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康济録卷三上

译武到华岳祭祀。岳庙原本在山下，是平常祈祷的地方。逹奚武对属下官员说：「我身居三公之位，却不能调理阴阳，以致在农事最盛的月份，久久断绝了甘霖。天子为此忧心操劳，百姓惶恐不安，我承担的责任既然如此重大，忧虑责任实在深重，不能与常人一样，只在平常祭祀的地方祈祷，必须登上高处展现诚心，探寻那神灵幽深之处。」华岳既然高峻，千仞峭壁耸立，山路险峻难行，人迹罕至。逹奚武年过六十，只带了几个人，攀援藤蔓树枝，才得以登上山顶。于是叩首祈请，陈述百姓恳切的心愿，因为天晚不能返回，就在山岳上铺草露宿。梦中见到一位白衣人前来，握着逹奚武的手说：「你如此辛苦，实在值得嘉许。」逹奚武惊醒后，更加恭敬肃穆。到天亮时，云雾四起，不久便降下大雨，远近都受到滋润。高祖听说此事，赐下玺书慰劳他。

谨案：怀念百姓之心既深，祈祷自然恳切，逹奚武不畏惧自身的危险，终于感格了岳神的灵验，阴云密布而应时降雨，民间的困苦得以解除。后世的君子想要避免灾祸危难，能不小心谨慎地敬奉上天吗？

唐代宗大历四年四月，雨一直下到九月，京城米价一斗涨到八百钱，官府拿出米二万石，分几处出售，关闭坊市的北门，设置土台，台上竖起黄旗，用以祈求天晴，就在这一天雨停了。

谨案：上天用灾害来示警告诫，实在不曾是要用灾祸来使百姓受苦，而是要用来测试治理百姓的官员会如何应对罢了。如今幸好拿出官米分开出售，百姓的困苦稍稍缓解，这才天晴了。是穷苦百姓的欣喜期盼感召天意而来的呢？还是因为关闭北门、设置土台而天晴的呢？贤明的人自然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舒州令麴信陵有仁政之名，曾经写过一篇祈雨文，其中大略说：「如果私欲之求施行于乡里，残酷黑暗的政令施加于百姓，那是县令的罪过。神明可以因此惩罚他，怎能转嫁到百姓身上、危害到年成呢？」祷文焚烧完毕，雨就降下来了。

谨案：面对自己的良心而没有愧疚的人，才能够向神明畅达心意。这仁政的美好，真是深切啊！清廉的官吏，神明难道不会降福于他吗？无辜的百姓，年成难道会因此困顿他们吗？百姓无罪，而县令贤明，雨若还稍有迟延，神明难道没有过失？这就像司空图斥责雨神，说的也是知道百姓的困苦却不及时向上天请求，这只是徒然占据神位罢了，凭什么称作神呢？

宋仁宗庆历甲申年，《王子融息壤记》记载：「我以尚书郎的身份治理荆州，从春天到夏天没有下雨，遍访各处祭祀求雨。五月壬申日，我与众位僚属经过此地，发现地面不再隆起，而石屋的屋檐已经露出来了。请求挖开验看，即便招致些许不祥，也足以求得痛快。于是备好畚箕铁锹等候第二天动手。就在这天晚上，雷雨大作，远近都得到滋润，随即用美酒祭品献祭答谢。」苏子瞻的《息壤诗序》说：「息壤旁边有石头不可冒犯，畚箕铁锹所到之处，又恢复如故。而且屡屡招致雷雨，遇到年成干旱时多次显灵有验。」谨案：雨水之所以难以求得，是因为没有从中得知必定能够致雨的方法。如今看息壤这件事，王子融、苏子瞻都说大略不可冒犯，屡次有所应验。冒犯它已招致灾祸，向它求告难道就没有福报吗？想求雨的人，如果在这个地方展现虔诚敬意，怎知不会胜过用畚箕铁锹去挖掘呢？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五月癸卯朔日，京城下起连绵大雨。辛酉日，命令宰相祈求天晴。己卯日，又命令宰臣祈祷降雨。至道二年，命令宰臣、百官前往神祠祈祷降雪。

谨案：调理阴阳，是宰相的职责所在。风调雨顺，百谷丰茂，这都是圣明的天子时时刻刻在心中默默祈祝的，而且也是用这个来责求于三公九卿这些辅政大臣的。如果偶尔延误农时太过严重，那么百官之长自然应当亲身承担这份劳苦，斋戒诚心地祈祷，对上为至尊分忧，对下率领群臣尽职尽责，用至诚感召上天，或许

译能够祈得上天的福佑而使天下安定，这也是贤臣遇到灾害而心怀警惧的道理。

仁宗庆历七年三月辛丑日，皇帝在西太乙宫祈雨。当天烈日炎炎，皇帝撤去伞盖不用遮挡。等到返回时，大雨已经下得十分充沛。

谨案：仁宗每次遇到水旱灾害，必定露天站立仰望上天，痛切地自我责备。这是何等地爱护百姓到如此地步啊！灾荒的到来，多半是由于人事上的过失，所以唯恐惧而修省，谨慎地敬畏上天的警戒，以此感召祥和之气，那么灾祸就会消散而百谷得以丰收，万民因此得到救济。《诗经》说：「小心翼翼，敬事上帝，才能获得众多福分。」仁宗正是这样的人啊。

《东坡志林》记载：我从前在扶风担任从事的时候，年成大旱，向当地父老询问境内有没有可以祈祷的地方，父老说太白山极为灵验，自古以来祈祷没有不应验的，近年来有太守上奏请封山神为济民侯，从此以后祈祷就不灵验了，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我正在思考这件事，偶然翻阅《唐会要》，看到记载：「天宝十四年，方士上奏说太白山金星洞有宝符灵药，派人前去取来后果然获得，于是下诏封山神为灵应公。」我这才明白神明为什么不高兴的原因，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守，派人前去祈祷，说如果应验就上奏朝廷，请求恢复公爵的封号，并且用瓶子取水，带回郡城，水还没到，就已经风雾缭绕，旗帜飞舞，仿佛有所显现，于是大雨连下三天，年成因此大熟。我写奏疏详细陈述了事情的经过，朝廷下诏封为明应公。我又为此写了一篇记，这一年是嘉祐七年。谨案：旧有的典章制度不可不熟悉，神灵不可不敬奉，假使不是苏公查阅《唐会要》，得知前人封典的失误，以诚心敬意祈祷，请求恢复公爵的封号，那么雨终究不能求得，年成又怎能丰收呢。

孝宗淳熙年间，遇到大旱，知县李伯时把搅扰龙潭的方法告诉太守，用长竿系上虎骨，缒入龙潭之中，于是求得了雨。取出的时候稍有迟延，雷电就随之而来，赶紧命人取出虎骨，雷电才停止。南方有个州久旱不雨，当地人用长竿系上虎骨，投入有龙的水潭，投入水中就有好几个人拉扯不住。不久乌云升起，潭水与雨水一同降下。龙虎本是天敌，即便是枯骨也能发挥这样的功效。

谨案：施行渺茫难验的祭祀典章，不如效法可以验证的祈求方法。虎骨不是难得之物，龙潭也是郡县常有的地方。知县李伯时与南方那位当地人，都是用这个方法求得了雨。如今求雨的人，难道不可以一试吗？只怕没有诚心，就不会有实际的效果。这又在于人自己是否努力用心了。

元顺帝至正二年，御史王思诚上奏，说京畿地区去年秋天没有下雨，冬天没有下雪，如今正当春天首月，蝗虫滋生，河水泛滥，应当昭雪冤案。命令有关部门到各处神庙祈祷，陈设牲畜币帛，祭祀河伯，堵塞决口，对受灾的人家从厚予以赈济体恤，或许可以召来阴阳之和气，消解水旱的灾变。这是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天，而不是用空文。

谨案：人君统治抚育万物，敬畏天神，难道只是用虚文求得神明的鉴察吗？纵观古代史书，宋景公用善言使荧惑星退去；汉文帝命令有关部门祭祀而不祈求，不要谄媚神灵以求得帮助；唐懿宗下诏在京兆用香水蒲萧在坊市中洒扫以召雨。罗隐请求遵循前代十六位圣君的教训，可以招致丰年。确实，君上如果心怀爱民之意，就必须切实践行他仁厚的言语，赶紧施行补救的政策，这样才能使诚信昭示于上，恩泽施及于下，用德行意愿来倡导和气。即便灾害频繁，也能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消解。希望治理百姓的官员，能在平时就有所警惕，遇事时更能谨慎小心啊？

明太祖洪武三年夏天，久旱不雨，皇上为此忧虑，于是选定日子亲自祈祷。到那一天四更天，皇上穿着朴素的衣服和草鞋，徒步前往山川坛，铺设

译草席，露天而坐，白天在烈日下暴晒，片刻不曾移动；夜晚就睡在地上，衣服也不解开腰带。皇太子捧着榼盒，进献农家的食物，掺杂着麻麦豆粟，一连三天。不久便降下大雨，四郊都得到充分滋润。谨案：上天，是万物的祖先；帝王，则是万民的大父母。饥荒的年岁里，亿万百姓在下面嗷嗷待哺，治理百姓的人在上面忧劳操心，唯恐不能竭尽诚心感召天和，为百姓向苍天请命。又怎敢安逸地深居宫中，把百姓的伤痛置之度外呢！太祖深深洞悉这个道理，亲身徒步祈祷，不惜爱惜自己的发肤，因此君心端正而天心也顺应，甘霖滂沱而降，年成号称大熟，这难道不美好吗！

明朝末年戊申年，河南发生大旱，登封知县梅传见麦子都已经枯萎，因此想到荞麦还可以补种，劝百姓准备种子等待时机。祈祷完毕后，他信步走了几里路，遇到一位隐士，向他作揖说：「您勤劳辛苦，然而下雨关乎天意，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求得的。」梅传说：「荞麦还可以种吗？」那人叹息说：「可惜您这一片仁心啊。」他指着一棵树下说：「您想要救活百姓，非这个不可。」一看原来是野菜。梅传于是命令百姓广泛收集菜籽，与荞麦一同种下。不久又阴雨连绵不止，荞麦没有一株能生长的，只有菜却蓬勃地长了出来，而且比往年多出好几倍，百姓依靠这些野菜才没有饿死。

谨案：如果用难以必然实现的事情去教导百姓，不如用能够让人吃饱的办法来率领众人。知县的用意在于救活百姓，诚心祈祷，虽然不能保证一定能求得雨晴相应的结果，也能得到隐士的指点。唉！这位隐士，怎知不是神人的化身呢？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荞麦长不出来而野菜必定茂盛呢？由此可知，一片诚心所感召，万物都能相通。那些埋怨上天责怪他人的人，只是徒然增加自己的罪过罢了。这也是解救旱灾的一种办法，留心百姓疾苦的人不可不知道。

急切祈祷总论说：政治清明、德行馨香，何须祈祷？但不知旱涝无常，若非神灵庇佑难以消解，祈祷也是不可缺少的。何况正当万民困顿窘迫、四境惶恐不安之际呢？假使不能早晚恭敬肃穆，向上感格天心，不但不能挽救将来的饥荒，也不能安慰百姓失望的期盼之情。这就是《周礼》中一定要设置小祝掌管祭祀的原因。作为人君，应当借着祈祷而想到百姓的艰难，昭雪冤狱，广施平粜，或者在梦中感格神灵，或者亲自祈祷而求得雨水，怀抱百姓的仁心，难道不是在这些地方体现出来的吗？岳神降临鉴察，是大臣的恭敬所致。县令则作文章自我责备，投虎骨以搅扰龙潭，诚意所到之处，雨水没有求不来的。野菜可以救活百姓，若不是遇到隐士的指点，又怎么能够知道？可见身负治民之责的人，无时无刻不应当积累诚心以求得感通。如果实在求不到，那就像苏子瞻迎神受骨、王子融息壤求雨那样，都是可以效法的。怎能享受着天子给予的俸禄却不顾念年成的丰歉呢？《诗经》说：「上天降下丧乱，饥荒接连而来，没有一位神灵不曾祭拜，没有一样祭品舍不得用。玉圭玉璧都已经用尽，难道还不能听到我的祈求吗。」正因为玉圭玉璧都已经用尽，然后才可以期望上天降下

译按（鉴）：在饥荒将要发生之际，还有什么要紧事比得上祈祷吗？

二、访求贤才以抵御灾害

【汉武帝】、【秦王苻坚】、【南齐武帝】、【唐太宗】

【杜黄裳】【宋司马光、宋孝宗、宋理宗】

【元武宗、张光大、明林希元、钟化民】

译汉武帝元朔元年冬天，颁布诏书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讲忠信的人；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如今有的地方竟然整个郡都不能推荐出一个人才，这是教化没有普及到下面，而有德行的君子被阻隔、不能上达朝廷。二千石的官长，本该整顿人伦纲纪，将靠什么来辅佐我照察隐微、〇顾百姓、勉励民众、推崇乡里教化呢？况且举荐贤人应受上等的赏赐，埋没贤才应受显明的惩罚，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要让中二千石、礼官、博士一起商议，不举荐贤才的人要治罪。"

按：汉武帝这道诏书，虽不是专门为荒政而发，但令人举荐贤才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巧妙的了。像赵简子得到尹铎，百姓因此感念归心；陈宠任用王涣，各种政事都处理得当。何况饥荒之年百姓性命危在旦夕，如果不用赏罚来激励举荐贤才，怎知不会有人徘徊歧路、观望等待错过时机呢！

东晋时秦国甘露五年十月，前秦王苻坚命令各州牧郡守各自举荐孝顺友悌、廉洁正直、通晓文学政事之人，并考察他们所举荐的人才，举荐得当的加以奖赏，举荐不当的加以治罪。因此人人不敢随意乱举荐，请托求情之风也不能盛行,内外官员大都称职，田地得到整治开垦，仓库多有充实的存粮，盗贼也销声匿迹。

按：用人得当而万事得以治理，这不正是说的前秦王苻坚吗？假如举荐不得法，赏罚混淆不清，蒙蔽贤才的人就会增多。田地还能开垦吗？仓库还能充实吗？盗贼还能平息吗？由此可见，重视贤良之事不能不紧迫，赏罚不能不分明啊。

南齐武帝永明三年下诏说："郡守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关键，刺史巡察部属是首要之事，应当〇督促农桑生产，根据土地情况、审度时令，务必充分发挥地利。如果耕种养蚕特别出色、足以激励懒惰之人的，所在官府应立即上奏。那些荒废本职、勉强办理其他事务、耽误正事妨害农事的，也要将姓名上报。将来要明确赏罚，用来劝勉勤勉者、警戒懈怠者，考核评定政绩优劣，用来申明升降。"

按：荒废政事、妨害农业，是国家的大祸害。假若遇上水旱灾害，百姓衣食全无，必定会导致挨冻挨饿、流离失所，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这道诏书既然在灾荒未起时就勉励地方官，又岂肯在歉收之年因循怠惰？可以说是劝勉恳切而责求得当啊。

