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象山县

译○《甬上先贤传·列传一》引《宝庆志》。○按：樗庵所作的各篇传记，虽然明确注明出处，但其中未必没有采自其他书籍、因文附见的内容；其中明显错误的，列入正误。至于这一类，真伪疑信各半，最终置而不录。又担心遗漏采录而暂且保存，并不一定真认为是《宝庆志》的原文。其余各条都仿照此例】。【正误】【徐浩，字季海，原本是越州人，通过明经科考试，以文辞著称。张说见到他的《喜雨赋》和《五色鸽赋》，说：“这是后来的英才。”于是推荐他任集贤校理，授中书舍人，诏令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乾元二年，他进呈《广孝经》十卷，升任秘书郎。不久因御史弹劾，出任明州判官，于是居住在鄮地，自称“四明山人”。他的父亲徐峤之，擅长书法，徐浩得到了家传技法。他曾书写二十四幅屏风，八种书体都具备，草书、隶书尤其精工。县里的董孝子庙碑，就是徐浩书写的。山谷评论他的书法苍老厚重。他著有《书谱》一卷、《古迹记》一卷，载于《艺文志》。○《甬上先贤传·文苑上》引《宝庆志》。○按：这一传记取自《康熙鄞县志》，却错误地注明出自《宝庆志》，而不知道《康熙志》本身就有很大的错误。今本《宝庆志》的《徐浩传》说：“自称四明山人，唐乾元二年进呈《广孝经》十卷，授校书郎。”又有《书谱》一卷、《古迹记》一卷，注说出自《艺文志》。又《乾道图经·徐浩传》说：“唐乾元二年曾进呈《广孝经》十卷，授校书郎。”这不是徐季海。王尚书所作《七观》也只说：“想起从前山人有徐氏《广孝经》的旨意”而已。后来袁文清作《四明志》，王总管作《续志》，都没有为徐浩立传。即使冯判官把他牵强附会到《昌国志》中，另立徐浩传，也不过说“进呈孝经，授校书郎”罢了。可见自宋元以来，从未有人把四明山人的徐浩与越州的徐浩混为一谈。到了明代，张尚书编《宁波志》，忽然妄加牵合。该志卷四十二说：“浩字季海，居住在越中，任中书舍人，知制诰。乾元二年进呈《广孝经》十卷，授校书郎，历任升至岭南节度使，贬为明州别驾，于是居住在鄞县。擅长书法，著有《书谱》和《古迹记》，自称四明山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二卷〕 后来听闻征士编《鄞县志》，又特意为他另立此传。难道他没有想过中书舍人是什么官、校书郎是什么职吗？哪里有长期担任清要近臣、负责起草诏令的人，反而因为进献书籍而降授低等官职的道理？而且张志所说的官职、闻志所载的事迹，无不依据《唐书·本传》。本传明明说徐浩被贬以后，到德宗初年被召回，授彭王傅，进封郡公而死；张志却说“被贬后居住在鄞县”，闻志则说“被贬后居住在鄮地”。翻检书本依据文字，忽然像只看到了其中一半，这些说法都令人惊骇。这件事沿袭错误已经很久，几乎人人都这样说。蒋孝廉沿用《康熙志》的错误传说，却在注释中说是《宝庆志》，那就更加错误了。因此特意加以辨析。○又按：《唐艺文志》的《孝经》类说：“徐浩《广孝经》十卷。” 徐浩自称四明山人。《小学》类说：“徐浩《书谱》一卷、《古迹记》一卷。”考察《季海本传》，说他擅长书法，《书谱》《古迹记》是徐季海所作无疑。撰写《唐书》的人因为徐季海已有专传，不必再详细叙述，所以只说“徐浩”而已。至于《广孝经》，则是另一个徐浩所作。《唐书》的作者担心两人混淆，所以特意注说：“浩自称四明山人。”其中的义例十分清楚。这三部书绝不是同一人所作。由此看来，《宝庆志》失于裁断，仍然是误读。考察唐史，必须像《图经》和《七观》那样，才算精审】。杨适，字韩道，慈溪人。精通律历，熟悉兵法，隐居在大隐山；因文学和品行在乡里闻名，人们都不敢直呼他的姓名，只以“先生”称呼他。仁宗访求天下遗逸之士，知州鲍轲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赐给他粮食和丝帛。