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

译第八章 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学 我国史家能够亲自撰造一部史书，使其流传百代，确实始于司马迁，完成于班固，所以我以前曾专门撰章加以叙述。至于取用各家所作的史书，为它们阐明义例，商讨得失利弊，则又始于刘知幾，章学诚继承了他。前面的司马迁、班固是撰史家，未必不能评论史书；后面的刘知幾、章学诚是评论史书的史家，也曾经有意撰写史书。必须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才可以称为史学。对于古代，我取司马迁、班固二人作为撰史家的先导；现在论述近代，又取刘知幾、章学诚两家作为评论史家的标准。刘知幾、章学诚两家的史学，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所以特意另立专章来论述，这也是继承司马迁、班固分别立章论述的意思。“史学”这个词，创始于十六国时期的石勒。《晋书》卷一百四《载记》记载，石勒在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三一九年）自立为赵王，任命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儒、玄、史、文四学同时设立，由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主持建立史学。明帝泰始六年，又因为国学被废除，设置总明观，其中分为玄、儒、文、史四科，每科设置学士各十人，南齐沿袭了这一制度。那个时期史学学生中有著作可考的，有山谦之。《宋书·礼志》记载，元嘉二十年，太祖（即文帝）将要亲自耕田，因为这一礼仪已经长期废止，便让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经私下搜集整理了相关材料，于是借此上奏，就是这件事。后来山谦之又任史科的学士，《礼志》又说，太祖下诏让学士山谦之起草《封禅仪》，也是这件事。考察石勒所设置的官职，还有律学祭酒；祭酒，是一门学问的长官。史学和律学分别设立，已经建立了分门研习的制度。刘宋把儒、玄、文、史分为四学，后来又分为四科：儒学以研究经书为职责，玄学属于诸子之学，文章则都收录在总集、别集中，合在史籍一起，就是经、子、文、史四学。晋人荀勗把群书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到了唐人撰写《隋书·经籍志》时，才有了经、史、子、集的名称，后来沿用下来，没有改变。这又可以同学科分部互相印证，而史学成为独立的一科，也从此开始。看那位史学生山谦之，能够在学校研习期间私自撰写《仪注》，由此可以知道他在史学方面造诣深厚、熟悉礼制。主持史学的何承天，也因为通晓礼制而在当时著名。只是设置史学专科这种制度，南齐以后就没有听说了。南朝太学的各位老师，讲授经书都有完整的讲疏，声势和文采的盛况超过古今；假如史学的设置能够延续不断，那么它所形成的讲疏必定能够流传到今天。又何必等到刘知幾出现，才有专门论述史学的书呢？刘知幾，字子玄，为了避唐玄宗的嫌名，所以以字行世，是彭城人。他幼年时，父亲刘藏器教他《古文尚书》，但他的学业没有进展。等到听见父亲给几个兄长讲授《春秋左氏传》时，他总能辨析其中疑难，认为如果书能够这样读懂，读它又有什么困难？从此便通读各代史书，考中进士。武后时期，任著作佐郎，后转任左史，曾以本官兼任修国史；历经中宗、睿宗，到玄宗即位后，又授任著作郎，官职屡次升迁，直到左散骑常侍。开元九年，遭到贬谪，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刘知幾自己叙述幼年学习史书的次序说：先父把《左氏》传授给我，我用一年时间就把讲读背诵全部完成了，那时我刚满十二岁。……后来又读《史记》《汉书》《三国志》，既想了解古今制度沿革以及历代相承的次序，于是触类旁通地加以考察，不依靠老师教导。从汉朝中兴以后直到本朝的实录，我十七岁时，已经大致浏览周遍。等到年龄达到弱冠，我通过射策入朝做官，游历京城洛阳一带，颇经多年，借阅公私藏书，任意翻阅。至于一代的史书，分成好几家；其中杂记一类的小书，又竞相提出不同说法，我无不深入钻研、反复推求，把它们的利弊都考察清楚。……我幼年时读班固、谢承所撰的两部汉史，便奇怪前一部不应当有《古今人表》，后一部应当为更始帝立本纪。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认为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竟敢轻率议论前代贤哲；于是我羞惭自失，无话可以回答。后来读到张衡、范晔的文集，果然发现这两部史书确有不当之处；其中暗合古人之处，大概多得无法记数。（《史通·自序》） 与刘氏志趣相同、彼此合得来的人，有东海徐坚、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对于徐坚，刘氏说自己晚年才与他相遇，两人相处十分融洽；即使是古代伯牙知遇钟子期、管仲了解鲍叔牙，也不过如此。武后时期，他曾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共同修撰《唐书》。中宗即位后，又与徐坚、吴兢共同修撰《则天皇后实录》，所以他曾自称：“三次担任史臣，两次进入东观。”这些事情都见于《史通·正史·自序》和《新唐书》《旧唐书》的本传。本传又说，刘子玄常常感慨当时没有知己，内心怀有未能尽行的志愿，于是把国史的修撰交给著作郎吴兢。这说明吴兢的年龄和资历又在刘氏之后；吴兢因为尽力修撰唐代国史而在当时有声望，而刘氏则自负才华，不肯以此作为自己的限制。刘氏所撰写的书实际上有很多种，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史通》一书，这正是他研究历史的精神寄托。刘氏自己说明撰写此书的动机说：我所撰写的一切著述，都想推行自己一贯的主张；可是当时一同修史的士人以及负责监修的权贵大臣，常常同我的意见彼此抵触，难以相容。因此，史书中应当记载或删削的内容，都只能随俗浮沉。虽然我自认为是在违心应付、勉强听从，但仍然大受史官们嫉恨。唉，虽然身居与职务相称的位置，我的主张却不能实行；虽然当时被任用，我的美好志愿却不能实现。内心郁闷、孤独而愤懑，无处寄托情怀，只好把它压在心里而不说，默默无言而不作述。又担心我死后，世上没有人知道我的志向，所以退下来私自撰写《史通》，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同上） 《新唐书》的本传也说：

译刘子玄性情耿介正直，谨守自己的操行，多年没有升迁。适逢天子西还，子玄自己请求留在东都，过了三年，有人说子玄身为史臣却私自著述，于是朝廷驿传召他到京城，主管修史事务。当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都兼任监修。子玄认为长官太多，意见不能统一；而萧至忠又屡次责怪他编次史书没有成效，且仕途困顿不顺（《旧唐书》说萧至忠责怪他的著述没有功课），于是上奏请求离职，并给萧至忠写信，说明有五件不可为之事。萧至忠收到信后，惆怅惋惜，不肯批准。宗楚客厌恶他言辞尖刻地指责自己，便对各位史官说：“这个人写书，是想把我置于什么地位？”当初子玄修撰《武后实录》时，曾有所改正，但武三思等人不肯听从；他自认为已经受到世间任用而志向却不能实现，于是撰成《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刘氏所说的“五件不可为之事”，已经完整记载在第五章。不过，他既然自称身居与职务相称的位置、受到当时任用，为什么不竭力修撰国史，反而因为仕途困顿、工作没有成效而受到当时宰相的责备呢？刘氏与吴兢共同修撰国史，刘氏既因仕途困顿而无所成就，又先行去世，后来吴兢便独自完成《唐书》，从唐朝开国写到开元，共一百一十卷（见第六章）。然而吴兢又私自撰写《唐书》和《唐春秋》；吴兢去世后，他的儿子上进献上书稿，共八十多卷，有人说使者到他家索取，只得到六十多篇，评论者认为其中事迹多有错误，不如吴兢壮年时的作品（据《新唐书》《旧唐书》本传）。现在流传的《旧唐书》，开元以前的内容多取自吴兢的著作，但世人都称撰写者为刘昫，很少有人提到吴兢。凡是由官府修撰的史书，往往实际由史官完成，而宰相却占有署名，以致史官违心听从、彼此推诿规避。这就是刘氏仕途困顿、没有功绩，最终不能亲自完成一部史书的原因。刘氏撰写《史通》，曾经把它同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应劭的《风俗通》、刘劭的《人物志》、刘勰的《文心雕龙》相比较。他说：像《史通》这样的书，大概是因为痛惜当时执笔修史的人，其见解不纯正，所以想辨明他们的旨趣，穷尽史书的体制。此书虽然以史学为主，但它所涉及的余波，上可以探究王道，下可以阐明人伦，总括各种事物，包容千端万绪；从《法言》以后直到《文心雕龙》以前的著作，本来都已经纳入我的胸中，没有什么遗漏。它所阐述的道理，有取舍，有褒贬，有鉴戒，有讽刺；贯穿其中的思理深，搜罗的范围密，所评论斟酌的问题广远，所阐发说明的内容很多。大概谈论经书的人，厌恶听到服虔、杜预的讥评；评论史书的人，也憎恶谈论班固、司马迁的过失。而这部书多次讥刺前代贤哲，喜欢叙述前人的错误，得罪当时的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仍希望有真正懂得它的君子，偶尔能够读一读。孔子曾说，获罪于我的，是《春秋》；真正了解我的，也是《春秋》。或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自序》） 他又解释以《史通》作为书名的含义说：我曾在删削编纂史书的空闲时间，商讨评议史籍，不停地下笔，于是稿纸装满了筐箧。后来便把它们分类汇集，编排次序。过去汉代的儒生们汇集讨论经传，在白虎观定稿，因此取名为《白虎通》；我既然身在史馆而完成这部书，所以就顺便以《史通》作为书名。而且汉代曾寻求司马迁的后代，封为“史通子”，可见以“通”来称述史学，来源已经很久了。我广泛采纳各家的意见，于是确定了这个书名。（《卷首序录》） 据考，《史通》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庚戌（公元七一〔原文未完〕 ○年）。在此以前两年，刘氏因为身在东都，私下撰写著述，被人检举；这部私著应当就是《史通》。全书完成时共二十卷，正如今天流传的本子，这些情况是根据《自序》得知的：当时徐坚看到这部书，感叹说：“做史官的人，应当把它放在座位右边。” 但宋代的宋祁却说：“自刘知幾以来，擅长斥责古人，却不善于要求自己。”（《新唐书·刘子玄传赞》）他二人的看法竟有这样的不同。《四库提要》曾举出《史通》的《疑古》《惑经》等篇，认为是世人共同诟病的内容。比如《六家篇》讥评《尚书》所采用的体例不纯，《载言篇》讥评《左氏》不遵守古法，《人物篇》责备《春秋》没有记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公仪休、甯戚、穰苴，便直接斥为荒谬妄诞。这大概出于儒者尊崇经书的见解，不足以使刘氏心服。除此以外所举的例子，虽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终究近于琐碎罗列，存心苛求。只有他说“班固、陈寿是记载言论的奸贼，是执笔修史的凶人，可以在市朝处死，抛给豺狼虎豹”，未免指斥得太过分了；宋祁所说的“擅长斥责古人”，大概就是指这一点。只是刘氏评论史书的长处并不在这里，置之不论也可以。大体说来，评论史书的著作有两条途径：一是评议史书的优点和弊病，二是阐明史书的义例。评议利弊着重分析，阐明义例贵在综合；二者相互资助，不能偏废。有人认为，《史通》一书以评议利弊为宗旨，擅长分析，是用演绎的方法进行论述的。考察本书，《内篇》共有三十九篇，《外篇》共有十三篇，总共五十二篇。《内篇》末尾的三篇，名为《体统》《纰缪》《弛张》，早已亡佚。然而《新唐书》本传已经说《史通》内外篇共四十九篇；再考察《内篇》的篇序，亡佚的三篇都在《自序》之后，这很不合次序。也许原本并没有这三篇，或者是编者把它们错置了？《外篇》开头列有《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两篇。古代的史家就是史官，而史籍中精要的作品都属于正史。刘子玄选取古代的史官以及隋唐以来的正史，依次叙述排列，以说明其源流。从《内篇》开头就说，自古帝王编纂撰述文籍；《外篇》对此说得很完备。编纂文籍必定出自史官，文籍最终都归入正史。由此可以证明，这两篇的撰写在前，而《内篇》的撰写还在后；否则全书本末次序就会混乱。