唐太宗贞观初年，太宗命令封德彝举荐贤才，过

译了很久也没有举荐出人才，太宗质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只是如今没有出众的人才罢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取其所长。古代能使天下大治的人，难道是从别的朝代借用人才吗？正应担忧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能诬蔑说整个世代都没有人才呢！"封德彝惭愧地退下了。

按：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有限，天下的才智之士却是无穷无尽的，怎能不让众人都来举荐呢？所以有一代的圣明君主，必定有一代的贤能之臣，何曾从别的朝代借用人才？埋没贤才的小人，只知道自以为是，被唐太宗一句话说破，这就是他惭愧退下的原因。

唐宪宗元和年间，皇上与宰相讨论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有的勤劳于处理各项政务，有的垂拱而治、无所作为，各有得失，怎样做才好呢？"杜黄裳回答说："作为君王，上要承奉天地宗庙，下要抚育百姓四方蛮夷，日夜忧虑操劳，所以不能自我懈怠、贪图安逸。然而上下有各自的职分，纲纪有一定的次序，只要谨慎选拔天下的贤才而委任他们，有功就奖赏，有罪就惩罚，谁不尽力效劳呢？明君在求取贤才上劳心，而在得到人才之后就安逸了，这就是虞舜能够无为而治的原因啊。"

按：天下的事情，独自承担就辛劳，分派他人承担就安逸，道理本来如此。然而如果得不到贤才而委任给他，那么亲近百姓的官员就不会以真心实意推行实实在在的政事，救灾恤患也没有办法；督抚大员就不能通晓国家大体，向百姓宣布朝廷的美意，使他们知道崇尚节俭、走上富足的正道，所以治国的谋略，一定要以谨慎选人为要务。杜黄裳的这番对答，真是宰相的高论啊。

宋神宗熙宁二年，派遣使者赈济河北的流民。司马光进言说："京师的粮食有限，河北的流民却无穷无尽。不如挑选公正的人担任监司，让他们察看灾情；对不能胜任的州县长官加以撤换，让各地长官分别赈济本州县的百姓，那么饥民就有了活命的出路，怎会有流离迁徙的情况呢？"

按：宋朝的司马君实，他为政的时候，即使是妇女儿童，也没有不爱戴他的。然而他赈济灾荒的时候，也是以举荐贤良、罢免不称职的官员为言。后世要救活饿殍的人，怎能不把得人才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在歉收之年大大增加生机，而免除流离颠沛之苦啊！

宋孝宗时，有臣僚进言说各路旱灾受损情况

译，请求将展缓征税、展缓开仓的事交给转运司负责，将籴粮借贷的事交给常平司负责，将察觉舞弊滥用的事交给提刑司负责，将体察情况、筹划措施的事交给安抚司负责。皇上告诉宰相说："转运司只谈检查放粮这一件事，恐怕日后赈济一类的事情，他们必定不肯承担责任。"虞允文上奏说："转运司管理一路的财赋，这叫做统筹财计，凡是各州郡有多有少，互相调剂补充，这正是转运司的责任。"按：君臣之间，都把饥民的事当作急务，他们用人的时候，互相斟酌，唯恐稍有不当，给百姓带来祸患，都让各官员尽到自己的职责，事情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这难道不是百姓的幸事吗？

宋理宗嘉熙三年，临安发生饥荒，百姓相互搀扶投水自尽。理宗命令原来的守臣赵与权仍旧掌管临安府事务。赵与权奉诏后，急忙张榜告谕百姓保全性命，等待皇恩沐浴。京城的人于是相互告诫不要寻死。赵与权对上则向朝廷恳切请求，对下则推诚布公劝导分粮救济。及时雨随即降下，米商大量聚集而来，就连流离迁徙的人也因此得到救济。

按：理宗的命令，是让原来的守臣仍旧掌管临安府事务，百姓因此相互告诫不要寻死。良吏对民生有益，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凡是遇到歉收之年，得到这样的好榜样，那种依恃朝廷、期盼救济的风气忽然又重新出现了。何必担忧雨不降下、百姓不能得救呢？

元武宗至大二年，下诏说："朕即位以来，一直以拯救灾荒、体恤百姓为要务，但恩泽还未能普遍施及，流离失所的百姓还未能安定聚居，难道是有关官员没有认真奉行执行吗？如今特命中书省，选拔内外官员，专门以安抚治理为事，裁减多余的官员，节省浮滥的开支，全面革新政事治理，以符合朕的心意。"

按：因为恩泽未能普及，而认为遴选官员适当地〇考虑到了这一点，做得对了。但作为地方官员，也不能不把体恤下层士人放在心上。从前子奇十六岁时就治理阿地，依靠白发老人竭尽全力为他谋划，才能够使阿地大治，难道不是吗？

元代张光大有这样的说法：选拔合适的人委以重任是第一要事。如果委任得人，自然不会有弊端。君子做事，谋划赈济的方案开端，尤其应当谨慎。如果一概委任富豪之家来办理，那么富而好行仁义的人少，为富不仁的人多，其害处甚于那些没有依靠的胥吏之流。今后不如选择乡里有德望、诚信谨厚、乐善好施的人，或者贤良的缙绅、素来行事忠厚廉洁耿直之士，不拘泥

译于是否富豪，只要是众人所敬重、心悦诚服的人，允许让乡民推举，让他来掌管，这样赈济储备的粮食就不会落空，凶年饥岁也就能够救济百姓了。

按：元代的张光大，就如同宋代的董氏一样。留心荒政，真诚恳切，所以他所论说的都出自肺腑，事事都可以效法。唉！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既不能辅佐君主、造福百姓，又不能著书立说、济世救民，白白吃着粮食罢了，难道不是大大辜负了光阴吗？这是值得珍惜的言论啊！

明代佥事林希元的奏疏中说："救荒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即使得到合适的人还未必能救济成功，何况得不到合适的人呢？"臣愚以为应让巡抚、巡按、监司精心挑选府县官员中廉洁有能力的人，让他们主持赈济事务。如果正印官不堪任用，可以另外选择有才能的佐贰官；或者用没有灾情的州县中廉洁能干的正印官来担任。因为救灾之事应变从权，难以拘泥常规。至于分别负责赈济的官员，可以让主持赈济的官员自己选择。事情办完后，官员的表现要上报吏部，府县学官等按此升降；举人、监生等人员依此授予官职；百姓则上报给巡抚、巡按，分别给予赏罚。这样一来人人都有所激励劝勉，救荒的政令或许就能够顺利推行了吧？

按：林佥事救荒的办法，可以说没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了。首先重视得人，又用赏罚来劝勉人，谁敢不以勤勉自我激励，以懈怠为戒呢？这就是在赏罚之中求取贤才，使饥民能够在拯救危难之中得以活命啊。

御史钟化民救荒时，告谕所属官员说："厂官不能随便任用，应由当地保甲里长中年高德劭者，公开推举富裕而又好行礼义的人来担任，州县官要用乡宾之礼前往邀请，破格给予优厚礼遇，晓谕他要真心实意任事。厂内有利于百姓之事可陈报请示，就立即按月发给官俸，能使一厂的饥民都得到安置的，就用彩缎匾额加以表彰，能力加倍的就赐给冠带，或者用来抵〇罪，或者想让子弟入学求取功名，都任凭他所愿。富家捐助赈济的，按其数量多寡，与主持厂务的人同等奖赏。"训诫告谕之后，又巡视各地，运用拾遗之法，凡是查得真心实意任事、多方设法保全灾民性命的，特别贤能的，立即破格举荐表彰；对贪婪暴虐、放纵恣意、以致造成饿殍遍地的，特别不肖的，立即上报罢黜。因此众官吏都真心实意地办事，饥民大多得以保全性命。

【拾遗法：预先让饥民前来进见，让人各写一张纸条，不署姓名，写明应当兴办、应当革除的事情，以及官吏豪强有无侵吞克扣、横行不法之事，

译散布在各处，就据此加以兴革处理，但必须挑选意见一致的再加以查察】

按：破格优待礼遇，陈报请示立即施行。钟公将这八个字牢记在心，何愁人不肯尽力办事？我如此用人，又有谁不愿意被我所用呢？这就是为什么处处都能得人、各厂都能有所救济的原因。何况还有拾遗这样巧妙的方法呢？

求才能总论说："虞舜的孝行，大禹的功绩，周文王的德行，都达到了人世间的极致，仍然惶惶不安，唯恐士民不将善言告诉自己。日到中天顾不上吃饭，求取贤才来辅佐自己。后世治理国家的人，怎能不广开言路呢？"君臣本是一体，道理岂有不同？周公辅佐成王，一次洗头要多次握着湿发，一顿饭要多次吐出口中食物去接待来人，还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所以使君王受到恩泽、百姓得到福泽的人，也没有不把广开言路放在首位的。何况遇到凶年，饥荒频繁发生，衣食难以维持的人众多，百姓困苦却不懂得救援，没有办法怎能称得上辅佐君主、洞察隐微、体恤百姓的心意呢？这就是汉文帝停车接受进言、差不多可以问心无愧；唐太宗破格任用马周，彷佛圣王的作为。其他如宋代的两位君主、明代的嘉靖帝，也无愧于凶年时的修身反省。于谦巡抚山西、河南两省，一到任就寻求广开言路，向上传达民情，把平粜放在首位、育婴看作重要之事。上面推行得力，下面奉行必定诚恳，既救活了饥寒交迫的众多百姓，又保全了襁褓中的婴儿。真是仁德啊，于谦救荒的政绩！周忱大为吃惊逋欠税粮之多，如果不亲自到各地与农民辩论商讨，怎能周知实情？刘大夏出京理财边饷，假使不是日夜与父老们商议谋划，怎能找到办法？况且草野之中、市井之间，未必没有人才，进言之事怎可轻忽呢？《尚书》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的人可以称王，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必定灭亡。"喜欢请教就会宽裕，自以为是就会狭隘。君子怎能不谦卑自处、以求自我修养？集合天下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啊！

宋代苏次参在澧州赈济时担心抄劄不公，就发给每家一本印册，用半张纸，让各家自己写明某家人口数目多少、成年人多少、小孩多少，共应领米多少，实实在在贴在各家门首墙壁上。如有虚假，允许他人举报，甘愿承受伪造之罪，以便委派官员查核。又担心领米的人太多拥挤，便将领米之人分定为一队一队，每队

译都用旗帜引导。如卯时一刻引导第一队，领米，二刻引导第二队，一直到辰时、巳时，都用这个办法，那么自然不会拥挤混乱，而且老弱妇女也都能均等地领到粮食。他任澧阳司户官时，曾权理安乡县事务，正值大水灾，一开始就命令典押官员将县图按各乡逐一标出，全部被淹的用绿色标示，一半被淹的用青色标示，没有被水淹的乡用黄色标示，不给外人看。又让乡司标出后核对，才请乡耆逐乡绘图，再用青绿黄三色区别各村分出图来核验，所以不用亲自检查水灾情况就能知道受灾程度，征收赋税、赈济灾民也依此确定先后次序，这个办法非常简明扼要。

按：宋代苏次参两次赈济，前面的办法固然好。安乡的水灾情况，让典押官员标出。有人说：城里的人，怎能知道乡下的事？难道能没有弊端吗？殊不知水灾是人人共见共闻之事。倘若出人意料，亲自巡视几个乡加以核验，不但典押不敢胡乱标示，就连乡司、乡耆也都知道自我警惕了。这难道不是好办法吗？

李珏镇守毗陵时，正遇上百姓饥荒，将受灾情况分作四等：抄劄标为"仁"字的，是有田产税赋的人家；标为"义"字的，是中下等户，虽有田产税赋，但受灾后实际上没有收成的人家；标为"礼"字的，是五等以下的贫户以及租种他人田地的佃户，并稍有手艺却因饥荒难以谋生的人；标为"智"字的，是孤寡贫弱、疾病残废、乞讨之人。除"仁"字户不列入赈济外，"义"字户赈粜（低价卖粮），"礼"字户一半赈济一半赈粜，"智"字户全部赈济，都按人口发给票证，如同常规办法。只有赈济用的米预先张挂榜文，每十天一次，委派官员发放。百姓至今仍称颂此法。丁卯年，鄱阳遭遇旱灾，他又将义仓的米每天在城中多设置售粮场所，减价出售，先救济城内外的百姓，再用这些卖粮所得的钱，按价折算、按人口计算，每月一次性发放，以救济村落的百姓。这样不但深山穷谷的百姓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〇实惠，而且免除了偷窃、掺假的弊端，一件事物两种用途，好处非常普遍。

按：李珏镇守毗陵，将百姓户口分作四等，区分得最为清楚。他赈济鄱阳时，先救城内后救乡下，用钱代替米，免去了掺假、路途运送耗费之苦。有条不紊，处处得当。就像陈平分肉一样公平，用这样的办法治理天下，还有什么不均等的呢？

吴中发生大饥

译荒，正商议赈济事宜，因为担心百姓习惯欺瞒虚报，朝廷下令让本部彻底清查，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查到。左谏议大夫郑雍进言说："这个命令一旦发布，官吏就会专门清查百姓户口而不去救灾，百姓都会饿死。如今天下财富充足，为什么要谨慎防范圭撮之微的舞弊，却造成家家户户饿死人的后果呢？"皇上醒悟，追令停止清查。

按：清查户口，作为地方官长不能不〇仔细核查，作为天子则万万不可过于谨慎苛求，为什么呢？官长不仔细核查，那么冒滥领取的人一定很多；天子过于谨慎苛求，那么负责清查的官吏一定会苛刻行事，何况还要长期耽误时日呢？谏议大夫的进言，实在是怀有保护百姓如同保护婴儿一般的仁心。天子醒悟而追令停止清查，君主贤明、臣子贤良，吴地百姓因此得以活命了。

余童在蕲州赈济时，将所有户口数目全部统计清楚，分为三等：孤苦无依、不能自己维持生活的专门给予赈济，贫困缺粮的户给予赈粜，有田却无力耕种的户给予赈贷。整个境内的五个县，按乡村远近均衡设立粮站，每个粮站由一名总管负责出入账目，每十个粮站由一名官吏专门监督察看。

按：户口分为三等，赈济各不相同，已经抓住了要领。而且远近设立粮站，多设发放场所，各有专人负责，让官员察看监督，弊端就不能滋生。〇能够普遍照顾到，难怪能在千秋万代传为美谈。

江东运判俞宗亨赈济时，因人群拥挤而踩踏死了一百六十二名妇女，请求治罪。

旧评说："这是因为不明白分场、分队、用旗帜引导的办法，不知道徐、宁、孙、苏次参都有现成的办法，完全可以灵活变通施行。大凡人数上百，就应担忧拥挤混乱，这都是平日没有纪律约束造成的，何况是饥饿虚弱的身躯，怎能不容易被踩踏呢？"

