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译楼钥撰写记文【《浙江通志》第二十七卷引《延祐四明志》考察《浙江通志》没有引用“乡之好义者”以下的一段文字，所以引用这四个字时，把它们连在“门庑一新”的下面。现在考察原本，应当在“东西六斋成”下面】记文说：四明六县中，奉化最大【《奉化志》把“大”字改作“望”字，并删去“号难治至服义”十字，都是错误的】。这里号称难以治理，但民俗崇尚意气而且服从义理，优秀士人尤其多，治理它只要方法得当，并不困难【《奉化志》又删去这八个字。前辈的文章任意删改，竟以为这样可以掩盖事实，真是奇怪】。神宗在位时，各郡国才开始兴办学校，张文定公张方平说，学校开始建立于雌涣，继承郏鄏的声教；而本县旧记说，相国清河公王士逊出镇秣陵，是本县学校草创的开始。大概在宝元初年，秘书丞于君房任县令时，把石夫人庙作为县学，亲自撰写记文说【《奉化志》没有“云”字】：‘希望把奉川作为县学的开端，这样也可以知道我们县儒学风气的兴起由来已久了。’宣和年间，周君因为迁到县治东面，形势更加优越。没过多久，学校法制废止，学校改作亭传，又遭到起兵者毁坏。绍兴九年，荣君彝重新修建，至今已有五十年，房屋逐渐损坏，土木已经破旧，不能再支撑下去了。永嘉人宋君刚到任，拜谒祭奠并回头观看庙中神像，忧伤地说：‘这是教化的根本之地，竟然衰败到这种地步，拿什么给百姓看呢？’他每天都想谋划修复，却没有空闲。财政已经空乏，限期会集又十分急迫，本来就难以应付；加上连年发生大灾荒，更加无暇顾及。政务办成后将要离任，他心中耿耿，总觉得不满意。县中士人汪伋平素喜欢为乡里办理义举，听说此事后对弟弟汪份说：‘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他不等别人劝说发动【《奉化志》作‘不谋于众’】，也没有同众人商量，便亲自带头，首先创建大成殿，扩大旧址，很快就建成了。一木一瓦都不随便设置，一定要坚固、精致、宏敞，为长久使用作打算。重新塑立先圣、先师和十哲的像，仪门、两庑也依次兴建。前面原有墨池，疏浚并扩大它，使池形方正，水清而深，池水清澈如壶，南山千尺的倒影映在其中。屋宇高大华美，屋脊飞翘，光彩照映县城；费用极多，却始终没有吝惜的神色。到了夏季最后一个月戊申日，宋君率领属官和士大夫到学宫行释菜礼，用来表示虔敬、安妥神灵。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满，惊叹【《奉化志》作‘动’】赞美，都认为从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而百姓也没有感到被役使。于是乡里的善士【“士”字下面《奉化志》有“楼颐”二字】董安嗣、徐如松【“松”字下面《奉化志》有“吴懋”二字；考察这些字恐怕是后人私自增入的，不敢据此补入】等三十二人争相前来，竞相劝勉，大家共同再建驾说【《奉化志》作“彝训”】之堂，旁边设置直庐，左右排列各斋，厨房、浴室、仓库、廪舍以及器用全部齐备，共建房屋四十楹；又因为前一年开始有从右学考中科举的人，便开辟射圃，用来鼓励后来求学的人。上梁开始时，嘱托楼钥撰写文章。如今建筑已经高大落成【《奉化志》作“落成”】，又把记文托付给我。楼钥世代居住在奉川，高祖正议先生曾在本县任教授，《宝元学记》中预先【《奉化志》作“与”】题有他的姓名并刻在石上。