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

译第三章 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 我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在司马迁、班固时大成。因此，继孔子、左丘明之后，接着论述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字子长，是龙门阳夏人。汉武帝时，他继承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职掌文史和星历，因此能够搜集金匮、石室中的书籍，撰成《史记》。晚年任尚书令，官位尊贵而任事；友人任安责备他不能荐举贤才，司马迁写信答复他，信中谈到《史记》，这就是《汉书》本传和《文选》所载的《报任少卿书》。班固，字孟坚，是扶风安陵人。后汉明帝时任兰台令史，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撰成《汉书》。后来参与大将军窦宪的军事活动，窦宪获罪后，班固因牵连被拘押，死于狱中，终年六十一岁，当时是和帝永元四年。司马迁去世的年份无从考知，据王国维撰写的《太史公行年纪》，司马迁大约死于汉昭帝始元元年，终年六十岁。这就是二人的大致事迹。古人撰写书籍，没有不是有其动机和背景的。孔子辑录《尚书》、修订《春秋》，史官失职、文献无从查考，是他的动机；王官的职守失散，学术流散为诸子百家，是他的背景。司马迁撰写《史记》，也有他的动机和背景。试作考察如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家封禅大典，而太史公滞留在周南，不能参加这件事，因此愤懑不已，直到临终。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好出使归来，在河洛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如今，天子承接千年的帝统，封禅泰山，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这是命啊！我死以后，你一定要做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论述、著作的事情。……天下人都称颂周公，说他能够歌咏、论述文王、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遗风，通达太王、王季的思虑，并且追溯到公刘，以尊崇后稷。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败坏，孔子修整旧典、振兴废弃的制度，评论《诗》、《书》，撰作《春秋》，所以学者直到今天仍以他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已经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散失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以及为义而死的人很多；我身为太史却不能把他们论述记载下来，使天下的史书废弃，我对此非常害怕。你要记住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小子不聪敏，请让我全部论述先人编次的旧闻，不敢有所缺漏。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任太史令，搜集石室、金匮中的史书，到第五年，正值太初元年（公元前一 ○四年）。司马氏世代担任史官，封禅是古今罕见的大典，而身任史官的人却不能参与这项事务，实在是终身的遗憾，所以司马谈以至于愤懑而死。司马迁接受父亲的遗言，撰写《史记》；他把《封禅书》列为八书之一，正是用来表示继承父亲遗志的意思。这是他的第一个动机。《汉书·司马迁传》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说（也见《文选》卷四十一）：古代富贵而声名磨灭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只有卓异非凡的人才被称道。文王被拘禁后推演《易》，孔子困厄后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才写《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有《国语》，孙子受膑刑后编定《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后，世上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后，写成《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发愤而创作的。