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康济录卷之二

译那么用的物资多而惠及的范围却很小。天灾偶然发生，民情就急迫紧张，如果治理百姓的人不早早为此做好准备，那么设施措置就没有秩序，事情的缓急就没有条理，用什么来宽慰皇上深切的忧念，安置百姓于安全之地呢？因此汇集历代探求根本的治理条陈，作为先事六则，恭敬地准备供朝廷选用采纳，贤良官吏仁爱百姓的方法，古代的政令都具备在其中。神明地通晓变化、灵活运用，遵循古法而又不拘泥于古法，这本来就在于治国爱民的人善于因时制宜地加以润泽罢了。

一、教导农桑以免除百姓饥寒

【月令】【齐国管子】【汉景帝】【张堪】

【唐刘思立】【五代梁干化敕】【后唐天成敕】【宋太宗谕】

【张咏知鄂州】【江翺令鲁山】【元至元诏】【明太祖谕】

《月令》说：孟春正月，天子就用吉日向上帝祈求丰收，选择吉利的时辰，天子亲自载着耒耜，放置在参乘和车右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天子的籍田。天子推犁三次，三公推犁五次，卿和诸侯推犁九次。这个月，天上的阳气向下降落，地下的阴气向上升腾，天地阴阳调和，草木开始萌发生长。君王下令颁布农事，命令主管农事的官吏住在东郊，都要整修田地的疆界，仔细辨明田间道路，仔细察看丘陵坡地险要之处及平原低湿之地土地所适宜种植的作物，五谷所适宜生长的地方，用来教导引导百姓，君王一定要亲自过问。田间的事务已经整治妥当，先校正田界的准直，农民于是就不再迷惑。季春三月，天子就把黄桑色的祭服进献给先帝，命令掌管山林的官员不要砍伐桑树柘树。斑鸠鸟拍打着它的羽毛，戴胜鸟飞落在桑树上，准备好养蚕用的曲薄和直柄的筐子。王后妃嫔斋戒，亲自面向东方亲手采桑，禁止妇女修饰打扮，减省妇女的其他劳役，用来鼓励养蚕的事情。养蚕的事情已经完成，分配茧丝、称量丝绸，把成果献上以供给郊庙祭祀所用的服饰，不允许有人敢懈怠。

谨案：百姓的头等大事，关键就在于农桑。对上用来准备宗庙祭祀所需的谷物，对下用来促成百姓生活的繁盛。所谓和睦融洽，财用蕃盛繁殖，都是从这里兴起的。这件事作为一项典章制度非常重大，而将其颁布为政令，尤其不能不赶紧加以经营治理。自古圣明的君王祈求丰收以体恤百姓的辛劳，亲耕籍田以敬奉上天。宫廷庙宇之中，后妃郑重地料理蚕桑之事，恭敬地供奉祭祀。像这样，因此就有了及时劝勉督促的政令，使得乡野的农民能够提前整治农具器械，顺合天时以尽人力。这恩德极为广博，用意极为深远。所以能够使风俗敦厚淳朴、百姓和睦，而上天赐给他们福泽。这大概是恭敬勤勉于养育百姓这一根本，考虑到没有一时敢有懈怠之心生于其间啊。

齐国管子说："一个农夫不耕种，百姓中就有挨饿的人；一个女子不纺织，百姓中就有受冻的人。粮仓充实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才懂得荣辱。"

谨案：从古以来贤能的大臣中，论治理国家的才能，没有谁比得上管仲。看他辅佐齐国的施政措施，经纬治国之道确实足以辅助天地的适宜安排。所以齐桓公在位的时候，号称富强兴盛。像这样的雄才，本应专力于经营渔盐之利，以充实百姓的财富。可是如今他所说的话却是这样，这是因为他透彻明白鱼盐的利益，终究不是根本致富、钱财货物的用途，也是有穷尽之时的。不如让天下百姓，都懂得天地自然的利益，尽力于农田耕作，那么饥寒就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天赋的良善之心就会愈加培养得纯厚。礼节这件大事，从富裕充足中自然进入应有的规范。荣辱所关系的，防范丰亨之时也常常有所顾惜。国家的纲纪维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了。这难道不是从政的当务之急，也是使百姓富足的关键谋略吗！

汉景帝劝农桑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饿的时候不能当饭吃，寒冷的时候不能当衣穿，把它们当作货币使用，也不知道这种做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将在什么时候终止的。近几年有的年成收成不好，我想大概是因为从事末业的人多，务农的人少的缘故。要命令各郡国致力于

译劝导农桑，多多种植，就可以得到衣食等物资。官吏征发百姓像征用役夫一样去采集黄金珠玉的，以贪赃论罪，按照盗窃罪处置。二千石的官员如果听任这种事情发生，与犯罪之人同罪。

谨案：金玉虽然贵重，对人的温饱却没有益处；米粟虽然贱价，却关系到人的身家性命。拿身家性命与珠玉相比较，那么米粟不可不视为珍宝就很清楚了。所以汉文帝劝导农桑，重点放在地方官吏身上；汉景帝劝导农桑，则强调不要看重珠玉。二者都掌握了达到善治的根本，所以文景之时，天下丰足富裕，百姓都崇尚孝顺友悌，砥砺廉洁的操守，社会治理得很好而刑罚搁置不用，教化融洽了众生。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要务，做到了这一点。

张堪被任命为渔阳太守，开垦水稻田八千多顷，劝导百姓耕种，因而使地方富庶起来。百姓歌唱道："桑树没有旁生的枝条，麦穗有两个穗头，张公治理地方，快乐得让人无法承受。"谨案：使百姓富裕却不让他们致力于农田耕作，使得田野多有荒芜的土地，百姓安于懒散逸乐，即便有利益也不是长久之计。贤良的官吏深深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有空闲的土地就有良田，他所经营到达的地方，无非都是切实为百姓着想的巧妙用心，他劝导所感化的地方，自然多有欢欣鼓舞的精神气象。那乡野之人歌唱吟咏的心意，是不知不觉间被感动而生发出来的。张太守特意开垦了八千顷的稻田，让百姓向往归附在这块地方，怎么会有人不富裕、家中还有不足的呢？何愁没有田地，何愁田地没有守护？如果都能以张公为榜样，百姓的欢乐会是怎样呢？

唐高宗时，河南河北地区大旱，派遣御史中丞崔谧等人分道赈济发放。侍御史刘思立上疏说："麦子抽穗，蚕蛹渐老，农事正繁忙，聚集众人前来迎接，会耽误荒废不少农事。既然是因为赈济发放的缘故，就需要设立账簿登记，本来是想要安顿存活百姓，反而更加成了骚扰。恳请暂且委托州县自行赈济发放。"奏疏上呈之后，崔谧等人就没有出行。

谨案：自古以来没有百姓缺衣少食而国家能够太平的。所以爱国一定要先爱护百姓，就连赈济发放的使者，尚且不敢轻易派遣，是担心妨碍养蚕种麦，又怎肯擅自役使百姓的劳力呢？这正是唐朝初期，衣食丰足而民心稳固，虽然有叛逆之臣扰乱国家，也不至于危及根本，是因为掌握了巩固根本的道理啊。治理国家的人，在蚕忙农忙的时候，能不深切体恤百姓，以此来充裕他们衣食的来源吗？

五代后梁太祖干化元年二月敕令说："今年春天寒冷特别严重，雨水也持续欠缺。司天监占卜认为夏秋两季必定多有淫雨积涝。应当命令所在的郡县告知晓谕百姓，防备多雨的祸患。"

谨案：无知的百姓，怎么能预测上天的水旱变化呢？司天监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占卜预测，理应告知众人，使他们知道有所防备。虽然未必完全切中要害，但也相去不远。全都依赖后世治理百姓的人，能够懂得思虑祸患、提前防备的道理，时时刻刻恭敬地体察天意，不使有一丝一毫的懈怠疏忽，这才是上策啊。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敕令：访察听闻到京城坊市和军营中有宰杀耕牛贩卖肉的，命令府县和军巡官严加纠察，如果查获犯法之人，按照条例定罪处置。如果是自然死亡的耕牛，就命令贩卖它的肉，每斤不得超过五文钱，乡村中死亡的耕牛，只要报告本村的节级官员，然后按照惯例上缴牛皮，天下州县都按照这个办法处理。

谨案：事情能够细心揣度考量，自然能够长久遵行。比如让肉贱价出卖，那么私自宰杀耕牛的人一定就会减少；要求上报官府才准许剥皮上缴牛皮，那么偷偷宰杀的人一定就无所遁形。如果有犯法的人，若还允许别人告发揭首，就把这头牛作为奖赏给他。这确实是禁止宰杀耕牛的良好办法啊。

宋太宗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耕田劳作的农夫，实在值得怜悯同情。春蚕已经养成，一并又要忙于纺纱织布；可是丝绸布匹却穿不到自己身上，田里的庄稼大获丰收，用来充饥的却不过是粗劣的糙米。如果遇上风雨不调，那将会怎么样呢？"

谨案：知道耕种收获艰难辛苦的人，

译必须要厚待体恤耕作的辛劳。否则，知道了也没有益处。如今宋太宗顾虑遇到荒年，早早地为此筹划谋算，掌握了未雨绸缪的道理了。可是如果不减轻他们的赋税，宽缓他们的徭役，延缓他们的征收，那么百姓将没有资财可依，小民百姓就不能尽力从事农田耕作，三年的积蓄就不能得到，又怎么能成就极其兴盛的治世呢！

张咏担任鄂州知州，百姓以种茶为业。张咏说："种茶的利润太丰厚了，官府将要征取这份利益了。"于是命令拔除茶树改种桑树，百姓认为这样很痛苦。后来官府果然征收茶税，其他县的百姓都因此失业，而本地的桑树已经长成，绢帛每年出产达到百万匹，百姓因此富裕起来。

谨案：真心实意为百姓着想的人，无论怎样承受劳苦怨恨，都在所不计较。像张公这样违逆众意拔除茶树，百姓心里怎能没有怨恨？后来桑树长成，利益广布，不至于使百姓失去农桑之业，这难道不是巩固根本的君子吗？

