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春秋》记载日食、月食，把它们写作灾异，是因为当时没有共同的君主，诸侯放纵恣意，孔子借助神道来设立教化。历代沿袭下来没有改变，成为通常的仪式。礼部通行各省，派员前往救护。实际上科学已经昌明，钦天监早已把发生的时刻推算到分秒不差，还有什么灾异值得说呢？然而奉行这项制度的人没有谁敢废除它。各衙署派去的都是资历浅、闲散的官员，届时到太常寺，在庭院中排列跪下。庭中备有钲鼓，僧道设坛诵经。金鼓和梵贝的声音杂乱地一齐响起，又有纠仪御史在其中监察，看见有人倚靠、谈笑，就说是不敬。这项制度直到光绪末年才停止。服装制度随四季更换，都由宫中传出，登载在邸抄上施行。各部署引见时，冬天不能穿羊皮裘，因为嫌它接近丧服。夏天不能穿亮纱，因为嫌它透见身体。遇到万寿节或年节，都穿蟒袍，称为花衣期。遇到斋戒、忌日，都穿青色外褂，称为常服。国丧时入宫临丧，都把羊皮褂反穿，其余日子穿玄青褂，直到奉安才停止。德宗病危时，传令各堂官入内，都御史张英麟以为皇帝已经去世，仓促间把羊皮褂反穿着进去，被某王斥责后赶了出来，当时传为笑谈。花翎与古代的貂蝉冠相同，起初只有近侍、宿卫才有。康熙年间，某位皇子想要花翎，向皇上请求，皇上特意制作五眼花翎赐给他。此后，即使福文襄立有大功，也只得到四眼花翎。宗室子弟年满十二岁，能够试射箭的，可以获赐一顶翎冠，但冠上只缀花翎，没有顶戴，称为“空花翎”。其余人则用它来奖赏军功。从前汉族文臣获赐花翎的很少，自从实行捐纳制度开始，人人都可以得到。最严重时，只需花二百金，所以外省官员几乎没有不戴花翎的。六品以下官员如果获赏，只能戴蓝翎；它和花翎的区别，只是没有眼。自八分镇国公以上，均戴宝石顶，颜色是正紫色，没有顶柱，所以不能穿眼，只在下面钻两个孔，用来缀在冠上。不过三品官的明蓝顶也称为蓝宝石顶，同样可以不用顶柱。又有用红绒结成的顶，过去只有御用，偶尔赐给一两个臣工而已。黼子就是黼黻。亲王用四团正龙，郡王用四团行龙，贝勒用两团正龙，贝子用两团行龙。公、侯、伯用蟒，子、男用斗牛。其余各类官职，大多沿用明朝制度。御史和按察司使用獬豸，因为传说獬豸能够触犯邪恶。文臣世袭武职的，民间传说有所谓“文前武后”，其实并不是制度：官位在世职之下的，可以使用世职服饰；官位在世职之上的，就使用本身官职的服饰。《啸亭杂录》记载，金司空简以尚书兼任都统，竟在仙鹤补服上绣了一只小麒麟，大受斥责，大概也是误信民间说法。世间还传说宋代王黼因为皇帝拍了他的肩膀，就在肩上绣了一只龙爪；这尤其可以算作章黼笑林中的笑话了！行装制度，过去用于随从皇帝行围，后来凡奉命出差赴任的人都穿用。根据《会典》，行袍、行裳的颜色，随所用身份而定。行裳冬天以皮为表面，佩带▯分，使用素布，较常服短，腰带略宽而短。按：行裳就是今天的马褂，行袍就是缺襟袍，都是为了便于骑马。佩带▯分，满人称为荷包手巾，汉人称为忠孝带。民间传说荷包里装毒药，带子则准备自缢，所以也无法考证。梁▯林说，随从护驾时仓促间有人冒犯仪卫，准备这条带子是为了在马上捆绑盗贼，也许比较接近事实。五品以上的文官可以挂朝珠，但礼部、太常、光禄三署中六品以下的官员，也因为承办典礼、供给御前而可以挂朝珠。内廷行走的人员则不分品级，都可以挂朝珠。从前人嘲笑中书的诗句所谓“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过这还说的是从前的中书；同治、光绪以后，题本已经废除，中书也不能到军机处去了。