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

译第七章 唐宋以来的私人编修诸史 唐宋以来，设置史馆由官府编修的各种史书，已经如上章所述；私人编修的各种史书，也应当依次叙述。不过，历代官修、私修的史书，并没有清楚分明、截然可分的界限。例如沈约的《宋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奉当时君主之命编修，名义上属于官修，实际上却是自行创立体例、由一人完成，与私修诸史没有不同，这就是证明。唐宋以后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宋代司马光奉英宗之命编修《通鉴》，有刘颁、刘恕、范祖禹等贤人协助，又获准携带书局随行；书成之后，神宗又为它命名并撰写序文，不能不说是官修之书。然而考察编修此书时，凡是宏观纲要和细部条目，全都由司马光一手草创，与自己撰写一部史书没有不同。同修诸人虽然分别撰写其中一部分，用力十分勤苦，但那只属于初稿，是供编订、缀辑之用；最后删定成书，仍然归功于司马光。从前孔子修史，也极尽艰苦经营之功，所以说，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子夏一类的弟子不能增添一个字。以后来的情况比照前面的例子，正可以借此说明。因此，这部书是马、班二氏以后罕见的作品，不是沈约、姚思廉、李百药三人所能相比的，也正因为它符合私史的性质。像这一类的书，都收入本章，只略述其形式而保存其实质，以便论述，研究史学的人幸勿讥责。本时期的私修诸史，打算分为四类来论述：第一类称为纪传体的正史、别史，又可以分为八个门目：一是像《东都事略》作于《宋史》完成以前，《明史稿》作于《明史》完成以前，这叫作创作；二是已有薛居正的《五代史》，欧阳修又撰写《五代史记》；已有明代官修的《元史》，柯劭态又撰写《新元史》，这叫作改修；三是像马令、陆游从五代史中分取一部分而撰写《南唐书》，谢启昆从《魏书》中分取一部分而撰写《西魏书》，这叫作分撰；四是像郑樵撰写《通志》，把各史汇合编成一书，这叫作总辑；五是像熊方撰写《后汉书年表》，钱大昕撰写《元史》的《氏族志》《艺文志》，这叫作补阙；六是像王先谦撰写《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撰写《晋书斠注》，这叫作注释；七是像李清撰写《南北史合注》，沈炳震撰有《新旧唐书合钞》，彭元端、刘凤诰撰有《五代史记补注》，这叫作合钞；八是像汪文台的《辑七家后汉书》、汤球的《辑诸家晋书》，这叫作辑逸；以上全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编年体的《通鉴》。这部书上承仿效苟悦的《汉纪》，后来贤者续作很多；朱熹撰写的《纲目》也属于这一类，因为它是以年月作为经纬来编排的。第三类是以事件为纲的纪事本末体，这种体例创始于袁枢，后来续作也很多；它们逐一取材叙述，主要是记载一件事情，并完整说明它的始末。第四类是属于典志体的通史、专史。这一类最著名的有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秦蕙田的《五礼通考》，都是把历代的政典礼制综合编成一书，这叫作通史。此外，如黄宗羲创修《明儒学案》，以及他的儿子百家和全祖望共同辑录的《宋元学案》，是后代学术史的开端，这叫作专史，也是从通史中分化出来的。又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则是把各种史书中的地理志和郡县方志贯通起来编成一书，也具备通史的一种体例。大体说来，撰写史书的方法，有的按人物编写，如各种正史、别史就是这样；有的按年代编写，如《通鉴》就是这样；有的按事件编写，如纪事本末体就是这样：这就是史书的三种体例。刘知幾说纪传体、编年体是两种体例，遗漏了纪事本末体而没有谈到，大概是因为古代没有这种著作；但这难道足以概括史书体例的全部吗？至于唐宋以来，撰写史书的途径日益开拓，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现在就上述四类，分别在下面加以叙述。

译纪传体的正史、别史 纪传体八个门目中的第一类，是创作之史。什么叫创作？一个朝代的史书尚未编定，却有人先行撰写，为后来者开辟道路、艰苦创始；而后来编写的史书有时反而不如它，这就是其中的代表。《宋史》完成以前，有王偁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叙述北宋九朝的事情，起于太祖建隆，止于钦宗靖康，共有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却没有表、志。李心传说，它采录了五朝史传（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以及四朝实录附传（指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又略微用野史加以补充，因此讥评它疏漏驳杂（《朝野杂记》甲四）。如今宋代“国史”已经亡佚，无从取证；然而用《宋太宗实录》残本和李焘《长编》核对，知道它的叙事还算简约而详备，议论也都持平，难道宋代“国史”的原本就是这样吗？清人汪琬说，元代修《宋史》以这部书作为稿本，虽然未必完全如此，但在宋代“国史”原本之外，也多有取资于此书之处；而且《宋史》叙述北宋九朝之事，详尽充实而很少疏漏错误，也正是因为王偁之书先已完成，规模已经具备的缘故。这一痕迹是无法掩盖的。明人钱士升撰写《南宋书》，意在与之配成一部，虽然有删繁就简的功劳，但评论者认为它不合体例，却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广泛搜求史实来增补遗漏的缘故。清代邵晋涵有意撰写《南都事略》，备载南宋九朝的事情，极力删繁补阙，但他的书实际上没有完成，可惜啊！（李慈铭《日记》说，曾国藩得到这部稿本，打算刊刻，后来因调任直隶总督而作罢；李详《窳记》说，马新贻任两江总督时，有人拿这部稿本进献，还没来得及付印便遇刺身亡；谭献《复堂日记》甚至说，海宁唐端甫曾见过活字本。这些说法都只是传闻，不能相信。）《明史》完成以前，先有王鸿绪的《明史稿》。根据康熙五十三年王鸿绪上表进呈的本子，当时只有列传二百五卷；后来在雍正元年又上表进呈全书三百十卷，共有本纪十九、志七十九、表九、列传二百五，其中包括前一部书。等到王鸿绪去世后，他的儿子将其刊刻出来，并收入《横云山人集》，题名为《史稿》。起初没有广泛流传，后来才传播到世间。世人多说这部书是万斯同的旧稿，王鸿绪窃取它来成就自己的名声；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依据，却也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论断。考察全祖望说，《明史稿》五百卷全都是万氏亲手定稿的，后来虽然没有全部沿用旧稿，但也算是他自己写成的一部书（《万贞文传》；“贞文”是万斯同的私谥）；钱大昕也说，王氏《史稿》大半出自万氏之手（《万季野传》）。全祖望所谓的《明史稿》，是指万斯同编修的稿本，后来被王鸿绪修改；钱大昕也不过是概略地说，不能据此确指具体事实。杨椿亲自见过万斯同，后来又参与史馆纂修，对王氏也不太满意，于是说万斯同用十二年的心力，完成《史稿》四百十六卷；王鸿绪又重新编排，或有删改，与万稿颇有不同。这说明王稿也并非完全承袭万稿。大概万斯同先后在徐元文、徐乾学以及王鸿绪家中主持相关工作，始终把纂修《明史》作为自己的责任，实际上怀有像元遗山那样凭一己之力完成前朝史书的志向，不肯接受新朝的职名、不肯把自己的名字列入《明史》，这本来就是他的心愿，这是第一点。况且在万季野生活的时代，汤斌、倪灿、尤侗、黄虞稷、朱彝尊、潘耒、吴任臣都参与了纂修《明史》，不能认为稿本全都出自万氏；即使说稿本经过万氏删定，也不必说全是他亲手写成的。因此可以推知，王氏《史稿》中也包含各家的稿本，这是第二点。唐代以后，官修的各种史书，署名者有时是监修，有时是总裁；例如《旧唐书》署刘昫之名，宋、辽、金三史署脱脱之名。这说明在此前本来就有这种先例，所以《史稿》署名王鸿绪，也并不过分，这是第三点。看王鸿绪的《进书表》，曾说有时向明末的老儒请教，指的就是黄宗羲、万斯同一类人；这与张廷玉《进明史表》中所说《明史稿》经过名人三十年的用心，暗中指万斯同，是相符合的。然而他始终不能明说作者是万斯同，大概是因为王鸿绪身任总裁，借助幕客代笔，实际上等同于请人捉刀，而且又把众人的作品汇合成一部书；只举一个人的名字而遗漏其他人，也不符合修史的惯例。王鸿绪在世时，来不及为《史稿》作序，死后便草草刊刻，或许并非王鸿绪的本意。只是《史稿》既然大半出自万氏之手，又是《新唐书》以后有名的著作，而书中却始终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实在有伤忠厚。这虽然可能是王鸿绪的子孙不知内情而妄自所为，但王鸿绪也应当自己承担这一责任。既然如此，说他有窃取之嫌，难道没有根据吗？至于它与后来定稿的《明史》究竟哪一部优劣，也没有定论。世人因为《史稿》出自万氏，所以多有褒扬之词。然而清代礼亲王昭槤、陶澍、魏源等人，曾对《史稿》提出不满；其中持论最为平允的，没有谁比得上杨椿。他说，这部书的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弘正以前的传不如嘉隆以后，这就是他的看法。阅读这部书的人，应当自己作出判断。

译此外，创作之书还有两种，应该附带叙述：一种是《契丹国志》，另一种是《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其中纪年十二卷、传七卷，其余八卷附载杂事。宋孝宗淳熙年间，叶隆礼奉诏编次，大概是取用前人的记载原文，分条排列编比，汇成一部书。穆宗以前的纪传，取自《通鉴》；穆宗以后的纪传以及各种杂记，则取自李焘《长编》、欧阳修《五代史》、洪皓《松漠记闻》、武珪《燕北杂记》等书，几乎全部照录原文，没有改动。苏天爵《三史质疑》说，叶隆礼没有见到辽“国史”，只是从传闻中得到材料，所以多有失实之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如今考察《辽史·天祚本纪》天庆二年以后的事情，其中采录了这部书的内容，全都直接抄录原文，未经改写的痕迹仍然存在。其他宋人出使辽国的日记、行程录，也有许多是借助此书才能考见的，由此便可以知道它的价值。《大金国志》四十卷，其中纪二十六卷、传三卷、杂记附录十一卷。卷首有进表，称为端平元年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上呈。考察《北盟会编》所采录的材料，有归正人张匯的《金虏节要》、张棣的《金虏图经》和《正隆事迹》，这部书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上的表文似乎不是伪造的。可疑之处在于：金亡于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年）正月十日，而这部书在正月十五日上呈，相隔时间极近，却把金亡之事叙述得极其详细，这是绝无可能的。当时理宗还在世，书中却直接称其谥号为理宗；书名称“大金”，也尤其不像宋人所会使用的称呼。书中又多次称元为“大朝”，称元兵为“大军”，显然出自元人之口，不像归正人的语气。而且其中《文苑传》所列三十二人，全部抄自元好问《中州集》的小传。《中州集》刊行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公元一二四九年），距离端平元年已经相隔十五年；金亡已久，不应事先抄袭其中的文字。金人给其君主完颜守绪的谥号是哀宗，《金史》本纪沿用了这一谥号，而这部书称其为义宗，并有注说：“有人认为‘哀’不足以完全概括其谥义，天下士大夫都以义宗为谥，大概是取《左传》中君主死于社稷之难的义理。”考察《金史》的《百官志》《食货志》，以及《元史》《雪不台槊宣月鲁华传》《阔阔不花传》，都使用义宗这一谥号，与这部书相合。我考察王恽《玉堂嘉话》，其中记载：金朝状元王鹗（哀宗正大元年中进士）任应奉翰林文字，后来王鹗进入元朝，请求以礼安葬故主，又在汝水边设位哭祭，并私下给故主上谥号为义宗，依据谥法中“君死社稷曰义”的含义。这样看来，义宗这一谥号是王鹗首先提出的，所谓“天下士夫”，其实也是含蓄地指王鹗（《元史新编·王鹗传》采录这一事，即出自《玉堂嘉话》）。王鹗曾经开始编修《金史》，如今通行本《金史》的《百官志》《食货志》仍称义宗，应当是王鹗的稿本，后来没有来得及校订改正。根据《元史·王鹗传》，王鹗在汝水边祭祀故主，是在甲辰年（宋理宗淳祐四年、公元一二四四年）之后一年多的事，比端平元年还晚十多年；作者如果不是元人，又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只是这部书的体例完全仿照《契丹国志》，称金主为国主；又记载金朝初年的事情，很多与《北盟会编》相应；而且作者没有见过“金实录”和“国史”，所以所采的杂书多出自宋人的传闻，和叶书相同。用《金史》核对，其中并不完全可信（例如叙述世宗太子允升、爱王大智作乱的事情）。它是宋人进入元朝以后编纂的，毫无疑问。有人说这是懋昭旧作，后来被元人增删窜改。我怀疑这部书原名是《女真国志》，用来和叶书相配；后来增删窜改它的人，恐怕是顾忌当时的禁忌，才改称“大金”，只是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罢了。以上两部书，本来应当和《辽史》《金史》一样，同属分门撰写的史书，不应拿来和《东都事略》相比。只是因为《辽史》《金史》列入正史已经很久，而这两部书流传也很久，并且为《辽史》《金史》的编纂开了先路，所以姑且把它们看作创作诸史的一种附属著作。其次是改修旧史的著作，这一时期数量最多。为了便于阅览，现列表说明如下：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古史》　六十卷　宋苏辙撰　上起伏羲、神农，下至秦始皇；本纪七篇，世家十六篇，列传三十七篇。《尚史》　七十卷　清李锴撰　上起轩辕，下至秦代；本纪五卷，世家十二卷，列传三十四卷，系四卷，年表四卷，志十卷，序传一卷，卷首冠有世系图，不计入卷数。《四库全书》著录本有世系图一卷；本纪六卷，世家十五卷，列传五十八卷，系六卷，表六卷，志十四卷，序传一卷，共一百七卷，大概只是又分出了许多子卷，并没有增加内容。以上是改修《史记》的著作。《续后汉书》　四十二卷　宋萧常撰　以昭烈帝为正统；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把魏、吴列为载记，共二十卷。另附《音义》四卷、《义例》一卷。在《蜀志》中增加列传三十一篇，删去四篇传，把《魏志》的传移入《汉》十篇，删去《吴志》的传二十篇。《魏志》删去传八十九篇，多引用裴松之注补入列传。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续后汉书》　九十卷　元郝经撰　郝经没有见过萧常的书，所以写了这部著作。书中有子卷，实际为一百三十卷；提升昭烈帝入本纪，把吴、魏降为列传。对于各位臣子，又按汉、魏、吴分别编排，并另立《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等传。又因为陈寿的书没有志，便撰写《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等八录，以补其缺漏。全书有年表一卷、帝纪二卷、列传七十九卷、录八卷。原书早已散佚，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中有缺卷；年表和《刑法录》则全部散失。

译《季汉书》　五十六卷　明谢陛撰　尊奉昭烈帝为正统，从献帝到少帝设本纪三卷，并把各位大臣附列为内传；吴、魏的君主另列为世家，其臣子列为外传。又把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以及吕布、张邈、陶谦等人列为载记；对于前后更换侍奉数姓以及依附董卓、袁绍的人，列为杂传。又另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二表，卷首冠以论、答问、凡例，用来说明全书的宗旨。《季汉书》　九十卷　清章陶撰　有刊本；另有汤成烈《季汉书》九十卷，没有见到流传的版本，曾被莫友芝称述，说这部书考订详尽，超过萧常、郝经二人的著作。它在表、志方面尤其用力。《宋史·艺文志》记载，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已经散佚；又据《补元史艺文志》，张枢《续后汉书》七十三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也都没有见到流传的版本。以上是改修《三国志》的著作。《晋记》　六十八卷　清郭伦撰　世系一卷，本纪三卷，内纪一卷，志八卷，列传四十一卷，十六国录十四卷。《晋略》　六十六卷　清周济撰　本纪六卷，表五卷，列传三十六卷，国传十一卷，汇传七卷，序目一卷；十六国中删去前凉，增加拓跋魏。以上是改修《晋书》的著作。《重修南北史》　一百十卷　宋方岳撰　原书已经散佚，书名和卷数见于倪灿《宋史艺文志补》。以上是改撰《南史》《北史》的著作。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五代史记》　七十四卷　宋欧阳修撰　通常称为《新五代史》，徐无党作注。本纪十二篇，列传四十五篇，考三篇，世家年谱十一篇，附录三篇，另有目录一卷。《续唐书》　七十卷　清陈鳣撰　纪七篇，表四篇，志十篇，世家十三篇，列传三十六篇。全书大旨在于使后唐、南唐上承唐朝正统，下接宋朝正统。以上是改修《五代史》的著作。《宋史质》　一百卷　明王洙撰　《天王正纪》十二卷，《闰纪》一卷，《后德外戚传》三卷，《宗室世系》五卷，《宰执年表》附传略七卷，《相业传》四卷，《直臣传》四卷，《文臣传》十卷，《吏治传》三卷，《使事传》一卷，《功臣传》三卷，《将相传》三卷，《边将传》三卷，《君子传》四卷，《忠义传》十卷，《孝义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卓行传》一卷，《隐逸传》一卷，《小人传》五卷，《权奸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叛臣传》一卷，《降臣传》一卷，《世家》二卷，《方技》一卷，《宦者》一卷，《夷服传》一卷，十五志七卷，《道统》四卷。全书大旨是奉明朝继承宋朝正统，把辽、金列入外国，并删去元朝一代的年号；在宋帝昺末年之后，直接以明太祖的高祖、追称为德祖元皇帝的人承接宋朝正统。其后接写太祖的曾祖、祖父，到顺帝至正十一年，便把这一年作为明朝元年；并且在恭帝投降元朝以后，年年记载“帝在某地”等内容。《宋史新编》　二百卷　明柯维骐撰　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宋史》在《瀛国公纪》中附带记载二王，这部书则为端宗、帝昺分别立纪，记到祥兴年间结束；又把辽、金列入《外国传》，和西夏、高丽等并列。《宋史记》　二百五十卷　明王维俭撰　这部书的体例大略同于柯维骐的著作。书有传抄本，收藏在北京图书馆，至今没有刊行。《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记载，振绮堂汪氏小山堂抄本《宋史记》三十册，保存九十四卷，其中有赵一清用朱笔写的按语。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宋史稿》　二百十九卷　清陈黄中撰　本纪十二卷，志二十四卷，表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这部书大概是在柯维骐、王维俭二人的著作基础上写成的，起到了删汰繁冗、补充遗缺的作用。这部书没有刊行，稿本也已经散佚。以上是改修《宋史》的著作。《元史类编》　四十二卷　清邵远平撰　有纪、传，没有表、志。《元史新编》　九十五卷　清魏源撰　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只有目录而没有成书的，有《留梦炎》《蒲寿庚》《方回》三传。《儒林》《艺术》两传有缺篇。《遗逸》《释老》《群盗》三传全部缺失。《元书》　二百二卷　曾廉撰　以《元史新编》为蓝本，只增加了少量事实材料；但受见闻所限，搜集并不广泛。《蒙兀儿史记》　一百六十卷　屠寄撰　本纪十八卷，列传一百二十九卷，表十二卷，志一卷。其中本纪缺一卷，列传缺十一卷，表缺二卷，实际共有一百四十六卷。原书的志只有一卷，大概缺失的内容还很多；这部书本来就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这部书有初印本八册，后来增至十四册，最后的印本则为二十八册；各个印本的编排次序略有不同，应当以后出的印本作为定本。《新元史》　二百五十七卷　柯劭忞撰　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有铅印本、木刻本两种，应以民国十年刊成的木刻本为定本。以上是改修《元史》的著作。

译从前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记述周、秦以前的事情，有时采用俗语和诸子百家的言论，并不专门依据儒家经典，于是写了《古史考》二十五篇，全部依据旧典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这是最早改撰《史记》的著作。苏辙、李锴二人都认为《史记》记载周、秦以前的事情过于简略，想依据经书、诸子和百家的言论加以补充，这和谯周的用意完全相同。只是谯周仅仅做了订正补充的工作，所以用《史考》命名；而苏辙、李锴则取用汉代以前的史事加以改撰，使其下接《汉书》。例如苏辙依据《左氏传》，补写了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人的传记；李锴所补的传记更多，也是因为《史记》有很多缺略。《四库总目》说，李锴以马辅的《绎史》作为稿本，拆分其中的文字，进行删削、裁剪和联缀，把原来的纪事本末体改成纪传体。然而考察李锴的自序和序传，他从未提及《绎史》；虽然他取材多与《绎史》相同，却贸然说以马辅之书为稿本，也未免失于武断。李锴这部著作全部依据古籍，所以在每一段下面都逐一注明出处；全书实际上像是汇集各书文句而成，在各种史书中另创一格，体例设置相当好，也自有可取之处。令人难以满意的是，他所引用的《竹书纪年》《孔丛子》多属伪作，《帝王世纪》《皇王大纪》也不能完全作为依据；而且他所写的那些合传，多的只有一百多字，少的只有几十字，却都各自独立成传。这固然是由于史料太少，但也显得过于寥落。《史记》这部书本身有其可贵之处，后人改撰它本来就很难取得成效；况且司马子长当时所见的书，毕竟比今人多，且有较为深刻、明白的见识。订正错误、拾补遗缺，与原书并行而不相妨碍，是可以的；但想拔掉赵国的旗帜，换上汉朝的旗帜，把自己的书当作可以取代《史记》的作品，终究是不可能的事。班固的《汉书》本来是由改撰《史记》而成的，但能够断代编成一部史书，面貌焕然一新；此后也没有人能够再为它改撰，是因为全书精密完善，找不到可乘之隙。范晔的《后汉书》是在众多著作纷纷出现之后，删削、审定旧本而成一家之言，可以和班固的《汉书》并驾齐驱；后来虽然有萧子显改撰的本子，但还没有流行于世就散失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内容的丰富完备无法相比。自陈寿撰写《三国志》以来，把魏、蜀、吴并列，又尊魏帝入本纪，贬低蜀、吴二主而列入列传，这使习凿齿不满，于是以蜀承接汉朝正统，撰写《汉晋春秋》来纠正这种做法，可惜此书早已失传。到宋代，萧常才依照《三国志》改撰《续后汉书》，成书于宋宁宗庆元年间；六十多年以后，元人郝经也改撰《三国志》（写于元世祖中统元年以后），但仍沿用原来的书名（见郝经《自序》）。当时萧常的书还没有流传于世，郝经的书却不约而同地与它暗合；后来付梓刊行时，才改名为《续后汉书》，与萧常的书同名。两部书都尊奉蜀而承继汉统，极力贬抑魏、吴，义例大致与习凿齿相同，明代谢陛的《季汉书》也是这样。它们称为《续后汉书》，是因为蜀汉的两位君主可以承继后汉献帝的正统；称为《季汉书》，是为了表示它不同于前汉、后汉两汉。《通鉴》采用陈寿的体例，以魏为纪年，上承汉朝，下启晋朝，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正统意义。到了朱熹编写《纲目》，才严格辨明正统与闰统，以昭烈帝承继汉统；这就是承接习凿齿的思想，而不以《通鉴》的做法为正确。萧常、郝经二人生活在宋末元初，正值朱熹之学大为兴盛的时代，其中郝经尤其尊崇《资治通鉴纲目》，所以采用它的义例来改撰《国志》。考察两部书的取材，除了陈寿原书及裴松之注以外，并没有其他新材料，可以使它们不同于原书。只是郝经因为原书没有志，于是撰写《八录》来补充，这一点略胜一筹。大概它的主旨重在史书体例和书法，而不在于增加事实材料，也如同朱熹依据《通鉴》编撰《纲目》一样。今天流传的《晋书》，是依据臧荣绪的本子改撰的，称作《新晋书》；臧荣绪的书已经亡佚，所以它才得以独自流传，否则就会成为与两部《唐书》、两部《五代史》相类似的情况。清代郭伦开始撰写《晋记》，他在自序中说，晋宣帝、景帝、文帝生前并未称帝，却把他们列入本纪。《贾充传》《姚苌传》记述鬼神之事，竟像俳优表演一样；各国的记载不记年、不记月，杂乱而没有条理。其中那些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祜、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的谋略，以及刘、石诸人的雄才武勇，本传却芜杂冗长，竟不足以彰显他们不可磨灭的气概。至于那些娓娓道来的清谈，却被认为是司马氏乱亡的原因，反复铺陈而不厌，这些都是取舍失当、是非混乱的表现。因此，我重新加以刊定，编成这部书。后来周济也撰写《晋略》，包世臣称赞它把分散的旧籍材料集中起来，使史事归于一条线索；文字简约而有要旨，切实而不粗俗，能揭示成败得失的实情，探究兴衰变化的原因；贬斥恶人却不抹杀其善行，褒奖贤者却不隐瞒其过失。大的方面，如开创基业、传承统绪的谋略；小的方面，如做官立身的方法，都不发表空泛高论，也不崇尚幽微玄妙的言论，而总归于平实地衡量情理、审察形势，足以挽救败局、做好善后。这不是仅仅删削晋代史料中的要要之处，实在是千秋万代的借鉴，对它的推许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只是它的序文一句也没有提到《晋记》，似乎还没有见过郭璞的书。然而，那些喜欢搜集诡异荒谬、琐碎零散之事，从而成为《晋书》弊病的人，郭、周两家也把这些视为弊病，急切地加以改正，并且以删繁就简为主，对史实不太留意。不知道史籍的用途有两种：有的以繁详为贵，如记注之书就是这样；有的以简约为贵，如撰述之书就是这样。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应当把各种古史都看作记注之书，以详尽而有体例的作品为上选。《晋记》《晋略》勉强可以同干宝、孙盛的著作相比，略备别史的一种体例；但在详尽而有体例的《晋书》面前，估计还没有什么可以胜过它们。唐、宋以来改撰《三国志》《晋书》，大体上就是这个原则。

译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就是改撰南北朝八部史书的作品；宋代也改撰《唐书》，如今这些书都能与正史并列，这一点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宋人方岳曾经改修《南史》《北史》，但书已经失传；而正史二十五种中，还有《新五代史》《新元史》没有论述。此外，宋、元两代改撰史书的事例，骤然列举也无法一一说完，将在下文依次论述。《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玉海》引《中兴书目》说：《五代史记》由欧阳修撰写，徐无党作注，共有纪十二篇、传四十五篇、考三篇、世家及年谱十一篇、四夷附录三篇，总计七十四卷。欧阳修去世后，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令他的家人把书进献朝廷；熙宁十年五月庚申日，又下诏收藏于秘阁。《郡斋读书志》则说，欧阳修认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繁杂琐碎而不合史实，于是重新修订，收藏在家中；欧阳修死后，朝廷听说此书，取来交给国子监刊行。《直斋书录解题》才开始称它为《新五代史》，以表示有别于旧史。高似孙《史略》又记载，神宗曾问欧阳修所撰的五代史怎么样，王安石回答说：“臣刚读了几册，其中的文辞多不合乎义理。”因此，过了五年，到熙宁十年才下诏收藏于秘阁并刊行，原因是朝廷的议论尚未定下来。《宋史·欧阳修本传》说：“奉诏修撰《唐书》的纪、志、表，自己撰写《五代史记》，法度严谨，文辞简约，多取法于《春秋》遗留下来的旨意。”宋人韩淲《涧泉日记》又记载，欧阳修给徐无党写信说：“近来没有做别的文章，只是整理了《五代史》，完成七十四卷。不敢让太多人知道，深思我兄，怎样才能得到像您这样的人来商量。这部书很有义理和条目，必须找好人来商议；不能让庸俗之人看见，也不能让有才德的人看不见。” 欧阳修又给梅圣俞写信说：“近来没有做别的文章，只是整理了《五代史》，完成七十四卷。不敢让太多人知道，深思我兄，怎样才能得到像您这样的人来商量。这部书很有义理和条目，必须找好人来商议；不能让庸俗之人看见，也不能让有才德的人看不见。”等等。章学诚读到这段话，评论说：“考察《五代史》，它的文笔还算有些可观；但像所说的‘很有义类’，正是三家村学究的技俩，根本不能与著作之林相提并论。它说‘不能让庸俗之人看见’，其实是不能让通达的人看见。梅圣俞对于史学固然没有什么见识，即使曾子固的史学，也只是刘向、扬雄那样校勘整理的才能，而不是司马迁、班固那样著述史书的才能。当时只有一个吴缜可以担任检校，却不能任用，以致《唐书》的弊病层出不穷。至于《五代史》，只不过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怎么能称得上具有史才呢？”这可以说是严厉斥责古人，和刘知幾有同样的毛病。章学诚把《五代史》称为“吊祭哀挽文集”，是因为书中的序论普遍用“呜呼”二字开头。然而欧阳修曾亲自说明他撰写这部书的宗旨，说：“从前孔子撰写《春秋》，是因乱世而制定法则；我撰写本纪，是用治世的法则来匡正乱君；发表议论一定用‘呜呼’开头，这是说：这是一部记载乱世的书。” 这就是它大量取法《春秋》遗旨的含义。现在根据徐无党注文对本纪书法的解释来看，例如两国交战称为“攻”，以大国攻打小国称为“伐”，有众多军队出征称为“讨”，天子亲自出征称为“征”，这是用兵的四种例法；容易取得称为“取”，艰难取得称为“克”，这是取得土地的两种例法；其他如亲身归附称为“降”，带着土地归附称为“附”；册立皇后而名分正当的，称为“以某夫人某妃为皇后”；册立不合正统的，称为“以某氏为皇后”。这些都是先确立一种书法条例，再根据具体事情使用相应称谓，褒贬之意自然显现。书中所设立的死节、死事、一行、伶官、宦者等传记，全都寄寓着警戒后人的意思，而这种意旨则在史论中加以揭示。从前王鸣盛曾认为，欧阳修所写的晋臣传、周臣传各自只收录三人，实在显得冷落而可笑。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欧阳修精心寄托的深意。本书设立杂传，用来安置历经数朝、出身数姓的人，表明他们不是某一朝代的臣子，这其中也含有深意。欧阳修史书可以议论的地方，在于重视书法而轻视事实。《唐本纪》在废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大书“契丹立晋”，以表明石敬瑭是由契丹扶立的。考察《春秋·隐公四年》有“卫人立晋”的文字，其中的“晋”是卫宣公的名；石敬瑭以“晋”为国号，也说“立晋”，这是仿效《春秋》书法所造成的错误，因此又受到近人的讥评。（本章据太炎先生《史学略说》。） 《资治通鉴》也喜欢采用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这从它认为欧阳修史书过于简略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至于本纪记事过于简略，各志只具备《司天考》《职方考》两篇，都是因为轻视五代史实，认为这些事情无足轻重而造成的。这不是严谨正直的史家所应有的表现，因此免不了受到王鸣盛、章学诚二人的讥评。欧阳修的史书完成后，他的外甥徐无党为它作注，重点在于阐明书法义例，就像公羊、谷梁二家解释《春秋》一样。有人说，徐无党是亲自从欧阳修那里得到传授，注释出自欧阳修口授（邵晋涵说，见《南江书录》）；也有人怀疑是欧阳修自己作注，只是署用了徐无党的名字（俞正燮说，见《癸巳存稿》卷八）。我认为前一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陈师锡为《新五代史》作序，称它记载史实、保存实录，比旧记详细，这也不是虚妄之言。欧阳修在《郭崇韬传》的赞语中说：“我读《梁宣底》”，这正是太史公阅读历谱、谱牒和秦国史记的意思。他所见到的史料，确实远远超过宋初，因此虽然卷帙不到薛史的一半，却相当能够增补和订正史实；尤其对于五代末期、十国以及四夷附录中的事情，更能增添薛史所没有的新史实。因此，新旧两部史书都能够并存而不废。《四库提要》评论欧阳修史书说：“大体上褒贬取法《春秋》，所以义例严谨；