译其次是总论各种史书的体例，开头列《六家》《二体》两篇。“六家”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是纪传体和编年体。《春秋》《左传》属于编年体，《史记》《汉书》属于纪传体，这就是二体的起源。《尚书》属于记言，《春秋》的要义在于记事，《史记》开创了通史的体例，《汉书》是断代史的祖本，《左传》按年代分列，《国语》则按国家分别记述，这就是六家得名的原因。至于正史的各种类别，一是《本纪》，二是《世家》，三是《列传》，四是《表历》，五是《书志》，六是《论赞》，七是《序例》，各用一篇加以论述；又以《载言》一篇接在《二体》之后，用来补充说明列传体尚未完尽的内容。考察《史通》全书，《史官》《正史》《六家》《二体》四篇的内容最为丰富，大概是内外篇的纲领，也是评论史书的总枢纽。如果不能彻底考察史学的源流，就无法阐明史书的义例；所谓阐明义例贵在综合，确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难道只是着重分析、以评议利弊为宗旨吗？至于从《题目》到《辨职》的二十五篇，则以评议利弊为任务，也以分析见长；所谓用演绎方法进行论述，就体现在这里。《辨职》以后，又接缀《自叙》一篇，于是《内篇》结束。《外篇》除《史官》《正史》两篇以外，还有《惑经》《申左》两篇，评论古代经传的得失，附属于古人的诤友一类；《疑古》一篇又公开陈述自己的见解，等待后人评定，这也是后来崔述《考信录》的发端。《点烦》《杂说》以下直到《暗惑》七篇，都是逐条列举、随手札记的作品，本来是《内篇》的遗余，并不是刘氏精心寄托思想的地方。《忤时》篇则专门收录他写给萧至忠的信，是本书的附录。总之，刘氏评论史书，喜欢指陈其中的利弊，所谈并不止一种；但他并不是完全不谈史书的义例。有人说，《内篇》都是讨论史家的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叙述史籍的源流，并杂评古人的得失（见《四库提要》）。这句话大体上是说得对的。现在选取刘氏议论中精要的部分来加以说明。刘氏把《春秋》《左传》看作古代史书。《春秋》为亲近的人避讳，为尊贵的人避讳，所以鲁隐公被杀，却记作“薨”；周襄王实际上是被晋文公召去的，却记作“天王狩于河阳”。这虽然是鲁国史书的旧法，孔子不敢擅自改动，但距离去除史书中的讳饰、以传信实的原则就很远了。《左传》则不一样：《春秋》重视名分，《左传》考征事实；《春秋》只略举大纲，《左传》详细记载事情。研究历史的人重视详细和征实，所以刘氏有《惑经》《申左》的著作，正如王充有《问孔》《刺孟》，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浦起龙所说的“学究所惊骇、明白的人不与之争辩”，指的就是这件事。自古以来，记言、记事的书大都称为史；但是当时史官进行记载，务求详尽，大小事情都不遗漏，这就是史料。后来执笔的人根据这些材料删定编纂成书，这才叫史著。汉代天下各地的计书上报给太史，这些是广泛搜集的史料；太史公根据它们编成《史记》，这是经过编定的史著。然而从现代史家的眼光看，古人所谓的史著，也正是今天所谓的史料。史料和史著本来就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二者界限分明这一点，古今并没有不同。刘氏说：“记载事情、记录言论，出自当时形成的简册；删削编定而成书，则归功于后来的执笔者。当时负责草创的人，凭借的是广博的见闻和真实的记录；后来负责整理创制的人，重视的是卓越的见识和贯通的才识。若论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前后各不相同；但二者相互依赖而完成，归根到底是同一个道理。”（《史官篇》）这种分析是恰当的，议论是精到的，后来再有论述者，也无法超过它。这是第二件事。史家记事向来远古简略、近代详备，这是旧有的规律；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往往轻率地加以诋毁。刘氏说：“我认为，近代史书繁杂冗累，确实有这种情况；但这也如同古今不同一样，是形势造成的。鲁国史书的记载实际上也采用这种方法：自宣公、成公以前，三代纪年才合成一卷；到了昭公、襄公以后，几年就占一篇。由此可知，国家受到阻隔时，记载就不详细；年代较近时，编撰记录就较为完备。评论史书繁简，只应看它是否虚妄记载、是否因繁杂而难以辨理，或是否有所遗漏、因简略而令人遗憾，这样就可以了。若一定要根据世事的繁简，限定篇章卷数的多少，那在道理上是不对的。”他又说：“过去所记载的内容是那样简略，后来所撰写的内容是这样详审；如果强行把后世的标准施用于前代，限定用同一尺度成书，恐怕读书人一定会责怪它疏漏，尤其会认为它过于简略。” （《烦省篇》）他的论点通达，确实最接近后世史家所推崇的原则，推广到中外古今也都适用。这是第三件事。撰写史书必须先确立体例，尤其贵在有法则。刘氏说：“史书有体例，就像国家有法律；国家没有法律，上下就无法确定，史书没有体例，是非就没有标准。”这样看来，体例就是法则，法则就是体例。他又论述《本纪》《列传》的写法说：“大体上说，本纪这种体裁，就像《春秋》的经文，联系日月来形成岁时，记载君主来彰显国家统绪。可是陆机的《晋书》把晋朝两位祖先列入本纪，只直接叙述他们的事迹，竟然不按年代编排。既然年代不编排，还称得上什么本纪呢？”他又说：“本纪既然以编年为主，只叙述天子一人；凡有大事可以记载的，就在相应年月中写出；事情的曲折细节，则交给列传记述，这就是其中的义理。”（《本纪篇》）他又说：“本纪与列传的不同，就像诗与赋有所区别一样；但后来继承这种体例继续写作的人，也有许多没有弄清楚。考察范晔的《汉书》，记述后妃六宫的内容实际上是传，却称为纪；陈寿的《国志》记载孙、刘二帝，实际上是纪，却称为传。考察几家史书的写法，难道是他们没有通晓纪与传的实质吗？”（《纪传篇》）以上这些论述，也足以垂示史法，作为后来修史的准则。这是第四件事。

译刘知几论述撰写史书，主张征求实情、去除虚伪，崇尚简约、删汰烦琐。因此，他在《载文篇》中说，载录文章的弊病有五种：一是虚设，二是厚颜，三是假借他人之手，四是自相矛盾，五是把一切混为一谈。在《邑里篇》中说，到了近古，言论大多虚假；至于碑刻颂文所镌刻的内容，明明已经把封土和地名确定下来，却虚引他国之地，冒充自己的城邑，这就是沿袭流俗的寻常说法，忘记了著书的旧有体例。在《言语篇》中说，楚汉相隔的时代已经成为古代，魏晋距离现在较近，言语还类似今天；已经古老的，就称道它的文辞，仍接近今天的，反而惊叹它质朴。天地长久存在，风俗却没有恒常不变的；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的人看古代，而作者们都怯于记载今天的语言，勇于仿效古代的说法，难道不是迷惑吗？在《曲笔篇》中说，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毋丘，这些人都毁家纾难、以死殉国，把死亡看得如同生存一样；可是历代史书都把他们写成逆臣，这将凭什么激扬民众、教化百姓，劝勉侍奉君主的人呢？古人记载事情，是要使贼臣逆子感到恐惧；如今记载事情，却使忠臣义士感到羞惭。假如南史氏、董狐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咬牙痛恨。这些论述，都是为了阐明征求实情、去除虚伪的宗旨。他又在《叙事篇》中说，国史写得好，关键在于善于叙事；善于叙事，贵在简明扼要。在《浮词篇》中说，文辞简约的人只说一句话就能把意思说周全，才思芜杂的人要凭借好几句话才能表达完整。在《书事篇》中说，近代史书的叙事过于烦琐，推究起来，尤其严重的有四种：凡是祥瑞出现，不关系国家的治乱，史官却征引那些荒谬的说法，弄得真伪无法辨明，这是第一种烦琐；藩王、岳牧到京师参加朝会，这已经不是什么奇闻，却仍记载在简册中，浪费文辞，这是第二种烦琐；近世从三公以下、受一命以上官职的人，只要享受优厚俸禄，没有不一一记载的，以致赞颂的人说得口舌疲劳，题写官衔的人累得筋疲力尽，把这些都写入史册，又有什么值得看的呢？这是第三种烦琐；一个人立传，只须记载他的里邑就够了；有些史书却连他的父亲任令长、儿子任丞郎也写上，把他们的姓名和官位一二不漏地叙述出来。这实际上是家谱，不关乎国史，这是第四种烦琐。记事的体例，应当简约而又详尽，疏略而又不遗漏；如果过于烦琐，就把一切都收取，若要省略，又丢弃太多。这是忘记了折中的适宜，失去了均衡平正的道理。以上都是为了阐明崇尚简约、删汰烦琐的宗旨。这就是五件事了。以上五件事，都是他立论中最精当的部分，所以我摘取其中的大要，以备考察阅览；至于其余概括评述史学的利弊、不能归入某一项的论述，就来不及全部列举了。刘知几的论述，有些应当择取，有些却不能奉为准则。他论述《艺文志》时说：“班固在《汉书》中确定书籍的流别，编成《艺文志》；《续汉书》以来，连承前人的做法尚且来不及，前志已经著录过的书，后志却仍然照旧记载，反复出现，岂不是用水来增加水吗？我认为凡是编撰志书的人，都应当删去这一篇；如果实在不能删去，就应当改变它的体例。”（《书志篇》）推究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总录群书，应该另编专书，没有必要附入正史。不知道历代的艺文书籍可以同列传相互参证，而史书本来就应当详细记载；汉代以前的群书，假如没有班固为它们著录，哪里还会有其他书籍可以考察呢？只是前志已经著录，后志仍旧照录，确实有繁复的嫌疑。清代编撰《明史》时，《艺文志》不再记载前代书籍，大概是采纳了刘知几的意见而又加以折中；后来的编撰者也不能违背这一点。这是应当择取的意见。至于他论述表时说：“把表作为文章，用来叙述时事；施用于谱牒，或许还可以取用，载入史传，却看不出有什么适宜之处。况且表排在篇章次序之中，编入卷帙，拥有它并没有增加什么益处，缺少它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只会使读者无不先看本纪，读到世家，遇到表夹在其中，便封闭起来不看。说它没有用处，哪里说得完呢？” （《表历》）他没有认识到表的作用在于便于记载繁杂细节：凡是本纪、列传不能全部记载，而又不忍心遗弃的内容，只有用表来辅助，才足以充分发挥史书的作用。唐、宋以下的史书，大多设有表；近代史家如万斯同，也因为擅长制作表而有益于研究历史。刘知几这一论断，可以说是一句话就表现出不明智。而且刘知几也不是不知道表有用处，他曾说：“看太史公创制表，燕、越相距万里，却能在方寸之内使犬牙相接；昭穆相隔九代，却能在方尺之中使雁行排列有序，使读者一眼就能看清。”（《杂说篇》）为什么同一本书前后竟会这样矛盾？这也是不能奉为准则的意见。然而刘知几又认为，天文、五行、符瑞诸志，历代作者相沿增设，实在十分烦费；所谓古代的天就是今天的天，今天的天就是古代的天，既然一定要把它们刊载在国史中，那么施用于哪一代不可以呢？（《书志篇》）这尤其是极为恰当、不可改变的论断，可惜后来的作者很少能领会这一点，实在令人感慨。至于他论述史书作自注的体例，则极力称赞挚虞、陈寿、周处、常璩的著作：优美的文辞列在正文中，曲折详尽的叙事保存在小字注文里。他又说，也有亲自担任史臣、亲手删改补缀史书的人；虽然他们立意在于广博完备，但才力不足以安排条理和叙述，删去烦琐之处便有所吝惜，全部记载又会妨碍文辞，于是便裁定那些丛杂的内容，列作子注。他这话是对的。然而他又讥刺裴松之为《国志》作注时，喜欢汇集异同，不加删定，任意进行驳难，结果徒然增加了烦杂芜乱。（《补注篇》）这一点则是得失相杂，难以一概而论的。