外褂的制度是，五品以上才可以使用貂和猞猁狲。后来只有貂有制度限制，猞猁狲则任凭人们使用。五品以下，只有编修、检讨和军机章京准许穿貂。翰林大多清贫，不能制作貂褂，于是有一种染色的貂褂，俗称“翰林貂”。又有穿带▯素貂褂的，用来赏赐亲贵；每件貂褂用▯素貂七十二只，非常珍贵。满洲制度规定：凡遇到君后、父母以及主人的父母去世，都把辫发剪到约一寸长，按其用意，或许是把剪发看作殉葬。清朝末年，国丧时只有内府旗人实行剪发制度。孝钦、德宗两次丧事相继发生，听说内府人员的头发都剪了两次。旗下妇女的服装，梳头发成平髻，称为“一字头”，又称“两把头”。盛装时戴珠翠作为装饰，称为“钿子”。袍褂和丈夫的服装相同；平常穿的袍子，长到遮住脚。请安时双腿下跪，俗称“▯敦安”，大概像西方风俗中妇女拜见尊贵人物的样子。与普通人互相还礼时，只把手举起来摸一下发髻，说这就等同于行拜礼。鞋底高达四五寸，上宽下圆，俗称“花盆底”。袍子不开衩，走路时以不扬起尘土为有礼，据说如此。宗亲世袭爵位中由旁支入继的人，所有家政都由老福晋或管家掌管，承袭爵位的人只须严格遵守家法，丝毫没有自由。这也是一种美好的制度，含有深刻意义。只是法令特别严厉，承袭爵位的子弟大多以此为苦。载泽的夫人与隆裕皇后后来成为姊妹，载泽也是由旁支承继爵位的人，起初老福晋待他非常苛刻。有一天，他入宫拜见德宗，谈到家庭的苦处，德宗正好有所感触，便握着他的手哭泣。这件事传到孝钦太后那里，第二天载泽就接到了守陵的命令。北方的丧服比南方更为隆重。满族居丧虽然只守孝一百天，期限似乎较短，但这一百天中家人都穿白衣、戴白帽。汉人服伯叔父母的丧服与服亲生父母相同，服期内穿青灰色布衣，帽子和鞋也一样。婚礼的规矩很不合人情，新娘过门后三天不能下炕，甚至不许大小便，说这样做就不吉利。所以婚期将近时，女子先减少饮食；到了婚期，就断绝饮食，每天只吃一两个鸡蛋度日，真可以说是恶劣的闹剧。

译满人家庭同王府结亲，往往会弄得倾家荡产，因为亲族人家太多，礼仪应酬又繁琐，难以承受。刑部同僚善君，是福元修相国的孙子，世代都是贵族姻亲，家道已经中落。有一天他到衙署迟到，说：“今天又了结了一场应酬。”原来是到某王府去互相辱骂。问他原因，他说：“旧日姻亲太多，应酬不过来，按习俗必须互相骂一顿才算断绝关系，并不一定真有嫌隙。”荒唐可笑到了这种程度。然而善君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伯王、恭王、洵贝勒，最终也因此败尽家产。国变以后，他甚至堕落到做某部的书记，贫困而死。北京人家办丧事，要由亲自报丧；有喜庆事，也一定由主人或子弟亲自到亲友家逐一邀请，否则就是不敬。满洲贵族尤其重视礼仪，在大型宴会中，客人如果后来到，必须依次走过各席；遇到尊长就双膝着地，说“跪安”。弟弟向哥哥请安，哥哥用双手扶起他，称为“接安”。平辈之间则各屈一膝。席间若有前几天曾邀请自己饮酒或接受过馈赠的人，必须再次屈膝表示感谢。若其中夹杂汉人，就行长揖。在纷乱交错的场合中完成这些礼节，动作不急不缓，显得安闲文雅，这是旗下亲贵最擅长的本领。宗室出殡时，灵柩前放置一件葫芦形的木制标志以作区别；八旗出殡时，各自竖起所属旗分的旗帜。出殡仪仗中有骆驼、马匹、帐篷以及黄鹰、细犬之类，都是表示不忘射猎游牧的根本。满族吊丧的礼仪，必须设奠、哭泣、慰问，这些都符合古礼。但也有过分做作的举动。某位朋友的妻子去世，一位同旗的人前去吊唁，进门就大声号哭。可是这个人只是同僚中的浮泛应酬者，而且死者又很年轻，同僚们都感到惊讶。