译叙述取法《史记》，所以文章高雅简洁，但对于史实却不太在意。”又说：“薛史像左氏传那样记载史事，首尾和本末都很完备，但裁断多有疏漏；欧史像公羊、谷梁二传那样阐发书法条例，褒贬分明，但传闻多有错误。这两部史书并立，应当像《春秋》三传一样都保存下来。”这可以说是能够折中持平的评论。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吴缜曾撰写《五代史纂误》，宗旨大致与《新唐书纠谬》相同，有意专门搜寻细小瑕疵，但其中的话也有正确之处。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刘羲仲（刘恕的儿子）曾拿《五代史纠谬》给苏东坡看；有人怀疑这就是吴缜的《五代史纂误》，而不是另有一本书。明人杨陆荣也撰写《五代史志疑》，这些作品都是以订正错误为宗旨的。到了清代，彭元瑞、刘凤诰二人以欧阳修史书为正文，把薛史、《五代会要》等书的材料分散补入正文之下，用来比照裴松之给《国志》作注的做法；这又承接了李清《南北史合注》的余绪，成为研究五代史者取材的重要渊薮。石敬瑭因为向外族乞求援助而成为儿皇帝，而撰史者却尊称他为晋高祖，这比陈寿《国志》尊魏抑蜀的做法更加严重，极不符合人心共同的公论。有人说，宋朝接受后周的禅让，向上追溯汉、晋、后唐、梁，并以唐为承接，所以撰写五代史，是为了说明宋朝有所承受；否则，薛居正、欧阳修等人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这种说法是对的。至于事情已经相隔数代，猜忌和顾忌全都抛开之后，再起来纠正它，又怎么能容许不这样做呢？清代陈鱣于是依据这个原则撰写《续唐书》：因为以后唐承继唐，所以把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欧史作废帝，这里沿用薛史）列入本纪；因为以南唐承继后唐，所以也把烈祖、元帝、后主列入本纪；把梁、晋、汉、周排除在世家之外。从前所说的十国，除南唐之外，又加入岐王李茂贞；把北汉刘崇归入汉世家，共为九个世家，再与梁、晋、汉、周并列，成为十三个世家。列传中称二唐的人为诸臣，称其他人为诸国臣，以表示内外之别。琐碎细小的事情，都详细记载在表中。所撰十志，把薛史的历志合并入天文志，并另外增加经籍志。他还这样解释说：“唐朝接受天命二百九十年，后来后唐兴起；后唐经历三十年而灭亡，南唐又兴起；再经历三十年而灭亡。这六十九年中，唐朝的统绪本来没有断绝。后唐的系谱出自朱邪部，但其根本在于懿宗赐姓为李；庄宗已经奉用天祐年号，到天祐二十年才改元同光；在太原建立宗庙，把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合为七庙，唐朝虽然灭亡，实际上仍然存在。南唐是宪宗五代孙、建王的玄孙，祭祀唐朝并以唐配享上天，没有失去唐朝旧有的事业，尤其应当大书其年号，使其凌驾于诸国之上。正如当时契丹把儿皇帝晋视为弟弟、把唐视为兄长，高丽派遣使者入贡；高丽尚且怀念唐朝的威灵，所以尊重唐朝后裔，不敢与其他国家并列，怎么能把晋、汉、周当作正统，反而把南唐看作偏据呢？”看他的论述，大概与萧常、郝经二人改撰《国志》是出于同样的用心。评论者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于是深深责怪他，认为这是好奇求异的过错；这种解释还不足以使萧常、郝经、陈鱣三人的用心得到认同。《宋史》成书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的士人中，致力于改撰《宋史》的，也相当不少。考察他们的动机，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元人把《宋史》同《辽史》《金史》并列，这和李延寿编修《南史》《北史》没有区别，极为明代学者所不满。因此，有人叙述宋朝灭亡直到祥兴年间的事迹，并为卫王、益王撰写本纪，把辽、金列入外国传，使之与西夏、高丽同列，王洙、柯维骐、王惟俭等人就是这样。第二，则是取法欧阳修、宋祁重修《唐书》的做法，以订正错误、补充缺漏、增加史事、删省文字为宗旨，清代研究史学的士人，大多主张这种做法；他们编纂的主要宗旨，也是想把三部史书合为一部，以纠正元代的错误，陈黄中、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就是这样。这两种主张，各自阐明了一个方面，也都有道理，不能偏废。元末危素曾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千顷堂书目》著录他的《宋史稿》五十卷（钱氏《补元史艺文志》据此记载）。推测这就是危素在史馆时编成的稿本，不是另外创作的一部书。

译只有《明史 《周叙传》记载，他的曾祖父在元末时认为三史的体例不恰当，想要重新修撰却没有成功；到周叙任翰林学士时，想要继承先人的遗志，于正统末年向朝廷请求，诏令允许他自行撰写。他编排考订了几年，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这是改修《宋史》最早的人。明世宗嘉靖十五年，朝廷讨论重修《宋史》，让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严嵩主持此事（见《明史·严嵩传》），也没有完成。明人改修《宋史》而能够完成的，有三个人，即柯维骐、王惟俭、王洙。《明史·文苑·柯维骐传》说：“《宋史》与《辽史》《金史》旧时分为三部书，柯维骐于是将它们合为一部，把辽、金附入其中，并把二王列入本纪；褒贬取舍，义例严谨，历经二十年才完成，命名为《宋史新编》。”《王惟俭传》又说：“王惟俭苦于《宋史》繁杂芜乱，亲手删定，自成一部书。”王洙，《明史》没有为他立传，只有康熙《临海志》说，王洙撰有《宋史质》一百卷。考察王洙是正德十六年进士，柯维骐是嘉靖二年进士，王洙、柯维骐二人的时代大致相接，而王惟俭则是两人之后出生的晚辈后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 《史质》《新编》两部书，都著录于《四库》存目中。一部的评价说它荒唐悖谬，屈指也难以数清，自有史籍以来，从没有像此人这样丧心病狂的；另一部的评价说，柯维骐强行援引蜀汉，增入景炎、祥兴，又把辽、金二朝置于外国，大纲上的错误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些微的补苴之功也不值得称道。它们被列入存目的用意，是因为尊奉宋朝正统、贬抑辽、金，严重触犯清廷的忌讳，这一点意图非常明显。王洙在自序中说明他的书名说：“取脱脱所修《宋史》，考察其始末，参阅并穷究群书，删去繁杂，保存简要；去掉枝叶，保存根本；从天王正纪开始，到道统结束。自嘉靖壬辰至丙午，共十六年才完成，命名为《史质》，以表示不事文饰。”大概王洙不喜欢蒙元入主中原，把严正辨明正统与闰统放在首位，所以宋祥兴二年帝昺投海之后，立即把明太祖的先祖接续到宋朝正统之中，革除元代纪年而不予记载，以表明元朝并非正统。这部书的意图在于排斥革除元朝统绪，又与柯维骐的《新编》不同。沈德符《敝帚轩賸语》称，柯维骐撰写《新编》时，甚至到了发愤自宫、以便专心思考的地步（见《四库提要》引文）；他用力精勤，由此即可看出。现在考察《二十二史箚记》所列举的《宋史》疏漏错误之处，《新编》大多已经订正了。例如《宋史》没有夏贵传，《箚记》曾经论及此事；《新编》则为夏贵立传，只是因为他投降元朝，把他列入叛臣之中。这又不是《史质》专门重视义例所能相比的。钱大昕评论《新编》说：柯氏用功已经很深，义例也有超过旧史的地方；可惜他的见闻不够广博，是有史才而没有史学。（见本集《跋宋史新编》）这才是平实公允的评论。王惟俭的书完成较晚，题名为《宋史记》。当时柯维骐的书已经流行于世，王惟俭读到后，重新加以订正补充，完成了这部书。体例大致像《新编》，希望把三史合为一部，把二王列入本纪。不过因为成书较晚，所以比《新编》稍微完备严密。后来吴兴潘曾絃得到王惟俭所撰的《宋史》，招来晋江曾异撰、新建徐世溥重新修订，但没有完成，便停止了。这是明代末年的事情，《明史·曹学佺传》记载了此事。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王惟俭家中收藏的图书典籍已经沉入汴梁水中；吴兴潘昭度（曾纮的字）曾经抄得一部副本。赵翼则说，副本虽然没有遭受汴梁水灾之祸，最终也还是散失了；又说柯维骐的书没有来得及刊刻发行（见《箚记》卷二十三）。然而在这以前，朱彝尊已经见过柯氏《新编》和王氏《史记》，称柯氏把宋、辽、金三史合为一部，以宋为正统，辽、金附于其后；把升瀛国公、益王、卫王列入帝纪，以保存正统；把正当亡国的各个叛臣的姓名列出，以彰明伦理；把道学列在循吏之前，以尊崇儒学，历经二十年才成书，可以说是有志之士。朱彝尊又说，揭阳王昂撰有《宋史补》，台州王洙撰有《宋史质》，都很简略而不详尽，到了柯氏这里，体例才稍微完备。此后，临川汤显祖，字义仍；祥符王惟俭，字损仲；吉水刘同升，字孝则，都曾着手改修《宋史》。汤、刘二人的稿本尚未定稿，损仲的《宋史记》沉没在汴水中，我从吴兴潘氏那里抄得一部，只保存了残本。（见《曝书亭集》卷四十五《书宋史新编后》；朱氏《明诗综》卷五十八《王惟俭下》也叙及《宋史记》，说是从吴兴抄得，但没有说明与原本有何出入。）我认为，柯氏的书刊刻于明代，钱大昕据此撰写跋文；王氏的书没有刊行，因朱彝尊传抄而由亡佚重新保存下来，后来抄本辗转到了柯劭忞手中，最后归入北京图书馆。这说明赵氏所说的情况还有未考察清楚之处，应当加以订正。

译（归有光也想改修《宋史》，《外集》中所载二十多篇论赞可以证明这一点。）全祖望《答临川先生（李绂）问汤氏宋史帖子》中说：“明朝末年重新修撰《宋史》的有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显祖），祥符王侍郎损仲（惟俭），昆山顾枢部宁人（炎武）。临川的《宋史》，亲手用朱笔、黄笔涂改删补，还没有脱稿；吴兴潘侍郎昭度补足了他的书，搜集宋代野史，达到十多个竹箱，但最终没有完成。当时祥符王氏所修的书，也归了潘昭度；然而两家的书都在编排纂辑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而临川本更好。它从本纪、表、志到列传，全部有所改定；其中列传体例最为完善，例如把道学合入儒林，把嘉定年间误国的各位大臣归入奸佞一类，把濮王、荣王、秀王三位嗣王单独列为一卷，以区别于其他宗室，这些都属于后世百代也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至于五闰禅代之际，那些碌碌无为的遗臣多被删去；建炎以后则增补很多，这差不多可以成为《宋史》的善本了。甲申年，这部书归于石门吕吉甫（潘氏的女婿）；吉甫请姚江黄徵君梨洲为它完成最后的工作，已经说定却没有实现，吉甫便去世了。他的侄子无党把书带入京师，准备依据草稿刻印；无党又去世了。我曾说，这部书如果经过黄徵君之手，便可以最终完成一代史书；即使由无党把草稿刊刻出来，也容易流传。可是无奈上天总有办法使它失败。” 后来，这部书辗转归于花山马氏、海宁沈氏。壬子年冬天，沈氏诸位公子说它已经归于太仓金氏了。然而这部书多次更换主人，现存的只有本纪、列传，而那十多个竹箱的野史，则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实在令人长久叹息。宁人顾炎武改修《宋史》，听说他的草稿已经有九十多册，是他晚年的著作；死后归于徐尚书健菴，如今也无法查考了。”（以上见《鲒崎亭集》外编卷四十三。）据此可知，除了于维骐、王惟俭的两种稿本以外，还有汤显祖、顾炎武两家改修的稿本。梁玉绳也说，听前辈说汤若士有一部改修《宋史》的稿本，用朱笔、墨笔涂改删补，某人的传记应当删去，某人的传记应当补入，某人应当与某传合并，某人应当附在某传之后，全都注在目录下面，划分段落十分清楚。王阮亭《分甘余话》说，临川旧稿在吴兴潘昭度家，只恨无法买到。许周生说，潘中丞昭度曾想重修《宋史》，先编成《宋史钞》，采录搜集最为丰富；友人杨凤苞见过他的残稿十多册，而全书早已散失很久了（《瞥记》卷四）。考察可知，昭度是潘曾统的字。全祖望、梁玉绳所说临川汤氏的《宋史》稿本被曾纮得到的，恐怕就是《明史》所记载的曾纮重新订定的稿本吧。我考察王惟俭《宋史记》的稿本，其中朱笔、墨笔涂改删补很多，贴签不下几十张，都是用极细的小字写成，而且还有改写列传的地方，共订成七十二册。前面有跋说：这应当是汤若士的改本（跋记为王渔洋所撰，王渔洋《蚕尾集》中又有《宋史记凡例跋》）。此外，书中有时还有墨笔批注，末尾标有“宾王”二字，说明其中又有宋宾王校改的笔迹；也有人说这些全部出自宾王之手，而汤氏用朱笔、黄笔涂改的稿本并不是这一部。据我考察，全祖望所说“祥符所修的书也归于昭度”，正好与《明史》的记载相互矛盾。这样看来，汤氏所依据的，就是王惟俭所修的稿本；它归于潘氏以后，又招来曾异撰、徐世溥加以订定，但最终仍没有完成。如果王、汤两家各自有一份稿本，那么汤氏用朱笔、黄笔涂改的那一份，必定是依据《宋史》原本来改的，费力很多而成效很少，难道他竟不怕劳累耗费吗？大概是汤氏见到王氏的稿本，觉得不太满意，于是加以朱笔、黄笔涂改；某氏所作的跋文，确实最为符合事实，后来又经过宾王校改，才成为今天所见的本子。它的源流和先后次序，本来是可以考察清楚的。清乾隆年间，陈黄中撰成《宋史稿》二百十九卷，他的自序说：元世祖平定宋朝后，立即下诏设立机构编修《宋史》，直到至正年间以后才完成，大概经过了一百年。然而这部书繁杂冗长而又疏漏，执笔修史的人大多不是具有史才的人；而且元朝初年距离宋朝灭亡还不远，年代相接，宋朝遗民子孙的求请，史官的借机请托，以及虚饰美德、隐瞒恶行等情况，都无法避免；也有些后裔衰落，不能表彰祖先，那么即使是应当记载的事情，也反而一并遗漏了。后来的史官便依据前书，草率敷衍成事，文辞笔法庸俗鄙陋，取舍错乱，使读者还没有读完一篇，便往往想要弃置不读。明代改修《宋史》的不止一家，其中最著名的，如莆田柯维骐的《新编》、祥符王惟俭的《宋史记》，也不过是取用旧史稍加删节；至于同一人有两篇传记以及是非失实的地方，都一并沿袭不改。比较长短，彼此都不能超过对方。其他如揭阳王昂的《史补》、天台王洙的《史质》，尤其简略而不详尽，至于此类以下的作品，就没有值得议论的了。本朝博学之士朱彝尊，曾讥讽这些人连长编都还没有看过，便奋笔写书流传于世，犹如夏天的虫子不能谈论冰一样；因此想汇集宋代各种书籍，考察它们的是非异同，自己编定一部书，可惜年老了也没有实现。黄中年轻时常常想仿照《新唐书》增添文辞、删减旧文的办法，重新加以改修，最终匆忙之间没有实现。不过闲暇时每当遇到有关宋史的书籍，便随时采集，积累了二十年。到乾隆十三年，于是把过去所写的材料全部拿出来，讨论考订，改写旧书，经过八个寒暑，才得以完成稿本；删去繁冗，补充遗漏，阐明隐微，揭示幽隐，希望得到公正的是非判断，用来保存劝善惩恶的意义。然而建隆至绍兴年间，记载极其丰富，博览群书、搜取材料，尚且大致能够完备；从那以后，文献缺乏凭证，便从旁搜求、广泛罗致，毫不遗余力。旧史共四百九十六卷，现在取用其中大半，卷数正好与《新唐书》相等，只是若比较史才，我却远远不能与前人相比。欧阳修、宋祁改修唐史，积累十七年以后才完成；参与编纂的有十人，都是当时文学之士中的杰出人物，但同时代的吴缜、刘羲仲等人，仍然各自著书来纠正其中的错误。何况我浅陋无知，独自一人承担编辑的工作，成书所用的时间又只有前贤的一半，我书中的矛盾和疏漏，更会是前人的百倍。我隐居草野，谨慎地把稿本藏在箱笥中，随时订正，没有可以折衷取舍的依据，题名为《史稿》，表示它的志愿还没有完成。

译根据自序所说，这部书完成的时间应当在乾隆二十年以后；到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黄中去世，后来被钱大昕看到，钱大昕为它作跋说：吴门陈徵士和叔（黄中的字）的《宋史稿》，有本纪十二卷、志三十四卷、表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共二百十九卷。他纠正旧史的错误，认为韩琦与陈升之、王珪合在同一传中，犹如把香草和臭草混在一起而不加区别；陈东、欧阳澈与宋朝末年的一个和尚、一个道士合在同一传中，拟制安排不合伦类；康保裔战败后投降契丹，后来任节度使，此事见于《辽史》，旧史却把他列入忠义传；杜审琦死于天成二年，旧史却把他列入外戚；凌康佐的本纪既记载他投降金朝，又把他列入忠义传；李毅、窦贞固都是五代遗臣，进入宋朝后没有做官，不应当为他们立传。这些意见都确实正确而不可改变。他在奸臣传中增入史弥远、史嵩之，删去曾布，这很合乎我的意见。至于王安石制定新法、引进小人，虽然为宋朝的祸患埋下了征兆，但他本来并没有奸邪之心。郑清之虽然结党依附史弥远，但他在任宰相期间也没有什么大的恶行。和叔把他们都视为奸臣，未免太过分了。这部稿本的增删涂改，都是和叔的手迹；然而前后的义例没有统一，本纪、列传都没有论赞，志也没有总序，大概仍是没有定稿的草稿。与柯氏《新编》相比，应当在伯仲之间罢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考察陈氏的稿本，如今已经无法看到；它改修的内容，只能从钱氏的跋文中大致窥见。我认为，乙部著作以较晚出现的为优。据陈氏自序可知，他用力很深，补充修正的地方确实很多，而且有机会看到李焘《长编》等书，并据此补足柯、王二氏的缺略。那么它胜过前人的作品，自然不必再说。可是钱氏说它与柯氏《新编》不相上下，这表明他对陈氏的作品还有不满之意，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柯氏在《宋史》上用力已经很深，大体上略备，义例的精密尤其不是后来各种作品所能比的。朱彝尊把他们比作不能谈冰的夏虫，实在说得过分了。钱氏生活在一个多所忌讳的时代，也不敢公开称赞它的优点，所以只说两书不相上下。陈氏的书没有能够刊行，也正是因为害怕触犯当时的忌讳。我认为，与其舍弃柯氏的书另行改作，不如就在柯氏的书上详细订正补充；改作，创始很难取得成效，订补则因已有成书而容易用力。清代各位贤人中，有很多人有志于改修《宋史》；顾炎武、朱彝尊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其他如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都有这样的志向，现逐一列举如下：全祖望曾说，我年轻时读《宋史》，感叹它自建炎南迁以后，满纸都是荒谬之处，想得到一部书作为蓝本，或者在其中进一步拾遗补阙；但在长期的风尘奔波中，这个志愿没有实现（《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这就是全祖望有志于改修《宋史》的证明。梁玉绳说，杭堇浦（世骏的字）曾经让我删削增补《宋史》，另编一部书；我自己估量才识浅陋，谢绝说不敢承担（《瞥记》卷四）。这就是杭世骏有志于改修《宋史》的证明。章学诚曾说，当时舆论都认为，前代史书杂乱荒芜，没有比元人所修三史更严重的；但要下功夫改造，则《宋史》尤其困难，所以邵晋涵便慨然自行承担。邵晋涵又说，《宋史》自南渡以后尤其荒谬，是因为东都时期幸亏有王氏《事略》可以依据。因此他先编纂《南都事略》，想使前后条理大致具备，然后另出心裁，重新编写赵宋一代的完整史书；它的书名不称“宋史”，而称“宋志”。然而《南都事略》尚未完成，《宋志》也只完成了草创（《章氏遗书》卷十八《邵与桐别传》）。章学诚自己也说，古人说，把它记载在空言中，不如把它落实在实际事情上；我想自己制定义例，选取材料撰述一部书，以表明我所著的不是空话。因此选择各史中适宜用力的地方，例如赵宋一代的史书（《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这又是邵晋涵、章学诚有志于改修《宋史》的明确证明。总的说来，明人改修的《宋史》，义例精密而条理还不够周密，所以容易完成；清代贤人计划改修的《宋史》，义例未必精密，但条理极其周密，所以除了陈黄中一人以外，其余都只是寄托于空谈，不能成书。大概这不是十几年时间以及一人一手的努力所能完成的。朱彝尊、陈黄中都称揭阳王昂有《宋史补》。王昂应当是明代人，但他的书我没有见过。《四库提要》则说沈世泊有《宋史就正编》（《宋史》条下），这部书我也没有见过；沈世泊应当也是明代人。明代还有邵经邦撰写《弘简录》二百五十四卷，其意图在于续写《通志》，所以把宋、辽、金三史合为一部，实际上不亚于三史的简本；朝鲜王李祘也撰写《宋中筌》一百四十八卷，意图在于删去繁冗、趋于简约（撰于清乾隆时）。这些都是规模虽小但具体进行改修《宋史》的著作。清末陆心源撰写《宋史翼》四十卷，专门把方志中所记载、而《宋史》没有记载的宋人补入其中，应当与王昂的《史补》较为接近。所有改修和订补《宋史》的书，大致都已经包括在这里了。明初修成的《元史》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期望，正等待着订补或改修。永乐年间，胡粹中认为《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的事情，而略于成宗以后治理太平的事迹；顺帝时的事情也有很多缺漏，于是撰写《元史续编》十六卷，以综合叙述其中的要点。这就是订补《元史》的作品。不过，这部书起于世祖至元十三年，止于顺帝至正二十八年，采用编年体，大字书写正文，分列注文，完全仿照《通鉴纲目》，可以称作“元鉴纲目”，不能称作“续元史”。到了清代，改修《元史》的作品很多，间或也有为它订补的；这些作品又有两类：第一类，是因为《元史》杂乱而缺略，于是广泛征集中土固有的史实，用来补充、验证旧闻，订正错误，试图改造出一部新史，钱大昕、魏源就是这样。第二类，是因为元代疆域不以中土为界限，另外征集西方的史实，用来补充中土所没有听闻的事情，验证中土记载不确之处，另行编造一部新史，洪钧、屠寄、柯劭忞就是这样。清初邵远平开始撰写《元史类编》四十二卷，意图是续写他父亲邵经邦的《弘简录》。

译魏源评论说，邵远平的《类编》沿袭了郑樵《通志》分列天王、宰辅、庶官的旧套，已经严重违背史书体例；而且有纪、有传，却没有表、志，对于一代的经制，缺略而不完备。不过邵氏能够取用《经世大典》等书，来补充、订正正史，也不能说没有订正之功；而且世祖以下各篇本纪，后来被魏源《新编》沿用，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功劳也不小。此后钱大昕有志于此，用力最深，曾经得到《元秘史》并将它刊行。《秘史》对蒙古最初兴起以及兼并各部落的事情叙述得极其详细，可以用来考证《元史》的错误；只是因为译文质朴，全部使用当时的俚语，明初修史的各位将它鄙弃，不加以留意，任凭它湮没。钱氏得到《秘史》后，考核其中内容，才知道它值得依据、值得珍视，因此为它作跋说：论列太祖、太宗两朝事迹的人，必定要以这部书作为裁断取舍的标准。他又曾说，任职馆阁时，认为《元史》冗杂、遗漏，草率尤其严重，似乎仿照范蔚宗、欧阳永叔的做法，另行编排，重新确定目录，有的删去，有的补入，依次起草，尚未完成；归田以后，这件事便停废了，只有《世系表》《艺文志》两篇稿子还留在箱子里（《元史·艺文志序》）。此后徐松也有志于此，但没有能够完成（见魏光焘《元史新编序》）。魏源又说，嘉定毛氏有《元史稿》（见《新编·凡例》）。毛氏名岳生，有《休复居文集》；文集中附有《元史·后妃列传》，就是证据。继此而有作者的，便是魏源的《新编》。魏源曾经评论旧史的错误说：人们只知道《元史》是在明初由几位大臣草率编成的，却不知道其中关于史籍、掌故的记载荒疏、缺漏和错误，以及讳莫如深的情况，都是元人自己造成的。军籍究竟有多少，除非是勋戚和掌管枢密院的大臣中一两个人事先知道，其他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具体数目。《拖布赤颜》（按：即《脱卜赤颜》）一书，译成汉语就是《圣武开天记》，记载元朝开国时的武功，本来应当宣布交付史馆，却在编修《太祖实录》时请求索取而不肯交出；天曆年间编修《经世大典》时再次请求，仍不肯交出。因此，《元史》记载元朝初年三朝的本纪，颠倒重复，只能依据传闻。元朝初年平定部落，疆域延伸数万里，史事却仿佛坠入云雾；而《经世大典》对于西北藩封的疆域、户籍和兵马，也都只是空列篇名。对于本应收藏在金匮石室、进呈御览的书籍，竟把它们视同阴谋，像这样严密封闭、坚决拒绝。至于《元一统志》，也只记载内地各行省，对于藩封地区以及漠北、西域都没有详细说明。后代文献无从查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因此，疆域虽然广大，却等同于没有疆域；武功虽然雄盛，却等同于没有武功。再加上明代史馆的大臣不懂翻译，终于造成重重错误，几乎像背着泥土行走一样不堪；如果不加以更新，又怎么能凭借它来考征文献呢？（《拟进元史新编表》） 按照这段论述来看，《元史》内容繁杂、遗漏很多，主要是因为史实没有可靠依据，并不完全是由于修史者草率从事。魏源最初撰写《圣武记》十卷，用来记述清代掌故；又撰写《海国图志》一百卷，用来考订域外地理。晚年又研究元史，创立体例，独自裁定取舍。他所依据的材料，包括元代官府和私人记录、明初诸位大臣及遗老的记载、宋、辽、金、明诸史中的相关材料，以及散见于近人各家著述中的逸事和传闻。又因为元朝疆域远远超过汉、唐，西北所达到的地方尤其应该详细记载，于是设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国传》；至元朝中叶以后，号令不能越过金山，内部争斗的事情屡屡出现，于是设立《东北叛藩传》，以说明事情的始末。这些都是对旧史记载不够详细之处的补充。列传采用按类别归类的办法，除《儒林》《文苑》《良吏》《忠义》《列女》《奸臣》外，又增加《遗逸》《释老》《群盗》等门类；旧史中的各个专传，则全部改为合传，题名为《开国功臣传》《武臣传》《相臣传》《文臣传》《平宋功臣传》《平金功臣传》《平蜀功臣传》等。又在各篇相臣、文臣、言臣传前分别冠以“世祖”“中叶”“元末”等称号，分列专门标题，这又是修史体例中的变例。本纪从世祖以下，沿用邵氏《类编》的内容；《艺文志》和《氏族表》则全部取自钱氏大昕。这又是所谓选择好的材料加以采用，并不一定要全部出自自己。至于文章高雅简洁，议论明白畅快，更是旧史所不能相比的。魏源去世后，稿本辗转经过龚自珍、莫祥芝，最后归于他的族孙魏光焘。到光绪三十一年，才由魏光焘作序刊印，也算幸而没有失传。（以上据魏光焘序）近人考察、论述元代疆域时说，元朝西部所达到的地方有奇卜察克汗国（一作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三者面积合计，比中国本部大数倍。《元史》所叙述的，专门详记中国本部，不过只占其全部的十分之一二。（另有元太宗的封地，称为窝阔台汗国，后来并入中国本部，与上述三大汗国没有关系。）从太祖成吉思汗到世祖忽必烈初年，国号本来称为蒙古；到世祖至元八年，才改称大元。“元”这个名称不足以概括西域诸国，正如《元史》一书不足以概括蒙古全部一样。魏源的《新编》对于中国本部的史实，已经竭尽订正补充的能力，可以说没有遗憾了。

