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汉以后之史官制度

译第五章 汉以后史官制度 古代的史官接近于掌管卜筮和祭祀的官员，实际承担记录言语、记载事情的职责。到了汉代，司马迁以太史令的官职修撰《史记》，还可以说是能够履行史官职责的人。此后，史官分成两条道路：一类仍称为太史，负责掌管天时、星象和历法，就像明、清两代的钦天监正一样，不再参与记录言语和事情；另一类则由其他官职来主管史务，或者另设著作、起居等官，承担撰述和记注的职责，也可以称为太史。从汉代中期一直到清代末年，没有不是这样的。这种变迁的轨迹，也不能不加以叙述。《续汉书·百官志》说，太史令隶属于太常，掌管天时和星历，这是就后汉的制度而言的。文中只说到星历，而没有涉及文史，说明守护典籍、承担记注的职责已经不再属于太史了。大概自司马迁去世以后，太史署只知道占候，不再承担记录言语的职责，正如《史通·史官篇》所论述的那样。考察《晋书·职官志》，以及《宋书》《隋书》的《百官志》，都说太史令隶属于太常，从后汉到隋代一直没有改变；唐、宋又同著作局一起隶属于秘书省，仍保留着古代把史官与卜官并称的意味。唐代把太史改称司天台，设置监来统领，监也称太史令，李淳风曾长期担任这一职务；宋、辽都有太史令，金代称司天监，元代又称太史令，后来改为司天台监；明初仍沿用元代称呼，后来改为钦天监正（这些都见于各史的《百官志》《职官志》），清代仍沿用明制。总之，太史以掌管天时和星历为职责，与文史记注无关；如果仍称它为史官，就是名实不相符了。后汉以来，史官的名称总共有三次变化。最初称为著作。汉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下诏让他撰写《世祖本纪》，当时大概把兰台作为撰著之所。章帝、和帝以后，图籍在东观大量聚集，撰写《汉记》的人相继在东观任职，称为“著作东观”，但当时只有著作的名称，还没有相应的官职。魏明帝太和年间，才开始设置著作郎，承担撰著职责；晋代称著作郎为大著作，掌管撰写国史、汇集注录起居，又增设佐著作郎。刘宋、南齐以来，又把“佐”字放在“著作”之后，称为著作佐郎。佐郎负责广泛搜集材料，正是凭借这些材料起草传记。这是第一种变化。其次，名称变为史官。南朝齐、梁时期，曾设置撰史学士和撰史著士，也属于著作郎的次等官职。到了北齐，才开始设置史馆，由宰相统领，称为监修国史；北周、隋代沿袭这一制度。唐太宗贞观三年，又在禁宫中重新设置史馆，仍由宰相监修，并且让其他官员兼任史职，称为修撰；资历较浅的称为直馆，也统称为史官。唐代的刘知幾、吴兢，都是其中的人选。从这以后，官署中的著作官只掌管撰写碑志、祝文和祭文，不再参与修史。同时另有记注起居的制度。考察汉武帝时期，宫中已有起居注；后汉明帝、献帝也都有起居注。王莽时期设置柱下五史，侍立在听政之处，记录皇帝的行迹和言行，用来比拟古代的左史、右史。魏、晋时期，起居注由著作官掌管；后魏开始设置起居令史；隋代又设置起居舍人；唐、宋时期又设置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别掌管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以承担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职责，并且每季汇送史馆。唐代宰相另有时政记，始于姚璹（见《旧书》本传及《新书·百官志》）。宋代沿袭这一制度，又命著作郎根据起居注、时政记撰写日历。当时纂修会要，也由尚书省官员掌管。辽、金的史馆制度大致像唐、宋，除修撰之外，还有史官学士。当时史官虽然由其他官员兼任，但史馆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其规制比过去的著作官署扩大多了。这是第二种变化。再次，则是由翰林院兼掌。翰林官始设于唐玄宗时期，最初称翰林待诏，后来称翰林学士，并另设学士院以表示优宠和区别。到唐德宗时期，才确定学士的官衔系属于翰林，使其与中书舍人分别掌管内制和外制。起初掌管批答表疏、应和文章，后来又兼掌制诏、书敕，号称“内相”，陆贽在德宗时期就是这样。直到宋代，这一制度相沿未改，但翰林仍不承担修史职责。元世祖中统二年，建立翰林国史院，任命王鹗为翰林学士，同时建立国史院的官制，由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后来又称翰林兼国史院。大概是在办理应奉文字之外，又兼有史官的职责。明、清两代都有翰林院，由学士统领，又设置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明代制度中，翰林官除掌管制诰、史册、文翰，考议制度、审定文书，并担当天子的顾问外，凡经筵讲学、纂修实录、玉牒、史志以及各种书籍的编纂，还有六曹章奏，都奉皇帝诏令而统筹承办。清代也沿用这一制度：凡奉诏编纂专门书籍，有时设置专门机构；日讲起居注官有时由其他官员兼任，而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大多是翰林官，以及由甲科出身、曾经进入翰林院的人。明、清两代进入翰林院的士人，曾经自称“太史氏”，又在门上题署“太史第”，以此显示荣耀，这些都是翰林官与史官合而为一的证明。这是第三种变化。

译据《史通·史官篇》的考察和论述，不仅三国时期蜀、吴都有史官，晋代北方那些僭越称号而建立的伪国，如前赵、前凉、蜀李、西凉、南凉、后燕，也都有主管著作的官署。到了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魏、齐、周，制度大致同南朝相同，更不用说了。《史通》又论述古代有女史。《诗经·邶风·静女》第二章说：“文静的女子多么美好，送给我红色的笔管。”《毛传》认为，古代王后、夫人一定有女史掌管彤管之法；女史只负责记录她们的罪过，按礼仪侍奉君王的后妃和众妾到君王处时，女史记下日期和月份，交给她们玉环，以此决定进用或退黜；事情无论大小，都要记录下来形成定制。《郑笺》说，彤管就是红色的笔管。董仲舒答复牛亨说，所谓彤，不过是红色的漆；史官用彤管记载事情，是因为以赤心记事（《毛诗稽古篇》引用了这段话）。由此可见，宫中有女史，也是承担记事职责的。刘知幾也解释说，所谓彤管，就是女史用来记事和规诫的执持之物。《周礼·天官》有女史八人，她们掌管王后的礼仪，是内治事务的副贰。注释说，女史是懂得书写的女奴；《春官》中世妇所属的官员里也有女史。这就是《毛传》所说的女史。黄以周认为，女史的职位较低，位在女御之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人说，汉武帝时期禁宫中有起居注，似乎就是女史承担的职责；后汉马皇后也曾为明帝撰写起居注。隋代王劭上书请求设置女史，隋文帝没有同意。《唐书·百官志》说，宫内和东宫都有女史，掌管文书等事务，宋代以后沿袭这一制度。《金史·卫绍王纪》说，当时有女官大明夫人记录资明夫人接受玉玺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女官，大概就是在宫中任职的女史（《金史·百官志》中也有女史）。这些就是大致可以考见的情况。考察汉、魏以来的情况，史官世代掌守的事业虽然衰失，但记注这一职掌从未废止。《隋志》以下所著录的“起居注”，唐、宋宰相撰写的“时政记”，宋代著作郎、舍人撰写的“日历”，都有古代史官记注的遗意。唐代记注的方法是：以事情系于日期，以日期系于月份，以月份系于时令，以时令系于年份；一定要记下每月朔日和甲乙等干支，以记录历法数目；典礼、文物则用来考察制度；每季结束时交给国史馆。这是《旧唐书·职官志》所记载的。又据《唐会要》卷六十三、《五代会要》卷十八，都有“诸司送史官事例”一条。现在以记载较详的《五代会要》为依据，完整抄录如下：后唐同光二年四月，史馆上奏说：本朝旧例，中书以及起居院、各司和各道州府，应当把需要记录的事件报告史馆，具体如下：时政记，由中书门下录送；起居注，由左右起居郎录送。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中上呈密封奏章的人，各自抄录一份送交史馆。天文、祥瑞灾变、占候、征验，由司天台每月抄录报告，并且每月供送历日一份；瑞祥、礼节，每季抄录报告，并由各道绘制图样申报送达。蕃客朝贡使到来后，由鸿胪寺考察其风俗、衣服、贡物种类以及道路远近，并详细列出本国国王姓名，抄录报告。四夷之人前来归降的，其表状由中书抄录报告。露布由兵部抄录报告；军队回还之日，还要把主将姓名、攻陷城池和斩杀俘获的数量以及事情缘由一并详细抄录报告。音律的变更和新创曲调，由太常寺详细记录缘由以及乐词，移文报告。法令变革、断狱的新议、赦书和德音，由刑部详细说明有无相关事项，移文报告。审理判决刑狱、昭雪冤屈和纠正滥刑，由大理寺每季移文报告。州县的废置，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中有受到旌表、光耀门闾的，由户部抄录报告。水灾、旱灾、虫灾、蝗灾、雷、风、霜、雹，由户部抄录报告。天下封建的祠庙，以及叙定封号、追封邑号的事，由司封抄录报告。京师中司长官和刺史以上官员的除授，文官由吏部抄录报告，武官由兵部抄录报告。公主和百官确定谥号，由考功考察行状和礼仪制度，宗正寺抄录报告。刺史、县令中有显著政绩的，由本州官员记录后申奏，并且具文移报。各种宣敕，由门下省、中书省两省逐月抄录报告。凡是德行卓著、才能特殊的高人逸士，长期居住山野而著述文章的，本州县不论其官秩，都要查问核实后申奏，并且具录报告。凡中外官员去世，已经请求赐谥的，允许其本家各自抄录一份行状申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有“唐修史例”一条，就是从《五代会要》中抄录的。） 由此看来，唐代修史的方法极其详密，大概是仿照汉代天下各地的计书先送太史的制度，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具体条文。再考察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制度，史官每天跟随仪仗入内，遇到事情就记录，很有古代史官的遗意。如今看《贞观政要》所载太宗与群臣的言论，曲折详尽，这正是史官经常在君主左右、能够履行职责的证明。到了高宗时，李义府、许敬宗任宰相，命史官在仪仗前承受圣旨，仪仗散后便和百官一同出宫，不能再听闻宫中的事情，大概是为了实行他们的私意。武后以后，宰相又可以自行撰写“时政记”，不肖之人借此混淆视听，迷惑后世，不仅难以称为信史，而且严重侵夺了史官所守的职责。宋代自真宗以来，史馆没有专任官员；神宗命曾巩修撰五朝史，于是任命他为史馆修撰，使他专门负责此事。南宋孝宗时，曾命李焘、洪迈专门修撰国史，不兼任其他职务，前后共二十八年，可以说很久了。宁宗也命傅伯寿、陆游专任修史。（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十。）因此，宋代国史的完备，可以上与唐代相比，不是元、明以下各代所能赶上的。

译然而宋代的制度，是让谏官兼任记注官，侍立在后殿，允许他们奏报事情；后来则必须禀告中书省，请求取旨。孝宗隆兴元年，胡铨上奏说“记注”有四项弊病：一是君主不应当观看史书，二是记注官站立的位置不合适，三是在前殿不站立，四是奏事不能直接到君主面前。这就是说，虽然有记注的制度，但君主和当时的宰相可以随意改变它，有制度也等于没有制度。五代时没有听说有《时政记》，宋初宰相李昉、宋琪建议恢复此制，由宰臣自行送到史馆，并且先呈给皇帝阅览，然后再交给有关官署，评论者说他们是不敢秉笔直书，确实如此（参见《春明梦余录》十三）。而且自隋、唐以来，设置史馆修史，历代相沿，也成为一项固定不变的制度。所谓正史，全都出自官方修撰，私家著作极少；凡是参与修史事务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史官。然而我认为，后世掌管记注的官员，实际上接近古代的史官；而后世所谓的史官，竟然相当于孔子、左丘明那样删定国史、建立一家之言的人，并不是古代一般史官所能相比的。这又是古今制度不同的一件事，不可不知道。明代人徐一夔论述唐、宋记注制度非常详细，这里一并抄录下来。他说：近世论史的人，没有什么比日历更重要的了；日历是修史的依据。唐长寿年间，史官姚璹请求撰写《时政记》；元和年间，韦执谊又奏请撰写《日历》。“日历”就是把事情系于日期，把日期系于月份，把月份系于时令，把时令系于年份，还保留着《春秋》的遗意。至于“起居注”的制度，也专门以甲子作为起例，大概记录事情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到了宋代，极其重视史事；修撰日历，各部门都必须通报有关情况；诏书和告敕，则三省必须记录；军事机密和边疆事务，则枢密院必须报告；百官的进退、刑罚和赏赐的施行与剥夺、台谏官的议论、给事中和舍人的封还驳正、经筵上的问答、臣僚的转对、侍从官到皇帝面前直接奏事，以及朝廷内外密封上奏的奏疏，下至钱粮、军队、刑狱、诉讼和营造，凡是与政务有关的事情，无不按日期记录下来。还担心这些记录出自官府文书，或许会有讹误，所以欧阳修奏请由宰相监督修撰，每年年终检查修撰官所记录的内容，对失职的人员加以处罚。这样一来，《日历》就不会发生讹误；以后修撰《会要》取材于此，修撰《实录》也取材于此，百年之后编写《纪》《志》《列传》仍取材于此，这就是宋史之所以精确的原因。（见《明史·文苑传》以及朱彝尊《曝书亭集·徐一夔传》。） 《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都极其详备，可以供修史时采择；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制度好，大概是元、明以下各代所不能相比的。唐、宋掌管记注的官员，前文已经论述过了。唐玄宗以及宋高宗、孝宗两朝的起居注，也可以考见其大概情况（详见朱希祖先生《汉唐宋起居注考》）。元代虽然设置起居注，但所记录的都是臣下奏闻的事项，而没有帝王的言语行动，宰相拜住曾经指出过这种弊病。明太祖时，宋濂曾撰写《起居注》；刘基分条答复关于天象的询问，太祖命令将其交付史馆。这也是一个证明。成祖时，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的身份兼任记注起居，后来这种制度逐渐废止，只由翰林院的修撰、编修、检讨掌管修撰国史。遇到纂修史书时，任用爵位高的勋臣一人为监修，内阁学士一人为总裁，翰林学士为副总裁，职权比以前更重，却不再能够履行从早到晚记注的职责。成化以来，负责修纂的人，只取六部前后的奏章，分成十馆，按年月编排，略加删改润色，撮取概括成篇，就成为一位皇帝的实录。至于仪仗前、柱下所说的话，是章疏没有涉及的，即使有人听见，也没有凭据可以增补进去。孝宗时，太仆少卿储罐上书请求设置史官，像古代左右史那样记录皇帝的言语行动，最终没有被采用（见《明史》本传）；《明臣奏议》卷十一也记载了这份奏疏，说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实际上并没有施行。六曹的六册文书，送到内阁查验完毕后封存，每年年终汇总收入大柜，永远不再打开查看；虽然曾经得到诏旨允许施行，但没有过多久又废止了（《春明梦余录》十三）。今天天津市图书馆收藏有若干册《万历起居注》，其中记载张居正奏对的话，是《实录》中没有的（据陶元珍所说），这就是万历年间恢复记注制度的证明。清代记注制度大致同于明代，每月照例由日讲起居注官编成两册《起居注》，呈送内廷收藏；如今故宫博物院仍有存本。所记内容非常简略，仪仗前、柱下所说的话，也没有凭据列入其中。这大概是名不副实，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缘故。（杭世骏《道古堂集》中有《与某君论起居注书》，文意尚不清楚；朱氏《汉、唐、宋起居注考》曾经论及此事。） 刘知幾曾经称说：“三次担任史臣，又两次进入东观。”并且还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重新撰写《唐书》，又重修《则天实录》；设置史馆修史的甘苦，他大概已经完全尝遍了。又因为当时小人势力增长，纲纪日益败坏，在那种环境中做官，心中郁郁不乐，于是写信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等人说：

