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闾先生集卷三

译人才的成长，关键必定在于教育。例如永嘉人从小都能写大字，就是教育造成的。假如有这样一位大臣，专一坚定而没有其他技能，内心安闲宽厚，仿佛能够容纳万物。我想，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果连富贵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谈什么道理！读到《庄周》中不合于孔子的地方，说：“如果在夏、商、周三代，有人敢这样说，就一定会被诛灭。” 又说：“如今做官的人，实在很难做，大概是因为到处都有宦官干预的缘故。” 按照祖宗制定的法度，都指挥使、布政使、按察使和御史之间，应当彼此以主客相待。如今却被“谄媚”和“骄傲”这两个字破坏殆尽了，真可惜啊！杨信民只是因为真诚爱护百姓，所以百姓爱戴他如同爱戴父母。做官必须懂得大体，例如担任巡抚，就必须铲除奸邪、革除弊政，抑制坏人、褒扬好人；但如果宽纵怠慢、姑息迁就，就失去应有的体统了。谈到治理政事时说：“只要有一颗谦虚自处、向人请教，亲近贤者、以求道为乐的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 朱文公被授予官职时，因为当地有宦官，且形成了监司与宦官互为主客的惯例，于是竭力辞掉了这个官职。唉！如今监司对宦官的关系，简直就像弟子对待严厉的老师一样。以朱文公的才华和德行，宁宗还在东宫做太子时就已经仰慕他了。等到登上帝位后，起初虽然召他任用，但不久就把他遣退斥逐了。何况那些平素彼此没有交往的人，怎么可能信任他们呢？所以君臣能够相遇并彼此契合，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刘七丈担心族人众多而经常互相争斗，先生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平息这种争斗。” 刘七丈起身请问，先生说：“这件事应当用道德教化来解决。如今如果确实能够依照朱文公的《四时祭礼》逐项实行，祭祀结束后分食祭品，不要让异姓亲属混杂在一起，并依次确定伦理关系、深厚彼此的恩义。子孙中有品行优异、不同于众人的，就奖赏他，用来劝勉众人；有过错的，就责罚他，用来作为警戒。如今若能这样做，施行一二年之间，大家都会受到感化而和睦相处了。刘七丈起身致谢说：“谨遵您的教诲。” 因而谈到韩信的事情，说：“义与利之间，所争的其实并不多。韩信不懂得大义，所以后来落到叛逆并被灭族的下场。他当初拒绝蒯通时，所采取的立场本来是对的；但他的想法是汉王厚待他，因此不忍背叛汉王，却不知道君臣名分一旦确定，尽到臣子的职责就是忠臣，背叛君主就是逆臣。君主即使薄待我，甚至把刑罚杀戮加在我身上，我也只应当守住做臣子的义理，难道可以背叛他吗？韩信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君主厚待他时，他就竭尽全力报答；被贬黜降职时，他就心怀怨恨，图谋叛乱。他的心里只知道利益罢了。” 小司马评论文章，见识浅陋得厉害，他所写的赞语可以删去。曹操本来是汉朝的贼臣，后人只应当直呼其名。世上编纂诗集的人，却称他为“魏武帝”，这是多么荒谬啊！看见有人把古人的诗逐首和作，便说：“耗费精神、虚度岁月，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悲啊。” 又说：“即使写得好，也不过是假借景物、虚构情感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和同僚朋友相处，必须敞开心胸、以真诚相待，这才合乎道理。周太王迁都时所说的话，孟子记载的那几句最好。其中说“不能因为养活百姓的地方而伤害百姓”，确实是迁都的真正用意；其中说“你们几位何必担心没有君主”，这个意思尤其好，因为这并不是冷漠地舍弃他们离开。