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瘟疫专书之概论
瘟疫，急性传染病也。自《内经》以下，无书不载，可谓详且尽矣。然瘟疫之来，以时代而异，以风土为移，故古今方药不同，南北治疗迥异。且变生顷刻，祸不旋踵，非斩关夺隘之将，不克获除暴安良之功。兹将其专书，略论于下：吴又可之《温疫论》，实为治瘟疫专书之嚆矢。其辨证论治，有功千古。且发明瘟疫邪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又有九传之变，尤为卓识。惟其因遇崇祯辛已大疫流行之时，所见者为瘟疫而非温病，乃凭一孔之见，而作正名之篇，悉将温病误为瘟疫；又作《伤寒例正误》，力诋冬伤于寒、春夏成温成暑之理，遂令温病混入瘟疫，淆然莫辨，则又仲景之罪人也。
羽翼又可者，则有清·郑重光之《温疫论补注》，孔以立之《评注温疫论》，洪吉人之《补注瘟疫论》，皆无甚阐发，但洪注较胜。陈锡三之《二分晰义》，及杨栗山之《寒温条辨》，所辨虽详，仍援又可瘟温同病之误。杨书乃窃取陈素中之《伤寒辨证》，而扩充其义者也。吕心斋之《瘟疫条辨摘要》，则又摘取陈、杨二家而成者也。
刘松峰之《说疫》与《瘟疫论类编》、蔡乃庵之《伤寒温疫抉要》、杨尧章之《温疫论辨义》、韩凌霄之《瘟痧要编》、洪教燧之《温疫条辨》，虽皆瘟温不分，而间有增补，尚不无发挥者也。
熊立品之《治疫全书》，李炳之《辨疫 言》，朱兰台之《疫证治例》，皆略有发明，可备治疫之参考者也。
时人余伯陶之《疫证集说》，曹彝卿之《防疫刍言》，徐相宸之《急性险疫证治》，曹炳章之《秋瘟证治要略》，绍兴医学会之《湿温时疫治疗法》，杨志一之《四季传染病》，时逸人之《中国急性传染病学》等书，或辑旧说，或抒心得，或参西学，则皆切于实用者也。
至于郑奠一之《温疫明辨》，即戴麟郊《广温疫论》之张冠李戴，则名为瘟疫，而所论实属温热也。
其瘟温统治之书，则有清·周禹载之《温热暑疫全书》，分别温病瘟疫尚清，惜其属性太简，有负全书之名耳。
至分症论治者，则有清·余师愚之《疫疹一得》。师愚即《阅微草堂笔记》所载之桐城医士也。于乾隆癸丑，京师大疫，用大剂石膏，所治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时人刘民叔之《时疫解惑论》，所用方剂，亦推重石膏。但石膏虽为治热疫要药，究亦不专恃石膏。民国壬申岁，故都烂喉丹痧（倭名猩红热，北平亦呼疫疹）流行，夭横无算。
其重症坏症，人所不治者，经（松如）全活者颇多。其所用药，轻者日用数两，重者多至八九斤，均不专重石膏。其临证验案，他日当刊以问世。此则又非余、刘之所知也。
清·陈耕道之《疫痧草》，顾玉峰之《痧喉经验阐解》，金德鉴之《烂喉丹痧辑要》，夏春农之《疫喉浅论》，张筱衫之《痧喉正义》，曹心怡之《喉痧正的》，时人丁甘仁之《喉痧症治概要》，曹炳章之《喉痧证治要略》，皆治烂喉丹痧之专书也。
清·黄维翰之《白喉辨证》，张善吾之《时疫白喉捷要》，李伦青之《白喉全生集》，陈葆善之《白喉条辨》，耐修子之《白喉治法忌表抉微》，张采田之《白喉证治通考》，皆治白喉之专书也。
夫白喉，咽喉腐也；喉痧，亦咽喉腐也。其所以异者，白喉多由肾虚火旺，里证也，咽喉虽腐，有汗发热，自下焦而至上焦，其势缓；喉痧则纯为疠疫之邪，由于口鼻传入，表证也，咽喉肿腐，发热无汗，自上焦而至下焦，其势急。
一属阴虚，一属阳邪。阴虚即仲景所云少阴病，咽痛胸满心烦，猪肤汤主之者也；阳邪即仲景所云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升麻鳖甲汤主之者也。此又不可以不辨也。
清·王孟英之《随息居霍乱论》，陆九芝之《霍乱论摘要》，赵海仙之《赵氏霍乱论》，许起之《霍乱燃犀说》，姚训恭之《霍乱新论》，陈蛰庐之《瘟疫霍乱答问》，连文冲之《霍乱审证举要》，时人凌禹声之《霍乱平议》，翟冷仙之《霍乱指南》，皆治霍乱之专书也。
霍乱之发也暴，其退速，脉忌微细。而类似寒霍乱之伏阴症，其发缓，而退不易，脉恒细或伏，先利而后呕，惟不若霍乱之心腹绞痛，其发专在夏秋，病则远近一律。清·田云槎之《时行伏阴刍言》，辨之极明。倘误认伏阴为霍乱，则其为害不可胜言矣。
