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史官概述

译第一章　古代史官概述 史学寓于史籍之中，史籍由史家撰写。若按照它们发生的先后次序说，史家最先，史籍其次，史学最后形成。而我国最古代的史家，就是史官。因为史籍掌握在史官手中，也只有史官才能通晓史学，所以考察古代史学，应当从史官开始。从前孔子删定《书》，上溯从唐尧、虞舜开始；司马迁撰写《史记》，从黄帝开始。虽然这些时代涉及传闻疑义，也不能置之不论。《说文·叙》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足迹，最初创造了文字。”这就是古代史官可考见的先驱。荀卿说过：“喜好书籍的人很多，然而只有仓颉的名字流传下来，这是因为他专一。”（《解蔽篇》）考察《风俗通》和卫恒《四体书势》，都说黄帝时代与仓颉一同制字的还有沮诵，他也是史官。《世本·作篇》说大挠创作甲子，隶首创作算数，容成制定历法；宋衷注说：“这些人都是黄帝的史官。”为什么当时的史官这样多呢？我考察古代史官，认为他们的职务是掌管记事，地位并不很高，姑且用周代制度来证明。《周礼》春官所属有大史，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小史掌管邦国的志书；内史掌管君王的八枋之法，掌管书写王命；外史掌管书写对外发布的命令，掌管四方的志书，如果奉书命出使四方，就书写君王的命令；御史掌管邦国、都鄙以及万民的治理命令，掌管协助起草文书；六官所属的各类职务，没有不设置史官的。史官与胥徒并列，所以又解释说：“史掌管官府文书，以辅助治理。”郑玄注说：“所谓辅助治理，就像今天起草文书一样。”考察汉代制度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说：“太史考察学习文字的童子，能够背诵九千字以上，才可以任史官。”又用六种字体考核他们，成绩最优的任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由此可见，史官最初的职务，专门掌管官府文书和起草文书，略如后世官署中的掾吏。如果说仓颉、沮诵是黄帝的史官，那么他们所掌管的应当也不超出这些事务。凡是掌管官府文书以及起草文书的人，因为要同文字打交道，就要整理当时通行的文字，以供起草使用，这也是史官所做的事情。周代内史掌管书写王命，外史掌管书写对外命令，御史掌管协助起草文书，就是史官负责起草文书的证明。太史掌管邦国六典，内史掌管八枋之法，外史掌管四方之志，御史掌管邦国、都鄙以及万民的治理命令，就是史官掌管官府文书的证明。周代的六典、八枋之法、四方之志、邦国都鄙及万民的治理命令，有的是当时的法典，有的是处理政事的依据；今天称为普通的官府文书，后世却会把它们看作极其珍贵的史料。古今道理一致，并没有两样。周代是这样，黄帝以来直到夏、商，应该也无不如此。由此可见，史官最初的职务，本来就是以记事为职责，史官之所以多，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夏朝将要灭亡时，太史令终古拿出图法，抱着它哭泣，以此劝谏桀；殷朝将要灭亡时，内史向挚带着图法逃亡到周。所谓图法，就是邦国的典章志书。周朝衰微时，老聃担任周王室的守藏史；所谓“藏”，就是收藏文书典籍的地方，大致如同清代的内阁大库，而掌管它的官称为史，就是负责掌管官府文书的分职。古人除了官府文书之外，并没有另外所谓的典籍；古代文书典籍的收藏处，也大致如同唐宋以来的四库和现代的图书馆。老聃以掌管典籍收藏的官职称为史，与仓颉以治理书籍的官职称为史，意义相同。担任这种官职的人，把自己的见闻记载在简册上，称为“史记”，即史官所记载的内容。后世直接把记事的书称为“史”，这又是用官名来称呼书籍。秦、赵二王在渑池会见时，各自命令自己的御史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击缶、赵王鼓瑟等事。当时御史虽然仍掌管协助起草文书的职务，但地位逐渐尊贵，已接近内史。到了秦朝末世，设置御史大夫及御史丞，又派御史监察郡县，开始承担纠察的职责。汉代以后，才建立官署、设置御史台，地位可以同三公相比，不再是原来记事、掌书的旧职。汉代丞相府、太尉府都设置长史，作为各类令史的长官，也以主管文书治理为职责。后来又派丞相史出外巡察各州，于是有了刺史，这也像秦代让掌管协助起草文书的御史出任纠察职务一样。秦代有内史掌管治理京师，汉初沿用了这一官名；它的名称源自《周礼》，但所掌管的事务已经不同。不过，这些官名都由负责记事的史官职务引申而来。我认为史官最初不过是掌管书写、起草文书，品秩最低，和胥吏相同，只称作“史”，就像汉人所说的令史。作为各类史官的长官，也不过如汉代的长史、魏晋的掌书记。史官以记事为职责，这一点古今也没有不同。后来品秩逐渐提高，进入宫省，承接和传达君王的言语，于是有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名称，用来区别于掌书起草的史官。但这也不过是由于各类史官长官地位提高，而稍微尊崇其制度形态罢了，正如汉晋有中书监、令，唐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明清有大学士一样。凡是以“史”为名的官员，既掌管文书，又掌管秘籍，逐渐把自己的见闻写进书中，于是由原来掌书起草的史官，承担了执笔修史的职务。起初是用“史”来命名官职，后来又用“史”来命名书籍；于是“史官”这一名称，便被执笔修史的人所独占，而从前那些以“史”为官名、掌书起草的人，反而退让自称与此无关，不得不以“吏”自称。史官发展到这里，大概经历了三次变化；其发展次序，不过如此。

