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康济录卷三下

译富公安置流民的做法吧。安置流民的方法，要点只有三条：一是要让他们有食物吃，二是要让他们有住处，三是要能让他们回乡。富公全都掌握了其中的妙处，所以成为千古名臣。

宋哲宗元祐年间，耀州大旱，田野里连青苗都没有。毕仲游认为以往各郡县赈济常常延误时机，费力更多而百姓却得不到救济，于是趁百姓还没有饥饿的时候，就张贴告示说：“郡府将要赈济，并且平价出售粮食若干万石，晓谕百姓不要逃往外地。”百姓都欢欣地安居下来。不久果然渐渐缺粮，于是拿出粮食赈济，并且平价出售来供给百姓。附近州郡的流民几乎都逃散殆尽，而耀州应当迁徙就食的百姓却达到十七万九千口。当时所发放的粮食不到万石，用百姓自己的余粮接续供应，家家户户都能自给自足，没有一个人逃离的。监察官员因此在长安搜查，抓到两个人，说：“这是耀州的流民。”把他们送还耀州，毕仲游查验后，发现他们都是中原一带逐利的商人，携带的资财很丰厚，根本不是流民。监察官因此感到惭愧而作罢。

谨案：百姓人心惶惑不安，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意外之事。毕仲游提前发布告示，百姓就有了依靠而不再恐慌，哪里还会有流亡逃散的事情呢？后来再用实际的政策接续，或者平价出售，或者开仓赈济，恩惠不混乱施行，处理得从容有余。若不是平日就有周密筹划的人，怎能做到这样？

宋孝宗隆兴二年，赵令良担任绍兴知府。当时，流民聚集在城郭，等待赈济，饿死的人不计其数。通判王恬、闾邱宁、孙建议说：“如今若把常平仓、义仓的粮食全部发放赈济，一直到明年麦子成熟才停止。恐怕难以为继，况且每十天发一次斗升的米，官府疲于奔命，百姓也困苦不堪。不如按照各人所居之地的远近、人口的多少，一次性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让他们回乡从事本业，这难道不比聚集在城郭等待斗升的施舍、困饿而死要好吗？”赵令良采纳了这个建议，委派官员登记造册发放粮食送百姓回乡。不到十天，城中就没有一个人饿死了，百姓欢呼声遍及街道，救活的人很多。

谨案：建议献策的人，可贵之处在于能通盘筹划。这样做百姓就能活，那样做百姓就会死。按地域发放粮食，让他们回去经营本业，这不是把百姓从必死之中救活了吗？此法的妙处在于总共发给两个月的口粮，除了每日的口粮之外，还有余粮可以谋生。赵公真是君子啊！他听从了仁者的建议，因而救活了这些流民。

滕达道担任郓州知州，年成正遇饥荒，他请求朝廷调拨淮南米二十万石作为储备。后来淮南、东京都发生大饥荒，唯独滕达道那里有先前请领的存米。他召集城中的富民约定说：“流民即将到来，如果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就会发生疫病，也会波及到你们。我打算在城外的荒废营田上，搭建席棚来安置他们。”百姓都答应了。于是搭建了两千五百间房屋，一夜之间就建成了。流民到来后，依次分配住地，锅灶炊具等用品都齐备，用军队的编制方法来管理约束他们：妇女负责做饭，年少的负责打水，青壮的负责打柴。流民到那里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皇上派工部侍郎王古前去视察，只见房屋道路，绳墨规整，井然有序如同军营一般。王古大为惊叹，把这件事画图上奏，皇帝下诏加以褒奖赞美。因此救活的人有几万。

谨案：安置流民，如果心不仁慈，所需的物资必定不齐备；如果法度不严明，就会混乱而不循规矩。滕公部署百姓，有条不紊，各有职分，经营治理的才能，令人惊叹佩服。皇帝的诏书怎能不大加褒奖赞美呢？

本朝陈芳生说：“流民经过境内，必须要衡量仓储的多少，预先斟酌好抚恤的适宜办法。如果流民还没到，而所积储的粮食又没有多少，却想要故意张扬声势去招徕他们，用来装点虚假的名声，这是最害民的做法，也必定会给自己招来祸患。切记要引以为戒！切记要引以为戒！”

杜纮担任永平县令，遇到荒年，百姓将要迁往他乡。他召集晓谕父老说：“县令若不能使你们安居

译，你们必定不会再留下来。如果留下，我一定能使你们不至于挨饿。”大家都说：“好！”于是听从了他的话。杜纮就由官府发给凭证，向富有人家借贷粮食，约定等到丰年由官府督促偿还。于是百姓都得以有粮食吃，没有人迁徙外逃。第二年丰收，偿还没有拖延违约。百姓非常感激他的恩德。

谨案：流亡的百姓，有的死在路上，有的死于疫病，有的落入强盗之手，有的沦为豪强的奴仆，种种惨状，说不完。唯独永平县令在百姓还没有流亡之前就加以安抚，在他们将要饿死之际救活他们，百姓非常感激他的恩德，不也是应该的吗？

郑刚中担任温州通判，遇到荒年，流民满路。他劝知州开仓赈济，知州说：“恐怕实惠到不了真正饥饿的人手中。”郑刚中回答说：“我已经有办法了：准备一万枚铜钱，每枚钱上都盖上一个印记。夜里派人到大街小巷，遇到饿倒在地的人就给一枚钱，并告诫说：‘不要擦掉钱上的印记。’第二天早晨凭这枚钱来领米，饥民就不会有遗漏的了。”知州十分叹服。

谨案：出其不意地施行救济，方法简便，这是郑刚中的办法。如果稍微泄露了这个方法，冒领的人就多了。总之，真心爱护百姓的人，自然会有好的办法，把这份用心推广开来，应当不止于此。仁者应当以此自勉。

元武宗至大元年三月乙丑日，因为从北方来的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都要仰赖官府供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发给钞票一百五十万锭，国库的丝帛折合钞票五十万锭，命太师伊彻察喇等人分别发放给他们，免去他们三年的口粮供给。又下诏说：各地百姓遭遇饥荒流亡迁徙、患病死亡的，虽然已命令有关官员赈济抚恤，但实惠还没有普遍到达。如今年成收成好，那些迁徙后又回乡复业的百姓，有关官员要用心加以体恤，原先抛弃的产业，按数目发还给他们。凡是拖欠官府的一切债务，一并予以蠲免，并且免除三年的差役赋税。因灾荒死在野外的遗骸，由官府在官地内加以收殓埋葬。

【明】陈龙正说：“苛刻的官吏，稍微遇到丰收年景，民间有回乡复业的人，就一律追讨他们从前拖欠的赋税，因此百姓畏惧而不敢回乡，何况还肯免除三年的赋税呢？元朝的纲纪虽然颓败，但百姓的生活却往往受惠于这样宽松的政策，所以即使在灾荒之年，子孙眷属也毫无愁苦，这仁爱百姓的政策，难道是虚假的吗！”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御史原杰奏请在郧阳设立行台，统辖治理新设立的竹溪、郧西等县，皇帝下诏批准。当初，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怜悯被项忠驱逐的流民，写了一篇《流民说》，说道：“东晋时，庐江、松滋的百姓流亡到荆州，朝廷就在荆江之南侨置了滋县；陕西雍州的百姓流亡到襄阳，朝廷就在襄水之侧侨置了南雍州。此后，松滋就归属于荆州，南雍州就并入了襄阳。到如今已经过去近千年，这些地方依然安定如故。前代安置流民很得法。如今如果听任距离原籍近的流民就近附籍，距离原籍远的就设立州县来安抚他们，设置官吏，编定户籍，放宽徭役，使他们能安居乐业，那么流民就都成为普通百姓了，何必驱逐他们呢？”御史李贤赞同这个说法。到这时，流民又重新聚集，于是就援引周洪谟的说法，上疏奏报此事。因此朝廷命原杰前往主持此事，事情办成后，原杰被提升为右都御史。

谨案：只要真有救民之心，何愁没有安置流民的办法？古代能达到大治，何曾要借助异代的人才？项忠因为不读书，不了解历史上的往事；周洪谟深明典故，效法前人的做法，流民因此得以存活，三个县也因此得以设立。所以凡事不能不以效法古人为先啊。

《安流民总论》说：每逢饥荒之年，在守土牧民的地方官看来，就称之为“流民”；在天子宰相看来，无非都是自己的子民，怎能忍心让他们扶老携幼，冒着风雨，忍饥挨饿，在路上栖息，颠沛流离于道路之中呢？所以爱民的君子，都应当效法前代贤人的事迹，来救助他们。对于还没有流亡的百姓，应当以毕仲游、杜纮为榜样；对于已经流亡的百姓，可以师法王方翼、韩琦、富弼。汉成帝的诏书，能够消解在路上流亡者的悲苦；郑刚中的施钱之法，可以救济在路边过夜者的痛苦；赵令良按路程发给费用，使流民能够返回故乡；原

译杰设立州县安置流民，使他们能在异地安居；对于境外的百姓，宋仁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一样对待；对于远方来的百姓，元武宗用恩泽来救济他们。这样一来，还没有流亡的、已经流亡的、想要归乡的、想要留下的、还在路上的、在路边过夜的、来自他国的百姓、从远方来的百姓，前人无不想办法妥善安置他们。这正是希望后来的仁人君子，怜悯他们的困苦，体恤他们离乡求生之苦。《诗经》说：“这些人出征在外，在原野上辛苦劳作，还要顾及那些可怜的人，哀怜那些孤苦无依的鳏寡之人。”身负治理百姓之责的人，怎能不懂得慰劳、招还、安定、聚集百姓的方法呢？

十二 劝富豪以助济施（劝说富豪出力资助救济施舍）

【齐管子》《春秋》子皮子罕汉赵憙《后魏樊子鹄】

【唐来济　　　　　宋向经扈　称　　　　　曽　巩】

【陈　珦　　　　　明世宗】

齐桓公说：“大夫们大多聚敛财物却不肯拿出来，让粮食腐烂发霉也不肯散发。”管仲回答说：“请允许我从城阳大夫下手来处理这件事。”桓公问：“为什么呢？”管仲回答说：“城阳大夫宠幸的姬妾都穿着精美的葛布衣裳，家中的鹅鸭都吃剩余的黍米，家中齐备钟鼓，吹奏笙箎，而他的同宗兄弟却挨冻挨饿，没有衣穿没有饭吃。这样的人想要竭尽忠诚为国家效力，可能吗？请不要让他再来见寡人，削减他的官秩，让他闭门不出。”这样一来，功臣之家都争相拿出自己储藏的财物，分给远近的兄弟，还觉得不够，又收养国中贫病、孤独、年老不能自食其力的百姓，也都得到接济。国内没有一个饥民，这就叫做妙算。

旧评：既压制了城阳大夫的骄纵，又勉励了功臣们的施舍。管仲寥寥数语,其利益却极大。

春秋时期，郑国发生饥荒，还没到麦收时节，百姓已经困病。子皮拿出粮食赠送国人，每户一钟，因此得到郑国百姓的拥护，所以罕氏世代掌管国政，官至上卿。宋国发生饥荒时，司城子罕拿出公家的粮食借贷给百姓，并让大夫们也都向司城氏借贷，借贷时不登记记录，替那些没有粮食的大夫借贷粮食，宋国因此没有饥民。晋国的叔向听说这件事后，说：“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这两家都能得到国人的拥戴吧？”

【宋】董煟说：“罕氏果然世代掌管郑国的国政，乐氏也因此在宋国有后代延续，这就是所谓天灾流行、各朝各代都会发生，行善之道必定会有福报，这是必然的道理。”

汉朝赵憙镇守平原，青州发生大蝗灾，波及平原郡，荒情十分严重，他就拿出俸禄赈济百姓，又劝说富民拿出粮食救济饥民，救活的人数以万计，后来官至太傅，被封为侯，世代享有爵位。

谨案：怎能忍心独自饱食而不顾他人？伏湛就曾拿出俸禄救人。如今又在赵公身上看到这样的事，而且他还劝富民拿出粮食赈济，救活的人数以万计。平原郡是多么幸运啊！天灾造成荒年，却没有因为人祸而更加荒芜，这难道不是太守的功劳吗？

后魏樊子鹄担任殷州刺史，遇到旱灾歉收，担心百姓流亡，就劝说有粮食的人家分借给贫穷的人，并且派人用耕牛帮助他们，多种二季麦子，全州因此得以安定。

谨案：不劝有粮的人借贷给穷苦的百姓，百姓必定流亡；不种麦子，春天的希望落空，又怎能等到秋收而活命？樊刺史全都想办法处理妥当，让百姓之间互通有无，官府不用花费而流亡的人也少了。没有经世济民才干的人，哪里能做到这样？

唐高宗显庆元年夏四月，皇上对侍臣说：“朕考虑养育百姓的方法，还没有掌握要领，各位替朕陈述一下吧。”来济回答说：“从前齐桓公出游，看见一位又老又饥又寒的老人，便命人赐给他食物。老人说：‘希望能赐给全国饥饿的人食物。’又赐给他衣服，老人说：‘希望能赐给全国寒冷的人衣服。’桓公说：‘寡人仓库中的粮食布帛，怎么够周济全国的饥寒之人呢？’老人说：‘国君如果不夺占百姓耕种的农时，那么全国百姓就都会有余粮

译了；不夺占百姓养蚕的时节，那么全国百姓就都会有余衣了。’所以君主养育百姓的方法，就在于减省徭役罢了。如今山东地区服役的丁壮，每年要征发数万人，服役就使百姓十分劳苦，若改征雇役钱又使百姓十分破费。臣希望陛下衡量朝廷所必需的部分，其余的都免除掉。”

谨案：与其劝有能力的人家施舍钱粮，不如向朝廷进献减轻赋税的建议。来济的应对，正是抓住了这个道理。饥寒遍布全国，征役之苦困扰着百姓。虽然天天说要养育百姓，百姓却未必真能得到养育。全国的饥寒问题，不是朝廷不能救济；这个道理也不是只有那位老人才能说出来。治理天下的君主，希望能认真思考这个道理。

宋朝向经担任河阳知州，遇到大旱蝗灾，百姓缺粮。向经估量官府的仓储，一年下来也没有剩余，于是先拿出自己俸田的收入租税来赈济救助百姓。不久富人们都争相仿效，纷纷拿出粮食，救活的人很多。

