畏惧。所以北宫黝不如孟施舍坚守简约。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所以这两人各自有所相似。

公孙丑说夫子如果加上齐国的卿相之位，得以施行道义，像这样就能不畏惧而动心吗？所以孟子说：“不，我四十岁就不动心了。”

人心不能有所牵系。

“刚”是强而不屈，“毅”是有所奋发，“木”是质朴，“讷”是迟钝。

礼，是理，是文饰。理，是实质，是根本。文，是华美，是末节。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饰过度就奢侈，实质过度就俭朴。奢侈从文饰产生，俭朴从实质得出。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礼，与其奢侈宁可俭朴。”是说俭朴接近根本。这与形影相似。推演这个道理，就有很多事可做了。

用事物对待事物，不用自己对待事物，就没有自我了。圣人制定行为不凭自己，这话是对的，但道理似乎没在这话里说尽。天生成万物，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到了大的，是一个创造者。怎么能让小的也变得大呢？天理如此，怎么可以违背呢？用天下之大，万物之多，用一心来处理，一定能得到要领，这就够了。那么古人处事，难道不从容吗！

意志可以克制气血，气血胜过意志有一个“志”字。就会昏乱。现在的人用恐惧来胜过气血的很多，而用义理来胜过气血的很少。

“乐天知命”，是贯通上下的话。圣人乐天，就不需要说知命。知命的人，是知道有命而相信它的人，“不知命不能成为君子”是对的。命是用来辅助义的，完全遵循义，哪里还需要用命来决断呢？至于圣人知道天命，就不同于此。

“仁者不忧”，是乐天的人。

“孝悌，是仁的根本吗！”是说作为仁的根本，不是仁的根本。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是德的次序。“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学的次序。知用来认知，仁用来坚守，勇用来实行。

说天的自然，叫做天道。说天赋予万物的，叫做天命。

“德性”，是说性的可贵，与说性善，其实是一样的。“性之德”，是说性所具有的；如卦的德，是卦所蕴含的。

“肫肫其仁”，是说厚道。

从明达到真诚，虽然多由推究细微之处，但也有从大体中直接达到真诚的，虽然也是从明达到真诚，叫做推究细微之处就不可以。

“体察群臣”，是体察，诚心求之，就没有不察的了，是忠厚的极致。所以说：“忠信重禄，是用来鼓励士人的。”是说尽忠信而厚待禄食，这是用来鼓励士人的。

“敬鬼神而远离”，是为了不亵渎，是知的事。“先难后获”，是先事后得的义，是仁的事。至于“知者利仁”，是先得后事的义。

“人心惟危”，是人欲。“道心惟微”，是天理。“惟精惟一”，是用来达到它的。“允执厥中”，是用来实行的。运用。

“仁者其言也讱”，是难说出。

治道在于立志，责任求贤。

知仁勇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是学的要点。

操持简约，只是恭敬罢了。

颜子不动声色，孟子则动声色。

无妄，震下干上。圣人的行动以天，贤人的行动以人。如果颜子有不善，难道像众人吗？只是在于这里罢了，盖还有自我。至于无我，就是圣人了。颜子接近圣人，只差一口气。“不迁怒，不贰过，无伐善，无劳”，“三月不违仁”，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告诉他而不懈怠的，大概是颜回吧！”颜子之不懈怠，是恭敬。

真诚是天之道，恭敬是人事的根本。恭敬是运用。恭敬则真诚。

“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义以为质”，则“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孙，顺，不止于言。

圣人说忠信很多，人道只在忠信。不诚就没有物，而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是人心。如果没有忠信，哪里还有物呢？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

译“义”是本体与功用的关系。

做学问的人必须认识圣贤的本体。圣人如同自然造化，贤人如同人工技巧。

有体现德行的言论，有探求大道的言论。孟子谈论自己志向的，是体现德行的言论；谈论圣人之事的，是探求大道的言论。

译学问达到以学为乐的地步，就成功了。笃诚信仰、喜好学习，还不懂得自我领悟的快乐，这是探求道的人。喜好它的人，如同游览别人的园圃；以它为乐的人，则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然而人能够信道，这也是人难以做到的。

夏商周三代的治理，是顺应天理的。两汉以后，都是把持天下的人。

用牛拉车、骑马乘车，都是顺应它们的本性而安排的。为什么不骑马而用牛拉车呢？因为道理上不允许。

祭祀是用来表达诚意的。有人把礼看作一件具体的事，认为人用的器具和鬼用的器具是一样的，这就不是用来表达诚意，而失去了根本。

礼是顺应人情制定的，人情所适宜的，就是义。三年的丧服，是礼的极致，义的完备。

扩充知识，培养正气。

克制自己是最难的。《中庸》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爵位俸禄可以推辞，白刃可以踩踏，但中庸之道却难以做到。”

“生生不息叫做易”，生生不息的作用就是神妙。

子贡的智慧，仅次于颜回，是智慧达到了极致但尚未完全达到。

“先甲三日”，是为了穷究事物所以如此的原因来处理事情；“后甲三日”，是为了探究事物将要如何变化而预先防范。甲，是事情的开始。庚，是有变革的意思。从甲乙到戊己，春夏生养万物的气已经完备。庚，是秋冬成就万物的气，所以有变革。这是另一种气。

《随卦》的上六爻，才质和地位都是阴柔，是柔顺跟随的极致，所以说：“拘束系连他，于是用绳索捆绑他，又接着用绳索捆绑他。君王在岐山祭祀。”只有太王的事情，民心牢固结聚而不可解开，其他事情都不能像这样牢固。

学问的兴起，没有比《诗经》更早的。《诗经》有赞美和讽刺，通过歌唱诵读来了解善恶、治乱、废兴。礼是用来确立人格的，“不学礼就无法立身”。乐是用来成就德行的，有了乐就产生了生机，有了生机就难以停止？难以停止，就不知道手在舞动，脚在踩踏。至于乐使人安宁，安宁使人持久，持久使人合于天道，合于天道就神妙，合于天道就不说话而令人信服，神妙就不发怒而令人敬畏。达到这种境界，就又不是手舞足蹈那种事情了。

《绿衣》这首诗，是卫庄姜哀伤自己没有德行而导致这种情况，行为有不得意的地方，就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罢了。所以说：“绿色的丝啊，是你染治的，我思念古人，使我没有过错。细葛布啊粗葛布啊，凄清的风吹来，我思念古人，确实符合我的心意。”丝的福禄，是由你染治而成的，说明有所本原。细葛布和粗葛布是用来抵御风寒的。

《螽斯》只是说不嫉妒，如果《芣苢》则更加和平。妇人乐于有子嗣，是说妾室侍奉都没有所恐惧，而乐于有子嗣了。居于仁德，遵循义理，遵守礼制，减少欲望。

“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下学而上达，意思在言语之外。

有实质就有名声，名和实是一回事。如果是好名的人，就为了虚名而奔走。如“君子厌恶死后名声不被称颂”，是说没有善行可以称颂罢了，不是为了虚名而奔走。

“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反省自身而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不真诚就违背事物而不顺遂。

乾，阳，有一个“物”字。不运动就不刚健；“它的静止是专一”，专一。“它的运动是直遂”，直遂。不专一就不能直遂。坤，阴，有一个“物”字。不静止就不柔顺；不柔顺，一作“躁”。“它的静止是翕聚”，翕聚。“它的运动是发散”，发散。不翕聚就不能发散。

“扩充知识在于格物。”格，是至的意思。有人把格解释为止物，这是有两个根本了。

人必须知道自我满足的道理。

“乾元，是开始而亨通的。利贞，是性情。”性情犹言资质体段。养育化育都是利。不占有功劳，常久而不停止的，是贞。《诗经》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就是贞。

天地日月是一样的。月亮接受日光而太阳不因此亏损，然而月亮的光就是太阳的光。地气不上腾，天气就不下降。天气降下来到达地，地中生长万物的，都是天气。只有没有成功而代替完成终结的，是地的道理。

认识变化、知道化育是困难的。古今风气不同，所以器用也不同适宜。因此圣人通晓变化，使百姓不疲倦，各自顺应时势罢了。后世虽然有作者，虞帝是不可及的。大概在那个时候，风气未开，而虞帝的德行又如此，所以后世没有人能赶上。如果是三代的治理，后世决定可以恢复。不把三代作为治理典范的，终究是苟且之道。

触动血气的，愤怒必然迁移。如果像镜子照物，美丑在物体那里，随着物体而回应，愤怒不在这里，有什么迁移的呢？

圣人的言语，是冲和之气，贯彻上下。

人必须学习颜回。有颜回的德行，那么孟子的事功自然会有。一作“立”。孟子，是禹、稷的事功。

《中庸》的话，展开它则弥漫六合，卷起来则退藏于密。

孔子对颜渊说：“被任用就施行，不被任用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有这种态度！”君子所具有的性情，即使大行其道也不增加，即使困居也不减少，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被任用就施行，不被任用就藏起来，都不拖累自己罢了。

“颜回不是帮助我的人，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是和圣人相同罢了。

人必须知道自我满足的道理。自我满足，是没有不足的。如果有所不足，

译这就是张载所说的“存有外在私欲的心，不足以契合天意”的道理。

“文王升降，在上帝左右，不刻意辨识，不刻意知晓，顺从上帝的法则。”不卖弄聪明，是顺从天理的表现。

译“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厚，赤舄几几”，选取狼作为起兴，是因为狼前后停顿，以此兴起周公之德始终如一。称他为公孙，是说他积德深厚；“赤舄几几”，是盛德的外在仪容。

“诗，是心志所趋向的。在心中叫作志，表达出来叫作诗。情感在心中激动而表现于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就叹息咏叹，叹息咏叹不足以表达，就歌唱，歌唱不足以表达，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有节制所以有余，止于礼义就是节制。

月亮不接受日光所以发生日食。不接受日光，是因为月亮正好与太阳相对，阴气旺盛而压抑阳气。击鼓是为了辅助阳气。既然这样，那么日月发生的灾异，都可以击鼓应对。月亮不处于太阳之下，与太阳正相对，所以发生日食。

季冬时节施行春季的政令，称之为逆，是因为子克母。《太玄》中首中说：阳气在黄宫潜藏萌发，诚信无不在其中。养首一：将心藏于深渊，美化其灵根。测曰：将心藏于深渊，精神不外露。扬雄的学问，大概曾达到这样的境界。

像颜回短命这类事情，从个人来说，称之为不幸是可以的；从大局来看，天地之间没有损益，没有进退。譬如一家之事，有五个儿子，三个富贵而两个贫贱，从两个贫贱的儿子来说则是不足，从父母一家来说则是有余。像孔子那样的至德，又处在尊贵的地位，这是造化之全。从孔子和颜回来说，对个人有所不足，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共群圣人来说，那么天地之间也富有余裕。“顺从正道吉祥，违背正道凶险”，这是常行的道理。

视听思虑动作都是天理，人只须在其中辨别真与妄罢了。

东周之乱，没有君臣上下的秩序，所以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意思是不会成为东周那样。

“素履”，是雅正素朴的履卦。初九刚阳，素履已经确定，只须实行其志向罢了，所以说“独行愿”。

“视履考祥”，处于履卦的终结，反观吉凶的征兆，周全完备则善吉，所以说“其旋元吉”。

“比之无首凶”，比卦的开始不善则凶。

“豮豕之牙吉”，不除去它的牙齿而阉割它的势，它就自然良善了。治理百姓不禁止他们的争斗而教导他们谦让，与此类似。

“介于石”，道理本来就已确定。道理本来确定，所以见机而作，何必等待终日呢？

豫，是预备，也是安逸。事先预备所以安逸快乐，其义理是一致的。

谦是治理盈满的方法，所以说：“减少多的，补充少的，称量万物公平施予。”

凡是替人说话，理气占胜则事情明白，意气占胜则招致愤怒。

慷慨激昂杀身容易，从容不迫就义困难。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道没有形体，义有方向。

“中，是天下的根本。”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的正理，偏离就不是，只有恭敬而无过失最尽善尽美。

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忘勿助长。”正是着意，忘则无物。

天是理，神是妙万物而言的。帝是以主宰事物而命名的。

《易经》要玩味探究，“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学习只要切近自身，切实于己罢了，所以“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言语忠信，行为笃敬，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行得通。言语不忠信，行为不笃敬，即使在州里行得通吗！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乘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衡上，这样之后才能行。”这正是学习，资质美好的人，明白透彻，渣滓便完全化去，却与天地同体。其次只有庄重恭敬持养，达到极致则一样。

