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康济録卷四上

译三诏】

【元武宗、明成祖、宪宗诏，钟化民】

齐国管子说："商汤时七年大旱，夏禹时九年大水。商汤用庄山的金属铸造钱币，来赎买没有食物、卖掉子女的百姓；夏禹用历山的金属铸造钱币，来赎买没有食物、卖掉子女的百姓。"

谨按：圣王的时代，可见也有卖儿卖女的人。可贵的是在上位者有办法处置这种情况。穷苦百姓性命危在旦夕，如果不许他们出卖子女，必定会导致骨肉相残而死，那不是更加悲惨吗？这就是圣王之所以允许百姓出卖而代为赎回，而不是禁止他们不许出卖的原因。

鲁国的法律规定，鲁国人若在诸侯国中做了别人的奴仆，有能够赎回他们的人，可以到国库领取金钱。子贡从诸侯国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却辞让不受赎金。孔子说："子贡这样做就错了。领取赎金，对他的德行并无损害；不领取赎金，以后就没有人再愿意去赎人了。"

谨按孔子责备子贡辞让赎金，是担心从此荒废了赎人的善法。可见圣人心中也把赎人当作美好的政事。后世的君子，何不体察圣人责备子贡的过失，以求为政的得当之处呢？

汉高祖五年下诏："百姓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的，一律免除奴籍，恢复为平民。"光武帝建武七年下诏："官吏百姓遭遇饥荒，以及被青州、徐州盗贼掳掠为奴婢、小妾的人，无论想要离去还是留下，都听凭他们自愿。敢于拘留控制不放还的，按照贩卖人口的法律论处。"

谨按：这两道诏令只是照顾了穷人而没有照顾富人（买主），这种做法可一不可再，不是持中和平的论断。如果一律免为平民，任凭去留，那年幼的人白白在平时被人抚养，年壮的人却白白耗费银钱在荒年买来。假使再遇上饥荒，谁还肯再买呢？百姓不是饿死，就必定死于沟渠之中，这难道是商汤、夏禹铸币赎人的本意吗！

北魏高宗和平四年下诏："此前因为百姓遭遇饥寒，无法维持生计，有卖掉儿女的，一律准许归还其家。有的人依仗权势，有的暗中请托，互相勾结包庇，不按时核查，导致良家子女仍然做着奴婢。如今命令彻底追查，不许他们赎回，如果有违反的加以治罪。如果仍然不加查核，还准许他们的父兄向上申诉，以掠夺人口论罪。"

谨按古人说："天地没有私心，所以能覆盖承载万物；帝王没有私心，所以能容纳养育百姓。"如果处理事情稍有不公平，就难以说是恰当。良家子女不许赎回，却又以掠人论罪，这谁还敢有异议？如果一无所得，全都放还家中，又用什么来救活将来的饿殍呢？如今高宗的诏令，不正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唐太宗贞观二年，派遣使者杜淹赈济抚恤关内的饥民，那些卖了子女的人家，官府出钱财布帛替他们赎回。

【明代】丘濬说："唉！人最疼爱的莫过于子女。片刻不见，就会思念他们；若被利刃所伤，就会为之忧伤。当丰年之时，即使千金也不肯换一个孩子；一旦遇到饥荒，只怕想卖也卖不出去。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知道一起饿死也没有好处啊。所以不如由官府买下他们，用来充实军队。"

文宗大和成元年三月下诏：近来听说黄河两岸之间，连年发生旱灾，贫穷之人得到富家几百文钱、几斗粮食，就把自己的儿女送去做奴仆侍妾。委托当地官员查访，允许他们的父母骨肉用所得的钱粮赎回，不许用假契约来强行阻挠。

谨按此诏，不允许凭虚假契约拒绝，归还所买的骨肉，使他们有重新团聚的欢乐，抚养也没有突然失去孩子的忧患，让官府不代为赎买，而使百姓自己想办法解决，这道诏令大概是可行的了。这算是父母养育百姓的次一等办法罢了。

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不歧视轻视当地百姓，专心致力于德化。此前当地有以子女作抵押借钱的风俗，约定本利相当，就没入作为奴婢。柳宗元与百姓制定办法，全都让他们赎回。衡山、湘江以南的读书人

译，都北面拜他为师。

谨按：人们只知道柳州以文章闻名于世，却不知道他还以德行教化百姓。就如同赎回被抵押的子女而归还给他们的父母，他的德行施及百姓，影响深远啊。柳州罗池庙的香火祭祀，是有原因的。

宋太宗淳化二年，下诏说陕西沿边各州因饥荒卖掉儿女、被卖入邻近部落的百姓，由官府代为赎回。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下诏说前几年陕西百姓饥荒，有卖掉子女的，命令官员代为购买赎回，归还其家。仁宗庆历八年二月，赐给瀛州、莫州、恩州、冀州两万缗钱，赎回饥民卖掉的子女。

谨按：鸟雀尚有成群栖息的欢乐，人生难道就没有骨肉团聚的欢愉吗？无奈生死在于旦夕之间，骨肉难以保全。天子体念穷苦百姓，全部代为赎回，父子得以长久团聚，夫妻不再分离，这不正是仁政的一个方面吗？

元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因为大都米价昂贵，打开粮仓拿出十万石粮食，减价出售，赈济贫民。北方来的百姓饥荒，有卖掉子女的，命令有关官员全部为他们赎回。

谨按：流落异乡的人，尤其多有苦楚，父母不能相互亲近，乡里之间竟无一人相识。武宗赎回他们的子女送还其家，就好比原本无子却又有了子女；开仓减价出售粮食赈济贫民，就好比原本没有粮食却又有了粮食。这难道不是圣朝的盛大恩典吗？

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六月，皇帝召见在职户部官员说："有人从徐州来，说发生水灾，百姓有卖儿卖女的，甚至父子相互抛弃，已经穷困到极点了。立即在设有驿站赈济的地方，把已卖出的子女赎回。"

谨按：骨肉远离，生死难料。假使遭遇疾病，谁来体念他们的垂危？这样一来，即使不死于饥寒，也大半会死在孤苦流离之中了。天子怜悯他们的孤苦穷困，把骨肉一般的亲情赈济给他们，使他们得以活命。天地覆载之间尚有缺憾遗漏之时，而在朝廷之内绝没有生离死别的百姓。不但受恩的人永远感怀不已，就连旁观的人也无不感激无穷啊。

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下诏说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军民，此前因饥荒逃亡迁移，把妻妾子女典卖给别人的，允许典卖人家的原主人告知，按照原价赎回归宗。那些没有原主人认领的以及自愿留下的，听凭自愿。隐瞒不报的加以治罪。

谨按：由官府按原价赎回使其归宗，如果不主动告知，就治隐瞒者的罪，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假使像汉朝那样直接下令全部放还，或者以掠夺人口论罪，这就是凭借权势而不是依据道理，难道是君民相待之道吗？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钟化民《河南救荒疏》中说：臣仰体皇上的旨意，赎回民间在荒年卖出的妻子儿女四千二百六十三名。皇上使人间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分离的重新团聚，断绝的重新接续，骨肉至亲之间，不再有悲伤思念、哀痛欲绝的惨状了。但赎回之后，不知道最终能否保持团聚呢？倘若糊口无资，以后又会转而被卖，就好像梦中恍惚相见，醒来后又成空一样。想到这里，不禁泪下。希望皇上体念此事啊。

谨按钟御史的善政不止一件，就像赎人这一件事，就多达四千二百多名。饥荒时救助不及，等到收成稍熟之后，能够使家人团聚，父子相认，这难道不是再造之

译这难道不是恩德吗？

关于赎买难以卖出（骨肉）的总论说：曾听说明朝成化乙未科状元费宏的父亲去世前，曾用十二两银子赎回一个妇人还给她的丈夫，两人狼狈地归去。当夜听见窗外有神人说：「今晚采苦菜做饭，明年就会生下一个状元当你的儿子。」费宏果然十九岁就考中乡试，他父亲也因此受封为吏部侍郎。作为贫寒之士尚且怜悯骨肉离散，身居高位的人怎能对此漠然视之？何况那些卖儿卖女的人，也并非自己造下的罪孽。正当荒年歉收之时，若不卖掉亲人，终究没有活路。他们的用意是：饿死了就无从挽救,不如卖掉活命而暂且分离，日后或许还有相见的机会，未可知也。而买主给了钱，供他们衣食，不惜在丰年花费钱财,实是为了日后能得他们效劳。这样既保全了那人的性命，又救了他的家人，双方都得了好处，难分高下。只是骨肉之人已在异乡血泪流尽，梦魂却仍眷恋着家乡。若不是天子有深厚的仁德，谁能救他们脱离为婢为奴、被人差遣的苦楚呢？然而汉朝的诏令，只是任凭他们自愿去留，并不偿还买主所出的价钱。倘若遇到荒年，又叫百姓靠什么活下去呢？这难道是好办法吗？所以做地方官的能像柳宗元那样，奉命出使的能像钟化民那样，多方设法让那些骨肉之人得以团聚，这都合乎大禹、商汤的用心，也无愧于孔子的教诲了。况且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儿离散，这正是仁政首先要痛加革除的弊病。怎能让这种事在世间发生呢？孟子说：「大禹想到天下有被水淹的人，就如同是自己使他淹溺一样；后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如同是自己使他挨饿一样。」圣贤忧念百姓竟到如此地步，这也正是《诗经》中「岂弟君子，民之父母」那样的歌谣得以流传于盛世的缘故啊。

