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导言 我国古代先哲中，精研史学而最著名的，以刘知幾、章学诚二人为最。刘知幾《史通》外篇有《史官建置》《历代正史》两篇，所论述的是从上古到唐初史学源流的演变，这就是中国史学史的萌芽。章学诚曾仿照朱彝尊《经义考》的体例，撰写《史籍考》，探究其中的义例，大概是想借助乙部典籍说明史学的源流；其规模宏大、构思精密，确实是杰作。可惜他的稿本尚未刊刻便散佚了，否则也可以说是史学史具体而微的著作。近人梁启超晚年喜好研究史学，曾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写法，认为其内容有四项：第一是史官，第二是史家，第三是史学的成立与发展，第四是最近史学的趋势。前两项大概本于《史通》，后两项则是由此引申出来的。他的弟子姚名达想依照梁氏所指示的方向撰成一书，稿本已经略具规模，但尚未刊行。现在编纂这部稿子，前面没有可以承继的成例，虽然有仰屋著书的勤苦，难免受到覆瓿之讥；加上经历颠沛之后，旧有典籍损失很多，即使想详细论述，实际上也苦于无法做到。谨依刘知幾、章学诚的义例，以梁启超的条目作为经纬，粗略加以编排，作为诵读讲说的材料。至于订正错误、补充遗缺以及首尾条理，则确实有待将来，更要期待博学多闻者来完成。编纂的宗旨，概括如下：“史”字的本义是记事，最初用来称呼掌管文书的官职，后来又用来称呼执笔记录的书籍，于是便产生了史官和史籍。我国的史官，古代是专门的职务，而且世代守任其业，所以国史全都由官府修撰，并且编年体最早创立。后世私家修史的著作很多，演变出多种体例，于是卓越而著名的史家便取代史官而兴起。本编所述，首先讲史官，其次讲史家、史籍，并对官修史和私修史分别分章阐述，以说明私家修史的成就胜过史官。这是本编的第一个宗旨。回溯清代以前的史学成就，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撰写史书，先有编年体，继而有纪传体，号称“二体”。编年体如《春秋》，记载还比较疏略；纪传体如《史》《汉》，组织逐渐严密。《隋志》以下，把纪传体列为正史，而编年体降为次要地位，这就是史学进步的征兆。二是评论史书，刘知幾的《史通》首先创作，章学诚的《通义》后来继承。实在是因为时代到了唐宋以后，史籍纷繁陈列，如果没有辨析体例、讨论得失利弊的著作，怎么能够阐明考求实证、排除虚伪、剔除粗疏、保存精华的宗旨呢？这说明在史学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又取得了新的成就。本篇评论史学，只选取司马迁、班固、刘知幾、章学诚四人，树立两类典型；其余内容分散见于所述史官、史籍之中，不再另行区分。这是本编的第二个宗旨。先哲撰写史书的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开拓端绪，到唐宋以后扩大了范围，如何说明这一点呢？姑且不论纪传体、编年体之外另有纪事本末体，仅说由《左传》《汉纪》的传统发展而来的司马光《资治通鉴》，由《周礼》《唐六典》的传统发展而来的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由《禹贡》《山海经》的传统发展而来的郦道元《水经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由《汉书·儒林传》的传统发展而来的黄宗羲、全祖望二人的《学案》，以及由《别录》《七略》的传统发展而来的清代目录校雠学，都是分门别类、由简趋繁的明显证据。本编所述除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以外，还兼收典礼、方志、学案、校雠等体例，并各举一两个范例略加讨论。这是本编的第三个宗旨。史学寄托在史籍之中，史籍由史官、史家撰写；这四者相互密切关联，不必再论。但还有一个方面应当叙述，就是史料。史官的记注、官署档案、州郡的计书、文士的别录、金石的记载、地下出土的藏品，没有一样不是史料。怎样搜集记录、保存、考订、编排，以至流传后世、传播久远，我国先哲实在做得很出色。又如撰写史书的开始，广泛搜集史料，辑成“长编”；长编就是在辑录之后，再加以考订、编排的成果，例如唐宋以来官修的实录、会要，都属于这一类。近人对于这一方面，用力也很勤勉。本编虽未设专章论述，但也在各章中附带叙及，以说明整理编排史料也属于史学的范围。这是本编的第四个宗旨。以上列举史学宗旨的四个方面，略微说明编纂的概况。全书结构概括为九章，并为了便于叙述，暂且分为古代、汉魏南北朝至唐初、唐宋至清三个时期，权且作为讨论的材料，借此求教订正于大雅君子，幸望诸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