谨案：旱灾蝗灾一出现，就已经知道必定会闹饥荒。按理应当通盘筹划，是国库愿意开支来赈济呢？还是仓库粮食足够拿出来救济呢？如果都做不到，那么劝说富人分出粮食就在所难免了。以自身作为表率来树立法则，还唯恐做得太迟。向公难道会落后于人吗？所以到了荒年，应当对富人礼敬有加，深切怜悯贫苦之人。否则，富人就不会为我所用，而贫民也就没有能吃饱的时候了。

宋仁宗时，扈称担任梓州转运使。遇到大饥荒之年，饿死的人相望于道。扈称立即先拿出自己的俸禄之米赈济百姓，因此富家大族都愿意把粮食输送给官府，救活的人有几万。皇帝下敕书褒奖表彰他。

谨案：竭尽一己之力，是有限的；集合众人的帮助，才能更多。这就如同江海不排斥细小水流的道理一样。然而如果没有人先带头，又有谁来响应呢？我相信，如今扈公先拿出自己的俸米来赈济百姓，那么富人们害怕落于人后，也就是必然的了。君子的德行如同风一样能感化他人，确实如此。

曾巩担任越州通判时，遇到荒年，估计常平仓的粮食不足以用来赈济，而乡野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郭来领粮，来到城中的人聚集成群，恐怕会有疫病流行的危险。他提前晓谕所属各县，召集富人，让他们自报粮食的数量，总共得到十五万石，参照常平仓的价格稍微提高一些卖给百姓，百姓可以就近方便地购粮，不用离开乡里就能有粮食吃，剩余的粮食价格也自然平稳下来。他又拿出五万石粮食借贷给百姓作种粮，让他们随着年成的赋税一起偿还给官府，农民因此得以不缺粮种。

【宋】董煟说：这个办法固然好，但按常平价稍微提高一点出售，那相比市场时价必然会稍低一些，恐怕会形成强行压价的情况，不如提前劝谕商贾富民循环收购贩卖粮食来得更好。

陈珦担任徐州沛县知县，见到久雨不停，平原地区都被水淹没，庄稼收成不好，晚种的作物也无法播种，百姓没有度过年关的口粮。陈珦说：“等水退了就耕种。”但那时节令已经过了。于是他招募富裕人家，得到豆种几千石，借贷给百姓，让他们撒播在积水之中。水还没有完全干涸，豆苗已经露出地面了。这一年因此没有闹饥荒。

谨案：凡是向人劝说募捐的，本来不必认定一定要出钱出粮。比如沛县因为久雨而田地难以耕种，如果劝人拿粮食来赈济，怎能持久呢？陈君审时度势，见豆子还可以种植，就募集豆种来播种，果然因此得以救济。所花费的既少，起到的作用又大。由此推想，体察时势审度人心的能力……

译明代，这件事给了后人不少启发。所以能根据时势募捐赈济的,才称得上是好办法。

明世宗嘉靖十年，朝廷下令支取大仓库银三十万两赈济陕西。又奏准：陕西灾情严重，有粮之家扣除自家食用所需外，其余粮食按照当时市价卖给饥民。若每石粮减价一钱，卖出五百石以上的，赐给冠带；卖出一千石以上的，表彰其为义门。被遗弃的子女，由州县官设法收养。若民间有人家能自行收养二十口以上的，也赐给冠带。

译谨案：此诏之妙，在于减价出售粮食的人各自得到恩宠奖赏，使有米的人不能一味索要高价，百姓可以沾得平价售粮的恩惠，朝廷也不必耗费开仓放粮的钱财，一举而多种好处都具备了。然而这都是效法忠肃公于谦的政令啊。至于收养子女，也是当时同时施行的事情，是贤良的官员所应当用心留意的。

劝谕富豪总论说：劝谕的方法不止一种，掌握了要领，百姓就会争先恐后地捐输；失去了方法，即使官府索要，百姓也不肯捐输，为何不以古人为榜样呢？像管仲劝谕权贵，是用罢黜的办法；子罕劝谕大夫，是用不夸耀功劳的办法。劝谕别人先人后己的做法，处处都是如此。至于像陈珦那样审时度势，劝人捐输豆种，又是留心经济民生的人所应当效法的良师。但另外还有一种分头劝谕的方法，不可不知。应当预先查明全县共有多少乡社，每社先访求才干出众、能办事能说话的人几个，用礼节聘请他们，用酒宴款待他们，答应给他们表彰奖励。让每人负责劝谕捐输，能劝得富户最多的为能干。倘若有富足而不听劝谕的人，官员才亲自去劝谕，不激怒也不屈从，循循善诱，务必要达到目的。这样一来，每个乡社就没有不捐输的上等富户，每个村子就没有得不到救济的穷苦百姓了。《诗经》说："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富人尚可安然度日，可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周礼》说："五族为党，使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州，使他们互相周济。"综合《诗经》《周礼》来看，有无相通，本是可贵的道理，救济贫穷正是安定富人，劝人分惠于人，怎能少得了呢？只是不可稍存私心罢了。

十三、请求蠲免赋税、赈济灾民以纾解百姓困苦

【汉朝蠲免诏书 唐朝李绛白居易 宪宗时京兆府的奏疏】

【宋朝沈伦、程颢、赵善防 元朝御史台】

【明朝吴之鹏】

汉昭帝元凤二年下诏说："朕忧虑百姓生活不宽裕，前年减少漕运三百万石，又大大裁减了皇帝乘舆之马以及苑中养马，用来补充边郡、三辅的驿传用马，现命令各郡国不要征收今年的马口钱，三辅、太常所属郡可以用豆类粮食抵充赋税。"宣帝元康二年五月下诏说："如今天下颇受疾疫之灾，朕深为怜悯，命令各郡国受灾严重的地方不必缴纳今年的田租。"安帝延光元年，京师及二十七个郡国遭遇大雨大风伤及人命，下诏说："凡被水淹受灾的地方，一律不必征收田租。"

谨案：汉朝皇帝蠲免田租，何止几千万石？此处只是略举一二例子，以见其大概。凡是后世安抚百姓的人，应当效法前人，用心体恤百姓。蠲免赋税征收，使百姓衣食充裕。不必等待官员上报，事先就应有所筹划。一旦听到奏请的文书，就应立即批准，唯恐迟延，这样才能使天灾不至于造成危害，而百姓也能有安居聚集的乐趣了。

唐宪宗元和四年三月，皇上因久旱不雨，想要颁发恩德诏书。翰林学士李绛与白居易上奏，认为要想使实际恩惠及于百姓，不如减免他们的租税。又说宫女供役使之外，人数还很多，事情应当节省费用，物品贵重要顺应人情。又请求禁止各道横征暴敛来充作进奉之物。又说岭南、黔中、福建的风俗多有掠夺良家百姓卖为奴婢的，请求严加禁止。闰月己酉日，颁布制书，释放天下囚禁的犯人，蠲免租税，放出宫女，杜绝进奉，禁止掠卖人口，都如同二人所请求的那样施行。己未日，天降大雨，李绛上表祝贺说："这才知道忧患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没有忧患；事情已经发生才忧虑，无补于事。"

谨案：二位大人用婉转的言辞规劝君主，蠲免租税之外，又提出多条请求，都被全部听从采纳。当此之时，愁苦的气氛转变为和畅的风气，这就是及时雨立刻降下的缘故啊。

元和七年，皇上对宰相说："你们屡次说淮南、浙东、浙西去年发生水旱灾害，最近有御史从那里回来，说灾情不至于成灾，事情究竟怎样？"李绛回答说："臣查阅淮南、浙东、浙西的奏状，都说发生了水旱灾害，百姓大多流亡，请求设法招

译抚。他们的用意似乎是担心朝廷加罪于他们，哪有没有灾害而妄称有灾害的呢？这大概是御史想要施行奸计，来取悦皇上罢了。希望能查出这个人的姓名，加以查办惩治。"皇上说："你说得对。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听说有灾害，应当赶紧救助，怎么可以反而怀疑呢？朕先前没有想到这点，是我说错话了。命令赶快蠲免那里的租税。"

谨案：宪宗蠲免租税，不但下令蠲免，而且下令赶快蠲免，可见君主爱护百姓之心相当迫切，只是担心没有人把实情告诉他罢了。假使不是李绛极力进言，几乎被御史所误导，可见小人不可以让他们接近君主，就是像这样啊。

元和十年三月，京兆府上奏：皇恩诏令蠲免百姓两税及各种拖欠的赋税等。臣以为皇上仁慈，忧念体恤疲弱的百姓，屡次蠲免拖欠的赋税，本意是要长久推行，实质在于均平公正。但有些依附权贵豪强的人，因循观望，一旦遇到恩典宽免，就全部免除了应缴的赋税。至于孤弱贫苦的百姓，里正胥吏催逼紧迫，等到他们缴纳完毕，也不敢拖延违抗，这样一来，浩荡的皇恩反而没有惠及他们。也有一些奸猾之辈，存着侥幸之心，天时稍有干旱，就已产生指望，竞相煽动别人，因而导致拖欠赋税。如果没有条例章程加以约束，实在担心会滋生弊端。从今以后，如果遇到年成歉收，或者有恩典宽免，恳请每贯钱、每石粮内按比例分别蠲免。已经缴纳完毕的，按数目折抵免除来年的租税，这样一来，恩泽所及，强弱都能普遍受益，人人都明白自己的限度，自然能杜绝奸邪欺诈之事。皇帝准许照此施行，各州府也依照此例处理。

谨案：想要厚待百姓，明察奸弊最为重要。否则，孤弱之人受到官吏的追讨催逼，而豪强之人却享受了朝廷的恩泽，缴纳赋税的人得不到实际的恩惠，拖欠赋税的人反而得到了恩惠。如果不能惩戒过去的行为，又怎能劝勉将来呢？京兆府的奏疏，天子的准许，两方面都做到了。

宋太祖建隆元年，户部郎中沈伦出使吴越归来，上奏说："宿州、泗州一带饥民多有死亡，郡中的军粮储备还有一百多万斛，可以借贷给百姓，等到秋天再收取新粮偿还。"有关官员阻挠沈伦说："如今用军粮储备来赈济饥民，如果年年歉收无所收回，谁来承担这个罪责？"皇上以此诘问沈伦，沈伦说："国家用仓廪之粮救济百姓，自然应当招来和气而带来丰年，哪里还会再有水旱灾害呢？"皇帝命令按他所说的办理借贷。

谨案：帝王虽然肯爱护百姓，也贵在有贤臣从旁启发引导。宋太祖借出军粮，如果不是沈伦鼓动倡议，怎能得以借出？和气招致祥瑞，实在与《洪范》所言相符。仁人的言论，不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达到的。所以短短几句话就能流传千古。

程颢任扶沟知县时，遭遇水灾，百姓饥饿，请求发放粮食借贷给百姓。邻县也提出请求。司农大怒，派使者前去查验核实。使者到了邻县，而邻县县令急忙自己陈报谷物数目，姑且登记为无需借贷即可。使者到了扶沟，对程颢说何不也自己陈报。程颢不肯，使者于是说不应当借贷。程颢却不停地请求借贷，极力陈说百姓饥饿的实情，于是得到粮食六千石，饥民得以获救。而司农更加恼怒，查看借贷登记册，各户等级相同而所借数额却不同，行文杖责主管的官吏。程颢说："救济饥荒应当按人口多少来定，不应当以户等的高低来定。况且是县令实际经办此事，不是属吏的罪过。"这才作罢。

谨案：只要一心救济世人，哪里还计较地位的尊卑？像程夫子那样抗争司农，能说这只是他官位尊贵才敢这样做吗？食君之禄的人，必定要忠君之事，全然不把升迁贬黜放在心上，所以百姓得以救济，属吏也得以免于责罚。君子处事的用心，哪里是庸俗众人所能揣测的呢？

宁宗嘉泰四年，前任常州知州赵善防说："贫苦下等百姓，每年缴纳二税，只有加重缴纳的，从未有拖欠的。朝廷蠲免的好处却归了包揽户和乡吏，而普通百姓从未沾得恩惠。请求明令自今以后遇到郊祀大赦，就减免次年某一期的官府赋税，或者全部减免

译，或者减免一半。以前拖欠的零星部分，仍要如数缴纳足额，这样贫苦百姓才能真正得到宽厚的恩惠，官府的赋税也容易催收管理。"皇帝准许照此施行。

谨案：遇到饥荒不蠲免赋税，百姓怎能存活？但如果蠲免得不得法，只会白白让包揽户获益，善良百姓得不到恩惠。只有停征本年赋税，才能舒缓百姓割肉般的痛苦，并免除来年全境百姓容易缴纳的负担。顽劣拖欠者，白白拖延时日，善良肯缴纳的百姓，来年却没有免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赵公所奏的方法，可以作为万世不变的良好准则。

元成宗大德六年，御史台上言："自大德元年以来，屡次出现星象异变以及风灾水灾，民间缺乏粮食。陛下敬天爱民之心，无所不至，理应转灾为福。今年春天霜冻伤害了麦子，秋天雨水损害了庄稼，五月太庙又发生火灾，这尤其是古今重大的事情。臣等思量，莫非是承担陛下重任的大臣不能奉行圣意，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如果不革新政治，以后难以有所作为。请命令中书省与老成持重、通晓治国之道的人共同筹划此事。"又请求禁止各路酿酒，减免差役赋税，赈济饥民。皇帝都嘉许并采纳了这些建议，命令中书省立即商议施行。

谨案：因为灾害而命令老成之人谋划治理，又请求禁止酿酒，免除差役赋税，广泛赈济，都是荒年的紧要之事。而天子听从了这些建议，哪有不转祸为福的呢！前人说："儒者的言论，可以珍贵流传万世。"像这几句话，能够激发天地间的阳和之气，阐发天地生生不息之意，难道不是万世的珍宝吗？

