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时代本身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人心罢了。清朝自洪、杨之乱平定后，猜疑、忌惮汉族的心理反而更加严重。大概自从清朝入主中国以来，平定四方时都以亲王、贝勒担任大将军或经略。粤乱兴起后，赛尚阿、向荣、和春相继战败，朝廷才不得已任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最终成就了中兴的功业。然而朝廷的猜疑和畏惧之心更加滋长，湘乡一门极其显赫，也因此受到更深的猜忌；从文正晚年惴惴不安、恭谨畏惧的情形，便可看出这一点。过去一向轻视汉族，后来转而猜疑、忌惮汉族，君臣之间的局面也就变了。文宗以来，天下纷乱不安。孝钦以一个妇人的身份诛杀端华、肃顺，清除了心腹之患；又任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成就中兴功业，功劳确实很大。然而大乱平定以后，朝廷由敬畏转入奢侈安逸，热衷享乐而忘记边防，终于导致甲午战败。因为畏惧外国而仇视外国，又导致庚子之乱。两宫流离出奔西行，最终依靠几位汉族大臣保住东南，达成和议，迎接皇帝回京。痛定思痛，当时似乎还有复兴的希望，但没过多久便又淡忘了。为了保持权势，听任小人从中伤害，于是宫廷内部的局面也变了。接连两代没有储君，由旁支入继；恭亲王、醇亲王在光绪初年互相争长，宗族和家人又在光绪、宣统年间一同陷入混乱。各自树立私党，彼此倾轧，于是执政的局面也变了。新署设立以后，任用人才的资格被破坏，地位卑微的新进人员，都产生了超越本位的想法。都城发生混乱，抢劫之风盛行，贫苦市民于是产生了参与分取的念头（“搀和”的意思见下文），臣民之间的局面也就变了。总括这些原因，便造成了当时的局势，所以说时代的变化是由人心引起的。旧都东西两座城门叫作崇文门、宣武门。考察明朝在崇祯年间灭亡，先后更换了五十多位宰相，最终没有得到一位贤能的辅弼大臣；它的祸根实际上在于“文”。清朝在宣统年间灭亡，编练二十四镇军队，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位能够捍卫国家的将领；它的失败实际上在于“武”。似乎一切早有先兆。光绪乙酉、丙戌年间，京城附近谣言四起。兵部侍郎王文锦精通天文、术数之学，秘密向宫中上奏，说将要发生皇帝向西巡行的事情，于是修建仪銮殿供皇帝居住。后来皇帝移驾西苑，想用这种办法压制谣言和谶语，但最终仍然不能止息。庚子年的出行，谣言和谶语的兴起往往都得到应验，这种事自古就有。然而不修养德行来改变上天的意旨，反而大兴土木，历史末期大概总是如出一辙。甲午年六月十五日夜里，雷雨大作，风势很大，树木因此被连根拔起；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等门的门楼木构件都被震断成两截，宫中那些需要数人合抱的大树也横七竖八地倒伏，这是北京历来没有过的风灾。己丑年十二月，太和门在午时发生火灾，到酉时才逐渐停止。全城惊慌奔逃，红色火焰直冲天空，凝聚不散，远远望去高耸如伞盖。第二年适逢孝钦七十岁万寿，来不及重新修建，于是由棚匠搭扎了一座假的牌楼来应付此事。庚戌年二月某日，从燕地到汴地一千多里范围内，整夜下阴雨；天亮起来，树木全都像玉和玻璃一样晶莹，风一吹，便发出一片金戈铁马般的声响。考察这叫“木甲”，相传是战争的征兆。又叫“木架”，俗话说：“木有架，达官怕。”辛亥年七月，城中喧传太白星经过天空。考察《汉书·五行志》：太白星在清晨出现叫作启明，白天出现叫作经天。太白经天，天下就会发生变革，百姓更换君王。十月某日午时，太阳两旁出现两团白气，又有两道白气穿过太阳，我大概是亲眼看见的。