这些人都心中有所郁结，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所以记述往事，思考后来的事情。至于左丘明失去双眼、孙子被截断双足，最终都不能被任用，便退下来议论自己的谋略，以舒展愤懑的思想，留下空文来表现自己。我也不自量力，用无能的文辞撰写自己的著作，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大略考察其中的事迹，总结其始末，考察成败兴衰的规律，上自轩辕黄帝，下至如今，编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也想借此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变化的规律，形成一家之言。草稿刚刚开始，还没有完成，恰逢遭遇这场灾祸；我痛惜它没有完成，即使已经身受极刑，也没有怨怒的神色。我确实想把这部书写成，藏在名山之中，传给真正懂得它的人，并流传到交通便利的大城市；这样我就偿还了先前受辱的责任，即使遭受万次杀戮，难道还会后悔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章〕 但是，这些话可以对明智的人说，却难以对世俗之人讲明。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认为他没有投降敌人，而受了腐刑；这本来是奇耻大辱，只是因为著书尚未完成，所以甘愿受刑而不后悔，把自己比作古代那些发愤著述的人。这是他的第二个动机。《太史公自序》又说：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华山以南耕种放牧。十岁时，就诵读古文。二十岁时向南游历江淮，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窥察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国、鲁国的都城讲习学业，观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峄举行乡射礼；在薛、彭城一带遭遇困厄，经过梁、楚。后来司马迁出仕任郎中，奉命出使西行，巡视巴蜀以南地区，向南巡察邛、笮、昆明，回来复命。这样看来，司马迁的足迹确实从今天的晋、豫一带出发，向南游历江浙，转到湘、鄂，向北返回齐、鲁，徘徊于鲁、苏两省交界处，又经过武汉回到长安；再次向南到达川、滇，再向北返回。他在中国内地多有游历。因此苏辙说，太史公走遍天下，周游四海的名山大川，同燕、赵豪杰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放纵横，很有奇特的气势。这也是《史记》得以成书的原因之一。这是他的第三个动机。至于司马迁撰写《史记》所处的背景，他也略有说明。他在《自序》中说：我们汉朝承接五帝末期的遗绪，接续三代的统业。周朝的政治道路败坏，秦国掠夺并废弃古文，焚烧《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中的图籍散乱。于是汉朝兴起，萧何整理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文学之士渐渐兴盛，诗书也常常间或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谈论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商鞅之学，公孙弘以儒学显达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留下来的文章和古代事迹，没有不全部汇集到太史公这里的。据此可知，汉朝兴起九十多年间，散失的文献不断出现，并且全部汇集到司马氏父子所掌管的地方；这既是朝廷重视文治的成效，也成为撰写《史记》的背景。

译司马迁撰写《史记》，曾把它同孔子撰写《春秋》相比。他叙述先人的话说：“周公死后五百年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有人能够继承、阐明圣明时代，订正《易传》，继承《春秋》，依据《诗》、《书》、《礼》、《乐》的精神来作述，心意大概就在这里吧？小子我哪里敢推辞呢？”然而他又不敢自居于孔子，以表示谦逊，所以说：“我所说的只是记述往事，整理世代流传的史实，并不是所谓创作；把它同《春秋》相比，是错误的。”但是，像他所说的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变化、形成一家之言；以及所谓拾取遗失、补正遗漏，协调六经中不同的传说，整理诸子百家的杂说，把书藏在名山、另抄一份藏在京师，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他的自我期许如此之高，要说他不把自己同孔子作《春秋》相比，是不可能的。考察当时的情况，正是孔子所说的文献不足以征信的时代。