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闾先生集卷八

译户科给事中臣贺钦谨慎上奏，题为应天以实事。臣私下深切看到，近年来灾异不断发生，几乎没有一年例外，而今年尤其严重。从春天到夏天，有时风沙雾霾连续多日，有时黄色浓雾遮蔽天空，有时狂风怒吼，有时连太阳和月亮都失去光明。起初经常阴天而少有晴朗，后来又长期干旱而没有雷雨。阴阳失去秩序，气候错乱，天降灾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不是人事没有修治所导致的吗？从前董仲舒回答汉武帝说：“国家将要因失道而衰败，上天于是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它。”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由此可见，上天的心意是在眷顾保佑我朝，仁爱我的皇上，希望他因此恐惧警醒、修身反省，以便享有亿万年的太平安宁。近来礼部尚书姚夔等人详细陈述灾变的情况，请求整顿内外政务。皇帝下诏褒奖他们忠诚爱国，并且说：“内政由朕自行处置，外政就斟酌办理。” 这就是陛下当时应对天意的真诚之心。所以诏令下达的当天，阴暗的天气突然转为晴朗。后来陛下又因长期干旱而忧惧，亲自率领群臣斋戒三天，以回应上天的谴责；这又是陛下应对天意的真诚之心。所以诏令下达的第二天，微雨按期降下。天与人的感应，为什么这样迅速啊！然而从那以后，风沙雾霾已经消退却又重新出现，旱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令人忧虑。之所以这样，难道是陛下先前应天的真诚很谨慎，后来却懈怠了吗？还是群臣没有应天的真诚之心，不能帮助陛下感通上天呢？否则，为什么前些日子的感应容易，今天的感应却困难呢？《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放纵；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任奔驰。” 这是说君主对于上天的变异不可不极其谨慎。就今天的情况来说，上天发怒而出现的灾变已经十分严重，可陛下却还沉迷游乐，呐喊声震动大地，鼓炮声震响天空；这种嬉戏放纵、任意驰驱的行为，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那么所谓应天的真诚之心，究竟在哪里呢？《诗经》又说：“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不要这样喜乐放纵；上天正在震动不安，不要这样懈怠散漫。” 这是说臣子对于上天的变异不可不极其谨慎。从今天来看，上天降下灾难、发生动荡已经十分严重，可朝廷内的大臣以及群臣却还怡然自得，安然不知忧虑，只知道一味顺从，害怕触犯圣上的心意。陛下认为可以实行，他们也说可以实行；陛下认为不可以，他们也说不可以。久而久之形成了唯唯诺诺的风气，完全没有直言争辩的气节；他们这种放纵懈怠，还有什么能超过的呢！那么所谓以应天的真诚之心辅佐君主、感通上天的人，又在哪里呢？这样看来，今天感应困难，并不是天道难以感通，而是感通天意的诚心还不够真实罢了。伏望陛下想到天变的可怕，忧虑百姓的性命将要断绝，严厉惩治过去已经发生的过失，迅速颁布反省自身、征求意见的诏令，以真诚的心感通上天，以真实的德行感通上天，以切实的政事感通上天。游玩宴饮的快乐，不是严格敬畏上天警戒的做法，必须真正断然停止，不敢再做；没有名目的赏赐，正是任意糟蹋上天所生之物，必须确实停止，不得妄加耗费。处理内政，是为了端正天伦、使宗族支派繁盛，必须真正谨守名分，广泛施加恩泽；经筵讲学，是为了阐明天理、穷究道义，必须真正探究其中旨趣，求得融会贯通的妙处。君臣上下的感情如果不通，就像天地闭塞不通；必须每天到便殿，接见群臣，反复讨论治理国家的道理，真正用这些办法使彼此相通。有德的君子如果在民间，就是上天爱护百姓而隐藏的人才，应当进用；小人如果身居官位，就是危害上天所托付政事的蛀虫，应当罢黜；必须与众人参验证实，也在独自考察中检验，确实把君子进用，确实把小人罢去。以至于每一项政令的发布施行，以及日常出入起居的细微之处，都必须真实地遵循上天自然的法则，不得有任何违背。像这样，还要再下诏严厉责备文武群臣，斥责他们怠慢政务、荒废职守的罪过，为他们打开悔过自新的道路，使他们各自痛切反省并陈述过去的过失，勇于改正自己，努力做好将来的善事，务求一切真实有效，不做表面文章。其中如果有犯错却不改正、行善却不努力，空占官位、荒废职守，妨碍贤能、危害国家的人，就罢免贬黜他们，以此警戒其余的人。这样，君臣上下就都有同样应天的真诚之心了。凭借这样的真诚之心斋戒祈祷，就一定会像成汤在桑林祈雨那样，使大雨降临数千里；也一定会像周宣王那样，没有哪一位神灵不去祭告，从而把灾祸转变成祥瑞。如果上天的心意还有不愉快，天道还有不顺畅，天灾还有不停止，天降的恩泽还有不降临的，臣是不相信的。臣本来才能平庸、见识愚昧，却充任谏官，不能进献全部忠言来补益朝政，不能列举邪佞来铲除国家的蛀虫，以致造成这些灾祸，罪过大得无法诛责；臣日夜忧惧惶恐，不知如何自处。如果在这种时候还缄默不言，那么将来的灾祸一定不止这些，即使死上万次，也不足以赎清尸位素餐、荒废职守的罪过。因此臣斗胆不顾忌讳，冒死直陈，恭请圣明察纳并亲自实行，这将是天下万世无比的幸事。因为这篇奏疏关系到陈述意见、消除灾害的道理，不敢擅自办理，谨上奏请旨。