译刘知几因为亲自担任史官、参与修史，却不能申明自己的志向，所以发愤写成《史通》。他在《模拟篇》中说：“模拟的体例有两条道路：一是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二是外表不同而内心相同。”又说：“外表不同而内心相同，是模拟中最高的；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是模拟中最低的。然而人们都喜欢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的，为什么不崇尚外表不同而内心相同的呢？大概是因为鉴别认识不明，嗜好偏颇，喜欢类似史书的东西，却厌恶真正的史书。这就是子张受到鲁侯讥刺、被用叶公好龙来比喻的原因。”这大概是在感叹真正懂得欣赏的人难以遇到，因而慨然发论。他还曾说，自梁、陈以来，直到隋、周，诸史都是贞观年间群臣所撰；近古的事情容易弄清，真情和虚假可以考求。至于朝廷贵臣，必定有父祖的传记；考察他们的事迹，全都是子孙所写的；再向民间风俗访察，向故老询问，事情往往不同，言语也多不符合事实。（《曲笔篇》）他又说，《晋书》大量采录《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其中有的只是诙谐的小聪明，有的记载神鬼怪物；这些事情不合圣人之道，是扬雄所不看的；这些言论惑乱神道，是宣尼所不谈的。（《采撰篇》）他的论断虽然很恰当，但像这样放言无忌，在后世实在少见。大概刘知几的志向既然不能在修史工作中得到施展，所以对于当时官方编修的史书，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即使其中有才力足以整顿改革的人，也因为厌弃其人而废弃其言。不要说秦国没有人才，只是我的谋略恰好没有被采用；这就是刘知几借绕朝作比喻的地方。（本《浮词篇》） 我国的文史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就文学来说，先有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作为齐、梁以前文章的总集；接着有刘勰的《文心雕龙》，概括评述文章的体例，并阐明其中的意义。就史学来说，隋、唐以前，著作者多如树林；虽然江陵陷落时，大半著作随梁元帝一同殉亡，但《隋志》史部著录的书籍，全都是私家名作，数量也多得不可胜数。刘知几生在南北统一的时代，正值有唐盛世；散佚的文章不时出现，史籍也极为完备。他把自己所见到的史书一一取来评论，写成《史通》一书，确实可以与《文心雕龙》相媲美，他应当取《文心雕龙》来比况自己。况且考察《隋志》著录的史书，唐初很少能看到完整的，大多只存残卷；刘知几亲自担任史官，可以任意阅览秘府藏书，他能够全部窥见这些书的内容，自不待言。如今谈论后汉史的人，大多重视谢承、华峤；谈论晋史的人，一定称道干宝、臧荣绪；谈论十六国史的人，有时述及崔鸿、萧方等；谈论南北朝史的人，又推重裴子野、王劭；谈论古史的人，又取资于《汲冢纪年》和《琐语》。刘知几则一再引用这些著作，并加以详细评判。原书虽然已经亡佚，仍可借此窥见它们的大概。这就是《史通》的功劳，尤其在于阐明探究隐微曲折之处，保存散佚失传的著作。至于《疑古篇》认为尧、舜、夏禹的禅让值得怀疑，《惑经篇》认为《春秋》中有五处虚妄的赞美、十二处未能理解的地方，毫不回避非难圣人、侮慢经典的罪责，这更加符合近代学者研究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是其他史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刘知几掌管国史将近三十年，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他，自古以来文士大多有文学才能而少有史才，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史学有三种长处：才、学、识，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兼备，所以有史才的人少。有学问而没有才华，就像愚笨的商人拿着本钱，却不能使货物增殖；有才华而没有学问，就像巧匠没有楩木、楠木和斧斤，不能建成房屋。善恶都必须记载，使骄横的君主、残暴的臣子知道畏惧，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深厚确切的论断。（《新唐书》本传）现在考察《史通》，其中有《覈才篇》，用来阐明史才；有《识鉴篇》，用来论述史识。刘知几感叹史才难得，却极力讥刺蔡邕、刘峻，确实说得过分；但他认为文学和史学道路不同，认为文章应以质实胜过文饰，这确实是极为正确的论断。至于他说，假如其中有才术如彪、峤，才华如班、荀，胸怀独到见识，承担不朽的事业，却都被流俗困窘、遭朋党讥笑，于是只好吃糟饮薄酒，低头同流合污地胡乱创作，身穿粗布衣服而怀抱美玉，却没有机会自我陈述，这又是在抒发自己的愤懑。他论述史识时说，人的见识有通达和闭塞，精神有明亮和昏暗，因此毁誉各不相同，爱憎也各有差异；又说，左丘明亲自担任鲁国史官，接受仲尼传授的经书；若论所处时代，两人同时代而生，若论才华，两人同样羞愧。那两家著作的作者，不过是孔氏弟子的老师和先知先觉者的门人，才能和见识本来就不同，年代又相隔久远，怎么能拿那些传说同亲自传授的内容相比呢？最后，他又把这些归结为时代有兴有废，人的命运有困穷有显达，而书籍的作用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些，都足以同前面的论述相互发明。只是他只论述史才、史识，却没有涉及史学，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史通》全书都在论述史学，不需要明白说出，读者自然就能清楚理解吗？刘知几既然不屑于撰写正史，而把这件事交给吴兢，便另外撰写《刘氏家史》及《谱考》，以显示自己的志向；考据明确审慎，评论者称赞其博洽。（本传）这就是后来章学诚不能亲自担任史官，而把自己的志向寄托在方志上的情形。可惜这些书已经失传，无从窥见他的旨趣。又据《唐会要》记载，刘知几晚年奉诏与诸位史臣共同修撰《姓族系录》以及则天、中宗、睿宗三帝后的实录。这样看来，他终究不能完全不参与官方修史。只是他研究历史的精神，仍然集中在《史通》一书中。史书称刘知几善于立论，辨析考据明白锐利，超过诸儒。（本传）读《史通》可以看出确实如此。又说，他死后，玄宗诏令河南府到他家中抄写《史通》，读后称善，追赠工部尚书，谥号为“文”。（本传）这同陈寿死后由范頵上表呈进其著作的情形大致相同。况且刘知几的两个儿子餗、秩，都专心研究史学；秩著有《政典》三十五卷，成为杜佑《通典》的依据；餗也著有《史例》三卷，可惜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这就是名父之子继承家学，尤其是史家中少见的情形。《史通》流传于世以后，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这部书，其流派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解释它的旨意并为它作注；第二种是认为它烦琐错误而加以刊正；第三种是认为唐、宋以后应当一并收入记载，因而为它续写。现在试分别叙述。

译《史通》的旧本，到明代流传已经很少；像《永乐大典》那样搜罗繁富，却唯独遗漏了这部书。后来陆深得到蜀刻本，校正其中的讹误后重新刻印，但遗憾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参校。万历壬寅（三十年），长洲张鼎思又依据陆本重新校定，《曲笔篇》增加四百余字，《鉴识篇》增加三百余字，同时删去了从其他篇章窜入的文字，但没有详细说明所增加的内容究竟依据哪一种版本。早于此的，还有万历十五年华亭张之象刻本，疑心张鼎思没有见过它。只是陆深本和张鼎思本仍有很多脱漏错误，例如《补注篇》缺少下半篇，从“其采自所捐”以下又是《因习篇》的文字。《因习篇》只剩十三行，其中许多是从《史官篇》窜入的，并非原文，而且还缺少上半篇。恰好当时已有张之象本，《补注》《因习》两篇的缺文都在其中，于是依据它增补，竟然恢复完整。不久，李维桢（本宁）为《史通》作评，郭孔延又作附评；所谓补充，便是孔延所补。只是《四库提要》说郭氏所依据的是张鼎思本；然而根据何焯所见的万历郭氏刊本，已经把《曲笔篇》中“夫史之曲笔诬者”以下一百九十九字误入《鉴识篇》的部分加以厘正，那么前一种说法也未必可信。后来王惟俭根据郭氏的解释，又参照张之象本，重新加以厘正，命名为《史通训故》。王惟俭自称增入《因习》一篇，并对《直书》《曲笔》两篇有所改定；此外还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然而拿它同郭本对校，只有《曲笔篇》增加了一百一十九字，《因习》《直书》两篇则都与郭本相同；或许郭氏已经依据张之象本加以厘正，而王惟俭又沿用了它。郭氏的解释遗漏实在很多，王惟俭引证较为详细，因此号称善本。到了清代，黄叔琳除了给《文心雕龙》作注，又给《史通》作注；因为他的书是为了订正、补充王本而作，所以命名为《史通训故补》。同时，无锡浦起龙也撰写《史通通释》。他起初见到的是郭、王两家的注本，书将完成时又得以看到黄注本，于是订正、补充了若干事项。书中所称“春风亭本”，就是王注本；所称“北平本”，就是黄注本。《通释》在各家著作之后问世，又用力勤奋，所以最为详密；但它敢于改动文字，所作按语又带有时文批点评点的习气，这是小的瑕疵。此外，清代学者如何焯、卢文弨、顾广圻，都致力于研究《史通》，并有校本流传。何焯所依据的是张之象本，又看到冯已苍评本；他还说张之象见过宋本。陆深、张鼎思两本把《因习》分为上下两篇，题为《因习上第十九》《因习下第二十》；但《因习》上篇的上半已经散佚，下半却误入《补注篇》，张之象本已经加以纠正。冯本则把上篇改题为《因习第十九》，把下篇改题为《邑里第二十》，不把一个篇名分成两篇，这与全书的体例相符，较为整齐统一；各注本大多沿用这一做法，这必定另有依据。卢文弨曾见过华亭朱氏抄本宋景本；除了冯、何两家的本子之外，又得到钱遵王校本，便据此校勘《史通》，发现数百处问题，抄录收入《群书拾补》。他又说，浦氏注释本把正字用大字书写，都同宋本一致，赞叹它精审核实。至于何氏所说《曲笔篇》的文字误入《鉴识篇》，顾广圻却认为并没有误入；虽然是非还需进一步论定，但各家考订的勤勉，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最近，《四部丛刊》采用张鼎思的版本影印出版，孙毓修撰写《校记》，详细叙述各版本的异同，也是各种刊本中较为精善的一种。象山陈汉章先生又撰《史通补释》二卷。他所作的解释，例如认为《春秋外传》最早见于《汉书·律历志》，并非始于韦昭；认为《左传》所谓“鲁人以为敏”，有《檀弓》可以证明；又如董生骑马三年而不知牝牡，出自《太平御览》。这些都足以订正浦释的缺漏和错误。又认为《疑古》一篇，是刘知幾借古事讽切当今，惩戒前事以警诫后人，纪氏删去它是错误的。这个见解另有所得，比起纪氏所指出的“秦人不死、蜀老犹存”两件事，更能钩稽隐微、探索幽深。如果把这些解释附在《史通补释》之后，对学子的帮助就很大了。这就是各家注释的大致情况。唐朝末年，宰相柳灿认为《史通》讥评驳斥经史过于严苛，撰写《史通析微》十卷加以纠正，又名《柳氏释史》。学者佩服它内容丰富、见识广博（见《旧唐书》《新唐书》本传），这是最早订正《史通》的著作。明代陆深既校订刊刻《史通》，又选取其中的精要语句，另编为《史通会要》三卷（见《四库存目》），并附录后人评论史学的话，间或参杂自己的见解。明代胡应麟说，陆深编《史通》，承袭刘氏旧说的有十七处，续补刘氏的有十三处；繁琐的加以删削，错误的加以刊正，俚俗的加以文饰，真是刘知幾的功臣。又说《会要》的辨析议论十分完备，唯独认为《艺文》不必列入史志，这个意见在义理上还没有说尽（《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卷十三）。我曾从陆氏《俨山外集》中抽读此书，觉得他所谓的精要，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而所附各家的议论，多是书生之见，用来说明删定取舍，似乎也不够恰当。到了清代纪昀，他认为刘知幾自信过于勇决，立论喜欢说尽；但他选择精当的地方，足以使司马迁失色、班固变色，而偏颇驳杂过甚、枝蔓不能剪除的地方，也往往存在，使后人苦于它的芜杂，很少能够读完，连其中精微的言论和深刻的义理也不大流传。因此他为《史通》保存精要，删去烦复；选取的文字用朱笔标记，错误的用绿笔点出，冗长散漫的用紫笔点出。除去两种颜色笔所点出的文字外，其余重新编排，仍然大都彼此相连，命名为《史通削繁》（据纪氏《自序》）。