孟子说：“诸侯憎恨典籍会损害自己，于是都把它们毁掉了。”这是典籍在周朝末年遭受的灾难。太史公说：“秦国焚烧天下的《诗》、《书》，诸侯的史记尤其严重，因为其中有讥刺和批评；《诗》、《书》之所以还能重新出现，大多是因为藏在民间，而史记只藏在周王室，所以被焚毁了。”这是典籍在秦火中遭受的灾难。《史记》一书，本来是杂采各类书籍编成的，除《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外，还有《五帝德》、《帝系姓》，也称《五帝系牒》；有《春秋历谱牒》，也称《牒记》；有《秦记》；至于楚、汉之间的事情，则采自陆贾的《楚汉春秋》。以上这些书，有的见于《史记》本书，有的是班固所记述的。由此可见，司马迁修史，也对文献不足以征信感到遗憾，因而在自己生前努力编纂记述；后人就更加难以完成了。这也是他撰史背景的一项。《后汉书·班彪传》记载班彪所撰《略论》说：孝武帝时代，太史令司马迁采集《左氏》、《国语》，删取《世本》、《战国策》，依据楚、汉以及列国当时的事迹，上起黄帝，下至获麟，撰写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有十篇缺失。司马迁所记，从汉元年到汉武帝时期而中断，这是他的功劳。至于采集经书、摘取传文，分散记述诸子百家的事情，遗漏很多，不如原书完整；他以博览、广泛记载为功，议论浅薄而不笃实。论述学术时，尊崇黄老而轻视五经；叙述货殖时，轻视仁义而以贫穷为羞；论述游侠时，鄙视守节之士而推重世俗所称的功劳。这是他最大的弊病，损害了正道，也是他遭受极刑的罪过。然而他善于叙述、安排事理，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野，文采与质实相称，大概确实有优秀史家的才能。他的儿子班固以此为依据，撰写《汉书》，在《司马迁传赞》中说：……所以司马迁依据《左氏》、《国语》，采集《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接续记载其后的事情，一直到天汉年间；他对秦、汉的记述很详细。至于采集经书、摘取传文，分散记述诸家之事，遗漏很多，有的还有抵牾；但这也说明他涉猎广博，贯通经书和传文，纵横驰骋于古今上下数千年之间，这已经很勤勉了。他的是非判断有很多地方同圣人不合；论述大道时，把黄老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叙述游侠时，贬低处士而抬高奸雄；叙述货殖时，尊崇权势利益而以贫贱为羞。这就是他的弊病。然而自刘向、扬雄以来，博览群书的人都称赞司马迁有优秀史家的才能，佩服他善于叙述、安排事理，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字直截，他所记的事情核实，不虚加赞美，不隐瞒恶行，所以称它为实录。《汉书·扬雄传》又记载扬雄《自序》说：太史公记述六国，经历楚、汉，直到获麟为止，却不同圣人采用同样的是非标准，在经义上颇有错误。比较这三篇文章，都有对《史记》表示不满的话。然而优点和缺点总是同时显现，贤者也难免如此。班彪、班固父子虽然极力讥评司马子长，却不能不佩服他善于叙述、安排事理。班彪原本想续写《史记》而作后传，班固又依据《史记》的体例另撰《汉书》；他们都承继了司马子长的传统，有继承而没有变革。桓谭《新论》说，司马迁撰写这部书后，给东方朔看，东方朔在书上题署“太史公”；题署这三个字，是给这部书命名。韦昭则认为，书中所称的“太史公”，都是他的外孙杨恽加上的，王国维赞同这种说法（见他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汉志》把《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列在《春秋》之后，又著录冯商续写的《太史公》七篇。《汉书·叙传》、《扬雄传》，以及《后汉书》窦融、范升、陈元等人的传记，都称它为“太史公”。由此可见，《太史公》是《史记》的本名，这是毫无疑问的。又称作《太史公书》，最早见于《史记·自序》，又见于《汉书·宣元六王传》、《后汉书》班彪、杨终等人的传记；也称作《太史公记》，见于《汉书·杨恽传》。称“书”、称“记”，都是在“太史公”后面附加一个字，用来说明这是太史公所写、所记的书。《班彪传》又称，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但这出自记载者下笔时的说法，同班彪自称《太史公书》的说法不同。钱大昕认为，这是范蔚宗增补的文字，不是《东观》的旧文，这种说法是对的。“史记”这一名称，多次见于《史记》本书，全部是指旧史而言，所以司马迁从未用这两个字给自己的书命名。《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说，明帝称司马迁著有《史记》；荀悦《汉纪》卷十四则说：“司马子长遭遇李陵之祸，发愤而作《史记》，从黄帝开始，直到秦、汉，称为《太史公记》。”考察可知，荀悦是后汉末年人，在王肃之前，当时已经有“史记”的称呼。西晋人司马彪撰写《续汉书》，在《天文志》中也提到一次；《隋志》据此著录，于是“史记”成为《太史公记》的简称。钱氏说“史记”这一称呼出于魏、晋以后，这话确实不假。《史通·六家》却说，因为鲁国史书的旧文，所以题作《史记》，不知道这其实是后来产生的含义。原来“史记”是古代史书和周代各国史书的通称，起初并不限于鲁国史书。《汉书·五行志》多次引用“史记”，就是泛指各国史书；颜师古注说凡是称“史记”的都指司马迁之书，这是错误的，刘知几沿袭了这种说法，才有这样的解释。