按照《五行志》，这叫“日生珥”，又叫“白虹贯日”。从科学理论看，这不过是大气折射变化的征兆；但正好发生在那个时刻，于是便被视为灾异。庚子年，两宫仓促向西出行，车舆来不及准备，德宗穿着黑色纱质长衫，孝钦、孝定都穿白色葛布衣服，装束像普通民家，乘坐破旧骡车出城。到了怀来，县令吴永固赶到边境迎接；他是曾惠敏的女婿，便进献食物。他的夫人刚去世，留下的衣服，他献给两宫穿用，两宫才得以具备汤沐之具。孝钦很感动，当天便下旨提升他为道员，随从护驾向西行进。贯市的李家靠经营镖局起家，本来家产就很丰厚，在北方颇有名声。两宫经过时，他迎接并进献食物，准备得十分齐全。他奉命让子侄随驾向西行进，子侄各自得到五品官职。大概也算是比照了滹沱河麦饭的故事。珍妃不受孝钦喜爱，被贬入冷宫后，庚子事变发生，孝钦仓促召她出来，却把她推入古井，又命宫监推倒一堵墙盖在井上。第二年夏天，才将她捞出入殓，面貌还像活着一样。等到崇陵建成，又把金棺起出，附葬在德宗、孝定陵旁。宫中车驾出行时，郑王某人身体极其肥胖，体重将近三百斤，平时偶尔走路也必须由三四个人架扶着。当天仓皇走出国门，气喘和汗流接连不断，最终死在路上。庚子事变中，殉难最为惨烈的是崇文山一家。崇固是孝贞后的父亲，又曾任皇帝的老师。他上吊后，他的儿子葆初召集家人挖地形成大坑，一同殉死。文臣中殉难的，徐荫轩相国桐、王莲生祭酒懿荣都上吊自尽。我乡成漱泉大令，文辞刚健清正，当时任直隶某县县令，听到事变后，慷慨赴死。他身为疏远低级的官员，比起各位公卿，殉难尤其困难。拳乱的兴起，是起于民间吗？实际上是起于宫廷内部。德宗被幽禁，大阿哥被立为储君；他的父亲端王不学无术，有人劝他建立大功，以决定废立的局势，于是白莲教余孽得以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那些琐碎事情，各家的记载已经很完备了。我曾推想当时朝野的心理：第一是喜欢看戏。过去见过宫中的戏台，神仙从上面下来，鬼怪从下面上来，锣鼓喧闹，各种妖怪纷纷现形；听到“圣母”便心惊，听到孙悟空便脸色改变，上下都抱有同一种思想，终于演成了一出大戏。第二是愚昧。当时某位王爷在朝廷上宣称：“天下哪有那么多国家，所谓鬼子中有力量的，不过是把京城和天津抓在手里的人罢了。”他的无知可笑到如此地步。再者，北京人喜欢说大话，自称天朝，把所有人都看成夷狄。明明是通商，却说成归化；明明是赠送财物，却说成进贡。从清朝以来，上面以此自负，下面以此谄媚，本来就应当承受后来造成的结果。

译两宫出行后，宫监陆续赶到行在，情势极其狼狈；等到回銮，气焰又重新高涨起来。我的一位朋友在户部任职，从西安押送档案回来，到正定上火车，行李已经全部卸下。有一名马监后来才到，挥手命令他下车，态度十分蛮横。正在勉强应付时，一个头戴黑帕的太监骑着快马赶来，众太监肃然说道：“崔总管来了。”崔总管问明争执的缘由，笑着对那名马监说：“老马，我们这些人都是当差的，不妨和各位先生一起乘车。”我的朋友这才得以上路。两宫出城以后，京师没有主人，抢劫之风大为盛行，穷孩子突然变成富人，穿戴打扮全都不知所云。秋风刚起，街上已经到处是穿狐裘的人。到了冬天寒冷刺骨，洋兵分段驻守，抢来的财物已经用尽。秋天穿狐貂的人，冬天只好缝上报纸来遮盖身体。抢匪正兴高采烈时，说道：“今天没有皇上，我们这些人也该搀和搀和。”意思大概是均分贫富。等到和议达成，秩序恢复，各种工匠和低贱差役重新回到自己的职位，他们的话又变成：“爷们终究是爷们，孙子仍然是孙子罢了。” 两宫回銮后，按日期轮流召见臣工，臣工们哭泣流涕、引咎自责，似乎很有重新做人的希望。可惜时间一久便渐渐忘记，最终还是没有振作起来。当时五品以上有实缺的官员，都轮班接受召见。有一名部郎是国戚，召见时孝钦知道他的家世，对他极力安慰劝谕。