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闾先生集卷二

译先生常说：“怀柔侯施聚很善于守卫边疆。他对待边墙，只把它看作普通人家的院墙，不要求修得过高过厚，但修筑维护有自己的方法。每座台堡都有墙，木板稍有破损缺裂，等到巡视至太阳升高以后，确认没有警情，就只留一人瞭望，其余人哪里坏了就随时修补，年年照此办理。因此边墙从不会出现严重损坏、极度破败的时候，也不会有扰民妨农的举动。这样又怎么会有从千里之外调集民夫的祸害，以及饥荒、疫病和死亡的忧患呢？” 施公曾说：“修筑边墙，并不是因为它能阻止敌人不来，而是为了知道敌人的出入。至于调兵杀敌，那是由我们这些做将领的人来负责的。” 这真是老成持重的谋略啊！后来那些不了解边防事务的人，往往把墙修得又高又厚；既然耗费了民力，墙一旦出现损坏缺口，又不是台堡的军队能够修补的，便任由它大幅损坏，等到必须修缮时才发动大批人众重筑。于是敌虏猖獗，军民困苦，比起从前差得太多了。到这时才知道，老将的见识和谋虑多么深远，不是后辈浅薄的谋略所能赶上的。有人问：“魏公的气量，固然是心胸宽广，但恐怕也有所偏失。比如军中斩杀一个士卒、毁掉他所掌管的东西，在他看来都和平常事一样。我私下认为，应当发怒的事情还是发怒才对。比如舜诛杀四凶，也未曾不发怒啊。” 如今魏公在这种事情上竟然完全不发怒，不知这是为什么？” 先生说：“也不是不发怒，只是他发怒时别人察觉不到，不像如今的人那样惊讶张扬。” 休妻的七种情况和三种不能休妻的情况，大体原则就是这样；至于变通处理，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妻子先前贫贱、后来富贵，却不能休弃；如果是没有儿子、喜欢多嘴之类的情况，可以这样处理，但淫乱的人难道也可以不休弃吗？由此类推，自然就可以明白了。其余读《文中子》时，读到辞人不愿出仕的地方，先生说：“这是实在的事情，说得自然很好，和其他地方不同。” 韩文公写给宰相的求荐信，也实在浅陋。谢迭山反而还称赞他善于占据有利地位；他已经把旗枪放倒了，哪里还谈得上占据有利地位呢？” 求学必须立定志向；如果不立志，绝不可能有成就。譬如射箭，必须先把目标对准箭靶中心，然后才可能射中；至于射得远近大小，那就取决于力量了。如今不立下高远的志向，正如射箭的人不瞄准箭靶中心，胡乱放箭，又怎么能够射中呢？《白鹿洞教条》和《夙兴夜寐箴》，应当时时刻刻记在心中。读《元城语录》时，看到“不免夹杂异端和术数”的说法。孔子对弟子只称名，到了程门，便有“秀才”“贤辈”“诸君”等称呼了。如今做将领的人，由于不学习、少懂义理，大多任意放纵奢侈。如果想使情况好转，必须有一名儒官来教导他们，严格考察辅佐者和将领的善恶实绩，据此予以升降罢黜；这样或许做将领的就不敢任意妄为了。《六书本义》这部书，虽然不属于关系重大义理的著作，但它阐发字形和字本义，确实很有道理，不是其他凭个人意思著述的书所能相比的。有人问：“寂静到了极点而发生变动，是圣人的复归；难道普通人的心就没有动静吗？” 先生说：“普通人在应当安静的时候，也不能真正安静，所以说：‘寂静到了极点而发生变动，是圣人的复归。’ ” 这个道理无处不存在，也无时不如此。人只要不让私心杂念从中阻隔，道理就会自然流行。先生阅读《朱子语类》时，便命士谘说：“可以把其中明白而切要的内容标出来，仿照《近思录》按卷分类，抄编成一部书，拿给学生以及乡里读书的人和诵读佛经的老人们看，用来消除愚昧习俗的迷惑，也可以得到进入正道的门径。如今世上没有人才，都是学校把他们毁坏了。在位的人应当设法处理这件事。如今的教官极少有称职的；如果提学官能选得合适的人，就应当考察他们，不合格的予以罢黜，或者改派其他职务，务必选有德行的人担任，这样人才才有希望。” 先生教导门生说：“求学首先要端正志趣方向；志趣方向端正了，才可以谈求学，否则最终免不了归入小人一类。如今有人听见别人说想学习圣贤，便讥笑嘲弄他；难道不学习圣贤，反而只是学习小人、学习愚人吗？你们只管安心阅读《小学》，一定要以圣贤为志向，懂得了就去实行，这就是君子一类的人。