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

译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初私家修史的始末 自从司马迁、班固二人出现，私家修史的风气已经大为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初，私家修史更加盛行。大体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后汉史，第二类是三国史，第三类是晋史，第四类是十六国史，第五类是南北朝史。这五类史书，最初都是由多家分别编纂，最后才汇定为一部。可是它们的源头虽相同，流传情况却不同。例如刘宋以前，后汉史有九家；范晔《后汉书》完成后，九家的书都废弃了。又如唐以前的晋史有十八家；唐太宗主持官修的《晋书》完成后，十八家的书也都废弃了。陈寿《三国志》完成以前，三国史各有作者，不止一家；自从陈寿的书流行，各家的书一天天湮没废弃，正与汉、晋二史相同，这叫作源头消失而流传本尚存，是第一种情况。晋代的十六国也各自有史，流传得相当兴盛。后魏崔鸿依据这些史书撰成《十六国春秋》；各国的史书逐渐湮没，而自宋以来，崔鸿的原书也不再见于著录，这叫作源流全部断绝，是第二种情况。南朝有宋、齐、梁、陈四部史书，北朝也有魏、齐、周、隋四部史书。这四部史书，李延寿依据它们撰写《南史》《北史》。如今八部史书都保存下来，并与《南史》《北史》并列于正史之中，这叫作源流全部保存，是第三种情况。依照这三种情况推演叙述，大致情形就齐备了。后汉史的作者很多。现在依据《隋书》《旧唐书》两部《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考察其概要，列表说明如下：书名 卷数 著者 存亡 附考 《东观汉记》《隋书》记为一百四十三卷，《旧唐书》记为一百二十七卷 汉　刘珍等 亡佚 今有清代辑本二十四卷。《后汉书》《隋书》记为一百三十卷，《旧唐书》记为一百三十三卷 吴　谢承 亡佚 有辑本。《后汉记》《隋书》原载一百卷，存六十五卷；《旧唐书》载一百卷 晋　薛莹 亡佚 薛莹本是吴人，后来进入晋朝；他所作的书也称《后汉书》，有辑本。《续汉书》《隋书》载八十三卷，《旧唐书》同 晋　司马彪 其中志三十卷尚未亡佚，附在范晔的书中流传；纪传部分亡佚，另有辑本。《后汉书》《旧唐书》载五十八卷 刘义庆 亡佚 怀疑就是撰写《世说新语》的刘孝标；而两部《唐书》把它列在华峤之前，他似乎是晋人，暂存疑问，等待考证。《汉后书》《隋书》原载九十七卷，存十七卷 《旧唐书》载三十一卷 晋　华峤 亡佚；有辑本。原书作《后汉书》，据《晋书·华表传》和《史通·正史》，此处作《汉后书》。《后汉书》《隋书》原载一百二十二卷 存八十五卷，《旧唐书》载一百零二卷 晋　谢沈 亡佚 有辑本。《后汉南记》《隋书》原载五十五卷，存四十五卷；《旧唐书》载五十八卷 晋　张莹 亡佚 两部《唐书》只称为《汉南记》。《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原载一百卷，存九十五卷；《唐书·艺文志》载一百零二卷 晋　袁山松 亡佚 有辑录本。《后汉书》。《隋志》列为九十七卷，《唐志》列为九十二卷，《宋志》列为九十卷。宋代范晔。现存。《后汉书》。《隋志》列为一百卷。梁代萧子显。已亡佚。以上属于纪传体。《后汉纪》。三十卷。晋代袁宏。现存。《后汉纪》。三十卷。晋代张璠。已亡佚。以上属于编年体。

译右边所列可考的，共有十三种；而现今存世的本子，只有范氏的《后汉书》和袁氏的《后汉纪》两种。其他著作大多有辑本：清代姚之駰的《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其中辑录《东观汉记》八卷、谢承之书四卷，以及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各一卷，司马彪四卷；章宗源、黄奭、黄恩纶也各有辑本，汪文台又汇集编成《七家后汉书》。这就是这些可考著作的大致情况。汉明帝曾下诏让班固与陈宗、尹敏、孟異共同撰写《世祖本纪》，又编撰《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就是唐代以后官修各史的开端。后来又下诏让刘珍、李尤修撰《东观汉记》。所谓东观，是章和年间以后收藏图书典籍的地方，也是修史者取材的所在；范晔《后汉书》中说，延笃与朱穆、边韶在东观任著作之职，就是这个意思。《东观汉记》的撰写者，除刘珍、李尤外，还有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起初这部书并没有固定的名称，后来才称为《汉记》；题作《东观汉记》，则始于《隋志》。范晔《后汉书》问世以前，世人非常珍重这部书，把它置于各家《后汉书》之上。魏晋南北朝的学者曾称“六经三史”，“三史”就是《史记》《汉书》和这部书。这也是官修史籍，因此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历时很久，最终却没有完成。按照章学诚的论述来衡量，这部书大概属于撰述之作，体例完全依照《史记》《汉书》，与古代史官记注的成法大不相同；这可以说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变革，并且形成了一个一旦开始便难以回头的趋势。从此以后直到范晔，私人撰写的史书因而大为兴盛。像二谢、薛、张、马、华、刘、袁八家所撰的著作，具体都如上表所列，都是三国、两晋时期的名著，并且各自卓然成一家之言。过去刘勰评论这件事说：“后汉的纪传史，源自《东观汉记》。袁宏、张璠所作，偏颇驳杂而不合体例；薛莹、谢承所作，疏漏谬误，可信性较少；至于司马彪的详实、华峤的准确得当，则是其中最好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刘知幾也只推举司马彪、华峤两家，把其他各家置之不论，还说若推究各家的长处，华氏居于第一；他对华氏的折服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近人有的推重谢承，认为他是后汉诸史中第一流的作者；但仅仅从残存的逸文窥见其大概，就贸然作出定论，未必符合实际，仍应以二刘的评论为正确。八家的著作加上《东观汉记》，就是九家后汉书；它们都沿用《史记》的纪传体，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而且其中尚未完成的作品实际上占了一半，所以有待范晔加以订正。范书流行以后，各家的史书都被废置，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在范晔以前，还有袁宏、张璠两家，都撰写了《后汉纪》，采用编年体，范晔也从中取材。如今只有袁宏的《后汉纪》留存。梁代萧子显又撰写了纪传体的《后汉书》，成书时间在范晔之后；这部书在隋代以前就亡佚了，所以无法知道它与范书相比哪一部更好。现在一并列出 在表中。《宋书·范晔传》记载，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仕途不得意，于是删取各家《后汉书》，编成一部自己的著作。书中又记载范晔在狱中写给外甥和侄子的信，并用以自我说明撰书宗旨：（上文略）我本来没有涉猎史书，只是常常阅读，觉得其中有些地方难以理解。既然编撰《后汉书》，便逐渐掌握了其中的条理。详细考察古今著述以及各种评论，几乎很少有让我满意的。班氏的声望最高，但他任凭主观感情而没有固定体例，实在无法分出高下；至于后面的“赞”，在义理上几乎没有收获，只有“志”还值得推许。他的博大丰富无人能及，但在整理编排方面，我未必感到惭愧。我所撰写的各篇“传论”，都有精微的意义和深刻的旨趣，既然有可裁取玩味之处，所以把语句写得简约。至于《循吏传》以下以及《六夷传》的各篇“序论”，文笔纵横奔放，确实是天下奇作；其中写得好的，往往不亚于《过秦论》一篇。我曾拿它们同班氏的作品比较，不只是并不感到惭愧而已。我想把各篇“志”全部写出，前汉所有的志，都一一完备；即使具体事例不必很多，也要使读者看到文章就能得到完整的了解。我还想根据事件在各卷中发评论，以纠正一代的得失，但这个愿望又没有实现。“赞”本来就是我文章中最杰出的构思，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空泛设置的，奇特变化无穷，同样的内容又各具不同体式；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称说它。此书流行以后，应该会有能够欣赏它的人。纪传体的体例，只能举出大概，其中还有许多细微的用意。自古以来，体制宏大而构思精密的著作，从来没有像这部书这样的。我担心世人不能完全理解它，而世人又多半重古轻今，所以才把内心的真实想法说成近乎狂妄的话罢了。（下文略） 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没有范晔的《自序》，但他的撰述宗旨仍可以从这部书中看出。