人最可畏的是随便做，关键在于明察事理。

宰予白天睡觉，因为他资质恶劣，因此这样说。

颜回屡空，心中接受道。子贡不接受天命而经商，推测则屡次中肯，役使聪明推测而知，这是子贡开始时的事情，至于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后来的事情。他的话如此，那么必定不至于不接受天命而经商。

“天生德于予”，以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是圣人极断以理。

“文不在兹”，是说文未尝灭亡。倡导道义在孔子，圣人以为己任。

“诗、书、执礼皆雅言。”雅正素朴所言，至于性与天道，则子贡也不能听闻，大概关键在于默而识之。

君子坦荡荡，心广体胖。尽己叫作忠，以实叫作信。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为信，这是表里的意义。

理义，是体用。理义之说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于恩，君臣止于义的谓。“艮其背”，止于所不见。

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并列

译赞，是参赞的含义，指的是“先于天意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意而动而顺应天时”，并不是指赞助。只有一个诚，还有什么可助的呢？

译知道达到了极致，意念就会真诚；如果有知道却不真诚的情况，都是因为知道还没有达到极致罢了。知道达到了极致并去实现它，就是知道达到了极致而前往实现它，这是吉祥的预兆，所以说“可以把握事物的细微征兆”。知道终结并去终结它，就“可以保持道义”了。“知至至之”侧重于“知”，“知终终之”侧重于“终”。

“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饰言辞确立真诚是用来安守事业的”，这是乾卦的道理。“用恭敬来端正内心，用道义来规范外在”，这是坤卦的道理。

“修饰言辞确立真诚”，体现了文采与质朴相统一的道理。

“天下人都忧虑，唯独我不忧虑；天下人都怀疑，唯独我不怀疑”；与“顺应天道、知晓命运，我有什么可忧虑的；穷究事理、穷尽本性，我有什么可怀疑的”，都是心的境界。从区分“心”与“迹”以下的一段话都是错误的。

“息”解释为“生”，大概是因为气息停止就是死亡，气息运行就是生存。一件事息止，另一件事就产生，中间没有间断。硕果不被食用，就转化为复卦了。“寒气离去暑气到来，暑气离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而一年就形成了。”

“日日更新叫做盛德，生生不息叫做易，阴阳变化莫测叫做神。”需要思考才能领悟。

治理政事必须要有纲纪法度，先让官吏、乡官宣读法令、平抑物价、谨慎度量衡，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做到不只亲近自己的亲人。仲弓说：“怎么知道贤才而举荐他们呢？”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这就显示出仲弓与圣人用心量的大小。推究这个道理，那么一心可以导致国家灭亡，一心可以使国家兴盛，只在于公私之间罢了。

子夏问政，孔子说：“不要追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子夏的毛病，常常在于拘泥于细微之处。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疲倦，实行政令要忠诚。”子张常常好高骛远而未能达到仁的境界，所以用切身的实际事情来回答他。

“这种气，与义和道相配合。”道有冲淡虚无的气象。

“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处”，“圣人借此斋戒，从而使他的德行神明啊！”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二

明道先生语录二

戊冬在洛阳见到伯淳先生所听到的

刘绚质夫记录

“纯粹而且不停止”，是天德；“仓促匆忙时一定符合它，颠沛流离时一定符合它”，是“三个月不违背仁”的气象；再其次，就是“每天有达到仁的时候”的人了。

“一阴一阳叫做道”，是自然的道理。“继承它的是善”，道显现出来就有作用，“元是善的首领”。“成就它的是”却只是本性，“各自端正性命”的意思。所以说：“仁者看到它称之为仁，智者看到它称之为智，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所以君子的道就很少了。”像这样，也就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也没有因为什么而有，也没有因为什么而无，也没有在有处有，也没有在无处无。

“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就是“天命叫做性”的意思。“人的生存是正直的”，意思也是这样。如果把生解释为生养的生，那就是“修道叫做教”了。直到下文才开始说：“不能做到的人失败而招致祸患”，那才是教了。

暂且称之为中，如果把四方之中的中当作中，那么四边就没有中了吗？如果把内外之中的中当作中，那么外面就没有中了吗？像“生生不息叫做易，天地设立位置而易就在其中运行”，难道可以只把现在的易书当作易吗？中，暂且称之为中，不可以抓住一个具体的中作为中。

颜回住在陋巷，“别人不能忍受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箪食瓢饮、陋巷居住并不是可乐的，大概是自有他的快乐罢了。“其”字值得玩味，自有深意。

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行”，是彰明这个理；“在于止于至善”，是反求自身、坚守简约的意思。

杨朱的出处，让人难以评说，孟子一定不肯做杨朱那样的事。

孔子“赞同曾点”，大概是赞同圣人的志向，这就是尧、舜的气象了，确实“不同于三位弟子的陈述”，只是行为有不掩藏的地方，真是所谓的狂者了。子路等人所见到的境界狭小。子路只是因为不通晓“治国以礼”的道理，所以被孔子嘲笑；如果知道“治国以礼”的道理，就正是这种气象了。

人的学习，应当以成为大人为目标，然而上面还有教化。人应当学习颜回的学习方法。一作事。

“穷究事理、穷尽本性”了，说“以至于命”，就完全没有用力的地方。如同“成就于音乐”，“音乐产生”的意思相同。

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到；老师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不可以听到。”子贡大概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所领悟而感叹。以子贡的才能，跟随老师这么久，才感叹“不可以听到”，也可以说是迟钝了。看他孔子去世后，在场上筑室居住，六年之后才回去，那么子贡的志向也可以看到了。其他人像子贡这样的才能，六年中能做多少事，难道肯这样吗？

“生生不息叫做易，天地设立位置而易就在其中。乾坤毁灭就没有办法看见易，易不可见，乾坤或许几乎停止。”易到底是什么？又指着说：“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处”，圣人指示人的意思到这里既深又明了，最终没有人理会。易，这个，幽密，是什么东西？人能到这里深思，应当自然得到它。

“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叫做中；发动而

译都符合节度，就叫做“和”。“中”是天下最根本的基础；“和”是天下普遍通行的道理。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致’和‘位’这两个字，如果不是圣人就不能这样表述，子思大概是特别传承了这种说法罢了。

译颜渊说：“仰望它，越看越高；钻研它，越钻越坚固”，这是深刻地知道“道”是无穷无尽的；“看着它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好像在后面”，别人看孔子觉得非常遥远，颜渊看孔子，只在前后之间，只是没有处在中间罢了。至于孔子，则处在其中，这是颜渊尚未通达那最后一步的缘故。

“成就本性，保持本性”，这就是“道义的大门”。

大凡人才开始学习，就必须知道用力的地方；既然学习了，就必须知道获得成效的地方。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三

明道先生语录三

庚戌年八月在洛阳见到先生时听到的

刘绚字质夫记录

“公族的人有罪，在甸人那里处死，按照同类的丧礼，不穿丧服”，这说明无罪的人是要穿丧服的。

杨朱、墨翟的危害，比申不害、韩非更严重；佛、老（原文无“老”字）的危害，又比杨朱、墨翟更严重。杨朱主张为我，看似像仁；墨翟主张兼爱，看似像义。申不害、韩非则浅陋容易看清。所以孟子只批驳杨朱、墨翟，因为他们迷惑世人太厉害了。佛、老（一作“氏”字）的言论接近道理，又不是杨朱、墨翟能比的，这就是他们危害特别严重的原因。杨朱、墨翟的危害，也因为孟子批驳过，所以显得空廓无物了。

礼书上说“只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越过绋绳而行事”，似乎也太早了。虽然不因地位低而废黜尊位，但如果已经下葬后再进行，应该也可以吧。大概是因为未下葬时，哀痛之情正盛，人们有所不能祭祀罢了。

“艮卦的止，是止于其所。”八元有善行就举用他们，四凶有罪过就诛杀他们，各自止于其所。佛教只说“止”，哪里知道“止”的道理呢？（罗本“罪”作“恶”，“诛”作“去”。）

佛教没有实质内容。

佛教说道，好比用管子窥视天空，只致力于直直向上看，只见到一个片面，看不见四周，所以都不能处理世事。圣人的道，则像是在平野之中，四面八方没有看不见的。

佛教本来畏惧生死，为了利益哪里是公道？只致力于上达而没有下学，那么他们上达的地方，难道是真的吗？原本不相连属，只有间断，这不是道。孟子说：“充分扩充本心的人，就了解本性。”他们所说的“识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存养本心，涵养本性”这一部分事情就没有了。他们本来就说出家独善其身，对于道的本体自然不足。（一作“已非矣”。）有人说：“佛教的地狱之类，都是为下根之人设立的，恐吓他们行善。”先生说：“至诚贯通天地，人尚且有不感化的，难道设立虚假的教化而人可以感化吗？”

曾子换席子的用意，心就是理，理就是心，声音成为音律，身体成为法度。

洒扫应对就是形而上者，因为理没有大小之分。所以君子只在慎独上下功夫。

认识得明白，信念得笃厚，行动得果断，这就是智、仁、勇。如果孔子所说的成人，也不超出这三者。臧武仲有智，孟公绰有仁，卞庄子有勇。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四

明道先生语录四

庚戌年九月经过汝州时听到的

刘绚字质夫记录

刘绚问：“先生与我分别，求取教诲的方法。”先生说：“人们互相爱护，互相告诫，必定说凡事应当妥善处置。然而只在于依靠忠信，如果不忠信，就是不妥善处置了。”

有人治理园圃，役使智力和体力非常劳累。先生说：“蛊卦的象辞说，‘君子以此振奋民众，培育德行’。君子的事业，只有这两件事，其余没有别的作为。这两件事，是修己和治人的道理。”（修己治人，罗本作“治己治人”。）

“广泛学习并且坚定志向，恳切发问并且思考近事”，为什么说“仁就在其中了呢？”求学的人要思考明白这个道理，弄通了这一点，就是彻上彻下的道理。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且道路遥远。”先生说：“弘大而不刚毅，就难以立身；刚毅而不弘大，就无法安处其中。”《西铭》讲的是弘大的道理。

读书要玩味。

《中庸》开始讲一个理，中间分散为万事，最后又复合为一个理。

《中庸》说：“圣人的道多么伟大啊！广大无边，化育万物，高耸直达上天。优游从容多么伟大啊！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等待合适的人而后施行。所以说：如果不具备至德，至道就不能凝聚。”这都是一个道理贯穿始终。

持国说：“如果有人能立刻明白，伯淳相信吗？”先生说：“如果有人，难道不相信吗？大概一定有生而知之的人，然而我没有见过。凡是说为学的人，都是对此以下的人而言。孟子说：‘充分扩充本心的人，就了解本性，了解本性就了解天了；存养本心，涵养本性，用来侍奉天。’这就是至理名言。”

佛教不认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怎么能说形而上者与圣人相同呢？

佛教说前后际断，纯亦不已就是如此，他们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呢？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东西就像这河水啊！日夜不停。”自从汉朝以来的儒者，都不认识这个道理，这体现了圣人的心纯亦不已。《诗经》说：“上天的命令，多么深远不停息。”这是说天之所以为天。“多么光明，文王的德行多么纯粹”，这是说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纯亦不已，这就是天德。有了天德就可以谈论王道，其关键只在慎独。

学习的关键在于敬、诚，中间便（一作“更”）有个仁，这就是“广泛学习并且坚定志向，恳切发问并且思考近思，仁就在其中了”的意思。敬是主于事。

人的学习

译不前进，只是不勇敢。

有人问：“《系辞》是从天道方面来说的，《中庸》是从人事方面来说的，似乎不同。”回答说：“相同。《系辞》虽然起初从天地、阴阳、鬼神来说，但最终说：‘默默地完成它，不说话而令人信服，在于德行。’《中庸》也说：‘鬼神的德行，真是盛大啊！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体现于万物而不可遗漏，使得天下的人斋戒沐浴、穿着盛装来承接祭祀。浩浩荡荡地好像就在上方，好像就在左右。《诗经》说：‘神的降临，不可揣度，何况可以厌弃呢？’那细微而显明，真诚不可掩盖，就是这样的啊！’这难道不相同吗？”

