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卷四

译皇上有一天召见尚书刘大夏，告诉他说：“朕曾想在京师附近东西两面各自操练一支人马，作为京师左右两翼的屏卫，你看怎么样？”刘大夏回答说：“保定只是一个府的辖地，却单独设置了一个都司，统辖五卫驻在那里。臣仰思祖宗的用心，恐怕也是这个意思。”不久，有一名御史上疏陈述意见，主张把各地轮班到京师操练的官军发还原处，于是拟将保定两班共一万人发回各卫团练操习。奏疏呈入后，皇上批准了，于是下令京营都指挥戴仪前往办理此事。人们不知道这是出自皇上的意思，便有人制造流言，把诬陷性的揭帖张贴在宫门上。皇上取下揭帖交给太监苗逵，命他拿出去给刘大夏看。第二天皇上再次召见刘大夏，当面告诉他说：“宫门前哪里是外人能够到达的地方？一定是那些因不能私自役使这支军队而愤懑的人干的。”刘大夏叩头谢罪。当时京东军也在密云、蓟州责成巡抚官修筑城堡，城堡已经备办妥当，只因兵力没有集结，这件事最终作罢。《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庚申年。在此以前，曾有诏令说：“近来的条例太多，难以让人遵守，应由三法司查考议定后刊布。”于是尚书白昂、侍郎屠勋和何鉴、都御史闵珪和侣钟、大理卿王轼等人，会同委派御史王鼎、王恩，郎中杨茂仁等查考议定，拟出条例上奏。又命他们会同吏部等衙门复议。各项都已经议定，白昂又以刑部尚书的身份上奏请求刊行，永远作为遵守的依据。不久，白昂离任，闵珪接替他。议论纷纷，给事中孙祯、葛嵩、徐昂等人认为，“私自役使军伴”“立嗣时选择贤能者以及所亲爱的人”“典当的田地已经勾销，原本和利息交还原主”等条款都是争端的起因；王府又上奏说，规定郡王、将军妾媵的数目以及冒领官粮之类的条款，都不是对待宗室应有的办法，反而会使宗室与庶民没有区别，应当革除。奏疏下发后，多数人认为应当修改。致仕阁老尹直又写信给当权者，认为前些日子诸臣所议的刑名条款不够精密，大多窒碍难行，只会成为教人淫乱、助长奸恶的地方。当时各司的议论也不一致。我同年沈员外文华当时掌管章奏，受到闵珪的器重。我对沈文华说：“现在如果修改其中一条，其余各条就都不能保存了。这难道还是要永远遵守的意思吗？”众人都认为说得对。于是把这件事请教闵公，闵珪便复奏说：“前例中的几条，确实都已经议定妥当，只是近年奉行法律的人大多拘泥牵合，因此才有这样的议论。”于是重新申明了几句话，稍加润色使文字清楚，终于得到皇上批准。其中关于复议宗室条款的奏文说：“宗室支派繁衍，已经不同于开国初年。与其等他们触犯之后再依法惩治，不仅对事情没有益处，而且损伤恩义也很多。固然应当预先防范，使宗室得以保全、彼此敦睦，这些都是深远的用意所在，也符合古代宫中、府中一体的道理。”这段话尤其恳切。众人的议论于是平息。

译皇上有一天召见内阁大臣，告诉他们：“辽东张天祥的事情，东厂缉事官的揭帖说：‘当时御史王献臣只是凭一个指挥的告发，便诱导形成杀人罪情的供词；吴一贯等人也没有亲自到那里，只是凭参政甯举等人的勘报，事情有很多不实之处。’现在想把这一干犯人提解到京师来，命锦衣卫在午门前会同审问，这样才可以查明真相。”大学士刘健等都回答说：“这样做当然好。”皇上把揭帖交给刘健，说：“先生们拿去整理。”刘健等退下后，拟具揭帖说：“都察院的奏本既然已经批出，东厂揭帖又不能批行，必须等会同勘问，到了那时再议。”第二天，皇上又召内阁和兵部官员到门上来。兵部选派镇抚司理刑官毕健等人，来到暖阁。皇上怒气冲冲地说：“张天祥的事情关系机密，还没有施行。先生们昨天进呈的揭帖，本来只应亲自书写密奏，为什么要让书办官代写？”刘健等人都叩头说：“东厂揭帖已经封好定稿，我们并没有让书办官看见。”皇上说：“你们的揭帖中却有‘提解来京’等话。这件事还没有施行，而且想把人解送到京师，正是为了查明事情真相。先生们固然认为不可施行，为什么呢？” 