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医书

译痘疹在汉代以前，方书中没有记载。到了拓跋魏时期，才开始有治疗痘疹的方药。从唐代到宋代，有董汲、钱乙，独自卓然兴起，著方立论，辅助和发扬圣人医经，功劳最大。近来慈溪赵继宗撰写《小儿痘疹全书》，刊印发行于世。我起初读他的序文，私下认为继承钱乙之后成就这一学术的，只有他一人。等到读完整部书，详细加以考察，却和序文所说大不相同。他的书总共列出六十二个方剂，其中喜欢使用紫草、蝉壳、大力子、露蜂房这四味药的，凡有四十六方，为什么偏颇乖戾到这种程度呢？如果小儿确实气盛，有风邪热毒，使用这些药也可以。假如气虚血虚，表里都不充实，大便自行泄泻，颜色灰白，囟门下陷，咬牙，寒战等症状，难道可以轻率地使用这些药吗？考察胡大卿《痘疹方论》说：“紫草虽然是治疗疮疹的圣药，但药性寒，能使大肠滑利；如果大便秘结，就可以使用。” 又说：“蝉壳在出痘第八天以后禁用。鼠粘子就是大力子，有虚寒证的人禁用。” 考察《本草图经》说：“露蜂房味苦咸，药性平而有毒，主治惊痫、蛊毒、肠痔、肿毒、风牙等病症，并没有说到小儿痘疹。” 赵氏每一个方剂都使用它，这是用药的第一个错误。小儿体质柔弱，前代医家用药通常剂量很少，不过三四钱。赵氏动不动就使用一两、六七钱，这是用药的第二个错误。有的内里虚弱而泄泻，有的头部温热而足部寒冷，有的烦躁口渴，有的腹胀，有的气喘，有的寒战咬牙，这些都是表里俱虚。赵氏却每天都说不可以，便说这是里虚，是由伤食、伤冷导致的。既然说伤食、伤冷导致的泄泻是主治证候，却仍然使用鼠粘子、紫草，这是用药的第三个错误。甚至对于瘙痒、塌陷、内虚泄泻、气促的病证，又反复投用寒凉药剂，这是用药的第四个错误。赵氏既然说寒战咬牙是脾胃受寒，却对鼠粘子、紫草、苦参更加不肯舍弃，哪里知道寒冷过度，难道不会损伤脾胃清纯之气吗？医经说：“五脏都从胃禀受精气，胃是五脏的根本；胃气一旦虚弱，死亡就近在眼前。” 杨仁斋说：“各种热证不可突然驱除，应当缓缓地疏解。” 大概痘疮没有热势就不能发起、透出，这和种豆时遇到天气温暖就容易生长是一样的。古人用药时审慎衡量寒暖，推究天时运气；如果只凭偏重清热的一种见解，必然会误害人。我难道是喜欢争辩吗？也不过是出于“幼吾幼”的心意罢了。卷一　医书 《格致余论》丹溪是医学中的圣人。他所撰写的《格致余论》一书，超越古今，哪里容得轻易议论呢？然而我反复深入思考，私下认为其中有值得怀疑之处。书中“左大顺男，右大顺女”的说法，丹溪只指气血的阴阳，反而遗漏了脉位的阴阳，于是根据医生左右手的位置来立论，这有违背医经旨意之处，这是第一点可疑。关于醇酒宜冷冻饮料的说法，我见世上饮热酒的人也没有疾病，饮冷酒的人即使在盛夏也会生病，这是第二点可疑。至于倒仓这一治法，丹溪自己说是从西域异人那里得到的；近来我亲眼见到几位土夫确实施行此法，死者接连不断，这是第三点可疑。唉！西域之人身处异方异域，风俗气候不同，禀赋也不同；这种治法难道可以施用于东南地区体质柔弱的人吗？门人错误地把它记载在劳瘵吐血一门中，造成的祸害非常大。况且劳瘵咳血，是因为真阴亏损，脏腑、脾胃虚弱，津液枯竭，不适宜使用催吐、攻下的方法。从前徐文伯治疗范云的疾病时，就有不可发汗的告诫，尚且因此缩短了寿命，何况把催吐、攻下的方法施用于劳损之人，怎么可以呢？有人因为这些话，就责怪我轻率地议论前人，我回答说：孙真人《千金方》中有房中补益的方法，丹溪辨析说：“如果没有圣贤的心性、神仙的骨相，就不容易施行。” 他又说：“如果把房中之术当作补益的方法，杀人就太多了。” 丹溪能够做孙真人的忠臣，难道我反而不能做丹溪的忠臣吗？古语说：“不能因为说话的人有过错，就废弃他说的话。” 假使丹溪重新活过来，大概也不会废弃我的这番话。卷一　医书 《和剂局方》有人问：“《和剂局方》，丹溪已经详细发挥并加以辨析了。戴原礼是丹溪的高足弟子，如今看他所著《症治要诀》中的方剂和论说，全都以《和剂局方》为宗旨，为什么呢？” 我说：“《和剂局方》又有什么辜负世人的地方呢？前前后后救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丹溪只是辨析其中用药的人有错误罢了，并不是方剂本身的罪过。血虚证不宜使用香燥的药剂，痿证、痹证也不能混同作风病来治疗；他又何曾要把《和剂局方》完全抛弃呢？