范晔撰写《班固传论》时，极力指责班固的缺点，又采用华峤的话，说班固不能凭借智慧免于极刑，最终自身陷入大祸。然而范晔自己也卷入彭城王刘义康之祸，他的结局比班固还要悲惨，这也就是所谓眼睛能看清毫毛，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读这段话，范晔显露才华、夸耀自己的意味，未免太过分了，和自我炫耀以求取用有什么不同？不过曹丕曾说：“平常人重视遥远的事物而轻视眼前的事物，趋向声名而背离实际；古代作者把自身寄托在笔墨中，把思想表现在篇章典籍里，不借助良史的文辞，也不依靠飞驰的权势，而声名自然流传到后世。”（《典论·论文篇》）用这段话来衡量，范晔大概与曹丕有相同的感慨。他说世人多重古轻今，所以才把内心真实想法说成狂妄之言，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况且优秀作者的用心很苦，读书人未必都能完全领会，所以他说：“我所写的各篇‘传论’，都有精微的意义和深刻的旨趣；各篇‘序论’，文笔纵横奔放，确实是天下奇作；‘赞’本来就是我文章中最杰出的构思，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空泛设置的。”这些话都是在说自己的甘苦。《文选》所收录的范晔作品，有《论》一首、《赞》一首，都是杰作；他的其他杰作还很多，都可以诵读欣赏。如果从文学批评的态度出发，来评论班固、范晔两部书：一部极其博大丰富而深厚典雅，凡是有名的奇情壮采、值得玩味的地方都具备，实在难以判断究竟谁先谁后。可是执笔撰写记事文章的人，如果从范书入手，又能够另具匠心，形成自己的眼光，把文章造成为史家所用的工具，那么研究历史的人就不能轻视范书而不去学习。除班书之外，范氏之书是首选。

译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范晔删取《东观汉记》以下各家的著作，编成一部自己的书，这确实如此。他采录各书的痕迹，如今仍有可以考察的地方：范晔撰史时大量采用华峤的著作。华峤把“外戚”改称为“后纪”，范晔也沿用了这一名称；而肃宗的“纪论”、二十八将的“传论”、桓谭和冯衍的“传论”、袁安的“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的“传序”、班彪的“传论”，其中一部分文字，章怀太子都注出是华峤的文辞。王允的“传论”，章怀太子漏注了；但拿《魏志·董卓传注》相互校勘，便知道也是华峤的文辞。范晔又以《东观记》为基础，广泛召集学者，穷尽阅览旧籍，删去烦琐、补充简略之处，从而完成一代大典。不过近人王先谦认为，范书取自华氏的六件事，大多只有寥寥数句，并不属于纪传正史的主体，实际上是因为华峤的文辞写得不好，范晔加以改正；不能因此就说范书全部取自华书（《后汉书集解述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不仅对华书如此，对《东观记》也是如此。《史通》说，范晔撰写《后汉书》，共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计一百篇；后来因获罪被捕，十志尚未完成，他就死了（《史通·正史》）。《隋志》著录这部书，作九十七卷；两种《唐志》都作九十二卷，只有《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相合。各书记载不同，或许是因为其中有些子卷后来增出，并不是今本有所缺失。范晔《自序》说，他想把各篇志都写出，使前汉所有的志全部完备，所以书目中列有十志，以仿效《汉书》。有人说，范晔所撰的十志，全都托付谢俨搜集撰写，临近完成时范晔遇祸，谢俨把书稿全部用蜡封起来，后来覆车失毁；宋文帝命丹阳尹徐湛之到谢俨那里寻找，但已经再也找不到了，世人都以此为遗憾。这件事究竟有没有，无法知道；即使确实即将完成却毁掉了，也实在可惜。梁代刘昭曾为范书作注，共有一百八十卷。刘昭因为范书没有“志”，便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合起来作为注，得到三十卷，用来补足范书的缺失；他在“序略”中所说借用旧“志”来补充，就是指这件事。范书与《续志》合刊，始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孙奭的请求。他的奏章中只说刘昭注补《后汉志》，又说范晔在前代撰作，刘昭在后代加以阐述，似乎还不知道这些内容出自《续汉书》。到了陈振孙《书录解题》，才明确说《后汉志》三十卷由晋代司马彪撰写、梁代刘昭补注；并且考察章怀太子注所引用的材料，凡称作《续汉》的，文字都与今本“志”相同，可见它们无疑就是司马彪的书。到这时，这个疑案才得到解决。然而两部书经过这次合刊，《续志》也就不能再清楚地区分出来了。不仔细考察的人，不是把它当作范书，就是认为它是刘昭补写的。范晔既然讥评班固任凭感情而没有体例，又自称自己有纪传体例，那么他的书必定有凡例，只是因为他遭受极刑，凡例也随之散失，所以无法考察。不过刘知幾评论说：“范晔删定《后汉书》，简约而且周备，疏朗却没有遗漏。”王鸣盛也说：“范书重视德义，抑制势利；提拔处士，贬斥奸雄；论说儒学时深深赞美郑康成；褒扬党锢之士时推崇李固、杜密；宰相没有多加叙述，却特意表彰逸民；公卿没有被广泛采录，却特别尊重独行之士。”（《十七史商榷》六十一）这说明范晔又能鉴察马、班两家的缺失，并加以纠正。因此他的书如同《史记》一样善于叙述事理，辨析清楚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文采与质实相称；又如《汉书》一样不激烈怪诞，不压抑刚直，内容丰富而不污杂，记述详尽而有体制，确实不愧为一代良史之才。他的史学大概，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袁宏的《后汉纪》成书于东晋康帝时期，在范晔之前；他的《自序》说：我曾经读《后汉书》，觉得烦琐污杂、杂乱无章，读着读着就困倦，不能读完。于是姑且利用闲暇时间，编撰成《后汉纪》。我所搜集汇合的汉代史料有：谢承之书、司马彪之书、华峤之书、谢忱（即谢沈）之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各郡耆旧先贤的传记，总共有数百卷。前代史书多有缺略，很多地方编次不当，异同错谬混杂，有谁来替它们订正呢？我经营编撰了八年，疲惫不堪，却仍不能最后定稿；后来得到一些流传的材料，开始看到张璠所撰的书，其中关于汉末的事情记载得比较详细，所以又探求这些材料来增补本书。袁宏所采集的汉代史料，就是《东观记》；除马氏、华氏、二谢的四部书之外，他所征引的许多书，大多著录在《隋志》中。袁宏撰写这部书的动机，是认为各家《后汉书》烦琐污杂、杂乱无章，所以改用编年体的《汉纪》。他评论班固、荀悦两家著作说：“班固所述源流周详丰富，接近博通之人的作品；但因袭司马迁的史书，没有作出辨析说明。荀悦才智和经世才略，足以成为优秀史家；他所叙述当代之事，很有助于治理功业。”这就是把繁多而难以整理与简约而容易查寻作为衡量两书高下的标准。大概他的本书既然仿效荀氏而作，又说明自己的学术源流所在，就不能不抬高荀悦而贬低班固，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有失于公允的评论。不过袁氏的著作与上面所说各家的书相比，确实更便于读者循序查阅。据王鸣盛考证，袁宏的书虽然采集广博，却最终很少有超出范书之外的内容；可见各书中精确充实的语句，范晔已经搜集殆尽，而袁、范两书的价值也由此可以想见。《四库提要》说，荀悦的书依据班固的旧文，加以剪裁、联络；这部书则自行选择取舍，独自作出鉴别裁定，比荀悦更为困难。这个评论确实正确；这也是《史通》所说的，世人谈论汉代中兴史时，只有袁、范两家值得称道的原因。其次是三国史。可以考见的著作，列表如下：书名 卷数 著者 存亡 附考 《魏书》四十八卷（《隋志》以下同）。晋代（魏代）王沈。已亡佚。纪传体。《魏氏春秋》二十卷。晋代孙盛。已亡佚。编年体。《魏纪》十二卷。晋代阴澹。已亡佚。《唐志》作“魏澹”。编年体。《后魏春秋》九卷。晋代，孔衍。已亡佚。另一种著录作《汉魏春秋》。属于编年体。《魏尚书》八卷。同上。已亡佚。《唐志》记作《后魏尚书》。《魏略》五十卷。魏代，鱼豢。没有全部亡佚。《隋志》记作《典略》八十九卷，实际上这是《魏略》和《典略》的合编本，应为《魏略》五十卷、《典略》三十九卷，现有辑本。