韩文公写《琴操》，只说到了不能因为养活百姓的地方而伤害百姓，却遗漏了后面这一层意思。荀彧替曹操这个贼臣出谋划策，直到老年最终自杀，正所谓死有余辜。在丧乱的时代，那些只有一点才华、却没有听闻大道的人，没有不落得杀身灭族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遇到英明睿智的君主，即使身居大臣之位，才识超过常人，又得到君主宠信任用，能够裁决重大疑难、处理重大事务，但一旦大臣们产生愤怒，诽谤毁谤交相而来，君主心中狐疑，灾祸就会降临。所以，以小事牵连大事，以关系疏远的人离间亲近的人，很少有人能够保全功业和自身。人们都说唐太宗能够接受劝谏、听取言论，确实是值得侍奉的君主。然而如今考察他在重大伦理关系上的亏失，简直真是夷狄禽兽一般！做他的臣子，如果在这种大事上不劝谏，就是舍弃大的问题而谈小的，舍弃重要的而谈次要的，这能叫忠吗？假如在这件事上劝谏他，他难道会像对待其他事情那样肯听从吗？既然如此，那么说唐太宗是真正值得侍奉的君主的人，恐怕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有人问白沙先生读《秦誓》一篇，按照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议论未免评价过高。先生说：“是的。白沙后来曾寄信来说：‘从前在京城中与我一起谈论的那些人，都应当舍弃，不可再把他们留下。’ 这就是先生后来所持的看法。先生教导学生说：“你们必须振作精神，及时努力学习。到了四五十岁以后，精力减退，就更不能继续进步了。” 教导李子英说：“不改正过错，绝不可能进步；可是过错哪里能自己知道呢？所以还必须由朋友互相规劝告诫。” 子英回答说：“朋友大多不肯直说，这可怎么办呢？” 先生说：“你如果没有谦虚自处、向人请教和真心改过的意愿，他们怎么肯对你直说？从前颜回能够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才能却像没有才能，知识充实却像空虚，因此能够进到圣人的境界。如今想要不断进步，必定要学习颜回才行。你们平时彼此看待对方，总认为他比我强不了多少，我何必向他请教呢？” 既然存有这种想法，所以别人不肯对你直说，你自己也就不能不断进步。” 先生对李子英说：“你所教的学生都已经读过《小学》了吗？” 李子英回答：“是的。” 先生说：“年轻人必须用这些道理教导他们，这样才有希望。否则，不过是成就他们追求功名利禄的私心罢了。” 他责备门生说：“东莱的格言、文公的教条，是我特意提取出来教给你们这些学生的。这是因为这些内容是求学的总纲，由此可以希望成为贤人、圣人。如今你们这些学生竟不能遵守并相信，怎么能成就为人之道呢？” 王瑞之在墙上张贴“掇锦”二字，先生把它换成“克己”二字，说：“人如果能够克制私欲，难道不可以希望成为贤人、达到圣人的境界吗？” 有人问，古代几代人共同居住的家庭，其宗庙制度应当怎样安排？先生说：“这件事也不难处理。先在中间建立祭祀高祖以下继承宗统者的宗庙，再在它的旁边、后面分别建立祠堂，用来祭祀其余继祖、继祢的小宗等，使他们各自主持自己的祭祀。外面则合建成一座围墙，四时祭祀依次举行礼仪，这样才算安排妥当。如果只把他们合并在一个地方祭祀，那就只是勉强凑合，必定不能安排妥当。” 如今读书的人，只是不肯相信，所以一点收获也没有。事情只要不损害义理，顺从世俗也可以。如今人们因此弄坏了许多事情；不是圣贤误导人，而是人们擅自引用圣贤的话作为借口，却不说如果损害义理，就不能顺从。”

