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

译所谓先后，又是从知道确立根本以及推及其末节来说的。所以对于意念能够真诚的人就说：“大大地敬畏民众的心志，这就叫做知道根本。”这一段对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详细论述并全部列举，然而却都是在形容学习大人之道的人知道根本以后的一段精神。就像《易经》所说“揣度而后说话，商议而后行动”，揣度商议是为了促成家国天下的变化。正心紧接着“定而后能静”来说，因为见解已经明澈通透，志向已经坚定，自然外界的诱惑不能动摇，内心的杂念不会产生，又怎么会有愤怒、恐惧、忧患、喜好等成为心的拖累呢？意念真诚、心正，从而安定自身并有所行动，自然足以端正根本、确立准则，这与不知道确立根本而在人伦事物中顺从好恶的人万万不同。所以他的孝足以侍奉君主，他的悌足以侍奉长辈，他的慈足以役使众人。这是又将仁、敬、孝、慈、信概括而言，并且引用《康诰》来推究到不学而能，表明孝、悌、慈都出于良心的自然。君子确立根本的功夫到这里越是精微越是细微，那么国家兴起仁爱礼让、天下兴起孝悌，响应得非常迅速，至于最大的功效又岂不越是神奇越是美妙呢？所以“挈矩”以下，就是“老人要想办法使他们安顿，朋友要想办法使他们信任，年轻人要想办法使他们怀念”，“自己想立身也要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而凡是用人的人，使用那些安养百姓的人，行政的人，施行安养百姓的政策。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不越出这个“挈矩”，而十五岁所立志学习的，就是学习这个《大学》罢了。这条大道，只有尧舜真正开始它，所以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了，辨明百官，百官彰明了，协和万邦。黎民百姓随之变化而和睦，光辉照耀四方，上达于天，下至地。”这难道不是明明德于天下吗？只有孟子真正继承它，所以“道在近处却向远处寻求，事在容易却向困难寻求”，“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又说：“七十岁的人能吃上肉，头发花白的人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又说：“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天下就可以在手掌中运转。”这难道不是用人行政以尽“挈矩”的意义吗？唉！孔子一生追求仁德，说“内心安于仁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他的心想要用使自身仁德的方式使万世每个人的身心都仁德，而担心没有凭借之处，所以既竭尽心思又接着遵循先王之道，于是选取《六经》中至善的宗旨，汇集为《大学》一章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矩，这就是所谓的“格”。它的旨趣自从孟子以后，知道的人很少：宋代有晦庵先生，看到应当从《六经》中寻求，却没有专门以孝悌慈为根本；明代有阳明先生，看到应当从良心中寻求，也没有先以古圣贤为法则。我自幼学习就有所怀疑，很久以后才稍有见解，勉力在家庭中实践已经几十年，不敢著成篇章，只在乡居和做官时常常绎诵我们高皇帝的圣谕，衍化为乡约，作为集会规矩，而士民见闻，处处兴起，就感到响应。这才知道大学之道在我朝果然应当大明，而高皇帝真是天生圣神，继承尧舜的道统、契合孔孟的传承而在此天下万世开创太平。姑且陈述浅见，以便向各位先觉请教指正。”

译问：“《中庸》也像古本那样可以吗？”