译《汉书·司马迁传》说：“有十篇缺失，有篇目而没有正文。”（《艺文志》中也有此说。）注文引用张晏的话说：“司马迁死后，亡失了《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帝、成帝年间，褚先生补足了缺篇，撰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文辞鄙陋，不是司马迁的意思。”这样看来，所缺的十篇可以明确指出。然而据王鸣盛考证，只有《武纪》全部亡佚，褚先生取《封禅书》来补写；《三王世家》和《日者龟策》两传，是尚未完成的文字，只能说缺少，不能说亡佚；其余各篇究竟亡失了什么文字，并没有见到说明；其他由褚先生附缀的内容，大多是天汉以后之事，是司马迁来不及看到的，补写这些内容实在是多余。根据这些情况，《史记》真正亡佚的篇章也就很少了。司马迁死后，他的外孙杨恽继承并阐述这部书，于是把它公开流传出去。到了元帝、成帝年间，褚少孙补写了缺失的部分。褚少孙是颍川人，梁相大弟的孙子；宣帝时寄居沛地，向王式学习《诗》，后来任博士，于是鲁诗形成了褚氏之学，其名见于《汉书·儒林传》（王式）。今天《史记》中称“褚先生曰”的文字，都是褚少孙补写的。褚少孙的补作很浅陋，不受世人重视。司马迁的原书自称记事到太初年间，此后的事情缺失而没有记载；后来接续撰写这部书的人，除褚少孙外，还有刘向、刘向之子刘歆、扬雄、冯商、阳城衡、史岑、梁审、肄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都各有撰述。到了光武帝建武年间，班彪才采集前代史书遗留下来的事迹，旁采贯通旧闻，撰成《后传》六十五篇。不久，他在自己撰写的《略论》中说，后篇谨慎考核事实，整齐文章，不作世家，只有纪、传而已。这又是因为当时没有世代相承、彼此相及的诸侯，所以变通了史书体例（见《班彪传》）。到了班彪的儿子班固，便依据父亲的著作，撰成《汉书》。《后汉书》本传叙述这件事说：班固认为班彪续写的前代史书记载还不够详尽，于是暗中专心钻研，想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不久，有人上书给显宗，告发班固私自改作国史。皇帝下诏到郡中逮捕班固，把他关进京兆狱，并把他家中的书籍全部搜取。……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班固受到郡府审查考问，无法为自己申辩，于是快马赶到宫阙上书，得到皇帝召见，详细说明班固著述的意图；郡府也把他的书上奏，显宗非常惊异。于是召班固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完成《世祖本纪》。后来升任郎官，掌管校订秘书。班固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以及公孙述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呈奏给皇帝。皇帝于是又让他完成先前所著的史书。班固认为，汉朝承接尧的正统，从建立帝业直到第六代，史臣才追述其功德，私下撰作本纪，把汉朝编在历代帝王的末尾，与秦、项并列；太初以后则缺略而未加记载。因此他探究编撰前代记载，汇集自己听闻的史事，写成《汉书》。上起元帝、高祖，下至孝平帝和王莽被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合记述他们的事迹，旁通贯穿五经，使上下融会贯通，编成《春秋》体例的考纪、表、志、传，约有几百篇。班固从永平年间开始接受诏命，专心钻研、长期思考了二十多年，到建初年间（章帝建初元年为公元七六年）才完成。班固承接父亲的事业编修《汉书》，这也成为父子相传的家业。他们父子与太史公父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班氏世代担任史官；另一方面，班固是以郎官、令史的身份掌管校订秘书，并不是史官。他们虽然同样修史，但已不是自上古以来由史官世代守掌的旧制度了。班固在为自己的书作自我评论时说：“综合记述各种事迹，旁通贯穿五经，使上下融会贯通”；又说：“取法于天地，统摄阴阳，阐明元极，推步三光，穷尽人事之理，包罗四方，贯通六经，联结道术纲要，总括诸子百家，赞述篇章，包容雅正的旧典，贯通古今。”拿这些话与司马迁自称的内容相比，可以说前后相互辉映。然而，晋人傅玄评论此书说：“论述国家体制，就粉饰君主的过失而贬抑忠臣；叙述社会教化，就尊重求容取悦而轻视正直节操；记述当时政务，就谨慎修饰文辞而忽略实际事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的论赞则说：司马迁、班固父子论述史官记载典籍的著作，其中的大义已经鲜明地表述出来了。