译朱子的《调息箴》写得很好，比如《感兴诗》中“哀哉牛山木”一章，最后以“肃容正冠襟”作结，也只是表达保持敬意的意思。朱子的《调息箴》讲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应如此，修养功夫全在这里。以宁静为主，先除去许多纷扰；保持敬意的功夫，才有着手之处。圣人的道本来就难，因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符合道，极细微的地方也不能放过。至于守节重义的人，可能只有某一项长处值得取法，其他事情未必都合乎节义。吴草庐的《道统图说》，恐怕没有真正有道之人的气象。哪里有年仅十九岁的人，就可以把继承道统自任呢？古代把继承道统自任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然而公孙丑怀疑他是圣人时，孟子却非常不敢当。哪里有还没有等别人称许，自己就认为有一种不可推辞的担当呢？何况北方又有一位【“脱鲁字”疑为缺字，具体人名不确定】斋，怎么能说天下没有人才呢？草庐写给谢佥幕等人的信，很没有圣门弟子的气象。圣门一开口就说“做事勤敏，说话谨慎”；从孔子、颜子的谦逊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后世写书的人，不以求名为目的的很少。【原文句末不完整】子夏的话，缺点在于内容太少。【原文语义残缺，译意不确定】天地之间本来只有一种广大、中正、至善的道；只是太过分或有所不足，才流于邪恶。比如丧葬礼制本有合宜的标准，墨家主张的简薄和后世主张的奢侈，都属于偏离正道而流于邪恶。所以程子说：“凡是谈善恶，总是先说善，后说恶。” 如今的人，天资本来很好，却有很多人把它败坏了。至于天资有所偏颇，却能通过学习问而有所成就的，我还没有见过。因谈到求学的道理，感叹说：“人必须真正相信，才有希望；不相信，内心就不能与道理相契合，绝不会有所成就。孔门弟子中，从颜回、曾参以下，各人的言论很少没有缺点的。有子、闵子没有缺点。其余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象和规模。人能够切实相信道理，也是一件难事。例如子路对于孔子的话，多半不肯相信，从“有这样的吗？您的迂腐也太过分了”这类话就可以看出。假使他能够相信孔夫子的话，怎么会有侍奉卫出公辄的过失呢！” 喜欢向人请教，见识就会充裕；自以为是，见识就会狭小。像子路这类人，也是自以为是的意思更多。遇到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朋友，却仍有这样的过失，真可惜啊！道理不能周全精密，终究会顾及这一头却顾不上另一头，所以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 又说：“人只要有一时不敬慎，就会有一时放纵而违背道理。” 陆子静读到“那个人的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一章时，便说：“人既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怎么还要说他会犯上呢？” 这虽然表现出他天资高明的一面，却也有简略而忽视细微之处的毛病。比如有人也能侍奉父母长辈，做到孝顺友爱，但偶尔仍会有一些轻微的犯上行为；所以求学修养的功夫不能不细密周详。人的胆子大而敢于妄为，如果不知道道义，那么弑杀父亲和君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所以说：“胆量要大，内心却要谨慎”，不可偏向一边。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孤立地处在上位，使上下不能沟通，事情怎么能办成呢？后辈必须谦下请教、采纳善言，然后才有希望。【原文句末不完整】草庐看来只是聪明博学，亲身实践、切实求得的意味很少，所以他的出仕、退处和著述都有值得议论之处。从前凡是谈论草庐的人，就看不出他有亲身实践、切实获得心得的意味。【原文句末不完整】称赞许鲁斋，就含有亲身实践、身体力行的意思。如今他的著作也可以看到了。做修养自身的学问，自然不能停歇。如今读书一开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是你们没有这样的志向，所以一点收获也没有。