译二怜初泰以大抚绥

【汉龚遂》《光武诏》《后魏崔衡》《唐代宗诏】

【李栖筠】【张全义】宋富弼苏轼】

【朱熹元成宗诏明太祖诏钟化民】

汉宣帝时，渤海一带年成饥荒，盗贼很多，皇帝命龚遂前去镇抚。龚遂说："百姓被饥寒所困，所以才拿着陛下的兵器在小水塘边胡闹罢了。治理动乱的百姓，就像整理乱丝一样，不能急躁。"于是他单车赴任，全部废除捕盗的命令，只要拿着农具的就算良民。他下令百姓卖剑买牛，卖刀买牛犊，说："为什么要带着牛佩着犊呢（意即不必再持兵器）？"从此官吏百姓都富足充实，盗贼全都散去了。

谨案：古人所说的荒政，最贵在"不治而治"。假使太守一定要剿除盗贼，来肃清四境，不但不能使百姓安定，反而必定会逼迫他们作乱。如今念及这些嗷嗷待哺的赤子，都是因饥饿才如此。衣食充足了礼义自然产生，只要致力于农桑，使一郡富足，比起动用刀兵、使天地血腥的做法，相差何止天壤。

光武帝建武六年正月下诏说："往年水旱蝗虫成灾，谷价飞涨，百姓因此困乏。朕想到百姓无以自养，深感怜悯。命令各郡国，有存粮的要供给年高、鳏寡、孤独以及重病无家属、贫困不能自存的人，按律办理。二千石官员要努力加以抚恤安顿，不要让他们失去生计。"

谨案：创伤刚刚发生，如果调理救济没有章法，那必定是死症无疑了。光武帝深知这一点，因往年灾伤而特意下令赈济，又勉励二千石官员不可失职，这实在深得居安思危之道啊。

后魏崔衡任秦州刺史，此前河东年成饥荒，抢劫盗窃大规模兴起，崔衡到任后，效法龚遂的办法，劝勉督促农桑，一年之内，盗寇就平息了。

谨案：崔衡既然能在后魏效仿并施行龚遂之法，后人难道就不能效仿并施行于世间吗？盗贼全部除去，农桑得以兴盛。龚遂的妙法本就流传在人间，只是人们自己做不到罢了。那些好大喜功的人，只知道不断地苛索百姓，哪里算得上是良吏呢！

唐代宗元年十一月，下诏说："逃亡失业、漂泊无依的百姓，特别宣布招抚安顿。使他们能安居乡里，那些逃户重新复业的，应给予免除赋役三年，与普通百姓一样。此前已经卖尽田宅的，应委托州县取用逃户、死户的田宅，酌量按丁口分给。仍要求县令亲自前往乡村，安顿处置，务必使他们安心从业，以供给资粮。"

谨案：逃亡失业的人，若不能安抚使他们返乡，无所依靠又流落他方，怎知他们不会沦为盗贼呢？如今既然各有妥善安置，百姓安居乐业，太平景象将要兴起，这正是安定百姓也就是安定自己，使百姓富足也就是使君王富足，这难道不是一道美好的诏令吗？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安置得当使百姓乐业以供资粮，尤其可见深恩。

代宗时，李栖筠任浙西观察使，正当战乱饥荒之后，百姓流离失所，讲学诵读的人几年间竟然断绝。他于是大规模建立学馆，招揽延请杰出人才，表荐大儒河南褚冲、吴郡何员等人，破格授官让他们担任学者之师，自己也亲自执经问疑。因此远近之人闻风而来，背着书箱登堂求学的多达数百人，教化因此大为兴盛。

谨案：礼义，是治国的大典。难道能因为饥荒之后就废弃不讲吗？李观察特意为此整顿治理，实在深得圣人施教的深意啊！这难道不是对名教有大功吗？

僖宗光启三年，张全义任河南尹。当初，东都经历多年饥荒，剩下的饥民不满百户。张全义挑选部下十八人，才干可用能任事的人，每人发给一面旗、一张榜，称为屯将，让他们前往十八县的旧废村落中，插旗张榜，招抚流亡分散的百姓，劝勉他们从事种植，免除他们的租税，只有杀人的处死，其余的只用鞭笞杖责而已。因此归附的百姓多如集市，几年之后，都城的街坊里巷逐渐恢复旧貌，各县户口大都恢复，桑麻繁茂，田野没有荒废之地。张全义明察秋毫，人们不能欺骗他，而他施政宽厚简明，出行看见田地耕种得好的，就下马与僚属一起观看。召见田主，用酒食慰劳，有蚕丝麦子收成好的人家，有时亲自到他家，把老幼都叫出来，赏赐茶叶布帛衣物。

译有田地荒芜杂乱的，就召集众人杖责他，如果有人诉说是因缺乏人力耕牛，就召来他的邻里，责令帮助他。因此邻里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帮助，家家户户丰足殷实，凶年也不挨饿，于是成就了富庶景象。

谨案：兵祸战乱之余，尚且能够富足，太平盛世，为何反而凋敝？由此可知世间有能治理的人，却实在没有一成不变的治法。在上位者如果能像张公那样招抚流亡百姓，劝勉他们耕种，谁不愿意奋勇耕耘、互相救济？由此可知一人的鼓舞倡导，关系到万民的丰足富饶。为何后世的官员，只知道自己富有，不知道使百姓富足？这就是凋敝衰败的由来。如果能把富己的心思，转变为使百姓富足的良策，那也没有不能富足的道理了。往后细数，又有谁能与张公并驾齐驱呢？

宋朝富弼镇守青州，正逢黄河决堤，八州的百姓都迁徙到京东一带。富弼于是加以救济，等到第二年麦子成熟，便按各人回乡路途的远近，分给粮食让他们返乡，得以保全性命的有五十多万人。

谨案：家不能回，就无法安顿自身；粮食不足，就无法资助返乡。富公按路途远近分给粮食送他们返乡，不使他们陷入穷途末路的窘境。开始救活了他们的性命，最后又资助他们返乡。始终相互周济，所以他能位居极高的宰辅之位，而名垂万世。

苏轼《论积欠状》说：臣亲自到村落访问，父老们都面带忧色，说丰年反不如凶年，官吏因为夏麦已经成熟，便催逼积欠的赋税，差役上门，枷锁加身，求死不得，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说，孔子曾说："苛政猛于虎。"过去常常不信此话，如今看来，恐怕比这更甚。水旱灾害害人，比老虎凶猛百倍，而百姓畏惧催逼欠税，又甚于水旱灾害，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生？朝廷的仁政，又凭什么能够实现？

谨案：在麦子成熟之时催逼积欠，以致居家的百姓日日受到骚扰，流亡在外的百姓不敢回乡。因为收成稍有一些还给官府，就使全家仍然空腹挨饿；若要救活口腹，眼前的鞭挞又怎能推辞？这是说因年成饥荒而挨饿的人可以救助，而因官府逼迫而挨饿的人却难以逃脱。从前邵康节曾说："宽一分，百姓就受一分的恩惠。"凡是做地方官的，都应当以抚恤百姓为首要之务。催征国家赋税，固然不可拖延，但必须审时度势，切实了解现实情形，不要把因荒田灾害所困的贫苦百姓，当作顽固抗税的百姓看待，这样施政才不会苛刻严厉，宽厚爱民的意愿才能得以实行。

朱熹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救荒的政策，蠲免赋税、赈济借贷，固然应当在灾害之初就急切办理，而安抚存恤、休养生息，尤其应当在事后谨慎对待。臣愚昧，恳请陛下赦免臣的罪过，采纳臣的意见，尽快诏令有关部门，凡是去年遭灾的郡县，今年一律不得催收历年的旧欠，以及去年推迟缴纳的夏税全部予以蠲免。那些上等的两等户，在这凶年之中，也是平民百姓所仰赖依靠的对象，其中也有出粮减价赈济出售却够不上奖赏标准的，恳请圣上普施恩惠，允许将去年所欠的夏税分成若干份逐年带纳，那么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经历这次灾旱之后，就不会有一男一女不蒙受尧舜般的恩泽了。

谨案：贤明之人为百姓考虑，胜过为自身考虑，真诚恳切，无微不至。朱熹因为贫困的百姓念及他们困苦而赦免他们的赋税，又因为稍有能力的百姓念及救荒之功而让他们分期带纳，安抚富户、救济贫民，一样都没有遗漏，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

元成宗大德三年正月下诏：近年来水旱疾疫，百姓多遭受灾害，已曾下令蠲免、恢复赋税并赈济借贷，仍恐怕恩泽还未周全。大德三年内地各路应缴纳的包银、俸钱，全部予以免除。江南等处的夏税，按十分计算，酌量免除三分。大德五年下诏：各路遭受严重风灾水灾的地方，本年应征收的差役赋税和税粮，一律予以免除。贫困缺食的百姓人家，按人口予以赈济，特别贫困断粮的，另外加以优厚补助。其余受灾的地方，也命有关

译官员前往察看，加以存恤。

谨案：君王的恩泽，如果能够对百姓有加而无止境，这正是培植国家元气的所在，实在足以作为安抚百姓者应当遵守的法则。

明太祖洪武十年九月下敕给中书省：去年浙西曾遭受水灾，百姓缺乏粮食，朕曾派遣官员核实户口加以赈济。如今虽然年成风调雨顺，但想到去年百姓借贷的利息已经很重，偿还之后，困乏的仍然很多。如今仰赖上天的眷顾，田地收成颇丰，如果不完全免除去年受灾百姓今年的田租，就不足以解除他们的困苦。你们中书省应当奉命施行此事。

谨案：太祖把"困乏犹多"这四个字铭记在心中，那么免除两年田租的念头已经油然而生、不可遏制了。这难道不是居安思危、视民如伤的表现吗？总之，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祖宗在前面培植根基，子孙在后面加以保护。权衡斟酌，谋求万全之策，这实在是治国的要道啊。