○《自劾疏》户科等科给事中臣贺钦等谨慎上奏，题为自我弹劾之事。臣等深切看到近来灾害接连发生，长久不能停止，于是才敢各自竭尽愚忠，错误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请求下诏让文武群臣共同修身反省，事情原委如此。其中奉到圣旨说：“进谏的渠道从来没有被阻塞，修身反省的事也从来不敢怠慢，朝廷各项事务都已经尽量节省了；君臣上下还要共同加强警戒，以挽回上天的心意。谨此遵奉圣旨。” 臣深思，自古以来上天降下警戒，从没有君臣能够共同修身反省而灾害仍不能消除的。如今从春天到夏天上天的心意仍未改变，臣等已经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为如今所谓的修身反省，只有陛下一人而已。其余大小臣僚起居如常，安然不知畏惧，其中能够寝食不安、忧虑显露在脸上、把国家和百姓放在心上的，能有几个人呢？像臣等这样才能微薄、见识浅陋，却滥居谏官之位，平时闭口不言以求容身，对上不能补益，对下不能救助，只是白白尸位素餐，以致灾害接连降临，荒废职守的罪过实在无法逃避。即使皇上度量如天地，不加以谴责贬黜，臣等若按大义来要求自己，也实在无法容身。如果还留恋俸禄、苟且偷安，阻塞进谏之路，那罪过就更加重大了。伏愿皇上体察上天降下警戒的心意，俯允臣等的请求，让臣等当天就放归田里，这样或许在位的臣子会知道警戒畏惧，改正修治以挽回上天的心意。这就是臣等才能平庸、行为荒谬，起初因冒昧求进，虽未能补益清明的时代；最终能够勇于退隐，还可以稍稍减少对世俗的惭愧。因为这关系到谏官荒废职守、自我弹劾并请求退职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谨上奏请旨。○《辞职陈言疏》

译户科养病丁忧给事中臣贺钦谨慎上奏：题为辞去职务并陈述意见一事。臣原籍辽东都司广宁后屯卫，凭卫学武生身份参加景泰七年山东布政司乡试并中式，成化二年考中进士，成化三年二月选任户科给事中，在任办理事务。到了成化四年五月，严重旱灾发生，臣与本科学给事中胡智、兵科给事中董旻等三人，认为自己滥居谏官之位、荒废职守而招致灾害，于是上奏自我弹劾，请求放归田里，希望在位的臣子能够知道警戒畏惧，改过修治以挽回上天的心意。特别承蒙先帝的圣恩，没有准许臣退职归乡。当年六月，臣因不能谨慎保养身体，患了风湿等病，调养三个月仍未痊愈，按照惯例停发俸禄，上陈请求养病；承蒙吏部上奏准许臣回卫，于当年十二月到家，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臣一面调养病体，一面奉养老母；期间疾病稍有缓解、供养稍有余暇时，就教导后辈中的蒙昧读书人，勉励他们学习正当的学问，希望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能够为世所用，这也是微臣报答国家的万分之一。臣终身的志愿，不过如此。如今适逢皇帝陛下大力继承宏大的基业，登临帝位，内心清明，各项政务都得到整治办理；内阁大臣承顺圣意，荐举人才。臣愚昧刚直，误居荐举的首列，承蒙恩典授任陕西布政司右参议，抚治商洛等地，提督官军和民壮，并兼任汉中府地方的分守。四月十六日，吏部发下文凭一道，命令臣按照期限赴任。臣内心惶恐，不知道如何是好。臣早年承蒙国家培养造就的恩典，能够跻身谏官之列，却不能推阐明白所学的道理，用来引导君主办事，臣的罪过太多了。臣因患病回乡奉养老母二十多年，才安于自己的本分，甘愿老死于田园。如今又遇到陛下收录先朝旧臣，不按常规破格提拔；即使是那些远走高飞、远远引退的士人处在这样的情势下，也应当出来为世所用，何况臣一向怀有犬马报效之心呢？只是当时臣的旧病还没有完全痊愈，而且臣的母亲郭氏已经八十六岁，自二月初五日以来卧病在床，病情日益危重。臣确实是孤子，没有其他兄弟，正准备写奏本陈述实情、辞去职务，请求恩准终身奉养母亲，可老母却在四月二十六日病逝了。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天，诏令就下达了；臣只得擦干眼泪换上官服，出门迎接拜受，感激而悲痛，心情实在无法形容。由于臣当日在六科任职，任满领取俸禄还不到一年半，按年资和劳绩计算，实在很浅薄，突然升任方面大员，按道义确实难以心安，因此冒昧倾吐诚意，冒犯天听，伏乞圣上慈悲收回新近颁下的参议任命。如果恩准臣仍任旧职，养病并守制，日后服满丧期，幸而疾病痊愈，臣难道会忘记天地般的恩德而不图以犬马之劳报效吗？虽然如此，圣明的君主难以遇到，病弱的身体也难以保全，臣实在担心一旦自己先于朝露消逝，那么报恩的话就只会成为空话，臣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吗？因此，臣的身份固然不能冒犯礼制而求进，但有些话却不能不及时进言；难道能拘泥于居丧期间不进言的礼节，默默无言而错失千载难逢的机会吗？伏惟陛下即位之初，采纳谏言并实行了许多建议，臣今天不敢把琐碎事情逐条列举，再次烦扰圣听，只谨慎选择今日最迫切、最重要、最重大、最要紧，而群臣尚未谈到或谈得不够充分的四件事，冒死为陛下陈述。第一，为讲习圣学而选用真正的儒者。臣私下认为，君主要治理天下，想求得四海安治，就应当完全履行君主的道理；想完全履行君主的道理，就应当讲习圣王的学问。圣王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呢？就是所谓的《大学》。