译考察“史”字的意义，本来是记事。《说文》说：“史，是记事的人，字形由‘又’持‘中’组成。‘中’，就是正。”江永解释说：“凡是官署的簿书叫作‘中’，所以各官说‘治中’‘受中’，小司寇判决庶民诉讼案件的‘中’，都指簿书，就像今天的案卷。这是‘中’字的本义，所以掌管文书的人称为史。字形由‘又’和‘中’组成，‘又’是右手，就是用手拿着簿书。”吴大澂则说：“史，是记事的人，字形像手执简册的形状；古文的‘中’写作█，并没有写作‘中’的字形。推究它的意义，大概应当把‘中’看作█，也就是█的省略形；‘册’才是简策的本字，‘持中’就是拿着册子的形状。”章太炎先生也说：“字形采用从卜、从中的结构，写作█，只是完全象形于█；古文写作█，那么‘中’可以写作█，█二编，这就是三编。”章氏还引用《周礼》的“治中受中”来证明，又认为《礼记·礼器》的“因名山升中于天”、 《论语》的“允执其中”、 《国语》的“右执鬼中”，以及《汉官》的“治中”，都应当依照这个意义理解。这比江永、吴大澂二人的解释更为详细。王国维又有一篇《释史》，大意说：考察《周礼·大史职》，凡举行射礼，大史负责装饰“中”、安置算筹。《大射仪》说，司射命令释获者设置“中”；大史负责计算射中所得，小臣师拿着“中”，先把“中”的首部放下，面向东退后；大史把八根算筹放入“中”，其余的横放在“中”的西边。又说，释获者坐下取出“中”中的八根算筹，改放入八根，站起拿着它等待，于是开始射箭。若射中，释获者每射中一件就取出一根算筹，上射手所得放在右边，下射手所得放在左边；如果有多余的算筹，就放回原处。又取出“中”中的八根算筹，改放八根在“中”内，站起拿着它等待，等等。这就是《大史职》所说的“饰中舍筭”之事。因此，“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乡射礼》记载“中”的制度说：鹿形的“中”，前足跪伏，背部凿空，可以容纳八根表示射中所得的算筹，由释获者捧着它，先放下首部。又说，国君在国中射箭用皮制的树形“中”，在郊外用闾形“中”，在国境用虎形“中”；大夫用兕形“中”，士用鹿形“中”。可见周代的“中”都制成兽形，有头、有足，背部凿空以容纳八根算筹，这同“中”字的字形并不相像。我怀疑，制成兽形的“中”，是周代末期文饰繁复的制度；它最初应当像“中”字的形状，在“中”字上部的横画处凿孔，用来放置算筹，贯通到下部横画；中央有一根直柱，既是拿持之处，也可以插立在其他器物上。考察古代制度可知，简和算原本是同一种东西。古代的简策，最长的二尺四寸；其次取二分之一，为一尺二寸；再次取三分之一，为八寸；再次取四分之一，为六寸。算的形制也有一尺二寸和六寸两种。射礼中用来计数的算长一尺二寸，投壶所用的算长一尺二寸，计算历数的算则长六寸。《汉书·律历志》说，算用竹制成，直径一分，长六寸。《说文解字》说，算长六寸；计算历数的算有一尺二寸和六寸两种，都与简策的形制相同。所以古代“筭”“筴”二字往往通用。《既夕礼》说，主人的史官请求读赗，拿着算从灵柩东边进入。注说，古文中的“筭”都写作“筴”。《老子》说，善于计算的人不用筹策，意思是不用筹算。《史记·五帝本纪》说“迎日推筴”。《集解》引晋灼说：“筴，就是数，意思是迎接并推算日数。”考察起来，“筴”没有“数”的意义，只有《说文解字》说“算，数也”，所以晋灼所依据的版本，当作“迎日推筭”，又把“筭”假借作“算”。汉代荡阴令张迁碑说“八月筴民”。考察《后汉书·皇后纪》说，汉代法令曾在八月计算人口；那么“八月筴民”就是“八月算民”，也是把“筴”当作“算”使用，这是古代“筭”“筴”属于同一种东西的证明。射礼中放置算筹，本来就是史官的事务；其他使用算筹的事情，也由史官掌管。算和简策原本是同一种东西，又都由史官执掌，那么盛放算筹的“中”，大概也可以用来盛放简册。简册多了，自然应当编连成篇；如果数量在十简左右，盛放在“中”里，使用会比较方便。《逸周书·尝麦解》说：“宰于是承接王的‘中’，从宾客所走的台阶上升，制作筴，拿着筴跟随‘中’；宰坐下，把‘中’放在大正面前。”这说明“中”和“筴”两件东西相互配合，它是盛放筴的器具，毫无疑问。所以当时的簿书也称为“中”。《周礼·天府》说：“凡是官府、乡、州以及都鄙的治理簿书，都接受后收藏起来。”小司寇通过三次审讯来判决庶民诉讼案件的“中”，又把“中”送入天府收藏；乡士、遂士、方士的狱讼结案后，由士师接受其“中”。《楚语》说“左手拿着鬼中”，大概说的都是这种器物。这样看来，“史”字由“又”持“中”组成，意义就是拿着书册的人，同“尹”字由“又”持某物的意思相同。（《观堂集林》卷六） 这就是他解释的大概意思。考察《说文》的解释，它把“良史不隐”解释为持守中道，把“中正”解释为无形的事物之德，不是可以用手拿持的东西。这一解释引起后世贤者的不满，所以不采用许慎的说法，而另求解释的方法。江氏根据“治中受中”等文字，认为“中”就是簿书；手持簿书而任史官，正好与掌管文书的含义相合。不过，簿书为什么称为“中”，江氏也没有作出解释。吴氏的意思是，簿书也是简册的一种，所以认为“中”字从“册”字省略而来；章氏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引申，确实可以补充江氏说法的不足。王氏采用《周礼》郑玄注的说法，认为“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说它最初的形制应当像█形；这样一来，“中”字就是象形字，而没有“正”的字义。