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奉使髙丽图经卷四十

译唐代刘仁轨任方州刺史时，曾请求颁赐的历书以及宗庙的讳名，说：“应当削平辽海，颁示本朝正朔；等到战胜后以军队经略高丽，率领它的酋长到登州参加朝见之会，也终于会像最初所说的那样。”史臣赞美他的志向，但刘仁轨只是特别服膺于武力，未必是出于本心。为什么这样说？臣观察高丽人事奉中国，请求赐予尊号、颁行正朔，口头上殷切恳切，始终不绝；后来被契丹逼迫，便改变态度服从契丹，但内心仍向着朝廷，像向日葵朝向太阳、蚂蚁倾心仰慕一样，始终没有从胸中解除这种心意。难道用兵和用德，本来就有先后次序吗？然而，近处容易使人改变服饰，远处却难以使人归附。像高丽境内仰望皇帝封赐，远在大海之外；他们来时要乘巨船，驾着顺风，日夜兼行，十多天才到四明。风稍有猛烈，惊涛像山一样涌起，灶具锅釜倾倒摇荡，一滴水也留不住，甚至不能生火做饭，船夫往往断粮；严重时舵折桅毁，倾覆的变故顷刻发生，也已经十分危险了。然而自建隆、开宝年间以来，高丽愿意效忠称臣，不敢稍有懈怠，直到今天。至于北方敌国与高丽相距很近，封境之间只有一水相隔；敌人早晨从马上出发，傍晚就已经在鸭绿江饮水了。高丽曾遭受大败挫折，才开始向契丹称臣，使用契丹年号，直到统和、开泰，共二十一年。后来王询大败北方敌军，重新与中国通使，便在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派使者请求颁行正朔，朝廷答应了；此后高丽便使用大中祥符年号，改去北方胡虏的开泰年号。到天禧年间，北方敌军又攻破高丽，几乎杀尽其百姓，王询甚至弃国逃到蛤窟；敌军留在城中八个月，恰逢西北山上的万株松树都发出人的声音，敌军才惊惧撤去，却仍强迫王询颁行其正朔，王询因力量屈服，不得已使用。自太平二年起至十七年终，继而重熙至二十二年终，清宁至十年终，咸雍至十年终，太康至十年终，太安至十年终，寿昌至六年终，干统至十年终，天庆至八年，共一百年。后来耶律氏被大金困迫，高丽于是去掉北方敌国的年号；又因为没有向朝廷请命，不敢擅自使用正朔，所以只按岁次纪年，准备再行请命。本朝与高丽相距那样遥远，北方敌国与高丽却如此接近；然而高丽附从北方敌国，常常只是因兵力受制，一旦窥见其势力稍有松弛，便立即抗拒。至于尊敬事奉圣宋，则始终如一，拳拳之心倾心拥戴；即使有时受到牵制，不能如愿，但其诚意所向坚如金石。这足以说明历代圣主以仁德安抚、以恩德怀柔高丽，内在地取得了它的民心，这与北方敌国强暴统治、只用武力控制外表，实在不同。《尚书》说：“协调时令月份，端正日序。” 如今北方敌国已经灭亡，等待高丽使者以颁行正朔为请求，那么万邦的时令、日月就可以协调而端正了。儒学 东方之国本性仁厚；那里有“君子不死之国”，又是箕子受封的朝鲜境地，习俗一向熟悉八条教令。男子出行遵守礼义，妇女遵循正信，饮食使用豆笾，行路的人彼此谦让，本来就不同于蛮貉等杂类：他们头挤着头、脚并着脚，编发□□□幅，父子同睡，亲族共用一椁，种种习俗偏僻怪异。自汉武帝设置四郡，使其臣服内属以来，中原的政治教化曾逐渐传播到那里；虽历经□□□，随着时势盛衰而变化，时离时合，但义理扎根于内心，从未泯灭。唐贞观初年，太宗采纳魏征的一句话，以仁义治国，扩大兴办学校，崇尚教师和儒者。当时参与议政的大臣中还有人疑□，不知道这样做的益处；那个国家却立即派遣英秀子弟到京师请求学习。后来长庆年间，白居易擅长创作歌行诗，鸡林人伸长脖子叹息仰慕，以至于（缺一百字）。风气蓬勃兴起，教化如春风化雨，文质有序地服膺儒学；虽然居住在燕韩偏远之地，却已有齐鲁的气韵。近来使者到那里，询问得知临川阁藏书达数万卷；又有清燕阁，也确实藏有经、史、子、集四部书。设立国子监，□□儒官十分完备；新建宽敞的学校很遵循太学制度，按月考试、按季□□，依次让诸生上朝，在朝廷官吏之间仪态威严而辞采充足。