江翺，是建安人，担任汝州鲁山县令。这个地方多受干旱之苦，他就从建安取来耐旱的稻种，这种稻子耐旱而且结实繁多，并且可以长久储存在高地上，种植它，年年粮食都能自给自足【种植的方法大致像种麦子一样，把土地整治完毕，先浸泡种子一夜，然后打好穴坑下种，用稻草灰和水浇灌，每锄一次草，就浇一次粪水，浇灌到第三次，稻子就抽穗了】谨案：土地有高下干湿的分别，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本来就应当有办法教导他们。比如宋真宗因为江淮两浙地区旱荒，命令取来福建占城稻来种植，是为了避开旱荒。程珦因为沛县发大雨，招募富民的豆种来播种，是为了救助水灾。汜胜之说："稗子既然能耐得住水灾旱灾，播种没有不成熟的时候，何不选择那秸秆长而籽粒大的品种来种植，水灾旱灾都可以避开了。"鲁山县令能够立法救荒，在这几个方面，可以说是没有愧色了。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下诏颁布农桑杂令。每村以五十户人家设立一个社，选择年长而通晓农事的人担任社长，增加到一百户，另设社长一人，不足五十户的村子，与别的村子合并成社。地方遥远不能合并的，听凭他们自己设立社，专门掌管教导督促农民之事。凡是种田的人，在田地旁边立起木桩，上面写着某社某人。社长按时巡视察看，劝导告诫不服从教导的人，登记他们的姓名交给提调官施行惩罚，还要在他家门上大字书写所犯的过错，能够改过的就除去这一记录，不改的就罚他代替服本社的差役。社中有患病不能耕种的人，就集合大家的力量帮助他。一个社中受灾患病的人多的，两个社均摊帮助。疏通河渠以防备旱灾，地势高的地方建造水车，贫穷不能建造的人，官府供给木材。田地没有水源的，就打井，井打得深还不能得到水的，听凭改种旱地作物。又规定每个成年男子须种植枣树三十株，其他杂树十株，土质不适宜的，改种榆树柳树等，种植数目以能够成活为标准。愿意多种的听凭自愿，没有土地和有疾病的人不作要求。各社种植苜蓿以防备饥荒，靠近水源的人家允许开凿池塘养鱼，放牧鹅鸭，种植莲藕菱角芡实芦苇以补助衣食。荒废闲置的土地，全部交给百姓耕种。

谨案：《农桑令》应当把这个作为第一，详细而周到具备，又切中实际。百姓中有懈怠懒惰的人，大家共同勉励他；土地有不适宜种植的，另外栽种别的作物；百姓中有不足的，官府予以供给。这已经极尽了裁成辅助的道理了。为什么后世管理财政的人，只知道为自己打算，而不知道为百姓打算呢？有见识的人能不为此深思吗？贤良的官吏能广泛地把圣明的恩泽施布到天下四方啊。

明太祖当初渡过长江的时候，就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告谕他说："近年来兵戈骚扰，堤防颓坏坍塌，百姓荒废了耕作，而军队用度浩繁，理财没有比致力于农业更重要的了，所以设立营田司，任命你担任这个职务，巡行考察堤防水利的事情，使地势高的地方没有旱灾之患，地势低的地方不受涝灾之害，务必要按时蓄水泄水，不要辜负朝廷的委托。"

谨案：开创基业的圣明君主，自然具备治理国家的大纲。回顾隋朝的时候，未尝不曾大规模开凿河道，不过是为了一日的游玩观赏罢了。明太祖命人巡行考察水

译利，只是想要军民能够粮食充足。由此可知把农业当作重要之事的人，不能不急切地兴修水利。这两者互相依存而发挥作用，就像树木依附于土地，火焰依赖于柴薪一样。没有这个就不足以达到兴盛壮大，而享受丰足盈余的福泽。谋划国家大计的人，应当把这个作为准则。

教导农桑总论说：世上有日月，就会长久光明；人不从事耕种收获，就无法生存。所以圣贤特别对于耕耘的事情，没有不谆谆告诫的，而在方法上也没有不完备的。忧虑干旱造成灾害，就命令种植区田；顾虑水涝造成祸害，就教导用柜田的方法。靠近山地的地方就说：梯田是好办法；靠近水边的地方又说：架田可以耕种。菜圃田适宜设在城郭之外，围田有利于设在水泽之间。管子有渎田的说法，赵过创作了代田法，此外还有涂田、沙田，不能一一详述。教导没有不完备的，栽种没有不精细的，如果认为农事是可以延缓的事情，那些贤德君子为什么都勤勉不懈呢？前人说过：汉代距离上古还不太远，汉高帝设立孝弟力田的科目，深深明白没有九年积蓄的国家，一旦遭逢饥荒，就不足以使百姓不面带饥色。所以他崇尚根本、抑制末业的志向，丝毫不曾稍有贬损。他的这些科条由此可见，那么对于不务农工商而懒惰蠹蚀农业成果的人，不是应当痛加惩治吗？读《月令》、《管子》的文字，制定的法度未尝不完善，可为什么还常常见到饥寒交迫的百姓呢？要知道即使有绝妙的良好法规，终究比不上治民官员的仁爱之心，如果不能使这些法规得以施行，最终也没有实际效果，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只有谨慎地选拔贤良循吏，重视农业积蓄粮食，处处没有聚居懒惰的风气，村村都是勤于本业的农夫，何愁太平盛世不能实现呢？孔子说：百姓赖以生存的，是衣食。在上位者不教导百姓，百姓生活匮乏，饥寒逼迫己身而不做坏事的人就很少了。衣食可以不使之充足吗？农桑可以不加以教导吗？

二、讲求水利以防备旱涝

【魏史起】【韩郑国】【汉倪宽】【晋杜预】

【隋文帝】【唐李泌】【白居易】【五代吴越王】【宋范仲淹】

【元虞集】【明周恭】【钱增】

魏文侯的时候，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有很好的名声。到文侯的曾孙魏襄王时，与众位大臣一起饮酒，襄王为大臣们祝酒说："希望我的臣子都能像西门豹那样做人臣的。"史起进言说："魏国分配田地，是按每户百亩来分的，唯独邺县分田二百亩，这说明邺县的土地贫瘠。漳水就在它旁边，西门豹不知道利用它，这是不聪明；知道却不加以兴修，这是不仁德。仁德和智慧，西门豹都没有做到极致，哪里值得效法呢？"于是就任命史起担任邺县令，他就引来漳水灌溉邺县的土地，使魏国黄河以内的地区富裕起来。百姓歌唱他说："邺地有位贤明的县令啊，是史公决意兴修水利；漳水啊灌溉邺地周边，从此往后卤地全变成了盛产稻粱的良田。"谨案：水利，就好比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不通畅，怎能不生病？水利没有资助，田地将拿什么来灌溉？何况还有漳水在它的旁边呢？看那稻粱丰收的歌谣，就知道史起责备西门豹是理所应当的了。

秦始皇的时候，韩国想要疲敝秦国，使秦国无暇向东征伐，就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充当间谍游说秦国，让秦国开凿泾水，从中山以西直到瓠口挖掘渠道，沿着北山向东流注入洛水，长三百多里，想以此灌溉田地。工程进行到一半而阴谋被发觉，秦王想要杀掉郑国，郑国说："当初我确实是作为间谍而来，为韩国延续了几年的国运，可是这条渠道修成之后也是秦国万世的利益啊。"于是就派士卒完成这条渠道，渠道修成之后用来灌溉、注入淤积肥沃的水土，浇灌了盐碱之地四万多顷，收成都达到每亩一钟。于是关中就成了肥沃的原野，没有荒年，秦国因此富强起来，这条渠道被命名为郑国渠。

谨案：荒年的产生，不过是因为水旱不按时罢了。渠道修成之后，蓄水泄水就有了规律，百姓于是因此而富裕。这正是韩国的智谋，不过是饮鸩止渴罢了；秦国看似的愚笨，其实是塞翁失马啊。希望治理国家的人，宁愿做

译秦国这样看似的愚笨，也不要做韩国那样的智谋。

汉朝元鼎年间，倪宽担任左内史，奏请开凿六辅渠【在郑国渠的内侧，如今仍称之为辅渠，也叫六渠】用来增加灌溉郑国渠旁地势较高地区的田地。皇上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泉水流动灌溉浸润，是用来养育五谷的。命令官吏百姓致力于农业，充分利用土地的效力，均平地安排徭役、调度水源，不要耽误农时。"

谨案：天下地势南北不同，长江以南虽然多山泽，可是水路四通八达，唯独把沟渠水利当作要务。长江以北像河南、山东、两淮等地区，也有运河相通，可是所看重的却在于沟渠灌溉。至于山西、陕西一带，往昔的漕运通道尚且大都淤塞不通，更何况沟渠水利呢？倪宽奏请开凿六渠，天子予以批准，确实是掌握了蓄水泄水的要领了。

西晋武帝咸宁四年七月，螟虫伤害庄稼，皇上下诏询问主管官员用什么方法辅助百姓？度支尚书杜预上疏，认为如今的水灾，东南地区尤其严重，应当命令兖州、豫州等各州，保留汉代旧有的堤坝加以修缮以蓄水，其余的都要疏导排泄，让饥饿的人能够充分获得鱼菜螺蚌等丰饶的食物，这是眼前当日就能得到的好处。水退去之后，被淤泥填积过的田地，每亩能收获数钟粮食，这又是明年就能获得的好处。主管的部门收养的种牛有四万五千多头，用不完来供应耕作驾车之用，甚至有的老死也没有被穿过鼻环，可以分配一些给百姓，让他们及时耕种。粮食丰收之后，再责令他们缴纳赋税，这又是几年以后才能获得的好处。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百姓依赖这些举措而受益。

谨案：当阳侯用三种好处使万民受益，见识深远宏大。螟虫虽然伤害了庄稼，可是饥饿的人有了食物，这难道是别人所能比得上的吗？"武库"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因为山东地区连年下大雨，杞州、宋州、陈州、亳州、曹州、戴州、谯州、颍州等各州，距离沧海遥远，都因水灾而困顿，所到之处都被水淹没。文帝派遣使者带领治水工匠巡行水道源流，察看地势高下，调发附近的丁壮，加以疏导。困乏的百姓，开仓赈济发放，前前后后共用去粮食五千多万石。遭受水灾的地方，田租户调都予以免除。从此以后连年丰收。