比如《小学》中所记载的内容，更不用说了。比如《大学》一开头就讲“明明德”，《论语》一开头就讲“学而时习之”；朱子解释这些话，就是要人明白善性、恢复本性。《中庸》一开头就讲“性、道、教”；从接受教导入手，就要做到戒惧慎独。《孟子》开头就说：“大王何必只说利益，也不过是讲仁义罢了。”所谓仁义，就是明德，就是善性和本性，也就是性、道、教；这些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只是如今人们只在科举功名上用力，把这一条道路全都抛在一边，所以就像根本没有读过书一样，完全不明白这些书究竟在说什么。大体说来，有志向的人最终会成就事业；志向既不在这里，怎么会有所见解、有所收获呢？人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所以气量狭小。如果懂得利益与义理的分别，只以义理为主，那么气量不用刻意求大，自然就会广大。他教导门生说：“我一向读书，在科举功名方面并不像你们这样急切。当时我心里就认为，圣贤的书决不只是教人参加科举，书中的道理也决然都是可以实行的。圣贤一定不会欺骗人。” 圣贤开出的方子，人若肯拿来治病，没有不见效的。迷惑世人、欺骗百姓的人很多，所以求学的人不能不先把事理彻底弄清。能够彻底明白事理，就不会被他们欺骗了。命令众学生歌唱，学生们作了有关求学以求取科举功名的诗歌。其中有一位年长一年的学生也跟着嬉笑，便责备他说：“有了快乐才会笑，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快乐？” 你们迷失了正路，胡乱行走，我正高声急切地呼喊，想把你们叫回头，你们却反而嬉笑，这是什么道理？侍奉老师在于严肃敬畏，怎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诸生在朋友之间完全不懂得以善相劝的道理，于是命他们写一篇《朋友之伦》来给他看。不久，诸生各自写好文章来请教。先生读后说：“既然知道朋友相处的道理是这样，却都会说这些话，实际上却完全不按这些道理去做，这就不是人了，就像鹦鹉、猩猩会说人的话，却做不成人所做的事一样，这还成什么人！” 他教导门人说：“没有恒心是大毛病，你却有这个毛病，所以不能不断进步。” 如今要亲身实践，必须先以敬为主。不敬重，就不是圣门的家法。今后那些放纵旷达的话和行为，都必须收敛起来，才可以希望有所进步。经书中说：“自古以来的圣贤，没有不把敬作为首要功夫的。” 过去程夫子专门以敬作为学问根本，当时苏东坡只想推翻程夫子所说的“敬”字；如今看来，程夫子所学的是贤圣之学，东坡却难免成为一个肆无忌惮的小人。求学的人必须同朋友讲论，然后见识才能高明。否则就会孤陋寡闻，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反而当成不好，却还不知道。过去蔡伯喈得到王充的《论衡》，却秘密收藏，不给别人看。如今看来，《论衡》中胡说的内容不少，可见蔡伯喈秘密收藏它并没有什么道理。当时如果拿出来同别人一起看，难道不会有人发现其中的错误吗？

译《礼记》中有些内容值得怀疑，大概是当时记载礼制的人并不精通圣贤之道，因此错误很多。有的圣贤之言本应记载却错误地遗漏了，有的是没有领会圣贤的意思而任意增添，有的是别人的话正合自己的心意便收录进去，有的是把流传中的错误不加辨别就写了下来，所以其他经书都精纯，唯独这部书内容夹杂不纯。禹听到有益的话就行礼，大概是因为圣人的心完全合乎天理，所以一听到善言，便不知不觉地喜欢并向对方拜谢。如今人的心全是私欲，又没有行善的志向，即使听到别人说善言，又怎么肯行拜礼呢？乡里有兄弟为争房屋而闹矛盾，先生对弟弟说：“伯夷、叔齐兄弟尚且互相谦让国位，如今你们却为了两间房屋伤害兄弟感情，国位和房屋哪个更重要？别人能做人而行善，难道唯独我就不是人吗？你只是知道利益，不知道义理罢了。” 那个人惭愧地道歉后离开了。