从政郎董煟说：勘查灾情、抄劄户口的时候，里正会讨好强横霸道的人而使他们得到好处，善良软弱的人则得不到好处；靠近的人得到好处，边远偏僻的人得不到好处；胥吏、里正所偏爱的人得到好处，鳏寡孤独、疾病无处申告的人未必能得到好处。赈济办成时已是深冬，官府又怀疑不实，再让复查核实，使饥民自己准备干粮、跋涉数十里前来聚集，却空手而归，在寒风霜雪凛冽之时困顿倒地，这很不符合古人视民如伤的用意。凡是县令都应该在每个乡委托请一位上等户，平时讲信用道义、为乡里所推崇信服的

译人，官员一人担任提督赈济官，让他在每个都挑选一两名有声望、行为公正干练的人担任监视，每月发放米麦以及酬劳的钱，分组抄劄户口，不许拦阻索求，如有违反就上报县衙加以惩治。发放赈济米粮的赈粜也是如此办理，如果这样，那么弊端大概能少革除一些了。

按：董煟的这番话，是在数百年之前说的，但勘查赈济的弊端，历历如绘般清晰，可见人情千古一致，关键在于为政者是否善于审核户口、发放粮食，否则只能白白填饱奸人的肚子罢了。

袁燮任江阴县尉时，浙西发生大饥荒，常平使者委托罗点让他负责赈济事务。袁燮命令每个保绘制一张图，将田地、山水、道路都记载在上面，把百姓住所分布其间，凡是姓名、家口数目、从事的职业都写在图上。合并各都为乡，合并各乡为县，征收赋税、追缉逃亡，翻开图来就能立即决断，因此将此法作为荒政的首要办法。

按：翻阅查看舆图，就像了如指掌一样清楚。地方官在闲暇时就留心此事，那么遇到事情自然就有定见。如果灾荒已经发生了，才开始绘制图册，就如同嗷嗷待哺者，与去枯鱼铺子里找水救急的人，差不多没什么区别了。

明代佥事林希元的奏疏说："臣愚以为应把百姓分为六等。富民分为三等：极富、次富、稍富。贫民分为三等：极贫、次贫、稍贫。稍富之家不用劝其分粮，稍贫之家不用给予赈济。让极富、次富之家自行检查本乡的次贫、稍贫之家而借给种子。这样做不仅仅是想借用他们的钱粮种子，也是想在劝分之中寓含审核户口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让极富、次富的百姓拿出钱粮借贷给各类贫民，他们必定会估量对方是否有能力偿还才肯借，而借不到的人就是极贫之户。不用自己的耳目，而百姓就替我做了耳目；不费自己的心思，而百姓就替我尽了心。办法的简明扼要，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流离迁徙的百姓，就与鳏寡孤独等一样，都可以算作极贫之户。"按：审核户口不清

译坏人得到它，已经令人痛恨；贫穷人家失去它，更加令人可怜。林公这个办法，让乡里自行区分上、中、下三等而放贷给他们，源头清了，流水又怎会浑浊呢？但最富的人应当借贷给防户，次富的人应当借贷给防人，不可不仔细斟酌，这也是安定富户的一种办法。

译御史钟化民督办救荒政务，他说：「濒临饿死的人，已经靠粥厂得以活命了，但那些稍能自顾、不愿到粥厂的，就发放银两救济他们。命令各府州县的正印官走遍乡村，召集里长保长，共同查核审核。若有奸猾胥吏、地痞从中作弊，允许百姓检举揭发，查实的重加赏赐，如告发不实则反坐处罚，发给盖有官印的小票，上面写明『极贫某人』，给银五钱；『次贫某人』，给银三钱。鳏寡孤独之人，更要格外优恤。按东西南北分区，提前张贴告示，分开发放以免百姓奔走守候。若有敢借旧债名义强行夺走赈银的，按强盗论罪。这些银两还应不时抽查封条、称量核验，如发现成色低、分量不足，视情节从重处分。」

谨案：御史钟公审核受灾户的用意，一是让正印官走遍乡村，二是共同查核审核，三是允许百姓举报，三项须一并施行，缺一不可。这必须要上级官员确实有爱民之心，下面的有司才不敢懈怠。至于分东西南北、提前出告示的做法，尤其是好政策。

万历己巳年，陈霁岩任开州知州时，遇上大水，朝廷没有免税却发放了赈济。府里下发文书让有司商议，陈霁岩倡议：极贫的百姓赈济谷米一石，次贫的百姓赈济五斗，务必让百姓都能真正得到实惠。放赈的时候，编号执旗，鱼贯而入，即使万人也没有敢喧哗的。陈公亲自坐在粮仓门外的小棚下，执笔核对姓名，看每人的容貌衣着，对极贫的人暗中做记号。庚午年春天，上级又行文再次赈济贫民，属吏禀报请陈公出告示重新登记，陈公说：“不必了，只需拿出以前核对姓名的册子，查看做了暗记的极贫之人，直接开出这些人的名字唤他们来领赈米。”乡民都认为他神明，因为先前领赈的时候，百姓来不及装扮伪饰，露出的都是真实情形的缘故。

谨案：有司官员若都能像这样爱护法纪、精细审察，何愁贫民得不到实惠？总而言之，真诚必能识破虚伪，也唯有始终存心为民，时时检核，才能对民情洞察分明，处置起来无一事不得当。

中丞周孔教巡抚苏州时，说：“救荒的措施，都是为了贫户、下户着想。官府并非不想一一清查审核，只是委托给别人则难以做到公正，官员自己去做又难以遍历各处。前人说救荒没有奇特的办法，正因为贫户难以审查清楚。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缘故。应当命令受灾的府州县提前趁秋天，让主管赈济的官员督促城中的保长，让城中保长催促乡下的保长，保长催促甲长，甲长上报各户。每甲分为不贫、次贫、极贫三等，除不贫的以外，把次贫、极贫各户的口数、大小人数，贴在他们家门口的墙上。再让每保开出一份土纸手册，送到赈济官那里，不许借造册之名向贫民科敛钱财。等到乡里日子久了议论评定明白，再委派官员趁便复查。”这就是宋朝苏次参在澧州赈济的办法，只是他是临时施行，不如提前查审清楚贫富情况，让百姓心里安定，尤其没有弊端。

谨案：提前查审清楚，比起临时抄录登记，贫富的区别截然不同，不是亲身经历过其境的人是不能懂得其中妙处的。周巡抚的办法，不仅在一时显得美好，而且可以流传后世。

陈龙正说：赈济饥民的办法，往往被官吏借机作弊，都是因为受灾户没有能审核清楚的缘故。贫穷的人未必上报，上报的人未必得到发放，报了又得到发放的人又未必真是贫困的。请就乡里中推举一两个大户人家，把赈济的事托付给他们，官府不时轻车简从前去察看，稍微设立赏罚条例来劝勉惩戒他们。因为让大户人家发放赈济，其好处有九点：他们熟知贫户的多少，不至于漏报冒报，此其一；发放的地点就在乡里附近，可以免去百姓奔波和滞留之苦，此其二；查阅名册就能知道姓名和谷米的数目，容易查核，此其三；因为邻里之间的情谊，不至于弄虚作假、损耗折损，此其四；贫户素来信服大户，即使有遗漏，也如同自己申诉一样容易澄清，此其五；吃粥各在自己的乡里，不至于聚集在一起喧闹嘈杂、污秽熏蒸而酿成瘟疫，此其六；大户熟识近邻，不至于被强抢夺取，此其七；分担了县官的辛劳，此其八；吏胥没法从中作弊，此其九【一说是黄某中所言】

谨案，凡是论及救荒政策，事情贵在能够施行，说法贵在通达明白，不要支离破碎，不要有遗漏，这样才算说到点子上。像这九条，用意周全而说法切实，若不是亲眼目睹过灾荒之年种种弊端丛生的人，是说不出这样精妙的议论的。就好比宝镜当前，一丝一毫都能照见，

译细微的尘埃没有看不见的。这虽是放赈的办法，但审户之法已经蕴含其中了，是一种不审而审的做法，能不熟悉这个道理来作为救济世人的准备吗？

先审户总论说：正当荒年，如果不把百姓的生命看重，却总是舍不得谷粟，这固然不是治理的正道。然而使用赈济钱粮却用不得法，只会白白资助那些奸诈之人，无法救助那些像哀鸿一样的灾民。朝廷既然已经有了花费，穷苦百姓却得不到保全性命，主持这件事的人难道没有失职的罪过吗？况且如果有冒领虚报的弊端，必然导致很多人得不到救济。有的一户人家却领取了几户的粮食，有的登记造册却得不到一口饭吃，这种危害说也说不尽啊！所以只有天子不应当计较那些一点一滴的滥用，却轻视百姓的大量死亡。郑雍所说的话可以垂范千古，至于主持赈济的官员，怎能不事先做好检核防范？这就是苏次参命令登记全家人口都贴在墙上、陈霁岩亲自将审核过的穷民暗中记在册子里的原因，立法完善而用意深远，还有什么冒领虚报之弊值得担忧呢？李珏把百姓分为四等，余童把受灾户分为三种。上面的官员既然能精于其中的巧妙算计，下面的百姓怎敢肆意侵占欺瞒？袁燮的谋划未尝不美，只是应当在平时预先谋划，不能在荒年临时应变。懋中所说的委托大户人家办理，其好处有九点，的确不是仓促之间就能施行的，弊端也是无穷无尽的。董煟论述得最为详尽，办法最简明扼要，希元考虑得最为精细。钟御史一定要正印官亲自走遍穷乡僻壤，共同检查核实。周巡抚又让府州县提前抄录登记，不至于混乱难以稽查。由此看来，好的办法早已在前人那里齐备了，良好的政策为什么在后世却疏忽了呢？由此可知，那些不参考旧有典章、任意设置施行的人，不但不能与前贤相比美，恐怕还会重蹈俞通判的覆辙啊！只有推行保甲之法，那么审户之事自然清楚，审户清楚了奸诈欺骗之事就会平息。然而尤其应当在事先就谋划好。《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就修补好那桑树根皮，把门窗绑扎牢固。现在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人如果能领会诗人的这层意思，在空闲的时候就致力于此，又何必到了放赈的时候才彷徨无措呢？

五、借国库钱粮以广泛籴粜

【《春秋》臧孙辰，唐开元诏兴元诏，宋吴遵路】

【王秬元张飬浩至元令明康荣】

【成化准奏。林希元，周孔教。屠隆】

《春秋》庄公二十八年，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对庄公说：「与四邻结为援助，与诸侯结成信约，用婚姻关系来加深关系，用盟誓来重申约定，这是国家危难急迫之时才用的，是要铸造名贵的器物。收藏财宝，这是百姓穷困病苦之时用来救助的手段。如今国家有难了，您何不用名贵的宝器去向齐国请求购粮？」于是就带着鬯圭、玉磬到齐国去请求购粮，说：「不敢自夸我们先君留下的这些不值钱的器物，冒昧地告知我国粮食积存滞乏，恳请救济我们这个穷困的城邑。」

谨案：官府买卖粮食，春秋时代的贤明大夫已经施行过了。为什么后世的臣子，竟然不体恤百姓因粮价高涨而受的困苦，不能做到在丰收之地购粮、在荒年灾区平粜呢？一分一厘的恩惠施及百姓，赞颂之声就会传遍道路。容易做的事却不去做，难做的事就更可想而知了。虽然口称爱民，可又有谁真正了解我的用心呢？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八月下诏说：「蒲州、同州等州从春天以来一直干旱，担心到了来年贫苦百姓缺少粮食，应当命令太原仓拿出十五万石米，交付给蒲州；永丰仓拿出十五万石米，交付给同州，减去当时价格十文钱平粜给百姓。」

谨案：购粮没有比早买更重要的，平粜没有比及时更重要的，在八月就为来年做打算，这个打算做得对。而且拿十五万石米去一个州赈粜，每升减价十文，这不是良好的政策吗？只是唐朝当时出粜的具体办法没有流传下来，如果不了解张咏在蜀地治理平粜的办法，恐怕这些粮米必定全都归了富户，其中的害处实际上落在了穷苦百姓身上，实在令人深深叹息。为什么呢？穷苦百姓等待救济的日子虽然多，但他们能购买的米粟有限，一是官府不

译许他们多买，二是他们自己也没有钱多买，奸诈之人窥破这个漏洞，贿赂官吏，串通管理斗斛的人员，在码头一天就买走数十石而去【这些米还没有正式发放到公共场所，早就已经暗中卖给别人了，所以无从查考，账簿上仍旧填写的是零卖的日期】不到一个月官府的米就已经卖完了。谁知这地方米价稍微降低的消息忽然又传遍各处，商贩听说后，害怕亏本而不敢前来，官员察看情况，只能叹息仓库已空而无以为继，米价难道能不迅速上涨吗？奸商这时再卖出他们所购的米，不出数十天就获利无数，怎能不令人切齿痛恨呢？这样一来，穷苦百姓吃便宜米的时间不过数十天，穷苦百姓吃贵米却要熬过好几个月，吃便宜米的十个人中不过二三个，吃贵米的十个人中必定有八九个，这样的赈济方式不正是在害他们吗？所以赈粜应当同时施行张咏的保甲之法，这个办法一实行，既不会有冒领滥买的弊端，也不会失去应有的效果。宋朝距离唐朝并不远，怎知张咏所施行的办法不正是蒲州、同州等地曾经施行过的办法呢？主持赈籴的人还是应当仔细考察这一点。

德宗兴元元年十月乙亥日，下诏说：「近来战乱频繁兴起，黄河南北两岸受害尤其严重，农桑生产全都荒废，村庄城邑变成废墟，壮丁都被征去打仗，疲弱老幼都陈尸沟壑之间。江淮一带，连年丰收，却因供应赋税所迫，也颇有伤及农业。应当取其有余，救济那些不足之处，应当命令度支部门在淮南、浙江东西道以加价的方式购买米粮三五十万石，派遣官员运送到各道，减价平粜出售，价格要从权变通，以有利于百姓为准。应当立即派遣使者分道宣示慰问，慰劳勉励将士，慰问乡里百姓，凡是可以救济荒年灾害、解除百姓疾苦的事，各自与当地长官商量后，上奏朝廷。」

谨案：这时候，陆贽向皇上进言说：“君主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事。说好听的话，并不难；做好的事情，才是难事。”这道诏书里命令官员平价购销粮米，不厌其烦地想方设法减轻百姓疾苦，凡是可以解除的都要求详细上奏。用意真诚、言辞恳切，感动了军民。这就是皇帝的车驾之所以能够返回长安的原因啊。忠臣良言，对国家有益，就是这样的。

宋朝吴遵路任通州知州时，淮河沿岸一带遭受灾害，百姓大多流离失所。只有吴遵路劝说诱导当地富豪人家，筹得钱一万贯，派遣衙役经手二十六次租赁海船，前往苏州、秀州购买米豆，运回本地按原价出粜，使得通州这个受灾地区，米价常常与苏州、秀州相差无几。当时范仲淹请求朝廷把这件事记录呈报史馆。

谨案：官府的米如果不循环购销，奸商就会趁着米卖完了再高价出售，价格越涨百姓就越困苦。用一万贯钱周转运作二十六次，米价怎会没有平稳的道理？所以吴遵路劝说富民出钱，是为了救济一时的灾荒；范仲淹请求记入史馆，是想为后世垂立法则。留心百姓疾苦的人，还是应当知道从中取法啊！