她询问他家里是否平安，那人突然受到皇太后的威严，惊惶失措，急忙回答说：“奴才是德国。”再问他时，他仍这样回答，孝钦便挥手让他出去。原来当时洋兵分区管辖，德国所管辖的地区骚扰最严重。那人大概是想诉说家中所受的苦难，却言辞表达错误，当时便被传为笑话。洋兵分区管辖地面时，犯人定罪仍然送交刑部办理。我常见他们的公文，写得十分简要明白，大意是：“犯人某人，犯了某事，应当判什么罪。”如此而已。等到刑部复审时，并不一定依照他们送来的文书，仍然按照法律重新定罪量刑。庚子以后，诉讼案件最为繁多，大多是报复之事。拳乱时彼此有过嫌隙的人，往往被指为信奉洋教的人，双方互相牵连控告（二毛子，就是教民）。庚子以后，则大多互相控告对方凭借拳民作乱，其中以王维勤一案最为重大。王维勤是直隶某县的举人，在乡里横行，和姓李的亲戚结有嫌隙。拳势壮大时，王维勤带着两个儿子和所率的拳团，杀光李家十多人，并占有其财产。李家的儿媳都姓马，其中二媳妇小李马氏聪明漂亮，王维勤想留下她作为儿媳，她仅仅得以免死，乘机逃入北京。当时两宫已经回銮，那桐任步军统领，她便奔走申诉。官府逮捕王维勤和他的两个儿子，刑部审定后，王维勤被凌迟，两个儿子都被押赴市曹处死。壬寅年春天，刑部监狱最为热闹，收押了三名犯人：一个是苏元春，一个是沈鹏，一个是赛金花。苏元春在越南之战中颇有声威，后来任提督，被岑西林弹劾而逮捕审问。沈鹏是维新志士，近世的《轰天雷》一书就是叙述他的事情。赛金花的经历人人都知道，当时因虐待致养女死亡而被捕。三人在一个月内接连入狱。当时负责管理监狱的是闽县人卓芝南孝复，我曾笑着说：“名将、名妓、名士全都到公门里来了。” 后来沈鹏奉密旨被杖杀，受杖时疲惫不堪、痛苦异常，要求上吊；但差役们面面相觑，不敢给他绳子，最终解下他的足带，把他勒死。苏元春被发配新疆，最终死在戍所。相传苏元春在镇守时，每年都运送大量金钱进献宫中和朝廷权贵，作为惯例，同时也有很大的功绩。等到他被逮捕审问时，没有人敢为他说话，这也说明当时的司法还能够独立。赛金花则援引赎罪条例，被解送回原籍，后来又在沪上卖笑。庚子战争中，德国将领瓦尔德西任联军司令，驻扎在仪銮殿。赛金花原是某位公使的下堂妾，曾经随使节出行，因此对西洋语言十分熟练。后来她重新进入风尘，便接受德国将领的召见，颇能随机应变地救助难民，有时也替被困在都城中的贵人排忧解难，于是众人都称她为“赛二爷”；实际上，德国将领仍然把她当作娼妓看待。当时人们加以附会，说她随使节出行时就已经同瓦尔德西有感情之类的话。我曾向她询问，她笑着说完全不是事实。庚子战争造成巨大创伤以后，京城人的心理从轻视洋人、仇恨洋人，转变为学习洋人、讨好洋人；妇女出门时一定叼着一支香烟，以为这样时髦美观。我曾看见几个乞丐躺在遍地污物中，也捡起一截残余的香烟，翘着脚高高兴兴地睡觉。从辛丑到辛亥这十年间，清廷由严格推行新政，进而批准立宪，再进而实行宪政，最后进一步发展到虚君共和；但始终没有真正的诚心诚意去实行，不过是敷衍门面文章罢了，所以最终走到退位亡国的地步。亲贵出洋，从载振开始考察商务，接着五大臣考察宪政，以载泽为主体；随后又有载涛出洋祝贺加冕、载洵出洋考察军制等事情接连发生。我曾和朋友笑着说：“今天出使外国，几乎等同于清初亲贵统兵，好像人才都在亲贵中，除了他们就没有别人可以担任似的，这是什么缘故呢？” 吴樾炸车一案，因为我的座师戴文诚也在车上，所以我也去送行，站在稍远的地方。火车将要开动时，忽然听见轰的一声，我以为是放炮；但都城大员出城并没有鸣炮的规矩。随后看见站在前面的人纷纷向后退，接着又纷纷传说车上有人投掷炸弹。不久看见两个人搀扶戴文诚下车，又有几个人搀扶载泽下来，只见他们所穿的黄马褂已经染得像桃花一样红。又看见抬下两个人，一个是绍英，一个是随员萨荫图。车站旁边有一个像仆人样的人僵卧在那里，已经断气了。