下至乡里陋巷，听到经馆书社的地方，隔着不远就有两三所；百姓家的子弟尚未婚娶的，就群居跟从老师学习经书，稍稍长大后便选择朋友，各按类别在寺观中讲习。即使下至士卒和幼童，也跟随邹先生嬉戏学习。真是兴盛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而且诸侯建立功业，实际上借助天子的威灵；诸侯施行德政，实际上遵循天子的风化。高丽人对于中国，不过是海边诸侯伯国的臣民罢了；如今文物制度丰富到这种程度，大概是逐渐受到熏陶磨砺所造成的，难道不伟大吗？这就好比日月和三辰借助元气排列成形，而它们的光照显现，正是上天光明的表现；草木和各种珍宝借助元气□□华美，而它们繁茂披拂，正是大地文采的表现。至于该国选拔士人的制度，虽然以本朝制度为规范，但听说因沿袭旧制，不能没有小的不同。学生每年在文宣王庙考试，合格者相当于贡士；进士科每隔一年在所属州郡考试，合格者与贡士一同参加考试，共有三百五十多人。入贡以后，又命学士在迎恩馆总试，取三四十人，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赐予出身，大略像本朝省闱的制度。到国王亲自考试官员时，只用诗、赋、论三道题，不考策问时政，这是值得嗤笑的地方。此外还有制科、宏辞等科目，虽然名目具备，却不常设置。总的来说，崇尚声律，而经学并不十分精通。看他们的文章，仿佛是唐代遗留下来的弊病。乐律

译音乐与天地同样和谐，五声的发出源于五行，八音的区别产生于八风；清浊高下都出自同一元气，而手舞足蹈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发生，因此即使用草束制成的鼓槌和土鼓，也都足以寄托声音、吐露和谐。所以早在葛天氏时代，牛尾之歌就已经见于典籍。后世圣人制作音乐、崇尚德行，又用金、石、土、革、匏、木、丝、竹等材料，制成钟、磬、鼗、鼓、埙、箎、笙、竽、柷、敔、琴、瑟、管、篴等乐器，用来起乐、止乐、歌咏、间奏，使天地之和相合，并使神灵和祖先降临。至于四方异域寄托在象胥、鞮译官中的声音，也采用合奏。有靺师掌管这种音乐，有旄人陈列舞蹈，有鞮鞻氏配合歌唱吹奏；凡是与众乐共同欢乐、以音乐使天下同乐的做法，起初并不区别中原与外域，因此兼收并蓄、广泛采纳，是用来显示我朝德泽广大运行的。诗说：“用雅乐，用南乐，用钥舞而不失度。”解释者认为，雅是夏乐，南是夷乐；二者合奏形成和谐，协调天地的中正之声，然后才算完备的音乐。然而四方不同地域，饮食各有不同的和味，衣服制度各异，器物用法也各有适宜之处，那么音乐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东方称为靺，南方称为任，西方称为侏离，北方称为禁，各有各的含义，不能混淆。高丽人是东方夷国，难道他们的音乐本来出自靺鞨吗？况且，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中，商代称为《大濩》，周代称为《大武》；箕子作为商朝的后裔，接受周朝的封爵而居于朝鲜，那么革除其靺乐的鄙陋之处，理当会有《濩》《武》的遗音相继沿袭并有所制作。经过如今一千年，虽然调声合律，其中也有值得采录的；熙宁年间，王徽曾奏请派乐工前往，诏令他们出使其国，数年后才回来。后来使者来华，必定携带财物，奉请工技之人为老师，每次都派人到馆舍向他们学习。近年高丽入贡，又请求赐给大晟雅乐以及燕乐，诏令都予以允准，所以音乐舞蹈更加兴盛，足以供人观赏聆听。如今他们的音乐有两部：左部称为唐乐，是中国的音乐；右部称为乡乐，大概是夷地的音乐。他们属于中国音乐的乐器，全都是中国的式样；只有乡乐使用鼓、拍板、笙、竽、觱栗、箜篌、五弦琴、琵琶、筝和笛，但形制有所不同；瑟柱用胶粘住而不能移动。