译然而，它仍然不能同《新唐书》《新五代史》相比并列入正史，正是因为西方人编纂的蒙古史籍大多记载三大汗国的故事，魏源未能兼收并取，不能说已经完备。譬如有万顷田地，尚未全部开垦，仍有待后人拾遗补缺，这也是形势所不允许停止的事。西方撰写蒙古史的人，如拉施特、志费尼、瓦萨甫，都是在伊儿汗国任职的波斯人；多桑是法国人，霍渥儿特是英国人，但他们都出生于十九世纪，即中国嘉庆、道光年间。多桑的著作共四卷，记载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的历史，主要以拉施特、志费尼二人的著作为依据，并旁征博引，考证精详，是西方蒙古史中唯一的佳作。霍渥儿特的书最后问世，全书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名为《蒙古本部》，记载蒙古先世的种族源流，以及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兼并各部的事情，并涉及世祖以后的各汗；第二部名为《鞑靼》，记载奇卜察克汗国的事情，也就是位于俄国境内的蒙古汗国。第三部记载伊儿汗国的事情，也就是位于波斯的蒙古国；霍渥儿特全书写到这里就停止了。第四部记载察哈台汗国的事情，第五部记载帖木儿汗国的事情，这两部都没有完成。霍渥儿特对于拉施特、志费尼、瓦萨甫、多桑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元史》《元秘史》《亲征录》的译本，无不阅读并采撷，收入自己的著作，材料最为丰富。研究元史的人如果不从这些书中寻求资料，就必然难免缺憾。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徐松、张穆、何秋涛都研究西北地理，专心考察元代西域史事，却仍然没有能够利用这些材料。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洪钧以甲科高第出身，奉命出使欧洲各国，先得到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拉施特著作，但随员大多不能读懂，于是辗转求得俄译本，以及多桑、霍渥儿特二人的著作，勤勉地加以考览、参证，编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所谓“证”，就是考证中国史籍中尚未确实的地方；所谓“补”，就是补充中国史籍中尚未听闻的内容。洪钧全部工作尚未完成，便很快去世。其中有十卷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听说洪钧的草稿大体已经具备，临终前交给儿子洪洛，让他完成；洪洛不久也去世了，稿本于是散失，实在可惜，实在可惜。继洪钧之后，致力于元史研究的总共有两个人：一个是屠寄，另一个是柯劭忞。屠寄所著的书名为《蒙兀儿史记》，初印本只有八册，后来增加到十四册。屠寄去世后，他的家人整理遗稿，共得到一百六十卷，合订为二十八册，于一九三四年刊成。初印本的内容全部收入其中，但编排次序和篇目名称略有不同。他把书命名为《蒙兀儿史记》，而不用旧有的“元史”名称，是因为元朝最初的祖先，本来以蒙古作为部族名称，蒙古又写作蒙兀儿，也称盲骨子；成吉思汗建立国家以来，诏令、檄文都自称蒙古国，直到世祖改国号以前仍然如此。称呼应当符合实际，不应称为元，这是第一点。屠氏的著作所记载的内容偏重世祖以前的史事，“大元”这个国号，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等汗都不知道；名称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称呼，不应称为元，这是第二点。居于中国本部的大汗，虽然是各部的宗主，但其他三大汗国都以“蒙古国”作为通称，并不一定遵用“大元”的国号；不能以大概括小，所以不应称为元，这是第三点。况且“蒙兀”二字见于《旧唐书·室韦传》的“蒙兀室韦”，名称很古，读音也正确。因此，屠寄不仅不用“元”这一称号，连“蒙古”二字的读音也认为不够准确而不肯轻易采用，可见他命名时十分谨慎。考察元朝初年的几位皇帝，他们都称汗。太祖在世时，部下尊称他为成吉思汗，这就像唐、宋各代皇帝都有尊号一样。太宗、定宗、宪宗生前都没有尊号；至于这四位皇帝的庙号，都是世祖至元年间追谥的。因此，屠寄在本纪标题中称太祖为成吉思汗，采用的是他生前的尊号。太宗以下都称其本名：称为斡歌歹汗（即窝阔台）的，是太宗；称为古余克汗（即贵由）的，是定宗；称为蒙格汗（即蒙哥）的，是宪宗；称为忽必烈汗的，是世祖；以下依此类推。他称本名而不称庙号，是采用《元秘史》和《蒙古源流》的体例；成吉思汗独不称本名，也采用《秘史》的体例。他的意思是，所撰写的是蒙古一个部族的历史，不同于汉、晋、唐、宋的断代史，所以另行创立义例，使全书面貌焕然一新。对于三大汗国的事情，他记载得也很详细。奇卜察克汗国由术赤、拔都父子创立，洪钧的《证补》已经为它撰写补传，屠寄沿用了这一成果（将拔都改作巴秃，也依据《秘史》），而且取材更加丰富。伊儿汗国由旭烈兀创立，以及察哈台诸王建立的帖木儿汗国，洪钧都打算撰写补传，但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屠寄则补作了《察阿歹诸王传》（即察哈台诸王传）和《帖木儿传》。至于《旭烈兀传》，洪钧也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直到柯劭忞的《新史》才把它补写完成。屠寄又在漠北三大汗传中详细叙述窝阔台汗国的兴衰，并撰写《西北三藩地理通释》，用来补充《元史》尚未完备的地方。虽然这部书是未完成的著作，缺少的卷数很多，但他所用的功力却非常勤奋。他又采用自注的方法，在正文下面分列注文，一篇简短的文字包含了许多内容。因此，近人孟森评论说：史书这种著作，在六代以前，史家大多用一颗心来经纬史实，从而铸成一代史书。唐代以后，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这样。先生这部书，所得材料固然有很多出自旧史，但他参订旧史、综合新的材料，每一个字都要审订其地点、时间、日期之后才落笔。因此，叙述都能设身处地，作者的心仿佛进入史事之中，使读者也不觉得自己置身于史事之后。相比之下，那些内心不能同整个历史相融合，只靠剪裁拼凑的文章来教导后人的做法，免不了正如孟子所说，是自己昏昧却要使别人明白。（《蒙兀儿史记序》）

译按照这段评论来看，近代史家中真正能够经纬史实、把自己的心放进历史之中，使读者也不知不觉仿佛身在史事之后的人，实在没有几个；屠寄确实当之无愧。屠寄死于辛亥以后，箱子里尚有未定稿的稿本，仍等待整理。他的叔父孝实（字正叔）能够继承他的事业，但不久孝实又去世了；他的弟弟孝宦（字公覆）接着整理，粗略完成后随即交付刊刻（据孟森序），这就是今天流传的最后刊本。柯劭忞的书名为《新元史》，大概是为了订正、补充旧史而作；它上承欧阳修改修《五代史》的做法，也是近代仅见的著作。这部书完成于一九二。○年，最初刊印为铅印活字本，不久又改为木刻本。它开始着手编写晚于屠寄，但成书却在屠寄之前。所采用的史料，有的得自钱大昕、魏源，有的得自何秋涛、李文田，有的得自洪钧、屠寄。至于体例，虽然与旧史没有不同，但也有不少改订之处；又把太祖以前的事情编成本纪前的《序纪》，大略如同屠寄书中的《世纪》，这是仿效《魏书》《金史》而探求其中要领的做法。又把《顺帝纪》改为《惠宗纪》，补撰《昭宗纪》（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把《宗室世系》和《诸王》两表合为一表，名为《宗室世系表》；把志中的《礼乐志》分为两篇，名为《礼志》《乐志》，又把《祭礼志》《舆服志》两志合为一篇，名为《舆服志》；列传则把《儒学传》分为《儒林传》《文苑传》两传，把《良吏传》改为《循吏传》，把《孝友传》改为《笃行传》，删去《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三传，新增《蛮夷传》，这些都是最显著的改动。他对于经营西域的史事，叙述也大体完备；例如综合考察《太祖纪》《太宗纪》《定宗纪》《宪宗纪》四纪、《外国传》的后半部分，以及《速不台传》《者别传》《耶律楚材传》以下各传，就可以明白事情的始末。他对于三大汗国的兴衰存亡，记载也很详细。钱大昕撰写《元史氏族表》，依据《元秘史》和《辍耕录》，把蒙古人、色目人分别分为若干种；柯劭忞则把蒙古民族分为黑、白、野三答答儿三类，不采纳钱氏的说法。这些做法全都是受到西方学者著述影响的表现，一看便可以知道。《元经世大典》虽然已经散佚，但还有残本可以考察；邵氏《类编》已经知道采用了它，此外还有《元典章》，也是魏源《新编》取用的材料。柯劭忞对于这类史料尤其重视。例如在《百官志》中，补入覃官、封赠、荫官、注官、守阙、起任、程限、给假、丁忧、任养等内容；《兵志》的马政部分，增加和买马、括马、抽分羊马三项，又增加《军粮》一目；《刑法志》中多次记载至元新格以下的条文；《食货志》中从至元二十三年颁行立社规条以后，凡是有关社的法令无不完备记载。又对盐、茶、酒醋、市舶四课，以及和籴、斡脱钱、官钞法所通行的画缗钞钱法，还有海运、振恤等项目的资料，无不加以辑录补充。这些都是由于重视《经世大典》及各种典章而取得的成果。至于采用《元秘史》《亲征录》《蒙古 源流》等书来补充旧史的缺漏，既与洪钧、屠寄二人的做法完全相同，而柯劭忞所下的功夫尤其勤勉。因此，近人评论柯劭忞的著作时，一方面说，柯氏继承各家之后，参考各家的著述，修改《元史》，就像在群雄割据、相继兴起之后完成统一大业；另一方面说，元史有了柯氏，正如汇集百条河流归于一处而成为大海，汇集众多泥土不断积累而成为高峰。然而，其中可以议论的地方也有几项：旧史本纪大多取自元代十三朝实录，柯书则把其中繁冗的内容改放到各志中，使人不容易查寻事情的首尾；这样一来，旧史仍不可废，这是第一点。《艺文志》可以用来考察一代的文献，钱大昕补辑得很完备，所以魏源《新编》、曾氏《元书》都采用了它；柯书却没有采用，不能说完备，这是第二点。屠寄承接洪钧补写各传时，都另外采集新材料，谨慎地加以订正补充；柯氏却又全部把原文收入书中，不加以区别说明，这是第三点。元代的宗教徒，除释、老二教外，还有回教、耶教；柯书只有《释老传》，对于也里可温（即耶教）的事迹，也只是在本纪中略有记载；至于耶教名人勃莱奴喀皮尼、鲁卜里克、孟德高奴维等，则一个字也没有记载，这也是遗漏简略之处，这是第四点。至于霍渥儿特等人所著的蒙古史料，虽然失之繁多，但其中可以用来考订的内容很多，而柯劭忞大多没有涉及，也有待后人翻译补充。因此，柯劭忞的著作仍不能说已经完成全部工作。现在把屠寄、柯劭忞二人的著作比较起来评论：屠书取材非常丰富，考证辨析极其精细，只是因为开创规模宏大，不是一人的精力所能全部完成，所以虽然卷数接近二百卷，父子相继经营，仍然是一部草创而未完成的著作。柯书开创的规模也不小于屠氏，只是多半沿用前人成果，再加以层层积累、修补，虽然耗费了组织编排的力量，却很少有草创的功劳。孟森所谓内心不能同整个历史相融合，却用剪裁拼凑的文章教导后人，免不了是以自己的昏昧去使别人明白，正是在暗中讥刺柯氏。由此可知，二人的著作有一部属于创作、一部属于因袭，有一部困难、一部容易；至于二者谁优谁劣，也就不必再加辨析了。以上所说，就是前代改修《元史》的大致情况。《明史》成书于清代，忌讳太多，所以有些明知是遗漏简略之处，最终却始终不敢下笔；《清史稿》更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这些都等待着订正、补充和改修。而改修清史，尤其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假如设立专门机构主持修撰，长期以来已经招致很多诟病；世间若有欧阳修、柯劭忞这样的人，一定能够奋笔疾书，在一室之中草拟成一部新史，以完成一代的典籍，我将拭目以待。第三种是分开撰写的史书。从前姬周强盛时，王室设有左史、右史，分别掌管记言、记事的职务；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具备史书的一种体例，也是后世国别史的起源。典午时期，占据北方的前后共有十六国，所以撰写《晋书》的人，有的把它们称作“录”，有的称作“载记”，附在正史之中，也已经具备国别史的雏形。崔鸿另撰《十六国春秋》，萧方等另撰《三十国春秋》，这又是分开撰写各霸国史书的先例。唐、宋以来，属于分撰史的有以下各书：

译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西魏书》　　二十四卷　　清谢启崑撰　　帝纪一卷，表三卷，考四卷，列传十二卷，载记一卷，共二十一篇。《地域》《百官》两考以及《宇文泰传》都分为上下卷，总计二十四卷。以上是从《魏书》中分开撰写的。《南唐书》　　三十卷　　宋马令撰　　《先主书》一卷，《嗣主书》三卷，《后主书》一卷，《女宪传》一卷，《宗室传》一卷，《义养传》一卷，《列传》四卷，《儒者传》二卷，《隐者传》一卷，《义死传》二卷，《廉隅传》《苛政传》合一卷，《诛死传》一卷，《党与传》二卷，《归明传》二卷，《方术传》一卷，《诙谐传》一卷，《浮图传》《妖贼传》合一卷，《叛臣传》一卷，《灭国传》二卷，《建国谱》《世系谱》合一卷。《南唐书》　　十八卷　　宋陆游撰　　《文献通考·经籍考》记作十五卷，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说，曾见过宋代刻印的十五卷本。本纪三卷，列传十五卷，附元人戚光《音释》一卷。《九国志》　　十二卷　　宋路振撰　　一为吴，二为南唐，三为吴越，四为前蜀，五为后蜀，六为东汉，七为南汉，八为闽，九为楚，十为北楚，实际上是十国。“东汉”一作“北汉”。原书已经散佚，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十国春秋》　　一百十四卷　　清吴任臣撰　　《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宋刘恕《十国纪年》四十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南汉书》　　十八卷　　清梁廷枏撰　　附《丛录》二卷、《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南汉纪》　　五卷　　清吴蘭修撰　　附《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以上是从《五代史》中分开撰写的。《渤海国志》　　四卷　　唐晏撰　　撰写于民国八年，纪、志、表、传各一卷。《渤海国记》　　三卷　　黄维翰撰　　共三篇，十四章。《渤海国志长编》　　二十卷　　金毓黻撰　　《总略》二卷，纪二卷，表四卷，列传五卷，考四卷，《文徵》一卷，《丛考》一卷，《余录》一卷。以上是从《唐书》中分开撰写的。《南宋书》　　六十卷　　明钱士升撰　　去掉《奸臣》《叛臣》的名目，把他们列入各类列传中；又把《道学传》并入《儒林传》。《西夏书事》　　四十二卷　　清吴广成撰　　记事起于唐僖宗中和三年，止于宋理宗绍定五年。采用编年体。《西夏记》　　二十八卷　　戴锡章撰　　这部书采用编年体。洪亮吉《西夏国志》十六卷、周春《西夏书》十五卷，都没有刊行；陈昆《西夏事略》十六卷，也没有见到。以上是从《宋史》《辽史》《金史》中分开撰写的。《南疆逸史》　　四十四卷　　清温睿临撰　　纪略四卷，列传四十卷，记述南明四王的事迹，以下同此。《小腆纪年附考》　　二十卷　　清徐鼒撰　　采用《纲目》体。《小腆纪传》　　六十五卷，补遗五卷　　同上。《南明书》　　三十六卷　　清钱绮撰　　没有刊行。以上是从《明史》中分开撰写的《南明史》。《清建国别记》　　一卷　　章炳麟撰　　记述清入关以前的史事，以下同此。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清朝前纪》　　一册　　孟森撰。《明元清系通纪》　　—　　同上　　已经刊行十六册，但尚未完成。《贼情汇纂》　　十二卷　　清张德坚撰　　成书于咸丰五年己卯，记事止于四年甲寅，记述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太平天国史料》　　第一集　　程演生辑　　在法国留学期间搜集。《太平天国丛书》　　十卷　　萧一山辑　　从英国伦敦搜集，并且根据原本摄影印行。《太平天国野史》　　二十卷　　凌善清撰　　凌氏说取材于姚氏收藏的《洪杨纪事》，但又有《洪杨类纂史略》一书；这两部书都是把《贼情汇纂》改换名称而成的。《太平天国史纲》　　—　　罗尔纲撰　　共八章，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的书，成书时间在各家之后。以上是从清史中分开撰写的清开国史和太平天国史。

译现在再依次论述。过去魏收撰写《魏书》，因为孝武帝向西逃奔，称他为出帝；又把高欢所立的孝静帝接在其后，这是因为魏收本人是齐臣，不得不以齐承接东魏，显然是不用说的。当时有平绘另撰《中兴书》，《崇文总目》说它叙事不合常理，体例和义例应当与魏收的作品相同。隋开皇年间，才下诏让魏澹另撰《魏书》，从道武帝以下到恭帝，共列十二帝为本纪，把东魏孝静帝降列为列传，以纠正魏收、平绘的错误。然而魏澹的书早已散佚，它仅存的部分也混入魏收的书中，几乎难以辨认。魏澹以为魏亡于恭帝，因此可以知道，他把孝武帝西迁以来的四代，即武、文、废、恭四帝，都列入本纪。唐初李延寿撰《北史》，也采用魏澹的体例，以西魏为正统；但仍然把孝静帝列入本纪，列传完全沿用魏收的书，没有加以纠正。清代谢启昆深切看到了魏收之书的错误，远承魏澹的体例，取孝武帝以下四帝的事迹，另撰《西魏书》。改撰的主旨见于叙录；所撰各考，尤其能够订正、补充魏收书中各志的缺漏，确实是别史中的佳作。萧梁末年，萧詧以武帝的嫡长孙身份在江陵即位，共经历三位君主、三十三年后灭亡，世人称为后梁。它的事迹大略见于《周书》《隋书》《北史》，但记载并不详细。蔡元恭的《后梁春秋》十卷和姚最的《后梁略》都已经失传；明人姚士粦也撰写《后梁春秋》二卷，采用编年体，如今还流传于世。近人江都毛乃庸又撰《后梁书》二十卷。本纪四篇，分别为《高宗》《中宗》《世宗》《孝靖帝》；表二篇，分别为《世系》《交涉》；志四篇，分别为《疆域》《职官》《艺文》《梵宇》；列传十篇，分别为《后妃》《高宗诸子》《中宗诸子》《世宗诸子》《张缵等》《蔡大宝等》《刘盈等》《沈巡等》《王琳等》《叙传》。最初只见到它的《叙传》一篇（续刊《中国学报》第四册），后来已经全部刊行。查阅它的叙录，提到了蔡元恭，却没有提姚士粦；姚氏之书很容易得到，却不提及它，实在很奇怪。以上两部书，都是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中的一部书里分开撰写出来的。新、旧两部《唐书》都为渤海立传。渤海出自粟末靺鞨，国王姓大，名祚荣，于唐武后圣历元年在肃慎建立国家，世代接受唐朝封号，共传十五王，历时二百二十九年，到后唐明宗天成元年被辽兼并灭亡。关于它的史实散见于各书，数量很多，两部《唐书》却遗漏了许多，没有记载。唐人张建章在唐文宗大和年间撰写《渤海国记》三卷，早已失传；近人唐晏才搜集群书，编成《渤海国志》四卷；崇仁人黄维翰又撰写《渤海国记》三篇。唐晏的《志》有筚路蓝缕、开创先例的功劳，但实际上十分疏略；黄维翰的《记》简洁精练，值得诵读，但对于域外的书籍，也很少采录，偶尔还有错误。我在一九三一年，才依据唐晏的《志》撰写《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在中国典籍之外，凡是朝鲜、日本史籍中另有记载的，也全部搜集，没有遗漏，按年份编排。先编成《世纪》《后记》各一卷；又取其中的《宗臣》《诸臣》《士庶》《属部》《遗裔》，另编为五传。又撰写《地理》《职官》《族俗》《食货》四志，附以《文徵》《丛考》。对于记、传、各考中没有详尽说明的地方，用表来加以表明，这样，大氏一国的事迹大略就齐备了。当时黄维翰的《记》还没有出版，我在付印以前借到了稿本，又为它订正了几件事。只是因为采用长编体，颇为繁琐，将来还要加以删削，才会成为定本。唐代的属国很多，已经撰成专史的，除渤海以外，实在不多见。这就是取《唐书》中的一部分另行撰写的史书。宋人马令因为他的祖父马元康世代居住金陵，熟悉南唐的故事，来不及编次成书，于是继承祖父的遗志，撰写《南唐书》三十卷。书中的序、赞，都以“呜呼”二字开头，大概是仿效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后来陆游也撰写《南唐书》十八卷，简明核实而有条理，胜过马令之书。陆游在《烈祖李异纪后论》中说：“从前马元康、胡恢都曾经撰写《南唐书》。从烈祖以下，马元康称作‘书’，胡恢称作‘载记’。”这样看来，宋代撰写《南唐书》的还有胡恢（《宋史艺文志补》说，胡恢是金陵人），只是此书已经失传。把马令称作元康，是因为孙子沿用祖父的称号，就像把班固称为迁，把班彪称为固；马令的作品，就等同于马元康的作品。明末李清才把两部《南唐书》合为一部，题名为《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刊本很少见。清代祥符人周在浚、青浦人汤运泰，都为陆游的书作注。周氏注本附有吴兴人刘承幹补注十八卷；汤氏注本虽然已经付印，却不容易得到。这也是研究南唐史的人必须阅读的书。

译宋人范炯、林禹合撰《吴越备史》，采用编年体，记述钱氏一姓的事迹；清代梁廷枏撰《南汉书》，吴蘭修撰《南汉纪》，都仅次于《南唐书》。把十国合编为一部书的，有宋代路振的《九国志》和清代吴任臣的《十国春秋》。所谓十国，就是吴杨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南汉刘龑、楚马殷、闽王审知、吴越钱镠、荆南高季兴、北汉刘崇。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仿照《晋书》载记的体例，为十国撰写世家，以区别于帝系相承的五代；“十国”这一名称也由此确定。路氏《九国志》名为九国，所记实际是十国；每国先为国主写略传，如同本纪，之后附写诸臣列传，也采用纪传体。吴氏认为欧阳修的书对十国史事记载还不够详尽，于是采集各类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的说法，并用正史加以考证，写成《十国春秋》。他又在各篇列传正文之下自行作注，记载别史中可以保存的材料，对于旧说不正确之处也多有辨析考证；所撰的表、志，考订尤其精密。只是王鸣盛批评它每得到一个人就写成一篇传记，僧道、妇人的传记每篇只有一两行，甚至徐铉的《骑省集》也没有见过；大概只是专门追求材料广博，却不能做到精审（《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十国春秋”条），这种评论很恰当。以上各书，都是从新、旧《五代史》中的一部分改写而成的。明人钱士升取南宋九帝的事迹，另撰《南宋书》，也可以算作别史的一种。两宋时期，北方先后有辽、金、蒙古兴起，与宋朝对峙；又有西夏李元昊，传了十代，历时一百九十年，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建立国家，到理宗宝庆三年被蒙古兼并灭亡。它的事迹详见于宋、辽、金三史的《西夏传》，其中《宋史》的记载尤其详细。近人罗福苌根据西夏人流传的《掌中珠》一书，得以通晓西夏自制的复体文字，并为《宋史·西夏传》作疏证，可惜尚未完成就去世了。清代洪亮吉撰《西夏国志》十六卷，周春撰《西夏书》十卷，陈崑撰《西夏事略》十六卷（著录于《清史稿·艺文志》），都没有流传下来的版本，书也可能尚未完成。张鑑的《西夏纪事本末》流传已久；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原刊本不多见，最近才重新印行于世。近人开县人戴锡章广泛搜集群书，按年份编排，写成《西夏纪》。这部书成书最晚，比较详备；考察西夏一国史事的人，应当从这部书中取用资料。这些都是从《宋史》以及《辽史》《金史》中的一部分分开撰写的。明思宗在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上吊而死。这年五月，明朝遗臣迎立福王由崧在南京即位，把明年改为弘光元年。同年（即清顺治二年）五月，南京陷落，由崧不久去世，起初称圣安皇帝，后来谥号为安宗。弘光元年闰六月，唐王聿键在福建即位，把当年改为隆武元年。第二年（顺治三年）八月，福州陷落，聿键遇害，起初称思文皇帝，后来谥号为绍宗。十一月，桂王由榔在肇庆即位，把第二年（顺治四年）改为永历元年；聿键的弟弟聿铒也在广州即位，改年号为绍武，这年十一月，广州陷落，聿铒上吊而死。由榔在位十五年，到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原文“十缅甸人”疑有脱字〕被缅甸人擒获，献给清朝，第二年遇害，郑成功曾谥为昭宗。此外，鲁王以海在顺治三年称监国，先后驻于绍兴、舟山、厦门等地，十年后取消监国的称号，归附郑成功。这四位君主前后历时十八年。清代称他们为福、唐、桂、鲁四王（桂王又称永明王），把他们比作宋末的二王。然而，《宋史》尚且把二王附在《瀛国公纪》中，《明史稿》也仿照这种做法，仍为福、唐、桂三位君主分别立传；《明史》却不是这样，而是把由崧的事迹附在《福王常洵传》中，把聿键的事迹附在《唐王聿键传》中，把由榔的事迹附在《桂王常瀛传》中，把以海的事迹附在《鲁王植传》中，并且在目录中不写他们的名字，不仔细查找就无法知道。而且其中叙述的事迹极为简略，不足以完备地反映一个朝代的历史。对于当时的宰执大臣和舍生取义的人士，如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何腾蛟、瞿式耜、朱大典、张国维、金声等人，虽然也为他们立了传，但遗漏的仍然很多。又因为牵涉当时的忌讳，已经不能把事情的首尾完整叙述出来，这就有待后来的人补订、改撰了。清代史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南明，有时也称残明、后明；记载这十八年事情的著作，称为南明史。过去全祖望说，明朝末年的野史不下千家；近人安阳谢国桢撰写《晚明史籍考》，著录现存和散佚的书籍，大体也与此相当。即使专门记述南明四位君主的著作，也不下百余种，可以说很多了。这是因为黄宗羲撰写了《行朝录》，记载隆武、永历以及鲁监国的事情；顾炎武撰写了《圣安本纪》，李清撰写了《南渡录》，顾藏室史则有《弘光实录钞》，记载弘光一朝的事情；又有《思文大纪》（不知道作者是谁），记载隆武一朝的事情；王夫之撰写《永历实录》，记载永历一朝的事情；查伊璜撰写《鲁春秋》，滃洲老民撰写《海东逸史》，记载鲁监国的事情。这些著作都相当完备，足以补充《明史》的缺漏。

译把四个朝代合在一起写成一部书，前有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后有徐燕的《小腆纪年》和《小腆纪传》。《逸史》采集材料较为详细，而《纪年》和《纪传》两书，足以补充《逸史》的不足。如果把《纪传》中的列传补入《逸史》，再取《纪年》以及其他记载南明事情的野史，详细审慎地裁定，并为之作注，那么就可以写成一部完备的南明史。非常希望将来有人能够从事这项工作。查伊璜曾撰写《罪惟录》八十四卷，称明惠帝为惠宗让皇帝，称成祖为太宗文皇帝，称景帝为代宗景皇帝，称思宗为毅宗愍皇帝，称弘光帝为安宗简皇帝，并附载唐王、桂王、鲁监国的事迹。这大概是能够把南明的事情合写为一部书的著作。清人中专心研究南明史事的，除温、徐诸人之外，前有全祖望、杨凤苞，后有戴望、傅以礼（字节子）、李慈铭、夏燮。全祖望《鲒埼亭集》中，记载南明遗事的文章多得无法屈指计算；杨凤苞撰写《南疆逸史十二跋》，认为温睿临的书简明而有法度，世人称为信史，只可惜失之过于简略，一定要为它作注，以补充缺漏；又附带列举了明末野史数百种。戴望也自称：“《胜国南烬遗事》这部书，在二十岁以前是我最用心的；丧乱以后，便停下来不再写了。”（见《致傅节子书》）傅以礼的《华延年室题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以及当涂夏燮所撰的《明通鉴》，都有校订旧籍、考辨真伪的功劳，这些功劳不可埋没。元和钱绮（字映江）撰写《南明书》三十六卷，徐非云又撰写《残明书》四十卷，都曾为傅以礼所见，但后来世上已经没有传本。近人无锡孙静庵（姓名有待考证）打算撰写《续明书》一百二十五卷，可惜没有完成。仪征刘师培、顺德邓实都想撰写《后明书》，也都没有完成；刘师培还请章太炎先生预先为它作序。最近有海盐朱先生希祖，搜集到许多南明野史，其中多为珍本，确实远远超过傅以礼所见的书，有些甚至没有著录在《晚明史籍考》中。朱先生曾说想撰写《南明史》，但因循拖延，最终没有实现；又说《顾亭林诗集》的自注中有“东武二年”的说法，有戴望收藏的潘耒初刊本可以证明。“东武”就是“隆武”的讹误，大概是因为有所避忌，因读音相近而把“隆”改为“东”；后来撰写《五藩实录》的人，因为怀王常清曾被台湾郑氏拥立，于是把东武年号归给他，这只是想当然的说法罢了。最近看到罗振玉的《重订纪元编》，仍然把这个错误收入其中；有了朱先生的考证，就可以纠正它了。其他考订很多，来不及全部列举。前代修史的人，往往用续作来补充前史的不足，例如《五代史》没有为韩通立传，而《宋史》有《周三臣传》，这就是值得效法的好例子。近来所撰的《清史稿》没有为南明四王立传，无法弥补《明史》的缺漏；若要谈到优良的史书，那还遥远得很。订正、补充、改写的工作，正等待后来的贤者去完成。以上所说的，都是针对《明史》的一部分而分别撰写的。清史中应当分开撰写的有两部分：一是清朝开国史，二是太平天国史。明人称清初的部族为建州、女真，称清太祖为奴酋。较为著名的著作，如茅瑞徵的《东夷考略》、天都山臣（姓名缺失）和叶向高的《女直考》、陈继儒的《建州考》、海滨野史（姓名缺失）的《建州私志》、管葛山人（彭孙贻的别号）的《山中闻见录》、黄道周的《奴酋篇》（见《博物典汇》卷末），都是这一类。然而这些书全都取材于传闻，而且记载十分简略，不足以满足读者的希望。女真为了避辽朝的讳，改称女直；清朝皇祖出自女真，建州是清朝皇祖最初受封的卫名，而“奴酋”则是明人用来称呼太祖奴尔哈赤的名称。记载建州女直事情最详细、最准确的，首先要推《明实录》，其次是《朝鲜实录》。从这两部书中取材，再参照各家的记载，事情的真相就可以清楚了。只是《明史》修于清代，避讳前代的事情而不加叙述；《清史稿·太祖纪》虽然说他的先世大概是金朝遗留下来的部族，又说天命元年国号为金，但仍然说得不详细，有待于专书加以记载，这里也不必再谈了。近人考证清初的事情，大多是日本学者；用乙国人来谈甲国的事情，仍然多是浮泛的议论和影响式的谈论。章太炎先生才开始撰写《清建国别记》，以明人的书籍为依据；但他把猛奇帖木儿（清朝译作孟特穆）当作清太祖奴尔哈赤的高祖，这是沿袭了《东华录》的错误。武进孟森撰写《清朝前纪》，叙述清军入关以前的事情，多取材于日本稻叶岩吉的《清朝全史》，其中也有不少新的发明。后来他看到明代和朝鲜的两部实录，抄录其中所记载的清军入关以前的史实，写成《明元清系通纪》一篇，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近来研究清初历史的人颇多，但没有超过孟森的，很希望将来有人继续完成他的志愿，另外写成一部善本。这就是分开撰写清朝开国史的大致情况。