彰明光明的德性，使民众更新，达到最高的善，是它的纲领；穷究事物、获得知识、使意念真诚、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整顿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是它的条目。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上层政治兴盛、下层风俗美善，是因为君主掌握了这种学问；汉、唐以后之所以治理不如古代，衰败混乱接连不断，是因为君主没有掌握这种学问。为什么呢？掌握了这种学问，君主之道就能充分实现；没有掌握这种学问，君主之道就会偏离，这就是治乱由此分开的原因。这就是《大学》。经文由孔子编定，传文出自曾氏，程子加以表彰并阐发，朱子编次并补充注释，西山真氏又进一步推演其中的意义，实际上经书史书的道理都已完备了。这些道理记载在简册上，清楚明白，本来不需要后人再多说，而这也是陛下曾经讲读过的书。臣今天再次拿它来进言，并不是不知道陛下曾经讲读过，而是出于一点爱戴君主的诚心，只希望陛下不要拘泥于世俗儒者只重口耳传习和辞章的习惯，不要被浅陋之人所谓古代正道难以实行的说法所迷惑；不要只是把它讲明白，还要真正深信不疑；不要只是深信，还要切实坚定地实行。依照其中清楚的步骤，循序渐进地用功，那么《大学》所说彰明德性、使民更新、达到至善的道理，就不只存在于书册中，而会真正体现在陛下身上。如果这样，君主之道哪有不能完全实现的，天下哪有不能治理好的呢？因此，今天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讲学更重要的了；而在经筵负责劝讲的官员，也就是所谓师友之臣，尤其应当访求真正的儒者来担任，不能随便让世俗儒生混杂其中。所谓真儒，就是把求学当作完善自己，既有知识又能实行，不专门从事空洞言论的人。所谓俗儒，就是把求学当作取悦他人，只是知道而不实行，专门致力于口耳相传和辞章技巧的人。恭请陛下留心考察今天经筵劝讲的臣子。他们是真儒吗？还是俗儒呢？如果是真儒，一定能够以长期积累的诚意感动君主，采用恰当的方法开导君主，涵养圣明的资质，熏陶圣明的性情，启发聪明才智，使君主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又何必担心圣学不能成就、君道不能完全实现呢？果真只是个庸俗的儒生，也不过徒然具备劝勉讲学的空文形式，没有匡正君主的实际德行；只要他不阿谀顺从、逢迎奉承，不进谗言、不当面谄媚，也就算不错了，还能指望他对圣学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吗？既然圣学能否成就、君道能否完全实现、天下能否治理，都如此系于经筵讲官，那么陛下今天对于真儒和俗儒的区别，难道可以不弄清楚吗？在任用、罢退、取舍之际，难道可以有丝毫差错吗？恭请陛下充分施展明断，天下将十分幸运。

译第二，推荐贤能的人才来辅佐治理之道。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没有比访求贤才更急迫的事。臣下忠于君主，没有比推荐贤才更重要的事。恭请陛下在即位之初，下诏访求贤才来辅佐治理教化；这可以看出陛下有强烈的求治之心，也掌握了实现大治的要道。孔子说：“把你所知道的人举荐出来；至于你所不知道的人，难道别人会舍弃他们吗？” 臣怎敢不把臣所知道的人为陛下推荐出来呢？臣先年任科举考官时，曾接见广东新会县历事监生陈献章。他天性聪颖明达，学问纯正，不是只会记诵和写辞章一类的人，而是亲身实践、能够从实践中获得心得的人。他有匡正君主的德行，有治理世务的才能，确实是当代的大贤，应当成为士大夫的榜样。臣在京师接触的人很多，却没有见过才能超过他的。成化十五年以来，广东左布政使彭韶、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右都御史朱英，先后上奏推荐他的才德。吏部发文给有关部门，要求按照礼制征召并送他入京。成化十九年三月，他到京朝见，因为自己患病、母亲年老，陈情请求留下奉养母亲；朝廷授予他翰林检讨之职，并命令等母亲去世、自己的疾病痊愈后再来任职。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不知道陈献章以前的疾病是否痊愈，奉养母亲的事是否已经结束。恭请陛下用非常的礼遇，起用这位非同寻常的贤才，把他召到便殿，向他询问使天下安定太平的大道，以观察他的谋略。把政事交给他办理，以考验他的才干和见识。如果他的贤能果真如臣所说，恭请陛下或者任用他进入内阁，使他参与重大政务。或者任用他在经筵讲学，使他培养君主的德性。臣敢说，不出三五年，太平之治一定可以实现。因为陈献章无论行动、停止、说话还是沉默，都丝毫不马虎，而世上那些喜欢放纵、厌恶约束检点的人，大多嫉恨他。陈献章把知而必行看作正学，而世上那些专务口耳之学、崇尚辞章的人，大多嫉恨他。陈献章安于退居，不追求声名显达，而世上那些贪图利禄、喜好奔走钻营的人，大多嫉恨他。只希望陛下明察并采纳臣的话，不要被鄙陋之人和世俗儒生所改变、迷惑，而从圣明的内心作出决定并坚决实行，这将是天下的大幸。即使陈献章的疾病尚未痊愈、奉养母亲的事情尚未结束，确实不能出仕，也希望陛下虚心听取意见，让他详细陈述匡正君主、改善风俗的方法，以及兴利除害的办法；陛下深信这些意见并加以推行，那么陈献章虽然身在家中，他的道理却已经在朝廷实行了。何况陈献章既然贤能，他所知道的人中一定有才能优良、品行端正、通晓治理之道的人；陛下命令他逐一举荐出来，用来充实国家的任用，难道还不足以辅佐道德教化、实现盛世太平吗？