又有一种箫管，长二尺多，称为胡琴，演奏时先俯身吹它，以此引起众声。至于女伎，则称为下乐，共分三等。大乐司有二百六十人，是国王平常使用的乐工；其次是管弦坊，有一百七十人；再次是京市司，有三百多人，也会表演柘枝、抛球等技艺。他们的百戏艺人有数百人，听说都格外敏捷。然而由于当时王俣的服制尚未完成，乐工拿着乐器却不能按照声律的尺度演奏，因此无法考察清楚。权量 《戴记》说：“制定礼乐，颁布度量，天下就会完全服从。”《鲁语》说：“谨慎确定权量，审定法度，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大概君王统御诸侯，虽然根本在于德化、刑罚和威势，但用来统一政令的办法，尤其要把权量放在首位。三代盛世时，必定由王府制造标准的嘉量等器物，颁发给各邦国，由专门的官员掌管，按时校准。至于天子巡守各地时，又使各地相互协调而统一起来，使内外、远近不再有不同的制度，这样天子的政令才能推行。如果四方诸侯在这三方面稍有改变，就要受到贬黜、削夺、诛杀或废除，按照法律不得赦免。谁说这些器用之类的末节可以忽视呢？五种长度的制度，是从分区分，以忖计寸，以蒦计尺，以张计丈，以伸展来校验尺度，借此度量物体的短长。五种容量的制度，是从龠累积为合，从合进为升，从升聚为斗，从斗合为斛，借此量度物体的多少。五种重量的制度，是从铢、两开始，由两积成斤，由斤均合为钧，最终以石计量，借此衡量物体的轻重。但这些标准都必须用铜模铸成，正是为了取得一致而没有差异，用来统一天下、齐同风俗罢了。可惜周朝的治道向东衰落，政权失去了掌握它的权柄。晋国掌管音律的人，制作长尺来考定钟声，却失去了音乐的中正之声。齐国的相国用大斗给百姓发放粮食，以此博取自己的私恩。唐代考定历法的人，失去了玉衡、璇玑的制度，便无法参验天道和日月星辰的运行。这些人在耳目所能接近的事情上，尚且不能审定其是否合乎法度，又何况高居海外、隔着鲸涛并要渡过蜃岛的国家呢？想希望它与中国统一标准，岂不是像把船推到陆地上一样吗？高丽建国以来，距离中华三千多里；即使从帝王政治极盛的时代说起，也处在羁縻范围之内，从未听说有颁布度量权衡、使之协调统一的事情。我大宋兴起，德行符合高明深厚之道，凡上天所覆盖、土地所承载之处，没有不臣服的。因此高丽人叩头面向内地，希望成为屏藩，取中国的度量权衡作为标准。此所谓仁恩广泛流布，能够怀服帝王尚未怀服之人；武功和恩义远播，能够制驭王者尚未制驭之国。近来使者奉命前往高丽，恰逢在那里参加燕飨，获得了他们馈赠财物的礼物；船夫到市场交易，也买卖了货物。我们默默记下他们衡量长短的式样、计算多少的数目以及区分轻重的等级，暗中与中国的制度相互比较，竟没有一处差别稍微超过毫发，因此更加赞赏他们诚心至极。对于耳目能够接触到的事情，人有时反而怠慢；对于耳目接触不到的事情，人有时又会轻视刑罚威势的约束。如今高丽道路曲折遥远，国都相隔万里，既不是耳目能够直接达到的地方；而且皇上胸襟广大、恩德宏厚，以宽厚的典章对待高丽人，并不是拘泥地只崇尚刑罚威势来加以控制，他们却能够如此谨慎地遵守和使用度量权衡，大概是内心喜悦、诚心服从，并非勉强而为。《尚书》不是说过吗：“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既然关石和钧都由王府制定，那么私人就不敢擅自改变制作；至于使他们与我国法度相同，也就合宜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附录 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

