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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御茶膳房掌管供应饮食。御药房掌管合制丸药和散药。牺牲所掌管牧养黑牛。总理工程处掌管行营工程。凡遇到工程，选派勘察估价大臣、承修大臣，工程完毕后再选派查验大臣。最初设置内务府时，沿用旧有所属机构办理事务。入关以后，将明代三十二卫的人编入其中，设置内管领处，置内管领八人。顺治三年增加四人，十一年增加八人，分别隶属三旗。康熙二十四年增加四人，三十年增加三人，三十四年增加三人。设置茶饭处，置总领各三人，饭上人三十五人，茶上人十七人。康熙二十年，设置饭上人委署总领一人。雍正元年规定总领授二等侍卫；饭上人授三等侍卫六人、蓝翎侍卫七人；茶上人授三等侍卫三人、蓝翎侍卫四人；又设置茶房侍卫内委署总领一人。乾隆八年规定，三等侍卫中各授一等侍卫一人。乾隆十五年，将饭房改为外膳房。乾隆二十四年，将总领改称尚膳正、尚茶正，将副总领改称尚膳副、尚茶副。承应长十人，康熙六十一年增加一人，雍正元年又增加一人。庖长三人，康熙五十六年增加六人，六十一年增加一人，雍正元年增加二人。另有苏州、江宁、杭州织造官。光绪三十年裁减江宁织造一人。顺治十一年，命工部设置十三衙门，设司礼、御用、御马、内官、尚衣、尚膳、尚宝、司设八监，尚方、惜薪、钟鼓三司，兵仗、织染二局；并在三旗牛羊群牧处设置员外郎六人，管理牛只、羊只各三人。康熙二十三年各增加二人。乾隆十四年裁减并入宁寿宫一人。咸丰三年裁减并入慎刑司二人。光绪三十年裁减一人。次年，将尚方司改为尚方院，设置郎中三人；康熙三十一年裁减一人。员外郎六人，康熙三十八年裁减一人，六十一年裁减一人，光绪三十年裁减四人。催总一人，雍正二年增加一人；乾隆二十四年改名为催长，以下同。乾隆十三年，将钟鼓司改为礼仪监，尚宝监改为尚宝司。当时仍兼用旧有大臣和寺臣。乾隆十七年，将礼仪监改为礼仪院，设置郎中三人，康熙三十八年裁减一人。员外郎八人，光绪三十年裁减一人。赞礼郎十二人，雍正五年增加五人。司胙官四人，康熙三十七年增加一人。乾隆二十四年，将“胙”改为“俎”。光绪三十年裁减一人。喇嘛诵经处设催总一人，乾隆三十三年裁撤。将内官监改为宣徽院，设置郎中三人，康熙二十八年裁减一人，雍正元年增加一人，乾隆四十年改隶宁寿宫一人。员外郎六人，光绪三十年裁减一人。催总八人，康熙年间多次增减。嘉庆十一年规定，保留顶戴的催长五人。嘉庆十八年，御用监设置银、皮、缎、衣四库，置郎中三人、员外郎八人、库使四十人。康熙九年增加二十人，十四年增加二十四人，次年裁减四人，二十八年增加十二人。乾隆十二年，提升十二人为副司库。康熙元年，诛杀内监吴良辅等人，又以三旗包衣设置内务府，将尚膳监改为采捕衙门，设置郎中三人，康熙三十八年裁减一人；员外郎六人，康熙六十一年裁减一人；催总四人。又将惜薪司改为内工部，设置郎中三人，康熙三十八年裁减一人；员外郎六人，康熙十六年增加二人，光绪三十年裁减二人。无品级库掌十二人，康熙三十五年增加二人，雍正三年增加三人，次年增加一人。又增设库守、内副库掌八人。不久又改为库掌、副库掌各十二人，砲作库掌、副库掌各一人。八品催总一人，雍正四年增加；另有无品级催总一人，并在领催中增加委署催总三人。乾隆二十四年，将委署催总改为委署司匠。库守五十九人，康熙三十五年增加八人。又设置总管大臣，由公卿兼任，不设专员。雍正三年，钱粮衙门设置员外郎六人；咸丰二年裁减并入慎刑司四人。咸丰九年，四库各设置六品司库二人。咸丰十二年，御药房设置库掌二人。次年，总管大臣兼管内三院。康熙十六年，设置堂主事一人。将御用监改为广储司，宣徽院改为会稽司，礼仪院改为掌仪司，并将牛羊群牧处裁撤后并入其中。设置掌果二人、果上人十二人。将尚方院改为慎刑司，采捕衙门改为都虞司，内工部改为营造司。康熙二十三年，又从掌仪司分设庆丰司，设置郎中二人。乾隆四十年裁减并入宁寿宫一人，五十七年又增加一人。这就是七司。到这时，宦官的权力全部归于内务府了。同年设置内副管领二十人，雍正二十四年增加四人，三十年增加三人，三十四年增加三人。康熙二十五年，茶饭房设置干肉库，置库掌一人；三十年增加一人，五十八年增加二人，雍正五年增加一人，十二年增加一人。康熙二十八年，广储司设置瓷库、茶库，各置员外郎二人、司库二人，六库合计连同旧有共十二人。光绪三十年裁减六人。匠役催总六人；乾隆二年增加买办催总二人，二十四年将买办催总改为催长，将匠役催总改为司匠。无品级催总四人，乾隆二十四年改为副催长。这就是六库。次年，将文书馆改为武英殿修书处，设置监造官六人；雍正二年裁撤，四年恢复原制。乾隆四十七年规定，正监造为员外郎，副监造为副内管领。御书处设监造官四人，乾隆四十六年增加二人，雍正二年裁撤，雍正八年设置一人；乾隆四十七年规定监造改为司库。乾隆二十五年，畅春园设置柴炭库，置无品级库掌二人、库守八人。乾隆四十二年，设置堂郎中一人，授永定河分司齐苏勒担任，升迁后没有补任。乾隆四十五年，掌仪司设置副掌果二人。乾隆六十年，设置官房租库，置库掌一人。

译雍正元年，设置钱粮衙门，置郎中一人、堂司委署主事十人，雍正十二年裁撤，乾隆二十二年恢复原制。嘉庆四年增加堂上一人，光绪三十年裁撤；庆丰司留一人。次年，设置养心殿造办处，置六品库掌四人，乾隆三十年增加二人，嘉庆四年增加四人，光绪三十年裁减四人。御书处设库掌一人，乾隆四年增加二人；乾隆四十七年改一人为副监造。设稽查御史一人，乾隆十一年裁撤；乾隆三年改由都察院派员稽查。乾隆三年，钱粮衙门设置无品级催总一人，七年增加一人，四年又增加一人，并在领催中增加副催总三人；乾隆二十四年改为副催长。嘉庆三年，保留顶戴的催长、副催长各三人。嘉庆四年，茶饭房设置主事一人；将都虞司承办鲜鱼的事务改归掌仪司，增加催总一人，八年增加一人。乾隆八年，增设承办姜蒜的领催、内副催总各二人，二十四年改名为副催长。乾隆十三年，恢复设置坐办堂郎中，并将督催所裁撤并入其中。乾隆元年，钱粮衙门设置主事一人。乾隆四十年改隶宁寿宫。乾隆五年，造办处设置专管库务官、造办事务官各一人，御药房设置主事一人。乾隆七年，御书处设置库掌二人，八年增加一人，十五年增加一人，四十四年增加二人。官房租库设委署主事一人，不久裁撤。乾隆十二年，六库各设置委署司库二人，不久改为副司库。乾隆二十三年，将造办处库务事务官改为郎中，设置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御药房委署主事一人。乾隆二十六年，总理工程处设置委署主事一人，后来改由司员兼管。乾隆四十年，宁寿宫设置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一人。咸丰六年，增设读祝官四人。按照旧例，内务府读祝官要咨取太常寺赞礼郎担任，到这时才正式确定员额。宣统元年，为避皇帝名讳，将掌仪司改称掌礼司。最初设置时，司礼、宣徽、礼仪、尚方诸院，设总理一人，左、右协理各一人。御用、御马、尚衣、尚膳诸监，设都管一人，左、右副管各一人。尚宝、惜薪二司，设都知一人，左、右参知各一人。司设、兵仗二局，设总辖一人，左、右佐辖各一人。文书馆，设承制一人，左、右佥承各一人。后来这些职位都裁撤了。东陵所属设盘山总管一人，为从五品，乾隆二十九年设置。内围设千总，六品；委署千总兼用七品、八品，各七人。外营设千总一人、把总七人，分别驻守盘山、燕郊、白涧、桃花寺、隆福寺、大兴庄、棽髻山。西陵所属设黄新庄总管一人，乾隆二十九年设置。内围千总、委署千总、外营把总各四人，分别驻守黄新庄、半壁店、秋兰村、梁格庄。汤泉所属设总管一人。康熙五十四年设置八品总领，乾隆六年改置。设苑丞一人，授六品衔、享八品俸；嘉庆十七年设置。苑副未入流，各一人。内围千总、委署千总各六人，外营把总九人，分别驻守石槽、三家店、密云县、要亭、罗家桥、怀柔县。盘山以下各处的千总，都是乾隆年间设置的。热河所属设总管一人，康熙四十二年设置。乾隆十六年规定为内务府额外郎中职，二十一年改用佐领职衔，三十五年授四品职衔，光绪三十年裁撤，归都统管理。副总管一人，乾隆二十一年设置，定为郎中职衔；三十五年增加三人，品秩定为五品，后来改为苑副，光绪三十年裁撤。苑丞一人，乾隆五十四年由苑副改置。苑副原在乾隆三十五年以后设置三人，四十五年增加一人，五十四年改为苑丞。嘉庆十八年以后，又将十名千总改置为苑副，二十年增加一人，二十四年规定与千总互相转补，从此员额没有固定制度。道光十八年裁减四人，二十八年又裁减四人，均各四人。内围千总十八人，乾隆九年设置；道光十二年裁减二人，十八年又裁减二人。委署千总二十八人；道光九年裁减七品一人，十八年裁减七品、八品各十二人。千总、委署千总分别驻守两间房、巴克什营、长山峪、王家营、喀喇河屯、钓鱼台、黄土坎、中关、十八里台、汰波洛河屯、张三营、吉尔哈郎园。总管以下官员掌管护卫行宫，稽查陈设。千总以下官员掌管看守器物，稽查内围，负责督率洒扫。圆明园设总管事务大臣，不限员额，由皇帝特别选派。所属官员有郎中、主事各一人，员外郎二人，苑丞六人，六品、七品兼用；苑副十六人，七品、八品兼用；委署苑副十三人，授九品衔；银库、器皿库委署库掌一人，库守十六人，笔帖式十四人。雍正元年设置总管大臣，另有协理事务官，有时由大臣奏请派任，有时由皇帝选授，没有固定员额。次年设置总领六人。乾隆十六年长春园建成，设置六品一人；二十四年改为苑丞。三十二年增加熙春园六品一人，四十六年增加春熙院七品一人。嘉庆七年将春熙院一人裁撤并入熙春园，十六年将畅春园七品一人改为本园苑副。咸丰十年裁减六品二人，光绪三十年裁减六品一人。副总领十二人。乾隆八年增加七品、八品各一人；十六年增加长春园七品、八品各一人；二十四年改为苑副；三十九年增加绮春园七品一人；四十五年增加春熙院八品一人；嘉庆七年裁减春熙院一人，改为本园的额缺。

