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康济录卷之一

译了这个建议，下令百姓向边塞运送粮食，按照数量多少分等级授予爵位。

谨按：自古以来因为百姓饥荒而扰乱天下的事例，不止一二；却从未听说过因为没有珍珠美玉而扰乱国家的。晁错劝谏他的君主轻视珠玉、珍视五谷，充实国家的根本要务，大概就在于此吧？这正是他被称为“智囊”的原因。

汉景帝后元二年夏四月，下诏说：“雕琢刻镂的工艺，是损害农业生产的；华美的锦绣丝织品，是妨害女工纺织的。农业受损，是饥荒的根源；女工受妨害，是受冻的起因。饥饿与寒冷同时降临，而能不去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如今年成有的地方歉收，百姓的粮食颇为匮乏，这过错在哪里呢？有的官吏弄虚作假，以贿赂进行交易，掠夺百姓、侵害万民。着令二千石以上官员各自修明自己的职守，若有不勤于职守、荒废政务而致混乱的，丞相要上奏朝廷，追究其罪责。”

谨按：这道诏令专门重视农桑之事，将责任委托给太守。为政的方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况且又命丞相随时上奏，这是抓大要而察小节，因此百姓安定、物产丰饶。周代的成王、康王，汉代的文帝、景帝，都因此被称为贤君。

汉武帝时，董仲舒在对策中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官长，是用来承接君主教化并加以宣扬的。表率官长若不贤明，那么君主的德泽就无法宣扬，恩泽就不能流布，因此阴阳错乱失调，邪气充塞天地，万物少能各遂其生，百姓未能得到救济。”

谨按：董仲舒把承接教化、宣扬德政的责任交给郡守县令，这确实是抓住要领的言论。朝廷大

译员位高却与百姓不切近，散职闲官疏远而无实权，唯有府县地方官有专责守土之职，政令教化容易与百姓相通。末世颓败的风气，也唯有他们有力量加以振作。刘向向来称赞董仲舒有辅佐王业之才，正是因为他议论政事切中要害，而立意又本于正大之道。

汉武帝征和四年四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教导百姓推行代田法，一亩地开三条田沟（田沟，是田中的沟渠，宽一尺，深一尺），每年轮换耕作的位置（“代”是更换的意思，每年更换耕作的位置），所以叫做“代田”。每次锄草时，就把土培附在禾苗根部，使根扎得深，耐得住风灾和旱灾。他所用的耕作农具，都很便利巧妙，用力少而收获的粮食多，百姓都感到便利。

谨按《诗经》说：“伟大啊后稷的稼穑之事，自有辅助成就的方法。”自古以来教导农耕，都因地制宜、各有其适宜的方法，以尽到辅助裁成万物的责任。汉武帝为百姓治理农事，必定使贤良的人才、贤能的地方官在田间地头讲求耕作之法，用人工来弥补代替天工的巧妙，变化神妙，总期望便利百姓，而不敢在治国之事上懈怠偷安。美好啊这盛大的功业，这大概就是汉代治世兴隆的原因吧？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冬十月，监军谒者宋均见蛮方百姓正遭受饥饿困厄之苦，宋均与众将商议说：“忠臣出使境外，若遇有可以安定国家之事，可以自行专断处置。”于是假托朝廷旨意告谕众蛮族并使其归降，蛮地于是得以平定。宋均还未回朝，便先自行弹劾自己假托朝命之罪，皇上

译嘉许他的功绩，迎接他并赏赐金帛。

谨按：天灾实在可畏，饥荒遍及蛮方。假使再加以战乱争斗，那么死于刀刃之下的人固然多，僵毙倒地的人恐怕也不少，这岂是上天好生之心所愿见的呢？监军假托朝命而晓谕蛮族归降，既保全了上国的体统，又使那些边远小族心悦诚服。以仁德布施恩泽，以智谋成全仁义，理应受到皇上的奖赏。后世奉命出征于境外的人，大概应当以此为效法的榜样吧？

汉明帝永平三年，大规模营建北宫，当时正逢天下大旱，尚书仆射钟离意到宫阙脱帽请罪，上疏说：“从前商汤遇到旱灾，用六件事自我责备。臣切见如今大规模营建北宫，使百姓错失农耕时节。自古以来，人们所忧虑的并非宫室狭小，而是担忧百姓不得安宁。应当暂且停止此项工程，以顺应天意。”皇上立即下令停工，于是应时降下及时雨。

谨按：那苍茫高远的，就是天吗？谁说天理幽深渺远，一时之间便无法感格于它呢！当时劳民伤财，人心不安，而天意便加以示警。尚书仆射脱帽恳切进谏，皇上立即停止工程。及时雨随即降下，禾苗庄稼得以生长，由此可见风调雨顺，原本就在于人心的喜悦安乐。因为人心和顺，天地之气便和顺；天地之气和顺，阴阳便交融通泰了。可见王政本来就应当合乎情理，而天心总是寄托于民心之中。这话确实可信啊！

汉和帝永元五年，派遣使者分头巡行三十多个郡，凡是贫苦而无法自给自足的百姓，都开仓予以赈济供给。

谨按：汉和帝年仅十四五岁，就能体恤贫苦

译百姓，能铲除窦宪一党的专权，也算得上贤明了。只是仅凭天资聪明，终究不如通过圣贤之学日渐精进深邃；谁说师保辅弼之功是迂阔而不可亲近的呢？

汉安帝在位时，皇太后邓氏每次听闻百姓遭遇饥荒，有时通宵达旦不能入睡，亲自减省撤除自己的膳食用度，以救济灾荒危难，所以即便当时水旱灾害交相侵扰，天下依然恢复安宁，年成仍旧丰收，这正是勤于政事所带来的成效。

谨按：百姓若不依靠君主，怎能在荒年凶岁中存活下来？君主若不得百姓拥戴，又凭什么享有太平呢？这正是君民一体的道理。假如手足患病，而心腹之处能够独自安适舒泰吗？皇太后通宵达旦不能安眠，以救济饥民，世人称她为贤明的太后，确实是有道理的。

汉桓帝永寿三年春，有人上书说：“百姓的贫困，是因为货币混杂、钱质轻薄，应当改铸大钱。”此事下达四府众官及太学中善于议论的士人商议。太学生刘陶上书议论说：“当今值得忧虑的，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的饥荒。臣私下见到近年以来，良好的禾苗都被蝗虫螟虫吃尽，织机也因公私的横征暴敛而空虚。百姓所忧患的，难道是钱币的厚薄、分量的轻重吗？即便如今沙砾都变化为南方的黄金，瓦石都变化为和氏之玉，若使百姓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即便有伏羲般的纯厚德行，唐尧虞舜般的文明教化，也仍然无法保全朝廷之内的安定。百姓可以百年没有钱货，却不能一朝陷于饥饿。所以粮食才是最为紧急之事。”