嘉祐六年，知州钱公辅又上表奏称杨适节操高尚，授将仕郎，试任太学助教。州里派属官亲自捧着诏书，备好官袍、笏板、车舆和随从，按照礼节请他出仕，他辞谢而不接受。七十多岁去世，葬在大隐山。县令林叔豹为他在学校立碑建祠【《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二引《宝庆四明志》。○按：此传应当排在孙合之后、楼郁之前；今本在这两传之间实际有脱简。王说。○奏议、书信、奏疏、诗文二百一十一篇【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二引《宝庆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一篇〕 ○按：似乎应在舒亶撰写的铭文之下。又按：“奏议”上面似乎还有一个“有”字】。薛朋龟。○起初任仙居县尉，正逢年成歉收，抢劫掠夺四起，薛朋龟请求发放赈济粮食，盗贼于是全部平定。后来任楚州司录，遭逢靖康之变，勤王军队归经州境，将要鼓噪作乱，薛朋龟亲自到军中慰劳，发出官府帑金犒赏军队，众人才安定下来。任期满后离去，士民拦在道路上请求（上□下田）后来与汪思温等人在林下结社，称为“四明五老”【《甬上先贤传·列传二》引《宝庆志》。○按：这八十四个字应当在“未上而卒”之下。又按：今本《薛传》只叙述历任官职，没有一句事迹；《赵彦逾传》也是这样，下面却立即注说“本家未发到行状”。如此看来，这一段大概确实是佚文吗】。卞大亨。○天性聪颖奇异，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其中精华全都从父亲的教诲中得到【十八字在“字子车”之下。

译○道光《象山志》卷十四引《宝庆志》。○又：此句以下说“进入太学，以经学造诣闻名于当时，人们称他为卞夫子”，也比今本稍微详细】。史诏，字升之。他的父亲史简任郡中属官，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办理公务的闲暇，便准备甘美的食物供养母亲。他在十洲游学期间，郡守因他没有告知而发怒，对他摧辱，他忧愤而死。母亲叶氏怀着遗腹子生下史诏。史诏曾与丰清敏一起拜城南楼郁先生为师；遇到科举大比，便总是引身避开。他常说：“没有母亲的节操，就已经没有史氏家族了。”发誓终身母子不相分离。每天和妻子一起奉养母亲，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有人说：“参加荐举，是为了使母亲荣耀。”他回答说：“朝廷设置科举，是希望得到有用的人才，我怎么敢私自把它当作自己的荣耀呢？何况改变最初的志愿、忘记亲人而欺骗君主，是君子不做的事。”居住乡里时，百姓有争讼，都到史诏这里求他主持公道，不再到官府去。大观二年，朝廷举行“孝友、睦姻、任恤、中和”八行兼修的荐举，郡县奉命以史诏应选，于是他带着母亲避居县东的大田山。郡守、县令查访到他的住处，强迫他上路赴任，他坚决推辞，不肯起身。人们称他为“八行先生”。后来因孙子史浩显贵，追赠他为太师、越国公；他的父亲史简也追赠为冀国公【《甬上先贤传·隐逸》引《宝庆志》。○按：《宝庆志》在《忠定传》开头说：“祖父史诏以孝友、睦姻、任恤、中和之行被荐举于朝廷，却没有接受。” 又在《冀国夫人传》中说：“儿子名诏，字升之，以孝友、睦姻、任恤、中和之行被荐举于朝廷，却没有接受。”如果已经有这篇传记，为什么还要在另外两传中琐细叙述这些事呢？但也不敢断定一定没有这篇传记。大概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掌握国政，在当时声势显赫，所以《宝庆志》为他的父亲作传，写了五千多字；又为他的高祖母作传，也洋洋写了四百多字。此外，他的从祖史如木、史如才，他的兄长、弟弟以及各个儿子，无不附带记载在这两篇传记中。而他的曾祖父八行先生，隐居而德行崇高，确实足以记载，我怀疑未必没有为他另立专传。