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史家与史籍
第二章 古代史家与史籍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近世考古学家，发掘地下之藏，就所得之骨骼器物，以推断有史以前人类之状况，是之谓史前史，然此为晚近产生之史学，而与古人无与者也。《左传》载楚灵王谓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即以灵王所谓三坟、五典释之；贾公彦疏，引《孝经纬》，谓三皇无书，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按《尚书 伪孔传叙》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语或有据。章太炎先生云：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者，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五典者五帝之册；八索者以绳索为编，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吾考三皇之书，既由后人仰录，且不传已久，可弗置论。今《尚书》有《尧典》，当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岂亦由后人仰录使然欤 要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体者。今所传之三坟，既属伪作，自《尧典》外，其他亦无考。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龚自珍亦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古史钩沈论》)夫古人之典籍，掌于百司之史，前已言之。掌于史官之典籍，不得概名为史，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尚书》、《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古人之于礼，实兼法而言。《周礼》所记为典章制度，一称《经礼》；《仪礼》所记，为节文仪注，一称《曲礼》；《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其证也。《周礼》本名《周官》，一称《周官经》，所载成周之官制，实为一代之法典，可比于后代之《唐六典》，前汉之末，乃有《周礼》之名，自周以来，有吉、凶、军、嘉、宾之五礼，而唐有《开元礼》，宋有《政和五礼》，而溯其源多本于《仪礼》及大戴、小戴二记，合以《周礼》，可称“四礼”。研其因革损益，是为典礼之史，如《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诸书是，而非谓《周礼》、《仪礼》为史。此其一也。近人之言研古史者，谓《毛诗》所载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为殷周时代之史诗。所谓史诗者，即以史事寓于韵语之中也。以今语言之，可谓史诗为史料。然《诗》三百篇中，如此类者甚少，与其谓《诗》三百篇为史，无宁谓为古诗之总集。此其二也。(王通谓《诗》与《尚书》、《春秋》同出于史，即诗为史官所采之意)若夫《易》为卜筮之书，尤远于史。古人以祝卜与史并言。故《周礼》以大史侪于大卜大祝之列，而《易》亦掌于大卜。韩宣子聘于鲁，观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此谓《易象》、《春秋》俱为古典，掌于大史氏，而未尝谓《易》为史。此其三也。龚氏之论《诗》、《礼》，不过谓为史官所掌。其谓《易》为卜筮之史，则殊涉牵强，未为得实。故以严格论之，不惟《易》、《诗》非史，即《官礼》之属于政典者，亦不得与《尚书》、《春秋》比。依章氏所说，若谓《周礼》、《仪礼》为先王之政典，则无可议，《易》与《诗》无与于制度，谓之政典尚不可，况谓之为史哉。龚自珍又云：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古史钩沈论》)，张尔田本之，以作《史微》，乃云，不惟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与流裔也。近人刘师培亦云九流学术皆源于史，江瑔本之，乃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一文。然考其所引之证，皆缘古代典籍概掌于史为说。古人学不下于庶民，士夫必从史官而学，史官指人而言，尚非谓记事记言之史。六经掌于百司之史，而谓之为史，诸子之学。由从学史官而得畅其流，而于所撰之书，亦被以史称，则古史之范围，何其漫无纪极耶 兹论古史，壹以《尚书》、《春秋》为断，其他诸经及诸子，皆不得谓之为史。
译第二章 古代史家与史籍 我国史籍的产生，应当在文字创制以后，所以远古不能谈史。近世考古学家发掘地下埋藏物，根据所得的骨骼、器物，来推断有史以前人类的状况，这叫作“史前史”。但这是近代晚期才产生的史学，与古人没有关系。《左传》记载，楚灵王说他的左史倚相能够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礼》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郑注》就用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来解释。贾公彦作疏时引用《孝经纬》，说三皇没有书；这里说有三皇的书，是因为在文字产生以后，人们追记三皇时代的事情。根据《尚书·伪孔传序》所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叫作《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叫作《五典》；关于八卦的学说，叫作《八索》；九州的记载，叫作《九丘》。这些说法或许有所根据。章太炎先生说：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坟丘共有十二处，大概就是夷吾所记的泰山刻石十二家；《五典》是五帝的册书；《八索》是用绳索编联成册的书，也就是外史所说的三皇、五帝之书。我考察三皇的书，既然是后人追记的，而且早已失传，就可以不再讨论。现在《尚书》中有《尧典》，应当是《五典》之一；有人怀疑它的文字不古雅，难道也是因为后人追记才造成的吗？总之，它属于古代典籍，并且具备史书的一种性质。现在流传的《三坟》既然属于伪作，除《尧典》以外，其他内容也无从考察。因此，概括讨论我国古代史籍，应当从《尚书》《春秋》这两部书开始。章学诚说：“六经都是史。古人从来没有脱离事来说理，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龚自珍也说：“六经是周代史官的嫡长宗子。《易》是占卜的史书；《书》是记录言语的史书；《春秋》是记录行动的史书；《风》是史官从民间采集后编在竹帛上、交给乐官的诗；《雅》《颂》是史官从士大夫那里采集的诗；《礼》是一代的法律制度，由史官收藏在故府中，并且时时用来告示君王。所以说，五经是周代史官的大宗。”（《古史钩沈论》）古人的典籍由各部门的史官掌管，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由史官掌管的典籍，不能一概称为史：左史记录言语，言语形成《尚书》；右史记录事情，事情形成《春秋》。《尚书》《春秋》属于史，这是不必说的。古人所说的礼，实际上兼有法律的意义。《周礼》记载典章制度，称为《经礼》；《仪礼》记载礼节、文饰和仪注，称为《曲礼》；《礼记》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就是证据。《周礼》原名《周官》，又称《周官经》，所记载的成周官制，实际上是一代的法典，可以和后代的《唐六典》相比。西汉末年，才有《周礼》这个名称。自周代以来，有吉、凶、军、嘉、宾五礼；唐代有《开元礼》，宋代有《政和五礼》。追溯其源流，大多本于《仪礼》以及大戴、小戴二记，再合并《周礼》，可以称为“四礼”。研究这些制度的沿革、损益，才是典礼制度的历史，如《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等书就是如此，并不是说《周礼》《仪礼》本身就是史书。这是第一点。近人谈到研究古史时，认为《毛诗》所载《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是殷周时代的史诗。所谓史诗，就是把历史事件寄托在韵文之中。用今天的话说，可以把史诗看作史料。但《诗》三百篇中属于这一类的很少，与其说《诗》三百篇是史，不如说它是古诗的总集。这是第二点。（王通认为《诗》与《尚书》《春秋》同出于史，意思是诗由史官采集而来。）至于《易》是占卜的书，距离史就更远了。古人常把祝、卜和史并列来说。所以《周礼》把大史列在大卜、大祝之中，而《易》也由大卜掌管。韩宣子出使鲁国，在大史氏那里参观，看到了《易象》和《春秋》，便说：“周礼全都在鲁国了。”这句话是说，《易象》《春秋》都是古代典籍，由大史氏掌管，但从未说《易》就是史书。这是第三点。龚自珍论述《诗》《礼》，不过是说它们由史官掌管。他说《易》是占卜的史书，就很牵强，并不符合实际。因此严格说来，不仅《易》《诗》不是史，就连属于政典的《官礼》，也不能和《尚书》《春秋》相比。依照章学诚的说法，如果说《周礼》《仪礼》是先王的政典，那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易》《诗》与制度无关，说它们是政典尚且不可以，更何况说它们是史呢？龚自珍又说：“诸子，是周代史官的支子和小宗。”（《古史钩沈论》）张尔田依据这一说法撰写《史微》，于是说，不仅六经都是史，诸子也是史的支流和后裔。近人刘师培也说九流学术都源于史，江瑔据此写了《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一文。然而考察他们所引用的证据，都只是根据古代典籍大体由史官掌管这一点来立说。古人求学不限于庶民，士大夫一定要跟随史官学习；这里的“史官”是指人，还不是指记录事情和言语的史书。六经由各部门的史官掌管，却把它们称为史；诸子的学说…… 因为通过向史官学习而使学术流派得到发展，连他们所撰写的书也被冠以“史”的称号，那么古史的范围岂不是漫无边际了吗？现在讨论古史，一概以《尚书》《春秋》为界限；其他各经和诸子之书，都不能称为史。