又因为盛放算筹的器具也用来承载简册，簿书是简册的一种，所以簿书也称为“中”。这又是从吴氏的说法引申出来的。盛放算筹的器具称为“中”，确实与“治中受中”的“中”一样，都是有形之物的名称，而不是无形的事物之德，因此，把“中”解释为中正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只是王氏认为“中”字作兽形，是周代末期文饰繁复的形制，必定要凿空立算，认为它的形状像“中”字来解释，这是否符合古义，仍有待商榷。而且，盛放算筹的“中”本来是周代的制度，在创制这个字的最初，是否有这种器具也存在疑问（朱希祖先生《史学概论》）。总的说来，吴氏、章氏二人的说法比较明白，也有根据。依此来讨论，史的本义，无论解释为手持簿书，还是简册，都同掌管文书、起草文书的含义相合。而且，“史”这个词本来指的是人，并不是指记录事情的书，所以《说文》把它解释为记录事情的人。

译我考察“中”字的含义，认为还不止像上文所说的那些。《周礼·春官》所属官职中有“天府”，其职责是“掌管祖庙的守藏以及相关禁令；凡是官府、乡、州以及都鄙治理方面的簿书，都接收后收藏起来，以便向王报告，考察群吏的治理情况”。《周礼·地官》又说，乡老、乡大夫以及群吏把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王，王拜两拜接受，把它登记在天府，内史保存一份副本。《周礼·秋官》说，大司寇对于国家的一切重大盟约，亲临盟会的人要把盟约登记在天府；大史、内史、司会以及六官都接受它的副本并收藏。小司寇则依据三刺的程序裁断庶民的诉讼案件；年终时，群士统计审判完结的案件，把记录登记在天府；到大比统计民户时，从刚出生的婴儿以上，也把人数登记在天府；内史、司会、冢宰分别保存副本，用来制定国家的费用。郑玄注说：“治中，是指职掌簿书的要务。”这就是江氏、吴氏等人把“中”解释为簿书的依据。至于所谓“贰”，就是簿书的副本，也类似于后世所说的按类别保存的簿书，即档案；所谓“天府”，就是储藏档案的库府，大致如同清代的内阁大库。周代的制度是，把档案的正本收藏在天府，而大史、内史、司会以及六官各司接受副本，分别收藏。这就是保存档案的方法。我认为，“中”之所以得名，大概是相对于“贰”而言的。档案正本登记在天府，相当于收藏在宫中秘府，外人无故不得窥视，所以称为“中”；这就是档案的正本。副本与“中”相对，所以称为“贰”。凡是“中”和“贰”，都是档案的专门名称。有人把“中”解释为册，有人把“中”解释为盛放算筹的器具，各自确实都有可取之处。然而，《说文》为什么把“中”解释为“内”，以区别于“外”，却把这一点置之不论，实在没有解释好。我私下认为，“中”有“内”的含义，或许是由秘密收藏簿书引申而来；这样，两种含义就贯通了。老子担任周室的守藏史，他所守护的藏书，必定就是天府；天府掌管祖庙的守藏，这正是证据。现代的档案，就是后世的史料；古人除了档案以外没有别的史料，古代的史料就是天府所收藏的“中”。保存的档案称为“中”，掌持“中”的人称为“史”：一个指书，一个指人，界限十分清楚。后世才把“史”用来指书，又另用“吏”来称史官，于是不知道“中”字包含簿书、档案的含义。这一点，可以在诸家的说法之外，再作一种解释（《文始》中对“中”字的解释可供参考）。周代的五种史官：一是大史，二是小史，三是内史，四是外史，五是御史，前面已经大略论述过了。五种史官的等级以内史为最高（中大夫），大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地位最低（中士）。这些都是诸史官之长，隶属于春官。 《礼记·玉藻》和《汉书·艺文志》都说古代有左史、右史两种官职：一种说法是，行动时由左史记录，言语时由右史记录；另一种说法是，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所记录的事情形成《春秋》，所记录的言语形成《尚书》。两部书的记载既有不同，那么左史、右史的名称为什么不见于《周礼》呢？应当对此加以考察解释。《大戴礼·盛德篇》说：“内史、大史，是君主的左右手。”卢辨注说：“大史是左史，内史是右史。”熊安生进一步解释说：“《周礼》说大史的职责是，大师抱着天时，与大师同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大史记载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这说明大史记录君主的动作和事情，处在君主左边的厢位记录事情，所以大史就是左史。” 《周礼》说内史掌管君王的八种权柄，其职责是：凡是任命诸侯以及孤、卿、大夫，就用策书发布命令。《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王命令内史叔兴父用策书任命晋侯为侯伯；这些说的都是发布诰命的事情。这说明内史处在君主右边，所以是右史。《酒诰》郑玄注也说：大史、内史掌管记录言语和记录行动，这就是说内史记录言语，大史记录行为。”（熊安生的说法见《周礼》孔颖达疏。）清代学者黄以周根据这一说法加以论述：《盛德篇》说：“内史、大史，是君主的左右手。”这是说内史居左，大史居右。《觐礼》说：“大史在右。”这就是证据。古代官位尊卑以左为尊，内史是中大夫，地位尊贵，所以内史在左，大史在右。《玉藻》说：“行动时左史记录，言语时右史记录。”其中“左”“右”二字如今相互讹误。《汉书·艺文志》和郑玄《六艺论》都说，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这可以作为证明。熊氏认为大史是左史、内史是右史，是不对的。