清·郭右陶之《痧胀玉衡》，随万宁之《羊毛瘟证论》，徐子默之《吊脚痧方论》，林药樵之《痧症全书》，高亭午之《治痧全编》，党因道人之《急救异痧奇方》，费友棠之《急救痧证全集》，费养庄之《痧疫指迷》，时人陈景岐之《七十二种痧症救治法》，皆治痧症（痧症即杂疫，一名干霍乱，又名痧胀）之专书也。
译瘟疫，是急性传染病。从《内经》以下的著作，没有哪一部不记载瘟疫，可以说论述得既详细又完备。然而瘟疫的发生会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风土条件而变化，所以古今的方剂药物不同，南北的治疗方法也大不相同。而且病情在顷刻之间就会变化，灾祸紧接着发生；如果不是像斩关夺隘的猛将那样迅速有力的医者，就不能取得除暴安良的功效。现在把有关专著在下面略加评论：吴又可的《温疫论》，实在是专门治疗瘟疫的著作的开端。它在辨证论治方面，功在千古。而且阐明瘟疫邪气从口鼻进入，潜伏在膜原，又有九传的变化，这尤其是卓越的见解。只是因为他在崇祯辛巳年大疫流行时所见到的是瘟疫而不是温病，于是凭借片面的见解，写成辨正名称的文章，把温病全都误作瘟疫；又写了《伤寒例正误》，极力诋毁冬天受寒、春夏形成温病和暑病的道理，于是使温病混入瘟疫，混乱得无法辨别；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仲景的罪人。为吴又可学说助长声势的，还有清代郑重光的《温疫论补注》、孔以立的《评注温疫论》、洪吉人的《补注瘟疫论》；这些著作都没有多少新的阐发，只是洪吉人的注释稍好一些。陈锡三的《二分晰义》和杨栗山的《寒温条辨》，辨析虽然详细，却仍然沿袭了吴又可把瘟病、温病视为同一种病的错误。杨栗山的书是窃取陈素中的《伤寒辨证》并扩充其含义而成的。吕心斋的《瘟疫条辨摘要》，则是摘取陈、杨两家的内容编成的。刘松峰的《说疫》和《瘟疫论类编》、蔡乃庵的《伤寒温疫抉要》、杨尧章的《温疫论辨义》、韩凌霄的《瘟痧要编》、洪教燧的《温疫条辨》，虽然都没有区分瘟病和温病，但间或有所增补，还是不乏发挥之处。熊立品的《治疫全书》、李炳的《辨疫[原文缺字]言》、朱兰台的《疫证治例》，都有一些新的阐发，可以作为治疗疫病的参考。当时余伯陶的《疫证集说》、曹彝卿的《防疫刍言》、徐相宸的《急性险疫证治》、曹炳章的《秋瘟证治要略》、绍兴医学会的《湿温时疫治疗法》、杨志一的《四季传染病》、时逸人的《中国急性传染病学》等书，有的辑录旧说，有的抒发心得，有的参考西医学说，都切合实际应用。至于郑奠一的《温疫明辨》，实际上是把戴麟郊《广温疫论》的内容张冠李戴；书名叫瘟疫，所论内容却属于温热病。把瘟病和温病合在一起论治的书，有清代周禹载的《温热暑疫全书》。它分别论述温病和瘟疫，尚且清楚；可惜内容过于简略，有负“全书”之名。至于按不同证候分别论治的，有清代余师愚的《疫疹一得》。余师愚就是《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的桐城医生。乾隆癸丑年，京城发生大疫，他使用大剂量石膏，治疗的病人都很快痊愈；后来沿用他这种方法的人，救活的病人数不清。当时刘民叔的《时疫解惑论》所使用的方剂，也推重石膏。但石膏虽然是治疗热疫的重要药物，究竟也不能只依靠石膏。民国壬申年，故都流行烂喉丹痧（日本称为猩红热，北平也称为疫疹），因夭折、横死的人数不计其数。其中病情严重、已经形成坏证而人们无法医治的患者，经松如医治而救活的很多。他所用的药物，病情较轻的每天用数两，病情较重的多到八九斤，都不是专门偏重使用石膏。他临床验证的医案，日后应当刊行出来公之于世。这又是余师愚、刘民叔所不知道的情况。清代陈耕道的《疫痧草》、顾玉峰的《痧喉经验阐解》、金德鉴的《烂喉丹痧辑要》、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张筱衫的《痧喉正义》、曹心怡的《喉痧正的》、当时丁甘仁的《喉痧症治概要》、曹炳章的《喉痧证治要略》，都是治疗烂喉丹痧的专著。