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总录。二十七条。大观初年，设置九域图志局，图志已经编成，却因战乱而遭受厄运。乾道年间黄鼎所得到的，只是它散佚流传的部分，何况宝庆年间罗浚所编的志书呢？由此可知其详略情况了【严德《元至元奉化县志序》】。我们郡的志书长期以来不被天下称道，也没有列入国史，只是因为其中佛道之说过盛，失去了志书应有的体例。至于水利，实在是本郡的血脉；海疆，则是国家的重要防线。旧志确立体例，用来告诫后人。如今如果内容散漫而没有统属，即使有辅佐社稷的大臣，想要惠养百姓、消除外患，又将依据什么来观察借鉴、谋划治理呢？从这一点看，郡志本来就应当详细记载，而旧志也不能不加以考察。自唐开元年间设置州以来，直到宋乾道初年，四明才开始有图经。尚书胡矩公出任明州刺史治理此地，于是命调官罗浚取乾道图经重新订正，始成《四明志》二十一卷。图经简略而志书繁详，凡例大致可以看出，这就是它的创始。后来又得到宋末文学侍从之臣、厚斋先生尚书公，他博学多闻，又因德高望重而成为本州的声望人物，凡文献中有足以考证的，都曾考察《明志》并著录为典实，使门人袁清容学士增补修订。考据详尽严密，至今称为《延佑志》，作为郡史。不久，明州太守王元恭又续修志书，大义鲜明，并补充了原书未完备的内容【戴鲸《四明志征序》】。我通考旧志，又从旁搜集续修的书籍，文献大概可以充分征考，旧事也大体完备。然而体例大多依据旧志，裁取史文又兼具所谓“三长”。如果不是庐陵罗浚在前广泛采集，袁清容在后增补修饰，怎么足以取信于今人并流传给后世呢？这样看来，二人的创述功劳是很大的【同上】。宁波有志书，起始于乾道年间，此后历代都有编撰，执笔作文的，都是当时文坛的名流。但沿袭旧有文牍，很少加以振作刷新。即使能够完备当时的制度，汇集古今见闻，想要避免把鱼目当珍珠的讥讽，做得到吗【闻渊《嘉靖宁波府志序》】？宁波旧属会稽，所以有《会稽志》，其中颇能考见本郡的事情。在它以前，有张津的《乾道图经》；在它以后，有罗浚的《宝庆志》、袁桷的《延佑志》、王元恭的《至正续志》【张时彻《嘉靖宁波府志序》】。司马公的序【按：指张尚书时彻《嘉靖志》序】说旧志错误乖谬，常常令人遗憾。我认为，志书的情况与其他书不同：其他书后来出现的往往较好，而志书则先成的较为真实，这是因为耳闻目见距离近，流传沿习的时间久。又怎么能保证那些错误乖谬的地方，后人看今天的情况，不会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呢【杨德周《历代志书辨》】？按：东沙尚书按照史书体例修撰郡志，对此期望很高，对宋元志书颇不满意。其实其中抵牾疏漏和错误混乱之处很多，不容易说是后来居上。高唐这番议论说得对。高唐又说它繁杂的经文出自多人之手，旁参了各自的爱憎，大概是对《嘉靖志》略有批评。我有幸见到了乾道图经的一部不完整抄本，至于宝庆、延佑、至正、正续诸志，以及我朝永乐、成化年间的有关书籍，也都得以见到【高宇泰《敬止录·历志考》】。按：国初遗老之中，熟悉本乡掌故的，没有超过武部。这些是他自己叙述的，并非空话。又如吴丞相的《开庆志》、魏吉州的《备览》，也都在书架上，完整地收入录中；还有一些却是他的自述所遗漏的。又按：武部《历志考小序》说：“郡邑志书，大多详细记载当代而略写往昔，认为前代既已有书籍记载，只需着重续修即可。最终旧志散失，古代往事无法考察，这就是我的书因此撰写的原因。”然而他要撰成此书，实在极其艰难。比如《延佑志》，他寻找了十多年，直到去年腊月才得以见到。后来有人藏有此书，性情嫉妒，不肯借给别人；他先与那人结交多年，极尽谦卑奉承，才获得一看。并且用从早到晚的精力把全书抄录完。借□□志就是这样，怜惜过去经营搜求的艰辛，也以今天终于完成抄录来自慰。后来的读者，或许还可以以此为鉴。借书的困难，古今都是一样的。看武部所说，实在令人感慨。《敬止录》一书，网罗宋、元、明三代旧志，征引文献，前所未有。我们家收藏的还是它的稿本，虽然不是全书，也已经成为巨帙；刻印并不容易，哪里能找到有心于乡梓的人共同谋划此事呢？我曾考察本郡志书的沿革：始于宋代乾道图经，过了六十年有《宝庆志》，又过了八十年有《延佑志》，又过了二十多年有《至正续志》【邱业《康熙宁波府志序》】。所谓宋志，是什么呢？就是乾道年间的图经和宝庆年间的分志。这两部书如今很少见，只在前代流传下来的抄本中保存。后来又有文献，元代继此编志的，是袁翰林的《延佑志》和王元恭的《至正志》【闻性道编《昌国县遗志稿》跋】。四明自宋大观、乾道以来，有域志、图经，以郡统辖各县【李煦《康熙鄞县志序》】。所谓志，就是记载；它用来记载一县在天、在地、在人方面的聚合与分布，从古代考察制度来规范今天，也通过承续今天来连接古代。鄮地隶属会稽，与越地同时期可考的，有《会稽典录》《十道四蕃志》《夏侯曾先地志》。改称鄞县以后可考的，有宋代《大观九域志》、张直阁津的《乾道图经》、罗参军浚的《宝庆志》、吴制使的《开庆续志》。另外著录的，还有姜屿撰写的《明越风物志》；《鄞江志》则是郡守陈日华晔让昭武人李皋编写的。朱舍人翌有《鄞川志》；赵君理增修的，则有《古鄞志》；元代编纂的《延佑志》，是袁翰林桷编纂的；《至正续志》，是王郡守元恭编纂的【汪源泽《康熙鄞县志序》】。

译按：十道志和夏侯志，都是地理总志，不是郡县志。《鄞江志》八卷，著录在《直斋书录解题》的目录中，明白注明是汀州，即福建汀州的志书，因汀州有鄞江溪而得名。它与我们乡里的事情完全无关。朱舍人的《鄞川志》早已失传，但我见过周益公《二老堂诗话》，其中曾引一条，有“老人十拗”的话。根据意思推测，大概是小说家的说法。因为当时朱翌正居住在湖上，书写成于信天缘堂中，于是就用居住地的名称给书命名，正如段成式的《庐陵记》、苏辙的《龙川志》一类。因此陈氏、马氏都把它列入子部。至于赵君理的《古鄞志》，其实是奉化志，也与鄞县的事情无关。惢泉编写鄞县志，汪源泽的序就是听从他的授意而作，却荒谬到如此程度。宁波郡志始于宋代乾道图经，以及《四明志》；元代有《四明续志》《延佑志》。这些书，藏书之家偶尔还有保存，却不能全部见到，是令人遗憾的事【孙诏《雍正宁波府志序》】。宁波有志书，始于宋乾道年间知州张津的《四明图经》。后来胡尚书矩的《宝庆志》、元代王总管元恭的《至正续志》，都是在此地任职的人亲手编成的【曹秉仁《雍正宁波府志序》】。宁波郡有志书，始于宋代乾道年间州将张津的《四明图经》。后来吴正肃吴潜撰写《庆元正续志》，胡判府胡矩据此编成《宝庆志》；元代袁学士袁桷据此编成《延佑志》，王总管王元恭据此编成《至正续志》。前后相继，对于前代的典章制度、旧闻轶事，以及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一类人物的流风遗迹，搜罗得很详细。只是这些书大多因年代久远而失传【万经《雍正宁波府志》序】。按：九沙误把《开庆志》当作《庆元志》，所以又误以为胡制使的《宝庆志》是因吴丞相而作；看来连旧志中官职和先后关系也没有考察，何其疏漏！这篇序说因年代久远而失传，孙诏的序却说不能一见，可见两篇序的叙次颠倒，本来就应该如此。只是九沙与谢山是姻亲，彼此来往，谢山文集中回答九沙询问志书事情的文字有数十条。当时谢山正掌握旧志，所有材料都齐备。九沙从杭州来时，杭州人杭大宗作诗为他送行，详细叙述宋元志书的源流，并告诉各藏书之家，劝他们发文征取。浙江开设省志局时，谢山把书架上的书全部交给志局，也绝不是秘密藏着不肯拿出来的人。但九沙亲自负责修志，完全不加考究，只把《嘉靖志》作为蓝本，随意编写乡邦掌故，错误百出，实在令人惊异。我们乡里的志书，凡是我家收藏的，从宋代以来没有一部不齐备【全祖望《永乐宁波府志题词》】。我们乡里的志书，从宋元直到今天，已经散佚不存的只有张津的《四明图经》、姜屿的《明越风物记》、罗廥的《四明志》【按：即罗浚的《宝庆志》，这是沿袭《国史·经籍志》的错误】而已，其余都保存完好。雍正辛亥年，浙江修撰通志，我当时正在京城；厉二樊榭、杭二堇浦从千里之外寄信来，求取《四明旧志》。我派使者向家父请示，取出书架上所有的书：胡尚书矩的《宝庆志》、吴丞相潜的《开庆志》、袁学士桷的《延佑志》、王总管元恭的《至正志》，全部送到志局。大概我们乡里的书比其他府更为完备，譬如礼家所说的古代文献，幸好不至于像杞、宋两国那样无从考证【又跋《宁波府简要志》】。中条先生【按：指陆舍人陆宝】藏书最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善本。我们乡里以藏书著名的，天一阁范氏居次，四香居陈氏又次之；再往下就是先生南轩所藏的书。三十年来这些书也四处散失，我从散佚流落之后搜集，仍得到宋刻本《开庆志》《宝庆志》《四明志》两部，都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书【又《中条先生墓表》】。我最初到京城时，家中收藏的宋刻本《四明志》《开庆志》《宝庆志》，都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书，却被人偷窃，落到有势力的人手里。杭州的杭堇浦听说后，替我告诉谷林，立即用重金四十锭赎回，仍然抄录副本赠给我。等我回去时，谷林只拿近年得到的地志给我看；其中明成化以前的，已经达到一千种，而我家收藏的宋刻本居首列，不禁使我为此惆怅【又《小山堂藏书记》】。四明旧志，从张津一直到杨实，都过于简略，所有古迹都缺漏而不完备【又《真隐观洞天古迹记》】。四明旧志，张、罗、吴、袁四家所编都很简略【又《桃花堤记》】。从前的乾道、宝庆、延佑三部志书，因为过于简略，原来许多值得流传的人物都脱漏了【又《寄万九沙论宁志》】。万编修经将要前往明州修志，经过我这里追访旧事，我写成长句答复他，并兼作送行诗说：张津、姜屿的书已经无法看到了【原注：张津撰《四明图经》，见《宋史·艺文志》；姜屿撰《宁越风物志》，见《文献通考》】；为老人我大略数说杨实、张时彻以前的情况【原注：成化年间本郡人杨实修《四明郡志》，嘉靖年间鄞县人、大司马张时彻修府志】。宝庆年间编纂志书，历经丁亥年，庐陵人胡矩任庆元知州，嘱托他的同乡、参军罗浚【原注：序中称赣州录事参军罗浚，《直斋书录解题》说胡矩字仲方，任知州，罗浚是他的同乡】审核整理明州事务；先编郡志，随后六县分别刻画城郭、图、厢、关【原注：其书有《郡志》十一卷、《鄞志》二卷、《奉化志》二卷、《慈溪志》二卷、《定海志》一卷、《昌国志》一卷、《象山志》一卷，府境和县境各治所都有地图，均在咸淳年间刊刻】。此后三十年，到开庆年间丞相吴潜来此任职，巡行宣抚军防和水利，依次制定经制、税赋以及盐利、嘉禾等事务，绘图进献；百姓的气象欢乐，而老人忧国的深谋，什么时候才能忘却？

译门生刘锡、梅应发奉命执笔校订秘文，诗歌本来可以刻在美玉上流传，但体例与志书稍有不同，悬置【原注：开庆改元，吴潜以丞相兼领本郡，又续修《四明志》，将民政、兵防、士习、军粮分别编成志，以补足前书；又制定水则，亲自撰写《平水则记》并刻石。门生庆元府教授梅应发、沿海制置大使主管机宜文字刘锡编次，末尾附诗词四卷。我认为这不合于志书体例】。自宋代以来直到元代，又有延佑年间袁桷刚刚担任编修官，以前两部志书为依据，记载其大概，并参考《七观》，探究其源流【原注：王深宁王应麟著《四明七观钤》，概括本郡掌故作为注释；延佑三年，袁学士桷重新修撰郡志，采录其中文字置于《艺文考》之首】。谁来续修它，使之长久不可刊削呢？只有王侯元恭，执笔刚劲有力，篇幅如椽，其间首尾相接，称得上十分完备，一代兴废大略可以由此说清【原注：至正年间郡守王元恭续修延佑以后之事，共十六卷，称为《至正新志》】。前明内府没有收藏，遗弃在文渊阁的散佚简册中，最终湮没无闻；天一阁范碧山全家收藏有善本，颇为专擅，老人应当发文征取，呵斥那些豪强顽固之人【原注：宋代两志都是宋刻本，元代两志也是抄本；明代文渊阁的两份书目都没有著录，天下藏书家也无人提及。】。宋志只有我的朋友全祖望家中收藏，所以我得以见到。元志则是天一阁范氏所收藏。杭世骏《补史亭剩稿》。按：杭大宗叙述我们乡里的掌故，似乎十分博洽；其实多是道听途说，只不过是谢山剩下的言论，而且他根本没有见过元志。因此，他说清容修志在七年，误作三年；把《七观》列在《土风考》中，误作置于《艺文考》之首；《至正志》明明是十二卷，误作十六卷；书名是《续志》，误作《新志》。至正年间所称的《新志》，其实就是《延佑志》。又，姜屿所著风物志，题名是《明越》，不是《宁越》；这个书名最早见于晁公武《读书志》中。向藏书家广泛搜求古代志书：宋理宗以前的资料，取证于《宝庆四明志》；元顺帝以前的资料，取证于《延佑志》《至正志》《庆元志》【史鸣皋《乾隆象山县志序》】。会稽有《典录》【其中有《先贤传》】；《明越志》大概由此发端。专门记载本郡的志书，宋代有州将张津的《图经》；吴制使吴潜的《庆元志》【按：这里误把“庆元”当作年号，所以叙在《宝庆志》之前】；胡尚书胡矩的《宝庆志》，见载于晁公武《读书志》；另有姜屿的《风物志》。元、明两代有袁学士袁桷、王总管王元恭【按：原文误作“元泰”】、黄佥事黄润玉、杨博士杨实、张尚书张时彻所编的志书。我曾广泛考察过这些书【陈锺琛《乾隆鄞县志序》】。考察《明州图经》，始于宋代乾道年间，由知州张津编撰；后来有胡矩的《宝庆四明志》、吴潜的《四明续志》；元代则有袁桷的《延佑四明志》、王元恭的《四明续志》。文献流传下来，年代久远而有先后次序【印宪曾《乾隆鄞县志序》】。古人的事迹，应当以正史为依据。胡制使、袁学士的著作所记载的升迁任免次序、奏议和建言，都明显可信。即使对于乡里前辈的短处，有时因避讳而不说，也体现了古人尊敬故乡的道义。读者可以从言外之意中体会到这一点【《乾隆鄞县志》凡例】。地方志中写人物传记，与国史相互表里，行文只应据实记载。后来的评论者说，志书和史书不同，应当彰显人物的长处而隐讳短处；这只是根据《益部先贤传》和《襄阳耆旧传》的体例而言。他们不知道，古人之所以这样做，本来是因为选择了某些人物才加以记录。如今志书体例日益繁杂，乡里的前辈没有不被登载的，难道能把一县共同使用的公书，概都采用曲笔，和家传、墓志一样吗？况且像胡制使的《宝庆志》、吴丞相的《开庆志》【按：《开庆志》没有人物传】、袁学士的《延佑志》，从来没有不同时叙述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只有张司马《嘉靖志》以后，即使是九品以下、中下等人物，也一概为他们建立佳传。无奈这些人的生平本末已经详载于正史，区区想要互相遮掩，难道真能用一只手遮住天下人的眼睛吗【蒋学镛《甬上先贤传列传序】？

译《干道四明图经》。二十条【凡是评论这部志书的人，只要有所见闻，都全部写入篇中；唯独原序不再重复收载，后来的志书仿照此例。国史、艺文著录和藏书家目录，有的只记篇数、卷数，另无解题，也一并按先后次序汇总于此录中，用来核查当时的存本情况】。四明旧日很早就有图经，成书于干道五年，大概是直秘阁张公张津任郡守的第三年。此前，大观初年，朝廷设置九域图志局，命州郡各自编纂进献。明州已经编成书，却因兵火灾难而失传。三山人黄鼎得到所藏的本子，献给张公；张公于是让属官参照考核，整理成七卷，刻印出版。然而从明州设置到这时已经四百三十二年，城治的迁移、县邑的沿革，没有人知道确切情况。唐代刺史韩察实际迁移州城，相关石刻当时尚且存在，却没有见到，其他事情哪里有空详细考察呢？著作者的困难，本来就有待后来的人继续撰述【罗浚《宝庆志》序】。四明很早就有志书，而且著述不止一种；可以考查的，只有宋代干道年间郡守张津重新修缮大观初年编成的七卷本【赡思《重刻宝庆志序】。张津《四明图经》十二卷【《宋史·艺文志》】。张津《四明图经》十二卷【柯维骐《宋史新编·艺文志》】。张津最初撰作《四明图经》，实际上是郡志的开端【《嘉靖宁波府志·名宦传》】。《九域图志》创始于大观元年，从明州设置到这时已经四百三十二年了。明州的图志，朝廷委托郡中从事李懋诚撰述，书尚未完成，就遭逢兵火而散失。历经四十年，到干道五年，制置直阁张公张津治理郡务，命属官依据旧录进一步搜集材料，编成七卷；又把篇什、碑记等编为五卷，称为《干道图经》。这些情况见于缙云县主簿、主管学事三山人黄鼎所作的序。王应麟说，景德、祥符年间所修的郡志以大观本为依据，并非妄说【杨德周《历代志书辨】。张津，干道五年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阁兼主管沿海制置使，任明州知州。编纂《四明图经》，由三山人黄鼎作序【康熙《鄞县志·修辞考】。宋代知州张津，《干道图经》【《雍正宁波府志·前朝纂修姓氏】。宁波郡志创始于宋代干道年间张津所编的图经，并以图经命名；从此以后，记载郡事的志书必先附有地图【《又舆图序】。张津曾经撰作《四明图经》，郡志就是从他开始的【《又名宦传】。宋代大观年间，诏令天下州郡各自编纂志书进献，名为《九域图志》。干道年间，明州于是依据图志，编成了《四明图经》【《雍正慈溪县志·舆地图序】。《四明图经》十二卷，张津撰，见《宋史·艺文志》。按《鄞县志》说：干道年间【《浙江通志·两浙志乘】。四明的志书中，以我家所藏的最为完备。从胡尚书《宝庆志》、吴丞相《开庆志》、袁学士《延佑志》、王总管《至正志》、季孝廉《永乐志》【按：《永乐志》是纪征士宗德、李处士孝谦所作；这里说季孝廉，恐怕有误。又按：黄南山文集中张德恿的墓志称他博学好古，参与修纂《永乐志》】、杨教授《成化志》到张尚书《嘉靖志》，没有一本散失，足以自豪了。张制使的《干道志》是最早的著作，想购买却得不到；后来我到天一阁范氏家，见到《四明文献录》，其中全部引用了这部书，我非常高兴，于是另外抄录了一份保存下来。此后，扬州小玲珑山馆马氏、杭州小山堂赵氏，都来借抄。但我仍怀疑这不是足本。曾见《成化志》在遐追山两座庙的条目下记载刘毅劝胡韔不要接受吴越纳土之事，说是出自《干道志》；如今这段却完全没有，可见脱落的简册一定很多。然而终究是难得的书，值得珍藏爱护【全祖望《跋干道四明图经》】。李处士孝谦参与修成《永乐宁波府志》后，又编写《四明文献录》。这部书精审博洽，如果没有这部录书，张制置的图经几乎就不能流传下来【《又〈四明文献录〉题词】。按语说：高武部说，《四明文献志》有四种余编，都还存有书，只有李孝谦编纂的那一种没有见到。此外还有《文献考》五册，取王临川、叶水心、邹忠公、袁东塘、赵文敏、黄文宪、柳道传、吴渊颖、戴九灵、陈众仲、王华川等人的文集、碑记、序、传、志、跋等文章，凡是涉及四明文物的，都分别摘录，并删取《干道志》《延佑志》合编，也是抄本。我从朋友那里借来，听说其中字体精细端正，但我仍怀疑它是残缺的卷帙，不只是这些；也不知道是谁编的，难道出自孝谦吗？编成这部书的人，对故乡功劳很大，可惜没有写姓名，也没有序。又全谢山《四明文献录》题词说：这部书还没有分卷，大概是一部即将完成的著作。既然如此，两位先生所见的是同一本书，谢山断定是孝谦所作，不知依据是什么？这部书我后来也见到了，字体细楷，册本厚重，完全如武部所说。其中有的题作“考”，有的题作“录”，也只是随意命名，并非固定书名。总之，图经之所以能够流传，确实依赖这部书。张氏的图经如今还有保存下来的，但残缺断损，并不完整【《又〈遐追山二庙碑】。南宋干道《四明图经》，为孝宗朝明州州将张津编纂。张津于干道三年五月，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的身份驻守明州，撰作《四明图经》，大概是郡志的开端【董华钧《纯德汇编》】。干道《四明图经》十二卷，宋代干道五年由直秘阁、明州知州张津撰写【乾隆《鄞县志·旧志源流】。考察这部书，它记载于《四明文献》中，大概不是足本。书中叙述四明山人徐浩进献《广孝经》的事，特别辨明说：“不是徐季海。”由此可知古人读书精审，比张闻诸志书中牵强附会的情况高明得多【同上】。

译校勘书籍的困难，就像清扫落叶。我起初读《三国志·虞翻传》的注文，其中有“（贺）（歹莫）候”三个字，便怀疑“贺”应当是“鄮”，“（歹莫）候”应当是“莫候”；后来反而看到内府本的校正，果然如我所说。可是其下又有一人，写作“处士邓卢叙”；“邓”不是会稽所属的县名，也恐怕是“鄮”的讹字，只是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证明。不久我看到《干道四明图经》，其中在鄞县人物条下说：“虞叙的弟弟触犯公法而自杀，请求代替他。”又见《会稽典录》，才知道南宋本果然是“鄮”字，深为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误而高兴。可是后来胡矩、袁桷修《四明志》，并没有“叙”这个名字；由此又知道“鄮”是讹字，“邓”在宋元本中也已经如此。“虞”和“卢”字形相似，正史多次翻刻，图经又是转写本，不敢断定究竟是不是这样，等待再次考证【钱大昕《跋〈干道四明图经】】。考证古代的书籍，图和史同样重要，这种体例大概始于《三辅黄图》和张津的《四明图经》。之所以称作“图经”，大概是因为《周礼》说大司徒掌管天下土地的地图；没有地图，就无法明确地记载【道光《象山志》凡例】。《宝庆四明志》。三十四条【乾隆《象山志》引用杨南仲、陈燮五所作《宝庆四明志》序，说钱唐与程、徐一起上疏劝谏，反对把孟子配享孔庙，等等。按我家所有的，只是杨高唐、陈太仆的诗集，他们的文章都没有。等得到后，再补录。○又按：这篇序从《宝庆志》说到明洪武年间的事，颇令人难以理解。有人在评论前代志书体例时，偶然旁及此事；而且也不应当由两个人各自作一篇序，却共同谈论这件事。“宝庆”二字，怀疑《象山志》未必没有错误。《四明志》二十一卷，由赣州录事参军、庐陵人罗璇【按：应作“罗浚”】修撰。当时胡矩字仲方任郡守，罗浚是他的同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明续志》四十五板，由制帅刘公黻设置并编集【《本志·学校》附刻】。○按：说法见后面“作者”卷中。唐代卢潘作《庐江四辨》。我读《四明志》第一卷，遇到疑问就加以辨析，留待博雅君子选择取舍【王应麟《四明志辨证》引】。志书序言说：大观初年设置九域志局，命州县各自编纂进献。我考查《会要》和《实录》，景德四年二月庚辰，真宗因看到《西京图经》有所不完备，诏令各路州府军监依据图经校勘，补入古迹，并选文学之官负责编纂、修订和校正，补足缺漏。等各路献上图经后，又诏令知制诰孙仅、待制戚纶、直集贤院王随、大理评事宋绶、邵焕校定。孙仅等认为体例不统一，于是重新修订，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知制诰王曾主持其事，又增加张知白、晏殊以及李乘、韩熙等人参与。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书成，共一千三百六十六卷，进呈朝廷，命李宗谔作序。又诏令重新修订大小图经，令职方司发文给各州，谨慎收藏。过去曾见《吴郡图经》载有李宗谔的序，大概景德、祥符年间修订的郡志，是以大观本为依据的；当时史学已经废弛断绝，所以错误很多【王应麟《辨〈大观图经〉》】。○按：原文作《辨〈干道四明图经〉》，今据文意改正。按语说：以上见王深宁《文集摭余编》原本，共有八篇辨文：一是辨《大观图经》，二是辨州郡，三是辨余姚郡，四是辨鄮，五是辨鄞，六是辨句章，七是辨甬东，八是辨西湖。辨州郡以下六篇，见《延佑志》第一卷《沿革

