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防一览卷二

译有人问潘季驯：“河流有神吗？”潘季驯回答：“有。”问的人说：“变化不可测叫作神。河流决口向东，神就舍弃西面；河流决口向南，神就舍弃北面。神所舍弃的地方，谁能治理呢？”潘季驯说：“神不是别的，就是水的本性。水的本性不分东西，却分上下。西面高、东面低，水就不想决向东；西北高、东南低，水也不想决向南。至于北面偶尔有决口，一定是因为水流缓慢、泥沙淤积，这就像额头上的水流向山谷一样。把水牵引到高处再归入低处，牵引它离开不愿去的地方，归入它愿意去的地方，这就是顺奉水神，并不是治理神。孟子说：‘禹治水，是顺着水的道路。’道路就是神。聪明、正直叫作神，哪里会有神而不遵循道路呢？所以把决口说成神意，是愚夫俗子的说法，也是懒惰大臣、怠慢官吏推卸责任的言辞。问的人说：‘那么，他们所说的天意，不对吗？’潘季驯说：‘治乱的关键，确实由天掌管，但天和人从来彼此需要。尧的时候，中原洪水泛滥，是因为上天还没有厌弃混乱，所以人的力量还没有达到，水便逆流而行。等禹来治理以后，人们才能得到平坦土地居住，这是人的力量达到之后，上天的心意也随之顺应。’ 如果一定把决口归咎于天意，等到水患治理好了就说是天符显灵，凡事都任凭天意，那么人的力量便无从施展；这样一来，尧可以不必忧虑，禹也可以不必治水了。把事情归给天、归给神，误事最大，所以我不敢不首先说明这一点。” 有人问潘季驯：“宋代欧阳修说过：‘黄河已经废弃的旧河道，自古以来就难以恢复；而潘季驯的见解，除了恢复旧河道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恐怕不可以吧？’”潘季驯回答：“欧阳修的话，是没有实践过的说法。况且他说的只是难以恢复，并不是不能恢复。我曾考察史书，记载说：‘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水流入巨野；二十多年后，武帝亲自到决口处，沉下玉璧，投入马匹，群臣背柴堵塞决口，恢复禹的旧迹，于是梁、楚地区没有了水灾。’所谓‘禹的旧迹’，难道不是旧河道吗？淤塞了二十多年，一旦堵住决口就又恢复通流，怎么能说旧河道不可恢复呢？再即使按照大禹治水的事迹来说，九河称为‘疏’，济水、漯水称为‘瀹’，汝水、汉水称为‘决’，淮水、泗水称为‘排’。传注说，‘疏’是疏通的意思，‘瀹’也是疏通，‘排’和‘决’都是去除堵塞。原本没有开凿新河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大禹只是顺势治理、不另生事端。但后来孟子告诉公都子时又说：‘禹掘地而注之海。’

译传注家担心人们对“掘”字产生疑问，便解释说：“掘地，就是挖去堵塞之物。” 天地开辟之初，就已经有百川四渎，原本自然都朝向大海汇流；高低上下之间脉络贯通，本来不需要借助人的力量。年代久远后河道淤塞，到尧时泛滥达到极点，禹不过是考察高低上下的形势，除去堵塞淤积的地方，以恢复天地原有的河道罢了，根本没有另行开凿一条河。我们的见识远远比不上大禹，却想舍弃旧河道另凿一河，难道可以吗？大禹的事迹姑且不论，就像贾鲁治理黄河，也是以恢复旧河道为主，这在传记中可以考察。况且自本朝以来，徐州、邳州之间屡次淤塞又屡次通流；如果旧河道不能恢复，那么徐州、邳州早就变成陆地了。假如想要舍弃旧河道而开凿新河，先不说根本没有合适的地方；即使找到了便利之地来开凿，人的力量能够把河道开到宽一百丈甚至三百丈、深三四丈甚至五六丈，能和原来的河道一样吗？即使能够做到，又把黄河安置到哪里呢？如果不能安置黄河，那么新河、旧河又有什么选择呢？旧河会淤塞，新河却不会淤塞，这一点我实在不知道。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欧阳修的话不足以相信。” 有人问潘季驯：“关于泥沙淤积、河底升高的说法怎么样？”潘季驯回答：“河底本来很深，泥沙淤积后河底升高，这是合乎道理的。但在讨论旁决时可以这样说，河水归入漕河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旁决时，水流走了而泥沙留下，河底自然升高；归入漕河后，泥沙随水冲刷，自然难以淤高河底。但泥沙最容易停积，也容易被冲刷。同一条河中，水流湍急的地方就深，平缓的地方就浅。这里浅、那里深，总不超出我的治理范围。因此把水牵引归入漕河的办法，绝不能迟缓。而要牵引水流，非堵塞决口、修筑堤防不可。宋臣苏轼《吕梁诗》说：‘坐看洪水涌入城中，卷走民居，官吏百姓逃尽，只剩王尊。严冬霜重，水流归入河壑，只见屋瓦上留下沙痕。’这说明当时黄河水确实曾流入城中，河流带来的泥沙甚至高过了房屋。从宋代到现在，河道淤高后疏浚，疏浚后又淤高，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难道能因此就想放弃旧河道吗？所以说泥沙淤积、河底升高，是旧河道难以恢复的根源；说旧河道难以恢复，又成为另寻河道的根源。这种说法最像深入骨髓的顽疾，治河者应当仔细审察。有人问潘季驯：“河流把大海作为归宿，自海啸以后，泥沙堵塞海口，以致上游水流迟滞，必须疏浚，或者另寻一条道路、重新开凿海口，这样做是否更好？”潘季驯回答：“海啸之说，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但即使有泥沙堵塞，只要两河之水顺着河道向东流下，水行而沙刷，大海难道能使它逆流而不通吗？大概是上游先决口，随后下游……” 有人问潘季驯：“贾让说过：‘土地有河流，就像人有嘴一样。治理土地却防堵河流，就像制止小孩哭泣却堵住他的嘴。’所以大禹治水采用疏导，而如今治水采用障塞，这是为什么？岂不是制止小孩哭泣却堵住他的嘴吗？”潘季驯回答：“从前白圭违逆水性，把邻国当作蓄水的沟壑，这叫作障塞。如果顺应水性，用堤防来防止水流泛溢，就叫作防护。所谓防护，正是为了疏导。河水大涨时没有堤防，必然向两旁泛溢；向两旁泛溢，就会泛滥而不循河道，哪里还能把大海作为归宿呢？