译（上文略。）自从登记姓名进入仕途，列身朝廷，到如今三次担任史臣、两次进入东观，竟然不能完成国史，留给后世人。这是为什么呢？静下心来想一想，不能完成的原因有五条。为什么呢？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如鲁国的左丘明、汉代的司马迁，晋代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都能够建立自己的言论而流传不朽，藏之名山，不能借众人之力完成；直到后汉的东观，才大规模聚集众多儒者，著述没有主宰，条文制度也没有建立，因此伯度讥讽它不真实，公理认为可以焚毁，张、蔡二人又在当代加以纠正，傅、范两家则在后世讥笑它。如今史官机构选取人才，比东京多了一倍；个人自以为可以成为荀悦、袁宏，家家自称可以成为崔宏、范晔。每当想要记一件事、载一句话时，大家都停笔相视，含着笔却不能下笔，因此即使等到头发全白，也未必能完成史书。这是不能完成的第一个原因。前汉郡国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副本上报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写的材料，先集中到公府，再上交兰台。因此史官修史时，所载事情十分广博。自近代以来，这种制度不再实行，史官编录材料只能自行询问采集；而左右二史又缺少起居注，士大夫各家很少交出行状；到州郡寻求风俗材料，所见所闻又不周全；到兰台查考沿革，簿籍又难以见到。即使孔子再次出现，也只能成为管中窥天，何况我才力平庸，怎么能够达到博通万物的程度呢？这是不能完成的第二个原因。从前董狐写史，把所写的内容拿给朝廷看；南史记载弑君之事，拿着简册就前往宫廷。而近代的史馆，都与禁宫相通，深居九重之内，想让别人看不见。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为了遮蔽长官的颜面，防止各种请托拜访。然而如今史馆中的作者多得像树林一样，人人都想畅所欲言，却没有人听见他们的言语。倘若《春秋》所说的“五始”刚刚写成，文字中有一个字加以贬斥，话还没有说完，朝廷内外就都知道了；笔还没有停下，士大夫就全都诵读了。孙盛如实记录史事，招致权贵之家的嫉恨；王劭秉笔直书，受到贵族的仇视，这是人之常情，怎么能不害怕呢？这是不能完成的第三个原因。古人刊定一部史书，编纂成一家之言，体例各不相同，旨趣也各有区别。《尚书》的教义，以疏通事理、通晓远古为主；《春秋》的大义，以惩罚邪恶、劝勉善行为先；《史记》则贬抑隐士而推崇奸雄；《汉书》则压低忠臣而粉饰君主。这些都是前代得失的排列，也是良史判断是非的准则，作者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近来史官记注，多数要听取监修的意见：杨令公说必须直截地记述，宗尚书却说应当多隐讳君主的过失。十只羊有九个牧人，命令难以实行；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事者，到底该听从谁呢？这是不能完成的第四个原因。我私下认为，史书设置监修，虽然古代没有固定的格式，但考察这个名称，可以说明它的含义。“监”字，就是总领的意思。比如创立编年体，年代就有起止范围；起草传记、叙述事情，内容就有详略之分；有的可以删略却没有删略，有的应当记载却没有记载，这属于删削的事务。组织文辞、编排史事，劳逸应当均衡；运笔挥墨，勤勉和懒惰应当同样受到约束；哪一卷哪一篇交给这个职务，哪一篇传记哪一篇志书归给那个官员，这属于分配工作的原则。这些都应当明确制定条文，审慎确定分工范围。假如人人都想到尽力，那么史书就可以很快完成。如今监修的人既不具体指示，修史的人又没有遵守执行，于是使人争相采取苟且的态度，互相推诿躲避，坐看形势冷暖变化，白白拖延岁月。这是不能完成的第五个原因。以上这些不能完成的原因，实际还有很多；用一句话概括，举出三点便可以反省其余两点。那么当时的舆论和众人的议论，怎么能嘲笑我编次史书却没有名声呢？（下文略。） 以上所说的，都是隋、唐以来设置史馆修史的弊病，直到清末也没有革除；刘知幾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感慨至深。刘氏所说的五个不能完成的原因，正是历来官修史书不如私家史书的总原因。他所说的“史官编录只能自行询问采集”，尤其是后世记注不完备的明显证据。如今考察前代史书的记载，只有唐太宗与群臣问答的话，详细载于《贞观政要》，这是因为当时史官能够跟随仪仗入内，侍立在君主身旁，听到什么就记录什么。后来限制史官，不得跟随仪仗入内，也不在前殿侍立，所以很少听到君臣问答的话；这还只是就记注一事来说。唐、宋宰相所撰写的《时政记》，有时可以补足记注的不足；《宋史》取用的材料，多出于此，但由于所记内容多有文饰，往往难以使人满意。如果采用汉武帝以前的制度，天下的计书先上报太史，那么修史的人就不必亲自采集史实，而能够完备地掌握文献。然而后世贤明的君主和宰相，没有听说有谁实行过这种制度，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后世史官大多重视撰述而轻视记注，掌故和史实缺少人来综合整理，到了临时需要时才取来应付，这才感到困难。上下千年，几乎都是同一种情况；刘氏所论，不过只是其中的一鳞一爪罢了。后来韩愈以文章雄视唐代，也曾经有志于修史。他在贞元八年考中进士之后，写给崔立之的信中说：“搜求国家遗留下来的史事，考察贤人哲士一生的始末，撰成一部唐代的经书，流传到无穷的后世；诛斥已经死去的奸邪谄佞，显发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他的志向可以说很壮大了。到了元和年间，韩愈担任史馆修撰，似乎可以稍微伸展自己的志向；当时的贤者也以此来期待他，但韩愈最终却没有这样做。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承蒙您来信询问，又承蒙您厚爱并加以教导，勉励我去做所应当做的事，我怎敢不恭敬地拜谢您的赐教。我认为，史家褒贬的大原则，《春秋》已经完备了。后世作者只要依据事实、如实记录，善恶自然会显现；然而这尚且不是浅陋、苟且、懒惰的人所能做到的，何况还要进行褒贬呢？孔子是圣人，作《春秋》，在鲁、卫、陈、宋、齐、楚之间受辱，最终不得志而死；齐国太史兄弟几乎死尽；左丘明记载春秋时期的事情，以至失明；司马迁撰写《史记》，遭受刑罚；班固困顿而死；陈寿起初被任用后来又被废弃，最终也没有达到什么成就；王隐受到诽谤，被斥退后死在家中；习凿齿失去一只脚；崔浩、范晔也被杀；魏收早死；宋孝王被杀；您所称道的吴兢，也没有听说他本人显贵，却使他的后世留下了声名。做史书的人，不是遭遇人为的祸患，就是受到上天的惩罚，怎么可以不畏惧而轻率地去做呢？唐朝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了，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一个接一个出现，其余文武之士，建立功名而超过前后各代的，多得数不清，难道一个人仓促之间就能把他们全都记录下来并传之后世吗？我的年纪和志气已经衰退，不能亲自勉力振作；宰相知道我没有其他才能，不足以任用，只是怜悯我年老困穷、处处不合，因而不愿让天下有人为此忧愁，便随意在皇帝面前替我说了几句，只是姑且加给我一个官职来荣耀我，并不是一定要督促逼迫我完成修史的功业。

译我身份卑微，不敢违背您的盛意，行将设法辞去。况且传闻彼此不同，善恶随着各人的见解而变化；严重的还会依附党派，爱憎不同，巧妙地编造言语，凭空构造善恶事迹。到了今天，又有什么可以承受、取信，因而能够草草撰写传记、让它流传后世呢？如果没有鬼神，难道自己不应当在心中惭愧吗？如果有鬼神，那将不会降福于这种人。我虽然愚笨，也大致知道爱惜自己，实在不敢轻率地这样做。圣唐的伟大事迹以及贤士大夫的事迹，都光明磊落、超越天地，决不会沉没。如今史馆中并非没有人才，将来会有别的作者勤勉地编纂它们；后生可畏，怎么知道那个人不在您这里呢？您也应当努力。（《昌黎外集》二。） 看他的文章言辞，为什么意志竟然如此颓唐，前后简直像两个人呢？柳宗元读到后不以为然，起身加以驳斥，文集中所收《与韩愈论史官书》就是这篇文章。信中说：先前收到您的信，谈到史事，说已经写有《与刘秀才书》；到如今才看到信稿，我私下里非常不高兴。您往年谈论史事的说法，实在大错特错。假如信中所说的那样，退之就不应该有一天待在史馆里。哪里有采纳宰相的意思，认为只是为了用修史这种荣誉来成全一个韩退之呢？如果果真如此，退之难道是白白接受宰相给予的荣誉，冒险居处在史馆这种接近宫禁的地方，领取俸禄，役使掌故官，贪图纸笔以写私人书信，拿来供给子弟的费用吗？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是这样的。况且退之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遭受刑罚和祸患，因此躲避而不肯任职，这更是不对。史书以记名来施行褒贬，尚且使人恐惧而不敢去做；假使退之担任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褒贬人物的成败，影响就更加明显，他应当感到的恐惧也会更大；那么他又将扬扬自得地进入御史台府，美食安坐，只在朝廷上呼喝而已吗？在担任御史时尚且如此，假使退之……[原文疑有脱误]假如周公史佚，虽然记录言论、记载事情，仍然会遭遇并显露出来，也就不能把《春秋》归咎于孔子；范晔悖乱，虽然没有担任史官，他的家族也遭灭族；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不能约束属下，崔浩以沽名求直而激怒并招致暴虏。这些都不是中正之道。左丘明因疾病而失明，是出于不幸；子夏没有担任史官也失明，不能拿这些作为鉴戒。其余的人都不超出这些情况。因此，退之应当守住中道，不忘记秉持正直，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自我恐惧。退之所担心的，只应是不正直、不能守中道，至于刑罚和祸患，并不是值得害怕的。大凡记述二百年间文王、武王的事迹，其中有许多这样的劝诫。如今退之说：“我只是一个人，怎么能把它阐明？”那么，与他同职的人，以及后来接替这一职务的人，也都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是一个人”，那么最终由谁来撰写史传呢？如果退之只根据自己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勤勤恳恳，不敢懈怠；同职的人以及后来接替他的人，也都各自根据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勤勤恳恳，不敢懈怠，那么或许就不至于失传，最终还能有所阐明。否则只是听信人们的口头传说，常常各有不同说法，日子久了，所谓光明磊落、气势凌驾天地的事迹，必定会沉没于湮灭之中，而且杂乱无章，无法考察；这不是有志之士所能忍心任意放纵的。果真有志向，难道应当等到别人督促责备、逼迫催逼之后，才去履行官守的职责吗？再说，凡是鬼神之事，渺茫荒诞，无法据此推进考察，是明智的人所不谈论的。以退之的智慧，尚且还对此感到恐惧；如今学问像退之，文辞像退之，喜欢发表议论像退之，慷慨自许为正直、昂然而行也像退之，尚且还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唐代的史书撰述，最终难道就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能的宰相，已经得到这样有史才的人，而他又不能完成此事，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重新思考能够做的事，赶快去做；如果最终因为这些而恐惧，不敢去做，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引退，又何必说将要边走边谋划呢？如今该做的事不做，反而又诱导史馆中的其他人和后辈这样做，这已经是极大的迷惑了。自己不勉励自己，却想去勉励别人，实在困难啊。（《本集》卷三十一） 如今看柳宗元所反驳的话，没有一句不是搔到了痒处，可以说痛快淋漓。考察韩愈的论旨，大致有两点：第一，修史的人不是遭遇人祸，就必定受到上天的惩罚；第二，将来一定会有作者勤勉地把它编纂起来。一个是害怕祸患而不肯去做，一个是希望别人来做而自己与此无关，见识十分浅陋，不是像韩愈这样有学问的人应当说的话，柳宗元反驳他是对的。但我认为，韩愈论旨的根由，正在于担心传闻各不相同，善恶随着各人的看法而定；严重时还会结党附会，因憎恶和喜爱不同而巧造言语，凭空虚构善恶事迹。这几句话，正如刘知幾所说的：“史馆中的作者，多得像树林一样，人人都愿意伸长嘴巴；没有听见的事情，舌头还没停下说，朝廷内外就都知道了；笔还没有停下，士大夫们就全都诵读了。于是招致权贵之家的嫉恨，成为贵族的仇敌。”那么，韩愈发表这种论说，大概是有所激愤而这样说的。况且考察《昌黎集》中所撰的《顺宗实录》，本来就是史书的一种；其他碑志、传状之类的文章，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也都涉及一代政治人物的功业，足以刻在金石上传之后世。说他无意修史，难道真是这样吗？总而言之，设置史馆修史，作者多如树林，禁忌又多，即使贤能如韩愈、文才如韩愈，也难以下笔，最终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这是唐宋以来官修各史的通病，是贤者也不能改变的。因此，柳宗元的立论虽然正确，最终还是无法改变韩愈的心意，使他彻底改弦更张。清代史家万斯同也曾谈论过这件事，钱大昕所撰《万先生传》说：先生痛惜唐代以后设置史馆、分头修史的弊病，曾说：“从前司马迁、班固的才华本来就很杰出，又承继父亲的学问，所以所记载的史实可信而且有文采。此后的私家著述，才华虽然比不上他们，尚且还没有达到官修史书那样的杂乱。譬如进入别人的房屋，起初周遍了解他的厅堂寝室，接着了解他的财产积蓄和礼俗，时间久了，又了解他家男女老幼的性情、刚柔、轻重、贤愚，没有不熟悉考察的，然后才可以处理他家的事务。像官修史书那样，仓促间由众人完成，来不及选择合适的材料，也来不及熟悉事情的实际情况，这就好比招来市场上的人，和他们商量屋内的事情。”（《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译官修史书的弊病，正如上文所说。然而唐宋以来，一直延续而难以回转，为什么呢？我探求其中的原因，大概有几项：第一，典籍和旧事掌故集中在秘府，私家没有办法窥见；第二，史实繁多复杂，一个人终生也不能穷尽，私家又没有力量整理编次。自唐宋以来，当时的君主和宰相锐意搜求书籍，甲乙之编、四部之籍，不是掌握在秘府之中，就是进入显贵之家。试看万斯同有志于独自修撰《明史》，却不能不寄身于当时宰相之家，以便广泛阅览他们收藏的书籍。况且修撰《明史》，必须以《实录》为根本；如此宏大的著作，哪里能在荒僻贫寒之处求得？只有由官府修史，官府所藏和私人所藏的书籍才能左右逢源，取用不尽，这是官修史书的第一个好处。古人修史，多的不过百卷，而一卷文字不过数次翻阅的篇幅，所以一个人拿着简册，也可以期待完成编定。后世修史，多的曾有数百卷，参考核查的书籍更不少于一千数百种；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需要许多人的协作就更加迫切。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实际是由刘敛、刘恕、范祖禹三位分担其工作，司马光才得以总合完成；否则就会白发满头而辛勤劳作，仍不知何日能够编定，资料若不及时采集，也会逐渐散失。这只有设置史馆分头修撰，明确规定期限，借助众人的力量，才容易编成，这是官修史书的第二个好处。私家修撰的史书，容易精良而难以完成；官府修撰的史书，容易完成而难以精良。这一方面所说的好处，正是另一方面所说的弊病；只执着于一端来评论，没有看到它的可取之处。然而官修史书一经形成便难以回转，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总的说来，后世的史官，不是古代所说的史官。古代的史官把记录和注记作为主要职责，却不一定承担撰述的任务；这就像孔子删定《尚书》、修订《春秋》，实际上承担了撰述的任务，却不一定亲自担任史官。后世的史官，有其名而有时没有其实；承担实际事务的人，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修史之职；占有史官名号的人，却常常把史官作为虚饰的工具。而且“史官”这一名称，被承担撰述任务的人独自占有；担任记录和注记职务的人，退而与各部门官员相同，反而不能自称史官。比如唐宋的起居郎、起居舍人，清代的日讲起居注官，虽然有史职的名义，却与撰述无关，难道不是明显的证明吗？从前章学诚痛惜史官有名无实、记录注记不能履行职责，以至于发愤提出设置州县立志科的主张。他说：“天下的史，有一国的史，有一家的史，有一个人的史。传、状、志、述，是一个人的史；家乘、谱牒，是一家的史；部志、府志、县志，是一国的史；综合记载一个朝代，是天下的史。先有个人，随后才有家庭；先有家庭，随后才有国家；先有国家，随后才有天下。只有把分别记载的部分做到极其详尽，然后综合起来时才能择取善者而没有遗憾。” 他又说：“如今治理天下的大计，既然从州县开始，那么史事的责任，也应当从州县志开始。州县可以有荒疏浅陋、无从考查的志书，却不应有荒疏浅陋、无从考查的令史案牍。志书有因人的善恶、因人的工拙而定褒贬的条例和文辞，案牍则没有因人的善恶、因人的工拙而定褒贬的条例和文辞，因为登载有一定的法则，掌管保存有一定的人，这就是所谓取法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精神。所以州县志不能在一时之间仓促办成，平日应当在各位典吏中特别设置志科，选取典吏中稍微通晓文法的人充任，并且立为固定制度，使他们依照法式记载，大略如同案牍有固定格式一样，这样就没有妄自逞聪明的弊病了。积累几十年之后，再访求有文学才华、通晓史学体裁的人，删削编定而成书，这就是所谓等待合适的人出现，然后再实行。”推演章氏的论说，可以认为中朝的史官，竟然还不如州县的典吏：史官不能治理撰述的事务，而典吏却能履行记录注记的职责。中朝虽然有起居注官，记录帝王的言语行动，然而只能记下其中一点鳞爪，不能履行忠实记录的史官职责；与古代的左史、右史相比，相差太远。而州县令史的案牍，简直就像汉代的计书，可以上呈给太史、丞相，作为执笔修史者删选编录的重要材料。因此，可以依据州县案牍设置志科，把它交给令史、典吏，使他们承担记录注记的职责；其中较高一级的，记录注记在中朝；其次一级，记录注记在地方的司、府；最低一级，记录注记在州县。把这几个层级的记录注记汇合起来，用来备具一个朝代的删定材料，于是记录注记有了成法，不期然而与古人暗合了。这是章氏日夜筹划思考，却仍然不能使自己的见解得以施行的事情。实在令人叹息，实在令人叹息。依照前面所说的内容，制成一张表，以说明史官制度的沿革。至于汉代以后，史官大多由其他职务兼任掌管，不再是古人世代守职的制度；其中有称作史官和太史公的，只是援引古制来美化自己，并不是正式官号。而且其中重要的各家，已经在各章中略有叙述，所以不再另行制表。修史应当在人们详尽叙述之处取其简略，又要有在繁多材料中求取简要的方法，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历代史官制度沿革表 历代 史官 历官 附考 周 附列国史官：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太史令。女史。太史 冯相氏 保章氏 周代以前从略。列国的史官都沿用周制。女史见于《列女传》和《史通》。秦 太史令。太史令 秦有太史令胡母敬，有人认为这是专门掌管天文的官职。汉 太史令。禁中起居注。王莽柱下五史。太史令 可能在汉武帝以前，也可能在王莽以前。史官和历官合为一职。后汉 兰台令史。东观著作。起居注。太史令隶属于太常，以下同 从此史官和历官分为两种职务。兰台、东观都是修史的处所，但由其他官员兼任掌管，尚未正式确定其名号。明帝、献帝都有起居注；前汉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也撰写了《明帝起居注》。有人认为这是由女官掌管的，与古代的女史相同。