译《魏国统》十卷（《隋志》）。晋代，梁祚。已亡佚。《唐志》记作《魏书·国纪》，是错误的。以上是魏的史书。《蜀书》蜀汉，王崇。已亡佚。《蜀记》七卷（《唐志》）。晋代，王隐。已亡佚。《蜀本纪》晋代，汉谯周。已亡佚。见于《三国志裴注》。《汉春秋》（《唐志》）。晋代，习凿齿。已亡佚。这就是《汉晋春秋》五十四卷中的一部；其中所谓的“汉”，指后汉和蜀汉。《隋志》记作《汉晋阳秋》，大概是由于避讳。以上是蜀汉的史书。《吴书》五十五卷（以下同见《隋志》）。吴代，韦昭。已亡佚。属于纪传体。《吴记》九卷。晋代，环济。已亡佚。《吴录》三十卷。梁代，张勃。已亡佚。以上是吴的史书。《三国志》六十五卷。晋代，陈寿。现存《叙录》一卷，其余已亡佚。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以上三国合为一部书。以上所著录的史书，可以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类。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属于官修；其他著作大多属于私修。到陈寿时，才汇合各家的史书，编成《三国志》，集官修、私修各书之大成。编纂魏书的有卫觊、缪袭、韦涎、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许多人，最后完成这项工作的则是王沈。编纂吴书的有丁孚、项峻、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华覈，后来由韦昭独自完成此书。以上两部书，都是奉魏、吴二主的命令编修的。陈寿曾说，蜀汉没有设置史官，记事注史也没有专门的官职；刘知幾却认为这是对诸葛亮的严重诬蔑，说蜀汉曾以王崇补任东观之职，许盖掌管礼仪，卻正任秘书郎，并广泛搜求益部书籍，这些事情都详细记载在《蜀志》中（《史通·史官》）。现在考察《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王崇在蜀任东观郎，入晋以后著有《蜀书》，与陈寿所说颇不相同。如今陈寿的书中看不到王崇的名字，由此可知，刘知幾所见的《蜀志》，如果不是王崇的《蜀书》，就是《华阳国志》。《三国·蜀志·后主传》记载，景曜元年也有“史官言，景星见”这句话。这里所说的“史官”，是太史令的另一种称呼，实际上是掌管历法的官员。有人据此认为这是蜀汉设有史官的明确证据，实在是考察不周；而刘知幾说陈寿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剃发，因此陈寿才加以诽谤议论，这种说法也未必可信。王崇虽然在东观任职，但他所作的《蜀书》仍然是私修史书；《隋志》没有著录它，是因为它早已亡佚。《史通》说鱼豢私自撰写《魏略》，记事只到明帝（《正史篇》）；成书时间大概在王沈《魏书》之前。如今《魏略》虽已散佚，但遗文很多，从中仍可窥见大概；裴松之据此补注陈寿《三国志》的缺漏，也可以称得上是名著了。《晋书·陈寿传》说：陈寿在蜀任观阁令史，蜀汉灭亡后，被授任著作郎，撰写魏、吴、蜀《三国志》，共六十五篇。当时人称赞他善于叙事，具有优秀史官的才能。夏侯湛当时正在撰写《魏书》，看到陈寿所作的书后，便毁掉自己的书而停止撰写；张华非常赞赏他，对陈寿说：“应当把《晋书》托付给你来撰写。”他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就是这样。……陈寿卒年六十五岁。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颈等上表说：“已故治书侍御史陈寿撰写《三国志》，文辞多有劝勉和鉴戒，明辨得失，对移风易俗有益；虽然文章的华美不如司马相如，但质朴正直却超过他。希望陛下将此书收入采录。”于是诏令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写他的书。《华阳国志·后贤传》也说：吴国平定以后，陈寿便搜集三国史料，撰成《魏书》《吴书》《蜀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中书监荀勗、令张华非常喜爱这部书

译，认为班固、司马迁的史书都不能与它相比。《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当时，关于东汉的史书，只有东观纪和谢承所撰的书可以采集；而谢承之书恐怕还没有广泛流传于世。到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已经远在陈寿之后，所以他的《外夷传》多取材于陈寿的书。《隋书·经籍志》以下，直到今天所说的二十四史，把范晔的书列在陈寿之前，大概只是按照朝代先后排列，并不是论作者的先后。《晋书·陈寿传》的史论说：“左丘明去世以后，班固、司马迁相继兴起；他们在西京挥写宏大的史笔，在东观驰骋直笔。从此以后，能够继承并发扬先代典籍传统的，陈寿做到了这一点，江汉之间的英灵，确实有这样的人啊！”对陈寿推崇到了极点。当时人称陈寿具有良史之才，认为他仅次于司马迁、班固，并非过誉。有人说，陈寿不奉蜀汉为正统，却替魏国撰写本纪；又曾经厚诬诸葛亮，说诸葛亮并不擅长将帅谋略。《晋书》还记载，他因为求米没有得到，便不为丁仪、丁廙立传。可是，这些说法没有想到：晋承接魏，魏承接汉；陈寿本人是晋臣，如果奉蜀汉为正统，必定会遭受族诛。陈寿在《诸葛亮传》之后大力称赞诸葛亮的才华，又替诸葛亮编撰《集》，上表进呈；即使其中有些微词，也绝不是诽谤。至于求米一事，更是捕风捉影的说法。《晋书》喜欢采录杂说，所以把它写入本传；但在这件事前冠以“或云”，以表明事情难以凭信（关于诸葛亮剃去其父头发的说法也是如此）。总的说来，自司马迁、班固以后，应当推重陈寿所作的是一部佳史；千年以来，没有不同意见。所以刘勰评论说：“魏代的雄才之作，纪传体史书相继出现；有《阳秋》《魏略》之类，也有江表的《吴录》一类。有的议论激烈而难以考证，有的内容疏略而缺少要领。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采与质实兼备，辨析周详而融洽；荀勗、张华把它同司马迁、班固相比，并不是妄加赞誉。” 晋人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写到三国时期，他以宗室后裔建立的蜀汉为正统；魏武帝虽然接受汉的禅让，晋又承接魏，仍把魏视为篡逆；直到晋文帝平定蜀国，才认为汉亡，而晋开始兴起。他这样用意，大概是为了裁抑并纠正桓温的非分觊觎（见《晋书》本传）。有人说，习凿齿出生在晋室南渡以后，他所处的时代与蜀汉偏安的情形相类似，不同于陈寿所处的环境，所以能够奋笔申述自己的见解。后来朱熹撰写《资治通鉴纲目》，奉蜀为帝、把魏视为伪统，也正值南宋偏安时期，这就是明显的证明。至于宋代萧常、元代郝经所作的《续后汉书》，明代谢陛所作的《季汉书》，都承袭习凿齿的观点，以奉蜀为帝、视魏为伪统为宗旨。然而，陈寿的书虽然没有奉蜀为帝，却也从未尊崇魏国。他把三国的史书并列，分别题作《魏书》《蜀书》《吴书》，用来显示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如果他的宗旨是奉魏为帝，就一定会仿照《晋书》的体例，分别为蜀、吴两国撰写载记，而总名为《魏书》，不可能题作《三国志》。况且陈寿虽然担任著作官，但他所撰的实际上是私史。撰写时，看过其稿本的虽有张华、荀勗、夏侯湛，却从未把它上呈朝廷；又因为他撰写《魏志》有违荀勗的意旨，便把他排斥在外。大概陈寿晚年回家养老，他的书才完成；死后，范頵才得以上表进呈。 《晋书》记载说，官府到他家里抄写他的书，这就明确表明它不同于王沈、韦昭等由官府修撰的史书。

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赞陈寿的书简洁高古而有法度，这话确实正确。但宋文帝嫌它过于简略，于是命裴松之兼采各种史书，为它补注缺漏（本于《史通·正史》）。裴松之上奏进呈后，宋文帝很赞赏，称为不朽之作（《宋书》本传）。裴松之自己说，他作注的宗旨有四点：一是补充缺漏，二是备录异说，三是纠正妄说，四是考论辨析。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裴松之奉诏作注，杂引各书，有时也加入自己的意见。概括其大致内容有六点：一是引用各家的议论来辨明是非；二是参照各书的说法来核验错误和异同；三是对传中已有的事情详述其来龙去脉；四是补充传中没有记载而散佚的事情；五是对传中已有的人物详述其生平；六是把传中没有记载的人物附在同类人物之后。”考察裴注所采录的书籍，大约有一百五十种，所以三国时期的史料议论，可以说异闻纷然错杂，流传最为丰富（本于《史通·正史》）；裴氏把这些全部采录进来，可以说把注家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不过我认为，与其说裴氏是在给史书作注，不如说是在补写史书。阅读《三国志裴注》，应当把它当作《三国志补编》来读；这与阅读《史记》的三家注、《汉书》的颜注、《后汉书》的章怀注，情趣大不相同。只有刘知幾讥讽裴注喜欢汇集各种异同，却不加删定，任意罗列相互攻难的说法，结果徒然增加了烦琐芜杂。他看到裴松之成书上表进献时，自比为兼采百花的蜜蜂，却说他不分甘苦，难以使人尝到萍实的滋味；这种批评就过分了。大概刘知幾所处的时代，古代典籍大多还在，可以凭借它们广泛阅读，所以深深厌恶裴注的繁杂；如果处在今天，反而要借助裴注来考见古籍残存的片段，因而更加觉得它珍贵。这是由于所处环境不同，见解也就不同，不能拘泥于对方的看法来评论此书。其次是晋史。唐太宗时期，下诏修撰《晋书》，据说前后共有十八家晋史。