译考》，不再重复抄录。辨《西湖》一篇，《延佑志》原本大概在第十卷《河渠考》中，如今已经把它的佚文补入《佚文》卷中。只有这一篇及其小引，是元代志书没有收载的，所以录入这里的《摭余编》。现在将这篇文章编作辨《干道图经》而作。考察可知，本文所说的“志序”、州郡篇所说的志书记载“甬东”，以及《西湖》篇所说的“郡志”，都指《宝庆志》。文中辨析《干道志》的地方，都明确称作“图经”。这样看来，所谓“有疑就辨”，本来是合指《干道志》《宝庆志》两部志书，并不是专指图经。其余篇章已经载入《延佑志》，而本篇所引用的志序，实际上是罗参军的话。现在把它录入《宝庆》卷中。又按：在《延佑志》中，凡是清容的考据之说，都只称“桷按”；如果记录老师的学说，则有“辨证”二字，沿革考中的六条就是这样。第八卷《城邑考》记载“长庆移城”的说法，也有“辨证”二字，怀疑也是深宁所作“辨四明志”中的一篇。近来辑录先生文章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记在这里。《四明志》二十一卷。陈氏说：由赣州录事参军、庐陵人罗璇修撰，当时胡矩字仲方任尚书、守郡，罗璇是他的同乡【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旧《四明志》书十二册【《延佑志·学校考》】。四明在宋代宝庆年间旧有志书；本朝延佑庚申年，袁公袁桷编成新志。又过了二十二年，会部使者赡思公巡行到郡，便让人重刻旧志，使它和新志一同流传【王元恭《至正志序】。四明旧有宋代宝庆年间修成的郡志，与各县志分开编排，承袭的是干道图经的旧制【《至正志·沿革》】。《四明郡志》二十一卷，计有板□□。以上是宋代宝庆年间所修，由郡守胡矩编纂，今重新刊刻【《又学校】。罗廥【按：应作“罗浚”】《四明志》二十一卷【焦竑《国史经籍志》】。胡矩以兵部尚书兼任沿海制置使，宝庆初年任庆元府知府；当时郡志还没有完整的书，胡矩命录事参军、庐陵人罗璇取《四明图经》重新订正，编成《四明志》，文献因此得以有所依据【《嘉靖宁波府志·名宦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二十一卷〕 宋代宝庆《四明志》，我还曾在一家旧时的世家中见过一部。大概尚书、庐陵人胡公胡矩奉命治理此地后，命校官方万里订正。第二年，又命赣州录事参军罗浚专门负责此事，编成二十卷【按：应为二十一卷，作二十卷错误】；这些情况见于罗浚的序【杨德周《历代志书辨】。杨公【按：指高唐牧德周】自己说，在各种志书中他所见到的只有《宝庆志》。到至正辛巳年，部使者、真定人赡思在《清容延佑志》刊行以后，又把它重新刻印，使两书并行，而且为它作序，仿照旧《唐书》的体例。又说志书成于宝庆四年，书中却有很多记载淳佑年间知府陈垲的事，前后相隔十三四年；记到进士科目时，又一直写到开庆，这又是为什么【高宇泰《书〈历代志书辨〉后】？方万里，官为从政郎，任庆元府教授。宝庆二年上呈札子，请求禁止开采铁灌顶山，因为这座山隶属于学校，其收入用于学校租税。胡矩任郡守时，命他草创《四明志【《又〈敬止录·学校考】。罗浚，庐陵人，任赣州录事参军。宝庆三年，兵部尚书兼沿海制置使、明州知州胡矩命罗浚编纂《四明志》二十卷。罗浚大概是胡矩的同乡【康熙《鄞县志·修辞考】。宋代知府胡矩，新任赣州录事参军罗浚。《宝庆四明志》【《雍正宁波府志·前朝纂修姓氏】。胡矩宝庆初年以兵部尚书任知府，当时郡志还没有完整的书，胡矩命录事参军、庐陵人罗璇取干道图经，订成《四明志》二十一卷。直到今天，四明的文献仍有了可靠依据，全都是胡矩的功劳【《又名宦传】。胡矩宝庆初年任庆元府知府，编成《四明志》二十一卷，文献因此得以有所依据【《浙江通志·名宦传】。

译《四明志》二十一卷。《书录解题》说：由庐陵人罗璇修撰，当时胡矩字仲方任尚书、守郡；罗璇是他的同乡。按《至正续志》说：宋代宝庆年间【《又两浙志乘】。中条先生南轩的藏书最为丰富，可以说仅次于范氏天一阁。三十年来几乎散失殆尽，实在令人长叹。我还得到一部宋刻《宝庆四明志》，这是世间绝无仅有的版本【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陆宝传】。胡尚书胡矩的《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吴丞相吴潜的《开庆续志》十二卷，都是宋刻本。我从同乡陆参政懋龙的书库中得到它们【按：参政是中条先生的父亲】。《宝庆志》先把郡志十一卷列在前面，分为《叙郡》《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兵》《叙人》《叙祠》《叙遗》九类，后面接六县志十卷。《续志》则不分郡志、县志，只专门记载丞相到明州任职时的政事和诗文。我们家乡的志书，以《干道图经》和这两部志最为古老，实在是地方文献的祖本，值得珍藏。雍正庚戌年，我因拔萃科入太学，这部书被人夺走，抵押到了富人手里。仁和赵五兄赵谷林用白金四十锭赎回，仍抄了一部副本还给我。我作长诗向他致谢。尚书的志书见于陈振孙《书录》、鄱阳马氏《通考》和明代焦氏《经籍志》【原注：胡志成于参军罗浚之手，焦氏误作罗廥】；吴志则藏书家从未有人提及。此前临川李侍郎穆堂、江都马上舍嶰谷，都曾向我借抄，我迟疑未寄。这次一并请谷林抄录，赠送给他们。牙□厄塞，经历五百年才开始流传于当世，其中大概也有命数使它保存下来吧。古人的著述即使很好，如果没有人传播，也不会受到重视。尚书胡矩在朝廷任职时，和薛极等人依附史弥远，关系越来越深，被称为“四木”；当时有“草头古，天下苦之”的歌谣。现在他的书竟和丞相吴潜的书并列，胡矩在德行上实在有所惭愧。所以我先前作诗评论胡志时写得很简略，但也未尝不暗自笑自己迂腐【《又跋〈四明宝庆开庆二志〉】。《宝庆志》有很多错误。例如元丰年间的舒亶、中兴时期的王次翁，都为他们写了盛大详尽的传记；而高宪敏的传记却不记载他受学于杨文靖，也不记载他拒绝秦桧请婚的事，这是为什么？《史忠定传》说，他的仲父签枢在秦桧死后才罢官，连国史和宰执年表也没有考察清楚。袁正献公附在远祖袁毂传后，也写得寥寥无几。罗浚说此书在一百零五天内完成，当然难免有错乱了【《又再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 《宝庆志》中有记载胡尚书以后事情的内容，我起初很疑惑。后来才知道，这部书曾经被刘制使刘黻增补过。第一卷《牧守》从尚书胡矩以后共列二十人，直到吴丞相又列十人，直到制使刘黻也附列其后，可知都是制使增补的。等读到第二卷《经籍志》，其中说有《四明续志》三百三十幅，由大使吴丞相设置；其中四十五幅由制使刘公设置。我们家乡的志书，从吴丞相以后直到延佑年间才有续本，从没听说有刘志，于是知道所谓四十五幅，就是散见于《宝庆志》中后来增补的部分。然而刘制使到我们家乡任职是在咸淳年间，从淳熙四先生以后，我们家乡值得表彰的人物多得数不清，制使却一个也没有增补，反而增补那些事情中的细枝末节，这就本末倒置了【《又三跋】。我们家乡宋元时期的各种旧志，记载有遗漏简略，其中还有更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例如中兴时期的执政王次翁，可以说是下流人物的归宿，志书反而为他立了大传；对于尚书晏敦复，他当时也是寄居本地的官员，却缺而不载。这不是违背人的常情吗【《又竹洲晏尚书庙碑】？胡矩是澹庵胡铨的堂孙，他的家世源远流长；可惜他和薛极一起登上史弥远的门下，当时有“草头古”的歌谣，君子对此厌恶。不过，他任甬上制置使时有很多善政，当然不能因为他一生的某些行为而完全抹杀。《干道志》不是完整的豹皮，因而《宝庆志》成为甬上各部图经中最早的一部；这部书出自参军罗浚之手【乾隆《鄞县志》引全祖望跋《宝庆志】。明州设置州建制，始于唐代。干道五年，张津任郡守，才开始整理确定图经七卷；书名见于《宋史·艺文志》，如今已经不再流传。继此之后，《书录解题》称，宝庆二年，庐陵人胡矩字仲方任郡守，命他的同乡罗浚撰写《四明志》二十一卷。鄞县全绍衣告诉我，他家还藏有这部书。我本来怀疑而不敢相信。雍正壬子年初夏，绍衣进京，途经武林，竟然把这部书带来，于是知道它是宋末刻本，并与吴丞相《续志》合刊。我惊喜万分，立即写信托朋友赵谷林替绍衣筹措装运书籍的费用，并把书收藏到小山书库。我们饮酒相贺，绍衣作五百言长诗记述此事。当时九沙万太史正主持明州志局，我作诗送他赴任，便把事情始末写入诗中告诉他，这就是所谓“人喜则乐陶陶，因而歌咏”。按胡矩以兵部尚书除任焕章阁学士、通议大夫，兼任沿海制置使，来任郡守；第二年，命校官方万里重新订正图经。不久方万里入朝，此事便停了。又过一年，罗浚以从政郎新任赣州录事参军，调任来拜见。胡矩命罗浚与府学学正袁藻、学录刘叔温、直学汪辉、学谕汪垧、缪暹、蒋渊明、教谕伍子献共同编纂分类。从初夏到仲秋，共五个月书成。先编郡志，其次是鄞县，再次是奉化、慈溪、定海、昌国、象山；这大概就是当时六县的次序。全书篇目为《叙郡》《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兵》《叙人》《叙祠》《叙遗》。虽然志书内容多而图较少，但其中常常依据旧图经所载，因此干道年间失传的志书，在这里可以看到约十分之四五。考察宁宗即位后，已经升明州为庆元府，但书名题目仍称《四明》，只是沿用旧称【杭世骏《宝庆四明志跋】。胡矩以兵部尚书任庆元府知府，宝庆五年才完成《四明志》二十一卷，命参军、庐陵人罗璇取《四明图经》重新订正；文献因此得以有所依据【乾隆《镇海县志·流寓传】。宋代宝庆《四明志》，理宗朝庆元府判府事胡矩编纂。胡矩以兵部尚书兼沿海制置使任庆元府知府。宝庆三年辑成《四明志》二十一卷，命录事参军、庐陵人罗璇取图经订正编成【董华钧《纯德汇编》】。

译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宋代宝庆五年，尚书、庐陵人胡矩字仲方任知府，命赣州录事参军罗浚重新修订。罗浚也是庐陵人。郡志十一卷，鄞志二卷，奉化志二卷，慈溪志二卷，定海志二卷，昌国志一卷，象山志一卷【乾隆《鄞县志·旧志源流】。按：这部书虽然修成于宝庆年间，但卷中叙事往往涉及绍定、端平、嘉熙、淳佑、宝佑年间，大概是后人依次增补的，并不是宝庆元年初刻的本子【同上】。王厚斋说：“各州图经，是景德、祥符年间修订的；但郡志只以大观本为依据，可以讥责它们不懂史学。”我说：“李宗谔所修图经，到南宋南渡之际已经全部散失；即使是大观年间明州所修的图经，也同样残缺失传。后来黄鼎得到它的书，献给郡守张津，由张津续成。”干道、宝庆二志的序言以大观本为依据，而没有提到祥符本，是就当时所能见到的存本而言，并不是错误【《又辨证】。宝庆五年，尚书、庐陵人胡矩字仲方任庆元府知府，命赣州录事参军罗浚修撰《四明志》。罗浚也是庐陵人。该书开头为《郡志》十一卷，其次为《鄞志》二卷、《奉化志》二卷、《慈溪志》二卷、《定海志》二卷、《昌国志》一卷、《象山志》一卷，合计二十一卷。此书成于史弥远执掌国政之时，所以他的父亲史浩得到了一篇很好的传记。史浩老成忠厚，不贪恋宠荣利禄，在南渡后的各位宰相中，本来就是卓然出众的人物。世人只是一味责怪他阻止张浚用兵，却不知道符离之战中，张浚因轻率进兵而无功，史浩的持重是值得肯定的。朱文公作《张魏公行状》，很是诋毁史浩；史浩不但不恼怒，反而转而推荐朱熹，他的器量更是非同寻常。不能因为他的儿子史弥远是奸臣，就连他的父亲也一并贬低。志书修成于宝庆年间，但卷中叙事往往涉及绍定、端平、嘉熙、淳佑、宝佑年间，大概是后人逐次增补的，并不是宝庆元年的初刻本【钱大昕《跋〈宝庆四明志〉】。按语说：胡尚书宝庆二年任明州知州，第二年命方校官修订旧图经，这就是宝庆三年。又过一年，罗录事参军到明州完成此书，那就是绍定元年。罗序末尾没有记载成书作序的年份；后来读这部书的人不称“绍定志”而称“宝庆志”，本来就是疏忽。至于张东沙说宝庆五年，高隐学说宝庆四年，则是错误上又加错误。宝庆年号本来只有三年，没想到一向自夸博洽、喜欢考订攻击的钱詹事，在这篇跋文以及他所修的《鄞志》中，也重复承袭错误，称宝庆五年；史学难道荒疏到这种地步了吗？他又因为志书修于宝庆却叙及绍定而感到疑惑，真是痴人说梦。《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文澜阁传抄本，宋代罗浚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胡矩宝庆初年任庆元府知府，请求得到米一万五千石来疏浚东湖，百姓感念他的恩惠。后来完成《四明志》二十一卷，文献因此得以有所依据。《书录解题》说：由庐陵人罗璇修撰，当时胡矩字仲方任尚书、守郡，罗璇是他的同乡【阮元《两浙金石志》跋胡矩题名】。《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卷六。鄞县徐时栋。杂录下。

译《开庆四明续志》。十六条。《四明续志》，三百三十板，由大使吴丞相设置【《宝庆志·学校》附刻】。《续四明志》六册【《延佑志·学校考》】。《续四明志》一册【《至正志·学校》】。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沿海制置使兼判庆元府，凡是兴办学校、造就士人、平息盗贼、安定百姓等事情，没有不整治办理的，详细情况都记载在《开庆志》中【《嘉靖宁波府志·遗事志】。○雍正《宁波府志·逸事》记载相同。吴履斋吴潜有《开庆四明续志》，专门详细记载吴履斋的政绩，末尾是吴履斋的诗集【高宇泰《敬止录·历志考】。吴潜字毅甫，号履斋，宣城宁国人。嘉定丁丑年状元。宝佑四年，以观文殿大学士、金陵郡开国公的身份，授任沿海制置大使，兼判庆元军府事。他施行仁惠政令，功绩很多。开庆元年，编纂《四明续志》八卷、《四明吟稿》二卷、《诗余》二卷【康熙《鄞县志·修辞考】。《四明续志》十二卷，开庆元年由郡守吴潜修撰【《浙江通志·两浙志乘】。吴丞相的《开庆志》，全都记载他到明州任职时的善政。从第九卷以下，则是他的吟稿。我的朋友杭君堇浦很怀疑这不合志书体例。我说，丞相到我们家乡任职，最有惠民政绩，这部志书正好可以充分看见他真心实意施政、使百姓得到实惠的情况；而从他闲暇时从容写诗饮酒，也可以想见当时刑罚清简、政务简易的风气。原本不必用志书的体例来苛求它。况且丞相的遗集已经失传，那么这部志书能够保存下来，难道不能说是有功吗【全祖望《再跋四明宝庆开庆二志】？贤能的州牧郡守，大多把治理水闸作为首要事务，而且筹划经营十分周密，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周全的。没有谁比得上宋代宝佑年间判府的吴公吴潜；他所创办、修治的事项，详细记载在图志中【《又吴丞相水则碑阴】。范冲一【按：名鹏，别字冬斋，是谢山的弟子】向我求取《开庆四明志》，已经很久了。今年才从小玲珑山馆携带来给他，可是冲一已经先去世了【《又范冲一穿中柱文】。宝佑四年九月，吴丞相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出任庆元军府判官。过了三年，他的门生迪功郎、庆元府府学教授梅应发，以及奉议郎、添差沿海制置大使、主管机宜文字、新添差镇江府通判刘锡，搜集他的民政、兵防、士习、军粮等事，续修胡仲方的志书。书成时是开庆改元八月。全书只有十二卷，其中吟稿、诗余占了四卷，看起来像是吴潜个人的文集，不合地志体例。至于书中说他祈雨时龙出现、祈求瑞麦并绘图等，也免不了有献媚夸赞之辞。然而吴潜统辖明州时，兴建平水则以发展水利，政绩相当值得称道；他的诗中也有许多怜悯时局、忧虑国家的话。他的事迹能够流传后世，并不是坏事。于是我综合评论其大概，并把这部书归还给谷林氏【杭世骏《开庆四明续志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按语说：凡是阅读《开庆志》的人，都讥议它不懂地志的体例。我认为这些都是荒谬空疏的议论。古今州牧、县令修撰郡志县志，哪一个不记载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和诗文【即使钱詹事所修的《鄞志》中，也大量记载任内事迹和著作】？既然应当记载的内容很多，另编一部志书也没有什么妨碍。现在附带记载就允许，专门编志就苛责，这只是知道二五而不知道一十。况且三代以后的人没有不好名声的，只是因为确实有很多善政，所以才能刻成专门的书。如果天下人都愿意这样做，百姓只会担心州牧县令不肯编写个人文集。龙出现、麦子呈瑞，是感应召致的常见现象，也不算新奇，记载事实并无妨碍。至于大宗称吴公的说法，这篇跋文和赠九沙的诗中都把平水则当作水利来称颂，却不知道水则只是水利工程的末端事务，并不是河渠水利的关键防护。譬如著书，水则只是目录；如果堤防不坚固，堰闸不修治，即使有一百个水则又有什么用？水利的根本在于防旱防涝，只因为这一条列在水利卷首，便反复称道。这正是郑渔仲所说的只看见前面而看不见后面。后来钱詹事来修《鄞志》，拾取大宗的余唾，讥刺得更多，那就不值得再和他辩论了。又按：丞相在朝廷中的作为和在我们家乡的治理成绩，有什么可议论的？只是稍微令人不满的是，他求取名声的心太重罢了。这部志书全都据实记载，本来没有什么谀词。只是梅、刘二人遣词造句不够工整，于是让人觉得铺陈叙述过分夸张。他们记载袁正肃事迹、丞相任隆兴府知府时的制文说：“孔子说：‘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彰显。’又说：‘君子的道德，起初虽不显著，却会日益彰明。’名声不能彰显，自己会忧虑；名声显赫了，别人又会嫉恨。只有那种起初暗淡而日益彰明的德行，自己能够尊贵，别人也不会嫉妒。”等等。这好像蒙斋当时已经看透了丞相一生，而奸邪之人当权，深深替丞相担忧，于是借代为发言来帮助他，真是古代的益友。丞相如果看到这段话，稍微收敛锋芒，也许未必会有循州之行。然而他的忠诚正直、谋划深远、忧虑深重，是南宋第一流的人物。我们这些后人凭空话来评论他，已经觉得过分；那些用自矜夸耀来责备他的人，哪里足以了解这一点呢！《开庆四明续志》十二卷，宋代开庆元年由庆元府学教授梅应发、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刘锡撰写。前八卷都是叙述判庆元府吴潜的政绩，后四卷则是吴潜所作的诗词【乾隆《鄞县志·旧志源流】。按：这部书是吴履斋幕府属官所作，名义上称为续志，实际上全是献媚夸赞的言辞。吴履斋在四明确实有很多善政，但自我夸耀的意思多，谦抑的意思少，难道不是太好名而不懂撰修志书的体例吗【同上】？《宋史》中所见的四明志书，只有张津《四明图经》十二卷，如今《四明文献》中还略有保存，但已经不是足本。至于胡矩《四明志》二十一卷、吴潜《四明续志》十二卷，史家都没有记载。大概宋代史志对于地理这一门类，搜集采录大多不完备。《续志》成于开庆元年，出自庆元府学教授梅应发、沿海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刘锡二人之手。前八卷都记载吴潜任职期间的政绩，后面附有吟稿二卷、诗余二卷。这是吴氏一家的著作，不合志书体例。我所见的是鄞县卢氏抱经楼收藏的宋刻本【钱大昕《跋〈开庆四明续志〉】。历任州守中关心水利的，没有谁比得上吴正肃公。因此他所著《开庆志》在记载创建（石契）闸时，也一并收录了碑记【蒋学镛《水利考】。

译《开庆四明续志》十二卷。文澜阁传抄本，宋代梅应发等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六条 我曾读《昌国一志》。该志成书于宋元之际，那时倭夷势力微弱，海内安宁；带山一带濒临大海，居民无非耕田捕鱼之民，因此户口繁盛，朝廷下诏将其升为上县，不久又升为州。（陶恭《正德昌国志序》） 我的祖先直峰先生（按：指陶恭）曾从遗民传抄本中得到宋元旧志，怜惜其残缺错乱，于是整理其中的参差错杂，删去繁冗，订正“三豕乙亥”（陈子相说：应作“己亥”）的讹误。（陶积《隆庆昌国志》序） 《昌国州志》七卷，大德戊戌年，州判官潼川人冯福京聘请乡贡进士郭荐等人编修。（《浙江通志·两浙志乘》） 《昌国州图志》七卷。（范懋柱天一阁进呈书目） 《昌国州图志》七卷，天一阁写本。元代乡贡进士、鄞县教谕、州人郭荐等编修。有大德戊戌年州判官、潼川人冯福京所作序和跋。当时实际由冯福京主持此事。昌国州如今是定海县。（《浙江采集遗书总录》） 《大德昌国州图志》七卷。文澜阁传抄本，元代冯福京等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 《延祐四明志》四十七条。（我恭敬拜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论列《宝庆志》《开庆志》《大德志》《延祐志》以及《备览》的内容，已经全部恭敬抄录在第一卷。又《山西通志》条说：“特别设置经籍一门，乃是采用施宿《会稽志》、袁桷《四明志》的先例，也有助于考证。”谨按：袁桷《四明志》只把庆元路学中所藏的书板、书籍载入《学校考》，庆元人所著书则附见于本传，此外并没有经籍门。疑是当时儒臣偶然记错，不敢抄入本条。） 我乡的士族，没有早于楼、袁、杨、蒋四家兴起的。编写郡志的人，对于任氏有缺考。孙吴时期有任光，任氏也都是鄮县、句章县人。如今这一带属于鄞县，那么建州（按：指唐代建州司马任远）大概是两位贤人的后裔，而先贤事迹都已散失。我近来补修郡志，也同样因有所缺略而感到惭愧。（袁桷《任隐君墓志铭》） 宋代乾道年间，郡守张津将大观初年编成的郡志重新缮写为七卷；到宝庆年间，庐陵人罗浚又扩充为二十一卷；本朝袁翰林桷命人考订十二项而成书，这改变了旧有体例。文章丰富，事实明晰，气韵格调卓异，确实十分奇特，竟大大超过了前作。（赡思重刻《宝庆志》序） 宋代宝庆年间，原来已有郡志；到了进入本朝以后，至延祐庚申年，已经将近百年，城邑面貌改变，时俗也有沿革，却没有人考察这些情况并加以修订，于是郡人侍讲袁公桷编成了新志。（王元恭《至正志序》） 宋代宝庆年间所修的郡志与各县志不同：编写郡志是为了统辖各县，怎么能分开编写呢？袁文清公开始采用正史的体例，将各项合为一书，分类考订，这就叫作新志。（《至正志·沿革》） 《四明郡志》二十卷，计板□□。翰林侍讲袁桷修撰，至治元年刊刻。（又《学校》） 袁文清公修撰郡志时，厚孙（按：即王叔载，深宁尚书王应麟之孙）分领各寺的编纂工作。书编到昌国州时，袁公因女儿去世而暂停编修，随后又入朝，因此昌国州只记载了宝陀寺，其余各寺都没有完备记载。（又《释道》） 大德年间，袁清容向袁镛索求家世资料，袁镛没有给他；到延祐年间修郡志时，袁清容便把这件事隐去而不记载。（蒋景高《袁进士传》） 按语说：延祐志中没有设置袁忠臣传，颇为令人惊异。自从丹台外史提出“索求家世而未得到”的说法，后来众人的攻击便纷纷由此而起。然而，