译三国 魏设置著作郎，兼任起居注。蜀有东观令、东观郎，承担修史的职责。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东观令。魏有太史令高堂隆，蜀有史官，吴有太史令丁孚 《册府元龟》说魏有佐著作郎。蜀后主传中见有“史官”这一名称，即掌管星历的人，怀疑就是太史令。晋 附十六国 著作郎一人，称为大著作；佐著作郎八人，隶属于秘书省。以下相同。著作郎兼任掌管起居记录。前赵有左国史、著作。后赵有著作。其余各国大多设置著作。南凉有国纪祭酒，负责撰录时事。太史令 元帝建武元年设置史官。宋 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八人。兼任修撰起居注，齐、梁、陈都相同。太史令 南齐 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学士。太史令 《册府元龟》说南齐设置了史官。梁 著作郎。著作佐郎。撰史学士。太史令 历代 史官 历官 附考 陈 著作郎。著作佐郎。撰史学士。撰史著士。太史令 “撰史著士”见于《陈书·张见正传》。后魏 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四人。起居注令史。修起居注二人。太史令 太史博士 后魏曾设置修史局。北齐 史馆、监修国史。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八人。起居省。太史。《唐六典》说，北齐有文林馆学士，掌管著述。北周：监修国史。著作上士（即著作郎）。著作中士（即著作佐郎）。外史掌管起居记注。无从考证。历代官职应当与魏、齐相同。隋：（一）史馆：监修国史。（二）著作曹：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八人。（三）起居注：起居舍人二人；太史曹令二人。著作、太史两曹都隶属于秘书省。唐：（一）史馆：监修国史。史官没有固定员额，由其他官员兼任；另有修撰、直馆。（二）著作局（掌管撰述）：著作郎、著作佐郎。（三）起居注：起居郎，又称左史，隶属于门下省；起居舍人，又称右史，隶属于中书省。（四）时政记：由宰相亲自撰写，始于武后长寿年间。司天台有太史令，后来改称司天监。著作局、司天台都隶属于秘书省，制度与隋朝相同。五代：大体上沿用唐朝制度。后晋宰相刘昫、赵莹监修《唐书》，史馆修撰为贾纬。著作郎。著作佐郎孙晟。起居郎贾纬，司天台监。历代：史官；历官；附考。宋：（一）史馆：国史院、实录院。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同修撰、实录院修撰、同修撰、直史馆编修官、检讨官，以及校勘、检阅、校正、编校官。（二）起居注：起居郎（左史）、起居舍人（右史）。（三）日历：著作郎、著作佐耶。（四）时政记：制度与唐朝相同。太史局。太史令。国史、实录两院起初都隶属于秘书省，后来分立，多由宰相兼领。太史局隶属于秘书省。宋朝又设置起居院，见《玉海》。著作官掌管修纂日历，隶属于秘书省。辽：（一）国史院：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二）起居注：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史令。金：（一）国史院：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检阅官。（二）记注院：修起居注。司天台监。元：（一）翰林兼国史院：有学士等官，另有修撰、编修官、检阅。（二）起居注：左右补阙、兼修起居注、同修起居注。太史院。太史令。司天监。明：（一）翰林院：史官有编修、检讨。（二）起居注：明初设置，后来废除。钦天监正。修撰等官掌管修纂国史。神宗时曾议论重开史局，命史官分别在其中值班：一班负责起居，二班负责吏部、户部，三班负责礼部、兵部，四班负责刑部、工部；由日讲官专门记录起居，史官分头编纂六曹的章奏，并制定常朝记注以及起居官、史官侍班的办法。然而不久仍然停止。历代：史官；历官；附考。清：（一）翰林院掌管国史、图籍、制诰和文章等事务。修订各种书籍时，就由掌院学士充任总裁官。读讲学士以下官员充任纂修官。官职有掌院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二）国史馆、实录馆：总裁、纂修。（三）起居注衙门：日讲官、起居注官。钦天监正。《历代职官表》说：周代太史是史官和日官的长官。记录言论和行动，分别由内史、外史承担。太史通晓天道，所掌管的是建立典章、辨明法度，并不负责典籍、策书，与翰林的职掌实际上不同；只是他负责订正岁年、颁告朔日并校正历法，这又与钦天监的职掌相合。我认为，若据此来论述后汉以后的太史令，固然不相合；至于汉初的太史令，实际上兼管文史，负责撰述，正是古代史官相传的制度。明、清两代称翰林为太史，也不能说没有所承袭。国史、实录两馆仍设在翰林院内。两馆的总裁、纂修，以及日讲官、起居注官，都由其他官员兼任。

译详细考察上表所列内容，可以看出史官沿革演变的轨迹。汉初的太史令，原本掌管文史、星象和历法，《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已有记载；这正是史官与历官合为一职的证明。此后历官与史官分途，太史这一名称便由历官独占，直到元、明才改称司天监、钦天监。所以本表把史官与历官并列，用来说明其沿革的来源，这是第一点。古代记注与撰述分途，但撰述实际上取资于记注。因此刘知幾说，作史的方法有两条途径：记载事情、记录言论，出自当时的简册；编纂成书、删削订定，则归功于后来的史笔。自汉代以来，已有起居注；隋、唐以后，又设置起居郎、起居舍人，承担古代左史、右史的职责，一直到清末都没有改变。本表把起居注官与修史官分列，用来说明它承袭的是古代制度，这是第二点。魏、晋开始设置著作官，专门掌管撰述，也兼管记注；它既接近古代的史官，又类似明、清的翰林修撰、编修、检讨。元代开始设置翰林兼国史院，不再设置著作官；明、清两代只称翰林院，实际上兼负国史和著作的职务。本表依次列载，用来说明其源流，这是第三点。至于本表所采用的材料，除正史的职官志、百官志之外，大多出自清代官修的《历代职官表》。如果认为这部表还比较简略，仍需广泛考察，那么取来阅览，也就可以了。第六章　唐、宋以来设置史馆修史的始末。隋、唐以后，私家修史的风气日渐衰落，而设置史馆、由官府修史的制度代之而兴起，其原因有两个，前一章已经说明。但还有没有完全详述的：一是远因，例如后魏崔浩因修史而遭祸；二是近因，例如隋文帝下诏禁止私家修史。后魏道武帝时，开始命令邓渊撰写《国记》，但体例条例尚未完成。太武帝时，下诏命崔浩等重新撰写国书，又命崔浩总管监修史书，务必依据实录，叙述国事，不隐瞒所厌恶的事情。史书修成后，崔浩竟把它刻在石碑上，展示给行人看；后来被人告发，获罪而诛灭三族，与他一同获罪而死的有一百五十八人。当时还因此废除了史官。后人鉴于崔浩受祸的惨重，便相互告诫，不敢轻易作史，韩愈就是其中一例，这是第一个原因。自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执政时起，开始禁止士大夫刻石立碑，以戒止夸耀张扬；晋、宋都沿袭这一做法（《宋书·礼志》）。到了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于是下诏说，民间有撰集国史、评议人物是非的，都必须禁止。又下诏要求天下公私文书都应如实记录；当时如果有文表写得浮华艳丽的，甚至交给有关官府治罪。这种风气延续到唐代，逐渐成为习俗。南宋高宗时，秦桧主持议和，实行禁止私史的政策；李焘曾因撰写史书获罪，秦桧死后，禁令才开始放松。宁宗嘉泰二年，韩侂胄执政，又禁止私家修史，凡是涉及国体的事情，都命令销毁（《建炎朝野杂记》甲六）。明朝末年私史颇为兴盛，但清初文士常常因修史而遭祸，私家作史的风气因此更加衰落，这是第二个原因。然而唐、宋以来私家修史的困难，虽然有多种原因，也不完全是由于害怕遭祸。从这以后便分成两条道路：一是纪传体正史，大多由官府修撰；二是编年体以下的别史、杂史，大多出自私人撰写。大概有志于修史的人，面对纪传体正史既受到形势和制度的限制，难以落笔，不得不转向其他途径，以施展自己的宏大抱负和才能。因此近世私史很多，也不比古人少，只是大多不是纪传体正史罢了。本章综述官修的各种史书，以说明其始末；私家修撰的各种史书，则在下一章叙述。我国官修史书，应当从班固等人撰写《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算起；其次是刘珍等人依据这些材料撰写《东观汉记》。这些书都是奉当时君主的命令，集合许多人共同修成的。三国、晋、南北朝时期，这类事例尤其不少。不过其中如《东观记》，边修边续，本来就不是一时能够完成的，当然难以出自一人之手，可以不论。其他史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多人开始编撰，最后由一人完成，如王沈的《魏书》、韦曜的《吴书》；另一类是由多人分头编纂，最后由一人裁定，如魏收编修《魏书》就是这样。这类史书名义上是官修，实际上与私史相同。到了唐代修撰《晋书》《五代史》，才开始设置史馆，由宰相、大臣监修，另外调任其他官员兼任纂修，又设置修撰、司直，统称史官。唐代的令狐德棻、吴兢、刘知幾、徐坚、韩愈等人都属于这一类。当时所修的各种史书，都指定一人为主修，例如姚思廉主修《梁书》《陈书》二书，李百药主修《北齐书》，魏徵主修《隋书》，都是如此。也有指定两人共同主修一部书的，例如令狐德棻、岑文本共同修撰《周书》就是这样。所谓主修，大致相当于后世的总纂。我认为，当时一定还有共同修史的史官，只是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姓名。所谓同修史官，大致相当于后世的纂修官。宋代重修《唐书》时，以欧阳修、宋祁二人为刊修官，刊修也就是主修。当时史馆的制度中，有所谓修国史、同修国史，又在其上设置监修国史，由宰相兼任，这就是沿袭唐朝制度。然而当时的监修官大多只是徒有虚名，并不负责裁定；刘知幾所说的‘监修者既不指授，修史者又无所遵奉’，正是这种弊病。欧阳修、宋祁共同修撰《唐书》，一人负责本纪、志、表，另一人专门负责列传，因此分工承担，并没有相互抵牾。后来修史时，在纂修官之外又设置总纂，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也不限于一两人。于是设置史馆修史的制度，历代相沿，没有改变。但追溯其起源，实际上是唐代开创了先例，因为它与后汉、三国、晋、南北朝由官府修撰的各种史书，已经不能相提并论。本期所说的设置史馆、由官府修撰的史书，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编年体的实录，都接近于记注；第二类是纪传体的正史，都属于撰述；第三类是典礼；第四类是方志，这两类都兼有撰述和记注的性质。官修史书以这四类最多，其他属于乙部的书籍，也有出自官修的；因为可以随着有关事项附带说明，所以不再专门论述。（一）编年体实录。古代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事情；自汉代以来，又修撰起居注，以承担记录言论和事情的职责。《隋志》著录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三卷，记载梁武帝的事；谢吴（《唐志》作谢昊）的《梁皇帝实录》五卷，记载梁元帝的事。这些都是官府撰写的书，原本出自记注，但取材并不限于记注。到了唐代以后，每位皇帝去世后，必定由继位的君主下敕修撰实录，逐渐成为定例。现在把可以考见的列在下面：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实录表。各代　各帝　卷数　撰者　附考。