他解释《酒诰》所说大史、内史掌管记录言语和行动，认为大史记录行动、内史记录言语，这一点是对的。郑玄注《玉藻》说：《春秋》《尚书》都还存在；意思是右史记录行动，形成《春秋》，左史记录言语，形成《尚书》。荀悦《申鉴》说：古代天子、诸侯遇有事情，必定到宗庙告祭；朝廷中有两位史官，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记录事情的成为《春秋》，记录言语的成为《尚书》。这与郑玄的注释相合（《礼书通故》三十四）。按照这一论述，古代的左史就是《周礼》中的内史，右史就是《周礼》中的大史。《玉藻》中的“左”“右”二字因相互讹误而造成不同，应当依据《汉书·艺文志》改作左史记录言语，也就是“言语时由左史记录”；右史记录事情，也就是“行动时由右史记录”。这样，它的辨析就十分清楚了。熊氏的说法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大史为什么是左史、内史为什么是右史，但内史记录言语、大史记录事情的意义，却由他的说法得到证明；大概他所作的解释，也只是还有一点没有通达罢了。至于章学诚，则不相信记录言语、记录事情是由不同史官分别承担的说法。他的论述说：古书说，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行动；这种官职在《周官》中没有见到，它们所写的书也没有流传到后世，大概是礼家传抄错了文字吧。后来的儒者没有考察清楚，却把《尚书》归为记录言语，把《春秋》归为记录行动，这就错得很厉害了。《春秋》不能离开传文而只留下书名，所以《左氏传》所记录的言语，不下千万。《尚书》中的典、谟篇，记录事情，同时也记录言语；训、诰篇，记录言语，同时事情也包含其中。古人是事情表现在言语中，言语用来表现事情，从来没有把事情和言语分成两类。（《文史通义·书教上》）

译章氏的论述确实合乎道理，但考察《周礼》，内史掌管书写王命，这与唐宋时期的知制诰相同，就是左史记录言语的含义。大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这与魏晋六朝的著作郎相同，就是右史记录事情的含义。《尚书》中的《酒诰》《顾命》，就是内史撰写的王命；《春秋》是事典，《周礼》是政典，《仪礼》是礼典，都是大史所掌管的六典。所记录的言语不一定限于《尚书》，但体例一定接近《尚书》；所记录的事情不一定限于《春秋》，但体例一定接近《春秋》。如果黄氏所解释的左史就是内史、右史就是大史的说法没有错误，那么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的说法，也是源远流长的古代记载。章氏虽然没有解释左、右二史分别对应《周礼》中的哪一种史官，但他对《周礼》中的书却深信不疑，那么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的说法，也不能说没有依据。不过，记录言语的史官并不是从来不记载事情，例如内史撰写的王命，必定以具体事情为依据；记录事情的史官也并不是从来不记载言语，例如大史掌管的六典，其中也兼有言语和事情的记载。只不过一种侧重于言语，一种侧重于事情，并不是说言语中没有事情、事情中没有言语。《汉书·艺文志》举《尚书》《春秋》为例，也只是举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来说罢了。古代史官表 氏名 时代 职名 出处 附考 仓颉 黄帝 史 《说文叙》、卫恒 《四体书势》沮诵 黄帝 史 《风俗通》、卫恒 《四体书势》大挠 同上 史 《世本》宋衷注 隶首 容成 史皇 同上 史 同上 孔甲 黄帝或 夏初 史 《史通·史官篇》又注引《归云集》伯夷 虞舜 史 《大戴礼》又尧舜时的 历官有重、黎、羲、和四氏，并且世代承袭其职，也都是史官 终古 夏桀 大史令 《吕览·先识》迟任 商盘庚 大史 《书·盘庚》郑注 向挚 商纣 内史 《吕览·先识》《通典》《通考》两书都写作“高势”。尹逸 商朝末年 史 《周书·克殷》《史通·史官》辛甲 商朝末年 周朝初年 大史 《左传》襄公四年、《晋 语》、《韩非子·说 林》《汉书·艺文志》说：辛甲是纣王的臣子，进谏七十五次后离去，周朝封赏了他。史佚 周武王 内史 《史记·晋世家》怀疑他与尹逸是同一个人；《晋语》写作“大史”。史扃 周朝 史 《文选》注中引用 《六韬》周任 周朝 大史 《左传》隐公六年 《论语·季氏》角 〔原文为乱码〕 周朝 大史 《周书·王会解》戎夫 周朝 左史 《周书·史记 解》，汲冢古文也是 这样 《汉书·人 表》写作“右史”，怀疑这是错误。武 周朝 右史 宋衷《世本注》史豹 周穆王 左史 《文选·思玄赋》注中引用 原文称作“左 史氏” 史良 同上 左史 古文《周书》史籀 周宣王 大史 《汉书·艺文志》、《说文叙》史角 周 史 《吕览·当染》史伯 周 史 《郑语》韦注 《史记·郑 世家》称大 史伯 经过 周 内史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周语上》叔兴 周 内史 《左传》僖公十六年二 十八年、《周语上》、《说苑》叔服 周 内史 《左传》文公元 大玻　周　史 《庄子·则阳》《人表》中有周史大■，应当是同一个人 柏常骞 周 史 《晏子春秋·内 篇·问下》友 周 大史 《酒诰》友 周 内史 同上 伯阳父 周 大史 《周语》、《史记