所以修筑堤防，是为了使水不泛溢而沿河道流入大海。譬如婴儿的嘴旁边溃烂生了痈，时间久了形成漏孔，汤水从旁边流出，不能咽下；声音和气息从旁边泄出，也不能发声。长久不治疗，身体将要枯槁，哪里还谈得上嘴呢？所以河流以大海为口，堵住旁决使水归入大海，正是为了疏通它的出口。再考察《禹贡》说：‘九泽既已筑堤防护，四海之水汇聚贯通。’传注说：‘九州的湖泽已经有堤防，因此没有决口溃散；四海的水没有不汇合的，而且各自都有归宿。’那么大禹疏导水流，什么时候不曾使用堤防呢？” 只是人们没有考察罢了。问的人说：“用堤防来防水，似乎有道理。但水涨堤就加高，难道不是要把堤修到天上吗？”潘季驯说：“难道堤外就是水吗？堤外是岸，岸下才是河。平时水到不了岸边，堤防好像多余之物。只有伏秋两季异常上涨的水，才会越出河岸而达到堤防。然而有时三天，有时五天，有时七天，有时十天，就又退落归入漕河。我的堤防建成以后已经超过十年，从来没有增加一寸，哪里需要把它修到天上呢？” 有人问潘季驯：“贾让说过：‘如今施行上策，把冀州处在水流冲击处的百姓迁走；治理堤防每年耗费将近万万，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而且大汉疆域方圆万里，难道还要同水争尺寸之地吗？’这个策略如今可以施行吗？”潘季驯回答：“百姓可以迁徙，但每年运输国家储粮四百万石，又将运到哪里呢？”问的人说：“决口的水道可以利用。”潘季驯说：“崔镇的旧事可以考察。这次决口最大，经过三四年，水深一丈多的地方只在决口一二十丈之间，稍微进入坡内，便只有一二尺深了。这是因为决口处是陆地，不像沙淤河道那样能被水冲散；没有原有漕渠可以容纳水流，而且到处都有木桩、基础，漕船侥幸从那里通过，往往会触撞损坏，怎么能依靠它作为运输水道呢？况且漕船经过的地方，即使是里河，也要筑堤以便纤夫牵挽，怎么能让它从决口通过呢？”“那么，贾让所说的中策——‘在坚实土地上修筑石堤，开设水门；旱时打开东方的下门，灌溉冀州；水大时打开西方的高门，分泄河流’——怎么样？”潘季驯说：“河流变化无常，水门常常不能相互适应；有时水流会在水门旁边淤积漫溢，而且灌溉的土地过一两年就会淤高，后来又怎么办呢？”

译何况旱灾时河水已经很浅，难以分流灌溉；水涝时固然可以泄水，但西方地势高，水怎么能流过去？丘文庄说：‘古今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难道他本人竟没有亲身经历过吗？’刘中丞《问水集》中说得很详细，这确实是名言。只有宋代任伯雨说：‘河水混浊，泥沙占了一半；流行久了，就会逐渐淤积，时间久了发生决口是水势造成的。现在的办法，只宜把堤防修得宽缓，约束拦住水势，使它不要大段奔涌而出。’这正是我近来修筑遥堤的意思。所以治河绝没有一劳永逸的功效，只有救正偏差、补救弊病的策略，不可有喜爱新奇、炫耀奇巧的聪明；只应取得安于常道、顺应水势的效果，不要抱着求全的心态，苛刻要求最难办的事情；不要拿拘泥局部的见解，强行约束不可预测的水流；不要厌弃已经试验过的规制，因而被道听途说迷惑。遵循两河的旧河道，守住先哲制定的成法，就是顺势而治、不过多生事；舍弃这些另作谋划，就是孟子所说的‘厌恶那种凿刻妄为’。” 有人问潘季驯：“黄河、淮河原本是两条河，如今合成一条了。从昆仑山以来的十条溪流、万条支流，以及泾河、渭河、沁河、汴河等河流，再同山东各处泉水汇合，水量增多，出现泛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现在的办法，不如多开支河来减弱水势，怎么样？”潘季驯回答：“黄河水最浑浊，按一斗水计算，泥沙占六升；到了伏秋水涨时，水也只有二升。用二升水承载八升泥沙，不是水势极大的急流，必然会停滞。水流一分开，水势就缓；水势缓，泥沙就停积；泥沙停积，河道就堵塞。河水不能同时顺利分行，这一点自古已有记载。支河一开，正河必然被夺走水流。所以草湾开通后，西桥旧河道便淤塞；崔镇决口后，桃清以下便堵塞；崔家口决口后，秦沟便成了平地。这些近来的事情本来就可以作为鉴戒。”问的人说：“大禹疏通九河，又怎么样呢？”潘季驯说：“九河不是大禹开凿的，只是疏通罢了。九河是黄河必经的地方，水势无法避开，所以仍然疏通它们。但大禹仍使九河合流，一同作为逆河流入大海，他的用意大概可以想见。那么，像贾让所说的‘多开漕渠，使百姓可以灌溉田地，分散、减弱水势’，可以吗？”潘季驯说：“这种办法在上游河水清澈的地方或许可以；像兰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进田里，禾苗被泥沙压住，还能食用吗？” 问的人说：“那么，淮水清澈，可以分流了吧。”潘季驯说：“把淮水引向西面，水势必然同黄河汇合；把淮水引向东面，就同决开高家堰而使淮扬受害没有区别。凡是河水经过的地方，没有不使百姓受害的。先前有人想从盱眙开凿通往天长、六合的水道，从辰埠出江；先不说中间横亘着山麓，这条水道本来就不能开；而天长、六合的百姓，难道不是我们的百姓吗？况且所依靠来抵御黄河、冲刷清口的，正是整个淮河的水。淮水如果中途溃决，清口必然堵塞，漕船将从哪里经过？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罢了。还有一件尤其值得忧虑的事：清口北面与黄河汇合，正是祖陵的水口。如果再从东面增加一个河口，使淮水反向跳流而去，是堪舆家极为忌讳的事情，臣子怎么忍心这样做呢！” 有人问潘季驯：“治河的方法，总共就是疏、筑、浚三种。所谓浚，就是挖去泥沙。既然不可以疏通，为什么不采用疏浚，却只采用筑堤呢？”潘季驯回答：“河底深的有六七丈，浅的有三四丈；宽的有一二里，狭的有一百七八十丈。里面充满泥沙，不知有几千万斛。即使只按十里计算，也不知道要用多少万名人夫，称作工程要用多少个月日。挖出的泥沙又不知安置在哪里。即使能够把它们全部挖走，如果不修筑堤防，水又从旁边泛溢，泥沙又会停积堵塞，哪里挖得过来？