译清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事，建立太平天国；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清军才攻陷他们所建立的天京。前后历时十五年，不能说不长。然而它的结局是，文献随着失败灭亡而一同毁掉了。即使有记载这件事的著作，如官修的《粤匪纪略》，出自战胜者之口，可信的程度也最低。又如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都记载曾国藩、李鸿章用兵的始末，却完全没有一句谈到洪秀全、杨秀清内部的事情，自然应当另外寻找可信的史料来满足读者的愿望，这是不言而喻的。咸丰五年，张德坚奉曾国藩的命令，撰写《贼情汇纂》十二卷，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颇能详细记载，但流传得很晚。金陵陷落的那一天，忠王李秀成亲手记录事情经过数万字，详细叙述天国的始末，只是因为言语触犯当时的忌讳，间或被阅览者删改，这很可惜。洪秀全、杨秀清势力强盛时，编印了多种书籍，又有诏谕、历书的刊本，其中多被西方传教士、使臣和商人带回本国，如今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德国各地的图书馆中多有收藏。近人程演生、萧一山、向达、王重民先后从法国、英国两国的图书馆搜集到大量太平天国史料，并且按照原本摄影印制。从此以后，世人才得以窥见洪秀全、杨秀清时代自己制作的文书是什么样子。辛亥革命以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人才大为增多，国内的太平天国史料也常常陆续出现（如南京图书馆购买收藏的《英杰归真》，就是其中一种）。近人撰写太平天国史，有的称为野史，有的称为战史，有的称为杂记（简又文辑）。其中珍贵而可信的史料虽然不少，但据我所知，只有罗尔纲的《史纲》文字不多，却句句扼要，很能详细叙述太平天国的始末。后来的人会怎样，尚且无法知道；但旧有的各种著作，恐怕很难超过它。这就是分开撰写太平天国史的大致情况。分开撰写各类史书，大致情况如上。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著作，也不能不加以说明。我探求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避开繁难而求简便，二是沉溺于偏僻而喜好新奇。一代的正史，卷数超过数百，累积许多世代也不能穷尽，令人一望便产生畏惧，于是害怕困难而没有人去做。例如柯维骐、王惟俭、陈黄中凭一人之力改修《宋史》，在前代寻找这样的事，实在没有几个人。人们只就正史中的一部分加以改写，事情有限，卷帙不多，积累半年时间便可望完成，避繁就简，也是人的常情，这是第一点。平常容易见到的书，人人都忽视；难以得到的简本，大家必定争相寻求。近代如徐松、张穆、何秋涛之类的人，有的考察西域，有的探究北方边疆，写成几卷书，便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近百年来，研究元史的风气日新月异，后来转而从事晚明研究，进而涉及太平天国；虽然要费搜寻材料的功夫，毕竟省去了探讨的力量，而且又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珍宝来欣赏，把罕见之物视为珍品，沉溺偏僻、喜好新奇尤其是学人的通病，这是第二点。综合这两个原因，终于形成了风气，一旦开始便难以回头，也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关系到中华学术的兴衰，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第四类是总辑性的史书。这种体例始于梁武帝的《通史》和魏元晖的《科录》：一部是把各部断代史合成一书，仍然采用纪传体；另一部是把前代的事情总括起来，分为若干科目，大致类似后来的《通典》《通考》，也是后来纪事本末体所取法的来源。唐代姚康复又撰写《统史》（二百卷），体例接近宋代高似孙的《史略》，正如章学诚所说，是删节繁杂文辞而自行概括。梁元帝的《通史》一书，和梁元帝一同在江陵焚毁（据胡三省《通鉴注序》）；《科录》也早已散佚，没有什么可以考论的了。可以叙述的，只有郑樵的《通志》一书，这是现存总辑性史书中仅有的一部。《宋史·郑樵传》称，郑樵喜欢著书，自负才学不在刘向、扬雄之下；他搜集奇闻、访求古籍，遇到藏书家一定借来并留在那里，读完以后才离开。当时正值高宗南渡，他曾被召见应对，因而谈到班固以来历代修史的错误。高宗说：“听说你的大名已经很久了，你阐发陈说古代的义理，自成一家，为什么相见得这样晚呢？”后来《通志》写成，高宗命令他把书进呈，恰逢郑樵病逝。现在考察他著书的宗旨，都具备于《通志序》中。序文极力推崇司马迁的《史记》，大力批评班固以下把历史断代编写的错误。其大意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立言著书的人虽然很多，只有仲尼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把《诗》《书》《礼》《乐》汇集于一人之手，然后才能会通天下的文章；把二帝、三王贯通起来，合为一家，然后才能穷尽古今的变化。仲尼去世以后，百家诸子兴起，各自仿效《论语》，凭空泛的言论著书；至于历代实际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加以记载和联系。等到司马氏父子出现，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所以能够上承仲尼的旨意，汇集《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贯通黄帝、尧、舜直到秦汉时代，编成一部书，分为五种体例：本纪记载年代，世家传述世代，表用来厘正历法，书记载各类事项，传用来记述人物，使百代以后，史官不能改变它的法则，学者不能舍弃这部书。在六经之后，只有这部著作。……自《春秋》以后，只有《史记》独自掌握了著史的规模。不幸班固不是这样的人，于是失去了会通的宗旨，司马氏著史的传统从此衰落了。班固是个浮华之士，完全没有学术；专门从事剽窃。因为他把汉代截断来写成一部书，便导致周、秦之间互不相承，古今成为隔绝。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六代以前，他全都窃取司马迁的书，却不以为惭愧；从汉昭帝到汉平帝六代，又取资于贾逵、刘歆，仍然不以为耻；何况最后还有曹大家帮助完成，这样看来，班固自己写成的书几乎没有多少。

译后世许多人合力修书，好像在道路旁建造房屋一样；掠取别人的文章，又像偷钟时捂住自己的耳朵。这些做法都是班固开创的。况且善于学习司马迁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班彪。班彪续写司马迁的书，从汉孝武帝写到后汉，是想让后人继续他的著作，就像他继续司马迁的书一样，既没有多余的文辞，也没有断绝的头绪，使后世代代相承，仿佛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他继承前人志业做得多好啊！……司马谈有未完成的著作，司马迁能够完成父亲的志愿；班彪有自己的事业，班固却不能读懂父亲的书。班固作为班彪的儿子，既不能保全自身，又不能传承父业，做人如此，哪里配说自己的著作可以成为天下的法则呢！范晔、陈寿之流接踵而来，大多轻薄而没有操守，以至于招致罪祸；这样的人哪里配删削史事而写成信史呢！孔子说：殷承袭夏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周承袭殷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也是可以知道的。这说的是前后相承。自从班固把历史断代编写以后，就不再有相承的意义了；即使有仲尼那样的圣人，也无法知道其中的损益，会通的道路从此失去了。说到相同之处，就是本纪写了又写，一个皇帝有好几篇本纪，列传传了又传，一个人有好几篇传记；说到不同之处，就是前代的君王不列入后代君王的系统，后来的事情也不接续前面的事情。像这样的情况，哪里数得完呢！司马迁的史法既然失传，班固造成的弊病日益加深。从东汉到江左，没有一个人能够察觉它的错误。只有梁武帝对此感到慨然，于是命令吴均撰写《通史》，上起太初，下至齐朝，书还没有完成吴均就去世了。隋代杨素又上奏，请求命令陆从典续写《史记》，写到《隋书》为止；书还没有完成，陆从典就被免官了。难道是上天要使这种文化遭受困厄而不能流传吗？还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才，所以不保佑他们完成吗？不久，樵所论述的内容未必都完全合乎义理，只是他主张撰写史书应以贯通为贵，所以不能不推崇司马迁而抑制班固。后来史家中能够与他观点相同的，有章学诚。他曾在《文史通义》中撰写《释通》《申郑》二篇，用来阐明自己的旨趣所在。他论述通史这一体裁的源流时说：梁武帝认为，自司马迁、班固以下，都是分断时代撰写史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至梁代，撰成一部《通史》，想要包罗各代史书。以史籍为名而标明“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后，史书的源流逐渐分开：总括古今学术，而在纪传体上遵循司马迁体例的，郑樵撰成了《通志》；统括前代史书中的志，而在撰述上取法古代官礼的，杜佑撰成了《通典》；合并纪传体中相互参见的内容，而编排时总括荀悦、袁宏体例的，司马光撰成了《资治通鉴》；汇集公私著述，而在选录上大略仿效孔颖达、萧统体例的，裴璘撰成了《太和通选》。这四个人，有的保存了正史的规范，有的纠正了编年史的宗旨，有的以典章故实为纲要，有的以文章辞章保存文献，史部著作中的“通”，到这里达到了极盛。至于高氏（唐高竣及其子高迴）的《小史》、姚氏（唐姚康复）的《统史》之类，是删减繁琐文辞，自行作概括编纂的；罗氏（罗泌）的《路史》、邓氏（邓元锡）的《函史》之类，是自有独特裁断，形成一家之言的；范氏（范质）的《五代通录》、熊氏（熊克）的《九朝通略》，是标举贯通而又以朝代为界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李氏（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薛氏（薛居正）和欧氏（欧阳修）的《五代史》，是分断时代撰写而仍然采用贯通方法的。其余如纪传、故事一类，以及补辑、纂录之类的著作，纷纷杂然兴起，虽然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但大体上都仿效萧梁《通史》的宗旨，只是为了使阅读查考更加方便而已。史部著作的流别，不能不知道。（《释通》） 他又很详细地论述了通史的利弊，大略说：撰修通史，它的便利有六点：一是避免重复，二是统一体例，三是便于铨次配合，四是平衡是非，五是消除抵牾，六是详备相邻国家和地区的史事。它的长处有两点：一是善于剪裁，二是建立一家之法。它的弊病有三点：一是没有短长，二是仍沿用原有篇题，三是忘记标明篇目。什么叫作避免重复？在朝代更替之际，人物和事实往往同时出现、互相重见。例如，前朝灭亡而新王兴起的征兆，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前朝的草莽盗乱和新王的前驱部众，实际上是同一批人。董卓、吕布，范氏、陈氏各自为他们立传；禅位的册文诏书，梁、陈两代都全文记载，这些都属于重复。《通志》把它们总合编为一书，事情可以相互参见，文字又不重复出现，难道不是很好吗？什么叫作统一体例？马融创立《天官》，班固创立《地理》，《齐志·天文》不记载推步历算，《唐书·艺文》不叙述学术源流，按照自古以来的情况，各篇参差不齐就是这样。郑樵撰写《略》，虽然改变了史志的章法，形成了自己的体例，但六书、七音本来就不是沿革之事，昆虫、草木又何尝一定要随着朝代更替而承袭呢？只有贯通前后并勒成一家之书，体例才会由义理产生，自然能够概括统摄；《隋书·五代史志》终究胜过沈约、萧子显、魏收等人的书。什么叫作便于铨次配合？包罗各代史书，制度可以相互承接；只有人物各自生于不同时代。因此，后妃、宗室列题时注明所属朝代；至于臣下，则大略按照先后次序相互排列。这样，子孙附属于祖父，世家汇聚同宗支派，一门血脉相承的关系，以及时代的盛衰，也都可以由此看出来。即使是楚国的屈原与汉代的贾谊合在一篇传记中，周代的太史与韩国的公子列在同一类别中，古人确实有深刻的用意：相互附列便能彼此彰显，其中的义理有独到的裁断，后世学识浅薄而只知表面的人，哪里能因此妄加议论呢？什么叫作平衡是非？是非曲直在朝代更替中确定；然而《晋史》终究必须承认魏为帝统，北周的臣子却没有为韩通立传。虽然作者各有才识，但涉及国家嫌疑之处应当谨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事情相隔数代，而衡量鉴别又极其公正，才可能使删削取舍公平允当，并作出折中而确定的结论。什么叫作消除抵牾？分朝代撰书，各有自己的裁制，详略取舍也互不妨碍；只是首尾交错、彼此出入，就会由此产生矛盾。居摄之事，班固与范晔记载不同；二刘的始末，范晔与陈寿记载不同。把它们统合编排，或许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什么叫作详备相邻之事？僭号国家的纪传，以及四裔、外国的史事，按形势不能与一个中原王朝同样贯穿始终；如果按照中朝的正朔、纪传断代编写，那么中朝的典章故实可以完整保存，而蕃国的纪传就只能保存一部分。

译只有南北统史，才由后梁、北魏完整记述其始末；五代汇编，才把吴越、荆潭的纪事记完。以上六点，就是所谓的便利。什么叫作善于剪裁？贯通合并各代史书，难道只是概括它们的体例吗？还应当补充缺略，删去浮辞，平正突兀之处，填补缺漏，从而形成一家统一的尺度。比如李氏的《南史》《北史》，文字比前人简省，史事却比旧传详细，所以称为良史。大概后代的初学者，耳闻目见本来就应当能够补充前人，这就是所谓有了凭借材料便容易做成的道理。什么叫作建立一家之法？旧有编纂都已经存在，为什么还要重新从事编修？专门的学问自有其纲要。比如郑氏的《通志》，见识卓异、义理明达，有独到的裁断；古人不能压过它的先声，后代也不能超出它的规范。即使事实与旧有记录没有不同，但辨明名分、端正事物名称，把诸子的思想寓含在史书的裁断之中，终究是不朽的事业。以上两点，就是所谓的长处。什么叫作没有短长？编纂辑录的书，大致只是依次排列，本来没有增减，只是更换了篇题，这正是刘知幾所说的“学者宁愿学习原书，懒得窥看新编”的情形。什么叫作仍沿用原有篇题？各史书的异同，各自列为篇目；作者不重新厘定，自然形成新的裁制。《南史》有《孝义》而没有《列女》；《通志》称《史记》而用来排列时代。由一端推知其他三端，可见其中取舍失当的地方很多。什么叫作忘记标明篇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在篇题中标明朝代，区别很容易看出；臣下列传中，有的本来就与当时史事相联系，即使文字中没有标明区别，仔细玩味叙述次序也能看出所属朝代。至于《独行》《方技》《文苑》《列女》等篇，其中的人物并不都涉及世事，却一概编次排列；像《南史》中的吴逵、韩灵敏等人，难道不会使读者读了史书却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时代吗？以上三点，就是所谓的弊病。（同上） 章氏所说的六种便利、两项长处和三种弊病，虽然说是泛论通史，而且多以《南史》《北史》为依据，但他所说的利弊，正是《通志》的利弊所在；即使说这篇文章是在批评《通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至于他撰文为郑樵辩护，则说：“郑樵生于千年以后，却慨然对古人著述的源流有所见解，并且懂得作者的旨意，不只是把辞采当作文，把考据当作学问。于是他想要匡正司马迁，增加博雅之处；贬低班固，讥刺他的因袭；又独自取用三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文章典册，凭借不同寻常的见识和独到的裁断加以运用。他大概是承袭通史家的传统，而自行经纬组织，形成一家之言。学者见闻少而把寻常事物当作奇怪之事，不考察他的发凡起例和绝特见识、宏阔议论，不知道他是如何斟酌众家言论而删取史学要旨，却只摘取他援引材料的疏漏、剪裁尚未定型之处，纷纷攻击他，势头像是不能与他共戴一片天空。即使古人复生，又哪里值得承受这种吹毛求疵的一击呢？”又说：“郑氏的长处在于宏大的纲要，而末学之人的吹毛求疵却在于细枝末节；这与讥讽韩信、彭越这样的名将不能作邹鲁之地的步趋礼仪，讥讽伏生、孔安国这样的鸿儒不善于创作雕虫篆刻之文，有什么不同呢？”又说：“孔子作《春秋》，大概是说：它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它所使用的文字是史官的文字，而它的义理则是孔子自己的；孔子说自己有所取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事情，正是后世考据家所崇尚的；文字，正是后世辞章家所看重的。然而孔子所取法的，不在事情和文字本身，而在义理这一方面。史家著述的道路，难道可以不探求义理所归吗？自司马迁、班固以后，史家既没有独到的见识和裁断，所追求的只是史事和文字；只有郑樵稍微有志于探求义理，而那些从事琐碎学问的人却喧嚣而起，纷纷争论他。但如果把他们的论说推到极端，那么一切科举文章和胥吏簿籍，只要明白无瑕、确实有据，反而会觉得远远胜过司马迁、班固了。”（《申郑》）这些都是章氏的创见，是前人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大概在章氏所处的时代，戴震斥责郑樵为浅陋的儒者，王鸣盛则指责渔仲为妄人；这些话都有失分寸，章氏心中不能平静，这又是《释通》《申郑》二篇所以写作的缘由。《通志》的撰写，仿效梁代的《通史》，郑樵自己已经说过了。梁武帝命吴均等人会通《史记》以下各史，编成一部书，用来消除抵牾、避免重复、统一体例、便于铨次配合；章氏所说的便利，已经大略具备了。那部书共六百卷，自秦代以前，都以《史记》为依据，另外采录其他说法来扩充异闻；到两汉以后，则全部抄录纪传，使上下相通、彼此相依。吴、蜀二位君主，都列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入《夷狄传》。大体上，它的体例都仿照《史记》，只是没有表而已。（本于《史通·六家》）所谓上下相通、彼此相依，就是把楚国的屈原与汉代的贾谊合在一篇传记中，把周代的太史与韩国的公子列在同一类别中，这就是铨次配合得当。至于两汉以后全部抄录纪传，这又正好具有没有短长、仍沿用原题、忘记标明篇目三种弊病，这是不能避讳的。《通史》这个名称，起因于会通各代史书，也有总合编为一书的意思；它与今世所谓的“通史”，名称虽然相同，实际含义却不同。郑樵因为梁代《通史》久已散佚，发愤重新撰作一部，题名为《通志》。书名的解释见于《自序》，其中说：“古代记录事情的书叫作‘志’。《书大传》说，天子有所询问而不能回答，要责备他疑惑；有志书却不记载，要责备他的丞。因此，宋、郑两国的史书都称为‘志’；太史又把‘志’改称为‘记’。现在称为‘志’，是沿用它原来的名称。”这样看来，他命名的意义正与《通史》相同。只是郑樵在寄给方礼部的信中说：“我想从今天子中兴写起，上溯到秦汉以前，撰成一部书，名叫《通史》。”（《夹漈遗稿》）可见郑樵起初想把他的书命名为《通史》，后来才定名为《通志》，这也如同司马光最初撰写《通鉴》时，曾想把书名定为《通志》一样，作为一个例证。（详见下节）考察《通志》这部书，共二百卷：《帝纪》起于三皇，止于隋恭帝，共十八卷，附《后妃传》二卷；把表改称为谱，是效法《周谱》，共四卷；把志改称为略，是为了避开“大”这个名称，共五十二卷；《周同姓世家》一卷，附《宗室传》八卷；《周异姓世家》二卷；列传九十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这样看来，这部书有纪、传、世家、载记、谱、略六种体裁。

译例如周代的诸侯称为世家，这是依据《史记》；晋代的十六国称为载记，这是依据《晋书》。大概是会通各代史书而编成一部书，却还没有把体例完全统一。或者郑樵自己最为自负的，只在于《二十略》。他的《自序》说：江淹曾说，修撰史书的困难，没有比撰写志更大的；实在是因为志所涉及的是典章制度，不熟悉典故的人不能撰写。它不像纪传体：本纪按年份统摄事件，列传则以事件联系人物，有儒学之士都能撰写。唯独志最难。其次没有比表更难的了，所以范晔、陈寿之类的人，能够撰写纪、传，却不敢作表、志。志的根源起于《尔雅》；司马迁称为书，班固称为志，蔡邕称为意，华峤称为典，张勃称为录，何法盛称为说，其他史书都承袭班固而称为志。这些书都详于浮泛言辞而略于事实，不足以完全体现《尔雅》的意义。我现在总括天下的大型学术，并分条列出它的纲目，命名为“略”。共二十略，百代的典章制度和学者所能掌握的知识，全都包括在这里了。其中五略，是汉、唐诸儒已经听闻和掌握的；另外十五略，是汉、唐诸儒没有听闻和掌握的。所谓五略，是《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郑樵说，这些虽然依据前人的典章制度，却也不是各史书中的文字。所谓十五略，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其中大半是各史书的志所不完备记载的，所以他又说，这十五略都是出自自己的胸臆，没有涉及汉、唐诸儒的议论。郑樵认为，纪传体记载的是编年纪事的实际情况，自有固定规范，不能因为聪明而增加，也不能因为愚拙而删减，所以只是依据旧文加以损益；至于“二十略”，则说都是自己所得，不采用旧史文字。按照这个说法考察，似乎没有什么因袭。然而仔细检查其中的《地理略》，却全部袭用《通典》的《州郡典》；《总序》以前的部分，虽然叙述水道，也杂采《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编成。难道是因为他生在南宋，两河沦陷，无从考察征验，所以不得不抄录旧籍来成书吗？《器服》一略，大多与《金石》重复出现；而所谓《服》，则完全袭用《通典》的《嘉礼》。他的《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也只是删取抄录《通典》，没有加以辨析订正；《职官略》中，把《通典》所引用的典故全部改写成案语，作为正文书写，看起来完全像是自己撰写的；《艺文略》分门过于繁琐，错误尤其多；《灾祥略》则全部抄录各史书的《五行志》。这样看来，袭用旧文不只是纪传体才有，那么所谓出自自己的所得，究竟该怎么解释呢？他所说的“自得”，应当是指《六书》《七音》等略。然而《六书略》与《说文》全无关系；《七音略》则说三十六字母可以贯通一切声音，还夸耀自己的说法，说是从梵书中得到的；又说江左的儒者只知道四声而不知道七音，却没有认识到反切之学本来就是中土所固有的，而且早在创制字母以前就已经存在。唐以后的人归纳反切而制定字母，本末先后的次序是不能歪曲的。难道所谓汉、唐诸儒没有听闻的内容，就是指这一类说法吗？又考察各代史书，只有《魏书》有《官氏志》，专门详述北方族姓，但叙述并不完备；《唐书·宰相世系表》限于华夏宗族，没有下及庶民。撰写通史的人，本应有一篇“氏族志”，而郑氏却创作了这一部分，这是值得称许的。至于《校雠》一略，阐明了自刘向、刘歆父子以来整理诸子百家、辨析学术源流的方法；《图谱》一略，合乎古人“左图右史”的意思。这也就是郑樵自称学术高深、根本在于自己的见识，如同人进入大海，越深入一层便越深一层；同时也是章学诚所说的另具见识和心裁、卓绝的见解和宏论，斟酌群言而删取史学要旨的做法。推究郑樵当初的意图，本来想熔铸各家言论，自成一家；但实际下笔时，力量不能胜任心愿。他不但《纪》《传》《世家》《载记》全都抄录各史，毫无删裁，即使是他极力经营的“二十略”，也不免直接抄录旧典，害怕改写。如今读他的序文所说的话，只能看出他喜欢说大话，因而令人怀疑名实不相副。有人说，章学诚因为戴震等人极力诋毁《通志》，所以写了《释通》《申郑》等文章，认为《通志》是向人展示史书体例，本来就不是以考证见长；但如果不知道郑樵确实是树立标准纲领的人，那么写文章加以说明也就可以了，何必这样不厌其烦地抄袭史传呢？这确实是有道理的评论。章学诚创立贯通义例，以此评论文史，又把《通史》作为乙部的准则；他喜欢郑樵议论的明快，认为足以帮助自己申张见解，所以极力称赞郑樵，而认为其引证疏略不足以成为弊病。至于郑樵立论高远而实际上名不副实，所犯的毛病正与郑樵相同；章学诚在千年之后把郑樵引为知己，也是有原因的。郑樵说，《唐书》《五代史》都是本朝大臣修撰的，作为微臣不敢议论；所以《纪》《传》记到隋朝为止，而礼、乐、行政等内容则务求保存制度的沿革，因此引述到唐朝。这就是说明他的书所记年代界限的原因。清乾隆三十二年，奉诏修撰《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体例完全沿用郑樵的做法。《纪》《传》从唐朝开始，各《略》从五代、宋开始，而都记到明末为止。对于《纪》《传》，确定了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名称不同的归并为一类，如《五代史》的《家人传》并入《后妃》《宗室》，《一行传》并入《隐逸》《孝友》，《宋史》的《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的《儒学传》并入《儒林》《文苑》；二是原有内容不完备的加以增修，如《唐书》的《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明史》的《阉党传》《流贼传》《土司传》，都是各史所没有的，为了考核事实而分别设立这些门类，就是这种情况。对于各《略》，不只是续写而已；郑樵《略》中没有记载的，就补充其缺漏，已经记载的，就订正其中的错误。例如郑樵《艺文略》中有些只列出书名和卷数，这里就分别补上撰著者、爵位和籍贯。

译《续通志》的编修虽然出自官府，但总体上精审完善。至于继《续通志》之后编写的《清通志》（原名《皇朝通志》），则只有“二十略”，没有《纪传》和世系表；它只是政典之一，不能同正、续《通志》相提并论，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刘知幾把《史记》列为“六家”之一。《史记》贯通上古直到汉武帝，合成一部书，不以某一个朝代为界限，实际上正是梁武帝《通史》的创始先例。不过，《史记》具有剪裁取舍，不像《通史》那样抄录撮取前代史书；《通志》的弊病，正与《通史》相同，这不是编写通史的最高准则。刘知幾在《史通》中很少论及“通史”这一体例，只说：“自《通史》（指梁武帝《通史》）以后，芜杂累赘更加严重，于是使学者宁愿学习原来的史书，而懒于窥看新编的记录。”（《六家》）《四库提要》在《通志》条下也说：它的体例总括千古，归结为一家之言；如果学问不足以贯通，文章不足以熔铸，就难以成书。这又说明，编纂总汇各代的史书，比编写断代史更困难。不过刘知幾又说：“记载事物的方法，按道理应当明白，使读者想了解一家一代的兴衰时，前后能够相互贯通；想考察一个人的出处进退时，事情的始末都可以查寻。”（《惑经》）这又论述了通史的长处，说明通史不可废弃。不只是《通志》如此，凡是以贯通各代为宗旨的《通鉴》《通典》等书，也无不如此。第五类是补缺的史书。范晔的《后汉书》还没有来得及撰成“志”就去世了，梁代的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来补充，并为它作注；补缺史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范晔的书不只缺少《志》，也没有《表》，宋人熊 方才开始为《后汉书》补作《年表》十卷，清人钱大昭又撰写《后汉书补表》八卷。把补《志》和补《表》合成一编，那么范晔和班固就可以没有遗憾了；这就是后代贤者拾遗补缺的功效。沈约撰《宋书》时，因为范、陈二史都没有《志》，所以所撰各《志》都向上接续《史记》《汉书》，不以宋朝为断限；唐人撰《五代史志》，附在《隋书》之后，其中《经籍》一志向上接续《汉书》的《艺文志》，也不以五代为限。这也是后来补撰《志》的开端。补缺史书以补《表》、补《志》最多。清代以前，有宋代钱文子的《补汉兵志》、金代蔡珪的《补南北史志》，与熊方所补的《表》鼎足而立；可惜蔡珪的《志》早已散佚，只保存下一志一表而已。清代学者把辑录散佚、补正缺漏当作专门工作，在研究经学之外兼治乙部，补《志》、补《表》的著作大量出现，蔚然可观。直到近代，这种风气仍未衰减，于是就根据所知道的，汇集列成一表：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补汉兵志》　一卷　宋钱文子撰　《知不足斋丛书》本，也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以下各书同。《补后汉书年表》　十卷　宋熊方撰　通行本；清代诸以敦有《校补》五卷、《补遗》一卷。

译《后汉书补表》　八卷　清钱大昭撰　通行本。《补续汉书艺文志》　一卷　清钱大昭撰　《广雅丛书》本。《补后汉书艺文志》　四卷　清侯康撰　《岭南遗书》本。《补后汉书艺文志》　十卷　清顾櫰三撰　《金陵丛书》本。《后汉艺文志》　四卷　清姚振宗撰　《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本。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补后汉书艺文志》　一卷　曾朴撰　光绪乙未刊本。另附《艺文志考》十卷。《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三卷　清黄大华撰　《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世系表》　一卷　周明泰撰　排印本。另有陶元珍《补遗》一卷。《三国职官表》　三卷　清洪饴孙撰　《广雅》本。《补三国疆域志》　二卷　清洪亮吉撰　《广雅》本。谢宗英有《三国疆域志补注》十五卷，另有《三国疆域表》二卷；金兆丰有《校补三国疆域志》，不分卷。《补三国艺文志》　四卷　清侯康撰　《岭南》本。《三国艺文志》　四卷　清姚振宗撰　《快阁师石山房》本。《新校晋书地理志》　一卷　清方恺撰　《广雅》本。毕沅有《晋地理志补正》五卷，方恺有《晋地理志校补》一卷。《东晋疆域志》　四卷　清洪亮吉撰　《广雅》本。《补晋兵志》　一卷　清钱仪吉撰　家刻本。《补晋书艺文志》　四卷，附录一卷　清丁国钧撰、子辰注　《丁氏丛书》本。《补晋书艺文志》　六卷　清文廷式撰　排印本。《补晋书艺文志》　四卷　清秦荣光撰　排印本。《补晋书艺文志》　四卷　吴士鉴撰　刊本。《补晋书艺文志》　四卷　黄逢元撰　排印本。《十六国疆域志》　十六卷　清洪亮吉撰　《广雅》本。《十六国年表》　一卷　清张愉曾撰　《昭代丛书》本。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补宋书宗室世系表》　一卷　罗振玉撰　自刊本。《补宋书刑法志》　一卷　清郝懿行撰　《郝氏遗书》本。《补宋书食货志》　一卷　同上　同上。《补宋书艺文志》　一卷　聂崇岐撰　《二十五史补编》本。《补南齐书艺文志》　四卷　陈述撰　同上。《补梁书疆域志》　四卷　清洪齮孙撰　《广雅》本。《补陈疆域志》　四卷　臧励龢撰　《二十五史补编》本。《补魏书兵志》　一卷　谷霁光撰　同上。张穆的《延昌地形志》，以延昌年间为准，是为补正《魏书·地形志》而作的。《隋唐之际月表》　一卷　清黄大华撰　同上。《隋书经籍志补》　二卷　张鹏一撰　同上。侯康分别补撰《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的《艺文志》，各一卷；汤洽补撰《梁书》《陈书》的《艺文志》，各一卷，但都没有见到流传的版本。《补南北史志》　六十卷　金蔡珪撰　见《金史》本传，原书已经散佚。《补南北史年表》　一卷　清周嘉猷撰　《广雅》本。