清代黄维翰的《白喉辨证》、张善吾的《时疫白喉捷要》、李伦青的《白喉全生集》、陈葆善的《白喉条辨》、耐修子的《白喉治法忌表抉微》、张采田的《白喉证治通考》，都是治疗白喉的专著。白喉，就是咽喉腐烂；喉痧，也就是咽喉腐烂。二者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白喉多由肾虚火旺所致，属于里证；虽然咽喉腐烂，但会出汗发热，病势从下焦发展到上焦，进展较缓；喉痧则纯粹是疠疫邪气所致，由口鼻传入，属于表证；咽喉肿胀腐烂，发热而不出汗，病势从上焦发展到下焦，进展很急。一种属于阴虚，另一种属于阳邪。阴虚就是仲景所说的少阴病，表现为咽痛、胸中满闷、心中烦乱，以猪肤汤为主方；阳邪就是仲景所说的阳毒病，表现为面色赤红、斑纹密布如锦纹、咽喉疼痛，以升麻鳖甲汤为主方。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辨别。清代王孟英的《随息居霍乱论》、陆九芝的《霍乱论摘要》、赵海仙的《赵氏霍乱论》、许起的《霍乱燃犀说》、姚训恭的《霍乱新论》、陈蛰庐的《瘟疫霍乱答问》、连文冲的《霍乱审证举要》、当时凌禹声的《霍乱平议》、翟冷仙的《霍乱指南》，都是治疗霍乱的专著。霍乱发病迅猛，退得也快，脉象忌讳微弱细小。而与寒霍乱相似的伏阴证，发病缓慢，病势退去也不容易，脉象常常细弱或伏而不显；先出现泄泻，随后呕吐，只是没有霍乱那样的心腹绞痛。它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发病时远近各地的情况都一样。清代田云槎的《时行伏阴刍言》，对二者辨别得非常清楚。如果误把伏阴证认作霍乱，那么造成的危害就无法说尽了。清代郭右陶的《痧胀玉衡》、随万宁的《羊毛瘟证论》、徐子默的《吊脚痧方论》、林药樵的《痧症全书》、高亭午的《治痧全编》、党因道人的《急救异痧奇方》、费友棠的《急救痧证全集》、费养庄的《痧疫指迷》、当时陈景岐的《七十二种痧症救治法》，都是治疗痧症的专著。（痧症就是杂疫，又名干霍乱，也叫痧胀。）
清·孔以立之《痢疾论》，吴本立之《痢证汇参》，吴士瑛之《痢疾明辨》，唐容川之《痢症三字诀》，时人丁子良之《治痢捷要新书》，罗振湘之《治痢南针》，皆治痢疾之专书也。
近时所谓疫痉，亦名痉瘟，又名伏瘟，于小儿俗呼为惊风，即西医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明方中行之《痉书》，时人蒋璧山之《伏瘟证治实验谈》，沈朗清之《脑膜炎新书》，刘裁吾之《痉病与脑膜炎全书》（此书尚末出版，序文曾经披露）皆治此症之专书也。《金匮》有刚痉柔痉之分，犹惊风之有急慢也。《说文》：痉，疆急也。《广韵》：痉，风强病也。夫痉之为病，脊强而厥，即《难经》所谓督之为病，脊强而厥。盖同病而异名者也。脊髓上贯于脑，乃督脉之所司。《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李时珍曰：脑为元神之府。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王清任曰：灵机在脑。则脑之为物可知。夫心之官则思。《说文》思字从心从囟。囟即 ，顶门也。盖谓心有所思，则神注于脑也。《韵会》曰：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盖谓脑神经也。夫脑阴质也，心阳火也，以阳火上灼阴质，则神光毕照，事物洞明。
此以脑之灵机，而为心主之所司者也。西说之脑膜炎，炎者火也，但火极生风，风火相乘，则筋膜燥，脊髓枯，神经为之紧张，故头痛脊疼，颈项弯曲，手指抽挛，神识昏迷，目赤直视，口噤谵语。《灵枢·热病》曰：髓热者死，热而痉者死，热病数惊，螈 而狂，风痉身反折。《素问·气厥论》曰：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又《骨空论》曰：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皆此症之见证也。叶天士所谓温邪上受，逆传心包，亦此证之一也。心包即心主之宫城，盖脑之灵根下在于肾，脑之灵机上发自心。心通于脑，故泻心火即清脑法也。然其症不独有刚柔之分，且有有疫无疫之异。施治之法，又不可执一无权也。