神宗时，巡视河南的御史钟化民奏疏中说："臣每次到粥厂，流民都告诉臣，说一直在外乞讨，离乡背井，日夜悲啼。如今听闻朝廷赈济，情愿回家，只是没有路费，又恐怕沿途会饿死。臣体察皇上爱民之心，命令开封等处查明愿意返乡的流民，酌量路途远近发给路费，让他们凭票到本州县补给赈济银两，务必让他们能够复业。据祥符县申报，共发给流亡返乡的男女二万三千零二十五名。"

谨案：钟御史救济百姓，不做到尽善尽美就不肯罢休。假如穷苦百姓虽然有了路费，却不再补给赈济银两，回乡后毫无指望，难免会犹豫徘徊。如今听闻有这样的口粮，可以先行借支，生计得以从容筹划，所以争先恐后返乡的人就多了。这样的立法，难道不能与富弼公前后媲美吗？

怜初泰总论说："荒年过后，如同大病初愈，如果不能加以抚恤安顿，反而再加劳累困顿，这就等于不是死在病重的时候，反而死在初愈之日了，这难道不是极可叹惜的事吗！"麦子成熟了，早晚便可免除啼饥号寒之苦；但这仅限于有麦可收的情况，若无麦则不然。蚕事完毕，出入便可解除无衣可穿的叹息；但这仅限于有丝可用的情况，若无丝则不然。所以百姓即使有一点点的积蓄，尤其不可有耗散的开端。倘若他们徘徊在歧路之上，无从归乡；又遭抢劫侵夺，两手空空；或者被官府追逼呼叫、逼迫催征，或者不懂礼义规矩，这不就如同遭受倒悬之苦一样吗？由此可知，招抚流民、平息盗贼、暂停征税、教化养育，这四件事都是仁政的重大方面，是抚恤安民的当务之急。从汉唐一直到元明，无不各自有良好的办法，是应当赶紧效法的。刚刚遇上丰年，才达到年成丰熟，能不体察百姓的心意、上承天意，来巩固我大明江山吗！虽然如此，如果只平息盗贼却不招抚流民返乡，那么劫掠的祸患就不会平息；如果只教化养育却不停止征税，那么妨碍百姓的困苦就不能解除。农桑凭什么能够兴盛？学校凭什么能够振兴？这几件事本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缺一不谈，怎么可以呢！

三、必赏罚以风继起

【齐桓公，齐威王，汉武帝诏，郭贺】

【南北朝沈演之，唐德宗诏，宋哲宗诏，孝宗】

【潘潢元萨里布哈张士宏明刘鉴周孔教】

齐桓公到郭国，问当地父老说："郭国因何而灭亡？"父老回答说："因为郭公喜好善却不能任用，厌恶恶却不能除去。"桓公说："照你这样说，郭公乃是贤君，为何还会灭亡呢？"父老说："郭公喜好善却不能任用善人，厌恶恶却不能除去恶人，所以才落到这个地步。"

谨案：赏罚，是朝廷的重大权柄；明察决断，是治理国家的巧妙运用。掌握这个权柄，就必须善于运用它。倘若聪明通达，而在裁断的时候，却不能不瞻前顾后、迟疑不决，从道理上衡量，这终究不合适。所以，善恶摆在眼前，已经清楚地看透了其根本，就要立即运用赏罚来加以激励惩戒，这样一来道理明白而四方之人自然闻风而动。治理国家的要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齐威王对即墨大夫说："你治理即墨，诋毁你的话

译每天都传到我这里，等我派人去察看即墨，田野开辟，百姓富足，官府无事，东方因此安宁。这是因为你没有贿赂我身边的人来求得帮助啊。"于是封给他一万户的封邑。齐威王又对阿地大夫说："你治理阿地，赞誉你的话每天都传到我这里，等我派人去察看阿地，田野未曾开辟，百姓贫困饥饿。这是因为你贿赂了我身边的人来求得帮助啊。"当天就把阿地大夫以及身边曾经赞誉他的人都烹杀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掩饰过错，齐国因此大治。

谨案：齐威王赏罚分明，齐国万事得以治理，由此可见，爱民的人不能不加以奖赏，不奖赏就无法酬答他既往的功绩；掩饰过错的人不能不加以惩罚，不惩罚又凭什么警戒将来？救荒的人如果真能体会这个道理来用人，就能得到"任用贤才不生二心，去除奸邪不加怀疑"的道理了。

汉武帝元鼎二年下诏说："仁德不因距离远近而有分别，道义不因艰难而推辞。如今京东虽然还算不上丰年，但山林池泽的丰饶资源，应当与百姓共享。如今大水泛滥转移到江南，加上寒冬将至，朕忧虑百姓因饥寒而无法存活。江南一带，用火耕水耨的方法耕种，正需运下巴蜀的粮食，运送到江陵。派遣博士等分别巡视传谕告知，所到之处不要让官吏百姓再受重困，若有人能救助饥民、使他们免于灾厄的，要一一举荐上报。"

谨案：把财物分给他人，这叫作施惠。恩惠施及他人，能使将死之人重获生机，那么功劳也不小了。所以凡是在饥荒之年立下功劳、不敢指望回报的人，君子的用心，必定会有人来回报他，这是朝廷的重大典章。至于平民百姓中做善事的人，尤其算是善举，难道能不向上禀报吗？

明帝永平三年，荆州刺史郭贺施政有特殊政绩，皇上赐给他三公的服饰，绣有斧形和亚形花纹的礼服及冠冕垂旒，并下令他巡行部属时去掉车帷，让百姓能看见他的仪容，以彰显他的德行。

谨案：这真是盛大的恩赐啊，皇上如此赏赐他。其他官员知道了，能不自我反省吗？从前鲁恭曾说："万民，是上天所生养的。上天疼爱自己所生养的，就如同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一样。所以爱护百姓的人，上天会保佑他，君主会宠信他，百姓会拥戴他，史书会记载他。"种种美好都集于郭贺一身，他又怎能不把善政放在首位呢？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东部地区发生饥荒，派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视所到之处。沈演之上表说："宰治一邑、施行政令，必须以简约仁惠成就治绩；莅任理政，务必以官吏百姓的成绩为凭。所以王奂在前被记载于史册，叔卿在后传扬美名。臣私下见到钱塘县令刘道真、余杭县令刘道锡，都能奉公恤民，恭敬勤勉毫不懈怠，百姓都称颂他们。当初遭遇水灾的时候，余杭的高堤崩溃决口，洪水湍急，来势不可估量。刘道锡亲自带头率领官吏百姓，亲手修筑堤坝，堤坝筑成屹立不倒，全县得以保全。臣巡历各县，考核核实名声与实绩，两人并列为二县之首，是治理百姓的最优良吏。"皇上嘉奖他们，各赐谷物一千斛。

谨案：有功而不加奖赏，吝惜恩惠而不肯施予，这正是淮阴侯所说的项王的"妇人之仁"，这样如何能成事？沈演之特意举荐两位县令，宋文帝赐谷千斛，美名流传后世，这难道不能成为激励众人的旷世典范吗？后世勤于民事的官员中，能有几个县令得到千斛谷物的赏赐？能有几人呢？实在令人感慨啊。

唐德宗贞元二年正月下诏：亲近百姓的职任，没有比县令更贴近的了。要传布君王的恩泽，惠及下民；要探求百姓的疾苦，上达朝廷。得失之间，关系极大。前些日子广泛延揽群贤，亲自询访治国良策。尚书司勋员外郎窦申等十人，洁身自好、贞正明达，处理政事通达敏捷。使百姓不至流亡，各项事务都能办妥齐全。特此加以褒宠授职，确实符合先前的规矩。唉！政令的松紧应取决于道理，而不取决于时势；官职的升降应取决于其人的才德，而不取决于其地位。破格的恩典，是用来

译对待有才能的人的。表彰正义、贬黜邪恶，务必要坚决施行。凡是各位君子，都应各自勉励。

谨案：唐尧虞舜之时，即使有水旱之灾，也没听说有饿死沟壑的人，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治理有方，储备充足罢了。如今这道诏书特意留意于贤良之才，勉励郎官致力抚恤百姓，这难道不是抓住了治国要领的典章吗？

宋哲宗绍圣元年十一月，下诏命河北赈济饥荒，各路要抚恤流亡百姓，官吏中有善政、才能显著的人，要上报朝廷。

谨案：世上难道没有人才吗？只怕是有人才却不能被人赏识罢了。有的被小人所蒙蔽，有的隐居草野而无人知晓。即使有卧龙凤雏那样的人才，若得不到司马徽那样的人来推荐扬名，又怎能得到如鱼得水般的重用呢？此诏书要求有才能的人得以举荐上报。人们只怕才能不能被世上所用，又哪里会有隐居避世之意呢？

孝宗淳熙八年七月，奖赏了在推行荒政上有成绩的监司、郡守共十六人。十二月癸卯朔，因徽州、饶州两地流亡百姓众多，罢免了当地郡守之官，拿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交付浙东提举常平朱熹用于赈济粮米出售。丙辰日，下诏说各县县令中有能切实推行荒政的，要由监司、郡守将其姓名上报。

谨案：贤能的人加以奖赏，不贤的人加以罢免。又拿出库钱，命朱熹赈济出售。并且下诏命监司、郡守各自上奏推行荒政的官员姓名。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才以惠及万民。孝宗这不正是亲身实践、努力施行的君王吗？