吴樾是桐城人，为吴挚甫的族侄，曾留学东瀛；这天他怀着炸弹混入车内，还没有来得及投掷，就被人挤在车门处，于是炸弹爆炸，他半身都被烧毁。清朝末年训练禁卫军，真像棘门、灞上的儿戏罢了。军服鲜明，招摇过市。一位老兵看见后叹息说：“这支军队每个人都值百金，抓到一个我就可以发财。”原来他是羡慕他们的服装和武器精美。他们的操练也采用新方法，但没有摆脱戏班武行的习气。宣统登极时，他的父亲摄政王抱着他登上皇位。净鞭刚响，宣统就大哭起来，摄政王安慰他说：“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唉！这句话确实应验了。摄政王安慰宣统的话，大概是近侍亲耳听到的，当时把它告诉了别人。武汉事变发生后，清廷应变，很多做法十分奇怪。当时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从北京前往武汉，海军大臣萨镇冰则率舰队在长江会合。有人听说后说道：“完了！这就是所谓的杀手锏。陆军、海军两位大臣同时出动，假如一旦遭到挫折，谁来接替他们？”

译革命军兴起，西南各地骚动不安，但北都仍然安然无事。自从某位大臣倡导汉奸说以后，汉族官员便纷纷携带家眷逃避。自吴禄贞反正的消息传到京城，又有传言说要把汉人全部杀掉；其实毫无根据，但谈论的人仍然吓得变色。我记得辛亥年九月某日，局势最为紧张，当时我也带着妇女和孩子前往天津，车厢里拥挤异常，西方人尤其多。同座的一名英国人神色极其仓皇，大概是受庚子战争的教训。后来火车开动，英国人向我拱手，用中国话说：“恭喜！我们脱险了！”原来传言说，当天晚上要杀死在北京的汉人和外国人。清朝灭亡时，做官的人中改穿道士服的是宁藩李瑞清，改穿僧人服的是大理定正平；发誓一定死去但最终没有自杀的是贵东道文悌。只有宗人府供事张瑞斌，在都宪张英麟的轿前递上状纸，请求代为上奏，收回逊位诏书，不要丢失祖宗的基业。都宪害怕，不敢接受。张瑞斌于是拔刀自杀。这是一个朝代结束时应有的点缀，可惜出自宗人府的小吏，愚蠢得不可救药。●卷八 ◎城厢 明朝崇祯年间，把北京向西的城门题名为顺治，向南的城门题名为永昌，没想到后来竟成了改朝换代的谶语。流寇攻入北京，永昌成了李自成使用的年号。清兵随后到来，顺治也成了清朝入主中原的纪元；这件事难道似乎早有预定吗？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相对而立，然而到了民国，中门改称中华门，也仿佛是预先为后来留下了位置；说成巧合也就可以了。宣武门月城内过去有五座土墩，民间传说是用来祭祀火氏的五兄弟仁、义、礼、知、信，其实并不是这样。过去的地势是内城高于外城，京城西面多山，夏秋雨水充沛时，城中的水向外流，宣武门排水不及，最容易积水，这五座土墩大概就是用来标志水位的。如果水涨到与土墩齐平，就必须赶紧关闭城门，否则就无法放下门闩了。老一辈人这样说，似乎比较接近事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过去，汉宫中除非大臣获赐宅第，或任职于枢廷，否则都住在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生土长的富裕人家则多住在崇文门外，所以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士大夫题诗作咏时，大多题署“宣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近来的人不了解情况，似乎把“宣南”当成京城寓居地的统称，于是竟有一家饮食店在西长安街，却题名为“宣南春”，实在可笑。清朝前期，前三门晚上六七点钟就落锁，到半夜又重新打开，以便让上朝的官员通行。因此，住在内城的人如果在城外赴宴，必定要逗留到半夜，称为“候城门”，也叫“倒赶城”。