清·罗芝园之《鼠疫约编》，沈敦和之《鼠疫良方汇编》，刘肇隅之《鼠疫备考》，时人余伯陶之《鼠疫抉微》，李健颐之《鼠疫治疗全书》，徐相宸之《订正鼠疫良方》，皆治鼠疫之专书也。
他如痘疮、麻疹，乃本先天之遗毒，蕴藏于骨髓之间。痘为阴毒，发于五脏；麻为阳毒，发于六腑。虽皆由感触疫邪而发，究非其主因也。古者隶于小儿科，今则另立专门，故不列入。
上编·学说辩正
第四章·温病学说之折衷
岐伯曰：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此叹世风之不古，而不能如古人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也。自岐伯迄今，又四五千年矣，加以中外交通，人烟繁萃，兵革时起，饥馑荐臻，温病瘟疫，有不从而日增者乎？痘疮发现于后汉，至唐宋而盛行。痧症亦名干霍乱，宋时虽盛行，而至有清以来为尤烈。烂喉丹痧、白喉、鼠疫等，虽为往昔异名之病，然皆自有清而后盛行。所以然者，盖上古之时，天清地宁，民淳俗朴，虚邪苛毒无由而生，即或有之，发现亦鲜，故人不觉；世愈降，民俗愈浇，而恶疾险症亦遂愈多也。
吴又可生于多疫之秋，故其言曰：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是伤寒，及其临证，悉见瘟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云云，诚非虚语。其立说虽为后世温病瘟疫混淆之滥觞，而其发明疫邪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与夫九传之变，则为治疫之金针，而不容埋没。
喻嘉言之温症三大例，可谓深知伏气变病之理。惟治金鉴一案，标其名为伤寒死症奇验，而强词夺理，竟作冬伤于寒，又兼冬不藏精之春温两感症，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及附子泻心汤，以炫其奇；且云不藏精之人，肾中阳气不鼓，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见，用附子助阳，则阴气上交于阳位，如釜底加火，则釜中之气水上腾，而润泽有立至者。此种言论，荒谬已极，既标名伤寒，何得又作温病？夫不藏精者，精液枯竭，所以化火，惟恐清凉之不急，何得反用辛温？火上加油，焉有不燎原者乎？其证状壮热、谵语、皮肤枯涩、舌卷、唇焦、足冷，即王海藏《阴症略例》所谓阴极似阳之阴症，实非温病也。
译清代孔以立的《痢疾论》、吴本立的《痢证汇参》、吴士瑛的《痢疾明辨》、唐容川的《痢症三字诀》、当时丁子良的《治痢捷要新书》、罗振湘的《治痢南针》，都是治疗痢疾的专著。近来所说的疫痉，也叫痉瘟，又叫伏瘟；小儿俗称惊风，就是西医所说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明代方中行的《痉书》、当时蒋璧山的《伏瘟证治实验谈》、沈朗清的《脑膜炎新书》、刘裁吾的《痉病与脑膜炎全书》（这部书尚未出版，序文中曾经披露），都是治疗这种疾病的专著。《金匮》中有刚痉、柔痉的区别，就像惊风有急惊风、慢惊风的区别一样。《说文》说：痉，就是筋脉强直拘急。《广韵》说：痉，是风邪所致的强直病。痉这种病，表现为脊柱强直、身体厥冷，这就是《难经》所说督脉患病时脊柱强直、身体厥冷。这属于病症相同而名称不同。脊髓向上通达脑部，是督脉所主管的部位。《脉要精微论》说：头部，是精气和神明聚集的府舍。李时珍说：脑是元神聚集的府舍。金正希说：人的记忆都在脑中。王清任说：人的灵活机能在脑中。由此可知脑究竟是什么样的器官。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说文》认为“思”字从“心”从“囟”。“囟”就是[原文缺字]，即头顶的囟门。