译袁、袁两家都很显达，清容家的门第高于城西袁氏，他何至于反过来求取通谱呢？后来谢山说，清容因为他的父亲投降元朝，所以隐没袁忠臣的事迹，这也不对。当时深宁、文洁两位大儒高隐不仕，甬上忠义之士把他们视为表率，志中极力表彰，难道会因为父亲的缘故而把白说成黑吗？文洁请求为死难的吴从龙立传，志中又特意大书其事。而且清容的文集中多次提到高尚节操，并以卖身投降为耻，那么他也未曾故意隐瞒事实。或者我对此还有疑问：清容是深宁的高足，他修此志多依据老师的说法；深宁悼念袁进士的诗，表彰阐述得十分详尽，丹台又说：“深宁王先生谈到袁镛的事情时，没有一次不叹息流泪。”这样看来，清容耳濡目染，必然听到过相关传闻，却漠然置之，确实足以引起议论。只是奇怪，遂初老人把深宁的孙子说成是清容的畏友（见《荥阳外史集》中《遂初老人传》），二人还共同参加志局。假如清容有所忌讳而不肯说，遂初一定会援引祖父的说法加以力争；即使力争而不被采纳，也没有办法。但后来遂初独自修撰《至正志》时，删改取舍全由自己决定，毫无牵制，为什么在他补写的人物传中，对郑覃、孙（王寿）这样的忠节之士都详细完备地记载，唯独对于他祖父所说“挽回日月、忠诚感动天地”的烈丈夫袁镛，竟完全不提？这又是为什么？清容有索求通谱未遂的嫌疑，而王、袁两家却如秦国、越国般彼此疏远；清容有父亲曾为降臣而需要避讳之处，遂初的祖父却兼具高尚节操。即使把丹台、谢山从地下召来当面质问此事，也不容易解释。文清编撰《四明志》时，命老人（按：指王厚孙）分写两项考。（郑真《遂初老人传》） 袁文清撰写《四明志》时，有人向佥宪苫思丁进谗言，打算毁掉书版。老人把这件事告诉郡守王元恭，说：“袁公是朝廷名臣，文笔典雅古朴，不能毁掉。”太守拿着这番话上报，佥宪惊讶悔悟，下令让它与旧志一同流传，并嘱托老人编成续志若干卷。（同上） 正统年间，本府知府三山人郑珞在袁少卿忠彻家中见到《延祐志》，于是题记说：“陈藏器、日华子都是四明人，为什么修志时遗漏了他们的姓名？可惜啊！”（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人物》） 宁波古代是甬东之地，秦汉时隶属会稽郡，唐代称明州，因为境内有四明山，所以得名。这里濒海依山，江河纵横，人物和财赋自古就是各郡之冠；至于仕宦功业和科举成就，到今天尤其显著。历代修撰的志书以及儒者撰述的文字，如志、记一类，虽然各有阐明，但有的记此遗漏彼，有的沿袭伪说而湮没事实，没有一部完整著作能够考见一郡事物的全貌。到了宋代尚书王应麟、元代学士袁桷，先后编修，内容稍为详尽，但也有许多散失遗漏。袁桷以后直到现在又过了将近二百年，还没有续修者，实在是政务上的缺失。（刘釪《成化宁波府志序》） 按语说：延祐志到嘉靖年间还完整无损，从张尚书志中所引用的内容可以核实。这里却说它多有散亡遗佚，为什么呢？而且《宝庆志》记载事物，比后来的志书更为完备，却说没有办法考见全貌。延祐以后，明代已有《至正续志》，这里却说没有续修者，大概刘釪没有见过宋元旧志，只是听信道听途说罢了，不足凭信。我郡的各部志书，自袁文清以后，很难再有能够达到史书水平的了。（丰坊《嘉靖奉化县志》后序） 宋代末年，厚斋先生、尚书王应麟考订《四明志》，撰成典范实录，并让门人袁桷增订修编，至今仍称为《延祐志》。（杨德周《历代志书辨》） 《延祐志》由清容编修，其中命王厚

译孙分撰。完成两项考之后，有人向佥宪苫思丁进谗，打算毁掉书版。厚孙把这事告诉郡守王元恭，说：“袁公是朝廷名臣，文笔典雅古朴，不能毁掉。”元恭将此话转告苫思丁，书版得以不毁，于是命它与旧志一同流传。这件事见于郑千之《遂初老人传》。（高宇泰《敬止录历志考》）

译袁桷编纂《四明志》，曾让厚孙分撰两项考。后来有人向佥宪苫思丁进谗，准备毁掉书版。厚孙告诉郡守王元恭说：“袁公是朝廷名臣，文笔典雅古朴，不能毁掉。”郡守将此事告知佥宪，下令让它与旧志一同流传，并嘱托他完成十二卷续志。（康熙《鄞县志·品行跋》） 袁桷编纂《延祐四明志》。（又《修辞考》） 马泽，延祐年间任总管，主持编修庆元路《四明志》。（同上） 明正统年间，郡守郑珞见到《元延祐四明志》，在书上题记说：“陈藏器、日华子，都是四明人。修志者为什么遗漏他们的姓名？”（又《特艺考》） 元代鄞县人、学士袁桷所撰《延祐四明志》。（雍正《宁波府志·前朝纂修姓氏》） 袁桷《四明延祐志》。（又《艺文》） 《四明郡志》二十卷，延祐庚申年由郡人袁桷修撰。《至正续志》说：至治元年刊刻。（《浙江通志·两浙志乘》）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是袁学士清容编修的。这部志书流传极少，藏书家都没有，即使在我们的家乡，也只有两部：一部在天一阁范氏家中，一部在陆高士春明家中。但两部都缺少第九、十、十一卷，大概无法找到完整本了。清容是文章大家，但此志颇有是非失实的遗憾。例如谢昌元、赵孟传都列入佳传，而袁镛的忠节反而被遗漏。大概清容的父亲也是降臣，又曾受到吴丞相履斋贬斥言辞的牵累，或许是因为他祖父越公的旧怨，所以不是秉笔直书。（全祖望《延祐四明志》跋） 清敏（按：指赵与欢）虽然曾参与史弥远、郑清之谋夺宗嗣之事，但后来在朝廷任职，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只是他的儿子孟传镇守乡郡，迎接投降，令人遗憾罢了。清容因为姻亲关系而把他列为佳传，实在可笑。（又《句》，余士音自注） 清容编修志书，不为袁忠臣立传。起初我以为这是仿照《五代史》缺载韩通传的例子，是出于避嫌讳；欧阳公尚且如此，又有什么可怪清容的？后来看到他给赵、谢两名降臣都立了佳传，才知道他是在偏袒投降元朝的一党。（又《宋忠臣袁公祠堂碑》）我们家乡在成化以前的志书不记张太傅祠，大概因为袁清容的父亲是元朝降臣，清容编写庆元路志时不记载张太傅祠的后续，各种志书便因此遗漏了它。（又《巾子山吊张公祠诗序》） 袁清容编纂《延祐志》，因为他的父亲是元朝降臣，所以对太傅遗迹略而不载。（又《巾子山张太傅祠堂碑》） 张太傅曾在巾子山处死降臣卞彪，所以山上有太傅祠。然而我们家乡成化以前的志书不记此祠，大概是因为袁清容的父亲是元朝降臣，清容编写《庆元路志》时没有记载，后来的各种志书便因此遗漏了它。（又《鲒埼亭诗集》自注）我平生不喜欢袁清容的志书，认为他偏袒仕奉元朝的坏人，隐没前宋的遗事。（又《永乐宁波府志》题词） 佛门中人积习如此，喜欢说大话，大半仍是孔子门下师弟子的旧习气。至于荒谬到极点的，例如《延祐四明志》有育王寺住持知愚的传记，他本来没有别的善行，只说吴丞相履斋任庆元判府时，极其尊敬礼遇他。吴丞相问：“希望法师为我的语录作序引，使它流传不朽。”知愚坚决推辞，退下后对人说：“吴潜晚年像中了风一样，灾祸将要到来，我哪里愿意让他的文章言语被吴潜听到？”吴潜大怒，把他拘捕入狱并施以杖刑。不久吴潜果然被贬而死。丞相立身有学问，入朝任职有节操气概，在我们乡里任职时又有惠民政绩，最后死于贾似道之手，并不是他的罪过。这个和尚是什么东西，竟至于排斥丞相的文章而不屑一顾？大概他一定是因为别的事情受杖刑，却编造这番说法来掩饰自己。清容竟把它记入志中，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又再跋《延祐四明志》） 清容早年就对吴氏怀有怨恨，大概因为他的祖父越公是史氏的私人，丞相曾经纠劾过史氏。因此志中对吴潜的一切善政都略而不提，反而说江水流入余姚三千里（按：“千”字应依本志改作“十”），与四明山水相接；又说再过十里，潮水已经淹没旧堰，因用堰来限制水势。丞相忌惮我们乡里公卿太多，把堰迁到上虞；潮水到旧堰时只差几尺，船只堵满沙岸，即使驿船也不能出发，把这说成丞相的过错。丞相如此关心我们乡里的水利，究竟是怎样的情形？他还根据形法家的说法，开凿新河以助文运，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清容的荒谬实在太过分了。清容又说，育王寺僧人知愚品行高尚，丞相请求他为语录作序，知愚认为丞相晚年如同中风，不肯答应，丞相发怒将他杖打。说出这种话的人，才真是颠倒是非、如同中风；由此也可以知道和尚说法的荒诞。（又《吴丞相水则碑阴》） 清容对吴公有怨，所以他编修志书时把吴公的善政全都隐没，反而编造迁堰之说，实在荒谬。（又《湖语》自注） 本然先生（按：谢山的族祖）曾读《延祐志》，叹息说：“袁氏号称贤者，徇私枉笔竟到了这种地步，何况其他事情呢？”（又《桓溪全氏谱序》） 按语说：谢山诋毁清容，可以说是用力很深了。不过，谢山嫉恶如仇是出于天性，对细微过失，有时可能憎恶得太过；后人应当平心静气地评论古人，不应随声附和。总括他所批评的内容，共有五点。第一，袁忠臣没有立传。袁忠臣未立传的原因，我以前已经说过；即使谢山一时难以解释，当时或许有避嫌讳之处，也不能过分责备。第二，谢昌元、赵孟传分别立了专传。赵孟传镇守乡郡，谢昌元是三南儒者之一，按体例都应当立传，正如南宋为史弥远、郑清之立传，二史也有传一样，谢山并没有责难这些事。第三，没有考载张太傅祠。太傅祠是嘉靖二十四年应训导曹一和的请求，才开始建在巾子山；据此责难清容，反而恐怕会被清容笑话。第四，对吴丞相用了贬斥之辞。按志中贬斥丞相的地方共有两处。迁堰之说，我只认为是后人妄自增添的，详细论述见我的《札记补遗》卷中。至于诽谤知愚说丞相中风，不过是释子妄自尊大，实际上对丞相又有什么增损呢？况且清容是否因旧怨而报复吴氏，如今已无法知道；但五百年后的钱詹事与丞相并无嫌怨，却在他编写《鄞县志·释道考》时，经谢山指斥之后，仍然引用清容之说，文字一字未改。

译评论者说钱詹事已经没有辨别是非的心思，这样一来，清容也就可以从轻发落了。第五，说丞相的善政略而不载。丞相最大的善政莫过于水利，后来的志书最应记载、也最重要的同样是水利；而《延祐志》的《河渠考》有整整两卷，谢山从哪里知道它略而不及呢？况且散见于其他说法中的材料还提到，开庆（石契）的新创工程、茅洲闸的重修，嘉靖志引用了这两条，丞相的姓名已经赫然载入；嘉靖志又引用《延祐志》说：“宋开庆元年，判府吴潜兴修水利，遍及四境。”这样大书特书，推崇得不能说不到位。即使谢山自己编志，表彰程度也不过如此；他既忘了自己所见的本子并非完整本，又不从其他书中旁加考证，便贸然说清容把善政全部隐没，难道不是故意诋毁，凭空捏造罪名吗？何况谢山大力称赞丞相依据形法家的说法开凿新河以助文运，却不知道这话实际上出自清容。清容撰写其舅氏史静清墓志时说，曾与静清谈论宦族中擅长文章而显达的人很少，自从吴丞相开凿新河以后，附近应当会接连出现这样的人。静清于是勉励清容说：“外甥应当自重。”如此等等。由此可见，新河与文运相应的说法，清容已经明显表现出自负之意；他对丞相并无怨恨，显然可见。谢山却拿清容自己的话来攻击清容，正是到人家屋里拿刀砍人，实在太窘迫了。而且清容与丞相本来确有亲故关系。丞相考中进士第一名时，袁越公、陈清敏正同在殿庐，实际上都是他的老师。丞相深深感念二人，所以陈清敏去世时，他写信给京湖帅贾似道，厚加赙赠；此事见于清容所跋的丞相法帖。由丞相报答陈清敏这件事看来，就知道丞相没有辜负越公，袁、吴两家本来没有宿怨。由清容记载开河一事看来，就知道“因忌惮公卿而迁堰”的说法明显自相矛盾，清容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那么，是谢山失言了吗？我听说清容修此志时，因爱女去世而停止编修，随即入朝；想来志稿尚未最后定稿，当时就开始雕版刊刻，所以有些疏略也在所难免。不过它文笔简古，剪裁有法，确实高出元明诸志。前人说，凡是编写一部书，必然有可以议论之处，但不可以吹毛求疵。（陈朝辅《重刻它山水利备览序》） 《四明延祐志》二十卷，天一阁写本。此书由元代集贤院学士、鄞县人袁桷撰写，延祐七年四明郡守马润甫延请袁桷编修。分为十二考：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原书缺少城邑考、河渠考，即第九至第十一卷（按：原书脱一字）。袁桷亲自作序。（《浙江采集遗书总录》） 元代延祐年间的《四明志》，由仁宗朝侍讲学士、鄞县人袁桷编纂。（董华钧《纯德汇编》） 袁桷从翰林院回到故里后，撰写《四明志》，命王厚孙分担编撰。（乾隆《象山县志·人物》） 鄞县进士袁镛在德祐之难中壮烈死节。袁桷修志时，因为个人怨恨而把他的事迹遗漏了。（同上） 王厚孙，字叔载，是王应麟的孙子。袁桷从翰林院回乡后，撰写《四明志》，嘱托厚孙分撰两项考。有人向佥宪苫思丁进谗，准备毁掉书版。厚孙把此事告诉郡守王元恭，书版才得以不被毁掉。（乾隆《鄞县志·人物》） ○蒋学镛《甬上先贤传》中列传部分相同。袁桷《延祐四明志》二十卷。（乾隆《鄞县志·艺文》）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元代延祐七年由集贤院直学士、郡人袁桷撰写。全书分为十二类：沿革考、土风考、职官考、人物考、山川考、城池考、河渠考、赋役考、学校考、祠祀考、释道考、集古考。（又《旧志源流》） 按语说：伯长袁桷是元代馆阁中的大家，编撰此志时，王厚孙也参加分修，繁简处理有法，可以说是一部佳志。后人只是因为没有给袁进士立传而有所贬低；当时距离德祐年间还不远，或许有忌讳之处，所以没有记载。至于谢昌元、赵孟传二人，因官位高，按体例应当立传，而且也没有隐瞒他们仕奉两朝的事实，按照史法本来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一定要用曲笔加以诋毁，也太过分了。（同上） 袁桷字伯长，著有《延祐四明志》二十卷。（蒋学镛《甬上先贤传·文苑》） 德祐以后，清容编写志书，却没有为袁进士立传。（又《忠义传序》） 《延祐志》没有为袁镛立传，前人说是因为袁桷索求通谱未遂而怀恨，所以把袁镛隐没不书。按袁桷的先世自袁越公以来，早已显贵兴盛，门第还超过城西袁氏，何必把通谱看得那么重？他排斥袁镛，还可以援引《五代史》不立韩通传的例子。至于赵孟传、谢昌元，却为他们立传并极力称美，颠倒是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列传》） 袁洪是清容的父亲，《延祐志》记载他的内容，实际上只是家传。然而他任建康判官时，竭力禁止抢掠，并同诸将较量射技，挫折他们的暴横；后来又救助陈西麓脱离灾祸，郑千之《荥阳外史集》的记载比《延祐志》更加详细，似乎可以作为征信材料。（同上） 《延祐志》如今缺少三卷，河渠考恰好在缺卷之中。王元恭称它对两湖水利的记载最为详细，可惜已经无法看到。（又《水利考》）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文澜阁传抄本，元代袁桷撰。缺第九至第十一卷，共三卷。（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三卷〕 袁桷《四明志》在艺文之外另设“土风”名目，也嫌不合古制。（道光《象山县志》凡例）

译《至正四明续志》十四条 至正二年，王元恭重新完成《四明续志》十二卷，与《延祐志》一起刊刻流传。（嘉靖《宁波府志·名宦传》） 明州郡守王元恭所成的续志共十二卷，事情发生在至正二年壬午。（杨德周《历代志书辨》） 《四明续志》十二卷，作者王元恭，字居敬，真定人；至正二年任明州总管时编修。（《黄氏书》） 王元恭，字居敬，号宁轩。后至元六年任庆元路总管。至正二年，编纂《四明续志》十二卷。（康熙《鄞县志·修辞考》） 元代总管王元恭所修《至正续四明志》。（雍正《宁波府志·前朝纂修姓氏》） 王元恭字居敬，真定人。至正二年重新完成《四明续志》十二卷，与《延祐志》一同流传。（雍正《宁波府志·名宦》） 王元恭字居敬，真定人。后至元六年任明州总管，重新完成《四明续志》十二卷，与《延祐志》一同刊刻流传。（《浙江通志·名宦》） 《至正四明续志》十二卷，是王总管宁轩所修。总管在我们乡里是清廉有能的官吏，整治它山的堤堰功劳最大。志中记载的堤堰，补足了清容志书的不足。元代像这样的牧守，大概极为少见。（全祖望《至正四明续志》跋） 按语说：《延祐志》的堤堰内容在第十一卷《河渠考》中，如今这一卷已经散佚，并不是记载不完备；考察《至正志》《嘉靖志》等书，仍可见其大概。《至正志》说：“延祐新志，特别对两湖水利记载得更加详细。”又说：“湖堰按类别区分，地理则按不同情况记载。”这样看来，清容的记载反而更加详细，不能因为书卷缺失，就诬说它记载不完备。王元恭修撰《至正志》时，对于小江湖上的（石契）闸、堤坝之类，大概反复着意记述。（又《小江湖强堰记》） 袁桷撰写《四明志》。佥宪苫思丁准备毁掉书版，王厚孙把此事告诉郡守王元恭，书版因此没有被毁。元恭于是嘱托他完成十二卷续志。（乾隆《鄞县志·人物》） ○蒋学镛《甬上先贤传》中记载相同。《朱教授王侯去思碑》内容质朴实在，没有过分夸美。王侯在庆元有许多善政，他修撰《四明续志》也简洁而有法，但碑文没有提到这些，为什么呢？（乾隆《鄞县志·金石》） 《至正四明续志》十二卷，元至正二年由庆元路总管王元恭撰写。门类全部沿用袁氏旧志，袁氏没有记完的内容，则按原有类别补充。（又《旧志源流》） 考察此志，它刊刻于《宋史》尚未修成之前。如今《宋史》中史弥巩、王文贯、赵逢龙、郑覃等人的传记，实际上以此志为蓝本。大概史局刚开始设置时，编修官危素曾到明州采访，因此得以把这些材料抄录下来。（同上） 王元恭字居敬，号宁轩，真定人。至元六年任总管，编成十二卷《四明续志》，并与《延祐志》一同刊刻流传。（阮元《两浙金石志》跋《王侯去思碑》） 《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十七条。（《杂录》二卷的体例与本书序说相同：今代后人所作的题识，元代以前的收入本书，《赡思之序刻宝庆志》就是如此；明代以后的收入《杂录》，《陈朝辅之序刻备览》就是如此。其余篇目依此办理。） 宋代淳祐年间，郡守陈垲向乡人、庐陵郡守魏岘咨询，魏岘撰成《水利备览》。（嘉靖《宁波志·河渠书》） ○雍正《宁波府志·河渠》记载相同。大概沟洫始于夏禹，田界始于商高宗，水利事业便由此兴起。至于《周官》关于营治沟渠、通行水流的制度，以及止水、蓄水的法令，已经十分完备。过去替百姓兴办水利的人，按时巡视郡中的水泉，疏通陂池，修建水门、堤闸几十处，以扩大灌溉范围；这是王政必须优先办理大事的体现。唐代鄮县令王公元暐修筑它山堰，关系到我们乡里的旱涝、丰歉，影响极大；然而滩地平衍不合尺度，茅草堤岸又没有严密防护，漏井、匽潴不能调平水势，水流分入沟渠也不合规制，这难道不是田界和沟渠全都受到损害吗？郡志曾间或采录宋代魏岘《它山水利备览》的说法，但完整书稿已经漫漶不清，无法考察始末。近来林郡公嘱托我的年友杨齐庄补足这部志书（按：此志指上文所说的郡志，有人改作“地志”，不对）的缺漏。我来往商议此事时，在几案上翻到了它，询问之下，才知道是锺潭旧家收藏的抄本，也是成化年间的旧物。齐庄指给我看，说它虽不能作为指南车，或许也可以借来充作驱山铎（按：原本误作“驿”，今改正）；我也惊喜于见到从未见过的书，于是先把它交付刊刻流传。志书之所以贵在保存往事，即如孙叔敖修筑芍陂一事，史书只约略说到它；如果不考察《唐六典》，谁能知道这座陂最初承接灊山的淠水（按：原本“灊”误作从山的字，字书无此字；据《汉书·地理志》改正）？又有谁能知道濠水流入陂中（按：《唐六典》没有这句话，不知依据何本）？如果不考察《水经注》，谁能知道肥水（按：原作从“汀”改“巴”的字，据《水经注》改）向东北流经白芍亭下，向东汇聚成为湖（按：《水经注》作“东北径白芍亭东，积而为湖”，应在“东”字处断句，原文添“下”字并把“东”字归入下句，错误），芍陂因此得名？如果不考察《元和郡县图志》，谁能知道这座陂外，楚相还修建过阳泉陂、大业陂？如果不读《淮南子》，谁能知道芍陂就是期思陂？如果不考察《三国志》和《凤阳郡志》，谁能知道尚书郎邓艾在建安年间重修芍陂，旁边又修筑了五十座小陂，使利益遍及淮河沿岸和广陵的几十个镇？

译如果不考察《隋书》，谁能知道赵轨修陂时，把五座水门（按：原本误作“六开”，据《隋书·循吏传》改正）改为三十六座水门，灌溉田地达到五千顷？（按：这篇序本来议论它山堰，却远远牵涉无关的事物，没有讲到芍陂，铺陈烦琐而不嫌过多，似乎有意炫耀博学。然而这座陂所承接的水，有巫山、霍山如溪、白沙、河、期思、驺虞、石横、石黎、浆旧沟等水；另外还有香门、龙泉，以及芍陂渎、安丰塘等名称。重修它的有汉代王景、魏代刘馥、晋代刘颂、宋代刘义欣、齐代垣崇祖等人，全部列举也不容易说完；他广泛考察群书，却只找到淠、濠、肥三水和期思一个名称，连邓艾、赵轨二人的事也没有完全罗列。因此，他也不能算真正把这些事情全部说明了。况且唐代以前记述芍陂的书，如汉《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崔寔《月令》、《皇览》《意林》《通典》《寿春图经》《舆地志》等，都有可以证明的材料。宋代以后有关书籍更难逐一列举，也不是这五六部书就能穷尽。）像这样明明白白的事情，博雅君子尚且不能把它全部罗列清楚，何况偏远的东南地区，又只能凭借寥寥几部文献作为证据；那么讨论水利工程的得失，我们这些人也负有责任。《礼记》说：“上面有大泽，百姓便人人在下面等待水流。”这就是善于疏导水流的意思。《易经》说：“地中有水，君子由此领悟，应当容纳百姓、蓄养众人。”这就是善于防止水势泛滥的意思。疏导水流，便形成河川和渠道；防止泛滥，便形成湖泽和陂塘。一定这样做，才能充分发挥沟渠的水利；一定这样做，才能使田界治理的收获增加一倍。坎卦所象征的水流止、行，并不只是为水利而设置，但水利的大道确实与政事相通。我还得到唐代韦瓘（按：原作“崔巏”，唐代没有这个人，据《唐文粹》所载应是韦懋宏的文章，今改正；下同。又按：“瓘”“巏”只是字形相近而造成讹误，但“崔”“韦”二字完全不像，篇中三次称引、三次误写，原因不可理解）所作《大农陂记》（按：原作《大业陂》，有误；本目作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说：“拨开腐土，晒干淤泥，使低处增高、薄处加厚。”又说“横向分流”。冲击的水波、泄出的流水，引入沟渠，几句话就足以概括。（按：原作一字，今依意思改）我又从穆员所作《石斗门记》（按：本目作《新修漕河石斗门记》）中得到这样的说法：“善于治水的人，不与水争势；”如同斧刃那样锋利，用来分开水流的冲势；如同弯月那样上仰，用来折减水势。水道曲折，仿佛喉部深、入口狭的形状，清楚得如同指在掌上。这部《备览》与《方沟洫志》《河渠书》相比，韦、穆二记的长处还不足以相提并论。又怎么知道韦、穆二记一定是修撰沟洫、河渠志书的人所必然搜集的呢？所以这类书，大都市未必能得到并刊刻，小小建筑中反而可能收藏有它们，这就是所谓礼制失传要到民间去寻求。我由此懂得了搜访遗书的方法：玉轴牙签固然不值得记录，但残编蠹简中有价值的内容却应记录。齐庄这次采集，正所谓向民间谋求便有收获。我又由此懂得了网罗旧闻的方法。总的来说，水利规划经营方面，自孙叔敖、李冰、史起以下，汉代有刘信、文翁、郑当时、儿宽、召信臣、王景（按：原作“京”，据《后汉书》和《水经注》改）等人；唐代有云得臣、长孙祥、李袭誉（按：原本没有“誉”字，《唐书·地理志》和《李袭誉传》都说李袭誉修筑雷塘，未听说唐代治理水利者另有李袭；《玉海》联语中有“李袭引雷陂”之语，大概是刻版偶然脱字，或陈本误写，今补）、黎干、温造、孟简等人；宋代有范文正、刘彝、吕颐浩、钱良臣等人；我朝则有宋公礼、刘公大夏、陈公瑄、徐公有贞、朱公衡、潘公季驯等人。（按：这里忽然写成“点鬼簿”，挂一漏万，从义理上有什么取舍？） 而且，即便是它所称述的治水人物，也有很多不恰当之处，大概只是随意牵连，以显示自己博雅；明代人的习气往往如此。又如它列举汉代刘信，我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谁，《史记·河渠书》和《汉沟洫志》中都没有这个人的姓名，也不知道它依据的是什么。计算这一代代久远的谋略和百年间的宏大规划，空闲时应当和齐庄一起辑录成完整著作，以讨论治理河流、疏通漕运的方略，使王公以及前后历代贤人都能流传后世，也使本书与前后贤人的记述一同传世；这难道还会低于宋代徐节孝先生的《治河议》而不能远远超过它吗？难道还会低于我朝戴村白老人的献策吗？有经世济民抱负的君子循览此书，修废举坠，所考虑的就不只是本地旱涝丰歉的问题，而是大有裨益了。齐庄兼记大小，贯通古今；新志即将成书，必将比琬琰美玉更加受人珍重，并可借此稿本作为沟通的桥梁。本书的流传，也不必等我把话说完了。时在皇明崇祯辛巳年七月十六日，前柱下史、郡人陈朝辅，字燮五，谨序。（《重刻它山水利备览序》） 按语说：太仆的这篇序文，颇不合于撰作体例，我已经略加订正。附注中到了篇首，说王公修筑堰坝“不合于度，不慎于防，不平其衡，不合于则”，这是错误中最严重的。所谓“不适、不毖、不平、不符”，是说当日的事情吗？那就是颠倒黑白的话，不值得同他辩诘。是说今日的事情吗？那就是因为汉唐以来河水屡次决口，便妄加议论神禹了。我反复推求，仍未得到解释。可是其下文又不加申明，只是牵强附会地援引别说，炫耀博学、夸示奇异，而同王公修筑堰坝的本意、魏吉州著书的用意，丝毫没有关系。即使不写也可以。