明神宗万历九年，给事中吴之鹏的奏疏内说："至于江南地区，天下财赋一半仰给于此。淫雨不断，田地全部被淹没，禾苗被淹烂，房屋漂流。如果不大力施行蠲免，就不可能……然而臣所说的蠲免，不在于积欠的旧账，而在于新增的拖欠；不在于地方存留的部分，而在于起运京城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蠲免积欠的旧账，只会使奸猾顽劣、拖欠不缴的人获得厚惠，而老实善良、按时纳税的人却得不到恩惠，这样怎么能劝勉百姓呢？而且用凶年来议定蠲免，却去免除丰年拖欠的虚数？百姓危难迫在眉睫，却去议论往年可以缓征的赋税？这样怎么能救济眼前的急难呢？至于地方存留的部分，不过是国家赋税的十分之一二罢了。官员俸禄、军队粮饷这类开支，怎能一日缺少呢？所以不蠲免起运部分来救济百姓，百姓就没有能够真正获得解救的。"

谨案：荒年的痛苦，拆屋卖桑，难以保全性命，卖妻鬻子，也不足以充饥。所以即使任凭种种严刑逼迫，百姓也总难缴纳分毫，这样即使不蠲免，实际上也等于蠲免了。何不如干脆蠲免，还能使民心归附呢？然而蠲免得不得法，就等于没有蠲免。给事中的奏疏，剖析利弊，一目了然，是请求蠲免赋税的人所应当尽快效法的。

请求蠲免赈济总论说：年成遇到饥荒，百姓颠沛流离，如果不赶紧下达蠲免租税的诏令，频繁颁发救济困苦的恩典，百姓又怎能得以安康救济呢？这是汉唐以来贤明君主深切了解并最为急切谋划的事情。只是圣明天子深居宫禁之中，全靠亲近百姓的官员，亲眼目睹百姓艰难的人迅速上报，镇守安抚百姓、宣布皇恩的大员紧急提出建议，有的请求蠲免，有的请求赈济，有的请求借贷，时势不同，处置的办法也各不相同。所以损上益下的权衡，全在于主持大局者能审慎辨别其中的要领；剔除虚冒滥报弊端的办法，全在于执行推行者能竭尽用心。倘若百姓遭遇饥荒，郡县官员压制而不上报，即使上报也反复核查、拖延施行，甚至评定灾情等级时宁可从低不从高，赈济贫穷百姓时宁可从严不从滥，这难道是圣明君主爱护百姓的本意吗？凡是各级官员，怎能不为此仰承皇恩，来体恤百姓呢？总之，安抚百姓不应吝惜费用，抚恤众人贵在真心实意。所以做臣子的不可不以奏请为紧急之事，做君主的自然应当以听取采纳为首要之事。因请求皇恩而救活了众多饥民，通达国家大体的人一定不会认为这是损耗了朝廷的储备，而会认为这是培植国本的良

译好方略。

十四、兴办工程以养活饥民

【齐国晏子】【宋朝赵抃、范仲淹】【欧阳修】

【熙宁诏书，张守约，汪纲，邵灵甫】

【明朝张纯，李畛、张敷华，林希元，钟化民】

齐景公在位时，发生饥荒，晏子请求为百姓发放粮食，景公不答应。当时正在建造路寝台，晏子命令官吏加重工匠的工钱，延长征调的范围，放缓工期而不催促。三年后台建成，而百姓也得以救济，所以在上位者高兴地游乐，百姓也得以温饱。君子评论说：论政道，晏子本是想直接发放粮食给百姓罢了，如果做不到，便依托事物来配合政务。

谨案：晏子救济饥荒，对上没有触怒君主的顾虑，对下有拯救溺水般困境的恩惠，用智慧来施行仁政，即在工程中寄寓赈济，上下都受了他的仁德恩惠却不自知，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赞美他的原因。

宋朝赵抃任越州知州，那年发生大饥荒，赵公在多方面赈济救助之外，又雇用百姓修筑城墙，共四千一百人，工程总计三万八千个工日，于是按工程量给予丰厚的报酬，百姓依靠此得以度过难关。

谨案：赵公赈济救助的方法多种多样，考虑到这一类身强力壮的男子，不兴办工程就不足以聚集这么多人，所以修城这一件事一举办，四方百姓都归附来做工。贫苦人家依靠此得以活命，富贵人家也借此免除了祸患。不然的话，那些强壮有力的人，在这种饥寒交迫的逼迫之下，不知会做出多少不可预料的事情来。

范仲淹公任杭州知州，吴中地区发生大饥荒，吴地百姓向来喜欢竞渡赛船，喜好佛事，于是他放任百姓竞渡，召集各寺院住持，晓谕他们荒年工价低廉，让他们大兴土木，又新建仓库和吏舍，做工出力的人每天多达数万，这一年两浙地区只有杭州安然无事，百姓没有流离失所。

谨案：让人们广修寺院，比官府出面兴修更好，因为兴办工程价钱稍有增加的缘故。至于嬉游玩乐这件事，一定是他们财力可以承受的花费才让他们去花费，借此来救济穷苦百姓，这是格外的仁德，是把智慧寄托在权变之中啊。

欧阳修任颍州知州，那年发生大饥荒，欧阳公上奏免除黄河河工的夫役，使一万多户人家得以保全【这就是《周礼》所说的"弛力"】。又给百姓提供工钱粮食，大规模修筑各处堤坝，用来灌溉百姓的田地，百姓都仰赖这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用工役来寄寓赈济之意啊】。

谨案：欧阳修不但以文章名扬于世，他爱护百姓的政绩至今仍脍炙人口，这就是他被称为德才兼备之人的缘故。

神宗熙宁七年正月，河阳发生灾害，防区常平仓赈济，粮食不足，请求同时开发省仓存粮。诏令赐予常平仓谷物一万石，兴修水利来赈济饥民。

谨案：此诏爱护百姓可谓深切，一举而多种好处都具备了。兴修水利，使百姓口有食粮而家有储备，这不正是眼前的良好防范吗？兴修完工之后，堤塘坚固，沟渠分明，田间农事依赖此不受损失，这不正是长远的良好防范吗？赈济之外，如果真能各府各州都这样做，何愁不能达到大丰收呢？

张守约任泾州知州，泾水常常暴涨，城池每年都要增修堤堰，耗费不计其数。恰逢那年饥荒，就停止了这项工程。有人问："水患怎么办？"张守约说："荒年劳役百姓，害处比河患更严重。"他向河神祈祷，一夜之间雷雨交加，河道向南迁移，城池不再受水患侵扰。

谨案：从前潮州有鳄鱼为患，韩愈写文章投给鳄鱼，鳄鱼就迁徙离去了。人们认为这很奇异。如今泾水暴涨侵城，张公向河神祈祷，一夜之间河道就迁移了，这不是更加奇异吗？总之，是为了万民着想，天地鬼神自然能够鉴察本意，所以没有不灵验、不感应的。做人上位者，怎能不把万民放在心上呢？

汪纲字仲举，任兰溪知县。那年苦于干旱，他劝勉富民疏浚修治塘堰，大兴水利。饥民得以靠出力换取食物，百姓依靠此得以恢复生机。

谨案：穷苦百姓无事可做，衣食都得不到保障，就顾不上法网了。所以盗贼蜂拥而起，富裕人家首先遭受祸害，而饿殍也难免残害生命，为害不浅

译，怎能说得尽呢！如今劝勉富民修治塘堰，饥民得以有食物，富裕人家也没有了忧虑。保全富人、安顿穷人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邵灵甫，宜兴人。储存粮食几千斛。那年发生大饥荒，有人请求趁机高价出售，他说："这是贪图急利。"有人请求降价出售，他说："这是贪图近名。"有人问："那你打算自己囤积吗？"他说："我已经有成熟的打算了。"于是把所储存的粮食全部拿出，雇人修筑道路，从县城到湖镇四十里，疏浚蠡湖、横塘等水道八十多里，使罨画溪连通震泽。乡人争相应役，都依靠此得以保全性命，水路陆路都因此得利。他的儿子邵梁考中进士，孙子邵纲在南方省试中名列榜首，人们都说这是积善的果报。

谨案：耿寿昌上奏设立常平仓，因而被封侯并享有食邑俸禄；宋子贞广泛救济饥民，官至平章。救人的功德，能上达天听。邵灵甫的子孙接连考中高第，从道理上说有什么可疑的呢？

明英宗正统五年二月，因京畿一带灾民粮食不足，敕令张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畛【大理寺右少卿】筹划赈济，供给京城饥民饭食。三月，营造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因京畿饥民已恢复正常生活两年，凡家中有父母的，每人赏赐二石米。

谨案：从前周孔教说过，官府发放赈济，怎能养饱一家人？所以凡是应当修筑的城墙，应当疏浚的沟池，应当兴修的水利，招募百姓来做，每日给他们工钱，这就是在兴办工程之中，寄寓了赈济百姓的恩惠。如今张、李二公查明有父母在堂的人家，又各赏赐米二石，既教百姓孝养父母，又能从兴办工程之中获得实惠，这不是善政吗？

孝宗弘治元年，张敷华任湖广布政使。那年发生饥荒，他发放粮食、施舍粥药救治病人，用高价收敛掩埋尸骨，用谦卑的言辞邀请商人来卖粮。又拿出官府银钱修建学宫，普遍役使军民，编为甲伍，让他们借此获得工钱，来养活饥民。

谨案：一个小小官职的荣耀，尚能救人于死地，何况身居方面大员之位呢？看张公所做的事情，亲身受到他恩惠的人，固然终身感激不已；就是记载在史书上的人，也永远怀念不止。唉！弘治年间至今，布政使不知有多少，唯独张公脍炙人口，就是因为他的恩德政绩惠及百姓的缘故啊。

嘉靖年间，佥事林希元的奏疏内说："荒年饥岁，百姓缺乏食物，而城池水利应当修缮的地方，处处都有。饥饿垂死的人，本来难以要求他们服力役；次贫、稍贫的人家，有能力做工的，即使官府按等级赈济借贷，又怎能满足他们赡养家人的需要呢？所以凡是坍塌毁坏应当修缮的地方，淤塞应当疏浚的水道，招募百姓来做，每日给予工钱，这样百姓出力去做工，就可以借此赈济饥荒；官府出钱来兴办工程，就可以借此赈济百姓。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

谨案：佥事公说："处处都有城池水利应当修缮"，这一句不知能提醒多少梦中之人。因为其他的事情或许难易不同，若是地方紧要之务，怎能再犹豫不决呢？这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治理百姓的人做什么事，因循守旧不去做，岂不是辜负了体恤百姓忧患的用心吗？

万历年间，御史钟化民救济灾荒，命令各府州县查明应当兴办的工程，如修建学宫、修筑城墙、疏浚河道、修筑堤坝之类，按工计量招募人工，来兴办工程，每人每天给米三升，借着急需办理的工程，来养活饥饿的众人，公私两方面都得利。

谨案：钟化民救济灾荒，每天奔驰几百里，巡察各县施粥场所，随从人员不多，所到之处都亲自吃粥，因此官吏百姓敬畏顺服，尊敬他如同神明。像修建学宫、修筑堤坝等类的工程，都命令按工计量，每人每天给米三升，不允许稍微掺杂粗劣谷物。又晓谕州县官，如果有领取了工钱却稍有懈怠不肯出力的人，一律停止鞭打责罚，是担心一人卧病受伤，会导致全家饿死的缘故。这真是难得一见的仁人啊。

兴办工程总论说：失去生业的人不知该往何处去，加上饥寒交迫的逼迫，不是死于沟壑之中，就必定在山林

译中作乱，这是形势所必然导致的。为什么呢？丰年尚且还有周转挪借的地方，荒年却断然没有告贷求助的门路。晏子懂得这个道理，用仁德的手段来治理百姓，立下了千古不变的法则。宋朝的诸位君子效法他，饥民因此得以救济，恩德关爱是多么深厚啊！像张守约向河神祈祷，一夜之间河道就迁移；钟化民严禁鞭打，百代之后仍令人感恩不忘，不也可以作为后世的准则吗？赐予粮食一万石而兴修水利的，是神宗一人；给予工钱粮食而寄寓孝道的，是张纯、李畛二公。邵灵甫在乡里解囊相助，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其他爱护百姓的人，没有不急于做这些事情的，唯独宋朝和明朝做得特别突出。使那些穷苦百姓没有工夫去做坏事，全家依靠此得以温饱，恩惠施及万民，美名流传千秋。有作为的人也应当像这样，我难道就做不到吗？从前宋朝时莆田有一座寺院正在建造大塔，工程费用达数万之巨。有人告诉侍郎陈正仲说："在这荒年之中，寺院僧人搜刮百姓钱财来做这种无益之事，何不禀告郡守加以禁止？"陈正仲笑着说："你错了！建塔这项工程，寺院僧人能自己动手做吗？无非是雇佣本地百姓来做罢了。从富裕之家聚敛钱财，散发给贫苦的百姓，穷苦百姓借此得以糊口，在这种荒年之中，只怕僧人不建塔呢。你却想要禁止这件事吗？"由此可知，仁者的言论明白易懂，能够唤醒愚昧、成为后世法则的，就是这类事例啊。治理百姓的人，怎能不懂得兴办工程寄寓赈济的道理呢？

十五、抚养婴儿以慈爱孤幼

【越国勾践，汉高祖，光武帝，章帝，贾彪，郑产】

【晋朝王濬。南北朝任昉。唐文宗诏书。宋朝叶梦得】

【刘彝、虞允文、俞仲寛，明朝林希元】

越王勾践命令国中即将分娩的妇人向官府报告【"免"就是分娩的意思】，勾践命令医生守护照料她们。生下男孩的，赏赐两壶酒、一条狗；生下女孩的，赏赐两壶酒、一头猪；生三胞胎的，公家派奶妈抚养；生双胞胎的，公家赐给粮食。

谨案：人口不繁盛，疆土又怎能开拓？何况遭逢颠沛流离之时，尤其贵在有人扶持。所以越王命令医生照护并给予赏赐，赐母又赐粮，恳切殷勤，唯恐有一点疏忽而损伤了他们。这就是他十年生养聚集人口、十年教化训练百姓的做法，二十年之后，吴国就变成了废墟。婴儿又怎么可以不加以体恤呢？