大体说来，贤能人才的出现，任何时代都不会没有，只在于君主访求和任用他们做得怎样罢了。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方法访求他们，用合乎道义的方式对待他们，那么圣贤般的人才也将出来为世间所用，又何必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好呢？臣还请求陛下再次晓谕内外大小群臣，让他们尽心访求，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凡是才德学行特别出众的贤人，无论是山林中的隐士，还是学校里的学生，或是低级小官，都一律以礼相待，诚恳地征召遣送，汇聚到京师。依照明道程子的养贤办法，设置延英院来安置他们。给他们优厚的廪禄，救济他们的贫困，由贤能的大臣主持管理此事；只以奉诏征召为名，不要立即授予他们官职。凡是朝廷政务和礼仪制度，都让他们参与考订。让凡是执掌政务和在君主身边侍奉的臣子，彼此同他们讲论。比如学校政务，就讨论程明道关于学校的论说和程伊川审看详定的学制。比如贡举制度，就讨论朱文公的《贡举私议》。比如经筵制度，就讨论程伊川的经筵奏札。一定要使今天的学校政务、贡举制度和经筵制度，都完全符合程朱最为恰当的定论，以革除近世浮华浅陋的习气。如果这样，那么同陛下近日采纳太学生的意见、把文公家礼颁行天下，以革除佛教千百年来积累的弊病相比，难道不是同样令人痛快、使人心大为振奋的事吗？这对朝廷和宗庙社稷、对天下和后世的益处，难道不是又大又长远吗？何况这些贤人长期相互切磋，德行和事业日益进步，陛下特意召见他们问答，以观察他们的才识和器量能力，那么几年之内，人的品级就会逐渐分明。然后根据他们才能的高下大小来任用，那么天下贤才就会同类相引而来，陛下德政的美盛、雍和熙洽的治理，确实可以同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比。恭请陛下明察采纳并坚决实行，这将是天下的大幸。第三，遵循祖训来处置内官。臣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内有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全都选择贤能人才来辅佐成就治理之道。至于设置内官，《周礼》中记载有内小臣、阍人、寺人、内竖等职，所记载的职责不过是整饬宫内人员的礼仪事务，守护王宫中门的禁令，掌管女官的戒令，以及传达宫内外的命令罢了；从未听说任用宦官在朝廷和地方，使他们掌管政务根本、掌握兵权。这大概就是尧舜和三代的政治能够雍和光明、安泰和谐，而后世不能达到的原因吧？到了秦汉以后，先王之道废弃，当时的君主失去治理之道，宦官和小人乘隙而入，暗中操弄国家权柄，使社稷陷于危亡。自从赵高导致秦朝灭亡以来，宦官之祸没有哪个朝代能够避免，例如汉代的弘恭、石显、单超、侯览，唐代的程元振、鱼朝恩、仇士良、李辅国，宋代的童贯、梁师成之流，史册中都有记载，来不及一一列举。

译恭敬地想，我太祖高皇帝洞察前代的过失，创立了适用于万世的法度。朝廷内部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部设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等衙门，分别处理天下各种事务。至于内府所设的监、司、局、库等衙门，《皇明祖训》内官条中也记载了它们的职责，不过是洒扫供养、管理饮食等物、礼仪筵宴以及稽查出入等事务，同样没有干预朝政、掌握兵权的制度。这种创制立法的完善，大概与古代帝王的制度一脉相承，应当成为圣明后代万世不变的法则。可惜后来执行法令渐渐疏忽，宦官因受宠幸而得到擢进；在内，他们掌管天下奏牍，得以参与重大政务；在外，他们镇守各地，掌握兵权，于是造成内外勾结，党羽众多，作威作福，窃取政权，收受贿赂、招揽权势，卖官鬻狱，文官武将多出于他们门下。他们气焰炽盛，震动朝野，援引奸邪，排斥忠直，以致士风衰败，国体受损，社稷危亡，百姓遭受涂炭。臣不敢从遥远的历史说起，只把耳闻目见、近年危害政事尤其严重的情况说出来：正统年间有王振、喜宁，景泰年间有舒良、王诚，天顺年间有吉祥、牛玉，成化年间又有汪直、尚铭、梁芳、陈喜之流。这些人当他们得志之时，正如《汉书》所说：“表面上凭借公正的名声，实际上以恩宠牢固控制君主，朝廷内外都服从他们，上下都屏息畏惧；他们一举一动足以撼动山海，一呼一吸便能改变霜露。阿谀迎合旨意、曲意求取，就使三族都受到荣宠；直率地违逆心意，灾祸立刻就会降临。” 因此，有的使君主陷入敌人的朝廷，自己也叛入贼境。有的主使君主更换太子，结果被禁锢在南内。有的图谋叛乱，用贿赂交换后妃的支持。有的为了邀功而挑起事端，使毒害蔓延到边疆。有的倚仗宠幸招权纳贿，收受的钱财多得无法计算。有的引进旁门左道，蛊惑君主的心意。有的诱导君主追求淫巧之物，盗取空虚国库。这些都是陷害君主、误国害政、祸害百姓，明明白白被人们看在眼里的事实。因此国家的根本屡次动摇而又重新安定，宗庙社稷多次危急而又转危为安；如果不是祖宗在天之灵和上天极力保佑，必定会有臣子们不忍说出的后果。如今恭逢皇帝陛下，远方遵循古代帝王的制度，近处谨守皇祖的规矩；即位处理政务之初，各项制度都得到整顿，进用贤能，罢退奸邪，去除谗佞，凡是危害政事的宦官，都屏斥流放，不让他们留在身边。由此可见皇上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太平和谐的治理指日可待，天下臣民没有不欣喜的。