现在根据《晋书》以及《隋书》《唐书》二《志》考察，所得各家的著述，大略如下表；《唐志》所载卷数有不同的，也一并附记。书名 卷数 著者 存亡 附考 《晋书》《隋书》记载九十三卷 《唐书》记载八十六卷，存八十九卷 晋代王隐 亡佚 荀绰有《晋后书》十五篇，见《晋书》本传。《晋书》《隋书》记载四十四卷 《唐书》记载五十八卷，存二十六卷；晋代虞预 亡佚 （《晋书》） 《隋书》记载十四卷 《唐书》记载十四卷，存十卷 晋代朱凤 亡佚 《晋书》三十多卷 晋代谢沈 亡佚 仅见于《晋书》本传，《隋书》《唐书》二《志》中没有记载。《晋中兴书》《隋书》记载七十八卷 《唐书》记载八十卷 晋代何法盛 亡佚 《南史》卷三十三说，何法盛窃取郗绍的稿本，撰成《中兴书》。《晋书》《隋书》记载三十六卷 《唐书》记载三十五卷 宋代谢灵运 亡佚 《晋书》《隋书》《唐书》都记载一百一十卷 齐代臧荣绪 亡佚 《晋书》《隋书》记载一百零二卷，《唐书》记载九卷，存十一卷 梁代萧子云 亡佚 《晋史草》三十卷 梁代萧子显 亡佚 《晋书》七卷 梁代郑忠 已亡佚 《晋书》一百一十卷 梁沈约 已亡佚 《东晋新书》七卷 梁庾铣 已亡佚 以上属于纪传体。《晋纪》四卷 晋陆机 已亡佚 《晋纪》二十三卷 晋干宝 已亡佚 《晋书》本传记载为二十卷。《晋记》十卷 晋曹嘉之 已亡佚 《汉晋春秋》《隋》记为四十七卷，《唐》记为五十四卷 晋习凿齿 已亡佚 《隋志》记作《汉晋阳秋》，这是由于避讳。《晋纪》十一卷 晋邓粲 已亡佚 《晋书》本纪记作《元明纪》，共十篇。《晋阳秋》三十二卷 晋孙盛 已亡佚 简文帝太后郑氏，名讳阿春，为避讳而把“春”改为“阳”，见《宋书·州郡志》。《晋纪》二十三卷 宋刘谦之 已亡佚 《晋纪》十卷 宋王韶之 已亡佚 《晋纪》四十五卷 宋徐广 已亡佚 《续晋阳秋》二十卷 宋檀道鸾 已亡佚 《续晋纪》五卷 宋郭李产 已亡佚 以上属于编年体。

译上面所列的总共有二十三家。谢沈的书不见于《隋志》，大概已经失传；郑忠、沈约的《晋书》和庾铣的《东晋新书》，都在唐代以前亡佚，所以《隋志》用“亡”字作注来说明这一点。唐初还可以考见的，应当有十九家；可是刘氏却说是十八家，难道是因为习氏的书上溯包括后汉、三国，并不专门记载晋代的事情，所以把它删去而不计数吗？或者因为他的书尊奉汉朝、排斥魏国，便废弃不用？这都是臆测之说。陆机的《晋纪》只记载宣帝、景帝、文帝三代的事，称为“三祖”，但三祖都是后来追尊的谥号；干宝、习凿齿两家都记到愍帝；王隐、虞预、朱凤、谢沈都是东晋初年的人，所以他们所撰的《晋书》也只记载西晋四朝的事。何法盛才开始为东晋撰写史书，所以称为《中兴书》；邓粲的《纪》只记载元帝、明帝两帝的事，另称《元明纪》；徐广的书虽然没有明文说明，但所记的内容也应当限于东晋。其他如孙氏、王氏、檀氏、郭氏等，有的专门详记东晋，有的兼记两晋，史料没有详细说明，不能凭主观推测确定。谢灵运的书是在晋朝灭亡之后撰写的，应当兼记两晋，但书最终没有完成，他的本传也明确说了这一点。能够囊括两晋史事、写成一代完整典籍的，只有臧荣绪、萧子云、沈约三家。据《南齐书·高逸传》说，臧荣绪的书有一百一十卷，纪、录、志、传都很完备。同时代的褚渊曾说，他守志于蓬庐之中，深沉而典雅质朴，追慕古人著书，撰成《晋书》十袠；虽然赞论方面没有逸才，也足以包举一代之事。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书的价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从前王鸣盛考证评论这件事，认为臧荣绪既然已经完成了司马氏一代的史事，各种体例都具备，卷帙又丰富，想来必有可观之处；即使流传后世，又有什么不可呢？可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房玄龄上奏，命令狐德棻重新修撰《晋书》，号称为太宗御撰，而臧荣绪的书竟然被废弃了。我替臧荣绪感到愤懑，王鸣盛可以说是臧氏千年之后的一个知己。萧子云、沈约两家的书虽然也都是完整著作，但《隋书·经籍志》著录时，沈约的书已经亡佚，萧子云的书只剩十一卷。它们同臧书相比究竟如何，已经无法考证，也就可以不必讨论了。只是刘知幾说，贞观年间撰成《晋书》后，凡是谈论晋史的人，都抛弃了旧本，争相采用新撰的史书（《史通·正史》），可见各家旧史逐渐湮没，是一种自然趋势。刘知幾又称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是《新晋书》（见《史通·题目》《暗惑》二篇），这也应当是因为臧氏之书当时还存在，所以用“新”“旧”来区别，正如《两唐书》《两五代史》一样，分别冠以新、旧之称。臧氏的《旧晋书》应当亡于安史之乱，此后只剩下贞观年间新撰的《晋书》，后世于是再也不知道有《新晋书》这个名称了。这是考察《晋书》的人应当知道的。评论各家《晋书》得失的内容，都载在《晋书》的“传论”中。《晋书》第八十二卷所载，除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四家之外，王隐、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沈、习凿齿、徐广，都是私家修撰《晋书》的史家，书中又为他们作了“总论”。原文说：王隐虽然编成了一家之书，但还不值得过分推重；令升（干宝《晋纪》的作者）、安国（孙盛的字）具有优秀史家的才能，可惜他们所写的事情并非正史。悠悠长久的晋室，这些史学文章将要坠落了。邓粲、谢沈承继前代史书，在修饰重檐屋宇之下，在铺设连榻的上面，搜采奇异的词句和义理，却很少得到称誉。习氏、徐公，都说自己删削史文，彰明善行、憎恶恶行，以此作为惩戒和劝勉。践行忠诚、履守正道，是贞士的心志；背弃道义、趋附荣华，是君子所不取的。可是彦威（习凿齿的字）身陷敌寇占领的土地，徘徊于伪国之中；野民（徐广的字）遭逢改朝换代，留恋于旧朝。他们的行为没有违背自己的言论，徐广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贞观二十年闰三月下诏修撰《晋书》时，也说：十八家史书虽然保存着记载，才华却不足以称为良史，书也不是实录。臧荣绪的书烦琐而缺少要领，行思（谢沈的字）辛劳却功效很少，叔宁（虞预的字）的书内容如同嚼蜡，子云（萧子云）的学问像干涸的水流，处叔（王隐的字）没有参与中兴时期的史事，法盛（何法盛）没有通晓创业时期的史事；至于干宝、陆机、曹嘉、邓粲，只是略记帝王之事，鸾（朱凤）、孙盛、徐广、松（谢沈），才仅仅编排记载帝王的年祀。他们的文字既粗野，所记的事情也很少（《玉海》卷四十六）。这就是唐朝君臣对各家《晋书》所作的评价。这些评价未必全都恰当，但可以从中大致看出情况。到了唐太宗贞观十八年，才命令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晋书》。《旧唐书·房玄龄传》说，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新撰写《晋书》；参与此事的还有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工撰写编录，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主要依据，参考各家史书，内容十分详备周密；但因为喜欢采录诡异荒诞和琐碎的事情，受到评论者的诟病。又因为李淳风精通星历，所以由他主持修撰天文、律历、五行三志，这几篇最值得称道。唐太宗亲自撰写宣帝、武帝本纪，以及陆机、王羲之两传中的四篇论，于是把这部书称为御撰。到贞观二十年全书完成，共一百三十卷，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这部书是汇集许多人、设置修史机构纂修而成的，虽然采用了后汉东观修史的成法，实际上也开创了后来官修各史的先例，同以往私家修撰的各部史书大不相同。当时完成的各种晋史中，以臧荣绪的书最为完整，所以取它作为主要依据；这一点也可以考证得知。其次是十六国史。能够考见的，多数见于《隋书·经籍志》，后面附有完整的表格；其中有些不见于《隋书·经籍志》的，也选取重要书籍列入，只是在“附考”栏中注明出处。若仍有不足，还可以查考近人辑录的《晋书》艺文志、经籍志等志。也可以再加以查考。书名 卷数 作者 存佚 附考 《汉赵记》十 前赵和苞 亡 记载前赵刘氏的事迹。《赵书》十 燕田融 亡 记载后赵石氏的事迹，另名《二石集》。《唐志》作《赵石记》二十卷；徐光等人撰写的《上党国记》也早已亡佚。《二石传》二　晋王度 亡 王度又撰有《二石伪治时事》二卷。《汉之书》十 晋常璩 亡 记载蜀李氏的事迹。《唐志》又作《蜀李书》九卷。