宋孝宗乾道七年，饶州遭受旱灾损失，谋划赈济措施。知州王秬上奏，借用官府的公款五万贯，接连购买贩运米麦之类的粮食，用来赈济平粜获得实效。依照江州旱灾受损的先例，又拿出本州义仓存米四万四千余石，又截留上供的米六千五百余石，作为本钱收购米粮。

谨案：借钱来购销粮米，官府不受损而百姓受益，这是最好又最容易施行的办法。为什么大家都犹豫不决而不果断施行呢？像知州王秬借用公款五万贯，接连购买贩运，朝廷又拨给米粮补充，又得数万石作本钱收购粮食。这个州还用担心缺粮吗？事情办完了本钱还在，百姓也能不至于饿死。这不是贤能之人的精妙谋划，谁又能做得到呢？

元朝文宗时，任命张养浩为西台御史中丞。当时关中大旱，百姓相食。他一接到任命，就散尽家中所有的财物，分给乡里贫穷的人。登车上路时，遇到饥饿的人就赈济他们，遇到死者就掩埋他们。经过华山，在岳庙祈雨，哭泣礼拜起不了身。天忽然阴云密布，下了三天雨。等到达任所，又在社坛祈祷，大雨如注下

译了三尺才停，庄稼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秦地百姓大为欣喜。当时米价飞涨，纸钞积压兑换不到米。张养浩因为纸钞兑换困难，就检查库中未曾焚毁的纸钞得到一千零八十五万五千余缗，全部在背面盖上印记，又刻制十贯、五贯的票券，发给贫民。命令米商见到印记就出售粮米，凭票到库中核验数目来换取新钞。又率领富民捐出粮食，为他们上奏补授官职。四个月未曾回家住过，只住宿在官署，晚上向上天祈祷，白天出门赈济饥民，从不懈怠。每想到此，就捶胸痛哭。

谨案：人如果没有真心实意爱护百姓的心，上天为什么不能感格呢，由此可知了。像张公所做的事，心中只想着百姓，不考虑自己，怎会祈祷不诚，怎会救不了百姓？他怀着视民如伤的念头，表现为痛哭流涕，这是对君主忠诚、对百姓仁爱，无愧于忠君爱民的君子之称啊。

元顺帝至元三年十二月，在大都南城等地设立米铺二十家，每铺每天平粜米五十石，用来救济贫民，等到秋收才停止。至元六年二月，增设京城米铺，方便百姓购买。

谨案：上天对顺帝的警示也可算是到极点了，这里只是在分设米铺这一件事上想要以此上感天意，政策虽然疏略，但爱护百姓的心确实是真诚而不浮泛的。如果能因此震动敬畏、恭敬谨慎，对上则敬畏上天，对下则体恤百姓的疾苦，就会推广这份心意，端正自身、访求贤才，养育百姓、达致太平，怎么会走到危亡的地步呢？

明英宗正统六年，巡抚浙江监察御史康荣上奏：杭州府地方狭小、人口稠密，靠他处供给食物的人多，仰赖苏州、松江等府接济。如今那些地方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谷米运不进来，杭州因此陷入困境。又湖州府近来因为年成不好，米价也非常昂贵。我私下估算这两府的官仓有二十年的积储，恐怕年代久了会红朽腐烂，请求发放三十五万石平粜给百姓，让他们按当时的价钱偿还，这样朝廷不必花费而百姓却能得到实惠。皇上准奏。

谨案：积累善行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容易，对大臣来说又有什么难的呢？一个念头存在朝廷之上，万千百姓就能在傍晚活命。像康荣这样的奏疏，穷苦百姓虽然难免仍要经受生活拮据的困苦，但饥饿的人也许可以免去饿死转徙的忧虑了。只希望仁人志士能赈济饥荒、救助困苦，救活这些穷苦百姓，德行大、福报也大，这自古以来都不会有差错。

明宪宗成化六年批准将京城、通州两处粮仓的粮米发放平粜五十万石，每石粳米收银六钱，粟米五钱，用来抑制京城米价的飞涨，再预先发放文武官员三个月的俸禄粮食。

谨案：正当荒年饥馑之时，仁德和智慧不可不同时运用。仁德用来安抚百姓，智慧用来安定人心。如今减价平粜米粮，是仁德；预先发放月俸，是智慧。数月之后，麦子成熟、稻谷丰收，仍然是大丰年，怎能封闭仓库不肯发放，让民心突然改变呢？

佥事林希元上疏说：「臣愚以为可以借用官府的钱财，让商人分头前往各地购买米谷，运回本地出售，按原价酌量增加一分，作为运输的脚力费，另一分给商人作为工食费用。卖完了再购买，事情办完之日，购粮的本钱归还官府。官府不损失钱财，百姓能得到充足的粮食。不仅其他地方的粮食都能聚集到我们这里，而且富户也会担心错过时机而失去利益，争相拿出粮食来平粜了。然而购销粮食的办法，专门是为了救济贫民，如果有商人转手贩运获利的情况，就应当禁止革除。还应当遍及乡村，不能只顾及城市，这样贫民才能真正得到实惠。」

谨案：购销粮米救济百姓，如果能以林希元的论述作为法则，不仅城市能受其利泽，乡村也能沾其实惠，哪里还会有百姓陷于沟壑的苦难呢？为什么世上主持救荒的人，都不知道《林公荒政丛言》是必读的重要著作呢！

中丞周孔教巡抚苏州时，说：“次贫的百姓应当赈粜。”其办法有两种：一是城市中的平粜，应当多选择靠近城门的寺院以及宽敞的民居，把粮食储存在里面，不限时日，零星出售。卖米按升计算，

译最多不超过一斗；卖谷不超过二斗。如果奸猾的市侩借他人身份冒名顶替，出首告发者重赏，这种弊端自然会革除。二是乡村的平粜，应当施行保甲之法，隔月出售一次。每次提前一个月出告示，把有灾情的乡保，限定在下月某日某保排定日期，每隔一日出售一次，以防雨雪造成的壅塞滞留。每甲大约允许买三石，最多五石。如果是通水路的地方，应当移船到水边码头出售。粜价都要比市价便宜，越便宜越好。富人强夺穷人所买的粮食，就用张咏连坐的办法，一家犯罪，十家都不许再买。购粮的本钱有的向官府借银，有的借官府粮食，有的劝说富家出资，事情办完各自归还本金。如果是百姓人家出资的，就应当加以表彰奖励。

谨案，赈粜的办法，分为两种：一是城市，一是乡村。这是多么周到啊！又说要循环施行，一直坚持到稻谷成熟才停止。方法谋划得精细周详，没有遗漏远近任何地方。真正的仁人是有心去做的，但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实惠就不能惠及百姓；有了方法而心中不存这份爱民之心，百姓又靠什么活命呢？中丞不仅亲身实行，而且想要把这种做法传给后世。若不是自身能成为济世的名臣，又怎能让子孙享受积德的福报呢！

屠隆《荒政考》说：「受灾的地方，如果商议赈济就怕官府的仓廪有限；商议劝借又怕地方上富户不多。最妙的办法，是借用官府的银子若干，委派忠厚的官吏，前往丰收地方循环购销粮食。囤积粮食的人家即使想抬高价格，但官府平粜的粮食天天在市场上供应，价格形势也不能像别处那样飞涨。如果米也不够，就搭配放入豆类、粟米、薷、蜀黍、麦子、荞麦、蕨粉、芝麻之类，都足以充饥。只是应当严禁商贩牙人前来购买。」以前吴遵路任通州知州时，能使受灾地区与苏州、秀州的米价相当，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谨案：屠隆开口两句话就把救荒的道理说完了，可见平粜这件事是救荒的上策，本来就不至于让百姓死亡，这正是耿寿昌遗留下来的用意。至于说「凡是可以充饥救命的东西，都可以购买」，尤其可见其权变的宏大方略。

借国库总论说：对上不损害官府，对下不困扰百姓，能在万死之中拯救百姓性命的，没有比借用国库钱财先行贩运更好的办法了。自春秋以来，就已有这样的事，如今观察唐、宋、元、明各代，无不是把它当作真正的盛典来举行。但借用官钱来购销粮食做得多的，没有人比得上王秬；借用民间钱财兴办贩运做得频繁的，首推吴遵路。这二人的所作所为，是千古救荒者应当效法的准则，怎能视为平常的事呢？至于元朝的张养浩，不仅拿出纸钞命令米商出粜救济百姓，那种忠君爱民之心，激动得无法抑制，表现为痛哭流涕而不止，真是上古时代的仁人啊。后世的君子，有的挪用常平仓的粮食，有的借用府库的钱财，有的向富豪借贷钱财，加上月息作为购粮本钱，交给富商大贾，或者派遣得力干练的官员先去丰收之地循环购销。我们不必花费救济百姓的重大开支，却确实有让人起死回生的良好谋划，只是动一动口的辛劳，就能救活百姓的性命，这是最高明的智慧之事，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易经》说：损减上面来增益下面，百姓喜悦无穷无尽。只有赈籴之法，所损失的很少，而百姓的喜悦，实在是无穷无尽的。

六、理清狱中囚犯以释放冤情

【汉朝于公、〇终、邓太后，唐贞观诏】

【颜真卿、《宋太祖谕》欧阳观、元仁宗谕】

【明王哲、吴黼、许赞毅】

汉昭帝时，海州大旱三年，百姓离散逃亡，不知何去何从。新任太守到任，于公对太守说：“如果不能昭雪孝妇的冤情，就不能担任此职。”太守询问缘故，于公说：“郯城从前有个姓窦的少妇守寡，侍奉婆婆极为孝顺。婆婆想到孝妇侍奉自己非常辛苦，想让她改嫁，孝妇不肯。婆婆于是自缢而死，是因为担心自己妨碍了媳妇改嫁的缘故。婆婆的女儿竟然以杀母的罪名告到太守那里，审讯这个媳妇，媳妇被屈打成招而认罪。我曾极力争辩却没有被采纳，罪过不在这里又在哪里呢？”新任太守斋戒沐浴，步行前往孝妇的坟墓祭奠，祝词刚说完，大雨就倾盆而下。到现在还

译有孝妇庙在那里。

谨案：人如果有冤屈之事没有得到昭雪，郁结怨恨之气就不会消散，于是郁结在天地之间，灾异也就随之显现，比如淫雨、大旱、蝗灾、兵祸之类的都是这样。窦氏是个孝顺的媳妇，却蒙受了不孝的恶名，连性命都保不住，若不是于公极力争辩、请求太守，步行前去祭奠，为孝妇申诉冤屈，又怎能上感天意呢？何况像这样孀妇蒙受冤屈的事情还有很多，一次见于齐国的一个未婚女子，再次见于东汉的上虞，第三次见于晋代的临淄，断案的人应当慎重对待。

汉章帝建初元年，大旱，谷价昂贵。校书郎杨终认为，广陵、楚、淮阳、济南的案件，被流放的有上万人，又远戍边疆绝域，官吏百姓因此怨恨旷废，于是上疏说：「臣私下考察《春秋》，认为水旱之类的灾变，都是因为处事急躁暴虐，怨气积郁不能下达疏通。自永平年间以来，接连发生大案，主管官吏穷究追查，辗转牵连，拷打逼供造成许多冤案滥判，家属被流放到边地。加上朝廷向北征讨外邦，向西开拓三十六国，年年征发劳役，转运输送耗费繁多。又远戍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校尉之地，百姓思念故土，怨气郁结在边疆之地，这些足以感动天地，改变阴阳。希望陛下留意省察，来救济天下百姓。」

谨案，杨终用至理来论证天意，切实一点不差。为什么呢？天意难以揣测，而道理却是必然的。圣人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哪有天意会与民意相违背的道理呢？拷打逼供、造成冤案滥判，已经足以违背和气，何况乡里百姓愁苦，一方之地郁结不平，这正是天地为此感动震怒的原因啊。

汉安帝即位，邓太后仍然临朝听政。永平二年夏天，京城大旱，邓太后亲自前往洛阳寺，审录冤狱。有个囚犯确实没有杀人，却被拷打逼供而屈打成招，身体羸弱地被抬来接受审问，害怕官吏而不敢申诉。将要被带走时，抬起头似乎想要自诉冤情。太后察看到这个情形，立即叫他回来询问情由，得知了完整的冤情，立即把洛阳令收押下狱治罪。太后车驾还没回到宫中，大雨就降下来了。

谨案：多么不仁啊，这些官吏审案的方式！不肯细心体察查访，只知道用严酷的刑罚逼迫人招供。囚犯不能忍受，什么样的冤枉认罪不会发生呢？以至于余威还在，死也不敢申诉。若不是太后英明，这个案子怎能得以昭雪？如今下面的属官审问、上面的太后审录，是为了防止冤屈。然而事情能否昭雪终究难以确定，谁又敢再遭受一番拷打折磨呢？所以案子一旦定了，狱中往往就有许多冤情。能够纠正冤枉、放出无辜之人的，正是这些心怀恤刑慎刑之心的君子啊！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三月甲子日，因为长久干旱，下诏说：“去年冬天，积雪不到一尺；今年春天，雨水也没有及时降下。想到田地里的庄稼，恐怕难以丰收。农业是治国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百姓嗷嗷待哺，收成怎能寄予厚望？从前有妇人喊冤而使城墙崩塌、有含冤之臣使得六月降霜，这些都是至诚感应天地的例子。如今州县的狱讼案件，常常有冤屈滞留未决的，这就是上天降下灾异警示、并殃及百姓的原因。应当命令重新审录囚犯，派人到各州县，简省刑狱，来申雪冤屈，务必从宽处理，以表达朕的心意。这样也许能使桑林祈雨的美名不只是殷汤专美于前；齐郡为坟表彰的德行，又何必只让汉代独享盛名呢？”

谨案：天地只是以好生为怀，人也应当以不轻易杀戮为美德。刑罚一施加，什么样的怨气招不来呢？有罪的人叹息没有自新的道路，被冤枉的人痛恨积怨难以昭雪。怨气触动上天，于是酿成闭塞不通的灾异。这道诏书一下，何愁甘霖不能普降，庄稼不能丰收呢？

唐玄宗开元年间，榆林卫等地长期大旱、异乎寻常。颜真卿担任御史，巡行到五原，当时有冤狱长久未能判决。颜真卿一到，立即为其辨明冤情，大雨随即倾盆而至。当地人于是称之为「御史雨」。

谨案：狱中的冤情，不等到判决，

译乖戾之气就已经积酿成凶年了。即使把冤情埋藏在狱底，积压的怨愤没有舒解，也已经违逆了天地间的和气。长久不下雨，幸而颜真卿巡行到此，细心为其辨明冤狱，愁云怨气忽然变成了和煦的春风。这就是「御史雨」的由来。