我不久又掌管乡校，前后将近三十年，这才成为郡中人。但我家五代人都反葬在本境内，区区一座封邑，我还不敢推辞；既然不能得到命令，只好敬告乡里人说：‘县令以及各位贤者用来惠泽我们县的事业，已经做到极点了。从今以后，你们一定能够互相勉励求学，以文章互相争高下，登上儒科，做显贵的官员，使我们县的簪缨之家日益兴盛，成为四方称羡的景观，那么今天的举动才算相称。’然而孟子说过：‘谨慎地施行庠序的教育，再反复教导孝亲敬长的道理，头发斑白的人就不会在道路上背负或顶戴东西了。’这大概同今天人们谈论学校的意义不同，为什么呢【《奉化志》作“也”】？孔子教育人，也一定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大概庠序就是用来反复教导孝悌的；孝悌的道理明白了，那么年老而在道路上背负、顶戴东西的人【《集》没有“路”字】，年轻人一定会跟随在后面替他们承担。把这一点看作庠序的功效【《奉化志》作“教”】，并不是为了谋求利禄。果真能依托今天的学校，实行古代的宗旨，每月记录、每季考核，并不妨碍求取功名；而父兄的训诫、师友的讲习，全都把孝悌放在首位。这个道理一旦明白，那么凡是在这里求学的人，在家中实行它就是孝子顺孙，出仕后实行它就是忠臣良吏；举止庄重有序，人才济济，教化影响乡里【“里闾”二字《奉化志》倒置】，渐渐形成不让老人背负东西的风气，几乎可以一变而达到至善之道。我将以此来期望我们这些人的子弟，难道只是为了营造这种表面的美观【“观美”二字《奉化志》倒置】吗？宋君名晋之，字正卿，诚实厚道而不事浮华，三次担任县令，都用儒学来治理政事。他首先想兴办学校，直到终于建成【“迄”字上《奉化志》有“而”字】，县人便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他实际上是楼钥的同年。庆元三年中秋日记【《集》没有这八个字】《攻媿集》第五十四卷 乾隆《奉化志》第五卷

译《重修学记》【本志目录】目录中的两篇记文都没有署名。前一篇根据《浙江通志》所引，毫无疑问是楼钥所作；后一篇不知道是谁撰写。考察庆元以后奉化修学的情况，本志称至元二十三年由李天益修建，至元二十九年由丁济修建，延祐六年由马称德修建，但都没有说是谁撰写记文。《嘉靖志》说：嘉定七年县令冯多福设立义廪，周勉撰记；至元二十九年县令丁济重修，陈著撰记；延祐六年知州马称德重修，邓文原、沈湛撰记。《奉化志》说：至元二十九年县令丁济重修，陈著撰记；大德五年县令王某考察，知州王珪再次修建，戴表元撰记；延祐六年知州马称德修建，邓文原、沈湛撰记。由此可知，楼钥的记文之后有周勉、陈著、戴表元、邓文原、沈湛五篇文章。但周勉所作的是义廪记，与目录题作“学记”不合；邓文原的记文补载在《至正志》中，这部志书本来不可能载有；沈湛同邓文原一样，记述马奉议修学一事，未必是延祐年间的文章。《延祐志》既然已经载有沈湛的记文，《至正志》又再次录入邓文原的记文，也不合情理。至于陈著、戴表元二篇记文，不知道哪一篇收入本志。现在按《嘉靖志》多取自《延祐志》，嘉靖志在楼钥记之外只称有陈著记，没有提到戴表元记，似乎《延祐志》实际收录的是本堂先生陈著的文章。又剡源所记的题目作《州学兴筑》，似乎也与这个目录相近，但这里题作“学记”，稍有不同。再者，目录在此记之后就是《小学箴》；《小学箴》是为丁县尹所作，事情发生在王知州修学之前。