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顺治门内的天主堂，是明朝万历年间为利玛窦修建的。利玛窦后来被封为通微国师，所以大门题额写着“通微佳境”。我当初进京时还看见过它，直到庚子年被烧毁后改建，这块题额才被撤去。考据《花村看行侍者谈往》说：“利玛窦是大西洋人，进入京师后，在宣武门内修建天主堂，万历庚戌年去世，按照陪臣礼葬在阜成门外约三里处。”《谈往》又记载：“西城蓝靛厂，万历年间开始在这里修建西顶娘娘庙。这里地势一向低洼，有个狂人倡议捐土填地，京城男女用筐挑、担子担、车辆运送，或装在袋里让马驮运；未婚女子打扮妖艳，坐在轿子里，各自怀抱土袋来求福，一时像发了狂一样。然而没过几年，便发生了辽阳捐地的事情。” 大光明殿，如今只称作光明殿，在西安门内。过去建筑十分宏伟华丽，后来一并拆除废弃，只剩遗址，但范围仍然非常宽阔。考据清世祖去世时，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萨克萨哈一同到这里焚香，在此盟誓。旃檀寺旧名宏仁寺。康熙年间，迎请旃檀佛供奉在这里，民间才称它为旃檀寺。有御制碑文说：“它从西域传到中国，已经历了二千六百五十六年。”如今不知道这尊佛到哪里去了。旃檀寺西面有腾禧殿的旧址，听说当时殿顶覆盖黑色琉璃瓦，民间称为黑老婆殿。明武宗西行到宣府时，喜欢乐伎刘良女，便把她带回京城，安置在腾禧殿。武宗出入都带着她随行。有一次她骑马奔驰而遗失簪子，李笠翁《玉搔头》传奇演的就是这件事。腾禧殿旁边有王妈妈井，如今连遗址也找不到了。西山的碧云寺，是元代的碧云庵，由耶阿利吉修建。明代宦官于经将它扩建为寺，魏忠贤又加以重修，两名宦官都在这里修建了坟墓。然而于经下狱而死，魏忠贤则被戮尸，都没有得到善终。康熙年间，御史张瑗请求毁掉魏忠贤的碑额，大意说：“香山碧云禅院被称为于公寺，我向当地人询问，得知那里有逆党之墓，碑后刻有孝官、孝孙等六七十人的姓名。请求立即下令把碑推倒毁掉，把坟墓铲平。”奉旨说：“魏忠贤的碑墓，交给该城官员推倒毁掉、铲平。”考据魏忠贤墓道虽然经过铲除毁坏，但遗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北京没有地方可以栽种梅树，是因为地气[原文“Ё”疑为缺字或乱码]寒冷。城中只有贝勒毓朗的园子里有一株，大概是把坑地烧热炭火，建造玻璃亭来覆盖它。城外则只有汤山的园子里有梅树，那里属于温泉地带，土脉自然温暖。我曾在二月经过那里，十多株梅树与杏花同时开放，可惜都是近年补种的，没有粗大的老树。池中的荷叶钱已经层层叠叠，这也与地气有关。过去，三海等处都是禁地。夏天，南方人喜欢玩水，向东就到东便门外的两闸，也就是通惠闸，那里是通往通州的河道。河流像带子一样，只有三五条破船，撑船的人赤身裸体，在烈日下撑船，实在没有什么好景色。向北就到德胜门的积水潭。向南则到彰仪门南面的南河泡，那里高柳长槐，多少有些江乡风景。城中则争相前往什刹海，那里有几顷荷田，水鸟飞翔聚集；堤坝北面有会贤堂，是宴饮聚会的地方，人们凭栏消暑，享受荷风，士大夫们很喜欢那里。后来，种荷花的人向会贤堂索要钱财，所得不合期望，便把水堵住改成稻田，破坏了景致。外蒙宾馆从前有两处：在东交民巷北面的叫内馆，在黄寺旁边的叫外馆。按年进京的王公，到了秋天便聚集到这里，像鸿雁一样，福晋、郡主也随同到来。过去我在荷包巷看见几位蒙古族贵妇，乘坐高大的车辆经过，到处观看各种物品，脸上显出羡慕神色。有一名妇人看见一只小洋表，偷偷把它揣进怀里，店里人却装作没有看见。她很快出来单独买了些东西，匆匆离去。我问店里人：“看见那个偷东西的人了吗？”他说：“看见了！只担心她不偷呢。