回答说：“‘天命之谓性’这一句话，是孔子在五十岁以后领悟到的，这是用自家确立命运的精微言论，以恳切仁爱的胸怀，来重新确立万代百姓的命运。大概人若能默默体认到，这心这身生生不息、变化无穷，都是天机天理的发越与充盈，那么一旦顾视此理，便知天命在我，上帝时时降临，没有片刻分离，自然其严肃谨慎体现在隐微之处，显现在细微之中，率性通达于喜怒哀乐，那么其静时虚灵而其动时正直，道可以四通八达而不违背，推广到天下，则典章纲要修明而化育之功彰显，教化可以永远流传而不败坏。所以《易经》说：‘君子穷究事理，穷尽本性，以至于天命’，极力说明天命难以知晓，而所谓‘中庸是至高境界’的‘至’字，正是‘至命’的‘至’。断然说百姓‘很少能长久保持’（似乎应作‘很少能长久保持’——标点者注），正见其难。岂止百姓如此！此道广大而隐微，即使人达到圣人的境界，在至命之处也有不知、不能的地方。‘亦’字须读得灵活，因为圣人与天道有吻合与否，这不知不能即指伯夷、柳下惠、伊尹等圣人，他们只穷究了一端的道理，有方有体，而我圆融生化的本性，尚且不能完全率性通达，何况那至深至远、生生不息的天命之至呢？此后几节列举圣贤道德的盛大，而‘至’字竟未直接指出。直到哀公问政时才说‘诚是天之道’，接着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穷尽本性’，这下面多是发挥尽性至命的道理，而统归之于孔子一人。他说尧舜是他所祖述的，就知道他不止是尧舜；文武是他所效法的，就知道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效下法的，就知道他不止是天地。大概群圣天地都有不能穷尽、有所遗憾、有相互妨害悖逆的地方。至于孔子的敦厚化育、川流不息，他的天地则超越形象而尤为宏大。因此他的道就是至圣之道，他的德就是至诚之德，而统括起来说：这就是他仁爱的恳切。这是孔子一生的心法。其深则渊深，其远则浩大，难道是一般群圣所能知晓的吗？所以不能知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聪明虽然达到圣智，但圣智尚未通达天德。下面又说圣智君子必须如何才能达到天德，才能进入并通达它呢。因为天道幽玄、沉默、至深至远，那么确实明显可见的，就与天下相似了。所以‘闇然’的‘闇’字从‘门’从‘暗’，是室内一无所见的意思。再用‘淡’来形容，淡就是白水未调和而毫无滋味；用‘简’来形容，简就是竹简刚制成而洁白无字；用‘温’来形容，温就是丝茧刚抽出而浑然无端绪。君子对此独自不厌烦，文采且有条理，就知道远源于近，风发自自身，微秘显于明显，而幽深玄默的天道不潜入而没有间隙吗。什么叫微之显？潜伏而入，所不见的是。什么叫风之自？敬信不待言动的是。什么叫远之近，百姓劝勉敬畏而不从事赏罚的是。这样以后，他的德行才开始闇然不显，天下自然日益彰明而太平了。于是形容到极点以至于天地的无声无臭，于是确实感叹说：这就是之所以成为圣之至、诚之至啊！难道是一般群圣所能参与、所能知晓的吗！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用生平自仁其身的方法来仁待天下万世，字字句句都从‘五十知天命’中发出，奈何群圣言论湮没，学者往往滞留在事理的末节，而很少通达性命的本源。以揣度为探求，而想达到不思而得的微妙；以方所为操持，而想造就不勉而中的妙境。这都是拟圣太高，觅道太远，而说必须如何才清，如何才任，如何才和，如何才多学而识，如何才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然后圣才可学。却不知仁不远人，道不下带，至圣的优游自在不出半步之间。所以此书极力言说至命的难，而首先以‘中庸其至’一句发起，是说：圣人尽性以至天命，乃是中庸而至的。中庸者，是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的，所以不虑而知，就是之所以不思而得；不学而能，就是之所以不勉而中。不虑、不学、不思、不勉就是无声臭而闇然以淡简温了。伟大啊中庸，这就是至高啊！”

问：“《大学》一书，是我们入道的功夫，最应当急于讲求的。它的宗旨如何？”

回答说：“孔门的学问，在于求仁，而《大学》就是孔门求仁的全书。因为‘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明道语——标点者注），所以大人联结家国天下以成就自身。现在看‘明明德’而必说‘于天下’，那么通天下都在我的明德之中了。其精神血脉何等相亲？说‘欲明明德于天下的’而必说‘古之人’，那么我的明德亲民考察于帝王而不谬误（‘缪’原字如此，通‘谬’——标注者注）。其本末先后还担心不能达到至善吗？细玩，首尾只

译这是同一个宗旨，所以这本书一旦阐明，不仅学者可以亲身游历于圣人的深奥境界，而且天下万世确实可以让万物各自得到其应有的位置。仁德真是伟大啊，这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