汉高祖七年，百姓生育子女的免除徭役两年【"复"就是免除的意思，"勿事"就是不加以役使】。光武帝建武年间，生育子女的人免除三年的算赋【每人每年缴纳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章帝二年春正月，下诏说："凡有生育子女的人免除算赋三年，命令各怀孕的妇人每人赐给胎养谷三斛，免除其丈夫算赋一年，著为法令。"谨案：汉朝体恤人口，正是如此，所以户籍人口繁盛而疆域辽阔。两汉的国祚大约有四百多年，历代难道没有爱护百姓的君主吗？但能够把婴儿放在如此重要位置上的，还没有像汉朝这样惠养殷切的。

贾彪任新息县长，百姓贫困，大多不养育子女。贾彪严格制定法令，与杀人同罪论处。城南有强盗抢劫杀人，城北有妇人杀害自己的孩子。贾彪外出查案，属吏想引他先去南边处理。贾彪愤怒地说："盗贼杀人，这是常理之事；母子相残，是违逆天理、背弃道义的大事。"于是驱车前往北边，查验此案的罪行。城南的盗贼听说此事，也自缚双手前来自首。几年之间，养育子女的人家多达上千。人们都说："这是贾父所倡导的，生男孩的取名叫贾子，生女孩的取名叫贾女。"

谨案：人们看见有人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必定愤怒地骂道："这样也太没有天理了！"婴儿刚从母胎降生，有什么罪过就要遭到惨杀？何况杀害他们的，又是他们的父母，这不是灭绝人伦的行为吗？这种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贾彪调转车头去查办这桩案子，比处理大盗案更加重视，这真是明智果决的见解啊。

郑产，泉陵人，担任白土乡啬夫时，百姓家中生育

译孩子满一岁，就要缴纳口钱，因此很少有人肯抚养孩子的。郑产劝百姓不要杀害孩子，口钱都由他自己代为缴纳。郡县把这件事详细上报朝廷，因此百姓所欠的口钱得以免除。白土乡也因此改名为更生乡。

谨案：百姓因为费用艰难，连骨肉之情都顾不上了，所以因为口钱而杀害孩子的人很多。如今郑君全部为百姓代为缴纳，因此上报朝廷，百姓有感于此得以免除口钱。乡名也改为更生乡。身为百姓的上级官员，怎能不深切体念百姓的艰难？凡是可以解除百姓困苦的事，都应当想办法让他们得以生存啊！

晋朝王濬任巴蜀太守，当地百姓生下孩子大多不抚养。王濬严格制定法规条例，放宽徭役，因此救活了几千人。等到后来讨伐吴国时，这些被救活的人都能够充当士兵。他们的父母告诫他们说："王府君救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为他效死。"因此在破吴之战中建立了大功。谨案：以太守之尊而救活婴儿，就像捡拾芥草一样容易，只要除去导致孩子夭折的原因，防备使孩子得以存活的道路，又有谁敢说不呢？为什么如今却不多见了呢？王公因为好生之德而保全了百姓的骨肉亲情，后来又因为骨肉之言而建立大功，报应之迅速，不是比影随形还要快吗？

南北朝时任昉任义兴太守，那年发生饥荒，他用自己的月俸来熬粥，广泛救济饥民。禁止百姓生育子女而不抚养，有怀孕的妇人就资助她们生活费用，因此救活了几千多户人家。谨案：平时尚且有杀婴的人家，荒年岂能没有杀害孩子的人？任公不但禁止百姓不抚养孩子，有孕的妇人就为她们出资，衣食无着的人靠此得以共同存活下来。这样一来，夫妇们只怕怀孕不能顺利，哪里还会有杀害孩子的人呢？

唐文宗太和六年五月的诏书中说："天下有家中长辈都已去世的，所剩下的十二岁以下到襁褓中的孩子，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必定会夭折。命令当地官员责令其近亲收养，官府仍供给两个月的口粮，也要将具体人数上报朝廷。"

谨案：既然体恤年幼孤儿，就应当按月供给他们口粮。为什么却用强制命令来充当政绩？口粮只给两个月，几个月之后，又怎能保证他们不出事呢？唉！天子尚且吝惜这点微薄的费用，小民百姓又怎能常常慷慨解囊呢？这样看来，唐朝的慈幼政策比不上汉朝的体恤爱护啊。

宋朝叶梦得任许昌知州，正逢大水灾，饿殍遍布道路。叶公全部发放常平仓的储粮来赈济灾民，救活了几万人。唯独有被遗弃的小孩，无从救助。叶公询问身边的人说："没有子女的人家为什么不收养这些孩子？"回答说："人们本来都愿意，只是担心等到丰年孩子长大之后，亲生父母就会来认领带走罢了。"叶公于是立下法令，凡是灾荒中被遗弃的孩子，其父母以后不得再认领，于是制作空白契据加盖官印发给各乡里。凡是收养到孩子的，都要在契据上明白写清楚，交付收养人保存，总共救助了三千八百多个孩子。后来叶公官至尚书左丞，被封侯，他的儿子也都考中进士。

谨案：凡是想要救助他人，如果不订立一个好办法，那么百姓一定不肯替我救助。像叶公救助三千多名孩子，假使不订立带官印的契据，不让父母日后不得再认领，又怎能救助到这么多人呢？所以宋朝时有慈幼局，近代有育婴堂，不可不竭尽办法来推广我们的仁爱之心啊。

刘彝所到之处多有善政，他任虔州知州时，防区所辖江西一带发生饥荒，百姓大多把孩子遗弃在路边。刘彝在大街上张贴告示，招募人来收养，每天供给广惠仓的米二升，每月一次，把孩子抱到官府查看情况。又把这个办法推行到各县镇，普通百姓贪图这二升米的供给，都愿意收养孩子，所以整个辖境之内出生的孩子没有夭折的。

谨案：给予厚待，百姓才会众多，这是必然的道理。刘公坚持这个观点立论，所以没有得不到救助的婴儿。苏东坡说："听说鄂州有个叫秦光亨的人，如今已经考中进士，担任安州司法。当他还在母亲腹中时，他的舅舅陈遵梦见一个小孩拉着他的衣服求救，非

译常急切。因而想起姐姐已经怀孕将要临产，而心情不太高兴，因为孩子太多了，怎会是这样呢？他急忙前去探望，才发现婴儿已经被放在水盆之中了。他救下这个孩子才得以幸免于难。由此看来，救的不只是一个婴儿，而是救了一个安州司法啊。推而广之，这份功德怎么说得尽呢！"

虞允文听说浙地百姓每年要缴纳丁钱和绢帛，所以普通百姓生下孩子就遗弃，稍长大就杀害，他常常为此感到悲伤。他访查得知江边有出产芦苇的场地，利益颇丰，却被世家大族和僧侣私自占有。虞公命令有关官员登记这些场地的数目上报朝廷，请求用这笔收入来代替百姓所缴纳的丁钱。诏令下达之日，百姓欢呼雀跃，这才知道有了父子团聚生养的乐趣【也有说法是虞公在担任太平州知州时施行的此事】。

谨案：救人于一时，不如救人于长远；救人于犹豫难定之间，不如用确凿不移的举措来救人。严禁杀婴、发放米粮赈济，只是救人于一时，未必能长远持续；丁钱、绢帛，本是朝廷的旧有定额，如果贸然请求蠲免，恐怕多有不确定之处。如今虞公访查到芦苇场地并用它来代替赋税，既不缺少赋税收入，又能长久施行，所失去的，不过是被私自侵占的皇家地产利益；所保全的，却是民间父子之间的至深亲情。如今人口繁衍兴旺，都说这是"虞子"啊。可以肯定。

四明人俞仲寛担任建宁府顺昌县知县，撰写戒杀婴的文章，召集各乡有威望、被人信服的父老，让他们坐在廊庑之下，摆设酒食，亲自斟酒劝饮，拿出戒杀文让他们带回去，劝告乡人不要杀害孩子。几个月之间，因此活下来的孩子数以千计，所以生下的孩子多以"俞"字为小名。转运判官曹辅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嘉奖了他，就地给俞仲寛升了一级官职，仍命令他在任上再立法，把这个办法推行到全郡。后来俞仲寛因为被差遣到别的郡任职，返回本县时，常有几百个小孩到郊外迎接他。

谨案：竹马相迎的场面，不能与汉朝郭伋相比。谁前谁后美好呢？关键在于并非坐在廊庑之中亲自斟酒劝勉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有心救活婴儿的人，平时应当以俞仲寛为榜样；如果遇到荒年，那就不是每月给予粮食就不能救活孩子，又应当效法王致远设立慈幼局的做法了。

明朝嘉靖年间，林希元的奏疏中说："大饥荒之年，百姓父子不能相互保全，往往遗弃孩子而不顾。臣从前在泗州，见到百姓有把孩子投入淮河的，有遗弃在道路上的，为此深感悲伤，于是仿效刘彝的办法。凡是收养被遗弃小孩的人家，每天供给米一升，每次支给五天的量。每月把孩子带到局中让官员查看，饥民除了自己领取的赈济米之外，又能得到收养一个孩子的一份口粮。远近的人听闻此风，争相前来收养，甚至有人把自己亲生的孩子也谎称是收养来的，来希图获得这份米粮。旬月之间，就再也没有把孩子投入河中或遗弃在路边的了。如今各处受灾的地方，如果有被遗弃的小孩，仿照臣这个办法，似乎是可行的。"

谨案：佥事公遇到一件事，必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尽善尽美，就如同救助婴儿这件事，仿效古人的办法，给予一份口粮，不但亲自实行，还想要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天下，尤其有他人不及之处。所题写的奏疏，下笔明快透彻，不崇尚辞藻华丽，很有洞察各种关节、深入体察的用心，这不正是一位真心处事的君子吗？

抚养婴儿总论说：户口的繁盛，是朝廷的祥瑞。婴儿夭折，是元气的亏损。治理百姓的人加以救助、加以抚养，怎么可以迟缓呢？何况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天地间最爱护的叫做"人"，怎能让婴儿无端遭受屠戮，连雏鸡幼犬都不如呢？所以越王抚育人口而使国家昌盛壮大，汉朝重视人口而世代绵延长久。贾彪调转车头查办杀婴之案……

译名声流传不朽。王濬严格制定条例章程，功业彰显于平定东吴之时。刘彝把告示张挂在大街上，苏辙预先备好空白契券，恩惠只在一时施行，法度却流传万世，仁德又怎能少呢？此后只有俞仲宽以酒劝人为善,大概还可与之相比。林希元奏疏中说：饥民领取米粮之外，又贪图多一口的粮食，争相前来收养。由此可见，法令的严厉，不如恩惠的深厚。古人说：把人从沟壑中拯救出来、安置在襁褓之中，全在于治理百姓的人一念之间罢了。怎能吝惜些许钱财，而不心怀好生之德呢？《周礼》记载大司徒用六项安养之政来养育万民，抚育幼小居于首位，那么就不能不急着去抚养教育他们，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译识认婴儿的方法，必须记住他头脸上的疤痕〇以及手指的旋纹，防备是簸箕纹还是螺纹，才不会出错。脚趾也都要一一验看并记下，才能得其细微之处。襁褓是什么颜色，是布是帛，是单是绵，这是其次要辨别的。

有一种情况：荒年被父母遗弃的孩子，父母的性命还在，只是无力保全照顾婴儿。有人来通知，有人把孩子抱来，都应赶紧收养。要询问孩子的来历，等他长大后，让他知道父母的姓名。

十六、审视存亡以救助急需

【汉钟离意】【周畅】【南北朝宋文帝】【后周贺兰祥】

【隋辛公义】【唐太宗诏】【宋仁宗谕】【赵抃】

【吕公着】【元仁宗】【明太祖】【林希元】

汉朝钟离意，是会稽山阴人，年轻时任郡督邮，太守很赏识他，把县里的事务托付给他。建武十四年，会稽发生大瘟疫，死者上万，钟离意独自亲身抚恤病人，为他们操办医药【"隐亲"，是说亲自体恤照顾；"经给"，是说经手办理救济】所管辖之地大多得以保全救活。

谨案：大瘟疫的时候，给药并不难，难的是亲自为人调治。自身尚且不顾惜，药物又岂会吝啬施与？病人靠他得以活命，这不正是《周礼》中司救之官所行的救助之道吗？

周畅担任河南尹，安帝永初二年，夏天大旱久不下雨，祈祷也不下雨，周畅于是收葬了雒城旁客死他乡的尸骨，共一万多具，随即天降甘霖，这一年因而丰收。

谨案：君子处世行事，只求问心无愧罢了。尸骨零落，暴露在风霜之中，心中怎能安宁？河南尹特地为他们收葬，虽不能必定因此而得雨，但天道昭昭，丝毫不差。你既然对枯骨施恩，上天难道不体恤活人吗？这就是雨水立刻降下的缘故。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城发生疫病，派遣使者慰问，发放医药，死者若没有家属，就赐给棺木。二十四年六月，京城又发生瘟疫，命郡县及各营署部门普遍巡查，发放医药。

谨案：凡是帝王遇到病人，应当效法神农的用心去救治；活着的人见到死者，应当效法周文王的做法而让他们得到掩埋。宋文帝这样的举措，两方面都做到了。否则，病人叹息，死者暴露，怎能显现仁风广被四方呢？

后周贺兰祥担任荆州刺史，当时正值盛夏酷热，贺兰祥亲自巡视境内，考察政事得失，看见有人挖掘古墓，使骸骨暴露，就对守令说："这难道是仁者所行的政事吗？"命令当地官府将骸骨收葬，当天就下了雨。这一年大丰收，荆州境内先前多有古墓，民间习俗喜好盗掘，从此便平息了。

谨案：挖掘古墓，使骸骨抛散残破，不但大伤天理，也使风气日益浇薄。这时候当地的官府在做什么？听任这种凶暴之事而不加禁止。如果不是刺史深怀仁心，怎能招致时雨大降？由此可见，巡行视察实在不可缺少啊。

隋朝辛公义担任岷州刺史，岷州的风俗是一人染上瘟疫，全家便闭门躲避，病人因此大多死去。辛公义想改变这种风俗，命令凡是有病的人都用轿子抬到官署中，亲自为他们抚摸按摩，病人竟因此痊愈。又召来病人的家属告谕说："假使真会传染，那我早就该死了。"病人的子孙都感激流泪而去，恶劣的风俗于是革除，全境百姓都称他为"慈母"。