译高祖：二卷。○　敬播。太宗：四卷。○　敬播、许敬宗等。《太宗实录》总共修撰过几次，最初修成的本子只有二。○卷。高宗：三卷。○ 韦述；又有武后重修本一 ○ ○卷。唐 则天后　二 ○ 魏九忠等；刘知幾、徐坚、吴兢重修本三 ○卷。中宗　二 ○ 吴兢 睿宗　五　吴兢；又有刘知幾撰本一 ○卷。玄宗　一 ○ ○ 令狐峘；共撰写过数次，最初有二 ○卷、四七卷两种。肃宗　三 ○ 元载 代宗　四 ○ 令狐峘 德宗　五 ○ 裴洎等 顺宗　五　韩愈；今存于《昌黎集》中。宪宗　四 ○ 路隋等 穆宗　二 ○ 同上 敬宗　一 ○ 李让夷等 文宗　四 ○ 魏暮等 武宗　三 ○ 韦保衡等；以上依据两部《唐志》，另有宋人宋敏求补撰《武宗实录》二 ○卷。五代附十国　后蜀高祖　三 ○ 李昊 后蜀主　四 ○ 同上 宋 太祖　五 ○ 李沆等 太宗　八 ○ 钱若水、杨亿等；现存两种：一种为八卷，刊入《古学汇刊》；一种为二 ○卷本，刊入《四部丛刊》。真宗　一五 ○ 晏殊等 仁宗　二 ○ ○ 韩琦等 英宗　三 ○ 曾公亮等 神宗　三 ○ ○　　蔡风翔《王荆公年谱》二十四，有《神宗实录考》。哲宗　一五 ○ 汤思退 徽宗　二 ○ ○ 同上；又有李焘重修本。钦宗　四 ○　洪迈等 高宗　五 ○ ○　傅百寿 孝宗　五 ○ ○　傅百寿、陆游等 光宗　一 ○　同上 各代　各帝　卷数　撰者　附考 宋　宁宗　四九九册　刘光庄等　有传抄本二卷。理宗　一九 ○册 度宗　缺　　有《时政记》七八册。恭帝　缺　　有《事迹日记》四五册。元 太祖　　翰林国史院 太宗　　同上 定宗　　同上 睿宗　　同上　睿宗并非皇帝，这是因追谥而列入。宪宗　　同上 世祖　二一 ○　董文用等 顺宗　一　程钜夫等　世祖的太子真金被追谥为顺宗。成宗　五六　同上 武宗　五 ○　同上 仁宗　六 ○　元明善等 英宗　四 ○　吴澂等 泰宗　　王结等 明宗　　欧阳玄等 文宗　　同上 宁宗　　同上　以上据钱大昕《元史·艺文志》。顺帝　缺 明 太祖　二五七　董伦等初次修撰，解缙、胡广等重新修撰。万历年间附入建文帝事迹。成祖　一三 ○　杨士奇等 仁宗　一 ○　蹇义等 宣宗　一一五　杨士奇等 英宗　二六一　陈文等　附有《景帝景泰事迹》八七卷。宪宗　二九三　刘吉等 孝宗　二二　刘健、谢迁等 武宗　一九七　曹宏等 各代　各帝　卷数　撰者　附考 明 世宗　五六六　徐阶、张居正等　另有世宗之父《睿宗实录》五 ○卷。穆宗　七 ○　张居正等 神宗　五九四　温体仁等 光宗　八　叶向高等 熹宗　八四　温体仁等　以上据《明史·艺文志》，现在都有传抄本，只有《熹宗实录》缺天启四年十二卷、六年六月一卷。思宗　原缺　　清初万言编纂《崇桢长编》若干卷，可以代替实录，现在仍然保存着。又南京国学图书馆书目中有《崇祯实录》十七卷，据嘉业堂刘氏藏书的传抄本传抄，应当是后人补辑的。清 太祖　一 ○　崇德元年开始修撰，康熙二十一年重修，雍正二年校订。《太祖实录》经过多次修改，现今所见的有《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都是北京故宫的版本；又有内阁大库钞本《太祖实录》，这些都已经刊印发行。它们同实录正本之间都有异同。另有《太祖实录战迹图》八卷，现今称为《满洲实录》。太宗　六五　顺治九年初次修撰，康熙十二年重修，雍正十二年校订。正本与钞本不同。世祖　一四六　康熙六年修撰，雍正十二年校订。一种版本作一四四卷，正本与传抄本不同；日本还有《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纂要》本。各代　各帝　卷数　撰者　附考 清　圣祖　三 ○ ○　康熙六十一年修撰　这是开始修撰的年份，至于成书，则是在四五年以后；下文同此。世宗　一五九　雍正十三年修撰 高宗　一五 ○ ○　嘉庆四年修撰 仁宗　三四七　道光四年修撰 宣宗　四七六　咸丰五年修撰 文宗　三五六　同治元年修撰 穆宗　三七四　光绪五年修撰 德宗　五九七　宣统年间由实录馆修撰，清朝灭亡后成书。清朝灭亡以后，实录馆仍然存在，隶属于清室，编成了这部书；北京、沈阳都有钞本。宣统政纪　四三　清朝灭亡后由清室自行修撰　同上；有排印本。以上依据清代正、续《文献通考》《清史稿·艺文志》《四库简明目录》以及各钞藏本，汇集编记而成。

译唐、五代、宋、辽、金、元各朝的实录都已散佚。唐、宋实录现存的，只有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五卷、钱若水撰写的《宋太宗实录》二十卷；韩愈的实录还算完整，钱若水的实录则只剩残卷。实录的体例，大致像荀悦的《汉纪》，是编年史的一种：即在一位皇帝去世后，取用他的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记注类著作，按年经月纬汇编成书。所以从成书时的性质来说，实录本来属于撰述的一种。然而编纂实录时，取材极其繁多，诏令、章奏全都可以收入；对于大臣、名人去世时，还详细记载他们的事迹，大致像列传。它的体例实际上是长编，用来供史官采择。因此从改朝换代后汇编正史的角度来说，它又同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书一样，都属于记注。这样看来，实录介于记注和撰述之间。《两唐志》都把它列入记注，《宋志》以下则把它列入编年，前后看法不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唐和五代的实录如今虽然不能全部见到，但《通鉴考异》引用得最多。除唐代诸帝之外，梁太祖、后唐庄宗、明宗、愍帝、废帝、晋高祖、少帝、后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南唐烈祖等，也都有实录可考。大概司马光撰写《通鉴》时，这些书都还存在，所以能够任意取用并广泛辨析；《宋志》又完整记载了它们的书名，这也可以作为证明。后人认为《旧唐书》烦琐，却仍不能废弃它，是因为它的本纪取材于实录最多，这一点很可贵。《册府元龟》所记载的唐代史料，凡是《唐书》和《会要》没有记载的，多数出自实录。懂得《旧唐书》本纪的可贵，也就懂得实录的可贵了。宋代有实录，也有会要，都是国史的长编。元人灭宋后，董文炳进入临安，唯独取出宋朝国史，用车运到北方；后来元人得以依据这些材料编修《宋史》。但是《理宗实录》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度宗、恭帝以下更没有实录，所以《宋史》记载理宗、度宗时期时，首尾不完整，草率编成。实录对于修史的关系，难道不重大吗？《辽史》的完成，是由于耶律俨、陈大任两家所著的书；而耶律俨就是亲自撰写《辽实录》的人。如今考察宋、辽二史，记载两国之间的大事往往互不相同，这是因为史家各自依据本国实录直接书写，没有时间核对彼此的异同。金朝灭亡以后，实录藏在顺天张万户家中（张万户名叫张柔，《元史》中有传，详见后文）。元好问想借助张家的实录来修撰《金史》，后来因为有人阻挠而停止，于是便在野史亭撰述有关内容。他搜集金源一朝君臣的言行和所听闻的材料，记录达到一百多万字。元人编修《金史》，多以他的著作为依据。元初王鹗倡议修撰《金史》，也是因为得以看到实录。因此，辽、金二史都是凭借实录完成的。元朝诸帝都有实录；宪宗以前的实录，世祖时曾下诏命翰林国史院追补撰成。此后每位皇帝去世，必定命史臣撰录，沿用前代制度。只有顺帝因国家灭亡而没有留下实录。明初修《元史》，就是依据元朝历代实录以及后妃、功臣列传编成的。明太祖至熹宗的实录如今还都存在，只有思宗一朝缺失，可以取谈迁的《国榷》来补充。清人修《明史》时，凡涉及清初祖先的事情都避讳不说，所以近代考察明代史事的人，多数舍弃《明史》而采用实录；《明史》记载不详细的地方，实录都能详细记载，这就是实录可贵的原因。清太祖至穆宗十朝的实录，早已成书。蒋良骥、王先谦先后辑录《东华录》，都取材于实录，但所采录的史事仍有不完备之处。蒋录起于太祖天命年间，止于世宗雍正年间，共三十二卷。王先谦重新编排纂辑，从乾隆以下至同治五朝的部分，称为《续录》。潘颐福另撰《咸丰东华录》六十九卷，成书又在王录之前，但详细程度不如王录。清初三朝实录多次改修，逐渐失去原貌。人们都舍弃重修本，而珍视初修本。评论者说，王录比蒋录详细，而蒋录又胜过王录；这大概是因为蒋录多取材于初修本，王录则因涉及忌讳而删去了这些内容。《德宗实录》完成较晚，尚未刊行；朱寿朋撰写《光绪东华录》时没有实录可以依据，但其详备程度超过实录。宣统朝没有实录，却有《政纪》。这样看来，《清实录》的完备程度尤其超过明代。近年来，清十一朝实录加上《宣统政纪》《太祖实录战迹图》，合计一千余册，已经影印发行。实录之所以可贵，远远超过正史，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般来说，乙国人叙述甲国的事情，往往依据事实直接记载，不加隐饰，这是它的长处；但是异国的传闻往往不符合事实，不能全部作为依据，这又是它的短处。史家考察唐代史事，有时借助日本人的记载；考察宋、辽、金、元的史事，则一定要借助高丽史，因为当时日本、高丽同我国往来十分频繁。李氏朝鲜始终接受明朝册封，从未中断，所以它的实录中记载明朝事情最多；对于清代初祖的事情，明实录没有记载、清人又因避讳而不说的，朝鲜实录往往有所记载，而且极其详细。因此，近人研究清初历史，必定要取材于这部书，并且十分珍视它。总而言之，前代实录采用长编体，大致像史料汇编。修撰通史、专史的人，遇到有关事情时，可以从中取用不尽。它确实可以同正史并存而不废。与其说它属于撰述，不如说它属于记注。凡是撰述中采用长编体的，也都应列入古代记注一类，而不是纯粹的撰述。（二）纪传体正史 设立史馆修史，始于唐贞观三年下诏修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八年，又重新修撰《晋书》。后来便沿袭成为惯例。现在选取唐代以来官修的各部正史，列表说明如下：史名　卷数　撰者　附考 晋书　一三 ○　唐房玄龄等 梁书　五六　唐姚思廉 陈书　三六　同上 北齐书　五 ○　唐李百药 周书　五 ○　唐令狐德棻等 隋书　八五　唐魏徵等 旧唐书　二 ○ ○　晋赵莹、刘昫等 新唐书　二二五　宋欧阳修、宋祁　宰相曾公亮监修。旧五代史　一五 ○　宋薛居正等

译史名　卷数　撰者　附考 宋史　四九六　元脱脱等 辽史　一一六　同上 金史　一三五　同上 元史　二一 ○　明宋濂等 明史　三三六　清张廷玉等　书中有目录四卷。清史稿　五三六　赵尔巽等 “正史”这个名称，最早见于《隋志》，到宋代才确定为十七部，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八书，以及《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明代刊刻监本时，把宋、辽、金、元四史合在一起，共为二十一部。清乾隆年间，下诏增加《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明史》，成为二十四史。凡是没有奉明诏编定、也没有颁行给各级学校的书，不得随意列入，看来这早已被列入法令了。过去北京政府曾下令，把柯劭态所撰的《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了二十五史。后来清史修成，草草付印，称为《清史稿》，又因禁令而不得流行；否则，正史的数量就会成为二十六部。这里由于晋、梁、陈、北齐、周、隋六史的概要已经在前章叙述，《新五代史》是私人撰写的著作，另在后文叙述，因此这里只取《旧唐书》以下直到《明史》的各书，完整加以讨论，并把《清史稿》附带论述。第一部是《旧唐书》。考察唐贞观年间，曾命姚思廉撰写纪传体国史；高宗时，长孙无忌、许敬宗等人接续编修。许敬宗又撰写十志，但没有完成。武后时期，刘知幾、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共同撰写《唐书》八十卷，这见于《史通·正史篇》的记载。《崇文总目》说吴兢撰写《唐史》，从唐朝开国到开元，共一百一十卷；韦述依据他的底本进一步删改润色。现在查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也就是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人先后撰写的作品。撰写者既不是一人，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而是边撰写边续补，历时很久，大致像后汉修撰《东观记》那样。吴兢原本与刘知幾共同撰写《唐书》，后来又自行续撰，所以由八十卷增加到一百一十卷；此后又由韦述等人续撰，于是增加到一百三十卷，并著录在《唐志》中。然而，《旧唐书》吴兢、韦述、柳芳等人的传记又说，吴兢私自撰写《唐书》《唐春秋》，没有完成，全书共有六十多篇；韦述续撰为一百一十二卷，另有史例一卷。肃宗又命韦述、柳芳缀辑吴兢所编的国史，韦述去世后，柳芳继续完成，从高祖写到肃宗乾元年间，共一百三十篇。后来于休烈、令狐垣继续增补，但没有增加卷数，所以《唐志》仍然按一百三十卷著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二卷〕 据赵翼考证，《旧唐书》的前半部完全采用实录和国史的旧本。《唐绍传》中称玄宗为“今上”，就是采用实录原文的证据；《刘仁轨传》后引用韦述的评论，也是采用韦述所修国史原文的证据。他的论述很准确。但他又说，宣宗以后没有实录，所以武宗会昌以后，事情多有缺略。这又是根据《五代会要》的记载而言的：五代修《唐书》时，多次下诏搜访，凡有纪传留存的，只到代宗以前；德宗只存《实录》，《武宗实录》也只存一卷。《四库提要》则说，《旧唐书》在穆宗长庆以前，本纪只记大事，简约而有体；列传叙述详细明白，丰富而不杂乱，很能保存班固、范晔的旧法。长庆以后，本纪连诗话、书序、婚状、狱词等都详细记载，言语多而旁枝蔓延；列传则大多只叙官职资历，完全没有事实，有的只记载受到宠遇，却不交代事情的首尾。这就是所谓繁简不均，确实如宋人所讥讽的那样。由此可见，长庆以来，国史、实录都不完备，已经没有可以依据的材料。《宋史·艺文志》著录武宗以下六帝的实录一百四十三卷，都是宋敏求补撰的。现在考察《通鉴考异》，其中屡次引用《唐实录》，而且引用武宗以后材料尤其多；武宗以前的是唐人旧本，武宗以后则是宋敏求补撰的本子。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时，散失的文献不时出现，又有宋代的记录可以依据，所以叙述唐末事情比较详细丰富；它能够胜过《旧唐书》，是因为时代条件造成的。唐朝灭亡以后，后梁和后唐都曾命官修史，但都没有完成。能够考见的是：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六年二月，下诏命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共同修撰唐史，并以宰臣赵莹监修。后来共同修唐史的又有吕琦、尹拙。赵莹办理修史事务，统筹处理尤其周密，所以《旧五代史·赵莹传》说，《唐书》二百卷的完成，赵莹出力很多；吴缜《新唐书纠谬》也极力称赞赵莹等人，认为他们辑缀旧闻，编次实录，草创卷帙，初步建立了规模。由此看来，赵莹监修唐史，并不是徒有监修名义而不实际办事；但如今的《旧唐书》署名为刘昫等撰写，却没有提到赵莹，是因为晋出帝开运二年六月该书完成时，赵莹已经出任外地节镇，刘昫以宰相身份接任监修，于是和修史官张昭远共同上表进呈。这就是把刘昫的名字列在前面而没有提到赵莹的原因。然而，薛、欧二史的《刘昫传》都没有记载他监修《唐书》的事情，对于《唐书》也没有记载赵莹统筹处理周密的功劳，却只让刘昫独自占有监修之名，这种侥幸未免太过分了。这里应当在其前补列赵莹的名字，以表明没有埋没他的功劳。这就是唐代和五代编修《唐书》的大致情况。