译问：“《大学》中的‘明德’、‘亲民’还容易解释，唯独‘止于至善’的解释众说纷纭，终究不能让人满意，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圆规和曲尺，是画方画圆的极致标准；圣人，是人伦关系的极致典范。只要认识到古代圣人是‘明德’、‘亲民’的善的极致，并且是践行‘明德’、‘亲民’的人所必须效法的榜样，那么《大学》这一本书，从头到尾贯穿一致，自然简明扼要、条理清晰，不需要多费口舌去解释了。”

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就是‘至善’吗？”

回答说：“这里的‘古者’有所特指，就是指尧、舜。所以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使九族亲睦；九族亲睦之后，辨明百官的职责，协调万国；百姓因此改变风气，归于和睦。’这就是天下以国为根本，国以家为根本，家以个人为根本，事物的本末，事情的终始，知道先后次序，因而不会混乱的道理。这就是‘明明德’、‘亲民’的至善，足以作为万世的准则，也是万世实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必须效法的。”

论《大学》不分经、传

问：“‘格物致知’的传文不必再补，确实是这样吗？”

回答说：“《大学》原本只是一章书，无所谓经，也无所谓传。也没有哪里缺失，需要从哪里补充。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只是反复详细地阐明大人之学。起初说明‘明德’、‘亲民’应当止于至善，就像一个破题一样，紧接着就说：只要知道至善所当止的地方，那么意念自然专一，内心自然平静，身体自然安适，进而思考天下、国家、家庭，自然就能达到平衡。这就像一个承题一样，也不过是反过来说，以显示‘明德’、‘亲民’应当止于至善。于是又阐明什么是应当止住的至善。因为‘明德’、‘亲民’这两件事，其末节最终贯彻于天下，而其根本最初却根植于身心，这是一个固定的准则。先知道停当的道理，然后才能做得停当。只有古代那些想要彰明德行于天下的人能这样做。所以身心家国没有不停当的，从而达到‘明德’、‘亲民’的善的极致。又断言从上到下既然都以身为根本，然后才能停当。如果根本混乱且浅薄，那就决无停当的道理。所以必须知道根本，才叫做知道至善。这就像一个小讲一样，也不过是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演绎说明一遍。至于所谓‘诚其意’以下，就像一个大讲，对每件事物详细陈述一段准则，而准则中最妥当的地方，都指示以《淇澳》等诗、《帝典等书，也就是以古代那些彰明德行于天下的人为至善。推而广之，如所谓正心、修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直到‘这就叫做国家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总是对每件事物给出一个至善的准则，作为学者所应当知道的。那么这一章书首尾原本就相互呼应，自然完整，哪里容得下拼凑补充！”

《大学》与“礼”的关系

问：“《大学》这一篇现在存在于《礼记》中，不知道这一篇与礼有什么关系？”

回答说：“礼有经礼和曲礼，世人往往指着某一件事、某一个时候所说的礼，都是曲礼而不是经礼。如果论经礼，那真是天的常道、地的义理，纲纪着人物，包罗着造化，必须像《大学》那样规模广大，法度森严，而血脉精神周流贯彻，才配得上称为经礼。其中字字句句虽然由孔子笔录，但并非始于孔子，孔子一生致力于仁爱天下、仁爱万世，已经竭尽心思，于是必然继承先王的道，仁爱才足以覆盖天下万世。所以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部经典都是这个意思。而《大学》唯独说‘善之至’、‘物之格’，这更是六经的精髓，是礼的大经、仁的全体。学者随意认为本心自足，就凭自己的意见勉强去做，能使家国天下得到平衡的很少啊！”

“至善”何以要求诸古圣？

问：“古代圣人的至善，也不过是父子兄弟足以作为法则。幼儿爱亲、敬长，恐怕人人原本就具备，何必急切地说应当向古圣求取呢？”