《史记 孔子世家》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尚书》，是即《尚书》之所由作也。或谓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去其重者，定为百篇 。孔子删书之说，亦见《书纬》 ，而今人多不之信。王充云：“《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论衡 正说》)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史通 六家篇》引)此又《尚书》之所以名也。盖自司马迁、班彪之伦，咸谓虞夏之世已有史官，故《书》有《尧典》、《禹贡》诸篇，皆当代史官之所记；而或以为悉由后人仰录，亦疑莫能明也。今本《尚书》凡五十六篇，其中真伪参半，据清代学者考定，只有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为真，谓之《今文尚书》；此外之二十余篇，则谓之《伪古文尚书》；而《今本尚书》之《孔传》亦为伪作，称为《伪孔传》。今考二十八篇中之《盘庚》，唐人称为诘曲聱牙者，实为殷代之古文。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辞句相类，益为可信。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或以《尧典》、《禹贡》、《甘誓》、《汤誓》四篇，皆在《盘庚》之前，而文辞易解，疑为伪作，此殊不然。试证以周秦古书，屡见称引，岂有古人未疑其伪，而今人能断其为伪者 与其直断为伪，以邻于妄，何若谓为后人追记之为得哉。章学诚之论《书教》则云：“后来纪事本末一体，实出于《尚书》，《尚书》之中如《金縢》、《顾命》，皆具一人一事之本末，实为古史之具体而微者。”其说是也。古人尝谓《尚书》为记言之史矣，今考《尚书》诸诰诸命，即同于秦汉以来帝王之诏谕，王莽曹丕之篡两汉，皆模拟《尚书》以自文饰，而苏绰亦为后周制大诰，藉令不考其事，但专读其文，鲜有不以为舜、禹、汤、武之再世者。是以誓、诰之文，亦不得径称为史。史以记事，其中亦非无言，《左传》为《春秋》而作，其中所记之言，与事相等，章学诚谓古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亦为至论。《尚书》诸篇，记言而兼记事者，如《金縢》、《顾命》之类，则不多见。章氏谓纪事本末一体出于《尚书》，亦举其一端言之耳。孔子以前古史之可考者，不多见，故取典、谟、诰、誓之文而删存之，以当于古史。且司马迁之作《史记》，于《春秋》以往之事，多采《尚书》，故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史记 自序》)。盖以研考古事舍《尚书》外，别无可据之故，故后人亦以古史视之。论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如章氏谓六经皆史，龚氏谓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皆属广义；若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此又二者之辨也。《春秋》为鲁史之故名，其记事之法，以事系曰，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杜预之所释也。盖《春秋》者编年之书，故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总之，明其以年为纲而已。及孔子因而修之，亦名《春秋》。其修《春秋》之旨趣，《史记》言之最详。《史记 孔子世家》云：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又《十二诸侯年表》云：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激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 艺文志》亦于《春秋》后论之云：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本《论语》)。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天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译《史记·孔子世家》说：周王室衰微，礼乐废弛，《诗》《书》残缺，孔子追溯三代的礼制，整理《尚书》的传文，上溯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公。编次《尚书》，这就是《尚书》形成的由来。有人说，孔子在周王室观看典籍，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去重复的部分，定为一百篇。孔子删《书》的说法，也见于《书纬》，但现在的人大多不相信。王充说：“《尚书》是上古帝王的书，有人认为是上面的人创作、下面的人记录，所以叫作《尚书》。”（《论衡·正说》）王肃说：“上面的人说出的话，下面由史官记录，所以叫作《尚书》。”（《史通·六家篇》引）这也是《尚书》得名的原因。大概从司马迁、班彪这些人起，都认为虞、夏时代已经有史官，所以《尚书》中有《尧典》《禹贡》等篇，都是当代史官记录的；但也有人认为全是后人追记的，这一疑问至今无法弄清。现在流传的《尚书》共有五十六篇，其中真伪参半。根据清代学者考定，只有伏生口授的二十八篇是真的，称为《今文尚书》；除此以外的二十多篇，称为《伪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尚书》中的《孔传》也是伪作，称为《伪孔传》。现在考察这二十八篇中的《盘庚》，唐人称它诘屈聱牙，实际上是殷代的古文。用近来出土的甲骨文来验证，二者辞句相近，就更加可信。周代的各篇诰文也不容易读懂，大概是因为古今的语法、文法不同。有人认为《尧典》《禹贡》《甘誓》《汤誓》四篇都在《盘庚》之前，而文辞却容易理解，便怀疑是伪作，这种看法很不对。试用周、秦古书来验证，里面屡次称引这些篇章，难道古人没有怀疑它们是伪作，今天的人反而能够断定它们是伪作吗？与其直接断定为伪作，近于妄断，不如说是后人追记的，更为恰当。章学诚论《书教》说：“后来的纪事本末体，实际上出自《尚书》。《尚书》中如《金縢》《顾命》等篇，都具备一个人、一件事的始末，实际上是古代史书具体而微的形式。”他的说法是对的。古人曾说《尚书》是记录言语的史书；现在考察《尚书》中的各篇诰文、命文，就如同秦汉以来帝王的诏谕。王莽、曹丕篡夺两汉政权，都仿效《尚书》来为自己的行为文饰；苏绰也替后周制定《大诰》。假如不考察事情，只专门阅读这些文章，很少有人不会把它们当作舜、禹、汤、武重新出现时所作的文字。因此，誓、诰一类的文章也不能直接称为史。史是用来记事的，其中也不是没有言语；《左传》是为《春秋》而作，其中所记录的言语与所记的事情同样重要。章学诚说古人从来没有把事情和言语分成两类，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尚书》各篇中，记录言语而兼记事情的，如《金縢》《顾命》一类，并不多见。章学诚说纪事本末体出自《尚书》，也只是举其中一端来说。孔子以前可以考察的古史不多，所以孔子取用典、谟、诰、誓等文章，删取保存，以充当古史。而且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对于《春秋》以前的事情，大多采自《尚书》，所以说“记述陶唐以来直到获麟为止”（《史记·自序》）。这是因为考察古代事情，除了《尚书》以外没有别的依据，所以后人也把它看作古史。讨论古代史籍，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像章学诚说六经都是史，龚自珍说诸子是周代史官的支子、小宗，都属于广义的说法；如果从狭义来说，大概必须具有组织和义例，才可以成为成文的史书。只有《春秋》和《左氏传》足以称为史，而《尚书》并不是一部具有组织和义例的史书。这又是广义和狭义两者的区别。《春秋》原本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它记事的方法，是以事系于年，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用来记明远近、区别同异。史书所记的事情，一定标明年份作为开头；一年有四时，所以交错举出春、秋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这是杜预的解释。大概《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所以举出“春”来包括夏，举出“秋”来包括冬，总之，是为了表明以年为纲。孔子因袭并修订这部史书后，也称为《春秋》。至于他修订《春秋》的宗旨，《史记》说得最详细。《史记·孔子世家》说：于是依据鲁国史记编作《春秋》，上起隐公，下至哀公十四年，共记十二位国君；以鲁国为依据，亲近周代，沿袭殷代，推及三代，文辞简约而意义广博。因此，吴、楚的国君自称“王”，《春秋》却贬称他们为“子”；践土之会实际上是召请周天子参加，《春秋》却避讳其真实情况，称作“天王狩于河阳”。按照这些例子来贯彻对当世进行贬抑损削的原则，后世如果有王者加以阐明，《春秋》的义理得到施行，天下的乱臣贼子就会感到恐惧。孔子在位时，审理诉讼、裁定文辞，有可以同别人公开的，就不独自占有。至于《春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子夏一类的弟子也不能增补一句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又说：所以孔子向西考察周王室，讨论史书和旧闻；从鲁国兴起，编次为《春秋》，上记隐公，下至哀公获麟。删约辞文，去掉烦琐重复的部分，以制定褒贬的义法。王道因此完备，人事因此贯通。