译第二部是《新唐书》。《旧唐书》的缺漏和简略，正如上文所说；它应当重修或订正补充，本来不必多说。到了宋仁宗时期，认为《旧唐书》低劣浅陋，于是命翰林学士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宋祁重新刊修。起初主持这件事、后来担任监修的，是宰相曾公亮。欧阳修撰写本纪、志、表，宋祁撰写列传。宋祁的稿本用了十七年才完成，欧阳修的稿本也历时六七年。就他们修撰的先后来说，宋祁在前，欧阳修在后，所以列传完成在本纪、表之前。后来书修成，按理应由官职较高的一人署名。欧阳修说：“宋公是我的前辈，而且在这部书上用力很久，怎么可以埋没他的名字呢？”宋祁感念他的谦让，所以列传题宋祁的名字，本纪、志、表题欧阳修的名字。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采用《隋志》中分别题署长孙无忌的先例，并不是欧阳修、宋祁创立的（依据《书录解题》和《四库提要》）。根据曾公亮《进书表》，同欧阳修、宋祁共同修书的，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吕夏卿熟悉唐代史事，广泛采集数百家传记、杂说，又精通谱学，创制了世系诸表，对《新唐书》贡献最大。宋敏求也因为熟悉唐代的事情，并且参与补修晚唐和六朝的实录，又是王尧臣推荐的；王尧臣也参与编修《唐书》。这样，参与修史的各位，都是一时的名家，而欧阳修、宋祁二人又是一代文章宗师，居于主持地位，亲自删改文字，并且历时十七年才完成，时间很长，不同于草率成书，所以《新书》似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然而，当时有个叫吴缜的人，想凭借范镇的推荐列名史馆，却被欧阳修拒绝，心中不能平衡，于是在《新书》完成后撰写《纠谬》一书，吹毛求疵，大肆抨击。虽然他所指出的地方也并非全无道理，但终究不能使欧阳修、宋祁心悦诚服。公允地评论，《旧书》的编纂大多依据国史和实录，长庆以前的本纪、列传，确实比《新书》详细丰富，所以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宁可舍弃《新书》而采用《旧书》。而且唐代诏令通常使用骈体，《新书》的本纪大多删去了这些文字。例如陆贽撰写的《兴元大赦诏》，写到骄兵悍将时，读来令人感动得流泪，实在是千古文章中的上品，却因为采用骈体而不被收入，这属于欧阳修主持编修的失误。唐代的文章辞藻，体制都很详备，但列传中却必定削减文字，改成艰涩的文体，严重失去原貌；又喜欢载录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韩愈的《平淮西碑》没有详细叙述李愬进入蔡州的功劳，以至于碑被捣毁后又重新撰写，《资治通鉴》也没有多采用它。《新唐书·吴元济传》则完全依照碑文润色；《柳宗元传》录入他的文章达四首，而其他传记没有这种做法，这属于宋祁的失误。王公亮的《进书表》说，《新书》的史事比以前增加了，文字却比旧书简省；但刘安世的《元城语录》却说，增加史事、简省文字，正是《新书》的缺点。我认为，增加史事是对的，简省文字则不对。考察所谓增加史事，就是指补充唐末缺漏的史事；所谓简省文字，就是指删削国史、实录中的文字。《新书》的长处，正在于把长庆以后《旧书》记载不详的内容全部辑录补缀，大体上已经完备；本纪、列传如此，志、表尤其胜过《旧书》。所以《新书》的可贵之处不在于重新撰写，而在于补充缀辑。假如欧阳修、宋祁二人对于旧史中写得好的部分多采用原文，不加删并，只针对唐末史事删去烦琐内容、补足缺漏，那么就会成为《新书》的佳本，也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清人沈炳震领会了这个道理，于是辑成《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本纪、列传全部采用《旧书》，志、表多采用《新书》，并把另一部书中的异同以及可以补充缺漏的内容分条注在下面，又为《宰相世系表》撰写了数卷订正错误的文字。这是在《新书》和《旧书》之间加以折中，舍弃它们的短处而取用长处，最能体现编修史书宗旨的做法。自从《新书》流行以后，《旧书》逐渐衰微。明代南北两监刊刻的二十一史，都没有收入《旧唐书》。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重新刊刻旧本，依靠它才使这部书得以延续而没有失传。清乾隆年间，诏令把新、旧《唐书》并列为正史，又在武英殿刻版印行，于是《旧唐书》仍能在世间广泛流传。如今人们仍然看重闻人诠的刻本，扬州岑建功撰写《校勘记》，并附录逸文，也是研治《旧书》最勤勉的人之一。大概如果《旧唐书》前面没有闻人诠为它校勘，后面没有清廷为它表彰，它一定会像薛居正的《五代史》一样，还要烦劳学者搜集残文、补足缺漏，这一点不用询问也可以知道。第四部是《旧五代史》。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令编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共同编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开宝七年闰十月成书，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包括本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列传七十七卷，多数依据历朝实录以及范质的《五代通录》。薛居正史书的体例，大致仿照《三国志》，把梁、唐、晋、汉、周各自编成一部书，分别称作《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书又有若干卷本纪、列传。合起来虽然是一部书，分开则可以成为五部史书。晁公武《读书志》说，开宝年间诏令编修梁、唐、晋、汉、周五书；赵翼据此，便认为“五代史”只是后人概括的名称，这实在是考察不周。薛史中还有《世袭》《僭伪》《外国》等列传和十志，都不能分别归属于某一部书；从十志的情况来看，大致如唐代编修的《五代史志》附在《隋书》中一样。这说明五书确实有合在一起而难以分开的情形，也如同《三国志》的魏、蜀、吴，本来可以各自成为一部史书；然而《魏书》末尾附有《外夷传》，而其他二书没有，这正是合而难分的证明。

译薛史的体例，大概仿照《三国志》《南史》《北史》的做法，合为一部书，因为五代相承而按顺序递相叙述，尤其接近《南史》《北史》，具有通史的一种体例。后来欧阳修私下撰写《五代史记》，藏在家中；欧阳修去世后，宋神宗下诏征求此书，并为它刊行，于是薛居正史和欧阳修史并行于世。到了金章宗泰和七年（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一二……年），诏令停止使用欧阳修史以外的史书，只使用欧阳修所撰的史书（金章宗《金史·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一月诏令说，新定学令中删去薛居正《五代史》，只使用欧阳修所撰之书）。宋、金灭亡以后，南北统一于元朝；元朝承袭金朝制度，薛史日渐湮没。明成祖时期编纂《永乐大典》，把薛史全部采录进去，只是原书已经被割裂、混乱，不再是原来的篇章次序。清乾隆年间，开设四库馆，搜求薛史原本，但已经无法得到。馆臣邵晋涵便从《永乐大典》中甄别辑录、重新编排；其中缺失的部分，就采集《册府元龟》等书中征引薛史的内容加以补充，仍然编成一百五十卷。原书的篇目也大致可以由此考索出来。假如没有《永乐大典》，薛史就灭亡了。薛史多依据实录，所以比欧史详细丰富；而欧史成书较晚，也有可以补充薛史缺漏的地方。因此清代认为二史不可偏废，便把它们并列为正史。有人说薛史原本还没有亡佚，起初在皖人汪允中家，后来归于丁乃扬；丁乃扬珍惜这部孤本，不肯给人看，于是世上便没有人见过它。汪允中、丁乃扬二人，唯独不能仿效闻人诠把书重新刊刻、流传于世；一旦书毁于劫火，又怎么办呢？收藏孤本而秘密不让人看，等于把金子埋起来、把宝物藏在地下，有书也等于没有书。第五是《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宋代的国史最为详备，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当时设置起居郎、舍人、著作郎、著作佐郎、国史院、实录院，分别掌管编撰史书的事务。《宋史·汪藻传》说，记录皇帝在榻前议论的话，叫作时政记；记录在殿柱之下所听见和看见的事实，叫作起居注；把这些材料分类编次，叫作日历；再加以修订编成书，叫作实录。这些都是宋代国史的底本。实录之外，就是国史。宋代诸帝去世后，继位的皇帝按例诏令大臣编修实录；仁宗时，则诏令吕夷简、夏竦编修先朝国史；神宗时，既诏令编修《英宗实录》，又诏令编修仁宗、英宗二朝史书；孝宗以后，又编修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的国史志和列传；理宗时，又编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所谓国史，具有纪、传、志、表等体例，和前代正史一样；改朝换代以后，便依据这些国史编定新朝正史。国史的编纂，起源于后汉的《东观汉记》，到唐代吴兢等人所撰《唐书》时大为完成。它的性质不同于记注，所以也可以作为史书撰述的一种。南宋时，王偁撰写《东都事略》，完备地记载北宋九朝的事情，删削取舍恰当，实际上胜过元人所修的《宋史》，也是依据国史编定的。南宋理宗、度宗二朝，虽然也有实录、时政记可以依据，但到宋朝灭亡时已经大多不完备，而两朝国史更没有来得及编修。试看《宋史》各志，在宁宗以后的事情方面多有缺漏而不完备；《文苑传》中，南宋只有周邦彦等数人；《循吏传》中，竟然没有一个南宋人。这固然是因为修史诸人草率从事，也因为国史底本残缺简略、不够完备。等到元兵进入临安，董文炳主持留守事务，董文炳说：国家可以灭亡，史书却不能灭亡；又说：宋朝十六位皇帝拥有天下三百多年，太史所记的材料都在史馆，应当全部收集起来，以备典礼之用。于是获得宋史以及各种记注，把它们送到元大都的国史院。这就是宋国史的旧本，也是元人据以编修《宋史》的材料。辽朝的制度，对书籍禁令十分严格。凡辽人撰写的书，只允许在境内刊行；如果流传到邻境，罪可至死。因此流传到后世的书籍极少。元好问说：如今人们谈论辽朝的事情，甚至不知道辽朝总共经历了多少位君主，较差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元文类·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由此可见，当时史料的缺乏，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然而，不能因此就说辽朝没有国史。辽朝各帝的实录，大致已经如上所述；此外还有起居注和日历。《辽史·百官志》中有起居舍人院，《耶律良传》又记载，重熙年间耶律良调任修起居注。又据《道宗本纪》，大康二年十一月甲戌，皇帝想查看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和忽突堇等没有进呈，各自被杖责二百下并罢免；这也是辽朝有日历的证据。《辽史·圣宗纪》载，统和二十一年三月壬辰，诏令修日历的官员不要记载琐细事务；统和二十九年五月甲戌朔，又诏令已经奏报的事情送交有关官署，附入日历。这也是辽朝有日历的证据。辽人除实录之外，是否另行编修纪传体国史，如今已经无法考知。金朝灭辽以后，便依据辽人的记注、实录编修《辽史》。《金史·熙宗纪》载，皇统八年四月甲寅，《辽史》完成；又据《萧永祺传》，广宁尹耶律固奉诏翻译书籍，被征召到门下省，全部传授自己的学业。耶律固撰写《辽史》没有完成，萧永祺继承此事，编成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进呈朝廷。这就是萧永祺《辽史》，即第一次修成的本子。