谨案：死生，本是命数罢了。所以有人染上瘟疫而死，也有人不死，必定不是一种病就人人都死。只是没有药物饮食调理，这才是必死的原因。辛公义明白这个道理，尽力扭转颓败的风气，亲自抚摩病人，可见病并不是不能接触的。岷州百姓被他感化，"慈母"的称号至今犹在。他的恩惠仁爱是多么深厚啊！

唐太宗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发生疫病，派遣医生携带药物前往医治。十六年夏天，谷州、泾州、徐州、虢州、戴州五州发生疫病，派人送去医药。十八年，从春到夏，庐州、濠州、巴州、普州、郴州发生疫病，派遣医生前往医治。

谨案：贤明的君主爱护百姓，怎肯让一个百姓流离失所，任由瘟疫遍地传染呢？唐太宗命医生携药前往，孜孜不倦。百姓的性命被如此看重，不但无愧于神农尝百草的用意

译，而且延续了唐尧仁爱寿民的遗风啊。

宋仁宗至和元年正月壬申，京城发生瘟疫，仁宗从宫中拿出两只犀角，命太医调配药物以医治百姓疾病。其中一只是通天犀，左右侍从请求留下供皇帝服用，仁宗说："我怎能看重稀奇之物而轻视百姓呢？"立即命人将它碾碎。

谨案：君主的财物散布给百姓，才是国君真正的宝物；藏在库中，没有宝物不失去它的价值，若能做贤明的君主，爱护百姓，就会被后世称为圣君。宋仁宗深切体恤患病的百姓，不珍视通天犀，他的见识胸怀，难道不能与那些毁璧投珠的圣主一同流传万世吗？

宋神宗熙宁八年，吴越地区大饥荒，赵抃担任越州知州，多方设法救济。到了春天，很多人染上疫病，他便建造病坊来安置病人，招募诚实可靠的僧人分派到各坊，早晚查看病人的医药饮食，不让延误时机，因此很多人得以存活。凡是死去的人，又发放工银，让人就地收埋，不使暴露在外。

谨案：人生了病，饮食汤药一无所有，即使是轻病也难以存活，何况是饥饿之身呢？赵公动用僧人查看汤药，实在是绝妙的想法，堪比天意。僧人以慈悲为心的，自然勇往直前；即便没有这份心，也不得不以救活人命为己任。虽然如此，终究还是要挑选诚实可靠的人才好，而且奖赏犒劳也不可缺少。

宋哲宗元祐三年冬天，频繁降雪，冻死的人不计其数。吕公着担任宰相，天天与同僚商议救助的办法，于是发放官府米粮、官府炭薪，派官员分设场所贱价出售，以惠及贫民。生病的人，每天发给医药和稠粥，又不时委派官员探问查看，因此很多人得以保全性命。

谨案：米炭分场贱卖，药食每日供给救援，又不时委派官员分头探视，如果不是贤明的宰相怎能做到？上面有喜好，下面必定有更甚的响应者。当时体察宰相之心而救活百姓的人，想必也不在少数，实在不逊于虞、夏、黄帝、神农的时代啊。

元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京城大旱又发生瘟疫，仁宗询问消除灾祸的办法，翰林学士程钜夫举出商汤在桑林祈雨的典故来回答，仁宗感叹说："这实在是我的过错，无辜的百姓有什么罪呢？"第二天就下了大雪。

谨案：帝王的心，常常与天地相通。君主若不爱护百姓，瘟疫就会频繁传播，百姓需要被体恤。大雪在第二天降下，那高远而人力不能强求的，是天意；一呼一吸间就能相通的，也是天意。统治天下的人，能不把小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吗？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令天下府、州、县普遍设立惠民药局，救治贫苦患病的军民。每个药局选任官医提领，从医家中挑选内科、外科各一人，命府医学教授正科一人主管此事，县医学教授副训科。制药救济百姓，所用药材从各地出产中征取，并用税课抽分所得的药材供给，不足的就由官府购买。

谨案：真正有作为的君主，没有不以百姓性命为重的，这就是惠民药局设立的缘由。妙就妙在用税课抽分所得的药材来供给，不足时又加以购买。后世果真能够守住这一制度而不废弃吗？太平日子久了，富贵者愈发富贵，贫贱者愈发贫贱，上下互不关心，生死互不体恤，于是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了。

嘉靖年间，佥事林希元的奏疏中说："时逢荒年，百姓多染疫病。极贫的百姓，连一顿饭都难以维持，求医问药，从哪里获取呢？以往江北赈济时，也曾发放银两购药以救济贫民，但督察不得法，结果只是被人冒领侵吞。臣愚见以为应当命令郡县广泛挑选名医，多备药物，随乡设立药局，临症开方。多张贴告示，向远近百姓宣告，凡有饥民患病，都可以到厂领票，到药局领药。遇到死者，发给银四分，让人埋葬，这样生者死者都能沾受恩泽了。"

谨案林公所说："连一顿饭都难以维持，从哪里得到药？"这话真切地说中了病根所在，这正是为何医药之事不可不同时设立的原因。然而如果不随乡设局，处处有医，病人又怎能勉强爬着去就医呢？得药而生，死者又给银收葬，不至于暴露在外，尤其可见深厚的仁爱，应当赶紧效法。

《视

译存亡总论》说：百姓最重大的事，不过是生死而已。活着唯有疾病令人忧虑，死了则暴露尸骨最为惨痛。这两件事若不知道去施惠救助，却说百姓仍然深深爱戴君主，恐怕未必确实。周静轩曾说："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君主建立国家，是为了推行保护百姓的政令。"所以炎帝考察寒温平热的药性，用以治疗人的疾病。后世做君主的人，能不体察这番用意来救助百姓吗？药局的普遍设立、医生的推举任用，应当赶紧施行。使人在病榻上得以生存，在垂危之际得以救活，虽然缺乏神奇的犀角，若能依靠这样的慈母般的关怀，也差不多可以无愧了。假使不幸空腹而死，如果不资助银两，让人及早收殓，就会血泪染尸，尸体刚死就被野兽吞食，夜间青磷飘荡如泣，白骨随处飘零。活着不能填饱肚子而得到充足的饮食，死了又暴露在荒郊野外，可怜的百姓，遭遇这样的惨痛，还能说是恩泽普润苍生、保护百姓的政令毫无缺憾吗？现在将这些事例并列在此，君臣各自都有可以效法的榜样，就不至于愧对前人，又怎会被后世讥讽呢？《周礼》说："设有司救之官，用以治理百姓的疾病；设有掌除骴之官，用以掩埋骸骨。"这些都是重大的典章制度，每年都应当如此施行，何况是荒年呢？

十七、消除盗贼以平息奸邪

【鲁孔子】【汉光武帝、谭显】【唐太宗】

【权德舆、宋司马光、苏轼、谢谔】

【董煟、金牛德昌、明成化谕、邱濬】

鲁国孔子说："百姓赖以生存的，是衣食。在上位者不教化百姓，百姓生计匮乏，饥寒交迫，而不做坏事的人就很少了。所以古人对待盗贼，厌恶他们却不杀他们。如今不先施行教化，就一律杀掉，这样一来，刑罚施行了，善行却没有跟上；刑律张扬了，罪过却没有减少。那婴儿懂得依恋父母，是由于详审明察的缘故。何况执政的人，若能褒扬贤能的人、罢黜不贤的人，来教化百姓呢？懂得审察这两点，那么盗贼自然会平息。"

谨案圣人的用意，看重教化而不看重杀戮。所以说："古人对待盗贼，厌恶他们却不杀他们。"何况正当饥荒之时，性命危在旦夕，他们做盗贼，本意只在偷取活命的东西罢了。如果与丰年做盗贼的人同等治罪，一定要将其处死，能说是审察得当吗？须知杀戮固然不可，放纵也不适宜。圣人加了一个"恶"字，消除盗患的人若能体会这层用意，也就无愧于读书人了。

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各郡国群盗一同兴起，郡县追讨，官兵一到就四散逃走，官兵一走又重新聚集。冬十月，派遣使者到各郡国，听任群盗自相检举揭发。五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就免除他的罪。于是盗贼相互追捕，贼众纷纷解散，把首领迁徙到别的郡，分给田地、发给粮食，让他们安心从事生业。从此牛马放牧无人看守也不丢失，城门也不用关闭【古时供给人食物，取自仓廪，所以称为廪给、廪食】

谨案：用兵力去治盗，盗贼一藏匿就无从查知；用盗贼去治盗贼，盗贼即使分散仍可捕获。留活五人而杀一人，做盗贼的人人自危，所以纷纷解散。把首领迁徙他处，可知并未杀他们。城门不关闭，可见人心尽显良善。若不是分给田地、发给粮食，让他们能安心从事生业，是做不到这样的。

谭显担任豫州刺史，当时天下饥荒，百姓纷纷沦为盗贼，州境内抓获了一万多人。谭显怜悯他们困穷所迫、自陷法网，便擅自将他们赦免，随后自己上奏弹劾自己。皇帝下诏不予追究。

谨案：仁德啊，刺史谭公！一万人的性命，就悬在一人手中。与其杀了他们来彰显王法，不如让他们活下来重新做人。何况人数如此众多，难道没有被株连冤枉的人吗？谭公将他们赦免，而自己弹劾自己。天子不加追究，一团生机，充满天地之间。我知道乱者会得到安定，饥饿者会得到饱食。为什么呢？世间的道理，感应召唤的很多。在这个时候，欢腾之声传遍远近，难道不会有祥瑞的麦穗、佳美的禾苗作为回应吗？

唐太宗时，皇上与群臣议论如何制止盗贼，有人请求用严刑重法来禁止。太宗说："

译朕应当去除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降低赋税，选用清廉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那么自然不会做盗贼，哪里用得着严刑重法呢？"从此几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上有遗失的东西没人捡取占为己有，家家户户不用关闭大门，商旅之人可以在野外露宿。

谨案：治水而不探究其源头，治理百姓而不得其根本，只是表面功夫，对事情有什么帮助？既然如此，唐太宗减轻徭役、降低赋税，充裕百姓衣食的根本源头，这是用道德来教化百姓，不把百姓当作盗贼来看待，与那些用严刑重法而滥杀的人相比，岂不是有天壤之别吗？后来果然四海太平，坏人也改过自新，所以贞观之治，可以成为万世的楷模。

唐宪宗问宰相为政之道，应当先宽容还是先严猛？权德舆回答说："秦朝因为残酷刻薄而灭亡，汉朝因为宽厚仁大而兴盛。唐太宗观看明堂图，禁止在人的背部用刑杖。所以自安史之乱以来，屡次有败坏法度的臣子，都很快就败亡了。这是因为祖宗的仁政深深结于人心，百姓不能忘怀的缘故。由此可见，宽严的先后次序，是可以看清楚的。"皇上认为他说得好。

谨案权德舆的回答，宪宗大为得知为政的要旨，这实在是天理人情的极致啊。用秦汉的兴亡来看，残酷刻薄的害处显然可见，为何唐太宗恩泽深入人心，因而危难之后重归安定，动乱之后重归安治。权德舆的回答，都能抓住要点，天子怎能不认为他说得好呢？由此看来，刑罚清明、政令简约，风俗淳厚，都是君主崇尚宽厚仁大这一念头所造就的啊。治理百姓的人，能不以此为鉴吗？

宋朝司马光担任知谏院时说："臣听说朝廷下诏给京东、京西受灾的州郡，规定像贫苦人家因为饥饿偷取粮食因而顺带偷取财物的，可以减罪释放。臣私下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如果朝廷明确下诏，预先说明可以减罪释放，这是在鼓励百姓做盗贼啊。百姓缺乏粮食，应当减轻徭役赋税，开仓赈济借贷，来救他们于死亡边缘，不应当让他们自相抢夺。何况下诏而鼓励他们，臣恐怕国家开始时出于宽厚仁爱，最终却导致更严酷的祸害，本意是要救活人，结果却害死了更多的人。"

谨案：司马温公难道不知道救活人命是美好的政治吗？只是抢夺粮食却预先声明可减罪，朝廷的德意虽然深厚，但小人的盗窃之心反而更加炽盛。这是想救活人，反而埋下了杀机啊。司马温公的奏疏，说得多么深切明白！大概君子的言论，有应当提前告知的，也有应该存于心中而不宜公开表明的，把握时机才是妙处，何况是天子的诏令呢？

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担任密州知州，讨论河北、京东盗贼的问题，上奏说："臣看到河北、京东一带，近年以来，旱灾蝗灾接连不断，盗贼渐渐增多。现在又不下雨，麦子无法播种入土。臣私下估计，明年春夏之际，盗贼必定比今日更甚。仔细考察山东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腹心根本之地，它与中原是分是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近年来公私财力都很匮乏，百姓不堪重负，冒犯法律去做盗贼就要被处死，畏惧法律不做盗贼就要挨饿。饥寒而死与被弃市处死，同样都是死亡，但是拖延而死与忍受饥饿，祸患来临有快有慢。相互牵引去做盗贼，也是常理之中的事。即使每天杀一百人，这种势头也一定不会停止。如果不是陛下比较得失哪个更多，权衡祸福哪个更重，特意从财利上稍有所舍弃，衣食的门路一旦打开，深入骨髓的恩泽就都能遍及百姓。人心不改变，盗贼不衰减的，是从来没有的事。"

谨案：荒年之时，苏东坡认为被处死的人死得慢，冻饿而死的人死得快，因此做盗贼的人增多。殊不知不止如此。那些因做盗贼而被处死的，只是牺牲他自己一人；受冻挨饿而死的，则必定死绝全家。这种情况就算是紧急赈济，尚且担心他们做盗贼，何况是不加赈济呢？况且山东是中原的要地，国家社稷的存亡都系于此地，能不让百姓感念这深入骨髓的恩泽吗？若不是打开衣食的

译门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前贤论述得当，后人玩味应当照此施行，否则读书又有什么可贵？只是堆积案卷、盈箱累牍地扰乱人的耳目罢了。