七十子一类的弟子用口头传授其中的意义和旨趣，其中有许多寓含激励、褒扬、避讳、贬抑的文辞，不能从书面文字中看出来。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执持异说，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从而失去真实含义，所以依据孔子的史记，详细论述其中的言语，写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也在《春秋》之后论述说：周王室已经衰微，典籍残缺，仲尼思考保存前代圣人的事业，于是说：“夏代的礼制，我能够说明；但杞国不足以作为证明。殷代的礼制，我能够说明；但宋国不足以作为证明。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文献足够，我就能够加以证明了。”（本于《论语》）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仪文物完备，史官有成法，所以孔子与左丘明一起考察鲁国史记，根据史实，依循人道；因兴盛而树立功业，因失败而确定惩罚；借助日月来确定历法，凭借诸侯朝聘来端正礼乐；其中有褒扬、避讳、贬抑、减损的地方，不能从书面文字中看出，而是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各自发表不同说法，左丘明担心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以致失去真实含义，所以论述事情的本来经过而作传，说明天子不能只凭空泛的言语来解释经书。
孔子亦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以修史自任为何如，马、班所述，固不诬也。孔子修《春秋》之旨，孟子亦屡发之，尝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为之说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复引孔子之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春秋》所记者事，而事必载之以文，而义则穿贯乎文与事之中，所谓义者，即《史记》所谓制义法，后人或谈史法，或明史义与史意，皆即今人所谓史学也。孔子之前，典籍守于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记之于简牍，只可谓为记载之法，而不得谓之有史学。左丘明尝称《春秋》之称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 。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亦云：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盖《春秋》一书，本为鲁史，仲尼因而修之，而详其事迹、明其义例者，实为《左氏传》，必合观之，而其义始明。此即孔子之史学，而与左丘明同其作述者也。昔者刘知幾尝谓《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 ，而王安石乃有“断烂朝报”之讥 。然《春秋》之可贵者，初不在此，章太炎先生论之云：《春秋》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阙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以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灿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据此，则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此则功在百世不可泯灭者也。孔子何为而修《春秋》 昔者壶遂以此为问，而太史公答之矣。语具于《太史公自序》，其说云：。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语亦见赵歧《孟子题辞》，又见《春秋繁露 俞序篇》惟字句微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寻此所论，及《汉书》所述，乃知孔子之修《春秋》，一因载籍残缺，文献无征，思存前圣之业，以垂方来；二因言之不用，道之不行，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其用意至为深远，亦即修《春秋》之动机也。
译孔子自己也说：“真正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要加罪于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责任，马、班所记述的情况确实不是虚妄的。孔子修订《春秋》的宗旨，孟子也多次阐发过。他曾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又解释说：“它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它的文字形式，则是史书。”还引用孔子的话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取用的。”大概《春秋》所记的是事情，而事情必定要用文字记载；义理则贯穿在文字和事情之中。所谓义理，就是《史记》所说的“制定义法”。后人有的谈史法，有的阐明史义和史意，都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史学。孔子以前，典籍由史官守掌，大事写在策上，小事记在简牍上，只能说有记载的方法，不能说已经有史学。左丘明曾说《春秋》的书法有五种：一是文字简约而意义显明，二是有所记载而含意隐晦，三是措辞委婉而能成章法，四是记载详尽而不污杂，五是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也说：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史册撰成《春秋》，考察其中记载的真伪，并记载典章礼制；对上，是为了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下，是为了阐明将来的法则。对于其中保存的教化、文辞中有害的部分，就删削订正，用来表示劝善惩恶。其余部分都直接采用旧史原文；史书有文辞质朴与华美的不同，言辞有详略的差别，不必改动。因此《左传》说它善于记载，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大概周公的志意，是孔子继承而加以阐明的。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书，把经书看作不可删改的著作，所以《左传》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的开始，有时后于经文补足意义，有时依照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合不同记载，随着义理发明其中所重视的体例。对于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大略没有全部列举，因为那不是圣人修订《春秋》的要旨。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典籍，必定广泛记载而完备地叙述。大概《春秋》这部书，本来是鲁国的史书，孔子依据它加以修订；而详细叙述其中的事迹、阐明其中的义例的，实际上是《左氏传》，必须把二者合起来阅读，意义才开始明白。这就是孔子的史学，也是与左丘明共同进行撰述的成果。过去刘知幾曾说《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王安石又讥讽它是“断烂朝报”。然而《春秋》值得珍贵之处，起初并不在这些方面。章太炎先生论述说：章太炎先生论述说：《春秋》之所以特别可贵，是因为在仲尼以前，《尚书》记载残缺而没有年代次序；各国《春秋》的记事又散乱而不遵循通常的体例，并且收藏在官府之中，不传给平民百姓，国家灭亡后，人与事也一同消失。因此孔子依据尹吉甫、史籀的记载，记录年、时、月、日，用来补充《尚书》，把它传给有关的人，使它和《诗》《书》《礼》《乐》等同样得到研治，以区别于各国的《春秋》；这样，东周的事情才灿然明白地显现出来。假使孔子不编次《春秋》，那么今天即使想考察鲁定公、鲁哀公时代，寻求五霸的事迹，仍然会像草昧初开时那样荒忽不明。打开金匮中收藏的典籍，把它传布给平民，使人不忘记前代君王，是从仲尼、左丘明开始的。根据这一点，那么孔子修订《春秋》，实际上是整理官府旧有的典章，把它传给平民百姓，并且用他所创立的义理和法则，开创后世私人撰写史书的风气。这是功在百世、不可磨灭的事情。孔子为什么要修订《春秋》？过去壶遂曾以此发问，太史公已经回答过了。言论详见《太史公自序》，其中说：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撰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周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加害他，大夫阻塞他的言路。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用，自己的道路不能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把它作为天下的仪表；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只是为了通达王道之事罢了。孔子说：‘我想只把它记载为空泛的言语，不如把它落实在具体事情上，这样更深切而显明。’（这句话也见于赵歧《孟子题辞》，又见于《春秋繁露·俞序篇》，只是字句略有不同。）