等到义理已经明白以后，再去参加科举；考中或考不中，就要听凭命运了。如果志趣专门放在取得功名利益上，就是小人了。眼前由科举进入显要官职，却因贪污不忠而自取败坏的人，常常都有；都是因为志趣不正，只想着取得功名利益罢了，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 黄氏东发，是个质朴拘实而缺少智慧的人，说话多有糊涂之处。古代的政事和学问本来是一回事；如今的人把学习归学习、政事归政事，割裂成两件事，所以所学的只是空口诵说，从未用于政事；至于处理政事，也只是凭个人私意和小聪明，从未以学问为根本。所以如今处理政事的人，刚强的偏于刚强，柔弱的偏于柔弱；间或有能做到其中一两点的，也不过是天资偶然相合，并不是学问所带来的功效。因此，若想使政事尽善尽美，就必须以学问为根本。白沙答张廷祥诗中所谓“我能够掌握其中的关键，何必去窥看尘封的书册”等话，不免有过分自高的意味。白沙读《泰誓》时，在褒贬抑扬之间也有过分之处。先生曾说：“白沙后来寄来书信，说他从前讲学的话可以全部烧掉。” 这话中含有不满的意思。做上位者，既然自己不贪，还必须严厉明确地禁止属官贪污，这样才会有实际的恩惠施及百姓。如果不能禁止他们，怎么能够把事情办好呢？读书必须联系实际，认真考察自己。比如读到《孝弟》一章，就应当反省自己说：“我能做到孝悌吗？我有犯上作乱的过失吗？” 自己没有的善行，就要勇于去做；自己有的恶行，就要赶快改正。只要谨慎守住这一点，就是读书的方法。刘向说：“董仲舒比不上管仲、晏婴，但也不逊于伊尹、吕尚。” 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这话说得过分。刘向的话固然有失当之处，刘歆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正确。董仲舒比不上伊尹、吕尚，这本来是事实；但若说到他端正义理、彰明道义而不计较功名、不谋求利益，管仲、晏婴哪里曾经真正见识过他呢！” 圣人的法则细密周详，而不粗疏草率。比如判断一个人贤能还是不贤能，初次见面后，不能就说“我已经知道他的为人”，必须仔细试验、考察他。如今人们观察别人，见一面就说已经看透了实情，真是俗话所说的“假老练”。小人留恋故土，比如住在不仁的乡里，不肯迁到仁厚的乡里去；又比如住在混乱的国家，贪恋富贵而不肯离开，这就是留恋故土，并不是比喻说法。有人问：“尹氏做母亲时，每天诵读一卷佛经，朱子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并加以说明，您认为怎么样？” 先生说：“尹氏是个忠厚笃实的人，不违背母亲的遗言，所以朱子称取她。不过，这也正是尹氏之所以成为尹氏的地方罢了。假使程子的母亲信奉佛教，程子一定能够用道理劝明她；如果她仍不听从，那么程子也会像尹氏对待母亲那样，恐怕还会另有处置，不会只这样罢了。”

译先生读白沙先生亲笔写的《为学之方》，感叹说：“白沙先生天资很高，用功很深，真是豪杰之士，不会被世俗风气所改变。” 又说：“白沙先生在《潜轩赋》中说，求学的道路在于以宁静持守为根本，把它作为处理事务、建立功业的基础，求学的人应当深深体会这层道理。” 先生曾说：“我听说，君子读书，必须探求其中的大旨和义理，不必纠缠在琐碎的传注之间。” 求学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责怪别人，都应当安然接受，把它看作命运如此。连精深微妙的义理尚且还想加以讲求，何况眼前的事情，有什么难以看清的呢？只是被自己的私意遮蔽了，于是有些事情便看不清，只知道责怪别人。我读《薛文清读书录》，认为其中所说克制私欲的事情非常好。韩信在军中向李左车请教，这正是他聪明过人的地方。今天的人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都是因为这颗心不明白事理罢了。骄傲懒惰的心一旦产生，人自身就已经开始败坏了。黄东发说，皋陶掌管刑法而子孙没有名声，不能同禹、稷、契相比；韩信掌管军队而宗族被夷灭，不能同萧何、曹参、张良相比，这真是浅薄荒谬的话。