宋孝宗淳熙年间，庐陵一带粮食匮乏，饥民一万多人，守在城门谯楼下不散去。录事参军谢谔急忙下令竖起五色旗，把饥民分部分派、发给贫民粮食，顷刻之间局面便安定下来。

谨案：不讲究经世济民之学，一旦事出仓促就难以应付。饥民一万多人，守在谯门不散去，假使没有仁爱的手段来安抚百姓，虽然没有作乱的心思，也难免会发生抢掠的事情。这件事是怎样解决的呢？参军急忙命人竖起旗帜，用五种颜色区分，分部赈济他们。既然把他们的人群分开，就不能互相串通，又普遍施惠于百姓，让每人各自安心，顷刻之间就安定下来了。像这样的事情，假使遇到荒年，能不牢记在心吗？

董煟说："荒年施行救灾的政策来消除盗患，也应当推究其情理。以前有位京城的府尹，用死囚代替真正的盗贼沉入江中，这最为得法。因为荒年之时，强横有力的人容易带头作乱，必须要用某种方式来警惕震慑他们，使远近的人自我约束才是上策，不然就会聚众而起，杀伤会很多。"

谨案：真是聪明啊，那位京尹用死囚代替饥民；真是仁厚啊，董煟把这件事引述出来告诫后世。如果放纵不管，恐怕会有很多人效仿；如果真的杀了，从情理上说又有可原谅之处。用这个办法来警戒穷苦的百姓，难道不是荒年禁止盗贼的巧妙方法吗？

金牛德昌担任万泉县令，隶属蒲州、陕州一带，连年饥荒，群盗四处横行，城门白天都紧闭着。牛德昌到任后，当天就打开城门，任由百姓自由出入，张贴告示说："百姓苦于饥寒，才去乡间抢掠，以求苟活于旦夕之间，实在可怜。凡愿意改过自新的一概不予追究。"盗贼们都感动激奋而解散，县境因此得以安定。

谨案：用武力平息盗贼，不如用至诚感动人。百姓因为饥荒而做盗贼，并不是为了扰乱社稷而兴兵作乱，为什么要关闭城门一定要将他们置于死地呢？牛公深切了解他们的实情，让他们自新。人谁没有良心？难道会有不受感动而不解散的吗？灾害发生之时，这类事情常常发生，斟酌运用这个办法，可称得上是上等的智慧。

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周洪上奏："翼城、垣曲等县的饥民聚众成为盗贼，招抚不肯归顺，应当发兵捕捉他们。"皇上说："百姓被饥寒所迫，朕深感怜悯。命令镇守、巡抚等官员宣布朝廷宽宥的旨意，明确告知有关官员安抚治理的方法，如果真有执迷不悟、不肯归顺的，然后再相机剿除。"

谨案：兵器，是凶险的器物，不得已才使用，也必定会大伤和气。百姓正当饥荒之年，衣食全无，御史与其等到已经作乱才请求发兵，为何不在饥荒未起之时就请求先行赈济？不检讨自己的过失，却只想杀人，这怎能称为御史？仁德啊！皇上的这道谕旨：生养之心多而杀戮之念少，真是圣明天子的心怀啊。国家社稷有不巩固、盗贼有不败亡的道理吗？

邱濬说："臣希望明令有关官员，遇到水旱灾害，势必导致饥荒时，必须先张贴告示禁止百姓抢夺，告谕后仍不听从的，就严惩为首作恶的人，用以警戒其余的人，绝不可施行姑息迁就的政策。这不仅是为了救济饥荒，也是消除祸乱的首要事务。倘若有富人囤积粮食不肯出售，该怎么处置呢？回答是：先用惠及邻里的道理去开导他，其次用积德行善的道理去劝勉他，允许他随时按市价出售，同时禁止他人侵占他所拥有的粮食。没有能力购粮的百姓，官府发给凭证，允许他们借取生息，等到丰收之后，由官府代为偿还。如果积存粮食的人家人口很多，也一定要为他们计算，推算出剩余的部分来救济穷困的人。如果他自己刚刚够用，也不可强迫他。凡是有所积存却不肯出售的，除非到了丰年，否则不许出售给他。他见到别人得利，又担心错过时机，自己盘算有余粮，也就不得不出售了。"

谨案：抢粮的百姓，固

译然可恨；囤积不卖的富民，也令人厌恶。古人用几个字来安慰万民说："抢粮者斩，囤积不卖者籍没家产"，这实在是荒政中的绝妙方法。如今邱公想要严惩为首作恶的人，用以警戒其余的人，这不是很好的方法吗？虽然如此，衣食没有着落，恐怕这样也难以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剿灭不如招抚来得美善，蠲免赋税也比不上直接赈济来得美好，实实在在的恩惠施及民心，百姓怀念这盛大的德泽，何愁百姓会陷入危难？否则，很少有不被明主责罚的，务必谨慎又谨慎啊。

《弭盗贼总论》说：消除丰年的盗贼容易，消除荒年的盗贼困难，为什么呢？如果执法过于严厉，就失去了缓刑的用意；治理稍微宽松一些，又担心开启抢夺的门路。唉！只有真正了解实情，处理才能得当。大概是被饥寒所迫而图苟且求生的人，实在不同于那些以抢掠为生涯的人。所以孔子说："古人对待盗贼，厌恶他们却不杀他们。"汉光武帝把贼首迁徙到别的郡，分给田地、发给粮食，让他们安心从事生业；唐太宗谨慎选用贤良之人，减轻徭役赋税，充裕百姓的衣食；明朝的成化皇帝，只以招抚为心，不急于剿除。这难道不都是致力于宽厚仁大而不崇尚残酷刻薄吗？司马光不愿意预先声明减罪，这是深深地体现了爱民之心啊；苏东坡提前请求赈济，这是深明治国之道啊。与谭显相比，又何愧于经世济民？像参军竖旗安民的用意，与京尹白天打开城门的用意，不是一样的吗？邱公认为对于那些逞凶抢夺之风的人，应当严惩为首作恶者以警戒其余的人，这话简明而道理恰当，除此之外还能求什么呢？由此可知，荒年消除盗患，外在表面不妨显示出严厉：像柴瑾封剑下令诛杀，杨简折断肋骨以示众人，做得对了。而内心又贵在能够宽恕：像龚遂安抚体恤作乱的百姓，王曾鞭打后释放死囚，做得也接近了。《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养万物，圣人最大的宝物叫做权位。凭什么来守住权位呢？答案是仁。"既然如此，做君主的人，本当广施仁德以永保权位；做臣子的人，能不体察天地生养之心，秉承朝廷的旨意，充裕百姓衣食的根源，来告慰自己无愧于圣人所立下的学说吗？

十八、敢于专擅行事以奋力救援

【汉汲黯，韩韶；晋陶回，后魏李元忠】

【隋张须陀，唐员半千，宋范纯仁，杨纮】

【程颢，洪皓，元张〇范，明王竑】

汉武帝时，河内郡发生火灾，蔓延烧毁上千户人家。皇上派汲黯前往察看，汲黯回来禀报说："百姓家中失火，房屋相连而蔓延焚烧，不值得忧虑。臣路过河南郡时，看到贫苦百姓受水旱灾害的有一万多户，甚至到了父子相食的地步。臣擅自根据实际情况，持节令打开河南郡的粮仓来赈济贫民。臣现在请求交还符节，甘愿伏受假传圣命之罪。"皇上认为他贤能，就赦免了他。

宋朝董煟说：古时候为国家社稷尽忠的臣子，他们的见识作为，本来就与庸俗官吏不同。汲黯当时官职只是谒者，却能假传圣命来救活百姓性命。如今的太守，号称是治理百姓的官员，一遇到水灾，便瞻前顾后、受牵制而不敢专断决行，与汲黯相比，应当感到内心惭愧。

韩韶担任羸县县长【羸长，泰山郡的县令、县长】，盗贼听说他贤能，相互告诫不进入羸县境内。别的县流亡的百姓一万多户进入羸县境内，韩韶打开粮仓赈济他们。主管的官员纷纷争辩说不可以，韩韶说："我救活了濒临沟壑饿死边缘的人，即使因此获罪，也含笑入地了。"太守一向知道韩韶的名声德行，最终没有因此而治罪他。韩韶与同郡的荀淑、钟皓、陈寔都曾担任县长，所到之处都以善政著称，当时人称他们为"颍川四长"。

谨案：别的县的百姓流入我的境内，就立即打开粮仓赈济，救助世人难道会没有非议吗？殊不知仁人的心思，看见他们流离于道路，求生无门，怎会分你我彼此？唉！我能救人，人也自然能够体谅我。公道存于天地之间，绝没有丝毫消灭的道理。

晋朝陶回担任吴兴太守，当时

译正逢年成不好、粮价昂贵，三吴一带尤其严重。朝廷下诏想任由百姓互相买卖粮食，以解一时之急。陶回上疏说："如今天下并非普遍歉收，只是东部一带粮价偏贵。如果任由百姓互相买卖，消息必定会传向远方。北方胡人听到这个消息，将会窥伺我方边境。依臣愚见，不如打开官府粮仓来赈济百姓。"于是不等朝廷回复，就擅自打开粮仓，并且分割府郡的军用物资数万斛米，用来救济饥荒困乏之人。因此整个地区得以保全。事后朝廷下诏，命令会稽、吴郡也依照陶回的办法赈济抚恤。

谨案：古人说邻邦丰厚，是君主自身的薄弱；如果君主自身丰厚，不正是邻邦的薄弱吗？如今陶太守只恐怕坏消息传得远，专擅行事而保全了整个地区。皇上认可了这位贤明的太守，各地都仿效他的做法。他的见识能力，难道在汲黯之下吗！

后魏李元忠担任光州刺史，当时州境内遭遇灾荒歉收，百姓都面带菜色。李元忠上表请求赈济借贷，到了秋天征收赋税抵偿，得到批复只许用一万石。李元忠认为一万石分给百姓，算下来每家不过一升一斗罢了，徒有虚名，救不了实际困境，于是拿出十五万石粮食来赈济百姓。事情办完后，上表向朝廷陈述，朝廷嘉奖了他。

谨案：一杯水救不了一车柴的大火。古人说："郡守应当与国家同甘共苦"，救助百姓的灾难，如果不尽力去承担，怎么行呢？王仁恭被刘武周所杀，郭子和在榆林卫诛杀王才，都是因为不肯赈济而引发的祸端。百姓被激怒抗拒的心，难道可以小看吗！如今这位刺史不追求虚名，增加赈济的粮食数量，不但救助了百姓，而且还能消除盗患。

隋朝张须陀担任齐郡丞，正逢兴办辽东战役，百姓流散失所，又赶上荒年，谷米价格飞涨。张须陀打算打开粮仓赈济百姓，属下官员都说："必须等待朝廷诏令，不可擅自发放。"张须陀说："如今皇帝远在他方，派使者往来传令，必定要耽误很长时间，百姓已经到了倒悬般的紧急处境，如果等到批复送来，恐怕早已填于沟壑了。我如果因此获罪，死也无怨无悔。"于是先打开粮仓，然后再上报朝廷。隋炀帝没有责罚他。

谨案：恻隐之心，人人都有，并不因帝王身份而有所不同。只是被私心杂念所蒙蔽，能够扩充这份心的人并不多见。齐郡丞为国为民，不吝惜自己的性命，打开粮仓赈济百姓，虽然是对上专擅行事，但皇上并没有责怪他。后世那些紧闭粮仓不肯救济的人，又何必把明哲保身看得如此坚固呢？

唐朝员半千担任武陟县尉，正逢连年旱灾饥荒，他劝说县令殷子良打开粮仓赈济贫苦饥饿的百姓，殷子良不肯听从。正逢殷子良前往州府办事，员半千便打开粮仓发放粮食给饥民。怀州刺史郭齐宗大为震惊，把员半千囚禁起来加以审问。当时黄门侍郎薛元超担任河北道存抚使，对郭齐宗说："您治下的百姓您不能救助，却让恩惠归于一个小小的县尉，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立即命人将员半千释放。

谨案：有心救助百姓，官职地位不在于大小。像员半千的职位，不过是一个县尉罢了。县令不听从他的请求，后来趁着县令外出的机会，便打开粮仓赈济百姓。一种救人的念头，有一种勃然而不可遏制的力量。百姓不正是靠他才得以活命吗？那些什么样的太守，窃据职位、苟且享受俸禄，竟然还要把他囚禁起来！虽然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小人，也就无从彰显君子的可贵。这就是薛元超、员半千二位公被后世传颂千年的原因啊。

宋朝环庆一带发生大饥荒，主管的帅守因不称职而被罢免，范纯仁接替他的职位。刚到庆州时，饿死的人尸体遍布道路，官府却没有粮食可以赈济。范纯仁想要打开常平仓和封存储备的粟麦来赈济百姓，州郡的官员都不同意，说："擅自动用常平仓的粮食，是不能赦免的罪。"范纯仁说："环庆一路的百姓性命都托付给了我，我怎能坐视他们死去而不去救助？"众人都说："必须先上奏朝廷，得到批准才可以。"范纯仁说

译："人七天不吃东西就会死，哪能等到那时候呢？各位只管不要参与此事，我一个人承担罪责就够了。"于是立即打开粮仓赈济百姓，整个环庆路的饥民都得以保全性命。

谨案：世上有很多不称职的官吏，人们可曾知道他们所以不称职的缘故吗？一是害怕祸患，二是为了功名，三是贪图财货。人如果能把这三点都放在一边不去计较，一心只以百姓的生死为念，那就一定不会不去做一番惠及百姓的事，从而名垂青史。像范公说的："我应当自己承担罪责"这几个字一出口，不知道压倒了多少无能之辈。

宋仁宗庆历七年，江东发生大饥荒，转运使杨纮打开义仓来赈济百姓。属下官吏想要先请示批准，杨纮对官吏说："国家设立义仓，本来就是为了防备荒年，如今如果还要等待批复才发放，百姓恐怕早已饿死了。"皇上听说后褒奖了他。

谨案杨公，认定义仓正是为荒年而设立的，用它来救助百姓，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即便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也是自己一身承担危险而使千万百姓得以安全，得失已经不是庸人所能想到的了。何况此事上报朝廷后，不但没有获罪，反而受到褒奖。这一迟一早之间，救活的性命就多了，谁的智慧能比得上呢？