用水冲刷泥沙，如同热汤浇在雪上；说冲刷困难、挖掘容易，这该是多么愚蠢、多么固执啊！”问的人说：“从前用方舟疏浚的方法，难道不能施行吗？”潘季驯说：“在湍急的水流中，船很难系住；而在像糖浆一样黏缓的水流中，藏着一个坑，水又会重新灌满，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种方法只能用于闸河，不能用来讨论黄河。” 有人问潘季驯：“淮水不能抵挡黄河，所以高家堰决口，淮水避开黄河向东流。如今你又让两河合流，恐怕不是好办法吧？”潘季驯回答：“《禹贡》说：‘疏导淮水，从桐柏山东流，在泗水、沂水处汇合，再向东流入大海。’考察泗水、沂水，就是山东汶河各支流的水。它们经过徐州、邳州到清口，同淮水汇合。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黄河在澶州大决口，北流断绝，黄河于是向南迁徙，汇合泗水、沂水而与淮水相会。自宋神宗至今六百多年，淮、黄合流一直没有祸患，如今怎么反而有了避开黄河的说法呢？淮水避开黄河向东流，而黄河也随后在崔镇决口，难道黄河是为了避开淮水而向北流吗？其实是高家堰决口以后，淮水才向东流；崔镇决口以后，黄河水才向北流。是堤防决口后水流分开，并不是水流合在一起后堤防才决口。”问的人说：“这固然如此，但近年来两河分流，小水灾就泛滥；如今重新合流，泛滥又怎么办？”潘季驯说：“水流分开，水势就缓；水势缓，泥沙就停积；泥沙停积，河床就充满，哪怕一点点水也都在沙面上流，只看见水位很高。水流合并，水势就猛；水势猛，泥沙就被冲刷；泥沙被冲刷，河床就变深，几丈深的水都从河底流过，只看见水位很低。筑堤束水，用水冲刷泥沙；水不向两旁奔溢，就必然直冲河底。这是确定的道理、必然的趋势，所以合流胜过分流。” 有人问潘季驯：“河道既然修筑了堤防，能保证不再决口吗？即使再次决口，能没有祸患吗？”潘季驯回答：“即使决口，又有什么害处呢？河道被夺流，并不是一次决口就能造成的。决口后不治理，正河的水流日渐缓慢，泥沙就日渐淤高；泥沙越高，决口越多，河道才会被夺走。如今治河的人偶然看见一处决口，轻率者便想放弃旧河道、寻找新河道；懦弱者就自我推诿，归之于天数，议论纷纷而起；年复一年，怎么会不发展到河道被夺呢？现在有遥堤阻挡狂暴水势，有减水坝减弱水势的猛烈，必定不会像过去那样多次决口。即使偶然有一处决口，水退以后重新堵塞，漕运仍可循河道通行，按日计算也能恢复，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过去的事情姑且不论，就如万历十五年，河南刘兽医等处堤防共决口十多处，淮安河道又在范家口、天妃坝两处决口，惊动皇帝日夜忧劳，特意派科臣督促修筑，修筑后立即恢复安稳通流，这就是明显的证明。所以治河者只要以统一议论、排除纷争和反复更改为主，河道决口并不足以深深忧虑。”

译有人问潘季驯：“堤防称为遥堤，是什么意思？”潘季驯回答：“缕堤紧靠河岸，束缚水流过急，怒涛和急流必然会损伤堤防。遥堤离河较远，有的相距一里多，有的相距二三里。伏秋暴涨时，难以保证水不到堤边。但越出河岸的水一定较浅，既然距离远而水又浅，水势必然逐渐缓慢，堤防自然容易保全。”有人说：“那么缕堤可以废弃吗？”潘季驯说：“缕堤确实不能说有它无它都一样。宿迁以下原本没有缕堤，也不曾因遥堤而受害。假如把缕堤全部削去，伏秋黄河水越出河岸，泥沙淤留在岸边，岸地逐年增高，积累数年后，即使水上涨也不能越过河岸了。只是已经形成的工程，不忍心说放弃；而双沟、辛安等地，缕堤以内有不少民居，百姓安土重迁，可以暂且让司、道官员晓谕百姓，五月迁到遥堤居住，九月仍回到原址。至于是否听从，本来就难以强迫。但到了危急时刻，他们也不得不把遥堤当作家。问的人说：“缕堤不撤去，两道堤防夹在一起，中间积聚的涝水，或者缕堤决口流入黄河，怎样泄出呢？”潘季驯说：“水归入漕河，没有什么困难。即使有积水，秋冬之间只要临时开一个缺口放水，随后立即填补，也很容易。如果没有格堤的地方，积水沿着堤脚一直向下流，仍然归入大河，那就更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有人问驯说：“遥堤修筑起来是对的，但直河至古城一带为什么不修筑呢？”驯回答说：“这里都隶属于宿迁，内部有落马湖、侍丘湖等湖泊，湖外又有高冈环绕，这就是天然的遥堤。黄河水暴涨时，便灌入各湖；黄水消退时，各湖的水也随之流出。这件事已经上疏题覆过了，以后不敢再赘述。”问者说：“桃源、清河两县以北，也有许多湖泊相互连通，为什么还要修筑堤坝呢？”驯说：“湖泊的情形与宿迁相同，但湖外全是低洼地，水从五港灌口流出入海，所以崔镇一旦决口，桃源、清河便随即干涸；这与宿迁不同。”问者说：“只修筑北岸，而南岸从马厂坡向下，为什么不修筑呢？”驯说：“这里岸外就是淮河，水势足以抵挡黄河。黄水泛滥时，难免灌入；黄水退落后，仍归入原来的河道，不能夺取淮河河道，所以不修筑。” 有人问驯说：“两道堤坝并列耸立，像重重门户抵御洪水，又何必设置减水坝呢？与其多费财力修筑减水坝，宁可留下决口，难道不是更好吗？况且这和支河有什么不同呢？”驯回答说：“防备不能不周全，考虑不能不深远。遇到异常暴涨的洪水，就任其宣泄，稍稍减轻河神的怒势，堤坝才能保全。决口处是虚沙，水一冲便会加深，所以会牵引全河的水来冲毁河坝；坝面有石头，水不能【原文“汕”字疑误】冲刷，所以只让盈溢的水减泄，水退后河道仍恢复原状。各坝都建在北岸，是想让水从灌口流入大海。”问者说：“如今四座坝为什么不泄水呢？”难怪议论者想要毁掉它们。驯说：“刚建成时，伏秋季节泄水，喧声如雷。日子久了，河道加深，河深了就能容纳异常洪水，哪里会不泄水？只是平常不泄罢了。况且所谓减水坝，是减少盈溢的水；水不溢出就算了，何必减泄？留下它们等待异常洪水到来，也是可以的。”如今将都给事中常某勘察覆奏的原题附载于文集，其中主张停止拆毁三坝，以保全成效。查得万历七年，总督潘某经略两河，堵塞决口、加固堤防，担心层层堤坝束水过急，恐怕发生奔溃，于是远处修筑遥堤，以扩大容水范围。又担心遥堤一点水也不泄，恐怕发生啮蚀冲刷，于是创建滚水坝以便宣泄。