如果本志收录的是戴表元记，目录就应当先列《小学箴》而后列记文。反复推究，这篇文章无疑是陈著所作，现按意思补入。又考察，二位先生的文集如今都还存在，剡源的文章见于《奉化志》第五卷，而本堂的这篇记文却被省郡县志都没有引用【《李堂四明文献志》】陈著的记文说：‘我们的道统为天地建立了本心，学校掌管我们道统的命脉；凡有天下、国家的人，首先要办理的就是这件事，而县一级距离教化百姓最近。奉川一县，百姓中秀美之才很多，诸位老先生以诗书礼义施加的恩泽，至今还没有被流俗的狂潮冲垮而彻底改变，因而可以接近古代的风气；其中的关键在县令。己丑年，丁君到任，拜谒孔庙完毕，查看学宫，召见诸生并询问本县学校的旧事：学校总共经过多少次改革？大成殿是前代遗留下来的百年建筑；彝训堂、仪门、左右廊，以及诚身、明善、观光、利宾、志道、率性六斋，是近十多年陆续营建的。旧有建筑有的因没有修缮而毁坏，新建的有的又因没有完工而受损，县尹心里似乎总觉得不满意。到了第二年，便召集工匠、会合同僚，补修添置，铺墁砖石，涂黑、粉饰并施以丹漆，这样也可以了，但他说：‘还不够。’又过一年，修正孔庙门，使人知道这里有老师；创建天寿殿，使人知道这里有尊长；开辟养正堂，使小学知道有所趋向。至于门廊，向里通入，从学校西面出来，在学校南面设置门额，显得森严整肃。南面有池，池中有亭，名为‘参前衿佩’，供游览休息，使心情舒畅；这是从前没有而如今完全具备的设施。官吏不懈怠，百姓劳作却不知道自己被役使，有政教感化的人就是这样。’ ‘大家商议后嘱托我概述其大意，用来告诫后来的人，并且对我说：“县尹是为我们的道统筹划，想要使我们县成为邹孟之乡；儒生名籍恰好编成了户籍，而徭役不涉及我们【《集》本二字倒置】；赋税也不泛滥到我们身上；我们戴着章甫冠、穿着缝掖衣，却不用佩珥、系腰带、背弓挎箭，也不用戴茅帽、蒲笠【两种版本都从‘艹’，依陈子相改】而辛劳。这样，士人都成为当今幸运的百姓。然而如果内心无所用、身体无所事，不受放纵而苟且偷安的诱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又是幸运与不幸的关键。县尹为此忧惧，急于兴办学校，可以说是懂得根本。”高大的屋宇连接如云，众人整日聚居在这里，并不是只想苟且求得安逸；向远处取法颜回、孟子，向近处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为证明，内心真诚，身体践行，在家庭中实行，在宗族、乡党、朋友之间取得信任；珍重自己所得到的，也珍重自己所乐于得到的；困穷或显达是命，出仕或退隐取决于本性，而本性又有其命运。大家彼此勉励吧，希望可以免得成为学校的耻辱。我听了很高兴，于是说：‘如果真能这样，就应当把这些话连在文章末尾，用来坚定县尹的心志，报答县尹的恩德。’众人都说：‘好。’所以把这些话一并写下。县尹是襄贲人，名济，字既之，为人正直严密，敏捷勤勉，廉洁公平而坚强刚毅；凡是想做的事，都竭尽全力。县丞王君泽、主簿白君□【两种版本都写作“黾”。考察《延祐志》及《奉化志》的县丞门，此人姓白，名龙黾，大概“龙”字的古文□被讹写成此字，现依文意改正】、李君大用，都乐于协助，于是各种废弛的事务全都兴办起来，学校只是其中一项。至元壬辰七月初一日【《陈本堂文集》】《卢址四明文献志》《小学箴》【本志目录】《志》说：至元二十九年，丁县尹济创建养正堂，用来教育小学。