过了一天，他的哥哥来了，先生便取出《小学》中“夷、齐让国”和“虞、芮让田”两章给他看。那人说：“这是我弟弟想伤害我。” 先生又取出《孟子》中“象想杀舜”一章给他看。那人说：“这是圣人的事，我哪里做得到呢？” 先生说：“你是要学圣人呢？还是要学小人呢？” 那人虽然认为先生说得对，但还没有产生深切的感受。等他回去思考后，才对别人说：“贺公的教导确实合乎天理。如果不是听了他的话，我凭什么能明白这个道理？我和弟弟争房屋，而经书中有兄弟互让国位的事，我却责怪弟弟要夺走我的房屋；经书中又有弟弟想杀哥哥，而哥哥反而亲近爱护他的事，我这才知道圣人教人的用意竟然如此周详完备。改天我一定要去感谢他的教导。” 先生听说后，对子侄们说：“人的本性原本是善的，只是被先天气质和后天习俗败坏了。关于义理的言论，他从小到老从来没有听过，他又怎么会因此走向善呢？由此也可以看出，天下没有不能改过的人。” 他读白云许公的文集，说：“立志追求圣贤之道，甘愿处在贫贱地位，可以说是贤者了。只是他在身心方面的体会还浅，因此不免染上文士浮华的习气，受到佛、老异端思想的迷惑，也写出淫秽轻薄、鄙陋猥亵的言辞。从他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来。” 他又说：“许公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没有憎恶不仁的心意。所以圣人说，要喜爱仁德、憎恶不仁；如果不憎恶不仁，那么喜爱仁德的心意也不会真切。” 如今想要培养贤能人才来辅助治理国家，必须先考察并选拔懂得实际事务的人，切实设置十三四名提学官，让他们负责督察各地学校。他们到任后，先考核学官；有不称职的，就罢免并送交吏部，听候另行选任其他职务。随即从本地学生员和山林隐士，或各主管官署现任官员中，选拔那些品德学问足以作为表率、能够担任学职的人，推荐他们来教导生员。本学推荐的人，不妨碍他们参加科举。原先由主管官署推荐的人，仍然让他们领取原职的俸禄。一心以亲身实践、修养自己为务，不从事虚浮而无益的文章。岁贡应依照程子所论的办法，不能只按年限轮流推送。这样实行几年，社会风气中的弊病就可以革除，贤能人才也会逐渐增多。先生听说阁下任用的某人被弹劾罢退，叹息说：“国家任用人才，不能在一开始就谨慎考察，导致小人祸害政事二十多年。如今即使把他弹劾罢免，对朝廷的事情也已经来不及挽救了。如果不寻求正确的用人办法，即使罢免了一个某人，也不知道后来还会有多少像某人这样的人。大概朝廷所任用的入阁之人，都是从翰林中出来的。选入翰林，只看文章才华罢了，从来没有考察过他们的品行。而且翰林的职责只在修书作文，只要不是极其无所顾忌、贪污请托特别严重的人，外任官员又凭什么议论他呢？所以无能之人也能冒充贤能，滥受重用。何况翰林的选拔，只看进士名次最前面的几个人；二甲以后即使有大德大才的人，又怎么能入阁而受到重用呢？这就是升迁任用常常选不到合适人才、从而贻误天下的原因。” 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很少有不是通过宦官、宫妾的门路出来的，怎么能指望天下得到治理呢？有一个门生不受继母喜爱，心里便有怨恨她的意思。先生责备他说：“看你说的话，心中完全没有天理了。古人在继母身边仍然尽孝的例子很多，《小学》和经书中都有记载，你可以一一找来阅读。如果你的孝行果真能像古人那样，即使亲人不顺你的心，你还会有怨言吗？你的内心实在是大不孝，这不是小事。我教你两句最切要的话，你可以把它们大字写在墙上，时时体会玩味并自我反省，希望能在心中有所警醒。西山先生说：‘归罪于自己而不责怪父母，是仁人孝子的心意；怨恨父母而不反省自己，是乱臣贼子的心志。道路只有两条，不过是仁与不仁罢了。从这一条道路出发，就会走进另一条道路。’ 你如今既然有怨恨父母的心，就是乱臣贼子一类的人了，难道不可怕吗！” 处理政事必须改变社会风俗。比如杭州有一种鄙陋的风俗：富贵人家和大族都让妇女盛装坐在店铺中，同人做买卖。