谨按：古代的帝王，常常访求直言之士，

译时时广开言路，使民情能够上达朝廷，让百姓的疾苦，无时无刻不能昭示于宫廷之中。因此所颁布的政令，深深契合百姓的心愿，所流布的恩惠恩泽，且能周遍百代，而那些美好的谋略方针，也借此能够垂范光耀于千秋万代罢了。

三国吴孙权赤乌三年，百姓遭遇饥荒，孙权下诏派遣使者开仓放粮，赈济贫苦之人。

谨按：国家依赖百姓，就如同鱼依赖于水一样。鱼没有水就不能生存，国家没有百姓就难以治理。三国的君主，大多以称雄一方自许，怎肯将自己的百姓弃置于沟壑之中呢？只是派遣使者之中，又贵在选择得当之人。必须得到公正廉洁、干练精明、宽厚仁爱的臣子，然后才可以担此重任。因为百万百姓的性命，悬系于一人之手，这难道是小事吗？细细阅读这段史事，见其用人无可指摘，也可称得上是善于知人了。

北魏高宗和平四年十月，因定州、相州两地降霜损害庄稼，免除当地百姓的田租。承明元年八月，因长安地区第二季蚕多有死亡，免除百姓一半的赋税。

谨按：庄稼与养蚕，是百姓赖以谋生的根本。倘若在这两方面都一无所获，衣食已经匮乏，若催征赋税再加急迫，那么很少有不将百姓逼入盗贼之流的。如今北魏不仅因霜灾损害庄稼而免除田租，且因蚕丝歉收而蠲免一半赋税，恩泽是多么广博啊！仁德啊，这样的制度！

译久旱不雨，从癸未日起不进食，一直到乙酉日，群臣都到中书省请求觐见。高祖当时在崇虚楼，派舍人出面辞谢，并询问众人前来的缘故。豫州刺史王肃回答说："如今四郊已经雨水充沛，唯独京城稍显不足，百姓并未缺一餐饭，而陛下却已停止进膳三天，臣下惶恐不安，实在不知所措。"高祖让舍人回话说："朕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还是没什么感觉。近来朝廷内外、无论贵贱，都说四郊已经下雨了，朕怀疑这是想宽慰、体谅朕，未必是实情，正打算派人去查看。如果确实如他们所说，就应当进膳；如果不是这样，朕活着又有什么用？应当以自身来为万民抵偿罪过。"当天夜里，果然下起了大雨。

译谨案：君主的心就是上天的心。君主能够把万民放在心上，上天没有不惦念这一个人的。百姓还没挨饿君主就已经先饿了，上天难道肯辜负爱护百姓的君主吗？北魏高祖停膳三日而应时之雨降下，可见感应相通的道理原本就在君主的心中。君主爱护百姓，正是用来爱护自身；上天爱护君主，本就是想让他爱护百姓。天、君、民三者分开来说是三样，合起来则是一体。道理本来相通，道并无二致，恭敬事天、勤于爱民的道理，是应当再三体悟并加以防范疏忽的。

城阳王元徽任并州刺史，此前州境夏天降霜，庄稼没有成熟，百姓四处逃散，能安居乐业的很少。元徽当即开仓赈济百姓，文武官员都劝谏阻止他。元徽说："从前汲黯不过是个郡守，尚且擅自开仓赈救民灾，何况我是皇室至亲，受托掌管大藩，怎么能拘泥于法令而不救百姓的困苦呢？"于是先发放赈济，后上表奏报。孝明帝嘉奖了他，加封他为安北将军。

谨案：皮都不存在了，毛又依附在哪里呢？身居大藩要职，却不知道替朝廷宣布教化、体恤百姓，那就是有辱他的职守了。太严重了！看安北将军的英明果断，先赈济后上奏，这一转念之间，深深契合古代名臣爱护百姓的至诚本意。后世的君子，能不以此为鉴吗？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吴郡发生大水灾，钱塘一升米涨到三百钱。朝廷任命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兼任散骑常侍，前往巡视救济，并准许他见机行事。沈演之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凡是有生孩子的人家，按人口赐米一斗；有疑似冤枉的刑狱案件，全部判决释放。百姓因此蒙受恩惠。

谨案：美啊！元嘉年间的政绩，之所以能被天下后世称道，就是因为在饥荒之年，命臣子便宜行事，没有一个人不蒙受恩泽的。百姓正在饥肠辘辘、流离失所之际，谁不想从朝廷那里得到恩惠，来救活自己的性命？倘若只是按月巡视救济，那就是照顾了这里却顾不上那里，有始无终。百姓只得了个虚名，却没有实际的救济，那又何必派这样的使者呢？沈演之得到便宜行事的权力，免去了掣肘的祸患，年幼的孩子不至被遗弃，成年人可以从牢狱中释放，难道还会有像连绵阴雨般的眼泪，一并落在空锅破衣之上吗？古人说："上面有便宜行事的命令，下面就没有专擅妄为的臣子。"这话真是说得对啊！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八月，下诏说："河北州县遭受水灾，尤其严重。想到百姓，靠什么维持生计？朕在深夜思虑，直到日暮仍在操劳，这是我的责任，深感忧虑挂怀。应命有关部门酌情拨出东都租米二十万石加以赈济。"二十二年十一月，又下敕令说："百姓屡屡陷入困乏，朕与谁一起富足呢？想到这里，实在深感内疚。又听说京畿和关中地区田地受损，百姓连年歉收，长久缺乏粮食储备。虽然今年略有薄收，仍难免辛苦，应当予以减免，不要让百姓白白受累。至于州县不急需的事务、摊派征收的徭役，以及积久未偿的欠债等，一律停止。今年八等以下的租税，特此免除；受田一顷以下的地税，也一并免除。"

谨案开元年间的政绩，实在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仅这两道诏书，忧劳勤勉、宽厚大度的心意，就已溢于言表。那个时候，朝廷肃穆庄重，辅佐君主承行教化的多是称职的贤臣。因此一有灾害就能及时上报朝廷，一遇荒年就立即实行补救，安排得曲折周详，有实际的惠泽而没有虚假的名声。总之，轻钱财、尊贤才、去蒙蔽、去吝啬这四点，是古代圣贤所奉行的，小心翼翼地坚守而不违背的。这难道只是荒政所独有的道理吗？实在是万世治国的常道啊。

郭子仪因为河中的军士常常苦于缺乏粮食，就亲自开垦荒田百亩，将校们也据此按等级各自耕种，于是士兵们都不用劝勉就争相耕种，这一年河中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军中还有多余的粮食。