译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认为萧永祺所修的史书不够完善，于是命令官员重新编修，以耶律履、党怀英、郝俣等为刊修官，以移刺履、赵讽等七人为编修官（见《金史》移刺履、党怀英两传。移剌就是耶律二字的异体写法）。后来又增加三名编修官；又因为党怀英退休，诏令陈大任接替他完成这项工作（太和六年七月）。《章宗纪》记载，太和七年十二月壬寅朔，《辽史》完成。这就是陈大任《辽史》，即第二次修成的本子。陈史耗时十八年，应当比萧史更完善；然而直到金朝灭亡仍未能刊行，大概是因为金朝德运归属的说法尚未确定。现在依据《大金德运图说》以及宣宗贞祐二年正月集议德运省剖时所引用的章宗敕旨（见《金文最》卷五十六），金源朝廷的诸位大臣，有的主张金继承唐，有的主张继承辽，有的主张继承宋，众说纷纭，不能取得一致。又据修端辨析辽、金、宋正统的说法，《金史·章宗纪》“辽史成”一句，正是因为停止编修《辽史》而结束此事；它没有来得及刊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金朝灭亡以后，《辽实录》被耶律楚材收藏，因此得以没有亡佚（据苏天爵《三史质疑》）。后来据此重新编修《辽史》，大概就是耶律俨所修的七十卷《皇朝实录》。有人说，萧永祺所修的七十五卷《辽史》，就是根据耶律俨的书排比编纂而成的（近人冯家昇的说法）。现在从《辽史》引用的材料来看，耶律俨的书有纪、有志、有传，可知它实际上是正史，和实录的体例很不相同；而且今本《辽史》完全没有提到萧史，因此这个说法未必没有根据。然而，元朝编修《辽史》时，很晚才得到陈大任《辽史》，恐怕是依据萧史改写的，而萧史原本也因此散失。元好问曾说，太和初年诏令编修《辽史》，书成后不久发生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上又看不到了（《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这指的就是陈大任重修的《辽史》。但后来陈史又重新出现，被脱脱等人采用以编成今天的《辽史》。脱脱《进辽史表》说，耶律俨的文字多有忌讳，陈大任的文辞缺乏文采；两部书的优劣，大致可以由此看出。所谓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是元人据以编修《辽史》的材料。金朝也有起居注、日历和实录。《金实录》的情况前面已经详细说明。《金史·百官志》记载，有记注院编修起居注，掌管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又有秘书监所属的著作局，掌管编修日历，大致如同唐、宋的制度。又据《世宗本纪》，大定七年九月诏令编修起居注；《宗叙传》《守贞传》中，都有修起居注的记载。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鹗奉诏编修《金史》，采录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二十条。日录应当如同唐、宋宰相所记的时政记；否则便与日历相类似。所谓起居注、日历、日录、实录，都是《金史》编成时所凭借的材料。《金史·文艺传》说，刘祁撰写《归潜志》来记载金朝的事情；元好问撰有《中州集》和《壬辰杂编》，编修《金史》时采用了这些书。元好问既然在顺天张万户家中见到过《金实录》，那么《壬辰杂编》所记载的内容，必定有很多出自实录。《元史·张柔传》记载，张柔攻下金朝汴京后，独自进入史馆，取出《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元世祖中统二年，张柔把《金实录》献给朝廷。又据《王鹗传》记载，王鹗在金朝任左右司郎中时，蔡州陷落，王鹗将要被杀；万户张柔听说他的名声，便救了他，用车把他带回去，安置在保州。考察金朝有保州顺天军，元朝升为顺天府，就是今天的保定；张柔作为万户率兵镇守此地，正是元好问所见的顺天张万户。王鹗寄居在张柔家中，于是得以把《金实录》全部读完。等到张柔把《实录》献给元世祖时，王鹗恰好任翰林学士承旨兼国史院事务，于是建议编修《辽史》《金史》。王鹗说：自古以来，有可以灭亡的国家，却没有可以灭亡的史书；因为前代的史册，必定由继起的朝代编修，是非取舍，要等后人来评定才会公允。（与王鹗共同编修《金史》的，还有李治、徐世隆、高鸣、胡祇遹等人，见《元史·商挺传》。）后来阿鲁图《进金史表》说，张柔在前代把《金史》带回来，王鹗在后来辑录金朝史事，指的就是这件事。而至正年间编修的《金史》，就是以王鹗的稿本为底本。由此说来，《金史》的编修创始于王鹗。考察他的初稿，如果说完全采自刘祁、元好问二人的著作，便不符合实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有“《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一条，一人指王鹗，一人指元好问）。以上所说的，都是元人修撰三史以前所考得的大致情况。元人与宋联合出兵灭金，时间在宋理宗端平元年、元太宗窝阔台六年（公元一二三四年）。直到元世祖中统二年（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才因王鹗上奏请求，开始修撰《辽史》和《金史》。到了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元灭宋，又命史臣共同修撰《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然而拖延了很久，仍未能成书，这与金人修《辽史》的情形相同。直到顺帝至正三年（公元一三四三年）三月，右丞相脱脱上奏请求设立史局，重新修撰三史。中间相隔六十四年，为什么停顿下来，大概也是有原因的。考察当时元廷诸臣，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宋是正统，应当为宋建立帝纪；辽、金是割据政权，应当列入载记，这是以《晋书》为例。有人认为，辽自唐末以来占有北方，和五代、北宋相继而终，应当列为北史；宋接受后周禅让，到靖康年间，应当作宋史；金灭辽、攻克宋，占有中原，应当列为北史。建炎以后，中原已不再为宋所有，应当作南宋史，这是以《南史》《北史》为例。主张元承继宋而排斥辽、金的，汉人中有学问的学者大多持这种看法。只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建立国家，远在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一二

译○五年）；当时金还没有灭亡，元人作为北方部族进入中原并统治中国，不能不偏袒辽、金而贬抑宋，因此争论始终不能解决，又有许多顾忌，导致修史的议论没有实际进行。这也像金人修《辽史》时，因为“德运”问题没有定论而停顿一样。等到脱脱任宰相，才断然决定：三国各自承认其正统，各自依照本国年号编年（见《权衡庚申外史》），并以此作为三史的编纂原则，制定凡例说：一、帝纪的编写方法，各史应以《史记》《汉书》《新唐书》为准；各国的称号，以《南史》《北史》为准。二、各史所载内容，选取其中重要的编成志。三、表与志相同。四、列传分为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臣下有大功的，即使是父子也各自立传，其余按类别编排，或者数人合为一传。三国记载的事情中，有与本朝相关的，应当上报；金、宋死节之臣，都应当为他们立传，不必有所避忌。其余应当记载而未能全部记载的，由总裁官和修史官在撰写时详细商议。五、有疑问的事情就按疑问传述，可信的事情就按可信传述，以《春秋》为准（百衲本《辽史》卷首）。以上五条，就是三史所依据、用来统一体例的原则。此前王祎撰写《正统论》，认为金虽然占有中原，却不能说是居天下正统；宋既然南渡，也不能说已经统一天下。这种情形正类似于魏、蜀、吴、东晋、后魏相互割据的时代，是非难以判明，而正统问题也因此再次断绝。只有等到辽兼并金、金并入元、元兼并南宋之后，才算居有天下正统、统一天下，然后才能确定正统（《王忠文公集》）。这一说法就是脱脱所依据的。按照王祎的论述，宋与辽、金实际上和南北朝时期的分据相同；脱脱决定分别修撰三史，实际上是把《宋史》作为“南史”，把《辽史》《金史》作为“北史”，也是采用了最初修史时以《南史》《北史》为范例的说法。考察脱脱修撰三史时，脱脱亲自担任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侯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任总裁官，而纂修官则三史各不相同。到了至正四年三月，《辽史》先行完成，由脱脱上表进呈。同年十一月，《金史》接着完成；至正五年十月，《宋史》也完成了。当时脱脱已经罢相，由继任右丞相阿鲁图上表进呈。不久三史便刻版刊行，从而得以流传。三史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成书，是因为三史各自都有底本，依据底本编次，大致内容就可以看出来了。有人把三史成书太快视为弊病，这固然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形；但哪里知道，顺帝至正八年方国珍在浙江起兵，十一年郭子兴在安徽起兵，十三年张士诚在江苏起兵，局势逐渐波及中原和北方，全国形成动荡之势。当时距离三史成书还不到十年，假如再拖延若干年月，旧有底本散失，三史恐怕就难以成书了；即使让它们在明人手中完成，也必定会成为残缺不全的著作。后来的贤者又批评《宋史》冗长杂乱、《辽史》过于简略，却极力称赞《金史》详实精核而简洁（见《二十二史箚记》卷二十七），却没有认识到，《宋史》记载北宋九朝，依据王偁《东都事略》和李焘《续通鉴长编》，叙述详细而有条理，都是因为底本良好；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史事也大体完备。而且《宋史》的长处正在于详细，不在于简略。后来改撰的《宋史》都不能使人满意，并不是说它们不会删削裁取，而是因为详细程度不如旧史。至于同一人重复立传、编排先后失当等问题，如钱大昕、赵翼所指出的，都是元人在补订不完善、仓促成书时造成的过失，并不是宋国史旧本的责任。《辽史》所记契丹上世的事情，应当出自《辽实录》，又由耶律俨、萧永祺相承删定。如今考察《辽史》的本纪、志、传，其中多次称引耶律俨、陈大任，又称“旧史”；所谓旧史，就是指陈大任的著作。此外还间或取材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新唐书》《新、旧五代史》《通鉴》，而天祚帝天庆二年以后的事情，多取自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大概是因为撰写《辽史》时苦于史料缺乏，只得杂取各书，抄录许多原文，勉强拼接起来，显得捉襟见肘，处处都看得出来。然而宋人的名著，如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马端临《文献通考》，竟然都没有被采用。究竟是因为有所忌讳，还是由于时间紧迫、无暇顾及这些书呢？元人王恽《玉堂嘉话》记载王鹗拟定的《金史大纲》，其中具备《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卫绍王》（实录缺失）《宣宗》《哀宗》（实录缺失）九帝纪，《天文》《地理》《礼乐》《刑法》《食货》《百官》《兵卫》七志，以及《诸王》《后妃》《开国功臣》《忠义》《隐逸》《儒行》《文艺》《列女》《方技》《逆臣》等列传。王恽又说，王鹗亲自撰写史书，大致内容交给王恽，如帝纪、列传、志书，卷帙都有确定的体例。这些都是王鹗为《金史》竭尽心力的证据。

译在王鹗所处的时代，金源一代的文献既有实录可以查考，又有刘祁、元好问的记载；它既不像《宋史》那样冗杂，也不像《辽史》那样简略，所以被称为详实精核而简洁，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施国祁《金史详校序》说：金源一代，存在的年代不如契丹长，疆域不如蒙古广，文采风流不如南宋；但考察它的史书体例大体，文字非常简洁，不像《宋史》那样繁杂；记载略为完备，不像《辽史》那样缺略；叙述编次符合事实，不像《元史》那样错误）。再从三史的体例来说，三史各有纪、传、志、表，本来是一致的；只是《宋史》把世家六卷混入列传，有人认为不合史书体例，其实并不是这样。《宋史》把南唐李氏、西蜀孟氏、吴越钱氏、南汉和北汉两刘氏、荆南周氏和高氏、漳泉留氏、陈氏列为世家，序文说这是仿照欧史；它们又排在各类合传之后，其用意似乎是说：既然那里称为道学、儒林、文苑，这里称为世家，分量相当，又有什么不可呢？这样看来，所谓“世家”，只是列传之前的一种名目，并不是《史记》把世家与本纪、列传并列的含义。按照这个说法来论述三史的编次，也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大致情况了。第五部是《元史》。元初的国史用蒙古文字记载，题名为《脱必赤颜》（译音），详细记载太祖成吉思汗以前及其时期的史事。元仁宗时，察罕首先把它译成汉文，名为《圣武开天记》（见《元史》本传）。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又有重译本，称为《元朝秘史》。另有《圣武亲征录》，也是从《脱必赤颜》译出，记载太祖初起以及太宗时期的事情。现在流传的《秘史》译本，出自《永乐大典》；清乾隆年间，钱大昕抄录得到，但没有著录于《四库》（民间还存有原刊残本）。元文宗至顺二年，奎章阁学士虞集等人因为编纂《经世大典》，请求从翰林国史院取出《脱必赤颜》（“必”字有的版本作“卜”）一书，用来记载太祖以来的事迹。翰林学士承旨某人说，《脱必赤颜》所记之事涉及秘密禁令，不能让外人传抄，于是此事作罢（见《元史》本纪及《虞集传》）。这就是这部书有“秘史”之名的原因。此外，太祖以来的事迹，都完整记载在历朝实录中。明初徐一夔说，元朝不设置日历，也不记载起居注，只有中书省设置时政科，派一名文学掾掌管，把事情交给史馆；等到改换一个朝代，国史院便依据所交材料修撰实录。根据这段话，元代似乎没有起居注和日历；然而考察《元史·百官志》，其中说以给事中兼任修起居注，左右侍仪奉御兼任同修起居注，又在秘书监设置著作郎、著作佐郎，如同宋、辽、金的制度。前代的著作郎，就是掌管修撰日历的官。元英宗时，御史孛端曾说，朝廷设置起居注，所记录的都是臣下奏闻的事项（见《元史》本纪）。王恽修撰《世祖实录》时，也曾参考起居注（见《秋涧集·进实录表》）。徐一夔说元代没有起居注和日历，难道是说元朝末年这些官职徒具虚名而不办实事吗？因此，后来能够依据的，只有实录。明太祖洪武元年，徐达率军进入北京，才获得元朝十三朝实录。根据钱氏《元史·艺文志》的考证，元朝有十五位皇帝的实录；这里说十三朝，是因为睿宗、顺宗都是死后追谥，生前并未成为皇帝，所以不列入计算。元英宗时（至治元年），下诏修撰《仁宗实录》和《后妃功臣传》；顺帝时（至元元年），又下诏修撰历朝实录以及后妃、功臣传（见《元史》本纪）。谢端还曾参与修撰文宗、明宗、宁宗三朝实录以及历朝功臣列传（见其本传）。凡是所谓历朝后妃、功臣列传，必定也被明人取得，所以能够据此修撰《元史》。元人所撰《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对于一代的典章制度和地理记载得非常详细；明初这些书还保存着，又能够据此编撰诸志。《元史》能够顺利完成，也正是由于这些条件。徐一夔说，《元史》从太祖到宁宗十三朝，全部依据实录修成，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照考核（《明史》本传及朱彝尊《徐一夔传》），这就是《元史》依据实录和《经世大典》的证据。明代修撰《元史》共进行两次：第一次在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八月成书；第二次在洪武三年二月开局，七月成书，总裁官是宋濂、王祎。根据宋濂的序文，第一次修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由于顺帝时期没有实录可以查考，未能成为完整的书，于是又下诏命有关官府搜集史事，续修完成。因此第二次又修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如今考察《元史》的目录，本纪共四十七卷，其中第三十八卷以下，就是续修完成的《顺帝纪》。

译志 志、表的次序没有改变；续修的志五卷，列入志的第三卷下，作为《五行》二；第十七卷下，作为《河渠》三；第二十七卷下，作为《祭祀》六；第四十一卷下，作为《百官》八；第四十五卷下，作为《食货》五。续修的表二卷，列入第五卷下，作为《三公》二；第六卷下，作为《宰相》二；而全书卷数仍按增加后的总数排列。这些都是可以考察知道的。有人说，列传第三十三卷开始记载开国时期的耶律楚材、张柔、史天倪等人，排在元末死事诸臣泰不花之后，这是续修的证据（《二十二史箚记》有这种说法）。然而，楚材等人是开国功臣，初次修史时不可能遗漏，大概是因为列传次序把蒙古贵臣和色目人排在前面，汉人、南人排在后面。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列传之后，又分别插入续修的列传，并且排在儒学诸合传之前，因此哪些是初修、哪些是续修，不能立即查明。而且初修列传共六十三卷，续修列传共三十六卷，合计九十九卷；但本书列传总共只有九十七卷，少了二卷。如果不是合编时有合并卷数的情况，那么《宋序》所记续修列传三十六卷，就必定是把三十四卷误记为三十六卷。这一点还等待刊定。明代修撰《元史》时，也仿照元人修三史的做法，制定了凡例：本纪以两汉史书为准，志以《宋史》为准，表以《辽史》《金史》为准，列传以历代史书为准并加以斟酌；纪、传、志、表都不撰写论、赞，而是依据事实直书，通过具体文辞表现意旨（见《元史》卷首）。只是由于成书太快，所以它的杂乱和缺略，比各史更加严重。这主要是因为修史诸人不懂蒙古文字，而参与修史的蒙古人又数典忘祖，导致同一人有两篇传记，错误层出不穷，并且还有在附传之外另立专传的情况。又如《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实录》这样珍贵的史料，也不知道加以采用；而且元代疆域极其广大，书中详细记载的仅限于中国境内，不能满足学者的希望。这就是后来还需要补订、重修的原因。至于它成书迅速，大概也有原因：第一，明太祖驾驭臣下极其严厉，群臣都十分畏惧，成书稍有迟延，谴责就会到来；第二，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明人把蒙古族视为夷狄，也不重视蒙古旧史。后来王洙撰写《宋史质》，在恭帝投降元朝以后，每年记载皇帝身在某地，却删去了元朝年号。成化年间，商辂等奉诏修撰《续纲目》，也不太留心元代的事情。即使宋王诸氏还在世，能够响应采纳《秘史》《亲征录》的建议，把这些书陈列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一定会认为这些书无足轻重，一笑置之。这大概是因为古今形势不同，所以议论也随之不同。以上就是明代修撰《元史》的大致情况。第六种是《明史》。明代各帝，除了惠帝、思宗以外，都有实录（景帝的事迹附载在《英宗实录》中）；实录通常都记载各位大臣的传记，而典章制度又有《会典》可以依据，这些就是《明史》的基本史料。只是除了实录之外，明代还曾有官方修撰的国史。万历年间，阁臣陈于陛在奏疏中说，本朝纪、表、志、传等正史，二百多年来一直沿袭旧例、因循不作，缺漏而无人整理，请求大力整辑，编成巨著。于是开设史馆、分设机构，汇集历朝实录，采录朝廷内外的见闻，纪、传、书、志都已经颇有成就，却突然毁于火灾（据《春明梦余录》卷十三和卷三十二），此后就没有听说再继续编修，实在可惜。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喜欢谈论本朝掌故，私人修史的风气也很盛行，如朱国桢的《明史概》、邓元锡的《明书》、陈建的《皇明通纪》、王世贞的《弇州史料》、谈迁的《国榷》，都写成于明朝灭亡以前，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后来的满人意旨，但也都规模初具而内容大体完备。到了明末，黄宗羲据此撰成《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他提出的编纂条例有三条：一是国史应当详细记载年月，二是野史应当辨明是非，三是家史用来完备官爵和世系。清代修撰《明史》的规模，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清朝灭亡明朝后，全部取得了明朝的国史，于是康熙十八年下诏修撰《明史》，任命大学士徐元文为总裁。徐元文邀请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主持其家中的修史工作，并把编纂的事务交给他。徐元文离职后，继任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他们都让万氏主持这项工作。万氏继承黄宗羲的学术，熟悉明代掌故，能够暗中背诵实录；他以平民身份参与史局后，史馆各位纂修官所撰写的稿件，都由万氏复核审定。当时王鸿绪负责列传，到康熙五十三年传稿完成，进呈皇帝。雍正元年，又进呈本纪、志、表的稿本。当时万氏虽然已经去世（死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但世人都说王氏的稿本大半出自万氏之手，后来汇编刊刻为《明史稿》五百卷。雍正年间，张廷玉奉诏担任总裁，于是依据王鸿绪的稿本完成了这部书。乾隆四年，张廷玉在《进明史表》中说：“汇集官方和私家记载，考核新旧见闻，虽然篇帙很多，彼此抵牾之处也随处可见；只有已故旧臣王鸿绪的史稿，经过名家三十年的苦心编撰，进呈宫中，收藏于秘阁，首尾大体完备，事实也相当详尽。