译《补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一卷　同上　同上。《补南北史世系表》　五卷　同上　同上。《南北史补志》　十四卷　清汪士铎撰　《淮南书局》本，补作《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四志。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南北史补志》未刊稿　十三卷　同上　《二十五史补编》本，补作《舆服》《乐律》《刑法》《职官》《食货》《氏族》《释老》七志。只是《艺文志》的三表没有见到。《补南北史艺文志》　三卷　徐崇撰　同上。这就是用来补足汪氏稿本缺漏的。《补五代史艺文志》　一卷　清顾櫰三撰　金陵本。《宋史艺文志补》　一卷　清倪灿撰，卢文弨校正　《八史经籍志》本，也见于《群书拾补》。《西夏艺文志》一卷，清代王仁俊撰写，见《西夏文缀》附刻本。《辽艺文志》一卷，缪荃孙撰写，见《辽文存》附刻本。《辽史艺文志补证》，清代王仁俊撰写，见《西夏文缀》附刻本。《补辽史经籍志》一卷，黄任恒撰写，有排印本。《金史氏族志》二卷，陈述撰写，仅见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补元史氏族志》三卷，清代钱大昕撰写，见《潜研堂集》本。《补元史艺文志》四卷，作者同上，版本也同上，其中还涉及辽、金。《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清代倪灿撰写。卢文弨校正，见《八史经籍志》本。也见于《群书拾补》。《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代金门诏撰写，版本同上。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建文逊国之际月表》二卷，清代刘廷銮撰写，见贵池《先哲遗书》本。附注：此外，如万斯同《历代史表》五十九卷、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若干卷，都不是专门补一部史书的，所以没有逐一列入。沈炳震《二十一史四谱》五十四卷、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杨丕复《舆地沿革表》四十卷、清代官修《历代职官表》六十三卷，也都不是补史之作，更不列入。

译上表所列的著作，以补志的为多；如果说补表，那么只有补志的四分之一罢了。志书中有全部补足的两种，例如蔡珪、汪士铎的《南北史补志》就是这样；表中有全部补足的三种，例如熊、钱二氏的《补汉书年表》和张愉曾的《补十六国年表》。补志的著作以经籍、艺文为多，共有二十五种。《汉书》《隋书》的两种志本来相互衔接，却又纷纷加以补作，反而徒增烦琐。综观各家所补的后汉、三国、晋、南北朝诸志，大多千篇一律，陈陈相因。《隋书》志以外，有的只是把本传所提到的、其他书所引用的著述列为书目，这些书都已经亡佚，无法考见。例如《后汉艺文志》和《晋书》的两种《艺文志》，补作者各有五家，何必如此不怕烦琐呢？学人喜欢多事，本来就是一种毛病；避开困难而选择容易的事情，借此取得名声，也是他们的弊病。然而拿《隋书》志来衡量，所著录的书增加到原来的数倍，有的还说明了书籍的来源，并附有考证，这对学者查考也极为便利。《辽史》《金史》《元史》三史都没有《艺文志》，清代编撰《明史》时又只限于本朝，旧著的存亡无法考见。于是钱大昕发愤为《元史》补作《艺文志》，并把辽、金两朝人的著作一并附入。以其重要性衡量，足以同《汉书》《隋书》两志相比。因为史籍中有些内容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不能把它们同各家的其他著作等量齐观而一概加以讥评。次于艺文志的，是地理志。综计这些补作，共有六种。例如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不仅《晋书》无法记载详尽，也是研究十六国史者的重要典籍。兵、刑、食货等内容，大多已经具备于原书之中，所以补作很少。至于氏族志，其线索在《魏书》中已经具备，而钱大昕却为《元史》补作《氏族志》，成为魏氏《新编》、柯氏《新史》的先声；近人陈述又为《金史》补作《氏族志》，条理大致清楚，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清代儒者治学，长于辑佚；例如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得《旧五代史》一种，就是得益于这种学术方法。各家撰写补志的著作，也都是由辑佚逐渐发展而来；它们对后世学者的功劳，更是不必说了。再考察补志的著作，其中有些并不限于表中所列的各种。例如郝经撰《续后汉书》，作八录：一是《道术》，二是《历象》，三是《疆理》，四是《职官》，五是《礼乐》，六是《刑法》，七是《食货》，八是《兵》。这是针对《三国志》原本没有的内容，全部加以补撰，也属于汪氏《南北史补志》这一类。陈鳣改撰五代史，作《续唐书》，在旧史诸志之外，另增《艺文》一志；厉鹗撰《辽史拾遗》，也补作《选举》《艺文》二志。这又属于顾櫰补作《五代史艺文志》一类的著作。近来刊行的《二十五史补编》，汇集各种补志，编成一部书，确实便于学者查找检阅；但是对于郝、陈二氏的著作，不知为何没有收入，仍不能说完备。有人忧虑《宋史》的缺略，于是为它撰写补传，陆心源的《宋史翼》就是这样；有人忧虑《元史》的缺略，于是为它撰写补纪、补传、补表，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就是这样。厉鹗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杂采各种书籍来补《辽史》的缺略，虽然没有加以分别取舍，接近于史料汇编，但其搜罗之丰富，实在罕见。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五卷，杭大宗又仿照厉鹗的体例撰写《金史补》，计划全书一百卷，但实际上没有完成，只留下五卷传抄本可供考察；这也是因为忧虑《辽史》《金史》两史的缺略而从事补作。至于近人罗振玉所作《补唐书张义潮传》、王国维所作《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都是在两史之外广泛征集史实证据而加以补写的。这些虽然只是补充零星片段，也是不可以不加以记述的。第六类是注释史书。注释史书的著作，没有早于《公羊传》《穀梁传》的。《春秋》有《公羊》《穀梁》二传，都重视义例而不太详细说明事实；然而它们所解释的是褒贬、取舍的书法，这不为近代史家所采用，所以后人便特意区别说：这是经学，不是史学。现今通行的《史记》，以三家注为主：一是宋代裴骃的《集解》，二是唐代司马贞的《索隐》，三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后来再没有超过它们的。按照《隋书·经籍志》，除裴骃的注以外，只有徐野民《史记音义》十二卷、梁代邹诞生《史记音》三卷，其他的就没有听说了；而《汉书》的注本，则有应劭、服虔、韦昭、刘显、夏侯泳、萧该、晋灼、陆澄、姚察、刘孝标、梁元帝等二十多家，何其兴盛！大概是因为《汉书》中保存了许多古义，不经训释就无法读通；马融曾向班昭学习《汉书》，到了伏阁下读它时也是如此。而且《汉书》多取法于《史记》，通晓《汉书》的义理和训释，也就已经通晓《史记》的一半。魏、晋、六朝人重视《汉书》而轻视《史记》，所以学习《汉书》的人也多于学习《史记》的人，注释之多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译到了唐代，颜师古才汇集各家的训释编成一部书，这就是今天通行的《汉书注》。颜师古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任秘书少监，太子承乾命颜师古为《汉书》作注。颜师古解释得详细明白，承乾上表进献给太宗，太宗命令把它编入秘阁。颜氏《叙例》所说的意思是：太子具有上哲的资质，承担守护国家神器的重任，喜爱班孟坚的著作，赞赏它内容宏富，认为服虔、应劭过去的说法仍有很多疏漏混乱，苏林、晋灼等对众家说法的辨析判断大多很少；蔡谟编纂汇集的注释尤其互相抵牾。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于是召见我这个幽居卑微的人，让我尽力贡献浅见。岁在重光、律中大吕，这叫作涂月，在这一年书才完成。这一年“重光”为辛，即贞观十五年辛丑。承乾在贞观十七年被废，贞观十九年颜师古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那么书完成时，他六十一岁，也就是承乾被废前两年。根据《叙例》，颜师古以前给《汉书》作注的共有五种，即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的注本。大致说来，晋灼在服虔、应劭之外，又增加了伏俨、刘德、郑氏、李裴、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在晋灼所采各家之外，又增加刘宝一家；颜师古在五种注本之外，又增加苟悦、崔浩、郭璞三家。他的注释解释详细明白，被称为注释《班书》的功臣，正是因为能够汇集各家的长处。《旧唐书·师古传》说，颜师古的叔父颜游秦撰有《汉书决疑》十二卷，受到学者称道。颜师古注《汉书》时，多采纳其中的义理；但今天的注本中没有记载颜游秦，《叙例》中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有人因此怀疑颜师古窃取了他的成果。却不知道古人做学问，有的父子世代相传，有的叔侄接续相承，曾经自称为“某氏之学”，人们称之为一家之言，很少有人能凭一人一世独自建立自己的学术。班固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撰写《汉书》，但在叙传中没有说他的父亲曾撰《史记后传》；如果不是范晔为班彪作传，又怎么能够考证出来呢？然而古人不把这看作弊病，正是因为父子世代传承，学问成熟后形成一家之言。这样解释，大概才比较恰当。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著录，范晔的《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梁代剡令刘昭作注（《梁书》本传作“集注”），可见刘昭已经把范书全部作了注。刘昭因为范书没有志，于是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来补充，并为它们作注。这样一来，范书中又包含了司马彪书的一部分；如今八志的注文还保存着，而纪传部分的注文已经亡佚。唐章怀太子李贤于是取范书的纪、传注释之。据《新唐书·章怀本传》以及张公谨、岑长倩传记记载，与章怀太子共同负责注释的人有张大安、刘讷言、格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既然不是一人独立完成，就不免有错杂抵牾和遗漏简略之处。评论者说，章怀为《后汉书》作的注，不亚于颜师古为《汉书》作的注，这确实是过分赞誉；但后来的人也没有能够超过他。又有人说，章怀注《范书》全部依据刘昭；还说纪传部分改用了刘昭的注，八志部分则仍沿用刘昭旧注。刘昭的注早已亡佚，无法加以核对，这种说法出于主观推测，我不敢认为确实如此。宋代刘颁与其兄刘敞、刘敞之子刘奉世撰《两汉书刊误》，称为“三刘刊误”；吴仁杰又有《两汉刊误补遗》十卷，这也只是两汉史注本的附属著作。《三国志》有裴松之《注》，专门致力于补缺，并不以解释正文为事，这一点前面已经论述过。《晋书》有何超（唐人）的《音义》三卷，由杨齐宣（字正衡）作序；有人说是杨齐宣所撰（见胡三省《通鉴注序》），这是错误的。《新唐书》有李绘《补注》二百二十五卷（见《宋史艺文志》），还有董冲（宋人）的《释音》二十五卷；《新五代史》有徐无党注，至于其他史书有注释的，就十分少见了。以上所说，是对各史旧注的大致考察和论述。清代儒者享受汉学昌明所带来的成果，把群经逐一重新撰写新疏；近代解释经书的说法，都汇集编入其中，形成了宏大的景象。还有余力的人进一步研究子部、史部，疏证、补注、集解一类的著作接连出现，读其中一部书便可以兼作多部书的用途，这 也是注释家取得进步的一个征象。注释史部书籍的著作，大致可以列举如下几种：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王先谦撰写，采用颜师古注本。《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王先谦撰写，采用章怀太子注本。《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吴士鉴撰写。《新唐书注》，唐景崇撰写；全书尚未完成，只有本纪十卷先完成并刊行。

译清代学者研究《汉书》极为勤奋。总括研究两汉史书的，如钱大昭《汉书辨疑》二十二卷、《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沈钦韩《汉书疏证》三十六卷、《后汉书疏证》二十卷，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后汉书注补正》八卷；专门解释《后汉书》的，如惠栋的《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分开解释一篇或数篇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至于汪迈孙、全祖望、钱坫、吴卓信、陈澧研究地理，钱大昕、李锐研究律历（三统术），徐松研究《西域传》，都属于专门的绝学。顾炎武、阎若璩、王念孙、俞樾等人的文集中，解释两汉史的内容随处可见。王先谦摘取其中的精华编成一部书，先于光绪二十六年完成《汉书补注》，后来于一九一五年完成《后书集解》。近人评论他的著作，认为王先谦曾在周寿昌门下受业，得到周寿昌的亲自指授，专心研究班固的《汉书》，用力三十多年，抄集文字一百多万，取材精审而功力宏富，用心最为勤苦，其中《地理志》尤其卓绝。我曾经比较评论这两部书，实际上认为《补注》较好。王氏自己说，近代儒者中致力于《后汉书》的人，没有比惠栋更勤奋的；他对惠栋的《补注》多年衷心信服，但遗憾的是惠氏之书与章怀太子的注本分别流行，没有人把它们合并，于是便推阐惠氏遗文的深奥意义，把它们全部收录；又从外部征引古说，请同人补充，编成《集解》一书（见《自序》）。这说明它以惠氏之书为主，只是又稍有增益。我考察这部书，发现除惠注以外，很少有精辟微妙的见解，而且遗漏很多，远远不如《补注》。大概书完成时，王氏已经年老，精力不能继续，间或借助他人之手；书已付印后，又由门人黄山作校补，附在每卷之后。然而考察各家的学说，最终仍以此书最为完备，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仅次于《补注》的著作，不可废弃。补注《三国志》的，有杭世骏、侯康、赵一清、梁章钜（《旁证》三十卷）、周寿昌等各家；其中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最为精审。近来卢弼撰《三国志集解》，把各家的补注汇集起来，附在裴松之《注》之后，也算是陈寿《三国志》的一部善本。近人吴士鉴撰写《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也采用裴松之《注》的方法，取用各种杂记、类书，详细说明各家说法的异同，采录大致完备，很便于查阅。吴兴刘承幹见到这部书后，愿意承担刻印费用，于是署上刘承幹的名字，作为共同撰作者。虽然可以说他多财而又喜欢做事，但对学子的帮助也不小。清朝末年，学部尚书唐景崇发愿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同之处，就取来考辨；又杂取唐人的记载收入注中，体例也像《集解》。等到稿本完成过半时（唐氏曾命象山陈汉章为《地理》《艺文》二志及列传数篇作注，见陈氏《史学通论》，可见此书也不完全出自唐景崇一人之手），唐景崇不久便去世了。近来有人把他的《本纪注》十卷刊行，但列传、志、表都还缺失。如果有人能够沿着他的事业继续完成，这也将是乙部中的巨著。清人中专心研究《史记》的，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最为著名；近来又有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李笠的《史记订补》，但只能就片言只语加以笺证订补，没有人能像王先谦、吴士鉴二氏那样，对全书作系统的注释。如果说有这样的人，大概只有日本的泷川资言及其《史记会注考证》了。泷川氏的书以“三家注”为主体，题名为《会注》，就是把三家注合在一起而命名的。三家注以后的注释，则汇集载录，并不时加入自己的意见，称为“考证”。其体例完全依照王氏的《补注》和《集解》，这些已经在序例中说明了。考证部分所采纳的材料，以清人的学说最多，如钱大昕、王念孙、梁玉绳、张文虎、孙贻让，直到近人崔適、李笠等各家，无不全部载入；又用《群书治要》《太平御览》校勘文字的异同。日本学者中研究《史记》的，从中井积德以下，也特别完备地加以列举，搜罗极为勤勉，是其他各家所没有的。只是考证中所加入的己见，颇为粗略；本应解释要义的地方，也不免流于陈腐浅陋。又对于明人凌稚隆《史记评林》所收各家近于评点、杂说的文字，也时时加以引用，取舍不够精当，这也是一个缺点。大概此书以汇辑材料为长，而不以综合考核见长。以上所说的，都是为一部史书作全面注释的著作。此外，还有只取某部史书中的一篇来作注释、考证的，也不能不加以叙述。因为这类书很多，所以列表说明如下：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史记天官书考证》　十卷　清孙星衍撰　另有《天官书补目》一卷。《史记三书正讹》共三卷，由清代王元启撰写。这里所说的“三书”，指《律书》《历书》和《天官书》。《史记三书释疑》　三卷　清钱塘撰。《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　一卷　朱文鑫撰。《汉书艺文志考证》　十卷　宋王应麟撰。《汉书人表考》　九卷　清梁玉绳撰　未刊行。《汉书地理志稽疑》　六卷　清全祖望撰　另有蔡云《人表考补》一卷、《续考补》一卷。《汉书律历志正讹》　二卷　清王元启撰。《新斠注汉书地理志》　十六卷　清钱坫撰　附徐松集释。《汉书地理志补注》　一百三卷　清吴卓信撰。《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　七卷　清陈沣撰　附吴承志《汉志水道图说补正》二卷。《汉书地理志补校》　二卷　清杨守敬撰　另有洪颐轩《汉志水道疏证》五卷。《汉书地理志校注》　二卷　清王绍兰撰。《汉书地理志详释》　四卷　清吕吴调阳撰。条理。《汉书艺文志 拾补》　八卷 六卷　清姚振宗撰。《前汉书艺文志注》　一卷　刘光蕡撰。《前汉书货志志注》　一卷　同上。《汉书西域传补注》　二卷　清徐松撰。《后汉书郡国志校补》　口卷　清朱右曾撰　未见。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续汉书律历志补注》　二卷　清钱塘撰　未刊行。

译《魏书地形志校录》　三卷　清温曰鑑撰。《魏书宗室传注》　六卷　罗振玉撰　附表一卷。《魏书官氏志疏证》　一卷　清陈毅撰。《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　九卷　清杨守敬撰。《隋书经籍志考证》　十三卷　清章宗源撰　只有史部，其他部分未见。《隋书经籍志考证》　五十二卷　清姚振宗撰。《新唐书天文志疏证》　一百卷　清张宗泰撰。《新唐书艺文志注》　八卷　清缪荃孙撰　传抄本。《唐书方镇表考证》　一百卷　清董沛撰　未见。沈炳震的《校正唐书方镇表》和《宰相世系表订讹》，附在《唐书合抄》之后。《宋史西夏传疏证》　一卷　罗福苌撰　未完成便去世。《辽史地理志考》　五卷　清李慎儒撰。大体说来，过去的史家所撰各史，受时代和见闻所限，不可能没有疏漏。后人为弥补这些缺失而有所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补阙之作，前面已经说过；二是考证之作；三是校订之作，也就是本节所著录的这些书。不过，校订之作还不止这些。例如卢文招的《群书校补》，其中包括已经校正的多种史书，来不及一一详列；由此类推，读者也就可以明白大半了。第七类是合抄之史。所谓合抄，就是取两种以上的史书，综合编成一部，说明它们的异同，以省去读者翻检的劳苦。过去班固撰《汉书》，在汉武帝太初以前，全部采用《史记》的内容，却又时时增删文字，所以不可能没有异同。宋人倪思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有人说是刘辰翁撰，错了），考察两书字句的异同，以说明得失。体例是把《史记》原文用大字书写；凡《史记》没有而《汉书》增加的，就用小字书写；《史记》有而《汉书》删去的，就在字旁用墨笔勾勒；如果《汉书》调换了前后次序，就注说“《汉书》上接某文，下接某文”；如果《汉书》把它移入别篇，就注说“《汉书》见某传”。把两书互相对勘，长处和短处便清楚可见。这就是后来合抄之史的发端。明朝末年李清曾撰《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起初著录于《四库》，后来因为他所撰《诸史同异录》中说清世祖和明思宗有四件事相同，被认为比拟不伦，触犯清廷忌讳，于是已经著录的各书全部被撤出。现在考察《四库提要》，虽然看不到李清的名字，但《简明目录》因为刊行在前，仍把《南北史合注》著录在别史类，把《南唐书合订》著录在载记类。可见，凭帝王的威势想要毁灭这些痕迹，最终还是没有做到。只是前几年，故宫博物院清点清代内廷收藏的书籍时，李氏这两部书的稿本都还在，原来拟定的提要也仍冠在稿本前面。这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现在把它抄录如下：一、《南北史合注》提要。臣等谨慎考察：《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明李清撰。李清字心水，号映碧，扬州兴化人，是礼部尚书李思诚的孙子、大学士李春芳的玄孙。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吏部给事中，事迹附见于《明史·李春芳传》。李清认为南北朝各史并存，尤其冗杂；李延寿虽然合编为一书，但各种说法同时流行，仍有许多矛盾。他曾与张溥商议，想仿照裴松之注书的体例，把《宋》《齐》《梁》《陈》四史合为《南史》，把《魏》《齐》《周》《隋》四史合为《北史》，但尚未完成张溥便去世了。后来李清简阅佛藏，看见《三宝记》记载北魏大统年间的遗事，《感通录》记载齐文宣帝、隋文帝的遗事，《高僧传》记载宋孝武帝的遗事，于是想到完成先前未竟的事业，便广泛采集各书来完成这部注书，参照订正异同，考订极为精审。又对原书中不恰当的地方略作改正文辞，例如高欢、宇文泰在篡位以前，史书把他们称为帝的，都改称其姓名；后梁附在《北史》中的内容，改入《南史》；宋武帝杀害零陵王，径直写作“弑”；魏冯后、胡后两位皇后因为弑君，被编为“逆后”，与“逆臣”同列。又因为两史中有许多谶纬和佛门之事，认为不合史书体例，便全部改入注文。他的立论也并非草率。然而裴松之注《三国志》，虽然多有纠正和驳议，却都保留原文，不任意删改；即使《世说新语》只是小说家的言论，刘孝标作注时，也只是逐条纠正其中的荒谬，并不改动原文，因为自古以来注书的体例就是如此。谯周把《史记》改作《古史考》，荀悦把《汉书》改作《汉纪》，范蔚宗把编年体的四种史书和纪传体的五家合编为《后汉书》，都是采集旧文，另行建立新体制，从来没有因为原书已经成编，就在书上涂改删削。自古以来著书的体例就是如此。李清既不能像郝经编《三国志》那样改正重编，又不肯像颜师古注《汉书》那样依循原文逐句缀解，于是使《南史》《北史》不能说是李清所作，也不能说是李延寿所作，进退都没有依据，实在看不出它的归属。至于八史之中，有四史没有志，《南史》《北史》也没有志，所以李清把《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四史的志，取其事实，分散编入纪传之中。他不知道《隋志》本来名为《五代史志》，所以其中的内容上溯前朝；当时还没有《南史》《北史》，无从附属，因此奉诏编入《隋书》。李清既然合注《南史》《北史》，本来就应当采用《续汉书》以十志补《后汉书》的先例，把这些内容移取编入，并按照刘昭的体例详细考察各书来作注。这样一来，对于典制和典章，难道不是更加明备吗？他却琐屑地删改纪传，对此置之不论，只是为了避开困难而趋向容易。现在特别因为八代史书彼此抵牾、冗杂，李清能够会通参考，使它们归于一个正确的说法，所以特意著录保存；至于其中的瑕疵和优点都能看见，最终也不会互相掩盖。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二、《南唐书合订》提要。臣等谨慎考察：《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明李清撰。李清还撰有《南北史合注》，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南唐一代的事迹，以陆游的书为主体，并以马令的书和各类野史作为辅助。凡是陆游书中没有而增补进去的传记，就在其下另注“补遗”二字，大概是仿照裴松之注《三国》的方法，只是稍作变通。此书又引用唐余《纪传年世总释》等人的说法，大体上是想把李氏作为长安正统的继承者，这仍然沿袭陆游的错误说法。他不知道知诰是徐温的养子，取得国位后才自称出自唐宗，其世系本来没有确实证据。即使果真属于建王的嫡系，然而作为江左的附庸、奉中原正朔，也绝不能援引昭烈帝以蜀都为根据地的先例。以此来学习郝经、萧常的著书方式，正是刘知幾所说的“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不过，他对陆游原书义例所作的其他改订，例如钟蒨、李延邹等人，从本纪中摘出，另列为《忠义传》，以表彰大节，很合乎至公之义；又把张泊等列入《唐周宋臣传》，把樊若水列入《叛逆传》，也深合《春秋》褒贬裁断的意义。其中对于散佚的文献，能够详细征引、广泛考证，比《江南野录》《江表志》等书实在高明得多。因此，虽然纠正了它立论中的错误，却仍然采用它考察古事时的广博详备。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恭敬校订进呈。（下略。）（以上二文都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 两部书的内容，已经如上所述。只是《南北史合注》把不同于“二史”的“八书”内容，分别注在正文之下；读这一本书，可以起到使用“八书”的作用。虽然有人说它只是抄撮汇辑，精义保存得很少，但对求学者来说，便利之处并不小。听说李氏后裔中居住在兴化的，还收藏着《南北史合注》的稿本；兴化李详又收藏着《南唐书合订》的残本。而且此书曾经刊行，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孤本。清代禁毁各书，但因为仍有人收藏，便逐渐流传出来；那么此书最终一定会有好事者为它重新刊刻、流传于世，我们只需拭目以待即可。继李氏之后从事合抄的有两部：一部是沈炳震的《新旧唐书合抄》，一部是彭元瑞、刘凤诰合撰的《五代史记补注》。沈书撰成于雍正癸丑（十一年）以前，共二百六十卷，积累十年功力才完成。对于本纪、列传，一概以《旧唐书》为依据，再把《新唐书》的内容分注在旁；对于志，大多采用《新唐书》，再把《旧唐书》的内容分注；如有自己的见解，就加上按语加以区别。现在考察此书，它在本纪、列传方面也并不是一概依从《旧唐书》，例如宣宗以下的各纪，就有许多取自《新唐书》的增补内容。而列传中从《新唐书》增补进去的内容，也尤其不少。这是因为《旧唐书》对于唐朝末年的史料所得很少，等待补充的缺漏不止一两件；宋人修撰《新唐书》时，散失的典籍陆续出现，足以供其采择，于是对《旧唐书》的缺漏作了大量补缀。这正是《新唐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见第六章）。沈炳震懂得这个道理，既知道穆宗长庆以前《旧唐书》的记载较为完备，便全部采用它作为正文；又知道长庆以后缺漏很多，于是取《新唐书》的各篇列传，附在《旧唐书》正文之后。这样，对《新》《旧》两书各自的长处都能取其精华、广泛采用，这就是沈书精善的原因。至于各志，也不是全部采用《新唐书》。例如《历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兵志》《仪卫志》六志，都采用《新唐书》；《乐志》《职官志》《舆服志》《经籍志》《刑法志》五志，仍以《旧唐书》为正文，再把《新唐书》分注其中；《礼志》《选举志》《食货志》三志，则参照采用《新》《旧》两书。这说明他不局限于一端，取长补短而折中得当。对于各表，他都依照《新唐书》加以增补；对于《宰相表》《方镇表》两表，也都有增删；另外又撰写《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附在书后。他用力既勤，足以称为《唐书》的功臣。有人说，王先谦撰有《唐书补注》二百六十卷，稿本已经完备但尚未刊行；而唐景崇所撰《唐书注》，不过是在沈书基础上加以删裁、订正和补充。如果说它胜过沈书，那就不免有失妥当。这是继李清之后有所著作的人中的第一位。清初朱彝尊曾与钟广汉共同注《五代史》，稿本完成了十四五卷，不久便遗失，后来又续加辑录。同时有徐章仲（姓名尚待考定）也注《五代史》，朱彝尊曾为它作序（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五），但没有见到刻本。据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八）考证：宋人姚宽（字全威）曾为《五代史》作注，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又说朱彝尊所注《五代史》也采用裴注体例，他曾在济南见过朱氏手稿，使用南监本，在书中夹有手写签条一千七百多条，其中多是碑刻、拓本文字。这大概是已经从事综合辑录，却还没有来得及编定成书的稿本。

译后来彭元瑞撰成《五代史记传注》十六卷，也如同姚、朱二人给欧阳修《新五代史》作注一样；刘凤诰又根据彭元瑞的稿本，撰成《五代史记补注》七十四卷，因为其中包含彭元瑞的十六卷稿本，于是把元瑞的名字也署上，作为合撰者，这是刘氏用心忠厚的地方。不过据俞正燮所记：甲子年秋天，他为撰写这部书，按照姚、朱、彭三人的先例，搜集书籍、删裁编排成稿；朱氏批注保存下来的部分已经全部采录，可惜不能加以校写。他又说：刘宫保在浙江任职时，拿着正燮的稿本，广泛邀请诂经精舍的人来校对，大家都茫然无从下手；等到刘罢官寓居苏州，又请王渭来校订，王渭每天都喝醉，根本不看书。丙子年秋天，仍把稿本还给正燮。正燮自己生活都难以维持，不能看书，于是又把稿本还给宫保；宫保派人抄成清本，却没有校订。十年以后，正燮仍把稿本送还给在广东的宫保，最终也没有人替它校订。其中没有考订清楚的地方，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未必能够察觉。所谓宫保，就是指刘凤诰。照这样看来，这部书的稿本大多出自正燮，刘氏不过因为地位尊贵、钱财较多，能够承担刊刻费用，便把自己的名字列为作者罢了。最初给这部书作注的是朱彝尊，继承其业的是彭元瑞，完成全书的是俞正燮，负责校刊的是刘凤诰；因此，这部书实际上是四个人共同完成的（有人说还有徐炯），而刘凤诰却只和彭元瑞共同署名，遗漏朱彝尊、俞正燮而不提，这究竟该如何解释？难道俞正燮所记的事情并不可信、没有根据吗？所谓《补注》的撰作，是以欧阳修《新五代史》为正文，又把“徐无党注”全部录入，并将薛《史》、《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五代史纂误》以及《北梦琐言》、《册府元龟》等书汇集起来作补注，所以命名为“补注”，是相对于徐无党的注而言的。当时薛《史》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还没有广泛流传，所以这部书把它全部采用，分列在欧阳修《新五代史》正文之下。因此，与其说它是补注，不如说是合抄，因为它的体例仿效裴松之，而与沈炳震的著作属于同一类。这是继李氏之后又有著作者，算第二种。一代的史书，作者往往有好几家，已经散佚的更不用说。《唐书》、《五代史》都有新、旧两种并行；除《南史》、《北史》二史外，还有“八书”；《宋史》有柯、王二家，《元史》有屠、柯二家，也都是新著。卷帙既然繁多，彼此的异同尤其纷杂，翻阅时很为烦琐而苦恼。只有采用合抄的体例，相同的内容不再重复，彼此不同的内容列作子注，一部书中本末清楚，可以和汇注、集解一类的书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即使想不再有所著述，也是不可能的。第八种是辑录散佚史书。清代学者擅长辑佚，对于经学如此，对于史学也是如此。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有姚之骃的《后汉书补逸》，前面已经略作说明（见第四章）。后来孙志祖、王谟都辑有谢承《后汉书》的辑本，而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尤其详备：其中谢承书八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袁山松的书各二卷，薛莹、张璠的书各一卷，末尾附《失名氏后汉书》一卷，共二十一卷。不但全部注明了出处，内容也很丰富，而且没有像姚氏那样误把《续汉》的八志说成是范晔所撰；这一点是后来胜过前人的地方。此外，擅长辑佚的还有黄奭、汤球等人。黄奭所辑的书名为《汉学堂辑佚书》，目录如下：薛莹《后汉书》一卷；华峤《后汉书注》一卷；谢沈《后汉纪》一卷；袁山松《后汉书》一卷；张璠《后汉纪》一卷；虞预《晋书》一卷；朱凤《晋书》一卷；何法盛《晋中兴书》一卷；谢灵运《晋书》一卷；臧荣绪《晋书》一卷；众书《晋书》一卷；陆机《晋纪》一卷；干宝《晋纪》一卷；习凿齿《汉晋春秋》一卷；邓粲《晋纪》一卷；孙盛《晋阳秋》一卷；刘谦之《晋纪》一卷；孔衍《春秋后语》一卷；陆贾《楚汉春秋》一卷；司马彪《九州春秋》一卷；荀绰《晋后略》一卷；卢綝《晋八王故事》一卷；《晋四王遗事》一卷；王隐《晋书·地道记》一卷。汤球所辑录的，则有以下几种：《九家旧晋书》三十七卷；《晋纪》五卷；《晋阳秋》五卷；《汉晋春秋》四卷；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十卷；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不分卷；武敏之《三十国春秋》；常璩《蜀李书》；和苞《汉赵记》；田融《赵书》；吴笃《赵书》；王庆《二石传》；范亨《燕书》；车频《秦书》；王景晖《南燕书》；裴景仁《秦记》；姚和都《后秦记》；张谘《凉记》；喻归《西河记》；段龟龙《凉记》；刘晒《燉煌实录》；张诠《南燕书》；高闰《燕志》。此外，擅长辑佚的还有几家：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 王国维 《世本》一卷 孙冯翼 陈其荣《补订孙辑世本》二卷，附《考证》。《校辑世本》二卷 雷学淇 《世本辑补》十卷；秦嘉谟 《宋衷世本注》五卷 张澍 《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遗》五卷 孙志祖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由官方辑录的史部书籍中，尤其有一些卓越而值得称道的：宋代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代吴缜《五代史记纂误》三卷 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 宋代《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无撰人） 宋代王益之《西汉纪年》三十卷 宋代熊克《中兴小纪》四十卷 汉代刘珍等《东观汉记》二十四卷