译康熙十六年又裁减畅春园八品一人，改为本园额缺。道光二年裁减畅春园四人，合并入绮春园。咸丰十年裁减七品二人、八品三人。光绪三十年裁减七品一人、八品二人。乾隆七年规定，总领为六品并戴蓝翎，后来六品、七品兼用；副总领用七品、八品，各占一半。乾隆六年设置委署副总领二人，十六年增加五人，三十二年改为委署苑副，又增加九人；嘉庆十六年增加二人，咸丰十年裁减二人，光绪三十年裁减三人。乾隆八年设置主事一人。十四年设置库掌一人，三十八年定为六品，并增加七品一人；光绪三十年全部裁撤。委署库掌一人，三十二年增加一人，三十八年裁减一人。库守六人，四十六年增加十二人，咸丰十年裁减二人。乾隆二十二年增设委署主事一人，光绪三十年裁撤。次年，规定协理事务郎中、员外郎各一人。道光二年，将畅春园郎中改为绮春园郎中，咸丰十年裁撤；并裁减其员外郎一人，命其专门办理长春园事务。畅春园设总管大臣，不限员额，由皇帝特别选派。所属有苑丞三人，六品、七品兼用；苑副五人，八品；委署苑副六人，授九品衔；笔帖式三人。康熙年间设置郎中一人，道光二年裁撤并入绮春园。八品总领三人，康熙四十三年增加西花园二人；乾隆五年裁减一人并入静明园；二十四年改为苑丞；三十二年改授六品一人、七品三人。嘉庆十六年裁减七品一人。无品级总领十人，康熙四十三年增加西花园一人，乾隆五年裁减一人并入静明园；三十二年改为委署苑副，额定十六人。嘉庆十二年裁减二人并入圆明园，道光二年裁减四人并入绮春园。道光二十九年设置总管大臣。乾隆三十二年设置八品苑副六人，嘉庆十六年裁减一人并入圆明园。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设总管大臣，不限员额，由皇帝特别选派。所属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三人、苑丞十七人，其中颐和园十一人，静明园、静宜园各三人，六品、七品兼用；苑副二十三人，其中颐和园十三人、静明园六人、静宜园四人，六品、七品兼用；委署苑副七人，其中静明园三人、静宜园四人，均授九品衔；笔帖式十四人。乾隆十五年，瓮山改名万寿山，修建行宫，并将金海改名昆明湖；次年改名清漪园；光绪十四年改名颐和园。设置八品衔委署总催一人，乾隆四十八年升为六品苑丞。乾隆十六年，设置总理大臣兼管静明园、静宜园事务，并设置六品总领一人；十九年增加六品二人；二十四年改为苑丞。嘉庆五年裁减一人并入静明园，十年增加六品二人。光绪十四年以后，将静明园六品四人、七品六人陆续移来，作为本园员额；三十年裁减六品、七品二人。七品、八品副总领各二人，乾隆十八年增加七品六人。乾隆二十四年改为苑副。咸丰十年裁减八品一人。光绪十四年以后，将静明园八品八人移来，陆续作为本园员额；三十年裁减八品四人。八品催总一人，乾隆二十四年改为催长；四十六年升为六品衔苑丞，四十八年定为六品品秩。乾隆十八年设置委署副总领十二人，不久裁减六人；咸丰十年裁减二人，光绪三十年裁减四人。乾隆二十二年设置员外郎一人，兼管静明园事务；二十六年增加一人。嘉庆四年设置郎中一人，协理三园事务。明善堂、观妙堂、西爽村都隶属于它。园外的鉴远堂、藻鉴堂、畅观堂、景明楼、凤凰墩、治镜阁、耕织图，以及功德寺，也都由大臣从本处官员中选派人员办理。玉泉山静明园起初名为澄心园，康熙三十一年改名。设置无品级总领一人，乾隆五年增加一人，八年定为七品；二十四年改为苑丞；三十四年增加六品一人；嘉庆四年增加六品一人，次年又增加六品一人；道光二十三年裁减七品一人。光绪十三年增加六品四人、七品六人，后来裁撤并入颐和园。副总领二人，康熙三十年增加一人，乾隆五年增加一人，九年裁减一人并入静宜园；十八年定为八品，二十四年增加八品一人并改为苑副，三十四年增加八品二人；嘉庆五年增设七品二人；道光二十三年裁减八品一人，咸丰十年裁减八品一人，光绪十三年增加八品八人，后来裁撤并入颐和园。乾隆二十四年设置委署副总领二人，三十四年增加二人，嘉庆五年增加一人，道光二十三年裁减二人。静宜园起初是香山行宫，乾隆十二年改名。乾隆九年设置员外郎一人，道光二十三年裁减。副总领二人，乾隆二十四年改为苑副。乾隆十年设置八品总领一人，十二年增加一人；十六年定为七品，又增加一人；二十四年改为苑丞；三十四年增加七品一人；四十六年增加宗镜大昭庙六品一人；嘉庆四年增加七品二人，不久又增加一人；道光二十三年裁减六品一人、七品二人。无品级副总领一人，乾隆十二年增加一人；十六年定为八品，又增加一人；二十四年改为苑副；三十四年增加八品一人；四十六年增加宗镜大昭庙七品一人；四十八年增加普觉寺七品一人；道光二十三年裁减八品三人，咸丰十年裁减八品一人。乾隆二十六年设置委署苑副六人，三十四年增加二人，四十年增加二人；道光二十三年裁减四人，咸丰十年裁减二人。

译御船处设统领大臣，不限员额；兼管司员一人、笔帖式二人、八品司匠一人、八品水手催长四人、八品网户催长二人。乾隆十六年，将圆明园、清漪园御舟事务改设御舟处，并设置统领大臣以下各官。次年设置八品水手催总三人，三十一年增加一人；八品网户催总一人，嘉庆四年增加一人。嘉庆二十四年，将催总改为催长。管理养鹰狗处设大臣，不限员额。养鹰鹞处设统领二人，从侍卫中选补；蓝翎侍卫头领、副头领各五人，均戴六品冠服。养狗处设统领二人，蓝翎侍卫头领五人、副头领十人，戴六品冠服者九人，七品一人，笔帖式六人。起初设置养狗处以及鹰房、鸦鹘房。乾隆十一年将各房改为处，三十一年裁撤养鸦鹘处，其员额并入鹰上。咸安宫官学设管理事务大臣，由内务府大臣中特别选派；协理大臣由各部院满洲尚书中特别选派，各一人。总裁满洲二人、汉人四人，由翰林院读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以下官员兼任。翻译教习六人，由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举人、贡生、监生考选充任。清语教习满洲三人，弓箭教习满洲四人，均由内务府内部选补。汉书教习汉人九人，由进士、举人考选补充。笔帖式一人。雍正七年，设置蒙古官学管理事务大臣一人，由理藩院尚书选派充任；总裁三人，由理藩院司员充任；教习蒙古二人，额外一人。乾隆十三年，设置景山官学总管四人，由内务府司员兼任；翻译教习满洲九人，由内务府内部考选补充；汉书教习汉人十二人，由举人、贡生中考选补充。康熙二十四年设置以上三所官学，均在光绪三十年以后裁撤。此外，最初设置回、缅官学总管二人，由内务府司员兼任；回子教习由回子佐领下派充，缅子教习由缅甸人派充，各二人。长房官学设满洲教习二人，由内务府笔帖式中选补。蒙古教习一人，由理藩院笔帖式中咨送补充。这些官员后来都裁撤了。武英殿设总裁满洲、汉人各一人，由尚书、侍郎中特别选派。提调二人，由纂修官中奏请充任。纂修十二人、协修十人，由翰林院官员充任。笔帖式四人。上驷院设兼管大臣，不限员额。卿二人，正三品。所属有堂主事二人、委署主事一人；左、右二司各设郎中一人，由郎中掌左司印，右司由员外郎管理。员外郎各二人，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内张家口值年一人，笔帖式十一人。阿敦侍卫十五人。司鞍长三人，正六品；副长二人，授六品衔。蒙古医师长三人，正六品；副长二人，八品。牧长二人，起初无品级，雍正元年定为正七品；副长五人，八品。厩长、署主事各一人，雍正元年各增加一人，十二年裁撤，乾隆二十二年恢复，光绪三十年裁撤。雍正六年，卿的品秩定为三品。乾隆十一年设置蒙古医生头目二人，四十三年定额三人。乾隆十四年规定卿额二人，一人由侍卫充任，一人由内务府官员充任。二十三年设置八品顶戴司鞍长二人。三十九年规定由拜唐阿补放者授六品衔并戴蓝翎。四十五年定额三人。嘉庆六年，依左、右二司的旧例，堂上事务令侍卫兼管。武备院设兼管大臣，不限员额。卿二人，正三品。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南鞍、北鞍、甲、氈四库，各设员外郎、六品库掌各二人，委署六品库掌各一人。伞房设掌盖一人，正六品，乾隆四十四年赏戴蓝翎；副掌盖八品。帐房处设司幄三人，授三等侍卫衔、享六品俸；副司幄三人，授六品职衔、享七品俸。备弓处设司弓三人，授六品职衔、享七品俸，乾隆四十四年赏戴蓝翎；副司弓八品职衔。备箭处设司矢、副司矢各二人，职衔同备弓处。箭匠、▯头、鞾皮、熟皮、鞍板、染氈、沙河氈作等各作司匠，以及穿甲官头目，各一人；■J4作司匠二人，均为八品。无品级库掌六人，库守三十二人，笔帖式二十四人。卿掌管四库的工务，修造器械，陈设兵仗。凡皇帝车驾出入，所属官员都穿着櫜鞬随从。郎中、主事掌管库藏财物的收支以及章奏、公文。北鞍库掌管皇帝使用的鞍辔、伞盖、幄幕，伞房、帐房、鞍板作隶属于它。南鞍库掌管官用鞍辔、皮张、雨缨、绦带，熟皮作隶属于它。甲库掌管盔甲、刀仗、旗纛、器械，■J4作隶属于它。氈库掌管弓箭、鞾鞋、氈片，▯头作、鞾皮作、（原文此处作“作”）、沙河氈作、帽作、杂活作等隶属于它；帽作以下各作另设领催一人。起初名为鞍楼，设置三旗侍卫三人总理其事。所属有员外郎四人，康熙十五年、四十五年各增加三人；库掌三人，顺治十一年定为六品，康熙十五年增加三人，四十五年增加二人；库守二十四人，康熙十五年增加十八人，三十六年增加四人，四十五年增加十人。氈库、弓匠固山达及委署固山达各三人，也称弓箭协领。康熙十一年增设备箭固山达一人，也称备箭协领。二十一年规定弓匠固山达为七品，三十八年规定备箭固山达为八品。乾隆二十九年改名为司弓、司矢，委署者称副司弓、副司矢。四十四年规定司弓、司矢为六品职衔，副司弓、副司矢为八品职衔。光绪三十年各裁减一人。掌伞总领二人，康熙三十三年增加一人，乾隆二十四年改名掌盖。帐房头目、委署帐房头目各三人。康熙二十七年规定头目为七品，乾隆三年规定委署头目授八品职衔，二十四年将头目改为司幄，委署者改为副司幄。