译他又在书眉上另写评语，用来使读者醒目。后来涿州卢坤于是只抄录朱笔标记的内容，编成一册，并删去浦释中枝蔓多余的部分，交付雕版刊印。大概纪氏把《史通》一书视为撰写史书的准则，所以研究得很深；他所删削的文字，句句贯通，如同造化裁制万物，天衣无缝，学者读来，清爽而自得。我认为研究史学的人，应先读《史通削繁》，这样才能知道《史通》容易理解之处；再拿原书来读，也就能迎刃而解了。这正是纪氏长于文学所产生的效果。考察纪昀在《史通》四十九篇中删去了《载言》《表历》《疑古》《点烦》四篇，还剩四十五篇。其中仍采用原文的，是《载文》《补注》《邑里》《品藻》《直书》《曲笔》《鉴识》《覈才》《烦省》《杂述》十篇；加以删削的，则是其余三十五篇。然而他删去的地方未必都恰当，研究史学的人仍然必须全部阅读。对于《疑古篇》，他认为其是非判断违背圣人之道，所以全部删去；纪氏的见解，也同柳灿、陆深大致相同。这就是各家删削刊改的大致情况。继刘氏之后续作《史通》的人，实在很少有可与之相比的。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同时解释文和史，实际上以解释史为主，说它是刘氏以后仅见的著作，谁能说不合适呢？只是因为这部书的义理内涵宏大深邃，另在下文论述。近人张尔田撰写《史微》内篇八卷，自称继承刘向、刘歆的事业，自然是得到了一种正确的理解；然而考察它的宗旨，其实是为了说明诸子著作出自史学，与专门研究史学的著作不同，不能说它属于《史通》一类。最近又有瑞安宋慈抱撰写《续史通》内篇、外篇，刊布于世，现将篇目抄录如下：内篇，共二十篇。《惜马》《斥班》《尊欧》《恨李》《国志》《晋纪》《唐书》《宋史》《四通》《两案》《曲笔》《浮词》《表志》《纪传》《补述》《方乘》《载记》《论赞》《沿革》《体例》。外篇，共二十篇。《考献》《监修》《模拟》《创造》《因时》《度德》《损益》《毁誉》《注释》《评断》《问刘》《诘章》《点烦》《辨惑》《政治》《人物》《疑信》《功罪》《杂说》《余论》。现在就以上各篇，略作商榷。我私下认为，《史通》这部书作于唐代景龙年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千年，续作本来就不是容易谈论的事。按照史家详近略远的惯例，可以叙述的又岂止一端？现在只谈其中的要点，应当首先列举《史官》《正史》两篇。续书《考献》一篇，叙述从《旧唐书》以下直到《明史》的情况，就是为续接前书《正史篇》而作的。然而叙述宋代重新修撰《唐书》，没有提到宋敏求的《补唐实录》；叙述《宋史》，没有提到元初的修撰本；叙述《金史》，没有提到张柔所得的实录以及王鹗最初修撰的版本；叙述《元史》《明史》二史，也有许多遗漏。而且前书所说的正史，兼指纪传、编年、别史、杂史四类，续书却只论列入正史的纪传体，怎么足以概括全部呢？至于唐、宋以来的史官，更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到，这又是疏漏中最严重的地方。其次应当是对《六家》《二体》两篇进行订补。我认为自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流行以后，历代都有接续仿作，于是除纪传、编年二体之外，又增加了纪事本末一体，这可以称为三体，应当撰写一篇加以论述。至于杜佑的《通典》专门详述典章礼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专门详述学术，这是在上述三体之外，另创通史、学史的一种体例，也是刘知幾没有能够看到的。续书有《四通》《两案》两篇，大略阐明了这个意思；但对于通史和专史的区别，既苦于说得不详细，对于纪事本末体尤其没有充分阐发，以补足前书的不足。大的方面尚且如此，小的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续书喜欢使用骈偶语句，喜爱作诋评，文章仿效《史通》，但严密精审则有所逊色。这大概是因为宋氏生长在浙东，熟悉永嘉一派，其论述接近《东莱博议》和张溥的《史论》，又时时采择《四库提要》以及朱彝尊、赵翼的说法。至于它对唐、宋以后的史事论述简略，不合论史的规范，那又是更小的问题了。比如《国志》《晋纪》已经是刘氏说过的，何必重新标出这样的篇名？《唐书》《宋史》固然应当论列，为什么却遗漏《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而不加论述？《表志》篇指出刘知幾的过失，补史是近代人的长处，方志是完备史书的一种体裁，论述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需要续补的难道只有这些吗？至于《沿革篇》，本来讨论史部应当如何分类；《体例篇》，本来讨论编写史书应当具备哪些凡例，合并标作《体例》一目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分列为两篇？“沿革”这个篇名尤其难以理解。其他如萧常、郝经续写《后汉书》，本来是改撰《国志》，却称为《补汉书》；王洙、柯维骐改修《宋史》，本意在于删繁就简，尤其与增补无关（《补述篇》）。又极力称赞郭伦的《晋纪》，却没有提到周济的《晋略》。这些都是似乎可以解释、却又难以解释的地方。然而其中也保存着许多精辟的言论。他论述《五代史》说：“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依据各朝实录，事迹相当详细；欧阳修仿效司马迁遗留下来的文章，体例尤其严谨。薛史的问题在于丛杂琐碎，欧史的缺点在于有所缺漏。这两部书大概不可偏废。如果说到选举、刑法的详细，礼乐、职官的重要，以及上承唐朝遗绪、下开宋朝开端的内容，能够舍弃薛史吗？”（《尊欧》）他论述《南史》《北史》说：“《南史》《北史》大概没有别的长处，只以删削、移易为能事。删削时不问事情是否有关联，只以减少官名、割裂文句为工巧；移易时不问人物是否应当分合，只把编排家传、不顾人物品类次序放在首位。不知道官名减少了，职掌就不明；文句割裂了，事迹必然遗漏；家传增多了，朝代就难以分辨；人物品类的次序被忽略了，褒贬就会彼此混乱。

译凭司马迁那样的才华，删削、移易《左传》《国策》时尚且多有援引错误，何况是李延寿呢？”（《恨李》）他论述《新唐书》说：“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虽然文人学士如群星飞驰般涌现，也使英明通达的君主接连出现；圣明的诏令原本出自大臣之手，正直的言论难道会缺少于皇帝心中吗？到了唐德宗大赦并改元时，下诏书责备自己，山东的士卒见到后感动得流泪。李抱真说，人心既然如此，叛贼就不足以平定了。由此可见文字的作用很大。欧阳修删去这段，难道只是埋没了陆贽的功劳，同时也失去了兴元年间的政事吗？”（《唐书》）他论述《史记》说：“项羽从田野间兴起，五年之内政令都由自己发出，尊称为本纪，是为了表明他建立了新的政治局面。而且司马迁记载政治上的共同主宰，只要尊为主，就列入本纪。因此项羽剖分符节、实行分封，就称为《项羽本纪》；吕雉临朝听政、实行称制，也称为本纪。这种意思大概不是刘知幾所能理解的。后来《唐书》把武曌篡夺帝位之后的事列入本纪，把武曌琐碎污秽的事迹另列入后妃传，效法司马迁的体例，确实很恰当；而《宋史》把瀛国公、益王、广王附列在本纪中，虽然江山不能恢复，但朝廷仍然存在，正统的余绪、虚有的名分尚且有所表现，比《汉书》把孺子婴附在《王莽传》中更为高明。” （《纪传》）他论述《明儒学案》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上起吴与弼，下至刘宗周；叙述他们遗留下来的品行，好像亲眼看见他们的仪容风采；解释他们精微的言论，好像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时代越接近，采访越容易周全；笔削越严谨，记载越可信。它不以考证古代来压服别人，而是通过了解当今来评论世事。这部书大概契合《春秋》的大义，而把顺应时势看作可贵。”（《因时》）以上这些论述，都十分恰当。以上已经把刘知幾史学的源流大略叙述完毕，现在进一步叙述章学诚的史学。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戊午，卒于嘉庆六年辛酉（一七三八一一八 ○一年），享年六十四岁。他幼年并不聪慧，二十岁以后才开始专心研究史学。后来游学北京，依附朱筠，得以见到当时的名流，由此知名；他又同邵晋涵友善，因为二人都研究史学。四十一岁考中进士，历任北方各书院的讲席，为和州、永清、亳州编修地方志，又曾在毕沅幕府中任职，编修《湖北通志》；后来回到故乡，时常游历扬州，直到老年。章氏曾经亲自叙述自己早年研究史学的次第，说：二十岁以前，天性非常迟钝，每天读书不过两三百字，仍然不能长久记住；二十一、二岁时渐渐长进，广泛阅读群书。对于经书的训释从来没有真正领会，但史部的书一接触眼目，就能凭借过去所攻习的知识，其中的利弊得失，随口都能举出，而且举得总是恰当。人人都说我是从《史通》中得到力量的，其实我见到《史通》已经二十八岁了。二十三、四岁时，我所写下的笔记，如今虽然已经散失，但当时认为各种史书除了纪、表、志、传之外，还应当另立图；列传除了儒林、文苑之外，还应当另立史官传。这些都是当时的旧见解。……到了我十五、六岁时，性情已经接近史学，塾课之余，私下拿《左传》《国策》等书，分成纪、传、表、志，编写《东周书》，差不多有一百卷。这种事情虽属儿童游戏，近来儿童中也很少有这样的（《遗书》第九《家书六》）。章氏又自称，我在史学方面大概是上天赋予了才能，自信自己创立体例、制定凡例，多为后世开创先例。他的自负到了什么程度，从他自己的叙述以及刘子玄的自述来看，有什么不同呢？这正是前后两人之间隔着漫长岁月却显然相接，成为史家世代尊奉而不可废弃的宗师的原因。章氏所著的书，以《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最为著名；但他所论述的内容，也不全属于史学。《文史通义》所叙述的，有时讨论理学，有时谈论文章事务，内容相当丰富；以“文史”命名，本身就不是专门论述史学的证明，其他著作中的杂文也是这样。校雠之学虽然接近史学，但也逐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本书既然以史学为范围，就应当专门选取他论述史学的话以及整理史部的内容，依次编排，以详细说明他的史学究竟。首先应当论述的，是“六经皆史”的说法。从前王守仁曾经说过“五经皆史”，所以这个观点并非章氏独创；只是阐发其意义并使之更加精密，自章氏开始。他说：“六经都是史。古人不著书，从来不脱离事实来谈道理；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尚书》《春秋》属于古史，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古人把典章制度和礼仪仪式统称为礼，所以《礼》是典志的一种，也可以称为史；《易》是专门讲卜筮的书，《诗》是韵文的总集，《乐》则是把诗歌配入管弦的乐谱，为什么也要用史来称呼它们呢？”推究章氏的意思，是认为《诗》三百篇全都出自史官的记录；《易》由太卜掌管，太卜也是史官的一种，只有《乐》也是如此。古人除史官以外没有其他著作，所以由史官掌管的，都可以称为史。而且《易》详述吉凶，有预先为民众所用的功效，如同后世颁行历法；韩宣子称《易》和《春秋》为周礼，这也是《易》可以作为史的证据。他的说法可以说把辨析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假如确实如他所说，古代典籍没有不能称为史的，史的范围也未免太广了！史籍有史料和史著的区别，史官掌管的属于史料一类，也就是章氏所说的记注。