译周本纪》有人说就是老聃 辛有 周 大史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昭公十五年、《晋语 四》棸于 周 内史 《汉书·人表》一作“掫之” 州黎 周 大史 《左传》襄公七年、《说苑 君道》苌弘 周 史 《左传》昭公十一年、《国语》、《淮南子》《汉书·艺文志》称为 周史 蔡公 周 大史 《晋语》原文作“咨于蔡” “访于辛” 尹。蔡公、原公、辛 辛甲、尹 佚。注：都是周 大史 原公 周 大史 同上 姓名不详 周 大史 《左传》哀公六年 当时居住在楚国 姓名不详 周 内史 《左传》桓公二年、襄公十年 老聃 周 守藏 史 《史记·老子传》儋 周 大史 同上 克 鲁 大史 《左传》文公十八年 《鲁语》作“里” 克 固 鲁 大史 《左传》哀公十一年 姓名缺载 鲁 大史 《左传》昭公二年 韩宣子观览 典籍，在大史 氏那里 左丘明 鲁 大史 《汉书·艺文志》掌管记录恶臣 鲁 外史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姓名缺载 郑 大史 《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 元年 《说苑》中有史 叟，也是郑国人 姓名缺载 齐 大史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兄弟三人，其中两人被 崔杼杀死 南史 齐国 史官 同上 《左传序正 义》认为南史 是大史的 副职，应当是小 史这一官职。柳庄 卫 大史 《檀弓》、《韩诗外 传》华龙滑 卫 大史 《左传》闵公二年 又有史朝、史鱼、史狗，都是卫国人 礼孔 卫 大史 同上 伯◆ 晋 说 史 《左传》昭公十五年 掌管典籍的史官 辛有二 子 晋 董史 太史 同上 董史就是董典籍所记载的史官。典籍的史官。董 狐，是他的后代。史赵 晋国 的史官 《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 八年、哀公九年 史龟 晋国 说 史官 《左传》哀公九年 董狐 晋国 日 太史 《左传》五十二 屠黍 晋国 太史 《吕览·先识》、《史通·史官》《说苑·权 谋篇》作“屠 馀” 史苏 晋国 史官 《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语》姓名失考 晋国 左史 襄公十四年 左史对魏庄 子说了如下的话 史墨 晋国 史官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哀公九年、襄公二十年作 史黯 赵简子的史官 当时，三家还 没有从晋国分立出来 倚相 楚国 左史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 语》史皇 楚国 史官 《左》定四 楚国又有史官 战国时期 人 史□ 虢国 史官 《晋语二》姓名缺失 邾国 史官 《说苑·君道》姓名缺失 宋国 史官 《战国策》宋康王让人占卜 麻雀生麒 廖 秦国 内史 《史记·秦本纪》缪公时期 姓名缺失 秦国 御史 《史记·廉蔺列 传》姓名缺失 赵国 御史 同上 周含 赵国 史官 《说苑》姓名缺失 韩国 御史 《韩策》史起 I 魏国 史官 《吕览·乐成》魏襄王时期的人，有民歌唱道“邺地的圣明县令史公” 敫 田齐 大史 《战国策》姓名缺失 田齐 侍史 《史记·孟尝君 传》胡毋敬 秦始皇 太史令 《汉·艺文志》、《说文叙》司马谈 汉 太史令 《史记·自序》司马迁 汉武帝 太史令 同上

译甲骨文、金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古代史官的名称，这里不一一引用。按此说，这就是从黄帝直到汉武帝，关于史官能够考见的大致情况。现在再把周代史官列成表，分为王室史官、列国史官两类，将官名和人数汇总如下。王室史官 人数 列国史官 人数 内史 六人 大史 十四人 大史 十二人 左史 二人 左史 三人 内史 一人 右史 一人或二人 外史 一人 史 六人 御史 三人 守藏史：一人；史：十一人 董史 一人 侍史 一人 《周礼》记载的五种史官，就是所谓王室史官。这里有内史而没有外史，有大史而没有小史，这是为什么呢？据黄以周考证，内史就是左史，大史就是右史。这样看来，戎夫、史豹、史良三人被称为左史，实际上是内史的异称；而右史只见到名叫武的一人，实际上是大史的异称，这些都可以由此推知。外史、小史的品秩低下，所以没有可以称道的人，有的或许只称为“史”。所见的六名“史”中，可能有人担任外史或小史。孔颖达《左传序正义》说：“齐国大史记载崔杼弑杀国君，南史听说大史已经全被杀死，便拿着简策前往。”这说明南史是辅佐大史的人，应当就是小史。孔颖达所说的虽然是列国史官，却正可以借此说明王室也有小史。五种史官中有御史，但王室史官中却没有见到，这也是因为品秩低下。列国史官是否完备地设置五种史官，很有疑问。内史的品秩高于大史，是王室专有的官职；孔颖达说诸侯没有内史，这个说法颇为确切，因此有大史兼掌内史职务的说法。然而内史又称左史，而列国也有左史，这是为什么呢？考察春秋时期，左史共有两处记载：一是晋国左史，姓名失传；一是楚国左史倚相。《左传·哀公六年》说，周朝的大史有在楚国任职的人。依此类推，怎么知道就不是周朝内史在晋、楚两国任职的人呢？即使假定列国完备地设置五种史官，只是把内史改称为左史，也是为了表明不敢与王室相同的意思；即使有左史，也没有妨碍。有人说，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所以可以完备地设置这些官职。