谨案：水的规律，蓄水泄水由人来掌握，就会有益处；旱涝任其自然发展，就会成为灾害。隋文帝明白这个道理，不吝惜所要花费的钱财，随地疏通水道，这难道不是帝王经营国计的宏大规划吗？朱文公《政训》说："赈济没有奇妙的策略，不如讲求水利。如果到了要赈济的时候，还能成就什么大事呢？"没想到隋文帝已经先行这样做了，那么他国家的富足，不应当在历代中位居第一吗？

唐代的杭州，本是江海交汇之地，泉水盐分很重，居民稀少。刺史李泌开始引湖水进入城中，开凿了六口井，百姓因此得以有充足的水，人口才开始繁盛起来。后来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放水流入运河，从运河再引入田地，灌溉千顷田地，才称得上富足。但是湖水中多生葑草，从唐代到吴越钱氏，每年都要开挖治理。到了宋代就荒废不加治理，湖中的葑草堆积成田有十五万多丈，而水就没有蓄积的地方了。运河失去了湖水的补充，就只能取给于江潮，可是江水浑浊而多淤泥，三年就要疏浚一次，成为市镇的大祸患。六口井也就随之荒废了。宋代苏轼担任杭州知州，疏浚了茅山河和盐桥河这两条河道，让茅山这一条河专门接受江潮，让盐桥这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又修建了堰闸，用来作为湖水蓄水泄水的限制，这样江潮也就不会进入市镇了。而且清除了堆积在湖中的葑田，修筑成一条长堤，贯通南北的道路，使行人往来便利，不必再绕湖走那么远的路了。在堤上种植桃树李树，望去就像一幅画卷，杭州人就把它命名为"苏公堤"。

谨案：六口井不开凿，居民就不会聚集；运河没有水源，灌溉又从何谈起？这两位大人的功绩，不在吴越钱王之下。可是如果不是苏东坡清除了淤塞的葑田，湖水就没有容纳的地方，湖外的良田，又将被淹没而变成湖泊了。疏导的功劳，难道能不讲求吗！

五代吴越王钱氏修筑石堤来抵御潮

译汐，堤外又种植了大树木十几行，称之为"滉柱"。宋朝宝元、康定年间，有人建议献策，取用滉柱可以得到几十万根良材。杭州的官帅认为这个建议可行，可是等到旧的木桩取出水面之后，才发现都已经朽坏而不能使用。滉柱既然已经被取空，石堤就受到洪涛的冲击，年年被摧毁决口。原来古人埋设木柱是为了折损潮水的怒势，不与水流正面争夺力量，所以江涛才不能造成祸患。等到杜伟长担任转运使的时候，又有人建议献策，从浙江税场以东后撤几里修筑月堤，以躲避汹涌的潮水，这是一个好办法。众位治水的工匠都认为这个方法方便可行，唯独一位老水工认为不然，暗中告诉他的同党说："如果移动堤坝，那么年年就不会再有水患了，你们的衣食又从哪里来获取呢？"于是众人就跟着附和他的说法。杜伟长没有察觉这个阴谋，他的这个计划耗费达数万钱，可是江堤的水患哪一年不发生呢【后来也有人讲求修筑月堤的好处，潮水的祸患才稍微减少，可是终究比不上滉柱的好处那样长久】

谨案：愤怒的潮水汇聚力量而来，滉柱分散一株株地承受冲击。潮水冲击堤坝的时候，就有急有缓；石头承受冲击攻击的时候，也有的震动有的安宁。这就是石塘之所以能够长久保存的原因啊。为什么要去除那分散潮水冲击的中流砥柱，任凭那冲击的狂澜肆虐呢？无怪乎每年都要修筑，可是石塘终究不能不毁坏了。一劳永逸的办法，难道竟然没有人知道吗？唉！沿江沿海一带，风浪滔天，堤坝一旦倾斜歪倒，就完全没有拦挡阻绊的东西了。大的灾害就淹没吞噬城池村镇，小的灾害也会环绕城郭的居民，全都遭到漂没之灾。水即使容易退去，人却难以复活了。只希望在位的仁德之人，不要以吴越钱王的旧制度为借口，嫌弃费用重大而不去做，那么就可以免除被席卷一空的祸害，而使这片泽国的百姓永远蒙受拯救危难的恩德了。

宋代范仲淹担任扬州府兴化县令，海水泛滥成为祸患，田地不能耕种。范仲淹于是在通州、泰州、海州三州交界的地方修筑堤坝，长达数百里，用来保卫百姓的田地，百姓年年享受这份利益。

谨案：范仲淹对兴化的贡献，就如同吴越钱王对杭州的贡献一样，都是凭修筑堤坝而建立的功绩。海水成为祸患，如果不迅速加以防治，不仅会危害到田地和百姓，难道不会全都变成鱼鳖生存的水泽了吗？

元代仁宗的时候，虞集被任命为国子祭酒，讲学结束之后，因而进言说京城依靠东南地区的海运，实际上是耗尽百姓的力量去冒险航行于不可预测的海上，于是进言说："京东沿海几十里的地方，都是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带，向北一直延伸到辽海，向南濒临青州齐地，海潮每天涨落，早就淤积成了肥沃的土地。如果采用浙江人的方法，修筑堤坝抵御海水开垦成田地，听凭想要得到官职的富民分别授予他们土地，而由官府为他们规定限额，能够役使一万人耕种的，就授予他一万人份的田地，任命为万夫长；一千人、一百人的也照此办理。三年之后视察他们的成效，就按照土地的高下评定应缴纳的赋额上报朝廷，按等次征收。五年之后有了积蓄，就任命他们做官，就地拿他们所储存的粮食作为俸禄，十年之后就授予他们官印符信，让他们能够传给子孙。这样一来，东南地区的民兵就有数万人，可以就近保卫京师，对外抵御海岛外夷的侵扰，长远来说可以宽减东南海运的劳力负担，对内又能获得富民得官的实效，逃荒流亡的百姓能够有所归依，自然就不至于成为盗贼了。

译说话的人意见不一，此事于是搁置。

旧评说：此后脱脱说京畿附近多水利之地，召募江南人前来耕种，每年可收粟麦十万余石，不必烦劳海运，京师粮食便足够了。元主听从了他的建议。又仿照这个办法在江淮一带，召募擅长耕种水田以及修筑圩堰的人各一千人，作为农师，另外设置空名职事，颁发敕牒十二道，招募到农夫百人的授予正九品，招募到二百人的授予正八品，招募到三百人的授予从七品，就命他们管领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发给钞十锭，满一年后遣散归乡，于是获得大丰收。

译明代嘉靖年间河臣周恭的奏疏中说：「臣私下见到中原百姓被河患所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至于运河，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州县地方，虽然有汶河、沂河、洸河、泗河等河流，但与民间田地的支流脉络并不相通。每年泰山、徂徕等山的山水暴发泛滥，成为河患冲毁淹没城郭，漂没房舍，也与河南的河患相同。有时不幸遇到干旱，又向来没有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水，于是就造成齐鲁之间放眼望去一片赤地，蝗虫螟虫四处滋生，庄稼杂草都被吃尽，东西南北横跨五千里，天灾流行，这都是沟渠不修的缘故。臣认为善于挽救时局的人在于抓住大纲要领，善于恢复古法的人不必拘泥于旧迹。所谓修治沟洫，不是说要事事都照古法，也只是各自依循水势地势的自然形势，随其纵横曲直，只要使水自高处流向低处，自小渠汇入大渠，自近处流向远处，注满一处再向前流，最终都归入大海罢了。」

本朝陈芳生说：「平时预先修治水利，那么蓄水泄水就有准备，就没有旱涝的祸患；荒年时兴修水利，饥民就可以靠劳力换取食物，就能避免流离失所。凡有以百姓为子民之志的人，都应当急切讲求此事。」

明代户科钱增上疏请求兴修水利，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郡的水系，以太湖为腹地，以大海为尾闾，以三江入海为血脉。自从吴淞江淤塞，东江的防线细微独存，只剩娄江一支，而娄江的下游七十里叫刘家河，是娄江入海的通道。东南各水全靠此河归入大海，之所以不至于横溢泛滥，就是靠这条水道悠长通畅的功效。近来涨沙淤积堵塞了这里，向东流的水反而倒流向西，一滴也进不去，灌溉没有水源，一到旱年，庄稼立刻枯槁，如何能救助那些如涸辙之鱼般的百姓呢？然而这还只是就干旱而言，万一大水滔天，七郡的洪流倾河倒峡而下，震泽容纳不了，四处散漫横溃，势必以七郡的田地房舍为壑，而城郭百姓都无法保全，东南数百万的财赋钱粮都将付诸流水，那国家的财计将如何是好？当时苏松巡按周元泰也说刘家河急需开浚，都下发给该地巡抚查议。

谨案：人们只担忧干旱造成的灾害，却不知道洪水横流更为凶恶。淫雨不停，去路堵塞，不仅会泛滥滔天，百姓将变成鱼鳖。就是禾苗遭受长期浸泡，又怎能有收成？钱公特意上疏请求开浚刘家河，使蓄水泄水都有准备，旱涝都不必忧虑，这利益恩泽深远啊。况且近来江涛汹涌，堤岸难以防守，一旦发生意外，江水直接灌入内河，若不能迅速排泄，七郡的田地房舍百姓，岂不是大可忧虑吗？这就不得不盼望镇守一方的大臣特意展开经营，急切开浚河道，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预先防范意外了。

讲水利总论说：凡是用水而水不能蓄积，排水而水不能流通，这难道只是有害于农田吗？百姓也恐怕会因此而危及性命。那些以经世济民、以仁智自任的名臣贤达，没有不对此事急切用心的。史起责备西门豹的做法，就说对了。虽然如此，仁与智难道是容易说得清的吗？韩国引诱秦国大开泾水渠以疲弊秦国、反而使秦国富强，这能算智吗？元朝不听虞集的建议，只是竭尽民力去从事那些难测的漕运工程，这能算仁吗？所以治水的人，应当以倪宽为效法的准则。这一点唯有隋文帝的做法更胜一筹，所以能够连年称为大丰收。筑塘来抵御水患的，是范文正公仲淹；决堤来排除水灾的，是当阳侯杜预。这些都是蓄泄适时的例子。唐代开凿六井，宋代清除葑田，难道不是善于兴修水利的例子吗？至于钱王在筑堤之外，又设立十几行滉柱，以分散冲破洪涛合力冲击的势头，护卫江塘长久稳固的根基，在仁与智两方面都做到了。可恨的是，杭州守帅愚昧昏庸，听信小人的话把它拆除了。明末河臣周恭所说的，颇有可取之处；户科钱增的请求，关系非同小可，凡是留心百姓疾苦的人，都应当深入研究。对此还不知道当务之急，却说自己仁智兼备、经世济民毫无欠缺的人，恐怕也未必确实如此。所以凡是水利工程该兴该废