虽然如此，臣对此仍然有所忧虑。为什么呢？臣担心祖制没有彻底执行，弊病还会再次发作。如果根源没有彻底清除，一旦发作，就会重新恢复原样。恭请陛下深刻鉴察过去的弊病，永远断绝将来的祸患，发布明确的诏令，昭示朝廷内外：现在所有大小内官，都必须遵守太祖高皇帝的祖训；凡是分掌各监、司、局、库及诸门的，都按照所记载的规定履行职责，不许有丝毫干预朝政；所有派往外地镇守、监鎗等项内官，一律召回京城。既然称为内官，就只应当处在宫内，却把他们派布到四方，名实不相称，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显然不合帝王的制度和皇祖的训诫，必须赶快改正，不能再犹豫。如果说派在厂中侦察事务的内官可以揭发官吏的贪赃，各边镇守内官可以防止边将的奸邪叛乱，那也是极其不加思考的说法。自古圣明的帝王，使天下人都能看见、听见，使天下臣民都能进谏，朝廷内外的情况没有丝毫被遮蔽；奸赃的官吏自然无法容身，各项政务和谐，百姓得以繁衍生息。哪里曾经把访察奸邪的权力借给宦官，让他们作威作福，来祸害国家呢？何况他们借着公正办事的名义来遂行自己的奸私；他们所访察的奸赃往往小，而自己制造的奸赃却大；他们访察的奸赃即使能在眼前铲除，自己制造的奸赃却实际上会把祸患遗留到长远。偏听偏信会滋生奸邪，独断专任会造成祸乱，成化年间汪直之流就是可以借鉴的例子。各边的将官，既有巡抚的都御史【使：史】，又有巡按的御史；凡有奸邪叛乱，已经足以防范了。如今却处处设置内官，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只会使兵政受到侵蚀，使军民遭受残虐；贤能而懂得军事的将官被他们拘束控制，该进不能进，该止不能止，往往造成丧师败绩的祸患。至于庸碌愚昧、奸诈贪婪的将官，则用贿赂同他们交往，结成私党，肆意作奸作恶，更加无所顾忌。镇守将官既然贿赂镇守内官，镇守内官又常常用良马金银珍宝贿赂朝中擅权的党羽；一旦有人说将官不称职，君主身边前后左右的人，谁不替他们周旋说情呢？他们的根基越牢固，恶行就越肆无忌惮；他们危害扰乱百姓，使百姓不得安生，刻剥官军，使其苦不堪言却无处申诉；甚至隐瞒边疆军情，虚报边功，把有说成无、把虚假说成真实，欺骗朝廷，导致刑罚和奖赏失误，却没有人替陛下说明真相，因为大家畏惧宦官势力太重。假如各边没有这些内官，将官们凭什么依仗，又怎敢如此胡作非为呢？即使偶尔有这种事，也不会严重到如此地步，而巡抚、巡按的官员早已向陛下报告并加以惩罚了，难道会让深宫之上的陛下闭塞不通而听不到吗？这样看来，各边的内官本想用来防止奸邪，反而成了滋生奸邪的地方，陛下还可以把他们当作心腹来依靠任用吗？大体说来，内官大多邪恶，即使一千一百人中有一两个忠诚谨慎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越过本分，干预军国政务。这就好比妇人，即使贤能，也不能让她主持外部事务。如果国家让妇人参与政事，家庭让妇人干预家政，牝鸡司晨的祸患很快就会到来。内官和妇人，实际上是同一个道理。只要陛下遵循祖宗的制度，把这些情况一一革除，那么天下臣民如果不欢欣鼓舞、歌颂圣德，臣甘愿承担妄言之罪。从今以后，凡有人敢奏请内官参与、干预军国政事，就把他视为奸党；恳请皇上立法定罪，并明确写入法令典册，昭示天下后世，那么奸谋就会永远断绝。一定要这样，才算近处谨守皇祖的规矩，没有丝毫违背。远处遵循古代帝王的法度，没有任何悖逆。达到大中至正的境界，把天理发挥到极致。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没有丝毫私心。这不只是为祖宗增添光彩，实际上也足以同古代圣王媲美。这样一来，祸患的根源永远断绝，士人的气节永远振作，进谏的道路永远畅通，贤能人才永远进用，百姓永远安定，国家根基永远牢固，世道永远安泰，成为我国圣明后代万万年无穷无尽的福分，难道不是极其盛大吗？

译过去宦官专权导致国家败亡，他们自身和家族也随之覆灭。如今用正确的方法处置他们，使他们各安本分，保有应得的俸禄，享受应有的富贵，永远不会遭受杀身亡家、断绝宗族的祸患。这不仅是我国无穷无尽的福分，也是从今以后宦官无穷无尽的福分。臣所说的这些话，对上合乎天理，对下顺应人心；从远处看不违背帝王之道，从近处看不违背祖宗之法。陛下在午朝听政时，不妨拿出臣的奏章给在朝群臣看，同时请太祖高皇帝御制的《皇明祖训》，让近侍之臣宣读讲解。这样，凡是不私下结交内官而忠于陛下的人，一定都会认为臣的话是对的，并希望陛下赶快举措实行。如果有人认为臣的话是妄言，那就是认为天理不必符合、人心不必顺应，帝王之道不必遵循，祖宗之法不必守持；他是内官的党羽，陛下可以默默识别出来。至于内官之中，邪恶妄为的人固然没有什么可与之谈的；但平素忠诚守义、确实像吕强、张承业那样的人，陛下也可以拿臣的奏章去询问他们，他们必定不会偏袒自己的党类，而会认为臣的话正确，并希望陛下成就这一大有作为的圣政。只希望陛下秉持刚健果断的精神，坚决实行，这将是天下的大幸，万世的大幸。第四，振兴礼乐来教化天下。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一定把端正风俗放在首位。风俗良善，人们就容易行善而难以作恶。风俗不良善，人们就难以行善而容易作恶。所以，风俗良善还是不良善，实际上关系到天下是安治还是动乱。经典说：“使君位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改变风气、转变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办法。” 