译《燕记》○ 燕杜辅 亡 记载前燕的事迹，见《史通》。《后燕书》三十 后燕董统 亡 见《史通》。《燕书》二十 后燕范亨 亡 合并记载前燕、后燕慕容氏的事迹，申秀也撰有《燕书》。《燕书》○ 后燕封懿 亡 见《魏书》本传。《南燕录》五 燕张诠 亡 记载慕容德的事迹，以下各书同此。《唐志》作《南燕书》。《南燕录》六 [原文残缺：／、]燕王景晖 已佚 《南燕书》七卷 游览先生 已佚 不详知他是什么时候的人。《燕志》十卷 魏高闾 已佚 记载北燕冯跋的事迹，这部书实际上是韩显宗撰写的。《秦书》八卷 何仲熙 已佚 记载前秦苻氏的事迹。另有车频所撰《秦书》三卷。《秦记》十一卷 宋裴景仁 已佚 这部书实际上是依据赵整、车频的《秦记》编写的。《秦记》十卷 魏姚和都 已佚 记载后秦姚氏的事迹。《凉记》（原文书名号有误） 八卷 燕张谘 已佚 记载前凉张氏的事迹，以下同此。《凉国春秋》五十卷 凉索绥 已佚 见《史通》。《凉记》十二卷 凉刘庆 已佚 《凉书》十卷 凉刘昞 已佚 《西河记》晋踰归（原文姓名疑有讹误，未据意改） 已佚 《凉记》十卷 凉段龟龙 已佚 记载后凉吕氏的事迹。《凉书》十卷 魏高道谦 已佚 记载北凉沮渠氏的事迹。《凉书》 十卷 魏宗钦 已亡佚。同上。《托跋凉录》十卷 作者不详。已亡佚。记载南凉秃发氏的事迹。《敦煌实录》十卷 凉刘昞 已亡佚。记载西凉李氏的事迹。《夏国书》赵思群等 已亡佚。记载赫连氏的事迹，很早就亡佚了。以上十六国史的单行本，唯独缺少西秦乞伏氏的史书。《十六国春秋》　一百卷 魏崔鸿 原书已经亡佚，现有伪本和辑本。《三十国春秋》二十一卷 梁萧方等 已亡佚。现有辑本；此书以晋为主，附带记载刘渊以下二十九国。《三十国春秋》一百卷 武敏之 已亡佚。同上，书名见于《唐志》。《战国春秋》二十卷 李槩 已亡佚。同上，也记载十六国的事情。以上是十六国史的合辑本。

译唐初编撰《隋书·经籍志》时，才开始列出“霸史”这一类目。该志序文说：自从晋永嘉年间发生战乱，皇室纲纪失去控制，占据中原、各自称君的地方首领很多；有的推奉正统年号，有的借用名义、窃取称号。不过，他们君臣之间的忠义节操，以及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事务，大概也都曾勤勉办理。当时的臣子也各自作了记录。后来北魏平定各国，占有嵩山、华山一带，才命司徒崔浩广泛采集旧闻，编撰国史。各国的记载全部收藏在秘阁中；到尔朱氏之乱时，又一并散失。现在把还能见到的收集起来，称为“霸史”。同时，刘知幾在所著《史通·正史篇》中，对十六国史的源流和始末论述得较为详细。然而自从《十六国春秋》流传之后，十六国史便全都散佚了。现在能够叙述的，只有崔鸿的书而已。《魏书·崔光传》说：崔光的侄子崔鸿，年轻时喜欢读书，广泛通晓经书和史书。刚到二十岁，便有著述的志向。他看到晋、魏以前的史书，都各自成一家，无法下手，于是认为刘渊、石勒、慕容偶、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人，都因时局变故而跨据一方、僭越称号，各自有国史，却没有统一的著作。于是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编成一百卷，依据原有记载，随时增删，并加以褒贬。崔鸿两代都在江左做官，因此没有收录僭晋的刘氏、萧氏史书；又怕有见识的人责备他，所以不敢把书刊行于外。世宗听说他正在编撰此书，便下诏让崔鸿送来呈览。崔鸿认为书中有些内容涉及北魏建国初期，言辞多有失当，而且书还没有完成，所以始终没有上奏呈进。后来他掌管起居记录，才在奏表中谎称说：（中略）自从晋永宁以后，虽然各地都起兵，争相自尊自立，但能够建立国家、制定国号，成为战国的，共有十六家。它们善恶、兴亡的形势，以及用兵得失的情势，也足以留给后世，昭示应当劝勉和戒惧的道理；只是各史残缺，体例不完整，编录错乱，繁简失当，考订也不一致，所以编定为一部书。（中略）从景明初年开始，我搜集各国的旧史。当时正值迁都不久，旧史大多散失；我从公家和私人处访求，奔走了好几年，到正始元年，抄本才逐渐完备。我谨在处理官府事务之余，草拟此书，区分时代，分别附系各国原有记录，辨析其中的异同，把它们统一成一个整体，删减烦琐文辞，补充不足之处。像“三豕”“五门”这类文字讹误，以及同一件事记作不同年份的情况，都查考长历，并参考旧志，删削订正差错，定为实录；又大略加以考订校对，编成《春秋》一百篇。到正始三年末，草稿写成九十五卷，只有常璩所撰记载李雄父子据有蜀地时期的史书，始终访求不到，因此还来不及缮写完成，只好停笔私下继续寻访，至今已经七年。这部书本来参考了《江南撰录》，我担心中原没有这部书，不是凭臣个人的力量所能最终找到的。关于各国起兵、僭号的始末，书中也颇有记载；但得不到这部书，恐怕内容简略而不能成书，请下敕令让边境一带访求采集。臣又另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用来仰承表述皇朝统摄天下的大义。崔鸿的意图就是这样。后来永安年间，崔鸿的儿子崔子元任秘书郎，便上奏呈报他父亲的书说：先父崔鸿编订赵、燕、秦、夏、凉、蜀等国的遗留记载，为它们撰写赞语和序文，进行褒贬评论。先朝时期，草稿都已完成，只有李雄的蜀国史书，搜求而没有得到，缺少这一国，因而迟迟未能完成。到了正光三年，才访购得到，讨论恰好完成，而先父却去世了。十六国总共编成《春秋》一百零二卷，如今抄写了一部，请求收藏在秘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二卷〕 大概崔鸿在世时始终不敢把书进呈，便虚构了一篇奏表，以求免祸；到他死后，他的儿子才把奏表上呈。仔细考察传文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又《史通·正史篇》说：北魏时的黄门侍郎崔鸿，考核各家史书，辨析它们的异同，删去繁琐、补充缺漏，错综编排纲目，把各国史书改称为“录”，主要记事部分称为“传”，总称《十六国春秋》。崔鸿从景明初年开始搜求各国散佚的史书，到正始元年，搜集考核才大体完备，但仍缺少蜀国的事迹，未能完成全书。经过十五年的推求，才在江东访购得到，于是增加篇目，编成一百零二卷。崔鸿死后，永安年间，他的儿子抄写并上奏呈进，请求收藏在秘阁。从此伪史流传开来，当时广泛流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二卷〕 以上所述，就是崔鸿撰写这部书的始末以及他的编纂意图。考察崔氏的书，它以晋为主，又有表、赞、序、例（见前文），区分时代，分别附系各国原有记录，体例和记载都很完备，足以汇集各家史书。可惜他的书到了宋代的《崇文总目》中就已经不再著录，晁氏、陈氏以下的书目中更没有它的名称。然而《太平御览》编撰于宋初，仍然可以看到引用；司马光编撰《通鉴考异》时，也多次提到它。司马光所见的当然不是全书，但它在北宋中叶以后亡佚，则是毫无疑问的。世间流传的《十六国春秋》一百卷，经清代考订，确定是明人屠乔孙、项琳、姚士粦等人的伪作。如今仔细检视，发现它是取《晋书》中张轨、李暠（原作李玄盛）两传，以及载记三十卷中专门详细记述十六国事迹的部分，再加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用的《十六国春秋》佚文，逐条抄录、联缀而成一编，搜集得大致完备，用心颇为艰苦。只是《魏书》所叙述的十六国事迹，其文字未必都与崔书相同，而伪作者也把它采入其中，却称为崔鸿所作，这尤其是荒谬的。

译我认为后人重新辑录十六国史，大概不外乎两条路：第一，应以辑录散佚文献为主，先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所引用、明确知道是崔书的内容辑录出来，再把其他书中虽未明说是崔书、但确知必定出自崔书的内容，取来附益其中，清代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本就是这种例子。第二，应以史实为主，不必限制为崔书；凡是古籍中涉及十六国事迹的内容，都全部收入，不遗漏一个字，并且逐条在下面注明出处。马骕编撰的《绎史》，就是这种做法的最好例子。屠乔孙所作的书，实际上与《绎史》相同；如果他能把所辑各书的出处逐一注明，确实不失为十六国史的佳本，又何必假托崔鸿之名，把伪作说成真作呢？浦起龙曾说：屠氏想要振兴这部废弃的史书，不必假借原来的名称，也不必沿用原来的卷数，明确称作补亡之书就可以了；如果隐瞒来源，把它掩饰成自己的作品，真书就全都变成伪书了。这番议论确实切中要害。不过，屠氏的书题署为崔鸿所作，并不是要窃取他人的长处据为己有，而是认为崔鸿原作大致不出这些内容；至于自己已经陷入伪作之中，他并不知道。与其这样，不如直接署名为自己的辑本，那才是恰当的。唐代修撰《晋书》时，也兼采十六国史，撰成三十卷《载记》，《史通》已经说过这一点（见《正史篇》）。它所采的材料固然以崔书为多，但也兼采各国史书的原作。汤球的辑本以《汉魏丛书》所收的简本《十六国春秋》为主，又用《晋书》张轨、李暠两传以及《载记》全文加以补足。其中有些内容与各书所引不同的地方，又据此加以改正。汤球说，《晋书·载记》所叙十六国事迹，确实是采自崔书编成的，这个说法还没有大错；但贸然断定《载记》的文字就等同于崔书，把它一一抄出，认为与原作没有差别，虽然不同于屠氏的伪作，也未免失之武断。《隋志》在《十六国春秋》下面附载《纂录》十卷，没有注明是哪一家的作品。汤球认为这就是《汉魏丛书》著录的简本（共十六卷），是后人摘录崔书编成的；拿《通鉴考异》所引用的材料来校对，全部与此本相同。书目中所称的《十六国春秋钞》，就是这个本子。