有人私下问他，他说：“临丧不悲哀，圣人有告诫；难道一定非得真有悲痛才行吗？”我曾见应酬很多的人，常常哭完后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这可以说是形式超过了感情。宫门护军见长官到来，就一齐呼喊“伊利”，满语中是“站立”的意思。官员进入衙署时，门役高声呼喝引导，堂官的声音拖得长，司员的声音则短，俗称“半声道”。年老的役夫说，这种声音是“虎威”二字的切音。满语“苏拉”是闲散的意思，“昂邦”是大臣的意思。所以散秩大臣称为“苏拉昂邦”。闲散旗人中，在内廷或各衙署服役的，统称为“苏拉”。入宫朝见的官员刚进入宫廷，苏拉们就成群包围上来，纷纷报告琐事，借机索取犒赏钱，也称为“海苏拉”，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品秩和职务。军机处等负责奏事的地方的苏拉，则各有专门职责，能够同内廷宦官互通声气，也能作威作福。包衣就是仆役，这个词的音义据说与英语颇为相同。凡八旗中隶属内务府的三旗，称为下三旗。各王公府第也有包衣；凡被发遣或投靠为包衣的人，必须奉特旨，才可以脱离包衣籍、编入八旗，这称为“抬旗”。不过内务府的官缺都由包衣旗人担任，他们因亲近皇室而占有的优厚地位，又是朝廷官员所不能比的。内务府大臣称为“包衣昂邦”，司员称为“章京”。内务府设有慎刑司，掌管宫监的刑法。宫监有罪，都杖打脊背。刑杖用竹子制成；死刑也用杖打执行，就是把铅灌入竹杖，往往打几杖就能毙命。乐部由王公大臣主持，衙署设在西安门内。凡宫廷宴会、大典、郊庙祭祀等事务，都归它掌管。神乐署仍隶属于太常寺。另外还有和声署隶属于内府，就是俗称的南府。优伶都是内监教习的，多数演昆曲、弋阳腔。清朝末年宫中演戏，才开始有皮黄腔，并命令有名声的伶人入宫担任教习，也可以获赐冠戴、领取俸禄，像李顺、谭叫天、孙菊仙这些人，俨然成了供奉。等到田际云入宫后，秦腔也大为兴盛。●卷六 ◎考试 通过考试选拔士人，是清代取得进身资格的唯一途径。不过到了清朝末年，这种风气也逐渐衰落，只是京官的仕途还没有变得芜杂。凡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人，限制都非常严格，差缺和升迁之路都没有希望。那些捐资取得郎官资格的人，大多本来就是科举士子，先捐得一个官职，以便留在京城应试，在这里揣摩时势风气；天下英才都进入我的罗网，大概是君主笼络人才的高明策略吧？北京的市面把维持和发展生意的方法归纳为两项：一是引见官员，二是参加考试的举子。但官员引见有凭引期限，留京时间很短。举子应考，则要在考场前筹备，在考场后等待榜单；考中的要应官、拜谒老师，落第的还要留京度夏。外省士子为了省去往返行李的劳苦，往往在京居住多年，直到脱去布衣、取得功名。所以当时各省会馆以及寺庙、客店没有不住满人的；市面各店铺，凡是供应日常需求和馈赠物品的，到了考试之年，无不获利达到平时的三倍。等到科举废除，市面便呈现萧条冷落的景象。朝廷和市场之间，消息本来就是互相相通的。大考是用来考察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的，每十年举行一次。考列一等的破格提升，编修、检讨立即升为侍读、侍讲学士；二等前列可以升为五品官，其次也能得到优厚赏赐；列入劣等的，往往降职或革职，升入仙境还是坠入凡间，片刻之间就会决定。因此翰林院诸位官员遇到这个关口，没有不又高兴又害怕的。德宗初年的大考，当时舆论很看好张南皮。