潘潢《覆积谷疏》中说："凡境内应有的圩堤、堤坝堰塘、坍塌残缺的堤岸，以及淤塞不通的沟渠，务必要及时修筑完整坚固、疏通畅达。倘若堤坝损坏很久却不修缮，或修缮而不完善坚固，或因此而危害百姓的，一并算作失职，如实查勘处置。遇到考核期满，一定要查验水利设施是否完好，才能允许其升迁调任。有能为百姓兴办水利之人，如史起灌溉邺地、郑国开凿渠道那样有利于民的，要具文上奏破格提拔任用。所管辖官员也依照所辖水利设施完好或损坏的多少比例，评定其贤能与否，一并加以褒贬。"

谨案：世间有了赏罚，就如同门有了枢纽机关；如果赏罚不能施行，就如同枢纽机关损坏了。这样还能指望门户能按时开闭、足以保卫众人吗？潘公这份奏疏，一一列举指明：如此这般的应当受罚，如此这般的应当升迁。真是深得赏罚这一枢机的精妙之处啊。

元文宗时，监察御史萨里布哈、张士宏等人上言说："朝廷政务，以赏罚为先。功罪一旦分明，天下便能安定。国家近年来，自从特们德尔窃据高位、擅弄权柄，假借刑罚以谋私利，纲纪从此紊乱。到了泰定年间，爵位赏赐更加泛滥。近来因用兵之事，用人十分急迫。然而赏罚却不可不明察。功劳的高低、过失的轻重，都关系到天下的公论。希望命令有关部门，务必依照公议，明白地表明升降黜陟。功罪一旦分明，赏罚得当，那么朝廷就会清明，纲纪就会振兴，天下也就得到治理了。"文宗嘉许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谨案：大舜任用九官、诛杀四凶，德泽遍及天下，功业流传不朽。后人难道不应当效法他来谋求治理吗？御史们以赏罚为先，文宗嘉许他们的意见。谁能说这不是纲纪得以振兴的朝代呢？

明孝宗弘治十年二月，巡抚凤阳都御史李蕙上奏说："已经致仕的六安州知州刘鉴，先前在任四年间，积累预备仓的粮食余额达十万石。后来他致仕退休，恰逢连年荒歉，州内百姓依靠仓粮得以存活救济的很多，请求予以褒奖表彰。"皇上说："刘鉴虽然已经致仕，但他留下的恩惠还惠及百姓，应当仍旧晋升他为奉政大夫，以此勉励那些治理百姓的官员。"

谨案：知州的贤能，巡按御史的上奏，孝宗的奖赏，都得到了报答功劳的正确方法，可以用来激励后来者。但是刘鉴在任的时候，他竭尽全力经营管理、预备仓粮，洁身自好、爱护百姓，却没有听说上级官员为他奏请褒奖，直到他留下的恩惠惠及百姓之后，才得以蒙受皇恩眷顾。当初蒙蔽贤才的人，如果不是奸佞之徒，又是什么呢？

周孔教巡抚

译苏州时，曾说："大司徒安养百姓的政令，既讲究体恤百姓，又讲究安抚富户。"大概百姓不能用权势驱使，却可以用道义感动。所以，百姓中有出粮资助赈济、煮粥救活他人的，是上等；有富民巨贾趁丰年籴谷回乡，平价出售循环运作，直到丰熟之年才收回本钱的，是次一等；有向乡人借粮借谷借牛，等到丰年再偿还的，又是再次一等。凡是这类百姓，都属于崇尚道义之人。对此应当权衡轻重，或者请求朝廷赐予冠带，或者特别授予门匾，或者赐予奖赏文书，日后若犯杖刑罪过，子孙都可以凭此折抵，这些都是用来奖励他们而不辜负他们的做法。这在《荒政典》以及历代朝廷的诏令中都有记载，是有关部门应当赶紧施行的事情。

谨案：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应当恭敬办事而讲求诚信。"由此可见诚信是治国的根本。救荒的人，饥荒时百姓依赖官府来救济，事后难道可以置之不理吗？周孔教陈述了三种崇尚道义的百姓，应当赶紧予以表彰。纲举目张，这样才算得诚信、赏罚必行之道。

必赏罚总论说：古人说，有功而不加奖赏，有罪而不加惩处，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凭此教化天下。如今许多记载都只列出报功之事而不记载惩罚罪过之事，这不是说失职的人可以宽恕他的惩罚，而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办完，早已经把他罢免驱逐了。这正是范仲淹所说"一家哭不如一路哭"的意思。从前高澄向杜弼请教治国要务，杜弼说："天下的大事，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了。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人都感到欢喜；惩罚一个人，能使天下人都感到畏惧。这两件事不出差错，自然就能尽善尽美。"当时有听到杜弼这番话的人，非常高兴地说："这话虽然不多，但道理十分紧要。"所以真正懂得治理之道的人，无不把赏罚这两端当作首要大事。汉唐的典章，宋元的事例，都一一列举在前，昭然可考。至于刘鉴不曾及时受到奖赏的事，正是奖赏者蒙蔽贤才的罪过。周孔教想要奖励崇尚道义之人，正是激励众人的方法。由此可知，在灾荒之际，如果没有贤良之士出谋划策，从中斡旋、解救百姓于倒悬之苦，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那和眼睁睁看着他们奄奄一息、变成饿殍又有什么区别？《礼记》说："圣人面南而治理天下，报答功劳是其中一件重要事情。"由此可见，赏罚，是治理国家的重大典章制度，怎么可以忽视呢？不仅如此，无论城市乡村，如果有孝悌节义之人，或者敦厚人伦，或者救济世人的，这也是天地间的正气、人间的表率，怎能不一并加以表扬，来彰显他们的德行呢？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就无往而不能用唐尧虞舜的教化来教化天下了。这样国家哪有治理不好、社稷哪有不安定的呢？

四、筹匮乏以防荐饥

【汉景帝】【张敞】【南北朝·齐·何敬叔】【唐·刘晏】

【宋范纯仁】【苏轼】中书省言【朱熹】

【毛鼎新，明陈智伯朱，英，钟化民】

汉景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朝廷重新推行卖爵令，并降低价格来招徕百姓（纳粟买爵）。

谨案：救荒如同救火，只有速办才好。假使价格稍微偏高，那么观望不前的人就多。如今降低价格来招徕百姓，人们必定会争先恐后、踊跃向前，可以说是纳粟救荒的良策了。这样又哪里会有匮乏之忧呢？

汉宣帝地节三年，京兆尹张敞上书说："国家的军队在外作战，田间农事颇为荒废，向来没有多余的储蓄。虽然羌人已被击破，但明年春天百姓的口粮必定匮乏。偏僻穷困的地方，就是花钱买粮也无处可买。官府的粮食储备，不足以用来赈济。希望允许各郡凡是犯了罪、但不属于盗窃受贿、杀人以及依法不得赦免的罪犯，都可以按等差纳粮到这八个郡来赎罪，务求增加粮食储备，以预先防备百姓的急难。"左冯翊萧望之反驳说："如今想让百姓纳粟赎罪，那么富人便能得以活命，穷人却独自等死，这是贫富受到不同的刑罚，法律因此不能统一。西边的战事，百姓失去了耕作的机会，即使按户按

译口征收赋税来接济他们的困乏，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百姓也不会认为不对。但用死刑来换取生存的粮食，恐怕是不可行的。"

谨案：让无辜的百姓，因赋税而受困，不如让有罪之人用财物来赎罪，出于他们自愿，缴纳理所应当。宽恕一人而能救活数十人的性命，权变通融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巧妙的了。何况狡猾的罪犯得以保全性命，四方因此安乐，百姓也都会改过从善。所谓礼义产生于富足，这个时候的转圜，真是不费分文的恩惠啊，怎能不施行呢？

南北朝齐国的何敬叔担任长城县令，很有才干的名声。他在任内清正廉洁，不收受馈赠。有一年夏天，他忽然张榜在县门口接受馈赠，几天之内得到米二千余斛，其他物品也相当，全部用来代替贫民缴纳赋税。

谨案：一个人蒙受了受贿的污名，全境的百姓却因此得以温饱，这难道不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的吗？然而他所受的这个污名，其实很容易辨明；而他的智谋，实在深远。君子说："洁身自好又能爱护百姓，没有人能比得上何敬叔了。"

唐代宗时，刘晏掌管财政赋税，认为户口越多，赋税自然就越广，所以他理财以爱护百姓为先。他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每月都要具报所在州县雨水晴旸、丰收歉收的情况，禀告使司。丰年就以较高价格籴入粮食，歉年就以较低价格粜出粮食，或者用谷物换取各种货物供官府使用，等到丰年的地方再卖出。知院官一旦看到年成不好的苗头，便预先呈报某月需要蠲免多少赋税、某月需要救助多少钱粮。等到时机成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立即奏请施行。应对百姓的急难，从不失时机，不等到百姓困顿而死、流亡饿殍之后才加以赈济。因此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户口日渐繁盛。

谨案：《大学》一书讲求有德有人，刘晏能够熟读并将其一一施行于政事之中。在他之后，除了刘晏之外，凡是理财的人，大多急于征收赋税；而体恤灾情的人，又往往迟迟才加以赈救。殊不知国家与百姓的关系极为重大，一旦遭遇偏灾，就应立即救济，务必使百姓能够安享太平，而没有困苦艰难的忧虑，这才真正是仁德君主爱护百姓的深谋远虑啊。

宋朝范纯仁治理襄城，襄地的风俗不从事养蚕纺织，很少有人种植桑树。范纯仁便利用百姓中犯罪情节较轻的人，让他们在家中种植桑树，种植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而定。按照他们种植桑树茂盛与否的情况，予以免罪。