译，属于一郡一县的，由郡县负责；属于数郡的，由司道负责；属于全省的，由督抚负责；涉及邻省的，就移文防守而分别负责，必定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国语》说：「多么美好啊禹的功绩，圣明的德行流传深远。如果没有大禹，我们恐怕都要变成鱼了吧？」后人虽然不敢奢望比得上圣王于万一，但对于旱灾水灾不加以救治，难道是身为百姓父母官应有的做法吗？打井法：凡是开井，应当用几个大盆盛满清水，放置在几个地方，等到夜色晴朗明澈时，观察哪个盆中所映照出的星星显得又大又明亮，那个地方必定有甘泉，这是屡次试验屡次应验的方法【见《农政全书》】。

三、建立社仓以便于赈济借贷

【隋代长孙平，唐代戴胄、李泌，宋代张方平】

【苏渭　　　魏掞之　赵汝愚　　　朱熹】

【金世宗】【元代赵天麟】【明代王廷相】【钟化民】

隋文帝开皇年间，长孙平请求命令各州百姓在同社之内互相劝勉，共同设立义仓，在收获的日子，各家拿出粟麦储藏起来。由社司掌管账簿检查数目多少，遇到年成不好的年份，就发放粮食来赈济百姓。

谨案：用同一社的储蓄，来救济同一社的急难，社司掌管账簿的官吏，还会有侵吞的事情发生吗？百姓安宁物资富足，风俗和睦、伦理淳厚，都是由此而来的。所以长孙平的社仓法，与李悝的平粜法，都可以说是神农氏的高足弟子、后稷的功臣。

唐太宗贞观初年，戴胄建议：「从王公以下，按照垦田秋收的多少，各自缴纳谷粟，在当地设立义仓。遇到荒年就用来救济百姓。」太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

谨案：处处都设立义仓，那就与社仓没有区别了。而且让王公也拿出粟米供给，作为百姓的资助，能够做到损上益下，这是使百姓无限喜悦的做法啊。国家社稷难道不会因此而稳如磐石吗？这就是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赞许这个建议的原因。人们若能仿效这种社仓的建立，谁还会说难以做到呢？

唐德宗时，尚书李泌说道：「去年京师年成不好，迁移百姓到丰收的地方，既荒废了他们的生计，等到困顿之后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对国家的体统实在有所损害。如果预先储备仓粟，安然发放给百姓，难道不比驱赶督促老弱百姓，到千里之外去糊口更好吗？应当命令州县，在丰年时收购粟米，储积在仓库里；等到谷价昂贵时，平价卖给百姓。几年之中，谷物积存而百姓富足，即使遇到灾荒也不会造成祸害。」

谨案：想要救济百姓反而害了百姓的，就是迁移百姓的政策。扶老携幼跋涉在道路上，遭受风雨困厄，还未到达就死去的人，十分之中已有六七分了。李公想要命令各州县这样处理，建立粮仓储积粮食，救济百姓，他这种深厚仁爱的恩泽，不是浅薄之人所能比得上的。

宋仁宗时，张方平上《仓廪论》，说道：「近来朝廷颁布诏书，晓谕州县，要求设立义仓。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天下却没有一处设立起来的。凡是当今的风气，都苟且因循，有职位的人没有心思去做，有心思去做的人却没有职位。在上位能够推行此事的人，只求安逸而苟且从事；在下位乐意推行的人，有的又受到牵制约束而无法专断施行。所以民间的利益不能及时兴办，害处不能及时去除。那些义租、社仓的做法，齐、隋、唐等朝代都已经推行过了。如果真能让天下的县，各自在每个乡里筑建仓廪，把中等以上的人户分为等级，让他们缴纳谷粟，由县衙掌管账籍，乡里的差吏负责看守。遇到荒年，就发放粮食赈济百姓，这符合《易经》中损有余补不足、称量事物公平施与的道理，也符合《周官》中同党相互救助、同州相互周济的法度。这实在是国家的大事啊。」

谨案：这篇议论，说明社仓之所以不能建立的原因，可以说是曲尽人情，字字都切中要害。仁人君子，如果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改变这种风气，去除其中的弊端，奋勇努力去推行，不但能救济贫困，而且能够理财，符合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的道理。

译

宋神宗熙宁初年，陈留知县苏渭说：「臣掌管京郊的县邑，请求为天下作出表率。让百姓分为五等，从二石到一斗，按等级缴纳粟米。每社设一仓，各自设置看守的人，由耆老负责收纳，官府负责登记造册。遇到荒年就发放出去赈济百姓，储藏久了，就再制定法规，使新粮陈粮相互接续更替。」皇帝当即下诏推行此法。不久却被王安石阻挠，于是没有能够真正实行。

谨案：在朱文公之前，就已经有想要建立社仓为天下作表率的人，天子已经批准了他的奏请，无奈却被王荆公阻挠。大概是因为青苗法专门重在谋取利息，社仓法专门在于救济百姓，二者用意不同，本就水火不容。可叹啊！祥瑞的星象、美好的云彩，是不会与暴风疾雨同时出现的。

瓯宁县有个山洞名叫回源洞，剧贼范汝为曾经盘踞在那里，当地民风强悍，稍微遇到饥荒，就成群结伙起来杀掠。进士魏掞之认为：「百姓容易骚动，是因为难以获得食物」，于是请求拨常平米一千六百石借贷给乡民，到冬天再归还，于是在县里的长滩浦设立粮仓。此后每年照常发放收取，百姓因此得以救济，不再想着作乱，草寇于是平息了。

【明代】陈龙正说：社仓的好处，一方面能救活百姓，一方面能消弭盗贼，不只是能消弭本地的盗患，而且能肃清邻近地区的寇乱。朱文公在崇安赈济粟米，而能在浦城擒获盗贼；魏掞之在长滩浦设立社仓，而回源洞的强悍百姓因此被感化。如果一个县有若干乡区，每个乡每个区各自建立社仓，实在是最高明的计策。

宋孝宗时，赵汝愚担任信州知州，请求设立社仓的奏疏中说：「臣俯察州县之间，遇到水旱灾害进行赈济、赈粜，往往施行的范围只及于城郭，达不到乡村。乡村的人谋生本已艰苦，侥幸得到一点钱，近的要走数里，远的要走一二十里，奔走去请求购买粮食，却已经排在别人后面了。于是老幼百姓愁苦叹息，产生了逃避荒年、投奔丰收之地、轻易离开家乡的念头。其中强壮有力的人，又不肯坐以待毙，就抢夺劫掠，无所不为，以致陷入无辜的罪名。城郭的百姓，大多不至于此。所以臣认为城郭的祸患轻微而容易察觉，乡村的害处严重而难以察知。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圣明恩泽，远采隋唐社仓的制度，明确下诏给有关官员，在每个乡设立粮仓，每年轮流委派两名上等人户，充任社司，主管出纳事务，不遵守法度的人加以惩处。假使能连年丰收，处处都能有所储蓄，那么乡里就会安然自得，好像有所依靠一样，即使遇到荒年，奸邪作乱的念头也就无从产生了。」

谨案：赵公的这篇奏疏，就如同亲身经历过穷乡僻壤，亲眼目睹贫民的疾苦一样。凡是陷于抢劫掳掠之罪的人，都是因为饥寒交迫所逼迫而造成的，他们哪里是乐意招致这种丧身破家的祸患呢？如果社社都建立粮仓，谋生有了途径，这实在是在法网加身之前就先救助了百姓啊。这难道不是南渡之后的贤臣吗？

宋孝宗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上《社仓议》，说道：「乾道四年，臣朱熹居住在崇安县的开耀乡，百姓艰于获得食物，臣请求到本府拨常平米六百石赈济借贷给百姓，百姓无不欢呼相庆。于是把这些粮食存放在乡里，夏天听凭百姓向仓中借贷粟米，冬天让百姓加些利息偿还，每石收息米二斗。如果遇到小的歉收，就减免一半利息；遇到大饥荒，就全部免除利息。这些事务由臣与本乡居住的官员及士人数人共同掌管，共经历了十四年，用六百石归还了本府。现在储存的米有三千一百石，作为社仓，不再收取利息。所以这一乡之中，即使遇到荒年，百姓也不缺乏粮食。俯望陛下圣明恩泽，特别恩准施行此法。」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遍下各路，仿照推行这一办法。

本朝陈芳生说：「社仓的制度，专门用于赈济借贷。凡是官府借贷给百姓的，必定多有侵吞冒领的情况；百姓向官府借贷的，必定要遭受追讨催逼；百姓与百姓之间借贷，必定要付出加倍的利息。只有

译这种社仓制度能免除这三种弊害，即使不是荒年，也可以借来充当种子和口粮。年年出入收支，久而久之，所积存的自然就丰厚了。」

金世宗对户部说：「各地随时都有赈济，往往邻近之地没有粮食，就要到别的地方调取，往返路途遥远，百姓就更加为难了。为什么不随各地设立粮仓呢？丰年就多购买粮食储备以待赈济，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岂不是很容易办理吗？如果只是让钱财充实在府库中，又有什么用处呢？」

谨案：金世宗不愿意让钱财充实府库，而想用来储备粮食，又想随各地设立粮仓来储存这些粮食，实在是深得万物一体的胸怀。假使贤能的臣子能敬承他的这个意愿，广泛推行仁爱之意，来施福给百姓，这难道不是仁术中最伟大的吗！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献策说：「至元六年，有诏令，每社设立一处义仓，由社长主持。遇到大丰收之年，听凭百姓自行相互劝勉督促而增加缴纳的数目。到了饥荒不得已的时候，按照人口数目的多寡而分发粮食。官府不得拘留检查、借贷牟利，并且允许缴纳各种杂粮。这样，不但能够共同赈济救助，而且仁义的风气也能得以推行。」