译乾隆三十六年规定司幄为六品职衔，副司幄为七品职衔。顺治十一年改名兵仗局，十八年改名武备院。康熙九年，沙河氈作设置催总一人；乾隆二十四年改为司匠，以下同。乾隆十五年分设鞍、甲、氈三库，置无品级库掌三人；四十三年增加二人，四十五年增加四人。次年，命掌管事务的侍卫一人掌印。乾隆二十一年设置郎中一人，并规定■J4作、亮铁作原设催总六人；二十七年裁减■J4作三人，光绪三十年裁减亮铁作一人。氈作催总品秩为八品。乾隆三十七年将鞍库分为南、北两库，增设▯头作催总一人，也称鸣镝长。三十九年设置鞾皮作催总，次年设置熟皮作催总，并确定其品秩；又设置穿甲官头目一人，由拜唐阿中委派。乾隆八年定为八品职衔。康熙六十一年设置委署主事一人，雍正十二年裁撤，乾隆二十二年恢复。雍正六年，以掌管事务的侍卫为三品卿。乾隆十四年规定卿的员额为二人，仍由大臣兼管。奉宸苑设兼管大臣，不限员额。卿二人，正三品。郎中一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一人、苑丞十人，六品；苑副十九人，九品；委署苑副十人；笔帖式十五人。天坛斋宫设苑丞一人，六品；另有六品衔一人；苑副各二人。稻田厂设库掌一人，六品；无品级催长、委署催长各一人；笔帖式三人。南苑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一人、苑丞七人，授六品衔；苑副十三人，授八品衔；委署苑副六人，授九品衔；委署催长三人；笔帖式五人。卿掌管园苑禁令，按时修缮，以备皇帝临幸。郎中以下各官分别掌管园苑和河道。斋宫掌管陈设、洒扫。稻田厂掌管供应内廷的米粮，并征收田地赋税。南苑各官掌管征收南苑地赋，并办理园庭事务。兼管这些事务的官员有：斋宫兼理郎中、值年员外郎、稻田厂值年员外郎，各一人。起初，紫禁城后山、西华门外的台地隶属尚膳监管理，设置八品催总二人；雍正二年增加二人。顺治十二年改名为景山、瀛台。次年改由内监管理，玉泉山、南苑也一并隶属其管辖。顺治十八年，将南苑改隶采捕衙门，设置员外郎二人；雍正元年增加一人。康熙八年裁减南苑员外郎一人，改授郎中。十年，命内务府总管海喇孙、侍卫布喇兼管景山、瀛台事务。十六年改归都虞司管理。二十三年始设置奉宸苑，置郎中一人；乾隆十六年增加一人，轮流管理长河行宫事务。员外郎四人，主事一人。乾隆三十年，南苑设置八品催总二人；乾隆四年增加一人，十八年又增加一人，分别隶属三旗。无品级总领一人，三十六年增加南红门行宫一人；副总领二人，三十六年增加南红门行宫二人，五十二年增加南红门新行宫一人。雍正元年，奉宸苑、南苑各设置委署主事一人，十二年裁撤，乾隆二十二年恢复。光绪三十年又裁撤。另命大臣统领稻田厂，原来派任的司官二人兼管其事。三年后才改归奉宸苑管辖。乾隆二十年，命会同清漪园大臣管理，设置玉泉山六品库掌一人兼任此职。三年后，增设稻田厂无品级催总一人。第二年，又兼管下清河以上的徬口，设置徬官掌管。乾隆六年，确定卿的品秩为三品。乾隆元年，设置南苑主事一人。十一年，增设阐福寺八品催总一人。十四年，依照上驷院的例制，确定卿的定额为二人，仍选派大臣统领苑务。十六年，增设乐善园、永安寺八品催总各一人；十七年，乐善园再增一人。乐善园设无品级副总领二人，第二年增一人。南苑设委署催总一人，原先已有一人；第二年又增一人。分隶三旗。这一年，依照各行宫园囿的例制，将瀛台、永安寺等处的催总改称总领，副催总改称副总领。二十四年，又将总领改称苑丞，副总领改称苑副，催总改称催长。二十六年，兼管正觉寺，设置苑副一人，命万寿寺、倚虹堂的苑丞分管其事。并命阐福寺苑丞兼管宏仁、仁寿二寺，设置委署苑副二人。积水潭设置苑副、委署苑副各二人。这一年裁撤各处的委署苑副，酌情保留南苑三处行宫的二人；另行分设瀛台、永安寺、乐善园以及河道四人，并授予八品职衔。三十五年，极乐世界、万佛楼建成，设置委署苑副一人。第二年，确定奉宸苑苑丞的品秩。此前苑丞为八品，与各园庭的体制不一致；到这时一律授予六品虚衔，但仍领取八品原俸。三十八年，又确定南苑苑丞的品秩，俸禄同上。将三旗八品催长三人改为苑丞，副催长改为苑副。四十一年，设置钓鱼台苑丞、苑副各一人，新挖的旱河、徬座、莲花池、河泡、岔河都归其管辖。四十二年，南苑、团河的新行宫建成，裁撤新旧各行宫苑丞一人、苑副二人、委署苑副一人，改列为本园的定额缺。新旧各行宫原设苑丞二人，苑副、委署苑副各四人；南苑行宫苑副三人。四十六年，裁撤乐善园苑丞一人，调入团河行宫。嘉庆六年，规定奉宸苑苑丞领取六品俸禄、苑副领取九品俸禄，各二人，其余都照旧。九年，又裁减乐善园苑丞、苑副的定额，另行分设中海苑丞、苑副，倚虹堂苑丞，钓鱼台苑副，以及北海、长河委署苑副各一人。十二年，又从三海等处分设苑丞、苑副各二人，命他们管理天坛斋宫。按照旧例，斋宫隶属太常寺，由归奉祀坛户典守。雍正年间，设置八品催总办理此事。到这时，正式设置苑丞等官，并规定苑丞中一人领取六品俸禄，由郎中、员外郎兼任统领。