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的治理达到盛隆、风俗美善而臻于太平和谐，是因为礼乐得到了正确施行，使天下归于一体。后世治理教化衰败、风俗败坏混乱，是因为礼乐失去了正道，社会纷乱而没有统纪。这样说来，礼乐教化确实是端正风俗最为切要的事情啊！想我太祖高皇帝，在天下安定、功业告成之时制定礼制、创作乐章，已经极为完备盛大了。然而由粗略走向精密、因简略发展到详备，不能不等待后来的圣人来完成。从前周文王凭借极其圣明的德行，活到百年才去世；还必须等到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之后教化才能遍及天下，这也是事理和形势发展的自然结果。我皇上刚刚大力继承宏大基业之初，广开聪明、明察万事，听取采纳忠言，罢黜佛教道教中虚妄荒诞的邪术，推行朱子所说的丧葬正礼，真可称为守成并使政治达到盛治的圣明君主。只是初期施政才刚刚开始而还没有完全完备，所以衰败的风俗大多仍旧沿袭，没有充分更新。例如异端邪术，虽然说已经罢黜，但僧道、寺观遍布朝廷内外，和过去没有不同；妖妄经书、邪僻学说迷惑世人、欺骗百姓，仍像昨天一样，病根尚未拔除，日后必将日益滋长。丧葬正礼虽然说已经推行，但主管官员执行时往往不能体会圣上的心意。因此，奢侈豪横而不守法的人仍多故意违反国家法令；丧葬幡幢的规格僭越仿效朝廷，丧礼祭奠的奢侈超过谕祭的十倍；有的在服丧期间饮酒吃肉，暗中举行佛事；有的趁丧期嫁娶，公然使用鼓乐。像这一类情况数也数不清，都是衰败风俗因循沿袭、尚未革除的表现。至于冠礼、婚礼、祭祀等礼仪，有祖宗法令应当申明的，有《家礼》应当推行的，如今还没有看到一一实行来教化天下，习俗的弊病却日益更新、日益严重。孩子还在吃奶，就已经给他戴上巾帽，却不懂得童子的礼仪。等到长大，最终仍然愚昧呆蠢，不懂得成年人的道理。小时候不学习童子的礼仪，长大后不懂得成年人的道理，那么不忠不孝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这就是不实行冠礼的弊病。婚聘嫁娶的礼仪，平民竟然向上攀比公卿。谈论财礼的风气，却使中原人向下等同于夷狄。怀着僭越的心思，又受财利诱惑，那么凡是凭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偷盗抢夺之事，还有什么不肯做的呢？这就是不实行婚礼的弊病。至于祭祀礼仪不加修整，所以即使士大夫之家也无不顺从习俗、苟且简略，更何况平民百姓，哪里会懂得尊敬祖先、敬奉宗族呢？因此制作木制神主牌位的少，悬挂纸制【字形不明】并题写名号的多。按照礼制祭祀的少，招来巫师神巫以致惑乱的多。至于在家中祭祀邪神，在外面祈求淫祀，抛弃孝敬供养父母，舍弃应尽的人伦本分，这类事情尤其数不胜数。这都是朝廷不整顿祭祀礼制，所以无法安定民心、统一民俗。臣请求把应当毁除的淫祀试举一两个例子陈述出来，请陛下加以选择裁断。例如五岳、四渎、五镇等神祇，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的情理，与圣贤之道相合，全部去掉前代妄加的封号，恢复各神原来的名称，彻底洗除千百年来的陋习弊端，永远作为万世的成法。无奈后来虽然有明白昭著的诏令，陋习弊端却又重新出现。如东岳泰山之神，不过是说泰山的神灵罢了，原本不是人鬼。春秋祭祀时，只应设坛立主来祭祀，怎么可以建造庙宇、塑造形象，还继续使用祖宗已经革除的妄诞封号呢？而且又另建庙宇，把它塑成夫妻的形象，却不知道又拿哪座山来给它配偶，这岂不是妄诞之中的妄诞吗？

译过去季氏以大夫身份祭祀泰山，孔子尚且指责他僭越盗用礼制，为什么如今平民百姓、无知小民、盗贼、娼妓等都能僭越、谄媚亵渎而玷污它呢？在鲁地这样做已经不合礼制，何况辽东相距两千多里，也建造庙宇塑像来祭祀，称作东岳行祠。山是极其安静不动的事物，它的神灵怎么会有巡行各地的道理呢？又把它塑成十代阎罗的形象，表现锉、烧、舂、磨等地狱刑罚的情状，用来迷惑扰乱百姓，妄诞辗转相加，竟到了这种地步。又如关羽的庙，只应建在他出生、成长的地方和建立功勋的地方，哪里适合天下各地都祭祀他呢？如果认为关羽一生忠义，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那么古代忠臣义士中功劳和德行远胜关羽的很多，为什么偏偏对关羽要这样祭祀呢？又如真武，本来称作玄武，宋代因避讳才改成现在的名称。玄武是龟蛇的形象，因为与北方虚宿、危宿星宿的形状相似，所以就这样命名。如今各地建庙塑成人的形象，又另造龟蛇形象，称为二将。像这些迷惑世人、欺骗百姓、理应拆毁的淫祠，天下不知有几千万座。这就是那些愚昧百姓抛弃祭祀祖先、转而讨好野鬼邪神，废弃孝敬供养父母、转而从事符箓巫术，沿袭错误、承受谬误，习惯成风的原因。想使民俗变好，怎么可能呢？至于读书人没有廉耻节操，官吏大多形成奔走钻营的风气，商人日益追求奢华，工匠技艺日益趋向欺诈虚伪，这又是朝廷礼让教化尚未施行的表现。外来的夷人、回回等，长期居住在中原的仍有很多不遵从王化，固守夷狄风俗。道士、佛教徒、巫师一类偏离正道的人，大多聚集徒众传授法术，迷惑扰乱百姓，这又是朝廷礼法尚未统一的表现。礼制废弛的弊病如此之多，音乐废弛的弊病尤其不少。从朝廷的音乐来说，用于郊祀、宗庙等场合的，固然都是太常寺所掌的雅乐，古朴淡泊、和平中正，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至于教坊司的音乐，声调、表演和节奏已经不能与雅乐相比，而掌管这些事务的都是无廉耻、失人伦、淫邪鄙陋的人。