程颢代理上元县令时，正逢盛夏塘堤大决口，按照法令应当禀报府衙，府衙再禀报漕运衙门，然后才能计算工程、调派役夫，这样非一个多月不能动工。程颢说："如果这样，庄稼一定会枯死，百姓吃什么呢？因救助百姓而获罪，我也在所不辞。"于是征发民夫堵塞决口，这一年获得大丰收。

谨案：圣贤出仕的心思，不是为了辅佐君主，就是为了造福百姓，哪里会顾虑功名，哪里会拘泥于条文法度？塘堤决口而等待请示，即使最终获得允准，庄稼也早已枯死了。伤害庄稼、害死百姓，这是庸俗官吏所做的事，程夫子怎么肯这样做呢！

秀州录事洪皓看见百姓的田地全被水淹没，饥民堵塞道路，官府仓库空虚，他向郡守禀明，自己担负起荒政的责任，把境内所有的粮食全部登记造册，留下够一年食用的量，把其余的粮食在城的四个方向出售。本境内有些百姓无力购买粮食维持生计，洪皓也替他们做主处理。凡是流民都在城的西南两座废弃寺庙中搭建房屋安置，男女分开居住，打柴取水都有人分工负责，稍有违犯的，因为百姓正处饥荒之中，不能用杖刑驱逐了事。所借用的官府发运使的钱粮不够，正逢浙东运送常平仓米四万石经过城下，洪皓派人锁住渡口的栅栏，告诉运粮官要将粮食截留下来。运粮官不敢答应，说："这是皇上御笔下令起运的粮食，罪该处死，不能赦免。"洪皓说："百姓仰赖这些粮食度日，要一直等到麦子成熟。如今腊月还没过完。如果半路就停下来，那就等于不去救助，我宁可用自己一人性命换取十万人的性命。"最终还是把粮食留了下来。不久廉访使到来，查验他所立的法度后说："我巡行边军所执行的法度，也不过如此罢了。"洪皓违反制度应当抵罪，廉访使为他开脱。洪皓又请求得到粮食二十万石，救活了九万五千多人。后来他官至端明殿学士，谥号文惠。

谨案洪公救活百姓的事迹，起初是心中悲伤饿殍遍野，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接着是粮食耗尽、公私俱空，即使因此获罪也在所不惜。所以他派官吏锁住渡口栅栏，强行截留皇家粮食。在那个时刻，他心中只知道有千万百姓的性命，却不知道有自己一身的安危。承担罪责却救活了百姓，最终也没有真正获罪。后来他还身居高位，儿子也官拜宰相。谁说做善事没有善报呢？

元武宗至大二年，大名路发生大水，张〇范擅自免除了当地的租税，朝廷追究他专擅行事的责任……

译范进说："臣认为朝廷与其把粮食储存在小仓，不如储存在大仓。"皇帝下诏不予追究。

谨按张君的说法，非常近于情理。假设大仓空虚而小仓徒然充多，这些充实不但没有益处，而且还难以依靠。因此贤明的君主、贤能的大臣朝夕商议谋划，只把民生当作急务,把百姓恒产作为谋划的根本。等到乡里多有积蓄储藏，百姓殷实富足，然后政教才能推行流布，风俗才能淳厚。这难道不是盛世美善的功业吗？

译明景帝景泰二年，都御史王竑巡抚江北的时候，徐州、淮安连年饥荒，王竑大力打开官仓赈济救灾，各仓的粮食都用尽了，唯独广运仓还有积存的粮食，这是用来供应京师之用的。这个仓一个由宦官掌管，一个由户部官员主管。王竑想要开仓放粮，可主管的人为难他。王竑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百姓穷困到这个地步，早晚要变成盗贼，况且这会让朝廷忧虑，何况说什么供给京师？你若不听从我，倘若发生变乱，我先杀了你，治你招致盗贼的罪，然后再自请一死。"王竑言辞十分刚烈，主管的人一向畏惧他的威严，答应了。因此救活的百姓有一百五十八万零八十多人，从别处流亡到此得以安置的有一万六百多家，共用去米一百六十多万石。在此之前徐州、淮安大饥荒，皇帝在轿子上阅览奏疏，惊讶地说："我的百姓要饿死了，怎么办？"后来得到王竑开仓赈济的奏报，又大声说："好御史！不然百姓要饿死很多了。"谨按史书记载，王竑管辖之下的百姓有生病的，准许他们乘轿抬扛，病就好了。王竑每次出门，百姓就争相抬他，可见有救人活命之功的人，即使身体还没有死，已经被当作神人看待了。从前朱熊所刻的《救荒补遗》中说，韩魏公刚去世时，有人死而复生，说韩公做了阎罗天子，这与王竑一样都被百姓当作神人，无不敬佩他救荒的功绩。事情与此相似，因此记录下来。

甘专擅总论说："士君子保全名节、清理时政，难道只为自己一身打算吗？万千百姓流离将死，如果不挺身相救，那这权位又有什么可贵的呢？如果因为怕死而畏惧，古诗说：'遍观四海之人，谁不是要死的过客'。既然如此，为忠而死、为孝而死、为万民而死，都是死得其所的，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上天赋予的本性人人相同，只是帝王更多恻隐之心，没有不因怜恤灾患的臣子而认为他不忠的。何必都把珠玉般的富贵看得比自身还重，却不用爱惜自身的心去爱护百姓呢？如果论职位，员半千不过是个县尉，却俨然有汲黯的风范；洪皓官职只是录事，却能与范纯仁的义举并列，何曾以官位尊卑为限呢？"至于像县令韩韶救活流民，被人称为"四长"之一；程颢开渠泄洪救活上千村庄的禾苗，若不是良吏又是什么呢？难道太守就没有善政吗？陶回开仓放粮，在晋朝独享美名；元忠赈济借贷粮食，在北魏被称为第一；这些都昭昭载于史册，值得效法称赞。唉！人在隋代，尚且有郡丞张须陀施以救援，后世却不能常见这样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像宋代的转运使杨纮、明代的巡抚王竑，都才识超群，尽心尽职，敢于承担开仓放粮的责任，救活了万千百姓，活着的时候是国家的柱石，死后成为神明，确实是理所应当的。太仓的比喻，即使是圣贤尚且如此，普通人难道能做不到吗？由此可知，有致君泽民之心的人，不但不看重自己的功名，就连自身也不太爱惜了。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左传》不是说过吗？'如果对国家有利，就是死也要去做'。我为什么不用智、仁、勇三者来自我勉励呢？"所以他们知道灾害应当怜恤，这是智；哀怜恻隐，这是仁；甘心专断行事，这是勇。一件事情举动便震惊千古，难道只是一时的事吗？

十九、扑灭蝗虫幼虫以保护庄稼

【汉代卓茂　　　　　宋均、戴封　　　　　鲁恭】

【唐太宗　　　　　姚崇、宋太宗　　　　　李迪】

【谢绛、元张宽、明王士廉、朱熊】

汉平帝时，卓茂做密县县令，天下发生大蝗灾，河南二十多个县都遭受灾害，唯独没有进入密县境内。督邮报告此事，太守不相信，亲自出巡视察，见到之后才信服。

谨按：卓公做县令，百姓接受他的教化，官吏感念他的恩惠，教化大为推行。哪里像别的人白吃俸禄却对国家没有益处呢？这就是蝗虫不进入他管辖境内的原因。可

译叹的是，卓公这样贤能，太守却不知道。贤愚不能分辨，官员的升降混淆不清，这怎么能算是太守呢？

光武帝时，宋均做九江太守，老虎都渡江离去了。中元元年，山阳、楚地、沛地蝗灾严重，飞到九江境内的蝗虫，就都往东往西散去了，因此他的名声传扬远近。

谨按：爱民之人，仅凭这一片诚心，就能感格异类，所以猛虎渡江而去，蝗虫四散而去，难道是因为祈祷才这样的吗？完全在于平日清廉仁爱，才能感格异类罢了。所以凡是做太守的，想要在四境之内除去蝗虫，不如先在自己心中除去蝗虫。心地清明政事仁厚，所除去的就不只是蝗虫了。

戴封字平仲，对策考试第一，被提拔为议郎，后来升任西华县令。当时汝南、颍川一带发生蝗灾，唯独没有进入西华境内。督邮巡视各县，蝗虫忽然大量到来，督邮当天离开，蝗灾也随即消除。全境的人都感到惊奇。

谨按：奇怪啊！督邮，确实很像蝗虫的主帅。督邮以搜刮百姓、肥己自私为心，蝗虫也以吃食禾苗自饱为事，二者其实是一回事。这就是蝗虫随督邮来去的原因。若不是戴君的清廉贤明，西华的青苗，恐怕早就被蝗虫吃尽了。所以观察蝗虫的有无，就能知道地方官的贤能与否，能不引以为戒吗！

元和年间，鲁恭做中牟县令，有三桩奇事：蝗虫不入境，教化及于禽兽，孩童有仁爱之心。

谨按蝗灾为患，都是因为官员不称职所导致的。所以京房《易传》说："臣子安于享受禄位而助长灾祸，这就叫贪。"《防易》飞候说："享受俸禄而不能增益教化，上天会通过灾异显示警示。"这是说没有益处于百姓，却食用万物的人。如今鲁公的教化连禽兽都感化了，孩童都有仁心，蝗虫还能进入他的境内吗？

唐太宗时，京畿地区有蝗灾，皇帝进入御苑中，拾起几只蝗虫，祝告说："百姓以谷物为性命，你却吃它，宁可吃我的肺肠。"举手要将蝗虫吞下，左右侍从劝谏说："这是恶物，恐怕会生病。"太宗说："我为百姓承受灾祸，何必躲避疾病？"于是就吞了下去。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谨按：君主说出仁德的话语，天象的荧惑星都会退去度数。如今太宗想要吞食恶物，宁可吃自己的肺肠来救百姓，蝗虫难道不会被感化吗？天地以生养万物为心，太宗以拯救百姓为重。这样看来天就是君，君就是天了。君主的心意如此激切，上天的意旨也顺从了。蝗虫不造成灾害，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玄宗开元四年，山东一带发生大蝗灾，百姓设祭跪拜，眼睁睁看着蝗虫吃庄稼，不敢捕杀。宰相姚崇上奏说："'秉持除去这些害虫，投入烈火之中'，这是古代除蝗的诗句。"于是派遣台省官员担任捕蝗使，分路捕杀蝗虫。卢怀慎说："凡是天灾，怎么能用人力去制止呢？况且杀蝗虫过多，必定会伤害天地间的和气。"姚崇说："从前楚王吞食水蛭而治好了重病，孙叔敖打死两头蛇而降下福分。如今蝗虫幸好还可以驱除，如果放纵不管，粮食恐怕就要被吃尽了。杀蝗救人，罪祸就归于我姚崇一人承担，不会连累你。"于是蝗灾就平息了。

谨按：这是什么话啊？还在牵制顾虑，说出这样迂腐的论调。卢公清廉谨慎有余，学识见地不足。他做宰相的时候，玄宗本来只想让他坐镇安抚朝廷、维持体面，世人称他为"伴食中书"，实在是不冤枉他啊。

宋太宗淳化二年春正月不下雨，发生蝗灾。三月才下雨，当时已连年旱蝗，这一年尤其严重。皇帝亲手写诏书告诉宰相说："朕将自焚以回应上天的谴责。"第二天下起大雨，蝗虫全部死去。

谨按：从前寇准引用《洪范》说："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应就像影子回响一样。"这话确实不假。太宗爱民心切，直想自焚以回应上天的谴责。第二天大雨降下，飞蝗全部死去。就是紧急传书、擂鼓求援，也不如这样

译快捷。所谓"天虽高远，却能听到卑微之言"，只怕没有爱民的君主，不怕没有平息不了的灾祸啊。

真宗咸平八年秋九月，当时已连年旱蝗，皇帝问学士李迪说："旱灾蝗灾接连而来，将用什么办法来救济？"李迪说："陛下大兴土木的劳役太过分了，旱蝗之灾，恐怕是上天用来警示陛下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停止各项营造工程，禁止进献祥瑞之物。不久便得雨，青州的飞蝗都投海而死，堆积在海边有一百多里。

谨按：皇帝询问旱蝗之事，李迪却用劳役过重来回答。就好像上天有意借他之口来告诫皇帝一样，皇帝当即认可，于是停止营造工程，禁止献祥瑞。及时雨立刻降下，飞蝗全部死去。可见天心就是民心，何必舍近求远呢？凡是想要除去灾害的人，何不用民情来揣度天意呢。

谢绛论述救蝗时说："我私下看到近来蝗虫遍布田野聚集成群，进入城郭，而朝廷派出的使者屡次外出，府县官员监督捕蝗、驱赶蝗虫，反而践踏了田地房舍，百姓无法生活。"谨按《春秋》记载蝗灾，是因为鲁哀公横征暴敛的暴政所致；汉代儒者又推断蝗灾是兵祸的征兆。臣希望命令公卿以下举荐各州府的长官，让他们自行选拔所属县令，务必寻求良策，不拘泥于资历，然后宽以约束，允许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满一年后逐条上报治理情况，核实无误后奏报朝廷，予以表彰奖赏录用，以示激励。

谨按：蝗灾的发生，一是由于赋税征敛的苛重，一是由于官员不称职。古人所推断的道理，一定不会有差错。汉代儒者又推断为兵祸征兆，大概是说如果百姓困顿而得不到救济，久而久之将会纷乱扰国，到那时就难以扑灭了。如今谢公想要命令公卿以下各自举荐地方长官，让他们便宜行事，一年后加以考核，来决定赏罚，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计策吗？

元顺帝时，秋七月，河南武陟县的庄稼将要成熟，有蝗虫从东边飞来，县尹张宽仰天祝告说："宁可杀我这个县尹，也不要伤害百姓。"不久，成群的黑鹰飞来啄食蝗虫。

谨按：天下人认为最愚蠢无知的，是虫和鸟；却不知道最聪慧灵敏、有知觉的，也是虫和鸟。天子改过，蝗虫就自行死去；县令祝告，就招来了鹰群驱除蝗虫。所以承担牧养百姓之责的人，不必忧虑蝗虫为害，只怕自己不够真诚罢了。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五月，浚县发生蝗灾，知县王士廉认为是自己施政有失而自责，斋戒后率领僚属和乡中长者到八蜡祠祈祷。过了三天，有几万只乌鸦飞来，把蝗虫几乎吃光。皇太子听说后嘉奖他，回头对侍从大臣说："这实在是诚心所感格的结果啊。"