皋陶得到道统的正传，尚且还说他因为掌管刑法而给子孙带来灾祸，却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掌管刑法能够使后代得到福泽呢？韩信因谋反被诛杀，竟拿他来同皋陶相比，这是多么荒谬啊！至于萧何、曹参、张良三人的后代，有的成为异端之徒，有的成为篡位弑君的贼人，这些都算是给祖宗增光，又有什么可自卑的呢！有一代的风俗，有一地的风俗，有一州一县的风俗，有一乡的风俗，也有一家一户的风俗。读书做士人的人想要改变这些风俗，本来就应当从自己一家开始。偶然看到李性文评论说：“朱子的文章比程子的文章写得详细，是为了阐明道理给人看。如今竟把程朱文章详略不同说成是天分有差别，这是错误的。” 又说：“拿程门文章还带有训诂家的风气，来对比苏门文章尚未摆脱纵横家的习气，这样说是不了解轻重。” 英宗复位的诏书，人们说是岳先生所作，其中说：“国家历经多难反而兴盛，汉高帝从平城脱险而开创汉朝；内心深怀忧患而启发圣明，周文王从羑里获释而兴起周朝。” 这些话由臣下在表章中称颂还可以，君主自己难道可以这样夸耀功劳吗？他曾评论天下的士人说：“我在京城中，只看见一个白沙先生。” 任用人才就像医生用药：知道和缓药物适合长期调治，却不擅长应付急症；峻快锐利的药物去病很快，却也可能损伤人体的正气。只有使用得当，才能保全它的好处而避免它的害处。先生教人一定从《小学》开始。当时科举之学盛行，人们往往把《小学》放在一边不读。他常常命令学生说：“不愿意读《小学》的人，不得留在馆中。” 于是，《小学》的教化便在乡里广泛推行起来。先生常说：“后世的人只要知道改正过错、趋向善行，就可以同他一起有所作为。” 他曾想选取古人改过自新、成就自身的事例，编成一册，用来教化乡里；然而由于急于修养自己，最终没有完成。先生曾说：“东辽应当祭祀的，是马都督云、叶都督旺。这两人奉高皇帝的命令渡海来到辽东，招抚夷夏，安定军民，开创卫所，建立学校，洗除腥膻之俗，使穿左衽衣服的人转而成为遵守礼义、穿着衣冠的人。为了报答他们的功劳和恩德，怎么可以忘记呢！” 于是乡里的老人向上级官司请求，备文奏报朝廷，但最终没有建成。都督胡忠分守此州时，见到马公的玄孙一辈，感叹其先世的功德，想为他建造家庙。先生听说后，派人告诉他说：“与其把马公的祠建在家中，哪里比得上顺应百姓的心愿，把它建在我们州里呢？” 胡公说：“我考虑得不如您周全。” 于是就在城南的空地上建了祠堂，至于庙额和祭祀用品，还要等待国家礼典的批准。”},{ 《张汝弼传》记载：某位达官认为，前代选取士人凭借辞赋，所以才有道学的说法；如今选取士人纯粹依据经义，还谈什么道学呢？先生回答说：“这不正是先贤所说的，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是亲身实践，还是只会诵读谈说，是精确切实，还是粗疏草率的问题吗？据此加以辨析，那么认为致力于经义就等同于道学的人，也就错了。” 先生常常想到必须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认为不应把夷狄盗虏安置在边墙附近，天天让他们窥探侦察我方边境，更何况还有把他们容留在墙内的；这样一来，我方边境的远近、虚实、人数多少和力量强弱等情况，全都被他们掌握了。从前贼寇不靠近边墙，想来侵犯我方边境时，必定先派奸细前来窥探；如今自从不再辨别华夷以后，人人都成了奸细。因此，一旦军营撤走以后，夷虏造成的祸患惨烈得无法尽述。这件事既然已经有明显的后果，边地的人却仍然沿袭旧路，只是苟且顾及眼前，不顾将来的祸患罢了。何况贼寇的老小家属住在本州，却到邻州去劫掠；人们虽然知道这件事，也只是昏昧地听之任之，这是什么道理呢？况且这些贼寇既然已经在边墙以内，还有什么地方去不了？他们抢夺剥取衣服，奸污妇女，所有这些事情都被藏匿起来。大概是因为上面忌讳谈论这些事，人们自然都闭口不言了。再说，地方既然供养这些人来守卫边境，他们自然就会懈怠疏忽。他们想到：既然这些人贪食我方供给，又不来盗扰边境；即使另有贼寇，杀掉这些人也可以免罪，还能因此升职。