谨案：爱护百姓的人，惩罚百姓正是用来使百姓受益的方法。以这一种做法施予恩惠，赐给他们自新的道路，这与用蒲草鞭子责罚以示羞辱、用美酒劝人改过是同一个道理。何况在创伤刚起之时，尤其应当以此为法。

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太守，曾在城中创设病坊，取名为"安乐坊"，由僧人主管。他又向朝廷请示，规定三年内医治痊愈达一定人数，就赐予紫色僧衣度牒一道。他又买了田地，每年收取租米千斛来资助病坊。苏轼后来还朝，有位近臣曾以金银相赠，苏轼担心推却会拂逆故人的心意，若接受又有损廉洁，于是把这些财物全部交给杭州，用来帮助买田，并写信致谢。

谨案：东坡这一举动，正是刘凝之接受馈赠后再分给他人的用意。别人没有违逆自己的心意，恩德又惠及万民，一举而多种善行俱备。可叹啊！东坡在前面这样做，用来救治疾疫，如今的人为何不在后面继续效法，让灾民能够得到抚养呢？

孝宗兴隆年间，中书门下省上言说：河南、江西发生旱灾，应当设立赏格来劝勉积存粮食的人家。凡是拿出粮米赈济的，属于崇尚道义之风，与向官府进纳粮食求取功名的做法不同。

谨案："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这两句话，鼓舞了天下捐纳救荒的人，真是绝妙之语。一片爱民的深切之心，跃然笔端，应当张榜昭示天下，以此勉励捐纳的人。

朱熹的奏疏中说："湖南江西发生旱灾，米价飞涨，百姓艰难度日，按理应当委托州县官劝谕富户之家。

译如果有赈济饥民的人，应准许州县保荐上报朝廷，依照如今新定的规格授予官职凭证。臣私下担心有关部门会把这当作寻常之事看待，不能立即加以恩赏，以致失信于人，使当事人无法激励后来者。恳请圣上特别降下旨意，依照已经颁下的指示，将陈夔等人特别补授应得的官职资格，这样才能取信于百姓，将来若再有灾伤，也容易劝谕百姓捐纳。"

谨案：圣贤的用心，难道是为捐粟的人打算吗？实在是为受饥的百姓谋划啊。如果荒年时让百姓捐献，丰年时却迟迟不授予官职，恰逢再有不足之年，再想推行此法，谁还会相信我呢？《左传》说过："君子的话，讲信用而有征验，所以怨恨才会远离自身。"

毛鼎新，是黄岩人。授任浙西提举茶盐司，后又改调任常平司。他的上司想要进献四十万羡余（多余税银），毛鼎新极力争辩，用这些钱设置了社仓。【明】陈善评论说：毛鼎新此举，既不助长君上的奢侈之心，又对百姓有恩德，还使他的上司免去了言利求进之咎，一举三善俱全。

明朝宣德末年，永丰县发生饥荒，作乱的百姓严季茂等一千余人被捕。布政使陈智伯认为："被胁迫跟从的人很多，不能一概判处死刑。"他倡导捐出俸禄煮粥赈济他们。上奏之后，最终处决了三十多名首恶分子，其余的都予以赦免。当时有人告发说有三百多名富民与贼人勾结，陈智伯把他们全都召来官府，亲自告谕他们说："如果真如别人所说的那样，下发给官吏审讯，你们还能保全家产吗？如今如果能拿出粮食救济饥民，就应当宽恕你们。"众人流着泪恳求依命行事，最终得到粮食一万余石，救活的百姓不计其数。

谨案：富户遭到官府一番审讯，家产恐怕都要落入胥吏之手，饥民又哪里能得到救济？陈公让他们拿出粮食救活百姓，真是上等的智慧啊。穷苦百姓被胁迫跟从，情有可原；富家为求生存而向贼人求生，从道理上也可以宽恕。他把这件事处理得恰到好处，这难道不是像秦朝那面能照见人心善恶的宝镜一样吗？

成化年间，朱英巡抚甘肃，不久又总督两广。他在甘肃积存军粮盈余三十万石，在两广积存了四十余万石。流民重新复业的多达十五万户。有人对朱英说，他先后督抚两地积存粮食盈余、抚恤百姓的功劳很大，为何不奏报朝廷？朱英说："这本是边疆大臣分内应尽的职责，何足自我夸耀。"

谨案：流民复业的多达十五万户，这不正是凭借积存的粮食盈余来救济他们才能做到的吗？无论在甘肃还是在两广，都以积存粮食盈余来抚恤百姓，而且不肯自我夸耀，用心是多么纯正啊。相比那些向天子邀功而求取荣宠际遇的人，两者相差何止天壤。

御史钟化民奏疏中说："积储粮食的办法，在民间没有比义仓更好的，在官府没有比常平仓更好的。中原一带常常施行这个办法，但官府的官员迁调不定，仓库的兴废也不一致，事到临头才觉得急迫，事情过后又忘记了，这样又哪里能有实效呢？"臣命令各州县查明府库储存的籴买本钱以及可以动用的官银，谷价便宜时就增加价格来籴入，谷价昂贵时就降低价格来粜出。设若遇到灾荒，先动用义仓，义仓不足，再动用常平仓，不必等到朝廷发放赈济，处处都是恤民赈济的办法，年年都有不费朝廷分文的恩惠。从前神农氏曾教导说："即使有十仞高的坚固城池、百步宽的护城河，即使有百万披甲的士兵，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仓库储备既已充实，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译担心盗贼吗【汤音啇，汤池，就是灌满水的护城河】

谨案：火烧眉毛才急，痛过了才防备，这是治理国家最应戒除的毛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饥荒过后不预先做好准备，又怎能长久享受太平盛世、被称为治理清明的盛世呢？所以要村村有储备，处处有粮仓，这样百姓富足，遇到水旱灾害也不必有急迫的忧虑。

译筹划补救匮乏的总论说：年成的荒歉，实在是没有规律的。而穷苦百姓等待救济的心情，是非常急迫的。偶尔遇上歉收之年，必然多有匮乏。如果不设法补足，那社仓不就是在东边有了收获、却在西边又陷入窘境了吗？为此汇集四种办法以备采择：一是捐职，二是赎罪，三是用羡余，四是借助馈纳。劝导分财未尝不是妙法，只怕在已经捐输之后难以再言其后续罢了。捐职就像汉景帝的裁量斟酌、宋孝宗的晓谕大义那样，深得鼓舞人心的方法。朱熹又论述得详尽而勉励得恳切，这个办法难道不能施行吗？赎罪一事，是张敞所论述的，是千古以来的美好谋略。免去一人的死罪，救活千百人的性命，这难道是萧望之所能比得上的吗？在法度之内推行仁政，范仲淹、陈智伯又是其中做得最好的。用羡余来防备荒年的，则有毛鼎新、朱英的事迹可以借鉴。用馈纳来救济赈灾的，则有何敬叔与苏东坡的做法可以依凭。这些都是洁身自好、爱护百姓的君子，为什么人们都不效法他们呢？假如理财的人能像刘晏那样，筹划社仓的人能像钟化民那样，还会有"火烧眉毛才着急、痛苦过后就遗忘"的讥讽吗？古时候耕种三年，必然要有九年的积蓄。以三十年通盘计算，国家的用度总是要在丰年就筹划补足匮乏，不让民间遭受灾荒饥馑的痛苦。这是多么仁德的圣心啊！典章制度所留传下来的，是多么深切地惠及百姓，而忧虑百姓的心意又是如此恳切诚挚啊！

五、崇尚节俭以使衣食充裕

【唐尧　　　　　齐国晏婴　汉朝杜诗　　　　　羊续】

【南北朝孔奂】【唐高祖诏书褚遂良】【宋朝寇准】

【厐籍　元朝尚文　明太祖诏书　海瑞】

陶唐氏帝尧，仁德如天，智慧如神，靠近他如太阳般温暖，远望他如云彩般美好。金银珠玉不佩戴装饰，锦绣文绮不铺展使用，奇怪异物不观看，玩好之器不当作宝贝，淫逸的音乐不听，宫墙室屋不用白土粉刷【音恶，是白土】，衣服鞋履不到破敝的程度就不更换。

谨案：人们知道圣人的节俭吗？（其实是出于爱民之）心啊！百姓不但不以金玉锦绣为贵重，也没有闲暇顾及这些。隋文帝未尝不节俭，但只是紧闭粮仓、吝于施舍，不懂得君民一体的道理，就像鹪鹩想要学大鹏飞翔，连万分之一也学不到啊。

齐国宰相晏婴【字平仲，是今山东莱州府人】晏婴以节俭庄重著称，一件皮袍穿了三十年，一顿饭连猪肘子都盖不满食器。齐国靠他接济才能生火做饭的士人有七十多家。

谨案：晏婴，是齐国宰相；萧何，是汉朝宰相。同样是在衣食上节俭，像这样应该也是没有恒产也足以治理天下了。后世赞美晏婴而不赞美萧何，是为什么呢？因为晏婴能节俭以惠及他人，而萧何只知道为子孙打算罢了。

汉朝杜诗，字公君，是河内郡汲县人。担任郡里的功曹，升迁为南阳太守。生性节俭，而政治清明公平。以诛除暴虐树立威信，善于运筹谋略，减省爱惜民力徭役，制造发明水排，铸造农具，用力少而见效多，百姓感到便利。又修治池塘，广泛开拓田地，郡内家家户户殷实富足。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召信臣，所以南阳人为此传出话来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谨案：为政能被百姓以“母亲”相称，他的恩惠及于百姓，也就可想而知了。他自身崇尚节俭，以农事为先务，以致家家户户殷实富足，比起那些只是分俸禄接济他人的人，更是抓住了要害。我希望爱民的君子，都以杜公为榜样，是可以的。