南皮文思敏捷，但那天偏偏迟钝滞涩，点蜡烛后才写完试卷，最终没有被选入上等。第二次大考，曾贞白广钧是文正的孙子，最有当时的声誉；他入考场后却找人谈笑，天色将晚才草草结束，也没有考中优等。一等五人，南海戴文诚师也在其中。同乡陈御三编修本来拟列二等第一，有人嫉妒他，说他轻薄，便把他压到三等末位。后来又被李纯客弹劾，交翰林院察看。陈御三大概曾经和张御史的弟弟共同狎玩一名妓女，张御史把这件事告诉李纯客，说他喜欢替别人代写文章；实际上也没有证据。我曾说他被排斥，像温飞卿一样，后来果然长期困顿，直到去世。

译殿试中选入鼎甲虽然采用糊名制度，但多少仍讲究声气关系。同治、光绪以来的殿撰，如徐邮、陈冕、黄思永、吴鲁、张建勋，都是由拔贡或小京官考充军机章京，因在枢廷中任职而声誉显赫。其次是那些来自边远省份、留在京城度夏的举子，如刘福姚、夏同龢等，也都是才俊。他们积极结交当时的名流，平日里师友早已有定评，所以都不是偶然取得的。所谓“诗片”，也是一种公开而不避讳的做法。大致是在平时把楷书样张普遍送给老师门下，或送给有阅卷资格的世交、当权者。到了入场后，就把试卷中诗题的前两句，殿试则把策论的第一行，骑马到处递送；自己力量不够，就由朋友代为传递。到了第二天阅卷、名次确定，就来不及了。进士们前往听胪唱的，通常不到一百一十人；凡是平日精通书法的，或者有势力、诗片已经送到的人，才有希望。其余诸位知道自己不能入选，也就不再做这种梦想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壬辰年，常熟主持会试，极力搜寻张季直謇的试卷。某房得到一份苏籍试卷，古雅朴茂，同考官们传阅后，彼此赞叹惊异，都说一定是张謇的试卷，必能拔得头筹。等到唱名时，却是武进人刘可毅。遍问各房考官，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常熟非常懊丧。刘可毅，字葆真，也是世家出身的饱学之士，过去曾在许仙屏河帅幕中任职。他起初叫某名，后来梦见某科会试会元名为刘可某，最后一个字看不清，只辨认出右边是“殳”，临试时便改了名字。考中后，他入谒常熟，常熟询问他的家世，又了解到他是饱学之士，立即替他传播声誉，一天之内名满京城，于是入选翰林馆。后来刘可毅常常怀疑“毅”字接近“杀”字，同辈也拿“可杀”来戏称他，他颇有遭受刑罚的恐惧。庚子拳乱时，他最终被杀害。朝廷殿试的试卷忌讳字迹错落，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功令，只是士子害怕不能列入前排，所以特意加以注意。但在风檐下短暂的考试时间内，仍难免出现差错，于是应试者大多练习修补试卷。精通此道的人，用极薄的刀把写错的地方轻轻刮去，再从本卷空闲处刮取纸绒，均匀铺在上面，用水润湿使它黏合，确实有天衣无缝的妙处。但技艺稍不熟练，或者下手略重，把纸刮穿成洞，又称为“开天窗”；即使试卷写得好，也很难列入前排。先伯伯音司寇多次充任阅卷差使，说阅卷时先把试卷扯开，对着阳光平看，没有修补痕迹后，才仔细阅读。殿试试卷没有横格，也有深意，因为策论篇幅不限，如果有长篇策论，可以自由书写。后来专讲究书法和格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用意。我参加戊戌年朝考时，卷中误写了两个字，也忍不住笑着打了两个补丁。后来拜访阅卷官凤竹冈司空，他说我的技艺虽疏，但运气好，大概是试卷进呈后，补缀处就脱落了。试卷中有脱字就不能入选上等，并不完全如此。