译人们大多说张载心胸宏大，然而并未见过他本人。

“快乐时就推行它，忧虑时就避开它”，快乐与忧虑都是道的体现，并非个人的私意。

圣人极尽公正，心中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使万物各安其位。佛教徒却总归于个人的私意，这怎能相同呢？圣人遵循天理，所以平直而容易实行。异端学说刻意造作，无论大小都费力极大，不符合自然，所以偏离正道甚远。

《易经》中只是讲反复往来、上下升降。

伊尹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让先知道的人去启发后知道的人，让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去启发这些百姓。”佛教所说的觉悟，究竟觉悟的是什么道？究竟觉悟的是什么百姓？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

伊川先生语录一

入关语录，有的说是明道先生的话。

志向是气的主帅，不可轻视。

智慧在于认知，仁德在于坚守，勇敢在于决断。

涵养我的专一。

专一而不旁骛，用恭敬来端正内心，就会有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必须切实认识到它的刚大正直，不学习也没有不利。

恭敬就是礼，没有私己可以克制。

大而能化，那么己与理就合一了，一就没有这个字了。没有私己。

推极知识就有认知，有认知就能选择。

哪有认识了《易经》之后，却不知道退藏于幽密的？密是什么？

六经的言论，要在涵泳蓄积中默默领会、心领神会。精微的义理是根本。

道没有精粗之分，言语没有高下之别。

物就是事，凡事穷尽其中的道理，就没有不通晓的。

有主宰就虚空，无主宰就充实，必定有所执着。

认知不专为记忆过去，《易经》说知来藏往，主要是就卦象而言。

事物有形就有大小精粗，神就没有精粗。神就是神，不必说它的作用。三十根辐条共同连接一个车毂，就成了车。如果没有车毂和辐条，怎么体现车的作用呢？

人们担心被事务牵累，思虑遮蔽固执，只是没有抓住关键。关键在于明辨善道，明辨善道在于格物穷理。穷尽到事物的道理，那么久而久之天下的事物都能穷尽，只是一个理。

人们思虑多不能自己安宁，只是心中主宰不定。要使心中主宰安定，只有止于所当为之事，比如做国君就止于仁之类。像舜诛杀四凶，四凶已经作恶，舜顺理而诛杀他们，舜有什么参与呢？人不止于所当为之事，只是揽取他人的事，不能使万物各归其位。万物各归其位，就是驾驭万物。被万物所驾驭，就是役使于万物。有事物就必定有法则，必须止于所当为之事。

视听言动，不符合理的不做，这就是礼，礼就是理。不是天理，就是私欲。人虽然有意做善事，也是不符合礼的。没有人欲就都是天理。

公正就专一，私心就万端殊异。至当归于统一，精义没有二致。人心不同如同面貌，只是因为有私心。

人不能消除思虑，只是吝啬，吝啬所以没有浩然之气。

“所过者化”，是身体所经历的地方；“所存者神”，存主的地方就是神。比如“站立就站立，引导就前行，安抚就自来，感动就和谐”，这固然不是小补，霸者只是小补而已。

孔子教导人常常俯身就下，不俯身就下门人就不亲近。孟子教导人常常高致，不高致门人就不尊重。

古代的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次序。现在的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追求高远而已。常喜爱杜预的话：“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这样才算得法。现在的学者，往往认为子游、子夏是小道，不值得学习。然而子游、子夏的一言一事，却都是实在的。像子路、公西赤言志这样，圣人赞许他们，也是因为这是实事。后来的学者好高骛远，像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而自身却只在此处。

人们都称柳下惠为圣人，只是因循前人的话语，并非自己看见。假如人说孔子是圣人，也必须等到自己切实看见圣人的地方，才能相信。

合起来听就是圣，公正就自然相同。如果有私心就不相同，相同就是天心。

曾子传承圣人的学问，他的德行后来不可测度，怎么知道他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比如他说“我得到正命而死”，且不去理会文字，只看他的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到的地方大。后人虽然有好言语，只因为气象卑下，终究不像道。

听到就知道，得到就拥有。耳闻臆测。

“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没有欲望就不迷惑。欲望不一定沉溺，只要有所趋向就是欲望。

人们厌恶多事，有的人怜悯他。世事虽然多，都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还能责怪谁呢？

要停止思虑，就是不停止思虑。

圣人穷尽道，用自身所行的率天下，是想让天下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佛教用他所轻视的东西教导天下，是误导天下。人越是才明，往往陷溺越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说孔子川流是日常应用的地方，大德是存主的地方。“敦”如同俗话敦礼义敦本的意思。

有人说：“正叔所定的婚仪，又有女婿前往致谢的礼节，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样才是与时相称。现在将一个古鼎古敦”

译使用它，自然是人情不相称，同时也与天地风气不相适宜。礼制以顺应时势为最重要，必须有所增减变革。夏、商、周三代所沿袭和变革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那么能够继承周朝的人也必然会有所增减变革。比如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木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舞》乐”，这是说像夏朝历法这类可以沿用的就沿用它。大概古人与今人，本来就是寿命的长短、体形的大小不同。古代穿戴衣冠的人，身材魁梧、质地厚重，气象自然不同。如果让今人穿戴古代的冠冕，性情自然不相称。这大概是因为风气有淳厚与浇薄的区别。正如春气旺盛时，生长的万物是怎样的；春气衰微时，生长的万物又是怎样的，必然会有所不同。现在刚开始开垦荒地，第一年种植，可以获得数倍的收成，等到时间久了，就一年比一年收成微薄，这是常理。观察三代的时候，诞生了多少圣人，后世至今，为什么寂静寥落未曾听闻，大概风气自然是有兴盛就必然有衰微，衰微之后终究必然再次兴盛。如果冬天不转为春天，黑夜不转为白昼，那么气化的运行就停止了。圣人主持教化，就像大禹治水一样，顺应的就应当顺应，治理的就必须治理。古代的伏羲，难道不能垂衣裳而治天下吗，一定要等到尧、舜之后才垂衣裳而治吗？根据这样的事，只是一个圣人就能做得到，然而必须经过几代才能完成，也是因为时势的缘故。所谓“广大深厚如渊泉，而适时地流露出来”，必须先有广大深厚的渊泉，才能适时地流露出来。如果没有广大深厚的渊泉，怎么能适时地流露出来呢？大体上，气化在天和在人是相同的，圣人处于其中，只有发挥功用的作用。放勋（尧）说：“慰劳他们，招徕他们，匡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保护他们。”正是需要这样。迎合流俗不是顺应时势，知道事情可以匡正，严厉刚毅、独立自主，这才是顺应时势。列举礼制的文饰，却只是一时的事情。要所补益重大，可以教化后世，却只是阐明大道。孟子说“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其间必定有名望显赫的人”，大致的规律是这样，然而不必去催促他。

译冠礼废除了，天下就没有成年人了。有人想效仿鲁公十二岁行冠礼，这是不可以的。冠礼是用来要求人成为成年人的，十二岁并不是可以要求人承担成人责任的年龄。既然行了冠礼，却不以成年人的事来要求他，那么他终身都不会被当作成年人来期望，白白举行这种礼仪有什么益处呢？即使是天子、诸侯，也必定是二十岁行冠礼。

“诚信之后才进谏”，只有能够取得信任，才能激发出人的志向。

龙女穿的衣冠无法确定。龙属于兽类。衣冠是人所穿戴的，哪有禽兽可以被人穿戴衣冠的道理？如果认为是一条龙，就不应当设立几十座庙宇；如果认为是几十条龙，就不应当都称为善济夫人。大体上，决堤或堵塞河道，无不是天地的保佑、国家的福气、谋臣的功劳、士兵的力量。不知道这些，那些龙能有什么作为呢？

人如果有“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的志向，就不会一天安心于自己不安心的处境。何止是一天？片刻也不能安心。就像曾子更换席子那样，必须如此才安心。人不能像这样做的，只是因为没见到真实的道理。真实的道理，是确实看到什么是正确的，确实看到什么是错误的。凡是真实的道理，在心中得到它自然会有所区别。如果只是耳闻口说，心里确实没有见到。如果见到了，必定不会安心于自己不安心的处境。人这一生，有很多事是不肯做的，等到遇到其他事却又不是这样。比如士人，即使杀了他让他去偷窃，他必定不做，其他事情未必如此。至于读书人，没有不知道谈论礼义的。又如王公大人，都能说车马服饰是身外之物，等到面临利害时，却不知道遵循义理，却去追求富贵。像这样的人，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真正见到。等到他们陷入水火之中，人们都会躲避，这才是真正见到的。必须有“见到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的心态，自然就会有所不同。从前被老虎咬伤过的人，别人说起老虎，即使是三岁的孩童，都知道老虎可怕，终究不像曾经被咬伤的人那样，神色恐惧，至诚地畏惧它，这才是真正见到的。在心中得到它，就叫做有德行，不需要勉强，但求学的人则需要勉强。古人有捐躯牺牲生命的，如果不真正见到，怎么能这样呢？必须真正见到生命不如义重要，生命不如死安稳。所以有杀身成仁的人，只是成就一个“是”罢了。

求学的人担心心思纷乱，不能宁静，这是天下的通病。求学的人只要确立一个心志，这方面尽有可以商讨的地方。

在心中得到它，就叫做有德行，自然会“温润的光彩显现在脸上，洋溢在背上，延伸到四肢，四肢不必说话就能表达”，哪里需要勉强呢？

埋葬所担心的，不过是水和虫子罢了。晋朝的郭文举被王导招致，他生病时，请求回到山中，想要枕着石头死去，贵人挽留他说：“深山中会被虎狼吃掉，不也太残酷了吗？”他说：“深山中会被虎狼吃掉，贵人会被蝼蚁吃掉，是一样的。”所以埋葬的人很少不被虫子侵害的，即使埋得极深，也有土虫。所以思考木材不腐烂的，发现柏木的心材最耐久，后来又发现松脂包裹它更加耐久，所以用松脂涂抹棺材。

话语高深则旨意深远，言辞简约则义理微妙。大体上六经的言辞含蓄蕴藉，没有精粗之分。想要表达精微，话说多了反而更加粗浅。

凡是事物都有本末，不可以把本末分为两件事。洒扫应对是现象，必定有其原因。

浩然之气，既然说是气，就已经是很具体有形体的东西了。如果说志，有什么痕迹，但也尽有形象。浩然之气是积累义理所产生的，既然产生了这种气，说它的本体就与道相合，说它的作用就没有不是义的。比如用金子制作器物，等到器物制成，才称它为金器。

如果说已经返回的气再次成为正在伸展的气，必定依赖于此，那就与天地的化育很不相似了。天地的化育，自然生生不息，哪里还需要依赖已经消亡的形体、已经返回的气，来进行造化呢？就近取之于身体，它的开合往来，可以从鼻息中看到，然而不一定需要依靠吸入的气来呼出。气是自然产生的。人的气，产生于真元。元初之气，也是自然生生不息的。至于海水，因为阳气旺盛而干涸，等到阴气旺盛而生成，也不是将已经干涸的气再次变成水。自然能够生成，往来屈伸只是理罢了。兴盛就必然有衰败，白天就必然有黑夜，往就必然有来。天地之中如同洪炉，什么东西不被销熔呢？

“范围天地的化育。”天本来广阔无穷，但人凭借目力所及，看到寒暑的顺序、日月的运行，确立这个规模，来窥测它。天地的化育，并不是天地的化育其本体像城郭之类，都盛装着气。假使说太阳升降在三万里之间，不能说三万里之外就没有东西了。又如说天地升降在八万里之中，不能说八万里之外天地就尽了。求学的人要默默体悟天地的化育。像这样说话，与天地很不相似，最终必定会有阻碍。有人说没有西海，即使没有西海，也必定有山。没有阴阳的地方，就没有日月。

排除邪念，真诚自然就会存留，不是从外面抓一个真诚来存留着。现在的人在外面忙于不善之事，在不善之中寻找一个善来存留着，这样怎么会有进入善的道理呢？只是排除邪念，真诚自然就会存留。所以孟子说性善，都是由内而发的。只是因为真诚就存留了，排除邪念还需要什么功夫呢？只是端正容貌、整理思虑，自然就会产生敬意，敬只是专一罢了。专一