谨案：羊祜镇守襄阳，开垦田地八百多顷。羊祜刚到任时，军中没有隔日的存粮；到了晚年，已积存了十年的粮食。郭子仪在河中，也

译是亲身实践、努力去做。对上不至于让君主忧虑国库无以供给，对下不至于苦累百姓承担助饷的窘迫。一件事情做好了却能使君主和百姓都受益，若非贤将，怎能做到这样呢？

唐德宗《赈给种子诏》说：春天阳气布散，万物繁茂，正是万民乐于生长的时节，农夫努力耕作的时候。而如今我的百姓却与此相反，被荒年饥馑所逼迫，愁苦怨愤，无所依靠，有的背井离乡，去给人当佣工，有的沿路乞讨，困顿而死，乡里因此断绝了炊烟人迹，种子和口粮既已匮乏，农耕也无法进行。如果春耕误了农时，秋收又指望什么呢？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能不为此忧虑吗？虽然国家的财政储备还很空虚，公家的仓储还不充裕，但救济百姓的急难，怎能等到富足丰盈之时呢？就是耗尽所有，也要拯救这场艰难危厄。京兆府百姓，应一并赐给种子二万石，同州、华州各赐三千石，陕州、虢州各赐四千石。委托各州长官立即与度支使商议筹划，选派清廉公正、仁厚谨慎的官吏，与县令一同亲自前往乡里，按实际情况发放，并且加以劝勉督促，不要错过农时。凡各仓所存的陈年粟麦，应命节度使再拨出二万石，京兆尹立即派遣官员就近运送，赈济贫困之人，优先照顾鳏寡孤独、眼下最为困窘的人，务必使流亡的百姓都能均沾恩泽、得以存活。

谨案：诏书中说"春耕误了农时，秋收又指望什么"，明白了这个道理，怎能不赐给他们种子呢！于是流离失所的人可以返回家乡，惶惶不安的人可以停止恐惧。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可以保全性命，虽然眼前是衰草荒田，但不久就能看到青苗满目了。

唐德宗时，各州发生大水灾，陆贽请求赈济。皇帝说："淮西一带赋税本就欠缺，不宜再赈济。"陆贽说："宁可百姓辜负我，也不能我辜负百姓。"

谨案陆贽，一心忠诚清白，忠心报国。凡是他所陈述的，总是以向君主传达浩荡皇恩、体恤百姓疾苦为主旨。他是那种努力增进道义来侍奉君主的人，因此被称为千古名臣之首。

唐宪宗元和年间，南方发生旱灾饥荒，宪宗派遣使者前去赈济抚恤。使者临行前，宪宗告诫他说："朕在宫中用一匹绢帛，都要计算它的数目；唯独赈济百姓，就不计较所耗费的多少。你们应当体会这个心意。"

谨案：宪宗对自己节俭而对百姓厚待。而且还想让群臣都体会这份心意，这真是仁德的圣心啊！又何等地自奉俭朴而施恩广博呢？自古以来奢靡的君主，恩赏虽然滥施，却与百姓无关。因为他们内心被私欲蒙蔽，恩泽刚开始施行到万民身上就已枯竭了。所以说，达到大治的道路，首先要以清静的根本之地为主。

唐文宗开成四年七月丙午日，沧景节度使刘约上奏，请求用义仓的粮食赈济遭受水灾的百姓。皇帝下诏说："本来设置义仓，就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应当先发放赈济然后再奏报。敕令中有明文规定，刘约所奏报的，已经算迟了，应赶紧予以赈济抚恤。"

谨案：文宗实在是勤勉励精求治的君主，因此听闻百姓遭受灾害，就责怪节度使办事不力，责怪他没有先赈济再向有关部门后奏报。这是因为他深深明白救灾抗患是不能有丝毫延误的，所以对擅自开仓的过失不予追究，也不避讳有同事进谗言的嫌疑，一切为自己谋利益的念头，丝毫不放在心上。一朝之间发放出亿万粮食，成就了他的慈仁智勇，这难道不足以昭示后人吗？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春正月，有人说营田中有肥沃和贫瘠之分，不如把它卖掉，可以得钱数十万缗，以此充实国库财用。周太祖说："利益归于百姓，也就等于归于国家。朕要这些钱做什么呢？"于是撤销了户部营田务，免除了租牛课税。谨案：恩惠只施于一时，名声却流传千载，这在周太祖身上得到了体现。那时若把田地卖给百姓，把钱敛入国库，国家也未必因此而强盛，反而不合损上益下的道理。所以说治理百姓的人，可贵之处在于懂得立国的根本谋划，而不必斤斤计较、讲求功利，那就好了。

后周世宗显德

译五年，派遣使者均定境内的田租。世宗留心农事，常常用木头刻成农夫、农具、蚕妇等模型，放置在殿庭中。想要均定田面租税，先把元贞均田图颁赐给各道。到这时，又下诏命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别巡行各州，均定田租。

谨案：世宗难道不是五代时期的圣明君主吗？他的英明通达不逊于唐太宗，爱护百姓则仿佛汉文帝。在殿庭刻木像来重视农桑，向各道颁布均田图来平均田赋。在上位者懂得应把储备积蓄放在首位，明白居安思危的重要道理；在下位者明白耕耘应及早从事，有未雨绸缪的深远打算。这难道不是仁政吗？

显德六年，淮南发生饥荒，周世宗下令用粮食借贷给百姓。有人说："百姓贫穷，恐怕无力偿还。"世宗说："百姓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哪有孩子倒悬受苦而父母不去解救的道理？又何必一定要他们偿还呢？"

谨案世宗以仁爱之心发出这怜恤百姓的话语，这真是伟大的君王之言啊，施行于当时，恩德意蕴便浸润于人心；记载于典籍，仁政便昭显于后世。君民一体的道理，在这里体现得深切而显明。愿求治的人日日以此为鉴。

宋太祖乾德元年四月，下诏命各州长官视察百姓田地遭受严重旱灾的情况，予以蠲免租税，不必等待朝廷批复。

【宋】董煟说：百姓受灾遭难，本是极容易明白的事。如今州县遇到水旱灾害，往往两次派遣官员前去查验核实，使百姓先遭受骚扰之苦，然后才酌情减免租税数目，几乎抵不上所耗费的成本了。应当以乾德年间的诏令作为效法的准则。

宋真宗咸平二年春闰三月，征求直言进谏。转运副使朱台符上书进言，大略说："陛下即位以来，彗星出现一次，应时的雨水两次延误。彗星出现，是有兵祸的征兆；雨水延误，是恩泽未能流布的表现。应当重视农业以积蓄粮食，精简士卒以节省费用，专任将帅的职责以安定边境，谨慎选拔郡守县令以造福百姓。除此之外的这几件事，即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想出更好的办法了。"