韩宣子到大史氏那里观看典籍，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就是这个意思。只是鲁国有没有内史，无法考知；但鲁国确实有外史这一官职。《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季孙召来外史，掌管记录臣下罪恶的文书，并询问结盟的首倡者，孔氏解释说，这是居于外的史官。既然诸侯有外史，按理必然也有与之相对的内史；孔颖达说诸侯没有内史，那么也就可以知道不应有外史。然而《史记》说秦国有内史廖，而晋、楚两国都有左史，左史就是内史。内史或许是秦国左史的别称，否则就是秦国僭越制度。列国既然有左史，那么有外史也没有妨碍。至于所见的十一名“史”，疑心是外史、小史、御史的简称，因为品秩低下，所以没有分别记载，这也与王室的“史”相同。有人怀疑，晚周时期秦、赵、韩三国所见的御史，位于国君左右，掌管记事，地位高于《周礼》中掌管赞书的御史，因此怀疑它不是源自周代制度。然而秦汉以后，御史这一官职还辅佐丞相，成为三公之一。它的职掌随时代而改变，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至于这个官名，必定源自《周礼》的御史，不必再问就可以知道。《周礼》中大致的列国制度是，大史这一官职必然设置，所以见于记载的有十一人之多。至于左史、外史，则有的国家设置，有的国家不设置；小史即使设置了，也只称为“史”，南史就是小史。至于守藏史、董史，都是根据掌管、守护典籍而得名。侍史的地位则比周代官制中的诸史还低，更不能和外史、小史、御史相提并论。《汉书·张苍传》说，张苍在秦朝任御史，掌管柱下的方书。颜师古注说，他居住在宫殿柱子下面，就像现在侍立的御史，所以《十三州志》说，侍御史是周代的官职，就是柱下史（《后汉纪》注引）。这样看来，周代的御史又有一个名称叫柱下史。《史记·老子传》注引《张苍传》，因而说老子是柱下史，认为柱下就是收藏书籍的柱下。但御史掌管的方书，这里的“方”是版的意思；把事情记录在版上，本来是官府的档案，也和《周礼》中掌管赞书的官职相近，并不是老聃所掌守的典籍收藏。把两者附会起来，恐怕不符合实际；应当像《史记》那样称为守藏史，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我所解释的周代史官的大致情况。周代以前的史官，能够考察的情况，已经全部列在表中。从前班彪说，唐、虞、三代世世代代都有史官，掌管典籍，指的就是掌管记事的史官。宋衷《世本》说，沮诵、仓颉是黄帝的左右史，这个说法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说当时有掌管记事的史官，这可以；说当时已经有左右史这样的名称，则未免过早。终古是夏代的大史令，向挚是殷代的内史，这似乎说明夏、殷时代已经有大史、内史的名称，周代沿袭了它们。但大史称“令”，是秦汉以后的官名；周代有大史而没有“令”。由此推断，夏代或许有大史，却未必有“大史令”这一称呼。近年来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字，刻有许多贞人的姓名；甲骨上刻的文字，全都是殷代的卜辞。其中“贞”字上面的一个字都是人名，因此称为贞人。贞人就是为某件事情进行占卜的人，也就是当时的史官。殷墟发现的卜辞，武丁时期最多，其中有“■贞”“宾贞”等说法；“■宾”二字是贞人的姓名，也就是武丁时代的史官。根据近年发现的甲骨，贞人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武丁时代的贞人，第二是祖庚、祖甲时代的贞人，第三是廪辛、康丁时代的贞人。根据贞人的姓名，就可以断定甲骨属于哪个时代。贞人把所占卜的事情记录在甲骨版上，这正是记事者所负责的工作，所以说贞人就是当时的史官，这个说法非常确切，是近人董作宾考定的。由此可知，周代以前凡是掌管记事的人，都称为“史”；替帝王记事的人，地位稍高，所以也称为内史、大史，但究其职掌，都是掌管记事。

译晚周以前有大史而没有“令”，“大”读作“泰”，意义与大小的“大”相同，如《周礼》中的大卜、大祝就是这样。汉代以后才把“大”改写为“太”，称为太史。《说文·叙》说：“秦始皇帝刚刚兼并天下时，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汉书·艺文志》也有这句话。这样看来，把“大”改为“太”、称为太史令，大概是从秦代开始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奉常的属官中有太史令。《续汉书·百官志》说：“太史令一人，秩六百石，掌管天时、星象和历法。每年将结束时，奏报下一年的历书；凡国家祭祀、丧葬、婚娶等事情，掌管奏报吉日以及时令、节气和禁忌；国家出现祥瑞，负责记录。”考察汉代，大中大夫秩二千石，谏大夫秩千石，而太史令秩六百石，只相当于下大夫。所以司马迁自己说，常常位列下大夫之中，这也是周代大史的品秩。《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氏世代掌管周代史官之职，司马谈任太史公；大史公向唐都学习天官。这里所谓天官，就是《自序》中所说的颛顼命南正重掌管天事、北正黎掌管地事。如果按照《周礼》的分类，它属于春官，相当于大史、大卜、大祝等职务，而不是冢宰所属的天官。司马迁又叙述他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我的先世是周王室的太史，从上古以来，常常在虞、夏建立显赫的功名，掌管天官的事务；后来世道衰落，难道要在我这里断绝吗？