译又按语说：“太仆所引用的各种书，我都替他作了考证，只有《凤阳郡志》没有见到。可是我把《元和郡县图志》翻阅了一遍，也没有看到所谓阳泉陂、大业陂。也许是我查看得不够周密，可能有所遗漏；我不敢隐瞒这一点。又或者芍陂在唐代隶属于淮南道，而《元和郡县图志》的淮南道部分原书早已亡佚，太仆也没有见到。那这两座陂，或许本来属于楚地而隶属其他道吧？”把这些记下来，等待以后再考。四明山的水流入江中，与海潮相接，含盐，不能用来灌田。唐太和年间，县令王元暐在两山之间叠石修筑堰坝，宽四十二丈，共有三十六级，并熔炼铁汁灌注，截断渠水和江水，使之分为两条。详情见于有关文章，而魏岘的论述最为完备。这是鄞县万世的利益。【高宇泰《敬止录·山川考》】《至正续志》说：“从兰浦堰以下记载。”魏岘《水利备览》，如今乡里刻印的《岘书》还没有见到开头，仍未完整。【同上】魏岘任庐陵太守，寄居隐居在鄞县小溪，著有《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康熙《鄞县志·修辞考》】魏太守寄居在小溪上游。吉州人魏岘曾任庐陵知县，后来任泉使，退休后闲居于此，著有《它山水利备览》。【又《杂记考》】按语说：魏岘世代居住在溪上，吉州是他的仕宦之地，也就是庐陵。他任泉使，在任吉州太守之前。前辈说：“关于魏岘的里居和官位，没有一项不是错误的。”详情见后面的《作者》卷。《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上下两卷。淳祐二年，乡人魏岘编纂。【《浙江通志·两浙志乘》】《它山水利备览》一卷，是我在故太仆陈朝辅家抄录的，但不是足本。按《至正四明续志》记载，它山堰以东的（石契）闸共有三十三座：拦浦堰、唐家堰、黄家堰、新堰、擂木堰、朱家堰、风伯（石契）、何家小堰、沈家堰、张家小堰、徐家堰、楼家堰、华家堰、虾堰、黄家藕池堰、屠氏桥闸、范家闸、靳家堰、郑家堰、祁胡堰、李家塔堰、陈五耆堰、张家堰、小冯堰、垆头堰、蒋家堰、大苏堰、段塘堰、朱濑堰、王家堰、松树浦、郑十八郎堰、郑家食利堰王总管。以上都载于魏氏《水利备览》。松树浦附近后来又有强堰，都是用来防止和蓄积水源、避免渗漏流失的地方，应当按时加以修筑，以防旱灾和水灾。如今这个本子全都没有这些内容，由此可知并非完整本。五百年来水利日益荒废，三十三座堰大概有许多已经无法考察了。这部书是泉使魏岘所作。我们乡里的魏氏，大多是丞相文节公的后代，见于志书的有魏豹文、魏有峻。泉使把水利著作流传下来，对乡里有功，不愧为溪上的贤彦吧。泉使的儿子叫（汀去丁改雩）、洽，都以诗才著称，也见于此书中。【全祖望《它山水利备览跋》】魏吉州名叫岘，从庐陵来，寄居于此，著有《它山水利备览》，内容最为详尽完善。【又《重浚古小溪港议》自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写本。以上是宋代鄞县人魏岘所撰。自序说，鄞县的水利都依赖它山。魏岘是乡里人，因此考察它山水利的始末，编成此书，使后来讲求水利的人可以查阅，办理起来就容易了。【《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宋代魏公魏岘，辅佐大参余天锡，主持四明它山水利事务，继承王侯的旧日功绩，著有《它山水利备览》。书中讲明水利源流，指出利害，实在是功绩卓著，足以与王侯相比。【锺嘉秀《魏泉使传》】魏公在淳祐年间任朝奉郎、福建路市舶提举。老人们相传，澜浦魏家的宅基地就是魏公的住宅。看《水利备览》的序文，魏公自称是乡里人；林元晋《回沙闸记》说：“魏侯家在溪上。”魏公又说：“魏家距离堰坝不过几里。”据此看来，魏公的住宅在澜浦，确实似乎可信。可是考察郡志，宋代光溪水滨有魏学士山房，而这位学士名叫魏杞，并不叫魏岘。难道是魏学士在这里置宅，而魏公是他的后代吗？还是这座山房不是魏公的住宅？这些都无法知道。【同上】按语说：嘉秀所作《传说》鄙陋薄弱、杂乱污秽，本来不值得收录。转念想到，魏吉州这部书虽然见载于《至正志》和《嘉靖志》，但专门的刻本不易见到。幸亏成化年间，锺潭人抄写了一部，前辈据此付梓雕印，流传到本朝，用来充作天禄阁、石渠阁的藏书。嘉秀又在乾隆辛未年亲手抄录此本，辗转归到我手中，使它得以附刻在六志之后。因此嘉秀的功劳不可埋没。所以我删节其中稍可观览的部分，以保存他的姓名。嘉秀字蕴芳，也是锺潭人。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乾隆《鄞县志·艺文》】杨德周字南仲，最精于考据。宋人魏岘著《它山水利备览》，杨德周为它作注，并且刻印发行。【蒋学镛《甬上先贤传·文苑》】按语说：我家收藏的本子，就是从杨德周的本子抄录出来的，卷首只题作“杨德周齐庄订正”而已。同时陈太仆所作的序，也只说“齐庄从锺潭旧家得到此书，见到了前人未见的内容，先行刻印”。这样看来，杨德周本来并没有替它作注。樗庵为此传所作的自注，出自《续耆旧集》，如今他的文集中也没有这句话。而《耆旧集》是谢山编成的，谢山为此书所作的跋也没有说齐庄曾经作注，本来应当是樗庵误记了。我们乡里的水利如今已经日益废弃、淤塞，幸好乡中前贤的著作还有保存下来的，例如魏提举魏岘的《它山水利备览》。【又《水利考》序】《至正志》的水利部分，凡是旧志已经具备的内容，都简略不再记载；但新增补充的内容也十分周详，与魏岘的书多有相互印证之处。成化、嘉靖两部志书，完全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似乎连《水利备览》也没有读过一遍。【又《水利考》】魏岘是吉州人，以庐陵太守身份退休，寄居家住光溪。当时它山堰损坏，溪港被泥沙淤塞，郡守陈垲委托他修筑、疏浚；他把水利的利弊写在书中，书名叫《它山水利便览》。在家居住十多年后去世。【姚燮《四明它山图经》】《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第七卷 鄞县徐时栋

译作者上【陈子相说：凡是编选四明志书的人，都对我们的乡里有功，劝我把他们一并编入史传。现在考察六部志书，其中主持修纂直到编次的人，不下三十人；而《宋史》中有传的，只有附刻于《宝庆志》后的陈垲、刘黻，以及主持修《开庆志》的吴潜；《元史》中有传的，只有纂辑《延祐志》的袁桷而已。其余有的只附带见于一两处，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我又从旁考查各种典籍，搜集旧闻，把所听见、所见到的编成一卷；不能详考的就略去，其他书中错误的就订正。那些人有的在当时就招致讥议，也很难在今天掩盖，我根据事实直书，不敢因为他们曾在此地做官、在本乡长大，就贸然替他们抹去劣迹。至于正史中有传的，诸位先生既已记载他们历任官职的始末，我又采录其他书籍补充其遗漏；传中所收奏疏篇幅很长，便只摘取大意。总之，我深感自己见闻浅陋，不能胜任评论历史人物、考察人物品德的学问，只希望博雅君子能够有所补益。】《干道四明图经》作者一人【按：黄鼎的序说，曾分派给属官办理。罗浚《宝庆志》序说，属官共同考核这部图经；实际上是张公主持修订，并不是张公亲自撰写。书中凡是记载任职事迹的地方，都称为“张公”，显然也是幕僚对他的称谓。如今因为这一时期的作者无法考察，所以仍沿用《宋史》的旧说，题作张津撰，而把“作者”归入张津名下。】○又按罗序说：三山人黄君鼎得到所收藏的《大观图经》，把它献给张公。黄鼎既然能够搜购遗书，书成之后又替它作序，似乎黄鼎确实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此事。然而黄鼎自己的序文说：“张公于是分派属官办理，因而得到旧日抄录本，又加以采集补充，使文义更加详备。”旧《图经》是张公自己得到的，并非黄鼎所得，黄鼎不过是作序而已。罗浚的说法错了。】张津字子问【见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起初以右朝散郎任台州通判【隆兴元年，见《台州府志》】。宋孝宗乾道三年五月，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阁任明州知州，兼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本志》卷十二】。到任后立即修治州学【《宝庆志》卷二】。当时乡饮酒礼已经废止很久，张津率领僚佐、乡中三老和寄居官员，在正月初二到学校行释菜礼，按年龄次序会集行礼，饮三爵酒后退出【《本志》卷一】。又把鄞县、昌国两县没官田二百六十亩、山地二百五十亩拨归学校，作为经费【见王伯庠《序拜田记》】。明州过去没有贡院，士人寄居在行衙、僧舍中应试，有时甚至聚集在谯楼上；张津开始利用妙音院的废址，建造重廊一百四十楹，凡是听事处以及考官、执事人员的住所都一一具备【《宝庆志》卷二】。东钱湖长期无人治理，他向朝廷请求疏浚，用疏出的泥土修筑堤岸【见《宋史·河渠志》】。又重修东津浮桥【《本志》卷二】。城内外的清澜桥、憧憧虹桥、永济渡母桥【《宝庆志》卷四】、庆丰桥【《宝庆志》卷十二】等，也都重修，有的还在桥上修建亭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唐代鄮县令王侯修筑它山堰，对百姓有功，于是请求朝廷赐庙额为“遗德”；贺秘监在州城月湖受到祭祀，张津便修缮他的祠堂【《本志》卷二】。又重建五龙堂【《宝庆志》卷十一】。贺祠前有一座名为“众乐”的堂，是嘉祐年间守钱公辅所建，也一并重修【《宝庆志》卷三】。禁军五指挥的营房损坏，便加以修缮，增建房屋四百楹【《宝庆志》卷七】。改造旧签判厅，使公使库宽敞，并把原来的戎司改作判官办公处【《宝庆志》卷三】。又在城外创设香泉库，方便平民买酒饮用【《宝庆志》卷五】。本州士人感念他的政绩，在学校里为他立祠【《本志》卷一】。起初惠光院有个妖僧，把老乌鸦装进土偶腹中，再念咒语来预言祸福，惊扰愚民；百姓有了忧患，如果不向他的神祷告就不得安宁。张津彻底查办，查明情况后剖开土偶腹部，沉毁木偶，杖责那个僧人并驱逐他，百姓才安定下来【《宝庆志》卷十三】。乾道五年五月，奉命再次任职，不久便在这一年离任【《本志》卷十二】。入朝任吏部侍郎【乾道七年，见《二老堂诗话》】。后来又出任绍兴府知府、婺州军知州、两浙路提点刑狱【均为孝宗时事，见《浙江通志》】。他任绍兴知府时，曾进献羡余钱四十万缗，朝廷下诏替百姓代缴和买、身丁钱的一半【淳熙五年四月，见《宋史·孝宗纪》】。大概他清廉勤勉，所到之处都给百姓带来了惠政。按语说：张津的籍贯和里居不详。《浙江通志·职官门》两处都说他字子问，是龙泉人。考察《括苍汇纪》：张津字子问，龙泉人，乾道年间特奏名第四名，廷对时被擢为第一，授太宁簿，做官不逢迎。归乡后，请来县中老成之人讲学，等等。这样看来，龙泉的张子问在乾道年间才以特奏名进士身份入仕，只做过一任主簿；而任明州知州的张子问已经出任大郡长官，入朝侍奉禁廷，怎么能是同一个人呢？其中的错误显而易见。有人怀疑是同时代同姓名而又同字的人，也有人认为未必是两个人。按陈振孙说：本朝有两个张先，都字子野，一个是博州人，天圣三年进士；一个是湖州人，天圣八年进士。“先”和“野”都出自《论语》，尚且可以相同。那么张津的字“子问”也出自《论语》，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译《宝庆四明志》主修一人 胡矩字仲方，庐陵人【见《凤凰山摩崖题名》】，是忠简公胡铨的孙子【见《宋史·胡铨传》】。宋孝宗淳熙年间，任庆元府比较务监官，曾代理象山县令【淳熙十四年，见《本志》卷二十一】。入朝任枢密司编修官，不久兼任检详诸房文字。宁宗嘉定六年，任将作监、兼枢密司副都承旨【均见胡矩所作《枢密司承旨检详编修题名记》】。八年，升任□府卿【见龙华寺题名石刻，字迹漫漶，脱字当为“太”字】，历任侍郎，升任工部尚书。当时金人急攻江淮各州郡，群臣提出和、战、守三策在朝廷讨论，胡矩依附丞相史弥远，竭力主张议和。侍郎袁燮在朝廷上同他争辩，用笏板击打他的额头，袁燮因此辞官归乡【见张仲文《白獭髓》】。太学生何处恬等人又跪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斩杀胡矩以向天下谢罪【嘉定十二年五月，见《宋史·宁宗纪》】。朝廷没有答复，不久胡矩出任福州知州【见厉鹗《宋诗纪事》。按：胡矩以工部尚书出任福州知州，而他任庆元知府时已改任兵部尚书，因此任福州知州应在此前，所以《宋诗纪事》说是在嘉定年间】。理宗宝庆初年，改任兵部尚书。宝庆二年二月，授焕章阁学士、通议大夫，任庆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绍定元年十二月，转任通奉大夫。二年正月，授显谟阁学士，充任沿海制置使兼庆元府知府【按宋代任庆元府知府的人兼任沿海制置职务，并根据品秩高低加以区别：官位高的称制置使，更高的称制置大使，品秩较低的称制置副使，更低的称主管制置司公事。胡矩以尚书身份任郡守，称制置使；但署衔写作“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因为兼任的官职等级高于知府，仍不能直接称为制置使。直到奉命专任时，才可以称“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所以这一条的书写方式前后不同，恐怕读者会疑惑重复，特此分条说明】。七月，授龙图阁学士、正奉大夫，退休【以上均见《本志》卷一】。后来又被召回任尚书【按《志》称他绍定二年退休，《宏简录》说绍定六年罢职，可见是后来再次起用。《宋史·胡铨传》说胡矩官至尚书，但没有说明是哪一部尚书】。绍定六年十月，史弥远去世；十二月，胡矩与薛极、聂子述、赵汝述一同罢职。【见邵经邦《宏简录》】这四个人谄媚依附史弥远，是他最亲近信任、掌握权力的人，当时人称他们为“四木”【见王宗沐《续资治通鉴》】；其中薛极、胡矩尤其危害百姓，当时有歌谣说：“草头古，天下苦。”【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及王应麟《困学纪闻》】然而胡矩在庆元府任内实行了许多惠政，重修学校，祭祀前代贤人、名宦以及对学校有功的校官；每年人日举行乡饮酒礼，登堂歌唱《鹿鸣》，参加者达一千五百人【《本志》卷二】。当时鄞县学校刚刚创办，规模大致具备，士人纷纷乐意充任郡学弟子员。胡矩于是把县学作为小学；对于尚未成年、因父兄贫困不能受教育的儿童，召集他们到这里来，让郡学教职人员按他们所学的课程加以教授，并把堂名题为“养正”，拨给田地增加其租赋【《本志》卷十二】。修缮贡院，誊录屋已经损坏，便重新建造【《本志》卷二】。重修郡城，把低薄的城墙加厚，把低矮处加高；新建望京门、灵桥门、东渡门，并在门上建明山楼、鄞江楼【《本志》卷三】。其他救济、修缮和建设的项目很多【常平仓、糯米仓、甲仗库、军资库、公使库、市舶务、都酒务、和剂药局、养济院、教场、子城、城门、镇海楼、郡署、郡圃、涵虚馆、录事司、理诸听事，以及禁军、厢军各营，均见《本志》第三卷和第七卷】。绍定元年正月，东北厢发生大火，于是规划沟渠，禁止百姓违制架屋【《本志》卷三】；兴建被焚毁的官署、坊、桥梁、祠堂和道观【重建各坊及都税务、苗米仓、司户和司法两参军听事，见《本志》卷三；】重建董孝桥亭以及东北厢的各座桥梁，见《本志》卷四；重建剩员指挥营，见《本志》卷七；重建天庆观，见《本志》卷十一】。郡城有食喉、气喉两座（石契），把月湖的水排泄到江中；因水流泛滥，年久失修而逐渐淤塞。发生火灾后，胡矩便把情况报告给省中，省中下令禁止【《本志》卷三、卷四】。东钱湖周长八十里，承受七十二条溪流的水，用来灌溉百姓的田地。茭草和葑草滋生，使蓄水量日益减少；湖边百姓又种植荷花、芡实，有的甚至占湖为田。胡矩向朝廷请求，得到度牒一百道、米一万五千石，并命水军轮番上工、交替休息，大规模疏浚治理；又用赢余的钱增置田亩，把田租收入作为经费，在陶公山修建烟波馆、天镜亭。郡人史学士弥坚为此作记。又修建东津浮桥和新石桥【均见《本志》卷十二】。制定昌国渡船条规【《本志》卷四、卷二十】；禁止在北渡承买扑卖【《本志》卷十四】；增加西渡的夫役和牵船的牛【《本志》卷四】，以便利行旅。又曾修缮社稷坛墙和斋宫【《本志》卷二】，以及隐德堂【《本志》卷三】。起初，朝廷每年向金国输送币帛，以州郡的夏税绢充数。停止输送以后，有诏令让下等户把应缴的绢折合缴纳钱四贯；大户立即响应诏令折钱缴纳，而下户仍照旧缴绢。胡矩首先把这件事清理核实，按照指挥执行【《本志》卷六】。香泉库有百姓承认并承担息钱，胡矩便放宽减免其数额【《本志》卷五】。府中每年解送经总制钱五万缗，他请求减免，以减轻州郡负担。盐场官员常常把仓廒余粮装入自己的腰包，他请求依照赵忠定在福建实行的旧例，发给官吏俸禄【《本志》卷六】。慈溪原是大县，有县令却没有县丞；他请求裁减一名赡军务官员，设置县丞【《本志》卷十六】。又请求改定岱山管界的军制【《本志》卷七】。朝廷有时没有完全听从，但胡矩所说的事情，颇多关系到国计根本、郡中财政以及百姓生计的利害。起初，胡矩代理象山县令时，写了《赋红木犀花诗》，越忠定王史浩两次依照原诗韵脚唱和【《本志》卷二十一】。后来他与史浩的儿子史弥远一同入朝为官，后来又治理他的乡里，因此更加亲密。胡矩有个哥哥叫胡槻，也依附史弥远，官至尚书【见《宋史·胡铨传》】。胡槻著有《普宁志》三卷【见《宋史·艺文志》】；胡矩编成《四明志》二十一卷。胡矩编志时，为史浩作传将近六千字，虽然不免有偏袒党人的私心，但史浩的忠诚长久以来被张浚压抑，也依靠这篇传记得以表彰。胡矩的儿子名为爟、耀、煃、煌【见《橐驰峰题名》】。

译按语说：仲方作为忠简公的孙子，却依附权奸，确实败坏了家风；然而他在我们乡里的惠政，也不能加以诬蔑。谢山因“草头古”的歌谣而过分憎恨他，连他的书也一并厌恶，这实在不是平心之论。谢山又说仲方是澹庵的从孙，也错了。仲方所作《枢密题名记》中，自称任编修，并说“继承大父忠简公的遗风”，因此旁证不只是正史而已。作者二人【按：如今此书虽然成于罗录参之手，但方校官开始筹办此事的功劳也不能埋没，所以将二人一并著录。】方万里以从政郎充任庆元府学教授【见方万里《请禁采铁札子》】。学校在宁宗嘉定年间重新修建，但泮桥、厨房和浴室尚未完备。理宗宝庆元年，方万里拜见知府和通判，请求修建【《本志》卷二】。魏王恺任明州通判时，在学校前修筑射圃，并利用余地建房，收取出租房屋的租金。方万里认为年久以后界址丧失，侵占便逐渐发生，于是埋石标明丈尺【宝庆二年，见《本志》卷二】。四明山原本隶属学校，后来有豪民发现铁矿，便径直向坑冶司提出开采、冶炼、铸造。方万里坚持认为不可，说四明山是本郡的望山，而且距离行都很近，距离会稽陵寝更近；郡中名公巨卿和著名大儒正遍布朝廷内外，泉司怎么可以贪图这点小利，惊动地脉？于是援引胡文恭禁止开采登莱金矿的旧例，把情况详尽报告朝廷，事情才得以停止【《本志》卷十二】。他陈述利害，累计数百字，读来铿锵有力，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宝庆三年罢任离去【《本志》序】。罗浚，庐陵人，以从政郎任赣州录事参军【《本志》序】。编类文字的共十一人【罗浚序说：方君取来旧《图经》，同在学校学习的士人重新订正。又说：尚书让罗浚专门承担这项责任，因此得以同士友共同讨论、共同校勘；这些人都是负责编类的人。只是各个本子只列七人，杭大宗所见的宋本也只有七人，而《敬止录》引用的独独较多；楼盘以下四人，怀疑是谢山收藏的宋本缺页，各本都由此传抄，所以脱漏情况相同。如果高隐学所见的是元代重刻本，那么重刻序也是谢山没有见到的。】袁藻，鄞县人，是赠朝奉郎袁垧的孙子【见袁燮《先祖墓表》】，赠通议大夫袁文的第三个弟弟【又见《先公墓表》及《太夫人戴氏圹志》】。理宗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学正【《本志》卷首】。刘叔温，慈溪人，自号慈川逸民【《本志》卷十六】。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学录【《本志》卷首】。嘉定年间，天台人刘炔任慈溪县主簿，和他的哥哥刘倓一同来到这里，建造听雨亭，刘叔温为此作记【《本志》卷十六】。僧人元实重建资国广福院，也由刘叔温作记【《本志》卷十七；《至正志》卷十】。他又曾作《丈亭馆词》【《本志》卷十六】。汪辉，鄞县人，是汪廷衡的曾孙【《本志》卷十】。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直学【《本志》卷首】。后来在绍定二年考中进士【《本志》卷十】。汪廷衡是徽宗宣和六年进士；汪廷衡的父亲汪镇，是崇宁五年进士【均见《干道志》卷十二】，二人也都是特奏名进士【按：《宝庆志》没有记载特奏名，所以不载二人的姓名。又按：宋代志书在科目下不注明县名，如今说他们是鄞县人，是根据《嘉靖宁波府志》的进士表，以下同此。】王垧【按：杭世骏《道古堂集》作“汪垧”】。缪暹。蒋渊明三人都在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学谕【《本志》卷首】，但他们的里居籍贯都不详【按罗浚所说，既然是在学校学习的士人，无疑都是四明人，只是不清楚分别属于哪个县。】伍子献的情况也不详，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教谕【《本志》卷首】。楼盘，鄞县人，是进士袁氏的女婿【见《絜斋集》】。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教谕【《本志》卷首】。按语说：楼盘的“盘”字从木，看来是宣献公的孙辈。可是《攻媿集》中没有他的姓名。袁正献《先公通议墓表》说：“孙女嫁给进士楼盘，通议公的四个儿子是觉、燮、藻、槱。”袁正献为其夫人边氏所作的圹志，以及为亡弟槱所作的墓志，都没有提到楼盘，因此楼盘不是絜斋和木叔的女婿。他的岳父究竟是袁觉还是袁藻，已经无法知道。墓表称他为进士，但这部志书的题名中没有他，难道他是特奏名进士吗？余柟，鄞县人。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斋长【《本志》卷首】。后来在端平二年考中进士【《本志》卷十】。夏（上一吉下二吉），鄞县人。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斋谕【《本志》卷首】。后来在端平二年考中进士【《本志》卷十】。淳祐七年，任仙居县令。最初在端平年间，有个名叫章敏子的人任仙居县令，兴办学校，革除旧日弊病，属吏不敢欺骗他。（上一吉下二吉）到任后完全遵循成法，也以贤能著称，当时人称“章夏”【见《台州府志》】。他的儿子夏已震，是宝祐四年进士【《本志》卷十】。李采，绍定初年任庆元府学斋谕【《本志》卷首】；里居籍贯不详。刊附四人【按：隐学怀疑《宝庆志》中间有许多记载淳祐年间知府陈垲的事情，又怀疑进士科目终止于开庆年间，却没有得到解释。到了谢山，则根据《志》中记载刘制帅刘黻设置《四明续志》四十五板的文字，说刘制使曾经增加内容，却不知道后来任知府的人所刊附的内容并不只有刘黻。我考察后，得到四人：第一次是在淳祐初年由陈垲增刻。陈公经营治理水利，记载得详细完备。当时他把所记的内容给郑安晚看，郑安晚回信说：“事实应当附在郡志中，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应参政也说：“应当按照这种体例登载在郡志中，使后来的人有所稽考。”说的就是这件事。第二次是在淳祐中期由颜颐仲增刻，各项修治、兴办的事迹也都详载于卷中；而文中一定称“颜公”，显然出自当时幕僚之手，绝不是后人追述。第三次是在开庆初年由丞相吴潜增刻。戊午年乡试劝驾诗说：“来年图经将再次开刻。”而这部志书的进士题名终于开庆己未年，这不是丞相增刻的又是什么？而且志书卷首有郡圃图，位置、方向都同《开庆志》相合，却同《宝庆志》不符。大概是丞相重新修建桃源洞，于是把图刻下附在旧志之后；这尤其可以证明丞相曾经增刻此志。第四次是在咸淳年间由刘黻增刻，这就是《本志·学校》中所谓“制帅集撰刘公黻置四十五板”的内容。因此郡守题名止于刘公。如今一并考察他们的事迹，附在原书作者之后。】