《嘉靖志》说：养正堂在学校的西北角，元至元二十九年县令丁济建造，王应麟作诗记述此事。现在考察，所载四言诗明白说理，确实仿照宋儒的篇章；并不一定要追溯古代作品，只有像扬雄撰写《拟》那样，写有‘某人司某，敢告某人’之类的格式，才称作箴。因此，延祐目录中的《箴》，无疑就是《嘉靖志》中的这首诗。王应麟《小学箴》说：‘戴帅初凭借显赫的科第和久负的声望，被县大夫强行起用为养正堂的教师；小孩子有所成就，从蒙昧进入圣贤之道，大概有希望了吧？’王应麟大概对此深为赞许，因此作诗来勉励学生。泉水从山中流出，涓涓而缓缓流淌；三百条大河奔流不息。用蒙昧之时培养正道，这就是成为圣人的功业。百姓秉持常性，上天降下中正之性；亲爱亲人，尊敬长者，这就是孝与恭。孩童初生便有良知，起初人人相同；赤子之心，是未发时的中和之性；清晨的气息，清明纯粹而平和。在这里持守培养，使善的萌芽不断扩充；一寸的萌芽，也能参天接云、摩触长空。互乡的孩子，阙党的少年，有的引进，有的抑止；有的成为贤哲，有的成为庸人。学习在于谦逊虚心，柔软的木材也要配上琴弦才能成琴。老师啊老师，要开启蒙昧，使眼明耳聪。圣人离去已远，道术渐渐衰微，教育失去了专一纯正。士人有子弟，却不如农夫、工匠；年少时只学习占毕之书，连训诂也不能通晓。斯文尚未坠落，是因为本县有文章宗师；他出仕而已，仍在儒学宫中阐明教化。青色的佩带在身，学生提起衣襟前来跟从；教化如及时雨，响应如撞击钟声。《曲礼》《少仪》用来整饬你们的身体，洒扫、应答，一定要端正仪容；早晨增加学习，晚上温习，规矩法度严肃和谐，使我鄞川兴起洙泗的遗风。学习孔子的六艺，学习文公朱熹的四书；由小处进到大处，义理逐渐如春日融化般通达【陈子相说“春”应作“舂”，按：不对】。我走在田野上，看见良种茂盛；除草培土，收获就会丰盛。学业越勤奋越广博，德行越盛大越崇高。作这首诗来劝勉你们，不要因为懒惰而懈怠【嘉靖《宁波府志》第十九卷】《四明诗存》第十四卷 象山县儒学 张虙撰写记文【这四个字在“作大成殿”下面】

译《浙江通志》第二十七卷引《延祐四明志》考察《至正志》说“某人撰记”，而前志能够见到，这就是《延祐志》收载了他的文章。又如《浙江通志》说“某人撰记”，而所录内容中恰好有记文题目，这也说明是《延祐志》收载了他的文章。至于本条，《浙江通志》只说“某人撰记”，而所录内容中又没有题目，那么其文章未必是原本所载，可以知道。因此只采录它的话，不补入全文；其他条目依此办理。第十八卷 象山县寺院 常乐禅寺 楼郁撰记【原载记文脱去下半篇，刻本完成后才见于《四明文献志》，现补录在这里。现存的上半篇也有一两个字不同，现全部录出】《文献志》题作《象山常乐寺记》，据《宝庆志》应当作《常乐寺十方记》。嘉祐七年，宝庆【原作“佑”，据本志改】院的主持僧去世，县令陈玠把它改为十方院，命金峨首座僧道相居住主持。寺院在县城【原作“邑”】东北一舍的地方，就是明州刺史黄君所建。宝庆【原作“佑”】这个名号始于乾德初年，到治平改元的第二年，才赐给它“常乐”的匾额。黄君名晟，曾在吴越国王麾下任职。自黄君去世以来，已有一百多年，他的弟子相继传承，人数并不少。只知一己的利益，却忘记把利益施于众人的道理；历代师父到来时，寺院却颓墙断栋，背土建屋的人接连不断【原作“忘”，各本《延祐志》相同，据道光《象山志》改】。相师说：‘我的志向在山水之间，得到这个地方，本来就足以快乐了。’于是同参文应和弟子则之共同经营，破除私有，扩充为公，拆除旧的，增建新的。