你再任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史记·自序》）司马迁又自己说：“我的先人没有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所掌的文史星历，不过接近卜官、祝官一类，本来就是君主所戏弄的人，像蓄养倡优一样对待，世俗也轻视他们。”这些话都可以和《汉书·艺文志》相互印证。所以汉代制度让太史令掌管天时、星象和历法，也如同尧时有羲、和负责治理历法、明察时令一样。古代史官中，有掌管天事的，有掌管人事的；星象、历法属于天事，文书、史事属于人事，都由掌管记事的史官负责（这是刘师培的说法）。因此，司马氏既然担任掌管天官的太史，也自然承担执笔修史的职责；这也是古代史官和历官合在一起、没有分开的证明。只是《汉仪注》说：“汉武帝设置太史公，地位在丞相之上；天下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公，再副本上报丞相，这如同古代的《春秋》。司马迁死后，宣帝把他的官名改为令，只是行使太史公的文书职能罢了。”刘知幾、钱大昕都相信这段话；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考察《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史有令而没有公，而且品秩只有六百石，与食禄万石的丞相相差很远；即使像《汉旧仪》所说的那样，确实有太史公这一秩二千石的官职，也不可能地位在丞相之上。司马贞《索隐》说，司马迁因为尊重他的父亲，所以称他为公；至于“地位在丞相之上”的说法，则斥为错误，这确实是正确的。我考察《汉书·律历志》和《儿宽传》，都称司马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太史公，这正是汉代没有太史公这一官职的反证。况且“天下计书先上报太史公，再副本上报丞相”的说法，也有夸张失实之处。《索隐》说：“修史的官员另有编撰史书的职责，因此州县上报的图书，都先送给他；后人不了解这一点，便误以为他的地位在丞相之上。”这个解释是对的。汉代有专门的史官，掌管记载，因此命令天下的计书除了上报丞相之外，还分别上报太史，作为记录、编撰史书的依据。计书就是当时的政务报告，主要记载各种数字；换句话说，它是史料的一种。再以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证明：文史星历，不过接近卜官、祝官一类，本来就是君主所戏弄、世俗所轻视的人。由此更可知所谓地位在丞相之上，完全没有这回事；他的职掌实际上是把古代大史、大卜、大祝三种职务合为一体，这一点不必多说就可以明白。而且考察《周礼》，大史处在大祝、大卜之间，同属春官大祝的属官；周代又有司巫。大史所掌管的事务，如在年初告朔、占卜日期、诵读诔文等，也接近卜官、祝官的职务。周代曾把祝、宗、卜、史赐给鲁国（见《左传·定公三年》），所以古人常把巫史、祝史并称；巫祝的事务常由盲人担任，因此又称瞽史。大概古人重视鬼神、灾祥之事，考察并记录这些事情的人，也称为史。由此可知，汉代设置史官，实际上是沿袭古代制度，也如同周代设置大史一样，地位并不十分尊贵；这大概才是应当作出的解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 《汉书·艺文志》源自刘歆的《七略》。它叙述诸子十家时，说各家都出自某种官职；又说，道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史官。所谓某种官职，就是周代王官所掌管的事务。章学诚曾在所著《校雠通义·原道篇》中充分阐发这一道理，说：刘歆大概深知古代官职与师职合一的道理，也因此明白私人门徒不能著述的原因。为什么呢？他叙述六经以后，接着叙述诸子百家，必定说某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古代某种官职的掌管；后来流变为某家的学说，失误后又成为某家的弊病。所谓某官所掌管，就是法令具备于官府、官员守护其书籍的意思；所谓流变为某家的学说，就是官府失去职守，师徒私下传授学业的意思；所谓失误而成为某家的弊病，就是孟子所说的从内心产生、发为政令，最终造成危害。把这些分别辨析开来，大概是想接近于懂得辨析言论的学问。他又说：六经本来就是周代官府的旧典。《易》由太卜掌管，《书》由外史掌管，《礼》属于宗伯，《乐》隶属于司乐，《诗》由太师掌领，《春秋》保存在各国史官那里。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说明官府失去职守以后，师徒传授学业的情形就由此形成。秦人禁止私下谈论《诗》《书》，却说想学习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老师。他们抛弃《诗》《书》固然不对，但说以官吏为老师，仍然是官府守护学业、官师合一的意思。由秦人“以吏为师”这句话，可以想见三代兴盛时期，《礼》以宗伯为老师，《乐》以司乐为老师，《诗》以太师为老师，《书》以外史为老师，《三易》《春秋》也不过如此。