刘健等回答说：“臣等不敢暗中把人解送到京师，只是无缘无故传旨，事情处理起来不妥，所以想稍等会同勘问罢了。”皇上说：“这件事已经拖过两三次了，为什么还不是阻挠？”众人都回答说：“这件事已经经过法司勘问，所涉都是公卿士大夫，他们的话足以取信。”皇上说：“先生们暂且不能这样说。法司官如果没有把事情审理妥当，连他们自身和家属尚且不能保全，又怎么能够相信他们呢？”大学士李东阳回答说：“士大夫未必全都可以相信，但可以相信的多数，辜负朝廷的不过十人中有一两个罢了。”大学士谢迁回答说：“事情必须依据多数人的意见，一个两个人的话恐怕不能深信。”皇上说：“先生们这些话都说不通。这件事关系机密，派人到那里实地访查后回来，谁敢欺骗呢？”众人都回答说：“这件事的证人都在当地，恐怕会劳烦人力、惊动众多人员。”皇上说：“这是一桩大狱，即使有一千人也必须把他们召来。事情如果查不明白，边将谁肯拼死效力？”刘健等都回答说：“赏罚是朝廷的大典。臣等愚见，正是想请皇上明白地施行赏罚。”皇上说：“赏罚的事情重大，朕不敢徇私，只是想得到事情的真实情况。如果果真是胡乱扑杀、贪功启衅，难道可以顺从这种行为吗？如果果真是有功劳却遭到诬陷，就必须为他申冤昭雪。”谈了很久，皇上的脸色稍稍缓和，说：“必须传旨施行。”众人答应后退下。后来皇上又召见他们，从容地问：“昨天因为张天祥的事情，先生们说文职官不会辜负朝廷，这样说也不应该。文官虽然读书明理，但也有很多不守法度的人。”刘健等都回答说：“臣等一时愚昧，冒犯了皇上的威严。”李东阳说：“臣等不敢说他们全都不会辜负国家，只是辜负国家的人也少。”谢迁说：“文官中辜负国家的人，臣等也不敢庇护，必定要依据公正加以处置。”皇上笑着说：“我也不是说你们要庇护，只是说他们都能守法，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又说：“这件事应当怎样发布？起初想传旨，先生们说没有别的事由，突然改变命令。‘猝’有突然得病的意思，这件事也还不算突然。”这样说了两遍。众人都随声回答：“臣等见都察院的奏本已经批出不予施行，只想使事情平稳罢了。”皇上说：“缉访之事，自祖宗以来也有旧规。现在命东厂把所缉访的事情具奏，由朕批行。”众人都回答说：“不如直接传旨。”皇上于是命人拟定诏旨，把人提解到京师。皇上新登上午门城楼，锦衣卫把囚犯押来，皇上命三法司和都御史戴珊等人审问后回奏。大致查明，前面的事情是凭匿名文书办理的。皇上突然说：“匿名文书，看到的人就应当烧毁，这是律文规定。怎么能擅自据此施行？”群臣都惊惧伏地，不敢抬头回答。于是判决了这桩案件，罪责有轻有重，吴一贯等人都被革职。皇上锐意兴革政事，有一天召尚书刘大夏到幄中，告诉他说：“各衙门奉诏查出的弊政，虽然都已经批准施行，但没有一项涉及内府的事情。朕听说宫内的弊政没有比御马监、光禄寺更严重的，而且言官也曾论及这些事，朕将亲自处理。”刘大夏回答说：“这两件事都关系内府，必须由皇上亲自裁定并主持办理。”后来，皇上派科道官和兵部侍郎各一人，奉敕前去清查此事。之后两处都削减了浪费，每月按白金计算，各自不少于十余万两。皇上又考虑到天下有司中有很多不得其人的官员，于是召都御史戴珊和尚书刘大夏一同到幄中，告诉他们：“你们和各科道官观察朕谋求治理天下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都已经批准施行了，但如果天下府、州、县负责亲民的官员不是合适的人，未必不只是做做文书，百姓又怎么能受到它的恩泽？朕想让吏部选择官员的贤能与否，进行黜陟，但天下官员太多，难以停留查考。仔细想来，不如从今以后由你们访察各地巡按二司官员，首先根据这些人的表现进行黜陟和留任。戴珊，你更要谨慎选择各地巡按御史，然后责成他们去挑选府、州、县以及卫所的官员。官员得当，百姓就能受到他们的福泽。这样或许已经施行的意见就不至于只成为具文。”