现在姑且把它附在卷八末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 卷十二 鄞县上。官署。太白楼在浮梁以东二里【嘉靖《宁波志》卷十九引《宝庆志》。○雍正《宁波志》卷三十四引《宝庆志》。○按：嘉靖志又说“就是宋代知州胡矩所建的楼”，这句话恐怕也出自《宝庆志》中】。卷十三 鄞县下。存古。处士陈之翰的墓在隐学山。陈瓘为他的墓撰写墓志【乾隆《鄞县志》卷二十四引《宝庆志》。○按：《宝庆志》的本传只说陈忠肃为他撰写墓志，没有说安葬地点。这一条如果确实是佚文，应当列在“存古”门中；只是“存古”门所记的坟墓不到本朝，只有“鄞女”一墓，不过是为了保存荆公的存诗案而已。乾隆志所引的内容很难相信】。卷十四 奉化县上。山。鄞城山。○鄞县设置之时位于金峨山下，所以说“在县东四十里”【十八字在“就是赤堇山”之下。○嘉靖《宁波志》卷五引《宝庆志》。○《敬止录·山川考》卷二引《宝庆志》。○雍正《宁波志》卷七引《宝庆志》】。卷十五 奉化县下。纪异。梨洲。○山下有一处坡地，名叫响石坪【乾隆《奉化志》卷二引宋《宝庆志》。○按：应当在“升仙处”之下】。卷二十一 象山县。县令。王椿。○在蓬莱观祈祷求雨，立即应验【道光《象山志》卷十二引《宝庆志》。○按：这条或许应在“炼丹山”条下，或许应在“栖霞观”条下，都无法确定。现在因为象山县各任县令中有一两人记载了事迹，姑且把它保存在这里】。山。炼丹山。○古代篆书刻字在蓬莱山西麓的蓑衣岩上，无法辨识【同上卷十八引《宝庆志》。○按：似乎应当放在“掌迹隐然”之下；又，原本似乎应作“有古篆在西麓”等语。再按，也可能另立专条列在“存古”门中，这些都无法知道了】。小睦山【同上卷二引《宝庆志》。○应当在“大睦山”之后】。蒙顶山，在县西北四十五里；又名茶山，有花气岩，山的最高处名为天峰。山脉从天台分支延伸到这里，盘曲郁结，高耸挺拔，是县境诸山的祖山。旱时有云气，必然下雨；山岚形成，必然放晴。高处有一口小井，深约一尺，汲取井水不会枯竭【同上。○按：这就是今本所记的化气岩，但与今本完全不同，而且更加详细，姑且保存下来。《象山志》是我的老师冯太史讳登府所修撰的。先生已经归道山，我无法知道他所依据的是哪一种底本了】。彭姥岭，在县西一里；岭下就是唐代的彭姥村【同上。○按：今本只在沿革论中有“彭姥村”三个字，其余都没有】。水。龙洞。○下面有五色石子【“下”字原本应当作“又”。按：今本上文说“下面有白黑色棋子石，铺布在沙滩上”，这里应当说“又有五色石子”才相合；大概嘉靖志没有引用“白黑棋子石”一句，所以把这里的“又”字改成了“下”字】；晶莹润泽【雍正志“莹”字上有“极”字】，光亮洁净，像宝石一样【雍正志没有这三个字】，十分可爱【十五字在“布于沙碛”之下。○嘉靖《宁波志》卷六引《宝庆志》。○《四明龙荟》引《宝庆志》。○《浙江通志》卷十四引宋《宝庆志》。○雍正《宁波志》卷七下引《宝庆志》】。东摄潭。○或许就是《山海经》所说的鹗龟【道光《象山志》卷十九引《宝庆志》。○这八个字疑在“鳞甲炯然”之下】。平石潭，在县西南二十五里【这十个字今本有】；在五师山山顶，旱灾时祈祷求雨多有应验【同上卷二引《宝庆志》。○按：伍师山山顶的潭是白龙潭，《象山志》已经引用了它；难道这座潭与白龙潭同在一座山上吗？又，《宝庆志》说伍师山在县西南四十里，而这座潭在西南二十五里，两者也无法相合】。石井潭，在县西北十里、郑行山的南面，旱灾时祈祷便有感应。潭中的石头有方形孔窍，像井一样，因此得名【同上】。《开庆四明续志》。逸文一条【按：《鲒埼亭集》引用此志中关于鲥鱼的句子；余土音引用惠文《冠鱼外编》，又引用舒黻为绍兴庚辰年进士，这些内容都完全无法附入今志的体例。谢山常把“宝庆”误作“开庆”，这里也是记载错误，所以不予收录】