崔镇、徐升、季太等坝，都是因为地势低洼，使水容易趋向原来的河道，用来防备异常上涨，并不是为了减少平常漕运之水。数年以来，束水归入漕河，河道逐渐加深，水不漫过坝顶，堤坝也不被冲毁，这正是河道得到治理的好处。议论者想把三座坝再降低，苦心筹划也有其道理。按我测量所得：崔镇坝石顶距地面仅二尺八寸，比遥堤低七尺；徐升坝石顶距地面仅二尺五寸，比遥堤低七尺三寸；季太坝石顶距地面仅一尺，比遥堤低八尺三寸。临水河岸距水面分别为八九尺、一丈不等，比三座坝分别高三四尺不等；由此可见，河岸很高，石坝本来就低。每逢伏秋水高过河岸，就会从各坝滚流出去；不能从坝上流出的水，就是不能越过河岸的水。若想分泄水势，坝可以拆除；但这一带的河岸难道能全部削低吗？据乡民毕九皋、冯吉、赵伦等申诉说：“坝外的水乡渐渐成为肥沃土地，逃徙的百姓最近才回来恢复产业。若要把坝改拆成两层，就等于没有坝。前些年河水曾从这里决口，又怎能不令人担忧？” 斟酌事情的形势，仍以维持原状为便利。此事已经由工部覆奏，并奉皇帝批准了。有人问驯说：“高家堰修筑起来后，淮安、扬州都认为便利，而泗州人却苦于它蓄滞淮水，这是为什么？”驯回答说：“这不是懂水势的人所说的话。高堰位于淮安西南角，距离郡城约四十里；堰东是山阳县西北乡，土地称为膏腴；堰西有阜陵、泥墩、范家等湖，西南有洪泽湖。淮水从凤阳、泗州一带流来，汇合各湖之水，经清口流出，与黄河会合，经过安东县，从云梯关出海。这自大禹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是原来的河道。堰距湖边还隔着约一里陆地，但淮水盛涨时，总会涨到堰边。秦、周以前的情况无从考查。史书称汉代陈登修筑堰坝来抵御淮水，到了本朝，平江伯陈瑄又大加修葺。淮安、扬州依靠它获得安定已有二百多年；年久剥蚀后，私盐贩子贪图从这里直达而可以逃避关津盘查，往往偷偷决堰。到隆庆四年大决，淮湖之水浩荡向东奔流，汇合白马湖、汜光湖等湖，冲决黄浦八浅，于是山阳、高宝、兴盐等州县汇成巨大的水泽。每年四五月间，淮阴用土箕运土堵塞城门、洞穴和水窦，城中的街道还可以行船。淮水既已向东，黄河水又紧跟在后面，浊流向西倒灌清口，清口于是淤塞并决口，水流漫行地面，宣泄量不到原来清口的一半，不免停滞在上游；凤阳、寿州、泗州之间也因此成了巨大的水泽。”

译所以说，这道堰是两河的关键，不只是淮河的堤防。”驯在戊寅年夏天，询问泗州人说：“凤阳、泗州的水，是在高堰决口以前蓄积，还是在决口以后蓄积？”众人都说：“高堰决口以后才蓄积。”驯又问：“清口是在高堰决口以前堵塞，还是在决口以后堵塞？”众人都说：“高堰决口以后才堵塞。”驯说：“堰决而清口堵塞，修筑堰坝就一定能使清口通畅；堰决而水势蓄积，修筑堰坝就一定能使水流通达。堰坝建成而清口自然通畅，清口通畅而凤阳、泗州的水向下游流去，我还有什么疑问呢？”于是决意督率各位大臣修筑堰坝。二月，堵决工程告竣，清口随即疏通；七月，堤坝工程完工，清口又深又宽，恢复如旧。八月，河水大幅退落，高堰外面达到堤基的水只有一百五十丈多，全都成了干地。再次查看泗州的水，已经全部归入漕河，肥沃土地可以耕种，泗州人士这才认为高堰确实应当修筑。问者说：“既然如此，那么每年伏秋时节泗州的水为什么又会涨呢？”驯说：“淮水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带着汝水决口以及穷水、颍水、肥水、濠水等处七十二条溪流的水，流到泗州下游时，龟山横截在河道中间，这就是祖陵赋中所说的‘下口龟山，不等闲湾，如牛角势様非凡’。” 正是如此，所以到了泗州便涌涨起来。譬如在咽喉之间，热汤突然咽下，吞咽吐纳来不及，暂时被阻塞，水势就是这样。况且淮水在泗州涨时，黄河也正在河南、徐州、邳州一带上涨。每年伏秋都是如此，自古至今没有不同。泗州人遭受水患，是黄河阻遏了淮水；河南、徐州、邳州一带遭受水患，又是谁阻遏了它呢？这是因为两种水流的涨发有先后，各有消长。泗州人只是看见了牛，没有看见羊罢了。再查万历六年以前，黄河在崔镇决口后向北流，淮河在高堰决口后向东流，两河彼此毫不相干；但泗州报告水灾的事却没有一年间断。石砌保护祖陵东麓以及泗州护城堤，都是当时修建的。难道也会有黄河阻遏它们吗？现在将志书、传记和文书中的有关记载考订后，列在下面。现分条列举如下。一、《禹贡》说：“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向东在泗水、沂水处会合，向东流入大海。”我按：泗沂，就是山东汶河的各条水流。它们经过徐州、邳州到清口，与淮水会合。宋神宗以后，黄河向南决流，于是兼并泗水、沂水而与淮水会合。所以从前所说的向东在泗沂会合，就是现在所说的向东与黄河会合。一、《中都志》说：“淮河从五河县向东流来，经过州城南面，向东到清河口，与泗水会合，向东入海。”我按：这里的泗水，就是泗水、沂水中的泗水；清河口就是清口。这与《禹贡》所说没有不同。总之，淮水从清口入海，自大禹以来一直是原来的河道；如今清口一带的板沙，像门槛一样。想舍弃原来的河道，从高堰出水，似乎不行。一、《地理心学》说：祖陵的龙脉发源于中条山，王者之气聚集于此。前面蓄水成湖，作为内明堂；淮河、黄河交汇，如同衣襟相合，作为外明堂。淮河上游九座山峰插入云天，作为远案山。黄河向西环绕，元末向东开凿，会通河环绕其外，于是圣祖降生。我按：黄河、淮河交汇，称为“水会天心”，实在是祖陵聚集灵气、孕育秀美的关键所在。如今若想放淮水从高堰流出，就是把两条河分成两道，而且是经过宫阙后反跳，这是堪舆家最忌讳的事。作为臣子，哪里敢轻率议论？一、《中都志》和《欧阳文集》载有宋臣欧阳修的《先春亭记》，其中大略说：“景祐三年，泗州太守张侯询问百姓平素所苦，以治理其中最严重的。百姓说：灾害没有比淮水更大的。第二年春天，他在城外修筑堤坝，因旧堤加以扩建，高三十三尺，土质坚实、石料坚固，用来抵御暴水、预防灾害，可以长久而不毁。”又说：“泗州是天下水流会聚之处。早先每逢大水，州城几乎被淹没。张侯夏天任此州太守，修筑堤坝来抵御水患。