边防之所以彻底败坏，原因全在这里。” 古人说：“明确知道对方是贼寇，敌人才可以被制服。” 从前法令制度严明的时候，夷虏离边境很远，瞭望台的士兵一看见他们就举烟、放炮，而官军严加防备；有时等到他们夜间住宿，便命令步兵前去劫袭。因为这样，贼寇一靠近边境，除了把他们当作贼寇处置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如今却容许他们住在边墙内外，怎么能够防守边境呢？戊申年的敕谕说：“旧例不许你们靠近边境，如今朝廷怜悯你们贫困，暂且允许你们靠近边境躲藏，但精壮的人仍须住扎在三四百里以外，负责防护。” 朝廷何曾允许他们成年累月住在墙下、墙内，完全不讲华夷之别呢？他教导门生说：“读到‘格物致知’，就必须一件一件地穷究其中的道理；读到‘诚意’，就必须切实地喜爱善行、憎恶恶行。这样才会真正有益。” 他读《通书·诚下章》的三条注释，其中引用朱子关于“未发之中”的论述，便说：“这段话不对，应当只是尚未定论的说法；把它引在这里，是编纂者疏忽荒谬。” 后来考查《大全集》才知道，这其实是朱子写给张敬夫的信，文公的注释说：“这封信的说法不正确，保留下来是为了看出议论的始末。” 于是他感叹修订官修书籍的人不用心。《中庸或问》中“必有事焉”那一段，应当反复涵泳体会。

译又说：“如今的求学者，大多放纵旷达而不恭敬，这是一个大毛病，正是圣门所深恶痛绝的。所以说：古代的圣贤，一生都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地度过。比如《尚书》称说尧，开头便说他‘钦明文思’；称说舜，便说他‘温恭允塞’；《诗经》称赞成汤，说他‘圣敬日跻’；文王‘敬止’之类的说法，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求学的人想学习圣贤，必须戒慎警惕、心存畏惧，去掉放纵旷达的毛病，这才差不多能够入道。” 先生说：“我上不能对朝廷有所帮助，下不能对乡党有所帮助，如今你们这些学生来跟随我，如果再拒绝你们，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况且你们来跟随我，是因为认为我年纪稍长，见识比较明白罢了。但必须有相信我的意思才好；如果不相信我，那就没有益处。古代圣人作经的本意，是想使人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并落实到自身实践，不是只让人记诵它来应付科举、猎取声名、取得富贵以荣耀自身。如今你们这些学生必须懂得这个道理，不要辜负古代圣人著书立言的本意。如果说我们这些人所希望的只是科举功名，那就完全不是我今天对你们的期望。况且师生之间，也应当有朋友相处的意思；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有可疑之处，你们应当当面向我询问。这样做，不但对先生有益，对弟子也一定有益，所以说：‘侍奉老师，不要冒犯，也不要隐瞒。’” 于是他谈到同朋友相处的道理说：“我看你们这些学生对于朋友的过失不敢明说，害怕朋友责怪自己，这非常不合交友之道。我一向不怕朋友责怪；朋友有过失时，我从来没有不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帮助他改正的，只有等他不听从之后才停止。我感念你们来跟随我，不得不把这些话明白告诉你们。要努力，要努力！” 又说：“治理政事必须培养人的廉耻心，对下级官员不可动不动就呵斥、鞭打，即使地位最低的吏卒，也应当用廉耻心来教养他们；这样他们才知道自重，并勤勉办理公务。” 又说：“如今的文官，即使在六部等衙门中也有下属，但不专门依靠鞭打来管理他们，是因为人知道羞耻。武官难道就不是人吗？只是上级不以廉耻之心来教养他们罢了。如果真能这样实行，改变社会风俗也不难。” 又说：“我在科道任职时，常看见同僚因为吏员有一点小过错，就辱骂鞭打，把他们当作狗和猪一样对待，心里非常不平。我对同僚说：‘他也是人，如果不按人的道理来对待他，他只会更加轻视自己，也会更加没有羞耻心。’” 