译曾祖徐爽，皇朝任秘书省校书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曾祖母叶氏，追赠建安郡太夫人。祖父徐师回，皇朝任朝议大夫，追赠光禄大夫。祖母林氏，追赠咸宁郡太夫人。父亲徐闳中，皇朝任朝请大夫、直秘阁，追赠少保。母亲葛氏，追赠卫国夫人。公名徐兢，字明叔，姓徐。祖上是建州瓯宁县人，从光禄大夫这一代开始迁居和州历阳。秘阁任鄂州法曹时，夜里梦见与一位黄冠道士在大泽中游玩，道士从怀中取出一把小削刀交给秘阁后离去。秘阁读刀上的文字，大概是丁令威留在华表上的话。五天以后，大水淹没城郭，官府全部迁移躲避，秘阁寄居在黄鹤楼上；这天夜里，公正好出生。公出生几个月，见到字画便高兴得脸色发喜、手舞足蹈。十多岁时，他聪颖奇异、不同寻常，学习举子业，文思如泉涌，见识者都认为他很有才器。十八岁进入太学，多次考艺取得高等名次，但参加科举大比时总是受挫。政和甲午年，因父亲的恩荫补授将仕郎，任通州司刑曹事。尚书郎徐禋奉诏办理东南九路坑冶宝货事务，征召公为干办公事。静江有个叫黄麟的人，引大理国前来入贡，朝廷对此表示怀疑，诏令徐禋核查事实。黄麟勾结宫中权贵，势力压倒五岭地区；静江帅周穜忧惧而手足无措，徐禋把这件事交给公办理。公说：“这本来就容易办理。”于是召来他的部属当面询问，杂以立国年代、山川形势和风俗等问题；他们全都哑口不能回答，黄麟欺诈的情状于是大白。雍丘县县令空缺，公奉朝廷命令代理县务。县里有一对兄弟互相打官司，长期被拘押而不能判决。公到任后，命看守者设一张席子，让兄弟二人同坐同卧，吃饭也必须共用器皿。过了十天，他们终于有所感悟，抱持着哭泣说：“县令教导我们太深了，我们愿意改过自新，哪里还敢计较谁是谁非呢？”后来他们更加以友爱著称，乡里也受到感化，监狱诉讼逐渐减少。京西部的使者因谄媚得宠而进用，派遣二百名逃亡士卒在县中筑屋，他们肆意行凶盗窃，使全县大乱。公将他们逮捕治罪；使者托称上坟，取得诏旨后到县里，放纵其党徒喧闹着冲入监狱，把所有被捆绑的人都解开带走。公说：“职位无论高低，遵守三尺之法、奉行天子法令都是一样的；否则就是我欺骗君主。欺骗君主、讨好他人，我不忍心去做。”于是秘密封闭他们的住所，再次捕获凶党；听说所属官府依法处置了他们，没有一人逃脱。公的治理声誉显著流传，调任代理郑州原武县事务。他只乘一辆车到官府就任。当时主管炭务的人倚仗其弟弟的权势，企图借此邀功，肆意虐害百姓，沿河征调人力制造船只，威势震动州郡县邑，路上到处都是被械系的囚犯，于是发文命公办理。后来到任的人和怠慢命令的人，公叹息说：“县令不贤，不能庇护百姓，难道竟忍心到这种地步吗？”他将应处极刑的人改为上疏揭露其祸害，向朝廷说明，并愿意用自身来赎免无辜者，祸害因此终于平息。旧任县令贪婪残暴，使百姓困苦，公对他们抚慰照料，无微不至。县里的人到宫阙请求，希望公立即正式任职，争相备办车马迎接公的家属。秘阁不愿这样做，恳求并禀告宰相，这件事才停止。燕国郑公对同僚说：“如果天下的县令都像徐兢这样，天下还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吗？”公调任济州司士曹事，任期考核尚未登记，便因母亲去世而服丧。服丧期满后，监理元丰库。宣和六年，高丽入贡，向皇上请求，希望得到一位善于书法的人前往本国。朝廷随后派给事中路允迪回访聘问，就任命公为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公于是撰写《高丽图经》四十卷，诏令给纸札让他进呈。他在书中自叙说：“汉代张骞出使月氏，经过十三年才回来，仅仅能够讲述自己所经过各国的地形和物产罢了。我在高丽停留一个多月，馆舍中有兵卫守护，出行才五六次；至于在车马奔驰之间、在献酬宴饮之上，耳目所能接触的情况，并不像张骞经历十三年那么久，但关于他们建国立政的体制、风俗事物的情况，都加以绘画和编次，几乎没有遗漏。我不敢夸耀自己见闻广博，也不敢用浮夸浅薄的言辞来玷污皇上的听闻，只是选取真实情况，希望多少报答皇上器重任用我的万分之一。”