我听徐颂阁相国说，他当时在军机处已经有升迁的趋势，本来对馆选没有希望，试卷偶然脱落两个字，便在旁边作了注记，根本没有打算争夺馆选。传胪那天，恰逢他入值，便随众人前往观看，忽然唱到自己的名字；仓促之间帽子和服装都没有准备，只好借别人的来穿，由朋友扶着走上去。文道羲在策论中用了“闾阎”这个词，漏写了“阎”字，于是写了下一句中的“而”字。察觉后，便在“而”字上添笔改成“面”字，所以当时有“闾面榜眼”的讥笑。按我们乡里的秦涧泉殿撰，朝考诗题是“讲易见天心，得心字”，秦涧泉竟忘了押“心”字韵，却获得了优等。后来经过磨勘，皇上说状元写出了无心之作，主考官是没有眼睛的人。“无心状元”和“闾面榜眼”可以说正好相对。一向以来，殿试只重视楷书书法和格式。自甲午年战败后，全国都感到愤慨。乙未年会试，四川人骆成骧殿撰首先使用“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句话，扫除了以往歌颂、避讳的积习。阅卷大臣传阅他的试卷，赞叹不已，却不敢把他列入鼎甲。进呈时把他列为第九名，德宗唯独欣赏他的忠诚、愤激和直言，破格提升为第一名，这是特殊的恩遇。不过他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光绪癸卯年，张文襄以湖北总督身份入京述职，特意被派去阅卷；按旧例，只有阮文达元以云贵总督身份赴京、兆武襄惠以定边将军身份凯旋时，才曾得到这种任命。因此张文襄有一首纪恩诗写道：“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专求郑毅夫。” 光绪癸卯年，考察各省试差时，▯南、贵州两省因路途遥远，最先被点名任用。这一年，▯南的正考官是李哲明，副考官是刘彭年；贵州的正考官是张星吉，副考官是吴庆坻。四个人姓名合起来，正好是“明年吉庆”四个字。大概因为第二年适逢孝钦七十岁万寿，枢臣特意玩弄这种巧妙的手法来讨好她；然而把选拔人才的大典办得近乎游戏，也确实是执政者的失策。光绪一朝所取的状元，全都不得志。陈冕早早去世。黄思永无罪而被陷入狱，平反后也没有得到重用。赵以▯ぁ、刘福姚、骆成骧终身仕途困顿，都没有能够入翰林院任职并晋升一级。夏同龢、刘春霖、王寿彭都低头进入学堂，充任学生。夏同龢后来又到东洋游学，毕业后竟然也没有被任用。张建勋、吴鲁能够外放担任提学使，已经算是很幸运了；不过，他们与捐纳出身的候补道员，在升迁道路上其实完全相似。只有张謇靠经营实业起家；若拿他同前代鼎甲出身、由清贵之职直接升入清要之职的人相比，二者实在不能相提并论。这难道是科举即将废除的先兆吗？光绪晚年，曾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大概相当于清盛时期的博学鸿词科。由三品以上京官以及各省督抚保荐，不拘泥于资格，考取第一名的是梁士诒。有人向孝钦进谗说：“这个人是粤籍，却姓梁，大概是康有为的弟子，也是梁启超的兄弟。”孝钦大怒，梁士诒听说后便逃往香港。科举废除以后，湖南人王壬秋[原文作“▯运”，字样存疑]已经七十岁了，忽然被推荐入京，特旨赏授检讨。同时，出洋留学的学生毕业回国后正在参加考试，其中有一位牙科医生徐景文，也得以授予馆职。王壬秋开玩笑作诗说：“惭愧没有齿录可称前辈，幸好有牙科可以跟在后面。”这话非常风趣，大概是词林佳话的尾声了。●卷七 ◎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