她们这些人一旦把东西藏到身上，就根本不问货物价格；而且以后一定还会再来我们店，难道我们的收获不就更多了吗？”蒙古人的愚蠢和店里人的狡猾就是这样。法源寺是唐代的悯忠观。这里丁香最为繁盛，寺中有一座石幢，是辽代遗物，墙上嵌着唐代苏灵芝的碑。另有一块碑是史思明书写的，碑上的官衔是御史大夫、幽州太守。京西的花之寺，寺名十分雅致，却没有可以考证的来历。近来我读《天录识余》，说青州也有花之寺，同样不知道它取名的含义。长椿寺过去收藏着九莲菩萨像，大概是明神宗皇后的像。明思宗的小皇子病得很重，当时常常呼喊九莲菩萨，并责怪朝廷薄待皇后娘家之类的话。此事见于《明史稿》。寺里有两株楸树，长得最高，开花时游人非常多。崇效寺最为古老，是唐代的枣花寺。这里牡丹最为繁盛，是京城游览的胜地之一。寺院过去是明朝遗民供奉明思宗神位的地方。寺中旧藏一幅《青松红杏图》，明朝改朝换代时，有一名边将出家住在寺里，绘制了这幅画，大概是因松山、杏山之战而有所感触。清初以来，名人题咏遍布其上。后来寺僧不肖，把这幅画押给了当铺。庚子年以后，画辗转落入杨荫伯京卿手中，最终又归还寺院。寺中还有一幅《驯鸡图》，没有什么可观之处。前门左右过去有东、西两条荷包巷，经营顾绣荷包的店铺密集排列，像鱼鳞和梳齿一样，早晚都有士人和妇女前往游览观看，巷外车马非常多。前门改建以后，这些店铺才全部拆除。北京的街市在修筑马路以前，各条大道中央都有甬道，宽不到二文，高三四尺，阴雨天泥泞湿滑，常常导致车子翻倒，形势非常危险。我询问老人，他们说这本来是皇帝车驾通行的道路，最初车驾经过时，必须铺上黄土。原来它与地面相平，日子久了，居民的炉灰也不断均匀堆积，时间越长越严重，终于形成了高高的土垅。过去，道路无人治理，虽然有御史负责街道厅，工部负责沟渠，也只是做做文书而已。行人多在路上大小便，偶尔遇到严厉的御史，也往往只是惩罚一两个人，但衰败的风气最终无法挽回。光绪年间，听说有某部的司官在道路上小便，恰好街道厅经过，便把他叫来用棍杖责打。司官不敢说明自己是哪位官员，御史也不问他是什么人，打完后把棍子系在他身上让他离开，人们把这件事传为笑谈。大栅栏的同仁堂生意最兴旺，但它门前却是街上人聚集大小便的地方，主人并不恼怒，只在清晨派人用水清扫。原来他受到堪舆家的说法迷惑，认为这里是“百鸟朝凤”之地，最能带来兴旺。

译过去有个进京参加会试的人，开玩笑为京城拟了一剂药方，说：人中黄、人中白、牛溲、马勃、灶心土，各取等分，用无根水调匀，晒干后用车轮碾成细末，再让西北风把药末送入鼻中服下，就能使人追求名利的心自然消灭。北京的街道虽然无人治理，但古代的工程却非常完备，各条大道都有暗沟用来排水，所以水患很少。所谓大明濠，都是用巨石砌成并加盖，工程极其坚固，几百年来从未毁坏。自从修筑马路，往往把旧沟毁弃，一遇大雨，水便漫流在道路上。旧例是四月开沟，这时污秽之气向外泄出，行人一不小心，往往会被熏得昏倒，甚至危及性命，也非常可怕。过去有人仿作《月令》开玩笑说：“这个月，臭沟开了，闱墨出来了，举人变成官来了。”其中“来”只是发声词，因为官场口吻中呼唤仆人说“来”。这也是一种恶毒的戏谑。●卷九 ◎市肆 京师的店铺中，有固定市集的，东大市、西小市就是这样。有定期集市的，如逢三在土地庙，逢四、五在白塔寺，逢七、八在护国寺，逢九、十在隆福寺，称为四大庙市，都是按日期集市。还有所谓黑市，在骡马市一带，凌晨四更时聚集，天将亮时散去，其中欺诈伪造的事情层出不穷。纪晓岚笔记中所说的“把高丽纸缀成皮衣、用泥制成酱鸭”，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近来已经被官府禁止。夜市则在前门大街直到东、西珠市口一带，清朝末年才出现。