又说：“朝廷授予高爵、给予厚禄，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那几个贫穷的百姓罢了。如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反而听任别人虐待伤害他们，却还说：‘我是廉洁的，我勤于公务。’ 这样能够算忠臣，能够不辜负朝廷的恩德吗？” 巡抚的职权同巡按不同，大体上必须巡视、安抚一方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生活，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处置。曾有人一到任，就立即参奏许多官员，这也未必妥当。必须先走遍各地，访查他们的实际行为，发布命令来警戒劝勉，使他们改过悔悟。如果不遵守命令，然后再把罪恶特别严重的人举奏上去加以惩罚，那么各级官员自然会知道害怕，不敢贪污暴虐。如今一上任就参奏许多官员，那么被参奏的人未必是罪恶最严重的，而罪恶最严重的人反而从来没有被参奏。又说：“法令必须简明扼要，人们才容易遵守，也才能长久施行。如果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哪里能够长久实行呢？” 如今人们举行宴会时，如果编作歌诗，语言明白易懂，不必过分修饰，让身边的人唱出来。有时针对父子骨肉之间，就讲孝顺和慈爱；有时针对同僚之间，就讲彼此勉励，不要忘记公务；有时讲饮酒不可过量；有时讲醉酒以后举止仪态和言语都应谨慎；有时以古代清廉的人作为劝勉；有时以贪污的人作为警戒。使人们在宴饮欢乐的时候，也不忘记警醒戒惧的意义，这也是很有益处的。先生说：“如今人们看见有人勉强约束自己、努力持守，就讥笑说：‘某人这是故意做作，不是真诚。’ 我曾说：‘只要他肯这样做，也就很好了。’ 我曾经说：“只要能够这样做，也就很好了。” 比如本来好色，却能约束自己不去好色；比如本来好酒，却能约束自己不饮酒。这正是克制矫正自己的功夫，怎么能说不好呢？如果任性胡来，只管好色饮酒，却说：“我的姓情就是这样。” 把这种人说成诚实而不造作，难道可以吗？” 孔子回答别人时，总能切中对方的弊病，说得这样好。不过，他又不像那种说话爽快的人。如果是孟子，就很像说话爽快的人了。人的欲望无论大小，只要被它所困，就会受到牵制而不能自拔。有些人刚做官时清廉，等到任职结束时，大多已被两个贪图利益的官吏诱惑了，所以对此不能不谨慎。又说：“官员对于属吏，应当用德行感化他们，早晚不断劝告他们说：‘我和你都应当做一个好人，不能破坏法令而贪污。如果贪图贿赂，虐待伤害百姓，和盗贼有什么不同？如今我们看见盗贼，一定深深憎恶他们，怎么能自己做盗贼却毫不顾忌呢？上天难道不会给他家降下灾祸吗？’” 这样早晚不断地告诫劝导，他们也就可能省悟并受到感化，不再作恶。有人问：“所谓神，就是事物作用的神妙。只说作用本身，就是显而易见的作用，不算神。作用中具有神妙之处，才叫神。说的是事物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的道理。例如雷在震动、风在吹拂、火在燥烈，这是作用；使雷能够震动、风能够吹拂、火能够燥烈的根本道理，就是神。” 先生说：“是这样。” 有人问：“‘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显著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异端学说不是这样，所以才有抛弃人事而专求天理的说法。” 先生说：“世间的教化不明白，所以谈天理的人不知道把天理落实在人事中，谈人事的人又不知道人事本来根源于天理；因此，一种流于粗疏浅薄，另一种陷入高远空虚。” 又说：“理虽然有不同的名称，实际内容却是一个。圣贤真正认定了它，所以从横向说、从纵向说都能说得通。譬如称呼一个人，可以称他的名、字、官职或别号，所指都是同一个人。