译过去《汉书》取法于司马迁，《唐书》以刘昫的旧稿为基础；只要是非没有错误，哪里需要因为沿袭旧稿而感到嫌疑呢？因此就以它为基础编成此书，作为初稿。”由此可见，张廷玉等进呈的《明史》，大多以王鸿绪的《明史稿》为基础；而王鸿绪的史稿，又大多出自万斯同的手笔。所谓“经过名家三十年的苦心”，并不是指王鸿绪，实际上暗指万斯同。《明史》在各部正史中被称为佳作，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考察乾隆年间刊行的《明史》，所列在史馆任职的大臣中，总裁以张廷玉领衔，却没有徐元文、王鸿绪，大概是因为只列当时正在史馆任职的人；万氏没有列入纂修名单，大概是因为他以平民身份在总裁家中主持工作，没有正式官职，而且此前已经病故。到了乾隆四十二年，高宗认为《明史》本纪所记事实仍有许多疏漏，特意派大臣考核增补，并谕令亲自阅定，重新刊刻颁行。后来把修订本刊成《本纪》二十四卷，但外间寻求的人极少；后来从清宫找到底本，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核对其中增补的内容，只涉及文辞上的细节，在史实方面很少有出入；奉命修订的诸臣敷衍塞责，由此可以看出。只是乾隆年间又曾为《明史》撰写考证。光绪年间，长洲人王颂蔚在军机处任职时，在方略馆找到考证正本、稿本、进呈本三种，都只涉及列传，于是据此撰成《明史考证拾遗》四十二卷。这说明当时拟议的修改原本不限于本纪，从这些考证中也可以看出来。《明史》的优点本来不止一个方面，例如编排得当、附传安排合宜，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如《二十二史札记》）。以前的史书有志而没有图，《明史·历志》则增加图表来说明历法；以前史书的艺文志都没有划定时间范围，而《明史·艺文志》只记载当代著述。这些都是根据古今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做法，并且深得史书体例要旨的地方。至于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主要在于改朝换代之际忌讳太多。例如辽东一隅建州三卫的事情，明人记载很多，而《明史》却讳莫如深，一个字也没有写；记载南明遗事的书也不下几十种，而《明史》因为事情涉及改朝换代，也同样说得不详细。近人研究清初史，宁可采用《明实录》和朝鲜人的记载；研究南明史的人，则大力谈论清代禁止和销毁的各种书籍，而认为《明史》不足取。这样看来，这两方面都需要加以补正，而且尤其应当重视清代重刊的本纪。世上若有贤能之人，能够整理并主持这项工作，就是人们所希望的了。最后一种是清史。清初设置国史院，由大学士主持；后来改在禁城内设置国史馆，设总裁、纂修、协修等官，都由翰林院官员，也就是所谓词臣兼任。所修的国史，体例如同前代正史，有本纪、列传、表、志。到清朝末年，已经修完从太祖到穆宗十一朝的本纪，此后又续修德宗本纪，共一百三十七卷。清代制度规定，内外大臣中二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奉特别诏旨指定、由臣僚奏请的人，才可以立传。现在坊间印行的《清史列传》八十册，就是采用清国史馆的底本，由历朝词臣修撰而成的。表、志两类也大略具备纲要，但不像本纪、列传那样已经成书，所以没有可供考察的完整著作。清代设有起居注官，通常由担任此职的翰林官轮流撰写记录，每半个月轮值一次。他们如何取材还不清楚，也不同于前代有日历和时政记。每当皇帝去世、新君即位，就依照前代惯例设置实录馆，编修先帝的“实录”，作为各种记注的总汇；另外还编修“圣训”。因此，当时在国史馆之外另设实录馆，设置总裁、提调、总纂、纂修等官，也由词臣兼任；事情办完后就撤销史馆，并不是常设机构。实录、圣训也是修国史的人取材的依据。实录馆和国史馆都设在禁城东华门内，蒋氏、王氏二人从实录中抄出的史料，另行编成《东华录》，这就是它得名的原因。清代实录的体例，不把大臣传记附在实录记载其死亡的条目下面，这一点不同于前代；这是因为国史已经另行为大臣立传。清室退位后，北京政府设置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下设总纂、提调、纂修、协修等官。担任总纂的有柯劭忞、王树枬、吴廷燮等人，都是当时学问深、知名度高的学者。到一九二八年才完成此书，共有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十六卷，总计五百三十六卷，另有目录五卷。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人鉴于北京政局动荡，极力主张付印，以防散失，并仿照王鸿绪《明史稿》的先例，命名为《清史稿》，以表示它还不是已经定稿完成的正史。刊印完成后不久，当政者就禁止发行，所以流传很少。平心而论，这部书积累了十多年的时间，经过几十位学者的苦心，又有国史原本可以依据，并且广泛采录历朝修撰的实录、圣训、《宣统政纪》以及蒋氏、王氏、潘氏、朱氏四家的《东华录》，所采史料十分丰富，史实大体完备，汇集起来成为一代的典籍，大致足以继承前代正史的传统，也足以供读者参考。不过，这部书令人不满的地方也有很多：第一，各志实际上没有全部编成（如氏族志），列传也有不少遗漏（如《麟庆传》说其子崇实、崇厚各自有传，但崇实并没有传，朱筠也没有传）；第二，仓促付印，错误讹误太多，而且对原稿删削不当（如本纪、地理志都是删削后才付印的）；第三，书中不时流露出遗臣、遗民的口吻，不符合历代修史的惯例。最后这一点，就是禁止此书发行的依据。

译以上所述各史，都属于设馆进行的官方修撰，并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然而，如《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二人竭尽精力编成，《明史》出自万斯同私家修撰的稿本，虽然名义上是官修，实际上接近私撰，这才是上等之作。其次，如《旧唐书》《旧五代史》以及宋、辽、金、元、清诸史，都借助实录、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编成；虽然记事有详有略，文辞有优有劣，缺漏错误还很多，等待后人订正补充，但它们仍然是一代历史不可缺少的典籍，显然不能因为出自官方修撰就轻视它们。（三）典礼 典礼类的书，分为两种：一类叫作经礼，记载典章制度，实际上起源于周代的《官礼》；后世的《通典》《通考》《会典》《会要》等书，都是这一类的流派。另一类叫作曲礼，记载礼节、仪文和仪式，实际上起源于周代的《仪礼》；后世的《通礼》《集礼》等书，都是这一类的流派。《礼记》说：“经礼有三百，曲礼有三千。”两者各有范围和界限，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过去秦蕙田撰写《五礼通考》，把属于典章制度的经礼混杂在嘉礼之中，类别界限不清，受到余杭章氏的讥评。这说明记载典章制度的书与讲述礼节、仪文和仪式的书有所区别，也由此可以知道，《隋志》史部把职官和仪注分为两类，实际上符合古人把经礼、曲礼分列的做法。清代《四库书目》把职官单独列为一类，却把仪注归入政书，因而使古人的成法混淆了。实际上，职官一类应当归入政书，合称政典；讲述礼制的书另列为一类，仍然称作仪注，这样才是恰当的。现在就依据这一说法分别编排。自唐代以来，官方编撰的政典类书籍，首推唐玄宗时期官修的《唐六典》，因为它是仿照《周官经》编写的。后来与它相类似的，有长孙无忌等人编撰的《唐律疏义》；元代的《大元圣政典章附新集》《至治条例》，也属于这一类。不过，这一类书的作用是建立一代的经常制度，而不是说明制度的沿革、增损，因此还不能称为史书。官方编撰、专门详细记载一代典章制度，同时又说明其沿革增损的，大概就是《会要》《会典》一类的书了。唐代苏冕最初编次高祖到德宗九朝的事，撰成《会要》四十卷。宣宗时，又下诏让杨绍复编次德宗以来的事情，撰成《续会要》四十卷，由崔铉监修。只是宣宗以后，记载仍有缺漏。到宋初，王溥又续编到唐末，将前面编纂的合在一起，编成《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分为五百一十四个门目，对唐代制度的沿革增损，颇能详细考核。王溥又取五代的典章制度，撰成《五代会要》三十卷。这两部书所记，大致如同正史中的各志，体例与杜佑《通典》相近；但其中记载的史实往往超出正史之外，所以研究历史的人非常重视它们。宋代官方编撰的会要，比唐代更加详细完备，有《庆历国朝会要》《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政和重修会要》《乾道续修四朝会要》《乾道中兴会要》《淳熙会要》《嘉泰孝宗会要》《庆元光宗会要》《嘉泰宁宗会要》《嘉定国朝会要》，其中重修、续修的次数，不下十多次。明代时这些书还保存着，曾经按各韵分别编入《永乐大典》。清嘉庆十四年，徐松进入全唐文馆，才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大约得到五百卷。虽然不是完整无缺，但大致面貌已经可以看到了。徐氏去世后，这部书归缪荃孙所有；他想由广雅书局刊行，没有成功，后来被提调王秉恩盗取。王氏去世后，遗书流散，被吴兴刘承干得到，共有四百七十多册。整理多年仍未完成，最后由北京图书馆根据原稿印行，共编订为二百册，不分卷。另有刘氏编订的本子，共四百六十卷，虽然与原稿重复，但条理较为清楚，仍未能付印。现在考察其分类，共有十六类：一是帝系，二是礼，三是乐，四是舆服，五是仪制，六是崇儒，七是运历，八是瑞异，九是职官，十是选举，十一是道释，十二是食货，十三是刑法，十四是兵，十五是方域，十六是蕃夷。其中记载的并不限于典章制度，一代的重要政务也常常随着有关文字附带记载。因此，《宋史》的各志本来就是凭借它来成书的，而《宋史》没有能够全部列举的内容，它大约又占了十分之七八。这就是严可均感叹它是天地之间绝无仅有的书的原因。元代没有会要，但有《经世大典》。文宗天历二年九月，下令翰林国史院和奎章阁学士采集本朝典故，仿照唐宋会要编成一部书。书成后，赐名《皇朝经世大典》，大概就是“大元会要”的另一名称。当时担任纂书总裁的是赵世延、虞集，纂修是马祖常、杨宗瑞、谢端、苏天爵、李好文、陈祚、宋襞、王士点，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见《元史·虞集传》）。后来欧阳玄接任总裁，李泂、揭徯斯、王守诚接任编纂。至顺二年五月书成，三年三月进呈。全书共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另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全书分为十类：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其中六典大致仿照《周官》和《唐六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译如今原书已经亡佚，只能从《永乐大典》的残本中窥见大概面貌，近人又从其中辑出若干种刊行。元史各志大多依据《经世大典》编成，例如《食货志》已有明确文字可以证明；《兵志》中关于站赤的一节，又与《永乐大典》所载《经世大典》的内容相同，也是一个证据。现在阅读《元文类》卷四十至卷四十二所载的《经世大典序录》全文，更可以考见它的大致面貌。它的内容丰富完备，应当可以与《宋会要》等书相媲美，可惜已经亡佚。元代的“圣政典章”专门详细记载典章制度，是会要的另一种体例，大概接近明、清两代的会典。明、清两代都没有会要，于是改为编纂“会典”，用来详细记载典章制度。《明会典》最初于孝宗弘治十五年编成，共一百八十卷，刊印流传。后来武宗正德四年又续有增辑，但来不及印行。神宗万历四年再次进行增纂，十五年成书，分为二百二十八卷，也付印刊行。因此今天流传的有简本和繁本两种，都是明代刊本。书中把文职、武职两个衙门系统分别排列：文职包括六部、都察院、九卿及各司，武职包括五军都督府、锦衣卫，都附列南京的官职；典礼和章制都按类别归在一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二三卷〕 《清会典》完全仿照《明会典》的体例编纂，开头列内阁、军机处，接着是六部、都察院、九卿、翰詹，八旗和内务府的情况也都详细记载其中。此书初修于康熙年间，雍正年间续修；到乾隆二十九年，整理编为一百卷，另附则例一百八十卷。嘉庆十八年重新纂修《会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图》四十六卷。光绪二十五年又增修成书，《会典》仍为一百卷，但《事例》增加到一千二百二十卷，《图》增至二百七十卷，所以把最后刊定的版本视为内容最详备的本子。《清会典》与《明会典》的不同之处在于：明代把事例一并编入书中，清代则把事例另编在《会典》之外（清初修订本也仿照明代的做法）。考察“会典”这种体例，它上承《周礼》，中间仿照《唐六典》，下又类似《元典章》，着重记载章制和法令；这一点与唐宋《会要》、元代《经世大典》兼详历史旧事的体例略有不同，所以近人有人想分别为明、清两代撰写《会要》。概括地说，二者同出一源而流派不同，必须兼读二者，之后才算完备。宋代徐天麟撰有西汉、东汉两部《会要》，辽代有人撰有《契丹会要》（此书已经亡佚，见尤袤《遂初堂书目》）。元代孟梦恂撰有《汉唐会要》（此书已经亡佚，见《补元史艺文志》）。清代杨晨又撰有《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孙楷撰有《秦会要》（二十六卷），龙文彬撰有《明会要》（八十卷）；金、元、清三代的《会要》也还有待补撰。过去钱仪吉撰写《三国会要》（五册），稿本完成但没有刊行；后来又撰写《晋会要》《南北朝会要》，都没有完成。泰兴朱铭盘（曼君）编纂《两晋会要》八十卷、《宋会要》五十卷、《齐会要》四十卷、《梁会要》四十卷、《陈会要》三十卷，稿本已经具备，却没能付印（《清史稿·文苑传》记载铭盘的《晋会要》为一百卷，仍然说得不够详细）；他又打算编纂北朝魏、齐、周、隋四朝《会要》，合称《两晋南北朝会要》，但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也很可惜。（见朱氏桂之《萼轩遗集》所载《曼君先生记年录》。）从徐天麟以后，这些都属于私人撰述，本来与官修史书无关；只是因为这些书不可缺少记述，所以把它们类列在这里。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私家编修的，后面另作详细说明；宋代宋白所撰《续通典》二百卷，则是在真宗咸平四年奉诏撰成的，可惜原书早已亡佚，现在只能依据少量散见的遗文加以考察；清代的《续通典》《皇朝通典》《续通考》《皇朝通考》，都是奉诏敕编修的，属于官修书籍，按理应当一并叙述。这就是唐宋以来官修政典的大致情况。唐代开元年间，开始命学士萧嵩、王仲邱等人撰写《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其中第一卷至第三卷为序例，第四卷至第七十八卷为吉礼，第七十九卷至第八十卷为宾礼，第八十一卷至第九十卷为军礼，第九十一卷至第一百三十卷为嘉礼，第一百三十一卷至第一百五十卷为凶礼。这样，唐代的五礼大致完备了，新、旧《唐书》的《礼志》都取材于此书。杜佑《通典》的《礼典》中，又节录《开元礼》编为三十五卷，大体保留了其内容；原书仍有传本，清代把它著录于《四库全书》，民间后来又有新刻本。这是《仪礼》《礼记》以后唯一一部专门论述礼制的书。宋徽宗曾命郑居中等人撰写《政和五礼新仪》，其中序例二十四卷、吉礼一百十一卷、宾礼二十一卷、军礼八卷、嘉礼四十二卷、凶礼十四卷，共二百二十卷，另有目录六卷、格式十卷。宋代论述礼制的书，没有比它更完备的；现在它著录于《四库全书》，但略有残缺。后来淳熙年间，礼部和太常寺合力编撰《中兴礼书》并流传于世，《政和礼》于是被搁置而不再施行。