二人叩头退下，于是和同僚共同感叹说：“尧舜知人安民的德行，不过如此。” 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议论政事，言语触犯宫禁，又过于逼迫，便被交给锦衣卫关押。过了几天，皇上召尚书刘大夏商议边防事务，谈完后告诉他说：“李梦阳是后生，缺少涵养，上书进言非常鲁莽，因此命令把他下狱。有人告诉朕，如果以回避罪责的谏官名义，不交法司议定，只打杖后释放他。你认为怎么样？”刘大夏仓促之间还没来得及回答，皇上立即说：“这话难道真是出于爱护朝廷的好心吗？不过是想置他于死地，以发泄自己的私愤罢了！”刘大夏叩头谢恩说：“圣明能够这样洞察人心，哪里只是进言之臣的幸运！”不久便有诏旨释放李梦阳，恢复他的官职。这是天地包容万物的仁慈，古今少有可比的。李梦阳起初任户部官员，心中闷闷不乐。任期考核期满时，尚书侣钟在他的考语中写道：“任职总不能使他满意，三次差遣也没有一次把事情办到底。”人们认为这话说得对。李梦阳的奏疏，大概是有所激愤才写成的。然而他恃才任性，已经成为习惯和本性。后来升任提学副使，便挟制抚按，欺凌排挤同僚，又与叛逆的藩王交通往来，接连制造大狱。勘察官员弹劾他品行有亏，也并非诬陷。

译乙丑年五月，皇上身体不适。初六日早晨，司礼监太监戴义宣召内阁大臣，一直到皇上的御榻前。皇上穿着黄袍，身着便服，坐在榻中，面向南方。大学士刘健等叩头，皇上两次命令靠前的人上前。靠近御榻后，皇上又说：“上来。”于是他们一直叩拜到榻下。皇上说：“朕承继祖宗的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却得了这种病，大概不能再起身了，所以才同先生们相见。”当时皇上面色发红，呼吸声粗重，气势盛烈。刘健等都回答说：“陛下万寿无疆，只是偶然身体不适，暂且调养，怎么能突然说这样的话？”皇上说：“朕自己知道，也有天命，是不能勉强的。”于是叫人取水漱口，掌管御药事务的太监张愉取来金盂盛水，用青布擦拭皇上的舌头，劝皇上服药，皇上没有回答。张愉说：“再服这一剂药，就没事了。”皇上说：“朕替祖宗守法度，不敢懈怠玩忽。天下的事情，先生们常常费心，我是知道的。”于是握住刘健的手，像是将要永别一样。皇上又说：“朕承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于成化二十三年□月□日成婚。到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东宫，至今已经十五岁了，还没有选择婚配。社稷之事重大，应当赶快命礼部举行婚礼。”众人都答应说：“遵命。”当时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萧敬等人相继全部到来，都排列跪在御榻外。皇上说：“授予遗旨。”扶安、李璋捧来笔砚，戴义到御榻前写下遗旨。皇上又说：“东宫聪明，只是年幼，喜欢安逸玩乐。先生们要常常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成为一个好人。”刘健等都叩头仰奏说：“臣等岂敢不尽力。”皇上又加以慰勉和嘱托，然后退下。乙丑年冬天，开始营建泰陵。当时京城下盛传陵地有水，吏部主事杨子器直言上奏此事。当时督工太监李兴一向深受皇上特别宠爱，权势炽盛，于是把杨子器下到锦衣卫狱中，没有人敢于营救。恰好有一名被重新起用的知县丘泰，是莆田人，来到京师上疏说：“杨某的这份奏疏很有益处。因为泰陵有水，通京师都这样说。假如现在因为畏惧而不说，万一梓宫下葬后有人再提出此事，想要挖开陵墓就会泄漏灵气，不挖开又会抱憾终身。现在挖开查看而没有水，这个疑虑就消除了，所以说它有益。”司礼监派人押送杨子器前往，众人都认为杨子器必定会遭到李兴的毒手。到了以后，李兴带着奴仆和门客辱骂他，想要捶打杨子器。