宋太祖建隆二年，皇帝对宰相大臣说：「五代时候的诸侯跋扈专横【跋扈，就是强横的意思。扈，是竹篱。大水还没到之前，先设置竹篱，等鱼游进水里，退去小鱼，只留大鱼，大鱼跳出竹篱而去，所以称作跋扈】有的枉法杀人，朝廷却搁置不问，人命是天底下最重大的事，怎能姑息到这种地步呢？从今以后各州判决死刑，都要记录案卷奏报朝廷，交由刑部再次复核审查。」

《宋史》评论说：禁止暴虐、制止残虐，实在是帝王保护百姓的盛大德行。商汤、周武这样的圣明君主，这份心意纯粹出于爱护百姓，所以在勇决严明的施政之中，就寓含着正直公平的治国之道。宋太祖深知理狱的困难，把人命看得极为重要，特别下诏命令各州慎重记录囚犯案卷，转达刑部详细审核，然后判决才能确定而法网也能宽松。结合《周礼》中委曲详细核查的条文，其中的仁慈忠厚的用意，是前后一致、没有违背的。

欧阳观任泗州司理时，曾经秉烛处理公文，屡次放下笔而叹息。妻子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件死罪的案子，我想为犯人找一条生路却找不到啊。”当时他的儿子欧阳修才三岁，乳母抱着站在一旁，欧阳观说：“算命的说我在戌年不利，如果这话应验了，我就见不到儿子长大成人了。以后要把我这些话告诉他。”

谨案：多么仁厚啊，欧阳观的用心，是多么真挚而深切啊！在死罪案件之中为犯人寻求生路，这并非是为了求名；留下遗言告诉后人，也并非是为了树立德行。全都是出于一片慈心，不忍心因为自己的处境而中断这份用心，更不愿因为自己不在了而止息这份用心。所以在自己身上，格外表现出哀怜体恤之心；传给后代子孙，也教导他们忠厚待人。真是仁厚啊，司理欧阳观理应成为文忠公（欧阳修）这样的名臣啊！

元仁宗延祐四年春正月，皇帝对身边的臣子说：「中书省近来奏报百姓缺乏粮食，应当加以赈济抚恤。朕默默思考这件事，百姓饥饿到这种地步，难道是政事有过失偏差才导致这样的吗？以前诏令有司务必遵循世祖定下的成法，应当勉力奉行，辅助朕不足之处。然而我曾思考过，只有减省刑罚、减轻赋税，才能使百姓能够顺遂地生活下去。」

谨案：百姓不能顺遂地生活下去，四方的骚扰祸害，就会因此而起。隋朝大业末年、唐朝乾符初年的教训，可以作为鉴戒。元仁宗因为百姓饥饿，说如果不减省刑罚、减轻赋税，就不能舒解百姓的困苦；这不正是深思得其中要领而能治理好国家、得到治国之道的君主吗！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五月，皇上命令御史王哲巡按江西。当时正值大旱，稻苗种子都无法播入土中。王哲深切体恤百姓的疾苦，立即亲自审录囚犯案卷，放出其中应当昭雪的数百人，其余的都减轻处罚。第二天就下雨了，于是获得了丰收。百姓因此编了歌谣说：「江西有一位王哲，六月能感天降霜雪。天下若有十位这样的王哲，天下太平永不停歇。」

谨案，古时候的盛吉，拿着朱笔判案时会流泪，是因为深知笔一落下，人命的生死就此判定的缘故。掌管刑狱的官员如果都能像这样存心，怎会招致大旱不雨呢？王御史因为稻苗无法播入土中，亲自审录在押的囚犯，释放应当昭雪的人，减轻其余人的罪责，随即就迎来了丰收之年。由此可知，宁可失之于放出，也不可失之于错判入罪。这两句话，实在是祈求上天降雨的灵验符咒啊。

松江人吴黼担任抚州同知时，当地长久干旱不雨。巡按御史因为吴黼为人正直，把邻郡建昌富民吴万八的一桩案子，交给他去查明真相。原来吴万八因为儿子杀父的案子，这桩重大案件长久未能判决。吴万八到这时，仍然用厚礼贿赂来求得宽免。吴黼说：「我承受国家的重任，享

译用朝廷的俸禄，怎能因为贿赂而破坏国家的法度呢？」于是按照法律核实定罪。这天晚上，忽然下起大雨。吴万八已经被雷击而死了。全郡的人都感到惊异，认为是吴黼的正直感动了上天。

谨案：这又是因为该杀而未杀所导致的旱灾的例子。吴万八这桩案子，本来就没有拖延的道理。审案的官员怎能贪图他的厚重贿赂，而曲意宽贷他的罪过？如果不是上天严明谴责，暗中与王章的道理相合，又怎能证明幽冥与人间是同一个道理呢？法度不可松弛。既然如此，那么赦免就不是善政，古人早已有这样的记载。何况是对于灭绝人伦的重大罪行呢？

单县有个在田间劳作的人，他的妻子给他送饭。吃完饭后他就死了。他的父亲说：“这一定是媳妇的缘故。”于是向官府控诉，媳妇经受不住严刑拷打，于是被屈打成招。从此之后天久旱不雨。许赞毅公当时在山东做官，说：“这案子恐怕有冤情吧？”于是亲自巡视各地，把在押的囚犯提出来一一详细审问。审到那个送饭的媳妇时，他说：“夫妻相守，是人之常情所愿望的。用毒药害人，是要事先经过周密算计的，哪有自己去田间送饭还下毒害人的道理呢？”于是询问她所带的饮食是什么，走的是什么道路。妻子说：“是鱼汤米饭，估计是路过荆林那里，没有其他异常的地方。”许赞毅问她送饭的时间，正好是丈夫死亡的那个时刻。于是就照样准备鱼汤米饭，仍旧走原来的路，用狗和猪来试验，没有不当场毒死的。于是就为她洗脱了罪名。当天就下了倾盆大雨。

谨案：天人感应的道理，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如影随形。田间媳妇给丈夫送饭，而丈夫的死实在是出于无心之过。审案的官吏没能细心查访，就把她置于死地。这就是所谓严刑之下，什么样的口供招不出来呢，于是触怒了上天。灾异随之显现，如果不是许赞毅公能体察上天的心意，明察其中的冤屈，怎能在这大旱之年降下这样甘霖般的大雨呢？

理清囚系总论说：狱中的痛苦，人们都真正了解吗？从将相都感叹狱吏的地位尊贵这点来看，就可以知道狱吏对囚犯所加的毒害是多么严重了。一个人身陷囹圄，全家人都悲哀啼哭，狱卒的苛刻索求没有止境，妻子儿女卖尽家产，也难以供应，所以刑杖之下的血泪还未干，离散的灵魂又要在梦中哭泣。仁人君子，怎能不体恤这些刑狱之事呢？像那些呼唤来御史雨的，是尚未判决的冤狱；大旱三年的，是已经造成死者的冤狱；害怕官吏不敢申诉、稻苗无法播种的，是即将造成死者的冤狱；罪定之后遭到天诛的，是不杀而致祸的冤狱。不论是已经死了还是尚未死去，只要有冤屈没有得到昭雪，被困在狱中，天地没有不因此而震怒、并显现为灾异的。杨终的议论，实在是一点不假啊。唐太宗、宋太祖、元仁宗，虽是不同的朝代，用心却是相同的，所以都能称得上是致力于太平之治的君主。断案的人存心，一定要像欧阳观那样，明察秋毫能做到那种程度，许赞毅这样的人才能做到无愧于心。试问如今那些沉冤在狱底的人，果真都能求得生路而不是求而不得吗？可悲啊，我恐怕有一半正如洛阳令所审问过的那些冤案一样。

译只是人们自己不去省察罢了。用五毒酷刑严加拷打，什么冤屈不会屈打成招？被囚系在牢狱之中，哪一年没有冤案？《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审慎地使用刑罚，而不使案件久拖不决。」《尚书》说：「滥杀无辜，上天不会宽恕，会把灾祸降给有苗。」君子怎能不在囚禁之事上稍稍网开一面，以免招来灾祸的困扰呢？

译七禁遏籴以除不义（七、禁止阻断粮食买卖以消除不义之事）

【秦百里奚】【秦穆公】隋文帝【唐崔悛】

【后周广顺诏，宋吴及、苏轼，苏缄】

【淳熙诏，黄裳，明张居正，钟化民】

周赧王甲戌五年冬天，晋国发生饥荒，派人到秦国请求购买粮食。百里奚对秦穆公说："天灾流行，各国都会轮流遇到，救济灾荒、体恤邻国，这是正道。行正道的人会有福报。"秦国于是运送粮食到晋国。

谨案：人生不幸，遇到饥荒之年，全靠有粮无粮之间互相接济，才能保全生命。这就是贤臣劝告国君救灾恤邻的原因，是养育百姓的重要方法。

赧王七年十一月，晋国又饥荒，秦穆公馈赠粮食给晋国，说："我是怜悯他们的百姓啊。"谨案：秦穆公输送粮食一次又一次，怜悯百姓的话语温和得像春天一样，丝毫没有产生偏私的念头，所以承受他恩泽的人都欢欣鼓舞、消息相通，远近的人都爱戴他。后来做邻郡长官的人，能不以贤哲的仁德之术为楷模吗？

隋朝齐州刺史卢贲因百姓饥荒而闭籴（禁止外地粮食买卖），被革职除名，皇太子替他求情说："卢贲有辅佐开国的功劳，不能罢免。"隋文帝说："卢贲等人功劳虽然很大，但都挟带欺诈扰乱政事，不能赦免。"于是依照法律处置了他。

谨案：沽名钓誉而不体恤百姓的人，不是好官吏。想借闭籴来显示爱民，殊不知邻邦的百姓也都是赤子啊。所以孟子指责五霸阻断粮食买卖，这是千古以来最公正的论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隋高祖论处卢贲，不计前功而惩戒害民的官吏，实在是痛快的举动啊。

唐朝崔悛担任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湖南旧例，丰年粮食贸易不出境，邻近地区受灾也互不接济。崔悛到任后，对属下官吏说："这不合人情，不要让闭籴的做法加重邻境百姓的困境。"从此商货得以流通。

谨案：不近人情的事，都是贪污的胥吏所为。凡是下达闭籴命令的，都借口是为本境百姓着想，好像没有一点私心。殊不知他们的私心不在这里，只是不能为百姓的身家性命作长远周全的打算，只想把这些粮食藏在富人家中，来迎合豪猾之徒抬高粮价损害百姓的心意。哪里知道圣明的天子以天下为一家，视百姓如同胞，凡是版图之内，无不想安养保全他们，怎肯让这一境安宁富足，而让别处百姓忍饥挨饿呢？按情理推断，务必要使粮食流通。崔公真是仁人啊。

后周广顺年间，南唐大旱，井泉枯竭，淮水都可以徒步渡过。饥民渡过淮河往北逃荒的接连不断，濠州、寿州派兵阻拦。百姓与官兵搏斗后往北方而来。周太祖听说后说："他们的百姓和我们的百姓是一样的。"于是允许他们渡过淮河购买粮食。南唐人于是修筑粮仓大量购粮以供应军需。周太祖下诏，南唐百姓用人力畜力驮运粮食的，听任其自由购买；用车船运载的，不给予粮食。

谨案：看周太祖对待南唐的态度，不正是有大度量的君主吗？南唐人用这些粮食供应军队，尚且许可人畜驮运离去，究竟何曾因救济百姓而招致祸患？若是后世的府县官员，一定会以闭籴为上策，对上迎合君主，对下应付百姓，却不知道这样做是在触犯上天的震怒。人主应当以好生之德为德行，这话真对啊。

宋仁宗嘉祐四年，谏官吴及进言说："春秋时期，诸侯互相争斗，侵占土地、擅自分封，本来就不把天下苍生放在心上。然而同盟之国，仍有救助患难、分担灾祸的道义。秦国饥荒时，晋国闭籴不救，被《春秋》所谴责。本朝对动植万物都施加恩德，视百姓如伤，然而州郡之间，各自只顾本地百姓，擅自制定闭籴的命令。一路饥荒，邻路就为此闭籴；一郡饥荒，邻郡就为此闭籴。那些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本应与全国共休戚、宣扬皇上的恩德，如今却坐视百姓流离失所，做得比春秋时期还过分，这难道是本朝养育万民的本意吗？"

谨案：闭籴的命令，自古以来都

译受人痛恨，但自古以来又都存在。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的想法是：别处的百姓，迁徙或死亡，与我无关；我境内的粮食，才有余裕。难道就没有卓异贤能的奖赏吗？殊不知这个命令一旦施行，抢掠流亡的事情，便由此而起。吴公言辞恳切，正是深知百姓受害极大，不能把害民的政策，当作为自己邀功求禄的手段。

苏轼《浙西灾伤状》中说："臣听说熙宁年间的灾害，本来是因为天旱米贵，而沈起、张靓这类人，不事先奏报朝廷，只是立下赏格闭籴，富民都争相藏粮，小民无处得食，饿死流亡的人已经出现，然后朝廷才知道，派人运江西的粮食并截留本路上供的粮食共一百二十三万石来救济，挨家挨户散发米粮，沿街摆摊施粥，最终还是不能救济饥荒，饥荒之后又接着瘟疫流行，损失实在很多，两税和课利都比往年减少，这是大吏不能秉承皇上的德意，把恩泽广泛施加到百姓身上啊，这怎么可以呢？"

谨案：饥荒之年处理政务，沽名钓誉之心万万不可产生。救荒的政务，必须及早裁断斟酌。沈起、张靓设立赏格闭籴，不过是想沽取爱民的名声。却不知小民断粮，连草木都吃完了；藏米的人越发抬高粮价，贩运粮食的商人惧怕被抢劫而不敢来，于是酿成大祸。这难道不是平日没有仔细研究古法，临事又一心想着求取名声吗？东坡奏疏中的这一段，可以作为闭籴者的鉴戒。

绍兴初年，苏缄担任南城县令，遇上荒年，乡里藏粮的人坚持闭籴等待高价，苏缄登记他们藏粮的数目，先发放常平仓的粮食，定出中等价格卖给百姓，并在路上张贴告示说："某家有多少粮食，现在命令让百姓按官价购买，有强行不卖粮或所卖数量不足的，在集市上鞭打。"因此百姓没有断粮的困苦。

谨案：百姓无处买粮，抢劫必然兴起，盗贼四处横行，安危难保，全靠地方官妥善处置。然而如果不先把常平仓的米全部拿出来出售，怎能堵住富民的借口？苏君施政，先人后己，还有谁能非议他呢？

淳熙八年敕令："遭受旱灾的州县，全靠邻近丰收之处，放行商贩贩卖粮食。已经降旨，不得阻断粮食买卖。访察得知，上游丰收的州郡，仍有拦截阻挠商贩运米的情况。命令各司察觉后弹劾。若仍有包庇隐瞒，命御史台弹奏。"九年两次降下指令："各路监司不许阻断粮食买卖，多张贴告示晓谕百姓。如有故意违反的，命总司察觉后申奏朝廷。"

谨案：官府购销粮食数量有限，百姓的贩运往来却无穷无尽。他们贪图些微的利益，我们却要救活沟壑中的百姓，这实在是两全其美。如果闭籴，此地虽然安定，别地却难以存活。这样做没有恻隐之心，违背忠恕之道。弹劾察举，怎能拖延呢？