如今所谓因旧堤修筑，说的就是这件事。”我按：欧阳修说“灾害最严重的没有超过淮水”，可知淮水在泗州造成暴患由来已久；说“堤高三十三尺”，可知当时水势很高。大水几乎淹没州城，而前后任州守都只把修堤作为要务，可知抵御淮水的办法，除了修堤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查泗州护城堤，高度不到宋代的三分之一，可知如今的水势比宋代小得多。再查黄河自宋神宗熙宁十年七月在澶州大决，北流断绝，河道于是南迁，汇合南清河流入淮水。前任大臣丘浚《大学衍义补》说：“这是黄河流入淮水的开始。”那么仁宗景祐三年时，黄河尚未与淮水会合，淮水已经在泗州造成暴患了。如今却把罪过归给黄河，恐怕未必妥当。一、查得泗州旧志载有元代知州韩居仁所撰《淮水泛涨记》，其中说：“大德丁未年夏五月，淮水泛滥上涨，乡村房屋被漂没。南门外水深七尺，只剩二尺二寸没有淹到城门圈砖的顶部。城中居民惊恐不安。”于是考查宋代辛丑年的水比这次大二尺，丙寅年的水比这次小二尺；如今把水位高低的尺寸刻在石碑上，以后水涨时，官民看着它就不要惊恐。”我按：韩居仁记载此事，是为了安慰泗州官民，使他们不要惊慌恐惧，他作为良吏的苦心，可以说独特而深切。况且由州守记载州中事务，必定没有不真实的。所谓“漂没乡村房屋，尚未淹到城门圈砖顶部”，只差二尺二寸；宋代辛丑年的水又比这高二尺，那么无疑已经淹到城门圈顶了。宋、元时期泗州水患的情形如此，这与欧阳文忠公所说“灾害没有比淮水更大，州城几乎被淹没”可以互相参证。当时已经有高堰，官民为什么不请求毁掉它？如果当时没有堰，那么水涨与堰就无关。如今竟把罪过归给堰，不也太过分了吗？

译一、嘉靖十四年，前任总理河道都御史刘天和上疏勘察议论：都御史朱裳请求在祖陵东、西、南三面酌量修筑土堤，以阻挡泛滥之水。奏疏中引述直隶兵备佥事李宗枢的呈文说：据泗州知州李天伦、留守司佥书指挥佥事张佑、凤阳府知府刘佐、泗州卫掌印指挥同知张镗，以及奉祀朱光道等人仰视考察：祖陵在泗州城东北，距离十三里，坐北朝南，地面全是土冈。这些土冈的西北方从徐州群山发脉，经过灵璧、虹县，曲折起伏数百里而来，聚集秀气灵气，到这里汇聚停住。陵墓北面有土冈相连，作为依靠；南面有小冈横贯，作为凭借。小冈北面间有溪水上涨流过，早年设置桥梁以利涉水，凡是拜谒陵墓的官员都到这里下马。因此西北两面的土冈连属相接，永远安定而无忧。其南面小冈之外，就是俯临沙湖。西面有陡湖之水，也汇集到这里。沙湖以南是淮河，从西面流来，环绕后向东流；上游有塔影湖、芦湖、龟山湖、韩家湖、柯家湖等湖泊。只要夏秋淮水泛涨，便有的从西面的黄冈口、有的从东面的直河口漫流泛溢，与前面所说的湖河水流相互连通汇合。偶尔水会淹到土冈脚下和下马桥边；只有正德十二年发生异常大水，水涨到陵门，进而侵入台阶。这是上百年才见一次的情况。如今若遵照原题所说“在东西南三面酌量修筑土堤”，依我等浅见：若想从下马桥边以及林木左右修筑堤坝，那么打桩筑墙会惊扰陵寝，挖掘砍伐也关系重大，本来就不是我们敢轻率议论的事。若想从陵前平地修筑堤坝，那么积水长期盈满，众多工匠难以施工；而且远处没有防御作用，近处反而有所妨碍，也不是我们敢轻率议论的事。又有人想从东面的直河口到西面的黄冈口，在上下五十多里之间远远修筑环绕的堤坝，只恐怕堤坝一旦建成，淮河突然泛涨的水虽然稍能挡住旁流泛溢，但陵前湖河的水又会被阻挡而向北侵入；名义上是防河，实际上却是在蓄水。远处的水流还没有造成灾害，近处的水患却先令人担忧，这更不是我们敢轻率议论的事。又据工匠王良等测量：从淮河现有水面到岸地，北面的水位高七尺；从岸地到下马桥边，地势高八尺四寸；桥边到陵门，地势高六尺；陵门地面到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何况基运山虽然全是土冈，一百多年来每年水溢都没有听说冲决；这里实在是我朝三位祖先陵寝所在、万年根本之地，也是百祥开始之区，事情确实重大，不敢立即拟议。到任后，我又与本职同僚共同会同各官恭敬地到祖陵察看，仰观俯察，广泛访问详细询问，所得也与各官共同议论的意见相同。私下认为，祖陵数百年来安定已久，如今突然增筑土堤，虽然确应预先防备水患，但工程劳役岂能轻率发动？事情确实重大，不是我们敢轻率议论的事。我按：前一份奏疏是嘉靖十四年所上，对地势、水势说得相当清楚；其中说陵地高达二丈三尺一寸，那么即使是最大的水，也不会高过玄宫；况且陵前湖河的水一向在伏秋时节涨溢，如此看来，应该知道这不是修筑高堰以后（原文缺文）。一、【原文此处缺失二十二字】宋、唐时期都曾上题，后来蒙南京工部委派主事郭子章前来，会同颍州兵备道勘察，查得水势汹涌，风浪冲击崖岸，逐渐坍塌，逼近并侵入柏林，于是用石料包砌，工程长二百二十六丈，到万历五年完工。又查得巡按邵某也在此时命州中将护城堤用石包砌，至今仍依赖它，称为“邵公堤”。我按：前面所列工程，都是我未任职时的事情。当时淮水竟然从高堰决口冲出，淮安、扬州各郡县受水；黄水从崔镇决出，经五港入海，两河已经不在清口会合了。既没有堰可以阻挡，也没有黄河可以遏制，而水势尚且如此，那么如今的水涨也未必能归罪于黄河和高堰。况且当时更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保护堤坝这一件事；毁堰的说法，实在难以轻率议论。有人问驯说：“高堰修筑是对的，但南面有越城，还有周家桥，淮水暴涨时从这里溢入白马湖，宝应县的湖水于是泛滥，这与高堰决口有什么不同？”驯回答说：“我与司道已经勘察议论确定，反复筹划过了。两者有三点不同，而有一点是越城、周家桥绝对不能修堰。高堰一带地势很低，到越城地势稍高，越城以南又更高。因此高堰决口时，整个淮河的水都会向内灌入，冬春也不会停止；越城、周家桥只有大涨时才溢水，水退后仍恢复为陆地，每年上涨不过两次，每次溢水不满二十天，这是第一点不同。高堰逼近淮城，淮水向东流注，难免泛溢，漕渠环绕城郭；周家桥的水则流入白马湖等湖泊，有地方容纳，淮城安然无事，这是第二点不同。淮水从高堰流出，黄河的浊流必然逆流而上，清口于是淤塞；如今周家桥只疏泄漫溢之水，而淮水从清口流出的情形不变，这是第三点不同。