谨案治理天下的人，如果真能按照朱台符的话努力践行，就能立即见到清明安宁、太平盛世，是可以预期的。所以说为政能得其要领的，就像烟气虽然微弱却能引燃旺火，冰凍虽然坚硬却能融化贯通水流一样，无论到哪里都能得心应手，达到百姓安居、物产丰盛的盛世。

张咏担任益州知州，因为蜀地本来就狭小，游手好闲的人很多，天下安定之后，人口日渐繁多，稍微遇上水旱灾害，百姓就必定难以维持生计。当时一斗米值钱三十六，张咏就依照各县田税折算成这个价格，一年折米六万斛。到了春天，登记城中贫苦百姓，按人口发给凭证，让他们照原价买米，并上奏请求作为长久的制度。此后七十多年，虽然有过灾荒，米价很贵，但百姓却没有饥色。

谨案：把谷粟折收成银钱，到春天仍按原价卖给穷苦百姓，这是权宜通变的绝妙办法。关键在于张咏心中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百姓，所以能随时妥善处置，各自适应当时的形势，而百姓都能真正受到实实在在的恩惠。自张咏镇守蜀地以来，朝廷就没有了西顾之忧，这话说得真对啊。

宋真宗祥符六年秋七月，滨州知州吕夷简请求免除河北农具的赋税。皇帝说："致力农业、劝勉耕种，是自古以来的道理，难道只有河北才该如此吗？"于是下诏各路一并免除农具税。发明说："治国之道，没有比革除弊政、体恤百姓疾苦更大的了。真宗禁止内臣干预公事，免除农具税，都是治国的善政啊。"

宋仁宗天圣七年六月，河北发生大水，冲毁了澶州的浮桥。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钟离瑾担任河北安抚使，并诏令钟离瑾所到之处，发放官仓粮食赈济贫乏的百姓。凡是遭受水淹的人家，现存三口的给钱二千，不足三口的减半发给。淹死而无力收殓的，由官府代为埋葬。凡是被水冲坏的仓库营房墙壁，立即予以修复。地势低洼的迁往地势高的地方。因水灾损失的官方物资，先予以补给。坊监遗失官马的，一律不再追究罪责，只责令查究

译原因。所管辖的官吏中贪婪暴虐、不能存恤百姓的，一律上奏弹劾。凡是在押的囚犯，委托长官从宽处置发落。至于防备边境事务和民间的疾苦，都要详尽筹划以备咨询。

【宋】董煟说：祖宗救灾，不只是遇到旱灾就祈祷蠲免减免赋税而已。有水旱灾害突然到来，冲毁百姓房屋，浸湿官府粮仓的，其赈济抚恤经营的方法，尤其详尽周全，实在可以恭敬地作为典范。

宋仁宗庆历元年十一月，因京城谷价飞涨，发放仓粟一百万石，减价出售，以救济百姓。

谨案：减价出售粮食，这个办法最好。对官府没有损失，对百姓有益。但发放的数量不多，就像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的大火，又有什么用呢！如今用一百万石来救济，是不看重米而看重百姓。知道米是由百姓生产出来的，这才是返本还原的道理。穷苦百姓得到粮食，欢呼雀跃，难道不会感动上天，招来祥和之气，带来丰年吗！

宋仁宗每次看到天下奏报有灾害损伤的，州郡必定加以存恤。嘉祐年间，河北发生蝗灾水灾，当时霸州汶水县没有依照编敕的规定上报灾情，百姓上诉，而本州也没有及时派遣官员查勘，转运使就此上奏。皇帝说："朝廷的政令，寄托于郡县；郡县的施政，寄托于郡守县令。地方官吏，是最亲近百姓的人。百姓即使没有灾害损伤，尚且应当加以存恤，何况有灾害损伤却不予受理，这哪里是有心体恤百姓呢？"于是从判官、知县、司户到主簿，都各自按等级处以罚铜。皇帝对左右说："之所以一定要施行处罚，是想让天下的官吏都明白朝廷体恤百姓的心意。"谨案古人说过："谅辅担任五官掾，大旱祈雨不得，便堆积柴薪要自焚，火刚点燃大雨就降下来了。戴封在西华，也是这样。"古代的良吏为百姓操心殷切，竟至如此地步。如今霸州那些官吏蠹害国家、危害百姓，仅仅受到罚铜的处罚。当时朝廷虽然从宽处理，但千载之后，评议的人谁又肯宽恕他们草菅人命的过错呢？

文彦博在成都时，米价飞涨，于是在靠近各城门的寺院，共十八处，减价出售粮食，而且不限购买数量。张榜通告各条大街，第二天米价就下降了。

谨案：饥荒之年富裕人家囤积米粮等待涨价，所以米价才如此飞涨。如今官方降价出售粮食，富人自然不得不争先恐后地拿出米来贱卖，然而如果不是循环反复地买进卖出，富人们知道官米有限，仍然不会降价的。

吴遵路已经按份发米给百姓后，又命令百姓采集柴草，由官府出钱收购。转向常平仓籴米，用来供养老人幼儿。计算共买柴草二十二万束，等到严冬雨雪来临，市面上却没有柴草出售了。就依照原价让百姓来买去，转手卖出。官府没有损耗财物，百姓又获得了利益。

谨案：出官钱收购柴草，既不让百姓苦于难以卖出，寒冬时又让百姓买去，还能赚到钱。一件小事却让百姓两次获利，这不是救荒的绝妙办法又是什么呢？

齐州发生饥荒，河北的流民经过齐州境内的络绎不绝。晁补之向朝廷请求粮食，得到一万斛，用来供给流民。设置馆舍、准备器具人手，流民聚集之后，就每天供给粥食药物，亲自前往救治，总共救活了几千人。选择地势高的地方作为无主流民的埋葬之地，男女分开埋葬。使者颇为妒忌他的功绩，想要设法阻挠他。等到到了当地，查核事情后反而更加叹服他。【明】陈龙正说：男女分墓埋葬，礼节施行到亡魂身上了。用心的精细周到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使者见了都感佩服。这是仁政感动人心，能够化解他的偏私之心而唤起他的天良啊。

苏耆担任陕西转运司。景祐年间，洛阳发生大旱，谷价昂贵，百姓饥饿而死。东京转运司也没有办法赈济，洛阳留守写信向苏耆求取粮食二十万斛，苏耆于是行文陕府按数拨给，并向朝廷奏报。当时同僚对苏耆说："陕西是沿边地区，屯驻的军队很多，如果有多余的粮食，只应当移调用来充实边境郡县，为什么要移给别的路呢？"苏耆说："天灾流行，《春秋》中就有体恤邻邦的道理，百姓的性命都系于君王身上，没有内