徽宗皇帝读到这部书非常高兴，召他到便殿应对，赐予同进士出身，提升为知大宗正丞事兼掌书学，后迁任尚书刑部员外郎。当时宰相被册免，他因与亲属有嫌疑而获罪，贬为监池州永丰监。又因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授任沿江制置司参谋官，并以奉祠身份主管南京鸿庆宫。从此三次领任台州崇道观。公资质明敏锐利，遇到事情立即领悟，处理繁杂、救济危急，都像谈笑一样轻松；机谋张弛、关键闭合，别人无法窥测。他孝顺友悌出于天性。自从敌人侵犯淮甸，他把家迁到信州弋阳，因为祖先坟墓隔绝，悲伤思念之情难以承受。光禄大夫曾辅佐饶州秘阁，又曾任江东漕运官，在德兴县青云佛宇有祠堂；公每逢岁时都前往祠下祭祀，从不稍有懈怠。母亲的兄长、今任敷文阁直学士的林至，因触犯当权宰相而被贬谪南迁莆阳，公不远千里前往探望，过了很久仍不忍离开，说：“手足受伤，我哪里有闲暇顾及妻子儿女呢？”公为人豪爽慷慨，乐于施舍，把钱财看得如同粪土，周济他人的困难，总是比谋求自身还急。河南少尹许滂与公一同渡彭蠡湖，许滂的船翻了，公救起他，使他全家二百人保全，并且还丰厚地赠送财物。许滂后来派人来道谢，公一概没有接受。故交宋浦因事被交付大理寺审理，应当偿还钱四十六万，行走于市中乞讨；公的衣襟中正好有茶券，数目恰好相当，便捐给了他，宋浦因此获免。凡是亲疏远近以及孤独困穷之人，公使他们脱离忧患，帮助他们办理婚嫁、婚丧、埋葬等事，大概不是一两件事可以计算的。公鄙视章句训诂之学，却广泛涉猎古今，探究幽深隐微、提取纲要；下至释、老、孙、吴、卢、扁等人的著作，以及山经地志、方言小说，没有不贯通的。在贵人面前击掌谈论政事，常常使满座倾服；文章词句俊秀敏捷，立即就能写成，落笔滔滔不绝，不能自行停止。他尤其擅长歌诗，经过西楚霸王庙时，留下二十八字。中书舍人韩驹看见后说：“后人恐怕不能再下笔了。”他的绘画达到了神品，山水、人物两方面都无与伦比。他曾戏作一首长诗题在《平远图》旁边，送给韩驹。韩驹每次拿出来给人看都说：“究竟是明叔的诗成就了这幅画，还是画成就了这首诗呢？”虽然蘸笔濡墨，片刻之间便能完成，但铺开绢素有时却要经过一年；世人收藏的画作多出自他人之手，有的则是公亲自指点传授的。据说公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精妙而富有意趣；别人穷尽智虑，也不能赶上。他通晓音律，而且善于长啸；有时命人依着笛声与他相和，声音清亮高亢，仍然被他的啸声压过，尘土飞扬、帷幕震动，几乎像鸾凤群集。

译他饮酒至二斗仍不失态，与客人相对饮酒时，必定先斟满一杯一饮而尽；酒喝到一半，谈论辩说便意气风发。有时他挥笔作字画，吹箫、抚瑟，超然出尘，人们几乎怀疑他是神仙中人。天下士人听说公的名声，大都愿意同他结交；即使是微贱的小民来到门下拜访，他也必定以尽礼相待。别人有所请求，无论大小，他都能及时回应；听到别人有善行，喜悦得像是自己做的一样。因此，他所到之处，人们都一致亲近爱戴他，即使到了蛮貊之地也一样。公治理园圃数十亩，名为洗砚池，幽静优美，名闻江南，自号自信居士。担任奉祠官二十年，他安于闲退，仿佛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内心，只有对祖坟的眷恋始终不能放下。绍兴辛未年，他回到历阳，焚黄祭告请求归葬，到了吴门便染病去世。唉，凭公这样的抱负，却从壮年起离开国家，困顿失意而无从施展；虽然公自己处之泰然，但有志之士大概都为当时惋惜，有的人甚至流泪叹息。公生于元祐六年五月八日，卒于绍兴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三岁。历任官职至朝散大夫，赐三品服。娶陈氏，封宜人，死在公去世后五年。