淮河暴涨时，正要借这里来减弱水势，它就如同黄河的减水坝。若连这里也筑堰，不仅高堰的水会增多泛溢、难以守御，凤阳、泗州也难免水势加涨。” 问者说：“那么就在周家桥疏通开凿成河，以减弱淮河水势，怎么样？”驯说：“漫溢之水不多，持续时间也不长，所以各湖还能够容纳；若疏通开凿成河，就必然会夺取淮河的主要水势，使清口淤塞，淮安、扬州泛滥的灾患又不能避免。何况私盐商船从这里直达，难道不会破坏盐政，亏损清江板闸的税收吗？” 有人问驯说：“过去河堤决口，人们都把罪过归给河水猖獗、堤坝不能阻挡，有这种情况吗？”驯回答说：“河势本来没有不猖獗的，譬如狂暴的首领和强悍的敌人，围绕城池进攻，关键只在守城的人是否用心防守。过去的事情姑且不论，就说近年范家口的堤坝吧，受到冲刷的地方十处有八处，管河官却把它置之不理；有人报告情况，往往反而重重鞭打他，这样能不决口吗？决口以后，官吏为了逃避罪责，往往把责任推给河水；上级官员又担心因此获罪，于是议论纷纷，河水的罪名便无法洗清。譬如盆中的水，本来非常平静，管事的人不加防备，偶然损坏一条缝隙，水必定从缝隙中迸出；主人不去修理盆子，反而归罪于水，水多冤枉啊！实在令人叹息。”

译有人问驯说：“关于老黄河的说法怎么样？”驯回答说：“老黄河的说法，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考查郡志，只有大清河、小清河，注释说它们就是泗水的末流，源头出自泰安州，到县西北三【原文此处字形缺损】口分为两条河：大清河从治所东北流入淮河，小清河从治所西南流入淮河。这是在黄河尚未与淮水会合时，泗水、沂水的水流或许经过这里，并没有所谓老黄河。如今据淮地人说：从桃源县三义镇经过毛家沟、渔沟等处，从大河口流出，称为老黄河故道。却不知道大河口距离现行清口只有五里左右，到这里又与黄河会合，怎么能立即减弱清江、泗州的水势呢？如果按照近来的议论，想改道从叶家冲、周伏三庄、瓦子滩进入颜家河，那么从渔沟向北，又不是老黄河故道了。河道必须像现行河道一样深而宽，才能改走旧道；不论开挖困难、工程费用巨大，开通之后，从三义镇向东一带的河道必定淤塞，运粮船怎么能够飞快通过？何况泗州的水患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志书和传记记载得很清楚。所谓老黄河，距离泗州二百多里，距离清口也有四十多里，哪里能够远远泄去泗州的水呢？” 这种说法很容易迷惑人，既不是有志书典籍根据的话，也不是合乎众人意见、通达事理的议论，却固执己见来混淆国家大事，怎么可以呢？多次经过勘察议论，却一直没有见到考订详细确切、阐发明白清楚的论证。如果知道泗州伏秋时节淮水上涨，就像徐州、邳州以及河南每年黄河上涨一样，必然无法避免，只应当修筑堤防，那么这种议论自然就会停止。具体说法详见《淮黄交会白》。有人问驯说：“往年徐洪、吕梁二洪的怪石高峻嶙峋，露出水面，水流湍急激荡，声音如雷如霆，船只碰上必定毁坏；如今都没有声响，航行的人仿佛走在平坦大道上，难道不是被沙土掩盖了才这样吗？”驯回答说：“二洪的本体非常高，若能被沙土掩盖，那就等于徐州都不存在了。徐洪在嘉靖二十年由主事陈穆开凿，吕梁洪在嘉靖二十三年由主事陈洪范开凿，把险峻突出的岩石全都削平、铲低了。如今河中的回澜亭，就是洪道的基础，又怎能指望它有声响呢？都有碑刻记载可以查考，不必争辩。”记载在《古今稽证》卷中。有人问驯说：“徐州城在伏秋水上涨时，河面高于地面，以至城中的雨水难以排出，百姓非常困苦，怎么办？”驯回答说：“这不只是徐州如此，靠近河流的州县都有这种情况。比如凤阳的泗州、河南的虞城县等，也都如此。至于河南省城，河面则高于地面一丈多。一座城的安危，全系于一道护城堤，只能谨慎地修缮守护。城中积水，只有用水车、戽斗抽排的办法，但当地人很不习惯这样做。垫土增高，也是好办法，只是填筑工程费用很大。官府街道和衙署还可以尽力办理，百姓未必办得到。若想作长久打算，就只有仿照宿迁县迁城的事例；但百姓安土重迁，未必愿意服从。查得徐州南部地势很低，开挖一条渠道，使水从符离集流出小河口，也是一种办法。”有人说：“黄河过去从新集经过萧县蓟门流出小浮桥，河水还没有到这里。如今从石城流出浊河，经过的都是民间陆地，本来不是河道。水源既高，所以下游河床也高。”驯说：“不对，不对！自宋熙宁十年黄河南迁、与淮水会合以后，河面就已经高于地面了。” 所以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有雨水进入市巷闾门、井边屋舍留下沙痕的说法。况且河南的水源并没有改变，而河流却高于省城地面，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河势和地形的高低本来就如此，也难以强行改变。那些惊讶徐州水患的人，如果知道河南省城的地势情形，或许自然就会停止议论了。【如今已采纳开渠的意见，积水全部排出，详见后面的奏疏。】有人问驯说：“清江浦一带的堤坝，宽的不过三四十丈，窄的只有二十多丈，两河来回冲刷，能不令人担忧吗？”驯回答说：“陈平江开凿清江浦一带的河道，以沟通河流、便利漕运，当时留下的堤基本来就只有这样宽。”问者说：“凭什么证明？”驯说：“难道没看见车盘、伍坝吗？伍坝距离河道只有二十多丈，进船的水沟常常被浊流淤塞，经常需要打捞疏浚。如果再宽一些，怎么还能车盘呢？如今河道从草湾、清江浦经过，淤沙稍远，船就不能驶入了。这正是陈平江规划的妙处。又难道没看见惠济祠前的石堤吗？那是宣德年间修筑的，宽度也不到二十丈，这是古迹，难道也是剥削变窄造成的吗？况且各处遥堤、缕堤的堤面宽不过二丈多，尚且想依靠它们来稳固堤防，何况二十丈宽的堤坝，怎么反而说不能守护呢？只是每年进行扫护工程，以及修筑矶嘴坝，都是不可缺少的。” 有人问驯说：“关于开通恢复新集旧河道的议论怎么样？”驯回答说：“这是对整个河流都有利的事。查得黄河故道从虞城县以下、萧县以上、夏邑以北、砀山以南，经过新集，沿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堌、赵家圈，到萧县蓟门流出小浮桥；这是贾鲁恢复的旧河道，确实是可以长久依赖的工程。后来因为河南水患很急，另开一条河道从小河口流出，原意是分泄、削弱水势，却不知道河流不能分成两道并行，原河道渐渐滞涩。到嘉靖三十七年，河道于是向北迁移，忽东忽西，没有固定方向，河水经过的地方都成了民间住宅和陆地，水流不能冲刷，不能形成漕运河道。放眼望去虽然一片茫然，但河深不到一丈，梁楼沟北陈等处还不到二尺。如今水势大都流向浊河，小浮桥所通过的水量只剩十分之一二。黄河汇合了万里之内千溪万支的水，奔腾冲激，势如奔马，突然遇到浅处，形势就像受到门槛阻挡，按照它的特性，必然会愤怒奔溃，发生决裂的灾祸。我担心灾患不在徐州、邳州，而在河南、山东。水若从上游决口流出，漕运道路必然变浅受阻。”