译外的区别。怎能明知百姓濒临死亡而不用多余的储备去赈济呢？如果日后有军粮运输的需要，我自会另外设法筹措，一定不会因此拖累大家。"朝廷对此十分嘉许。谨案：百姓一天不吃东西都不行，何况是食物短缺。到了几天之后就会饿死。手中握着关乎百姓生死的权力，坐视而不予以救助，仁德之人应当这样做吗？苏耆深深明白《春秋》中的大义，宁可自己甘愿承担罪责，也不牵累同僚，这份见识和担当，独超千古，难道是那些平庸愚昧的官吏所能比得上的吗？

许元担任丹阳知县，县里有个练湖，按旧法决开一寸水就用作漕运渠道，一尺是原有的定制，擅自决开湖水的人，罪过等同于杀人。当年碰上大旱，许元请求借用湖水灌溉农田，没等批复就自行决开了湖水。州守派遣官吏前来查问，许元说："只要有利于百姓，我一人承担罪责就可以了。"灌溉百姓田地一万多顷，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

谨案：百姓可以救助而恩惠却没有施及，心中虽急切但事情却办不成，即便有仁爱之心却不能付诸仁政，终究不能使朝廷的恩泽广泛施及百姓。许元决湖水灌溉农田，宁可自己甘愿承担罪责，有胆有识、有所作为，若不是良吏又是什么呢？

宋神宗熙宁七年夏四月，发生大旱。皇帝对翰林承旨韩维说："上天久旱不雨，朕日夜焦虑操劳，该怎么办呢？"韩维回答说："陛下忧虑怜悯旱灾，减膳撤乐，这不过是遵循旧例的做法，恐怕不足以应对上天的警示，应当痛切地自我责备，广泛征求直言进谏。"于是韩维上书极力陈说青苗法及开边政策的弊端。郑侠把自己所见到的情况绘成图画，献给皇帝。皇帝阅览之后，竟然彻夜不能入睡，于是慨然决定加以改革施行。诏令一出，人心大为振奋，这一天果然降下大雨，远近都受到滋润。

谨案：从前范镇说过，水旱灾害的发生，是由于百姓生计不足、忧愁无所依托的叹息之情，向上冲逆了天地之间的祥和之气所致。所以新法一经废除，民心便欢悦，天道也随之应验，应时的雨水立刻普降。凡是君临天下的人，能不因为民情而感通天意吗？

吴越地区发生大旱，当时赵抃担任越州知州，趁百姓还没有饥荒之前，写信询问各属县："受灾的乡有几个？应当由官府供给粮食的有多少？沟渠堤防的兴修，可以雇用百姓来治理的有几处？库存的钱、仓储的米可以调发的有多少？富裕人家可以募集出粮的有几户？僧人道士所食用之外的盈余、登记在册籍上的还剩多少？"让各县分别写明回复，并谨慎地做好准备。当时共获得粮食四万八千余石，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发给粮食一升，年幼者减半发给，是担忧人多拥挤踩踏。让男女分开日子领取粮食，每人一次领取两天的口粮，是担忧他们流亡外地。城市和乡村共设立五十七处发放粮食的地方，让百姓各自根据方便前往领取。告诫富人不得囤积米粮拒绝出售，又拿出官米平价出售。出售粮食的地方共有十八处，让购买粮食的人方便领取。发给工钱粮食，大规模修缮城池，生病的人给予医治，死去的人予以埋葬，收养被遗弃的孩子，供给穷苦人粮食。一直持续到五月才停止。凡是有不方便的事情，他都一力承担，不因此连累属下。有上报请示的，他有时便宜行事，立即处理，无论事情大小，都必定亲自过问。百姓靠他而得以存活。旧时评论说："他的施政虽然只在越州一地，但他的仁爱却足以显示于天下；他做的事虽然只行于一时，但他的方法却足以传之后世。"灾害的发生，即便是太平盛世也不能使其绝迹，但可以事先做好防备。等百姓受灾之后才想办法应对，与那种事先预作打算的人相比，就有差距了。没有经过磨练却能有所作为，与那些平素就有见识才干的人相比，也有差距了。所以特意收集赵抃在越州的施政事迹，得知他所施行的方法，乐意为此加以记载。

徐宁孙赈济饥民，他的方法有三条。第一条策略，本州县在职官员一一认真登记核查，凡确实是孤老残疾以及贫穷无法自食其力的人，无论成人小孩都登记姓名数目，将义仓的粮食逐乡逐镇逐坊逐巷分别发放赈济

译。每处请乡官或士人各三人，如果没有上户士人的地方，就请德高望重的老者。设置册子记录收支，发放凭证，每五天合并发放一次。成人每天给一升，小孩减半。凡是州县市镇乡村，都命令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发放，以杜绝重复冒领的弊病。乞丐等人也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另外设一处发放粮食，不得混入饥民的赈济当中。第二条策略，出售米麦本是用来救济穷苦百姓的，但有市场上的中间商人和有势力的奸滑之徒，让不该得的人假冒穷苦百姓乔装打扮来冒领冒买，而且还串通量米的经手人私下卖给相互勾结的奸诈之人，反而顾及不到村落里没有粮食的百姓。即便真有穷苦百姓买到粮食，也已是快卖完之际，大半都是碎米糠粃了，弊端无穷无尽。因此下令本州县设立赏钱一百贯，让人揭发检举，务必要使实惠落到乡民身上，不许有冒领混滥的情况。第三条策略是赈济，用五种颜色的旗子分成五个地方，每处分别派遣两名指使、两名书吏登记核查饥民，每人发给一个牌子和一面小色旗，按数目发放。发放完一面旗子后，再发放下一面旗子，不许乱跑。这是因为办事贵在依序进行，不能都挤在一处相互推搡喧闹。

谨案这三条策略都是救荒的要领，缺一不可。不这样做，饥民得不到实惠的情况就会有，狡猾的官吏奸民借机多得好处的情况也会有，因为赈济发放而互相拥挤致死的情况也会有。如果能这样，那么人事方面都能考虑周全，又何必担心天灾突然降临呢？

宋哲宗元祐初年，河东、京东、淮南发生灾害，监察御史上官均进言说："赈济抚恤有五种方法：一是使施舍落到实处，二是把粮食移调到有需要的百姓那里，三是根据贫富厚薄不同来发放救济，四是选用得力的官吏，五是宣告免收夏秋两税。"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些建议。谨案这五件事都能施行，百姓就如同生活在尧、汤那样的盛世了。虽然遭遇灾害却不受灾害之害，难道不是百姓的幸事吗？要知道百姓的幸事，也就是国家的福气，二者不能分开来看。