译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一人，由盛京将军兼任，后来改为东三省总督。佐领、骁骑校各三人。堂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广储司司库三人、库使十六人。会稽、掌礼、都虞、营造四司，以及文溯阁九品催长、无品级催长，各一人。织造库催长、内管领处内管领，均授六品虚衔；仓领长无品级，各一人。牧掌隶属都虞司，仓长隶属内管领处，各三人，均无品级。笔帖式十五人。顺治元年，盛京包衣三旗设置佐领三人，选一人掌管关防；又设置司库三人，乾隆十九年裁去一人，四十二年增一人，并设置催总、笔帖式等官。不久设置库使十人，乾隆九年增一人。康熙十七年，在领催以下设置骁骑校一人。乾隆十七年，设置总管；第二年设置堂主事一人，改由司库中设置。二十四年，将催总改称催长。二十九年，确定各催长的员额，如前所列；增设内管领、委署主事、笔帖式，均从原有官员中改置。各一人。四十八年，文溯阁建成，设置九品催长、无品级催长各一人。光绪三十年，裁撤主事等官。宦官中，四品总管太监的衔名为宫殿监督领侍；五品总管的衔名为宫殿监正侍，也有由七品执守侍充任的。六品副总管的衔名为宫殿监副侍，也有挂执守侍衔的。首领太监有两种衔名：七品称执守侍，八品称侍监。另有副首领，由八品侍监充任，也有无品级的。笔帖式由八品侍监充任。敬事房设置这些官职，自四品至八品共五等。升迁、降级、调任，由内务府移文咨送吏部。敬事房兼管清字书房、汉字书房、蒙字书房，设总管三人、宫殿监督领侍一人、宫殿监正侍二人、宫殿监副侍总管六人。委署总管没有固定名额，由执守侍充任。专门负责遵奉谕旨，办理宫内事务及礼节，核查外库钱粮，甄别并调补内监，以及巡察各门开闭、火烛和防卫。执守侍、首领、侍监、笔帖式各二人，专门负责掌管案卷、办理事务，承办内务府文书，并负责巡防值更。乾清宫设首领四人，执守侍、侍监各二人，专门负责供奉《实录》《圣训》，管理江山社稷殿的香烛，收贮赏赐和御用器物，负责陈设、洒扫以及御前值更，后来裁减二人。正首领由执守侍充任，副首领由侍监充任。乾清门设侍监首领二人，专门负责御门听政、宝座和黼扆，早晚开闭，稽查臣工出入，登记南书房翰林入值以及侍卫轮班值宿。昭仁殿兼管龙光门，弘德殿兼管凤彩门，侍监首领各二人，专门负责陈设、洒扫和御前值更。按照旧例，内廷的值更很重要，御前值更尤其重要。第一更、第二更，只有首领和执事内监才可以担任此差事，以下各处同。端凝殿兼管自鸣钟，设执守侍首领一人，专门负责近身侍奉皇帝、领取赏用银两，并检验报时钟的时刻。懋勤殿兼设本房首领二人，执守侍、侍监各一人，专门负责承接御笔文书，收掌文房书籍，并登记内廷起居注。四执事设执守侍首领一人，专门负责皇帝所用的冠帽、袍服、衣带、鞋履，随侍时执伞、执炉，承办御用武备，收贮预备赏赐的衣服；后来增设首领一人，由侍监充任。四执事库设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皇帝所用冠袍带履以及寝宫帷幔的铺设。奏事处起初隶属四执事，后来设置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传达诏令，带领召见对答人员，承接题奏事务。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露朱批档案，此后只有军机处的奏事由此处进呈；各部院奏折及内务府奏报家事，也由奏事处官员转呈。日精门兼设上书房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开闭和防卫，以及至圣先师牌位前的香烛。月华门兼设南书房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开闭和防卫，办理内廷翰林出入。尚乘轿设侍监首领二人，专门负责承办请轿及随侍事务。御药局兼管太妃、太嫔以下各位的药房，设侍监首领二人，专门负责带领御医到各宫请脉，以及煎制药物。交泰殿设侍监首领二人，专门负责尊藏御宝，收贮功臣黄册，并检验报时钟的时刻。坤宁宫兼管坤宁门，设侍监首领二人，专门负责祭神香烛以及开闭和防卫；后来改设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一人。东暖殿兼管永祥门，西暖殿兼管增瑞门，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一人，专门负责陈设、洒扫、门禁和值更；后来各裁减副首领一人，首领改由侍监充任。景和门、隆福门、基化门、端则门侍监首领各二人，后来基化、端则二门各裁减一人。内左门、内右门侍监首领各二人；内右门兼管稽查膳房众太监出入，每晚列单报告无事后送交敬事房。景仁宫兼管近光左门以及御书房书画的收贮。御书房起初设置侍监首领一人，后来才改归此处管辖。

译永寿宫兼管近光右门。承乾宫、翊坤宫、钟粹宫、储秀宫、延禧宫、启祥宫、永和宫、长春宫、景阳宫兼管大宝殿。景阳宫起初设置侍监首领一人，后来裁减，之后才归此处管辖。咸福等十二宫侍监首领各二人，专门负责承办传取事务，其余与各处相同。养心殿、重华宫、建福宫设首领四人，执守侍、侍监各二人，专门负责收贮赏赐和御用物品；后来裁减执守侍首领一人。养心殿内兼设吉祥门宫殿监副侍副总管一人，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二人，专门负责近身侍奉皇帝，收掌内库钱粮以及古玩书画。古董房设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收贮古玩器皿。御茶房设执守侍首领三人、侍监副首领四人，专门负责皇帝所用茶饮、果品，以及各处进献物品和节令宴席；后来裁减总管一人。御膳房设执守侍总管三人、侍监首领十人，专门负责皇帝膳食、各宫膳品以及各处进献物品和节令宴席；后来裁减总管一人、首领二人。鸟枪处设执守侍首领一人，专门负责随侍皇帝使用鸟枪。弓箭处、按摩处隶属鸟枪处，后来改由侍监管理。南果房设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收贮干鲜果品。毓庆宫设侍监首领二人，嘉庆元年东宫皇太子临御时才设置。苍震门、遵义门侍监首领、副首领各二人，专门负责开闭和防卫。苍震门首领兼负责稽查祭神房众人出入；后来裁减首领，增设副首领一人。斋宫设侍监首领一人。御花园设侍监首领、副首领各二人，专门负责园内斗坛四神祠的香烛，培育、灌溉花木，饲养仙鹤和池鱼；后来改设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一人。祭神房设侍监首领二人、无品级副首领一人，专门负责祭神和检查祭牲；后来裁减首领一人。中正殿、英华殿无品级首领各一人，专门负责香烛。钦安殿兼管城隍庙，设侍监首领三人，专门负责诵经忏悔、焚香修持；后来裁减二人。寿皇殿兼管永思殿，设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皇帝画像前的香烛；后来增设无品级副首领一人。雍和宫设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一人。后来全部裁减，改设无品级首领一人。兆祥所兼管遇喜处，设无品级首领一人。打扫处设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运水、添水缸以及承办杂务；后来将柴炭、烧坑二处的侍监各二人裁撤，归属此处。熟火处设侍监首领三人，专门负责各处安置熟火、搬运柴炭以及承办杂务。造办处设侍监首领一人，专门负责带领外来工匠制造器物。做钟处设侍监首领一人，所管事务与造办处相同。北小花园设无品级首领一人，专门负责培育、灌溉花木。皇太后宫设执守侍副总管二人、侍监首领五人，茶房、膳房、药房首领各一人；后来裁减宫首领一人，增设茶、膳、药三房首领一人。太妃、太嫔各设侍监首领一人。膳房设执守侍首领一人、侍监首领二人。太妃以下各位的膳房，统一设置执守侍首领一人、侍监首领二人。慈宁宫佛堂设无品级首领十人，其中充任喇嘛的二人；后来改为首领五人，其中充任喇嘛的三人，副首领二人。寿康宫…… 无品级首领四人，后来改设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二人。皇子处设侍监首领一人。公主、皇孙、皇曾孙处无品级首领各一人。瀛台兼管武成殿，设侍监首领、无品级副首领各一人，后来增副首领一人。画舫斋兼管蚕坛，设侍监首领一人、无品级副首领二人，起初未设置，后来增设。永安寺兼管承先殿，设侍监首领、无品级副首领各一人，后来增设副首领一人。景山设执守侍总管一人、侍监首领二人；委署首领无品级，没有固定额数。南府设执守侍总管一人、侍监首领四人，委署首领与景山相同。圆明园兼管长春园、静寄山庄，设宫殿监副侍总管一人、执守侍总管二人、执守侍首领十人、无品级首领四十二人；后来增设执守侍总管一人、首领四人、无品级首领九人，其中有恩赏侍监首领二人。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盘山、畅春园、泉宗庙、圣化寺，都由圆明园总管、首领等承办差务。内务府所属掌礼司设侍监首领五人、无品级副首领八人，后来裁减首领二人、副首领四人。司乐设无品级副首领二人，起初未设置，后来增设。营造司设侍监首领二人、无品级副首领四人，后来裁减首领一人、副首领三人。陵寝及妃园寝设无品级首领二人，后来裁减一人。南花园设无品级首领一人。永安寺、大西天无品级首领各一人，兼任喇嘛。帘子库兼管门神库，设无品级首领一人，后来增一人。太庙设无品级首领一人，后来改设执守侍首领一人、侍监副首领二人。銮舆卫设无品级首领四人，后来裁减二人。另有传心殿、万善殿、番经厂、汉经厂、奉宸苑、武备院、尚衣监、酒醋局的首领太监，后来全部裁减。亲王、郡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也都有固定制度，首领各一人；亲王首领为七品，郡王、公主首领都为八品。