如今的人竟然因此认为《和剂局方》一概不可使用，有的甚至说它适合北方而不适合南方。却不知道《内经》说，寒证用热法治疗，热证用寒法治疗；病情轻微时采用相反的治法，病情严重时顺着病势而治。根据权变选择适宜的方法，随着病情消长来决定治疗，怎么可以局限于南北的分别，而不考虑寒热的差异呢？戴原礼大概是领会了丹溪心法的人，所以他取用《和剂局方》，并不是随意如此。” 卷一　医书 《苏沈良方》《苏沈良方》共十卷，前面有永嘉道士林灵素所作的序。我家收藏有宋代刻本，私下认为林灵素是从苏轼、沈括二人的文集中，或杂记、或笔谈等书中抄录材料，汇编成一部书，只是假托二人的盛名来流行这些方剂罢了。李东垣说，《苏沈良方》就像唐代的《类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说，不会作诗的人汇集诗作，就像不懂医方的人汇集方剂一样。一首诗写得不好，最多不过浪费纸张罢了，不会导致误害他人；一个方剂制定得不好，那么造成的祸害就有说不尽的了。唉！后世编集方书的人，务必要谨慎啊！卷一　医书 《中藏经》辨析 《中藏经》共八卷，传说是华元化撰写的。考察《唐书·艺文志》，其中只有吴普辑录的《元化药方》，并没有《中藏经》这个名称。吴普是广陵人，亲自受业于华元化门下，以医术技艺闻名。如今这部书中所辑录的各种论说，不是吴普所能写成的。灵洞道士邓处中在自序中说，自己是华元化的外孙，因为前往吊祭并宿于寝室，在梦中得到这部书。我私下怀疑这说法荒诞不经。论说后面附录的方剂及其说明，都是邓处中增补进去的罢了。例如地黄煎丸中有山药，古方称为薯蓣；为了避宋英宗的名讳，所以改名为山药。烧肝散中有白术、苍术，《本草》和占方书中只说“术”，并不区分苍术、白术两种。牢牙地黄散的详细注文说：“这个方剂见于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文莹是宋代僧人，这三点都可以证明它出自邓处中之手。阅读这部书的人应当自己明白这一点。卷一　医书 《十药神书》

译葛可久的《十药神书》，其中的方剂治疗劳损吐血颇有功效；但我怀疑《太平丸》后面的跋语说：“这个方剂使很多人受益，所得到的酬谢多得无法计算，我从来没有妄自传给不合适的人。我渐渐年老，恐怕它会泯灭失传，因此编次成书，给子孙留下救济世人的无穷利益。” 看这些话，就知道它不是葛可久的著作了。葛可久是豪杰之士，即使是医术也不是他所屑于从事的，哪里会是那种只谈利益的人呢？《姑苏志》中有葛可久的传记，称他所著的书有《医学启蒙》《经络十二论》，却没有记载《十药神书》；这显然不是他的著作。卷一　医书 《明医杂著》凡是人患血病，就应当使用治血的药物。如果气虚而血弱，又应当从补气入手，用人参来补益。阳气旺盛，就能够生成阴血。东垣说：血脱的时候补益气，是古代圣人高明的治法。补益胃气来帮助生发之气，所以说阳气生长，阴血也随之增长。应当把使用各种甘味药剂作为首要任务。世人都把它看作专门补气，却不知道甘味能够生血，这就是阳气生长、阴血随之增长的道理。所以首先要调理胃气。人的身体内部，以饮食所化的谷气为宝贵。近来的医生大多拘泥于王汝言《明医杂著》所说：阴虚时误服甘温药剂，病情就会日益加重；服用过多就会死亡。因此，他们把一切脾胃、饮食、劳倦方面的病证都认为是阴虚，只使用四物汤加苦寒药物。我担心地黄、当归大多会恋滞于膈间，反而损伤胃气。所谓精气和血，那么气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血还没有显现出生成的情况，谷气却已经先受到损伤了。从前有一位士人，形体肥胖而面色白，因为看到《明医杂著》中记载的补阴丸，服用了几年，后来形体消瘦、呼吸短促。蜀地医生韩天爵使用辛热药剂，攻除他体内滞留的余邪，并燥化过盛的阴寒，之后他的病才恢复平和而无恙。这就是没有通晓方书却轻率行事而自误，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卷一　医书 《儒医精要》人的一身，阴气常常不足，而阳气常常有余，所以丹溪反复劝人养阴来配合阳气，实在不是想补阴使它胜过阳气。我近来看到《赵继宗儒医精要》一书，驳斥丹溪专门想补阴以抗衡阳气的说法，认为这是违背阴阳正常规律的做法，绝没有补阴的道理。他又辨析王叔和认为命门属于火的错误，辨析张仲景《伤寒论》中关于无汗、吐、下的治法，辨析张洁古不区分中暑和中热，辨析中风不是由火、气、湿三者造成的说法，还辨析十二经脉脉象的差错。