译陈垲字子爽，自号可斋【见应（彳繇）《保丰（石契）记》】，长乐人【见林元晋《回沙闸记》，《福建志》说是侯官人】。是赠给事中陈襄的曾孙【见《福建通志》】。历任京湖制机、德安知州、直宝谟阁、江西提点刑狱，改任直敷文阁，提举千秋鸿禧观，转任司农丞，主管崇道观，任安庆知州；奉召赴阙，任直显谟阁、湖南提点刑狱；再次被召任右司郎官，加直宝文阁，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改任江州知州，主管江西安抚司事务；又被召任右司郎官，进直龙图阁，任浙西提点刑狱，升司农少卿【均见《宋史》本传】。理宗淳祐元年十二月，以中大夫、秘阁修撰任庆元知府，兼沿海制置副使【《本志》卷一及《宋史》本传】。庆元府横跨大江，百姓田地依靠灌溉的，东边有东钱湖，西边有小江湖。东钱湖的茭草、葑草造成危害，陈垲命百姓采割后卖给官府，官府根据船只大小给予费用，来交售的人每天有一千多人【《本志》卷十二】。小江湖受到泥沙阻塞，溪流失去原有河道，奔流注入江中。陈垲先派人疏浚淘洗，但遇到急雨暴涨，泥沙又随水冲下，每年有时多达三四次；每次疏浚役使的工人常有数万人。陈垲亲自前往察看，认为既然等泥沙积聚后才疏浚，不如在泥沙到来之前加以拦截，于是在上游创设回沙闸。流水照常通过，泥沙遇到闸便停下，清除起来非常方便【见《回沙闸记》及《本志》卷十二《备览上》】。城中的三处水喉长期淤塞，便加以修治【见《回沙闸记》】。重修子城，拆除百姓住宅中跨越濠沟、堵塞水道的部分【《本志》卷三】。在北城外创设保丰（石契），在东城外重修浦口疏水二闸，改建浦东桥、澄波桥，又修建大石桥（石契）【均见《本志》卷十二。按林氏记载，又修复两座堨：一座叫斗门，一座叫大河桥；大河桥堨大概就是大石桥（石契）】。每逢暑雨连日，夜间山谷中的水漫溢出来，陈垲便单骑察看水道，亲自督促疏浚治理；想到不可能把所有地方都走遍，于是创制平水尺，斟酌分寸，作为各座（石契）闸开闭的标准【见《保丰（石契）记》及《本志》卷十二】。陈垲治理庆元府才一年多，就亲自出入田间小路，询问百姓的疾苦【见《保丰（石契）记》】，搜集考察河渠，谋划长远。【见郑清之赠诗】他先兴办有利的事业，随后疏除祸患，忙碌急切，仿佛救火烧到头发一样【见郑清之答书】。所以他说：“旱涝、丰收和歉收，天时所决定的本来就无法预料；至于人事上应当修治的事情，难道能不竭尽自己的力量吗？”【《本志》卷十二】他的诗说：“百年丰收并不算多，一次歉收实在令人害怕；哪怕极细微的事情也关系到百姓，怎能不日夜挂念？”【《备览》下卷】当时浙东、浙西都因水涝歉收，只有陈垲治理的地方获得了丰收【见《回沙闸记》】；定海县还献上祥瑞的粟米，有一茎两穗，甚至有一茎三四穗的【《本志》卷十九】。又曾更新东津浮桥【《本志》卷十二】。重修鄮山堂，在月湖修建亭子，取名“十洲之一”。公务之余，他便同宾客泛舟登亭，赋诗饮茶作为乐事【均见《本志》卷三】。又拿出钱六十万、米二十斛，命慈溪县令曹邰在学校中建祠，祭祀杨文元公，并让学习慈湖之学的人在那里读书【《本志》卷九、卷十六】。淳祐三年正月，以大理卿身份被召回，不久升任右文殿修撰，任平江知府兼淮浙发运使，节制许浦水军【《本志》卷一及《宋史》本传】。此前陈垲曾减免附近租钱六十万【见《回沙闸记》】，又积钱一百万，创设平籴仓【《本志》卷三、卷六】。将要离任时，他想到虽然平籴仓的粮价平稳，但若把粮米用来救济贫民，必然会亏损籴本，于是又捐钱三十万，帮助赈济借贷【《本志》卷六】。镇守吴门之后，户部侍郎赵必愿举荐陈垲政绩优异，诏令特升一官，迁任太府卿、司农卿，权任工部侍郎，兼任同详定敕令官，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后来因言事罢职。不久，升任集英殿修撰，任婺州知州；改任知太平州，兼江东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淮东总领；不久提领江淮茶盐，兼任太平州知州；升任显谟阁待制，任广州知州；代理兵部尚书；升任宝章阁直学士，任婺州知州；升任代理户部尚书，不久改为正式任职；兼代理吏部尚书；以宝文阁学士身份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奉召赴阙，以原职提举太平兴国宫，加龙图阁学士【《宋史》本传】。景定三年正月，诏书说：“陈垲等年老任祠禄官，应当表示崇敬和奖赏。”授陈垲端明殿学士，仍给祠禄【见《宋史·理宗纪》】。度宗咸淳四年去世，谥号清毅。陈垲多次出任统军、治民的长官，军民都爱戴他；幕僚很多，并且乐于荐举士人。他著有《可斋瓿稿》二十卷【《宋史》本传】。又据《读〈通鉴随笔〉》记载，陈垲开始任祠禄官时，寄居在嘉兴崇德县。元至元年间，朝廷表彰他的里门，题为“清节”【见《至元嘉禾志》】。○按《嘉禾志》称陈垲官至资政殿大学士，与《宋史》不合，删去。按语说：清毅的籍贯是长乐，这是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述，没有可疑之处。《宋史》说他是嘉兴人，大概是因为《宋史》修于至正年间，正值元至元年间表彰其寄居之乡之后，记载近处而疏远了本籍，所以误记他的居处为籍贯。至于他是陈襄的曾孙，则只见于《福建志》。《宋史》、《宋史新编》、《宏简录》等书都分别为陈襄、陈垲作传，却没有说二人有关系。可是林制幕的记文说：“陈公家的古灵先生，曾受业于胡安定门下，关于体用的学问，陈公得到了他的传授。”这样看来，《福建志》的记载本来是可信的。又《宋史》称古灵为侯官人；按清毅籍贯为长乐，长乐、侯官同属福州，或许是后世迁居到旁边的县。林氏记文说“长乐”，只是题写郡名而已。所以《福建志》说他是侯官人。《宋史》既失去他的世系，又不记载他的本籍，使祖孙二人如同秦越之地、互不相干，也太疏略了。明嘉靖年间，柯奇纯以莆田人身份改修《宋史》，而乡邦记载中的先贤又继续沿袭错误。我特意考证订正这一点。

译又按语说：《浙江通志·职官门》在发运使、提点刑狱和婺州知州三处，都依据《宋史》记载，说陈垲字子爽，是嘉兴人；而在沿海制置使、庆元府知府两处，则依据《嘉靖宁波志》，写作陈恺，说是长乐人。按所列这五种官职，都在陈垲本传中，《浙江通志》的编纂者翻阅书籍、依据文字，只抄录其中三项，却没有看到另外两项，已经十分奇怪。后来他们既在宁波名宦中采录嘉靖志的错误记载，另立长乐人陈恺的传记；又在嘉兴寓贤中采录《福建志》，另列陈垲传，说他字子奭，是侯官人，谥清毅。却不知道《福建志》中的侯官陈垲，就是《宋史》中的嘉兴陈垲，也就是《宁波志》中的长乐陈恺。姓名相同，谥号相同；“爽”和“奭”字形相近，显然是讹误造成的。可是记载中一会儿写垲，一会儿写恺；一会儿说字子爽，一会儿说字子奭，一会儿不记字；一会儿说嘉兴人，一会儿说长乐人，一会儿说侯官人，分歧之下把一人说成两人，又拆成三人。地方志书的荒谬，竟然到了这种程度。颜颐仲，字景正【见《宋诗纪事》】，是漳州龙溪人【见《宋史·颜师鲁传》】，龙图阁直学士、谥号定肃的颜师鲁的孙子，因祖荫补授官职【见《宋诗纪事》】。他曾任临安北厅通判。理宗端平二年五月，以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判官兼任临安知府；六月，授左曹郎中；十二月，授将作监，仍兼任临安知府。三年六月，因三殿落成，转任朝请郎；八月，授太府少卿，仍兼任临安知府，考核后转朝奉大夫；九月，免去兼任之职【均见《咸淳临安志》】。淳祐五年六月，以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任庆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八月，考核后转朝议大夫；十二月，加食邑三百户【按：旧时食封的情况未详】。六年四月，因任内职事办理有成，授集英殿修撰；七年四月，又因职事办理有成，授宝章阁待制，并留任原职，不久升为制置使；这一年八月，获准系金带。八年五月，因版曹考核增收有余，转任中奉大夫；十月，授兵部侍郎【本志一】。宝祐元年九月，以太中大夫、守尚书刑部侍郎、权兵部刑部尚书兼任临安知府；二年四月，授户部尚书，仍兼任临安知府；十一月，升任吏部尚书【见《咸淳临安志》及《宋诗纪事》】。后来任宝章阁学士、提举玉隆宫，去世【见《宋诗纪事》】。庆元滨海的豪强人家私自经营海滨砂岸，向官府缴纳税款，却收容亡命之徒作为爪牙；对于果品、粗劣物品、薪炭、医卜和工匠等，也一并征取。其所作所为没有法度，人们没有谁敢过问【本志二】。府城外的桃花渡和定海县的江南渡，都是民众、商旅往来的重要渡口，豪强又买下其经营权，缴税后向常平司解送，在那里设场开店，欺凌行人，使险要之处的征取名目繁多【本志六】。颜颐仲到任后首先听到这些祸害，说：“这就是〔缺字〕有司因贪图小利而残害百姓。”于是立即向朝廷和省部申报，请求禁止。凡税收中用于府学养士、昌国官俸以及解送常平司的部分，截留府库版帐钱代为缴纳；属于本府和制置司的收入，则全部免除【本志二、六】。从桃花渡向东到定海西市，旧有一条六十里的河，长期淤塞，无法灌溉田地。颜颐仲拿出五十多万钱疏浚河道，设置〔石契〕，建三座桥，六十天便完工；又拿出二万贯钱，设置官办修河机构，作为每年疏浚的经费。百姓歌颂他的德政，刻石称作“颜公渠”【本志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三十日〕 他曾修建社稷坛和斋宫【本志二】，又在坛旁建桥【本志四】；还曾修建张帝庙【本志十一】，修整江东塘路【本志四】。府中的听事堂和序馆，都修建一新【包括府仪门、治事厅、横舟、进思堂、平易堂、九经堂、梅庄、占春亭】。理宗亲自书写“进思堂”匾额赐给它【均见本志三】。起初，前任知府赵纶用官地换取延庆寺的菜园，建造制置平籴南仓，用来防备荒年。赵纶离任后，僧徒谋划收回菜园，向外台控告，外台把此事交给郡府处理；颜颐仲竭力主持原议，使南仓没有废弃。赵纶又创办桩积仓，买入二万石米；颜颐仲也储米一万多石，作为新的桩积仓【均见本志六】。他还增加激赏库的本钱【本志三】，刊定醅酒库的规章制度【本志三、五】。当时官吏俸禄和军队赋给都按旧会子的折价发放，数额不足。颜颐仲说：“制定俸禄、任用官员，俸禄优厚以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守节；制定赋税、供养军队，赋税充足以后才可以勉励他们建立功业。”于是都用新会子发放【本志六】。他又建议，沿海各寨应当互相策应、夹击盗寇，修整战舰和寨屋，同时禁止兵船虚报巡历；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本志七】。他尤其重视学校。嘉熙年间，朝廷下诏升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配祀先圣。淳祐五年，颜颐仲于是把张宣公、吕成公、陆文安公一同供奉在明伦堂左侧；又把郡中得到三位先生传授的人，即广平舒公、沈端宪公、杨文元公、袁正献公，列在明伦堂右侧配祀，这称为“四先〔误字〕”【本志二、九】。第二年正月，在学校举行乡饮酒礼，搜集、举用旧有典章，增造礼器，参加者三千多人。颜颐仲首先作诗记述此事，士大夫纷纷唱和。他又刊刻书籍以惠及求学者，包括《文公小学》《陈忠肃公言行录》《北溪先生字义》【按：《字义》二卷，为宋代陈淳安卿所撰；陈淳是颜公的同乡】、《礼诗》【按：志书称乡饮礼完成后，制帅赋诗，士大夫唱和成帙，疑《礼诗》就是这部书】、《谕俗编》【按：未详，疑为当时颜公发布的条教】，各若干卷【均见本志二】。颜颐仲勤勉体恤民间疾苦，除害兴利，刚到任便免除拖欠赋税四十九万。酒税定额过高，夏秋两季折纳税负过重，也都加以裁减。他自己说：“只要有利于百姓，我从来不吝惜。”【本志二、六】任职四年后，因升迁优待而离开郡府，百姓悲泣，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见雍正《宁波府志》】。○按：嘉靖《志》没有颜公传，这篇传记大概取自成化《志》。按语说：正史《宋史》中没有颜公传，这里根据《宝庆志》中附刻的文字连缀写成。然而颜公在淳祐五年六月到任，直到八年十月才离任，而志书只列举了六年以前的事迹。大概这两年间政绩很多，他的幕僚先行记述，附刻在志中。私下想来，此后的两年一定还有值得记载的善政；只是文献没有依据，不能一一详述，这也是为循吏作传的人感到遗憾的事。吴潜，见后文。刘黻，字声伯【《宋史》本传】，自号质翁【见《蒙川遗稿》】，是乐清人【《宋史》本传】。

译○按：《文及翁黄翔龙诸记》和《袁桷师友渊源录》都称他为永嘉人，这只是沿用他原来郡名的称呼罢了。他很早就有美名，曾在雁荡山朝阳阁读书【《宋史》本传及郑滁孙《朝阳阁记》】。理宗淳祐十年，他三十四岁，考试入太学，伏在宫阙前上书抨击丁大全，因此被送往南安军安置。到达后，他取濂洛诸书，摘取其中精要，编成《濂洛论语》十卷【《宋史》本传】。刘黻抨击丁大全时，与陈宜中、黄镛、林测祖、陈宗曾一同上书，当时号称“六君子”。丁大全失败后，丞相吴潜奏请将他们召回；贾似道入相后，又替他们请求，朝廷下诏六人都免于省试，赴景定三年廷试。陈宜中考中第一名，而刘黻又因对策触犯贾似道【见《宋史·陈宜中传》及《蒙川遗稿》】。后来侍御史陈垓弹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荣弹劾黄之纯；刘黻又率同舍生多次上疏极力进谏。不久，他凭才能署任昭庆军节度掌书记。通过学官考试入选馆职。度宗咸淳三年，升为监察御史；四年，改任秘书省正字。他上疏论说正学，过了一天仍未获答复，便请求退职，恰逢父亲去世，因服丧离职【均见《宋史》本传】。六年冬，服丧期满，即在家授任集英殿修撰【本志一及《宋史》本传】。以奉议郎【《延祐志》二】任庆元府知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七年，考核后转任承议郎【本志一】。任内创建济民庄，凡贡士赴京应试的费用以及年长者应急所需，都从这里支取【《宋史》本传】。他修缮府学宫室，恢复明德斋，改名为养正斋【《延祐志》十三】；又在学校刊刻他所著的《濂洛论语》《问梅小稿》和《济民庄始末》【本志二】。○按：志书中《濂洛论语》之前还有《读书法》《性理字训》两书，却没有注明刊刻者，有人怀疑也是刘黻所刊。考察可知，朱子的《读书法》是张洪伯大与齐充甫共同编纂的。据张伯大的自序，此书是他分教四明时编成，准备刊刻在学校中。至于《性理字训》，是程正思所作，这两书都与刘黻无关。刘黻所刊刻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编集的作品。起初，刘黻任太学循理斋长，常听到慈溪杨文元公的言行；后来参加馆职考试，便为杨文元作传。到这时，他向朝廷请求，乞求录载杨文元的后人，又请求建立慈湖书院【见文及翁《慈湖书院记》及《宋史》本传】。于是捐出郡府钱财，在普济寺东取得土地，塑绘杨文元像并设祠祭祀，拨济民庄的米作为释奠和养士费用【见黄翔龙《慈湖书院本末记》及《延祐志》十四】。当时昌国的魏方真请求建立书院，刘黻把旧酒坊的地基给他，又资助缗钱建立岱山书院【见赵与〔字缺〕、黄震《岱山书院记》】。这一年十一月，越级代理刑部侍郎，未赴任。八年正月，授侍讲兼修玉牒官【本志一】；不久任刑部侍郎。九年，改任朝奉郎，试任吏部尚书兼工部尚书、中书舍人，同修玉牒兼侍读，并上疏请求拨给王十朋祠堂的祭田。十年，遭母丧，离职。第二年，江上军队溃败，当时陈宜中任宰相，起用刘黻为端明殿学士，他没有赴任。等到贾似道、韩震去世，陈宜中谋划拥立两位王子入海避难，派兵迎接刘黻。刘黻于是把宗祀托付给同母弟成伯，流着眼泪上路，到达罗浮后去世，谥号忠肃【《宋史》本传、《蒙川遗稿》及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按：《宋史》本传又记载，陈宜中命忠肃服用大黄，导致疾病无法医治，记述十分详细，但颇没有意义。刘黻著有《谏坡奏牍》《薇垣制稿》《经帷献纳》等书，航海时随身携带，后来散失不存。元代大德年间，他的弟弟应奎才搜集他的诗文，编成《蒙川遗稿》四卷【见刘应奎《蒙川遗稿序》】。起初，刘黻将要到南安军时，回家向母亲解氏告别。母亲勉励他说：“去吧，臣子以死尽忠；如今因正直被贬，也是应当的。”后来刘黻因忧愤去世，他的妻子林氏带着全家投海而死【《宋史》本传】。《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卷八 鄞县徐时栋 作者栏下

译《开庆四明续志》主修一人 吴潜，字毅夫【见《吟稿》】，自号履斋【见胡用存《讲义跋》】，宣州宁国人，是秘阁修撰、谥号正肃的吴柔胜的幼子。宁宗嘉定十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承事郎、镇东军节度判官，改任广德军。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任嘉兴通判，代理府事；转朝散郎，任尚书金部员外郎。理宗绍定四年，升任尚右郎官。都城发生大火，他上疏论述灾祸发生的原因，又写信给丞相史弥远论说六件事。授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未赴任。五年【“五年”二字见《宏简录》本传】，改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宋史》本传】。这一年七月，升太府少卿，总领淮西财赋【《宋史·理宗纪》及本传】。当时金人刚刚灭亡，宋与元相邻【《宏简录》本传】。朝臣一心想收复河南，吴潜告诫执政不要轻易用兵；等到军队进入洛阳，果然溃败，损失无法计算，都如吴潜所预料【《宋史》本传】。六年十二月，升任太府卿，仍总领淮西财赋【《宋史·理宗纪》】；代理沿江制置、江东安抚使，任建康知府兼行宫〔字缺〕守【《宋史》及《宏简录》本传】。他上疏陈述保卫蜀地、守护襄阳、防守长江、准备海防等事项。端平元年，他奉诏陈述九件事，触犯了当时的宰相【《宋史》本传】。群臣于是弹劾他的兄长吴渊贪婪暴虐，又弹劾吴潜违背正道、沽名求誉、任用不合适的人，诏令削去秘阁修撰之职【《宋史·理宗纪》】。○按：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吴公升任秘阁修撰。奉祀千秋鸿禧祠后，又起用为秘阁修撰，代理江西运副兼隆兴知府，主管江西安抚司；升任太常少卿，上奏请求宽免、抚恤民户十五件事【《宋史》本传】。二年十二月，升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督府参谋官兼太平知府【《宋史·理宗纪》及本传】。三年三月，赴朝廷【《宋史·理宗纪》】；代理工部侍郎，任江州知州，辞谢不赴，改代理兵部侍郎兼检正言。他认为国家大业将要倾覆，士人的风气已经败坏，应当保持沉静、专一、刚正、明察，以洞察众情并消除群体中的邪恶；又请求分路取士，收罗淮河、襄阳一带的人才【《宋史》本传】。嘉熙元年六月，试任工部侍郎，任庆元知府兼沿海制置使【《宋史·理宗纪》及本传】。改任平江知府后，他分条陈述财计凋敝的始末，请求宽待郡民，并与转运使王埜争论利害【《宋史》本传】。二年正月，王埜巡察江南回来，弹劾吴潜任平江知府时苛刻百姓、违法乱政【《宋史·理宗纪》】。诏令授吴潜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改提举玉隆万寿宫【《宋史》本传】。○按：理宗受王埜谗言蒙蔽，所以有这一任命。《宋史》本传没有说到弹劾奏章，《宏简录》也没有说到宫观任职，这些都不对。六月，授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镇江知府【《宋史·理宗纪》及本传】。他陈述边疆储备和防御十五件事【《宋史》本传】。十月，又说赵时〔字缺〕聚集流民十多万人，其中两万人可以登记为兵；沙地上的芦场可以得到二十多万亩田地，用来供养流民，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三年三月，改任敷文阁直学士、沿海制置使，任庆元知府【均见《宋史·理宗纪》】。○按：此事只见于《宋史·理宗纪》，他的本传以及新编《宏简录》等书都没有记载；不过到这时，他已经两次受命任庆元知府，却都没有赴任。嘉靖《志》的名宦传说，吴潜起初以试任工部侍郎知庆元，后来又以观文殿大学士判庆元府，似乎吴公曾两次任职，这是错误的。嘉靖《志》也只知道元年六月的任命，不知道还有三年三月的任命。后来改任宝谟阁直学士，兼浙西都大提点坑冶【《宋史》本传】。五月，代理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宋史·理宗纪》及本传】，仍任镇江知府【《宋史·理宗纪》及《宏简录》本传】。他再次论述防守、拓展江海防线以及团结、筹措、安排等事项【《宋史》本传】。四年五月，升任工部尚书，兼吏部尚书，任临安知府【《咸淳临安志》及《宋史》本传】。○按：史传说“升工部，改吏部”，现在依照《咸淳志》。《宏简录》又说，他历任户部、工部、吏部三部尚书，兼任临安知府；正史和志书都没有说户部，不知依据何在。当月，兼任侍读【《咸淳临安志》及《宋史·理宗纪》】。他论说在艰难困顿的时期，应当反省自身、修养德行；又请求选拔皇帝近亲，以维系人心，并等待太子出生。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兼任经筵侍读【《宋史》本传及《宋史新编》本传】。八月，免去临安知府，其他职务照旧【见《咸淳临安志》】。十二月，任福建安抚使【《宋史·理宗纪》】。○按：大概只是下达任命而没有赴任，所以本传没有记载。淳祐二年【四字见《宏简录》本传】，因台臣徐荣叟弹劾，授宝谟阁学士、浙东安抚使，任绍兴知府；辞去提举南京鸿庆宫之职，随即请求退休；改任华文阁学士、建宁知府【《宋史》本传】。四年六月，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任便居住【《宋史·理宗纪》】。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转任中大夫，试任户部尚书，兼侍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宋史》本传】。七年四月，改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进封金陵郡侯【《宋史·理宗纪》、宰辅表及本传】。○按：本传大多不记年月，现在依据本纪补出。不过本传记载详细而本纪简略，本纪未记的事项，例如任建宁知府未必不与四年提举玉隆宫同时，知制诰也未必不与七年签书枢密院同时。由于见闻不多，不能详细考核，姑且把所见摘录于此。