尧舜和夏商周三代掌管音乐的人，难道会任用这样的人吗？让这样的人制作这样的音乐，又把它用于朝廷之上、宴饮享乐之间，对上迷惑君心、对下辱没朝廷，已经非常严重了，难道还希望它感化人心、改变四海风俗，成就唐虞三代那样的治理吗？何况院本、杂剧之类，大多是淫邪、戏弄、轻慢的内容，正是所谓代代变换的新声、妖艳淫荡、忧愁怨恨、引导欲望而增加悲哀的作品，难道不是最能放荡人心、败坏风俗的吗？这些都是唐、宋、胡元以来因循沿袭、没有革除的积弊。朝廷处于天下的根本地位，却以这样的事作为天下的先导，因此淫邪的声音、不正的音乐在全国形成风气，竟没有人察觉其中的过失。甚至高高搭起戏台，聚集钱财演戏，使城中男女老少聚集观看，男女混杂相处，白白耗费百姓钱财，败坏扰乱民俗，而各地官府却完全不加禁止，这难道是圣朝的美政吗？又如京师和各地的娼妓淫乐，其动摇人心、败坏风俗，比上面所说的俗乐还不止强百倍。不知圣朝保留这些，究竟有什么用呢？例如郊外祭祀神灵，不能使用这种淫秽音乐。宗庙祭享祖先，不能使用这种淫秽音乐。朝廷举行宴享，也不能使用这种淫秽音乐。诸侯使用它，足以使自己的国家灭亡。大夫使用它，足以使自己的家族败亡。士人和平民使用它，足以使自身丧失立身之本。所以从上面的郊祀、宗庙，到下面的平民百姓，都不可以使用它。不知圣朝保留这些，究竟有什么用呢？况且京师是天下首先应当治理好的地方，是一切教化的源头，是百姓取法的地方，也是四方夷族仰望观察的地方。必须树立标准、推行教化，使天下臣民一看到国家的光辉就振奋兴起，像虞、芮两国朝见周文王后自动停止争田诉讼一样，这才可以。怎么可以设置三院，蓄养淫秽之物，反而成为天下人的陷阱呢？何况这些娼妓淫女，穿的无不是锦绣衣服，用的无不是金玉宝器；淫邪的声音响彻街道，妖艳的容色照亮道路。所以即使文武官员、学校里的读书人，也常常掉进这个陷阱，更何况富贵人家的子弟、经商的商人和游手好闲的贫民，一看见这些东西，就随风而倒。既没有廉耻，钱财又耗尽，上不顾念父母，下不体恤妻子儿女。软弱的人甚至流离失所、乞讨为生，死在道路上。强悍的人甚至抢劫钱财、杀害他人，丝毫不畏惧国法。祸害的根源不除，积久成习，后来造成的灾祸，哪里说得尽呢？况且天子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天下百姓都是他的子女。如果说要养育百姓，就不能让一个人得不到安身立命之处。如果说要教化百姓，就不能让一个人不能保全应有的人伦关系。这些娼妓和演员同样都是陛下的子民，为什么要像畜养禽兽一样对待他们，使他们的子孙永远陷入聚麀乱伦的罪恶，却一点也不感到怜悯呢？恭敬地想，陛下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毅然认为唐虞三代的教化一定可以实行，认为当今极其严重的弊病一定可以革除；不受因循杂乱的政令牵制，也不被鄙陋之人和庸俗官吏的言论动摇迷惑。关于臣所说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淫靡声音、妖艳色相的危害，还有臣没有涉及或说得不够完备的内容，详细记载在《大学衍义》和《御制性理大全》等书中，乞请命令经筵讲官逐一详细讲解，使圣上对邪正的区别、利害的分界洞然明白，丝毫不受迷惑。这样，对于祖宗法令中应当申明的，就严令申明。对于《家礼》中应当实行的，就详尽周全地推行。对异端邪术，必须拔除病根，不能采取姑息的做法。对淫邪的祠庙，必须查明审理后拆毁，不能采取因循敷衍的政令。礼让教化尚未实行的地方，必须崇尚道德教化，使它得到实行。礼法尚未统一的地方，必须严明政令，使它归于统一。把现今各种风俗弊病一一彻底革除，那么上至朝廷、下至四海，就没有不属于公正中和之礼的了。

译如果教坊司的音乐有不完善之处，就寻找通晓音律的人重新制作。院本、杂剧中确实可以革除的，就制定为固定法令，永远革除。对掌管音乐的淫邪之人，有的下令让他们改过从善，有的更换他们的职务，使他们分散到各地做平民。京师和各地原本没有丈夫的娼妓，就全部命令她们嫁人、脱离贱业。原本有丈夫的，不许她们仍像从前那样淫乱，要让她们从事纺织来谋求衣食，学习廉耻以保全人伦，这样淫秽之风就会消除，转变为善良之民。公卿以下祭祀、宴饮之类，朝廷过去没有颁发规范的正乐，所以人们都陷入世俗的淫邪音乐之中。如今应当依次制定正乐来教化天下，并把所有不正的淫乐一一革除，那么上至朝廷、下至四海，就没有不属于尽善尽美之乐的了。正礼雅乐都应由天子制定并颁行；这样，国家不会有不同的政令，各家不会有特殊的风俗，风俗自然会变得美善。风俗既然美善，民心自然会善良。民心既然善良，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可以和唐虞三代一样美好，哪里还会有秩序不整、上下不和、动荡不安的忧患呢？如果有人说世俗弊病积习已久，祖宗以来都没有改过，如今不能突然革除，那只是因循苟且的论调，并不是善于继承祖业、发扬先志的孝道。我私下打个比方：治理田地的人，他的祖父辛勤除草伐木，却没有把一亩田整治完。培植树木的人，他的祖父错把梧桐、楸树舍弃了，却培植樲棘一类的劣树。作为他们的子孙，是应当把剩下的田地整治完，换掉樲棘，才算继承并发扬祖业的孝道呢？还是只因循旧样，才可以称为孝道呢？这件事的道理明白清楚，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如果一定把承袭错误、沿传讹误当作孝道，那么陛下从前就不必革除传奉官，不必查问旁门左道之徒，不必惩罚进献珍玩的人，也不必斥退祸害政事的宦官，更不必重新录用被言官弹劾贬谪的人了。