译元代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 以上所列官方修撰的各种书，大多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也就是清代修纂《四库全书》的先声。后来辑佚的风气逐渐兴盛，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我研究史学，也喜欢辑佚；过去编纂《渤海国志长编》，就是搜集群书，抄录编次而成的；后来编纂《王黄华先生（庭筠）年谱》，也采用了辑佚的方法。《金史》的错误，凡是发现了几件，全都加以订正，这就是辑佚的功效。《大元大一统志》一千三百卷，原书在明初散佚了，但《永乐大典》中引用得最多。假使乾隆年间有徐松等人，肯把其中的内容一一抄录出来，那么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并不困难，足以和《宋会要》相互辉映；可是竟然任凭它散佚而不加以救护，实在可惜。我曾经从《满洲源流考》、《热河志》等书中辑出《大一统志》四卷，刊入《辽海丛书》第十集；至于分散见于《永乐大典》残本各韵部中的材料，还来不及一一辑出。又如元代的《经世大典》，也可以从《永乐大典》残本中辑出许多卷。这又是辑佚有助于史学研究的一例。综合以上八类来说，乙部书籍中，创作最难，其次是改修和分撰，再其次是补阙、注释；总辑合抄一类的史书，大多仍沿用旧作，体例和义例已经确定，所以动手并不困难。至于辑佚一类的史书，带有保存残篇、弥补缺漏的意思，既接近补阙，又类似合抄，在八类之中，这是比较容易的一类。唐、宋以来，私人修撰的史书，大多属于改修之作，而真正创作的史书只出现过三四种，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创作性的史书大多属于官方修撰，私人草创容易触犯忌讳，所以宁可避开当代而取材于较远的时代，从事改修；其数量和质量不相称，确实不是没有原因。总辑一类的史书，除郑氏之外，完全没有再见到过，因为开端宏大、卷帙繁重，不是凭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清代儒者长于考证，喜欢从事比辑，所以补阙、注释、合抄、辑佚一类的史书，特别多于前代。这是把治经的方法移用来治史，得益于汉学兴盛的结果。不过有时也流于琐碎，不能做到首尾条理合宜。古语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二、编年体的《通鉴》编年体史书，没有比《春秋》和《竹书》更早的了。《春秋》是鲁国的史记，《竹书》则是魏国的史记。《左氏传》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它的体例也是编年体，而且记载十分完备。《史通·六家篇》把《左传》列为六家之一，它就是编年史最早的祖本。后来荀悦改变班固史书的纪传体而采用编年体，完全通过摘录编纂成书，这就是《汉纪》。袁宏、张璠、干宝、裴子野等人又加以效法，于是断代史中编年体和纪传体并行。到了宋代司马光出现，创修《通鉴》，贯通古今，编成一部书，面貌因此焕然一新。它大概是把《左传》、《汉纪》两部书加以扩充发展而成的一部巨著。司马光曾亲自说：‘各种事务我都只是略有涉猎，唯独对于前代史书，粗略地尽过一番心力。我常常担心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文字过于繁多，所以想删削冗长、概括要旨，专门选取那些关系国家兴衰、关系百姓安危，善行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鉴戒的事迹，编成一部编年史，使先后有条理，精要与粗略不相混杂。’又在仁宗嘉祐年间对他的门人刘恕说：‘《春秋》以后到现在一千多年，《史记》到《五代史》共有一千五百卷，读书人多年也不能读完全部篇章，一生也不能概括它的大意；他们厌烦繁多而趋向简易，这些史书将要因此湮没。我想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始，一直写到五代末年，依据丘明编年体的形式，仿照荀悦简明扼要的文字，汇集各家说法，形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司马光蓄意修史，大概已经很久了。后来他充任侍臣，趁机提出请求，英宗于是命司马光论述编次历代名臣的事迹，编成一部书；并准许他到秘阁翻阅资料，拨给属吏、史官和笔札。司马光在治平二年接受诏命，到神宗元丰七年完成全书，历时十九年。他所采用的书籍，除正史之外，杂史共有三百二十二种。他留在洛阳的残稿，尚且装满两间屋子。因此，他在《进书表》中曾说：‘臣的精力，全都用在了这部书上。’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的，编写《史记》、前后《汉书》部分的是刘颁，编写三国、晋、南北朝部分的是刘恕，编写唐、五代部分的是范祖禹，他们都是所谓天下选出的人才。司马光最初把这部书命名为《通志》，将战国到秦二世的历史约编为八卷进呈。后来英宗命令修撰的书，只称为‘历代君臣事迹’，还没有确定书名。到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十月初开经筵，命令用这部书进讲，才确定书名为《资治通鉴》；御制序文，等到全书完成时再写入。又过了七年，书才撰成。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下至五代末年，共十二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编为二百九十四卷，确实是乙部书籍的总汇，也是编年史的准则。司马光对刘恕极为推重。英宗曾命令司马光自行选拔馆阁中的杰出人才，共同承担修书的工作，司马光回答说：‘馆阁中的士人确实很多，至于专门精通史学的，我还没有发现；我所认识的，只有和川刘恕一人而已。’司马光又说，他和刘恕共同修书有好几年，凡是史事错综复杂、难以处理的，就交给刘恕办理，自己只等着取得成效罢了。现在考察《通鉴》的文字，内容广博而能抓住要点，简练而没有遗漏，首尾一贯，仿佛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见司马光删削、修订和润色的功力。他所说的‘仰成’，大概是谦辞。刘恕曾向司马光请问：‘您的书为什么不从上古或尧、舜写起呢？’司马光说：‘从周平王以来的事迹，已经包含在《春秋》中，孔子的经书不能有所损益。’刘恕又问：‘为什么不从鲁哀公西狩获麟以后写起呢？’司马光说：‘经书不能续写。’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用意了。不过胡三省为此解释说：‘孔子编次《尚书》，从唐、虞开始，止于《文侯之命》，并把它连接到秦；鲁国《春秋》则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开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记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谋害智伯的事情为止；《通鉴》则记载赵襄子兴起、智伯灭亡的事情，以此先接续前事。由此可见，孔子整理《尚书》而作《春秋》，《通鉴》的撰作实际上接续在《春秋》和《左氏传》之后。’

译（《通鉴注·序》）胡三省又说：‘作为君主，如果不知道《通鉴》，就会想要治理国家，却不知道自我治理的根源；厌恶动乱，却不知道防止动乱的方法。作为臣子，如果不知道《通鉴》，对上就无法侍奉君主，对下就无法治理百姓。作为人子，如果不知道《通鉴》，谋求自身立身处世必然会辱没祖先，做事也不足以流传给后世。’（同上）这又与太史公所论以及《春秋》的宗旨相同（见第二章）。依照胡三省的解释，司马光虽然不愿承受续接经书的名义，实际上却已经不只是续接经书了。司马光既然亲自说过要依据丘明编年体的形式、仿照荀悦简要的文字，所以对于书中的体例，都通过论说来加以阐明，并以‘臣光曰’一语开头。这就是采用《左传》‘君子曰’、《汉纪》‘悦曰’的体例，也是《通鉴》由《左传》、《汉纪》二书扩充发展的明证。而且前代的编年史，如两部《汉纪》、《晋纪》、《宋略》、《齐典》、《梁典》，都是断代史，本来可以据此贯通编成一部书；只是到了宋代，大多已经散佚，现今能够见到的，只有荀悦、袁宏二人的《汉纪》。而且《汉纪》一书是从班固的史书中摘录编成的，完全没有删削裁剪，实在缺乏精深的义理。《通鉴》却不是这样：关于前汉十二位皇帝的纪事，虽然没有超出荀悦所记的范围，但它的面貌却与《汉纪》大不相同。司马光大概是取用《史记》、《汉书》的文字，逐渐形成自己的眼光和笔法，将各方面材料熔于一炉，创作出新的著作。试读《通鉴》，没有一句话不是出自《史记》、《汉书》，却没有一处是完全照抄《史记》、《汉书》的。不仅前汉部分如此，全书无不如此。所谓剥取外层而保存精华，取其精粹而发挥宏大作用，运用心智加以变化，达到了不可比拟的境界，若非《通鉴》一书，便没有什么能够当得上这一评价；这就是它成为古今第一流著作的原因。而且《通鉴》的难能可贵之处，尤其在于把古今的史事贯穿起来编成一部书。凡是梁武帝、郑樵所谦让而不能完成的事情，司马光却都做得绰绰有余。梁武帝的《通史》已经亡佚，无从取证；郑樵的《通志》全书还保存着，不仅其中的纪、传全都出自抄袭，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即使是他非常自负的‘二十略’，也没有精深的义例和严密的组织。拿它与《通鉴》融会众家、首尾一贯的成就相比，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又何必等待详尽的评论呢？郑樵、章学诚二人都推崇通史而轻视断代史。郑樵亲自编撰的通史，已经难以令人满意，而章学诚更没有亲自编成一部史书。近来学者也大力讨论通史，权衡它的利弊，但具体的著作却没有听说。若要寻找比较精审完善、可以供人考察阅读的史书，仍然是《资治通鉴》一书。不仅如此，《资治通鉴》记晋代时兼采十六国史，记南北朝时兼采八朝所撰的私史，记唐、五代时兼采实录和各家的记载。它所采用的许多书都已经散佚，今天人们要考察正史以外的史实，往往从《资治通鉴》中寻找，以获得大概情况；这也是《资治通鉴》难得可贵的一点。有人说，《资治通鉴》重在详细记载君臣事迹，属于政治一类；至于社会经济制度、学术文化，则不是它所涉及的范围，因此它只是通史的一部分，不足以概括全部历史。这种说法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史籍本来就偏重政治，君臣事迹之外的内容大多说得不详细；若用今人的见解来衡量古人，哪里能够得到事实真相呢？而且胡三省在本书唐玄宗开元十二年的注文中说，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不只是记载治乱的事迹而已，对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其详尽；读者如同饮水的老鼠，各自按自己的容量取用。这正是本书编撰宗旨所在，而胡三省特意阐明了这一点。然而，把《资治通鉴》说成属于政治一类，也并不是完全符合名实的说法。又有人说，司马光接受宋英宗的命令编撰此书，随即设立编书机构，选拔贤能的人作为助手，这和前代由官府修撰的史书有什么不同？因此不能把它列入私人著述之中。这种说法也不对。考察司马光自己的话以及刘恕的记述就可以知道，他蓄意修史并不是一天两天了；等到接受英宗的命令，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志愿。而且，官府修撰的各史都要听从监修者的意见，负责编纂的人往往彼此观望，含着笔而不断下笔；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却不是这样。编纂的事务全由他自己负责，上面没有监修者牵制，下面也没有同僚推诿；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全都接受司马光的意见，共同承担辅助工作，彼此配合而没有意见分歧。因此，著作者只署司马光一人的姓名，其他人不能参与署名。虽然可以说它接近官修史书，但同以往的官修史书不同。司马光说，《资治通鉴》编成后，只有王胜之借去读了一遍，其他人连一页纸都没有读完，就已经欠身打哈欠想睡觉（见《通鉴胡序》、《文献通考·经籍编年考》及《容斋随笔》）。这既是因为文字繁多、不容易读完一卷，也是普通人轻视眼前事物而看重远方事物的心理造成的。试问今天研究历史的人，能够不取《资治通鉴》来诵读学习一遍吗？古人所说的困难，正是今人所说的容易；也是因为这部书距离今天已经很远，又受到博学大儒的称赞，所以人们争相取来阅读，从来没有因为它繁多就弃置不读。轻视眼前、看重远方的观念，正是促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是司马光已经认为本书篇幅浩繁，读者难以省察，于是另撰《目录》三十卷，以取得提纲挈领的功效；又因为书中有些事情是综合三四种出处编成的，便另撰《考异》三十卷，用来说明异同取舍的标准。晚年又担心《目录》过于简略，更撰写《举要历》八十卷，希望使其详略适中，但没有完成。至于他所撰的《历年图》、《百官表》、《稽古录》，没有一部与《资治通鉴》无关；另有《释例》一卷，但未必全部出自司马光的本意。刘恕又撰《通鉴外纪》十卷，上起包羲氏，下至周威烈王，用来补充《资治通鉴》没有涉及的内容，本来应当命名为《前纪》，刘恕认为此书是在患病期间完成的，采集材料还不完备，谦称不敢当此名，便改名为《外纪》。后来金履祥又撰《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但它的博洽程度比不上《外纪》。

译袁枢又为《资治通鉴》撰写《纪事本末》，在纪传体、编年体之外另创一种体例，这将在下一节讨论。到了王应麟，又有《通鉴撰答问》和《地理通释》问世。于是，《资治通鉴》一书遂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可以和《汉书》相提并论了。世人称颜师古为《汉书》的功臣，我认为胡三省也是《资治通鉴》的功臣。胡三省生于宋末，宋理宗宝祐丙辰（四年）中进士，继承家学研究《资治通鉴》。在此以前，刘安世有《通鉴音义》十卷，到宋末时已经失传。胡三省于是依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整理编成《广注》九十七卷，并撰写《论》十篇。宋恭帝德祐二年丙子三月，元军进入临安，胡三省避难到越地新昌，稿本遗失；战乱平定后回到故乡，又重新购买其他本子为之作注，于是把所作注文和《通鉴考异》分散编入原书各段文字之下，最初命名为《通鉴新注》，后来又改名为《音注》，直到乙酉年冬天才完成编撰。又因为蜀人史炤所撰《释文》错误很多，便另撰《释文辨误》十二卷，附在本书之后。乙酉年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一二八五年），也就是宋朝灭亡后的第六年；而他的《自序》采用岁阳的名称，署作“■蒙作噩”。他不肯题写至元年号，也正如陶潜在义熙以后只题甲子一样。又据他的《自序》说：“有人劝我向北方到中国求学，唉，我是有这个志向的；然而我已经衰老了。”由此可清楚看出他不肯出仕元朝的意愿。至于序文中的“宋朝英宗皇帝”一句，怀疑是元人刊刻此书时改写的，原文应当是“国朝”；这一点也可以一眼看出。自古以来著录家都称胡三省为元人，这是不对的；如果把他的称谓改正为宋人，大概才符合他的意志吧。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撰写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也就是宋朝灭亡的第二年，而他的《自跋》也只题作“上章执徐”，这同样是胡三省的用心。元人袁桷的《清容集》说，胡三省经历了三十年的兵乱，稿本一共三次丢失；乙酉年住在袁氏家塾中，每天亲手抄写、修订注文；己丑年发生盗寇，他把书藏在地窖中才得以保全。考察可知，己丑年是至元二十<八>[六]年；所谓“寇作”不知道指什么。至于说乙酉年以前稿本一共三次丢失，也不完全可信，应当以胡三省自己的叙述为主要依据。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曾把自己比作颜师古。他说：“臣瓒综合各家的说法，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驳正；到了小颜的新注，又讥评服虔、应劭的注疏仍然有很多疏漏，认为苏晋的剖析判断大多欠缺，指责臣瓒的注释有差错，批评蔡谟的解释彼此抵牾，自称已经穷究水流、探讨源头，综合会通并辨析解释，没有留下遗憾。然而刘氏兄弟批评颜师古的地方，正如颜师古批评前人一样。人最苦于不能自我察觉：前人的注释有什么错误，我知道；我的注释有什么错误，我却不能知道。”胡注对于《资治通鉴》，也可以说是“穷究水流、探讨源头，综合会通并辨析解释，没有留下遗憾”。它对于名物、训诂的解释，本来就深奥广博；所解释的地理尤其精审。偶尔有一点小错误，也不妨碍它整体上的价值。因此我说胡三省是《资治通鉴》的功臣，并不是过分赞美。《资治通鉴》一书记述到五代为止，宋代以后还等待续修。南宋李焘沿用《资治通鉴》的体例，详细采集北宋太祖一朝至八宗一百六十多年的事迹，从太祖建隆元年开始，到钦宗靖康二年结束，编成一部书。李焘谦逊，不敢说这是续写《资治通鉴》；因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先编成《长编》，于是他说自己的书可以命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到他把书进呈，宋孝宗阅读后却说：“我已经答应李焘把它题名为《续通鉴长编》了。”《资治通鉴》受到当时重视，竟达到这种程度；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焘这部书的可贵。后来到宋孝宗淳熙元年，李焘编成全书九百八十卷、《举要目录》六十八卷，合计一千又三十六卷（据《建炎朝野杂记》甲四及《玉海》四十七），六百八十七册，再次进呈。然而《文献通考》只著录《长编》一百六十八卷，与进呈本的卷数相差极其悬殊。有人说，前者把子卷计算在内，也不是没有原因。明初修纂《永乐大典》时，曾把这部书抄录在“宋”字韵下；康熙初年，徐乾学又在泰兴季氏那里得到旧本一百七十五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永乐大典》本正文及分注中的《考异》，都比徐氏本详细；神宗、哲宗二朝徐氏本缺失的内容，《永乐大典》中也都有记载。《永乐大典》所缺的，只有徽宗、钦宗二朝以及熙宁、绍圣之间七年的事情。这部书后来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整理为五百二十卷。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而言，薛映、王曾、宋绶三人所撰的《奉使契丹行程记》，详细记录了宋国史《契丹传》的内容；而这部书也一一记载了这些内容，可以和《文献通考》的《契丹传》、《辽史·地理志》互相验证，还可以订正《契丹国志》的错误。李焘的《进书状》说：“宁可失之繁多，不可失之简略。”它命名为“长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杨仲良（也是宋人）依据李焘的书撰成《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其中有缺卷）。凡是《长编》缺失的卷数，还可以根据此书得到大概情况。清代黄以周等人于是依据杨仲良的书撰成《续资治通鉴拾补》六十卷，这样一来，《长编》的全貌才大致可以了解。续接李焘《长编》的，有南宋人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可以和《长编》、《要录》互相验证的，则有南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要录》一书记述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的事情，按年代编排、以月份相系，完全仿照《资治通鉴》，向上接续《长编》。《会编》则从宋徽宗政和七年七月与金人在海上通好之日开始，到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完颜亮侵犯淮河、兵败身亡之日为止，共分三帙：政和、宣和为上帙，靖康为中帙，建炎、绍兴为下帙，专门叙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同金人结盟及毁弃盟约的事情，所以题名为《三朝北盟会编》。

译这部书也是编年体，只是每件事先列出一个纲目，纲目之下采录各家说法以及制、诏、书、疏、传、志等材料，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实际上是编年体的一个支派，也与朱熹的《通鉴纲目》相互呼应。《长编》、《要录》、《会编》三书，都引证广博完备，详细列举原书；《要录》与《长编》较为接近，而《会编》比这两书更加详细。李心传、徐梦莘二人生于同一时代，年龄和生世相近。《要录》成书较早，徐梦莘见过它，所以《会编》多次引用《要录》。等到《会编》成书并流传于世时，《要录》还没有刊行，因此李心传又多次引用《会编》的说法。而且，《会编》所记虽以宋金交涉为范围，但《长编》亡佚的两朝事迹，也可以借此考察出大概情况。所以我因论述《长编》，把《要录》、《会编》两书也附带提及。上述李焘、李心传二人的书，都不能称为《续资治通鉴》；真正能够续写《资治通鉴》的，另有其书。明人王宗沐、薛应旂都撰写《宋元通鉴》，用来续接司马光的著作；它们的文字比李氏二书简略，已经不同于《长编》的体例。然而它们采集的书很少，如《长编》、《要录》、《会编》等书都没有看到，更不用说据此编撰了。王宗沐的书有年月错杂、事迹脱漏的缺点；薛应旂的书更以表彰理学为主，对其他方面不太留意。它所记载的《辽史》、《金史》尤其少，大概还存有鄙视而不屑于论述的意思；若说是续《资治通鉴》，仍然不够资格。足以当得起续《资治通鉴》之名而无愧的，恐怕是徐、毕二人的书吧。清代徐乾学开始撰写《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与他共同编纂的是万斯同、阎若璩、胡渭，都是一时的人才。这部书对事迹详略、先后次序有需要参订的地方，都依照司马光的做法撰写《考异》来折中判断；各家有助于阐发的议论，也一并采录并系在各条之下，间或附上自己的意见，同样依照司马光书中的体例，标作“臣乾学曰”以区别。它把端宗、帝昺接在恭帝之后，按年代、年号记载，也可以纠正《宋史》的错误。当时清廷的文禁还不严密，所以徐乾学能够申述自己的见解；如果处在乾隆年间四库馆开设以后，他就不敢把这些内容写在书册中了。对于李氏的《长编》，他也知道援引并采录，可惜他所见到的只是一本一百七十五卷的残本。大概当时徐乾学正主持一统志局，看到了许多宋、元方志，而阎若璩等人又长于地理学，所以书中所记舆地尤其精确核实。至于搜集编纂、审查校勘，用力也很深，订正错误、补充遗漏之处，常有前人没有达到的地方，《四库提要》也曾称赞它。只是前人的修撰还不够严密，后出的作品转而更加精良；它最终比毕沅的续作逊色，也是时势造成的。毕沅在乾隆年间任湖广总督，以喜爱士人闻名；像邵晋涵、章学诚这样以史学著名的学者，都在他的幕府中。毕沅于是就在这时发愿修撰《续资治通鉴》，把这件事交给僚友办理，大体上以徐乾学的本子为基础，加以增删修改，经过二十年，书才脱稿。有人说，这部书最后经过邵晋涵校定，就是今天通行的本子。然而根据章学诚的论述，邵晋涵拿出自己的余力为它重新审定，已经大为改观；毕沅去世以后，他的家人仍采用宾客最初确定的本子付印，大概是因为毕沅家被籍没，邵晋涵重新审定的本子已经无法寻访了。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我不敢立即断定。至于毕沅编书的宗旨，则完整见于章学诚代毕制军写给钱宫詹（大昕）的一封信中，大意是：第一，以宋、辽、金、元四史为正本；不但宋朝的事情应当详细记载，辽、金的大事也一件不遗漏；至于元朝的事情，则多采文集，间或涉及说部，用来彻底纠正旧作详细记宋而忽略辽、金、元的弊病。第二，所采《长编》是足本，并且依据《系年要录》、熊克《中兴小纪》、宋末《三朝政要》等书，补充徐本的不足；对于宁宗嘉定以后缺略的内容，尤其注意补充遗闻轶事。第三，另作《考异》，分散编入本书正文之下，体例大致同徐本。第四，不采用徐本标写“臣某曰”的体例，认为只要据事直书，善恶自然显现；如果没有卓越见解、不能阐发前人未曾阐发的内容，反而会显得多余，因此便付之阙如。书中又说，邵与桐（晋涵）和章实斋讨论过编撰体例，这话出自章学诚，应当没有虚饰。他的书后来居上而胜过各本，大概也正在这几个方面。我喜欢研究宋代史事，曾经把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读过几遍，觉得它长于综合辑录，却短于融会裁断。对于四史和李氏二人的书，它几乎都把原文照录进去；想要像司马光那样融会众家、熔铸于一炉，不仅距离越来越远，而且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这固然是因为此书由许多人共同完成，只求敷衍成篇；也是因为参与编纂的人才华不具备三长，没有刘攽、刘恕、范祖禹那样的人选，所以当然不能追随古人，与《资治通鉴》相媲美。张之洞《书目答问》说，有了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各家的续《资治通鉴》都可以废弃；这话也不完全正确。毕沅的《续鉴》抄袭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的地方，几乎一字不改；至于辽、金、元的人名、地名、官名，则全部按照清代的译法改写。又在宋恭帝德祐二年被掳往北方以后，立即接用元朝年号，删去了端宗、帝昺的帝号而不予记载。又依照《通鉴辑览》的做法，把德祐二年三月以前归入宋朝，四月以后归入元朝；一年之中竟有两个年号。即使说这是慑于当时皇帝的威势，不敢因此招致罪责，终究也违背了自涑水以来相承的体例。这也是我不敢苟同的地方。考察毕沅《续鉴》，全书共二百二十卷，第一次付印时只刻到一百零三卷便停止了；嘉庆六年，桐乡人冯集梧又补刻了一百十七卷，全书才得以完成并流传于世，否则真是不堪设想。以上所说，又是明、清两代编纂续《资治通鉴》的一般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三卷〕

译徐乾学、毕沅二人编撰续《资治通鉴》，本来应当写到明末，却竟然回避而没有这样做。明朝灭亡距清朝不远，改朝换代之际，写得详细就会涉及忌讳，写得简略又不足以称为史书。到了清朝末年，文字禁忌逐渐放松，撰写《明鉴》的于是有了两家：一是陈鹤的《明纪》，一是夏燮的《明通鉴》。陈书共六十卷，其中从明太祖到明思宗崇祯元年的五十二卷，是陈鹤亲自撰写的；尚未完稿便去世了，卷五十三以下的八卷，则由他的孙子陈克家续成（陈克家另撰《考异》若干卷，尚未刊行）。夏书共九十卷，另有《前编》四卷，记载明太祖建号以前的事情；《附记》六卷，记载晚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以及鲁监国的事情，合计一百卷。夏燮还亲自撰写《考异》，分散编入正文之下；又仿照司马迁的体例，另撰《目录》五卷。他用力之勤，也不是陈氏所能相比的。陈书参考考察了多种杂史，但大体上以《明史》和《明史稿》为依据，不如夏书搜罗材料丰富。只是两书都在咸丰、同治年间草创，而且彼此并未相互参考，所以没有《系年要录》与《北盟》那样互相印证的功效。《明纪》较早问世，所以苏州官书局重刊司马氏《通鉴》、刘氏《外纪》并补配毕氏《续鉴》时，也一并采用陈氏《明纪》来配合，不再提及夏书，因为当时夏书还没有流传于世。夏书所依据的材料，除了《明史》以及永乐、正德、嘉靖等几朝的实录之外，大多取自乾隆年间官修的《通鉴纲目三编》，认为这样可以补足没有见到实录的缺漏。元顺帝是宋恭帝的私生子，权衡在《庚申外史》中记载了此事；建文帝逊国出亡，并没有自焚，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对此记载很详细；这些说法夏书都认为可信。又有书中附带的论评，多采自《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和《通鉴纲目三编》的阐发，都不是专心研究史学的人所满意的。第270、271、272、273页未曾扫描，缺失！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宋元资治通鉴》　一百五十七卷　明薛应旂撰 《资治通鉴后编》　一百八十四卷　清徐乾学撰 《续资治通鉴》　二百二十卷　清毕沅撰 《明纪》六十卷 清陈鹤撰，其孙陈克 家续成 《明通鉴》　一百卷　清夏燮撰　附有《目录》若干卷。《资治通鉴补正》　二百九十四卷，另有《补正略》三卷 清严衍撰　又有童和豫撰写的《刊误》二卷。《续通鉴长编拾补》六十卷 清黄以周、秦缃业共同辑录 以上是续补司马氏《通鉴》的著作。《资治通鉴纲目》　五十九卷　宋朱熹撰　卷首有凡例一卷。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资治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　明商辂等 奉诏撰写 《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二十五卷　明南轩撰 《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 清乾隆年间奉诏撰写 《通鉴辑览》　一百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二卷　清乾隆年间奉诏撰写 《三朝北盟会编》　二百五十卷　宋徐梦莘撰　采用纲目体，所以附列于此。《通鉴续编》二十四卷 元陈桱撰　此书采用纲目体，并不是续《通鉴》的著作。《辽史金史纲目》三十卷 清杨陆荣撰　辽史十五卷，金史十五卷。以上是朱熹因《通鉴》所作的《纲目》，以及采用纲目体的各部编年史。