评论者都称赞这两人有优秀史家的才华：司马迁的文章直截了当，记事翔实；班固的文章丰赡，记事详尽。至于班固叙述事情，不刻意激烈怪诞，不压抑或对抗，内容丰富却不污杂，记载详尽而有体例，使读者读起来兴味不断而不厌倦，他确实能够因此成名。班彪、班固批评司马迁，认为他的褒贬是非有不少地方违背圣人；然而他们自己的议论，常常排斥为节义而死的人，否定正直之士，不叙述舍生取义的美德，这就更加轻视仁义、贬低守节了。班固惋惜司马迁虽然博学多闻，却不能凭智慧免于极刑；然而班固自己也陷入惨重的刑祸之中，智慧已经触及，却不能守住。唉，古人之所以对眼前的事情发议论，原因就在这里。《宋书》本传记载范晔《与甥书》，也说：详细考察古今的著述和评论，几乎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班氏最有盛名，但既然任凭性情写作而没有一定体例，就无法分出高下；后来所作的赞在义理上近乎没有可取之处，只有志还可以推重。他的博学丰赡无人能及，但在整理方面未必就胜过别人。这也是对班氏父子和司马迁作抑扬高下的评价。刘知幾提出史论时，常常压低《史记》而推高《汉书》。他的《史通·六家篇》说：考察《史记》，它所记地域广大，年代久远，却分散写在本纪、列传中，又散见于书、表之中；每当论述国家，一项政事却使胡地与越地相隔悬殊；叙述君臣，一段时期却像参星、商星那样彼此隔绝。这是它在体例上的缺失。加上其中记载的内容，大多汇集旧有记载，有时又采录杂说，所以使阅读它的人，事情很少有新奇见闻，而言语却多有重复，这是编撰记录上的烦琐。……像《汉书》这样，穷尽西都的始末，探究刘氏政权的兴废，包举一代而编成一部书，语言都精练，记事非常完备严密，所以学者考察研习起来容易见功；从此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这种方法。

译大概开创者难免疏略，继承者则容易做到完备严密。《汉书》优于《史记》，是形势所造成的。自古以来议论《史记》和《汉书》优劣的人多得说不完。比如晋代张辅认为，《史记》记述三千年的事情，只有五十万字；《汉书》记述二百年的事情，却有八十万字，以此判定两书的高下。他没有想到，《史记》记载春秋以前数千年的事情，因为受到文献不足的限制，许多地方都很简略，而且这部分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二三；它叙述汉初到太初年间的事情，时间还不到一百年，却占全书一半以上。拿这一段来同《汉书》比较，也还看不出究竟哪部书多、哪部书少。张辅这种说法，是只看见毫毛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后来郑樵则极力批评班固，推崇司马迁。他说：“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拥有创制作述的规模；不幸班固不是这样的人，于是失去了会通的宗旨。”（《通志序》）郑樵编修《通志》，实际上就是取法《史记》，把古今史事会通贯穿为一部书；章学诚推尊他为百世史家的宗师，因此他不满意班氏的断代史，也是理所当然的。班固撰写《汉书》，其体例完全依照《史记》，本来就像云孙和祖父的关系一样，硬要把它们强行分成两类，在道理上是难以说通的。但追溯它们的源流，虽然体例相同，考察其发展结果，却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也就是《史记》开创了通史，《汉书》则成为断代史的鼻祖。范晔、陈寿以后，各部正史以断代为主的，都仰承班氏这一流派；杜佑编修《通典》、司马光编修《通鉴》、郑樵编修《通志》，把古今贯穿为一部书，也都是听闻司马迁遗风后兴起的。《史通·正史篇》也说：班固后来因窦氏的事情获罪，死在洛阳狱中，书稿颇为散乱，没有人能够综合整理。他的妹妹曹大家博学而且善于写文章，奉诏校订编次；又选拔才学出众的郎官马融等十人，跟随曹大家阅读学习。其中八表、天文志等篇，仍未能完成，大多是待诏马续所作。《古今人表》尤其不像原书的体例。袁宏《后汉纪》卷十九说：马融的哥哥马续，博览古今。同郡人班固著《汉书》，缺少其中的七表和天文志，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马续全部接续完成了。《后汉书·列女·曹世叔妻班昭传》说：哥哥班固著有《汉书》，其中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和帝诏令班昭到东观藏书阁接续完成。……当时《汉书》刚刚流传出来，很多人还不能通晓；同郡人马融伏在阁下，跟随班昭学习阅读。后来和帝又诏令马融的哥哥马续，接着班昭完成这部书。《后汉书》没有说马续接续完成的是哪些篇目，只有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说，孝明帝让班固编写《汉书》，而马续撰述《天文志》。这样看来，马续所撰写的只有天文一志，这是有明确文字可以考查的；但《史通》说八表、天文志等，多是马续所作，这又是根据“接续班昭完成”这句话推断出来的。