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正值大旱、饥荒、瘟疫一齐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因此米价没有暴涨，又请得度僧牒一百张，换取米粮来救济饥民。第二年春天，就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百姓于是免除了大旱之苦。谨案苏轼对杭州的贡献，最为长久，他修筑堤坝引水灌溉，造福农田，至今仍多受其利。这并不只是救荒一事上的请求蠲免、减价出售粮食而已。自古以来的名臣贤人，在朝为官时就恭谨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委婉地体察君王的心意；在外任职时就造福百姓，为国家降下及时雨般的恩泽，本来就不仅仅是靠文章辞藻这些末流技巧、铺陈渲染来博取名誉罢了。继苏轼之后担任杭州刺史的人，不要一味追求文章的华美来与苏轼一较高下，这样才好。

吴中地区发生大水灾，朝廷下诏发放一百万斛米、二十万缗钱赈济救灾。谏官认为奏报灾情的人是虚报，请求加以核实查验。给事中范祖禹将他的奏章封还，说："国家的根本，仰赖于东南地区供给。如今这一方百姓，呼天喊地地上诉，张口等着吃饭，为的是解除眼前的燃眉之急。虚报灾情虽然有些过错，但实在应当忽略不予追究。如果稍微施以惩罚谴责，恐怕以后就没有人敢报告灾情了。"

谨案，知道明辨事理、处置得当，然后才可以谈论国家大局。范祖禹，是贤臣，洞察民情，因而申辩说奏报灾情不应加罪，言辞简洁而道理透彻周全，正足以支持他封还奏章的力度。

宋高宗绍兴年间，下诏赈济，本意是为了救济贫民，近来世上的赈济只施及城郭市井之内，而乡村偏远的地方却从未涉及，须命令逐级传达安排，州安排到县，县安排到乡，即使是偏僻的地方，也要分派委任官员，一定要亲自到场、亲力亲为。

【明】陈龙正说：地方长官的赈济，只顾城市而遗漏乡村，这难道不是因为身处城市，只根据自己所见的情况，而忘记了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吗？穷苦百姓其实以乡村最多，因为他们愚昧无知，有的一辈子畏惧见官，宁可忍饥挨饿也不敢出面；有的事情都归里正保长处理，任凭他们随意欺瞒；有的保正胥吏借机勒索费用，强行隐瞒户口数目，种种情弊层出不穷，这些地方正应当尽心查察，怎能听任其

译遗漏，而任凭穷苦百姓无处申诉呢？

宋孝宗淳熙九年七月，将江西常平义仓及桩管米四十万石交付各司，预备赈济出售；拿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交付浙东提举朱熹，用以准备赈济出售。诏令拨出储备的和籴米一百四十万石，补足淳熙八年赈济的数目，储存在沿江屯驻的各州。九月，用十万缗钱引赐给泸州，用以准备赈济出售。淳熙十一年六月，诏令各州每年购买稻种，以备农田耕种之需。

谨案：贫苦百姓得到一分一厘的恩惠，就感激不尽，何况在饥荒之年，他们的欣喜庆幸，简直无法言表。更何况赈济出售、赈济发放，接连不断地进行，百姓更是日日都有所得啊？所以说，南渡之后的贤明君主，应当推崇孝宗为第一。

浙东发生大饥荒，朝廷命朱熹担任提举常平茶盐。朱熹接受任命后，立即写信到其他郡，广泛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税收。等他到任时，客商的船只已经聚集如云了。他每天与僚属查访民间疾苦，以至废寝忘食。事务安排妥当之后，就巡行所管辖的地区，无论深山幽谷，都无所不到。抚慰询问、存问体恤，救活的人不计其数。每次外出，都乘坐简朴的车子，屏退随从，自身所需的一切，都自己携带前往，丝毫不涉及州县的供给。因此他所巡历的地方虽然广大，却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郡县的官吏因惧怕他的风采，惶恐不安，常常好像有使者压境一般。因此他所管辖的地区肃然整肃。朱熹又曾对皇帝说："臣曾摹写了苏轼给林希的信，信中说熙宁年间的荒政弊端，花费很多却没有实效，是因为救济太迟的缘故。这话说得深切，可以作为后人的鉴戒。"

谨案爱民的政令，如果自身不努力施行，知道了也没有用，施行得不早，救济了也没有用。所以朱熹一接到皇命，就立刻努力施行，招募商人、访查困苦，不辞辛劳独自巡历深山，以此救活了将要饿死的百姓。让州县官吏听闻此事，无不惶恐奉行。这样一来，一个人所能救活的人数是有限的，而各地官吏所救的人却是无穷无尽的了。若不是贤能之人，能做到这样吗？朱熹的文章造诣已是无人能及，他的政事才干竟也是如此。他这份忠君爱民的心意，何曾有片刻的懈怠呢？

杨仲元调任宛丘县主簿，百姓诉说旱灾，郡守拒绝受理，说："本县不曾发生旱灾，这是奸猾的官吏诱导百姓这样说的。"杨仲元入内禀告说："田野中没有青草，您天天在官署中饮宴，恐怕不能了解实情，只要出郊一看便可知道了。"所谓的狡猾官吏不是别人，其实正是杨仲元自己，最终使百姓得以免除赋税。谨案：仁爱百姓的人，在这一邑百姓流离失所之日，恨不能挺身而出去救助，所以看到亲民的官员只以饮宴为乐，而不顾及百姓的疾苦，一腔慈爱怜恤之心，不得不激发出这样刚直急切的话语。凡是各地长官，都应当广开耳目、增长见闻，不要被身边的近臣所蒙蔽，这样才可以和他们谈论施政之道。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下诏停止征收燕南、河北、山东的租赋。

发明说："元世祖因为御史台大臣的进言，下诏停止燕南等路的租赋，一举之间，听取忠言、体恤百姓之事，都包含在其中了。这也可以说是恩惠仁爱及于这个世道和百姓了。"

至元二十二年，江西行省把每年多余的钞四十七万贯拿来进献。太子发怒说："朝廷只是命令你们安顿百姓，百姓安定了，钱粮又何必担心不足？百姓不安定，钱粮即便再多，又能自己享用吗？"于是全部退回。

谨案：帝王家如果能有一人以百姓为念，那么四海之内都能因此受福了。何况是太子呢！那多余的贡献，都是从百姓的血汗中、加派苛捐杂税而来的。那些搜刮聚敛的臣子，听到这番话，也应当有所警醒了吧。

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丁丑日，尚书省大臣上奏说："江阴、宁国等路发生大水灾，流离失所的百姓有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皇帝说："这种事又何必等着上报，应当立即赈济他们。"于是共发放粮食五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九石。