译顺治元年，按照十三衙门的制度授予太监品级。顺治十八年裁撤十三衙门，改由内务府大臣总管。康熙十六年，设置敬事房，设总管、副总管。确定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四殿三作首领太监的员额，并授予八品职衔。乾隆二十六年，裁减文华殿员额；四十七年，三大殿直殿太监全部裁减。康熙六十一年，规定五品总管一人、五品太监三人、六品太监二人，太监授予职官自此开始。雍正元年，规定总管为四品，副总管为六品，随侍首领为七品，宫殿首领为八品。四年，规定敬事房正四品总管的衔名为宫殿监督领侍，从四品副总管的衔名为宫殿监正侍，不久改为五品；六品副总管的衔名为宫殿监副侍，七品首领的衔名为执守侍，八品首领的衔名为侍监。八年，又规定四品至八品不再区分正、从。乾隆七年，规定内监授爵不得逾越。按照旧例，宦官不过四品，到这时编入法令。五十一年，确定亲王、郡王、公主府中太监首领的员额，并授予八品衔。嘉庆年间，增加亲王首领为七品。嘉庆六年，赏赐庆郡王府七品太监三人；给仪亲王、成亲王、定亲王各增设八品太监一人，但不作为固定制度。太祖、太宗鉴戒前代而改变制度，不设置宦官。世祖入关后，依照明代宫廷旧制，裁定宦官员额，人数只在一千多人。世祖下谕说：“朕考察官制，唐、虞、夏、商都没有任用宦官；周代才完备了宦官的职掌。秦、汉以后，宦官掌握兵权、干预政事，流传下来的祸患无穷。”又命官员不得同内官结交。还在交泰殿铸造铁碑，碑文说：“今后如有犯法干政、窃取权力、收受贿赂、嘱托内外衙门、结交满洲和汉人官员、越权擅自奏报外事、上书评论官吏贤能与否的，凌迟处死。”不久，吴良辅等人煽动设置十三衙门，擅自窃取威权和福祉，世祖遗诏要求揭发其奸恶。圣祖继承皇位后，消灭了其中最凶恶的首领。当时明末的内监还有留在宫中服役的，宫廷纲纪因而肃然。雍正年间，加强防范内监家属，命内官自我约束，直隶总督要具题报告。高宗制定的法令严厉，太监高云从稍微参与外廷事务，张凤盗窃并毁坏金册，都依法正刑。皇帝车驾到灤阳时，巡检张若瀛杖责违法内监，特别擢升七级，并颁布条例，使其永远遵守。又下谕说：“明代内监多达数万人，蟒袍、玉带滥加于身。如今宫中和苑囿的宦官总数计算起来不超过三千人。” 当时宦官一并隶属内务府，大概仍有古代冢宰统摄宦官的含义。然而，他们的员额与世祖时期相比已经增加了一倍。后来停止派汉员教授文字，报充内官也不经过礼部，奏事时改易王姓，并屡次加以裁抑，以整肃风纪。因此，到高宗在位六十多年结束时，宦官不敢作恶。嘉庆初年，因为内外勾结，降吴天成为七品总管；又因常永贵骄横放纵、无法无天，革去其六品总管职位；萧得禄因滥行保举获罪，也革去督领侍职。等到刘得财、刘金等人信奉邪教，图谋收纳叛逆之人，终于酿成林清的大变乱，其凶恶悖逆更加严重。后来曹进喜向吏部、兵部的曹长索取道府职名册，马长喜冒领滥授名器，曹得英私自放出鸟枪，张府还私藏军械。同治元年，御史贾铎上疏报告内监演戏、裁剪贡缎制作戏衣，却没有听说追究他们并施加惩罚。八年，竟有安得海冒充钦差，承办织造龙衣，船上飘扬旗帜，使居民惊慌害怕。其他如蓄养优伶、纵马冲撞仪仗等，屡屡败坏法度，无法一一记载。光绪十二年，御史硃一新上疏陈述李莲英跟随醇亲王巡视海口，容易重蹈唐代覆辙，诏令将李莲英降为主事。二十七年，总督陶模上疏说近来宦官的事情看似微小而祸患严重，应当革除弊政，奏章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宦官于是与清朝国家一同走向终结。

译《志》第九十四。职官志第六：新官制。内阁、外务部、出使大臣、税务处、民政部、内外巡警总▯、度支部、清理财政处、大清银行。造币总厂、学部、国子监、大学堂、陆军部、海军部、法部、修订法律馆、大理院。京师各级审检▯、农工商部、邮传部、军谘府、弼德院、资政院、盐政院。典礼院、礼学馆、提学使、提法使、外省各级审检▯、东三省各司、禁★军。督练公所、军制、镇制、陆军镇监、巡防队、海军舰制。清朝初年厘定官制，官职和仪制大体完备。后来中间多次变更，制度有存有改、反复沿革，时代已经不同了。到了德宗时期，外患接踵而来，译署开始设立。随后改设专门的部，商部、警部、学部相继设立，并裁并府、寺，分设十部。后来议论实行立宪，将理藩院改为部，设置军谘处；又把巡警改为民政，户部改为度支部，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另设海军处，刑部改为法部，另设大理院；又取工部所管的轮船、铁路、邮政、电报等事务，专设邮传部。以现在的制度与过去相比，确实制度很多。宣统年间继承并发展前制，将枢密事务合并入内阁，增设海军部，裁撤吏部，改礼部为典礼院，改盐政处为盐政院。仍担心内阁权力过重，于是设置弼德院来相互制约，设置资政院加以监督。在前人事务基础上增补新的事项，采纳各地不同的制度，因事创设名称，导致官员冗多、职掌混杂，品阶资格和官品界限也还没有完全分明。至于简选、奏请、咨文、补授等制度，实际情况都在这里，编纂保存下来，详细列在后面，也可作为考察制度得失的资料。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各一人，特旨简派。国务大臣十人，由各部大臣兼任。丞一人。承宣▯▯长、副▯长各一人。制谘、叙官、统计、印铸四局，局长各一人。丞以下官员都由请旨简派。属官有佥事、印铸艺师，均由奏请任补；艺士、录事，均由咨文任补，各有若干人。所辖法制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参议四人，均由请旨简派；参事由奏请任补；佥事、录事根据事务繁简酌情设置。总理大臣掌管参与谋划机密要务，制定和协调时政。法律、诏令须由国务大臣会同署名。事情涉及一个或数个部的，由有关各部大臣会同署名。开会时充任议长，由协理大臣辅佐。丞掌管内阁主要事务，统领各局，使各局与各部长相协调。承宣掌管发布诏令，遵守法典，负责文书和图籍。制诰掌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起草并进呈定稿，稽核颁发宝星、勋章，主管藩封和勋级。叙官掌管考核功绩、评定考课，汇总核验履历。统计掌管统一统计表，刊行年鉴。印铸掌管编辑《官报》。其余依照旧制，详见礼部。法制院掌管编纂法规，修订明确法令，拟定后上奏听候裁决。光绪三十二年，改组内阁，设置会议政务处，以各部尚书充任内阁政务大臣。宣统三年，改设责任内阁，以军机大臣充任总理、协理大臣，并确定内阁属官制度，如前面所列。外务部设外务大臣、副大臣各一人，特旨简派。承政▯设左丞、右丞，参议▯设左参议、右参议，各一人，均由请旨简派。参事四人，由奏请任补。属官有司务▯司务二人，由咨文任补；和会、考工、榷算、庶务四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二人，均由奏请任补。以上各部相同。大臣掌管对外交涉，彰显并传播国家的德义和信用，保护华侨、佣工和客商，以谨慎处理邦交。副大臣辅佐大臣。丞掌管机密文书，统领各项事务。参议掌管审议法令，参事辅佐参议，各部相同。和会司掌管外国使臣觐见、盟约、赏赐，并负责领事更替和司员升迁。考工司掌管铁轨、矿产、电线、船政，以及制造军火、聘用外国专家、招募工人、派遣游学等事，各自办理相关职务。榷算司掌管外国货物、海船的征税和贸易，统管国债、邮政，稽核本部以及出使人员的经费。度务司掌管江海防务、疆域界址，以及传教、游历、赏恤、禁令、裁判诉讼等事，并依照条约办理。有丞、参以上的行走官、额外司员、七品小京官。民政部、邮传部、法部的小京官有固定员额。所辖储材馆设提调、帮提调各一人，由本部司员中选派。文案、支应、庶务等事务，都派员分别办理。雍正五年，确定恰克图贸易条约，设置办理俄国事务大臣，见第五款规定，不是固定官职。咸丰元年，改归理藩院。十年，文宗北巡，特设专官办理抚局。同年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主持。司员统称章京，满、汉各设八人。当时实行分署办理事务的制度：户部司员核查关税，理藩部司员掌管文书，兵部司员管理台站驿递，内阁人员掌管机密，都隶属总办、帮办。三年，改为英、法、俄、美四股；九年，增设海防股；后来改为俄、德、英、法、日本五股。宣统元年，将俄、德合为一股，增设秘书、机要二股。第二年，设置总办四人，称总办章京。同治元年，增设额外章京，满、汉各二人；二年各增六人；光绪九年各增四人；十年各减四人；二十三年各增二人。三年，设司务▯，置司务二人。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签订，改名为外务部，位次列在各部之上。设置总理亲王、会办尚书，以及兼会办的左侍郎、右侍郎各一人。将总办改为左丞、右丞，左参议、右参议各一人。并设置郎中以下各官，不分满、汉。三十二年改订官制，意在合并满、汉官制，但翰林院、都察院仍依照旧制。这一年增设翻译官十五人，七品、八品、九品各五人，分股办理事务。宣统三年，新内阁成立，裁撤总理、会办的兼职，将尚书改为大臣，侍郎改为副大臣；裁减侍郎一缺，各部相同。管理各部的制度到这时废除。一等出使大臣，正一品，特旨简派。参赞，正三品；通译官，正五品，均由奏请任补。没有固定员额，有事时设置，事情办完即裁撤。