又据北齐修撰的《文殿御览·偏霸部》所载，也都与简本相同，于是把这部书命名为《十六国春秋纂录》，并把十六卷改订为十卷，以求与《隋志》的卷数相合，这也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项发现。能够爱好学习、深入思考并心领会其意，汤球具备这样的品质。其次是南北朝史，分类编排的书很多。有些编于唐以前，有些编于唐初；其中有官修的，也有私修的。现在就可考见的书列成表来说明。表中所列的全部依据《隋志》和《唐志》；如果没有异同需要辨别，就不再分别说明。书名 卷数 作者 存亡 附考 《宋书》六十五卷 宋徐爰 已亡佚。《宋书》六十一 无撰写人 已亡佚 宋大明年间。《宋书》六十五 齐孙严 已亡佚 《宋书》一百 梁沈约 现存 以上属于纪传体。《宋书》三十 王智深 已亡佚 《宋略》二十 宋裴子野 已亡佚 《唐志》记载：王智深《宋纪》三十卷。《宋春秋》二十 梁王琰 已亡佚 《唐志》记载：鲍衡卿《宋春秋》二十卷。以上属于编年体。《齐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 梁萧子显 现存 今本散失了叙传一卷 《齐纪》十 梁刘陟 已亡佚 《唐志》称作《齐书》。《齐纪》二十 梁沈约 已亡佚 以上属于纪传体。《齐史》十三 梁江淹 已亡佚 《齐春秋》三十 梁吴均 已亡佚 《齐典》五 隋王逸 已亡佚 《齐典》十 齐熊襄 已亡佚 《唐志》称作《十代记》。以上属于编年体。《梁书》一百卷，现存四十九卷。梁代谢贞。已亡佚。《梁史》。五十三卷。陈代许亨。《梁书帝纪》。七卷。隋代姚察。《梁书》。三十四卷。谢昊、姚察。已亡佚。《梁书》。五十卷。唐代姚思廉。现存。以上属于纪传体。《梁典》。三十卷。隋代刘璠。已亡佚。《梁典》。三十卷。陈代何之元。已亡佚。《梁后略》。十卷。隋代姚最。已亡佚。以上属于编年体。《陈书》。四十二卷。陈代陆琼。已亡佚。《陈书》。三卷，顾野王。已亡佚。《陈书》。三卷，傅縡。已亡佚。《陈书》。三十六卷。唐代姚思廉。现存。以上属于纪传体。以上是南朝各史。《后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现存。今本只称作《魏书》。《后魏书》。一百卷。隋代魏澹。已亡佚。《隋志》写作魏彦深；彦深就是魏澹的字。《魏书》。一百卷。唐代张太素。已亡佚。以上属于纪传体。《北齐未修书》　二十四卷 隋代李德林 《北齐书》二十卷　唐代张太素 已亡佚。《北齐书》五十卷 唐代李百药 现存。以上属于纪传体。《齐志》十卷 隋代王劭 已亡佚。《唐志》作《北齐志》十七卷。《齐书》一百卷 作者同上。已亡佚。《北齐纪》二十卷 隋代姚最 已亡佚。以上属于编年体。《周史》十八卷 隋代牛弘 已亡佚。《后周书》五十卷 唐代令狐德棻 现存。今本只称作《周书》。《隋书》隋代王劭 已亡佚。模仿《尚书》的纪言体。《隋书》　三十二卷 唐代张太素 已亡佚。《隋书》八十五卷，其中“志”三十卷 唐代魏徵等 现存。以上属于纪传体。以上是北朝的各部史书。《南史》八十卷 唐代李延寿 现存。《北史》一百卷 作者同上。现存。以上是合述南北朝的史书。

译上面列出的南朝各史，记述宋、齐、梁、陈四代，是《南史》据以编成的史书。北朝各史，记述魏、齐、周、隋四代，是《北史》据以编成的史书。南北朝各史中已经亡佚的，大多属于私家修撰，《史通·正史篇》已经略加论述，可以供研究考察，这里没有必要再作赘述。现在只就现存的各部史书加以评论：其中萧子显的《南齐书》出自亲自撰写，成书后上呈朝廷；沈约的《宋书》则是在齐武帝永明五年奉诏编修，六年二月上呈朝廷；魏收的《魏书》则是在齐文宣帝天保二年奉诏编修，并且又命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陆仲让等人一同参与这项工作，这实际上开创了唐初设置修史机构编修史书的先声。书成后上呈朝廷。至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私家作者并不少，但大多没有完成。唐高祖武德年间，令狐德棻首先提议编修，历时很久仍未完成；到了太宗贞观三年，才诏令令狐德棻、岑文本编修《周书》，李百药编修《齐书》，姚思廉编修《梁书》《陈书》二书，魏徵编修《隋书》，并由房玄龄总监各史的编修工作。到贞观十年，五史全部完成，合称《五代纪传》，共二百二十五卷；这就是唐初官方修撰的五部史书，也有称为《五代史》的。隋代姚察开始撰写《梁史》《陈史》两部史书，《隋志》著录的《梁书》帝纪七卷，就是姚察没有完成的稿本；姚察也只完成了《陈书》二卷，唐太宗因考虑到这是姚氏父子世代相承的事业，所以命令他的儿子姚思廉接续完成。隋代李德林也完成了《北齐书》二十四卷，著录于《隋志》，称作《未修书》，以说明它是尚未完成的作品；唐太宗命令他的儿子李百药续成《北齐书》，也如同姚思廉继承姚察的工作一样。这样看来，《梁书》《陈书》《北齐书》三书名义上是官修，实际上是私家撰写的。按照这个标准推求，沈约编修《宋书》，虽然是在当时皇帝授命之下进行的，但他独自在一室奋笔撰写，不借助众人之手，也与私家撰写没有区别；即使魏收的《魏书》有许多人协助，也不同于唐代以后设置修史机构进行编修的史书，因此说它出自魏收的私家撰写，也未尝不可。唐代所修的五部史书中，只有令狐德棻主持编修的《周书》和魏徵主持编修的《隋书》是由多人共同完成的，这才属于官府撰修；它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编修的各部史书大不相同。因此，这两书不能同梁、陈、北齐三书相提并论。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本来是为了继承他父亲李大师的遗志，《北史·序传》中对此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其大意说：李延寿年轻时就有著述的志向，常常认为宋、齐、梁、陈、齐、周、隋各代南北分隔，南方的史书称北方人为“索虏”，北方的史书称南方人为“岛夷”，又都只把本国的事情记载得详尽，不能完备地记述别国，往往还失实。他曾想加以改正，打算仿照《吴越春秋》，按年代编排，以完备记述南北之事。宋、齐、梁、魏四代已有史书，其余各代竟然没有所得。李延寿家中本来藏书很多，于是编辑此前所修的史书，贞观二年完成。可是他所撰的书尚未完成，便把这当作终身遗憾。他的儿子李延寿与敬播一同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手下删削史书。由于家中有旧稿，李延寿想要继承并完成先人的志愿，于是在编辑公务之余，把齐、梁、陈五代旧事中自己未曾见到的材料昼夜抄录下来。到贞观五年，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随官员到蜀中任职，便把所得材料编次起来；但仍有很多缺漏，未能完成。贞观十五年，他任东宫典缮丞，令狐德棻又奏请让李延寿修撰《晋书》，因此又得以考察研究此前未曾得到的宋、齐、魏三代史料。褚遂良奉诏修撰《隋书》十志，又依诏召李延寿撰录，因此他得以广泛查阅资料。由于五代史尚未刊行，李延寿不敢让人抄录；加之家中一向贫困，无法雇人抄写，于是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代正史，都是他亲手抄写的。他的本纪依照司马迁的体例，依次联缀起来；又在这八代正史之外，进一步考订杂史，把正史中没有的一千多卷材料全部编入，其中烦琐冗杂的部分就删去。从头到尾修撰了将近十六年，终于完成宋代以来共八代的史书，编成《南史》《北史》二书，共一百八十卷。他的《南史》先行写完，呈给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令狐德棻从头到尾读过后，对其中错误和不当之处也加以改正；接着又把《北史》拿给他看，也为之详细订正。另外，李延寿的《进上〈南史〉、〈北史〉表》中说（见《序传》）：我不自量才疏固陋，私下修撰史书：上起魏登国元年，下至隋义宁二一年，共三代、二百四十四年的历史；又兼记东魏天平元年至齐隆化二年的事迹，另有四十四年，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称为《北史》。又上起宋永初元年，下至陈祯明三年，记四代、一百七十年，编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称为《南史》。两书合计一百八十卷，用来仿效司马迁的《史记》。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年间奉诏撰修的，因为十志尚未上奏，仍未刊行；但这些书从头到尾都是我所修撰的。我早年就怀有仰慕和崇尚之意，又充分得到可以查访的资料，私下抄录了十六年，共搜取一千多卷，联缀、修改并定稿，只凭我一人之力完成，所以耽误了时日，到现在才完成。