咸淳七年，抚州饥荒，黄裳奉命前往救荒。只是约定富民耆老，某日前来相见。到了之后，就大字写下"闭籴者籍没家产，强行低价购粮者斩首"八个字张贴在通衢大道，米价于是平稳下来。【一说是辛弃疾所行之事】

谨案：谁说救荒没有奇妙的方法？用八个字就安定了民心，难道不是奇妙的方法吗？这就是所谓有会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

明万历九年，淮河、凤阳一带告灾，张居正上疏说："皇上大量发放国库银两，派使者分头赈济，恩德已经很厚了。然而赈灾银两有限，饥民却无穷无尽。只有依靠邻近地区协助，让粮食买卖畅通，才能延续百姓一时的性命。近来听说各地往往闭籴，灾民既然在本地缺粮，又绝望于他乡，这是逼迫他们生变啊。应该禁止阻断粮食买卖的命令，讲求平价买卖粮食的方法，听任商人百姓随意买卖。江南地区就到江淮购粮，山西陕西就到河南购粮，各巡抚按察使互相通报，接力转运，不许闭籴阻挠。购粮的本钱，或从各布政司调拨，或从南京户部调拨，权宜处置。河南、直隶四府的县，用临清、德州二仓的粮食平价出售，那么各地都可以得到接济。"

谨案：用通畅

译的文笔，写出仁政的开端，条理分明，多么明白！而且命令各巡抚互相通报，接力转运，购粮的本钱都设法筹措，实在称得上考虑周到。这胸怀宽广不亚于调和鼎鼐的宰相，负有调理国政责任的人，不可不效法他来救助天下啊。

万历年间，御史钟化民奉命到河南赈济饥荒，先飞速传檄各省，不许阻断粮食买卖。等到河南布政司撤退平乱的军队，全部分派到黄河渡口各个运米地点。米船经过时派人牵引护送直到目的地，设置官员登记记录到达的时刻，延误的追究领队之罪。米到达后，价格的高低，不许压制勒索。当时米价高达五两一石，远方商人贪图高价，不用担心被抢夺。十二天之内，运米的船只汇集，绵延五十里，价格于是降到一石只要八钱了。【袤，音茂，是长的意思。东西方向叫广，南北方向叫袤】

谨案：水旱不按时节而来，是上天造成的灾荒；阻断粮食买卖，是人为造成的灾荒。天灾尚且有办法挽回，人为的灾祸难道就无法挽救？钟公竭尽全力救助，立刻缓解了百姓的困苦，米价降低了十分之五六。可知有会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本着仁心施行仁政，没有不成功的事。

禁止阻断粮食买卖总论说："真是虚伪啊！官吏之所以阻断粮食买卖，他们不过是想借此来邀取爱民的上等赏赐罢了。如果说真是为了百姓，那些卖米的人家，即使是妇人小孩，也一定知道只是卖出自己吃剩下的粮食，不会有把粮食全部卖光的道理，何必官吏一再颁布禁令呢？谋求治理的方法，在于诚实，尤其在于权宜应变。从周朝到明朝，历代的典故，都切中要害。晋国国君的失算，是不懂得爱民的方法。周太祖的宽宏大度，包容异国，卢贲、沈起、张靓等人，只不过是小人中特别坏的罢了。假设让他们见到湖南的崔悛，能不感到惭愧吗？宋朝的这些诏书，命令弹劾、察举，实在是对的。吴及的议论、苏缄的做法、黄裳晓谕百姓和钟化民的檄文，功效相同，都得到了治理国家的根本，是良好的法度和榜样，不可不知道，所以应当效法他们。而且没有偏私、不阻断粮食买卖，五霸尚且禁止这种做法，圣贤都认为不可，官吏竟然违背它吗？《诗经》说："在那里没有人怨恨，在这里没有人厌恶，希望日夜勤勉，以永保美好的名声。"那么凡是在位的君子，想要在一生中获得美好的名声的，怎么可以划分疆界，让嗷嗷待哺的百姓，天天盼望着漕运救济船只的到来却得不到呢？闭籴的禁令，怎能不废除！"

　　八发积储以救困穷（八、发放储备粮食以救济贫困）

【汉文帝】【魏黄初间】唐元宗【宪宗】

【宋仁宗，真德秀；元世祖，胡长孺】

【明成祖　　　　　周　忱孙　玺　　　　　钟化民】

汉文帝六年，天下大旱又发生蝗灾。文帝下令诸侯不必进贡，开放山泽，减省自己的衣饰用度，裁减侍郎属官的人数，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谨案：曾经读过文帝的诏书，其中说："祸患是从怨恨中产生的，福泽是靠德政来兴盛的。"可见祸福的关键，他早就了然于胸。所以他首先制定赈济穷人、赡养老人的法令，屡次颁布减免租税的诏令。在这旱灾蝗灾接连发生之时，他难道不知道百姓饥苦吗？他救济困苦是有德行的，难道不是自己减省用度来救济百姓吗？这是三代以后的贤君中，首推文帝的原因啊。

魏黄初二年，冀州发生大灾荒，年成饥馑，朝廷派尚书杜畿持节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五年，冀州又发生饥荒，又派使者开仓赈济。六年春天，派使者巡视沛郡，询问民间的疾苦，对贫穷的人都加以赈济借贷。

谨案：正当灾荒之时，百姓只盼望得到治理，魏朝能够爱护百姓、赈济借贷而不知疲倦，所以能够安抚民众而使国家强大。百姓拥戴，四境安宁。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把这个作为重要的事情来斟酌处置。

唐玄宗开元

译二十九年，下制书说："以前遇到饥荒，都要等待奏报朝廷，然后才开仓放粮。道路遥远，怎么来得及救济危急？从今以后，委托州县及采访使发放完毕后，再奏报朝廷。"

谨案：初春阳气萌发，大地回春，一道诏书颁布下来，九州都得以安泰。这不正是唐明皇此时所颁布的制书吗？他深切了解嗷嗷待哺者的痛苦，免除了他们望眼欲穿的等待。所以当时沐浴皇恩的人，在偏远之地歌颂他的德泽，四海清平安宁，百姓安康快乐。谁说这些百姓，不是三代以来能够循直道而行的表现呢？

唐宪宗元和九年二月丁未日，下制书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致力于使百姓积蓄财富。百姓尚未富足，君主又与谁一起富足呢？去年京畿地区，节气失调，夏天阳光暴烈，秋天多苦雨。三时农事都不顺应节气，五谷不能生长。地里的出产已经缺乏，出力耕作的人本应困顿。百姓所欠的历年税粮等项，都应赦免。仍拿常平仓、义仓的粮食三十万石，委托京兆府逐条登记赈济。如果不够，就用元和七年各县所储存折算购买的粮食补充发放。凡是涉及赈济百姓的事情，委托京兆府选择清廉能干的官员，在每个县分别发放，使其中没有弊端，各得所需。要把我诏书的用意，用告诫的方式来防止扰民，用仁爱的方式来赐予百姓。宣示我的心意，让大家都知晓。"

谨案：土地没有出产，粮食从哪里生长？百姓如果遭遇灾荒，催缴赋税又有何益处？宪宗全部予以蠲免，真是贤明的君主啊！而且用三十万石粮食赈济饥民，还不够，又命令补充折算购买的粮食，殷勤叮嘱不止，把百姓的性命放在心上，多么仁慈啊！能宽厚、能仁爱，取信于天下百姓，说的就是宪宗啊。

宋仁宗乾兴元年十二月，因京城粮价昂贵，拿出常平仓的米，分设十四个粮场，低价出售来救济百姓。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日，下诏说："天下常平仓的米，依照原来的购买价格出售来救济饥民，不得从中收取余利来邀取赏赐。"

谨案：百姓遭逢饥荒之灾，确实像人遭受水火之灾一样。救济稍微迟缓，就好比火已成灰烬、水已成狂澜，怎能不令人痛心？然而救济不得力，最终还是会死，与不救有什么区别？如今乾兴年间，把常平仓的米分作十四个场所，减价出售，救济百姓。皇祐年间，又把天下常平仓的米按原价出售，救济贫民。广泛施舍、周济众人，可以作为千载的风范。百姓能不感到有再生的欣喜吗？

宋宁宗时，真德秀担任潭州知州，用仁德公正勤勉勉励同僚，用正心修身勉励士人的品行。遇到水旱灾害，对贫困无依的百姓，极力救济抚恤。又设立义民仓，积储粮食至五万石。到荒年时，按原价出售。又积储粮食九万五千石，在十二个县分设社仓，遍及乡村。设立慈幼仓、养老仓，对孤儿、无依无靠的人，十五岁以下的、六十岁以上无人赡养的老人，都有赈济供给。

谨案：自古以来理学的儒臣，无不本着关心苍生的念头，为君父在四方广布福泽。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性情温厚，又能在典籍中陶冶自己，处置事情能权衡应变，各得其宜。试看这几种方法，实在可以和朱文公的社仓一起流传不朽。担负守土之责的人，如果能够仿效施行，这样的甘棠遗爱、慈幼之政，就可以传给后世而滋润百姓了。

元世祖至元五年，益都路发生饥荒，用米三十一万八千石赈济。十年，各路出现蝗蝻，连绵大雨损害庄稼，赈济米五十四万五千五百九十石。十三年，东平、济南各路遭水旱灾害，赈饥用米二十二万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万七千七百十二石，钞四千二百八十二锭。二十二年十一月，哈喇和卓地方百姓饥荒，每户发给牛两头，种子两石，又发给钞一十一万六千四百锭，购买米六万四百石作为四个月的口粮，赈济他们。

谨案：上天有降下灾害的时候，百姓却不该有愁苦的年岁，这时能够转移灾害、造福百姓的，只有随时蠲免赋税、赈济灾民，爱护百姓的圣明君主和贤良宰相罢了。国库中的金银粮食，用起来似

译乎无穷无尽，但乡里百姓的身家性命，急切需要抚恤。元世祖赈济饥荒，无异于九天的雨露，随处频繁施予，毫不吝惜，百姓才得以生存，年成再凶又有何妨？

元武宗时，饥民有四十六万户，随即下诏每户每月发给米六斗。浙东宣慰同知脱欢察建议施行劝人借贷的命令，向富民征收钱一百五十多万，把其中二十五万交给海宁县主簿胡长孺保管。胡长孺察觉他有侵吞之意，就把这些钱全部分发给百姓。不久脱欢察果然索要这笔钱，胡长孺捧着已经完成的账册进见说："钱已经在这里了（指已分发给百姓）。"脱欢察发怒但不敢追究。

谨案：饥民得到赈济，就好比禾苗得到及时雨。雨水一滴不到根部，庄稼就会枯萎。云兴雨降，就片刻不能拖延，何况人心的转变更是瞬息万变呢？胡长孺识破了贪官的心意，发放他聚敛的财物，补贴分散给民间。为苍生救济饥荒，实际上也是为脱欢察消除罪过，仁智兼备，一举两得啊。

明成祖永乐九年七月，户部上奏说："赈济北京临城县饥民三百多户，发给粮食三千七百多石。"皇上说："国家的储蓄，对上供给国家使用，对下救济百姓。所以丰年就聚敛，凶年就散发。只要有土地有百姓，何愁不足？隋朝开皇年间大旱，百姓饥荒，隋文帝不开仓赈济，任凭百姓流亡就食他乡。到隋末计算所积储的粮食，可以供应五十年之用。仓库虽然丰足，民心却不稳固。前车之鉴俱在，今后但凡遇到水旱灾害百姓饥荒，就要开仓赈济，不要让百姓流离失所。"

谨案：隋朝开皇年间，仓库都很充足，却不肯赈济，使百姓流离失所；后来又倚仗富足而奢侈浪费。明成祖深深明白其中的缘故，因而改变了做法。真是明智通达的君主啊！

明英宗正统年间，周忱巡抚江南，正逢江北大饥荒，巡抚都御史王竑向周忱借三万石粮食。周忱盘算到来年麦子成熟，说："这需要十万石，就都给你吧。"大概周忱所积存的余粮，不但可以供给江南，还可以兼顾救济江北。景泰二年，有人说周忱勾结官吏，侵吞国库钱粮，朝廷召周忱回京。周忱说："我所做的种种修缮兴建之事，看起来像是浪费，也是由于宣宗皇帝准许我便宜行事。我所耗费的，都是余粮，不敢动用正赋。"事情于是没有追究，周忱辞官归乡。户部因此说周忱所积存的粮食无从查验核实，请求把这些粮食统一收归公赋。从此各种征收调用纷纷出现，百姓拖欠赋税的情况依然如故。后来吴地大饥荒，百姓多有饿死的，无不盼望周公再世。

谨案：贤臣巧妙的谋划，忽然反被奸吏用作弹劾攻击的把柄。户部因此把这些粮食收作公赋。假使再遇到饥荒之年，又能从哪里得到接济？户部把积存的粮食收归朝廷，不过是为自己一人邀取荣誉，哪里知道国家体制的正大？生财之道，本来自有它的所在。哪里像这样啊！

明武宗正德四年，孙玺担任兴化县知县，多有奇特的政绩。当时发大水损害庄稼，上司不批准上报灾情，孙玺就自己上奏请求，朝廷下诏减免田租一半，又赈济饥民一万多人。后来他以兵备道身份巡视云贵，正直的名声大振。

谨案：现今做县令的人，见上司不肯上报，还敢自己上奏吗？孙公不因触怒上司而恐惧，难道还顾及其他吗？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天子的仁爱，又怎能成就这位郎官的救援之举？应当一并感念他们的德行。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御史钟化民在河南赈济灾荒，对垂危的人施粥赈济，有顾及体面而不愿领粥的人，就发放银两赈济。命令州县正印官下乡亲自发放，让官员到百姓中去，不要让百姓劳累地到官府等候。分东西南北四个乡，先公布发放的日期，以免百姓白白奔走守候。贫民领到钱粮后，如果有里长或恶霸想要索取抵偿旧债的，以抢劫罪论处，检举揭发的人赏给他们银两。正印官亲自监督称量的秤具，每一封粮食

译都加盖印章，登记造册，按期分发。派遣能干的官员随时抽查开封称验，亲自巡视所到之处，接见各色人等，不嫌弃村落简陋。

谨案：饥荒无处不救，国家无处不安。河南甲午年间的灾荒，非常难以处置，而钟公独力支撑，不辞辛苦，赈济百姓，不救到底不肯罢休。不但自己勤勉于官职，还担当过灾民的困苦。看他的政绩，真足以让人感动至深。良臣善政，真值得记载在史册上流传后世。