儿子三人：长子名集，早逝；次子名藏，任右承直郎、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后来承继堂兄朝奉郎喆的后嗣；在公去世十三年后去世。三子名葴，任右迪功郎、监淮西江东总领所户部大军库。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右奉议郎、知临江军新淦县事，其子为师文；次女嫁给右宣教郎、知福州怀安县事李栞。孙子六人：元老，任右修职郎；同老；明老；洋老；籍，任将仕郎；另一人尚未取名。孙女八人：长孙女嫁给左迪功郎、鄂州州学教授刘璧；次孙女嫁给进士朱缙卿；再次嫁给将仕郎俞□；其余尚未出嫁。众位孤子将公的灵柩奉送，于这一年闰十二月初一日乙酉，葬在弋阳玉亭乡龟峰的吉地。原来公家过去有许多骑省遗物，世父赠光禄大夫时中珍藏一方砚台，砚旁刻着“鼎臣”二字，曾对众子弟说：“如果有人能够继承祖先的事业，就应当把这方砚给他。”当时公刚刚束发，已经懂得发愤激励自己，专心学习篆书、籀书，世父便举荐并把砚台交给公。又因为公出生时有“十岁归来”的征兆，所以故人称公为骑省的后身。起初，少保命公为咸宁墓碑题字，公不能写成，便向佛祈祷，取《般若心经》练习书法；写到“实”字时，偶然看见风吹幡旗飘动，于是悟得书法的体势。从此，他以书法擅长而享有天下盛名。徽宗尤其喜爱并赏识他，曾召他到宫禁之中，书写“进德修业”四个大字，字幅纵横约一丈。写到“业”字时，公特意显出奇异的变化，行笔的次序是先写中间一画，最后落笔写“修”字，笔势劲健端直，如同圆石坠落千仞高处；皇上惊异赞叹，称善不已，左右侍从都失声惊呼。他运笔精熟，回旋曲折，即使在夜间屏风灯影将尽之时，也没有丝毫差错；真书、行书都刚劲秀丽，超逸过于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诸种书体无不兼备。晚年喜爱作草书，尤其逼似怀素，笔势纵横驰骋，变化作用无穷。天下谈论书法的人都奉公为宗师。小学家说：“自从李斯改变小篆以后，秦汉之间没有能够继承他的人；碑碣流传下来的文字，不仅笔法没有可取之处，偏旁也往往错误。由魏晋到唐代，只有李阳冰号称独步天下，难道是因为这种学问中断了，所以李阳冰才得以冒称这个名声吗？”元次山的外甥李康叔静书写《浯溪铭》《峿台铭》，颇能得到秦代书法的法度；与李阳冰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但名声没有大大显扬，事情本来就有幸运和不幸啊！骑省兄弟承继并阐述李斯的学术，小学深奥典雅，足以与许慎相匹敌，而公又继承了他们，这一源流深远啊。李斯留下的字迹在峄山毁于火灾，从唐代起便已不存在；欧阳文忠公搜集天下金石碑刻，已经十分完备，但泰山刻石上的诏书也只有几十个字。大观年间，河间人刘跂登上山顶，四面查看刻石，才得到它的完整文字；然而距离靖康之乱只有十多年，流传在人间的墨本本来就没有几份，学者却错误地以为李斯的书法真迹曾经很多，难道不是这样吗？公得到这件刻石后，珍藏起来仔细玩味；既完全掌握了李斯书法的法度，又考察三代的镈、钟、鼎、彝等器物，训释其款识，全部都有根据。至于大篆的笔力奇特古朴，沉着之处与刀凿刻出来的没有不同，若不是靠笔墨纸张，似乎无法写成；并且还将其陶铸熔炼、酝酿变化，转入小篆，拆分分析偏旁，使之与造字的本意完全吻合。唉，前代著名书法家本来就屈指可数！九泉之下的古人不能复生，后来还有能够继承他的人吗？公去世至今已经十五年，他下葬时，仓促间冰及铭文。孝伯世代居住在历阳，又与公家有姻亲关系，散述公生平事迹的大略，等待作者撰写碑志来记载它。现将文字刻在石上，置于墓前，谨此陈述。张孝伯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