出城送葬时，同类人设宴招待送葬者，等到喝醉了才去参加葬礼。这类风俗，不到一天就可以革除。如今本朝一百几十年来，竟然没有人改变它，实在令人叹息。教坊司所演奏的淫邪鄙俗、悖乱礼法的音乐，会败坏人的心术。古代雅乐早已失传，如今要考订律吕中和之声，固然是难事；然而这类邪秽之乐，难道也不能革除吗？京师是天下观察法度、作为表率的首善之地，如今却放任三个院子，扰乱人伦、败坏风俗，还想使天下受到教化而归于善，可以吗？这种弊病形成已久，但只要上面想革除它，不过费些宣扬推动的力量罢了，有什么困难呢？他因此谈到做上级官员的人说：“百姓无论老少，都称官员为父母官，这是为什么？因为居于上位的人能够供养他们，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可是有些官员完全没有慈爱怜悯之心，只把严刑峻法当作职责，难道这是父母对待子女的道理吗？虎狼虽然狠毒，也不会吃掉自己的孩子。做百姓的父母官，反而比虎狼还不如了。‘父母’这两个字，难道不应该深思吗！” 朝廷任用王宗贯，诏书和谕令说得痛切，才算真正有了切实任用贤能的意思。王公一向被称为正直的人，不知道这次他将怎样处置。必须陈述意见，请求把司礼监批答圣旨的权柄归还给阁下，恢复如同祖宗初年的制度，使政令不出自宦官之手，这才是第一等的大事；这样祸乱的根源才可以断绝，天下才可以安定。只是还不知道王公究竟会怎样做。

译偶然看到南京《寿俊会》，这是王宗贯任守备时，与成国公等人所作的会集，命名、作序则是尹氏所为。他说：“十几个人中，有些是品行好的人，有些是不明事理的人。像某人这样贪婪放纵的小人，王公竟然还同他举行宴会，这样一来，憎恶坏人的意思就不十分明确了。” 如果是不了解这个人的品行，那就是糊涂。” 他又说：“‘耆英会’这个名称本来就不十分妥当，如今又取名为‘寿俊会’，难道不被天下后人耻笑吗？自己确实是英才，别人这样称赞他还可以；自己能说自己是英才吗？如今某人的为人是这样，却自称为俊杰，岂不是近于肆无忌惮吗？” 他又说：“白乐天的九老会，这个名称才恰当。‘耆英’这个名称，是文潞公粗疏的地方。假如皋陶、后稷、契、周公、程子、张子、朱子在这里，他们肯这样命名吗？当时虽然司马公也列名其中，但起初他自称年纪还轻，不敢与这些人同列；文潞公于是命人在帷幕后画下他的像，强行让他参加聚会。既然如此，司马公的谦逊退让，怎么知道不正是因为这一点呢？” 又说：“某人是寿俊会中年纪最轻的，说他想和司马公相比，你怎么比得上他！” 选拔武将，必须先懂得忠于君主、孝敬父母的道理，又通晓兵法，这样才可以重用。上天赋予人最可珍贵的德性，他却抛弃它而不去追求，只顾追逐身外得失，甚至把生死都寄托在这些事上，实在可悲。先生常说：“重重关闭门户，夜间敲击梆子巡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今朝廷知道重视三边的防守，却没有把腹地全部修筑城郭；各边境只谨慎准备墩台和墙垣，却没有把驻扎之地全部修筑堡垒围墙。太平时期因循敷衍，察觉不到问题，一旦盗贼蜂拥而起，又凭什么自保呢？” 先生的父亲府君，出生在浙江定海。他二十岁时，叔父府君志初来到辽东补充军役。叔父还有一个弟弟应当同行，临出发时却躲藏起来。府君慨然说：“边塞不是叔父一人能够独自前往的，我应当和他一起去。” 起初到达广宁，后来迁到义州，他侍奉叔父极其孝顺。叔父曾经患病超过一个月，府君白天在郊外耕作，晚上在家侍奉，即使非常辛苦也全然不觉得劳累。他曾在南州经商，赚到一些东西，哥哥弟弟先拿着财物回去，说是自己的财物，后来府君空着袋子回到家。尊长责问他，他也不与尊长争辩。他又曾在丁家道口赊买木棉，货物已经交出，恰逢天气大旱，府君不忍看百姓为粮食发愁，于是丢弃契券回去了。客居在外没有事情时，他亲手编织草鞋，放在门外，见到有赤脚经过的人，就立即送给他一双。有一天，驿馆中树梢上有一对蜡嘴鸟筑巢，同伴少年设法捉到其中一只，另一只不停地飞鸣。府君怜悯它，劝同伴说：“何必这样做？你没看见它的配偶悲哀地鸣叫吗？把它放了就是。” 于是反复用各种道理劝解，同伴仍然不答应。