谨案：尧、汤时代也有水旱之灾，却没有因此而陷入困境，是因为有所准备的缘故。如果社社都有粮仓，各种杂粮都能收纳，用来赈济饥荒，小的灾荒不至于导致百姓流离迁徙，大的灾荒也可以免于百姓饿死。这与临事才想办法的情形相比，差距难道不是很大吗？

明代嘉靖时，兵部侍郎王廷相说：「防备荒年的政策，没有比义仓更好的了。应当将粮食储存在乡里社中，制定为固定的制度。一村之间，大约以二三百家为一防区。每月举行一次，按上中下三等区分人户，各自根据能力捐纳谷物多寡，分别储存在仓中。推举有德行的人担任社长，善于处理事务、能筹划的人担任副职。若遭遇荒年，就按人户多少发放，先救济中下等人户，再顾及上等人户。上等人户还要负责补偿给中下等人户，中下等人户则予以免除。凡是借贷发放，都依照百姓的家庭情况，登记造册，以便官府查考。既没有官府编造造册的繁琐，也没有百姓奔走道路的辛苦。」

谨案：侍郎的这番话，很得法。一村之间，有二三百家的，就作为一防区，共同建立一座粮仓。依照该社的大小，来决定其储积粮食的多少，又让其自行主持管理。这不就是社仓吗？有所准备就没有祸患，乡里之间和睦欢乐，哪里会没有上古时代那种鼓腹而歌的快乐呢！

万历年间，御史钟化民的奏疏中说：「臣听说古代有水旱灾害，而百姓不至于流离瘦弱，是因为储蓄充足而预先有准备的缘故。如今地方一旦遭遇灾荒，就仰赖朝廷内库拨款，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难道是百年长久的规划吗？只有用本乡所出产的粮食，储积在本乡；用百姓所剩余的粮食，分散给百姓，那么村村都有储备，家家都有积蓄，遇到紧急情况就有所依赖，周济百姓就没有穷尽了。臣命令各府州县的掌印官，在每个堡都设立一处义仓，不必新建房屋以致耗费钱财，就在原有的庵堂寺观中就便设立。每个仓库选择好义诚实的人，兼具家产的人共同主持管理。这是在粮食富足之时就加以积储，比起在田园荒芜之后再劝说百姓借贷，难易程度截然不同了。」

谨案：钟御史命令每堡各设立一处社仓，实在是救济百姓的良法。后来的官员如果能世世代代遵守而不失，何至于有饥民聚众作乱的祸患呢！

建立社仓总论说：真是深厚啊，仁人的用心，到了社仓这件事上，可以说是至广至大了。常平仓与义仓，都是设立在州县，只有社仓则分别建立在各个乡里，所以凡是建立在民间的，都可以叫做社仓。怎能因为一个「义」字而对此产生疑惑呢？这种粮仓的好处，不仅能够救济小民的困苦，实在还可以纾解君王的忧心。百姓因饥寒而聚集，叛乱就会立刻兴起，即使很快就被平定，难道就不需要军饷了吗？所以为国家节省费用的人，应

译当建立这种粮仓；想要免除征讨盗贼之苦的人，应当建立这种粮仓；善于培植国家根本的人，应当建立这种粮仓。百姓能够得到饮食，上下就能安定，饥饿的肚子得以填饱，人心自然归附，比起要到别的地方就食、要靠官府赈济的情形，好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跋涉的费用，没有延误时机的损失，没有露宿路途的辛苦。不必驱驰到他乡外省，父母妻儿又怎么会轻易舍弃呢？所以各位贤人没有不殷切关注这种粮仓的。然而深得其中精妙的，是朱文公，他推行此法长久而深知其详情，并且想要推行到天下各地，为什么后人却没有效法他呢？难道是因为民间也有不愿意推行此法的人吗？大功业的成就，本不需要与众人商议，自古就是如此。何况听说近世的常平仓，既不让百姓擅自动用，民间的社仓，又荒废而不建立，这是逼迫百姓陷入沟壑，驱使百姓触犯法网啊，这难道不值得深深叹息吗！《尚书》说：「上天不偏爱任何人，只辅助有德的人；百姓没有固定的归附对象，只归附于对他们有恩惠的人。」社仓若能建立起来，难道上天会不加以辅助、百姓会不归附的吗？君子应当努力去做这件事。

四、严明保甲制度以革除奸邪顽劣之人

【《周礼》　齐国管子　秦国卫鞅　宋代张咏】

【熙宁新法　程伯淳　范仲达　朱熹】

【董煟　明代张朝瑞　王守仁　周孔教】

《周礼》记载：大司徒在各诸侯国及都城郊野推行教化之法，让各地按其教法治理所辖的百姓。规定五家为一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一闾，让他们互相接纳；四闾为一族，让他们互相帮助办理丧葬之事；五族为一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一州，让他们互相周济；五州为一乡，让他们互相以宾礼相待。

注释说：「保」就是相互担保的意思。居住相近，就容易互相督察。「相受」，是说同住在一个门闾之内，就可以互相容纳接待。「相宾」，是说贤能之人都聚集在其中，大家互相以宾客之礼相待并加以推举任用。

齐国管子在《禁藏》篇中说：善于治理百姓的人，不是靠城郭的防御，而是用「什」的编制来辅助，用「伍」的编制来管理。伍中没有不是本地之人的，人没有不是本乡之人的，乡里没有不是本家族的。所以逃亡的人无处藏身，迁徙的人无处容身。不用特意约束就能自然约束，不用召唤就会自动前来。所以百姓没有流亡的念头，官吏也没有防备追捕的忧虑。所以君主的政令可以顺利施行到百姓身上，百姓的心也可以维系在君主身上。

谨案：从前施伯对鲁庄公说，管仲是天下的奇才，所在的国家必定能称霸天下。如今看他所重视的，不外乎保甲之法，那么保甲法不能不急切推行，是很明白的了。

秦国任用卫鞅为左庶长，颁布变法的法令。卫鞅让百姓编为什伍，互相监督检举，一人犯法则连坐。这个法令以五家为一保，十家互相连坐监督，互相纠察。一家有罪，九家必须举发，如果不举发纠正，就十家一起连坐。「司」就是管理监督的意思，编为什伍之法，就是让他们互相兼管。

谨案：这不就是卫鞅的保甲之法吗？他心思虽然残忍，才能却相当雄伟出众，想要百姓遵守他的法令，也好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苏东坡说：「使秦国称帝的人是商君，使秦国陷入危亡的人也是商君。」这话说得真好啊！假使用这个方法来治理百姓，使他们都归于仁厚，怎知不能以王道教化而成就天下太平呢？何至于自己立法而自取灭亡，遭受后世的诟骂呢！

宋代张咏镇守蜀地，在暮春时节出售官仓粮米，价格比市价便宜三分之一，用来救济贫民。凡是十户编为一保，一家犯了事，全保都要连坐，不得再购买粮米。百姓因此很少敢触犯法律。王文康担任益州知州时，采纳建议者的意见改变了张咏的法令，穷苦百姓因此无法得到救济，又重新沦为盗贼。文康于是上奏恢复原来的做法。他的赈济出售之法，每人每天供应二升，按团甲分组发给

译票据前往粮场购买。从二月一日开始到七月底结束，一年发出米六万石。蜀地百姓非常高兴，为此编了歌谣说：「蜀地太守中的贤良之人，先有张公后有王公。抚育我们这些百姓，使我们不至于流亡失所。用什么来报答他们呢，愿他们长寿安康。」

谨案：张公用十家共同承担一人犯法的责任来消除弊端，这个弊端因此得以消除。法令一旦改变，盗贼就又兴起，王文康急忙上奏恢复旧法。蜀地百姓不但为此感到高兴，而且还编了歌谣来称颂。这个法令有益于百姓而不可废除，是很明白的了。担任治理百姓之责的人，如果想要共同实现天下太平，就应当以张公的做法为榜样。

宋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设立保甲法。这个法令规定，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举众人所信服的人两名，担任都保正、副职。凡是保丁，允许自行置办弓箭，练习武艺。于是，各州就借用保甲的组织聚集百姓加以训练。

谨案：最难推行的，就是保甲制度，因为乡里之间纷繁复杂，百姓居住散乱、称谓也繁杂，一时之间要清理整顿，哪里容易查清楚呢？这件事总归要靠贤能的县令，随时审察形势，逐段分清，日积月累认真去做，才能渐渐有条理。王安石的本意，也是想要寓兵于农，但训练没有固定的时间，妨碍农事、骚扰百姓，百姓又怎能忍受这种苦楚呢？所以推行起来而没有成效。想要推行保甲制度的人，应当不拘泥于古法，但也不违背古法，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经世济民之道。

程伯淳担任留城县令时，衡量乡村的远近，设立保伍，使百姓能够互相帮助劳役、患难时互相扶持，孤苦残疾的人责成其亲属邻里照顾，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依靠，路过此地的旅人生病都能得到照料，选拔当地子弟中优秀的人聚集起来加以教导，为乡里的社团制定条规，表彰或批评善恶行为，使百姓有所劝勉、有所羞耻，他在这个县任职三年，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一般。

谨案：保伍之法，是贤人君子必定看重的制度。因为如果舍弃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联络人情，使百姓相互劝勉。所以程夫子在治理乡民社团的时候，特意制定条规，使百姓有廉耻之心，患难时互相扶持，并且提拔其中优秀的子弟加以教导。这都是由于分辨清楚，所以才能勉励得当。如果不是保伍制度为此制定条规，从何着手呢？

范仲达担任袁州万载县令，善于推行保伍法。自古谈论保伍法的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即使有奸细，也无法藏身。每当有形迹可疑、来历不明的人出现，保伍不敢擅自处置，就互相传送到县衙。县衙查验确认没有其他问题，才让人把他护送出境。他任满离职时，境内没有一起盗贼案件。后来张定叟担任袁州知州，想要寻找他的方法却找不到。偶然有一个县吏大致记得保甲的大概情况说：「县城四门外设置四名隅官，这是最紧要的职位，是用来防卫和应对变故的。一个隅官必须能管辖十来里才行。至于各乡，则设置弹压之类的职位，而不再设隅官，暗中寄寓大小相互维系的意思。任用的人和子弟，必须让他们尽力办事，不能像一般的做法那样只是用表彰奖赏来激励拔擢。」