译○又按：《宋史·理宗纪》记载七年四月丁亥，吴潜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本传称改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金陵郡侯，实际是同一件事。但《宏闲录》却说进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金陵郡侯，七年又任同知枢密院，这是把本纪和列传参合起来，错误地分成了两件事。五月，兼任代理参知政事【《宋史·理宗纪》及宰辅表】。七月，因长期旱灾请求罢职，改任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不久恢复原任端明殿学士，任福州知府、福建安抚使【按：《宏简录》此处下有“召奉内祠”四字。根据本传，提举洞霄宫明确在请求罢职之后、任福州知府之前，《宏简录》的记载有误】。九年八月，以资政殿学士调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十二月，召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授太中大夫【《宋史·理宗纪》、宰辅表及本传】。入朝应对时说：“今天的弊病，哪里只是仓公、扁鹊这样的名医才会感到震惊，即使庸医看见也会惊惧。希望任用元老作医师，采纳众人的益处作医工，使我们这些人也能贡献牛溲、马勃那样微薄的帮助。”【《宋史》本传】十年五月，授资政殿学士，任沿江帅臣【《宋史·宰辅表》】。十一月，请求解除机密政务，不获允许【《宋史·理宗纪》】。十一年三月，入朝任参知政事。【《宋史·理宗纪》、宰辅表及本传】闰十月，五次上疏请求罢职，不获允许【《宋史·理宗纪》】。十一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授宣奉大夫，封金陵郡开国公，并增加封邑【《宋史·宰辅表》】。十二年十一月，因水灾请求解除机密政务【《宋史·理宗纪》及本传】。十二月，改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宋史·理宗纪》及宰辅表】。○本传及新编都说这时任提举洞霄宫，错误。宝祐二年十一月，提举洞霄宫【《宋史·宰辅表》】。四年四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任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宝庆志》一及《宋史·理宗纪》、本传】。他分条陈述军民长远规划，奏请施行，积存钱一百四十七万，代百姓缴纳绢帛，前后免除的赋税达到五百四十九万多【《宋史》本传】。五年正月，授光禄大夫【宝祐五年制、《宝庆志》及《宋史·理宗纪》】。四月，暂时回乡〔乱码〕【《宝庆志》】。六年九月，授银青光禄大夫，命令再次任职【宝祐六年制及《宝庆志》】。吴潜治理庆元，兴修的范围从学校、城郭直到官府房舍、坊巷；水利工程从塘堰、〔石契〕、埭直到桥梁道路；筹划经营从坊场、库务直到租赁土地、量具斗斛；对内整顿军队，对外防备海疆，对近处实行宽免抚恤的政令，甚至涉及孤苦无依者和囚徒、军伍；远至日本、高丽，也都顾及。三年之中，他兴利除害，无论大纲小目，细微之处都周到完备。他曾自作诗说：“几根头发半黑半白，一片心忧晴忧雨。”他对儿童辈所作的诗，甚至有“毕竟吃着俸禄却懈怠职事，天罚人祸恐怕难以逃脱”这样的句子。百姓深深感念他的德政，塘修成后称为“吴公塘”，道路修成后称为“相公衢”，得到雨水称为“相公雨”；百姓建祠祭祀他，立碑记载他的功德。于是梅应发、刘锡分条记述他的政绩，编成《四明续志》，也就是所谓《开庆四明志》【均见本志】。开庆元年八月，他再次上疏请求归乡，诏令仍以观文殿大学士判宁国，特进，封崇国公【《宝庆志》一及《宋史·理宗纪》、宰辅表、本传】。九月，起用为醴泉观使兼侍读，奉朝请【《宋史·理宗纪》、宰辅表及本传】。入朝应对，论述敬畏天命、团结民心、进用贤才、沟通下情【《宋史》本传】。当时元军渡江，进攻鄂州非常急迫，朝廷大为震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丁大全隐瞒不报，吴潜哭泣着入朝奏报【《宏简录·理宗本纪》】。十月，任左丞相【《宋史·理宗纪》、宰辅表及本传】。○按：俞文豹《清夜录》说：“开庆元年，北方军队入侵鄂渚。”八月起复旧相吴履斋时，宅左揆直院洪鲁斋所草拟的麻制说：“我正为连夜不脱衣而忧虑，你却不以昼锦还乡为乐。”如此看来，吴潜似乎在判任乡郡后立即被召为左相，这与《宋史》本纪、宰辅表和列传都不相合。吴潜兼任枢密使，进封相国公【《宋史·理宗纪》及宰辅表】；改封庆国公【《宋史·理宗纪》、宰辅表及本传】。他上奏请求命朝臣各自陈述见解，以便决定处置办法【《宋史》本传】。恰逢朝廷将谋划迁移皇帝车驾，吴潜竭力阻止【见《宋季三朝政要》】。十二月，改封许国公【《宋史·理宗纪》、宰辅表及本传】。景定元年二月，元军攻破广西、湖南各郡【《宋史·理宗纪》及本传】。此前元军渡江时，贾似道正督军屯驻汉阳，御史饶应子请求把他调到黄州，说黄州是军队冲要之地。贾似道认为吴潜想杀自己，便怀恨在心，于是命御史沈炎弹劾吴潜安排失当，导致全州、衡州、永州、桂州都被攻破【《宏简录·本传》】。吴潜上奏说：“近年来奸臣和奸邪之士发表空洞议论，误害国家；逢迎敷衍、阿谀苟合，积累到最后导致极大的不安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我年近七十，献出生命也不敢推辞。真正让我深感痛惜的是，在我接受任命的那天，上游的军队已经越过黄河、汉水，广右的军队已经进入宾州、柳州；却说是我败坏了天下大事，也实在可悲。”他又论奏弹劾丁大全、章鉴、高铸、萧泰来、沈炎等人，不要让这些会造成危乱的小人聚集在一起，以给善类带来灾祸【《宋史》本传】。吴潜一向有才能和声望，但不喜欢使用权术，皇帝并不十分亲信他【见黄震《古今纪要》】。将要立度宗为太子时，吴潜秘密上奏说：“我没有史弥远那样的才能，忠王也没有陛下那样的福分。”皇帝大怒【《宋史》本传】。四月，沈炎乘皇帝正在发怒之机【“乘上怒”三字见《宋史·洪芹传》】再次攻击吴潜，说拥立忠王是人心所向，只有吴潜不赞成。章汝钧在对策中请求为济邸立后，吴潜乐于听到这种议论；奸谋不可测，于是请求迅速下诏让贾似道正式居于宰相之位，吴潜因此被罢免宰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宋史·理宗纪》及宰辅表】。命令下达后，中书舍人洪芹独自封还诏书【《宋史》本传】，说：“国家正多灾患，吴潜星夜赶赴朝廷，整顿纷乱、镇定浮动，尽力贡献很多；一旦却把他看得像丢弃的弁冕和木杖，岂不是《诗经》所说‘将安将乐，女转弃子’吗？”【《宋史·洪芹传》】皇帝没有答复【《宋史》本传】。七月，侍御史何梦然又弹劾吴潜和丁大全欺骗君主〔乱码〕君的罪行，诏令夺去吴潜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停止祠禄，削减两个官秩，贬谪建昌军。

译何梦然又迎合孙附凤、桂锡孙、刘应龙、承顺和贾似道的意旨，罗织罪名陷害他们所憎恶的人。皇帝为此下诏，凡是党附吴潜和丁大全的人，台谏官要严格察访，举发弹劾后上报。十月，改判吴潜流窜潮州。第二年四月，移徙循州。七月，责授化州团练使，安置在循州【《宋史·理宗纪》】。○按：本传叙述吴公被贬一事十分简略，所以采录本纪加以补充，写成这样。于是再考察《刘应龙传》，却有与此不相合的地方。《刘应龙传》说：理宗将要立皇子时，吴潜发表不同意见，皇帝已经不高兴。元军渡江后，皇帝问吴潜有何计策，吴潜回答说应当迁移皇帝车驾，而自己愿意死守此地。皇帝说：“你想做张邦昌吗？”吴潜不敢回答。元军退去后，皇帝对人说：“吴潜差点误了朕。”于是罢免吴潜的宰相，又因愤怒不已，再授意刘应龙弹劾他。刘应龙极力劝阻，不同意这样做，后文如此如此。按：元军渡江在立皇子前一年，传中叙述的先后本身已经不合。刘应龙起初既不肯迎合皇帝的恶意，极力保全吴潜，后来却附和当时的宰相，弹劾他的党人吗？本纪、列传为什么矛盾到这种程度？至于吴公被贬，主谋似乎是贾似道，促成其事的是沈炎；理宗所以听从他们，则是因为立皇子的缘故。各书无不这样说，唯独《刘应龙传》说，是吴潜劝皇帝迁都、因此导致罢相，这是为什么？而且吴公竭力阻止迁驾，《宋季三朝政要》有明确记载；同一件事，正反说法竟然相反，又是什么原因？无法弄清其中缘故，附带记在这里。江湖士人刘宗申，凭借口舌向权要邀宠，靠货贿取得宫中爵位，士大夫都害怕他的口舌。贾似道既然怨恨吴潜，想杀掉他，便任命刘宗申为循州知州。刘宗申到任后，搜罗吴潜的罪状十分周密，在吴潜居所的井中投毒，随行的官吏、仆人都患上脚软病而死【见蒋正子《山房随笔》】。吴潜凿井，毒物无法进入卧榻下方；刘宗申又设宴催促吴潜赴宴，吴潜两次推辞不去。几天后，刘宗申把厨房迁到吴潜居所附近，吴潜于是得病【见黄宗羲《宋儒学案》】。三年六月壬辰，吴潜死于循州【《宋史·理宗纪》】。他撰写遗表，作诗歌颂，端坐着去世。吴潜预知死亡日期，对人说：“我将要死了，今晚一定会雷鸣风暴大作。”不久果然如此。四更时天气放晴，循州人听说后，叹息悲痛【《宋史》本传】。季苾祭文说：“潞公不能不被疏远，温公不能不遭毁谤，赵忠简不能不被迁谪，寇莱公不能不死。后世难道没有先生这样的人吗？谁能忘记他？后世如果有先生这样的人吗？谁能等到他？”人们对他的敬仰爱慕就是如此【见《山房随笔》】。遗表上奏后，诏令准许归葬。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追复光禄大夫【《宋史·度宗纪》】。少帝德祐元年三月，恢复原有官职【《宋史·瀛国公纪》及本传】，仍恢复执政时的恩典待遇。第二年，太府卿柳岳请求赐谥，特赠少师【《宋史》本传】。按语说：吴潜任隆兴知府时，我乡的袁正肃起草诏制，劝他收敛锋芒、韬光养晦【语见《杂录》】。吴潜入相后，他的兄长庄敏公正镇守建康，奉化人应文炜写信劝讽他，庄敏公立即辞去职务。丞相吴潜认为应文炜奇异有才，招他入幕府，他没有前往【见《师友渊源录》】。到开庆年间吴潜再次任相，四明士子献诗，其中有“还不如退居叠嶂双溪之下，面对青山坐看花”这样的句子【见《山房随笔》】。这样看来，丞相在我乡确实有很多惠民政绩，而我乡人爱戴丞相，也已经到了极深的程度。琐碎小事不足以载入传记，姑且记在后面。又按：万编修经所编雍正《宁波府志》和蒋孝廉学镛所作《水利考》，都称丞相的谥号为正肃。考察柳岳虽曾请求赐谥，但当时只是赠少师，并没有改赐谥号。也许这个谥号是海上追赠的，两位先生另有依据。然而正肃是丞相父亲的谥号，哪有父子使用同一谥号的道理【吴氏族谱说谥号为忠肃，更属妄说】。作者二人。梅应发，是广德人【按：《时亭记》中自署桐川】。他喜欢抄书，祖先留下的书全都靠传抄保存；学习词科没有成功，补入太学【见《清容集·师友渊源录》】。理宗宝祐、开庆年间，以迪功郎任庆元府学教授【本志序】。判府吴潜修建时亭和诸生祠，吴潜在学校的事以及梅应发都由他作记【本志二及一】。官至太府卿【见《师友渊源录》】。刘锡，字自昭【见丞相《吟稿》诗余赠答题】，是永嘉人【见梅应发《时亭记》】。宝祐年间，以奉议郎的身份被征召，充任沿海制置大使属下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开庆初年，新任差遣为镇江府通判【本志序】。在制置使幕府中，多次以诗词与大使吴潜唱和【本志十、十一、十二】，如今没有流传下来的作品。按语说：丞相的诗词稿中多称刘锡为“刘制机”。考察制置司设置的机宜文字只有一员，而其姓氏为刘，因此自昭一定就是刘锡。只是第十二卷曾称“刘架阁”。自昭在庆元府虽然有架阁库，但没有听说曾经设置属官；然而《宋史·职官志》记载部曹有主管架阁库一职，难道自昭曾任此职，后来又任镇江通判吗？另外，《宋史·理宗纪》记景定元年有国子监主簿刘锡，此人或许就是自昭，也可能是另一个人，因此不能凭臆测断定。

译《大德昌国州图志》主修一人【按：志书中的叙述使人怀疑此书就是冯判官所编，而他的自序却说自己被授为州的文学士，又说于是督促学官搜集旧有记载，删去芜杂内容，剔除不实之说，定为可以传信的书。又据《四库提要》，此书原有州官请年长儒者修志以及年长儒者缴还志稿的各种文书；如此看来，判官只是主持此事，而实际审定志书的另有其人。】冯福京，自号学泉居士【见冯福京所撰《吉祥寺选佛堂记》】，是潼川人【本志序】。此前曾任庆元府学相副教授【《延祐志》二】。成宗元贞元年【本志二】，以登仕郎任昌国州判官【《延祐志》三】。○按：《延祐志》在注释年份的地方版片脱落，只剩下一个“大”字，似乎应是大德某年任职；现在根据《昌国志》加以订正。《定海志》说是大德二年任职，更为错误。后来兼任巡捕司职务【大德二年五月，本志五】。刚到任便修建学校宫室和棂星门，经营管理岩租，并刊刻世祖护持庙学的诏旨。学校原来有亲仁斋，长期没有修治，冯福京重新修缮，改匾为育德堂，作为启蒙教育的场所，并聘请乡里的年高德劭者负责教导。翁洲书院几乎废弃，应氏使它复兴，冯福京也参与了这件事【均见本志二】。元贞元年十一月，朝廷下诏命江浙行省清查隐漏的官田【见《元史·成宗纪》】。第二年，府里把此事下达昌国州，增加涂田租额。冯福京说：“涂田就是海滨的堤岸，贫民筑堤形成田地，秋潮到来时堤岸崩塌，又恢复成泥涂。稍微远离海边的涂田，又连接山麓，久雨就被水淹，久旱就枯槁；只有雨水适中才能收成，产量也不过达到其他州县下等田地的数目。如今却要增加租额，官府收入极少，而百姓的祸害无穷。”府达鲁花赤月列赞成他的意见，租额仍按旧数【本志三】。这一年九月，增加盐价钞额【见《元史·成宗纪》】。大德元年，冯福京正奉府里的檄文在行省办事，又竭力争辩说：“海岛上没有蔬菜，百姓以咸水鱼鲜为食，即使没有盐也还可以生活。何况按人口计算，原来的盐额每月应买食盐十多两；近年由于逃亡和意外事故，人口每天减少，里正、庄首以及现有户口都要代替他们购买。若再增加盐价，就是逼迫他们去做盗贼。” 行省因此为他减去十分之二【本志三】。冯福京很喜欢写文章，凡是修建学校、小学和书院，都为之撰写记文【本志二】。吉祥寺建造选佛堂【本志七】，郡中建造东岳宫【《至正志》九】，也都是冯福京作记。作者一人【按：《四库提要》称郭荐等人共同撰写，又说有郭荐等人缴呈的文书，可知修志不可能只有郭荐一人；如今文书已经散佚，无法考查了。】郭荐，是昌国州人【见《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乡贡进士【见《浙江通志》】，官至鄞县教谕【见《四库提要》及《遗书总录》】。州判冯福京建育德堂，聘请郭荐和应季挺担任小学教师【本志二】。

译《延祐四明志》主修一人。马泽，字润之，曾任中书省秘书机构官职【本志序】。仁宗延祐六年十一月【《至正志》一】，以太中大夫任庆元路总管【本志二】。为人和乐宽厚、怜悯百姓，施政适合民情【本志序】。慈溪县有供养学校的涂地三百四十亩，县尹把它划归蒙古学，长期争执不决；马泽开始审判时，将这些土地判还给原处【《至正志》七】。作者二人【按：遂初确实参与编修《延祐志》，《至正志》和《荥阳外史集》中由文清所作的志序都有明确记载；但文清只提到采访的吴教官，对遂初却绝口不提，连他的姓氏也不说，这也很奇怪。】袁桷，字伯长【见苏天爵撰写的墓志】；自号清容居士【见《至正志》本传】，又号见一居士【见《清容居士集·隐仙记》等篇】。庆元路鄞县人【见墓志】，是宋代同知枢密院袁韶的曾孙【见《元史》本传】，知严州袁似道的孙子，元代同知处州路袁洪的儿子【见墓志】。幼年极其聪颖【“绝”疑为衍文或有脱误】，不再嬉戏玩耍【“弃弱弄”文意有疑】。他生长于富贵之家，却努力求学，清苦读书，常常直到天亮【见墓表】。曾说宋末的程文（应试文章）冗杂卑劣、泛滥糜烂，已经无法挽救，于是更加奋发努力，希望追及古代作者，以凭借门荫补官为耻【见《至正志》本传及《嘉靖志》本传】。二十多岁时，部使者以“懋才异等”荐举他，授任丽泽书院山长，他没有就任【见墓志及《元史》本传】。元成宗大德初年，阎复、程巨夫【按《元史》作程文海，程巨夫是他的初名】、王构荐举他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任期届满后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又升为修撰，历经两次考核后授待制，进升为集贤直学士。过了很久，他以疾病为由离职。不久又以原官被召回，随即改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英宗至治元年，升任侍讲学士。泰定帝初年，他辞官归乡。泰定四年八月三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按墓志及《至正志》都作六十二岁，《元史》作六十一岁，是错误的】。起初授将仕佐郎【见《清容集·进郊祀十议状》】，逐步升阶至奉议大夫。讣告传来后，追赠中奉大夫、江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上缺下“田”】郡公，谥号文清【以上均见墓志、《至正志》及《元史》本传】。成宗初年修建南郊时，袁桷任检阅官，进呈《郊祀十议》；礼官推许其内容精深博大，予以采纳。仁宗设置进士科取士，当时科举停废已久，没有人懂得旧法，有关官署向袁桷咨询后才实行。袁桷两次担任廷试读卷官，一次担任会试考官，两次担任乡试考官。至治年间，郓王掌管国家法度和政令，袁桷确实参与辅佐。皇帝亲自举行祫享礼，扩大宗庙制度，袁桷也参与议论。奉诏修撰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对国家议论很有补益【“多裨国论”四字见《至正志》本传】。适逢将要修撰宋、辽、金三史，袁桷请求搜访遗书，分条拟定凡例进呈，但事情最终没有办成。等到他告老归乡时，史馆正要修英宗实录，袁桷推荐了吕思诚、宋褧、王守诚、苏天爵。袁桷去世二十多年后，顺帝下诏修撰三史，派使者向各郡国征求遗文和旧事。袁桷的孙子、诸暨州同知【“目严”疑为人名缺误】独自把家藏数千卷书献上，皇帝下诏升任【“目严”疑为人名缺误】为秘书监著作郎。袁桷著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易说》若干卷、《春秋说》若干卷【以上均见墓志】、《袁氏旧书目》《袁氏新书目》【见《清容居士集》】、《读书记》【见闻性道《康熙鄞县志》】、《四明高僧传》【见《四明文献》】；文集由家中刊刻，《易》《春秋》二解尚未完稿【见《至正志》本传】。袁桷的先世在宋代大多因文学而知名，是东南地区世代传承的名门和遗献之家【见钦定《四库全书·延祐四明志》提要】。他年轻时跟随奉化戴表元、同乡王应麟、天台舒岳祥等遗老交游【见墓志及《至正志》本传】。后来又接触到中原的文物典章，与虞集、马祖常、王士熙等人反复讨论，贯通经史，考核百家；从天官、律历，到井田、王制、兵法、民政，无不通晓其来龙去脉，务求实际应用，不说空话。对于近代礼乐制度的沿革、官员门第的升迁次序、朝廷士大夫的族谱世系、九流诸子的概要记录，也都能推究其根源和始末，指出其归宿和旨趣。当时，天下安定，年成丰收【均见墓志】。大德、延祐年间是元代治理最为兴盛的时期【见钦定《四库全书·清容居士集》提要】。而袁桷两次进入集贤院，八次登翰林院，历任清贵显要之职，将近三十年【见王瓒撰写的谥议】。朝廷的制书、册命，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3啈皒O版”为明显OCR乱码，原文有误】，所以他的文章博大典雅而又奇丽【见墓志】，气象光明昌盛，蔚然成为太平时代雅颂之声【见《清容集》提要】。天下士人都取法于他，文风因此发生变化【见墓志】；称他为一代巨公，也完全当之无愧【见《清容集》提要】。宋宝祐年间，丞相吴潜任庆元府知府，开凿城西新河，曾说：“以后应当会有凭借文章而从士人家庭中显达做官的人【见《清容集·史静清墓志》】。”到这时，袁桷果然因文章显名。王厚孙见于后文。采访一人。吴廷献，鄱阳人【见庆元府学教授题名碑】。仁宗延祐六年二月，任庆元府学教授【见本志卷二】。任内重修棂星门、尊经阁、土祠以及斋舍、廊庑，设施十分完备【按所修的是从祀廊、斋舍、教授廨舍、东廨舍和听事】；又制造祭器，增加学田租收入以供养学校【按所增加的是昌国、洋山、定海、象山以及录事司的砂岸田】。以上事情都见于本志卷十三。可见吴廷献能够修整并履行自己的职务。谯楼重修时，吴廷献为此撰写了记文。也有人说，是训导郑芳叔代替他主持此事【见高宇泰《敬止录》】。

译《至正四明续志》。主修一人。王元恭，字居敬【见叶恒《嘉泽庙记》及《马道记》】，自号宁轩，真定人【见朱文刚《王侯去思碑》；原文标点及引号有误】。按《嘉泽庙记》说，他是蠡吾的世家子弟【“上□下田”字形有缺】。顺帝至元六年十一月，以正议大夫身份总管庆元路【见本志卷一】。他此前在其他郡任职，已有能干的声誉；百姓听说他到任，老少都相互庆贺【见《嘉靖宁波志》本传】。到任后便拜谒学宫，把兴办学校作为首要事务【“兴学为务”五字见程端礼《乡饮酒复田记》】。第二年春天，修建杏坛、咏归亭，修饰从祀诸像，翻新论堂【见《去思碑》】。当时程端礼退休居家，王元恭以礼聘请他担任学者之师【见《成化四明志》】。学校粮廪不足，他征收拖欠的租税来资助学校；严格实行堂试并设置奖赏标准，使士人知道自我奋发【见《去思碑》】。宋绍兴年间，明州倡导实行乡饮酒礼，朝廷取其仪式颁行各郡县，天下因此认为明州是秉持礼制的地方；后来有时废止，守贤任职时曾重新举行【见《干道志》《宝庆志》《延祐志》】。进入元代后，这种礼仪逐渐衰落，每年只在正月初二按次序行拜礼、饮酒三巡而已；又过了很久，掌管租籍的人侵吞了全部资产，礼制虽有名目，实际上已经灭亡【见本志卷八及程端礼《复田记》、贡师泰《乡饮酒礼记》】。王元恭于是同程端礼【见本志卷八及贡师泰记】以及叶恒、郑觉民等人【见李好文《乡饮酒复田记》及郑真《四明文献》】讨论考订，依据朱子遗留下来的礼法，在正月初七于郡学举行【见李好文记】。总管主持此礼，乡里的士人和德高年长者担任宾客和介；礼成后记录在小册中【见本志卷八】。其他郡也来取法【见《去思碑》及《四明文献》】。于是把此事报告朝廷，请求颁布诏令以教化全国，并命有关官署管理田土【见本志卷八】；郡博士总理其事，负责出纳【见贡师泰记】。他尤其尽心研究水利政务，巡视田野；凡河渠、坊庸、堤闸有失修失时之处，便考察询问利弊，疏通修治【见《去思碑》】。他疏浚沙、它山，禁止私自开启回沙闸的人。倪可久以茅针【“石契”字有疑】危害百姓为由控告，请求王元恭向漕运使和部使者申诉，改换地点另行修建【见本志卷四】。在遗德庙祭祀王侯，在嘉泽庙祭祀李侯、陆侯；他提出，三位侯王对水利功劳极大，应当加封爵位【见本志卷九】。当时东钱湖不再生长茭白和水草，于是重修嘉泽庙以报答神灵的恩赐【见本志卷四】。他又说，社稷祭祀是重大典礼，如今祭坛墙垣不合制度，应该考订礼制加以修改【见本志卷九】。重修医学【见本志卷八】和三皇庙【见《去思碑》】，又修建东岳行宫【见本志卷九】；重修官署，建造至善轩和三友堂【见本志卷三】。庆元滨江地区每次运输粮食，都要在船只停泊处插桩搭栈，称作“马道”；木材由百姓承担，官吏又借机作奸，工程完毕后船夫全都把木材取走，百姓深受其苦。于是他在城南修建石马道，派延庆寺僧人守护，每年加以修缮【见叶恒《石马道记》】。昌国州有富商和狡猾的胥吏，劫持平民诬为盗贼，以行贿州官来求赏赐爵位；被拷打而被迫认罪、最终死亡的人，十人中有两三人。王元恭听说其中有冤情，便发文把囚犯押到郡中，详加审理平反，释放了几十人。过去按户口征收盐额，百姓无法承受催征和比较，多有逃亡；王元恭与台省官员陈述利害，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当地习惯火葬，他捐出俸禄购买义山安葬遗体；均平赋役，减少驿站供应负担，并把这些议论刻在石碑上。王元恭廉洁明察、刚强果断，裁决处理事务没有什么困难【以上均见《去思碑》】。他专心办理各项政务【见应奎《翁洲书院记》】，修复并实行废弛的典章【见李好文记】；只要有利于百姓，便诚恳勤勉，丝毫不懈怠【见《嘉泽庙记》】。任官两年后，他因病请求辞职。适逢部使者巡视庆元，强令他重新起任；他处理政务，到第二年至正三年四月将要离开郡城时，文学诸生和父老强行挽留他【“上□下田”字有缺】，不许他离去，于是共同记录他的功德并立碑【见《去思碑》，至正三年十一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日、七日〕 据考：修改礼制【见本志九】；重修医学【见本志八】和三皇庙【见《去思碑》】；又修缮东岳行宫【见本志九】；重修公宇，建造至善轩和三友堂【见本志三】。庆元江滨每次运输粮食，便在船只停泊处打桩搭栈，称为“马道”；木材向百姓征取，官吏又借机营私舞弊。事情办完后，船夫把木材全部取走，百姓为此苦不堪言。于是便在城南修建石砌的马道，派延庆寺僧人看守，每年加以修葺【见叶恒《石马道记》】。昌国州有富商和狡猾的胥吏，劫持平民诬为盗贼，向州官行贿以求赏赐和爵位；经过拷打后被诬陷而屈服认罪、最终死去的，占十分之二三。元恭听到他们的冤情，便下檄令将囚徒押送到郡治，经过详细审理和复核，平反案件，释放了几十人。过去按照户口计算盐额，百姓无法忍受官府不断催逼追比，逃亡者很多。元恭同台省官员陈述其中利害，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当地风俗崇尚火葬，他捐出俸禄购买义山，将遗骨埋葬；均平赋役，减少站赤（驿站）的供应负担，并把这项议定刻在石碑上。元恭清廉明察、刚强果断，裁决处理事务，没有田赋方面的困难【以上均见《去思碑》】；专心办理各项政务【见应奎翁《翁洲书院记》】；恢复并整顿废弛的典章制度【见李好文记】；只要有利于百姓，便勤恳尽力，丝毫不懈怠【见《嘉泽庙记》】。任官两年后，他因病请求辞职。适逢部使者巡按庆元，强行起用他；他到任处理政务。第二年，即至正三年四月，他将要离开郡治，文学诸生和父老极力挽留他，不许他离去（原文“强（上□下田）之不可”字形有疑），于是共同记述他的德行，并为他立碑【见《去思碑》，至正三年十一月】作者一人。钱詹事在《王侯去思碑跋》中说：“王侯在庆元有许多善政，他修撰《四明续志》也简约而有法度，但碑文没有提到此事，这是为什么呢？”殊不知，这部志书出自遂初老人之手，王侯只是主持此事罢了。王侯的志序说：“于是命年高有德之士，每天与他们讨论，重新编成《续志》十二卷。”志书中茅针【“石契”字有疑】、乡饮酒礼、社稷等条目，都称王侯；本路医学条又称王公。如果是王侯自己所作，就不会有这样的书法。郑千之撰写《遂初传》，明确说王侯嘱托完成《续志》十二卷，这是遂初老人作志的明显证据。况且志中昌国寺院条说：“袁文清修志时，厚孙分领诸寺……”正因为志书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只称名而不写姓。宝庆志称“浚”、延祐志称“桷”，就是这种先例。由于志序没有明文说明，后人只知道袁文清修撰延祐志，却不知道王遂初修撰至正志，实在可惜。只是王侯志序只说“耆耄之士”，没有明指遂初老人，我以前颇为奇怪。近来我怀疑，这篇序或许就是遂初老人代为撰写的，把功劳归给主修者，丝毫不自我夸耀，这正是前辈谦逊的品德。又按《集古考录》说，厚斋先生的文章最多；其中在袁文清传中称帅初为“剡源”。戴表元称厚斋为“深宁”；王先生《儒学书板条》称“寿张清容”为“侍郎张虙”；翰林侍讲袁桷称厚斋为“深宁先生尚书王公应麟”。其他地方多称“先生尚书”，或称“先正”。只有显济庙条称“尚书王应麟”，连续写出姓名，我仍怀疑是抄写者误脱了“公”字。反复考订后，至正志确实无疑是遂初一人所作。