我认为，班固所撰写的八表和天文志，并不是完全没有大致规模，所以才说尚未完成就去世了；班昭接着完成，也还没有全部完成，所以又需要马续继续撰写；至于天文一志，则大多出自马续之手，这也是根据马续著书中的记载推断出来的。大概《汉书》中尚未完成的部分，需要后人补辑，这也像《史记》十篇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一样。然而褚少孙补写《史记》，确实受到“狗尾续貂”的讥评；班昭的续作却前后相称，仿佛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这又是因为才力所限，实在无可奈何。汉献帝很喜欢典籍，常常认为《汉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于是命秘书监、侍中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编写《汉纪》三十篇。荀悦自己也说：先王光大发扬伟大的事业，使它在当时的华夏广泛施行，也总是兢兢业业，以此监察后世，使它成为万世的典范。建立典章有五项宗旨：第一是通达道义，第二是彰明法式，第三是贯通古今，第四是彰显功勋，第五是表彰贤能。这样一来，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事物各自的适宜之处，都清楚显著地呈现出来，没有不完备的。……汉朝经历四百零六年，拨乱反正，统一武备、兴盛文教，永远成为祖宗的宏伟事业；想到要光大并启迪万世后代，圣上肃然忧虑文教，回望前代、顾念后世，继承并延续这一事业，阐明并尊崇宏大的治道，于是命令建立国家典章。在这种情况下，我缀辑叙述旧书，编成《汉纪》，其中兴以前明君贤臣成败得失的轨迹，也足以供人观览了。他又说：我谨慎地删取旧书，加以贯通叙述，总括编为帝纪，列出年月，排比当时的事情，撮取要点、概括大略，保存基本体貌；主旨很少有所缺漏，力求简约省略，以便与原书相辅相成，作为简要的编年记载。（《汉纪》卷一） 荀悦编撰这部书的体例完全仿照《左传》，所以《史通》把他的书列入《左传》一类，称为编年体。又说，荀氏删削裁取《班史》，篇数只有三十篇，历代都称赞它，有些地方超过了原书。后来著史的人，不出班固、荀悦这两种体例，所以晋史有王、虞二家，并附有干《记》；《宋书》有徐、沈二家，并分出裴《略》，各有各的长处，一同流传于世。大概此后从后汉到南北朝，张璠、袁宏、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人所著的书，有的称为“春秋”，有的称为“纪”，有的称为“略”，有的称为“典”，有的称为“志”，名称各不相同，但大体都依照《左传》。（以上大略依据《史通·六家·二体》）编年体本来就是古代史书记载所采用的成法，《春秋》一书就是明证。只是自从左丘明作传，广泛采集各诸侯国的史书，作为《春秋》的辅助，使事情具备首尾，言辞形成经纬，条理才开始严密；但它仍然是为解释经书而作的。到了荀悦，才取《汉书》各传以及志、表中的文字，按照年月先后，分散编入本纪各年的记载之下，形成一代的典籍；这与《左传》同《春秋》相互表里，还是有所不同的。现存乙部诸书中，只有袁宏的《后汉纪》可以同这部书相提并论。至于宋代司马光编撰《通鉴》，则从五季以前开始，把一千六百多年的史事贯穿为一书，实际上包罗并综合了荀悦、袁宏两家的著作，又使它面貌一新，终于集编年体之大成。这也是承受荀悦恩惠而一看便可明白的。

译《汉纪》的编写，几乎全部摘取班书收入其中，此外很少采录其他材料，所以顾炎武认为它叙事空疏、缺少意味，有时首尾也不完整，这确实如此。然而根据宋代李焘的跋文以及《四库提要》的考证，它曾有几件事情的记载比班书详细，大概另有依据；这样看来，它与班书有很多相同之处，正是由于荀氏谨慎自守。我认为，荀书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内容本身，而在于它的义例。义例是什么？就是荀悦自己所说的通达道义、彰明法式、贯通古今、彰显功勋、表彰贤能五项。其中五项之中，尤其以第二、第三项最为重要。所谓彰明法式，就是修史的成法；《左传》所列举的五十条凡例，以及《史通》所论述的史法，都属于这一类。所谓贯通古今，就是太史公所说的通晓古今变化，也是章学诚所推崇的通史。荀悦自己也说，要删取旧书，贯通起来叙述。杜佑、司马光、郑樵等人的著作，全都是从“贯通起来叙述”这句话引申出来的。我国产生关于史法的论述，始于刘知幾；论述史意，则始于章学诚。难道不知道荀氏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深刻明白会通的宗旨，并且在《汉纪》一书中阐明了这种法式吗？他对史学的功劳究竟有多大，由此可见。纪事本末体由袁枢创立，他的书都是摘抄《通鉴》编成的，并没有广泛搜集、综合贯通材料的功劳；然而后世贤者大力称赞它，也是因为它能够另创义例，为后来学习史学的人树立准则。《汉纪》值得称道，也只是因为这一点。《汉书·艺文志》在春秋家曾著录《汉著记》一百九十卷，颜师古注说，它像今天的起居注；他的意思似乎是说，“著记”就是“注记”。考察《汉书·五行志》曾列举《汉著纪》的名称，从高祖到孝平帝共十二世；《律历志》也多次称引《著纪》，所记都是年世，有时还记载日食、朔日和晦日的数目。