译《诗》《易》所包含的内容，确实具有史料的一部分，但也不完全属于史料。即使退一步说，凡是《易》《诗》《乐》所包含的内容，都可以把它们看作史料，也不过是说六经都是古代的记注罢了。而且考察古代官署中掌管文书的吏员，都称为史，他们所掌管记录的东西，不过像今天的档案；径直把它称为史，岂不是把撰述而成的史著与档案混为一谈了吗？然而章氏也并非没有考察到这一点。他说：“三代以前，记注有成法，但撰述没有固定的名称；所谓有成法，就是掌握在各位史官手中的档案。”由此推论，章氏所谓“六经皆史”，不过是说档案逐渐得到整理罢了。而且考察章氏所说的史，也不只是以六经为限。他曾说：“我的看法是，天地之间凡属于著作范围的，全都是史学；六经只是圣人选取这六种史料来垂示训诫罢了。诸子百家各家著作，其源头都出自史学。”（《报孙渊如书》）后来发扬这一说法的人，如张尔田、江瑔、金兆丰，都认为诸子百家无不本于人事，共同出自史官。史学如果不专属于史部，而文集之中也有传记（也是章氏的话），那么这就是集部包含史学的一种体例，也确实可以相信。若废除经、子、集的名称，把它们全都归入史部，可以说是整齐划一了；但名称与实际不相符合怎么办？所以说《尚书》《春秋》是史，可以；说《易》《诗》《礼》《乐》是史，不可以；说《易》《诗》《礼》《乐》是史料，可以；直接说它们是史著，不可以。这就是我平日坚持的观点。第二个应当讨论的问题，是记注和撰述的区别。关于记注与撰述的区别，最初是刘知幾阐明其宗旨的。他所说的“记事、记言出自当时的简册，编定、删订则归于后人的笔墨”，就是这个意思。章氏则认为，三代以前，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没有固定名称；三代以后，撰述有固定名称而记注没有成法。记注就是今天所说的史料，撰述就是今天所说的史著，前面已经略加论述了（见第三章）。不过在章氏以前，不仅刘知幾曾详细论及此事，郑樵也作过这样的说明：有的属于史，有的属于书。学者不能分辨史与书：所谓史，是官府的簿籍；所谓书，是读书人所撰写的。自司马迁以来，凡是作史的人，所作的都属于书，而不属于史（《夹潦遗稿·与方礼部书》）。刘氏所说的“当时的简册”和郑氏所说的“史”，都指属于记注的史料；刘氏所说的“后人的笔墨”和郑氏所说的“书”，都属于撰述的史著。这与章氏的论述前后完全相合，只是两位所说的还只是摘取要点，到了章氏才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章氏又进一步说明其宗旨说：撰述要求圆融而神妙，记注要求方正而明智。智慧用来藏纳往事，神妙用来知晓未来；记注希望使往事不被遗忘，撰述希望使后来者受到启发。因此，记注保存往事，类似于“智”；撰述预知未来，类似于“神”。保存往事要求完备无遗，所以体例有一定规范，其德性在于方正；预知未来要求有所选择、取舍，所以成例不拘泥于常规，其德性在于圆融（《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还认为，这样说仍然没有穷尽，于是又提出了著述与比类的区别，以及比次、独断、考索的分别。他论述著述与比类说：古人处理一件事，必定要具备几家学说。著述与比类两家，大体就是如此。班氏撰写《汉书》，属于一家之著述；刘歆、贾护的《汉记》，则属于比类。司马光撰写《通鉴》，属于一家之著述；二刘、范氏的《长编》，则属于比类。这两类工作本来互相依赖，却并不互相妨害。但从事比类的人，必须懂得著述的意旨；而且经过排列、比合的材料，应当能够使著述者发挥出来，使他有所凭借，能够纵横变化地运用。还必须知道自己的比类工作与著述者各有渊源，不能因为比类做得细密，就嘲笑著述偶有疏漏；也不能因为比类排列整齐，就嘲笑著述有时详略失当。能够这样，才算好。著述好比韩信调度军队，比类好比萧何转运粮饷，二者本来缺一不可；但两人的才能若互换，原本擅长的人也未必能够做好另一件事（《报黄大俞书》）。他又论述比次、独断、考索说：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这三者各有自己的职责，不能彼此混同。自汉氏以来，学者凭借自己所得的撰述来表现自己，数量大概不少。才智高明的人多从事独断之学，沉潜深入的人重视考索之功；天下的学术不能不具备这两条道路。譬如白昼与黑夜、暑夏与寒冬，用它们相互推移而形成一年的功效，就有相互需要的益处；若各自封闭起来而划定界限，就会有两败俱伤的弊端。……至于比次之书，不过是掌故令史的纲目、簿书记注的成格。它的源头虽然本于柱下所藏的典籍，但作用只是备供稽考查检和采择，起初并没有其他奇特之处。然而，独断之学并不是不取其材料，考索之功也不是不以它作为依据，正如美酒不能脱离糟粕、嘉禾不能脱离粪土一样。因此，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以轻易非议。不过，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要求有智慧，而比次之书则要求质朴；这也像酒可以盛入尊彝，而糟粕不能盛入尊彝；禾稼可以收入簠簋，而粪土不能收入簠簋，道理是非常明白的（《答客问》）。

译考察这里所说的比类、比次，都指记注而言；所谓著述，与撰述没有不同；而独断、考索二者，又是撰述所必然具备的内容。这些说法都与前面的论述互相发明，只是这里说得更加详细。史部分类始于《隋志》，此后各史没有太大差异。其分类标准，大体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史书为主，把其他属于史部的书附列其中。刘知幾大致把前者称为正史，把其余的概括为十流，在《史通·杂述篇》中有所论述，这也源于《隋志》。现今史籍的分类方法并不统一，而把史籍分为史料、史著两类，是最新的方法。有人说这是受西方史学传入的影响，与中国无关，却不知道一百多年前，像章氏这样的人已经把它阐发得十分完备。这比“六经皆史”的说法更为可贵而且有根据，所以研究史学的人乐于称述它。第三个应当讨论的问题，是对通史的倡导。章氏虽然把记注和撰述并列来说，也认为古人重视记注，但终究不把记注看作作史的最高准则，所以特别尊崇和推扬通史。他的主要观点，集中见于《释通》《申郑》二篇；此前论述郑氏《通志》时，已经略有列举。其他著作中，重视撰述而轻视记注的意思，也时时流露在字里行间。试举几例，以说明这一点。其中一例说：对于司马迁、班固的书志，采取它们的纲领，讨论大概情况，使诵读学习的人能够推究考验一代的大略，并与纪传互相发明，这就够了。至于名物、器数，应当认为另有专书，不必要求全部完备；这就像左氏引用典故、征引文献，不必把《周官》的细节全部具备一样。司马迁《礼书》末尾说，俎豆之事自有主管的官员，其他方面也可以由此推知。自沈约、范晔以后，讨论大旨逐渐衰微，器物、数量等内容却越来越多。到了欧阳修《新唐书》的志，用十三个名目成书，竟有五十卷；官府簿书、货币记载，分门别类，唯恐不够详细。《宋史》《金史》《元史》更加繁琐猥杂，书册连床叠几，难以窥见纲要。这简直是想把《周官》的职事、《经礼》的仪容全部塞进《春秋》，然后才称得上体例完整；如果这样，那么孔子删定《礼》《乐》《诗》《书》时，也就不必把经书分为六类了。马融、班固难道不知道名物器物不可忽略吗？只是认为这些内容各有成书，不宜在一家著作中曲折求全。至于经生的策论括要、类书家的纂要，本来不是著作，只是想使事物无不包括，便于查找检索。史家总括众说，想把它刊刻流传不朽，却只顾拘泥于器物、数量，连搜集琐碎材料都来不及，这就是不知道《春秋》《官》《礼》的意义可以互相参求，而体例却不能混合（《毫州志掌故例议上》）。第二例说：有人说，王伯厚搜集材料、摘取精微，探究幽深、穷尽细微；对于经、传、子、史中的名物、制度、数量等，贯通联系并广泛旁及，确实能够考求前代儒者尚未完备之处。他所编纂辑录的各种书，直到今天仍为学者所取资，怎么可以把这种供查考问答的学问忽视呢？回答说，王伯厚大概是由名称来探求实际的人。王氏因为应付查考而求学，既然已经懂得学问，就超出了应付查考的范围。然而王氏的各种书，说是纂辑可以，说是著述却不可以；说是学者求知所下的功夫可以，说是自成一家的学术却还不可以。如今博雅君子耗尽精力，劳苦心神于经传子史之中，到头来终身没有获得学问，正是因为尊崇仰慕王氏，误把求知的功夫当作学问，以为学问就在这些地方。学问与功夫实际上相似而不同；学问不可能一下子达到，人只要在功夫上用力就可以了。把功夫指作学问，就如同指着高粱、黍子说那就是酒一样。……如今的俗儒，还遗憾没有见到孔子未修订的《春秋》，又遗憾戴公得到《商颂》却没有保存七篇缺失的篇目。他们任凭这种偏见发展下去，甚至好像认为孔子的删修还不如王伯厚善于搜集遗逸。这是因为追逐时俗风气，错误地把堆积材料、补苴罅漏当作足以穷尽天地间的全部事业（《博约上》）。探究章氏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古人的史籍除了撰述之外，另有记注这一类。所谓“另有专书”，就属于记注之类。他所说的那些细微的名物、器数，以及所谓策括、纂要之书，都应当属于记注，与撰述无关。章氏尊崇和推扬通史，所以极力称赞郑樵；他把记注之书看作低于通史一等，因此说王伯厚的书是纂辑，不能称为著述。同时代还有戴震，因为精通名物器数而一时受到称誉；章氏却不以为然，他所说的“把堆积材料、补苴罅漏当作学问”，指的就是戴震一派。从史学见解来说，堆积材料、补苴罅漏本来属于纂辑一类，也可以称作记注，却不能称作撰述。所以章氏又说，我对于史学，看重的是著述成家，不取那种方圆务求完备、与同类书纂辑相同的做法（《家书》）。这说明他的立论宗旨仍然把撰述看作最高准则。若从古人中选择，马融、班固是首选。章氏论史还有不止这些的地方。例如他说：孔子作《春秋》，大概是说：其中的事实取自齐桓公、晋文公，其中的文字属于史书，其中的义理则是孔子自认为有所取法于此。所谓事实，就是后世考据家所重视的；所谓文字，就是后世词章家所看重的。但孔子所取法的并不在事实和文字，而在义理，那么史家著述的方法，怎么能不探求义理所归呢？自司马迁、班固以后，史家既没有独到的见识和裁断，所追求的只是事实和文字；只有郑樵稍微有志于探求义理，而那些浅薄的学者却喧嚣着起来争论。照他们的说法推究下去，那么一切科举中缺乏文辞的文章、胥吏的簿籍，只要明白无误、确实有根据，反而觉得比司马迁、班固高明得多了（《申郑》）。他又说：我在史学方面大概有天赋，自信我所创发的纲要、建立的体例，大多为后世开创了先路，但人们却把我比作刘知幾。他们不知道，刘知幾谈的是史法，我谈的是史意；刘知幾讨论的是史馆主持的纂修，我讨论的是一家之著述，两者道路截然不同，彼此不能混同（《家书》）。他又说：郑樵有史识，却没有史学；曾巩具备史学，却不具备史法；刘知幾得到史法，却没有得到史意。这就是我所作《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州志·志隅自序》）。