译王厚孙，字叔载【见郑觉民赠诗】，一字燕贻【见旧《象山志》】，鄞县人。是宋代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说书王撝的曾孙，吏部尚书王应麟的孙子【见其父王昌世撰写的《王尚书圹记》】。父亲王昌世因恩荫补授承务郎，尚未做官宋朝便灭亡，于是闭门不出【见黄溍撰写的昌世墓志】。厚孙八岁能作诗，十岁能写词赋，拿起笔来立即就能写成。当时与王昌世交游的人都是老成博雅之士，厚孙每天侍奉在他们身边，接受当面教诲和心传，见闻积累十分丰富【见《成化四明志》本传、《嘉靖宁波志》本传】。时间一久，他的学问更加广博融通，得到舒璘、真德秀学术的传承。凡是关于性命之学、治国之道、礼乐法制、台阁典故、世家谱牒以及乡里事务的事情，他都广泛咨询访求。袁桷从翰林院归来后，叩问他的学问；厚孙于是综合论述濂洛、关辅、建安、西蜀诸家的著作，并说：“有些学者读朱子的书还没有读完一卷，便自以为能够继承真正的传授，于是任意诋毁干道、淳熙年间的诸位老先生。那些老先生在当时因为博闻强识、亲身实践而得到紫阳朱子的推许；如今这些人耳目未及，却借性理之学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浅陋，夸夸其谈、眼高手低，渐渐流于虚妄。先生难道不应当纠正这种弊病吗？”袁桷认为他说得对。袁桷又问他史事，他便详细回答汉唐以后各史的得失，袁桷由衷折服。适逢袁桷修撰《四明志》，厚孙分担撰写其中两考【按《至正志》一篇是释道考，另一篇未详】。袁桷去世后，有人向佥宪进谗言，想毁掉他的书；厚孙向总管王元恭说明情况，书才没有被毁。王元恭于是嘱托他完成《续志》【以上均见郑真撰《遂初老人传》及旧《象山志》】。顺帝元统初年，程端学把古伯铁闾推荐为郡直学；古伯铁闾曾立涂田碑【见元统三年庆元路儒学涂田记石刻及旧《象山志》】。至正年间，金华黄溍到鄞县，又推荐厚孙担任训导【见《王侯去思碑》石刻及《遂初老人传》】。鄞县沙岸、昌国等地的学田，大多被豪强侵夺，厚孙竭力陈说，终于使之恢复【见高宇泰《敬止录》】。乡饮酒礼的经费来自昌国州田，宋代由吉祥寺僧人负责缴纳租税，每年缴钱二百二十贯。进入元代后，僧人凭借地处偏远且富有，受到豪强侵蚀，学者唆使他们贿赂官吏，把登记的租额减到只纳钞二十五贯。学校生员周宜甫向郡中申诉，郡府发文命府史郑某查办；僧人却以贪赃罪诬告郑某，郑某被罢职，其他官吏也不敢过问。到王元恭命有关官署管理田土时，事情仍未办成。厚孙因病离职，于是与杨亦诗、郑觉民商议说：“我们是孔子的弟子，却任凭异端败坏孔门事业，怎么可以呢？” 他们查考郡志和旧籍，取得其中的要领，列举事实向大府申诉。过了很久，僧人害怕偿还一百多亩被侵占的田地，便声称收入比过去丰厚，于是同意完成此事【见程端礼《李好文乡饮酒复田记》】。任期届满后，厚孙授任象山县教谕。该县长期失于教育，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追征用来资助学校的学田所欠租税；每天与诸生讲论，讲求收回放纵的心、涵养德性的道理，求学者纷纷归附【见《遂初老人传》及新旧《象山志》】。调任浦江县，刚满一个月就辞去官职。李国凤经略江南，奉诏举荐隐逸人才，有关官署把厚孙的姓名上报，李国凤说：“这是危太朴非常敬重的人。”于是征召他代理衢州学教授；中书省又有人推荐，授任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升任副提举，但他都没有赴任。自号遂初老人，曾告诫两个儿子升、骘说：“继承家业不在于名位，而在于不丧失自身的操守；敬重自身不在于外表显露，而在于不要自我欺骗。把同流合污当作通达，把迎合时俗、求取声誉当作高明，终身患得患失的人，我深深厌恶，这不是我对你们的期望【见《遂初老人传》】。”他亲手辑录祖父的遗书，应该当权者刊刻传播；文章取法三代、两汉，不追求雕琢修饰，著有《遂初集》三十卷【见《成化志》《嘉靖诸志》】。按语：乾隆《鄞县志》《遂初本传》以及《四明谈助》都说，厚孙年轻时侍奉在祖父身边，见闻十分丰富。但考察厚斋尚书下葬时，只有孙文远一人，昭甫先生撰写的《尚书圹记》可以证明这一点。又《荥阳外史集》以及明代以后各郡县志的本传都说，厚孙先任训导，后来任直学；核对碑刻，次序其实颠倒了。元代制度中，由朝廷任命的师儒官只有教授一职；其余学正、学录、教谕、训导、直学、主奉等名目，都出自士林推荐和有关官署礼聘，起初没有固定员额，也不区分俸禄品秩的高低。附录一人。按《三茅志·隐逸传》说，宣慰副使王献元举荐徐亮编纂郡志。考察王献元任副使是在元统元年，那么他所修的郡志无疑就是《至正志》。我家收藏的《三茅志》虽然出自明朝初年何氏之手，但其中宋元事迹完全取自元人丰考功的旧志，时代相近，见闻较为可靠，其说颇可依据。只是孤立的文章、单一的证据，不能立即把他列入作者之中；但又不愿最终埋没他的姓名，所以特意附录在后。徐亮，字彦明，鄞县人，擅长诗文，受到乡先生戴表元的赏识。武宗至大初年，被推荐为县学训导。顺帝元统初年【按此处依据《至正志》】，王献元任浙东宣慰副使，询问政治上的得失，徐亮的论对切中要害。后来王献元举荐徐亮参与修撰郡志。著作有《四书详说》《竹亭隐集》【见何尔昌《三茅志》】。按语：《三茅志》原本说，至大初年徐亮被推荐为乡学训导时，王献元任浙东宣慰副使，如此等等；那么似乎王献元在至大年间任副使，而徐亮参与修撰的就是延祐志。现在考察延祐志，其中副使没有王献元的姓名；《至正志·职官门》记载，王献元确实于元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就任，这与《三茅志序》所称“元统元年秋，王献元任浙东宣慰副使”相合，应据此订正。《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作者一人。按时间先后排列，魏传应当在胡尚书传之后、方、罗二传之前；现在因为这部书原本是附刻的，所以仍把魏传录在末尾。魏岘，鄞县人。理宗嘉定年间，以朝奉郎任福建路市舶提举【见魏岘撰《乌金堨记》】。绍定初年，任都大坑冶司【按史书说坑冶司在饶州，统辖江东、淮、浙和七闽；魏岘大概治理饶州，所以淮西路、蕲州属于其管辖范围】。又按《宝庆志》两次说，嘉定十四年有泉使魏岘；似乎魏岘在嘉定年间已经主管坑冶。但《乌金堨记》写于这一年十二月，署名仍是市舶司官衔，大概是《宝庆志》作于绍定初年，根据他当时的现任官职追记旧事。

译又按《备览》目录称魏岘为“魏都大”，而赵都承的牒文中称“魏都大知房”，大概是他任泉使时又兼任知府之职。绍定五年五月，臣僚上言：“阴雨连绵积聚，必定有招致灾祸的原因。近来听说坑冶司压制蕲州进士冯杰，强迫他充当炉户；他的妻子因忧愁而死，女儿也相继死去；弟弟冯大声前往申诉，死在路上。冯杰知道自己不能幸免，便毒死两个儿子和一个妾，又放火自缢而死。百姓的冤屈到了这种地步，因此破坏了阴阳的和谐。”皇帝下诏罢免魏岘的职务【见《宋史·理宗本纪》】。按语：这件事不能全信，后文将说明。淳祐二年，起用为直秘阁，以中大夫身份任吉州知州，兼任管内劝农使【见魏岘撰《蒋山龙潭庙记》】。按语：这块碑上的署名官衔见《敬止录》，原本写作“吉”，一定是传抄时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据《宝庆志》和林元晋的记文改正。魏岘世代居住在光溪岸边【见《乌金堨记》】。唐代鄮县令王元暐曾在当地修筑堰坝，把江溪分隔开，称为它山堰。溪流上游苦于泥沙淤积，魏岘常常招募工人淘浚【本书《程赵给田》条说：“近来连年干旱，魏岘多次亲自出资雇人开挖淘浚。”】。嘉定八年以及淳祐元年、二年淘沙的事，也都见于本书《淘沙》条。魏岘考虑到私人力量薄弱，无法与官府抗衡，起初代理知州程覃设置淘沙田三十多亩【嘉定七年】。魏岘向知州赵以夫请求增加田地，赵以夫又拨给三十亩田；然而田租由丞厅掌管，遇到旱灾时申请缓征往往来不及处理事务，于是魏岘请求交给就近机构办理【见本书《程赵给田》条】。于是把田租交给溪上的云涛观负责，并发牒文让魏岘照应【嘉熙三年，见赵都承米田牒】。制置使陈垲将要修建回沙闸时，恰逢魏岘代乡民陈述意见，写信告诉陈垲；陈垲便委托魏岘主持此事，并让幕官、进士林元晋和安刘佐协助【淳祐二年，见本书《建闸》条、《宝庆志》卷十二及《回沙闸记》】。魏岘曾说，君子学习道理、爱护百姓，不应拘泥于所做的具体事务；只要能够实现爱民之心，所做的一切无不是道。百姓以粮食为天，农田以水利为根本，六府之中所以把水列在首位、谷列在末位【见本书序】。因此，他居家时就疏浚它山水泽，早早做好准备【见《回沙闸记》】。他向朝廷请求取得祠牒，使乡里的朱氏、王氏按照渠道、堰坝、堤岸、水闸的损坏情况加以修缮【嘉定十四年，见《宝庆志》卷四】。又修筑乌金【“石契”字有疑】【嘉定十四年，见本书《三堨》条、《宝庆志》卷十二及《乌金堨记》】。又认为洪水湾被江水长期冲击，时间久了将会冲毁溪流，应该修筑堤岸【见本书《洪水湾》条】；最终向知州黄壮猷报告，由黄壮猷完成此事【淳祐三年，见本书《洪水湾筑堤》条】。又请求加封王侯【见本书《请加封善政侯》条】，并设置斋醮来报答神灵的恩赐【淳祐元年，见本书《设醮》条】。于是把修筑堰坝的始末及其利弊，还有应当兴修的堤防等事逐条写明，编成文章告知后人，书名为《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共两卷。淳祐五年发生旱灾，魏岘率领乡人到蒋山龙潭祈祷而得降雨，便倡导众人翻修庙宇。第二年春天庙宇建成，魏岘为此撰写记文。大概这时他还没有赴吉州任职【见《蒋山龙潭庙记》】。按语：我的乡里前辈说，魏吉州在乡居时的官位虽然很高而且博雅，像全谢山一样，也没有不弄错的地方。吉州自序《备览》说：“我家距离堰坝不到几里。”他所作《乌金堨记》说：“魏岘世代居住在光溪岸边。”林制幕《回沙闸记》说：“侯家溪上。”《宝庆志》说：“泉使魏岘以乡郡为念。”证据如此明显，为什么还说他只是寄居在溪上呢？旧志说他官至庐陵守，庐陵就是吉州。因此林记称“新吉州魏侯”，《宝庆志》称“新庐陵魏守”。《蒋山庙记》自署“新知吉州军事”。证据如此明显，为什么又说他从吉州来到溪上寄居呢？大概是因为《宝庆志》第十二卷有“溪上寓公新庐陵魏守”的话，而林记所说“新吉州魏侯”，某一版本误脱了“新”字【语见《札记》第二十】。前辈一定是依据这两处来措辞的。他们不知道，宋代称“寓”未必是寄居的官员：有时依据本人自题的郡望，有时依据其参加科举时登记的籍贯。因此《宝庆志·公宇门》称陈清敏、卓为“寓贵”，《开庆志·高桥记》称余尚书晦为“寓橐”【按前人称尚书为“橐”】。这些人都在四明乡里长大，也是史传中有明确记载的人物。如今却因为偶然的称谓和传抄错误的版本，反而抹去本人自称里籍的确凿证据，这可以吗？另外，《宝庆志》曾称魏岘为“泉使”，后人相继沿用这一称呼，却始终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官职。我考察理宗本纪，才知道他曾任都大坑冶司。宋代制度中，都大坑冶司掌管铸造钱币，因此《备览序》中所说的“问铸”、蒋山庙记中所说的“锺官”【按“锺官”二字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百官公卿表》注，指主管铸钱的官员】、《宝庆志》中所说的“魏泉使”、以及《备览》书中所说的“魏都大”，一下子全都贯通明白，再没有疑义。否则打开书本茫然不解，恐怕连“生军”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谢山作《甬上族望表》说：“泉使魏氏是吉州人，自泉使魏岘来到鄞县。”这几句话没有一字正确。泉使一称虽未错，但魏岘任坑冶司远在知吉州之前，怎么能把过去的官职称为旧任？大概也是因为不知道泉使是什么官职。然而我不明白，谢山为什么会错到这种程度】。又按语：《宋史·真文忠传》说，真德秀任江东转运副使时，遇到旱灾和蝗灾，广德、太平两地最为严重。真德秀亲自到广德，和太守魏岘一起便宜发放仓粮，让教授林庠赈济。此前胡槻、薛极常讥笑真德秀是迂腐儒生，说事情交给他必定办坏。到这时真德秀的政绩声誉日渐传开，于是他们散布说旱灾灾情本来很轻，监司好名，赈济过度，便让魏岘弹劾林庠，以此动摇真德秀。真德秀上奏章为自己申辩，朝廷醒悟后，赐魏岘祠禄，授林庠为干官，升真德秀为泉州知州，如此等等。事情开始时魏岘亲眼看见灾情，便宜发放粮食；后来却受人指使弹劾同僚，前后反复如此，这个人大概不值得称道。后来我综合考核当时的事情，才知道这是另一个魏岘，并不是我乡里的魏吉州。真文忠本传说真德秀任江东转运副使是在嘉定年间；《宋史·宁宗纪》记载嘉定八年，这一年两浙、江东、西路都发生旱灾和蝗灾，又记载秋七月丙子发放米三十万石，赈济江东饥民。纪和传相合，这三十万石粮食无疑就是真德秀和魏岘所发的仓粮。而《备览·淘沙条》说：“嘉定乙亥年，旱势如火，田苗将要枯死，魏岘因地制宜，想出疏浚泥沙、阻挡水流的办法。”

译乙亥年就是嘉定八年，正与本纪所记两浙旱灾、蝗灾相合。既然如此，这一年的五六月间，吉州魏岘正在为乡邦旱灾忧虑，淘沙疏河；到了秋七月，却立即在江东路广德军发粮赈济，这在情理上绝不可能。况且发粮虽在七月，但他亲眼见到旱灾蝗灾并与真德秀讨论救荒政务，也必定是在五六月间。再说，所有见闻中从来没有吉州魏岘知广德的说法；他们只是姓名偶然相同、实为另一个人，这一点绝对没有疑问。至于理宗本纪所记任都大坑冶司的魏岘，则可以断定是我乡里的魏吉州，因为旁证很多；而且他在绍定五年被罢免坑冶司职务，《备览》序写于淳祐二年，序中说“问铸归来，闲居十多年”，年数也正好吻合。因此，这件事本来很难委婉地替吉州魏岘隐讳。只是我仍然非常疑惑：吉州魏岘的事迹虽然不少，但大体都可见于《读备览》一书；他勤恳诚挚、极其忧虑百姓，不应至于把人的性命当作儿戏。况且进士不是平民，怎么会被强迫充当炉户？即使充当炉户，为什么他的妻女会因忧愁而死？本人还活着，为什么由弟弟代替他申诉？道理明明在他一方，为什么不亲自申辩？坑冶司并不是朝廷中显赫专横的权臣，进士也不是懦弱无知的编户百姓；然而他竟然杀死自己的儿子，又杀死自己的妾，既已杀身，又放火烧掉自己的家，仿佛死亡会在片刻之间接连降临，万般困难都无法保全自身，必定是迫不得已才会如此。按情理考察，弹劾文书中的说法实在含混恍惚，难以相信。况且如果这件事果真属实，他被罢免已经算幸运，为什么后来又能起用为知州郡？大概理宗过了很久也察觉了他的冤屈。或者我又听说，吴丞相的哥哥庄敏，当时被称为正人君子。庄敏任都大坑冶司时，臣僚曾弹劾他倚仗才干、贪婪残暴，抄没人家财产以数百万计【见《宋史·理宗纪》】；又有“大蜈蚣、小蜈蚣”的民谣【见《李有古杭杂记》】。如此看来，当时的弹劾奏章本来就多出于门户之间的嫌隙怨恨，并不全是公正之言。况且坑冶司掌握钱币铸造权，又是别人垂涎艳羡的职位，想夺取它，更不能没有罗织罪名的言辞。这是读史的人应当平心静气、仔细考察之处，并不是偏袒乡贤、故意替他洗雪。所以我在传文中据事直书，又在后面详细论述。《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卷九。鄞县徐时栋。《余考》：所谓《余考》，就是考订六志的余编。此书虽然已经散佚，却不能不记录，以保存其源流。六志属于史部地理类中的郡县类，附刻的《备览》属于地理类中的河渠类。现在遵循《四库全书》的旧例，扩大分类，分为郡志、州县、乡镇、山川、古迹、杂记。只是我的见闻浅陋，搜集还不广泛。即使所谓散佚的书，也未必没有藏在名山、流传于世家旧族之中。倘若有一天它们出现，来补充我乡里的掌故呢？我翘首盼望。郡志类。三种。《明州图志》。此书不知道撰写人的姓名。按黄主簿鼎所作《干道图经序》，只谈到大观年间，而没有说其他情况。王尚书应麟对此作了辨析，认为它始于景德、祥符年间。我认为还不应始于此时。宋真宗咸平四年，苏通判为善政侯祠堂撰记说：“善政侯琅邪王公，名元暐，册封的典礼，《图志》中记载得很完备。当时朝廷编修图志的诏令还没有下达，而我们乡里已经有志书，可以作为查考引用的依据。”如此看来，不仅宋元六志足以在天下自负，其渊源也非常古老。此书或许是唐代旧籍，或许是宋初新编，已经无法考定。《景德明州图经》。此书不知道撰写人的姓名。按宋真宗景德四年二月，朝廷下诏命各路州、府、军、监把图经校勘后编入古迹，上报朝廷；等到各路献上图经时，因为体例不一，于是重新修订。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书成，又下诏让职方司发牒各州，谨慎收藏。这些事见于会要和实录。当时明州当然也应按例编纂进献，但还有更能证明此事的材料：舒中丞亶《西湖引水记》说：“考察州图经，鄞县城南二里有小湖，是唐贞观年间县令王君照修建的。”这篇记写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在《李志》出现以前，因此它所引用的无疑是《景德图经》中的话。《大观明州图经》。此书由宋代李懋诚撰写。黄主簿称懋诚为郡中从事，大概是徽宗大观年间任明州属曹官，但具体官职和籍贯都不详。根据黄主簿所述，大观元年朝廷创设九域图志局，命各州郡编纂图经，于是李懋诚撰成此书。全书分为地里、户口、物产、贡赋、人物、古迹、释氏、道流、山林、江湖、桥梁、坊陌等门类；物产下又分羽毛、鳞介、花木、果蓏、药茗、器用等子目。后来明州遭受金人祸乱，此书散失不传。孝宗干道年间，张侍郎津重修图经，才访得此书，把它作为蓝本。新志编成后，此书更加隐微，如今已经完全无法寻访。然而黄主簿说张公因为得到旧录，又增加采集的材料，可见新志的体例仍然以此书为依据。并且其中收录的诗文多为北宋作品，在兵火之后很难完整保存，大概也是把旧籍中已经登记的内容增补编排而成。因此，校勘干道年间残缺的丛书版本，仍然足以约略看出《大观图经》散佚前的面貌。关于它散佚的情况，也偶尔见于其他说法。高侍郎闶《九经堂记》引用说：“这个地方濒临海边，习惯于霸政。” 《大人堂记》又引用说：“郡治原在鄮县，宝应以后迁到鄞县。”而《干道志》中凡是根据自己的意见改定前人说法的地方，都明确称作“旧图经”。第一卷《佽飞庙》条、第二卷《鄮郭》条、第六卷《祚圣庙》条、第七卷《黄公祠》条，搜集保存的零散材料，更足以考见这部书的大概面貌。至于《干道志》中有“在大观初年由本州编纂的九域志”这句话，后人便妄自把此书题为《四明九域志》。他们不知道，所谓“志云云”，是说明州编纂此书，以备朝廷九域志中的一部分；怎么能因为辞句表面意思而损害原意，把一州之书冒称为总志呢？况且其他条目都称“旧图经”，有时只称“图经”二字，黄序也只称“图经”，这些都可以作为依据。又况且奉化县卷说“九域志把它列为望县”，定海县卷说“九域志把它列为上县”，这明明是把“九域志”三个字归属于朝廷编修的书。再说高记曾称这部书为“旧图牒”，难道也要把它命名为《四明图牒》吗？州县类。八种。