羊续，字兴祖，是太山郡平阳人。中平三年，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当进入郡界时，就穿着破旧衣服微服私访，只带一个童仆侍从，亲自走遍各县邑，采访询问民间风谣，然后才正式上任。境内官吏都惊恐不安，没有不震慑的。当时权贵豪门之家，大多崇尚奢侈铺张，羊续深恶痛绝，常常穿破旧衣服吃粗食，车马也破旧瘦弱。府丞曾经献上活鱼，羊续接受后把它悬挂在庭院中。府丞后来又进献活鱼，羊续就拿出先前悬挂的那条，以此杜绝他的心意。汉灵帝想要任命羊续为太尉，当时被授予三公之职的人，都要向东园缴纳礼钱一千万，让宦官督促收取，这种宦官被称为“左驺”。羊续就让这个使者坐在单薄的席子上，

译举起破旧的棉袍给他看，说：“我所拥有的财产，只有这些罢了。”

谨案：能够奋力挽回颓败的风气，是常人所难以做到的。羊续微服私访进入郡界，矫正原有的弊病，举起破旧棉袍给使者看，不因三公之位而改变自己的耿介。他的名声流传后世，比起那些一时富贵、死后便默默无闻的人，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南北朝孔奂，字休文，担任晋陵太守，清白廉洁自我勉励，妻子儿女都不许进入官署。得到俸禄后，就分给贫困孤寡的人，全郡人称他为“神君”。富人殷绮见他俭朴，送他毛毡衣服。孔奂辞谢说：“百姓还没有周全温饱，我怎么能独自享受温暖饱足呢？”

谨案：孔奂的俭朴，一定要百姓都富足了才肯自己享受温饱，那么他就无时无刻不把穷苦百姓放在心上了。他分发俸禄，是必然要做的事。毛毡衣服的馈赠，只会徒然增添他的感叹。现在做太守的人，面对孔君能够问心无愧吗？

唐高祖武德二年下诏说：“酒醴的使用，本应表明节制以显示欢娱之意；牲畜肉食的丰美，导致了滋味的过度丰盛。然而沉溺于酒色的人，会断绝家业丧失资财；懒惰懈怠【音与】的百姓，会放纵嗜好、追逐欲望。如今战火尚在警戒之中，兵革之事尚未安宁，年成收成不好，市场物价飞涨，从事末业（商贾）的人众多，浮华冗滥的现象仍然很多。肴馔酒曲，更加重了这方面的花费。挽救弊病的办法，关键在于权衡变通。关内各州的官吏百姓，应当断绝屠宰酿酒买卖。”

谨案：人之常情大多知道放纵而不知节制；知道放开而不知约束。想要粮仓丰盈牢固，能做到吗？一旦遇上荒年，仍然会沦为饿死的百姓。这道诏令让官民一律断绝屠宰酿酒买卖，确实是懂得节制嗜欲的道理了。

唐太宗曾经责怪虞舜制造漆器、夏禹雕饰他的祭器，进谏的人劝阻了十几次都不停止。（太宗说：）“这样的小事有必要这样吗？”谏议大夫褚遂良回答说：“雕琢器物会损害农业劳力，纂织刺绣会损害女工，这是奢侈靡费的开端，是放纵恣肆的渐进过程。漆器如果不加制止，必然会改用金器；金器如果不加制止，必然会改用玉器。所以进谏的人是要堵住这个源头，不让它蔓延泛滥开来，那么就不会再有后续的祸患了。”太宗赞叹称美他的话。

谨案：奢侈靡费的开端，放纵恣肆的渐进，天子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呢？粮仓早晨才用尽，困顿窘迫晚上就会到来，不是饿死就是流亡，这是势所必至的，怎么能不懂得节制的道理呢？褚公的回答，从天子一直到平民百姓，都不可不仔细省察啊。

宋朝寇准，字平仲，是渭南人。宋真宗朝担任宰相，决定用兵谋略而成就了澶渊之盟的功业。他的寝室只用一顶布帷帐，二十年都没有更换。被封为莱国公。处士魏野赠诗给他说：“有官职居于三公宰辅之位，却没有地方建起楼台。”北方使者到来，遍观各位宰相执政大臣，对翻译人员说：“哪一位是那个‘没有地方建楼台’的？”寇相公【译音，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通事、翻译官】

谨案：清廉耿介而被外邦所仰慕，这难道是别人所能比得上的吗？他呵斥堂吏的陈规陋例，谢绝门生赠送的三百缗钱。这样皎洁清白的素朴风范，可以作为天下的规范。这就是枯竹又生出新笋、竹林祠得以建立的缘由。可以说：他活着时没有建楼阁的地方，死后却有竹林祠供奉祭祀。

宋仁宗时，右司谏厐籍上奏说：“臣先前在太平州境内，查访得知广德军判官钱中孚等人呈报说：各乡贫民大多以草籽为食，名叫‘乌昧’，并且捕取蝗虫晒干，摘去翅膀腿脚，和着野菜一起煮食。臣私下想到，东南地区上供的粮米，每年多达六百万石，至于府库中的财物布帛，也都是出自百姓。百姓在饥荒之年艰难求食到这种地步，国家如果不节俭，百姓靠什么才能恢复生机呢？臣如今取来草籽密封进呈，希望能宣示给六宫和皇亲外戚看，以此抑制奢侈，来救济艰难困苦的百姓。”

谨案：厐公的这番议论，讲节俭要先从君主做起再推及百姓，从宫廷推及到全国，这确实抓住了治理国家的根本。百姓所缴纳的赋税，竟是（拿去养育那些享用奢华的人），而百姓自己所吃的，却是像上面说的这样，这难道不值得

译深深感叹吗？所以圣明的君主爱护百姓，一定要使天下都能享受丰足富饶、衣食充足，仍然不敢稍微崇尚奢侈来供养自己。这就是（汉代）粮仓的粟米红烂、钱库的钱贯朽坏，之所以能被称颂为文景之治盛世的原因了。

元成宗大德九年，有西域商人献上珍宝要求出售，朝议打算以六十万锭的价格购买。当时有位省臣对左丞尚文说：“这就是所说的雅库勒大珍珠啊，用六十万锭购买不算过分了。”尚文问：“这珠子有什么用处？”那人回答说：“含在口中可以不渴，熨在脸上可以使皮肤自然有光泽。”尚文说：“如果一个人含着它，能让千万人都不渴，那才真正是宝物。如果一件宝物只能对一个人有用，它的作用就已经很微小了。我所说的宝物，是米粟啊。有了它百姓就安定，没有它天下就会骚乱。用功用来比较，这难道不比那颗珍珠更好吗？”

谨案：世上把珍珠美玉当作宝物的人很多，能够因为珍珠美玉而联想到米粟以救济百姓的，能有几个人？尚文左丞真是贤明啊！照亮车驾的宝珠不能用来安定国家社稷，卞和所献的美玉最终也还是又转手给了别人。为什么不把米粟当作宝物来救济天下苍生，以永固国运而享受帝王的福祉呢！

明太祖洪武三年下诏禁止百姓僭越奢侈，凡是平民百姓之家不得使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只准许使用粗绢、素丝。其首饰、钏镯一律不许用金玉珠翠，只准用银。洪武五年下诏说：古时候的丧礼以哀痛悲伤为根本，办理丧事的用具要根据家中财力的有无来量力而行。近代以来，富有的人奢侈僭越超越了本分，财力不足的人也借贷财物，来炫耀送葬的排场。还有人被风水之说所迷惑，把灵柩停放多年不进行安葬。应当命令中书省聚集商议制定制度，颁布施行让大家遵守，违反的人依法论罪。洪武十四年下令：农民之家允许穿绸、纱、绢、布，商人之家只准许穿绢、布。如果农民家中只要有一人从事经商的，也不许穿绸、纱。

谨案：有可以使用却不使用的，叫做俭约；有不应当使用却使用的，叫做僭越妄为。如今民间僭越妄为的人很多，这难道不是有关官吏的过失吗？洪武年间的三道诏令，唯独十四年的这道法令中，尤其多有重视农业的意思。使根本敦厚而约束人心，如果不是深明治国之道的人，能有这样美好的政令吗？

海瑞担任淳安知县时，鄢懋卿总管天下盐政，骄横奢侈没有节制，每次巡视各郡县，所经过之处供给的费用都花费巨大而不可估量，唯独海瑞的供帐十分简薄。鄢懋卿虽然愤怒，但一向听闻他刚强不屈，也就收敛威风离去了。后来海瑞被提拔为主事，抗疏直言进谏，刚正之气在当时轰动一时。到万历十三年，皇帝听闻他的名声，提拔他为南京佥都御史。一时间京城之中，从大官到郎中、县丞，无不奉公守法，而雨花台、牛首山等地的游乐宴饮活动顿时断绝，京城百姓议论纷纷，把他比作包拯再世。

谨案：仔细阅读海瑞（刚峰）的抗疏，以及杨继盛（椒山）的谏章，其中的片言只字，都不是别人所敢说出口的。一种忠君爱国的心意，洋溢在字里行间，连自身的安危都不顾了，还哪里顾得上其他呢？令人痛心啊！杨椒山遭遇了不测之祸，海刚峰得以善终，是因为那些心怀反侧之心的奸人已经先被除去的缘故。他们清廉耿介的风范，足以护卫百姓，足以移风易俗，这难道不是百姓的保障吗？