译由此可见，章氏所自负的，只在于深刻通晓史意，也就是孔子自称从《春秋》中暗自取法的义理。他所谓史意、史义，也就是所谓独到的见识和裁断。这些说法都是在申明重视撰述而轻视记注的宗旨。章氏又说：《通志》的精要在于义例，因为它是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寄寓在各种史书的规矩之中，本来并不以考据见长。……《文献通考》一类的书虽然仿效《通典》，但它的分析、排列和比次，实际上属于类书之学；书中没有独到的见识和贯通的裁断，只便于应对策问和铺陈论说（《释通》）。章氏极力称赞《通志》，认为这部书有独到的见识和贯通的裁断，接近于撰述；他很鄙视马端临，认为马端临不明白史意，书中没有寄寓独到的见识和贯通的裁断，所以把《文献通考》视为类书，也因为它接近记注。我曾经这样评论：记注与撰述的区别，是不断变化、没有固定不变的；前一天看作撰述的，正是今天的记注；后一天看作记注的，也就是今天的撰述。《左传》《国语》可以说是撰述，但太史公依据它们来编修《史记》，这就把它们当作记注看待了。如今撰写新的通史的人，也曾经把“二十五史”作为史料，所以评论者说我国旧史全都应当看作史料，这也就是不把它们看作撰述。即使拿今天的通史、专史来说，它们都属于所谓撰述。通史叙述的是概括性的事实，专史叙述的是某一类事物的始末；撰写通史的人，必然要从各部专史中取材，这样一来，就把专史看作记注了，那么可以把它们称作史钞类纂吗？像李焘的《续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章氏把它们看作史钞类纂，要纠正这种看法本来就不容易。必须先有这类史钞类纂的书，然后具备独到见识和裁断的撰述才容易下手。章氏尊崇和推扬通史，所以重视撰述而抑制抄纂，似乎认为专史也不能取得撰述的名称。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第四个应当讨论的问题，是方志学的建立。刘、章二氏都立志修史。刘氏长期担任史官，奉命修撰国史、实录，却因为自己的志向无法实现，因而没有十分用心于此，最终也不能亲自撰写一部史书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只撰写《史通》，用来表明作史的准则而已。章氏虽然考中进士，却没有入选翰林。清代的翰林，就是前代的史官。章氏既然不能参与官修史书，于是想自己撰写一部史书，把力量用在赵宋的史书上，最终因为力量达不到，只能徒然记下空泛的言论，于是转而把自己的心意寄托在修志上，大概是因为方志也是一方之史。章氏对这个宗旨颇有阐发，例如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是一人之史；家乘、谱牒，是一家之史；部、府、县志，是一国之史；综合记载一代历史，是天下之史。先有个人，才有家庭；先有家庭，才有国家；先有国家，才有天下。只有把分别记载做得极其详细，最后综合起来时才能有所选择而无所遗憾（《州县请立志科议》）。他又说：郡县志书，就是封建时代各个列国史官遗留下来的东西；近代修志的各家，却错误地仿效唐、宋时期的州郡图经，因而失去了方志的本义。《周官》的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注释说，这就像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一个国家的史书，无所不载，因而可以作为一代史书取材裁定的依据。孔子作《春秋》，却一定要征引百国的宝书，正是这个道理。至于图经的用途，则是地理专书；它依据天官司会所掌管的书契、版图。注释说，版指户籍，图指土地的形状以及田地的广狭，这就是后世图经所仿效的来源。因此，方志与图经的体例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能辨明它们的类别，已经很久了。……既然知道方志不是地理专书，那么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等，都应当汇入地理部分，不能分占篇目，否则就失去了主次关系。既然知道方志是国史取材裁定的依据，那么人物应当详细采录子、史传记，不能只节录大略；艺文应当详细记载书目，不能只分类选录诗文。既然知道方志是史部中需要删取的书，那么胥吏的案牍、文士的绮丽言辞，都没有用处；体例也应当遵循史法。家有家谱，州县有方志，国家有国史，它们的义理是一致的。不过，家谱有可征信的材料，县志就取用它；县志有可征信的材料，国史就取用它。如今修撰一代之史，大概有取材于家谱的，却没有听说取材于县志的；这样便会荒疏简略、无从考查，是荐绅先生们难以说明的。不过，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错误地仿效图经而编纂类别、设置名目；这一点是不能不辨明的（《代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大体说来，国史和方志，本来是同源贯通的著作，只不过一个记载国家的事情，一个记载地方的事情，范围有宽有窄，但同属于史书，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历来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方志是专门详细记载地理的书。与章学诚同时的戴震，就极力坚持这种看法，曾说方志是用来考察地理的；如果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地理沿革上，那么修志的事情就完成了（见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所以隋、唐以来各史书中的《经籍志》《艺文志》等，都是把方志类书籍列入史部地理类。直到章学诚，才开始辨析方志与图经的区别，认为方志应当像《吴越春秋》《华阳国志》那样，属于别史的一种。这可以说是开创性地贯通了大道理，前人从未达到过的见解。我考察章学诚立论精当之处，没有超过《方志立三书议》的，其中大意说：凡是想要整理一个地方的文献，必须建立三类学术，才可以贯通古人的遗意：仿照纪传体正史的体例来撰写志，仿照律令典章的体例来撰写掌故，仿照《文选》《文苑》的体例来撰写文征。这三者相互辅助、并行不悖，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行；把三者合为一书，更是不可行的。

译考察章学诚这一主张，大概与他上文所说的“六经都是史”、记注与撰述的区别，以及对通史的倡导，都有相互贯通的意义。怎么说明这一点呢？现在以“六经都是史”为原则，而六经本身就有撰述和记注的区别：像《尚书》《春秋》，属于撰述；“三礼”和《诗》，属于记注。再细分，“三礼”属于记注中的掌故一类，《诗》属于记注中的文征一类。这样看来，方志设立三书，实际上源自“六经都是史”的宗旨。章学诚曾说：古人对于名物、器用、数目，另有专书加以详细说明，撰写史书的人不必事事求全。所以他所倡导的通史，必定以适合撰述的内容为依据；至于掌故、文献这两类，则记述而不必过于详细，以便同史钞、类纂区别开来，这些都是同一个宗旨。况且章学诚对于方志，并不只是坐而论道而已；他所撰写的《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志》《天门志》等志书以及《湖北通志》，都能把他的原则落实到著述中，可以说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还有更进一步的做法：章学诚所撰的各志，纪传、表、考（把“志”改称“考”，又称“书”，是为了避开“大名”），各种体裁大体齐备，像正史一样，以此树立方志作为史书的规范。至于列传，则用表来辅助：凡是其人已经在正史中有传的，就把姓名列在表中，并注明“事详某史”；正史没有记载，或者虽有记载但遗漏很多的，才为其立传加以传述。他又极其重视图，不仅舆地应当有图，建置、水道也应当分别绘制专图；还认为艺文应当专门列出书目，附上提要，另列诗文，归入文征；又另外撰写掌故，以实现方志分立三书的宗旨。此外，他研究史书，主张在各史目录之后，另撰别录附在后面。他还对此说明说：如果能够以事为纲，把与事情相贯通的纪、志、表、传分别注在别录中，那么详略就可以相互校正，繁复之处也可以加以省察。治理史书的要旨，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史篇别录例议》）。这又是把修志的方法推广到治史上，用来说明史与志是相通的。以上所述，都是章学诚所建立的方志学，具有独到见识和贯通裁成之才，足以自成一家之言。第五项应当论述的，是对校雠学的阐明。我国的校雠学，始于刘向、刘歆父子。汉成帝时，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总领群书；每完成一部书，刘向总是列出篇目，概括其主旨，编录后上奏。刘向去世后，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刘歆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总领群书，并上奏《七略》（据《汉书·艺文志》），刘向又有《别录》二十卷。列出篇目叫作著录，概括主旨叫作提要。《七略》和《别录》由此分开，也成为后世解题、提要类书籍的源头。不久，班固依据《七略》撰写《汉书·艺文志》，有著录而没有提要，又删去《辑略》一篇，改为六略。《隋书·经籍志》以下，后世继续编写著录，于是逐渐发展成目录学，而校雠学的宗旨便逐渐隐微了。宋代曾巩奉当时皇帝之命，校理秘阁群书，每完成一部书，必定撰写一篇序文来说明其宗旨，编录后上奏，这就是师法刘向、刘歆的成法。然而曾巩是擅长辞章的人，与学术相距较远，并不是真正能够深入阐明校雠宗旨的人。后来郑樵才在《通志》中撰写《校雠略》，用来说明编排群书部次的方法。只是到了郑樵的时代，《七略》《别录》都已经亡佚，只能依据《汉书·艺文志》加以考察评论，不能窥见刘向、刘歆学术的全貌；而且郑樵重视通史、轻视断代史，责备班固过分，他对《汉书·艺文志》的评论也有吹毛求疵的毛病，不能把它当作定论。章学诚承袭郑樵的风格，撰写《校雠通义》，其中以阐明古代官学合一的宗旨最为精当。他说：有官职就有法度，所以法度具备于官职之中；有法度就有书籍，所以官员守护这些书籍；有书籍就有学问，所以老师传授这些学问；有学问就有事业，所以弟子学习这些事业。官、守、学、业都出于一源，天下凭借文字相同来治理，所以私人门下没有著述文字。……秦人禁止私下谈论《诗》《书》，并说想要学习法令的人就以官吏为老师。秦人抛弃《诗》《书》是不对的，但所说的“以官吏为老师”，仍然是官府掌守与学业合一的意思。由秦人“以官吏为老师”这句话，可以想见三代盛世时，《礼》以宗伯为老师，《乐》以司乐为老师，《诗》以太师为老师，《书》以内史为老师；三《易》和《春秋》也不过如此罢了，又怎么会有私人门下的著述呢（《校雠通义·原道》）。从表面上看，秦人以官吏为老师，似乎是衰世的制度，却不知道这正符合古代制度。这是从《七略》以及诸子十家源出于王官的说法推演出来的，可以说阐发了前人没有阐发的道理。其次，他认为著录的方法中，甲乙部的编次虽然不同，但如果一部书包含两种以上的学术内容，就可以采用《七略》互相注释的方法，分别列入各部（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从而充分发挥辨明学术流派、尽其功用的效果。又如“孔子三朝记”出于《礼记》，“弟子职”出于《管子》，而《七略》把它们分别著录在两处，这就是裁分篇章、另行著录的方法，也是章学诚所阐明的。至于他说，校雠之前，应当把四库所藏以及中外书籍全部取来，选取其中的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是一切有名称可以查考、有数字可以核验的内容，大致仿照《佩文韵府》的体例，全部按韵编排；然后在每个韵目之下注明原书出处以及编排先后，从出现一次、两次直到数千百次，都详细注明，收藏在馆中，作为群书的总索引。遇到疑似之处，就按名称查找其韵目，再根据韵目检索原书，彼此参照、交错综合，就可以得到确切结果（同上，《校雠条理》）。这也就是今天盛行的索引法。