谨案：留心济世救民的人，无时无刻不以善政为念。像范仲达在前推行此法，张定叟在后寻访此法，可惜没能完全得到其中的奥妙。只是从隅官的设置来看，可知他懂得其中的紧要之处，懂得防卫应变的道理，这就类似于社长一类的职位了。总之，奖赏之事明确，那么弹压的作用就切实有效，不良之徒就无法容身于保甲之中了。

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因灾荒请求拨米，建立社仓之后，就订立了保甲法。这个方法以十家为一甲，甲中推举一名甲首，五十甲推举一名通晓事理的人担任社首。逃兵和没有正当行为的人，不得编入甲中。凡是被允许编入的人，又要询问他愿不愿意，只有愿意的人才登记他家大小人口数，共同登录在一本簿册上，以便查核。

谨案：保甲法虽然不是为了社仓而设立的，但既然已经建立了社仓，这个法令就绝对不可缺少

译。不然的话，主持事务的人无人监督，举报的人也没有，贤能与否无从分辨，虚实又从何得知？所以想要富国强兵的人，应当把这个放在首位；而想要敦厚伦理、改善风俗的人，也不能有所懈怠。朱子学问贯通天人，难道会毫无根据就极力推行此法吗？

从政郎董煟说：「官府应当在平日就预先登记造册，以五家为一甲，如果有死亡迁徙的情况，当月里正就要向县里申报改正。凡是新知县到任，应责令用心登记造册存放在县衙，以免临到用时里正有作弊出卖的行为。」

谨案：临到用时才登记造册，其中的弊端无穷无尽，古今都是如此。只有推行保甲法，贫富才能一目了然。然而这种做法要在平日就做好，才是最恰当的，所以预先登记造册，是济世的良好模式。

明代张朝瑞推行保甲法，有人问：以前赈济饥荒都由里甲负责，现在编订保甲来代替它，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初的里甲制度，就相当于现在的保甲制度。以前邻里之间相互靠近，所以编为一里。现在年代久远，人口分散，常常看见里长负责发放赈济，就借机侵吞隐匿。甲首住的地方遥远，难以全面知晓情况。等到知道了情况再赶来，赶来了再索取，索取不成就起诉，起诉后再追究，追究后才有所得，算下来所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所失去的。所以强悍的人心怀愤怒诉诸言语，懦弱的人心怀愤怒表现在脸色上，只得隐忍着离开。甚至有鳏寡孤独之人，里甲说：「他是保甲负责上报的，与我有什么关系？」保甲又说：「他是里甲负责上报的，与我有什么关系？」互相推诿，使百姓死于沟壑之中，无处申诉的情况，多得难以计数。不如统一订立一个法度，都归保甲负责。因为凡是编入保甲的百姓，都聚集在一处，呼唤起来容易集合，贫富也容易知晓。从前熙宁年间就地就近赈济，张咏依照保甲出售粮米，徐宁孙按各镇分别发放，朱文公按各都分别支给，都是采用这个方法。

谨案：铲除奸邪、革除弊端，没有比保甲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留心赈济救灾的人，应当首先重视这个制度。因为如果保甲制度不能推行，那么审核户籍就不会真实。无论恩泽施与的多少，都会被奸邪之人冒领侵吞，那些孤苦无依、嗷嗷待哺的人，仍旧会断粮而死于沟壑之中啊。保甲制度难道不重要吗？

王守仁巡抚江西时，推行十家牌法。规定：凡是设置十家牌，必须先将各家门面的小牌逐一核查落实。比如家中人丁数目，一定要查明某丁是什么官吏，或是生员，或是承担某种差役，学习什么技艺，从事什么营生，或是过继到某家、或是入赘到某家，或是有什么残疾，以及户籍田粮等项目，都要逐一查核落实。十家编排完成后，就依照格式造册，一份留存县衙，以备查考。等到遇到传唤征调等事项时，按照册籍加以查核，就再也没有躲闪脱漏的情况了。一县之事，就如同指着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楚。

谨案：十家牌法如果推行得真实而不虚假，那么保甲之法已经得到了八九成，但还需要注明左右邻居以及每季更换人员的情况，才算是最为妥当，否则一旦有人迁移或去世，仍然会混杂而无从查考。

周孔教巡抚苏州时说：消弭盗贼、安定百姓，没有比保甲法更好的了。这个方法，是为消弭盗贼而设立的，所以是用治理百姓的方式来编订它，人情大多贪图安逸，所以推行起来很困难。是为赈济而设立的，所以是用养护百姓的方式来编订它，民情大多贪图利益，所以推行起来就容易。现在应命令各府州县选择廉洁能干的佐贰官一名，专门主管此事。大体先以城内的治所为中心，每保统辖十甲，各设保正、保副等人员，每甲统辖十户，设甲长一人，分东西南北四方，以东一保、东二保、东三保等为编号，南、西、北也都是如此。至于四方的乡村，保正、保副又由城中的保正、保副分方统辖。假如城中的东一保就统辖乡下的东乡一保，城中的东二保就统辖乡下的东乡二保，其余的都依此为法。这个保甲

译制度，是旧有的法令。而用城中的保来统辖乡下的保，则是新设立的方法。如果乡下的保长抗拒命令，就增派人手协助，由城中的保长协力处理，那么凡是公事都可以立刻办成了。

谨案：保甲之法，本来就不可缓行。但如果用城中的保甲来统辖乡下的保甲，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如朱文公所推行的方法，简便而稳妥。

严明保甲总论说：保甲之法，若不建立，城市杂乱、乡村偏远，在位的官员怎能知道谁贤谁不肖、谁有余谁不足呢？只有一贯推行此法，按照名册来查核，奸邪之人就无法容身藏匿，贫富一目了然，冒领的情况也就没有了。这样看来，保甲制度不正与社仓相为表里吗？所以无论是赈济、赈贷、还是荒年赈粜，都不可缺少保甲制度。即使是在平居无事的时候，也不能不以《周礼》的做法为先导。管子在齐国推行此法，而齐桓公得以称霸；卫鞅在秦国施行此法，而秦孝公得以富强。蜀人歌颂赞美张咏、王文康二公，也都离不开这个原因。熙宁年间可叹的是，王安石想要寓兵于农，反而妨碍了农时，导致百姓饥荒，这实在不值得称道。程伯淳在留城县任职，百姓因此而拥戴他如同父母；朱文公在福建建立此法借贷百姓，百姓因此不敢有侵吞欺瞒的行为。贤人君子尚且不能舍弃这个方法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后来治理政事的人为何都懵懵懂懂而不知道应当重视这个方法呢？只有范仲达推行此法而也达到了精妙的境界，后来张定叟想要寻访这个方法却没能得到传承，百姓的幸与不幸，竟到了如此地步。世道人心从哪里才能恢复到古代那样，实在令人深深感叹。此后又有董煟与张朝瑞说得十分透彻，都切中要害，不可不阅读。王阳明的十家牌法，不超出这个用意；周孔教在苏州推行的方法，也依赖于这个成规。总之保甲之法，推行起来，任凭事情千头万绪、散漫难以查考，我方却能有条有理，坦然明白，赏罚得当，风俗自然淳厚。孟子也曾说过：「死丧迁徙都不离开本乡，同乡共用一井田的人，出入相互友爱，防守巡夜相互帮助，疾病相互扶持，那么百姓就能亲近和睦。」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五、奏请截留漕粮以备急用

【唐代开元诏。宋代大中祥符诏。熙宁诏。王岩叟】

【元祐诏，韩仲通，吕颐浩，乾道诏】

【胡铨　　　元代尚书省臣　明代林聪】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九月下诏说：「黄河南北一带人户繁多，衣食的来源，租赋尤其广泛。近年来遭遇水旱灾害，仓廪还很空虚。今年年成和平，时逢丰收，而所征收的租赋，通过水陆运输运漕以及各种脚钱杂费，必定会很大程度上伤害农民。务必要以优厚宽饶来施惠给这些百姓，停止他们的转运输送，充实仓库储备。今年河南河北应当送往含嘉仓、太原仓等仓库的租米，应当折成粟米，留纳在本州。」

谨案：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认为朝廷的上供最为紧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则知道百姓的粮食也是不能缓解的。留下上供的粮食以备荒年，正是赵威后回答齐国使者所说：「如果没有好年成，哪里会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哪里会有君主？」的意思啊。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下诏命令江淮发运司，每年截留上供米五千石，用来准备荒年赈济。

【宋代】董煟说：祖宗之时，上供的米粮，尚且每年截留一部分以备赈济，那么常平仓、义仓就更不会吝惜使用了，这是可以想见的。既然如此，大中祥符年间的这道诏书，难道不应当端正衣冠、大书特书吗？

宋神宗熙宁年间，浙江数郡遭受水旱灾害，下诏拨发本路上供的粮食二十万石用来赈济。

谨案：从前有人说过，百姓可以（下略，原文未完）

译没有粮食储备，就不能容忍一朝出现饥荒。熙宁年间，虽然天灾流行较多，水旱灾害频繁发生，但当时还有司马光、赵抃、吕公弼等诸位君子在朝，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国家根本应当重视，又怎么会吝惜那些仓库中的粮食呢？只要朝廷下达一道诏令，天下百姓便能重获生机。

译哲宗元祐元年，王岩叟说：「淮南旱情严重，本路的监司却毫不留意。」朝廷下诏命发运司截留上供米十万石，比照市价酌情减价出售，卖给缺粮的百姓，每户不得超过三石。

谨案：民情难以安抚，防患应在饥年，百姓一旦没有粮食吃，该迁的迁，该流亡的流亡，四方就都不得安宁了。王岩叟弹劾监司，不也是应当的吗？幸亏朝廷立即下诏截留十万石，减价出售，在乡里救活了百姓，在民间平息了奸邪。一句话说出而天下太平，不正是像王岩叟这样的人吗！