谨按《礼记》说："先王能修明礼法以通达义理，体察诚信以通达和顺，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甘露，地上就会涌出甘泉，凤凰麒麟都会出现在郊野之中。"如今浚县县令悔过自责，诚心敬祷，所以开始失败而最终成功。蝗虫本无知觉，而乌鸦却有灵感，这是诚信所感召来的啊。

朱熊所辑的《救荒补遗》中说："天灾各不相同，有可以用人力去应对的，也有不能用人力应对的。凡是水灾和霜灾，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姑且只能听任它。至于旱灾，则有用水车戽水灌溉的办法；蝗虫幼虫，则有捕杀掩埋的方法。如果是可以用人力应对的，怎能坐视不救呢？做地方长官的人，应当迅速筹划办法来抵御灾害，用来号令这些百姓。"

谨按：明代朱熊所刻的《救荒书》，就是董煟所辑之书，只是稍加增减而已，都极为恰当、不可更改。所以正统年间刻印此书，取名《救荒活民补遗》。万历年间又有人重新刊刻使其流行于世，可见恻隐之心，人人都有。若能广为传布，这真是苍生百姓的幸事。

扑蝗蝻总论说："蝗虫幼虫的产生，人们知道其中原因吗？搜刮盘剥百姓、不加体恤，正是地方官吏侵夺百姓的征兆罢了。所以身处上位的人，只要以爱民为本心，

译就没有不能感格天地、使异类为之消除的。像唐太宗，宁可吞食恶物也不惜自身；姚崇，明知后患也不推辞，蝗灾便立刻消除。有的皇帝反省自责，有的停止大兴土木，灾祸的消散，快得如同击鼓传信一样。太守如能像宋均那样，县令能像卓茂那样，怎会有蝗虫进入他们的辖境？就算有蝗虫进入，不被黑鹰啄食，也会被鸟雀吃掉，又何必忧虑呢？"这就是谢绛、朱熊的论说所应当效法的。要知道蝗虫不除去，那么田野草木都会受其祸害。一是靠修养德行感格上天，一是靠捕杀掩埋以除祸患。如果因为怜惜物命而不忍捕杀，那蝗虫幼虫也不过是虾类演变而来的遗孽罢了。天下吃虾的人，一年统计下来，何止亿万石？为何独独对损害庄稼的蝗虫加以怀疑不忍呢？这正是汴州刺史被姚崇讥讽的原因啊。《诗经》说："除去那些螟虫螣虫，以及那些蟊贼害虫，不要伤害我田里的幼苗。"上古时代尚且如此，如今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

二十、借贷耕牛种子以急切耕种

【汉昭帝】【南北朝魏太子】【南齐戴僧静】【唐袁高】

【齐德州】【宋太宗谕刘涣】【熙宁御批】

【曾巩　　　　　查道、明林希元　　　　喻均】

汉昭帝始元元年三月，派遣使者赈济借贷给贫民，接济那些没有种子粮食的人。秋八月，下诏说："往年灾害较多，今年蚕桑麦子又受损，所赈济借贷的粮食不必收还，也不要让百姓缴纳今年的田租。"

谨按：残冬已经过去，春耕正要兴起，如果不赶紧让百姓耕种，将来的困苦必定比以前加倍，这是因为人力已经耗尽而疲惫的缘故。昭帝特意下令借贷种子粮食，不但借贷给他们，还下令不必收还，并且免除他们的田租，这不正是天子的仁德、宰相的德政，为百姓的粮食带来生机吗？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北魏太子督促百姓耕种庄稼，让没有耕牛的人借用别人的牛来耕种，然后替对方耘田作为偿还。凡是耕种二十二亩地，就要耘田七亩，大致以此为标准。让百姓各自把自己的姓名标注在田头，以此知道谁勤劳谁懒惰，并禁止饮酒游戏的人。于是垦田数量大为增加。

谨按：百姓没有牛，就让他们借用别人的牛来耕种，用耘田来偿还，这样有牛的人也不吝惜出借，耕田的人也乐于跟从，处理得十分公道。又让百姓在田头标注姓名，以此了解勤惰，种种巧妙的办法不一而足，无怪乎垦田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也因此充足了。

南齐戴僧静做北徐州刺史，买牛发给贫民，让他们耕种，很得边远荒僻地区民情之宜。

谨按：有田却没有牛，就好比有船却没有桨，无法济渡。刺史是一郡之主，百姓的生死都系于他。买牛发给贫民，就抓住了救荒的根本，深得民情，是应当的。

唐德宗贞元元年二月下诏说：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进献的耕牛，交由京兆府查核。有田地却没有牛的百姓，酌量他们的产业，把所进献的牛平均分配给他们。那些田不满五十亩的人不在此赐给的范围之内。给事中袁高上奏说：陛下仁慈所忧虑关切的正是贫苦百姓，那些田不满五十亩的人，尤其是贫穷之人，请酌量让两三户人家共分一头牛，来帮助农事。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时正值蝗旱灾害之后，耕牛大多因瘟疫而死，各道节度使韦皋、李叔明等都进献了耕牛，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谨按给事中的奏疏，深得民情。百姓因为贫穷，所以田不能多；再因为田少，所以分不到牛，这是越贫困越贫困了。这难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正道吗？根据田地的多少，共同分配耕牛，应当是最恰当的办法。

文宗太和三年七月，齐地德州上奏说：百姓自从用兵以来，流亡迁移，十分之中只剩二分。恳请赐给麦种、耕牛等物。皇帝下敕，酌量赐给麦子三千石、牛五百头，并共赐给绫一万匹，充作价钱。仍旧委托本州，就近在附近市场购买分发

译给百姓。

谨按兵荒之后，全靠救济才能保全牛和种子，如果没有它们，百姓靠什么活下去？德州的奏请，对万民不是大有功德吗？《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以耕种为首要之务，怎能有愧于牧养百姓的职责呢？

宋太宗至道二年，下诏让官仓拨出粮食数十万石，借贷给京畿及内地各郡百姓作种子，有关官员请求酌量留下一部分供国家养马之用。太宗说："百姓田地没有种子，就不能充分利用地力，姑且尽力供给百姓，国家的马匹用草料就够了。"

谨按：天地间的资源，用了就不会枯竭，索取它就不算贪婪。用它来救济百姓，还有什么百姓不能救济的呢？太宗借种子给百姓，而想要把地力尽量用来养活百姓，这正是神农氏的用心啊。他怎肯把这些粮食留给国马吃呢？有关官员的请求，实在是不明智啊。

英宗治平年间，河北发生凶荒，百姓没有食物，很多人贱卖耕牛。刘涣做澶州知州，把公款全部拿出来买牛。第二年，逃亡的百姓归来，没有牛耕地，牛价贵了十倍。刘涣按照原价卖牛，河北一路只有澶州的百姓没有失去生计。

谨按刘公卖出耕牛，虽是在灾荒已经发生之后救济百姓，实际上是在百姓困顿之前就预先救助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假使当初百姓要卖牛时没有人买，等到现在想要买牛时，又哪里能有牛可卖呢？做地方官的人如果肯事事都仿效这样去做，那么受灾的百姓就没有不能救济的了。

神宗熙宁八年三月，皇帝御批说："沂州、淮阳军的灾情特别严重，百姓不但缺少粮食，耕种也缺乏谷种，农事几乎荒废，粮食收成绝望，聚众为盗的人很多，实在值得怜悯。如果不再加以赈济抚恤，恐怕会转而结成群党，难以捕捉擒获，这是使百姓陷入绝境，将他们推向死地。应当尽快商议赈济抚恤的办法。"于是下诏命令京东转运提举司拨发常平仓的钱、省仓的米等，分发给孤苦贫穷的人家。

谨按：百姓没有种谷的种子，将来的口粮从哪里获取？赈济本已难以周全，而所赈济的粮米又难以支撑长久。为百姓谋划根本大计的人，怎能对此漠不关心呢？如今神宗皇帝御批说："小百姓断绝粮食，根源在于没有种子"，因而大力开发仓库，广泛赈济孤苦贫穷之人，根本稳固了，还怕枝叶会憔悴吗？

曾巩担任越州知州，正值饥荒年份，拿出粮食五万石借贷给百姓，作为种粮，让百姓随年成的赋税一并归还给官府，农事因此得以不缺乏。

谨按：治理一州，就应当知道一州的缓急之务。曾公治理越州，正值饥荒之年。假使不懂得应当借贷种粮的道理，百姓就会或死或为盗，纷纷而起，即使不至于全然困顿危亡，元气也已受损。如今用五万石粮食借贷给百姓，随赋税一并归还官府，官府既无损失，百姓又不至于困乏，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查道担任虢州知州，遇到蝗灾，知道百姓极度困苦，赶紧拿出州里的麦子四千斛借贷给百姓做种子，百姓因此得以缓解困境，于是能够全力从事耕种之事。

古人说："《春秋》对其他事情不加记载，唯独没有麦子的年份就要记载。"董仲舒建议让百姓广泛种植宿麦（冬小麦），不许错过时节。因为二麦（大麦小麦）在新粮陈粮青黄不接的时候，最能发挥作用，不可不广泛种植。查君借贷种子给百姓，不正是得到了古人的良法吗？

明代佥事林希元的奏疏中说："幸好残冬已经度过，春耕正要兴起，如果不预先安排好，将来一年的生计还能有什么指望呢？所以耕牛和种子这件事，还应当妥善处置。"臣召集父老一起商议，自己订立了一个办法：逐都逐图派人查勘，凡是有牛无种、有种无牛的，任由他们自行想办法解决，唯独没有牛的人家，让有一头牛的人家带耕两家，用牛的时候就给耕牛主人提供饭食，牛死了就共同分担赔偿；没有种子的人家，让富裕人家一人借给十人或二十人，每人所借的杂粮种子三斗或二斗，耕种的时候，让债主监督播种，不许趁机把种子吃掉；收成的时候，允许债主到田里扣取所借的份额，不

译许拖欠，还要加收利息，由官府主持立契，交给债主收执。这个办法一旦确立，有牛有种的人都乐于出借而不担心得不到偿还，缺牛缺种的人也都愿意借用而不担心没有农具耕种。有灾荒的地方，像我这样的办法或许可以推行。

谨按佥事公借贷牛种的办法，特意订立了一套制度，不依赖官府拨给，而是在百姓之间互相调剂，这难道不是至公至当的做法吗？所以加收利息、订立契约，都是万不可少的，不允许拖欠，也很得民情。但应当多多张贴告示，遍告城市乡村，不能拖延时日。何况这数量并不多，救助却很广泛，若不是亲自与父老们一起商量斟酌，怎能想出这样的善政呢？

万历戊子年，东南发生水灾，穷苦百姓的劳力、种子、肥料一无所有。新建人喻均担任松江知府，请求朝廷免除了若干田粮，并出示告谕，佃户还租也照免粮的数额一样减少，仍让有田的人家酌量留下一些谷种，到春耕时借给佃户，作为来年种田的资本，当时被称为惠政。

谨按：请求免除田粮而恩惠及于佃户，这仁德真是广博啊。又让人家各自留下谷种以借给佃户，殷切之意从不停止，无非是为乡里百姓着想。殊不知喻公为乡民考虑，也正是为富户着想。乡民断粮，业主又能收到什么租？所以当时钟御史发放百姓牛种时说："有能耕种的百姓，却没有可耕的农具，饥饿之中从哪里得到粮食？租税又从哪里能有呢。"

贷牛种总论说：四民之中最辛苦的，是农民。除了耕种之外，别无所长。当此饥荒之时，如果不让他们尽快耕种，那就断绝了将来的希望了。赈济者，钱粮已经倾尽；等待救济的人，仍然伸长脖子盼望。这不就等于半途而废了吗？如今看汉、唐一直到明代，借贷耕牛的良法，没有比得上北魏太子借贷宿麦这一妙法的了。首推查道其人。四五月间，新粮陈粮青黄不接之际，得到这样的帮助，百姓因此得以不死。这就是董仲舒极力主张二麦不可缺少的原因啊。做君主的，能像汉昭帝、宋太宗、熙宁年间的御批那样；做臣子的，能像南北朝的戴氏以及唐、宋、明三代的诸位大臣那样，还怕得不到牛、种不上种吗？粮食有望，饿殍就能存活了。但林公奏疏中说："让保甲监督百姓下种"，其实不如让田邻之间互相监督种植更为方便。他看着我的田，我看着他的地，一旦不种就有惩罚，哪里还有冒领的情况？《左传》说："施政如同农事，日夜思考它，从开始就想着如何完成它的终局。"可见治理百姓的人，一定要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善于施政。那么借贷耕牛种子的事，怎能不替百姓筹划，勉励他们耕种，来安慰百姓对丰收的期望呢？

钦定康济录卷三下

<史部，政书类，邦计之属，钦定康济录》>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康济录卷四上

事后之政计有六

事后论说：事情将要完成，尤其贵在妥善周旋，稍有不周全的地方，就会亏损了抚恤的成效。何况饥荒之年的事务，实在关系着百姓的性命，才刚使百姓的创伤稍稍平复，还没能让百姓从流离失所、缺食已久的困顿中站起来，他们聚居无定所，家中不能团聚。朝廷虽然下诏蠲免来年的丁税田赋，但乡里百姓眼下仍缺少耕种所需的资本。纵使商贾农工都指望官府发放的钱米赈济，流亡的灾民也都仰仗有关官员的安置办法。田地终究荒芜，事业归于懈怠，这仍然只是用养活饿殍的办法来养活他们罢了，并非深谋远虑、为百姓作长久打算的方法。应当以古为鉴，遵循常法、通晓治国大体，适时广施圣主加惠百姓的旨意，周详恳切地谋划到底，使国家财用充足而解除百姓的忧愁，把荒年转为丰年。因此谋划事后的方略，也有六项，这就在于施行者不要只顾表面文章罢了。

一、赎回被卖的骨肉之亲，以保全家人团聚

【齐管子，鲁孔子，汉朝二诏，后魏诏】

【唐太宗遣使】【文宗诏，柳宗元】【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