译一，就是既不向东，也不向西，像这样便只是中。既不向这里，也不向那里，像这样便只是内。存养这个，那么自然天理就明白了。学者必须是将“一”字去掉。用敬来端正内心，涵养这个意念，端正内心是本源。

译天地的化育，虽然广阔无边，然而阴阳的限度、日月寒暑昼夜的变化，没有不有一定常数的，这就是道之所以成为中庸的原因。

道自然生成万物。如今春天生长、夏天繁茂了一番，都是道的生成，后来的生长，不能说先前已经生成的气，后来还要去生长。道自然是生生不息的。

佛教的学说，更不必与圣人的学说进行比较，总之必定不同，就可以置之不理了。现在去穷究它的说法，未必能穷尽它，等到穷尽了，自己已经变成佛教徒了。现在姑且从表象上观察。佛陀逃避父亲出家，就断绝了人伦，只因为自己独自处在山林，乡里哪里容得下这种人？大抵是把所轻视的施加给别人，这不仅不是圣人的心意，也不能作为君子的本心。佛教徒自己不践行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却认为别人不能这样，容许别人这样做而自己不做，另外做一类人，如果以此来引导别人，就是断绝人类了。至于说到理性，也只是为了生死，其情原本害怕死亡喜爱生存，这是利欲。

“敬以直内”，内心有主宰就会虚静，自然没有邪僻之心。像这样，怎么能不虚静呢？“必有事焉”，必须把敬当作一件事来做。这个道理最简略，最容易，又省工夫。说这话，虽然近似常人所论，然而持守它本来有一个“久”字。必定有别。

天子设立七座宗庙，恐怕也只是在一天行礼。考证古代，戊辰日同祭文王、武王；考证现在，宗庙的祭祀也是一天。

祭祀无论大小，其与神明交往、接待鬼神的意义是一样的。必须斋戒，不斋戒怎么与神明交往？

历法的方法，大体上以太阳为主，太阳一事正确，那么其他都可以推算。洛下闳制定历法，说几百年后会相差一天，这种误差是必然的。何承天因为这种误差，于是创立了岁差法。他的方法，把所差的分数，分摊在所经历的年份上，看一年差几分，其误差后来也不确定。只有邵尧夫创立的差法，冠绝古今，却在日月交感的时候，用阴阳的亏损和盈满来推算，于是没有误差。大体上阴常亏损，阳常盈满，所以只在这一处有偏差。历法上如果是通晓道理，所通晓的就多。邵尧夫的学问，大体上像扬雄，然而也不完全像他。常常穷究品味有二万八千六百，这不是人所调和的，是自然的；颜色有二万八千六百，又不是人所染画的，也是自然的；只有声音的数目只得到一半数目不行，大概声音属阳，只是在太阳出地面时数得，到太阳入地下，于是数目不行，这都有道理。譬如有了形体就有影子，不能说今天的影子，却收起来作为明天的影子。根据《皇极经世》，颜色味道都是一万七千二十四，怀疑这是记录者的错误。

君子应该得到保佑，然而有贫穷憔悴短命夭折，以至于没有后嗣的，天意如何？气聚集在贤者身上，本来就有不周全的地方。

闲邪则固有一个“主”字。一了，然而一作能。主一则不必说闲邪。有以一为难见，不可下功夫。如何一作行。一者，没有别的，只是整齐一作庄整。严肃，那么心就专一，专一就自然没有邪僻的奸邪。这个意思只要涵养久了，那么天理自然明白。

“必有事焉”，在此事上有事一作敬。也。“勿正”者，如果想着这件事而说好，然后去做，这就是正。“勿忘”，就是必有事。“勿助长”，就是勿正。后面说的话逐渐加重，必须默记取主一的意思。

修养之所以延年，国运之所以祈求上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达到圣贤，都是工夫到这里，就有这种应验。

宗子法败坏，那么人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以至于流转四方，往往亲属没有断绝，却不相识。现在姑且试着在一两个大官家里实行，其术要能拘守得住必须是。比如唐代设立庙院，仍然不能分割祖业，让一个人主持。

佛教的尊宿，自称觉悟，是已经达道，却又需要印证，那么就是未知；得到别人说是，然后没有疑问，那么就是相信别人的言语，不能说自信。如果真正自信，那么即使是很厉害的人言语，也不听。

学者中谈论禅的，只是因为没有地方捞摸，所以必须进入这个。

“大德敦化”，在化育处敦厚根本；“小德川流”，在日用处。这是说孔子与天地同德。

有人说：“未感时，知如何所寓？”回答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所’，还怎么寻找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的方法，是敬以直内。”

“刚毅木讷”，为什么求而说一作以。近仁？只因为轻浮巧利，离仁很远，所以以此为近仁。这正与“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它耕种粟米来养人，才适宜。现在种果实，只做果子吃了，种糯米，让它化为水喝，都不济事，不稳当。

颜回、孟子对于圣人，他们知道的深浅相同，只是颜回尤其温淳渊懿，在道上得到的更深一作深。粹，接近圣人的气象。

率气者在志，养志者在直内。

“率

译“性之谓道”，率，就是循的意思。如果说谈论道不需要先确立名义，那么茫茫然地从哪里着手？从哪里用心？

译文字中一旦有了“虽”字，就没有闲余的时间，终究是“无”和“二”这两个字缺少工夫。然而思虑却完全不停止。对于外务虽然奔波紧迫，然而思虑却完全从容悠远。

佛家的学问，又不能说他们不知道，也完全达到了高深的境界，然而归结起来终究归于自私自利的格局。为什么这么说呢？天地之间，有生命就有死亡，有快乐就有悲哀。佛家所在之处必须寻找一个细微的借口，说可以免除生死，齐同烦恼，终究归于自私。老子的学问，更夹杂了一些权诈，如果说给予它意在索取，张开它意在收敛，又大体意在愚弄百姓而自显智慧，然而那么秦朝愚弄百姓，其术大概也出于此。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应罢了，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呢？

老子所说的话很杂乱，如《阴符经》却不杂乱，然而都是窥测天道未尽之处。

人在天地间，并没有阻碍的地方，非常快乐。

生而知之的人，只是他生来就知道义理，不等待学习就知道。纵使孔子是生而知之，又有什么妨碍于学习呢？如向老聃问礼，向郯子访求官名，有什么妨碍于孔子呢？礼制和官名，既然想要知道旧有的事物，又不可以凭空编造出来，必须去问先知道的人才行。

萧何大规模营造宫室，他的心意便不好，只是想要收敛怨恨以自安。谢安营造宫室，却是顺应时宜，以东晋的微弱，寄居在江南，其气势奄奄一息，暂且用来慰安人心。

高祖的形势可以守住函谷关，不放入项王，然而必须放他进来的原因有三：一是还有二十万秦子弟未被坑杀在外，恐怕内部有父兄作乱；二是汉王的父母妻子在楚国；三是有怀王。

圣人的道理，更没有精粗之分，从洒扫应对到精义入神，贯通只是一个理。即使是洒扫应对，只看其所以然如何。

切要的道理，没有比得上“敬以直内”。

立人达人，是行仁的方法，强恕，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说得不到也不成事，也须实在见得近处，其理固然不出乎公平。公平固然存在，用意更有深浅，只要自家各自体认得到。

冲漠无形，万象森然已经具备，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如一棵百尺高的树，从根本到枝叶，都是一贯的，不能说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等待人临时安排引入来，教人进入轨道。既然是轨道，却只是一个轨道。

“安安”，下面的字作义讲。安，是其所安；安安，是义。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只要穷究得透，则自然知道死生的道理，不须将死生便当作一个道理去求。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的理如此。道没有无对的，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有对则有非，没有一也没有三。所以《易经》说：“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只是二罢了。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果然可以一贯，如果让其他人说，便不足以相信，或许未尽忠恕之道，曾子说，必定是尽仍是。又于《中庸》特举此二义，说“忠恕违道不远”，恐怕人不理解，所以指而示之近，想要以此喻人，又如禘尝之义，如视之于掌，《中庸》也指而示之近，都是恐怕人不理解，所以特语之详。那么《中庸》这本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怕传授渐失，所以著这一卷书。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极致则公平。

仁的道理，归结起来只消说一个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以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因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够恕，所以能够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敬则是不私之说。才不敬，便私欲万端害于仁圣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的事，说它像寻常，所以味长。佛家的说法，才见得些，便惊天动地，言语走作，却是昧短。只因为乍见，不似圣人见惯。如《中庸》言道，只消说“无声无臭”四字，总括了多少佛家之言，非黄非白，非咸非苦，花费多少言语。

“寂然不动”，万物森然已经具备在；“感而遂通”，感则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将一件物来到此感。

有人旁边做事，自己不见，而只闻人说善言，为敬其心也，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主于一也。主于内在则外不入，敬便心虚所以。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加太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视听，这是学者的事。开始学习，岂可不从此去？至于圣人，则自然是“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从十五到七十，进德直有许多节次。圣人未必如此，然而也是为学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后进，须成章乃达。

译自古以来，从未有人真正理解“仁”字的含义，必须在“道”的范畴内将五常区分开来，如果只是兼摄全体，那就只剩下四德了。姑且用身体来比喻：仁是头，其他四端是手足。至于《易经》，虽然提到“元是善的统领”，但也必须贯通四德来阐述；至于八卦，《易经》的大义就在于此，却也没有人曾经解释过。像乾健坤顺这类概念，也未曾真正体认明白。

译登山之难难以言喻，借此来说明圣人之道广大。观览波澜必然能映照万物，因此又说圣人之道的无穷无尽。澜，是水流动的地方，如果源头不是无穷无尽的，就无法形成波澜；如果日月的光明不是无穷无尽的，就无法容纳光芒并必然映照。下文又说它笃实而有光辉。另一种说法是笃实而不穷。所谓成章，就是笃实而有光辉。如今用瓦砾堆积，即使像山岳一样高，也没有办法产生光辉。如果堆积珠玉，小量堆积就有小光辉，大量堆积就有大光辉。

“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则”是语助词，“故”是指本来如此的样子。现在谈论天下万物的本性，一定要探求其本来如此的原因，只是想要顺应它而不伤害它，所以说“以利为本”，根本目的是想要有利于它。这一章都是针对“知”而发出的议论，实行无所作为，就是不穿凿附会；太阳到了极点可以坐着等待它到来，也只是不穿凿附会。

不直接坐在地上而依靠桌子，不用手抓饭而用勺子筷子，这是圣人必定要顺应时势，如果还没有合适的器具，就先制作出来。

过去认为异教中可能有通达的人，或许是因为无处归依，暂且安于此处。再次考察，终究发现他们并不通达，如果真通达，就不会在从前所处的地方连一天都待不下去。观察曾子临死时更换席子的用意，就知道他们并不通达。“朝闻道，夕死可矣”，怎么能安于他所不安的状态呢？比如毁坏人的形体，断绝人伦类别，没有君臣父子的道理，如果真通达就不会安于这种状态。只是夷狄左衽，还可以说是随从其国俗，至于人道，怎么容许有差异呢？

接受祭肉并弹琴，恐怕不是圣人的举动。如果哀痛尚未忘记，那么孔子在这一天哭泣，就不唱歌，不饮酒吃肉以保全哀痛，何况弹琴呢？如果哀痛已经忘记，又何必弹琴呢？

学者被气质所压倒、被习惯所剥夺，只能责备其志向。

佛教的学说，如果想要穷尽其学说再去取舍，那么其学说还没有穷尽，就已经被感化成为佛教徒了。暂且只在事迹上考察它。它设立教化如此，那么它的本心究竟如何，固然难以取其心而不取其迹，有这种心就有这种迹。王通谈论心迹的分别，就是乱说，不如暂且在事迹上断定，不与圣人相合。其言论有相合的地方，那么我们的道本来就有；有不合的地方，本来就不取。这样确立标准，却更省易。另一种说法是省力。儒者最终必然有一种说法是多数。进入异教，他们的志向并非愿意，形势自然如此。大概是因为智慧穷尽、力量屈尽，想要休息，又知道还不安稳，不能休息，所以看到别人有一种道理，形势必须跟随。好比走一条大道，平坦无阻，就不会再走小路，只是因为前面遇到山，遇到水，走不通，有阻碍，于是看到一条邪路，欣然跟随。儒者之所以一定有阻碍，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不致知。知识到达就到达它，自然就没有事情可以夺去它。现在有人处于异乡，本来没有安身之处，那么说某处安，某处不安，必须去安处。如果自己有家，别人说他人家安，自己一定不肯去那里。所以儒者最终归依异教，只是因为在自己的道上实在没有所得，虽然说闻道，终究不曾真正拥有。