译嘉靖二十年间，黄河在亳州决口，徐洪、吕梁洪因而干涸，过去的事情本来就可以作为鉴戒。况且浊河泛溢后，坡地之水都在地面流淌，徐州以下的渠道不能冲刷到河底，以致河水容易盈满，堤防极难修守，这尤其值得担忧。驯在万历六年上疏请求恢复旧河道，但河南、山东负责此事的官员很怕劳费，会同上疏请求停止。要恢复这条河道，没有百万金钱办不到，实在不是小事。然而与其等到羊丢了以后才修补篱笆，似乎不如在下雨以前彻底整治土地。姑且记下这件事，作为日后的凭据。”原题为《小疏》，完整载在文集之中。有人问驯说：“关于泇河、胶河以及海运的议论怎么样？”驯回答说：“两条河不能开成的理由，已经详载在参与勘察议论各位大臣的奏疏中，看一遍自然明白。但我的意思是，不应争辩它们能否开成。假使胶河、泇河修成，海运没有阻碍，难道就要把黄河、淮河放着不治理吗？还是也要同时治理呢？治理河流的办法，没有比本朝更难的，但也没有比本朝更好的。元、宋以前，只想躲避黄河的灾害，所以贾让所说‘不要同河水争斗’被视为上策。永乐以后，漕运从淮河经过徐州，要借助黄河运输，难道还能不与黄河争衡吗？这就是困难所在。然而用治理黄河的工程取得治理漕运的好处，漕运不可以一年不通，黄河也不可以一年不治；一举两得，这才是好的办法。所以元、宋以前，黄河或向北流、或向南流，从来没有安宁的一年；本朝黄河二百多年没有向北迁徙，正是兼顾漕运的好处。如今想另找一条河道，便把两河放着不治理，那么尧、舜时代泛滥中国的正是这条河；即使漕船没有阻碍，百姓能够得到粮食吗？况且胶河距离黄河还远；泇河若一定要从直河、沂河等处出口，仍会与黄河会合，而中间相隔的地方，近的只有三四里，每年水涨，势必漫流进去，难道可以不治理吗？” 如果想同时治理，就要增设官员、安置吏员，设置民夫、准备物料，每年费用极大；一项工程尚且支撑不起，难道还能再承担一项吗？至于海运的说法，尤其是枝蔓空泛，往年已有明确的教训，不必再翻阅卷帙详说。万历五年十二月，奉行圣旨说：“近来河、淮成为水患，百姓不得安居，我难道一天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吗？前些年因为漕运道路阻塞，不惜重金，想另找一条道路来便利转运漕粮，后来议论者说治理黄河就是为了疏通漕运，于是下旨专门责成主管此事的各位大臣，要求一心治理黄河。钦此。”皇帝的话真伟大，可以作为万世的龟鉴，我又哪里需要再赘述？问者说：“夏镇新河难道不是另找一条道路吗？”驯说：“这条河只是在闸河中截取一段直行，到留城仍归入原河，出了茶城又与黄河会合；这和三沽旧河没有不同，只是想避开低洼处而趋向高处，并不是放弃黄河而不治理。治理河流的人应当审慎考虑。” 有人问驯说：“故道应当沿着这条路线走，是这样吧？可是大禹时黄河经过大伾、巨鹿流入北海，如今却流入南海，难道还是故道吗？”驯回答说：“黄河自宋神宗熙宁十年在澶州大决，汇合南清河向南流入淮水。清河就是泗水、沂水的旧河道。黄河沿此流经已有五百多年，说它不是大禹时代的故道，可以；说它不是黄河的故道，却不可以。如果一定要恢复大禹时代的河道，那么每年漕运的四百万石粮食将运往哪里呢？那就成了胶柱鼓瑟了。” 有人问驯说：“疏浚睢河以通漕运，另开一条旁行的河道，而且还可以削弱河流的水势，这种说法怎么样？”驯回答说：“考查《括地志》，其中说：‘睢水上游承接浚仪县浪荡渠的水，向东经过取虑县流入泗水，经过沛县、浚仪县、取虑县，这两个县都隶属河南。’《漕河图志》说：‘宿迁县小河在本县东南十里，源头来自开封府黄河的来水，经过归德州、虹县、宿州，到了睢宁县东南流六十多里，在小河口流入漕河。’大概《括地志》记载的是黄河流入北海的时候，所以只说睢水而没有提黄河；《漕河图志》记载的是黄河南迁以后，所以直接指出是黄河的来水。《淮安志》说：‘小河在宿迁东南十里，因为浅窄而得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经引水，从归德小坝一带经过睢宁，到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当时因为黄河在河南金龙口决口，冲击张秋，形势十分危急，所以疏浚这条河来削弱水势。但不久就淤塞了，大概河流不能分成两道并行，徐州、邳州的河道与小河必定不能同时通行。如今从徐溪口向北直到永城县一带全都成为平地，恢复这条河也并不太难；但恐怕这条河一开通，徐州、邳州的河道就会淤塞。” 如果徐州、邳州的河道不淤塞，那么这条河就必定重新成为平地，而且同样只会成为一条浊流。在徐州、邳州的大河淤塞，在新恢复的小河却不淤塞，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从小河口向南到清河县还有二百三十多里；假如近年崔镇、桃源、清河一带的河道决口而堵塞，不知道南来的运粮船将从哪条路到达睢河。问者说：“只疏浚双沟、永涸湖一带，使船只从九里沟出小浮桥；倘若徐州、邳州的正河淤塞，这里不通而那里通，不就可以没有阻碍了吗？”驯说：“这条河原本非常浅窄，而且湖水常常盈满，难以施工疏浚；如果正河淤塞，黄水全都从这条河流走，就会泛滥而无处归泄，不仅牵挽船只没有道路，而且河水经过树桩、基石之间，船只必定碰撞毁坏，这和从决口处行船有什么不同？如果正河不淤塞，而这条河只分出支流，那么直接走正河就可以了，何必舍弃平坦道路而选择险路呢？” 有人问驯说：“改道把沁水引入卫河，以削弱黄河的水势，怎么样？”驯回答说：“黄河的水势可以削弱，但卫河不能再增加水量。把这里的水移到那里，不行。卫河、漳河暴涨时，元城、魏县两县的田地常常被淹，百姓已经不堪承受，何况还可以把沁水引进去吗？况且卫水本来就浑浊，沁水尤其浑浊，以浑浊增加浑浊，临清、德州一带必定淤塞，不行。”又问：“有人主张引沁水到长垣县界，经过张秋，从会通闸流入漕河，以救济旱灾；这也不知道沁水是浑浊的。一条沟渠小河，难道能够承受这样的浊流吗？”若沁水可以引入，那么黄河也可以引入了。