译考察这里所说的情况，《南史》《北史》全都是李延寿亲自撰成的，并没有借助众人的力量。所以他一处说“私下修撰”，另一处又说“只凭一人之力完成”，用来表明这两部史书不同于贞观年间官修的五史。这确实是陈寿、范晔以后仅见的作品。司马光称赞李延寿的史书，说是近世的佳史。虽然对于吉凶征兆等琐碎小事无不记载，但叙事简洁明净，与南、北正史相比，没有烦琐芜杂的文辞；陈寿以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贻刘道原书》）。这是司马光在修撰《资治通鉴》时细心衡量所得的结论，自然属于确切的评价。总的说来，两史的作用就是删繁就简。从前赵翼曾取八部史书加以核对，李延寿在宋、齐、魏三史中删削得最多，因为这三史过于芜杂；对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增删都不多，因为五史本来就是唐初修撰的，李延寿也参与了编修，已经属于善本。因此赵翼又总的评价说，大体上比原书记事更多而文字更省，确实是良史。这大概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说“南北史粗得作史”的体例，意思相同。有人曾说，三代以后，汉、唐最为盛大；汉以前有秦，唐以前有隋，都是后来实现统一的先驱。隋朝开国不久就灭掉陈朝，统一南北，不应当与南北对峙的七个朝代并列；那么李氏为什么一定要把隋列入《北史》呢？陈氏的《国志》把曹魏称为本纪，是为了表明晋朝的正统；李氏的《北史》把隋朝与七个南北朝并列，是为了尊崇唐朝的祖先。这些做法都是有意安排的，并不符合公允的议论。现在流传的宋、南齐、魏、北齐、周五史都有缺略，其中《北齐书》《周书》的缺略尤其严重。除《南齐书》外，大多取用李氏《南史》《北史》加以补充；《魏书》中间或还有采用魏澹之书补入的。如今把各史拿来考察，表面上似乎编得整齐，实际上却残缺不全。梁章钜说，自从《南史》《北史》流行以后，八部史书都逐渐衰微，诵读学习的人很少，所以时间越久，缺失散佚就越严重（《退庵随笔》卷十四），确实是切实的论断。这样看来，八部史书反而要依赖《南史》《北史》流传，而《南史》《北史》对史学的贡献也实在太大了。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因为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诏令修撰《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监修；到高宗显庆元年成书上奏。这就是附在《隋书》中的十志，共三十卷。刘知幾《史通·正史篇》叙述这件事时说，修志的人是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五人；太宗去世以后，刊刻才完成。它的篇目虽然编入《隋书》，实际上是另行流传的，民间称作《五代史志》。刘知幾的论述最为清楚。他认为之所以编入《隋书》，只是因为《隋书》的序文最后才写成。我认为，这种编次方法最符合史书体例；其他四史不必一一另作志，可以节省卷帙。后来钱大昕撰写《元史·艺文志》，兼举辽、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不懂这一点的人，竟说《隋志》上溯梁、陈、齐、周，是失于断限，这种不加考察也太严重了吧！综上所述，史学的源流大略已经具备。官修的史书，十部中只有一两部；私家修撰的史书，十部中占八九部。其中上等的，如陈寿的《国志》、范晔的《后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次一等的，如司马彪的《续汉志》、华峤的《汉后书》、臧荣绪的《晋书》，都是私史。沈约的《宋书》名义上是奉诏修撰，实际上出自一人之手，也属于私史一类。所以评论这一时期的史书，应当以私修的为多、为佳，官修的史书不过随而附带说到罢了。在这个时期，私家修史为什么如此之多？其原因是可以说明的。两汉的经学家最重视家法，到后汉郑玄时，汇集古今学术而达到了大成。魏晋以后，转而崇尚玄学言论，经学日益衰微，有志于著述的士大夫无法抒发自己积累的学问，于是寄托情怀于乙部，一心撰写史书，这是由于经学衰落的第一个原因。自班固亲自撰写《汉书》而受到明帝称许，当代的典籍和史实都汇集在兰台、东观，于是又命刘珍等撰写《汉纪》，接续班固的《汉书》，直到汉朝灭亡，从未中断。从此以后，撰史的风气遍及整个时代；魏晋的君主也多把心思放在这件事上。王沈的《魏书》本来是官修的；陈寿的《国志》则是在家中完成抄写的。晋代的名士，如张华、庾亮，有的广泛奖励这种风气，有的供给纸笔，因此人人争着修史，把自己比作司马迁、班固，这是由于君主和宰相的爱好崇尚所造成的第二个原因。古代史官世代守职的制度，到汉代已经改变；又从后汉灵帝、献帝时期起，天下大乱，史官进一步失去正常的职守，博学通达的人怜惜史官制度废弛断绝，各自记录所见所闻，以备遗失散亡。后来群才仰慕效法，著作者非常多，《隋志》对此论述得很详细。这是由于学者修补坠失的第三个原因。至于晋朝遭遇“八王之乱”，南方是司马氏偏安，直到宋、齐、梁、陈；北方则是诸国割据，直到魏、齐、周、隋，历时三百年，才重新统一。割据时代的才俊多于统一时代，从古代考察，往往都是如此。当时的士大夫各自都有记录，不肯落后于人，因此各国都有国史，内容丰富完备，值得称道，这是由于各国彼此竞争造成的第四个原因。综上所述，具备这四个原因，私史日益增多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虞预私自撰写《晋书》，但他生长在东南，不了解中原朝廷的旧事，多次向王隐询问，并且借来王隐所著的书偷偷抄写，因此所听闻的事情逐渐广泛（《晋书·王隐传》）。郄绍撰写《晋中兴书》，多次拿给何法盛看。何法盛有意谋取这部书，对郄绍说：“你的名位尊贵显达，不必再依靠这部书来求得声誉；我是一个贫寒而没有名声的人，像袁宏、干宝那样，还要依靠著述，才能在后世流传声名，你应当把它作为恩惠给我。”郄绍没有答应。等到书写成后，放在书斋的厨房里。何法盛到郄绍那里时，郄绍不在，他便直接进去偷走了书。郄绍于是失去了这部书，再也没有副本，后来流传的就成了何法盛的书（《南史·徐广传》）。用这两件事来证明，甚至有人不怕盗取别人的著作来成就自己的名声，由此也可以知道修史的重要性了。

译自从司马迁撰写《自序》一文，附在《史记》末尾，叙述自己的先世来历以及世代担任史官的情况，同时说明自己作史的意图，这种做法的本意并没有错。班固的《叙传》夸耀自己的家世，却对于他的父亲班彪撰写《史记后传》一事一个字也没有记下；如果没有范晔的书，就无法了解其中的始末。有人说，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不必再加说明，颜师古注释《汉书》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说法很不对。事实明明存在，怎么能使它湮没不见？以班固的做法比照司马迁，也同样是他的过失。此后各家修史，争相仿效，夸张地叙述先人的德业，连篇累牍，有沈约、魏收、李延寿等人的作品；有的称为《自序》，有的称为《叙传》。虽然说前面已有成例，但大多与修史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因为当时人人都想比拟孔子、左丘明，家家都把自己比作司马迁、班固；如果不从事夸饰铺陈，自己的名声就没有办法显扬。因此，这是时代风气所造成的，即使贤者也不能避免，而修史的动机也有一部分由此产生。这一时期史家的等级，也可以大致加以评论：陈寿、范晔、沈约、李延寿，属于上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干宝、臧荣绪、崔鸿、裴子野、王劭，属于次等。其余各家的著作大半已经散佚，就现存的来看，也不能与上述诸家相比。从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从《史记》《汉书》以下，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到邓粲的《晋纪》才开始制定条例（《史传篇》）。这样看来，史书的体例始于邓粲。刘知幾的《史通》又对此纵论，他说：从前孔子修史，首先创立发凡举例的体例；左氏撰写传，又显示出这种体例的范围，条目层次一经辨明，便鲜明可观。到了战国，直到晋朝，经过五百多年，史学并不缺少人才，体例虽然屡有变化，但这种文统却中断了。只有令升最先觉察到这一点，远远追述左丘明，重新确立发凡举例的体例，编成《晋纪》。邓粲、孙盛以下，便接踵效法他，史书体例由此复兴，并在这一时期达到盛况。沈约《宋书》的《自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然都以“序”为名，实际上都是史例。干宝、范晔所作，义理切实而功力深厚；邓粲、道鸾的文辞繁多而要旨较少；子显的文章虽然文辞艰涩不畅，但义理十分优长。这几家，都是序例方面的佳作。凡是从师学习，就不能不遵循古人；只要取法前代贤人，义理上没有什么可避讳的。可是魏收撰写史例，完全取法范晔，却贪取上天的功劳，把它说成自己的力量，这就不同了（《序例》）。这样看来，史例的创作始于干宝，邓粲加以仿效；范晔的《后书》有史例，前面已经论述过，用《史通》来证明，这些话更加确实；魏收承袭范晔，也有充分根据。