回答说：“‘中庸的道理真是达到了极致啊，但百姓很少能长久保持！’至善本于中庸，即使是愚夫愚妇也可以知晓和做到。但长久保持却很少有人能做到，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地方，必须等待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所以说：‘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真是达到了极致啊！’这中庸的极致，既能体现在下愚之人身上，又神妙于上天的运行，神妙于上天的运行而又能体现在下愚之人身上。（此处疑似有脱漏——标点者注）那么此时的心体，果真是四端显现。然而如果没有圣人的修养和作为，终究无法扩充。守着规矩画方圆，难道不是容易简单吗？如果只是徒然寻求书中的陈迹，而不以知能的良善来培植根苗，就会支离破碎没有成就，这与直接相信本心的人，其弊端本来就没有区别。”

问：“《中庸》比起《大学》似乎更深奥？”

回答说：“先贤也说：‘《大学》是入道的门径’，但凭我个人的见解推测，义理暂且不谈，就次序而言，应当先学《中庸》后学《大学》。”

当时座中有一位研习《礼记》的人惊讶地说：“先生难道曾经仔细看过《礼》经的篇目吗？这两本书虽然是在宋代被选出的，但现存的篇次确实《

译《中庸》在前而《大学》在后。”

提问者说：“《大学》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怎么连世次也没有顺序呢？”

译说：“两书的作者，确实相传是这样。但我私下认为，孟子常说‘愿意学习孔子’，而《孟子》七篇中的言论多尊崇《大学》、《中庸》，那么这两封信如果不是孔子圣人亲自所作，是不可能的。（认为《大学》、《中庸》是孔子所著，罗近溪的老师颜钧极力主张这种说法，近溪的这个说法大概是有渊源来历的——标点者注）而且孔子圣人如果不是五十岁以后，或许也难以下笔。因为他分明自己说过‘五十而知天命’。现在看《中庸》从头到尾浑然一体，全是尽性至命的道理，而《大学》则铺陈治理天下的规模，以完成大圣人的事业。所以《中庸》以‘至诚至圣’结尾，而《大学》以‘至善’开头，其中的脉络似乎非常明显。我揣测自己的见解或许也是千虑一得，而不是敢凭空杜撰，试着一起思考一下。”

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

问：“《大学》自有先后的次序，为什么一定要先读《中庸》？”

答：“我们这身体与天下万世原本是一个整体，那调理自身的方面，就是调理天下万世的方面。所以圣贤最初用功，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常行中。日常生活的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达于人，人可以通达于物，一家可以通达于天下，天下可以通达于万世。所以说：‘人情，是圣王的田地。’这块平坦端正的田地，是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依靠，却被孟子一语道破，说人性都是善的。如果不先认识到日常所用都是本性，人性都是善的，荡荡平平，毫无差别，那么自己的工夫就已经没有着落之处，又怎么能通达于人，通达于物，通达于家国，而在天下万世成就《大学》的大业呢？”

问：“《中庸》虽然谈性，但也没有明确说性善。”

答：“只要‘天命’这一句，就彻底道破了。因为我们整天视听言动、饮食起居，总是这个本性，却不知道这本性总是天的命令。如果知道性是天的命令，那么天本来是无心而为，命本来是无心而至，天命的本体无所不包而不遗漏，本源肃穆而不止息，那么我们整天视听言动、起居饮食，更没有可以穷尽的地方，也没有可以穷尽的能力，而是浑然怡然，静时与天同在，动时与天同游。顺着它自身而为道，推广到众人而为教，这难道不是不期然而然吗？所以天命的本性便直通天地承载的神妙，真是平地登天罢了。”

说“恐惧”

问：“戒慎恐惧说是恭敬谨慎的工夫，但‘恐惧’二字，似乎太着重了。”

答：“你没听说过《论语》所说的‘畏天命’吗？凡人奉承君父的命令尚且惊恐不安，何况我们这本性就是天命，那么帝天的威严没有人能测度，光明的命令昭示察验，谁可以隐藏？所以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实际上没有比这更明显更显著的。那几微之处越是幽暗独处，那照察越是精明；那照察越是精明，那么那畏惧越是战战兢兢，又怎么敢顷刻放纵逸乐呢？因为所见已经亲切，那么念头自然不可停止，这固然不是做作而达到这种情感。”