银号首先要推恒和、恒肇等四家，称为“四大恒”，居民使用这些银号的银票，认为这样才体面。过去我曾和一位旗人朋友约好到城外看戏。这位朋友已经换好衣服进到内室，过了很久，忽然听见里面传来骂人的声音；他出来后吞吞吐吐地说：“实在抱歉，还得稍等一会儿。”我问他原因，他愤怒地说：“账房太可恶了，竟然拿烟蜡铺的票据给我（当时烟蜡铺也兼营兑换业务，并发行银钱票），所以我狠狠责骂了他，现在已经去换了。”我说：“难道要耽误看好戏吗？”朋友说：“这也没有办法，我难道能拿这种票据给别人看吗？”过了很久，仆人回来，拿来了崭新的四恒银票，他才高高兴兴地出来。当时有位枢臣喜欢积存四恒银票，一张面值百金，一万金为一束。他把银票叠得平整端正，朱红印章鲜明，时常在灯下取出来把玩，当作娱乐。后来他因没有防备而失火，屋里成束的四恒银票全都被火烧掉，四恒银号因此大获其利。还有一家叫柳泉居的店，既是酒馆，也兼营存放款项的业务，大概创办于清初，已有几百年历史。它资本雄厚，信誉牢固，存款取息极少。京城人认为它富足可靠，往往不要求利息。有的人存款多年，后来取出时，里面的银子原封未动。比钱铺更低一等的是钱铺中的另一类，外城的钱铺则专门同汉宫往来。那时朝廷官员有固定员额，官员的资格，钱铺的人一个个都知道，而且还知道哪些人有外任的希望。这些钱铺随时为这类人接济，十分方便。再低一等的就是所谓烟蜡铺，也兼营兑换业务，并发行钱帖；它们往往发行钱帖过多，随时可能关门。还有一种人游走街巷，称为收买关门票，用少量钱收集这些钱帖。等到收集得差不多满了，就又报告钱铺恢复营业；这是奸商中最恶劣的一类。直到宣统年间颁定钞币法，这种弊端才被消除。汇兑庄也叫票庄，都是山西人经营。他们结交官员，出手最为阔绰。有官员要外放时，他们千方百计谋划放款；即使是有资格外任的京官，他们也把这种资格当作奇货来囤积，不惜预先提供接济，但失败的人也往往有。票庄的管事都是财东的亲戚朋友，所以不担心他们逃跑藏匿。东家有时隔一年才来巡视一次，穿着布衣草[原文“草╂”疑有缺误]鞋，像乡下人一样，大多几天就离开。票庄伙计所穿的衣服都是公家的财物，等到离职时仍然穿着布衣回去。金店起初也经营金银珠宝贸易，到了捐例大开以后，便变成了办理捐纳、引见之人的总汇。其中上等的金店还能够打通内线、疏通要害关节，贿赂都由这类人经手，所以金店内部一定要另设捐柜。掌柜的善于结交官场，熟悉各种礼节，日常举止和服饰都同贵人一样。光绪末年，各种捐例纷纷兴起，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没有不获利三倍的，但这些都不是金店原本的业务。因此讥讽的人说：“金店的金子，只在它招牌上贴的金箔。” 绸缎店大多由山东人开设，所谓祥字号多半属于孟氏。起初只有前门的泰昌是北京人经营的，因为它兼办内廷贡品。各大绸缎店都兼售洋货，接待顾客非常有礼貌，挑选、翻找货物从不嫌烦，也不知疲倦；烟和茶供应周到，跑前跑后十分勤快。有专门陪客交谈的人，遇到做官的就谈论时政，遇到妇女就炫耀新奇物品，可以说把交易待客的本领全都施展出来了；与南方店铺那种懒散怠慢的声色态度相比，简直相差千里。福寿全是天津人闫某创办的，位于大栅栏，始于光绪末年。闫某原任宫中书，家境相当富裕，又招集多人入股，创办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商店。从绸缎、洋货，到中外皮革、竹木器具，无不齐备，正如今天上海的先施等公司，可以说是最先顺应新风气的商家。然而，顾客赊欠货款，店员又偷盗侵漏，闫某虽终日在店中监督，最终还是因亏折破产，直到投河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