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听到称名就知道是某人，听到称字或称号却不知道了。这样看来，他虽然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实际上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人。” 本朝吴康斋先生的事迹，我不知道详细情况。白沙说他从来没有著书，意思是认为如今著书的人对理并没有什么发明，不过是为了求名罢了。有人问：“关于格物致知的学说，程子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为什么他的门人所说的却很少有不出问题的呢？” 先生说：“程子并不是在同一时期、用同一种方式讲这些话；门人有的听到过，有的没有听到过，而且每个人的资质禀赋不同，又有些人跟随他不久就做官去了。只有资质高、跟随时间长并且认真实行的人，才会体会得亲切。如果只是某一时听到先生的教诲，没有完全实行，虽然知道那是好话，却把其中十分切要的内容当作普通的好话来欣赏；理解稍有不同，最终就会相距很远。”

译学校是朝廷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把义理放在首位的地方。像不孝、不悌、不忠、不信、没有廉耻的人，培养他们有什么用？上级官府对于这类人，应当查访出来并罢黜他们，然后人们才知道应当致力于根本。否则，这类人即使文章写得好，最终又有什么用呢？如今教年幼子弟，只知道教他们读书作文章，对洒扫、应答以及冬天使长辈温暖、夏天使长辈凉爽这些礼节，反而几乎不加注意，都是因为世间教化不明的缘故。这就是人才难以得到的原因。王绣衣经过义州，让儒生施行家礼，想在二十五卫普遍推行此礼，于是向先生询问。先生替他略作增删，说：“礼必须阅读并且练习，孔子尚且曾和弟子在树下练习礼仪；练习熟了，实行起来自然容易。官府文书只须列出大纲，使实行的人能够根据纲领考察各项细目，就可以了。” 他看小学的书，说：“一定要这样，然后才对身心有益，才是圣贤之学。” 其他学说并不是没有一点长处可以取法，只是得到的少，失去的多。只有修养身心的学问，推广开来用于治理人民，才能达到赞助天地化育、与天地并立的境界。有人来请求成为他的私人属下，先生便用正当的道理开导他。那人退下后，先生对家人说：“他来是按照私意求我，我却用正道劝导他。他想把别人拖下水，我却把他救上岸，这不是很好吗？” 白沙的诗，正像朱子的文章一样，自然含有许多意味。读陈翰林、张御史以及《唐音》中的诗，说道：“唐诗本来并不是十分好，但被那些仿作者拿来相比之后，反而觉得它还算好。” 古代的天子、公卿亲自在上面实行道德，所说的话、所做的政事都可以作为人们的榜样，人们怎么会不向善，社会怎么会不能得到治理呢？后世既没有教化，风俗又不美好，人怎么能向善，社会怎么能得到治理呢？大体说来，人的性情是顺从风俗容易，违背风俗困难。如果风俗确实良善，即使资质在中等以下的人，也都会在熏陶浸染中逐渐变善。如果风俗不善，就必须有豪杰之士挺身而出、特立独行，和不良风俗抗争，才能去恶从善；力量稍弱的人，已经经受不住众人的排斥了，何况资质更低的人呢？后世行善如此困难，这就是贤能人才不容易得到、社会也不能经常安定治理的原因。于少保所做的事情，确实有按理应当处死之处；但当时杀他，却不是因为他该负的罪。英宗被扣留在敌人的朝廷，郕王监国，少保辅佐他，本来应当卧薪尝胆，期待恢复英宗、报雪不共戴天的仇恨后迎他回来。可是没过多久，郕王便登上了天子之位，不再有讨伐敌人的心思，而且废掉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等到敌人亲自把英宗送回来，景泰帝只同他见了一面，便把他幽禁在南内；这些都是少保掌管国政时发生的事，难道不是有应当处死的理由吗？然而，说他迎立外藩以树立个人恩德，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又说：“于公才干很大，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很少有人比得上他；只是没有明白大义，所以竟到了这个地步。” 