译三、以事件为纲的纪事本末体 刘知幾说，史书有两种体例，就是纪传体和编年体。论者大多说，纪传体以人物为主，编年体以年份为主，却没有涉及以事件为纲的纪事体，这样仍不能说已经论述得十分周全。我认为，正史有本纪，篇目标明某位皇帝，内容却按年份编排，这是以年份为主的史书；又有列传，记载一个人的事迹，这是以人物为主的史书。然而正史中还有书、志，书、志所记载的内容，除了典章制度之外，有时还记载一件事情的始末，例如《史记》中有《封禅书》《河渠书》就是这样。由此说来，即使号称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正史，其中也包含纪年、纪事两种体例。《说文》解释“史”字说：“史，是记事的人。”这里的“史”指掌管记事的官员，本来不是指史书而言的。然而凡是名称中有“史”的书，必定承担记事的职能，这是不用再说的。不论其体例是以人物为主还是以年份为主，都属于记事的史书。魏元晖招集崔鸿等儒士，仿照梁武帝的《通史》，选取事迹相近的内容，编成《科录》；又有人说，是“编撰百家重要事件，按类别归在一起”（据《史通·六家》及《魏书·宗室传》）。这实际上是纪事本末体的开端。只是以事件为纲的史书，在唐朝以前非常少见，而《科录》一书也早已散佚，所以刘知幾不再举出它。梁启超说过，善于抄撮书籍的人可以写成创作；自荀悦以后，只有袁枢做到了这一点。荀悦取《汉书》的文字，分年编排，写成《汉纪》二书，并没有在《汉书》之外另取新材料；但他能把《汉书》的纪传体改成编年体，成为后来史家仿效的对象，这就是抄书可以写成创作的明显例子。袁枢生活在南宋，认为《通鉴》记载同一件事时往往相隔数卷，事情的首尾难以考察，于是独出新意，区别篇目，按类别编排；每件事都详细说明起因和结果，自拟标题；每篇都编列年月，自成首尾。他从三家分晋写起，到周世宗征讨淮南结束，共得到二百三十九件事，分为四十二卷，书名为《通鉴纪事本末》。此书也是全部抄录《通鉴》编成的，没有另外取用材料；但它能改变《通鉴》的编年体，而以事件为纲，这也是善于抄书而能写成创作的例子。袁枢的书写成后尚未显扬，宋孝宗淳熙三年十一月，参政龚茂良才首先说袁枢编的纪事有益于见闻，于是诏令严州摹印十部，并先把缮写本进呈（王应麟《玉海》）。皇帝读后赞赏感叹，把书赐给东宫，并分别赐给江上各位将帅，说：“治国之道全在这部书中了。”（《宋史》本传） 杨万里为这部书作序时说：“大体上，探究事情的结果，要追溯到它萌发之后；揭示事情的征兆，要推求到它萌发之前；隐秘的情状得到显露，事情的缘故详尽而又简约，探究的结果虽然遥远却变得近在眼前。至于国家的治乱存亡，大概就像探查疾病的根源、开出医治的药方一样。”这些话都是因为这部书精审完善，所以受到当时君臣称赞。章学诚极力推崇袁枢的书，认为它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他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说：司马光的《通鉴》以纪传体分割史事为弊病，于是用编年体把它们合在一起；袁枢的《纪事本末》又以《通鉴》把史事合在一起为弊病，于是按事件类别把它们分开。考察纪事本末这种体例，是根据事件命名篇章，不拘泥于固定格式；如果不是深知古今的大体和天下的经纶，就不能把材料全面搜集并加以概括，做到既无遗漏也不过滥。它比纪传体文字简省，比编年体事件清楚；取舍判断明确，体例圆融而运用神妙，这才真正是《尚书》的遗法。袁氏最初并没有这样的意图，而且他的学问也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他的书也不完全符合所说的标准，所以历代著录的各家都把他的书列在杂史中，只是把它归入便于编纂和阅览的一类罢了。但即使依据他已经形成的方法，再加以深思探索、神明变化，那么古史的本源也就隐约可见了。书的作者用意很浅，而读者的理解却很深，说的就是这一类情况。所以说，神奇可以化为腐朽，腐朽也可以重新化为神奇，本来是同一个道理。考察这段论述，它的主旨有两点：一是说《尚书》是记事史书的始祖，袁氏承袭《尚书》的意义，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就是章氏所谓的“书教”；二是说袁氏起初不过是抄录编纂《通鉴》，以便考察一件事情的始末，但最终却能做到比纪传体文字简省、比编年体事件清楚，所以说作者的用意很浅，而读者的理解很深；这又是梁氏所谓善于抄书可以写成创作。近世新史的体例，大都以事件为纲领，用来说明因果和演变的轨迹，所以袁枢所创立的纪事本末法，实际上与近世新史的体例相近。至于纪传体以人物为主，同一件事分散在数篇之中，主次不明；编年体则使同一件事相隔数卷，首尾难以考察；它们的弊病正相同。这虽然是我国史家相传的成法，但在今天难免被讥为腐朽。章氏所说把腐朽化为神奇，可以说是很善于比喻了。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到班固时大为完备；编年体创始于左氏，到司马光时大为完备；二人都竭尽毕生精力写成一部书，却没有想到这两种体例都远离近世新史，而纪事本末体也可以说创始于元晖，到袁枢时大为完备。章氏、梁氏没有提到《科录》，仍然算是遗漏。只有袁枢善于运用抄撮的方法，使一件事情的始末自成完整体系，竟然与新史相近，成为不可废弃的名作。古语说：“作品开始时简略，到了将要完成时却变得宏大。”像袁枢这样的作品，正可以当得起这句话。仿照袁枢的体例继续撰写的，有以下几种：

译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宋史纪事本末》　二十六卷　明冯琦原编 陈邦瞻纂辑补充 《元史纪事本末》　四卷　明陈邦瞻撰 《西夏纪事本末》　三十六卷　明张鉴撰 《左传纪事本末》　五十三卷　清高士奇撰 《辽史纪事本末》　四十卷　清李有棠撰 《金史纪事本末》　五十二卷　同上 《明史纪事本末》　八十卷　清谷应泰撰 《续明史纪事本末》　十八卷　清倪在田撰 《明朝纪事本末补编》　十五卷　清彭孙贻撰 《三藩纪事本末》　四卷　清杨陆荣撰 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一百五十卷　宋杨仲良撰　又有《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疑为宋欧阳守道撰。《通鉴前编纪事本末》，一百卷，沈朝阳撰写，见《十七史商榷》卷一百。《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一十卷，清代李铭汉撰写，依据毕氏《续通鉴》编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又有《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五十卷，清代仁和人张星曜撰写。由于袁氏所作篇章中有记述崇信佛教、道教而导致国家灭亡、家族败亡的内容，他便杂引正史记载，并附以稗官野史杂记和诸儒明辨是非的言论，分条分类编载，写成此书。丁曰昌收藏有稿本，见莫友芝《宋元旧书经眼录》。以上所举各书，例如《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左传》以及两部续《通鉴》等所记之事，都是采集正史和本书的材料编成的；然而《明史纪事本末》《三藩纪事本末》二书，都是撰写于明、清两部史书尚未完成之时，本来就没有可供采集的本书。明代临朐人冯琦开始撰写《宋史纪事本末》，未完成便去世了，御史刘曰梧得到他的遗稿，嘱托陈邦瞻续成此书，大体上十分之三取自冯琦，十分之七出于陈邦瞻补撰。《宋史》最为繁杂，南渡以后尤其严重。陈邦瞻共列一百九个篇目，条理分明，层次清楚，所以他的书虽然稍逊于袁枢的书，但编撰难度却大了一倍。读书人很苦于《宋史》难读，如果能先读这部书，就可以找到头绪，那么《宋史》也就不难研究了。又因为陈邦瞻认为辽、金的大事可以附属于宋朝，所以本书也兼载辽、金，这仍然是柯维骐、王惟俭等人的见解。《四库提要》因此说，这部书可以称为宋、辽、金三史纪事本末。至于李有棠所撰的辽、金两部《纪事本末》，不但依据正史，还能广泛采录其他书籍，因而内容极为博洽；又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通鉴》的体例，自己作注，名为《考异》，这也实在难能可贵，可以同陈邦瞻的书并行。陈氏的《元史纪事本末》失于简略：元初的事迹既已叙入《宋史纪事本末》，元朝灭亡的事迹又要等到尚未完成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去叙述，而本书对此一字未提，那么它所记载的内容也就很少了。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则有许多不同说法：一说山阴张岱撰写了这部稿本，谷应泰用五百金买得；一说谈迁的《编年》（就是他所撰的一百卷《国榷》）和张岱的《列传》，两家都有《本末》，谷应泰兼采两书，编成《纪事》（《四库提要》引邵廷采之说）；一说此书出自海昌谈迁，而后面的论述则是杭州陆圻所作（姚际恒之说）；一说此书是德清徐焯代为撰写的（朱彝尊之说）。总之，谷应泰地位显贵，雇人代作是有可能的；至于窃取他人的成果作为自己的，如果没有确实证据，我不敢相信确实如此。书中所记，如《成祖设立三卫》《亲征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等，都比《明史》记载得详细，而且有许多出入。大概在明末清初之际，私下撰写《明史》的有好几家，谷应泰见到了这些书，所以据此撰成《纪事》，不能因为清代修撰的《明史》尚未完成，就贸然斥责它没有根据。至于它叙述“建文逊国”一事，根据野史传闻，说建文帝逃迹为僧，也姑且可以作为一种说法保存。张鉴所撰的《西夏纪事》，实际上开创了吴广成《西夏书事》的先例；杨陆荣所撰的《三藩纪事》，又是温曰睿《南疆逸史》的另一种体例。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撰成于南宋，卷首有欧阳守道的一篇序，但没有说明作者是谁。《宋史·艺文志》认为是欧阳守道撰写，这是错误的。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根据陈均《九朝编年》的引用书目，才知道此书出自杨仲良。这部书幸而没有亡佚，可以据此补充《长编》的缺漏，成为考察宋代史事者所珍视的书。武威人李铭汉为毕氏《续通鉴》撰写《纪事本末》，大概是为了接续袁枢的书，刊刻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但流传不广。武进人孟森在北京得到一部，写跋加以张扬，世人才知道有这部书。这也是叙述纪事本末这一体例时应当附带记载的。从前马骕撰写《左传事纬》和《绎史》两部书，都采用纪事本末体。评论者认为，《左传事纬》实际上胜过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这是公允的评价。《绎史》共一百六十卷，起于开天辟地，止于秦末；先叙太古，其次三代，再次春秋，最后战国。每件事都列出一个标题，详细叙述其始末，并且另有别录，用来代替各史的表、志。全书广泛引用古籍，附加考辨，意在补充《史记》未备之处，供读书人采择。只是它所引用的各书并不全都可靠，大概是以引用得多为优胜，于是不再加以分别取舍，这就是美中不足之处。至于《三朝北盟会编》一书，本来是编年史中的纲目体，但《四库提要》把它列入纪事本末类，大概是因为它专门叙述北方盟约，不夹杂其他事情。类似这样的书还有很多，为避免繁琐冗长，所以从略。近年坊间印行了《清史纪事本末》一书，共八十卷，题名黄鸿寿撰写。它每一个题目编为一卷，记述自太祖至德宗十一位皇帝的事迹，全部采自《东华录》，并参照私人记载；宣统一朝的事迹，则杂采群书编成。当时《清史稿》还没有印行，但清代各帝都有实录，其详备程度超过《东华录》；宣统朝也有《政纪》，清国史馆的《诸臣列传》也已汇编印成，而作者没有来得及采录这些材料，那么本书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例如把世祖的贵妃董鄂氏说成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这一说法出自野史记载，近来孟森已经指出是诬妄，而本书却轻率地采入，尤其不能称为信史。现在因为清代有《清史稿》而没有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又因为此书编排清楚、便于查考，所以把它取来一并论述。

译四、属于典志类的通史和专史 “典”指典礼，“志”指方志，这两类书中属于官修的部分，上一章已经大略论述过了。私人著述中属于典礼一类的，有《通典》和《文献通考》两部书。这大概是古代官礼的遗存，而以说明历代制度因袭、变革、减损和增益为宗旨。从前杭世骏考核士子时，必定以“四通”为题，所谓“四通”，就是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人在《通典》《通志》《通考》之外，再加上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称为“四通”，至于《通鉴》则排除在外，不予计数。当初刘知幾的儿子刘秩在开元末年，采集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言论，比照《周礼》六官所掌管的职务，撰成一部按门类编排的书，共三十五卷，名为《政典》，深受当时贤者称赏，房琯认为他的才华超过刘更生。杜佑得到这部书，认为条目还不完备，于是扩充其中的缺漏，参照《开元礼》，编成《通典》二百卷。全书分为八门：一是《食货》，二是《选举》，三是《职官》，四是《礼》，五是《乐》，六是《兵刑》，七是《州郡》，八是《边防》，每门又各有子目。他的《自序》说：我所编纂的《通典》，确实是采集众家言论，考察人事，把它施用于政务。合乎天理的首要事情，在于推行教化；教化的根本，在于使衣食充足。《易》说聚集民众要靠财物，《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第一是食，第二是货。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才懂得荣辱。孔子说，先使人富裕，然后施行教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推行教化在于设置职官，设置职官在于审察官员的才能，审察官员的才能在于慎重选拔举荐；制定礼制来端正风俗，建立乐制来调和人心，这些是先代圣哲君王治理国家的大原则。所以设置职官之后，才兴起礼乐；教化败坏之后，才使用刑罚；排列设置州郡，使它们分别统领地方；设置边防，用来抵御戎狄。这大概是在说明他编排篇目的宗旨，其中都有深意。我考察这部书，它大概采集了各部经书和史书，把同一类的事情归在一起，叙述其始末；历代制度的沿袭、变革、废止、设置，以及当时众多士人对得失的议论，没有不分条记载的。上溯黄帝、神农，下至唐代天宝末年；肃宗、代宗以后，偶有制度沿革，也附载在注文中。杜佑在代宗大历年间任淮南节度掌书记，实际就是在这时编纂此典；到德宗贞元十七年，他任淮南节度使，才上奏进献此书，前后经历的时间大概很长。我考察这部书的优点，应当可以同《通鉴》并称。《通鉴》贯穿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编成一部书，熔铸各家史书，仿佛出自一人之手；《通典》也熔铸各部经书和史书，自成一家之言，简要而完备，文采丰盛，这是第一点相同。《通鉴》叙述君臣事迹，详尽说明政治的治乱和国家的兴衰，大体取自各史的纪传；《通典》记载典章制度，说明制度的因袭、变革、减损和增益，大体取自各史的书、志。二者如同车的两轮、人的两腋，必须合起来阅读才完备，这是第二点相同。《通鉴》的学问已经成为专门之学，胡三省作注、王氏作释，都被称为绝业；而《通典》的《礼》这一门多达一百卷，宏大博洽的论辨全都具备其中，又能征引古代经书，时常保存古代的训诂，这是第三点相同。不久，杜佑又删取其中的要旨，编成《理道要诀》十卷，共三十三篇，全部采用设问作答的形式；最后两卷又记载古今不同的制度。他自称此书详细说明古今的要旨，斟酌时宜，提出可以施行的办法。此书于贞元十九年上表进献，大概比《通典》完成晚了两年。到了宋末，马端临出现，认为杜佑的书在天宝以后缺略而不完备，理应续加编辑，于是依据杜佑的书加以扩充，撰成《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全书共列二十四门：一是《田赋》，二是《钱币》，三是《户口》，四是《职役》，五是《征榷》，六是《市籴》，七是《土贡》，八是《国用》，九是《选举》，十是《学校》，十一是《职官》，十二是《郊社》，十三是《宗庙》，十四是《王礼》，十五是《乐》，十六是《兵》，十七是《刑》，十八是《舆地》，十九是《四裔》，这十九门都沿用《通典》的成规，只是分析、拆分了它的门类；天宝以前，增补《通典》所未完备的事迹，天宝以后直到宋嘉定末年，则续加编成。另外五门是《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这是《通典》原来没有的，采集各书材料编成。至于增设、分拆门类的原因，马端临曾在《自序》中加以说明。他说：像杜佑的书，纲领宏大，考订周详，本来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然而时代有古今之别，叙述有详略之分，所以在篇章条目的安排之间，还不够明晰完备，在取舍材料的时候，也颇欠精审。古代根据田地制度征收赋税，赋税就是米粟之类，不可以从田制之外另行分出。古代按土地所产制作贡物，贡物就是包裹、竹笼一类的物品，不可以混杂在税法之中。至于叙述选举，把秀才、孝廉与铨选混在一起而不加区分；叙述典礼，把经文与传注混杂在一起；叙述军队，却完全遗漏赋税征调的制度，只姑且涉及战争成败的事迹；诸如此类，难免有小的瑕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书各有专志，而《通典》没有记述。马、班两部史书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便没有了；然而历代的王侯制度并没有废止。王溥撰写《唐会要》和《五代会要》，首先设立《帝系》一门，用来叙述各帝在位年数的长短和皇位传授的始末，接着记载后妃、皇子、公主的姓名和封爵。后来编撰会要的人都仿效这一做法，但唐代以前没有这样的书。这两方面，关系到历代的统系和典章制度，而杜佑的书也没有涉及，因此也还不能说已经汇集著述而达到了大成。至于把这部书命名为《文献通考》的原因，马端临也亲自解释说：

译从前孔子谈到夏、殷的礼制时，深深感慨有关文献不足以考察。解释这句话的人说：“文”就是典籍，“献”就是贤者。生在千百年以后，却想考察评论千百年以前的事情，如果没有史传的实录确实保存下来，哪怕有一寸可以用来考核的材料；如果先儒流传下来的言论并不久远，足以用来讨论，即使面对别人，也不能凭空臆测而作出说法。我私下自念，自己继承祖先的事业，家中收藏古代典籍，书架上的收藏，以及在父亲面前所受的问答，对于文献来说，大概还差不多具备条件了。……凡是叙述事实，就以经书、史书为依据，再用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加以考察；可靠而有根据的就采用，乖异而属于传闻存疑的就不记，这就是所谓‘文’。凡是评论事情，就先采录当时臣僚的奏疏，其次采录近代诸儒的评论，直到名流的闲谈、稗官的记录；凡是一言一句能够订正典故的得失、证明史传的是非的，就采集记录下来，这就是所谓‘献’。至于各史传所记而令人怀疑的内容，考察先儒的论辨而认为不恰当的地方，我精研深思，悠然有所领悟，有时也把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于是把这部书命名为《文献通考》。”（《自序》） 马端临是宋末宰相马廷鸾的儿子，家居饶州乐平，继承家学，因此写成了这部著作，取名为“文献”，是有缘由的。《宋史》有马廷鸾的传，却没有为马端临记载一个字。马端临在度宗咸淳年间参加漕试，取得第一名；适逢马廷鸾触犯贾似道而离开朝廷，马端临于是留下侍奉父亲，不参加计偕。宋朝灭亡后，他曾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根据《通考》卷首所载，有元仁宗延祐六年王寿衍的《进书表》，以及英宗至治二年的抄本，距离宋亡已经四十多年，而马端临还健在，估计已经七八十岁了。《元史》也没有为马端临立传，所以他的事迹不太可考。马端临本是南宋世家子弟，国家灭亡以后，闭门著书直到终老，他的志向很有令人悲叹之处。今本《通考》刊刻于元代，书中多次称“宋朝”，很不合适；大概是把“国朝”二字刊改成了“宋朝”，由此也可知道他不肯出仕元朝。《通典》的优点可以同《通鉴》相比，但杜佑的书流行时，《通鉴》还没有问世。至于《通考》一书，则撰写于《通鉴》之后，马端临的意思大概是要让它与《通鉴》相配。他的话说：《诗》《书》《春秋》以后，只有太史公被称为良史。他撰作《纪》《传》《书》《表》，《纪》《传》用来叙述政治的治乱和国家的兴衰，《八书》用来叙述典章制度和经国法制；后世执笔握简牍的人，不能改变这种体例。然而从班孟坚以后，断代编修史书，不再有会通历代因袭沿革的方法，读者对此感到困扰。后来司马温公撰成《通鉴》，取一千三百年的事迹和十七史的记述，改编成一部书，这样学者打开书卷以后，古今的事情全都呈现在眼前。然而司马公的书详于政治治乱和国家兴衰，略于典章制度和经国法制，并不是司马公的才智有所不及，而是因为编简多如烟尘，著述自有体制和要领，势必不能两方面都做到完备。我私下曾认为，政治治乱和国家兴衰不是相互因袭的。晋取得天下不同于汉，隋丧失国家不同于唐；各个朝代各有自己的史书，已经足以概括一代的始终，没有必要参照考核、相互考察。典章制度和经国法制却是相互因袭的。殷承袭夏，周承袭殷，继承周朝的各代制度如何损益，百代以后都可以知道，圣人已经预先说过了。自秦、汉直到唐、宋，礼、乐、兵、刑的制度，赋税征收、选举人才的规制，以及官名的更改、地理的沿革，虽然最终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起初也不可能突然变得不同。例如汉代的朝廷仪制和官制，本来就是秦代制度；唐代的府兵、卫士以及租庸制度，本来就是周代制度。它们变通、张弛的原因，如果不融会贯通、交错考察，探究其源头和终结，确实不容易说清楚。那些彼此没有因袭关系的内容，还有司马温公编成的《通鉴》；而彼此有因袭关系的内容，却反而没有这样的书，难道不是后世学者应当用心研究的吗？（《自序》） 近代贤者多推重《通典》而贬低《通考》，认为《通考》除了承袭《通典》之外，还大量抄取史志、会要以及宋人的议论，把类似《册府元龟》《艺文类聚》的材料附在其中；与《通典》体制宏大、思虑精密、文字简约而切中要旨相比，远远不能相及。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不过我听说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说过：“宁可失之繁琐，不可失之简略。”《长编》值得取法之处，在于宁繁勿略；《通考》值得取法之处，也在于宁繁勿略。据我所知，近人武进吕思勉研究国史颇有条理，他的著作中所引用的典章制度，屡屡举《通考》而很少涉及《通典》，难道不是因为他所引用的材料，大多是杜佑之书所没有充分记载的吗？近代贤者喜欢称道《通典》，大概也有原因。《通典》一书长于论述礼制，保存了许多古代训诫，对研究经学极有帮助；《通考》却不是这样，这是专治经学的人所取资的地方。《通典》的文字简洁而不浅俗，首尾贯通，对写文章很有帮助；《通考》却不是这样，这是文章家所乐于称道的地方。至于研究历史的人就不同了：典章礼制贵在说明其沿革，而不必大量抄录旧说；文章贵在详尽说明事情的原委，而不必过分修饰。从体例来说，《通典》在典章礼制方面写得详细，未必就是优点；从事实来说，《通考》在记载方面写得详细，也未必就是缺点。虽然《通典》所记魏晋六朝议论礼制的文章，另有其可贵的价值，但应当划入经学范围，另编专书；把它们混在一起，未必妥当。清代儒者中研究史学的，多数从经学入手，以研究经学的方法研究史学，所以极力称道《通典》。他们没有认识到：总览全书、考察大略，固然以简明严谨为贵；如果专门选取某一门加以探讨，即使详细如《通考》，尚且还嫌简略，何况《通典》呢？这又是治史的方法不同于治经的地方。况且我看那些专心研究典章制度的人，没有不把《通考》视为宝藏，任意从中摘取材料，却还高声对人说：“我取的是君卿，鄙弃的是贵与。”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群经之中有《周官》，是用来说明典章制度的；又有《仪礼》《礼记》，是用来说明礼节、文饰和仪式的。《通典》《通考》实际上兼有二者的作用，所以说它们是古代官礼的遗存。然而，《周官》一书只相当于《通典》的《职官典》和《通考》的《职官考》。

译《仪礼》《礼记》两书，只相当于《通典》的《礼典》和《通考》的《郊社》《宗庙》《王礼》三考；其余各典各考，并不是古代官礼所能全部具备的。马端临说，太史公撰写八书来叙述典章和经制，这话最为确切。因此，《通典》叙述州郡，是仿照《汉书·地理志》；叙述边防，是取自各史的外国传；《通考》叙述艺文，是仿照《汉书》《隋书》的两篇志。如果逐一取来探究，必然都能找到渊源。所以说它仿自官礼可以，说它全部出自官礼却不可以。至于郑樵《通志》的“二十略”，大半抄自《通典》，而没有增补；与马端临的书相比，更远远不如。况且马端临的书所记载的宋代制度最为详细，其中许多内容是《宋史》各志所没有充分记载的；他所作的案语，也能贯通古今，作出恰当的折衷。这又是《通考》的长处，不是《通志》所能完全具备的。章学诚讥讽《通考》没有独到的见识和贯通的裁断，实际上只是类书，便于用来应付对策、铺陈议论（《释通》），这种说法很不正确。章氏曾称许《通志》一书有独到的见识和贯通的裁断；但“二十略”多半抄自《通典》，一个字也没有改动，不知道所谓独到见识和贯通裁断究竟在哪里。而《通考》对于《通典》，却没有这种情况。浅薄的学者重视耳闻而轻视亲见，他们轻视《通考》，实际上是受章氏的启发。以上两部书，是典章礼制类的通史，也就是从通史中分出一部分，贯通古今加以叙述的著作。善于治史的人，以《通典》的精简为主，以《通考》的详备为辅，就能兼取二书的长处，作出恰当的折衷。《通典》《通考》两书，私人著作都有续作。宋人宋白的《续通典》从唐至德初年写起，至周显德末年止，共二百卷（计《食货》二十卷、《选举》十二卷、《职官》六十三卷、《礼》四十卷、《乐》五卷、《兵》十二卷、《刑》十一卷、《州郡》二十六卷、《边防》十一卷，另有目录二卷。当时舆论认为它重复旧书，因而不能流传，见《玉海》卷五十一）。虽然奉真宗诏令撰写，实际上与宋白自行撰写没有不同。后来魏了翁又续作宋代的典制，名为《国朝通典》，这些都见称于马端临《通考·自序》。但马端临说，宋白的书虽然完成并流传，学习传习的人很少；魏了翁的书则只是写成稿本，尚未完成成书。如今宋白之书早已散佚，只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过几件事，又在《资治通鉴注》中屡屡被引用，这可以证明元末时此书还存在。《通考》叙述天宝以后直到五代的事情，必然采用宋白之书；但马端临既说传习者少，也可能根本没有见过这部书。就他所称述的、直到今天还流传的书来看，只有杜佑的书，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明人王圻撰写《续文献统考》二百五十四卷，上接宋宁宗嘉定年间，下至明神宗万历年间；对于马端临书中的门类略有增改，大概是想在《通考》之外，同时具备《通志》的长处。起初我以为王氏的书成于明代中叶，文渊阁旧藏的资料都还存在，前代遗闻逸事不难从旁搜求；没想到对于明代以前的内容，竟全部取自《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四史，几乎没有什么新材料，因此感到失望。不过，这部书以材料多为优点，又把明代的事情辑录得很完备；其中《经籍考》著录的书籍，大多可以同焦竑《国史·经籍志》、 《明史·艺文志》相互印证，也仍是不可废弃的典籍。清代四库馆臣讥评它体例混杂、错误纷繁，于是使一部考订典籍的书变成了兔园之策。然而拿它来衡量清代编修的《续通志》，估计也未必能胜过它。海宁朱奇龄（字与三，清康熙时优贡）撰写《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就是补充王圻的书，续写万历以后直到明末的事情。把这两部书合起来，可以完备一代典制，可惜只是抄本，至今没有刊行。由此说来，续写《通典》《通考》的，各有两种；而流传于世的，只有王氏的《续考》一书。清代官修的《续通典》《续通考》，大体上还可以；只是《通考》本来就是为了补充《通典》未备之处而作，两书实际上是一部书，续写时合为一书就可以了，却偏要各依原来的门类，逐一分别续撰，既招致重复僵化的讥评，又何必这样不怕烦琐呢？如今考订典章制度的人，重视王氏《续考》，尤其超过官修诸书，这又是因为少见而被珍视罢了。清廷续写《通典》《通考》仍感不足，于是又撰写《皇朝通典》和《皇朝文献通考》；又因为已有《续通志》，便撰写《皇朝通志》，不过删去其中的纪传和谱，只编写“二十略”，用来承接前面的书罢了。《通志》的“二十略”删去了《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略，这一点同杜佑、马端临的两部书没有不同；这也就是所谓续写了本来不必续写的内容。大概清高宗生性喜欢夸大，又被“三通”的名声所震动，于是把它们一一续写，造成所谓“九通”。至于是否必要、是否重复，就没有时间顾及了。近人吴兴刘锦藻认为，清代编修的《皇朝通考》（即《清通考》）只记到乾隆二十六年，于是将它续写，名为《皇朝续文献通考》。它的初稿撰写于清光绪末年，所以只续到光绪三十年为止；辛亥以后，刘锦藻又把此书续写到宣统三年清朝灭亡之日为止，接续前书，于是有清一代的典章制度就完备了。刘锦藻虽然续写的是官修之书，实际上是私人撰写的。我检查阅读他《经籍考》中著录的各书，大略都附有解题，确实远胜于《清史稿·艺文志》；其他各考也极为详备。他继承杜佑、马端临的事业，又可同王圻、朱奇龄二人相提并论，续写完成一代典制，确实是近来仅见的著作。

译把历代礼制综合考订而写成一部书的，始于徐乾学的《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帮助他修书的是阎若璩，也有人说书稿出自万斯同；万斯同本来就精通三礼。只是徐书所考订的内容，尤其详于凶礼，不能完备五礼的全部。后来又把吉礼、军礼、嘉礼、宾礼合起来，另撰《五礼备考》若干卷，稿本现存于浙江图书馆，但此书实际上没有完成。此后秦蕙田撰写《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依照《周礼》中吉、凶、军、嘉、宾五礼的五个项目，建立五门七十五类；把乐律附在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设立“观象授时”一题统摄；又把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设立“体国经野”一题统摄，并把它们编入嘉礼。这是把历代典章制度中属于礼的内容综合考订，比徐乾学的书完备得多。然而《四库提要》认为，这些内容属于旁涉，并不是五礼所应包括的。章太炎先生也曾谈到此书说：这部书由戴东原、钱竹汀、方观承等人共同斟酌编成。“观象授时”一门，戴氏出力最多；全书记载详尽，胜过《通志》。在此以前，徐乾学撰写《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特别详于凶礼，因此秦蕙田的书在凶礼方面反而简略，名义上是五礼，实际上只有四礼，这是第一个失误。其次，古今典章制度本来不是五礼所能全部包容的；秦书二百六十二卷，吉礼占了大半，而且多是祭祀一类，考察古代有余，贯通当代不足，这是第二个失误。《通考》综合朝觐、巡狩等事情，称为“王礼”；选举、学校则分别设门立类，而秦书把这些全都归入“嘉礼”，其中又设置“观象授时”“体国经野”等类别，用来统摄天文、地理，这又是极其可笑的。秦蕙田认为《周礼》中朝觐属于“宾礼”，后世帝王统一天下，宾礼只施行于外藩臣工入朝觐见，不能说还有宾礼，所以把朝觐之礼归入嘉礼，巡狩之礼也一并归入其中；却不知道这是大错。所谓“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周礼》六官都涉及；而吉、凶、军、嘉、宾五礼，是春官大宗伯所掌管的。大宗伯掌管国家教化，以辅助王协调诸侯国；以吉礼事奉邦国的鬼神，以凶礼哀悼邦国的忧患，以宾礼亲近邦国，以军礼协调邦国，以嘉礼亲近万民；以五礼为纲，下面分为三十六个项目。周代广泛分封诸侯，礼制这样安排是适宜的。后世改变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五礼的名称已经不太适合；而且嘉礼是用来亲近万民的，怎么能把它作为政治制度呢？《礼记》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认为，“经礼”就是《周礼》，“曲礼”就是《仪礼》。我认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觐”，都可以称为经礼；《左传》所说礼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安排人民、使后代受益，《孝经》所说安定上位者、治理人民没有比礼更好的，指的就是这个。应当在经礼之外另立曲礼一类，然后再依五礼加以分类，这样才会秩序井然而不混乱。如今只是用五礼来分配，于是地理归入“体国经野”，职官归入“设官分职”，把一切都像驱赶蛇龙一样丢进污泥之中，不知道当时戴东原、钱竹汀等人为什么不加以纠正（《史学略说》）。他所说的可以说切中秦书的缺失。知道经礼与典礼应当分开，那么典章制度不应混入礼节、文饰和仪式之中，这一点就很清楚了。有人说秦书大概是因徐乾学《五礼备考》的旧稿增补而成的；我没有见过《五礼备考》，无法判断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然而，把《通典》《通考》两书同秦书比较来看，从名称上说，秦书只相当于前两书中专门讲礼的一部分；从实际内容说，秦书所包含的又不只是礼，似乎又相当于前两书分别讲述的一类礼。古人所说的礼，实际上包括典章制度在内，所以也合称“典礼”，这就是所谓经礼。依此而言，《通典》《通考》都可以称为通礼；然而秦书所记载的内容，实际上不能包括《通典》《通考》的全部，因此它所重视的是礼节、文饰和仪式方面的典礼，这一点也不必再说了。秦书之后，又有黄以周的《礼书通故》一百卷，精密博洽超过秦书，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但它所重视的不是礼制沿革、增损的踪迹，所以仍以秦书为唯一的礼史；有人取秦书同“三通”相配，称为“四通”，也并非没有道理。我认为，凡是谈论通史的人，在“三通”之外，也不能遗漏《通鉴》而不加以计数，杭氏的说法是正确的。再加上秦书，就可以称为“五通”。《通志》把政事和典制兼收并举；《通鉴》专门详述政事；《通典》《通考》专门详述典制；秦书则在典制之外，又兼详礼节、文饰和仪式方面的典礼。合计这五部书，才可以完备通史的全部内容。所谓典礼类通史，大体上也就全部包括在这里了。通史之外，又有专史。所谓专史，是从通史中分化出来、叙述更加详细的史书。例如《通典》分为八门，每一门都可以单独成为一部史书，分开来就是八种专史；《通考》分为二十四门，每一门也都可以单独成为一部史书，分开来就是二十四种专史。所以从合起来说，称为通史；从分开来说，又称为专史。今天所撰写的专史，有的称田赋史，有的称财政史，有的称教育史，有的称民族史，有的称边疆史；追溯它们的来源，大多出自杜佑、马端临两书，这是通史可以分化为许多专史的明显证明。我国专史中最著名的，首先要推类似传记体的学术史。叙述学术史的著作虽然有多种，但可以称为代表作家的，也不过二三种。朱熹在宋孝宗乾道九年撰写《伊雒渊源录》十四卷，记载周敦颐以下，以及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交游、门人弟子的言行，用来说明他们学术的来源。这是稍微具备学术史雏形的著作。到了明末清初，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我国才有了真正的学术史。