佛教、庄子的学说，大抵略微见到道的本体，乍见不像圣人惯常所见，所以他们的学说偏离正道。

时代之所以有古今风气人物的差异，为什么呢？气质有淳厚和浇薄的区别，这是自然的道理。有兴盛就必然有衰败，有终结就必然有开始，有白天就必然有黑夜。好比一片土地，刚开始开垦荒地，收获的谷物加倍，等到时间久了，一年比一年微薄，这也是气质盛衰的缘故。至于东西汉，人才文章向来都不同，所崇尚的不同。所崇尚的不同，也是由心所决定的。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生来就是这样。至于春夏秋冬，所生长的物产各异，其栽培浇灌的适宜方法，也必须各自顺应时节，不能一概而论，必须随时。只是同样是春天生长的物产，春初生长的又不同，春中生长的又不同，春尽时生长的又不同。礼的随时处宜，只是端正当时的事。所谓时，必定要阐明道来留给后人。

有人说因为苦学而导致失心。学习本来是治心，怎么反而成为心的祸害？我的气质本来不旺盛，然而能不生病、没有倦怠，只是一个谨慎养生不恣意，对于外事，思虑都悠闲自在。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然是道，道却是总称。

“大而化之”，只是说理与自己合一。那些未化的人，好比人拿着尺度测量物体，使用它尚且不免有差错，如果达到化境，那么自己就是尺度，尺度就是自己。颜回正处于此境，如果化境就是仲尼了。“在前”是不及，“在后”是过分。这种过与不及非常细微，只有颜回自己知道，别人不与他计较。“卓尔”是圣人站立的地方，颜回看到了，但还没有达到罢了。

格物穷理，不是要穷尽天下的所有事物，只要在一件事上穷尽，其他事物可以类推。至于说到孝，孝之所以为孝是怎样的，穷理没有一无二字。如果一件事上穷不得，暂且去穷另一件事，或者先穷容易的，或者先穷难的，各自随人的深浅，如同千条小路万条路径，都可以到达国家，只要得到一条路进入就可以。之所以能穷尽，只是因为万物都是一个理，至于一个物体一件事，虽然小，都有这个理。

恭敬自然就会虚静，不可以把虚静叫做恭敬。居敬自然就会行事简约，如果居简而行简，却是不

译简，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简字。

简，仅仅是所居住的地方多出了一个“简”字。

译“退藏于密”，密是作用的根源，也是圣人的精妙之处。

圣人的道理，就像河图、洛书，起初只是画上去便产生了义理。后来的人既重叠卦象，又系以文辞，去探求未必能得其理。至于《春秋》，肯定它所肯定的，否定它所否定的，不过只是当年的几个人罢了。求学的人不看其他书，只看《春秋》，也可以穷尽大道。

事物的道理必须穷究。如果说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如果只说天只是高，地只是深，这已经是陈旧的言辞，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恭敬就没有自我需要克服，一旦有了“学者之”的字样。起初必须杜绝四种毛病，一旦有了“去”字。

人的身体有形体，未必能作为主宰。如果有人被俘虏带走，随其所处，自己已经无法干预了。唯有心，即使是三军之众也不能夺去。如果连心都不能作为主宰，那还有什么呢？

伯夷、柳下惠的行为，未必真是这样。且如孔子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那么伯夷的度量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伯夷的清高既然这样，又去记恨旧恶，那么除非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说的，只是推而言之，未必真到那种地步。然而圣人对于道，防范其开端，不得不如此严格。像这样防范，还有流弊产生。伯夷、柳下惠的行为如果不加节制，其流弊必定达到孟子所论述的地步。伯夷是圣人极清的地方，柳下惠是圣人极和的地方，圣人则兼有二者而适时地表现出来。清和何止于偏颇？其流弊则必定有害。墨子的道，虽然有尚同兼爱的学说，然而看他的书，也不至于把邻居的儿子看作哥哥的儿子，大概其流弊必定达到这种地步。至于说到伊尹，起初在田间，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三次聘请便翻然顺从，这难道不是顺应时势吗？然后看他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认为是圣人的担当。

声律与数目。

通过经典来穷究道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与勉力而中，思考而得，何止有等级差别，简直是相差悬殊。“不勉而中”就是常常合乎中道，“不思而得”就是常常获得，所谓从容合乎中道，是针对他人所见而言的。如果不勉不思的人，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说中？不中，不勉，不思，也有大小深浅之分。至于小的技艺，也有不勉不思的人。所谓日月至焉，与久而不息的人，所见的规模虽然大致相似，其意味气象却截然不同，必须潜心默识，玩味思索很久，或许才能自得。求学的人不学圣人就算了，想要学，必须熟玩味圣人的一无之字。气象，不可只在名目上理会。这样，只是讲论文字。

“赞天地之化育”，从人来说，从尽自己的本性到尽万物的本性，然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说的是人尽性所达到的境界如此。如果只是至诚，更不必论。所谓“人是天地的心”，以及“天的聪明来自我的百姓的聪明”，只是说只是一个理，而天人的作为，各自有分际。

浩然之气，所养各有渐进，所以至于充塞天地，必定积累而后达到。行为不于心自慊，只是防患的方法，必须集义才能产生。“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时，大伦混乱，如果君听于臣，父听于子，动辄弑君弑父，必须变革，是不可一朝居也。然而鲁国有三桓，与齐国无异，为什么鲁国一变至于道？鲁国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齐国既坏了太公之法，后来立法，已经是苟且，及其末世，连其法又坏，混乱甚于鲁国，所以其弑君也先于鲁国。孔子在鲁国做官，所一作欲。以为之兆，得到可为处便做。如陈恒弑其君，孔子请求讨伐，一事正则百事自已不得，传言以鲁之众加半于齐，此非孔子请讨之计。一作意。这样，则孔子只待去角力，假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必须谋划而后行。

礼，“我战则克，祭则受福”，大概得其道，此语至常浅，孔子固然能如此，但观其气象，不似圣人之言

曾经观察自三代以后，本朝有超越古今的五件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那天，市场不改变摊位；百年未曾诛杀大臣；以至诚对待夷狄。这大概都以忠厚廉耻作为纲纪，所以能如此，大概是睿主开基，规模自别。

大纲不正，万目即乱。唐代的治道，付之尚书省，近似六官，只是法度不具罢了。后世没有像宇文周的，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观。隋文的法，虽然小有善处，然而都出于臆断，惟能如此，所以维持得数十年。

“陨石于宋”，自空凝结而陨；“六鹢退飞”，倒逆飞也。倒逆飞，必有气驱使之。如此等，都是异事，所以记载。大概《春秋》所书灾异，都是天人响应，有致之之道。如石陨于宋而说“陨石”，夷伯之庙震，而说“震夷伯之庙”，这是天应的表现。但人以浅狭之见，以为无应，其实都应的。然而汉儒言灾异，都牵合不足信，儒者见此，因而尽废之。

译麟是祥和之气所感召而出现的，然而春秋时期却出现了麟，这怎么能说是顺应天时的祥瑞呢？难道可以这样随意区分吗？圣人的诞生，也是天地交感、五行精华所孕育，从而生出圣人。在战国那样的乱世，诞生孔子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何况是诞生麟呢？圣人因为麟的出现不合时宜，所以有所感触，就像圣人自己出生不得其时一样。

译孔子因感应麒麟而作《春秋》，有人说不然，怎么讲？回答说：《春秋》不妨是因感应麒麟而作，然而即使没有麒麟出现，《春秋》难道就不作吗？孔子的本意，本来就有素志，因此事而作，所以这本书的完成，又以此作为终结。大体上须有发端之处，就像画八卦，是因为看见河图、洛书。果真没有河图、洛书，八卦也须要作。

“一阴一阳叫做道”，这个理固然深奥，说则无可说。所以阴阳是道，既然说是气，那么便是一作有。二。言开阖，已便是一作便。是感，既然二则便有感。所以开阖是道，开阖便是阴阳。老子说虚空而生气，不对。阴阳开阖，本无先后，不能说今天有阴，明天有阳。就像人有形影，形影同时存在，不能说今天有形，明天有影，有便一齐有。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已经说的是人分上的事，若论道，则万理皆备，更不说感与未感。

中和，如果只从人分上来说，就是喜怒哀乐未发既发的意思。如果致中和，就是通达天理，便见得天尊地卑、万物化育的道理，只是致知罢了。“素隐行怪”，是过分的人；“半途而废”，是不及的人；“不见知不悔”，是适中的人。

中，只是不偏，偏就不是中。庸只是常。就像说中是大中，庸是定理。定理，是天下不易之理，是经。孟子只说反经，中在其间。

《中庸》这本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这本书，虽然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古脑儿说了。现在谈论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没末。“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脱一反字。小人不以义理为主，就无忌惮，无忌惮所以反中庸。也有其心畏谨而不中，也是反中庸。语恶有浅深则可以，谓之中则不可以。

“知天命”，是达天理。“必受命”，是得其应。命是天之所赋予，如命令之命。天的报应，皆如影响，得其报是常理；不得其报，是非常理。然而细推之，则须有报应，只是人以狭浅之见求之，便谓差错。天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惟有听者能之。像修养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都是这个道理。

梦说之事，是傅说感应高宗，高宗感应传说。高宗只思得圣贤之人，必须是圣贤之人，方始应其感。如果傅说不是圣贤，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筮草在手，事在未来，吉凶在书策，最终三者必合。如果书策之言不合于理，则自不验。

陨石无种，种于气。麒麟也无种，也是气化。起初生民也是这样。至于如海滨露出沙滩，便有百虫禽兽草木无生而生，这还只是人所见的。如果海中岛屿稍大，人不及者，怎么知道其中没有无种之人不生于其间？如果已有人类，则必无气化之人。

匹夫之诚感天地，固有此理。像邹衍之说太过，只是盛夏感而寒栗则有之，理外的事则无，像变夏为冬降霜雪，则无此理

“配义与道”，即是体用。道是体，义是用，配是合。气尽是有形体，故言合。气是积义所生的，却说配义，就像以金为器，既成则目为金器可以。

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有恶。君子小人之气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则治，六分小人则乱。七分君子则大治，七分小人则大乱。像这样，则一无此三字，作虽字。尧舜之世不能无小人。大概尧舜之世，只是以礼乐法度驱而向善，尽其道罢了。然而说比屋可封，是因为有教，虽欲为恶，不能成其恶虽尧舜之世，然而在其家乖戾之气也生朱均，在朝则有四凶，久而不去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絪缊，阴阳之感

志，气之帅。如果论浩然之气，则何者为志？志为主，乃能生浩然之气。志至焉，气次，自有先后。

医者不诣理，则处方论药不尽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后其性又如何？假如诃子黄，白矾白，合之而成黑，黑见则黄皆亡。又如一二合而为三，三见一二亡，离而为一二则三亡既成三，又求一与二既成黑，又求黄与白，则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则成何性。天有

译气，所以凡是生物，没有不具备五种性质的，占据其中一种而拥有其余四种。至于草木，黄色的得到土的性质较多，白色的得到金的性质较多。

译宗子的制度废弛后，后世的谱牒中，还保留着一些遗风。谱牒也废弛后，人家不知道自己的来历，没有能延续百年的家族，骨肉之间没有统属，即使是至亲，恩情也淡薄。

古人做学问容易，从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跳勺舞、象舞，有弦歌来涵养他们的听觉，舞干羽来涵养他们的气血，有礼义来涵养他们的心志，而且急切时佩戴韦弦以自警，舒缓时佩戴弓弦以自警，出入于街巷，耳目所听所见以及政事的施行，像这样，邪僻的心思就没有途径侵入。现在的学者，只有义理来涵养他们的心志。