府君便准备酒菜请同伴吃饭，趁机把鸟放了。雌雄两鸟和鸣，飞上飞下。府君高兴地对同伴说：“这样难道不是很快乐吗？” 路上遇到修桥的人，他总是捐钱资助。到一个地方时，恰好钱袋已经空了，只有网巾上还有一对金环，于是解下来交给修桥的人。府君的仁厚、孝顺、忠诚，大都就是这样的事例。先生的母亲郭氏夫人勤劳谨慎、仁厚慈爱。先夫人张氏去世时，留下一个几岁的女儿，郭夫人把她像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女儿出嫁以后，郭夫人对她的恩情和心意更加深厚。先生的夫人出嫁十多年后，还没有察觉自己原来是先姑的女儿。继母这样贤良的，世上也很少见。因此，郭先生和胡节妇都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德行，世人这样传说。《医闾先生集》第三卷 ●《医闾先生集》第四卷 存稿一 《辽右书院记》《义州修建边缘营堡记》《史氏倚庐记》《赠金德容之任石州序》《一峰罗先生墓志铭》《张生文亨字说》《先考妣墓志铭》《外考妣墓志铭》《明故镇国将军、辽东副总兵韩公墓志铭》《参戎李公墓志铭》○《辽右书院记》弘治癸丑年秋天，南燕巡按御史樊公巡察治理东部地区，把教育人才作为首要事务，于是选拔考察河东、河西各地生员中的优秀者，各学校按等级分别录取，建立辽右、辽左两所书院，让他们分别居住其中读书，互相切磋砥砺，希望偏僻地区的士人都能够成才。延请学问品行和阅历都成熟的儒师主持书院，又命令官府负责他们柴薪、粮食以及各种供给费用。书院匾额上的题字，是巡抚都御史河东张公九云所题写的。樊公到古宜时，屈尊来看望我这个病人，请我写《辽右书院记》，希望使诸生有所成就，并使这所书院长久存在。我以文章迂拙、不足以承受他的嘱托为由推辞，后来分守参戎金台王公彦箴又恳切请求，始终不停止，于是我才写下这篇文章。古今的道理是相同的，但古今的学习方法却不能完全相同。古代求学的人，是要通过学习来明白这个道理，并落实到自身；使自己充实，并推及万物，不像如今的求学者，只致力于背诵几篇文章、工于辞藻，追求声名光彩、谋求利禄而已。义利、正邪的分别，以及政治治乱、百姓安危，都与此有关。我对此实在疑惑，不能随波逐流、苟同世俗。我谨慎地取用紫阳文公在白鹿洞书院的教诲，亲身勉力实行，并用来教导子弟和书院中的学生；但听到这些话而不认为迂阔的人，实在很少。如今樊公为这所书院写记，却不认为我迂阔，反而恳切地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樊公大概是有意效法古人吧？那么也不过是遵循文公的规约罢了。其中所阐明的五教条目、求学次序，以及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要领，都清楚完备地记载着。至于所谓诚与明并进、敬与义同时确立，其中反复叮咛的用意更加深切。诸生由此进德修业，志向提高，学问端正，功夫踏实，革除习俗和趋利所造成的浅陋。我知道这样一来，他们德行会成就，才识会丰富，根本确立而实际作用能够施行；出仕时足以匡正君主，居官时能够惠泽百姓，退居时足以教化乡里、改善风俗。这样以后，古代圣人垂示教诲的本意就不会被违背，朝廷培育人才的心愿也不会被辜负，而樊公建立这所书院以及那些协助促成此事的人，也都将因此永远增光。唉！这难道就是诸生能够成才、书院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吗？《尚书》说：“办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使事业长久流传，这种说法是从未听闻的。” 所以我敢把这个道理用来劝勉诸生，也敢把这个道理告诉后人。樊公名祉，字介福，是丁未科进士。这次工程，由参戎王公铭负责督调，都阃鲁公勋负责督工。” ○《义州修建边缘营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