崇尚节俭的总论说：奢侈与节俭相比较，节俭固然是美德。但如果节俭却不能对他人有所裨益，不能为世人树立法度榜样，不能因我的节俭而使人去除他的奢侈，或者因厌恶他人奢侈而效法我的节俭，这就落入了于陵仲子那一类人了。唉！帝尧对自己节俭，同时也使世间风气趋于节俭，淡泊无为，这是上古的遗风啊。唐高祖、明太祖都亲身崇尚节俭，为后人留下典范。晏婴以及海瑞等诸位君子，有以节俭持身而恩惠及于亲族邻里的，有使百姓富足的，有名声传扬到外邦的，有移风易俗的，无不是因为自己的节俭而对世人有所裨益的。怎么能不效法他们来规范百姓呢！从前宋均曾说过：廉洁的官吏只是廉洁在自己一身，对百姓没有益处，似乎不值得过多称赞。所以那种廉洁如果不是像于陵仲子那样（毫无用处）的廉洁，而是能够兼济他人，那么末世的颓靡风气，就能靠它来振兴，这样才可以称得

译上是对当世有功德啊。白居易曾说：百姓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官吏纵欲无度；官吏之所以纵欲无度，是由于君主不能节俭。所以君主一旦节制自己的情欲，那么下面的百姓就能因此获得福祉；君主一旦放纵自己的欲望，那么下面的百姓就会因此遭殃。这真是至理名言啊。《易经》说：“以制度来节制，就不会损耗财物，不会危害百姓。”这节俭的道理，本来就是圣人君子所看重的。为什么不亲身率先垂范，来巩固天下百姓的粮仓，而成就长治久安的太平之道呢！

六、敦厚风俗以享受太平

【魏国西门豹。汉朝文翁。明帝时的仇览】

【隋朝辛公义，赵煚，唐太宗，徐有功】

【宋朝沈度、朱熹，元仁宗，明太祖】

魏文侯时，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征发民夫开凿渠道，引漳河水灌溉农田，来解除百姓的困苦。当地风俗迷信女巫，每年要为河伯娶妻，选取民间未婚女子投入河中。西门豹在到期之时前往察看，指着（被选中献祭的）女子说：“（这女子）长得丑！烦请大巫入河去禀报河伯（重新挑选）。”随即命令官吏把她（大巫）投入河中。众巫见状惊恐畏惧，纷纷乞求饶命，从此这种风俗被禁止了。

谨案：兴利之事不兴办，那么百姓就无法使衣食丰足；祸害不加以铲除，那么人民凭什么能安居乐业？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做到，太平又从哪里能够享受得到呢？如今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引漳河之水来灌溉农田，把大巫沉入河中来救出（被献祭的）女子。这就是把百姓从陷阱之中拯救出来，而将他们扶上安席的举动啊。恶劣的风俗、颓败的风气，难道不因此而焕然一新吗？

汉景帝末年，文翁担任蜀郡太守，广施仁爱，喜好推行教化，见蜀地偏僻鄙陋，有蛮荒之地的风气。文翁想要诱导教化他们，就选拔郡县中有才能的小吏张叔等十余人，亲自加以整饬勉励，派遣他们前往京师跟随博士学习，有的学习法律条令，后来有人做到郡守、刺史一级的官职。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学宫，成绩优异的学生用来补任郡县官吏，其次的成为孝弟力田（乡里表率）。因此教化大为流行，到汉武帝时，才下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官员，而这一制度实自文翁开创。

谨案：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四条纲纪。假使没有学校的教诲，人们将不知道这四者是什么，又凭什么能光大德业、享受太平呢？文翁施行仁爱而广推教化，不只是使蜀地为之焕然一新，天下后世都因此而受到感动。所以学校官员的设置，虽然是在汉武帝时建立的，但实际上是由文翁开创的。他对名教（礼教）的功劳，不也是很多吗？

汉明帝永平二年，亲临辟雍（太学），拜见三老、五更，引导五更桓荣以及他的弟子登堂。皇帝亲自讲解经义，各位儒生在御前手持经书提出疑难问题辩论。头戴冠冕、身着士大夫服饰的士人，围绕在桥门四周观看聆听的，多达亿万人。从天子、诸侯王以及大臣的子弟、功臣的子孙，没有不学习经书的。后宫的亲属，一概不加重用。因此官吏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百姓乐于从事自己的本业，远近之人都心悦诚服，户口也因此繁衍增殖。

谨案：辉煌的功业，光照天地，必定是从古今的典籍册籍中来的。那么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除了通晓经书礼乐的人，还能寄望于谁呢？只有汉明帝首先重视这经书礼乐之道，不任用外戚，因而循良的官吏屡屡出现。像郭伋、贺、宋均、刘平等诸位君子的美好政绩，昭彰于史册之上，效法他们就可以惠及百姓，可以致使天下大治。凡是想要推广教化、使风俗美善的人，为什么不以明帝为榜样呢！

仇览，又名仇香，担任蒲亭的亭长。有个叫陈元的人，他的母亲状告他不孝顺。仇览惊讶地说：“你守寡抚养婆婆，为什么要把儿子送去接受法律制裁呢？”那位母亲于是感悟而离去。仇览亲自到陈元家中，用大义来开导他，最终使他成为孝子。县令王涣说：“不治陈元的罪，实在是缺少像鹰鹯那样（严厉除恶）的意志啊。”仇览说：“鹰鹯难道能比得上鸾凤吗？”

谨案：改变一个人的表面行为，不如改变一个人的内心；置人于死地，不如挽救人的性命。王涣能够用国法治不孝之罪，仇览难道不能用严刑来惩治忤逆的母亲吗？仇览却不这样做

译，而是亲身实行劝导教化，使人回归天性：本该慈爱的人变得慈爱，本该孝顺的人变得孝顺。不但陈元想要报答母亲养育的辛劳恩德，全县的人也无不生出行孝奉养的心意。人人都有羞耻之心并能自我约束，末世的风俗为之一新。这就是王涣想要采取容易的办法，而仇览独自承担了艰难的办法。鸾凤与鹰鹯的比喻，不正是确实如此吗？

隋朝辛公义担任牟州刺史，一到任先前往监狱所在地，用十几天时间处理判决积案，牢狱为之一空。此后再有官司诉讼应当收监的人，辛公义就在监狱外留宿。有人问他缘故，他说：“怎能忍心把人关在监狱中受苦，而我独自安然睡觉呢？”从此州中百姓深受感化，把打官司当作耻辱的事。

谨案：不要以为末世的风俗难以改变。上面果真有爱护百姓的官员，下面就绝不会有不能被感化的百姓，这在辛公义身上得到了印证。诉讼所带来的害处，会结下深仇，耗费钱财布帛，滋生奸邪虚伪，败坏正当事业，这样的害处不止一端。人情因此而变得险恶浇薄，风俗又怎能得以更新呢？如今辛公用清理积案的德行、在狱外留宿的诚意，感动了愚昧顽固的人，全州百姓都以打官司为耻，这不正是古代圣贤遗留下来的仁爱之风吗？

赵煚【音同“景”】字通贤，担任冀州刺史，市面上多有奸猾欺诈的行为，赵煚特制铜斗铁尺，摆放在市集中，百姓都称赞方便，皇上听闻后嘉奖了他，并下诏令天下都仿照他的方法（制定标准量具）。曾经有人在田中偷割蒿草，被官吏抓获，赵煚说：“这是刺史我没能很好地宣扬教化的缘故，他有什么罪呢？”于是安慰劝导他，还让人装了一车蒿草赐给这个盗贼，那盗贼感动落泪，其效果超过了严刑峻法。

谨案：孔夫子说过：“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之心；哪比得上用道德礼教来感化百姓，使他们有羞耻之心并能自我归正来得完美呢！”赵煚深知这个道理，对作假的人就制造器物来防范他，对偷盗的人就用赠送蒿草来使他惭愧。不崇尚严刑峻法，只期望教化风气流行，那些奸猾诡诈之人难道不会因此而改弦更张吗？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经与群臣谈论到教化的事，太宗说：“如今在承接大乱之后，恐怕百姓不容易被教化吧。”魏征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长久安定的百姓常常骄纵懒散，就难以教化；经历过战乱的百姓大多忧愁困苦，反而容易教化。”封德彝反驳他说：“三代以来，人心逐渐变得浮薄虚伪，所以秦朝采用严刑峻法，汉朝兼用霸道，都是想要教化百姓却做不到的缘故。”魏征又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百姓却能教化他们，推行帝道就能成就帝业，推行王道就能成就王业，关键在于所推行的是什么样的道罢了。如果说人心渐渐浮薄，那么如今的百姓恐怕都要变成鬼魅了。”太宗听从了魏征的话。

谨案：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五个月就向周公汇报政绩；伯禽治理鲁国，三年才向周公汇报政绩。这不正是各自随其地方风俗所致吗？封德彝哪里能懂得这个道理！没过几年，唐太宗的教化就大为推行，这不正是风俗为之一变吗？魏征的话确实是彰彰有验啊。由此可知，心怀忠厚的人，没有不获得忠厚回报的。

徐有功担任蒲州司法参军时，不忍心杖责百姓，人们都佩服他的德行，于是相互约定说：“凡是要触犯（法度）而被徐参军杖责的人，大家一定要共同斥责他。”因此终其任期没有一人受到杖辱。当时武则天听闻此事，任命徐有功为刑部官员（刑曹）。他屡次冒犯皇威直言进谏，持守公正，坚决防止冤枉之事，曾经与太后反复辩论。太后大怒，下令将他拖出去斩首。徐有功回头说道：“臣即使死了，法度终究不能改变。”到了刑场就要行刑时才得以幸免。他一共三次被判处死罪，始终没有屈服退缩。将要赴死时神色安然，此后（太后）因此更加敬重他。经他保全性命的人非常多，酷吏因此有所收敛，然而也把他视作仇敌一样痛恨。他去世时六十八岁，朝廷赐给他一个儿子官职。张文成曾为徐有功作赞语说：“他是那种踩着老虎尾巴也不惊慌、触碰龙的逆鳞也不畏惧的人啊。”