译同时，汪辉祖撰写了《史姓韵编》《三史同姓名录》两部书，章学诚曾为它们作序，正是依据这一主张而撰成的。他对郑樵的论述多有订正，这里不一一列举。后来他又撰写《史籍考》，希望同朱彝尊的《经义考》相配。其编纂宗旨，详见《论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两篇。《要略》列举的原则是：“第一，古代散佚的著作应当保存；第二，家学传授的方法应当辨明；第三，删削裁剪应当有法；第四，散佚篇章应当搜采；第五，名称相近而容易混淆的应当辨别；第六，经部应当贯通；第七，子部应当选择；第八，集部应当删裁；第九，方志应当选取；第十，谱牒可以从略；第十一，考订异同应当精审；第十二，版本刊刻应当详考；第十三，制书应当尊重；第十四，禁例应当明察；第十五，采集摘录应当详备。”《释例》则说：“著录之书，起源于刘氏的《七略》，班氏因袭它而撰写《艺文志》。从此以后，荀氏《簿录》、阮氏《录》以及《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公家和私家相继都有编撰记载。因著录而进行考订的著作，从刘向《别录》以后就没有继承者了；直到宋代晁公武、陈振孙才开始有专门的书，于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便沿袭它来著录经籍，学者因此感到便利。” 他又说：“考订与著录，事情虽然相互关联，但用力的方向不同。著录贵在辨明类别和体例，是为了考察书籍的面貌；考订贵在详尽考察事情的始末，是为了探求书籍的精要。”大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在著录书名、卷数、撰写者之后，附上提要，说明该书的宗旨和内容，并间或考订其得失；这就是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源头。朱彝尊的《经义考》，先分为四栏：第一栏写书名，并在书名下注明该书列入哪一类；第二栏列出著录的卷数；第三栏判定该书是否存世、是否亡佚、有无残缺以及是否尚未见到；随后附上序论、各类跋文和目录，最后再附考证，所以这部书原名《经义存亡考》。章学诚仿照它编纂，但对序论、题跋大多节略删削，以避免烦琐。大概他所论述的校雠方法，都落实在这部书中，可惜书已亡佚，无法窥见其全貌。以上五项，已经把章学诚史学的主要内容择要列举出来，不必再从旁补充了。只是章学诚既然以能够领会史学旨趣自负，所以对史学也有所阐明，这一点不能不加以叙述。章学诚说：古代没有所谓史学，凡是在史书方面见长的人，大抵都是精通《春秋》的人。陆贾、司马迁等人的著作，刘向、班固都把它们归入《春秋》一类，家学已经得到它的根本。古人的书写得简约，体例也简明；即使研究史书的人以《春秋》为法，也还不如后世研究经学的人解说《春秋》那样繁多而无穷尽。所以《春秋》的义理流行之后，各种史书都能从没有明说的地方自行领会其旨意。司马迁、班固、陈寿之后没有这样的人，史学便衰落了；于是史书有了专门的部类，而归入这一部类的书，反而有不少并不完全出于史学。大概学术分歧了，人的行事也与古代不同，这本来就是江河奔流的趋势（《史考释例》）。他又说：古人的史学靠口头传授、心中领会，并没有成体系的书；所谓有成书，就是他们所撰写的史书本身。司马迁父子相继两代，班固兄妹三次修撰；到了汉显帝、肃宗时期，人文已经非常兴盛。可是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没有完成，难道满朝士人都不能帮助完成汉代的事业，却一定要让他的妹妹曹昭到东观去完成它吗？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专门的家学，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必须通过口传耳受，绝不是笔墨所能穷尽的。司马迁所说把著作藏在名山、一定传给合适的人，就是这个意思。自从史学衰亡，才开始有“史学”这个名称；大概是史学家的家法失传以后，后人攻取前人的史书，把它当作学问，这同古人以学问著成史书不同（同上）。章学诚喜欢陈述古事来讽刺今人，所以说司马迁、班固、陈寿之后没有继承者，史学便衰落了。但他说古人的史学没有成体系的书，所谓成书就是他们所撰写的史书，这确实是精确而不可改变的论断。试考察刘知幾以前，哪里曾有专门论述史学的书呢？研究史学的人，只能从他们所撰写的史书中去求取，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至于他说史学亡失后才有“史学”之名，史学家的家法失传后，后人攻取前人的史书来作为史学，这则出于尊古卑今的看法。即使据实评论，也未见得如此。古代撰写史书的人，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确实都卓越非凡，值得称道。然而，他们既没有阐明史学这门学科的规则，后世研究史书的人也苦于无从下手。这并不是古人的才智考虑不到这一点，而是因为当时离古代不远，著述还质朴，文章完成以后，方法才随之建立，学问已经寓于书中；撰史者本来不需要先有一套方法，又哪里有所谓史学可言呢？魏、晋以后，史籍逐渐增多，记载言论的人未必都能参加撰史者的行列；即使入选，也未必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志趣。于是有人利用余暇，网罗各类史书，评量它们的利弊，《史通》一书便因此产生，而史学形成专门学科，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任何一门学术的形成，都是时代形势孕育、激荡的结果。即使没有刘知幾，也一定会有人撰写这样的书。章学诚说郑樵有史识，曾巩具备史学，刘知幾掌握史法，难道所谓史识、史法都不能称为史学吗？把史识区别于史学，是从刘知幾开始的，但这并不是说具有史识的人就不必具备史学。章学诚又说刘知幾谈史法，我谈史意，似乎史意又高于史法；却不知道史学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所谓史识、史法、史意，都各是史学的一个方面。必须懂得孔子所说的“其事、其文、其义”，把三者合而为一，才可以称为史学。只是章学诚又把史学专门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门，并且作了如下区分：当世士人以广博考察来谈史，就是史考；以文章笔法来谈史，就是史选；以史实来谈史，就是史纂；以议论来谈史，就是史评；以体裁来谈史，就是史例。南宋以来直到今天，积累学问的士人不过涉足史纂、史考、史例；擅长文章的士人不过涉足史选、史评；至于古人所从事的史学，则从未听说过。（《上朱大司马论文》）

译现在按我的看法来说，蒙求类的书固然不足以担当史学；但史纂、史考、史评、史例这四类，难道不是通晓史学的人能够做的吗？如果因为轻视它们而不屑谈论，未必正确。史纂属于事，史选属于文，史评、史例属于义；即使按章学诚的划分，他也没有不把考订、义例、评论列入史学范围。所以我说，必须把三者合而为一，才可以称为史学。不过章学诚又大力提倡史德，他说：才、学、识三者，得到其中一项并不容易，三者兼备更难；千古以来文人很多，而优秀的史家很少，原因就在这里。从前刘知幾大概就是根据这个道理来论说，认为它足以穷尽其中的道理。虽然如此，史书所珍贵的是义理，所具备的是事实，所凭借的是文辞；没有识，就无法判断义理；没有才，就无法写好文辞；没有学，就无法练达史实。这三者本来各有其所接近的方面，其中也确实有似是而非的情况。把记诵当作学，把辞藻当作才，把果断决断当作识，都不是优秀史家所需要的才、学、识。能够具备史识的人，一定懂得史德。德是什么意思？就是著书者的心术。所担心的是，有些人的心术虽有君子的一面，但修养还没有达到纯粹的境地；而文史学者竞相谈论才、学、识，却不知道辨析心术来讨论史德，这怎么可以呢？（《史德》） 这样看来，史德又是史家三长的根本。大概因为前代撰写史书的人中，有许多是品行不端的文人，所以章学诚对此感慨而发。如果是严正的史家，就一定不会这样。这样说来，刘知幾关于三长的论述，仍然是极其恰当、不可改变的。其次还有一项应当叙述的内容，就是章学诚曾把“因事命篇”作为撰写史书的最高原则。在纪传体、编年体这两种体裁之外，“因事命篇”始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对此大加赞誉，认为这种体裁圆满、作用神妙，真正继承了《尚书》的遗意。他对这一宗旨还有进一步的阐发，例如说：史是记载事实的书，事实千变万化而不整齐划一，史文曲折复杂；要使文章恰好符合事实，就必须根据事实来命名篇章，不受固定体例的拘束，这样以后才能使事情的起讫自然贯通，一句话也不遗漏或增溢。……有的考察典章制度和制作，有的叙述人物事情的始末，有的探究一个人的行为，有的汇合记载同类的事情，有的记录一个时期的言论，有的著录一个时代的文章；都根据事实来命名篇章，用来交织贯通本纪。这样，比起左氏为经书作羽翼，可以不受年月先后的局限；比起司马迁史书的分门排列，可以没有分散重复、彼此互见的烦琐。文字简省而事情更加明白，体例简约而意义更加精确，这难道不是文质相称、古今适中的原则吗？至于人名和事类，如果混合在全书始末的叙述中，难以考查检索，就另行编成表来纵横贯通；天象、地形、舆服、仪器等，不能用始末叙述一并概括，而且也难以用文字充分表现的，就绘制成图来加以说明。这大概是贯通《尚书》《春秋》的根本原则，并挽救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流弊；这种方法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书教下》）。章氏的这一见解符合近世新史的体例，前面已经论述过了；他又认为，根据事实命名篇章的方法有时会遇到穷尽之处，因此用图表加以辅助。对于史学来说，可以说已经把研究事物隐微之处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章氏又引申自注的方法，编撰《别录》，以充分发挥根据事实命名篇章的作用。他说：史书是用来记载事实的。事实相同而人物分隔在不同篇章中，就如同编年史中事实相同而年份分列在不同卷册中一样。左氏史书按年份排列正文，却突然插入“详见某年某事”之类的话，人们都知道这不合道理。司马迁、班固的纪传体史书在正文中突然说“详见某人的传记”，又和这种做法有什么区别呢？然而杜氏研究《左传》时，对于事先出现的内容，在注中说“这是为某年某事作铺垫”；对于事后出现的内容，在注中说“事情见于某公某年”。由此可知，如果把注文不放入正文，那么既能使文辞连接而不冲突，又容易把事实核查得周详，这样才没有遗憾。……纪传体和编年体，区别门类、划分类别，都是期望事实安排得当罢了。如今对于纪传体史书，把其中“事情见于某传”“互见于某篇”之类的话删出正文，改为子注，确实足以纠正史书体例；但要使史书能够称述事实而毫无遗憾，仍然没有完全做到。一代的大事不过有几项，纪传体史书所列篇名却动辄超过数十，不仅传文彼此牵涉，而且表、志、载记也无不相互关联。如果逐篇分散作注，不过便于读者按事实查检；至于全书的大纲要领，读者却会茫然不知。因此，对于纪传体史书，必须标举事实的项目，用大字书写作为纲要；凡是与该事实相关的本纪、志、表、传，则分别在各自类别下面附注篇目，确定著录为《别录》一类，置于全书开头，使读者如同提衣服抓住衣领、张网时提住网纲一样。治理纪传体史书的要义，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史篇别录例议》）。《别录》的方法不只是用于纪传体，也可以用于编年体。他说：如今编写编年史而制作《别录》，可以像在每位皇帝纪年开头，列出他的后妃、皇子、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以及郡县守令等，分别列出姓名，注明某人始见于哪一年、终于哪一年。这样，在编年史中也可以寻见列传的规模。那些重大的制作、典礼、刑狱和经营，也可以根据事实确定名称，区别项目，注明其开始和结束的年月。这样，在编年史中也可以寻见书志的规则。至于两国之间的聘问、盟约和争战，也可以概略列出年月，按事实系属于相应名目。这样，在编年史中也可以寻见表历的大要。如果某件事或某个人并不以一位皇帝的时代为始终，那么在最初出现时，注出其结局详见某帝；在最后出现时，注出其开端详见某帝，也就可以了。如果经历数朝，就依照这个意思推行即可（同上）。章氏论述史学，曾经称赞自注的好处，认为如果自注的体例能够实行，就能因援引所涉及的内容而保存前代藏书的大概，并据此校正艺文著录的得失，这也是史学方法的一种帮助（《史注》）。这个说法确实十分正确而不可改变。宋代二李，即李焘、李心传所撰的史书，其自注的可贵之处尤其超过正文，这正是证明。只是他所说的《别录》，虽然比《通鉴目录举要历》更加细密，但也只是一种索引，必须附在原书之后刊行，不能独立成为一部史书；与袁枢相比，恐怕还赶不上。至于以事实为纲，纵横贯通而详略明晰，可以用来删取古今史事的要领，这不就是近人所称的通史、别史吗？