《春秋》对上阐明三王的道统，对下辨明人事的纲纪；区别疑惑，辨明是非，裁定犹豫；褒奖善行，贬斥恶行；尊重贤者，鄙弃不肖之人；使灭亡的国家得以留存，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补救弊病，振兴废弛，这就是王道中最重大的事情。……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接近的了。《春秋》的文字有数万字，其旨意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与聚合，全都包含在《春秋》之中。《春秋》中记载弑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逃而不能保全其国家社稷的，多得无法计算。考察他们所以如此的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因此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逐渐发展已经很久了。” 所以，凡是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懂《春秋》：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奸贼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懂《春秋》：固守常规之事却不知道适宜的处理方法，遭遇变故却不知道权宜应变；做君主、父亲却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必定会蒙受首倡罪恶的名声；做臣子、儿子却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必定会陷入篡夺、弑杀的诛罚，背上死罪的名声。” 考察以上所说的话，再联系《汉书》中的记载，才知道孔子修订《春秋》，一是因为典籍残缺、文献无从查考，想保存前代圣人的事业，传给后世；二是因为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用、自己的道路不能实行，认为只记载为空泛的言语，不如落实在具体事情上来得深切而显明。他的用意极其深远，这也就是修订《春秋》的动机。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左氏之书，作于丘明，亦为释《春秋》而作，汉代马、班诸家，皆无异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丘明为传，共为表里。”近人之为今文学者，多不信是说，乃谓左氏别为一人，非与孔子同时之丘明。且其说曰：司马迁答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氏即为左丘，其名不带“明”字；又以其人生于晚周，故《左传》之文，不类春秋人所作；又谓《齐论》无“左丘明耻之”一章，故左丘明亦不必与孔子同时。此议固起于宋之郑樵及朱熹 ，然不过姑为疑辞，以待后人之考断耳。丘明既为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号曰《国语》，故亦号《左氏传》为《春秋内传》。自司马迁、班固、韦昭诸氏，所说皆同 ，其流传盖已久矣。近代学者，以今古文家法不同之故，抨击《左传》，几无完肤，如刘逢录、康有为、崔适诸氏，皆谓今本《左传》，颇经刘歆窜乱，凡其中释经文者，多非左氏之旧，引歆所称诸儒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为证；或又谓作《国语》者，即为左丘，而非丘明，刘歆取《国语》之一部，以伪制《左氏传》，以其弃余为今本之《国语》，或又以《左传》、《国语》之多歧，断其作者不为一人 ，其为说之是非，宜有以辨之。愚谓司马迁之世，去古未远，所见古文典记甚夥，其称鲁君子左丘明，必非妄语；杜预称丘明身为国史，又与班固称丘明为鲁太史之语合；纵令后贤所说，各能自完其说，然不信《史记》本书，而取短书杂说，或单文孤证，以明其说之为是，一度亦无以服古人之心也。近世今文家重恶刘歆，故谓汉代之中秘书，多为其窜乱，弗恤深文周内，以成其罪。不悟《史记》之作，远在歆前，采用《左传》，言非一端，且其书早经杨恽、褚少孙之徒布之于外，为时贤所共见，藉令歆果作伪，必为太常博士之徒，察觉发覆，而哄然不容于世矣。夫刘歆作伪之说，已不可信，而谓左氏为晚周人，为可信乎 故愚仍以马、班之说为可据，而以作《左氏传》者，即为与孔子同时之丘明，而备闻修《春秋》之义法者也。夫必如是，古史乃可信，而有讨论之余地矣。若夫《国语》之作，是否与作《左传》为一人，本不甚关重要，惟二书各有详略异同，可资互证之处甚多，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其为春秋时代古史之一，又不待论也。《左氏传》为释《春秋经》而作，经既为传之纲领，而传亦为经之节目。杜预作注，始合经传而为一，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者，皆可一览而得。后来朱熹作《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使人了然于开卷之顷，实作史之良法也。然左氏作传，为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与孔子同其作述，称之为传，其实史也。公羊、穀梁二家，亦为《春秋》作传，不详其事，而详其义，初则师弟之间，口耳授受，至于汉代，乃著之版业，写以隶书，所谓今文之学也。晚近讲今文学者，推崇《公羊传》，以为深得孔子之旨，公羊家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史记》有据鲁亲周故殷之语，于是乃有“立三统”“张三世”之说；又谓孔子端门受命，为汉制法，以明白可据之书，寓怪诞不经之说。不知公羊之三世，犹今人修史之有上古、中古、近代，以鲁史为据，故曰据鲁，尊周王而书春王正月，故曰亲周，周因于殷礼，故曰故殷，此为修史之通例，而非有甚深之义也。汉魏之世，已有人曰，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而杜氏则力斥其非矣。或谓左氏所传，为其文则史之文，《公》、《穀》所传为其义则丘窃取之义，此亦不然。左氏之义，即寓于文中，如“五十凡”及“君子曰”是也，不必求之于《公》、《穀》，而其义已大明。总之，研史与说经不同，公、穀二氏之说，或可备一家之言为说经者之所撷取；若研史者，则应以史实为主，空说其义，于史何裨 此《左氏传》所以得为古史之一也 。
译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左氏之书由丘明撰作，也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汉代的马融、班固等各家，都没有不同的说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说：“孔子将要修订《春秋》，与左丘明乘车到周，向周史官观看典籍，回来后修订《春秋》，丘明为它作传，二者相为表里。”近代研究今文经学的人，大多不相信这种说法，于是说左氏另有其人，不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而且他们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里的左丘就是左丘，其名字不带“明”字；又因为此人生在晚周，所以《左传》的文字不像春秋时代的人所作；还说《齐论语》中没有“左丘明耻之”一章，因此左丘明也未必与孔子同时。这种议论固然起于宋代的郑樵和朱熹，但不过姑且提出疑问，以等待后人的考察和判断。丘明既然为《春秋》作传，又考察它散佚的文字，汇辑各家的说法，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事情，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另作《春秋外传》，称为《国语》，所以又把《左氏传》称为《春秋内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从司马迁、班固、韦昭等人开始，所说都相同，这种说法流传大概已经很久了。近代学者因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术师法不同，攻击《左传》，几乎使它体无完肤；如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人，都说今天流传的《左传》曾经被刘歆大量窜改，其中凡是解释经文的部分，大多不是左氏的旧文，并引用刘歆所说的各位儒生、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作为证据。有人又说，作《国语》的就是左丘，而不是丘明；刘歆取《国语》的一部分，伪造出《左氏传》，把他舍弃的部分作为今天的《国语》；又有人根据《左传》《国语》有许多歧异，断定作者不是同一个人。这些说法的是非，应当有所辨析。我认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古代还不远，他所见到的古文典籍很多；他称为“鲁君子左丘明”，一定不是妄说。杜预说丘明身为国史，与班固说丘明是鲁太史的话相合。即使后代贤者的说法各自都能自圆其说，但如果不相信《史记》本书，却采用篇幅短小的杂说，或凭单独的文字、孤立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正确，终究也不能使古人信服。近世研究今文经学的人特别憎恶刘歆，因此认为汉代宫廷中收藏的秘书，多被他窜改；他们不顾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来成就对他的指责。却没有想到，《史记》的撰作远在刘歆之前，其中采用《左传》的地方并不止一处；而且这部书早已经过杨恽、褚少孙等人传播到外界，为当时的贤者共同看到。假使刘歆果真伪造《左传》，一定会被太常博士之类的人察觉并揭发，众人也会哄然反对，使它不能容于当时社会。刘歆伪造《左传》的说法既然不可信，那么说左氏是晚周人，又可信吗？