有人问：“郕王想登上帝位，少保应当怎样处理呢？” 回答说：“当时英宗被敌人俘虏，人心动摇不安，郕王虽然监国，也只顾恐惧自保，哪里还敢有其他想法？在这种时候，少保应当妥善处理，让郕王向天下发布诏令，说明监国是为了报仇复国的大义；谁敢上书说要让郕王正式即帝位，就定为奸党，并治以本人和全家的重罪。这样一来，即使后来郕王产生邪念，又凭什么能够改变局势呢？当时既没有这样处置，后来又步步都不能以死进谏，不能引退离开，却仍主持国事、任凭权势运行，竟使英宗被禁闭在南内，这颗心怎么忍得下去呢？” 又说：“于公为人清白，抄没家产时，他家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人的大节，就好比人的四肢。四肢完整而患有疾病的人，还可以调理；如果缺少一肢，还能称作完整的人吗？荆楚一带那些能帮助君主开辟土地的人，全都是周天子的叛贼；他们都是帮助父亲欺凌祖父的人。所以君子首先要致力于懂得大义，然后才顾及细微之处。先生曾说：“我一生中凡是按理应当做的事，就一定去做，最不会顺从人情世故，所以常常招致别人惊怪，原因就在这里。然而，人处世绝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对的。如果能让所有人都说好，那就成了‘乡里人都喜欢他’，也就有了苟且迎合的行为。” 我前天上书进言时之所以苦口婆心、竭力直言，是因为这颗心自己实在不能停止。大概是因为当时不能尽到谏官的职责，时机又到了应当退下的时候，怎么能不退居家中呢？如今朝廷任用贤能、采纳劝谏，正是大有作为的机会。我虽然正在守丧并休养治病，也不能不进一言。否则，凭什么回应朝廷任用我的心意呢？” 有人问：“静止的事物依赖运动，运动的事物又依赖静止，一切道理都是如此。例如草木土石是静止的事物，都能自我满足，不依赖动物；鸟兽之类的动物，却必须吃草、栖息在树上。所以凡是静止的事物，大多能自给自足；运动不止的事物，大多会有所求取。因此，人的寡欲多半根源于安静自守，而躁动奔忙的人必定多有贪求。” 先生说：“也确实如此。” 有人问：“人的视、听、思考、忧虑和行动，都是天性；人只须在其中辨认哪些是真、哪些是妄。例如眼睛有观看的道理，耳朵有听闻的道理，眼睛不能听，耳朵不能看，这难道不是天性吗？然而人用眼睛看东西、用耳朵听声音，就有合乎真实和妄用的区别。所以看得明白、听得清楚，便是真；看不该看的、听不该听的，便是妄。譬如火有焚烧灼热的道理，刀有裁割的道理，这本来就是事物固有的规律。就人的使用来说，用火、用刀恰当，就是合乎真实；如果拿火去焚烧别人的房屋，拿刀胡乱砍人，就是妄用了。” 先生说：“是这样。” 《医闾先生集》卷二 ●《医闾先生集》卷三 《言行录》第三 先生说：“人人都知道神妙作用的神，却不知道没有明显作用之神的神妙。比如这颗心，能够藏纳过去、知晓未来，无法测度，还有什么神妙能比得上它呢？它在天地开辟以前可以追溯，在万世以后可以推及；向上高达苍穹之外，向下深至黄泉之底，有什么不能贯通呢？这颗心的神妙就是如此，可惜如今的人都错误地使用了这颗心。” 在京都推行教化，也很难改变风气。此前贵戚勋臣之家极其奢侈浮华，必须由君上亲自实行节俭来感化他们。还应多设武学，选拔有才德的人主持其事；凡贵戚勋臣及其子弟都收进来接受教育，严格遵守师生之间的礼节。即使已有职务在身、负责事务的勋臣，也要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入学听教并行礼。凡是举止行动、衣服、宫室、饮宴、车马等方面，都一一按照规范教导。有遵从教导而表现超过他人的，或违背教导而不守法的，准许老师每月陈报，以此作为奖赏或责罚的依据。如果这样做，那么豪门大族先变好，人人也都会变好。就会像雷鸣震动、风行草偃一样，谁还能阻挠呢？可惜如今并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