译二等出使大臣，正二品，特旨简派。参赞官原定四品，后来改为从四品，由奏请任补，各一人。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奥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各一人；法国、日本、葡萄牙各一人；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各一人。分馆代使设二等参赞官二人；西班牙一人，葡萄牙一人。二等参赞兼总领事三人，墨西哥、秘鲁、古巴各一人。三等参赞八人，原定五品，后来改为正五品，由奏请任补；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各一人，美国、日本各二人。二等、三等通译官，二等为从五品，三等为从六品，由奏请任补。一等、二等书记官，一等为从五品，二等为从六品，由奏请任补。商务委员，正五品，由奏请任补。武随员各使馆一人，只有奥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不设置三等通译官和武随员。分馆二等通译官、书记官各一人。总领事，从四品，由奏请任补，共十三人：新加坡、澳洲、南非洲、加拿大各一人，隶属英国使馆；海参崴一人，隶属俄国使馆。墨西哥、古巴、金山、小吕宋、美利滨、巴拿马各一人，隶属美国使馆；横滨、朝鲜各一人，隶属日本使馆；爪哇一人，隶属荷兰使馆。领事，正五品，由奏请任补，共十四人：槟榔屿、纽丝纶、仰光、温哥埠各一人，隶属英国使馆；檀香山、嘉里约各一人，隶属美国使馆；萨摩岛一人，隶属德国使馆；神户、长崎、仁川、釜山、新义州各一人，隶属日本使馆；泗水、巴东各一人，隶属荷兰使馆。副领事，从五品，由奏请任补，共二人：元山、甑南浦各一人，隶属日本使馆。另有由外国人兼任代理领事的，法国在马赛，意大利在米朗、纳婆尔士，美国在波士顿、费城等地。使臣掌管国际交涉，参赞辅佐使臣。领事掌管保护华侨。康熙初年，俄国派使臣来往，尚未形成制度。同治六年，才开始派使办理外交事务，由道员志刚等人以及美国使臣蒲安臣担任。光绪元年，确定出使制度，命侍郎郭嵩焘出使英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出使日本，京卿陈兰彬出使美国、日本、秘鲁，均设置副使。另设秘鲁、日本分馆，设置金山、嘉里约、古巴总领事各一人。后来这些国家成为自主国家，改派公使。二年，规定使馆参赞二人、翻译四人。十四年，又规定翻译、随员二人或三人；分馆设参赞兼领事一人，翻译、随员各一人，参赞员额不变。三十二年，确定参赞以下各官的员额，如前面所列。此后使臣接连四处派出：英国使臣兼任意大利、比利时使臣，俄国使臣兼驻德国，并将奥国、荷兰隶属其下。四年，设置新加坡领事，后来改为总领事；日本各口岸设置理事官，后来改为领事。第二年裁撤副使，设置檀香山领事。八年，设置纽约领事。十三年，设置小吕宋总领事、仰光领事、槟榔屿副领事，后来副领事改为领事。十七年，设置南洋各岛领事。二十一年，选派法国专使。二十三年，选派德国专使，荷兰改隶其下，并增设韩国使臣。三十三年撤回，改为总领事。二十六年，设置韩国各口岸领事，以及海参崴商务委员，后来商务委员改为总领事。二十八年，改为驻法国使臣兼任驻日本使臣，驻美国使臣兼任驻古巴使臣，另设分馆，并选派奥国、意大利、比利时三国专使。第二年，设置墨西哥分馆。三十年，设置南非洲总领事。三十一年，选派荷兰专使兼办保和会事务，并由驻法、驻日使臣兼任驻葡萄牙使臣，不久设置葡萄牙分馆。三十四年，规定使臣为二品专官，并确定参赞等官的品秩。宣统元年，设置美利滨、加拿大、巴拿马总领事。此后澳洲、温哥埠、萨摩岛、纽丝纶等地相继设置领事。三年，设置爪哇总领事、泗水和巴东领事；当年秋天，设置朝鲜新义州领事。三等出使大臣，正三品，特旨简派。参赞臣、通译官没有固定员额，也不常设。保和会专使大臣一人，正二品，特旨简派。陆军议员一人，由熟悉西文的武官充任。光绪三十三年，停止荷兰使臣的兼职，改设专职。督办税务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充任，后来改由大臣、副大臣充任。掌管关税，督率关吏。提调、帮提调、分股总办、帮办各一人，均由外务部、度支部的丞、参兼任。所辖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各一人，税务司四人，副税务司六人；各关税务司五十九人，其中潮海五人，粤海、岳州、北海各三人，胶海、镇江、东海、闽海、津海、金陵、苏州、吉林各二人；江海、梧州、拱北、哈尔滨、山海、浙海、厦门、九龙、九江、亚东、长沙、大连、瓯海、福海、三水、龙州、杭州、安东、沙市、重庆、江门、南宁、琼海、宜昌、奉天、腾越、思茅、蒙自各一人。副税务司三十七人，其中江汉、粤海、江海、三水、津海、珲春各三人；大连、潮海、琼海、九龙各二人；苏州、南宁、龙州、重庆、奉天、杭州、厦门、闽海、哈尔滨、芜湖、大通厘局各一人。

译以上官员都由外国人担任。起初，海关设置监督，由各部俸深司员充任。不久改由督、抚担任监督，只是保留这个名义而已。道光以来，海疆日益开辟，于是开始设置北洋、南洋通商大臣，关道和监督都隶属其管辖，也有由将军兼管的。津海归直隶津海道管理，山海归奉天奉锦山海道管理，东海归山东登莱青道管理，都隶属北洋。镇江归江苏常镇通海道管理，江海归江苏苏松太道管理，芜湖归安徽皖南道管理，浙海归浙江宁绍台道管理，瓯海归浙江温处道管理，江汉归湖北汉黄德道管理，宜昌归湖北荆宜施道管理，重庆归四川川东道管理，都隶属南洋。闽海归福州将军管理。粤海、潮海、北海、琼海、九龙、拱北各设监督一人。嘉峪归甘肃安肃道管理，龙州归广西太平思顺道管理，蒙自归云南临安开广道管理，隶属本省督、抚。咸丰以后，聘用英国人威妥玛、美国人斯密斯协助办理税务，后来由李泰国接任。派任为总税务司；凡是海关都设置税务司、副税务司。后来沿江各埠以及内地陆路增开口岸，也都归属海关。这就是海关开始招聘外国专家的起源。当时管辖权属于总理衙门。光绪二十三年，开始设置税务处，总税务司以下各官都受其节制。此前户关、工关分别隶属户部、工部，到这时才以“常关”作为名称。后来外务部与税务处规定常关分设税局：距关五十里以外的归监督，五十里以内的归税务司；内常关、外常关名称就是由此开始的。民政部设民政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丞、右丞、左参议、右参议各一人。承政厅设员外郎、主事、小京官各四人；参议厅设参事二人。民治、警政、疆里、营缮、卫生五司，设郎中八人，其中民治、警政、疆里三司各二人，其余各一人；员外郎十六人，民治、警政、营缮三司各四人，其余各二人；主事十八人，民治、警政两司各五人，营缮司四人，其余各二人；小京官各一人。习艺所设员外郎一人，兼任消防队总理；主事二人，五品警官五人，消防队员三人。习艺所设六、七品警官各九人，消防队员各六人，习艺所员额各三人；八、九品警官各十二人，消防队员各八人，习艺所员额各四人。以上人员都隶属警政司。六、七品艺师各一人，隶属营缮司；六、七品医官各一人，隶属卫生司。自警官以下，都由奏请补授。八品录事二十人，九品录事三十二人，都由咨请补授。大臣掌管户籍，整顿风俗教化，安抚黎民，以安定国家的治理；副大臣辅佐大臣。民治司掌管编制审核户口，并负责乡里的保息事务。警政司掌管巡察和禁令，分别考核行政、司法事务。疆里司掌管疆界、地图和志书，审核查验官府与民间的土地。营缮司掌管陵寝工程，修治道路，并保护古迹、祠庙。卫生司掌管检查医药、防治疫病，兴建医院。所管辖的机构有：豫审所，后来隶属大理院；路工局、教养局，都遴选人员分别办理事务。光绪三十年，设置巡警部，设尚书、左侍郎、右侍郎、左丞、右丞、参议各一人。警政、警法、警保、警学、警务五司设郎中五人，光绪三十二年增加二人；员外郎、主事各十六人，三十二年增加员外郎二人、主事四人。三十四年，营缮司增加一人。小京官四人，三十二年增加五人。一、二、三等书记官各十人，仿照七、八、九品笔帖式的旧制；三十二年改为八、九品录事。习艺所设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三十二年改名为民政部，设承政、参议两厅，设参事二人；改设民治、疆里、营缮、卫生各司，警政司仍旧。宣统元年，确定习艺所和消防队的员额，如前面所列。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内城、外城巡警总厅各设厅丞一人，最初定为正四品，光绪三十三年升为从三品，由请旨简选。厅丞掌管巡行坊区，并负责御驾经过道路的警卫。总务处设总佥事一人，秩为从四品，由奏请补授。行政、司法、卫生三处各设佥事三人，正五品，都由奏请补授。五品警官各四人，六品警官十九人，其中内城十人、外城九人；七品警官二十人，其中内城十一人、外城九人；八品警官二十七人，其中内城十四人、外城十三人；九品警官二十八人，其中内城十五人、外城十三人。七品以上由奏请补授，八品以下由咨请补授。八、九品录事各四人，委派任用。光绪三十年，设置京师内城、外城巡警总厅，分别设厅丞一人。设总务、警务、卫生三处，各设参事一人，正五品。三十三年改为佥事。内城设五个分厅，外城设四个分厅，设知事九人，正五品。三十二年增加司法处，将警务处改称行政处，并提升总务处佥事的品秩，使其成为属官中的首领。设置五品以下各级警官，员额不固定；八、九品录事各四人。后来将内城五个分厅合并为中、左、右三个厅，将外城四个分厅合并为左、右两个厅，裁减知事四人。设置内城二十六区、外城二十区，区官由六、七品警官充任，后来改称区长；区副由八、九品警官充任，后来改称区员，各一人。三十四年，将内、外城区各裁减一半。宣统元年，裁撤分厅，裁减知事。