所以我仍然认为马融、班固的说法可以作为依据，认为作《左氏传》的就是与孔子同时的丘明，并且充分听闻了修订《春秋》的义理和体例。只有这样，古史才可信，也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至于《国语》是否与《左传》出自同一作者，本来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只是两书各有详略和异同，可以互相印证的地方很多。凡是研究《左传》的人，都必须阅读《国语》；它作为春秋时代的一部古史，本来也不必再加以论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左氏传》是为解释《春秋经》而作的，经文既是传文的纲领，传文也是经文的条目。杜预作注，才把经文和传文合在一起；所谓传文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的开始，有时后于经文补足意义，有时依照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合不同记载，这些都可以一览而知。后来朱熹作《纲目》，用大字书写以提纲挈领，用小字分注来完备叙述，使人打开书就能明白，这确实是撰写史书的好方法。然而左氏作传，是为了完备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和孔子共同进行撰述；称它为传，其实是史书。公羊、穀梁两家也为《春秋》作传，只是不详细记载事情，而详细阐明义理。起初是在师生之间口耳相传，到汉代才写在版牍上，用隶书抄写，这就是所谓今文经学。近代以来讲今文经学的人推崇《公羊传》，认为它深得孔子的旨意。公羊家所说的“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史记》中有“据鲁亲周故殷”的话，于是便产生了“立三统”“张三世”的说法；又说孔子在端门受天命，要为汉代制定法则，把怪诞而不合经常之理的说法寄托在明白可据的书中。他们不知道，公羊家所说的三世，就像今天人们修史时划分上古、中古、近代一样；以鲁史为依据，所以说“据鲁”；尊崇周王，所以书写“春王正月”，所以说“亲周”；周代承袭殷代的礼制，所以说“故殷”。这些都是修史的通常体例，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意义。汉魏时代，已经有人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但杜氏极力斥责这种说法不正确。有人说，左氏所传的内容，在文字方面是史书的文字；《公羊》《穀梁》所传的内容，在义理方面是丘明窃取的义理，这也不对。左氏的义理就包含在文字之中，例如“五十凡”和“君子曰”就是这样，不必从《公羊》《穀梁》中寻找，它的义理已经非常明白了。总之，研究历史与解释经书不同。公羊、穀梁两家的说法，或许可以作为一家之言，供解释经书的人采择；但研究历史的人，应当以史实为主，空谈义理，对于历史有什么帮助？这就是《左氏传》能够成为古史之一的原因。
《春秋外传》之名，始见于《汉书 律历志》所引之“三统术”，“三统术”为刘歆所作，盖前汉所传之古说也。韦昭叙云：“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其明识高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其释义可谓昭晰矣。宋人叶梦得尝谓古有左氏、左丘氏，《春秋传》作者为左氏，而《国语》作者为左丘氏(见《习学记言》，亦见《困学纪闻六引》)，即以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证也。然史公之去明字，正缘行文之便，其不称丘明而称左丘，亦以免与下文犯复耳。古人文中截取人名为称者，不乏其例，如方朔葛亮，亦其证也。左氏既传《春秋》，又作《国语》，起于先秦，渊源甚远，后人非有极真极确之证据，未可以彼而易此也。诘《国语》之短者，一曰鄢陵之败，苗贲皇之所为也，《楚语》则云，雍子之所为，与传不同(此隋人刘炫说)；一曰《左传》以伐吴后三年围吴，又三年而灭之，《越语》后四年遂居军，三年待其自溃而灭之，《左传》自伐吴至灭吴凡六年，《越语》则为三年，《左传》自吴及越平至灭吴凡二十二年，《越语》则为十年，此又《国语》之文异于《左传》之大者(近人徐元诰说，见《国语集解序》)。惟左氏身为史官，所见之典籍非一，安知非故为存异，以待后人之论定耶？今考《国语》，凡《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凡二十一篇。《晋语》独多；必出于晋《乘》，《左传》多载晋事，亦以此故。周王为天子，鲁齐以下为诸侯，而以天子下侪于诸侯，称为一国之语，殊不可解。然而以有此体，遂为后来国别史之祖矣。《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之外，其书为古史，而有研讨之价值者，凡四：曰《逸周书》、曰《竹书纪年》、曰《世本》、曰《战国策》，是也。《晋书 束皙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者摄行天下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又同书《荀勗传》云：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勗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勗又尝叙《穆传》曰：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丝编，以臣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尽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 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左传集解后序》正义、《玉海》一四七俱引王隐《晋书》，荀勗《上穆天子传序略》所纪与此略同，可供参考)。据上文所记，汲冢所得古书如下：《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一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
译《春秋外传》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汉书·律历志》所引用的“三统术”。“三统术”是刘歆所作，大概是前汉流传下来的古说。韦昭的叙述说：“从前孔子对旧史发愤，左丘明依据圣人的言论来抒发自己的见解；由于他的明识高远、思考深邃仍未完备，所以又采录前代自穆王以来、下至鲁悼公诛杀智伯的事情，编成《国语》。它的文字不以经书为主，所以称为外传。”这段解释可以说清楚明白了。宋代叶梦得曾说，古代有左氏、左丘氏；《春秋传》的作者是左氏，而《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氏（见《习学记言》，又见《困学纪闻六引》），并以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作为证据。然而太史公删去“明”字，正是为了行文方便；他不称丘明而称左丘，也是为了避免同下文重复。古人在文章中截取人名的一部分来称呼的例子不少，如方朔、葛亮也是证明。左氏既传《春秋》，又作《国语》，其源流起于先秦，十分久远；后人如果没有极其真实、极其确凿的证据，就不能用那种说法来取代这一说法。诘难《国语》的人所提出的缺点，一是说，鄢陵之战失败，是苗贲皇所造成的；但《楚语》却说是雍子所造成的，与《左传》不同（这是隋人刘炫的说法）。二是说，《左传》记载讨伐吴国后三年围攻吴国，又过三年灭掉吴国；《越语》却说，此后四年才驻军，又等了三年，等吴国自行崩溃后才灭掉它。《左传》从讨伐吴国到灭吴共六年，《越语》则说是三年；《左传》从吴、越讲和到灭吴共二十二年，《越语》则说是十年。这又是《国语》文字与《左传》差异很大的地方（这是近人徐元诰的说法，见《国语集解序》）。只是左氏身为史官，所见典籍并不止一种，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保存不同记载，以等待后人评定呢？如今考察《国语》，其中《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共二十一篇。《晋语》独多，必定是出自晋国的《乘》；《左传》记载晋国事情很多，也正是这个缘故。周王是天子，鲁、齐以下是诸侯，却把天子降低到诸侯的等级，称作一个国家的言语，实在无法理解。然而正因为有这种体例，它于是成为后来国别史的祖先。除《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之外，属于古史、具有研究价值的书，总共有四部：一是《逸周书》，二是《竹书纪年》，三是《世本》，四是《战国策》。《晋书·束皙传》说：起初在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掘发掘魏襄王的墓，有人说是安釐王的坟墓，得到竹简书数十车。其中《纪年》十三篇，记载夏代以来的事情，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灭亡；接着记载三家分晋，又继续叙述魏国的事情，直到魏安釐王二十年。大概这是魏国的史书，大体上与《春秋》多有相合之处。其中与经传有很大不同的地方，说夏代年数多于殷代；益谋求启的君位，启杀了他；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从周接受天命到穆王共一百年，并不是说穆王享年一百岁。周幽王灭亡以后，有个共伯代行天下政事，并不是二相共同执政。书中《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相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大致相同，但《繇辞》不同。《卦下易经》一篇，类似《说卦》而又有差异。《公孙段》二篇，记载公孙段与邵陟讨论《易》。《国语》三篇，讲楚国、晋国的事情。