又有天童【原作“章”】僧冲泰【原作“大”】，栽种松杉二万多株，不到一年便成为极好的胜地【原作“地”，与《象山志》相同】。县里的人知道相师不把利益据为己有，而是有利于众人，便都信服并归依他。因此黄宗浦、孙常润【原文没有这三个字，《象山志》引用作“与信士”】、吴允熙、陈允恭等人向寺院布施。宗浦是刺史的后代，常常怜惜祖先遗迹的失坠，有意使它兴盛起来。得到相师【各本《延祐志》到此为止，以下均据《文献志》】到来后，不等劝说发动，便乐于把余财推出来，供养他的弟子。又有孙昌【考察大概是人名；又考察“昌”或许是“吴”字的讹写，大概指孙常润、吴允熙】出资塑立一尊佛像，远近之人更加尊敬归向这里。相师是均州人，他和应师两个人，走遍天下四方的禅林，同各地僧人从容讨论佛法，都能在心中有所领会；于是相伴退居空山深谷之旁，与麋鹿相熟，与虎豹为邻，住在山谷，饮用溪水，权势利益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心。寺院的建成，应师尤其出力。我们儒者朋友之间的道义已经丧失很久了，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这种道义，却在我们这里失去了，实在可惭愧。宗浦是四明人【“目”疑当作“因”】。十方院以相师为开端，希望有文章记载此事，于是替他写下这篇记。治平三年三月十五日，庐江县主簿楼郁撰【李堂《四明文献志》】第十九卷 集古考上 朱翌《广生堂记》【本志《释道考》“广福寺”条说：太守赵伯圭建造广生堂，朱翌撰写记文，收入《集古考》。考察：今本没有这篇文章，已经佚失。文章见于《乾道志》，不再重复抄录】【正误】【王应麟跋袁正献答舒氏兄弟帖】《鲒埼亭集外编》第三十三卷引《延祐庆元志》考察《外编》所载王应麟跋袁正献公《与舒和仲帖》说：‘我曾经见过《延祐庆元志》中载有正献的一篇帖子，也是答复舒氏兄弟的，大意同这篇相同，深深告诫求学者不要好高骛远而不阅读古今。’ 又说：‘《延祐志》中所载的帖子，极力称赞慈湖读书。’又说：‘《延祐志》中所载的帖子，跋文出自深宁王先生。’考察他所说的这些话，今本中没有；而那篇帖子和跋文却全部载在《至正志》中。《至正志》是为修补《延祐志》而编写的，所以它自己称作“续志”；绝没有把长篇累牍的文章重复出现、反复收录的道理。这显然是谢山记错了。只是同一篇文章中竟然三次说到《延祐》，当然不是偶然的笔误。恐怕会增加后来人的疑惑，所以把这个考证写在这里。又考察，刘珵《月湖十洲诗》已经收入《延祐志》，而《至正志》又重新录入，可能是因为《延祐志》只载刘珵的诗，同时王桓、舒亶、陈瓘三家的次韵诗没有收全。《至正志》既然要收集那些依韵而作的诗，所以又重新录入最初倡作的篇章，不能借口这首诗，而把舒亶的书札、王应麟的跋文说成《延祐志》的佚文。又考察，《外编》仿照《至正志》的例子，在篇首全部抄录原书的跋文，称：‘这件帖子过去收藏在檇李项氏家中，如今归于江都闵氏。’ 我考察它所录的文章，前一幅说作《沿江州郡难》，又说“难”在于用钱物应酬过往客人，这种说法很不像大儒的气象。后一幅完全同《至正志》所载相同，一百多字中增删不过一两个字，这在事理上也是绝不可能的。像这样的赝品，谢山大概是被鲁人欺骗了。现附带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