译《鄞志》。此书不知道撰写人的姓名。魏吉州魏岘在《备览》中两次引用《鄞志》，所引文字都在《宝庆志》中。因此所谓《鄞志》，就是《宝庆四明郡志》中的《鄞县志》。只有魏岘所作《蒋山龙潭庙记》引用《鄞志》说：“石岙山有龙井，能够兴云降雨。山在县城西南四十里，高有一千多丈。还没有到山顶，沿着石阶向下走，洞深数丈，有一株古藤挡在路上，盘曲交错、缠绕蔓延，人们称它为‘洞锁’。洞外有水潭，水色清澈如镜；潭两旁的石崖高大突兀，好像巨灵神劈开的一样。老人们口口相传，有其他郡的太守曾经任职鄞县，知道这里的灵异。等到郡中发生旱灾，他在洞庭下象征三潭的地方遥遥祝祷【按“隃”字恐怕有误，也可能训为“遥”，即遥遥祝祷】，在潭中得到一只龟，祈雨便总能应验，于是把它命名为灵龟。”等等。这些话不见于《宝庆鄞志》，难道是脱文吗？然而《宝庆志》脱简很少，明代以后各志也没有听说引用过这些话。那么，当时或许确实有鄞县专志，只是编撰时代和作者已经无法详考。因此不把它作为佚文采入正文，而记录在这里。《慈溪志》。此书不知道撰写人的姓名。《宝庆志》第八卷《张齐芳传》说：“骠骑将军张意的儿子，隐居在慈溪的骠骑山，人人都认为他贤德，于是就用他父亲的官名来命名这座山。”注文说：“出自《慈溪旧志》。” 《绍熙昌国志》。以上一书为宋代王阮所撰。王阮字南卿，江州德安人。孝宗隆兴元年中进士，曾跟从朱子在白鹿洞讲学。淳熙十五年，以承议郎任昌国县令，兴办学校，培养士子，文教大为振兴。光宗绍熙元年，任筠州新昌县通理，官至抚州太守，后来归隐庐山。据《宝庆志》说，此书作于绍熙元年，大概已经到了他即将离任的时候。元成宗大德年间，冯州判在民间搜购此书，过了一年多才仅仅得到一部。明武宗正德初年，陶教授恭搜访旧籍，也只得到抄本。这样看来，此书在元明时期流传已经极为稀少，早已成为罕见之物，何况到了今天呢？至于它在千百部书中还残存十分之一的情况，《宝庆志》第八卷任一条引用了一处，第二十卷洋山庙又引用了一处。《大德志》第一卷“境土”门、第二卷“学校”门的“乡举”条、第三卷“户口”门和“田粮”门、第七卷所载楼攻媿《资福寺记》，有的称为旧志，有的称为绍熙旧志，有的称为邑图经，总共七条，其实都是这部书。州判竭力诋毁此书，把它视为浮夸之作；但考察他所引用的内容，如户口、夏秋税、赡养学校的田土以及乡举的资助等，都没有看见所谓把少数说成多数、把不存在说成存在的荒诞话语。又有人旧称隋炀帝神游洋山，因此建立祠宇；但王阮的志书却说“神游之说不合经典”，大概是因为沿海百姓依赖它来抵御盗寇侵害，所以长久以来没有废弃，等等。这段话被《宝庆志》引用，陈述的道理十分正当。既然如此，这部书恐怕还存在，《大德志》也未必就容易取而代之。何况抚州太守出身于大贤门下，竭力拒绝权臣的聘用；他所著《义丰集》受到当时人的推重，也不是那些草率写作的人所能相比的。前辈有人说：“南卿所修的邑乘，出于传信，可以流传久远。”世事屡经变迁，遗书湮没而没有流传，实在可惜。这件事也足以看出公正的是非舆论。《宝庆奉化志》。以上一书为宋代罗浚所撰。考察罗录参所作《四明郡志》，他把鄞、奉化、慈溪、定海、昌国、象山六县分别编列为志，称作某县志。嘉靖年间，钱知县璠为《奉化志》作序说：“奉化有志，始于宋代宝庆年间。”又说：“在宋元两代的书中寻找，宝庆年间的志书已经无法再得到。”又说：“罗浚作于宝庆年间。”《浙江通志》《两浙志乘》门所记载的《奉化志》“宝庆年间修成”，就是根据这些话来的。【按：《浙江通志》既说见于钱璠《嘉靖奉化县志》序，却又说不详作者，难道是读钱序没有读完全文吗？】我认为钱序所说的“宝庆奉化志”，就是《四明郡志》中分列的奉化志，而不是另外单独的一部书。本来不打算把它列入书目，后来又想到宝庆《四明郡志》流传很广；嘉靖年间，张尚书时彻撰写《宁波府志》，屡屡采录引用它，不应当奉化县反而求取不到。张尚书又曾撰写《定海县志》，那么罗录参既然作了《四明郡志》，再编《奉化县志》，也恐怕是事理上可能存在的，所以又把它著录在这里。到了乾隆《象山志》的凡例中说：“象山县从宝庆年间起就已经有志书了。”考察该志“山川”门中“锯”条和“洞”条所引用的“宝庆邑志”中的“五龙聚会，石乳缤纷，以及投入朱书铁简，风雨立即到来”等话，都见于现存的《宝庆象山志》，那么它们显然是同一部书，可以确定无疑。《古鄞志》。以上一书为宋代赵与葺所撰。赵与葺字君理，奉化人。这就是他所作的《奉化县志》，也叫《鄞城志》。奉化是古代鄞地，所以又称《古鄞事》。此事见于戴剡源文集中。陈县尉观撰写《资福庙记》，引用《古鄞志》说：“公名凤，就是晋代康乐侯谢灵运的儿子。他曾任鄞县县令，对百姓有功德，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祭祀他。”

译《至元奉化县志》十卷。以上一书是元代奉化县尹丁济聘请鄞县陈著、奉化舒津、任士林共同撰写的。丁济字溉之，高邮人，先前曾任宁国县尹；他奉檄治理城隍中的妖鬼。后来任奉化县尹，兴办文教，体恤民情，各项事务都得到办理；他判决事情不可更改，直到今天四明地方还流传着“丁相公画一字”的谚语。陈著字谦之，又字子微，自号本堂；宋理宗宝祐四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知台州；他任著作郎和太常博士时，都曾竭力上疏弹劾贾似道。宋朝灭亡后为躲避战乱，晚年流离，隐居奉化。舒津字通叟，宋理宗景定三年中进士，由太学博士出任平江府判官。任士林字叔实，凭借深厚的学问在浙中任教师，后来授任安定书院山长。严教授德元为此志作序说：“丁侯治理本县，能够认识大体，人们大多归附他。”乡先生舒公津、陈公著都是凭借前朝声望退休居家的老人，丁侯设法招致他们，便编写了这部县志。因此，这部志书实际上出自陈、舒二人之手。但我考察任松乡《文集》题写《叶天师镇海图》说：“我居住在奉化，开始从父老那里听到这件事，后来又参与编修县志，把它遗留下来。” 如今看这幅图，如果相信确有此事，便会如此如此。考察赵子昂《志任叔实墓》说：“任叔实卒于武宗至大己酉年。”元代奉化虽然有三部志书，但任士林在皇庆、延祐以前还在世，那么他参与编修的不是《至元志》又是什么呢？大概他的辈分稍晚于陈著、舒津二人，所以严序略去了他。此志作于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共十卷，卷首有七幅图，书中的凡例大略见于严序。三位先生都是文章大家，他们的著作如今还有流传的。集合一时几位大手笔来编成一部小小县志，当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浅、只会拿笔写字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皇庆奉化州志》。以上一书为元代木八剌所撰。木八剌自号澄清子，阿剌浑氏，冀宁人。仁宗皇庆二年，以奉议大夫任奉化州达鲁花赤，施行政绩惠及百姓。陈暠伯为他作《德政记》，他修撰《州志》的事见于钱知县《嘉靖奉化志》序中。《延祐奉化州志》。以上一书为元代马称德所撰。马称德字致远，广平人。仁宗延祐六年，以奉议大夫任奉化州知州。他开垦田地，储积谷物，创建尊经阁，设立乡学，把本州水利整治得十分完备。事迹详见袁桷《开河记》、翁元臣《修（石契）记》、李洧孙《撰去思记》、黄先《撰生祠记》。奉议大夫修撰此志的事，也见于《嘉靖志》序。州志刚在皇庆年间修成，没过几年就又有了这部书。大概奉议大夫在任时，政务已经很繁多，便想把本乡的事情写入志书，以流传不朽。它的体例应当与后来王总管的《至正志》相同，而编纂意图则是仿效前宋吴丞相的《开庆志》。钱知县《嘉靖志》序说：“至元、延祐两部志书虽然还能在民间得到，但大多虫蛀残破、脱落撕裂。”又说：“元代志书，简略的多有遗漏，详细的又没有体例。”这说明此书在明代仍有传本；但他所说的多有遗漏、没有体例，并没有逐一说明。如今也不知道这部志书究竟是详是略、体例如何。只是这部志书我没有见到；至于三位先生所作的《至元志》，一定很值得观览，却也遭到抨击。大概后人凡是编写一部书，没有不讥讽前人来显示自己能干的，所有书都是这样，地志尤其严重。《宝庆志》序讥评《乾道志》《大德志》，冯序讥评《绍熙志》。到了明代，这种风气更加盛行，吹毛求疵，竭尽全力。杨州牧德周说：“修志之事与其他书不同，其他书后来写成的胜过先写成的，而修志却是先成者才保存了真实旨趣。”这话说得很对。因此我对宋元各志，既把仅存的刻印出来，使其书流传，又搜集已经亡佚的书，保存它们的书目；实在是对近代志书的荒唐悖谬感到叹息和痛惜，简直数说不尽，而那些人还张口议论前人。这里特地因钱知县的话附带说到这些。《清容集》中的陈县尉墓志说，他的祖妣戴氏守节一事见于《州志》。《至正志》“奉化河渠”条说湖、潭、池、泉、湫、塘等水体都很完备，见于《州志》。《乾隆奉化志》“山川”门引用《州志》说：“州溪从镇亭越过柏溪到达牢岩，浮西溪流出绿荷滩到惠政桥；以上各条都应当出自这部志书。”又，《延祐志》中叙述昌国州的部分常常沿袭冯志，叙述奉化州的部分多次列举奉议大夫的政绩，大概也一定是取自这部志书。乡镇类。两种。《桃源志》。以上一书为宋代张即之所撰。张即之字温夫，自号樗寮，鄞县人。中两浙转运司进士，历任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后来任知嘉兴府，尚未赴任，便请求以祠禄官闲居，授直秘阁，退休。秘阁居住在鄞县西林村，该村属于桃源乡，这就是他所作的乡志。高武部宇泰说，屠豳叟曾经购买此书但没有得到。

译《三茅山志》二卷。以上一书为元丰灼所撰。元丰灼字光大，自号茹庵，鄞县人。历任郡县官，官至考功员外郎。茅山在鄞、奉化两县之间，也称三茅山。旧时已有山志，泰定年间，考功员外郎从山中崇道观道士王天仙那里得到抄本，回来后订正其中的错讹虚伪，综合考核所见所闻，分门别类，编为上下两卷。有浙东宣慰司都元帅东平王献元、山东提刑按察司同乡任埙、浙江儒学提举同乡陈耆卿三篇序。任提刑的序说：“上至舆地图画、各地物产贡赋的详细情况，下至山川风俗的美好之处，以及古代名实汇聚、能够远远感发人心的内容，难道只是为了计算三茅山的典故吗？”陈提举的序说：“山因为有志书而得到重视，而名贤的治理功行、隐而不显的德行和忠贞足以作为规范的，也随之得到彰明并示于后世祭祀。”因此，这部书虽然名叫山志，实际上是乡镇类书。三茅山占据鄞县丰乐乡、鄞塘乡和奉化长寿乡，共三个乡。我多次跟随乡人访求这部书，只得到…… 国初乡里人何尔昌所增修的版本，高武部说何尔昌增删时多按个人意愿行事，不是可信的史书。如今看何尔昌自序说：“完全遵照司马迁、班固的史例，只是在其中略作增删。”他的凡例说：“先后次序，依照《宁波府志》。”而且志书中每一门类都加上“何尔昌曰”之类的话，语意特别重复而浅薄。这样看来，题名为“增修”，本来就已经颠倒了主次位置，并不是逐条附缀而成的。只是书中罗列宋元时期的事迹非常详细，所收宋元人的诗也很完备，都不是凭空杜撰所能做到的，因此一定是以考功员郎旧志为依据。大概是在无可奈何之下退而求其次，也因此略微能够获得前志的大概面貌。山川类。七种。《四明山记》。以上一书为汉代梅福所撰。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官任南昌尉。王莽专权，他抛弃妻子离去，传说认为他成了仙人。后来有人在会稽见过他，他改名换姓，做了吴市门卒。事迹见于《汉书》本传。当时四明山属于会稽郡，梅福隐居在那里，著有《山记》。《延祐志》“四明山”条则说：“梅福隐居越地，游览四明山并作记，还引用他的文章说：‘四明山四面有二百八十座山峰，周围八百多里，东接句章，西连舜窟，南接天台，北包翠碣。’” 国初黄征君宗羲撰《四明山志》，引用《梅福记》说：“四明山周围八百多里。”又引用《梅福四明山记》说：“有一条溪涧向南流出，经过一百二十里，它的水流入鄞江。南面的源头就是四明山的南门，号称白溪。”又引用说：“四面的形势胜景各有区域，中间贯通着一条溪，叫簟溪。”又引用说：“南峰北面的岩石中生有石燕。”全吉士祖望《句余土音》引用《梅子真四明记》说：“四明山北面的岩石出产频伽。”考察这部书，应当还收藏在《道藏》中。两位先生曾经读过《道藏》，所以能够引用它。像这样，而我却没有见到原书。《四明山记》。以上一书为晋代木华所撰《华字符》。木虚字广川，曾任杨骏府主簿。宋代僧人赞宁《笋谱》引用木元虚《四明山记》说：雪窦山北面的岩石中生有石乳，山峰高峻，非人力所能攀登；还出产毛竹和银笋。据此可知，在梅福《四明山记》之后，又有木元虚的《山记》。但全吉士《毛竹洞天》《毛竹行》的自注说：雪窦山有毛竹和银笋，见于梅子真《四明记》。我过去怀疑木元虚根本没有作过记，赞宁大概是引用梅福的话，却误说成木元虚。之所以误归于木元虚，是因为木元虚曾作《四明丹山图咏》。近来才知道并不是这样。元代曾子白作《图咏序》，引用木元虚说：天下洞天共有三十六处，四明山排第九，号称丹山赤水。又有明代沈嘉则作《游四明山记》，引用古记说：四明山是丹山赤水洞天。这样看来，木元虚确实有这部记，断无疑问。《图咏》是元人伪作的，赞宁不可能见到它。既然如此，元人正是因为木元虚有《四明山记》，才伪作《图咏》，假托他的名义。全吉士应当是误把《图咏》注中引用《记》的话说成：“此山四面各有七十座山峰，共计二百八十座，彼此相连如屏风。” 又有董黯、鲍全诗的注释引用《记》说：“这里就是四明山地仙都在后汉时期出现的地方。”以上两条恐怕都取自木元虚的《山记》。大概《四明山记》虽然不是同一本书，但曾子白为道士所作的《图咏序》引用了木元虚的《记》，《图咏》注又是道士伪作时所依据的材料，本来应当都是同一部书。《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一卷。以上一书旧题为晋代木华所撰、唐代贺知章所注。贺知章字季真，历任官职至秘书监，追赠礼部尚书，事迹详见《唐书》本传。此书收在《道藏》“鞠”字号中，是取《山中名胜》编成道教乐调。因为木元虚有《四明山记》，而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所以假托二人的名义。书中两人的诗提到越州以及宋、齐、梁时期的人物，常常自己暴露出破绽。黄征君说：“此书与元代道士毛永贞的《石田山房诗》合为一卷，那么也就是毛永贞一类人所作罢了。”我认为书名既叫“图咏”，其中的图和咏自然应当出自同一人之手。但所刻的两幅图，一幅是原来创建道观的图，一幅是唐代迁移道观的图。考察祠宇观创建于陈永定年间，唐天宝三年迁移；在遣使前往祷祠之后，不仅作咏诗的人不知道它的创建，连作注的人也不知道它曾迁过地方。这种草率可笑到了如此程度。毛永贞居住在祠宇观，颇好舞文弄墨，千方百计请求名人为白水宫【就是祠宇观】题诗，而这篇咏诗以白水宫结篇，又以观图列于篇首，因此无疑就是毛永贞伪作的。此书既然还存在，不值得附刻，这里姑且著录备查。《道藏》目录说是临川曾坚所撰，是错误的。曾坚只是作序的人罢了。按语说：这部书虽然是假托之作，但时代先后仍按它所假托的时代排列，这是历来记载经籍的人所遵循的旧例。

译《四明山记》一卷。以上一书不知撰写者姓名。《通志·艺文略》和《宋史·艺文志》中都著录了书名，但同样不知道作者。《乾道志》“四明山”条说：陆龟蒙说，有一座山峰最高，峰上有四个洞穴，传说称为石窗，就是四明山的眼睛。这些事都记载在《四明山记》中。《宝庆志》“梨洲”条引用《四明山记》说：晋代时，溪边沙滩上忽然长出梨树果实。孙兴公和他的兄长孙承公一同游览，到溪涧旁得到几枚梨子；他们向四周环视，却看不见梨树的踪迹，认为是仙物，所以称那里为梨洲。又，《四明山》条引用《四明山记》说：孙兴公得到仙梨后升天。又，《蓬岛山》条引用《四明记》说：南面接续天台山，北面通向越地。考察两部志书所引用的两件事，都发生在汉、晋以后，因此除子真、元虚两部山记之外，另有一部《四明山记》在宋代广泛流行，所以两部志书都能加以征引；郑渔仲所见并著录的书，也就是这部书的本子。《四明洞天记》。以上一书不知撰写者姓名。《延祐志》“大小晦山”条说：“宋代应则进入山中，起初景色非常秀丽，后来变得昏暗，所以称为大小晦。”《四明洞天记》说：“两座山峰各有大小晦，就是这个意思。”据此看来，它或许是另外一部书，或许就在各家山记之中，无法确定。《甬东山水古迹记》一卷。以上一书为元代吴莱所撰。吴莱字立夫，浦阳人。延祐年间，以《春秋》贡入。乡试后，经推荐任饶州路长芗书院山长，尚未赴任便去世了，年仅四十四岁。他的门人金华人宋濂私下为他定谥号“渊颖先生”。这篇记是他在庆元游历昌国时所作，文章全文收在《渊颖集》中。因为《浙江通志》在《两浙志乘》卷中以大字著录了它的书名，所以在这里也加以著录。《补陀洛迦山考》一卷。以上一书为元代盛熙明所撰。盛熙明是西域龟兹人。此书分为四品。自序说：“近来因为称病，偶然住在海滨，恭敬地叩访神灵遗迹，旁搜经籍。首先辑录自在菩萨的功德，接着考察洞天宫宇的胜景。至于由内心所见，光彩景象便随之显现；因缘有所凭借，庙宇佛塔便得以兴建。这些都详细记载在篇章中。”又有天台刘温州仁本题写的序说：“龟兹人盛熙明来到这里游览休息，便就眼前所见写成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年、七月、十二月〕 其中具体分为四品：第一品把梵语翻译成汉语，讲的是菩萨的功德；第二品从山川地理来讲，讲的是奇异纵横的胜景；至于第三、第四品，则讲历代官民祈求而得到灵验，以及当今朝廷祈福、赐予财物等事情，句句都是在讲人们所崇信的庄严之事，等等。结合自序，可以大略看出它的四品体例。刘仁本的题序又说：“熙明生长在西域，世代与佛法相邻，善于诵读佛经，深通梵语，所以对于《楞严》《秘密》等经典，以及传习小白华事迹的内容，简直像从自己口中说出来一样。当时温州以文章著称的人，对他的题辞颇不轻视。他的书应当很值得阅读。” 本朝乾隆初年，许炎撰写《普陀山志》，却说这四品文章的辞藻多不雅驯，这是为什么呢？想来山中或许还保存着传本，只是我只见过《普陀志》中节录的部分。古迹类。两种。《庆元赐府考》一卷。以上一书为元代黄翔龙所撰。黄翔龙是庆元鄞县人，宋理宗宝祐元年中进士。《延祐志》记载他的游泽山诗，称他为前进士，大概是入元以后没有做官。我的家乡自南宋迁都以后，做官的人接连不断，赐第相连。其盛况在江浙一带首屈一指；历经世事变迁以后，华丽宅第和山丘坟墓都已无法再考察。因此黄进士追溯考订当年官宦门第、仪仗戟卫相连的盛况，以寄托对故国乔木的思念。听说隐士君性道把这部书收入《鄞志》。修辞考订大概就在这里。本朝初年还存在传本，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全吉士撰写《续赐府考》，就说已经看不到它了。《瀛海纪言》十八卷。以上一书为元代道士吕虚夷编纂。大瀛海道院在庆元象山县以东二十里，地名爵溪。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由乡里人王一真建成。成宗大德年间，吕虚夷居住在这座道院，请名家题诗作文，吴文正吴澄为它作记。这部编书就是汇集当时各种作品而成的。见于《至正志》和蒋宗简的序。杂记类。九种。【按：四库书目在史部地理类另立“杂记”一门，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凡是与郡县有关的岁时、物产、风俗、事迹，都收入其中。如今这里列举的书，全都采用这一体例。只是《才名记》应当列入传记类的名人一属，《乡饮礼》应当列入政书类的仪制一属，《济民庄始末》应当列入政书类的邦计一属。现在因为这些书都是为四明一郡而作，并且都与志书有关，所以即使原书完整存在，也应当附刻在六志之后；因此特意综合收入杂记类，以备掌故，并不是失于分类界限。至于《浙江通志》《两浙志乘》门，分类范围更加宽泛，并不符合古人分部立目的本意。若再加以仿效，几乎就像《四明艺文志》了；现在不采用这种做法。说明见后。】《四明郡才名志》。以上一书为唐代孙合所撰。孙合是奉化人。唐末任左拾遗。朱温篡夺唐朝后，他写了《春秋无贤臣论》《卜世论》，随即脱去官服，穿布衣隐居。这部书见于《浙江通志》引用的《宋高僧传》。考察《乾道志》“拾遗传”曾经引用《四明才名记》，我怀疑《宋高僧传》的作者就是依据这部书，却误认为是左拾遗孙合所撰。然而前代志书和后代记载沿用旧题，也是著述家常有的事情，当然不能说孙拾遗一定没有作过此书。现在仍把它著录在这里。《四明才名记》。以上一书不知撰写者姓名。《乾道志》《宝庆志》两部志书引用此书说：“孙合博学而有才，唐末授任左拾遗。净惠院就是他的故宅。” 《四明风俗赋》一卷。以上一书不知撰写者姓名，见于《宋史·艺文志》。

译《明越风物志》七卷。以上一书为宋代姜屿所撰。姜屿的籍贯不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因为明州本来是越地，所以称为明越；又因为郭璞注《尔雅》多引用江东的材料，所以详细记载当地的风物。”如今考察此书已经久已亡佚，但《宝庆志》第四卷曾引用一条说：“蝤蛑两螯、十足，生长在海边泥穴中，潮水退去时探取。四季常有，雌蝤蛑腹部覆盖物大而肥，重的超过数斤。小而黄色的叫石蝤蛑；最大的叫青蟳，小的叫黄甲；后足宽的又叫拨棹子。”又考察《隋书·经籍志》有《会稽郡造海味法》一书。六朝以前会稽郡的辖境很广，而捕捞海产，则是句章、鄞、鄮所独有的技艺。书名虽然题作会稽，实际上也是我们乡里的物产志。不过不敢凭臆测就贸然收入书目，这里姑且附带记下。《明州乡饮酒礼》。以上一书为宋代林保所撰。林保字芘民，鄞县人。徽宗政和二年中上舍第，历任官职至礼部侍郎，以敷文阁待制身份奉祠，累次追赠特进。《宝庆志》说：明州旧俗，在每年的元日或冬至，太守率领乡里的士大夫祭祀先圣先师，然后在堂上会集行拜礼，仿照古代乡饮酒礼。绍兴七年，太守仇悆恢复举行这一旧例。三年后，仇公再次来任，置办田产以供支用。又过三年，郡人林保任比部郎，便把这件事报告朝廷，于是取其仪式颁行天下。林保本传又说：他修订明州乡饮酒礼，上奏朝廷并颁行天下。考察宋代很久没有实行这种礼仪，我们乡里实际上是最先倡导的。后来各郡县仿照实行，直到朱子出现，这种礼制才更加完备。又只有待制林保的这部书，实际上为此奠定了基础；创业艰难，功劳不应被湮没。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庆元府乡饮酒礼诗》。以上一书为宋代颜颐仲编。颜颐仲的事迹详见前面“作者”卷《宝庆志》“乡饮酒礼”条。书中说，淳祐六年，制帅集撰《龙溪颜公颐仲》，搜集考察旧典，增制礼器，在人日举行乡饮酒礼，与会者三千多人。资政殿大学士、正奉大夫陈公卓为首宾。礼仪完成后，制帅赋诗，大夫、士人唱和，编成一册。又“学校书板”门说：“礼诗二十八板。”淳祐六年，制帅集撰颜公置盖，大概就是他编的《乡饮酒礼诗》。《庆元府济民庄始末》。以上一书为宋代刘黻所撰。刘黻的事迹详见前面“作者”卷。《宝庆志》“学校书板”门说：“《济民庄始末》四十五板。”考察忠肃在庆元建立济民庄一事，见于《宋史》本传，如今也详载在前卷中。《庆元府乡饮酒礼小录》。以上一书为元代王元恭所撰。王元恭的事迹详见前面“作者”卷。《至正志》说：至正元年，郡守王侯元恭命人讨论乡饮酒礼，乡老程端礼建议次年在人日举行礼仪，王侯担任主礼人，乡里的年长有德者担任宾客和介宾。礼仪完成后，便编成小录记载此事。后来王侯叙述这件事，请求上报朝廷，以此教化四方。《四明乡曲义田庄本末须知》。以上一书不知撰写者姓名。宋光宗绍熙初年，史越忠定王浩、沈端宪焕、汪庄靖大猷共同创办义田，在郡城望京门内建立庄舍，把收入用于接济仕宦家族中亲属去世而无力办理丧事者，以及孤女无力出嫁者。《宝庆志》说：“田地的亩数和分配给用的规条，都有文书记录。当时忠定王亲自为它作序。”《至正志》说：“距今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仍能实行而没有泯灭，是因为前人厚德重义之心，将为本乡带来万世无穷的利益。”又说：“参政楼公钥、尚书王公应麟都写有记，详情见本庄《本末须知》。” 按语说：《浙江通志》在经籍目录之后，又设立“两浙志乘”门，体例最为完善。只是它的分类颇显繁杂；如果采用它的体例来著录我们乡里宋元以前的书，那么本卷所考察的还不止这些。无名氏的《鄞江集》、毛永贞的《石田山房诗》【按：都应当列入集部总集类】，可以另立艺文类。无名氏的《孙沔遗事》、滕元发的《孙威敏征南录》、李朴的《丰清敏遗事》、周铸的《史越王言行录》、钱时的《慈湖先生行状》，可以另立传记类【按：传记属于史部，自成一类，不能与地理类混同】。虞览的《虞氏家记》、虞预的《诸虞传》、陈铸的《陈氏崇孝录》【按：都属于传记类】，可以另立家传类。戴氏的《桃源世谱》、袁士元的《四明袁氏谱图》【按：也应当列入传记类】，可以另立家谱类。宋元僧人的《明州三佛传》、袁桷的《四明高僧传》【按：都应当列入子部释家类】，可以另立释道类。枝蔓旁延，这样下去哪里才是尽头，而且与地理志书距离越来越远了。本卷谨慎遵循这一做法。谨遵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搜集散佚书籍，哪怕只能保存千百本中的十分之一，也用来备考六志的源流。有些爱好古籍的人认为，还应当参照《通志》的分类门目，以便查考，所以又附带保存它们的书目，情况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