河北只看到鲧筑的堤坝，没有禹筑的堤坝。鲧堵塞洪水，所以没有成功，禹只是疏导它罢了。

五祀恐怕不是先王的典制，都是后世巫祝的诬妄祭祀，有的版本没有“之”字，“诬”又写作“淫”。说，报祭则遗漏了重要的，井是人所重视的，行宁廊呢，它的功效有多少？

即使是平民，祭祀也必定上及高祖。等到天子、诸侯，只是疏密程度不同罢了。

大凡事物消散，它的气也就穷尽了，没有再回归本原的道理。天地之间如同洪炉，即使是生物被销熔也穷尽了，何况已经消散的气，哪里有再存在的？天地造化又哪里用得着这已经消散的气，它的造化，自然是生气。至于像海水潮汐，太阳出来则水干涸，这是潮水退去，那干涸的水已经没有了，月亮出来则潮水产生，并不是将那已经干涸的水作为潮水，这是气的终始。开阖就是易，「一阖一辟谓之变」。

传录言语，得到了他的话，没有得到他的心意，必定有害。即使孔门也有这种弊病。比如孔子说昭公知礼，巫马期报告，当时孔子正可以回答，却不回答他的问题，必定还有言语，具备巫马期想要回报的意思，孔子才说「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大概孔子回答，巫马期也知道，陈司败也知道。又如孔子说伯夷、柳下惠都是古代的圣人，如果不说清和，就把伯夷、柳下惠当作圣人，难道没有害处吗？又如孟子说「放勋曰」，只应当说「尧曰」，传录者乘放勋是尧的号，就称「放勋曰」。又如孔子说「闻斯行之」，如果不因公西赤有问，以及仲由作为对比，就相信这一句，难道没有害处吗？又如孟子、齐王「想要用万钟的俸禄供养弟子」，这件事想要国人引以为戒，孟子有什么不可处理的？只是时子用利诱孟子，孟子所以说「如果让我想要富有，辞去十万钟而接受万钟，这是想要富有吗？」如果只看他的文字，只像孟子不肯为国人引以为戒，必须知道不可以利诱的意思。舜不告而娶，必须识得舜的意思。如果让舜就不告而娶，固然不可以因为他父亲顽劣，过了时候不给他娶妻，尧去治理他，尧命令瞽瞍让舜娶妻，舜虽然不告，尧固然告之了。尧的告之，是以君主的身份治理他罢了。现在的官府，治理人的私事也很多，然而象想要以杀舜为事，尧为什么不治理？大概象杀舜，没有可见的迹象，揭发人的隐恶而治理他，不是尧的做法。

学习《春秋》也是好的，一句是一件事，是非就见于此，这也是穷究事理的关键。然而其他经典难道不可以穷究吗？只是其他经典论述它的义理，《春秋》依据它的行事，是非比较明显，所以穷究事理是关键。曾经告诉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再读一部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义理，才可以看《春秋》。《春秋》以什么为准？没有比《中庸》更好的了。想要知道《中庸》，没有比权更好的了，必须是时而为中。如果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在这两者之间取中，就不是中。如果应当手足胼胝，那么在此为中；如果应当闭户不出，那么在此为中。权这个词，是秤锤的意思。什么物是权？义是。然而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于人自己看如何。格物也需要积累涵养。比如刚开始学诗的人，开始未必好，到长久必定稍微精熟。人还是旧人，他的见解却不同。

知道到达就应当到达，知道终结就应当终结，必须以知为本。知道得深，那么实行必定到达，没有知道而不能实行的。知道而不能实行，只是知道得浅。饥饿而不吃乌头，人不蹈水火，只是知道。人做不善的事，只是因为不知道。知道到达而到达，知道几微的事，所以可以与几微。知道终结而终结，所以可以与存义。知道到达是致知，博学、明辨、审问、慎思考，都是致知、知道到达的事，笃行就是终结。比如终条理，终条理，因为它的始条理，所以能终条理，犹如知道到达就能终结。

《春秋》，传是案例，经是断语。古代的学者，先由经来识得义理。大概刚开始学习时，都是传授。后来的学者，却必须先识得义理，才开始看得懂经。比如《易》，系辞所以解释《易》，现在人必须看了《易》，才开始看得懂系辞。一本说：「古代的人得到师传，所以依据经来明道。后世失去师传，所以不明道，就不能知道经。」

「至大至刚以直」，不说至直，这是文势。比如「治世之音安以乐」，「怨以怒」，「粗以厉」，「仇以杀」都是这类。

解释义理，如果一向依靠书册，从哪里得到居之安，资之深？不仅自己迷失，也误导别人。

治道也有从根本而言，也有从事物而言。从

译从根本上来说，只有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如果从具体事务来说，不挽救也就罢了，如果要挽救，就必须变革。大变革就有大益处，小变革就有小益处。

译求学的人喜欢谈论高深的道理，就像贫穷的人谈论黄金一样，说黄金的坚硬或柔软，说它不是黄金又不行，只是让人觉得可笑。未曾见过富人这样谈论黄金。

孔子在《论语》中不曾说过“神”字，只在《易经》中，不得已说了几处罢了。

有主宰则虚空，无主宰则充实，必定有所侍奉。

用事物本身来对待事物，不可以用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对待事物。

古代所说的庶子不主持祭祀，只是让宗子建立宗庙，主持祭祀罢了。庶子虽然不能主持祭祀，至于斋戒，表达他们的诚意，则与主持祭祀的人没有不同。如果允许，就亲身参与事务；如果不允许，就用物品资助，只是不另外建立宗庙来举行祭祀罢了。后世如果想要确立宗子，应当遵循这个义理。即使不主持祭祀，情感也可以安宁。如果不确立宗子，只是想要废除祭祀，恰好足以助长懒惰轻慢的心志，不如让他们主持祭祀，还比废除要好。

真元之气，是气产生的根源，不与外界的气相混杂，只是用外界的气来涵养它罢了。就像鱼在水中，鱼的性命不是水造成的，但必须用水来涵养，鱼才能生存。人生活在天地之气中，与鱼在水中没有区别。至于饮食的滋养，都是外界之气涵养的方法。呼吸的出入，只是开合的机制罢了。呼出的气息，不是吸入的气息，只是真元之气自然能产生气，吸入的气息，只是在闭合的时候，随之进入，并不是借助这种气来辅助真元之气。

古代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选择那些可以教导的人聚集在一起，不贤能的人让他们回到田间耕作。大概士人和农夫不改变职业，既然入学就不从事农业，然后士人和农夫才区分开来。在学期间的供养，如果是士大夫的儿子就不担心没有供养，即使是平民的儿子，既然入学也一定有供养。古代的士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才做官，中间有二十五年学习，又没有利益可追求，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必须趋向善道，便从此成就德行。后来的人，从童年时期，就已经有急切追求利益的意思，怎么能趋向善道？所以古人一定要让四十岁才做官，然后志向才能安定。只是谋求衣食却没有害处，只有利禄的诱惑最害人。人有供养才能安心于学业。

做官会夺人的志向。

星辰。如果把日月的次序称为辰，那么辰上恐怕容纳不下二十八宿。如果说五星，那么不能称为辰。或许只是说北辰。都是星，为什么北辰尊贵？北辰自然是不动的。只是不动，就是气的主宰，所以是星中最尊贵的。主，一作宗。

先王的音乐，必须用律吕来考察它的声音。现在律吕已经无法求得，人的耳朵又不能完全相信，这正是困难所在。求得中正的声音，必须得到律吕。律吕得不到，那么中正的声音就无法显现。律吕是自然的数理。至于现在的度量衡，也不是正确的。现在的法度暂且作为准则可以，不像古代的法度。这些东西，虽然出于自然，一有“数理”二字。也需要人为制定。但古代人制定，符合自然，至于规矩，就极尽天下的方圆。

律历的方法，现在也大致存在，但人们使用得很少。律的道理，就像三命一样。它的方法只使用五行、干支、纳音之类。历法的遗存，则是星算人生数，一作处。然而都有这个理，如果没有这个理，却推演不通。

《素问》这本书，一定出于战国末年，看它的气象就知道，天的气运只是这样，但取决于观看的人如何。假设确定四方，划分五行，各配属一方，是一种络角而看的方式，又一种分为二十四，又一种规模大则大，规模小则小，然而善言也很多。比如“善于谈论天的，一定能在人身上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一定能在今天得到验证；善于观察人的，一定能在自己身上看到。”

就近取自身，百理都具备。屈伸往来的意义，只在鼻息之间就能见到。屈伸往来只是理，不必把已经屈的气，再作为方伸的气。生生不息的道理，自然不停止。比如再说七日来复，其间原本没有断绝，阳气已经复生，物极必反，它的理必须这样。有生就有死，有始就有终。

“守身为大”，事情固然有更大的，正是养病也是守身的一种，斋戒和疾病，圣人所谨慎对待的。

从天子到平民，五服不曾有差异，都到高祖。服制既然这样，祭祀也应当这样。其疏密之节，没有可以考证的，但其理一定这样。七庙五庙，也只是祭祀到高祖。大夫士虽然有时三庙二庙一庙，或祭祀寝庙，那么虽然不同也不妨碍祭祀到高祖，如果只祭祀父庙，只是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是禽兽之道。祭祀父庙而不涉及一有高字。祖，不是人道。

天子称为禘，诸侯称为祫，其理都是合祭的意义。禘从帝，禘其祖所出自的帝，以所出自的帝为东向的尊位，其余的合食在其前，这就是禘。诸侯没有所出自的帝，只是在太祖庙，一有以字。群庙的主牌合食，这就是祫。鲁国之所以有禘，只是因为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在《春秋》中，不见说祫，只说禘，说大事的就是祫。说“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就是合食闵、僖二公的意思。如果时祭一有即字。应当说有事。吉稀于庄公，只是禘祭，说吉是因为它举行得太早了。四

译当时的祭祀，有禘的名称，只是礼仪条文交错混杂。

译郊祀配享上天，宗祀配享上帝，天与上帝是同一的。在郊祀时称天，因为冬至是万物生长的开始，所以在圆丘祭祀，而以祖配享，使用陶制酒器和匏制酒器，铺上干草，清扫地面进行祭祀。宗祀时称上帝，因为季秋是万物成熟的时候，所以在明堂祭祀，而以父配享，其礼仪必定按照宗庙的礼仪来献祭。这其中的道理非常显著。只是《孝经》的文字，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周公祭祀，应当推举成王为主祭人，那么就应当推举武王来配享上帝，不应当说文王配享。如果文王配享，那么周公就应当自己主持祭祀了。周公必定不会这样做。

仁、义、礼、智、信，在论及本性时要讲这五件事，必须加以区分。如果论及仁，固然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之所以成为仁。恻隐之心属于爱，是情感，不是本性。恕是进入仁的门径，但恕并不是仁。因为人有恻隐之心，才知道他有仁。只有仁、义、礼、智四者有发端，而信没有发端。只有不信，并没有一开始就有的信。就像东、西、南、北已经有了固定的方位，不能再讲信。如果把东当作西，把南当作北，那就是不信。如果东就是东，西就是西，那就没有一个“不”字。讲解书籍必定不符合古人的本意，反而使人变得浅薄。求学的人必须潜心深思，从容涵养，使之自然领悟。现在一天之内讲尽，只是教得浅薄。至于汉代时下帷讲诵，还未必是在讲解书籍。

圣与狂，圣不一定指睿圣，狂不一定指狂狷。只是智慧通达的人便称为圣，比如圣、义、忠、和，难道一定是圣人吗？

尸在配享时，男性由男性做尸，女性由女性做尸。祭祀之事主要在于严肃，虽然同时同室，也没有嫌疑，这与丧祭执事没有嫌疑的道理相同。执事尚且如此，祝官今天主持祭祀，便知道国的先君与夫人，在合祭的时候，考与妣应当各有不同的位置。大概人情也没有舅母与媳妇同坐的礼节，如果在单独祭祀其庙的时候，就不妨碍夫妇一起祭祀。

求学者的首要任务，固然在于心志。有人说想要摒弃见闻知思，这就是“绝圣弃智”。有人想要摒弃思虑，担心其纷乱，这就是必须坐禅入定。比如明镜在此，万物完全映照，这是镜子的常态，难以让它不映照。人心不能不与万物交感，也难以让它不思虑。如果想要避免这种情况，一本无此四字。只有心一作在人。有主宰。如何才有主宰？只是恭敬罢了。有主宰就虚，虚意味着邪念不能侵入。没有主宰就实，实意味着外物来争夺它。现在瓶罐，如果里面有水装满，那么即使江海的水浸灌，也没有能进入的，怎能不空虚？如果里面没有水，那么停注的水，无法注满，怎能不充实？大凡人心，不可两用，用于一事，那么其他事情就不能进入，是因为事成为了主宰。事成为了主宰，尚且没有思虑纷扰的祸患，如果以敬为主宰，又怎么会有这种祸患呢？所谓敬，就是专一的意思。所谓一，就是无所适从的意思。暂且想要涵泳专一的意义，专一就没有二三了。一作不一则二三矣。论及敬，没有比得上圣人之言的。一无“圣人之言”四字。《易经》所说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必须是直内，这才是专一的意义。至于不敢欺骗，不敢怠慢，尚且不惭愧于屋漏之处，这些都是敬的事情。只要存养这种涵养，久而久之自然天理明了。