司礼监太监萧敬却说：“有没有水，一看就知道，李哥何必如此粗暴！”他取出茶来说：“杨先生是来换茶的。”又回头对李兴说：“他是士大夫，可以杀，不可以侮辱。”杨子器于是得以免受侮辱。回奏查明确实没有水。杨子器受杖刑很重，众人又认为他一定会被降职贬谪，刑部已经拟定奏疏。太皇太后听说后说：“他是个秀才出身的官员，说有水也是他的职责和见解；如今没有水就算了，为什么偏要摆布他？”杨子器于是得以免罪。这可以说并非偶然。杨子器是慈谿人，喜好古学而有文才，曾三次任县令，都有不同寻常的政绩；但他的性情稍有偏执，虽然多次上书议论政事，却很少懂得大体，只有这份奏疏是别人难以做到的。当时准备为皇上上尊谥、定庙号，礼官集合议论，认为皇上仁圣，在近代很少有人可以相比，难以用文字形容。有人想拟定谥号用“敬”字，庙号用“孝”字，也有人认为还不足以表达。内阁中有人说：“孝是百种德行之首，敬是万种善行的根源，确实不可更改。”议论于是定下来了。这一点《实录》中也有记载。●下篇卷一 建昌何乔新公一向享有很高的声望。成化末年，蜀人杜铭想谋求担任刑部尚书，万阁老事先推荐何乔新担任南京刑部尚书，恐怕会妨碍杜铭的谋求。太监怀恩从贬谪之地被重新起用后，有一天到内阁说：“新君即位，怎么把何乔新升调到南京去了？”当时尹阁老徐徐回答说：“起初是因为他任职年久，暂且升调过去。现在有这个空缺，又有什么难以召回的？”刘阁老立即说：“他刚到南京部，怎么可以召回？”尹阁老说：“召回屠滽也可以。”刘阁老说：“他还在广东没有回来。”尹阁老说：“昨天已经拟具奏本，他已经恢复担任南台了。”刘阁老说：“任职年限也浅。”原来刘阁老想提拔一个自己的亲信，却没有成功。于是空出这个职位，便推荐彭韶为右侍郎。戊申年春天，冢宰王公首先举荐何乔新担任司寇，士大夫们一致称快。河南耿裕公任礼部尚书时，常常说：“我晚上从礼部回家，一定经过三原家的门，看见他家的老苍头总是拿着秤公平地卖油。我自从做官以来，从来没有买过油，所以每次经过那里，总是面朝城墙走。”这是因为感到惭愧。后来耿公代替王公担任吏部尚书，常常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他内心佩服三原公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真是贤者。朝廷官员又曾说，耿公的儿子从三原来京城探望父亲，俨然像个贫士，只骑一头骡子而已。有司负责驿传接待，哪里有机会奉承他呢？耿公的女儿嫁给宋姓监生，也只乘坐从市井雇来的两人小轿。她曾托云南张凤仪的知印用二两银子购买宝石，并反复叮嘱千万不要让耿公知道。他家以礼法教化子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弘治改元，当今皇上即位，按惯例应当向外国颁发诏书。江西刘景元戬以侍讲身份出使交南。当时交人吞并占城、侵犯缅甸，这一行很是艰难。刘景元戬毅然上路，带着两个仆人从南宁直达交南境内。交人惊讶地说：“从前的人都乘船来，扬起的船帆遮蔽海面，停留在那里进行重货换奇珍的交易。如今公难道是天人吗？为什么这样简便迅速！”交人设置馆舍迎接等候，对待刘景元戬比从前恭敬了一倍。陪臣拜跪时，刘景元戬按照《大明集礼》的文字接受礼拜，不和交人说一句话。到达后，他说明来意是颁发诏书，第二天宴会结束便要离开。交王大为惊慌，说：“一国百姓的性命，都系在天使身上！”于是馈赠的礼物比从前丰厚了一倍，有金珠、犀角、象牙等，珍玩很多。刘景元戬一概不看，立即起行，交王又派陪臣在路上拦截，约定一定要把礼物送给他。刘景元戬又写信给交王，给他看自己初入关时所作的诗：“咫尺天威誓肃将，寸心端不愧苍苍。归装若有关南物，一任关神降百殃。”交人更加敬畏惊惧，派陪臣入朝谢罪，表文中有“廷臣清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