译度支部设度支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丞、右丞、左参议、右参议各一人。承政、参议两厅，均设郎中三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三人。田赋、漕仓、税课、筦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十司，设郎中三十一人，其中制用司四人，其余各司三人；员外郎四十四人，其中制用司六人，田赋、库藏两司各五人，其余各司四人；主事三十五人，田赋、筦榷、通阜、廉俸、会计五司各四人，其余各司各三人。金银库设郎中一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二人。收发稽察处由督催所改置，设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大臣掌管财政计算，核对银行、造币厂以及土药统税事务，以管理国家财政支出；副大臣辅佐大臣。田赋司掌管田地、赋税，稽核八旗和内府庄田的地亩。漕仓司掌管漕运的核销、仓粮的积储以及各省兵米、兵粮的数额，汇总册籍账簿上报。税课司掌管商货统税，考核海关、常关税收的盈亏。筦榷司掌管盐法和各种杂税，凡盘查运输、各库赈济和征收、土药统税，都要核验实际数额。通阜司掌管矿政、币制，稽查银行、造币厂的公文。库藏司掌管国库储藏，并掌管颜料、缎匹两库。廉俸司掌管核定发放官员俸禄，审计各部门的职钱、餐钱。军饷司掌管核定发放军粮军饷，稽核各省报解的协饷。制用司掌管核定工役经费，筹划京饷、协饷，并兼管杂支、例支。会计司掌管国家财政的收支，审计公债及其他款项，编制收支表式。金银库掌管金帛的收支期限和会计核对。收发稽察处掌管各司承接、发出事务。所管辖的机构有：币制司，设提调一人、帮提调二人，由本部丞、参兼任；庶务处设调查、筹办、稽核、编译各股，都派员分别办理事务。光绪三十二年，改户部而设度支部，裁并财政处，将其事务并入，设置尚书、左侍郎、右侍郎、左丞、右丞、参议各一人。将原十四司合并为十司，改置郎中以下各官，均如前面所列。宣统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清理财政处设提调、帮提调各二人，由本部丞、参兼任；总办、帮总办各一人；总核坐办科员，员额不固定。各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二十人，授予三、四品卿衔，奉天、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副监理官二十四人，由奏派的吉林、黑龙江、江宁、两淮各一人，其余省份与正监理官相同。宣统元年设置。大清银行设正监督一人，正三品，由请旨简选；副监督各一人。储蓄银行设总办一人，分行设总办二十人，津、沪、汉、济、奉、营、库、重、广、赣、晋、汴、浙、闽、吉、秦、皖、湘、滇、宁各一人，以上由大臣奏请派任。光绪三十三年，设置户部银行，设总监督一人，品秩相当于左丞。不久改名为正监督。次年改为大清银行。造币总厂设正监督一人，正三品，由请旨简选；副监督二人。各分厂设总办，奉天、江宁、广州、四川、云南各一人，由清理财政正监理官兼任；江宁、武昌、广州、四川、云南设帮办各一人，由副监理官兼任，共五人。光绪三十三年设置。学部设学务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丞、右丞、左参议、右参议各一人。参事厅设参事四人，司务厅设司务二人。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郎中各二人，员外郎十五人，其中总务司五人、普通司四人，其余各司各二人；主事十八人，其中总务、普通两司各六人，其余各司各二人。一等书记官正七品，由奏请补授，共十一人；二等书记官正八品，共十七人；三等书记官正九品，共十五人。二、三等都由咨请补授。大臣掌管劝学育才，稽核、颁布各级学校的政令，以启迪民智；副大臣辅佐大臣。总务司掌管机密要务、公文往来，审核图书典籍。专门司掌管大学和高等学校，凡专业教育和技艺教育都由它总领。普通司掌管师范学校、中学校、小学校，按照各自的法定规章考核、督促课业。实业司掌管农工商学校，并审核各省实业事务，为百姓兴利。会计司掌管收支计算，管理器物，以及教育方面的恩给。兼管的机构有：八旗学务处总理、协理、督学；调查图书各局的局长、局员；编订名词馆总纂；图书馆正、副监督以下各员，均择人任用，不另设专官。光绪二十二年，设置管理官书局大臣。在此以前，京师设置强学书局，讲求、研究时务；到这一年改归官办。二十七年，又命尚书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二十九年，改称学务大臣。三十二年，开始设置学部，设尚书、侍郎、左丞、右丞、参议各一人；五司各设郎中一人，员外郎十二人，主事十五人，视学官员额不固定，定为正五品，由各司官员派充。次年，命大学士张之洞主持部务，但不是永久制度。宣统元年，改视学官为差遣职，增加郎中五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三人。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国子监设丞一人，正四品，由请旨简选，掌管文庙、辟雍的典礼。典簿正七品，由奏请补授，设四人，掌管祭祀典礼和庙户。典籍正八品，由咨请补授，设四人，掌管祭器、乐器。文庙设七、八、九品奉祀官各二人，由咨请补授。正通赞官从六品，由奏请补授；副通赞官从八品，由咨请补授，各二人。二、三等书记官各三人，光绪三十二年设置。大学堂设总监督一人，正三品，由请旨简选；经、法、文、工、商五科各设监督一人，由奏派。教务、庶务、斋务各设提调，都聘请通晓学务的人担任。光绪二十五年，创设京师大学堂，命大学士孙家鼐主持。三十二年，规定总监督为专任官职。

译陆军部设陆军大臣一人，任正都统，由特别简选；副大臣一人，任副都统，由特别简选。参事四人，检察官八人，部副官四人。各省调查员员额不固定，都由正参领以下军官充任；副参领以上由请旨简选，协参领以下由奏请补授，额外军官、军佐由咨请补授。录事二人，由额外军官和中、下士充任，以下同。承政、军制、军衡、军需、军医、军法六司，各设司长一人，由副协都统、正参领充任，处长与此相同；副官一人，由正、副军校及相当的文官充任。科长十六人：承政科四人，分秘书、典章、庶务、收支四科；军制科七人，分蒐简、步兵、马兵、砲兵、工兵、辎重、台垒七科；军衡科四人，分考绩、任官、赏赉、旗务四科；军需科三人，分统计、粮服、建筑三科；军医科二人，分卫生、医务二科；军实科二人，分制造、保储二科。各科设科员一人，由正、副参领充任。一、二、三等科员共一百六十二人。承政科科员二十八人，军制科四十一人，军衡科四十七人，军需科三十人，军医科十四人。由一等副协参领充任。二等由协参领、正军校充任，三等由正、副军校充任。译员四人，司电员三人，递事官十七人，隶属承政司。绘图员、艺师、艺士各一人，隶属军制司；以上职位由陆军官佐或学生充任。法规总编纂员二人、编纂员三人，隶属军需司，由文武中相当的人员充任。监长由协参领、正军校充任，监副由正、副军校充任，各一人。司法官十四人，看守官三人，隶属军法司，由学习法律的军官充任。审计处设处长、副官各一人，科长二人，综察、核销科各一人，科员二十八人，两科各十四人。各司、处设录事共一百三十六人。暂设机构有：军实司设司长、副官各一人，科长二人，制造、保储科各一人，科员十人，其中制造四人、保储六人；军牧司设司长、副官各一人，科长二人，均调、蕃殖科各一人。军牧司科员十二人，均调、蕃殖两科各六人。军学处设处长、副官各一人，科长六人，分教育、步马砲、工程、辎重队四科，其中教育科、步马砲科、工程科、辎重队科各一人。科员三十四人，其中教育十二人、步队八人、马队、砲兵、工程队各四人、辎重队二人。普通编辑员三人，兵事编辑员六人，绘图员一人，隶属辎重队。大臣掌管陆军，稽核、颁布营制和军饷章程，以巩固陆地防务；副大臣辅佐大臣。参事掌管法律、章程和制度。检察官掌管监察军队、学校、局厂。部副官掌管传达、宣布命令。承政司掌管公文的收发，评定、区别各官署人员的功过。军制司掌管军队编制、征调，以及军械制造、交通、建筑，并审核检验规制。军衡司掌管班次、品级和军官任用。大将军、将军为正一品，由有积劳的正都统充任；正都统从一品，副都统正二品，协都统从二品，正参领正三品，副参领从三品，协参领正四品，正军校正五品，副军校正六品，协军校正七品，司务长、技士长正八品，上士从八品，中士正九品，下士从九品，共有十四个品阶。等级共分三等九级：上等一级为正都统职，任总统官，品秩相当于提督；二级为副都统职，任统制官，品秩相当于总兵；三级为协都统职，任统领官，品秩相当于副将。中等一级为正参领职，可任统制官、正参谋官、工队参领官、总军械官、护军官；同正参领职，可任总军需官、总理医官、总执法官，品秩相当于参将。中等二级为副参领职，可任教练官、一等参谋官、正军械官、中军官；同副参领职，可任正军需官、正军医官、正执法官、总马医官、一等书记官，品秩相当于游击。三级为协参领职，可任管带官、二等参谋官、副军械官、参军官；同协参领职，可任副军需官、副军医官、正马医官、二等书记官，品秩相当于都司。次等一级为正军校职，可任督队官、队官、三等参谋官、查马长、军械长、执事官；同正军校职，可任军需长、军医长、稽查官、军乐队官、副马医官、三等书记官，品秩相当于守备。二级为副军校职，可任排长、掌旗官；同副军校职，可任司事生、医生、司号官、军乐排长、马医长、书记长，品秩相当于千总。同协军校职，可任司号长、医生、司书生，品秩相当于把总。关于封赠、袭廕，凡军官、军佐都按其名籍办理。军需司掌管粮饷、俸禄和军人供给，并负责军需人员的教育。军医司掌管防疫、治疗，并负责军医的升迁和教育。军法司掌管审判、监狱，核查军事条约。军实所的职掌，相当于旧武库司；军牧所的职掌，相当于旧太仆寺；军学处掌管学校教育和队伍操练；审计处掌管预算、决算，审核经费支出。所管辖的机构有：宪政筹备处、银库、捷报处、马馆，都派员分别办理事务。