这难道合乎道理吗？由此说来，当今的一切弊病都应当一一革除，这才是正确的；因循不改并不是正确的。革除弊病才是孝道，因循不改并不是孝道。伏望陛下亲自决断，出自圣心坚决实行，那么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以为六科给事中，是朝廷身边的言官。臣忝居这个职名，回到卫所养病，没有蒙受夺职处分，虽然居家，仍然是朝廷官员。时局到了不能不说的时候，实在不能不说了。如果再不进言，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职守呢？如果现在还不进言，不仅辜负了言官的职责，实际上也辜负了我英明而大有作为的圣明君主。不忠的罪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臣虽然极其愚钝，但读书做士人，学习君臣之间的大伦已经很久了，怎敢自暴自弃，招致大罪加在自身呢？这就是臣情真意切、迫切难忍的原因；臣没有只顾退居养病的个人忧虑，而不能停止进言。所陈述的四件事，实在是愚臣二十多年静居山林时反复思考所得的一点见解。当前的事务，最为迫切、最为重要、最为重大、最为根本的，确实没有超出这些。伏望陛下明察采纳并坚决实行，那么圣学就能达到完善，治国的大根本就能树立；贤能之才就能得到任用，重大政事就能兴办；亲近的佞幸之人就会被疏远，最大的弊病就能消除；礼乐得到修治，宏大的教化就能推行。太平和谐、安乐昌盛的治理，正可以重新在今天实现了！这不只是愚臣一人的幸运，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大幸。臣冒犯天威，惶恐战栗到了极点。因此写成本章，并将近日奉到的一道敕谕，专门派亲生儿子贺士谘捧持上奏呈缴，谨此具奏报告。○成化戊子年六月二十六日记录时事。慈懿皇太后去世，诏令内阁议定另行安葬，不与宪宗合葬裕陵。当时大学士时等上疏说：“大行慈懿皇太后今天与先葬者合葬，将来皇太后万岁之后再合葬，本来互不妨碍，不应产生嫌疑而另行议论，以免失去君臣亲属之间的大伦。” 皇太后不答应，坚持要另行安葬。皇帝驾临文华殿，召集文武群臣宣谕旨意，群臣无法回应，叩头后退下。当时六科、道官列在后面听候圣谕，却没有详细审察。退朝后，刑科左给事中毛弘面向北方，伸手拦住大学士时等，说：“当面直谏、在朝廷上争论，正是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退下呢？” 当时从容地回答他。等到走出文华门时，许多大臣都径直离开了，有的已经走到左顺门西面；科道官还聚集在文华门西面商议，认为失去了这个机会，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挽回的办法了。科道官和礼部尚书夔等人于是跪伏在文华门外，不肯离去。当时许多大臣还在观望，礼科给事中张宾大声喊道：“各位大臣平日身居高位，享受厚禄，承受国家的深恩；如今朝廷有事，却不据理力争，还要到哪里去呢？” 众人于是没有谁敢不赶来。不久，司礼太监怀恩等人出来，夔等人迎上去哭着说：“大行慈懿皇太后不能附葬裕陵，这是极大的不妥，太监们为什么不据理劝谏呢？” 怀恩说：“我等尚且不怕死，诸公应当怎样做呢？” 弘回答说：“我们哪里敢怕死！今天幸好朝廷没有失去礼法伦常，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否则，导致日后国家宗庙社稷不得安宁，即使全族都死了，又有什么用呢？” 怀恩说：“我们每次进谏，太后总是发怒说：‘你们这是在逼迫我；万一我因此真的身体不安，岂不是几乎使君主陷于不孝吗？’” 弘说：“以合乎道义的方式劝导父母，才可以称为孝。如果一味顺从太后一时的意愿，不让她附葬，使太后因此获罪于先帝，那就是使亲人陷于不义，怎么能算孝呢？” 众官都哭了，怀恩等人也哭了，哭声传到了宫内。当时殿门虽然已经关闭，但皇上还在御座上，大概是想观察群臣退下后会怎样进言。怀恩等人停止哭泣，传谕群臣暂且退下，等候再次上奏。众人退下后，各衙门的奏章接连送上，皇上亲自拿着奏章去向太后进奏。太后知道群情都不赞成，于是答应了这件事。皇上驾临文华殿，召集群臣，告诉他们已经请示太后并得到允许，一切都按照群臣的意见办理。众人叩头高呼万岁，声音震动宫阙，然后退下。《医闾先生集》卷八 ●《医闾先生集》卷九 诗稿 自我警戒 偶然成诗 自我警戒 答问者 和白沙的韵，抒写心怀 有人拿自己的命状来请教，我在后面题写了一首绝句 读书 抒写心怀 和沈阳守愚丘先生的诗韵 寄给大尹邵文明 古澄的丁声远前来拜访，写了一首诗赠给我，因此作诗唱和回答，共两首。答复同年进士、大司成林亨大 挽悼同年罗一峯 戏赠友人张解州 答复守关的陈司马谅之 萧文明寄来“光风”大字，我作诗一首 寄给大尹邵文明 傅彦明兄弟久客维扬，作诗寄给他们。伯初来访并留饮，作诗 寄给邵大尹 依次用余柱史与石翁先生唱和诗的韵。和朋友在小庄设宴 赠给朋友 有人请求推荐举荐，我在他的书信后面题写此诗 世俗之人因为科举考试不采用《小学》，便不读它，作诗记下这件事。哭悼张东海 赠给达挥使 依韵唱和，欣喜陈本仁来访 再次和沈阳守愚先生的诗韵 偶然成诗 和答同年董桂岩 偶然成诗，借用白沙先生的诗韵，寄给丁大尹 简短问候乡亲 题写《看山图》溪上茅亭，和士谘的诗 叙述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