译金代有《大金集礼》四十卷，由张玮等人撰写，是《金史·礼志》取材的依据。明代有《明集礼》五十三卷，清代有《清通礼》五十卷，都是奉诏敕编撰的，分别成为两代礼制的依据。凡是记载仪式和礼节的书，就如同政典中记载法令的书一样，所以也可以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来完备地看待。我的看法是，典礼之所以与历史有关，是因为它能够说明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若要考察历代的礼节和仪式，应当把《仪礼》《曲礼》《开元礼》《政和五礼》《金明集礼》《清通礼》合起来阅读，这样制度因袭、变革、增益和损减的轨迹才能充分显明。古代贤者中，在这方面当之无愧的，首推杜佑《通典》的《礼典》，其次是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徐乾学的《读礼通考》专门详述凶礼，也具备这一方面的体例。这两部书实际上把历代关于礼节和仪式的论述汇集编成一部，以便观察其会通之处；大概一定要这样，才足以称为史书。这里又因唐宋官修仪式类书籍而附带论述了这些情况。（四）方志 章学诚说，后世的方志专门详尽记载一个地区的事情，就像古代的列国史一样，应当无所不载；这与专门详述疆域、山川的图经不同。他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考察前代记载地理的书籍，可以发现二者往往没有明确界限，区分起来十分困难：方志是一地的历史，世人对此已经没有异议；图经也详细记载建置沿革、人物和古迹，可以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而且还是宋以后郡县志书的依据。因此谈论方志，不能把图经撇开而不加计论。隋炀帝大业五年，开始命崔廓和诸位儒者撰写《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隋炀帝不满意，又命虞世基、许善心扩充为六百卷，也有人说是八百卷，书名叫《图志》；但《隋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九卷，《唐志》少一卷，题作《虞茂区宇图》。这部书是官修方志、图经的开端，也是古今 规模巨大的著作。唐太宗的儿子魏王李泰命令他的属官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苏勗，撰写《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另有《序略》五卷。它大致像吕不韦广泛召集门客来编撰《吕览》一样，也是官修地理志书中的一种；其内容也极为完备，可惜它与《区宇图志》一样都散佚了，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遗文。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都属于私家撰述，后面另章叙述；而这些书所引用的《隋图经》，大多是《区宇图志》的遗文，确实值得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下诏命王存等人修撰《元丰九域志》，元丰三年成书，共十卷。书中记载二十三路、四京府、十次府、二百四十二州、三十七军、四监、一千二百三十五县，专门详细记载宋代所统治的地域；至于陷入辽国的燕云十六州，以及平、滦、辽东和西夏边陲地区，都没有详细记载。因此它不如《太平寰宇记》完备；然而考察宋代一朝的地理，必定要以此书为依据。辽、金人自己撰写的地理记载之书，史书中记载得不详细。到了元代，于是有了《大一统志》的编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开始命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刺丁和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人搜集编纂地理志书，以说明天下一统；起初还没有书名。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成书，共七百五十五卷，命名为《大一统志》。成宗元贞二年三月得到《云南图志》，大德二年二月又得到《甘肃图志》，大德三年七月又得到《辽阳图志》，于是再次命秘书监增修；到大德七年第二次成书，共一千三百卷，由集贤大学士、同知宣徽院事孛兰盻进呈，收藏在秘府。到顺帝至正二年，才交付刊行，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根据焦竑《国史·经籍志》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大元大一统志》为一千卷；实际上是 一千三百卷，元人所撰《秘书监志》对此说得很详细。此书大体分为一个中书省、十个行中书省；每省再分为路或府，路、府下面有所属州，大致以一州为一卷，事迹较多的，有的分为二卷、三卷。每州的分目共有十项：一是建置沿革，二是坊郭乡镇，三是里至，四是山川，五是土产，六是风俗形势，七是古迹，八是宦迹，九是人物，十是仙释；但这些分目也不一定样样齐全。所记载的各项事物，比后来明、清两代的一统志详细数倍，所以分卷多达〔原文作“干三百”，疑有文字错误〕卷；这大概是隋代《区宇图志》以后方志、图经的总汇。可惜此书在明代已经亡佚，只存若干残卷；其中散佚的文字见于《永乐大典》残本、《明一统志》《满洲源流考》《热河志》等书，近来已有辑本，可以供考证。明初人撰写的《大明清类分野书》，几乎全部抄录《大一统志》而成书，由此可以知道它内容宏大而丰富。至于它所使用的资料，多出自《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以及宋、元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书；明初修撰《元史·地理志》，也多依据此书。后来编修一统志，更以此书为蓝本，删削裁剪原文，仍然保留着旧书的痕迹，但内容的丰富优美已经远远不如它了。明初洪武三年，曾奉敕修撰《大明志书》，如今已经无法考知。此后到了景泰年间，才奉敕修撰《寰宇通志》，共一百十九卷。英宗复辟后，因为厌恶这部书是在景帝时期完成的，于是命李贤等人改修《大明一统志》，到天顺八年成书，共九十卷；万历年间还有增修。考察它的体例，以京师、南京以及各布政使司所统辖的府作为分卷标准；每府的分目大致仿照《元一统志》，但增加了郡名、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陵墓、祠庙等目，删去了坊郭乡镇和里至，大概是有所分合、省并，所以略有异同。《大明一统志》现在颇容易得到，《寰宇通志》也没有亡佚。清代又以此为依据，编修《大清一统志》。这部书共修过三次：第一次于乾隆八年完成，共三百四十二卷；第二次于乾隆四十九年完成，共四百二十四卷（如果连同子卷计算，则为五百卷）；最后一次于道光二十二年完成，共五百六十卷。最后一部书始修于嘉庆十六年，所增辑的事迹也截至嘉庆二十五年，因此命名为《嘉庆重修一统志》。

译这部书的体例是：京师之后依次列盛京、各直省、蒙古藩部以及朝贡各国。每省先列图表，接着列统部，总述一省的大要；然后列各府、厅、直隶州，以此作为分卷标准，所属的州县都编入其中。蒙古各藩部按统部分卷，完全依照各省的体例。各府、厅、直隶州的分目，比《明统志》更加详细，共分为表图、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七目。所谓《明统志》《清统志》，都是沿袭“大一统志”的余绪编成的，但宏大丰富仍然比不上它。然而方志、图经这类书，以近世编纂的最为有用，因此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足以供治史地学者采择，远非《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等志书可比；而且其中兼记人物和风土，把一地的重要情况大体都记载了，可以说兼具图经和方志的体例。州郡之所以有志书，是为了总括记载一地的事情，这一传统大概可以追溯到《吴越春秋》《华阳国志》；隋、唐、五代以前，撰写这类书的人大概很少。宋代宋敏求开始撰写《长安志》二十卷，附图三卷，又撰写《河南志》二十卷。《河南志》已经亡佚，《长安志》则有传本。其次是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成书于神宗元丰七年，分为二十八门，其中有封域、城邑、山水、户口、物产、风俗、学校、牧守、人物、碑碣、杂录等，后来志书所设的各项目目，它大多已经具备。此后还有徐淙、潜说友所撰的乾道、咸淳两部《临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施宿、张溴的《嘉泰会稽志》《宝庆续志》，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罗濬的《宝庆四明志》《开庆续志》，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郑瑶、方仁荣的《景定严州续志》，这些都是宋代修撰的，现今还有存本，并且著录于《四库全书》。至于《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各州郡志，大多已经亡佚，仓促间数来也数不完，也不是本编所能全部列举的。考察这些志书的撰写者，有的是在该郡任官的，如周淙、施宿、周应合、郑瑶、方仁荣、潜说友；有的是出生在当地的，如朱长文、范成大、陈耆卿；有的是游历过当地的，如张溴、罗濬。在该郡任官的人倡议修撰志书，亲自制定体例，交给幕友办理，或者聘请乡绅来编写，并不一定亲自抄录编纂。这种情况正可以和唐宋以来官修的各类史书相提并论，所以现在可以说，流传下来的州郡志书，十分之九都是官修的。元代修撰的志书，现今还能见到的，例如徐硕的《至元嘉禾志》、冯复京、郭荐等人的《大德昌国州图志》、张铉的《至大金陵新志》，都是在当地任官时编纂的，而且编纂者也不止一人。明代编纂的志书更多，省、府、州、县没有不修志的。明代除南、北两直隶之外，设置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代替元代的行中书省。地方名称本来没有“省”这一称呼，但如果称作布政使司，确实显得词语繁复，所以当时官私文书仍沿用元代的称呼，称为“省”；总括一省而编成的志书，多数称为“通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通志这一体例，起源于宋人撰写的《闽中记》（程世程撰）以及广东、广西两部《会要》（王靖撰，均见《宋〔史〕·艺文志》）；这些都是把几个州郡合编为一部书。元代因为要修《大一统志》，先由各行省编撰并进呈图志，这更成为省志的先例。不过，这种体例的书到明代才兴盛起来。称为“通志”的，有《弘治八闽通志》《嘉靖江西通志》《嘉靖广西通志》《嘉靖山东通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广东通志》；也有称为“总志”的，如《万历湖广总志》《万历四川总志》；有的只称“志”，如《成化陕西志》；有的又改称为“书”，如何乔远的《闽书》；还有称为“图经”的，如《嘉靖贵州图经新志》。这种体例大概创始于弘治年间，而在嘉靖以后大为兴盛。到了清代，直到现在，各直省、藩部无不有志，而且都称为“通志”。所谓通志，是把全省所属的府、厅、州、县汇合起来编成志书，并不是说贯通古今。明、清两代不称“省志”，大概也是有原因的：明代南、北两京的地区直接隶属于中央，称为直隶；其他地方则称为布政使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清代也把京畿附近的地区称为直隶，却从未明确规定其他地方为省。清代诏书和奏牍中，曾笼统地称为“各直省”：“直”指直隶的京畿地区，“省”指其他各地方。后来又把京畿称为直隶省，这实在是极不合辞理的说法，但也无法加以纠正。因此，后来编修各省总志时，应该摒弃“通志”这一名称，正式称为“省志”，这样才容易让人明白。考察近代编修的通志，其体例大致有两种：一种沿用旧日图经、统志的体例，把一个地方分为若干门类，例如清雍正年间编修的《河南通志》分为四十二门，就是这样；另一种采用章学诚的主张，把方志看作列国史，设置纪、志、表、传、略、录，以帝王诏令为纪，以人物为传，以官员政绩为录，以舆地、艺文为志，以略作为辅助，其他琐碎事项则用表来说明。这种体例始于谢启昆的《广西通志》，光绪年间李鸿章主持编修的《畿辅通志》也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书全都由官府编修；它们与正史和典礼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前者由中央主持，后者由地方发动。清代的方志，不仅府、厅、州、县有，著名的乡镇也有。例如吴兴县所属的南浔镇，就有刘承幹编修的《南浔志》。

译近代人又喜欢编写志书，名山、名水、名寺、名观几乎没有不修志的，多得数不清。但其中一半属于私人编撰，而且已经有人撰写专书加以综合考察，这里可以不论。只是自唐宋以来，各官署也都有志书，例如唐代李肇撰的《翰林志》、宋代苏易简和苏耆编的《续翰林志》、元代王士点和商企翁共同撰写的《秘书监志》，就是显著的例子。明代编撰的尤其多，如今可以考见的有《礼部志稿》《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志》《南京工部志》《南京都察院志》《南京鸿胪寺志》《南京太常寺志》《南京太仆寺志》，以及《南雍志》。清代也有《国子监志》《宫史》《续宫史》。因为这些属于官府编撰志书的一类，所以附带叙述于此。这也是唐宋以来官修方志的大致情况。总括以上四类，已经把本时期设馆官修的史书择要叙述了大概，其中或许还有未尽之处，姑且留待阙略。有人说，本章所叙述的全都是史籍；至于作者是否为史家，以及他们的史学成就如何，也应当一并衡量，否则仍不能使读者尽意。对此应回答说：官修史书与私人修史不同，私人史书的作者大多是著名史家，如上章所说魏晋南北朝诸史的作者就是这样。至于唐宋以来官修的史书，全都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其中即使有史家，也没有机会显露自己，子玄不以此为乐，就是一个例子。何况历代编撰实录的人，大多由总领其事者署名进呈，而且这类书属于记注体，不足以据此谈论史学。正史作者如宋代的欧阳修、宋祁，元代的王鹗、欧阳玄，明代的宋濂，清代的万斯同，确实都是卓然可称的人物。然而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已经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金史》只是由王鹗创作，却没有在他手中完成；欧阳玄则因为承接前人的工作，几乎没有改写，《元史》的芜杂和缺略，又受到后人的讥评；宋濂只是文辞长处突出而史学疏略，虽然主持其事，却从未用心研究；万斯同对《明史》有功，但他既不肯担任馆职，实际上与私人修史相同，因此也不能和欧阳修、宋祁、王鹗、宋濂四人相提并论。至于官修的典礼志书和方志，作者并非出自一家；考察其成就，又比实录低一等，更不能与正史相比。只有私人编撰的《通典》，以及倾注一人精力编成的《通鉴》，才能达到博大精深、凌驾百代的程度；拿它们与官修的各种著作比较，没有一部能够赶得上。因此，本时期的史家以及他们的史学究竟如何，正有待另起篇章加以论述，并非本章所能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