译有人问驯说：“茶城一带的浅淤情况怎么样？”驯回答说：“茶城是清河、黄河交接的地方，黄河强而清河弱，所以黄河涨发时必定倒灌茶城，与漕河的水相抵，泥沙停积而淤塞，这是水势决定的结果。但黄河水一退，漕河水也随之流出，泥沙随着水流冲刷，仍然恢复原来的河道，这同样是水势决定的结果。只是不要让漕河从中间溃决罢了。若因为船只稍有阻滞，就动议改道疏浚，只是白白耗费财力，没有益处。清河口、直河、小河口，凡是清河与黄河相接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不只是茶城如此。万历九年，中河郎中陈瑛把河口迁到茶城以东约八里处，创建古洪、内华两座闸门；黄河涨水时关闭闸门以避免淤塞，黄河退水时打开闸门以冲刷，极为便利。到万历十六年，工科都给事中常居敬请求增建一座镇口闸，距离河道更近，冲刷更容易，于是本河口再没有遗留的办法问题。此事已经上题并奉明旨，应当永远遵守即可。” 有人问驯说：“漕河水从镇口闸流出时水位很低，所以难以抵挡黄河，被黄河倒灌而淤塞。如今想把漕河水拦束起来使水位升高，可以吗？”驯回答说：“漕河的水源本来不很充沛，而昭阳湖、微山湖、吕孟湖等湖泊蓄积了水，所以从闸门流出的水更少。议论者想修筑西堤来挡水，在堤中间设置两三座减水闸；漕水充盛时关闭闸门防止泄水，漕水干涸时打开闸门借助水流，这或许是一种办法。但因为没有地方取土，司道的勘察议论尚未决定。近来据当地呈文说，想从满家闸经过豆腐店，开到梁山，另行开凿一条渠道，似乎或许可行，等待筹划。” 有人问驯说：“五塘蓄水以接济漕运，早年设置了堤坝和闸门，如今全都毁坏了，难道不应恢复吗？”驯回答说：“我刚到任时，也曾决意请求恢复；反复进行勘察后，查得小新塘与雷公上塘、下塘相连接，向西距离扬州郡城十多里，水从淮子河流入漕河。句城塘向西距离扬州郡城近三十里，水流直接奔向仪真，从向水闸直出长江。这四塘都隶属江都县，是唐代长史李袭誉修筑的。陈公塘隶属仪真县，水也流向向水闸而出长江，是汉代广陵太守陈登修筑的。句城塘、陈公塘地势高，水都没有固定来源，只能依靠雨水积蓄。小新塘、上雷塘、下雷塘，承接观音阁后、上方寺后以及本地高田流下的水，但范围狭小，蓄水不多。因此汉、唐的重臣修筑塘坝蓄水，是为了灌溉田地，并不是为了资助漕运。如今若担心漕渠浅涸，想借这些水来接济，就应任其直接向下流，不应修筑塘坝阻挡水流。况且冬春漕河水浅时，这些塘早已干涸。若担心湖水上涨漫溢，想借这些塘来拦挡，那么各路水流都会从扬州、仪真之间的水道直奔长江，与各湖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想要恢复前人的旧业，蓄水来灌溉高地旱田，对百姓未必没有好处；但民间承租耕种这些田地，所交租价极其巨大，每年缴纳的赋税也极其巨大，必须全部偿还借贷。筑堤、修建闸门的费用尤其巨大，也必须大加筹划办理。何况高田的百姓想蓄水，低洼田地的百姓想泄水；筑堤建闸之后，擅自决堤的事情很多，还必须增设官府役夫防守。在这样的劳费之后，又逢灾害损伤，各种事情都难以筹办。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即使正确，也还可以缓办。有人问潘季驯说：“徐州以南十多里有长塔二山，中间土地非常平坦宽广。伏秋水涨时，正河从这里分流泄水。山下的磨脐沟汇合鳗蛤诸湖的水，经董沟、陈沟流出宿迁县，徐州或许可以少受涨溢之害。如今却筑堤把水挡住，难道不是大错吗？”潘季驯回答说：“这是没有考察清楚。嘉靖三十年，河水从磨脐沟泄入正河，因而夺取河工费用极大，两年后才恢复原来的河道。万历十八年，水量退去十分之八，几乎重蹈覆辙。筑堤以后，把水引回漕河，河道才变得深而宽。况且塔山原有天然堤坝，可以减水三十多丈；长山新砌石坝，可以减水四十多丈。水涨时就泄水，水落时就归入漕堤，哪里曾经阻挡它呢？” 有人问潘季驯说：“禹因治理黄河而被称为神人，但从夏到商，时间并不十分久远，盘庚就已有迁都播迁的忧患。到了周定王五年以后，黄河有时向南、有时向北，迁徙没有常态。如今您难道想凭区区修筑堤坝的工程，就成为长久的办法吗？况且从河南往上，秦、晋之间哪里有堤坝呢？不过任凭河水流去罢了。”潘季驯回答说：“取得成功并不难，难的是守住成效。假使禹所成就的事业世世代代都守护下去，盘庚就不必迁都；周定王以后，黄河也一定不会向南迁徙。只是年代久远、人员亡故，王者的遗迹消失，文献也无从查考，所以旧有事业毁坏，各种不同意见纷纷出现；黄河没有常态，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秦、晋之间，还有另一种说法：那里山多土坚，水流难以侵蚀；地势高而空旷，漕运也无所凭借。河南受到城郭限制，徐州、邳州又依赖漕运通道，修堤约束河水，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若世世代代守护它，世世代代就会有这条河。年代久远而人事变迁，各种空谈又会滋生，这些我就不得而知了。” 《河防一览》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河防一览》卷三 （明）潘季驯撰写 河防险要 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