“喜怒哀乐”与“已发”、“未发”

问：“‘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王阳明说从涵养之后才如此。而先儒又说必须善于观察未发以前气象。他们的意思怎么样？”

答：“两种说法都对学人很有益处，但本旨却还有说法。因为《中庸》这篇名篇，原本是平常而可以通达的。现在论人情性的平常应用，是喜怒哀乐，而其中最平常的，则是喜怒哀乐之未发。”

问：“先儒说心虽然（‘虽’恐怕有误——标点者注）寂静的时候，才是未发，难说平常就是未发。”

答：“《中庸》原先说定喜怒哀乐而后区分未发与已发，难道不明白有两段时间吗？况且细看我们整天喜怒哀乐，必定要等待外物感应才发作，而不发作的时候则更多。感应外物则欲望动而情感胜，将或许难免，而未发的时候则顺任天的便利更多。《中庸》想要学者得见天命的本性真实，作为中正平常的极致准则，而恐怕他们不知道吃紧贴体，于是指着喜怒哀乐未发的地方，使他们反观而自得。那么这段性情就可以中正平常，就可以平常中正，也就可以确立大本而其作用无穷，通达大道而其应对无方了。”

问：“人的情欲多端，虽然喜怒哀乐未发而憧憧往来也很多，怎么能就允许他们反观自得呢？”

答：“你对上下文的意思欠理解。因为起初‘道不可离’，是见道已经微细，其次‘戒慎恐惧’，是卫道已经严格，再加上喜怒哀乐一无所感，此时天性浑然，大可想见。不在这里寻找中，更从哪里寻找中呢？我每常在这里重叹圣人的苦心，也每常在这里深感圣人的厚恩。”

问：“中以立本，和以达道了，为什么却又要致？”

答：“致字是致物与人的致。推开一步说，虽然义兼极致，而实在天地万物上着力。因为圣人作《中庸》是五十学《易》之后，直接看见乾坤的本体，易则易知，

译简约则容易遵从，有亲和力才能长久，有功效才能宏大。认定天命流行不息，人性本来都是善的，没有偏邪，没有歪曲，广阔平坦，所以从喜怒哀乐尚未发动的地方指出这是天下的根本，从喜怒哀乐合乎节度的地方指出这是天下的普遍道理。既然中和与天下大同，那么圣人必定要使天地万物都处在其中，这才算是确立了最大的中正；必定要使天地万物都达到和谐，这才算是实现了最大的和谐。所以德称为达德，道称为达道，用三重来统领，用九经来遵循。对它们加以品第节制，这就叫做礼；对它们加以鼓舞激励，这就叫做乐；对它们相互安适、彼此相忘，这就是最大的顺从与教化。而达到至诚至圣的境界，之所以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从而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以辅助天地的化育，进而与天地并列为三。

译尊崇德性，践行问学

问：“关于‘尊崇德性而践行问学’的议论不一，应当如何看待？”