译谨案：急于救助百姓的人，是不会再三考虑而犹豫的。假使稍有吝啬之心，或者要求先查勘，或者要求先迁移百姓，就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犹豫拖延了。总之，唯有明察、唯有果断，才能把实实在在的恩惠推及给百姓。

元成宗大德七年下诏：连年歉收，赈济饥荒困乏之人，蠲免应征的赋税，宽贷积欠的债务。近来听说困乏的百姓仍然很多，如今内地各郡凡曾经受过赈济的人户，其大德七年应征的赋税粮食一律全部蠲免。饥民流离迁移到别处的，多方加以存恤，任其在方便的地方居住。如果贫穷到无法自给的，酌量赈济口粮。受灾地区凡有乐善好施之家，能拿出自己的财物周济贫困者，如实上报，酌情予以表彰重用。谨案：歉收之年，在蠲免赈济之外，穷苦百姓依靠富裕人家得以存活，富裕人家也因周济穷困而获得荣誉，这也是荒政中权宜变通的一种办法。

大德十一年，江浙发生饥荒，中书省大臣上奏说："杭州一郡，每年用来酿酒所耗费的米有二十八万石，禁止酿酒是有益的。"

谨案：把非必需的东西置于可以省却的用途上，用米来酿酒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酒，人不会有害；没有米，人却无法生存。禁止酿酒是有益的。

元武宗至大二年，下诏凡受灾曾经赈济的百姓，至大二年的腹里、江淮夏税一并蠲免。至大二年正月以来，民间拖欠的赋税课程经过查核勘验，一律予以蠲免。至大三年十月，下诏大都、上都、中都因为比其他郡承担的供给繁重扰民，特免除至大三年的秋税，其余各地今年受灾的人户，凡经过复核勘验属实的，依照上述办法予以蠲免，已经征收的部分，折抵到下一年的数目中。谨案：蠲免这种说法是惠民之政，但也贵在及时，否则一旦催收赋税急迫，百姓家中已经空虚无物。恩诏虽从朝廷发出，而国家的赋税却已在百姓家中征收完毕，这时候上面虽有隆恩，下面却没有得到实惠，中间只是让吏胥私自中饱私囊罢了。奉行宣扬皇恩德意的人，应当实心实力地去做，把剔除厘清奸弊作为要务。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中书省大臣上奏说："如今正当春天开始耕作之时，应当委派通晓农事的官员分道巡视，督促郡守县令亲自前往乡里，劝勉晓谕农民按时播种，务必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凡有曾经遭受水旱盗贼等灾害地区的贫民，无力自行准备耕牛种子的，由当地有关部门予以供给。并命令统兵将领禁止屯驻的军马践踏田地，以致耽误农事。"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谨案：百姓愚昧卑贱，全靠朝廷的经营谋划来安定生活。真能像这样经营治理，一切安排都得当，那么百姓自然能享受安宁富足的幸福了。安抚百姓的人应当条分缕析地列明这些事项并加以施行，才不辜负治理百姓的职责。

明太祖吴元年六月久旱不雨，皇上每天减少膳食，吃素食。群臣请求恢复正常膳食，皇上说："大旱成灾，实在是我德行有亏所导致的。如今虽然得到了雨水，但庄稼枯焦损坏的必定很多。就算恢复正常饮食，又怎能吃得下去呢？得到民心，就是得到天心。如今想要消除天灾，只应当谨慎地修养自身，真诚地爱护百姓，或许可以回应上天的眷顾。"于是下令免除今年……

译今年的田租。

谨按：太祖把免除租税作为宽待百姓的举措，把民心当作天心，这是探究到了根源、把握了根本。他怎肯为难百姓而违背天意呢？大明数百年来，开国的规模最称得上宽厚，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窥见一二。

洪武初年，陕西大旱闹饥荒，汉中尤为严重，乡民大多聚集起来做盗贼，无法禁止约束。这时，府库储存的粮食有十万多石，知府费震当天就下令开仓，让百姓领取粮食。从此以后，那些抢劫偷盗的盗贼以及邻近州境前来归附的百姓，都被编为保伍，核实人丁后发放粮食，依靠这个得以保全性命的人非常多。到了秋天大丰收，百姓都把粮食如数归还官仓，皇上听说后嘉奖了他。

译谨案：百姓做盗贼，多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官府已经了解了实情，自然应该及早招抚他们，给他们一条自新之路，仍然让他们做太平盛世的良民。但是救助贵在及早，拖延则积累的恶行就多，不能屈从国法去迁就百姓。救助贵在有权有力，否则反而是在引诱盗贼，使奸民更容易施展他们的诡诈。这一等处置办法，若不是精明强干而又能保护恩惠百姓的人，都不足以谈论此事。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皇上诏谕户部说："我拿出内库的钱财，交给天下年老德高的百姓去买粮食储存起来，正是要防备荒年歉收，救济饥民。如果遇到荒年百姓饥饿，一定要奏请，路上往返，动辄要经过几个月，那么百姓饿死的就多了。你们户部立即命令天下各级官府，从今以后凡是遇到饥荒之年，就先发放官仓的粮食借贷给百姓，然后再奏报朝廷，把这定为法令。"

谨案：饥饿的百姓等着吃饭，就像烈火焚身一样，救助他们片刻都不能耽误。就用一天时间来试验，也没有不应验的。假使一定要等奏报往返之后才发粮赈济，活着的人还能求得恩泽，死去的人怎能再活过来？太祖"先贷后闻"这四个字之中，仁心仁政，全都包罗无遗了。

成祖永乐十年敕令户部说："我做天下的君主，所致力的就是安定百姓罢了。近来河南百姓闹饥荒，官府不把这事上报，反而常常有人说粮谷丰收，像这样欺骗蒙蔽，会得罪于上天，这也是我任用了不当的人的过错。要立即命令河南发放粮食赈济百姓，凡是郡县官员以及朝廷所派遣的官员，亲眼看见百姓艰难而不上报的，都要追究下狱。"十一年正月，皇上对通政司说："我命令来朝见的官员说说百姓利害得失，大多都说田地谷物丰收，近来才听说山西百姓竟然在吃树皮草根，从今以后都要如实记录，境内有灾荒损伤自己不上报的，别人报告了他一定治罪。"