元祐四年，截留上供斛斗的三分之一，得米五十余万斛，全部用这笔钱买了银绢，上供丝毫没有亏损，命令下达之日，各地都欢呼相庆。

谨案：民情自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往日的欢呼，与今日又有什么不同？与其把粮食堆积在太仓里，任其腐烂，何如把粮食留在地方施恩于民？这是爱民者应当急切图谋的事。

高宗绍兴年间，户部尚书韩仲通请求把上供米所剩余的部分，每年积存一百万石，分列仓廪贮存起来，以备水旱之灾。皇帝下诏依从了他。皇上说：「所储存的粮食一旦遇上水旱，确实有很大补益，不是小事。」

谨案：奏疏可以上呈却不上呈，这不但不为小民谋划饥荒之事，也不为君上建立太平的良策。像韩公这份奏疏一旦施行，饿殍因此得以存活，盗贼因此得以平息，这难道不是对国家社稷大有功劳吗！

绍兴五年，湖南旱情严重，吕颐浩担任统帅，上奏截留拨用上供米三万石，又命广西帅司、漕司两司备粮五万石，用水运运到本路，充作赈济，救活的人极多。

谨案：百姓吃不上饭，死亡相继发生，即便没有意外之患，也已经损耗了国家的元气。吕公上奏截留粮食，若非真正有爱民忧国之心的人是做不到的。

孝宗乾道七年，饶州遭旱灾受损，截留本州储存的上供米三万石，另有献助米二千石，本州义仓米八万余石，又调拨附近县的义仓米五万石，又请求借用防子钱五万贯，接连收购米麦以赈济。江州遭旱灾受损，截留上贡米六千五百余石，本州义仓米四万四千余石，截留从赣州运来的米一万石，赈粜本钱四万余贯，用作本地收购米粮之用，又调拨本路常平米十万石，劝诱富户认购米二万八千六百余石。吉州、筠州等地正运往建康府的米有八万余石，桩管米六万七千余石。

明代陈龙正说：「饶州共得米十六万余石，钱五万贯；江州共得米三十三万余石，钱四万贯。救济饥荒可谓丰厚了！看他多方筹划安排，绝非像隋文帝那样只知多藏。然而隋文帝有余粮却不肯散发，反而促成了自己的危亡；这里粮食不足却乐于散发，反而延续了国祚。人君存心如何，上天降福降祸，岂不值得永远引以为鉴吗？」

乾道年间，胡铨的奏疏中说：「熙宁年间，浙西发生灾荒，而沈起、张靓没有事先奏报朝廷，这是不遵守太宗的制度。元祐年间，浙西发生灾荒，苏轼事先奏请设置防备，这才是遵守太宗的制度。如今各路或旱或涝，正当秋收之际，米价已经飞涨，一天比一天严重。来春难以维持粮食供应，是显而易见的。倘若不事先筹划，那么乙酉年流离失所的祸患，臣恐怕难以避免。」

谨案：这份奏疏所说的话，足以说明截留应当及早进行。如果等到临期才拨用，即便多拨也无益，与其在灾荒已经发生之后才拨用，不如在灾荒尚未发生之前就先截留。胡公以天下为己任，极力排斥和议，深深挫败权奸，无时无刻不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他的考虑无不周到，说的话无不切中要害。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尚书省的大臣上奏说：「杭州、苏州、湖州、秀州四州遭遇大水，请求停发上供米二十万石，审察其中的贫困者予以赈济。」

谨案：大水成灾，百姓饥荒，朝中的大臣能据实奏请留下供米以赈济饥荒，不能不说是心系国计的人。然而以四州亿万百姓，仅仅依靠这一项来救济，比起那些圣君贤主既减免赋税又予以赈济、不惜耗费重资的做法，差距就很远了。

明宪宗

译成化二年，江淮发生大旱，百姓相互残害，皇帝命右副都御史林聪前往赈济。林聪上奏借用江南的粮食以及支运的粮储数十万，分给百姓粮食和种子。

谨案：江淮是财赋汇聚之地，旱荒到这种地步，却没有及早筹划，这是督抚大臣的过失。截留漕粮拨发种子，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总之，灾荒还没到来之前，必须先制定一番对策，怀着爱民的仁心，好好整顿一番，把百姓的生计考虑周全，同僚上下齐心协力，对上以真诚感召天和，对下为百姓谋划长远之计，这样才算做到位了。

关于奏请截留的总论说：「明代储巏在写给都御史的信中说：『眼下救荒的种种简便应急办法，依我看没有比截留漕运的粮食更好的了。』泰昌元年，御史左光斗也请求截留漕粮救荒，可见有智谋的人所见大致相同。唐宋的诏令自有渊源，元明虽然比不上，但也未尝不认为这是好办法。像王岩叟弹劾监司，韩仲通得到皇上的赞许，这种为国为民的心思，岂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做到的？吕颐浩为赈济饥荒而特意上奏，胡铨预先陈奏防备之策，把即将饿死的饥民救活，把无形中滋生的盗贼消弭于萌芽，这就避免了眼看灾情微弱之时不去救治、待其燎原之后又无可奈何的局面。林聪的奏请，大概也接近这个道理吧？圣明的天子以四海为家，难道非要把粮食堆积在京城才算是尽到责任？何况是他的粮食呢！况且天子的仓廪本已充足，陈腐的粮食很多，饥饿的百姓依靠这些粮食才能活命，为什么还要畏缩不敢上奏？忠君爱国的臣子应当像这样吗？至于根据各省地方的大小，奏请截留数量的多少，这不仅在下能救济百姓，也在上广施皇恩于无穷。希望治民的君子能够类推权衡其中的分寸，使百姓即便偶尔遭遇荒年，也不至于面带饥色，上下和乐，中外安定，这难道不能称得上是良吏的伟大功业吗？」

　　六、稽察常平仓以杜绝侵吞欺瞒

【汉代耿寿昌】【隋文帝】唐代陆贽【宋代韩琦】

　　【余靖　　　　　庆历年间诏令司马光　　　　　苏轼】

【高宗谕旨：董煟。元代张光大。明代张朝瑞】

汉宣帝五凤四年，年成丰收，谷价一石只值五钱。耿寿昌建言，命边郡都修筑粮仓，谷价便宜时增加价格收购，以此有利于农民；谷价昂贵时减价出售，以此有利于百姓。这种仓叫作常平仓，百姓感到很方便。皇帝赐封他为关内侯。

谨案：一座粮仓建立起来，百姓和农事两方面都能得利，巩固根本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难道是有关部门为应急才做成的吗？所以官府绝不能挪用其中的粮食。百姓想要借贷，不必等待上奏朝廷批准。有利于百姓而不利于官吏，耿侯建立粮仓的用意本来就是如此。

隋文帝开皇年间，在卫州设置黎阳仓，在陕州设置常平仓，在华州设置广通仓，彼此转运灌注，把关东以及汲、晋一带的粮食漕运，用来供给京城，并设置了常平监。

谨案：隋文帝设置粮仓，也可以说是很齐备了。但丰年既然把粮食充实到仓中，荒年就应当分发给百姓，才能得到建仓的真正好处。这就是既要善于收藏又要善于发放，不能像守仓的人那样只知道吝惜，那样一来，体恤百姓疾苦之心，才能时时刻刻恳切地存于心中。

唐代陆贽的奏议中说：「臣听说仁德的君主在位，天下就不会有饿死的人，难道一定要亲自耕种去喂养百姓，亲自防备去供给食物吗？大概是因为考虑得当，制度得体，在百姓缺粮之前就先加以谋划，在灾害发生之前就先设立防备罢了。」魏朝采用平粜之法，汉朝设立常平仓，隋朝立制，开始创立社仓，一直到开皇年间，百姓都没有遭受饥荒。除了赈济百姓之外，一切都不得挪借挥霍支用，每遇灾荒立即用来赈济。小灾荒就随事借贷，大饥荒就登记造册分发。这样富人不至于奢侈，穷人不至于饥饿，务农的不至于受伤害，籴米的不至于价贵，一举而多种好处都具备

译，能不努力去做吗？谨案：陆贽的用意是，除了赈济百姓之外，一切都不得挪借支用。大概积蓄粮食本来就是为了百姓，倘若官员在平时挪用，到荒年百姓又从哪里能得到赈济？何况奸猾的胥吏知道粮食可以转移，就会生出多少弊端。陆贽这份奏议可谓良法。

宋代韩琦论常平仓米，遇到年成不好时，应当减低原价出售。但出售的时候，须让各县取本乡本村贫困户的姓名，印发凭证，让他们持凭证到仓库买米，每户或三石或两石，不许超过规定的数目。至于城市中，则每天零星卖给流动居住的人，每天或一斗或五升，这样人人都能得到实惠。

谨案：乡村来买米的人，以数石计量；城市来买米的人，以升斗计量。若不是常平仓，不足以应付这些需求。倘若被人借端挪用，情况紧急时又从哪里去籴买粮食呢？所以上级官府不能把常平仓看作无关紧要的钱粮，下属也不可因公借用。倘若上下互相侵占，不但没脸面对耿寿昌，更是深深有愧于韩琦了。

仁宗庆历二年，余靖的奏疏中说：「天下没有永远安定的形势，没有永远常胜的军队，没有永远丰足的百姓，没有永远丰收的年成。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有其治理之道，有其驾驭之术。倘若遇到缓急之事，不可没有准备。」景德年间，朝廷下诏各州依照户口多寡，酌量留下上供钱，起建常平仓，交司农寺登记造册，三司不得过问出入。如今若先被三司支用，那么天下的储蓄就全部用尽了。恳请特降旨意，三司先借支常平仓的本钱，须尽快拨还，今后不得再支拨，一并依照景德年间原先的诏令施行。谨案：这份奏疏说得多么明白！如果先被三司借去，积蓄就用尽了，遇到饥荒年该拿什么救济？余公这份奏疏考虑得深远，说得恳切，可以作为常平仓万世不变的良好规范。

庆历四年正月，朝廷下诏说陕西谷价飞涨，命令转运司拿出常平仓的粮食，减价出售，以救济贫民。

谨案：减价出售，才符合常平仓的本意。如果早已被有关官员挪用，百姓又从哪里得到实惠？皇上的旨意又从哪里得到宣布？这就是上级的稽查应当严格，而百姓的举报应当被允许的原因。