赵公偏执自己的见解，妄自树立邪说来欺骗人，违背并冲撞医经旨意，在名教方面犯下的过错太多了。唉！仲景、叔和，是医学中的圣人，也是百世医家的老师。继宗是什么人，竟敢这样轻率地议论他们？只能看出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卷一　医书 牛黄清心丸 《和剂局方》都是名医汇集编成的，可以说内容精当了。其中有差错的地方，也不是没有。比如牛黄清心丸这一方，使用药物二十九味，药性寒热交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从前听老医生说，这个方子其实只有黄芩、麝香、龙脑、羚羊角、牛黄、犀角、雄黄、蒲黄、金箔九味药而已。从干山药以后列出的二十一味药，本来是《和剂局方》补虚门中的《山芋丸》，当时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错误地合成了一个方剂。以上内容载于《周密癸辛杂志》，我起初听到这种说法时，非常不以为然。等到考察各种方书，果然相信这两个方剂是合并成一个方剂的。我把这件事记下来，等待博学通达的人来订正。卷一　医书 《内外伤辩》李东垣《内外伤辩》首先想要调理脾胃，是探究病源根本的论述。但也难免用药过于杂乱，前辈说它像韩信带兵一样，多多益善，其实是为他避讳。朱彦修行医而推崇儒学，他的见识在杂病方面颇高；至于伤寒的旨趣，恐怕不是他的长处。本朝名家中能够著书立说的，除了戴原礼、赵良仁二人以外，其他人大多寂寂无闻。近代的王汝言，似乎只窥见了门户，得到的只是前人的糟粕；有人说他的议论名声超过实际，总的来说，要取得成就就很困难了。（石门刘桂《医论》） 卷二　古今名医 盛启东 御医盛启东在永乐年间，东宫妃张氏十个月月经不通，众医都认为是胎儿造成的胀满。一天，皇上对他说：“东宫妃有病，你去看看她。” 东宫因为这是皇上的命令，便十分谨慎地引导他前去。诊察完出来后，又说：“请把病情早晚的变化告诉皇上。” 一见到妃子，听到这话便说：“朝廷有这样的医生，为什么不早让他来看我？” 盛启东出来后开列药方，全都是破血的药剂。东宫看了大怒，说：“好个御医！早晚就要生皇孙了，你却开这样的方子，为什么？” 于是没有采用这个方子。几天后病情更加危急，于是再次请他诊察。他说：“再过三天，臣就不敢用药了。” 他仍然开列先前的方子，于是被锁在宫禁之中。家人惊慌恐惧，有人说他死定了，有人说全家将要被抄没。三天之后，前面有执红棍的人呼喊着赏赐到来，场面十分盛大。原来妃子服药后排出了数斗血，疾病于是平复了。随后皇上也赏赐盛启东，说：“这不是酬谢医生，而是用来压惊的。”（王文恪公笔记） 卷二　古今名医 孙景祥 长沙李文正公，即李东阳，自称三十九岁时患脾病，症状是能吃却不能消化；因此节制饮食，不敢多吃，渐渐吃得越来越少，几乎到了不能进食的地步，气力也逐渐衰弱，形体一天天疲惫。医生都说是劳瘵，用药补益他，病情反而更加严重。年末将近时，医生说：“我的医术也将穷尽了；到了春天木气旺盛，脾土一定会受到损伤。” 李文正公的父亲听到这话，十分忧虑。恰好有老医生孙景祥来诊视，说：“等到春天，病就会解除。” 李文正公因觉得奇怪而询问他，孙景祥说：“病在心火，所以得到木气就会解除。那位医生说是脾病，是因为没有推究病根。您莫非是有忧郁的病患吗？” 李文正公说：“唉，正是这样。” 原来这时他正逢丧妻、亡弟，悲伤凄怆交相聚集，积久便成了疾病。不只是医生不能辨识，连他自己也忘了这一点。于是把原来的药全部停掉，完全听从孙景祥的说法，三天服用一剂药，药不过四五剂。到了春天病就痊愈了，于是自己叹息说：“医生不能辨识疾病，却想要拯救人的危难，怎么可能呢！” 他又叹息说：“世上的人追逐虚名而遗弃实际，把自己的身体性命托付给庸医，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 假如当初没有遇到这位医生，只是把自己托付给所谓的名医，不该补益却偏偏使用补药，直到身体羸弱疲惫还不知道醒悟。因此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警戒自己。（《麓堂文集》） 卷二　古今名医 盛文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