到了清朝末年，崇文门、宣武门都不再关闭，只有正阳门独自落闩，似乎是因为宵小进城必须从中门进入，实在奇怪。京师的白塔在阜成门大街。考据《草木子·古今谚》说：元朝初年的童谣有“塔儿红，北人来作主人翁；塔儿白，南人作主北人客”的话。元世祖时，塔的火焰呈赤色。明太祖在淮阳起兵时，塔仍然是白色。《燕都游览志》说：“成化元年，在塔基四周用砖砌造灯龛一百零八座，传说西方属金，所以建白塔来镇压。”民间把煤山称为万寿山，其实并不是这样。陶九成《辍耕录》记载：“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北面，金人称为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至元八年赐今名。”按此说，就是今天北海的“琼岛春阴”。《明宣宗实录》说：“宣德三年春，奉皇太后游西苑，亲自扶着太后登上万岁山。”当时杨文贞、李文达都有奉赐游览西苑的记文，也都称为万岁山。高江村《金鳌退食笔记》说：“这座山所堆叠的石头，都是金、元时期的旧物。有的可能是艮岳的石头，金人把它们从汴京运到燕地，按粮食若干折抵运费，民间称为‘折粮石’。” 圆明园过去有两块石头，称为大青、小青，老一辈人相传有时叫它们“破家石”。传说清高宗南巡到某地时，看见这两块石头，十分喜爱，却又惋惜它们难以搬运。有个富人家愿意拿出全部家产来运石头，等两块石头运到京城时，他的巨额家产也耗尽了。这种说法因此也没有办法考证。两块石头上都有高宗的题咏，它们的巨大雄伟也非常令人惊叹。小青现在已经移置到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团城就是清朝的承光殿。高江村的笔记记载：“它在金鳌玉[原文疑似缺字或误字]桥的东面，四周用圆形城墙围绕，墙上设有垛口。从掖洞门进入并登上去，中间建有金殿，穹顶像伞盖，华美的椽子和绮丽的窗户，环绕回旋如圆环，俗称‘圆殿’。”据考，今天殿前的丹墀上放着一只大玉瓮，黑色质地、白色斑纹，这块玉料的巨大，是世间罕见的。玉瓮上面建有亭子，当时臣僚们为它题咏的很多。据说清高宗驻跸烟郊时，在一座破庙中得到它，事情见于《啸亭杂录》。殿中还供奉着一尊玉佛，高度与人相齐。传说嘉庆年间西藏进贡了三尊这样的玉佛，一尊供在大内，一尊供在雍和宫，另一尊供在团城，所以《金鳌退食笔记》中没有记载它。京师有两座白塔，一座在阜成门内，一座在北海。顺治八年，拆毁万寿山上的亭台殿宇，建立佛塔和寺院，并在山脚立碑。康熙己未年发生地震，白塔毁坏，第二年重新修建。清代《会典》记载：“设置白塔信炮总管，隶属内务府。”这是因为大内把万岁山看作最高处，内外一旦有警，就用白塔上的信炮互相传报。清朝制度还规定：十月二十五日，从山下点灯一直点到塔顶，喇嘛在塔下诵经。如今的琉璃厂，就是辽代的燕下乡海王村。考据朱笥河《文集》记载：乾隆三年，琉璃厂窑户挖出一座古墓，墓中有墓志石，题为“辽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其中写道：“公讳内贞，字吉美，是妫[原文“妫▯”疑有缺误]内人。保宁十年六月一日，在卢龙坊私第去世，葬在京东燕下乡海王村。”由此可以看出京师城郭的变迁。今天人们把琉璃厂叫作海王村，大概就是从辽代开始的。西华门内的刘兰塑胡同在后门外，那里就是刘元的故居。考据《元史·工艺传》：阿尼哥是尼波罗国人，被授为人匠总管。有个叫刘元的人跟随阿尼哥学习，也被称为技艺绝伦。刘元，字秉元，是宝坻人。元朝两都的著名寺院中，凡是由他亲手塑土、铸金制成的作品，都构思神妙、形神相合；他后来官至昭文馆大学士。刘元曾奉诏，除非有诏旨，不准替别人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