司马光说：「常平之法，这是三代的良法。以前有的州县缺乏常平仓的粜本钱，即使遇上丰年，也没有钱收购。又有官吏懈怠，厌烦收购出售的繁琐，不肯收购，粮食全都落入囤积粮食的富户手中。又有官吏虽然想趁时收购，但县要申报州，州又要申报提刑司，等候指示，往往拖延数月，早已错过时机，谷价已经翻倍上涨，以致出售也难以进行，堆积腐烂。这是法因人而败坏，不是法本身不好。」

谨案：有这三种弊害，已经是常平仓的一大蠹害。何况又有挪用之弊存在，遇到一两个饥年仍不能赈济出售，四种弊害同时侵蚀，百姓丝毫得不到实惠，能不对着常平仓而叹息吗？

苏轼的奏疏中说：「臣在浙江任职两年，亲自实行救荒之政，只用了出售常平米这一件事，不再施行其他办法。若想登记造册救济贫饥百姓，不但花费浩大，有出无收，而且这个消息一传开，饥民就会云集而来，盗贼疾疫随之而生，主客双方都会受害。只有依照条例把常平斛斗拿出来出售，官府简便省事，不必劳烦登记核查勘验发放这些繁琐费事的手续，只要有数万石粮食投放市场，自然就能压低物价，境内百姓人人都能受益。古今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谨案：苏东坡救荒，只用平价出售常平仓的粮食作为最好的办法，后人还是议论他的赈济有不周到之处，可见考虑得还不够广。那么凡是后世担任地方官的人，正应当在常平仓的法度上，竭尽心力经营，兴办其利，剔除其弊，使百姓永远受益，荒年确实有所依靠，这才是最好的对策。

高宗绍兴庚午年，高宗皇帝对执政大臣说：「国家的常平仓，用来防备水旱之灾，应当命令有

译关部门把陈粮换成新粮，不得挪用。若临时向积存粮食的富户借贷，只是虚应故事，没有实际效果。」

谨案：「不得侵用」四个字，高宗已经深知有司的弊病了。可见水旱成灾，其发生难以预料。若不预先储备谷粟以救济百姓，靠什么来解除一时的纷扰？这道诏令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从政郎董煟说：「常平仓的钱物，不许挪用。不知道要用于其他费用，不许挪用。至于救荒，则正是应当动用的时候。若一定要等待上报批准，那么事情就来不及了。如今遇到旱灾受损，距离州县较远的地方，任凭地方官一面自行酌量处置，用常平仓的钱到丰收的地方循环收购，用以救济饥民。等结算完毕之日，再把籴买的本钱拨还常平仓即可。」

谨案：这一段话，说尽了常平仓的利弊。为什么近来却不这样做？变得对官方方便，而对百姓不方便，常平仓好像是为官方而设立的一样。呜呼！这是看重的是官，轻贱的是民，不知道米粮本来出自百姓，一味聚敛而不散发。钜桥的粮食，黎阳的米，正是祸端所在。所以挪用侵占的行为应当加以稽查，而现存的粮食应当用来赈济出售。

元代张光大说：「常平仓，是荒年歉收时的预备，不损害农民，有利于百姓。遇到水旱雹蝗等灾变，百姓不至于面带菜色，不至于陷入流离失所、饿死道旁的祸患，这真是良法啊。它可以遏制富豪谋利的心思，无需登记造册核查户口这样的繁琐手续。有关部门把它视为虚应故事的原因，追究其根源，是因为籴本没有建立起来罢了。若像御史所说的那样，把三台追缴到的赃罚银两，各自按所属拨作常平仓的籴本，这就是返本还原，是爱民的良策。循环籴买出售，以此救济饥民，何必担心米粮有限而不能遍及各个村落呢？为政的君子，如果真能深切领会常平仓的用意，那就可以巩固国家的根基，凝结百姓的心，这是万世的长远之策啊。」

谨案：前人知道常平仓可以巩固国家根基、凝结民心，认为返本还原之道，没有比用赃罚银两来收购粮食更好的了。这不正是筹划周详、考虑得当的表现吗？为什么后世的地方官，没有米就任其空虚，有谷就随意动用？百姓的困苦，全然不去经营谋划，清廉的官吏果真该这样吗？可见稽查是不可稍有懈怠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明代张朝瑞说：「臣看到大明的典章制度，洪武初年命令天下各县分别设立预备四仓，由官府收购粮食储存，以备赈济之用。次等灾情就赈济出售，费用较小；极重灾情就直接赈济，费用较大。奈何年代久远法度湮没，各州县仅仅存有城内一座仓库，其余乡社已经全部没有了。现在想要命令各属县在东西南北适中、水陆交通便利、人烟稠密之处各设立常平仓一所。由本道查发赃罚银两，以及该府县无关紧要的银两，用来籴买粮食储入仓中，不许逼迫科敛骚扰平民。若遇到中等饥荒或大饥荒，就用来赈济出售或直接赈济，富人不许混入购买，仍旧沿用张咏在蜀地赈济时的连坐法。每年由本道或该府管粮官乘单车巡视一次，以防止官员只顾虚名而不务实效。大概社仓的法度，设立时按时收敛储藏，富人不得借机加重利息、抬高价格，贫民年年都能受到恩惠，这确实是救荒的良策。」

谨案：自古以来法度施行久了，弊端就会产生，关键在于经理者的清理整顿。要尽善尽美地防备灾荒、体恤百姓，确实没有比常平仓、义仓更好的办法了。如今张公所说的，颇能得治理的要领，然而后世人情多有弊端，尤其需要委婉地体恤照顾，斟酌变通，务必使法令建立而百姓都能享受到法令的好处，实实在在有益于民间，这才称得上是顺应民俗、有利百姓的最好对策。

稽察常平仓的总论说：「常平仓循环籴买出售，出入都是有利于百姓的巧妙办法，若有良好的官吏能够在其中尽心尽力，彻底为百姓着想，不敢自己图方便，那么苏轼的美好用意仍然可以在今天重现。只是假使各省虽然设有常平仓，一旦遇到饥荒年，官府却

译不肯发放，百姓也得不到粮食，为的是避开上级议罪的严厉追究，这难道是理解设立粮仓的本意吗？试想隋文帝的粮仓米粟未尝不充足，只因为闭藏不发，才导致失败。庆历年间的诏令，高宗的谕旨，几乎接近这个道理了。所以，告诫不得借用挪用的，没有人比得上陆贽和余靖；懂得赈济出售美好用意的，首推韩琦和苏轼。法度的败坏，司马光说得最为详细；粮仓的荒废，张朝瑞论述得最为恰当。其他的都可以作为规范和法式。《左传》说：『事先做好防备以应付不测，这是最大的善事。』常平仓是善于治理百姓的良政，稽察防备的要点，能不慎重对待这件事吗！」

　　钦定康济录卷二

<史部,政书类,邦计之属,钦定康济录》>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康济录卷三上

　　临事之政计二十条

临事总论说：「古时候有乡里的积蓄，用来救济百姓的艰难；有关门渡口的积蓄，用来赡养老弱孤寡；有县都的积蓄，用来应付凶年饥荒。能够让百姓吃饱已经足够了，却还一定要有所积蓄，大概正因为如此，才算是仁政的周全。后世古法不再修举，一旦遇到饥荒困厄，有的只指望官府的粮食赖以活命，有的劝人捐赠借贷来帮助赈济施舍。上面即便有覆盖包容天下的宏大恩泽，下面仍然有很多受冻挨饿的百姓。这都是因为承平日久，丰收积累多年，救灾恤患的政务就被搁置不再讲求了。俗话说：『拯救灾荒贵在及早，赒济危困的道理，如果能够在丰年就有所斟酌准备，自然可以在荒年得以维持。』凡是治理百姓的人，如果真能追随古代圣贤的脚步，开创宏大的制度，那么深厚的恩泽将惠及百姓，丰厚的福泽将遍及天下，仁爱百姓的功业，难道不是很伟大吗！」

　　一、急切祈祷以挽回天意

【《周礼》汉明帝周代逹奚武唐代宗】

【麴信陵宋代王子融苏轼语附宋太宗仁宗】

《东坡志林》李伯时元顺帝明太祖】

　　【梅传】

《周礼》记载：小祝掌管小祭祀，顺应丰年，逆转不合时令的雨水，使风调雨顺，消弭灾害兵祸，使罪过远离。司巫掌管众巫的政令。如果国家发生大旱，就率领众巫跳雩舞求雨。国家有大灾，就率领众巫前往巫恒之处求告【巫恒，是巫中有常法的人，率领众巫前往求告，寻求祈祷禳灾的方法】。谨案：圣王治理天下，他爱护百姓甚过爱护自身。所以商朝大旱，成汤在桑林祈祷，用六件事来自我责备。周朝大旱，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求消灾。他们忧虑百姓忧患到如此地步，百姓拥戴他们如同日月，亲近他们如同父母，也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看《周礼》原本重视祈求，凡是遭受灾害损伤的地方，倘若距离京城很远，在那个地方享受俸禄的官员，怎能不竭诚致敬，对上体察天子的心意，对下拯救百姓的苦难，使得政治清明如同美玉般润泽，常常能听到百姓击壤而歌的太平之声呢？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下诏说：「自入春以来，应时的雨水一直不降，越冬的麦子因干旱受损，秋天该播种的作物还没能下种，这是政事有失偏颇，我十分忧虑恐惧。要审理冤案，登录轻罪囚犯予以宽释。命二千石的官员分别到五岳四渎祈祷，郡界内有能兴云致雨的名山大川，各地长官都要各自斋戒虔诚祈祷，希望能获得美好的感应。」

谨案：天时的水旱，本来就难以预测；人的祈祷，又岂能一概而论呢？如果遇到旱灾，就搅扰龙潭，掩埋枯骨，禁止民间生火，用以抑制阳气而助长阴气；遇到雨患，就关闭城市北门，盖住水井，禁止妇女进入市场，用以抑制阴气而助长阳气。然而这些终究不如一片诚心能感格天意来得恰当。汉代派遣官员分别祈祷，审理冤案，释放轻罪囚犯，既极尽诚心，又施行仁政，难道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吗？

周代逹奚武担任同州刺史时，遇到大旱，高祖下令逹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