防范邪恶，保存真诚，防范邪恶那么真诚自然保存。比如人有房屋，围墙不修理，不能防止强盗，强盗从东边来，追赶他那么又有从西边进入的，赶跑一个人，一个人又来到。不如修理好围墙，那么强盗自然不来，所以想要防范邪恶。

学禅的人常说天下最忙的人，没有比得上市井之人。回答说市井之人虽然每天营利，但还有休息的时候。最忙的人没有比得上禅客的。为什么这么说？禅者的行住坐卧，无不在道。存有不在道之心，这就是常忙。

《论语》有两处“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难道不是圣人所想要的吗？然而五十岁才穿丝帛，七十岁才吃肉，圣人之心，并非不想让年轻人也穿丝帛吃肉，但所供养的有所不足，这是遗憾其施予不够广博。圣人所治理的，不过九州四海，但九州四海之外，圣人也并非不想兼济，但所治理的有所不及，这是遗憾不能救济众人。由此推求，“修己以安百姓”，那么其遗憾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认为我的治理已经足够，那就不是圣人了。修己安百姓，必须有所施为，才能安顿他人。这是自我所生的，学到尧、舜，那么自然有尧、舜的事情。论及孝必定论及曾子，不能说曾子的孝已经非常了。

“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集义”是积累义，“所生”如同集大成。如果堆土成山，必须是积累土才成山，不是山已经成形，才名为义。一作山，一作土。浩然之气难以认识，必须认得。当行为不于心之时，自然有此气象。然而也未完全，必须见到“至大”、“至刚”、“以直”的三德，才算是见到浩然之气。如果想要见到，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方便是刚，大便是大，直便是直。在坤不言刚而言方者，言刚则害于地道故下一作不。复云：“至柔而动也刚。”以其先言柔而后云刚，无害。大，只是……

译小，只是相对于大来说才是小；刚，只是相对于柔来说才是刚；直，只是相对于曲来说才是直。像这样，自然是不需要刻意修习也没有不利的。坤卦的六二爻，只因为它是地道的体现，又处于二位，又是阴爻，是地道中精纯的体现。至于六五爻便不同了。想要学习，姑且只观察地道。坤卦虽然是学者所做的事，但也包含圣人的道理。乾卦九二是圣人的事，坤卦六二是学者的事。圣贤的道理，其显现没有两样，只是有深浅大小的区别。

译严整恭敬，并非恭敬的全部道理，但表达敬意必须从这里入手。

“止于至善”，“不明乎善”，这里所说的“善”，是指义理的精微之处，无法用具体的名称来界定，姑且称之为“至善”。“继之者善”，这里所说的“善”，语气却较轻，只是说继承这种道的人没有不是善的，不可以说是恶。

“舜孜孜不倦地行善”，如果还没有接触事物，如何行善？只要内心持守恭敬，便是行善。由此看来，圣人的道，并不是只是沉默无言，而是体现在每一个行动中。

颜回选择中庸之道，对善拳拳服膺，中庸如何能选择？比如广泛地学习，又详细地询问，又明确地辨别，所以能够选择中庸。虽然如此，学问和明辨，又依据什么才能认识中庸？这就在于“致知”。“致知”，这需要学者自己下功夫。大凡对于道，选择它在于智，坚守它在于仁，决断它在于勇。人在对待道时，只是担心不能坚守，不能决断。

“必有事焉”，是说必定有所作为，这就是敬。“勿正”，“正”的意思是轻率，“勿忘”就是敬。“正”得太厉害，就会发展到拔苗助长。

编排、排斥、整理、延续，最终自然会端正。和叔不知道最终能否自得？

墨子的书，还没有达到完全兼爱的意思，到了孟子的时候，其流弊已经很远，甚至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杨朱的“为我”也是义，墨子的“兼爱”则是仁，只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直至发展到无父无君，严重到这种地步。

世人的学问，博闻强记的人难道少吗？他们最终没有不陷入禅学的。在这其中特立独行而不迷惑的，没有谁比得上柳宗元（子厚）、邵雍（尧夫），然而他们的学说流传下去，恐怕难免这种弊病。

杨朱似乎出自子张，墨子似乎出自子夏，其中更有过与不及之处，难道是子张、子夏没有向圣人学习吗？有的版本把“张”写成“夏”，把“夏”写成“张”。

简约。敬是对的。

与叔、季明认为以知识、思虑、见闻为患，我非常喜欢这个论点，偶然间正好谈到了最关键的要点。世俗的学者，最大的弊病正在于此，如果能让他们反复辩难、坚定叩问，才能最终阐明他们的学说，必须要明辨。

康仲（一作拯）问：“人的学习并非意愿有差别，只是因为不知道、不故意为之，于是流于不同，不知道如何持守？”先生说：“且不说持守。持守什么？必须先在致知。致知，就是完全知晓。穷究事理、格物，就是致知。”

“礼，什么最大？时最大”，也必须顺应时势。应当顺应时就顺应，应当治理时就治理。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就是能顺应时势。“顺应时势的意义真是伟大啊！”平常人说的顺应时势，是为了苟且和同，只是随波逐流罢了，不能称之为和，和就是合乎义。所以学者担心的是不能识别时势，时势的出现，也必须要有广博深远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的人自然与古人不同，风气使然，甚至寿命、形貌都不同。古人都活到一百多岁，现在哪有这样的人？看古人形象戴着冠冕之类，现在的人哪有这种样子？所以笾、豆、簠、簋这些礼器，自然不能用于今人，因为时势不相称，时势不同。在时势上穷尽了理。孟子说：“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其间必定有名闻于世的人，用当时的时势来考察就可以知道了。”他默默体认了这个体用，大致是这样，哪里可以催促他？尧对于百姓，匡正、辅佐，圣贤在这里，看到一些功用。列举这几项可以长久的事物，展示给人看。殷朝沿袭夏朝，周朝沿袭殷朝，增减变化可以知道。默默观察的人，需要知道三王的礼制与器物不必相同。从画卦、垂衣裳，到周文王时才完备，只是因为时势不同。如果不是顺应时势，那么一个圣人出现，百事都做完了，后来者就没有事可做了。又不是圣人的智虑达不到，只是时势不允许。

只归结为自然，就没有可观的，更没有可玩味的。有的版本写作“赜”。

“云从龙，风从虎”，龙是阴物，出来时湿气蒸腾自然冒出，就像湿物在日光下，气也自然冒出。即使是微小的木石，感应阴气尚且有气，那么龙兴起云就不足为怪了。老虎走过的地方风自然产生。龙只是兽类，茅山华阳洞曾跳出过，其形状非常可爱，有时在干燥的地方也能行走，其步态像老虎。茅山的龙不咬人，北五台的龙伤人。又曾经在铁狗庙下挖到一个龙卵，后来寄放在金山寺，龙能堵塞水涌上寺门，取卵不得，龙之所以知道，这么大的东西自然也有灵性。龙以卵生的，也不是神。还有一类龙，必须是胎生。

极，没有哪里不是中。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六

伊川先生语二 己巳冬所闻

问：“孔子称赞伯夷、叔齐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为什么呢？”回答说：“以伯夷、叔齐的狭隘，如果念旧恶，将无法处世了。”

问：“子贡说：‘广泛施恩于百姓并能救济众人，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何止是仁？那一定是圣人了！’仁和圣有什么区别？”回答说：“这是子贡不认识仁，所以推测而设问。只有圣人才能尽仁，然而仁在于事，不可以作为圣。”又问：“‘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是真的吗？”回答说：“确实如此。圣人只怕所及不远不广。四海之内的治理，哪里比得上连四海之外也治理好了呢？”

译这曾经被认为是（孔子）的过失。广泛施予恩惠、救济大众，事情太大，所以“仁”不足以用来称述它。

译赵景平问：“‘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所说的‘利’是指什么利？”回答说：“不仅仅是钱财之利，凡是有求利之心，就不可以。比如做一件事，必须寻找对自己安稳便利的地方，这都是求利之心。圣人把义当作利，义所安适的地方就是利。比如佛教的学说，都基于求利之心，所以就不对了。”

赵景平问：“‘未见蹈仁而死者’，什么叫‘蹈仁而死’？”回答说：“有奔赴水火而死的人，但为了成全仁德而牺牲生命的人，是没有的。”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七

伊川先生语三

三王的法度，各自是一王的法度，所以夏、商、周三代在礼制文饰与质朴方面有所增减，是顺应时势的需要。如果孔子所确立的法度，则是通行万世而不会改变的法度。孔子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说过，唯独回答颜回时说：“使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佩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武乐。”这是在四代中选取这种法式，其详细之处虽然不一定能完全看见，但孔子只是指示其大略的法度，让后人据此加以修习，两千年以来，也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

义的精微之处，必须是自己求得，这样才是善于求义。

善于读《中庸》的人，只得到这一卷书，终身也用不尽。

《睽》卦的上九爻，是离卦。离卦的德行，在其他卦中无不表现为光明，唯独在《睽》卦中就变成了恶。因为阳爻在上就过于亢奋，刚健在上就（固执），光明在上就变为苛察，因为固执和苛察，所以成为《睽》卦的极致，所以说：“看见猪背上涂满污泥，又看见鬼怪装满一车。”这都是自己倚仗自己的苛察所导致的。然而前往遇到雨就吉利，遇到雨，意味着《睽》卦的乖离得以化解。乖离的化解有两层含义：一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所以乖离到了极点必然通达，如果乖离到了极点却不通达，那就终于乖离而已；二是能够化解乖离的，却是运用光明的功效。

大致上，卦爻刚确立时，义理已经具备，随后圣人又另起义理来错综交织。比如《春秋》以前，已经确立了体例，到了后来，书写得完全不同，同样的事情就书写出不同的意思，如果依照以前的体例来看，就大错特错了。

先生曾经说：“我对于《易传》，现在已经自成书卷，只是逐渐修改，期望到七十岁时，这本书就可以出版。韩愈曾说‘聪明不及从前，道德日渐违背初心’，然而我对于《易传》，后来修改的并不多，不知为何？所以暂且再期望用十年的功夫，看看如何。《春秋》的书，等刘绚的文字到了，再用功也不多了。现在的人解释《诗经》，全无意思，这却要出些文字。《中庸》的书却已经写成。现在农夫在严寒酷暑风雨中，深耕易耨，播种五谷，我得以食用。现在百工技艺制作器具，我得以使用。甲胄之士披坚执锐来守卫国土，我得以安宁。却这样虚度日月，就是天地间的一个蛀虫。恩泽又达不到百姓，别的事又做不得，只有修补圣人的遗书，或许有一点补益罢了。”陈长方在姑苏见到尹子，问《中庸》的注解。尹子说：“先生自己认为不满意，已经烧掉了。”

“致知在格物”，格物的道理，不如在自身上体察，所得尤其深切。

酒，是古人养老祭祀所用的，现在官府有专卖酒，百姓有承包酒坊，无缘无故就让人聚集饮酒，也是百姓粮食的大蛀虫。损害百姓粮食，懈怠百姓生计，招致刑罚聚集罪犯，都出于此。如果减少节用得到酒税，百姓粮食也稍微充实。明明百姓粮食，却酿成水后，让人饮用，又不当饥饱。如果还不能杜绝承包酒坊，如果暂且只在各县都鄙实行，利益也不小。

人要明理，如果只在一物上明理，也不济事，必须汇集众理，然后豁然自有领悟之处。然而在物上理会也可以，不理会也可以。暂且必须在学问上格物，不可不达到理。

常见伯淳所在处理政务，就上下响应，到了人众后就形成风气，形成风气就有所鼓动。天地间，只是一个风来鼓动万物。

大凡儒者，不敢期望深造于道，暂且只得以存心端正，分别善恶，识别廉耻。像这样的人多了，也必然逐渐变好。

有人问：“古时的道如此光明，后世的道如此不明，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这没有别的，知道的人多道就光明，知道的人少道就不明。知道的人多少，也取决于教化。以鲁国来说，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州，然而一时间所出的大贤有十余人，岂不是因为有教化才导致这样吗？大概是圣人既已出现，所以有许多贤者。以后世天下之大，经过两千年间，寻求一个像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都不可得。