发放积储的总论说："仓库充实，国家就富饶，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然而有德行才有人民，有人民才有土地，有土地则财富与用度都会具备。可知百姓的身家性命，正是国家仓库粮食的来源所在。当年成丰收时，百姓就替朝廷充实仓储；一旦遭遇旱涝告急，君主就应当为百姓谋求保全聚集之道。大概君主如同心脏，而百姓如同身体，身体安定，心才能安泰。百姓饥荒难道可以不救吗？积储难道可以不发放吗？君臣中有识见明智的人，没有不把赈济当作急务的。从汉文帝到元明两朝，赈济的方法、救困的言论，前面大致都已具备了。治理国家的人难道不能以此为效法吗？水旱蝗灾，逼迫百姓陷入沟壑困境，救济百姓正是使自己安定，二者并无区别。为什么呢？没有百姓在下面困苦，而君臣能在上面安然自处的道理。天灾的流行，或许只需一人的救济就能保全万事，否则商汤又何必以六件事自责？孔子又何必举出自贬的话来回答景公？救荒的方法，权衡应当由上而定。假设遇到受灾的地方，如果确实能够大量发放积储来救济穷苦百姓，那么一方安乐，四海之内也都会安乐。能够散发财物的人，社会才能走向太平，这难道是荒谬的吗？"

　　九不抑价以招商运（九、不压抑粮价以招徕商贩运粮）

【齐管子》《汉宣帝诏》《唐卢坦》《宋赵抃】

【范仲淹，包拯，范纯仁，孟庾，章谊】

【董煟明周孔教蔡懋徳厐承宠】

齐国管仲说："滕国、鲁国的粮价每釜一百钱，那么就使我国的粮价达到每釜一千钱。滕国、鲁国的粮食就会像水流一样汇集到我国，就像流入深谷一样容易。"

谨案：这话说得真好啊，管仲这番话。百姓趋向利益，确实像水流向低处一样，稍微违逆这种本性，谁会来归附我呢？粮食，是活命的根本啊。假使只顾惜百姓的钱财，却不体恤百姓的性命，钱财又怎能吃饱呢？危亡又怎能避免呢？那么"每釜一百钱、每釜一千钱"的说法，不是明智果决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汉宣帝本始四年春正月，下诏说："我听说务农，是振兴德政的根本。今年年成不好，已经派使者赈济借贷困乏的百姓。命令太官减省膳食，裁撤厨役，乐府裁减乐工，让他们回去从事农业。丞相以下直到都官令丞，可以上书请求把粮食运入长安粮仓，帮助借贷给贫民。百姓用车船运载粮食进入关中的，不用出示通关文书。"【传，是通行凭证。因为想要粮食多进关中，所以不问其出入】

谨案：宣帝命令丞相以下都上书请求运粮入仓，来借贷给贫民，那么官吏就没有推诿的弊端了。运粮进入关中的，不论用车还是用船，都不用出示通行凭证，那就免除了征收商税带来的困扰了。哪里还需要压抑粮价的命令呢？

唐朝卢坦担任宣歙观察使，遇上荒年，粮价一天天上涨，有人请求压低粮价。卢坦说："我们这个地方土地狭小，粮食少，全靠仰仗四方运来的粮食。如果价格便宜，粮食就不会再运来了，百姓就更加困苦了。"不久米商纷纷汇集，市场价格于是平稳下来，百姓依靠这个得以存活。

【宋】董煟说：不压抑粮价，那么商贾就会来到此地，这是不容改变的道理，愚昧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他们的用意正是想沽取美名，却不知道市场上没有可以购买粮食的地方，恰恰足以招致民变、引起祸端。卢坦有远见卓识，真值得赞许啊。

宋神宗熙宁年间，赵抃担任越州知州，两浙地区旱灾蝗灾并起，米

译价飞涨，各州都张贴告示，禁止人们抬高米价，百姓因此大多饿死。赵抃独自张贴告示在通衢大道，命令有米的人任意抬高价格出售，于是各州米商纷纷汇集，米价反而更加便宜，百姓没有饿死的。

谨案：压抑粮价的命令一旦施行，商贾自然裹足不前，囤积粮食的人家也都藏起米来。官吏知道这个道理吗？囤户害怕别人低价购买，只留下少许来应付众人，其余的都高价暗中卖给别处，所以没有米的人家里空空如洗，有钱的人也快要断粮呼救了。于是，一人发难，千人响应。赵公的论断，高明超出千古。

范仲淹公担任杭州知州，两浙地区遭受饥荒，米价正在飞涨，每斗一百二十文。范公把价格提高到一百八十文，众人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又多次张贴告示，详细说明杭州饥荒的情况以及米价上涨的数目。于是商贾争先恐后，唯恐落后，米粮既然大量汇集，价格也随之下降。

谨案：范公仁德智慧兼备，这样做当然极为妥善。后世施行法令不可轻率照搬，必须要衡量时势。假如杭州米贵，涨价的告示必须先派人到产米地方张贴，约定粮食到达之后，我们这里才提高价格。不然，那边的米商还不知道，我们这边就先提高了价格，贫民哪里能长期承受吃高价米的困苦？而且涨价的告示切不可让某一个人事先知道，否则恐怕都等着涨价后才肯卖出，那百姓就更苦了。

包拯担任庐州知州，不限定米价。商贾听说后，每天都聚集到他的辖境。不过几天，米价就大为平稳。

谨案：龙图阁学士包拯的明智果决，即使妇人小孩也没有不知道的。假如米价可以压抑，包公早就压抑了。包公知道货物多了必然便宜，少了就贵，越压抑粮食就越少，越少价格就越贵。龙图公不去压抑，难道其他人可以压抑吗？

范纯仁担任某县县令，因为当年大旱，预料来年必定歉收，于是把境内客商的船只全部登记造册，诱导他们运米过来，答应替他们做主出售。到第二年春天客商的米果然运到，比平常还多，县里的百姓于是依靠这些粮食而不至挨饿。

谨案：境内闹饥荒了，客商的米还不来，这时候才想办法准备，哪如提前就有所打算？范公提前在冬天，多方劝诱，到了春天粮食果然运到，既没有高价，百姓的心情又能得到安慰，这不正是预先做好了应对不测之事的准备吗？

绍兴五年，行在（临安）米价高达每斗一千钱，当时留守参政孟庾、户部尚书章谊，不压抑价格，只是大量拿出陈年仓米，每升只卖二十五文，仅是当时价格的四分之一，百姓依靠这个得以救济。

谨案：米价昂贵之时，百姓即使卖妻鬻女，总也救不了几十天的苦难，这是为什么呢？米贵就使人贫贱，所得的钱财买不到多少粮食罢了。两位大人大量拿出陈年仓米，减价救济百姓，等到秋收后仍可以低价再买入补仓，这不是仁德智慧两全的方法吗？所以担心米价昂贵的对策有五条：拿出国库粮食低价出售是一，借用国库资金资助商贩贸易是二，王侯贵戚、大小官员、军民百姓凡有余米的，都按时价出售，视其数量多少分别给予奖赏是三，责成官员，广泛借贷耕牛种子，督促百姓春耕，根据其勤惰，决定官员的升降是四，朝廷重视农业抑制商末、优待抚恤穷苦百姓是五。有了这五种方法，再加上大力兴修水利，专设官员督办管理，还怕什么米价昂贵呢！

从政郎董煟说："近年主政的人，不明白立法的本意，认为民间没有钱，必须要限定粮价。却不知道官府压抑粮价，那么客商的米就不会运来。如果别处粮价飞涨，而这里粮价低，那谁还肯来贩运？商贾不来，境内就会缺粮。有储蓄的人家，越发不敢拿出来了。饥民手拿着钱，整天没有地方买米，有的不肯甘心等死，必定不能安分守己，人心容易被煽动摇撼，这是极大的祸患。只有不压抑粮价，不但商贾车船纷纷汇集，就连富户也怕耽误时

译机，争先恐后地拿出米来出售，价格自然就便宜了。"

谨案：凡是论说荒政，言辞应当通达，事情贵在预先知晓。董君所论述的，把隐藏的情形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揭示出来，把祸患消弭于无形之中，这不是通达事理的人的言论吗？主政的人如果真能时时留意，仔细体察人情，自然不会有压抑粮价的命令，闭籴的条文了。为什么还要忽视这些呢？

明代中丞周孔教巡抚苏州时，曾说："粮食少了价格就贵，这是必然的趋势。地方官往往压抑粮价。若米产自别的地方，客商必定不来了。若米产在本地，富户必然闭籴不卖了。富户并非真的闭籴不卖，远方商人一到，牙人从中牵线，就暗中卖给他们了。因此远方商人可以买到米，而本地百姓反而缺粮。这就是压抑粮价者，想有利于本地百姓，反而害了本地百姓啊。"

谨案：压抑粮价的命令一出，商贾不来，囤户不卖，即使卖出，如周中丞所说，也是专门卖给出高价的远方商人，本地的米因此绝迹。且不论小民没有钱在手，就算有钱又能从哪里买到米？不是死亡就是抢掠，由此而生。周中丞洞察隐情，难道不是一省的福气吗？

杭州司理蔡懋德制定通商济荒的条议：杭州城百姓依靠外来的米粮为生，蒙巡抚下令广泛购粮、疏通商贩，已经没有遗漏，但聚集粮食的办法也不厌其多样。近来听说邻境闭籴，米价飞涨，商贩纷纷诉说各处的阻挠困难。我考虑到官府储备发放的数量有限，民间自行运输的能力却无穷无尽，而民间自行运输的能力还是有限，远方商人乐于贩运的能力则更无穷无尽。只要能使远方商人把杭州当作有利可图的地方，闻风争相赶来，米粮源源不断汇集，杭州城百万百姓的生计就有救了。招徕商贩的方法，归纳为八条。【八条附载在后面，摘要参见条内】

谨案：商路不通，百姓就得不到救济；价格不压抑，商人才愿意前来，这是必然的道理。司理善于筹划，归纳为八条，周到详尽，是因为他把经济民生放在心上，比疏忽大意的人高明得多。

杭州知府庞承宠关于发给凭照购买粮食的建议：杭州城周围百里，人口密集，土地又是山多田少，桑树多而稻谷少，所以民间食用的米都仰仗从外省运入，由来已久了。今年从夏天到秋天，天旱成灾，百姓担心米价昂贵难以维持生计，商贩纷纷聚集，希望能救济这些遭灾的百姓。无奈邻省颁布了阻断粮食买卖的命令，巡查的人又肆行抢掠的暴虐行为，如果不为此想办法，商人将裹足不敢前来，而杭州的百姓恐怕就要坐以待毙了。发给凭照准许购粮，不能再拖延商议，还请求严令嘉兴、湖州两府，命令各处巡兵不得抢掠恐吓米船，滋事的人以法律严惩，希望商贩能够畅通往来，杭州百姓还能有再生的希望啊。

谨案：贩运五谷，虽说是谋利的商人，却好比是救济百姓的使者，不可与其他商贩等同看待，为什么呢？杭州本来不产米，远方商人如果不来，早上啼饥号寒，傍晚就要倒毙沟渠，这种祸害怎能说尽？发给凭照允许购粮，不许阻挠，是疏通商路的重要方法。

不压抑粮价的总论说：诸位君子都认为不压抑米价才是高明之举，又认为稍微提高米价才是善策。商路自然畅通而百姓便可得救，这确实是不易的道理。古人立法本来自有周全的考量，后世仿效施行贵在因时制宜，不是访问乡野父老，就应当询问当地绅衿。然而终究不如亲自巡行乡村僻壤，才能得到实情。

译这样才算恰当。遇到荒年，如果确实能知道境内的粮食共有多少石，并在大路口张榜公示，一定要让全郡人都知道。命令有米的人只准按当时的市价出卖，不准闭籴囤积，这也是救济百姓的要法，不可不知道。小民既然知道有米可买，心里就已经安定了，谁还会去争抢求购？客商知道米价不受压制，船只就已经聚集来了，又岂会再往别处去，这就是不加压制的压制啊。只有杭州城中的囤积粮米最为可恨，富商稍不称心，就囤积起来不卖，只图厚利罢了，哪里顾得上穷苦百姓？牙人巧言欺骗官府，讨好富翁，谁又怜悯那些饿死的人？他们如果真算是人，为何不赶紧买进赶紧卖出，循环买卖，却偏偏全部囤积而不卖呢？这不是闭籴又是什么？君子明白这个道理，从管子以来直到宋、明两代善政的例子，已经列在上面了。如果能够仿照施行，又何愁救不了饥民呢？与其为百姓吝惜钱财，不如为百姓爱惜性命。就像宋朝时濮州的侯日成，嫌米价一天天上涨，上奏请求命人只留下一年的粮食，其余的都按照祥符八年的数目卖出。天子担心这样会扰乱百姓，没有准许，这难道不是深切洞悉人情的圣明君主吗？《尚书》说：互通有无，调剂财货，百姓才能得到粮食，天下万邦才能治理得当。所以米价的贵贱，任凭它自然涨落，不可稍加压制，想要利于百姓，反而会害了百姓。

译十开粥厰以活垂危（开设十处粥厂以救活垂危之人）

【齐黔敖】【卫公叔文子】【汉陆续】【隋房景逺】

【唐郭禹，宋程颐、陈尧佐，元余阙】

【明席书，毕懋康，耿橘，钟化民】

齐国发生大饥荒，黔敖在路旁摆设食物，等待饥饿的人来吃。有一个饥饿的人，用衣袖遮着脸，拖着鞋子，昏昏沉沉地走来。黔敖左手端着食物，右手拿着汤水，说：“喂！来吃吧。”那人抬眼看着他，说：“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呼喝而来的食物，才落到这个地步的。”黔敖于是向他道歉，但那人终究不吃，饿死了。曾子听说这件事后说：“黔敖呼喝人时，可以拂袖而去；他道歉之后，就可以吃了。”

谨案：礼貌对待人，是多么重要啊！士君子面临死亡的时候，也不肯稍稍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苟且偷生。曾子对此的评论一向如此。所以钟御史在河南赈济粥米钱银时，特别厚待贫寒的读书人，不与普通百姓一样对待。大概是因为那些怒目而视的人，未必不会宁死也不接受这种施舍。

卫国的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儿子请求朝廷赐谥号。国君说：“从前卫国遭遇饥荒凶年，先生施粥救济国中饥饿的人，这不是很仁惠吗？从前卫国有患难，先生舍命保卫寡人，这不是很忠贞吗？先生执掌卫国政事时，整顿典章制度，用以和四邻邦国交往，使卫国的社稷没有蒙受耻辱，这不是很有文德吗？”所以称先生为贞惠文子。

谨案：人在饥荒之时，能得到一餐粥食，就能延续一天的性命，此后能遇到生机，都是这一餐之力促成的。所以出力虽少而功效很大，据此来定谥号，是恰当的。凡是遇到荒年，人们能不把公叔文子的作为当作榜样吗？

汉朝陆续，字智初，是会稽吴地人。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在郡中担任户曹史，当时年成荒歉，百姓饥困。太守尹兴派陆续在都亭发放粥饭给百姓，陆续把领粥的百姓都一一登记核查，询问他们的姓名。事情办完后，尹兴问他共发给了多少人，陆续随口说出六百多人，都能分别说出姓名，没有一点差错。尹兴对此感到很惊异。