《后汉书》则写作《注记》，见于《和熹邓皇后纪》和《马严传》。王应麟《汉志考证》引刘毅的话说，汉代的旧典世代都有《注记》；这样看来，“记”又写作“纪”，“著”又写作“注”。根据《五行志》所载十二篇《著记》的文字，其中多属于五行、历数以及天人感应的事情，大概是太史令所掌管的。（参阅朱希祖先生《汉十二世著纪考》，见《北京大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这样看来，《汉著记》未必属于起居注，颜师古的注释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汉书》又著录《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太古以来年纪》所记，应当是三代以前的纪年，是《史记》取法的依据。有人说，《汉书本纪注》中臣瓒所说的《汉帝年纪》，全部出自《汉大年纪》；又有人说它的体例类似《大事记》，但其中详情已经无法考知。总之，《汉著记》和《汉大年纪》这两部书都早于《汉书》，而且都是汉史的一种，所以不怕烦琐，附带叙述它们。章学诚说：“三代以前，记注有固定的成法，但撰述没有固定的名称；三代以后，撰述有固定的名称，但记注没有固定的成法。”（《文史通义·书教上》）所谓记注，就是过去所说的掌故，也是今天所说的史料；所谓撰述，就是过去所说的纪传体、编年体史书，也是今天所说的史书。三代兴盛的时候，有史官世代掌管典籍，记录言语和事情，职责有专门分工；所谓掌故、史料之书，都由史官掌管，所以概括说记注有固定的成法。但在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像孔子修《春秋》、司马迁作《史记》那样的人，把千百年的事情整理编次，作为传之后世百代的大典，所以说撰述没有固定的名称。直白地说，就是有史料而没有史书。春秋时期，孔子到周王室查阅书籍，依据鲁国史记修订《春秋》，也就是把过去保存的、由史官掌管的记注，始终条理地整理成一部书。司马迁也利用《尚书》《世本》《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书，以及当时各郡国上报的计书作为史料，撰写《史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后世修史的人全都沿袭这一做法而没有改变，所以说撰述有固定的名称。然而自从周王室衰微，史官失去职守，掌管守护的典籍逐渐散失；到了汉代中期，司马氏父子去世以后，所有记录言语、记载事情的工作以及掌故、史料的收藏，改由其他官职兼任，史官制度于是与古代不相同了，所以说记注没有固定的成法。这就是大致可以考察到的情况。我认为，古代史官有记注而没有撰述；所谓《虞书》《夏书》《周书》以及鲁国的《春秋》，在未经孔子删定之前，都属于记注。后世史家则重视撰述而轻视记注；从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所修的编年史、纪传史，都属于撰述。记注是史官世代守掌的事业，撰述则开启了私人修史的风气。史官世代守掌的事业，到司马迁时达到了极盛；隋唐以后由官府修撰的各史，仍然保留着类似告朔饩羊的遗意。私人修史的风气，源自孔子、左丘明，在司马迁、班固时达到成熟；魏晋六朝所修的各部史书，都是它的支流和后裔。有人说，司马氏父子世代担任太史令，职掌记事，因此作《史记》；班固任兰台令史，奉明帝之命完成所著《汉书》，都不能算私人史书，这种说法很不正确。考察《太史公自序》中的记载，大概是司马迁奉父亲的遗命撰写史书，所以说完全论述了先人所编次的旧闻；又把自己比作孔子修订《春秋》，说大凡贤人圣人都是在忧愤中创作的。王肃说，孝武帝阅览《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后大怒，将其删削并扔掉，因此这两篇只有记录而没有成文。卫宏说，司马迁撰写《景帝本纪》，极力指斥景帝的缺点；写到武帝的过失时，武帝大怒，便把它删去了。后人有的考证卫宏的话不实；如今的《景帝本纪》和《武帝本纪》两篇，都是后人补写的，但卫宏的话未必毫无根据。至于班固，本来是继承父亲的事业，私自撰写国史，被人告发；明帝认为他的书奇异可取，于是让他依此完成史书。这些都是私家修史的明确证据。自从司马迁、班固二人创立体例、发凡起例，创制纪传体以后，后来的贤者继承这一体例，出现了许多名作，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结出了极其灿烂的成果。当时，记注虽然还没有形成固定方法，撰述却已经有了确定的名称；这在古代虽有不合之处，对当时来说也不能算错。