译在此以前，周汝登撰写《圣学宗传》，孙钟元撰写《理学宗传》。黄宗羲认为，各家本来各有自己的宗旨；周汝登见闻狭隘，又以禅学为主张，把金银铜铁搅在一起做成一件器物，这只是周汝登一个人的宗旨，并不是各家的宗旨。至 【原文缺失：第292、293页未扫描。】他撰写《汉学师承记》八卷，以此尊崇和宣扬汉学；即使是汉学的先导顾炎武，也只列在附录中。他又另撰《国朝宋学渊源记》（共二卷，另附记一卷），用来记载宋学各家。其门户之见同唐氏一样深，但由此书可以窥见清代儒者治学的大概，也算是学术史中后来居上的著作。然而，学术史一类的书还不止这些：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熊赐履的《学统》、张伯行的《伊雒渊源续录》、戴望的《颜氏学记》，有的说明各家的派别，有的考究一家学术的始末，像这一类的书不可尽数，这里姑且举出一二种，以说明其大概而已。专门史的著作，起初并不只限于上述几种。例如朱彝尊撰写《经义考》三百卷，翁方纲撰写《经义考补正》十二卷，专门辑录经部书籍，不论现存还是散佚，全都加以搜集编纂。谢启昆的《小学考》五十卷，也采用这个体例，阅读它可以收到辨析和彰明学术的效果；这就是经学史、小学史的发端。章学诚仿照《经义考》的体例，撰写《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书尚未完成，稿本也散失了；否则，也可以说是史学史的发端了（详见下章）。南海张维屏撰写《诗人征略》，满洲震钧也撰写《书人辑略》，都以清代为范围，也与近来的文学史接近。阮元的《畴人传》四十六卷、罗士琳的《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的《畴人传三编》七卷、周亮工的《印人传》三卷，都具备专门史的一种体例；只是前者以书为主，接近目录，后者以人为主，接近传记，与近来的以学术为主的专门史相比，只是新旧有所不同罢了。凡是这里所说的，都是从典礼一类的专门史扩展充实开去，最终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我认为，专门史的著作应当起源于各部史书中的志和传。例如，汇合各史的《儒林传》，可以成为学术史；汇合《文苑传》，可以成为文学史；汇合《艺文志》，可以成为目录学史；汇合《地理志》，可以成为舆地沿革史；汇合《食货志》，可以成为经济史。这与分析《通典》《通考》各门而形成若干种专门史，是同一个道理。所以说，学术史的著作到黄宗羲时才具备规模，是可以的；但说学术史始于黄宗羲，就不可以了。把一部通史分析开来，可以成为若干种专门史，这是这门学问重视分析所产生的效果。反过来，也可以把若干种专门史综合起来，成为一部通史，这是这门学问重视综合所产生的效果。现在的方志以县为单位，把若干县志综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部省志，也如同把若干种专门史综合成一部通史一样。不过，政事典礼之史都是以纵向贯通为“通”，而方志之史则是以横向贯通为“通”。以横向为通，就是旁通，但又不是章学诚所说的“横通”（参阅《文史通义·横通篇》）。我国舆地之学，起源于晋代的裴秀，在唐代的贾耽时兴盛起来。《晋书·裴秀传》说：裴秀儒学修养深厚、见闻广博，并且留心政事，……他的职务属于地官（武帝时任司空，掌管土地事务）。他认为《禹贡》中的山川和地名流传已久，大多已经发生变化，后世解释的人有的牵强附会，逐渐使其含义变得昏暗不明。于是他甄别摘录旧文，对有疑问的地方就从宽存疑；古代有名称而今已不存在的，也都根据具体情况注列出来，撰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奏朝廷，收藏在秘府中。他的序文说：地图的设置，历史上由来已久。自古以来，人们创制图像、制定制度，都依赖它来发挥作用；夏、商、周三代设置掌管此事的官员，由国史掌握其职务。等到汉军攻破咸阳，萧何把秦朝的地图和典籍全部收集起来。如今秘府既没有古代的地图，也没有萧何当年所得的地图，只有《汉世舆地》以及《括地》等各种杂图；这些图都没有规定比例，也没有考订方位和距离的准确关系，还没有完备记载名山大川。虽然有个大致的形状，却都不精确严密，不能作为依据；其中有些荒诞迂远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在义理上没有可取之处。大晋兴起，统一天下，使宇内清明，先从庸、蜀地区开始，果然攻入了那里险阻的地域。文皇帝于是命有关官员，编撰并访求吴、蜀地图。蜀地平定以后，六军所经过的地方，地域的远近、山川的险易、征途的曲折和直达，都与图记相互校验，没有一点差错。[原文“金上考”疑有讹误]考察《禹贡》所载的山川河流、平原低地、陂池湖泽，古代的九州以及当时的十六州，还有郡国县邑、疆界乡隅、古国会盟的旧称，以及水陆道路，绘成《地图》十八篇。制图的原则有六项：第一是分率，用来辨别地域广狭和轮廓尺度；第二是准望，用来校正彼此的方位形势；第三是道里，用来确定道路里程；第四是高下；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直。这三项都要根据地势分别制定，以校验地形平夷和险阻的差异。有图形而没有比例，就无法审察远近的差别；有比例而没有方位关系，即使在一处测得准确，在另一处也必然失真；有方位关系而没有道路里程，施用于山海阻隔之地，就不能彼此贯通；有道路里程而没有对高下、方邪、迂直的校验，道路里程就一定会同实际远近相违背，从而失去方位校准的准确性。因此要把这六项相互参照考察。不过，远近的实际情况由分率确定，彼此的实际情况由道里确定，尺度数量的实际情况由高下、方邪、迂直的计算确定。所以即使有高山大海的阻隔、遥远地区和异方之地的迂回，以及升降曲折的地势造成的影响，也都可以一一列出并确定。准望的方法既然正确，曲直远近就无法隐藏其真实形状。大概古人虽然有舆图，但粗疏简略得特别厉害；自从裴秀出现，才开始确立制图的原则。所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项，就是今天制图的新方法，也不能超出它的范围，这确实是史学界的一项大发明。《旧唐书·贾耽传》（原作“躭”，《新唐书》作“耽”）则说：

译贾耽喜爱地理学，凡是四夷派来的使者，以及出使四夷返回的人，他一定从容地向他们询问各地山川土地的始末。因此，九州地形的险易、百蛮地区的风俗，他都分别指示说明，详细考究其源流。自从吐蕃攻陷陇右以来，多年以来国家只能守在内地，过去的镇戍情况已经无法再了解。贾耽于是绘制《陇右山南图》，兼及黄河流域的经界和远近，把各种说法汇集成书十卷。他上表进献说：我听说楚国左史倚相能够读懂九丘，晋国司空裴秀创制了地图的六种体例；九丘是写成赋的古代经典，六体则是绘制地图的新创意。我虽然愚昧，从早年起就曾以此为师法，屡次承蒙提拔擢用，终于忝居台司。虽然历任职务，确实有许多空缺和失误，但天下山川，我在睡梦中也没有忘记。那幅大图，外部接近四海，内部区分九州，必定要凭借精密详尽的资料，才能绘制；如今正在继续搜集编纂，希望最终完成。然而，陇右一隅长久沦陷于蕃族盗寇之手，职方官失去了相关图籍记载，境土难以区分。我便勉强收集微薄的资料，采集民间议论，绘制了关中、陇右以及山南九州等地图一轴。考虑到洮、湟一带的旧地连接着监牧地区，甘、凉以西的土地控制着北方边陲，岔路上的侦察、候望和交通，军镇的防备以及要冲关隘，无不着意依据实际情况绘制，力求约略如同真实形势。如果圣上恩准派遣将领守护边疆，颁授教令、书檄和法令，那么灵庆一带设置险要的位置便一目了然，原会一带的封疆界限也可以知道。各州各军，都必须说明里程和人数；各座山各条河，都必须说明源头、尽头及其流变。图上不能全部写下，所依据的资料必定要靠记注明白。我谨慎地撰写了（别录）六卷。又因为黄河是四渎之首，西戎是众羌部落的首领支系；我一并研究查考史籍，删去浮泛的言辞，把所听闻知道的内容编成四卷。合起来总共十卷，文辞义理粗浅质朴，实在增添了惭愧恐惧。[原文“国困”疑有讹误]德宗看后称赞它好（这是贞元九年的事）。到贞元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他上表进献说：我在二十岁左右时，就喜爱听闻各地方言；开始做官时，便留意地理。考察研究，已经将近三十年。远方地区彼此相邻的情况、不同蕃族的风俗、翻山越岭进献珍宝的道路、乘船前来朝见的人，我都探究其源流，访求他们的居处；市场中的商人、戎貊地区的遗老，也无不听取他们的话并摘录其中的要点；闾巷间琐碎的传闻、民间歌谣和小说，也收取其中的奇异内容而删去虚妄部分。……自兴元元年以来，承蒙俯身进退的命令，令我修撰国典。[原文“国困”与此处“国典”可能相关，存疑]……近来我已精力竭尽、衰老多病，想把所听所见全部穷尽，绘入丹青，谨令工匠绘制《海内华夷图》一轴，横宽三丈，纵长三丈三尺，比例以一寸折合百里，分别标明着冠带的华夏人与衣着左衽的夷人，标出高山大河，把四方极远之地缩绘在细绢之上，把百郡分布绘成图画。宇宙虽然广大，展开它也不会占满庭院；凡是舟车能够通行的地方，观看此图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撰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部分以《禹贡》为开端，外夷部分以班固、司马迁的史书为源头；郡县记载它们的增减变化，蕃落叙述它们的兴盛衰败。以前的地理书把黔州归入酉阳，如今则改归巴郡；以前的《西戎志》把安国当作安息，如今则改归康居。凡是各种疏漏错谬，都一一加以厘正。陇西十地在永初年间被弃置，辽东、乐浪在建安年间陷落；曹公放弃陉北，晋氏迁都江南，边境一带屡次遭受侵扰劫掠，所以旧日遗址日益湮没毁坏。旧史所撰录的内容，十件中只能保存二三件；如今这部书搜集补充，所得已经超过一半。……古代的郡国用墨色题写，今天的州县用朱色题写；古今文字有所不同，这样处理便简便易懂。……皇帝下达优厚的诏令答复他（《新唐书·贾耽传》记载得比这里简略）。贾耽所说的制图方法，大体上源自裴秀；只是他绘制的《华夷图》以一寸折合百里，与今天经纬度分度的方法非常契合，比起裴秀的分率法更加精密了。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贾耽所著的书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四卷，大概就是《旧唐书》本传所记载的那些书。另有《地图》十卷、《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新唐书·地理志》末尾说：贞元年间的宰相贾耽，考察各地方域和道路里程的数目最为详尽；凡是从边州进入四夷、到鸿胪寺担任通译的人，没有不被他全部记录下来；他还记载了进入四夷的道路，以及关塞戍守和交通往来中最重要的道路。其下记载进入四夷的道路共七条：第一，营州进入安东的道路；第二，从登州渡海进入高丽的渤海道；第三，从夏州塞外通往大同、云中的道路；第四，从中受降城进入回鹘的道路；第五，从安西进入西域的道路；第六，从安南通往天竺的道路；第七，从广州通往海上夷人的道路。每条都把沿途里程记载得非常详细。我考察《武经总要》中的《北蕃地里》一卷及《登州海程下》，其中多次引用贾耽的《皇华四达记》，而且文字同《唐志》大致相同。大体相同。这样看来，《唐志》所说的“边州进入四夷的道路里程”，就是节录《皇华四达记》的文字。高丽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也多次引用贾耽的书，一部称为《古今郡国志》，一部称为《四夷述》，大概就是贾耽所著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伪齐刘豫阜昌年间，曾把《华夷图》刻在石碑上，绘制纵横方格，大致如贾耽所说（中间补入宋代地名及各夷名称）。原石现在还保存在长安碑林中。这大概是采用贾耽所绘制的底本。考察《旧唐书》本传的记载，看来《华夷图》绘制在《四夷述》之前，两者合为一部书，所以《新唐书·艺文志》也不再分别列举。《新唐书·艺文志》未另列此图。贾耽对于地理学，不仅专心研究地图的绘制方法，而且极其重视沿革。他把古代郡国用墨色题写，今天的州县用朱色题写，这种做法直到今天仍未改变。他所撰写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兼顾古今，说明其沿革变化，应当是地方总志中的善本；同隋代官修的《区宇图志》、唐代魏王泰命其府僚共同编撰的《括地志》相比，更加切实有用。这大概就是纵向、横向同时采用来贯通地理资料的著作，也可以说是研究地理沿革学者的开创之作。此后元代人朱思本所绘的《方图》，成为罗洪先据以改制《广舆图》的基础；朱思本的图顾祖禹还曾见过（《方舆纪要·凡例》），但如今也无法再得到。这也是贾耽之后在地理学上的有力继承者，不能不加以叙述。

译贾耽以后，值得叙述的地理志，在唐代有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其中官修的著作已经在上章叙述过，这里就不再列举。李吉甫的书以宪宗元和年间的郡县为依据，从京兆府开始，到陇右道结束，共四十七镇，编成四十卷，详细记载各地四至、八到以及开元、元和年间的户数；每镇篇首都有一幅图，所以称为《图志》。宋孝宗淳熙二年，程大昌说图已经亡佚，因此今天只保存了志文，而且又有缺卷，实际保存三十四卷。清代严观有《补志》九卷，缪荃孙又辑录散佚文字三卷，那么缺少的部分也就很少了。洪迈为此书作跋，说它是在元和八年上进的；但书中有“更置宥州”一条，而这件事发生在元和九年，大概是吉甫在书成以后又续补进去的。在这部书以前的图经、地志，如《区宇图志》《括地志》，都已经散佚，只有此书最为古老，它受到世人的珍视，是理所当然的。乐史的书撰写于宋太宗时期，但所叙述的郡县大多属于唐代旧制；当时燕云十六州早已被石晋割让赠予契丹，而乐史也把这些地方收取进来，一一列入中国版图。大概乐史撰写此书，实际上是以贾耽的《十道志》、李吉甫的《郡县图志》为蓝本；凡是原书已有的内容，大半都抄录进来。又因为宋人的意图仍然是把十六州看作中国旧有的疆域，对恢复这些地方的念头一天也没有忘记；与其把它们搁置而不计算在内，倒不如稍有过分地保存其记载。贾耽的书我没有见过；李吉甫的书，对于前代的图经、地志采录颇多；然而乐史仍认为贾、李二书有所缺漏，于是连历代人物的题咏也一并登载，这开创了后来方志必定列载人物、艺文的先例。现在考察唐、宋两代的地理书，自然以《寰宇记》最为完备博大；在此以前已经散佚的书籍，其中的逸文，也曾凭借此书得以考见，这正是此书可贵的地方。原书为二百卷，今本缺少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共七卷；遵义黎庶昌从日本访得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七以及卷一百十八的一半，共五卷半，刊入《古逸丛书》中，这样一来，缺少的就只有一卷半了。王象之又取李吉甫、乐史二书以及王存《九域志》中记载名胜古迹的内容，另编成《舆地纪胜》二百卷；又把宋人诗集中吟咏名胜古迹的诗文附加进去，只是其中还缺少二十二卷。元代修撰《大一统志》时，所收录李吉甫、乐史诸人的记载，多半是从这部书间接转录的；试着拿残本来验证，就可以知道我的说法没有错。至于欧阳态的《舆地广记》、祝穆的《方舆胜览》，虽然不能同上述几部书相比，但也仅次于《九域志》，就像小国依附于大国一样。辽、金时代官修的地方总志，如今没有资料可以考察。只有元代除官修的《大一统志》之外，还有两部书：一部叫《圣朝（一作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另一部叫《大元混一方舆要览》。《胜览》全书三卷，没有署撰人姓名。现在流传的元刊《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后乙集地理类和《群书通要》癸集，都把这部书收入其中。书首以各行省为纲，接着是各省所属的路、府，再接着是各路、府所属的州，最后是各州所属的县；每个州县下面，简略叙述沿革故事、山川形胜，可以同《元史·地理志》互相参证，但有时也存在异同。《翰墨全书》是元代书坊商人所刻，其中往往包含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献；这部书就是现存唯一的元代人地方总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除了《胜览》外，还著录郭衡的《大元混一方舆要览》七卷，但没有见到传本。厉鹗《辽史拾遗》总共三次引用《要览》，其中三件事同《胜览》相同。我很怀疑《翰墨全书》《群书通要》所著录的，就是郭衡的书，只是删节七卷而成为三卷。钱大昕的文集中有《跋胜览》一篇，却从未提到郭衡的著作；这样看来，《要览》也是钱大昕没有见过的。钱大昕大概是根据《千顷堂书目》来著录的；然而《千顷堂书目》只有《要览》，没有《胜览》，钱大昕却把两部都著录了，这也是他考证古书时的疏漏。明代除了官方编修的《寰宇通志》和《一统志》之外，还有一部巨著，就是宛溪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生于明朝末年，遭受亡国之痛，隐居在故乡，亲自撰写此书，三十九岁才开始动笔，经过二十年才完成。全书的主旨，都具备于《总序》《凡例》之中。《总序》共有三篇，实际上是一篇序文，只是分成三段，大概是仿照《太史公自序》写成的。序文说明，他写这部书的动机，是因为承受了父亲的遗命。原来，顾祖禹的高祖顾大栋，嘉靖年间任光禄丞，曾著有《九边图说》流传于世。顾祖禹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所以专心致志于地理学。顾祖禹又转述父亲顾柔谦临终时的话说：“到了我的这一代，天下已经沉沦，九州沸腾，我仅仅能够保全头颅、穿戴衣冠，到地下去跟随祖父；而十五国的疆域，三百年的图籍，也都泯灭沦亡，文献无从考证，难道能不悲痛叹息吗？所以在父亲去世四年后，我才命笔撰述，以完成这部书。”顾祖禹自己也说：“我之所以写这部书，也是对世上那些能够预先知晓时势的人寄予厚望。若不能预先知晓时势，却让那些茫然无所适从的人承担天下大事，把宗庙社稷的重任一旦束手交给别人，这正是先父愤怒、悲痛、呼号、扼腕，直到死去的原因。” 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写作这部书的动机。顾祖禹又解释了给这部书命名的意义，说：

译大地的规律安静而有常，所以称为“方”；它广大而能承载万物，所以称为“舆”。然而其中山川的高下、险要和平夷、刚硬和柔和、干燥和湿润等变化繁多，无法全部记载；人事的兴废、增损，以及毁坏、修筑、疏通、阻塞等情况不一，也无法全部记载；地名屡次更改，新旧名称交错出现，事变日益增多，昨天没有的今天出现了，所以详细而又无法详尽的，没有超过方舆的。这部书把古今方舆的情况贯通于史书之中，又用古今史书来考察方舆；史书就像方舆的向导。如果有不符合史实的，或者史书所记载的与方舆实际不能完全相合的，就不敢随意收入。因此称为《读史方舆纪要》。”},{ 我认为，史学和舆地是相互资助、共同发挥作用的。研究史书却不明白舆地，必定会有许多互相抵触、难以贯通的地方；而舆地中属于古今沿革的部分，本来就是史学的一部分，与研究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道路不同。试着把各部史书中的《地理志》连续贯通地阅读，以求得其中的联系，这就是舆地沿革之学；在这方面，没有比这部书更好的了。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开头九卷论述州域形势，其次一百十四卷论述两京十三司，再次六卷论述川渎，最后用一卷《分野》收束。前代撰写地志的人，往往偏重名胜古迹，至于丘壤山川以及攻守利害，大多略过不写。《纪胜》《胜览》等书暂且不论，《寰宇记》也不能免除这种弊病，只有《元和志》认识到这一点，此后就很少有能够继续这一传统的人了。因此，这部书对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的适宜与否，以及兴亡成败的事迹，记载得最为详细；至于景物游览的胜迹，则从略。这也是作者经世致用的深层宗旨。至于它编排叙述的方法，两京及各司先列总序，接着列图。然后有正文，有分注；有特别记载的，有附带记载的。大体上以府、州、县为纲，把某一县境内的城镇山川附在后面注释。顶格书写的是正文，低一格书写的是注文，夹行书写的是注文中的注文。凡是涉及史迹的内容，细微详尽，无一遗漏，而且前后贯通，像一篇完整的论文。他论述州域形势时，采用朱熹《纲目》的方法，自己撰写纲要，又亲自作注，层次清楚，颇便于阅读查览。顾祖禹写这部书，大概是汇集百代以来的成说，考察诸家的绪论，穷年累月，勤勉不息；即使是乘船乘车经过的地方，也一定要察看城郭，考察山川，核查里程道路，询问关隘津渡，以及向商旅之人、征戍之士询问，有时还同他们从容交谈，考核各种记载的异同（《自序》）。他的朋友南昌人彭士望称赞他说：“这个人即使困苦饥饿，也不顾惜妻子儿女，独自一人闭居在一间屋里。他的心神周游于天地九万里以内外，辨明真伪，就像看手掌一样清楚；亲手描画，口头讲述，立即作出判断；即使召集东西南北海内的人来质询，也没有疑惑；聚集奇伟、雄杰、宏大、深沉、敏捷、奇异的人才来辩论，也不会穷尽。”（据彭士望《方舆纪要序》）由此说来，他用力之深，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啊！顾祖禹继承先人的志向，怀有亡国之痛，除了晚年接受徐乾学的征召，参与编修《一统志》之外，始终不肯踏入仕途。他大概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气节情趣相同，称他为明遗民是可以的。所以，他的书始终以明代的两京十三司为主，完全没有一句涉及新朝。近来有传抄本问世，拿它同刊本校对，例如《辽东行都司》一卷中所记建州旧事，因为涉及当时的忌讳而被删削的地方非常多，有人把这些内容抄录出来，编成《补遗》一卷；凡是今本称作“明”的地方，全都改成“国朝”二字，这又可以证明他微妙而坚定的志趣保存在哪里。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有个叫许鸿磐的人，撰写《方舆考证》一百卷，以清代各直省为主，体例完全依照顾祖禹的书。虽然能够订正其中的缺误，补充其中的不足，但论议的宏博、见识力量的深远，却远远不如顾氏。这是因为他长于考订补缀，而不敢以疆域形势为主要任务。近年来，这部书才有刻本出现，我曾经拿来同顾祖禹的书校对，所以得以进一步比较评论。与顾祖禹年代相近的，有昆山人顾炎武；年代稍晚的，有无锡人顾栋高，他们可以同顾祖禹合称“三顾”。顾炎武所著《肇域志》没有完成，又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他的志向也在于经世致用，和顾祖禹相互呼应。只是他的书是杂取各府、州、县志、历朝奏疏、文集以及《明实录》抄录编辑而成，大概是他所撰《肇域志》的稿本；由于其中记载多为明代史实，所以世人把它同《方舆纪要》一起珍重。顾栋高所著的书名为《春秋大事表》，是把《左传》的全部内容分成若干标题，综合汇集每一标题下的事实，排列成表，大概与《通鉴纪事本末》的写法相同，只不过把按事件记述改成了制表。清代史家万斯同以善于制表著名，吴先生廷燮所撰《历代方镇年表》，篇幅宏大，可以同万氏的《历代史表》前后辉映。至于清代官修的《历代职官表》、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杨丕复的《舆地沿革表》、段长基的《疆域沿革二表》，都是综合考察各部史书而编成一书的，并不是只涉及一枝一节的著作，对于研究历史极有帮助。方志具备史书的一种体制，开头用图，辅以表，与纪传体、编年体史书具有同等功用，所以我取顾栋高的表来一并叙述。

译以上所说的方志，大多是地方总志，以全中国为记述的范围；其次有省志、县志，省志通常称为通志，前一章已经略作叙述。清代的府、厅、州、县志，多由名家主持撰写，例如马辅之的《邹平县志》（顾亭林考订）、陆陇其的《灵寿县志》、王昶的《太仓州志》、戴震的《汾州府志》、洪亮吉的《怀庆府志》、章学诚的《和州志》《永清县志》、段玉裁的《富顺县志》、李兆洛的《凤台县志》、莫友芝的《遵义府志》、陈沣的《番禺县志》、郭嵩焘的《湘阴县图志》、王闿运的《湘潭县志》、李慈铭的《绍兴府志》、缪荃孙的《顺天府志》《江阴县志》。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在当地做官，有的是因为出生于当地，有的是因为旧日交往而被邀请修撰，有的是因为旅途中到过那里；不一定设立修志机构、配置属员，大多由一人起草完成。章学诚不能亲自撰写一部史书，还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寄托在修志上，这是史家的不得已之举，又怎么可以不加以叙述呢？本期私家修史大致有四类，如上所述，不过只是略具梗概；然而已经有内容繁多而难以删削的感叹，实在是因为作者太多了。现在总括上述内容，归纳为两点：第一，本期史家的比较；第二，本期史学的趋势。我过去说过，概括评论我国史家，应当以史籍为依据。凡是史家所擅长的史学，都具备在他所撰写的史籍之中；评论古代是这样，评论近代也是这样。属于例外、应当另行讨论的，只有刘知幾、章学诚几个人。按我所知道的情况，唐代有贾耽、杜佑，宋代有欧阳修、司马光、袁枢、郑樵、马端临，明清之际有顾祖禹、黄宗羲，这些人都是章学诚所说的具有特殊见识和贯通裁断能力的人。其他如唐代的吴兢、柳芳，宋代的宋祁、胡三省，金代的元好问、刘祁，元代的王鹗、苏天爵，明代的宋濂、柯维骐、王维俭，清代的全祖望、钱大昕、屠寄、柯劭态，不过是随着时代补充修补史籍，规模和见识并不深远，不能同上述几家相比。司马光、郑樵把十七史的纪传合编成一部书，一个仍然采用纪传体，一个改用编年体；杜佑、马端临把十七史的书志合编成一部书，一个胜在精简，一个胜在详尽丰富；顾祖禹更把方舆作为经线，把史事作为纬线，将史学和地理学熔于一炉，于是人们才知道研究历史不能不明白地理。这些人都是具有贯通裁断能力的人。贾耽沿袭裴秀已经形成的方法并加以精研，用来绘制《华夷图》；袁枢把《通鉴》分析成若干事类，写成《纪事本末》；黄宗羲汇集讲学家的传记、志书和学说，创立了学术史。这些人都是具有特殊见识的人。然而，具有贯通裁断能力的人中未尝没有特殊见识，具有特殊见识的人中也未尝没有贯通裁断能力。至于欧阳修不借助众人之手，在昏暗的屋中奋笔疾书，亲自撰写一部史书，上承司马迁、班固，下启明、清两代私家撰史的风气，更是唐、宋以来罕见的事，不能仅仅用“特殊见识和贯通裁断能力”来限制评价他。总之，都是根据他们所撰写的史书，作为概括评论的依据；他们所擅长的史学也就在这些史书中，这是第一点。评论者多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的风气最盛，后世没有能够相比的，这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试看本期的私家史书，数量众多，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出数倍，怎么能说后世无法相比呢？不过，这两个时期的私家史书，确实有不同的特点。后汉灭亡于魏，而《东观纪》得以完成；魏取代为晋，于是有《三国志》问世；西晋有东晋、西晋之分，修史者有十八家；疆域分成南北，有著作的十六国；至于南方的宋、齐、梁、陈，北方的魏、齐、周、隋，私家撰写的史书，更是数不胜数。又如干宝的《晋纪》，撰写于南渡之后；孙盛的《阳秋》，作于晋朝尚未灭亡之时。不必等到改朝换代，便可以动笔写史。用今天的情况类比古代，也并不是如此。近世私家撰史，困难极多。宋代王偁凭一人之力，叙述东都九帝的事迹，接续欧阳修的事业，本来就是罕见的事。明代人喜欢撰写本朝史，而吴炎、潘柽章、庄廷珑等人因为修撰《明史》遭受灾祸，此后人们便互相告诫，不再这样做。专门撰写史书的风气不能因此而消失，于是他们避开近代，转而趋向上古；怯于创作，转而勇于改修；不敢谈论治乱兴衰，转而考察典章制度。大体而言，本期各种史书不超出上述三端。因此，私家史书虽然很多，但面貌与从前大不相同；趋势既然如此，其他方面也可以知道了，这是第二点。总而言之，本期史学本来有相当的成绩，也有相当的进步，只是考究古代的著作多，通晓当今的人少罢了。由于当时触犯忌讳的地方很多，史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即使是豪杰之士，也对此无可奈何。这就是刘知幾、章学诚二人只能徒然留下空论，却不能亲自创作一部史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