大致上，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错，其开始很微小，其最终则不可挽救。比如‘子张过于厚，子夏不及’。对于圣人的中道，子张只是过于厚一些，子夏只是不及一些，然而厚就逐渐至于兼爱，不及就至于为我，其过与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流遂至于杨朱、墨翟。至于像杨朱、墨翟，也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演，便至于此。大概其差错必然至于此。

孟子辨别舜、跖的区别，只在义利之间。说‘间’，是指相去不远，所争的只是毫末罢了。义与利，只是公与私的区别。才出于义，就以利来说了。只那计较，

译这正是因为存在利害关系。如果没有利害关系，哪里需要去计较呢？利害关系，是天下人的常情。人们都知道追求利益而躲避祸害，圣人则不再论及利害，只看道义上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天命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译传授经义是很困难的。比如圣人去世才一百年，传下来的经义就已经有偏差了。圣人的学问，如果不是子思、孟子传承，几乎就要断绝了。道何曾断绝过呢？只是人们不遵循它罢了。道并没有消亡，周幽王、周厉王不遵循它而已。

有人劝先生对权贵增加礼节。先生说：“为什么不责备我不尽礼节，反而责备我增加礼节呢？礼节尽到就可以了，哪里还有增加的道理？”

圣人的言语，会根据对象而变化；言语中虽然有浅近的地方，但却没有包含不尽的地方。比如樊迟在圣人的门下，是最浅显的学者，当他问什么是仁时，圣人回答“爱人”，问什么是智时，回答“知人”，且看这些言语有什么包含不尽的地方吗？别人的言语，说浅近了就遗漏了深远的，说深远了就不明白浅近的，只有圣人的言语，才能远近都穷尽。

现在做学问的人，就像登山一样，当山路平缓时，没有不阔步前行的，等到到了陡峭的地方，就犹豫不前了。另一版本说：“有的人因为陡峭就停止，有的人因为艰难就稍微放缓。如果能够遇到艰难反而更加坚定，听到劝告就改正，有什么远方不能到达的呢？”

前代帝王的陵墓下面，有很多空闲田地。推究其后代，每个地方只需给他们十顷田地，任命一个闲散官员世代守护。至于像唐代狄仁杰、颜杲卿的后代，朝廷只给他们一个人做官，死后就断绝了，不如也像陵墓那样处理，也给他们五七顷田地。

后世骨肉亲属之间，大多发展到仇怨争斗的地步，其实是因为争夺财产。如果让他们平均分配，确立宗法制度，官府作为准则，就没有什么可争夺的了。

后世的人伦道理完全废弃，稍微偏离就堕落到夷狄的地步，严重偏离就堕落到禽兽的地步。人理，另一版本作“礼”。

大凡礼，必须有义。礼所尊重的，是尊重它的义。失去了义，只陈列礼仪的数目，那是祝官和史官的事情。

“益长裕而不设”，意思是本来有这个理，就在此基础上扩充增长，“设”是编造的意思，编造就是虚伪。

有人把礼官当作闲散官员。我认为：礼官的责任最大，朝廷一旦有违背礼制的行为，都由礼官承担责任，怎么能说是闲散官员呢？

陈平虽然不懂道，但也知道学习。比如他回答汉文帝关于宰相职责的问题，如果不学习，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曹参离开齐国时，把监狱和市场的事务托付给他人。后来的执政者，留意于监狱事务的有，却没听说过治理市场的人。

做学问没有比获取知识更大的，修养心性没有比礼义更大的。古人修养的地方很多，如果用声音来修养耳朵，用舞蹈来修养血脉。现在的人都没有这些，只有义理的修养，人们又不知道去追求。

有人说：没有人不知道和柔宽缓，但遇到事情却反而变得暴厉。回答说：“只是意志不能战胜意气，意气反而搅动了心志。”

做学问的人最可贵的是听闻道，拿着经典提问，只是扩大见闻罢了。然而求学的人，不一定在同类人中；不是同类人，却又没有做学问的人。

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并不是说圣人之上还有一等神人，神就是圣而不可知。又说：“说的是圣人的至妙境界，人们不能推测。”

《儒行》这一篇，这本书完全没有义理，就像后世游说之士所做的夸大之辞。看看孔子平时的言语，有像这样的吗？

陈司败问鲁昭公懂礼吗？孔子回答说：“懂礼。”那个国家的人来问国君懂不懂礼，难道能说不懂礼吗？如果陈司败列举昭公失礼的事情来问，孔子就会有所不答，看着左右的人说别的话。等到巫马期来报告，正合不答，但孔子回答的原因，是因为陈司败一定会等他回来复命，所以必须回答一次。

有人问：“怎样学习才能称为有收获？”回答说：“大凡学问，听到了知道了，都不算收获。收获，必须默默记住心里通达。做学问的人想要有所收获，必须笃实，诚意烛照事理。上等智慧的人，自然颖悟不同；次一等的，必须用义理涵养而获得。”

古代有教化，现在没有教化。因为没有教化，直接败坏得人性如此不美好。现在的人相比古人，就像把一个极恶的东西，和一个极美的东西相比。

深入道之后，即使听到常人的言语，说浅近的事情，没有不是义理的。

古代家里有塾，党有庠，所以没有人不上学的。三老坐在里门，出入观察长幼揖让的次序。像现在流传的诗，人人讽诵，没有不是止于礼义的言语。现在的人即使白发苍苍，也不知道有诗，至于里巷俗言，全都听不到，这都是习惯造成的。用古代的习惯，怎么能不好呢？用现在的习惯，怎么能不坏呢？

唐太宗，后人只知道他是英明君主，从来没有人认识他的恶，比如杀兄夺位。如果从功业来说，不过只是个功臣，怎么能夺取元良（太子）的位置呢？至于肃宗在灵武即位，分明是篡位。

革卦说水火相息，息是停止的意思。既有停止的道理，也有生息的道理。睽卦不见四德，大概是不容许着四德。繇辞说“小事吉”，只是方睽之时，还足以导致小事的吉祥。难道最终睽违而已吗？必须有济睽之道。另一版本，睽卦以下，别为一章。

文中子说“古之学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大凡执政，必须立下善法，后人有所改变，就无可奈何。即使是周公，也知道立法而已，后人改变它，就无可奈何了。

临卦说“八月有凶”，意思是到八月就是遯卦。当刚气渐渐增长

译在这个时候，便以阴气增长的意旨来告诫。

“纪侯大去其国”，“大”字表明责任在于纪国，而不是齐国的罪过。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正谋划讨伐纪国，纪侯于是离开了他的国家。齐国的军队尚未施加攻击，纪侯就已经离去，所以这不是齐国的罪过。

译《春秋》的文字，没有不是每一条都意在启示后人的。比如土木工程的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其用意只是想让国君重视民力。

记载大雩祭，雩祭甚至向上帝祈求，以此表明鲁国不应当这样做，这与记载郊祭的意义相同。

记载鲁公攻打齐国以接纳公子纠，因为公子纠不应当被立为国君，所以不说“子纠”。如果记载“子纠”，那就肯定了他应当被立为国君。

凡是解释《易经》卦象，有的是依据卦的才质而获得其义理，也有的是列举上下两体便获得其义理。《随卦》说“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这是依据卦的才质而获得随卦的义理。“泽中有雷随”，这是依据卦象而获得随卦的义理。

宗子的制度如果不建立，那么朝廷就没有世袭的大臣。宗法必须由一两个显赫的大臣家族来确立。宗法确立了，那么人人各自知道自己的来历。

所谓宗子，是说作为宗主主持祭祀的人。

按照礼制，长子不能做别人的后嗣，如果没有兄弟，而又继承了祖父的宗族断绝了，也应当继承祖父。礼制虽然没有明说，可以根据义理来推定。

凡是大宗与小宗，都不在庙数的计算之内。

收族的意义，只是指互相为对方服丧，祭祀时互相涉及。

所谓宗，是指自己的旁系亲属兄弟来尊奉自己，所以得到宗的名称，而不是自己去尊奉别人。

凡是小宗以五代为法则，亲情尽了则族人就分散了。如果高祖的儿子还在，想要祭祀他的父亲，就要见到作为宗子的人。虽然是六世七世，也必须与今天的宗子商议，然后才能祭祀他的父亲。宗子有君主的道理。

祭祀必须区分男女的界限。活着的时候尚且不可以混杂坐席，祭祀时怎么可以混杂坐席呢？

祭祀，没有主祭者就没有依靠，没有受祭者就没有享用。

现在举行冠礼，如果制作古代的衣服来加冠，加冠后又不常穿，那就是虚伪了，必须使用当时通行的衣服。

丧礼必须三年之后才附祭于祖庙，如果在卒哭祭时就附祭，那么三年之中就都没有事情做了。礼制规定卒哭祭后仍然保留早晚哭祭，如果没有主人在寝宫，一作“祭于殡”。哭祭在什么地方进行呢？

事物有自然符合天理的，比如蜂蚁知道保卫它们的君主，豺獭知道祭祀。礼制也是出于人情罢了。

祭祀祖先的礼制，无法推究的，无可奈何；那些可以推究的，无论远近多少，都应当全部祭祀。祖先又怎么可以不报答呢？又怎么可以厌烦太多呢？因为根本在那里，虽然遥远，怎么可以不报答呢？

宗子虽然七十岁了，也不能没有主妇，这是说承接祭祀。但也不应当说七十岁，只说虽然年老也不能没有主妇就可以了。

礼制说：宗子如果未成年而死。宗子有君主的道理，怎么会有未成年而死的道理呢？

“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叫做中”，只是说一个中一作“本”。体。既然是喜怒哀乐没有发动，哪里有什么呢？只可以称为中。如同乾卦的体就是健，等到分散在各处，不能都称为健，然而健在其中了。天下的事事物物都有中。“发动后都符合节度叫做和”，不是说和就不中了，说和则中就在其中了。中就是包含喜怒哀乐在其中了。

比如眼前这些人，要特立独行，非常不容易，只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很难。人们只是被这个知见不通透所困扰。人们说要努力实行，也只是浅近的话。人们既然有了知见，怎么会有不能实行的呢？一切事情都应当去做，不必刻意去做。才刻意去做，就是有了私心。这一点意气，能维持多久呢？

现在的人想要获得知识，必须格物。物不一定指事物才叫做物，从自身之中，到万物的道理，只要理会得多，接着自然豁然有觉悟的地方。

杨子拔一根汗毛也不肯做，墨子又摩顶放踵地去做，这都是不得中。至于子莫执中，想要执取这两者之中，不知道怎么能执取？认识了则事事物物上天然有个中在那里，不待人安排。安排了，就不中了。

知道了就一定喜好它，喜好它就一定追求它，追求它就一定得到它。古人这个学问是终身的事，果真能在颠沛流离、仓促匆忙时都坚持这样做，怎么会有得不到道理的呢？

“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所看见的是什么事情？

颜渊问仁，而孔子用礼来回答他，仁与礼果然不同吗？

说先于乐，乐由说而后得，然而没有乐也就不足以谈论君子。

河南程氏遗书 （宋）程颢、程颐著 下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伊川先生语四

刘元承手编

问仁。回答说：“这在于各位自己思考，将圣贤所说的仁的地方，分类聚集观看，体认出来。孟子说：‘恻隐之心，就是仁。’后人于是以爱为仁。恻隐固然是爱。爱自是情，仁自是性，怎么可以专门以爱为仁呢？孟子说恻隐是仁，大概是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既然说是仁的开端，就不能直接称为仁。韩愈说‘博爱叫做仁’，不对。仁者固然博爱，然而直接把博爱当作仁，就不可以。”

又问：“仁与圣有什么不同？”回答说：“人们只看到孔子说：‘哪里只是仁呢？一定是圣吧！’就认为仁小而圣大。却不知道这话是孔子见子贡问博施济众，问得事情太大，所以说：‘哪里只是仁呢？一定是圣吧！’大概仁可以通上下来说，圣则是它的极致。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