这是说，心中有所思考时，神就集中到脑部。《韵会》说：从囟到心，像丝线一样相互贯通而不断绝。这说的就是脑神经。脑属于阴性物质，心属于阳火；阳火向上灼炼阴性物质，就会使神光完全照耀，世间万物都能洞察明白。这就是借助脑的灵活机能，而成为心所主宰、所主管的功能。西医所说的脑膜炎，炎就是火；但火势达到极点就会生风，风火相互助长，就会使筋膜干燥、脊髓枯竭，神经因此紧张，所以出现头痛脊痛、颈项弯曲、手指抽搐、神志昏迷、眼睛发红直视、口不能张、胡言乱语等症状。《灵枢·热病》说：骨髓发热的会死亡，发热而痉挛的会死亡；热病多次出现惊厥，抽搐而狂乱，属于风痉，身体会向后反折。《素问·气厥论》说：肺把热邪传给肾，就会传变为柔痉。《骨空论》又说：督脉发生病变，就会脊柱强直、身体向后反折。这些都是这种疾病所表现出的证候。叶天士所说的温邪从上部侵入、逆传到心包，也属于这种证候的一种。心包就是心主的宫城；大概脑的灵性根源向下在肾，脑的灵活机能向上从心发出。心与脑相通，所以泻去心火也就是清脑的方法。这种病不但有刚痉、柔痉的区别，还有是否属于疫病的不同。所以治疗的方法也不能拘泥于一种，而不知权变。清代罗芝园的《鼠疫约编》、沈敦和的《鼠疫良方汇编》、刘肇隅的《鼠疫备考》、当时余伯陶的《鼠疫抉微》、李健颐的《鼠疫治疗全书》、徐相宸的《订正鼠疫良方》，都是治疗鼠疫的专著。至于痘疮、麻疹，是先天遗留下来的毒邪，蕴藏在骨髓之中。痘属于阴毒，从五脏发出；麻属于阳毒，从六腑发出。虽然它们都是因感受疫邪而发病，但疫邪究竟不是它们的主要病因。古代把它们归入小儿科，如今另立专门科目，所以这里不列入。上编·学说辨正。第四章·温病学说的折中。岐伯说：如今的人把酒当作水浆，把反常的生活当作常态，醉酒后还行房事。这是感叹世风不如古代，不能像古人那样避开虚邪贼风、顺应时令来躲避它，使精神守护在体内，这样疾病又从哪里会发生呢？从岐伯时代到现在，又过了四五千年；再加上中外交通、人口密集，战争不时发生，饥荒接连到来，温病和瘟疫难道没有因此日益增多吗？痘疮出现于后汉，到唐、宋时期逐渐盛行。痧症也叫干霍乱，宋代虽然已经盛行，但到了清代以后尤其严重。烂喉丹痧、白喉、鼠疫等，虽然是过去另有名称的疾病，但都在清代以后才盛行。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上古时期天空清明、土地安宁，百姓淳朴，虚邪和猛烈的毒邪没有产生的条件，即使偶尔有，也很少发作，所以人们察觉不到；世道越往后发展，民俗越趋于浇薄，恶性疾病和危重证候也就越来越多。吴又可生在疫病频繁流行的时代，所以他说：从事医学的人，所记载、所诵读的，连篇累牍都是伤寒；等到临床诊察时，遇到的全是瘟疫。要寻找真正的伤寒，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如此等等，确实不是虚妄之言。他的立论虽然成为后世混淆温病与瘟疫的开端，但他阐明疫邪从口鼻进入、潜伏在膜原，以及疫病有九传的变化，这对于治疗疫病是极其重要的要诀，不能埋没。喻嘉言所说的温病三大纲例，可以说深刻了解了伏气转变为病的道理。只是他治疗《金鉴》一案时，把它标为“伤寒死症奇验”，并强词夺理，竟说成既有冬天受寒，又有冬天不藏精所导致的春温两种病邪相感；还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和附子泻心汤来炫耀奇效；并且说，不藏精的人，肾中的阳气不能振奋，精液不能向上运行，所以外在表现为干燥；使用附子来扶助阳气，就能使阴气向上与阳位相交，就像在锅底添火，锅中的水气便会向上蒸腾，很快就能产生润泽。这种说法荒谬到了极点，既然标明是伤寒，怎么又能当作温病呢？不藏精的人，精液已经枯竭，所以会化生火邪，唯恐清凉之法使用得不够及时，怎么反而使用辛温药呢？这就像在火上浇油，哪里会有不烧成燎原大火的呢？它的证候表现为高热、谵语、皮肤干枯粗涩、舌头卷曲、嘴唇焦燥、足部厥冷；这就是王海藏《阴症略例》所说的阴气达到极点而表现得像阳证的阴症，实际上不是温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