译附存三条【例见《图经佚文》卷【原文未完】○又据嘉靖志第十五卷所载《吴丞相广灵王庙记》，记中说，在开凿新河、修建高桥以后，吴丞相与乡人商议，打算在当地建立广灵王庙，捐出俸禄购买二亩地，事情发生在开庆元年正月。按：《开庆志》记载灵应庙时，大力称颂鲍王的功德，又说丞相十分敬重鲍王，因此修缮装饰王庙。城中的庙宇不过是进行丹青彩绘和泥墙粉饰，修志者尚且为此专门列条铺陈；如果是城外新建的大庙，为什么竟完全不记载？这部志书写于开庆元年八月，即使说当时庙还没有建成，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在灵应庙条下附带记述呢？记文又说，开庆己未年正月初三开始办理此事，经过景定辛酉年五月十六日才宣布完工，于是刻石记载其始末如此。按：景定辛酉年时，丞相离开明州已经很久了，怎么还能再撰写庙记？如果说是庙成之后从别处寄来的，那么文中为什么完全没有叙述这件事？况且“祠宇告成，庙貌攸好”是亲眼所见后的说法；“凡我百姓，莫不恪承”是在任时才会说的话。揣度这些言辞的情状，毫无疑问是伪作。因此，延祐、至正两部志书也完全没有这座庙。康熙志还对此加以辨析，却已经落入伪作者编造年月的伎俩。这篇记文没有说出自《开庆志》，不必特意纠正它的错误；但既然冒用了吴公的名义，就不能不辨明其虚妄。现在删去这篇文字，只把辨析附记于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卷二 驿亭、桥梁、道路 【附存】【江塘一处，在老界乡甬东一带，名为梅墟塘；一处在鄞塘乡二十八都。宋代郡守吴潜增筑，使它更加高大坚厚【原文括号未闭】○《浙江通志》第五十六卷 卷三 水利 【附存】【北渡堰在鄞县西南三十五里，是宋代郡守吴潜创建的。○同上 卷六 水阅 教阅照常进行【“四字”在“仍摆府岸”之下 ○嘉靖《宁波志》卷二十引自《开庆志》卷十 《吟稿》下卷 【附存】【赠厉学士：辞去俸禄归返乡里，意气奋发，远超同辈。玉壶中邀请好友，彩绘的船泛游于长春。停笔时诗篇已经写成，心中感到物候一新。权变机巧不与之相同，仿佛洞外的一位仙人。○康熙《鄞县志》第十三卷 ○志书记载：厉思明归乡后以诗酒怡悦性情，吴潜以宰相身份与他相知，庆元年间常常互相拜访；吴潜赠诗如下。按：丞相在鄞县所作的诗，都载于《开庆志》中，唯独这首散佚了，为什么？《四库提要》说《吟稿》共有二百零九首，现在的版本只有二百零八首，难道缺少的正是这首诗吗？然而听说征君轻易相信谱牒，疏于考证，所以不敢立即认定这是此志散佚的文字，暂且把它附在诗卷末尾。《延祐四明志》上卷 第一卷至第八卷逸文五十六条【余所见到的《延祐志》，以庐本最为古老，但其中错讹脱落之处也多得数不清。现在所采录的只有《人物考》，不能没有疑问；其余内容都应当是《延祐志》的散佚文字。○按：《人物考》的逸文多取自《蒋传》；《蒋传》往往参合其他书籍，所以这里把相关文字随文附见于下，既注明出自此书，又间杂其他典籍，实在不合体例。然而我认为樗庵只是不懂著书的体例罢了，与那些作伪欺人的人完全不是一类。现在校勘这部残丛之书，生在樗庵之后，终究不能断然把它舍弃。○陈子相说：看所引用的各篇文字，其中有些可以断定不是延祐旧文；既然采用其他书籍，却直接注明为延祐志文，是不应该的。蒋先生不懂体例，竟如此愚拙直率；我认为是抄写者随意妄加注语，意在炫耀旧志的名目，以求卖个好价钱罢了。按：陈君可以说是善于替前辈回护了。然而我家收藏的《先贤传》是樗庵的手稿，不是传抄本。陈君这番话，实在没有事实根据。卷一 七观 馯貊、鸡林 ○“馯”音同“韩”【嘉靖《宁波志》第四卷引《七观》○按：嘉靖志所载《七观》注文只有删削，没有增补；这几条毫无疑问是逸文。铲削割除，排斥清除。○“揃”，反切为“子践”【同上】寻觅千古遗迹，以长久地发出叹息。○“觅”，反切为“莫狄”【同上】轻盈地舞弄竹竿，○“嬛”，反切为“巨营”【同上】东暆地方的鰅鱼，○“暆”，反切为“余之”；“鰅”，反切为“鱼容”【同上】邪头地方的鮸鱼，○“鮸”，反切为“眉便”【同上】重重山峦高耸不齐，○“齾”，反切为“鱼辖”【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