答：“先前在京师集会时，我曾讲解过这一章的全部内容，各位老辈都以为然，请让我为诸位诵读：‘伟大啊，圣人的大道’，这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大道。‘发育峻极’，是说圣人安顿万物、确立秩序的功业教化；‘礼仪威仪’，即是达到中和境界的具体事务，也是功业教化得以成就的根本。优游充足，大概是因为经典礼制和日常礼仪周详完备，毫无欠缺，使万物各得其所，所以能够如此发育成长。这也就是圣人的至高之道。然而圣人是从何处获得这一切的呢？这是因为德性达到了极致，自然在举止动作、周旋应对中合乎礼法。人如果缺乏圣人的至高德性，却只羡慕圣人的至高大道，那么‘人如果不仁，又怎能实行礼呢’？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又怎能实行礼呢？至高之道终究不会为我所凝聚。至高之道凭借至高德性而凝聚，这就是德性应当被尊崇的原因。尊崇德性的功夫，就必须向古训学习，向师友请教。如果德性本来广大，就用学问来推致它，而不失其广大；如果德性本来精微，就用学问来穷尽它，而不失其精微；如果德性本来高明中庸，就用学问来穷究它，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以上这些都称为温习旧知，因此温习则德性的智慧日益更新，对于三千三百种礼仪体察没有不明了的，而且德性的深厚日益敦厚，对于礼仪威仪忠信没有不贯通的。礼岂有不尊崇的道理，道岂有不凝聚的道理？上面都用‘而’字，到这里却用了一个‘以’字，可见许多功夫都是为了尊崇礼而言的。礼既然能够尊崇，那么居上位时以礼居上位，怎么会骄傲呢？居下位时以礼居下位，怎么会背叛呢？说话以礼说话，沉默以礼沉默，又怎么会不兴起而不被包容呢？所以《诗经》中‘明哲保身’的诗句，正是说温故知新的智慧保护了我们那举止动作、周旋应对合乎礼法的身体，而天地万物都在我们的度量之内了。圣人之道如此宏大，本来就是这样啊！”

卷之二

问：“颜回‘不违背老师的教诲，看起来像愚笨的人，退下来观察他的私下行为，也足以发挥老师的教诲’，不知道孔子私下观察到了颜回什么？”

答：“这段文字的含义需要我们用心体会，不容许浅尝辄止地看过。如果浅尝辄止，那么现在的注释说：‘孔子看到他日常生活中的动静’，你试着想想，孔子看到的仅仅是颜回日常生活中的动静，那何必还要私下观察呢？即使相对领受教诲的时候，不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动静吗。依我推测，‘发’字是‘发明’的‘发’，正与‘无问辩’相对照。就像孔子出去后，门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孔子出去后，就是曾子的私下之处，‘夫子的道’等等，就是曾子足以发挥的地方，这难道不是更明显直截吗？况且这段文字的精神原本关系到学问，不是小事。因为我们夫子求学的主旨是求仁，而他的功夫只是学习不厌倦而教导不疲倦。当时的门人，只有颜回能心意相通，将夫子不厌倦不疲倦的精神竭尽全力地辅助弘扬，所以说：‘自从有了颜回，门人日益亲近夫子’。他之所以能使众人亲近夫子的教诲，正是因为他善于发明和鼓舞大家。至于颜回不厌倦不疲倦的精神，又只有曾子知道，所以曾子形容叹息说，那些不能的人也去问他一问，稍微能的人也去问他一问——别说稍微能的人和不能的人，即使有人不知而用言语脸色去冒犯他，他也一点也不计较，还要去与他问辩并接引他。从曾子对颜回的赞许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是合为一个人的。后来颜回短命，这个人就残缺不全了，所以孔子说：‘天要丧我啊！天要丧我啊！’这都是实事且是苦情。全靠他造化好，却得到了曾子这个人，再传又得到子思，又得到孟子，便把这身命接续延长直至我们。今天一堂人聚集，讲明道学，那么身体便都是替他坐，口便都是替他说，眼便都是替他看，而耳便都是替他听，颜回的命才不短，而孔子的丧叹最终也可以免除。圣门求仁的学问，必须这样理解。我们仁身的功夫，也必须这样图谋。只要得不厌倦不疲倦的一段精神直与孔子、颜回、曾子打成一片，我担保百世之后的人，也又会替诸位君子接续寿命于无穷。”

问：“知之为知之”一章。

答：“我们做学问，大概是学习圣人，圣人是明达通达的，知是明达实在的。夫子告诉子路关于‘知’的道理，就是告诉他通达明达的圣人之道，特意呼唤他的名字以引起他的珍重。也因为当时在门高弟中，自颜回以下，聪明只有子贡，子贡以下，勇往直前只有子路。他们都是确实要做圣人的汉子，奈何两个途径都错了，只晓得要做圣人，而不晓得先去理会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虽然晓得从‘知’出入圣境，而不晓得理会‘知’之所以为‘知’是本然的知，而不是见闻的知。所以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你想从‘知’进入圣境吗？我将教导你‘知’之所以为‘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