《名》三篇，类似《礼记》，又类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记载《左传》中各种卜筮之事；师春大概是编写此书者的姓名。《琐语》十一篇，是各国占卜梦境、怪异之事以及相书。《梁丘藏》一篇，先叙述魏国世代的次序，接着讲丘藏埋藏金玉的事情。《缴书》二篇，论述弋射的方法。《生封》一篇，记载帝王所封之事。《大历》二篇，是邹子谈论天象一类的书。《穆天子传》五篇，讲周穆王巡游四海，见到帝台和西王母。《图诗》一篇，属于图画题赞一类。又有《杂书》十九篇，内容包括周代按田地征收粮食的方法、《周书》中论述楚国的事情、周穆王的美人盛姬死亡的事情。总共七十五篇，其中有七篇竹简书折断损坏，已经不知道篇名和题目。墓中又得到一把铜剑，长二尺五寸。漆书全都用科斗字书写。最初发掘坟墓的人烧竹简照明以便取宝物，等到官府收取这些书时，大多已经是烧成灰烬的简片和断札；文字既已残缺，便不能再按原次序编排。武帝把这些书交给秘书，校订、缀合并编排次第，探求考察它们的旨意，然后用今文抄写。束皙在著作官任上，得以看到竹书，凡有疑问便分别加以解释，都有义理和证据可作依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同一部书中的《荀勗传》又说：等到得到汲郡墓中出土的古文竹简书后，皇帝下诏让荀勗编次整理，作为《中经》，列入秘书。荀勗又曾经为《穆天子传》作叙说：“古文《穆天子传》，是太康二年汲县百姓不準盗掘古墓所得的书。书都用竹简编成，以丝带编联；按照我先前考定的古代尺度，竹简长二尺四寸，用墨写成，每简四十字。汲地在战国时属于魏地。考察所得到的《纪年》，大概是魏惠成王之子令王的坟墓；按照《世本》，大概是襄王的坟墓。考察《史记·六国年表》，从令王二十一年到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烧书籍的那一年，共八十六年；到太康二年最初得到这部书时，总共五百七十九年。（《左传集解后序》正义、《玉海》一四七都引用王隐《晋书》，荀勗《上穆天子传序略》所记载的与这里大致相同，可以作为参考。）” 根据上文所记，汲郡墓中得到的古书如下：《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一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
右凡六十八篇，合以折坏之七篇，正为七十五篇。其中纯属于史籍者，曰《纪年》，即世所称之《竹书纪年》；曰《国语》言楚晋事，盖即今本《国语》之残简也。《汉书 艺文志》，书九家中，著录《周书》七十一篇，为周史记，刘向谓即周时之诰誓号令，而颜师古则以为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自来《说文解字》、《论语马注》、《周礼仪礼郑注》，皆引《周书》，亦皆在今本《逸周书》七十篇之中，惟《隋书 经籍志》于《周书》十卷下注曰，《汲冢书》，《唐书 艺文志》仍之，后人遂于今本《周书》，冠以“汲冢”二字。然考之诸书，《晋书 束皙传》杂事十九篇中虽有《周书》之名，而篇帙太少 ；而杜预《左传序》，叙汲县发冢事，亦未尝一语及之；况晋武以前引《周书》逸文，不在今本中者，盖不下数十事 ；其书故盛传于世，何得谓出于汲冢而世始见之耶。前人释今本《周书》，谓其篇数少于《汉志》一篇者，即缘其序散入各篇之首，一若今本之《尚书序》，理或然矣。究之其书之一部，不免出于后人依托，故多与《尚书》不类；又诸书所引，多不见于今本。然其书仍为世人所重者，即以其出于依托之一部，亦必多有典据，古籍无多，不可轻弃，故宁过而存之，是也。其次则《竹书纪年》，实出于圾冢，《晋书 束皙[传]》叙之备矣。而《隋书 经籍志》亦云：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勗、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编，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案杜预《左传后序》扶作符）。兹考《隋志 古史》一目，著录《纪年》十二卷，谓为《汲冢书》，当为束皙、苟勗所见十三篇之竹简，无可疑也。案《史记注》、《水经注》、《穆天子传注》、《文选注》，皆屡引《纪年》，而今本或有或无，即证以刘知幾所见之本，已与今本不同。清王宏撰《山志》，即以今本《纪年》为不可信，而徐文靖撰《纪年统笺》，则力辨之，以为可信。清朱右曾始取诸书所引之文，辑为一编，题目《汲冢纪年存真》。近人王国维因之，以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又撰《今本纪年疏证》，以明其伪，其言曰：“纪年佚于两宋之际，今本乃后人所搜集，复杂采《史记》、《路史》、《通鉴外纪》诸书成之。今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既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徵，无用无徵则废此书可。朱氏辑本，尚未详备，又诸书异同，亦未尽列，至其所取，亦不能无得失，乃以朱书为本，而以余所校注补正之，凡增删改正若干事。”据此则伪者之迹为不可掩，而真者亦因以明，于是王氏疏通证明之功，为前人所不及矣。要之汲冢所出之《纪年》，间有骇人听闻之纪载，然其大体多同《左氏传》，是即古史之较可信者。兹屏伪本，而专取辑本，以存其真，斯已可矣。再次则为《世本》。《后汉书 班彪传》云：“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日曰《世本》，一十五篇，其子固本之，遂著录其书于《汉书 艺文志》。”或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 ，惟未言作者究为何人。颜之推始云，《世本》左丘明所书，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 。章太炎先生信之，其说云，盖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以为肤翼，近之矣。《世本》者，不画以《春秋》，其言竟黄顼，将上攀《尚书》，下侪周典，广《春秋》于八代者也 。《隋志》史部谱系一目，著录《世本 王侯大夫谱》二卷，疑即古十五篇之《世本》；又有刘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盖就古《世本》而为之注释。其书盖亡于宋代。今可考者，有《帝系篇》，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又有世家，有传，有谱。《史记 魏世家 索隐》，引《世本》传文；或谓《史记 伯夷传》其“传”曰之“传”，即出于《世本》之“传”。其略见于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秦嘉谟、雷学淇、茆泮林、张澍诸家之辑本；其何者为古本，何者为刘、宋二氏所补辑，则不易明。司马迁撰《史记》，多采取古《世本》，此亦古史之仅见者也。
译以上共六十八篇，加上残缺散佚的七篇，合计正好七十五篇。其中纯粹属于史籍的，是《纪年》，也就是世人所说的《竹书纪年》；另一部是《国语》，记载楚国、晋国的事情，大概就是今本《国语》的残存简册。《汉书·艺文志》在诸子九家所著录的书中，记有《周书》七十一篇，说是周代的史书。刘向认为它就是周代的诰誓和号令，而颜师古则认为它是孔子所论述的百篇《尚书》以外的篇章。自古以来，《说文解字》、《论语马注》、《周礼仪礼郑注》都曾引用《周书》，而且所引内容也都在今天的《逸周书》七十篇之中。只有《隋书·经籍志》在《周书》十卷下注明“汲冢书”，《唐书·艺文志》沿袭了这一说法，后人于是给今本《周书》冠上“汲冢”二字。然而考察各种书籍，《晋书·束皙传》所叙杂事十九篇中虽然有《周书》之名，但篇数太少；杜预《左传序》叙述汲县发掘坟墓的事情时，也没有提到它；何况晋武帝以前所引用的《周书》佚文，不见于今本的，大概不下几十条。既然这部书当时已经广泛流传于世，怎么能说它出自汲冢，直到那时世人才开始见到呢？前人解释今本《周书》时说，它比《汉志》少一篇，是因为该书的序言散列在各篇篇首，就像今本《尚书序》那样，这种说法或许是合理的。究其根本，这部书有一部分免不了是后人假托的，所以其中很多内容与《尚书》不相同；而且各书所引用的材料，大多也不见于今本。然而这部书仍然受到世人重视，是因为即使是其中假托的一部分，也一定有不少典籍依据。古代典籍不多，不能轻易抛弃，所以宁可过分保留它，也不愿轻易废弃，这就是原因。其次是《竹书纪年》，确实出自汲冢，《晋书·束皙传》已经对此作了详细叙述。《隋书·经籍志》也说：到了晋太康元年，汲郡有人发掘魏襄王的坟墓，得到用古文字写成的竹简书，字形全是科斗文。发掘坟墓的人不把它当回事，竹简往往散乱失落。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令和峤编纂整理，分成十五部，共八十七卷，其中杂有许多琐碎怪诞、无法解释的内容。只有《周易》和《纪年》最为清楚。《周易》的上下编与今天的本子完全相同。《纪年》都采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作为岁首，记载从夏、殷、周三代以来君王的事情，不分列诸侯国，只特别记载晋国，从殇叔开始，接着记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直到晋国灭亡；同时单独记载魏国的事情，下至魏哀王，称他为“今王”，大概是魏国的史书。这些书都是按编年顺序编排的，文意很像《春秋经》，所记载的许多事情，都与《春秋左氏传》相互符合（按：杜预《左传后序》中“扶”字作“符”）。现在考察《隋志·古史》这一类目，著录《纪年》十二卷，称为《汲冢书》，应当就是束皙、荀勗所见的十三篇竹简，没有什么可疑的。考察《史记注》、《水经注》、《穆天子传注》、《文选注》，它们都多次引用《纪年》，而今本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即使拿刘知幾所见的本子来验证，也已经与今本不同。清代王宏撰《山志》，认为今本《纪年》不可信；徐文靖撰写《纪年统笺》，则竭力加以辨析，认为它可信。清代朱右曾首先把各书所引用的文字辑成一编，题为《汲冢纪年存真》。近人王国维据此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又撰写《今本纪年疏证》来说明今本是伪书。