谨案：守土的官员，往往不肯把灾情上报，是想要把自己列入贤人君子之列，认为自己能爱护百姓，所以天灾才不降临，殊不知隐瞒灾情不上达延误救助的罪过，正是成祖深深明白这一点，这不正是睿智英明的君主吗？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经过邹县，百姓大闹饥荒，争相拾取野草果实来吃。太子看见了，心生怜悯，就下马进入百姓家中，看见男女穿的衣服都是打满补丁，锅灶都已倾倒破败，叹息说："百姓的隐痛竟然如此没有上达吗？"回头命令中官赏赐钱财给他们。当时山东布政使石执中前来迎接，太子责备他说："作为治理百姓的官员，看见百姓这样穷困，也动过念头没有？"石执中说："受灾的地方已经奏请免除了秋粮。"太子说："百姓饥饿将要死了，还顾得上征税吗？你去督促各郡县，赶紧查清饥民的人口数，近处大约三天，远处大约五天，全部发放官仓粮食赈济他们，此事不能拖延。"石执中请求每人发给三斗，太子说："姑且给六斗吧，不要害怕擅自发放的罪名，我见到皇上自会自己奏明。"到了京城，果然立即上奏此事。皇上说："从前范仲淹的儿子尚且能够载着麦船救济他父亲的老朋友，何况百姓都是我的赤子啊！"

谨案：太子经过邹县这件事，起初因百姓的隐痛不能上达而为之叹息，接着又责备石执中身为治民之官，竟然丝毫不动心而为之痛恨。第三次说到饥民与死亡为邻，还谈论秋粮实在可笑。这颗心恳切地爱护百姓，说的话都井然有序，尧舜的仁德也不过如此。后来永乐皇帝又拿麦船的故事作比喻，父子一心，善人以此为准则，国运长久也是应当的了。

仁宗洪熙元年四月，当时有从南京来的人，皇上问路上所经过的地方情况如何？回答说："百姓多缺乏粮食，而官府征收粮税却还是照旧。"于是召来询问少师蹇义，回答的也是一样。皇上坐在西角门，召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命令起草诏书免去税粮的一半，并且停止官府购买。杨士奇回答说："应当让户部、工部知道这件事。"皇上说："救济百姓的窘迫，应当像救溺水的人扑灭大火一样急迫。顾虑国家用度不足的人多，也就有了迟疑不决的想法。"命令中官准备好纸笔，让杨士奇等人在西角楼起

译草诏书，派遣使者携带着颁行。皇上回头对杨士奇说："现在可以告诉户部工部两部了。"左右有人说："地方千里之广，这中间未必全都荒歉无收，也应该加以区别，才不致滥施恩惠。"皇上说："体恤百姓宁可过于宽厚。做天下的君主，难道能与百姓一分一寸地计较吗？"

谨案：仁宗这道诏书，且不说免除租税，仅这一番委婉曲折的深心，也是不容易遇到的。让人见到这件事，在几百年之后仍然感念他的恩德，何况亲身遇到那个时代的人呢？这种宽厚广大的胸怀，简直与天地相符合。

宣宗宣德九年正月，巡抚周忱奏报中说："臣把各府的秋粮查核数目，其中有北方军队和京官俸禄用的米一百万石，要运送到南京各卫的粮仓听候支给。计算船运的耗费，每石粮食须用六斗才能有一石运到粮仓。臣曾经奏请把前面所说的一百万石俸米在各府就地存收，让北京的军官家属就近来这里领取，这样可以节省船运耗费的米六十万石，又免去了百姓搬运的辛劳。承蒙圣恩批准施行，于是得以节省剩余耗米六十万石。想要在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所属的各县分别设立济农仓一所，收藏储存前面所说的耗米。以后遇到青黄不接、需要车水种田的时候，缺粮的百姓可以支取赈济。承蒙批准施行，百姓都因此有所依靠了。"谨案：镇守封疆一方，本非平庸之人。这个时候如果不救济苍生，为君父分忧，作为使国本稳固、邦家安宁的长远之计，岂不是辜负了藩屏抚绥百姓的职责吗？如今奏请减省六十万石粮食来惠及穷苦百姓，大臣的经世济民，到此才可称得上问心无愧。

世宗嘉靖八年，山西发生大饥荒。参政王尚絅上奏救荒八条建议：第一，怜悯饥荒的百姓，请求派遣使者巡行各部，询问百姓疾苦；第二，抚恤暴露在外的尸骸，请求官府祭祀掩埋，消除疫疠之气；第三，救济贫民，请求分发散给仓库积存的粮食，等到秋收后再补还；第四，停止征收赋税，请求截留暂停征收，等待丰年；第五，讲信用发告示，请求劝导富户分出豆粟；第六，推动粮食买卖流通，请求命令不要阻塞禁止；第七，谨慎地做好预备，请求申明旧例，措置储备积蓄，不要使粮仓空虚；第八，抚恤流亡的百姓，请求所经过的州县加意存恤，不要使他们聚众而生出叛乱之心。户部核议后，予以施行。

谨案：嘉靖继承皇位之后，连年饥荒，之所以能够安定百姓，是众位大臣匡扶救助的力量啊。王参政的八条建议，与林佥事同在一个时期，实在都是一方百姓的福星啊。

嘉靖三十二年，程文德防范水灾异常，谏官屡次上奏，主张意见没有统一。臣认为如今内库的钱不必发放，大臣不必亲自前往。救荒没有比就近处理更方便的，没有比拘泥成规更不便的，应该分别派遣行人携带诏书宣布晓谕，让各州县自行赈济发放，听凭他们权宜处置。凡是官府的钱粮、公家的仓廪、赎罪的钱物、劝导借贷的粮食，只要可以救济百姓，一概不加限制。又近来户部申明了开纳的条例，也准许就在本地上纳，即使是粟麦黍豆，凡是可以救荒的，都可以输送到仓库中，估算价值发给凭据授予官职，仍旧记录救活百姓的总数，定出等级，以此作为升降官员的依据。就连巡抚巡按守令的贤能与否，也用这个来考核，皇上批准了。

谨案：正当灾荒之年，若有人肯以权宜之法申请，那么百姓能够保全性命的就多了。为什么呢？救荒贵在迅速，而最忌讳迟缓。程文德所说的，凡是可以救济百姓饥饿的，都可以上纳。这是收集涓涓细流般的清流，把恩泽普施到干涸的车辙之中啊。饥饿的人不再饥饿，流亡的人不再流亡，这不就像寒谷回春一样吗？

钦定康济录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康济录卷之二

先事之政计有六条

先事论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积蓄储备够九年之用，这才叫作太平。虽然当时正逢丰收兴盛，年年记载大有丰收，可是圣德仁恩的深厚，却仍勤劳治理天下，日夜不遑安宁。凡是万物繁茂生长，衣食便利安定，百姓的生计之道，考虑得极为周详细密，事事都能兴办没有荒废的，因此天下四方都太平安定，坐享极好的治理。在这个时候，即使有饥荒发生，国家也没有匮乏，弥补偏颇、救助不足的方法，也就用不上了。后世耕种的人一天天减少，户口一天天繁多，遭受灾害损伤的百姓，在还没有饥饿的时候救济他们，那么用的物资少而惠及的范围广；在已经饥饿之后才救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