译汉代儒者说《春秋》有数十条大义，明亮得像日月星辰。我对经学家的方法很愚昧，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像章氏所阐明的那样，其中确实有鲜明而不可磨灭的地方，而他所阐明的，是史书的义例，大概是善于运用综合方法，通过归纳而得到的。章氏曾说，胡太学虔在积累材料、编纂成书的功夫上，比我更加缜密；而我在论述、撰写和裁断方面，也比胡君更擅长。不仅取材时可以相互省力，成书以后也可以相互借鉴长处（《上朱大司马书》）。可以说是既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大概把章氏和刘知幾相比，一个以评议史书的利弊为先，一个只以阐明史书义例为任务。因为以评议利弊为先，所以详于批评，也兼及体要；因为只以阐明义例为任务，所以提挈纲领而略去细目。试用经学家的派别作比喻：刘氏好比研究古文学，校正文字，阐明训诂，考究名物、器数，而微言大义就包含在其中；章氏好比研究今文学，只专心阐发微言大义，至于文字训诂、名物器数等琐碎细节，则认为不值得放在心上。这就是二人的区别。《文史通义》开始撰写于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之间。他在《候朱春浦书》中说：“自从离开京城以来，颇为著述之事费心，斟酌艺林，写成《文史通义》。”说的就是这件事（按：章氏于乾隆三十六年十月离开京城）。此后他又陆续撰写，直到去世，例如《浙东学术》一篇，写于嘉庆五年庚申（这一年所撰文章总题为《庚申杂订》），也就是章氏去世前一年。章氏病重时，把著述的全部稿本托付给萧山王宗炎（字穀塍）编定。宗炎很快抄定了一份目录，还没有来得及付印就去世了。章氏的次子华绂先行校勘、审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以及《校雠通义》三卷，最初刊行于道光十二年（壬辰）。这次刊本对王氏旧目有不少改订，就是今天通行的版本。现在考察《内篇》《外篇》两部分，各有六十一篇；《外篇》所收内容全都讨论方志的撰写，后来已经另题为《方志略》；《内篇》中纯粹论述史学的，只有《史德》《史释》《史注》《传记》《释通》《申郑》《答客问》（共三篇）九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六七年、两篇〕 第一卷共十一篇，专门阐明六经都是史的意义；其余各篇都兼论文学和史学，意思是认为史必须用文章来记载，离开文章就不足以谈史。这其中又有泛论学术的，如《朱陆》《浙东学术》两篇；有专门论述文学的，如《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等篇。然而其中也寄寓着论史的宗旨，所以命名为《文史通义》，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校雠通义》撰写于乾隆四十四年，最初为四卷；后来第二年游历汴地，遇到盗贼而遗失，幸好前三卷有朋友抄存的本子可以依据（据《酉冬戌春志馀草》），这就是初刊本所依据的底本。后来又有《文史通义补编》《章实斋文集钞》，散见于各类丛书中。1921年，浙江图书馆才把所收藏的抄本《章氏遗书》十八册编为二十四卷，排印流行于世，但仍不完备。同年，吴兴刘承幹也汇刻《章氏遗书》三十卷、《外篇》十八卷；其中所收的，除两部《通义》外，还有《方志略》《文集》《外集》《湖北通志检存稿》及《未成稿》。又把《信摭》《乙卯箚记》《丙辰箚记》《知非日札》《阅书随箚》五种列入，并附有《永清县志》《和州志》以及补遗、附录、校记，这就是《外编》。后来又取《纪元经纬考续》，作为《外编》的第十九、二十两卷。章氏的遗著大致都具备于此，非浙本所能相比。现在考察它的编排方法，大体依照王宗炎编定的旧目录，但又有所变通：例如把《文史通义》《内篇》改为六卷；原刊本《外篇》中论述方志的内容，大多已具备于《方志略》和《永清》《和州》两志中，没有必要重复收录，所以取各篇论说文史的散文，另编为《外篇》三卷；原刊《校雠通义》没有《外篇》，于是取各篇论校雠的散文编为一卷。拿它与浙本核对，大概仍采用了王氏的旧目录。此外，《文史通义》《内篇》的文字，与原刊本有许多异同，篇目也有增补和合并；能够考察到的，大致就是这些。章氏一心经营的著作，只有《史籍考》一书。这部书开始着手于乾隆五十三年，当时他居于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府中，先撰写了《论修史籍考要例》一文。不久开局纂修，实际上由章氏主持此事，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期间因为另行撰写《湖北通志》，没有能够专心致力于此事。到乾隆五十八年毕氏失职，章氏也离开湖北；然而这时全书的工程已经完成了十分之八九。不过，这部书实际上是代毕沅而作，执笔者也不止一人。毕氏去世后，稿本已经散失大半，章氏于是到毕家收拾残存稿本，想凭一己之力续成此书。嘉庆三年他居住在杭州，借助谢启昆的力量，才得以着手补修，并重新订定凡例；遗书中所载《史考凡例》就是这份凡例。现在抄录它的总目录如下：《史籍考》总目录 制书：二卷。纪传部：正史十四卷，国史五卷，史稿二卷。编年部：通史七卷，断代四卷，记注五卷，图表三卷。史学部：考订一卷，义例一卷，评论一卷，蒙求一卷。稗史部：杂史十九卷，霸国三卷。星历部：天文二卷，历律六卷，五行二卷，时令二卷。谱牒部：专家二十六卷，总类二卷，年谱三卷，别谱三卷。地理部：总载五卷，分载十七卷，方志十六卷，水道三卷，外裔四卷。故事部：训典四卷，章奏二十一卷，典要三卷，吏书二卷，户书七卷，礼书二十三卷，兵书三卷，刑书七卷，工书四卷，官曹三卷。

译目录部：总目三卷，经史一卷，诗文（即文史）五卷，图书五卷，金石五卷，丛书三卷，释道一卷。传记部：记事五卷，杂事十二卷，类考十三卷，法鉴三卷，言行三卷，人物五卷，别传六卷，内行三卷，名姓二卷，谱录六卷。小说部：琐语二卷，异闻四卷。共三百二十五卷。考察史籍的分类，应当以阮氏《录》和《隋志》为始祖。刘知幾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可以和正史并行。”到了近古，这一门学问逐渐繁杂，史书的流派分支走着不同道路而一起发展。概括起来加以评论，它的流派有十种：一叫偏记，二叫小录，三叫逸事，四叫琐言，五叫郡书，六叫家史，七叫别传，八叫杂记，九叫地理书，十叫都邑簿（《杂述篇》）。这些都与纪传、编年两种体裁有所区别。后来史籍大多以《隋志》为宗，有的分流虽不同，大体并没有差异。章氏分为十一部、五十五个子目，是否都恰当，另当加以评议；只是他的用意与刘氏完全相同，而分得更加详细。《史考》原本没有完成，原稿因为未刊而散佚。杨守敬、李之鼎合撰的《丛书举要》说，毕沅未刊的书有《史籍考》一百卷，不过是虚列其书名而已。有人说它的残稿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据《书目答问补正》），但也不知道是否确实。章氏的《史籍考》一书如今既已不流传，也并非没有人重新撰作。长沙余苹皋（姓名不详）撰有《史书纲领》一书，俞樾为它作序说：“余氏竭尽数十年的心力，撰述成书，体例仿照朱氏《经义考》，网罗古今史书和志乘，收录它们的叙目、凡例，比《经义考》更加详细，卷帙也增加一倍，足以与甲乙部的藏书相匹敌，简直像掌握了它的印信和统辖权。”他的推许可以说到了极点（湘阴郭嵩焘也为此书作序，见《养知书屋集》）。可惜这部书始终没有付印，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湘潭黎君泽济首先考察到此事，也有人说余氏所撰的原名是《史考纲目》）。近来研究史学的人常常想发愤重新撰写《史籍考》，但又畏惧其繁重；有的撮取萧梁旧史来撰作考录，例如海盐朱氏就是这样；有的汇集晚明史籍来撰作考录，例如安阳谢氏就是这样。至于要说明全书的义理、统摄全部卷帙，仍然有待于将来。如果能以这部书作为蓝本，再补足它尚未完备之处，岂不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吗？章氏所撰的各部方志中，以《永清县志》二十五篇（今分为十卷）最为完备；《和州》只剩残本（今分为三卷）；《亳州》《天门》两志则没有见到。《湖北通志》由章氏主持修纂，稿本大致具备。最初在毕沅入朝觐见之时，被陈熷驳斥；后来毕沅失职，主持修纂的人更换，全书也改变了面貌。现在从查存的两份未成稿中考察，可以看见它的大概。这部书分为四部：第一是通志本书，第二是掌故，第三是文征，第四是丛谈。本书分为纪、图、表、考、政略、列传六个类别；掌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文征分为甲、乙、丙、丁四集，甲为正史列传，乙为经济策画，丙、丁为词章诗赋。这是取法于方志中建立三书的主张。又附加丛谈，以补充未完备之处。章氏所撰的各部方志，以这部志书用力最深，如今却只能见到它的残稿，实在可惜，实在可惜！校雠之学，是由整理书籍产生的学问。在章氏以前研究这门学问的，有明人胡应麟的《经籍会通》《四部正讹》。《经籍会通》共四卷：第一叫《源流》，第二叫《类例》，第三叫《遗轶》，第四叫《见闻》。篇章大致完备，也可以说是《校雠通义》的先声。又有焦竑在所撰《国史经籍志》之后，附有《纠谬》一卷，驳正汉、隋、唐、宋各志以及各家书目分类上的错误，这也是校雠学中值得称道的著作。章氏之后，续写这门学问的书共有两家：一家是双流刘咸忻的《续校雠通义》，一家是杜定友的《校雠新义》。刘氏所撰的各书，大多涉及表面现象，很少有精深的见解，大概不值得评论；杜氏采用西方人的十进法，编排我国旧籍，因此认为书籍分类和学术分类不能混为一谈。《新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这一观点而作的。校雠之学是史学的支流后裔，但仍有人继续从事这项事业并续写相关著作。从刘向、刘歆开创端绪，到郑玄、章氏推演发展，上下千年，这门学问并不孤单。至于《文史通义》一书，尚未听说有人为它续作；这是因为范围有宽有窄，撰述有难有易。那些贸然提笔写作的人不敢轻率从事，也就不必再问了。近代有人推重郑樵，认为他可以和刘知幾、章学诚鼎足而三。我认为这不合适。章学诚曾极力推崇郑樵的《通志》，认为它的精髓在于义例；这大概是章氏说自己所得，并借助郑氏来加强自己的论说罢了。郑樵凭一人之力，贯通各代史书，汇编成一部书，规模宏大，气势锐利，确实令人惊叹；但他的能力与志向并不相称，遗漏和简略之处很多，而且言语多有沿袭旧说的地方，痕迹无法掩盖，这些我以前已经略作论述了。他的史学见解，大略见于《通志总序》和《夹漈遗稿·与方礼部书》，把其中最精要的话概括起来，也不过一百几十字罢了。若要求像刘、章二人那样，自成篇章而首尾贯通，郑氏的缺点就在于还做不到。况且郑樵研究史学的精神，尤其表现在《校雠》这一部分；其中虽然有许多精辟的话，也已经不能掩盖其粗疏的痕迹，何况低于这一层次的作品呢？又有人说，我国有了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等人，才有史书；有了刘知幾、郑樵、章学诚，才有史学。我认为，能够撰写史书的人，必然通晓史学。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等人都擅长撰史，他们精通史学是必然的。况且“史学”这个名称，始于后赵石勒；因此，不能说刘知幾以前没有史学。只是说到专门论述史学的著作，具有自己的法则，能够把道理组织成体系，那是从刘知幾开始，后来由章学诚继承；郑樵不能列入其中。这就是我在马、班二人之后，极为取法刘、章两家著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