译我国古代史书的体裁大多采用编年体，如《春秋》和《竹书纪年》都是这样。司马迁首先改用纪传体，成为班固以下史家的宗法对象；这确实是创制，而不是沿袭。有人说，《史记·大宛传》曾两次引用“禹本纪”，《伯夷传》中也有“传曰”这样的说法，这就是本纪、列传两种体裁的来源。又有人说，《世本》中有世家、传、谱、帝系、氏姓、居、作等篇，而司马迁自己也说采录了《春秋历谱牒》，所以《史记》的世家、书、表各体都有所本。梁启超也说过：《史记》的本纪按事情联系年代，取法于《春秋》；八书详细记载政治制度，是由《尚书》演变而来；十表考察谱牒、编制世谱，取法于《世本》；世家、列传既以杂记为宗旨，也采录琐碎传闻，是《国语》遗留下来的体例（《过去之史学界》）。这样看来，《史记》的各种体裁虽然各有所因，并非完全由司马迁自行创制，但司马迁能够整理条理，向上总结前代史官的成就，向下开启私家撰史的风气，他的功绩可与左氏相当，几乎可以和孔子争辉了。班固沿用《史记》的体裁，形成了后来史家所依据的规范，几乎成为一成不变的准则。班固又另为平林、新市以及公孙述撰写“载记”，成为《晋书》“载记”的依据，这也是给世家这一体裁改换名称。我的看法是，汉人把古代典籍称为“经”；古代史书如《尚书》《春秋》也有经的名称，《汉志》著录的《尚书古文经》《春秋古经》就是这样。解释经书的著作有的称“传”，有的称“记”；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的著作，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所以称为“传”。《周官经》和《礼经》也另有传，《汉志》中有《周官传》四篇，《仪礼·丧服》中有“传曰”的文字；《丧服》的正文就是礼经，而“传曰”以下的文字，就是《礼经》的传。传又称为记，所以古代《礼经》以外另有“记”，但不一定就是今天所说的《礼记》。由此可见，记和传都是为解释经书而作。《史记》有本纪，《汉书叙传》称之为“春秋考纪”，采用编年体，意义与《春秋经》相同；本纪之外另作列传，意义与《左氏传》相同。凡是本纪不能详细说明的，都具体写在列传中，也就是说，列传是为解释本纪而作的。不过，本纪的意义与记事相同，所以记事也称为纪事；“记”是为解释经书而作的，意义正与“传”相同。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把古史称作“史记”，自己撰写的史书又为什么称作“本纪”呢？大概是因为记载帝王之事，已有“禹本纪”这样的先例，同时又不能僭越而称为“经”，所以采用“本纪”的名称来比拟经书；这一点可以推想而知。《周礼》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古人也曾把史书称为“史诵书”（《左传》襄公十四年）；《汉书》又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所以班固以后把史书称为“书”，《史记》也把详细记载故事和典章制度的部分称为八书。不过，古人大体把记事之书称为“志”，其意义正与“书”相同；班固把“书”改称为“志”，也有不妥之处，不如把“志”改称为“记”，与“传”相配，这在道理上更合适。有人又把记载人物的“传”改称为“录”，把记载一件事情始末的部分称为“传”，以免“记”与“本纪”相混，这也很恰当。总之，无论名称是什么，都是取解释经书的意义；纪传体由司马氏创立，班氏继承，后世奉为准则。不同于这一体例的，就称为杂史；这就是司马迁、班固二人所建立的史学方法。至于司马迁、班固二人的史学，也有可以论述的地方。《史记》长于叙述事理，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野；文字直截，事实核实，不虚加赞美，也不隐瞒丑恶，这就是司马迁的史学。《汉书》叙事不偏激诡异，不压抑也不强作抗争；高远而不污秽，详细而有体制，使读者读来【斖斖（原文疑误）】而不感到疲倦，这就是班固的史学。左丘明赞颂《春秋》说：“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但他所列举的，是使隐微的事情显明、使意旨深隐、用委婉的文辞写成篇章、内容详尽而不污秽、惩戒恶行而劝勉善行这五件事。司马迁、班固二人撰史的宗旨，不约而同地暗合孔子，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史意”。刘知幾撰写《史通》来阐明史法，又详尽说明史例的要点。他曾说：“史书有史例，就像国家有法律；国家没有法律，上下就无法确定，史书没有史例，是非就没有标准。”（《史通·序例》）所谓史例，就是史法。《春秋》的体例，集中体现在“五十凡”中，并由左氏加以阐明。《史记》《汉书》没有明说有史例，但《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史例就包含在《自序》和《叙传》之中。司马迁所说的“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变化，成一家之言”，以及“协调六经的不同传说，整理百家杂说”，本来就是所谓包罗万方、贯通六经、含括雅正旧闻、通达古今，都是有实际内容的话，并不是喜欢说大话的人所能相比的；把它称为史法，也是可以的。把它称为史例，也同样可以。而且即使从这部书本身仔细考察，也并非找不到体例可寻；可惜后人没有仿照杜预的格式，为《史记》《汉书》撰写释例，于是古代优秀史家的精意便被湮没而没有彰显，实在令人感慨。这就是说，史意、史法、史例，都是从司马迁、班固二人的史学中可以考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