谨案：粥虽然只有几碗，却能救活饥饿的人，怎能小看它呢？陆续把人数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不漏，可见他办事一丝不苟，是显而易见的。太守用人得当，户曹办事谨慎，这难道不能成为赈粥的典范吗？

隋朝房景逺担任齐州主簿，施行了很多善政。房景逺平生看重信诺，喜欢施舍。遇到荒年，他在大路上设粥赈济，救活了很多人。平原人刘郁路过齐州、兖州一带，遇到强盗要杀他。刘郁喊道：“我和您是同乡，怎么忍心杀我？”强盗说：“你的同乡至亲是谁？”刘郁说：“齐州房主簿，是我的姨表兄。”强盗说：“我靠他的粥才活了命，怎么忍心杀他的亲人？”于是归还了刘郁的衣物，并且救活的人还有二十多个。

谨案：善行感动人心，就像风吹倒草一样，没有不顺从而倒伏的。所以即使是强盗，也不会泯灭他的良心，赈济救助怎么能延缓呢？主簿施粥能救下自己的亲人，假使房景逺自己遇到强盗被感化为善人，难道有什么困难？可见粥能救活人，感人至深。享受俸禄的人为什么不肯分出美味佳肴的万分之一，来延续饥民的残喘呢？

唐僖宗文德元年四月，任命郭禹为荆南留后。当初，郭禹励精图治，安抚聚集残破流离的百姓，施粥赈济，抚养孤贫，发展商业农业。当时各藩镇没有把养民当作要务的，只有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的百姓，劝勉督促农桑，几年之间，百姓富足，军需充足，当时人称他们为“北韩南郭”。

谨案：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即使只在一时任职，若能名垂万世，才可以说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北韩南郭，可以说接近这样的境界了。如果只把功名看得最重，活着时显达荣耀，死后就湮没无闻，这不是很可悲叹的事吗！

宋朝程颐曾说：“救济饥民，只是使他们免于死亡罢了，并不是要让他们吃得肥胖丰足。应当选择宽广的地方，头一天就通知他们清晨进来，到了巳时就关门不再接纳。午后给他们食物，

译申时让他们出去。每天能得到一顿粥就不会饿死了。那些自己有能力谋得一餐饭的人，都不会来了。这比不加选择就随意施舍的做法，应当能多救活好几倍的人。”

谨案：从前陈龙正说程颐的这个说法虽然好，但每天只给一顿饭，恐怕不足以使他们免于死亡。我认为，不如等他们吃完之后，每人再给二三合米，或者几块糕饼，用来代替下一顿饭。这样他们既不必专门守候在此处，又可以到别处谋生，一天之内获得几天的口粮，也未可知。

陈尧佐任寿州知州，遇到年成大饥荒，自己拿出米来煮成稀粥，给饥饿的人吃，官吏百姓因此都争相拿出米来，一起救活了几万人。陈尧佐说：“我难道是拿这个来图私利吗？用命令来率领人，不如自己带头做，让他们心悦诚服地跟从啊。”

谨案：米贵如珠，柴贵如桂，人人自顾不暇，还能到哪里去恳求官长救济？如果不救助老弱，等到死人多而壮者沦为盗贼，这是必然的趋势。陈公亲自带头率领百姓，广设粥厂，一州之内，处处都得到实惠，这不是善于鼓动众人的君子吗！

元顺帝至正二年五月，起用余阙为淮东宣慰副使，镇守安庆。到任十天，就有敌寇来袭而被击退。他召集将领官吏商议屯田防守之计，环绕边境修筑堡寨，挑选精兵在外防守，而在堡寨内屯田。第二年春夏大饥荒，人吃人，他捐出俸禄煮粥赈济百姓。又向中书省请求，得到三万锭钞票用来赈济百姓。

谨案：忠于国君的人，必定能爱护百姓。像余公到任十天，就捐俸煮粥，请领钞票赈济百姓，尽力施行善政，唯恐做得不够，后来果然为国尽忠。如果对饥民置之不理，只把功名看得最重，这就是把恩泽积藏在自己手中而不能施布给百姓了。所以有圣明的君主，必定要依靠贤能的臣子，上下同心，志向一致。这难道不是苍生的幸运吗？

明嘉靖十七年，席书上疏说：“臣私下见到南京地区饥荒极其严重，起初百姓卖掉牛畜，接着卖掉妻女，老弱辗转流离，青壮外出逃荒，甚至有人饿死在路上。朝廷商议赈济抚恤，但饥民太多，钱粮极少。只有煮粥这一个办法，不需要防范作弊，不需要审核户籍，最简单也最紧要，可以救人性命。世俗都说设粥厂不可轻易举办，因为在一座城中施行，不知不觉会传遍各县，导致四方饥民闻讯纷纷赶来，主持的人力量顾不过来，来的人堆积无数，于是就说设粥厂不宜轻举。却不知道早上开设中午就能受惠，办上三四次就能安定下来，见效很快，功效很大。这是古代传下的方法，扶助将倾的人、救助垂危的人，拯救溺水的人、扑灭火灾，没有比这更急迫、更优先的了。这是臣的一点浅见。”

谨案：那时饿死的人很多，家家户户流离迁徙，奸猾之徒也趁机混杂其中。席公说：“百姓的性命危在旦夕，如果一定要等到户籍编审完毕才办事，百姓怎能挺得住？”于是命令州县每十里设一个粥厂，先动用现银买米煮粥赈济。两个月里只供应粥食，这样所赈济的都是真正的贫民，奸猾之徒就渐渐散去了。于是上奏朝廷截留运储的粮食及户部拨发的银两，商议隔月兼发钱米。妙处就在于先让州县每十里设一局，等施粥两个月之后，再商议发放银米。所以百姓得到实惠，而豪强奸猾之人无法从中作弊。

陕西巡按毕懋康在赈粥的奏议中说：“曾听说救荒不是救饥民，而是救将要饿死的人。这个办法没有比煮粥更好的了，应当先把各州县现有仓粮尽数动用，又动用本院的赎罪银两收买米豆杂粮来煮粥赈济。然而所谓救荒没有奇特的方法，问题在于办事的人不真心尽力罢了。如果有真心，自然会有好办法，又有什么事做不到？什么灾荒不能消弭呢？我曾得到张司农救荒十二条建议，试行果然有明显成效。为此责令有关部门立即把救荒十二条刻印，让各府印刷，分发给各州县，逐条切实施行。”（十二条内容记载在后面赈粥须知之中）

谨案：如果有真心，自然会有好办法。不是真心爱民的人，说不出这两句话，也体会不到这两句话

译的妙处。毕公深切地爱护百姓，命令州县都开设粥厂，并且下令把救荒十二条到处刻印施行。他的用心不但要救一省的荒年，还要救各省的荒年，更可以救各省千百年后的荒年。这生机至今仍在，就像春天的气息弥漫融和在天地之间一样。

万历年间，常熟知县耿橘说：“荒年煮粥，全靠官府处置得当。就在各村落分散设粥厂，如果都聚集到城郭中，年轻力壮的人就会抛弃家业前来就食，年老体弱的人在路上难以支撑，这是第一个不便之处。整天守候，两顿饭要等到夜里，投宿没有地方，这是第二个不便之处。人多混杂容易传染疾病，发放粥食难免拥挤踩踏，这是第三个不便之处。如果没有官员亲自尝验严加禁止，民众担心粥不够分，就会往里掺水，往往因此致病。不如就在各处村落，让愿意行善的义士来主持，划分区域各自煮粥，这才是妥当的办法。”谨案：耿君这三点说法，句句切中要害，事事都是实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而深感痛心，怎么能说出这些话？所以在不得已之中，想出了这个必不可改的办法，就是让各处村落各自由义士主持。这个办法流传后世，恩惠至今没有断绝。唉！耿公啊，怎能让天下的官员都像您这样呢？

御史钟化民在河南赈济饥荒，命令各府州县官员遍历乡村，考察举荐善良之人，让他们主持粥厂，就近多设厂所。每个厂收容赈济饥民二百人，不分本地人还是流民，分别老幼妇女，用小纸条注明在某厂就食，用油纸袋系在手臂上，汇总登记成册，任凭正印官随时查验，使人不能东跑西窜冒领，一直办到麦子成熟才停止。所到之处必定推行拾遗补漏的办法，遍历州县村庄的粥厂，因此地方官闻风感动，竭力赈济救助，百姓因此得以存活。

谨案：谚语说：“饥饿时的一口食物，胜过平日的一斗粮。命在须臾之间，得食就能行走。”粥厂的妙用，实在难以尽述。钟公命令州县乡村就近多设厂所，处处都在救济，救济得既周全又普遍。他遍历各地巡查官员，官员们哪敢不竭尽全力去救活百姓？他这一片仁慈之心，贯穿于各个厂所，就像和煦的春风遍布大地，没有一个地方不在他的教化养育之中。

《开粥厂总论》说：荒年赈粥，能把它当作一般的粥来看待吗？就算是纯阳的丹药、岐伯的仙方，也不过如此吧。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它就能活命，得不到就会死去，就是这个原因。从黔敖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来。但粥厂的事务虽然繁多，其要点只有五条：一是贵在多设厂所，耿橘的说法就是这个道理。二是贵在得到合适的人来主持，陆续的事迹就是如此。三是贵在巡查督察，钟化民的做法就是这样。四是贵在犒赏鼓励，毕懋康所颁行的就是这个道理。五是贵在得法，席侍郎的奏议就是这样。有了这五种方法，再加上余忠宣捐出俸禄、陈尧佐身先百姓的精神，何愁粥厂不能尽善尽美呢？由此可知，没有远行跋涉之苦、没有在门外遭呼喝之耻，是因为粥厂多的缘故。没有荒废懈怠之事、没有冒名骗领之求，是因为得到了合适的人的缘故。不图虚名，切实设立平价赈济灶点，是因为有巡查督察的缘故。人人竭尽全力，不忍心互相欺骗，是因为有犒赏的缘故。实惠均沾，不至于填死沟壑，是因为得法的缘故。如果真能做到这样，不但远远超过房主簿，而且可以和公叔文子以及北韩南郭一起流传不朽了。《礼记》说：“使百姓对君主有如对父亲那样的尊敬，有如对母亲那样的亲近，这样以后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官。”那么凡是做百姓父母官的人，这一碗粥的赈济，难道可以拖延吗？

钦定康济录卷三上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康济录卷三下

临事之政

十一 安流民以免颠沛（安置流民以使其免于颠沛流离）

【汉成帝诏】【唐王方翼】【宋天圣诏】【韩琦】

【富弼毕仲游，赵令良滕逹道】

【杜纮】【郑刚中元武宗制明原杰】

汉成帝鸿嘉四年春正月下诏说：“多次敕令主管官员务必施行宽大之政而禁止苛刻暴虐，至今仍未改变。一人有罪，就要牵连全族拘捕；

译农夫因此失业，怨恨的人很多，损伤了天地和气，导致水旱灾害。关东流散的百姓很多，青州、幽州、冀州一带尤其严重。朕对此深感痛心。已经派遣使者巡行各郡国，凡遭灾程度达十分之四以上的地方，百姓资产不满五万的免征租赋，拖欠未交的一律不再追收。流民想要入关的，就在他们所到的郡国登记入籍，谨慎地依理对待他们，务必怀有使他们得以保全性命的恩德，以符合朕的心意。”

谨案：百姓沦落到一无所有、借贷无门的地步，就等同于乞丐了。今天或许还父子同行，明晚谁又知道会不会夫妻离散？所以不流落他乡的人，恐怕连一半都不到。如今这道诏书免除了他们的拖欠，凡是所到之处就登记入籍，命令郡国迅速加以救助保全，以弘扬天子的心意。百姓能不歌咏《鸿雁》那样的诗篇来感恩吗？

唐高宗仪凤年间，王方翼担任肃州刺史，蝗虫唯独不进入他的辖境，邻郡的百姓都不辞辛劳地投奔他。王方翼拿出私人的钱建造水磨，以低廉的价格来救济饥饿困苦的人，建造了几十上百间房屋让他们居住，救活了很多人。

【宋】董煟说：流民到来，应当想办法安置他们。富弼让他们打柴、捕鱼之类，地主不得阻止他们，就是这样。但一时之间难免有所侵扰，不如兴修堤坝、疏浚河道、兴办水利，公私两便。不然，官府就出钱租赁民间的芦苇场，或者靠近县城、集市的柴薪山地，任凭流民打柴，官府再设场收购。这样不但流民能够自食其力，遇上雪寒天气平价出售，也可以救济周边的百姓。

宋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下诏给河北转运使：契丹的流民，命令分别送到唐、邓、汝、襄各州，用闲田安置他们。并且命令沿途，每人每天供给二升米。当初，河北转运使上奏说：契丹遇到大饥荒，百姓流亡越过界河而来。皇上对辅政大臣说：“虽然是境外的百姓，也都是朕的子民，可以加以赈济救助。”所以下达了这道诏令。

【宋】董煟说：“境外的百姓，一遇到饥荒歉收，就流亡越境而来，仁宗皇帝尚且加以救济，圣德如此宽广博大，何况是同路同郡的百姓，做地方长官的人怎能不加意关照呢？”

韩琦担任益州知州，遇到荒年，流民挤满道路。韩琦招募人捐纳粮食，设粥厂救济他们。第二年发放粮食送他们回乡，又招募其中壮年的人，按等级编入禁军，一人从军，全家好几口人就能因此得以保全性命。他又发文剑门关，凡流民想要往东迁移的不予禁止。总共抚养救活的流民，达一百九十万人。庆历三年，陕西发生饥荒，朝廷下诏让韩琦去安抚。韩琦到任后，放宽征役徭役，免除租税，给予一年的赋役豁免，罢黜贪婪残暴不称职的官吏，裁减冗余官员六百七十人。当时河中、同州、华州等地饥荒，百姓相继向东迁徙，韩琦开仓赈济，共救活一百五十万人。韩琦后来担任宰相，被封为魏郡王，五个儿子都显贵，其子韩忠彦后来也继任宰相。

谨案：天地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养万物。韩公体会到这一点，只要有一个百姓没有蒙受他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壑一样。韩公承担起这个责任，两次赈济救助，办法万全周到，堪称济世的典范，永远是救活百姓的伟大范例。到如今已经过去七百多年，凡是遇到流民迁徙，人们必定会想起他的盛德。这说明韩公的身体虽然消逝了，但他的精神却没有消亡，因为这份生机依然存在。安置流民的人，能不以韩公为榜样吗？

富弼担任青州知州时，见到河北遇到大荒年，前来就食的流民很多。富公劝说百姓拿出粮食，再加上官府的仓储，分别储存在各地，修葺公私房屋若干间，分散安置流民，以方便他们打柴取水。有人说：“这不是消除非议、明哲保身的做法。”富公说：“能够救活几万人的性命，难道还不如担任二十四次考核的中书令吗！”他做得更加尽力，那些嫉妒他的人也没有办法为难他。（这个办法详细记载在《摘要备观》之中。）

谨案：胆子放大去做，心思要细致处理，一心一意为百姓着想，顾不上别的事情。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