译这就是所谓官师合一，也就是古代学问存在于王官的证据。古代的重要典籍，都由各官府的史官掌管，所以百家学说全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治学的人大多是公卿的子弟，跟随各官府的史官学习，因此这种学问不能下达到庶民。到了周代衰落之时，王官失去职守，学问流散而成为诸子百家，民间也得以把这些学业私下相互传授。刘歆、班固二人追溯其源流，说某家这一流派出自古代某种官职，虽然他们的说法未必完全正确，但古代官师合一的宗旨借此得以说明；章学诚的说法，最能理解古人的本意。秦人以官吏为老师，官吏就是史官；只是古今有两点不同：一是学问下达到庶民，百家学说因此兴起；二是所学习的内容被限制在法令之内，百家学说因此断绝。《汉书·艺文志》说，道家出自史官，这个说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详细讨论；只是章学诚认为六经都是史，近人多采用他的说法。至于说六经和百家学说全都出自史官，终究有界限不清的疑问；如果说这些书全都由各官府的史官掌管，那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庄子·天道篇》说：“孔子向西到周王室收藏书籍的地方，见到老聃，翻阅十二部经书来讲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说：“孔子向西到周王室观看典籍，考论史官记载的旧闻。”同书《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都说，孔子到周地向老子询问礼制，而老子本来就是周王室的守藏史。有人说，老子世代担任史官，掌管周王室的典籍，所以孔子跟随他询问礼制；这也是古代官师合一的证明。孔子本人不是史官，却修订《春秋》，确实是由于王官失去职守、学问下达到庶民的缘故。但如果不是向西到周王室观看藏书，向掌管藏书的史官询问礼制，也就无法考察文献、验证旧闻。司马迁以史官身份修撰《史记》，正符合古代的制度，这也是应当作出的解释。最后还有一个道理需要阐明，就是汉代以前还没有以“史”命名的书。古人认为乙部的书本来出自《尚书》《春秋》，汉代以后许多史书都称为“书”；吕不韦、孔衍、司马彪的著作，也称为《春秋》《尚书》。《管子·法法篇》说到《春秋》的记载；《墨子·明鬼篇》说周、齐、宋、燕都各有《春秋》，又说“我见过百国的《春秋》”；《楚语》中申叔时说，教育太子要以《春秋》进行规劝；《晋语》中司马侯说叔向熟习《春秋》。这些又是孔子修订《春秋》的同时，各国史书多称为《春秋》的证据。有时又称为“志”：《周礼》说：“小史掌管诸侯国的志，外史掌管四方的志。”《左传》曾称“周志”，又说“前志有这样的记载”“史佚的志有这样的记载”，又称“仲虺的志”；《孟子》也称“志上说”，就是这种情况。有时又称为“书”：子产、叔游都说“晋国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论语》记载孔子两次谈到史：一次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有意保留缺文”，一次说“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成为史”，指的都是史官。《孟子》论《春秋》时说：“它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它的文字形式，则是史书。”把“史”和齐桓公、晋文公并列来说，也是说人而不是说书。司马迁依据《春秋》撰写《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他在书中曾称引《秦记》《牒记》《史记》等名称，后人摘取这些说法，称它为《史记》，也因为这部书是史官所记，就像诸侯国的史志、四方的史志一样。汉代人曾直接把《春秋》称为“史”，例如《公羊传》记载齐国高偃把北燕伯安置在阳地，传文说：“《春秋》是可信的史书。”但这还没有成为通用的名称。汉末刘芳撰写《小史》，三国时张温撰写《三史略》，谯周撰写《古史考》，才开始用“史”作为书名；不过谯周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考察古代史官所记之事。后来萧子显撰写《晋史草》，吴均撰写《通史》，许亨撰写《梁史》，李延寿又撰写《南史》《北史》；《隋志》也把《太史公书》改题为《史记》。到了《宋史》不称《宋书》，又是因为它与南北朝的《宋书》同名的缘故。此后各史都沿袭这种做法，于是“史”这个词便由官名转变为书名了。所以，研究秦汉以前的历史，应当知道：设置史官之初，史官的职掌是记事，品秩很低；后来才有内史、大史等称号，位列大夫之中。至于把“史”用作书名，并不是古代的意义，这一点不可不加以辨析。综合以上所说，可以得到几层意思：第一，“史”原本是官名，起初像一般的吏，后来才逐渐承担记录言语和事情的职责。第二，周代的左史、右史，就是《周礼》所说的内史、大史；《周礼》所列的五史，又是制度规定，不可轻易怀疑。第三，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史官制度尚未废除，所以司马迁因为世代担任史官而修撰《史记》。第四，“史”作为书名，起于汉代以后，古代没有这种用法；古代只用它作为官名。第五，古代的学问掌握在王官手中，典籍由史官专门掌管，所以私人无从修史；要考察古代史学，除了史官之外没有别的可以凭据。因此，叙述我国史学、追溯它的源流，必定要从史官说起，意义也不外乎此。至于司马迁以后，已经没有世代相承的史官了；即使偶尔有这种情况，也多是由其他官职兼任掌管史事，不能列举其专职，所以改在其他章节中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