他说：“《纪年》在两宋之际散佚，今本是后人搜集而成，杂取《史记》、《路史》、《通鉴外纪》等书编成。如今逐一考求它的出处，才知道今本所载的内容几乎没有一条不是袭取其他书籍；其中在其他书中找不到的，不过百分之一，而且大多空洞，没有事实，所增加的只是年月罢了。” 既然事实在其他书中已经具备，那么这部书就是没有用处的；既然年月大多是杜撰的，那么它的说法就没有凭据。既然无用又无凭据，废弃这部书也是可以的。朱右曾的辑本还不够完备，各书之间的异同也没有全部列出；至于他所取用的材料，也不能没有得失，于是便以朱氏之书为底本，再用我所校注的内容加以补正，总共增删改正了若干处。”据此可知，伪造的痕迹无法掩盖，但真实的内容也因此得到彰明，于是王氏疏理、考证的功劳，就超过了前人。总的说来，汲冢出土的《纪年》偶尔有令人惊骇的记载，但大体上多与《左氏传》相同，因此是古代史书中比较可信的一部。现在摒弃伪本，专门采用辑本来保存它的真实内容，这样就可以了。再次是《世本》。《后汉书·班彪传》说：“另外还有一部记录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书，名叫《世本》，共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以此书为依据，于是把这部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中。”有人说，楚汉之际有好事者撰作《世本》，上自黄帝，下至汉末，只是没有说明作者究竟是谁。颜之推最早说《世本》是左丘明所写，这一说法见于皇甫谧《帝王世纪》。章太炎先生相信这种说法，他说：左丘明写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作为辅助，大概是接近事实的。《世本》不以《春秋》为界限，内容一直记到黄帝，向上可以连接《尚书》，向下可以与《周典》相接，把《春秋》的记载扩展到八代。《隋志》史部谱系类著录《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疑心就是古代十五篇本的《世本》；又有刘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大概是依据古代《世本》所作的注释。这部书大概亡佚于宋代。今天还可以考见的，有《帝系篇》、《氏姓篇》、《居篇》、《作篇》，以及世家、传、谱等部分。《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用了《世本》的传文；有人说，《史记·伯夷传》中“其传曰”的“传”，就是出自《世本》的“传”。它的大略内容见于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秦嘉谟、雷学淇、茆泮林、张澍等人的辑本；其中哪些是古本的内容，哪些是刘向、宋衷二人补辑的内容，就不容易弄清了。司马迁撰写《史记》，大量采用了古代《世本》的材料，这也是今天仅能见到的古代史书之一。
再次则为《战国策》，著录于《汉志》者，凡三十三篇。内计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中山一篇，记春秋后迄秦二百四十五年之事，即号为战国者是也。据刘向《校书录序》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隋志》著录两本，一为二十二卷，刘向录；一为二十一卷，高诱注。今传高诱注本，即为二十一卷，是为真本，古今皆无异词，亦即见采于《史记》者也。上述四书之外，又有二种，不可不述，一曰《穆天子传》，一曰《山海经》。《穆传》见于汲冢书目，原为五篇。今本则为六卷，前五卷皆纪穆王西巡事，后一卷纪美人盛姬事。按《束皙传》所纪《杂书》十九篇中，有纪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之语，殆即此篇，而后人合之也。晋郭璞为之注，并传于今，其中言穆王西巡事，皆有月日可寻，并详纪所行里数。郭璞《序》谓其体与今“起居注”同，故隋唐各志以之列入起居注。近人丁谦更为之作考证，以西图案其地望，言甚博辨，可指数者甚多。此其一也。《山海经》著录于《汉志》，前有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秀即刘歆之易名也。《史记》亦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是其书已为子长所见。《列子》亦称大禹见而行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或疑《列子》为伪书，不尽可据。然考书中所纪，人名有夏后启、周文王，地名有秦汉郡县，是则其书虽不必为周代之古籍，然必有一部为晚周秦汉人所附益。清代毕沅为作校注，郝懿行为作笺疏，皆力言《山经》实古地理书，且以《水经注》证其域內地名，亦十得五六。此其二也。《四库书目》以二书夸诞不经，列入小说，尚非得实，考古史者，不宜置之。至若赵煜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虽详吴、越二国事迹，而皆撰于汉代，非上述诸书之比，故亦不复具论焉。夷考春秋以往，诸侯皆有国史，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为列国之史。杜预所称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亦诸侯修史之成法也。孔子修《春秋》，得见百二十国宝书 ，盖即墨子所见之百国春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晋韩献子聘鲁，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乘》与《梼杌》，即春秋之异名，而鲁《春秋》，又孔子修《春秋》之所本也。《汲冢琐语》又云有《晋春秋》(见《史通 六家》)，当即晋《乘》之别名。又如《竹书纪年》，本为魏国之史，魏上承晋，故叙晋事独详，一如鲁之有《春秋》，是即魏之《春秋》，而原于晋《乘》者也。是则周代盛时，列国之史，林林总总，不可胜记。左丘明得见列国之史，故据以撰《国语》，而《战国策》亦列国史之支与流裔也。迨至晚周，诸侯恶其害己，始去其籍，又厄于秦火，于是所存者仅矣。两汉经师，具有家法，递相传授，其学有今文、古文之分，盖自孔子以后师弟间口耳相传，至汉初始以隶体书之于册者，谓之今文学。其古人原本尚在，所书悉为古籀著，即就本书肄习，或以汉隶通之者，谓之古文学。因今文古文之异体，解者缘以纷纷而各立门户，是谓之家法，而争端亦由此起矣。古人以六经皆为王官之典籍，未尝有经史之别。《尚书》、《春秋》皆为古史，伏生所口授之二十八篇，为《今文尚书》，前已论之。又如著录《汉志》之《古文经》四十六卷，即《古文尚书》也 。公羊、穀梁二氏之传《春秋》，皆书以今文，是为今文学；左氏所传古经十二篇，传三十卷，原本具在，是为古文学；是则《尚书》、《春秋》之有今古文学，亦即古史之有今古二派也。《汉书 艺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
译再次是《战国策》。《汉志》著录的共有三十三篇。其中包括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和卫合为一篇、中山一篇，记载从春秋以后直到秦代二百四十五年的事情，这就是所谓“战国”时期。根据刘向《校书录序》，这部书的原书名称有的叫《国策》，有的叫《国事》，有的叫《短长》，有的叫《事语》，有的叫《长书》，有的叫《修书》。刘向认为，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辅佐各国，为各国策划谋略，因此应当称为《战国策》。《隋志》著录了两个本子：一个是刘向编录的二十二卷本；一个是高诱作注的二十一卷本。今天流传的高诱注本，就是二十一卷本，是真本，古今没有不同意见，也就是司马迁《史记》所采录的那部书。除上述四部书以外，还有两种书不能不加以叙述：一部是《穆天子传》，一部是《山海经》。《穆天子传》见于汲冢书目，原来是五篇。今本则分为六卷，前五卷都记载周穆王西巡的事情，最后一卷记载美人盛姬的事情。按照《束皙传》所记汲冢《杂书》十九篇，其中有记载穆王的美人盛姬去世之事的文字，大概就是这一篇，后来才把它合并进去。晋代郭璞为它作注，并流传到今天。其中记载穆王西巡的事情，都可以查到具体的月日，并且详细记载了所经过的里数。郭璞《序》说，它的体例与今天的“起居注”相同，所以隋、唐各代史志把它列入起居注。近人丁谦又为它作考证，以西方地图考察各地的位置，论述十分广博精审，其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地方很多。这是第一种。《山海经》著录于《汉志》，书前有刘秀校订后所上的奏章，称它是伯益所作；刘秀就是刘歆改名后的名字。《史记》也说，《山海经》中那些怪异的事物，我不敢谈论，这说明这部书已经被司马迁见过。《列子》也说，大禹见到这些事物并加以考察，伯益了解它们并为之命名，夷坚听闻后把它们记录下来。有人怀疑《列子》是伪书，因此不能完全作为依据。然而考察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人物有夏后启、周文王，地名有秦、汉的郡县；由此可知，这部书虽然未必是周代的古籍，但其中必定有一部分是晚周、秦、汉人增补进去的。清代毕沅为它作校注，郝懿行为它作笺疏，都竭力说明《山经》确实是一部古代地理书，并且用《水经注》来验证其中的域内地名，也有十分之五六可以相互印证。这是第二种。《四库书目》认为这两部书夸张荒诞、不合经义，把它们列入小说，这种处理仍然没有得到事实根据；考察古代史的人，不应该把它们置之不理。至于赵煜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虽然详细记载吴、越两国的事迹，但都是汉代撰写的，不能与上述诸书相比，所以也不再详细论述。考察春秋以前的情况，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国史，外史所掌管的四方之志，就是各诸侯国的史书。杜预所说的大事写在简策上，小事写在简牍上，这也是诸侯修史的成法。