考察《史通》的论述，不仅干宝、邓粲、孙盛、范晔、檀道鸾、沈约、萧子显、魏收的书有史例，李百药的《北齐书》以及唐代修撰的《新晋书》也无不有史例。如今这些书虽然亡佚，无法考察，但发凡起例是修史的良法，创始于孔子、左丘明，而在两晋、南北朝时大为盛行。现存的书，如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就是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陈寿的《国志》完成于范晔之书以前，当时已经被推为良史；但它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仿效《国语》《战国策》的体例，写成一部记述三国分立局面的国别史。此后如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路振的《九国志》、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听闻陈寿的风格而兴起的，也可以说是《国语》一派的支流后裔。范晔修史时自我定位很高，这在《自序》中可以看出，评论者也这样认为，不必再详细论述。至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一方面采用《史记》的方法，把南方的宋、齐、梁、陈和北方的魏、齐、周、隋合在一起纵向叙述，形成通史中的一段；另一方面采用《三国志》的方法，对南北并列叙述，成为国别史中后起而有力的作品。后来薛居正、欧阳修把梁、唐、晋、汉、周合为一部史书，就是承用了李延寿已经创立的方法。如果按照《史通》所说的标准来衡量，《南史》《北史》大概就是兼有《史记》《国语》两家长处的作品。李延寿自称依照司马迁的体例，联缀成书以仿效《史记》。现在考察他的书，确实出于一人之手，形成一家之学，在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以后，大概是很少见的；说它仿效司马迁，并不是夸张之词。沈约《宋书》繁简失当，曾受到后人的讥笑；他所撰的八志，也被认为在断限方面有失误。可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宋书》的长处恰恰在这些志中。沈约在《序》中自称，对前代史书的各志有所增删，分为八门：律历、礼、乐、天文、五行、符瑞、州郡、百官。这样，前代已有志的，他已经采撷其中的精华；前代没有志的，又借此补足其缺漏。这就像《隋书》附载《五代史志》一样，必须合起来考察，才能看见前代典章制度的完整情况。这是修史的良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不明白的人却不了解这一点，反而因为内容多而讥笑它，见识实在太浅陋了。南北八朝的史书中，只有沈约的《宋书》详尽丰富而且有法度。他所撰的各志，上承《史记》《汉书》，弥补了陈寿以来各家著作的缺漏；其体例大略类似后来的《五代史志》。这样的编次尤其体现史学见识。沈约原本已经编撰晋、宋、南齐诸史，成就很可观，可惜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宋书》。这部书保存的史实最多，确实在《晋书》之上；李氏《南史》对于宋代史事删裁过多，《宋书》不可废弃，这也是一个原因。因此我评论魏晋南北朝的史家，把陈寿、范晔、沈约、李延寿四人列为上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臧荣绪的著作，前面已经略加评论，都无愧于著史之人。刘知幾极力推重干宝、裴子野、王劭。他评论干宝说：“干宝建议撰写晋史，认为应当以左丘明为准；对于臣下的曲折细节，仍然作为补注。当时议论的人没有不尊崇这一主张的。”（《史通·载言》）他又说：“他的书虽然简略，却质直而能委婉，非常受到当时人的称誉。”（又见《正史》）他评论裴子野说：“世上谈论宋史的人，把裴子野的《宋略》列为上等，沈约的《宋书》次之。”

译（《正史》）又说：“大体说来，史论都是辞藻多于事实，说理少于文饰。如果一定要选择其中好的，那么干宝、范晔、裴子野，就是其中最出色的。”（《论赞》）又称：“裴氏这个人，在众多著作中，是可以与之谈论史学的。”（《杂说》）他评论王劭说：“近来有裴子野的《宋略》、王劭的《齐志》，都长于叙事，无愧于古人；可是世上的评论者都异口同声地赞誉裴氏，一起诋毁王氏。这是因为江左的事情典雅，裴氏的笔法因此特别精工；中原的事迹污杂，王氏的文章也因此屡受鄙薄。而且幾原（子野的字）致力于写虚浮的辞藻，君懋（王劭的字）的志向在于保存实录，这就是美与恶所以不同的原因。”（《叙事》）又说：“王劭的《齐书》《隋书》，他所取用的材料，文字都切合事实，说理多可信；至于那些悠悠泛泛的修饰之辞，一概不取。这确实是去除邪曲、保存正道的原则，是抛弃浮华、采录实情的意义。”（《载文》）从他推重赞誉王劭到了这种程度，可以知道王劭确实是史家中的杰出人物。崔鸿撰写十六国的国别史，综合这些史书，取材丰富，并且都经过熔铸加工，确实很难做到，可以说是仅次于陈氏《国志》的著作。有人说，萧子显曾经撰写晋、齐两史，不愧为一代作者；魏收的史书虽然因被讥为“秽史”而受到嘲笑，但实际上内容详尽丰富而且有法度，他所撰的《官氏志》《释老志》两志，更是创作。姚察、姚思廉，李德林、李百药父子，都是父子两代从事修史的人，也应当列入史家之林。不过拿他们同上面所说的各家相比，明显有所逊色；即使把他们列在其次，也符合公允的评论。以上所述私家史书，只是举出其中卓著的大部头而已。除此之外，例如梁代吴均的《通史》、魏代元晖的《科录》，《史通》讥讽它们全部抄录旧史，芜杂累赘尤其严重，认为学者宁可学习原有史书，也懒得窥看这种新编的史录（《正史篇》）。不过，它们实际上是乙部书籍的总录，也是在当时的一部巨著。至于扩展本纪的体例而写成《汉纪》《魏纪》《晋纪》；扩展列传的体例而写成耆旧传、先贤传、高士传、孝子传、列女传；扩展书志的体例而写成舆地志、方物志、文章志；扩展表谱的体例而写成帝王谱、百家谱、姓氏谱、宗族谱、中表簿，这些都是正史的支流和后裔，有些来不及一一叙述。总的来说，本时期的私家著作中，体例同史书接近的，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典礼，二是方志。从前周公最初制定官制，成为一代的大典；又制定经礼三百、典礼三千，用来规范仪式文饰的节度，于是有了《周礼》《仪礼》两部经书。后来应劭注释《汉官》，又撰写《汉官仪》；卫宏也撰写《汉旧仪》；丘仲孚撰写《皇典》；何胤撰写《政礼》。齐、梁时期也大规模修订五礼，参与其事的，前期有王俭、何胤，后期有沈约、徐勉。我怀疑何胤所撰的《政礼》，就是五礼中的一部分；这些著作都是从《周礼》《仪礼》推衍出来的。古代有《世本》和历谱、谱牒，司马迁依据它们编作年表；后来世上便有了研究氏族谱牒的学问，又由此编造家传；谱牒后来又演变为目录。刘向、刘歆父子最先撰写《七略》，班固依据它编作《艺文志》，荀勖依据它编成《文章家集叙》，挚虞依据它编成《文章志》。这大概是由簿录记载逐渐发展成专门的名家之学。凡是这些著录，也属于典礼的一类。《周礼》记载职官，《仪礼》记载礼仪节文，内容委曲繁密，也接近谱录。这是把这一类编次归入典礼的第一个理由。古代有《禹贡》《山海经》来记载舆地，是后世图经的起源；后来有《水经》，郦道元为它作注；阚骃又有《十三州志》；常璩撰写《华阳国志》，最为有法。书中所记有巴、汉中、蜀、南中，有公孙述、刘二牧，有刘先主、刘后主，有大同，有李特、雄、期、寿、势，有先贤士女，有后贤，有序志；所记都是巴蜀一地的史事，却没有一句涉及舆地山川。这部书又是源出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吴越春秋》有赵晔、皇甫遵两个版本），而不属于图经。过去章学诚曾经论述方志与图经旨趣不同：方志如同列国的史书，没有什么不记载的；山川、都邑、乡里、名胜，应当汇入地理部分；人物应当在史传中详细记载；艺文应当在书目中详细著录。按照这个标准来考察，陈寿的《益部耆旧》、周裴的《汝南先贤》、徐整的《豫章烈士》，都名为传记，实际上具备方志的一种体例；属于某一地区的艺文目录，也应当编入方志。至于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也不专属于图经。这样看来，方志这一体，实际上兼有图经的内容。这是把这一类编次归入方志的第二个理由。如今取来《隋志》阅读，像这类著作杂然并列，仓促计算也数不完，这正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的明证。我认为，王官的职守失守，诸子之学因而兴起；史官的职守失守，乙部书目的著录因而兴盛。在这个时期，笃实好学的人争相以撰写史书为崇尚，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趋势，也如同晚周时期诸子以不同学说争鸣，最终结出璀璨光华的果实。研究史学的人，难道可以不加以叙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