谨案：一人贪生怕死，就会有千人

译立即死去；徐有功宁愿冒犯皇威而据理力争，也不因将要被斩首而改变自己的言辞。仁爱与正直坚定并行不悖，执法的人若能效法他，怎么还会有冤枉失当的判决呢？

宋朝沈度，字公雅，担任余干县令，当地父老用“三善”来命名他的政绩堂：一是田地没有荒废的；二是市集上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三是监狱中没有隔夜关押的囚犯。

谨案：圣人不是说过吗？“这样的百姓，正是三代之时人们能够正直行事的缘由所在。”官员有良好的政绩，百姓没有不称颂的，这都是从他们的良心中自然流露出来、无法泯灭的东西。田地没有荒废，那么家家户户就有余粮；市集上没有游手好闲之人，那么就没有荒废本业的情况；监狱中没有隔夜的囚犯，那么囚犯中就少有蒙冤的百姓。这三者都具备了，百姓的心中又怎能不欣然感受到太平之治而唱起“来暮”的赞歌呢？

朱熹担任漳州知州，上奏免除属县无名目的苛捐杂税，每年减免七百万。因为当地风俗不懂得礼法，他采集古代丧葬、婚嫁的礼仪制度，张榜公示给百姓看。命令父老向他们的子弟传授训导，拆除毁掉淫祠，禁止士人女子到僧舍聚会游玩，风俗教化为之一变。

谨案：免除百姓横征暴敛的痛苦，制定婚丧礼仪的制度，如果不是以世道人心为己任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朱文公先解除百姓的困苦，再教导他们的婚丧礼仪，循序善诱，风俗教化为之一新。可惜没有让他长久担任朝廷要职，来充分施展他造福世人、教化百姓的仁德心意啊。

元仁宗皇庆二年春三月，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议论当时政事，陈述七件事：一是爱惜名位爵禄，二是抑制浮滥的花费，三是停止括田（清丈括没田地），四是官员久任其职，五是弹劾好事生非（不良行径）之人，六是奖励农业、注重根本，七是勉励办学、培养士人。皇帝都嘉许并采纳了，下诏令中书省全部予以施行。

谨案：凡是帝王能够采纳良言，使当时政事美善，没有不能够享受统一天下的盛世，而享受物产丰饶、百姓安康之乐的。如今元仁宗下诏让中书省施行郝御史所陈述的七件事，凡是道理上应当废除的，就一定全部去除；世人所仰望期待的，又一定全部兴办。政治教化为之一新，人心为之踊跃振奋，蓬勃兴盛而不可阻挡，无处不见到举国上下风气统一、教化大行的治世景象了。

明太祖说：“我曾经拿镜子来照自己，多次都照不出真实的样子。冶炼工匠说：‘这是模型不端正的缘故啊。’我听了之后感到十分警惕。君主的一颗心，是天下的模型，一旦不端正，各种法度都会随之乖谬失当，怎能不谨慎呢？”

谨案：模型端正了，如果用人不明智，理财不完善，使政事发生差错，也难以达到风气统一、教化大行的盛世局面。这就是圣人经典对这两方面之所以特别提出并同等重视的缘故。明太祖以镜子自我勉励，把握住治国的要道，能够谨慎勤勉，为百姓树立典范，这不正是致使天下大治的君主吗？

敦厚风俗的总论说：“百姓日渐流于卑污低下，而不能享受太平的福祉，人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都是因为不知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重要性罢了。如果做父兄的能用这些来教导子弟，做师友的能用这些来晓喻愚昧糊涂的人，在位的官员能考察百姓的言行，奖励淳厚善良的人，百姓就唯恐自己行为不端，而被有德行的君子所嫌弃了。风俗又怎能不敦厚呢？”但是如果异端邪说不止息，那么人心就难以端正；如果学校不兴办，那么教化就不能广泛推行；孝悌之道有所亏欠，那么人伦之道就不完备；冤狱得不到申雪，那么明察慎断就多有惭愧之处。这些都是有负于每一个人、而在天下人面前获罪的事情啊。唉！百姓焦虑劳苦刚刚得到缓解，衣食刚刚变得充足，如果不能亲身努力践行，纠正那些不良的心思，即使处在丰饶昌盛的太平时代，恐怕也会转变为颓败萎靡的风俗了，这难道不值得深深忧虑吗？遍考历代先贤的事迹，有沉溺女巫、毁除淫祠的人，有修建学宫、亲临辟雍的人，用敦厚人伦来教化百姓的，哪里比得上像鸾凤那样极力争辩冤狱、甘愿触犯龙鳞逆谏的人，他们的心是多么仁爱、胆量又是多么豪壮啊？又有使百姓以诉讼为耻、使人视盗窃如受刑一般惭愧、不依靠

译刑罚作为治理章程的人，这些难道不都是凭借善于教化而赢得民心、努力承担移风易俗重任的仁人吗？百姓中也有用“三善”来命名自己政绩堂的，更可见这样的百姓，正是三代之时人们能够依循正道而行的缘由所在啊。孔夫子的话确实可信：“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顺风倒伏。”使百姓生活富足，恢复他们的本性，怎能不永远享受太平的福祉呢？

钦定康济录卷四上

<史部,政书类,邦计之属,钦定康济录》>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康济录卷四下之一

摘要备观

摘要：总论救济荒年的要务，已经在前面备述了。但是古人偶然遇到荒年，亲眼目睹、内心悲痛，怀有一种殷切不已的心意，或表现在具体行事之中，或体现在文字言论之中，都是救人性命的良好法则。既不敢全部舍弃而不加收录，又不能全部记载而完备呈现，因此不得不摘取其中的要点而保存下来。治理百姓的人如果真能在其间加以润泽施行，百姓大概就有福了。只是这些内容都是随见随录，以便日后增添，其先后的次第，大概还没有加以排列编次。

历朝田制

井田，区田，柜田，梯田，架田，圃田，沙田，涂田，围田。

井田制度，创始于黄帝，夏商周三代沿袭它，把军事寓于农事之中，把险要潜藏于平顺之中，这个方法极为完善。如今只有郑州还保存着井田的遗迹，其余地方或许可以在土地空旷、人口稀少的地方推行。《周礼》记载：凡是治理郊野土地，每十夫（农户）之间有遂（小水沟），遂上有径（小路）；每百夫有沟，沟上有畛；每千夫有洫，洫上有涂；每万夫有浍，浍上有道；再往上有川，川上有路。方圆百里之内，川与路纵横各设九条，而浍与道则各设九十条。想要开辟井田，不必完全拘泥于古法，纵横曲直可以各自根据地势来定，深浅高低可以各自根据水势来定，这样长途运输就可以停止，百姓的劳力就可以得到休养了【见《劝农书》】。区田法始创于伊尹，教导百姓施粪耕种，背水浇灌庄稼，是抵御旱灾、济助时艰的好办法。按照旧说，长宽相乘计算，总共可以划作二千七百个种植区。空一行种一行，在所种的行内，隔一区种一区。除去间隔和空出的部分外，可以种六百六十二个区。每个区挖深一尺，用熟粪一升，均匀地施在根部旁边。禾苗出土后要不厌其烦地锄地，结籽时再锄一遍。空区中的泥土，要向根部上培加，以防大风将禾苗摇动倾倒。丘陵斜坡以及地势高亢的地方，都可以用这种方法种植，靠近水源的地方效果更好。每亩可以收获六十六石，学习这种种植法的人有的能收获一半的量【所谓熟粪，不拘于是何种粪肥，都堆积在灰草之中，等到它蒸腾发酵的气味透出后再使用，不是用火煨制的，见《国脉民天》】。

柜田是筑土为堤，田地形状像围田而规模较小，田面上都设有排水的小孔，顺着排列田块，便于耕种移栽。如果遇上水灾荒年，因为田块本身规模小，堤岸筑得坚固高峻，外面的水难以侵入，里面的积水则可以用水车排出使其干涸。地势较低容易被淹没的地方适宜种植黄穋稻，这种稻子从播种到收获不超过六十天，能够躲避水涝泛滥的祸患。如果洪水漫过之后，退水后的洼地自然会生长杂草，糁子和稗子（一类粗粮作物）就可以收获。地势高而干涸的地方也适宜旱地种植其他作物，都可以用来救济饥荒，这是应对水灾荒年的上等办法。也有靠修筑堤坝拦水来灌溉田地的，也叫坝田，与柜田名称相似但实质不同【见《农桑辑要》】。

梯田，是说把山坡开垦成梯级田地。凡是山多地少的地方，除了峭壁悬崖不能耕种之外，其余有土壤的山地，从下面横向的（山脚）开始，一直到最高的山顶，都开凿成层层石阶，都可以用来种植。如果土石各占一半，就需要垒砌石块层层相接，包裹泥土形成田块。如果山势极为陡峭，人必须弯腰弓身、像蚂蚁一样攀爬而上，锄地耕种，从下往上攀登，都像登梯上磴一般，所以总的称之为梯田。如果上面有水源，就可以种植秫米、稻子、粳稻；如果只能旱地种植，也适宜种植粟麦。田地开垦到了极限，就要开发山地，山区百姓求取粮食艰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感慨啊【见《农桑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