孔子修订《春秋》，得以看到一百二十国的史书，大概就是墨子所见的一百国《春秋》；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性质是一样的；晋国韩献子出使鲁国，看到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乘》和《梼杌》就是《春秋》的不同名称，而鲁国的《春秋》，又是孔子修订《春秋》所依据的底本。《汲冢琐语》又说有《晋春秋》（见《史通·六家》），这应当就是晋国《乘》的别名。又如《竹书纪年》，本来是魏国的史书。魏国承接晋国，所以其中单独对晋国史事记载得很详细，就像鲁国有自己的《春秋》一样；它就是魏国的《春秋》，而源自晋国的《乘》。由此可见，周代兴盛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多得不胜枚举。左丘明能够看到各国史书，所以依据它们撰写《国语》；《战国策》也是各国史书的支流和后代遗存。到了周代后期，诸侯厌恶国史会危害自己，开始销毁这些史籍；后来又遭受秦火之灾，于是保存下来的就很少了。两汉的经学家都有各自的传承法则，代代相传。他们的学问分为今文、古文两派：大概是孔子以后师生之间口头传授，到了汉初才用隶书字体记录在册，这叫今文学。古人的原本还保存着，所写的全是古籀文字；有的直接依据原书学习，有的用汉隶加以解释，这叫古文学。由于今文、古文的字体不同，解释经书的人因此纷纷建立各自的门户，这叫家法，争论也由此产生了。古人认为六经都是王官的典籍，从来没有经书与史书的区别。《尚书》、《春秋》都是古代史书，伏生口头传授的二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又如《汉志》著录的《古文经》四十六卷，就是《古文尚书》。《公羊》、《穀梁》两家传述《春秋》，都用今文书写，这就是今文学；左氏传授的古文经十二篇及其传三十卷，原本都还存在，这就是古文学。由此可见，《尚书》、《春秋》存在今、古文学的区别，也就是古代史书存在今、古两派。《汉书·艺文志》说，《古文尚书》是从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的。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想扩建自己的宫室，因而得到《古文尚书》以及《礼记》、《孝经》，总共有几十篇，全都是古文字。
《尚书》之出于壁中，亦犹《纪年》之出于汲冢，自秦人燔书，古籍之不绝如缕，正赖壁中及地下之藏，得保十一于千百，此考古史者，所宜郑重记之也。凡古史之流传至今者，不为口耳相传，即为保藏原本，然后世之载籍，繁于古代者千万倍，徒恃口耳相传，为不可能，于是又有资乎古籍之流传。清代禁毁之书，不可指数，而终有其一部，不因禁毁而失传者，则保藏之效也。古代简编，非甚繁重，师弟尤重传授，故历数百年，传十数世，而其书仍能不亡，非惟保藏，亦口耳相传之效矣。汲冢之发，所得古简独多，是为明证；可无述欤。再进而言古代之史学，试以刘知幾所论证之。知幾论史，概以“六家”“二体”。所谓六家者：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汊书》家，是也。《尚书》所载，多为典、谟、诰、誓之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其体略如后世所集之两汉诏令、唐大诏令、宋大诏令及明清两代之圣训，亦犹《毛诗》一编，为后代总集之开端，不惟后代继其体者为难，亦不得谓为史体之正宗。《春秋》本鲁史而成，左氏缘经以作传，经为纲而传为目，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是二家者，以编年体而垂为百代之法者也。其后司马迁以纪传书表之体，创为《史记》；班固继作《汉书》，改书为志，断代为史；后有作者，遵而不易，于是纪传一体，遂树正史之规模。若夫《国语》、《国策》二书，以国为别，而无复年月可寻，后世之书，惟陈寿《三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路振《九国志》、吴任臣《十国春秋》，差可比拟，然亦乙部之支流，不得以大宗拟之矣。是以知幾综其前说，约为“二体”；“二体”者，纪传与编年是也。《春秋》、《左传》为一体，是为编年；《史记》、《汉书》为一体，是为纪传。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编年体之所长也；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赅，洪纤靡失，此纪传体之所长也；刘氏论之详矣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或为鲁史旧法，然垂为不刊之典，以传之于后世者，则孔子与左丘明也。章学诚有言，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文史通义》所由作也。愚谓古代史学，只有史法，而史法当与史意并重。所谓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即史法也；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即史意也；史法即其文则史之文，史意即则丘窃取之义，曰法与意，曰文与义，皆为孔子之史学。是故推论吾国之史学，必萌芽于孔子。至博采列国之史，萃为一编，以羽翼孔子之作，以阐发孔子修《春秋》之旨趣，是为左丘明之史学，而公羊、穀梁二氏，专明一家之学者，不得与焉。吾于古代之史家，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则左丘明也。总上所论，古代之史家，应为孔子与左丘明，古代之史籍，应为《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而《周书》、《纪年》、《世本》之残缺不完及仅见佚文者，亦以附焉。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义。
译《尚书》从墙壁中发现，就像《纪年》从汲冢中发现一样。自从秦人焚烧书籍以来，古代典籍能够延续下来，已经像一根将断的丝线，正是依靠墙壁和地下所藏的书籍，才得以在千百部中保存十分之一。这是考察古代史的人应当郑重记载的。凡是古代史书能够流传到今天的，不是依靠口耳相传，就是依靠保存原本。到了后世，书籍比古代多出千万倍，单靠口耳相传已经不可能，于是又必须依靠古籍本身的流传。清代禁止和销毁的书籍多得无法计算，但最终仍有一部分没有因禁毁而失传，这就是保存典籍的功效。古代简册并不十分笨重，师生尤其重视传授，所以即使经过几百年、传了十几代，书籍仍能不亡；这不只是保存原本的功效，也是口耳相传的功效。汲冢的发掘，所得古代竹简特别多，就是明证；难道可以不加以叙述吗？再进一步谈古代史学，试着依据刘知幾的论述来说明。刘知幾论史，大体归纳为“六家”和“二体”。所谓六家，就是第一《尚书》家，第二《春秋》家，第三《左传》家，第四《国语》家，第五《史记》家，第六《汉书》家。《尚书》所记载的，大多是典、谟、诰、誓一类的文章，用来宣扬王道的正义，向臣下发布言辞；它的体例大致像后世汇编的两汉诏令、唐代大诏令、宋代大诏令以及明清两代的圣训。《毛诗》一书也是如此，是后代总集的开端；后代要继承这种体例固然很难，但也不能把它说成史体的正宗。《春秋》是在鲁国史书的基础上编成的，左氏依循经文作传，经文是纲，传文是目；经文中只说到的，传文便详细说明，有时传文没有而经文有，有时经文缺失而传文仍然保存。这两家以编年体流传下来，成为百代遵循的法式。后来司马迁用纪、传、书、表的体例，创作《史记》；班固继而撰写《汉书》，把“书”改为“志”，并按朝代断限来作史。后来的作者都遵循这种体例而不改变，于是纪传体遂成为正史的基本规模。至于《国语》、《国策》两部书，都是按国家分别记载，不再能够查考具体年月。后世的史书中，只有陈寿《三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路振《九国志》、吴任臣《十国春秋》勉强可以与之相比；但它们也只是乙部史书的支流，不能把它们与正宗史体相提并论。因此刘知幾综合前人的说法，概括为“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纪传体和编年体。《春秋》、《左传》属于一体，是编年体；《史记》、《汉书》属于一体，是纪传体。把日月编排为次序，按时令和年份连续排列；中国和外夷，同年同世发生的事情，没有不一并记载的。事情如同展现在眼前，事理用一句话就能说尽，文字也没有重复，这是编年体的长处。用“纪”概括重大事端，用“传”详尽叙述具体事情，用“表”按谱系排列年代和爵位，用“志”总括遗漏的内容，至于天文、地理、国家典章和朝廷制度，显著的与隐微的都能包罗，大的与细小的都不遗漏，这是纪传体的长处。刘氏对此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把事情系于日期，把日期系于月份，用说春季来概括夏季，举出秋季来兼指冬季，这或许是鲁国史书原有的体例；但把它作为不可更改的典范，传给后世的，则是孔子和左丘明。章学诚说，刘知幾懂得史法，却不懂得史意，这正是《文史通义》创作的缘由。我认为，古代史学只有史法，而史法应当与史意同样重视。所谓把日期、月份编排为次序，按时令和年份连续记录，就是史法；所谓由微小处显明大义，记载事实而含蓄不露，文辞委婉而成章，叙事详尽而不污秽，惩戒恶行而勉励善行，就是史意。所谓史法，就是史书的撰写方法；所谓史意，就是孔子私下取用的义理。说法与意，说文与义，都是孔子的史学。因此，推究我国史学，必定是从孔子开始萌芽的。至于广泛采集各国史料，汇编成一部书，用来辅助孔子的著作，阐明孔子修撰《春秋》的旨趣，这就是左丘明的史学；至于公羊、穀梁二氏，只是专门阐明一家学说的人，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我认为古代史家只有两人：首推孔子，其次就是左丘明。综上所述，古代史家应当是孔子和左丘明；古代史籍应当是《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至于《周书》、《纪年》、《世本》残缺不全以及只留下散佚文字的，也附带列入。孔子说：“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大概就应当空缺不说。”研究古代史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