译光绪三十二年改兵部而设陆军部，将练兵处裁并入部。原先设置总理亲王一人，会办、襄办、提调各一人；军政、军令、军学三司设正使、副使各一人。自亲王以下，都由请旨简选。考功、蒐讨、粮饷、医务、法律、器械隶属军政司；运筹、乡导、测绘、储材隶属军令司；翻译、训练、教育、水师隶属军学司。十四科各设监督一人，都由总理遴选委任。设置尚书、左侍郎、右侍郎各一人。设承政、参议两厅，设左丞、右丞、参议各一人。一、二、三等谘议官、检察官，选派文武官员中的贤能者充任。正、从事官由副协参领充任，员额不固定。设军衡、军乘、军计、军实、军制、军需、军学、军医、军法、军牧十司，各设司长一人；设科长三十三人，一、二、三等科员二百零五人，承发官十二人，承政二人，其余各一人。军法司尚未设置。译员五人，绘图员、艺师、艺士各二人，录事一百十六人。部内设郎中十六人、员外郎十八人、主事二十二人、笔帖式一百十人，以上统称部内员额，不分别隶属于各司。正参领八人，同正参领四人；副参领十二人，同副参领六人；协参领十八人，同协参领八人，员额分别相当于郎中、员外郎、主事。正军校十八人，同正军校八人；副军校二十四人，同副军校十二人；协军校三十二人，同协军校十六人，员额相当于七、八、九品笔帖式。按官阶分别担任各项职务。三十三年，命庆亲王奕劻主持部务，但不是常设制度。宣统元年，修订陆军官制，军官自正参领以下、军佐自副都统以下，都根据所学习的科目，在职名前冠以所属队别，如马队、步队、砲队、工队、辎重队、警察队等；正、副、协参领，正、副、协军校，司务长，以及上士、中士、下士之类，均依此分别设置。专门职务如军需、军医、制械等，由副协都统、正副协都统、正副协军校、马医、测绘正副协参领、正副协军校、军乐协军校、测绘及军乐司务长，以及上中下各等士官担任；会计、调护也设上、中、下各等士官。名称中删去相同的字。宣统二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裁减左丞、右丞、参议、谘议、承发等官。将两厅十司合并为八司，增设承政司，裁撤军乘、军计、军学三司；设军学、审计二处。次年，确定陆军官佐补充制度，设置部副官、调查员，将军实司裁并入军制司，改军牧司、军学处为暂设机构，意在为设立军马总监、军学院奠定基础。三年，再次确定陆军官佐充任制度，如前面所列，仍与旧有各司人员交错任用。海军部设海军大臣一人，任正都统；副大臣一人，任副都统。设一等参谋官二人、二等参谋官四人，由海军学生充任。参事官二人，秘书官六人，由资格相当的军官和文官充任。司电员、艺师、艺士，酌情由海军官佐或文官学生充任。录事酌情由文官学生及额外军官、军佐充任，员额不固定。军制、军政、军学、军枢、军储、军法、军医七司，各设司长一人，由协都统、正参领充任。设科长二十一人：军制科五人，分制度、考核、铨衡、驾驶、轮机五科；军政科三人，分制造、建筑、器械三科；军学科五人，分教育、训练、谋略、侦测、编译五科；军枢科三人，分奏咨、典章、承发三科；军储科三人，分收支、储备、庶务三科；军医科二人，分医务、卫生二科。各科设科员一人，由正、副参领充任，以下同。一、二、三等科员共六十人，其中军制、军学两科各十四人，军枢、军储两科各十人，军政科八人。军医科四人，充任办法仿照陆军部。一等司法官二人，二、三等司法官和学习司法官八人，由学习法律的军官充任。主计处设计长一人，由正参领充任；科长二人，会计、统计科各一人。各司、处设录事共四十八人。大臣掌管海军，稽核水师及司令部，以巩固海疆；副大臣辅佐大臣。参谋掌管参与制定、修订制度。参事掌管法律、章程和制度。秘书掌管机密公文。军制司掌管规章制度和铨选法规，评定水师人员的功过，封赠、袭廕、赏赐、抚恤也都由它掌管。军政司掌管营造船舰、检查校验器械，并兼管军港工程。军学司掌管学校教育和舰队训练。军枢司掌管文书、典章，汇总记录各官员的考课文册。军储司掌管经费经营，稽核粮饷、服装及各种物资。军法、军医、主计三司的职掌仿照陆军部。光绪十一年，诏令设置海军衙门，依照军机总署的体例，命醇亲王奕枻总理其事，大学士李鸿章专门负责筹办。十三年，北洋海军建成，设置提督、总兵等官。甲午年海军覆灭。到三十三年，才开始议论恢复，设置海军处，暂时隶属陆军部。设正使一人，品秩相当于协都统；副使一人，品秩相当于正参领。承发官二人，录事四人。设机要、船政、运筹三司，各设司长、副官一人。科长七人：机要科四人，分制度、筹械、驾驭、轮机四科；运筹科三人，分谋略、教务、测海三科；各科一人。船政司不分科。承发官三人，三司各一人。一、二、三等科员十八人，其中机要科十二人、运筹科六人。船政司设考工官五人。艺师三人，其中船政一人、运筹二人；艺士四人，船政、运筹各二人。股长、股员根据事务闲忙酌情设置。录事十八人。次年改设海政、船政、筹备、储蓄、医务、法务六司。不久又设主计处，设计长、副长各一人。

译宣统元年，命肃亲王善耆等筹备海军，设参赞厅，分为秘书、庶务两司，设置一、二、三等参谋官；又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司，设置司长以下各职。同年夏天，又命贝勒载涛等担任筹办海军大臣，增设医务司。二年，制定海军暂行官制，将第一司改称军制司，第二司改称军政司，第三司改称军学司，第四司改称军防司，医务司改称军医司，秘书司改称军枢司，庶务司改称军储司；另设军法司，共八司。裁撤参赞厅各职。不久改海军处为海军部，裁撤军防司，设大臣、副大臣各一人。法部设司法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丞、右丞、参议各一人；参事四人。审录、制勘、编置、宥恤、举叙、典狱、会计、都事八司，设郎中二十五人，其中审录司四人，内有一名宗室缺额，其余各司各三人；员外郎三十四人，制勘、编置两司各五人，内各有一名宗室缺额，其余各司各四人；主事三十三人，宥恤司五人，内有一名宗室缺额，其余各司各四人。收发所设员外郎、主事各二人。七品小京官二十六人，其中宗室缺额二人。八品录事五十三人，九品录事三十人，宗室缺额各二人。大臣掌管司法事务，监督大理院以及京城和各地的审判、检察，以维护法治；副大臣辅佐大臣。审录司掌管朝审录囚，复核大理院、审判厅的刑名案件，并稽核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察哈尔左翼的案件。制勘司掌管秋审，决定案件实刑或缓刑，确定科罪和刑禁，并稽核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案件。编置司掌管盗犯减等，确定发遣地点，并稽核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察哈尔右翼、绥远城、归化城的案件。宥恤司掌管恩诏、赦典，清理各类狱讼，并稽核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的案件。举叙司掌管升迁、调补，登记功过，考核法官、律师、书记。典狱司掌管修缮监狱，严密加固门锁，并掌管习艺所中囚犯、隶役的簿册登记。会计司掌管财物收支，核对罚款、赎金。都事司掌管翻译章奏，收发有关罪囚的公文。所管辖的机构有：司狱总管守长、正管守长各二人，副管守长六人；监医正正八品，监医副正九品。各一人。光绪三十二年改刑部而设法部，设置尚书、侍郎、左丞、右丞、参议以下各官，将原十七司合并为八司，并设收发所，设置员外郎、主事等官。次年增加宗室郎中、主事各一人；员外郎、小京官、八品录事、九品录事各二人。裁撤司务，合并入都事司；裁撤司库，合并入会计司。司狱一职改由典狱司小京官兼任，称正管守长；由八、九品录事兼任，称副管守长。原设提牢厅，由典狱司员外郎、主事兼任，称总管守长。三十四年，按照提牢厅司狱旧制，仍确定为兼职。不久设置监医正、监医副各一人。宣统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修订法律馆设大臣，员额不固定，由特别简选人员兼任；提调二人；总纂四人；纂修、协修各六人。庶务处设总办一人。译员、委员员额不固定，并由熟悉法律的人员充任。光绪三十三年设置。大理院设正卿一人，正二品；少卿一人，正三品，都由特别简选。刑科、民科推丞各一人，正四品，由请旨简选。推事二十八人，正五品，其中刑科、民科第一庭各四人，第二、第三庭各五人。典簿厅设都典簿一人，从五品；典簿四人，从六品；主簿六人，正七品，以上都由奏请补授。八、九品录事三十人，由咨请补授。正卿掌管申诉冤屈、审理案件，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以统一司法权；少卿辅佐正卿。推丞分别掌管民事、刑事案件，审议疑难案件。刑科掌管奉旨审讯宗室和官员罪犯，详核刑事京控、上诉的法律文状。民科掌管宗室的民事争讼，详核民事京控、上诉的法律文状。都典簿掌管罪囚簿籍，典簿掌管公文收发。大理院对重罪案件实行终审。凡法庭审判，由五名推事会同审理，这就是合议制。附设总检察厅，掌管统筹大理院民、刑案件中的检察事务，监督各级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官吏。厅丞一人，从三品，由请旨简选；检察官六人，正五品，由奏请补授；主簿二人，八、九品录事四人。看守所设所长一人，从五品，由奏请补授；所官四人，正八品，由奏请补授；九品录事二人。光绪三十二年改大理寺而设大理院，设正卿、少卿各一人，推丞二人；刑事四庭，推事十九人；民事二庭，推事九人；并设置典簿厅及以下各官。又设总检察厅，厅丞一人，检察官六人，主簿一人，录事四人；设看守所，设置所长等官。宣统元年，将刑科四庭改为民科三庭，各设推事十四人。三年，增加总检察厅典簿一人，将录事改为八品、九品各二人。京师高等审判厅设厅丞一人，正四品，由请旨简选，掌管厅务，监督下级审判厅，以下同。刑科、民科推事十二人，从五品，刑科、民科第一、第二庭各三人。典簿厅设典簿二人，正七品；主簿四人，从七品，以上都由奏请补授；九品录事六人。对重罪案件为第二审，对轻罪案件为终审。审判由推事会同审理，制度同大理院。检察厅设检察长一人，正四品，由请旨简选，掌管纠正同级审判，监督下级检察厅，以下同；检察官四人，从五品，由奏请补授；典簿、主簿各一人，九品录事二人。看守所设所长一人，正六品，由奏请补授；所官从八品，由咨请补授，各一人；录事六人。光绪三十三年设置。宣统三年，增设检察厅典簿、主簿各一人，并设置所长等官。

译京师地方审判厅设厅丞一人，从四品，由请旨简选。刑科、民科推事三十人，从五品；民、刑两科第一、第二庭各六人，第三庭各三人。典簿二人，正七品；主簿二人，正八品，以上都由奏请补授；录事十四人。对重罪案件为初审，对轻罪案件为第二审。由三名推事会同审理，也是合议制。检察厅设检察长一人，正五品，由奏请补授；检察官五人，正六品，由奏请补授；典簿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典簿、主簿各二人；录事各二人。看守所设所长一人，从六品，由奏请补授；所官二人。光绪三十三年设置。在此以前，京城内外设置豫审厅，掌管民事争讼，隶属民政部。到这一年裁并入地方审判厅，设厅丞一人；设民、刑两科各二庭，推事二十四人；典簿、主簿各二人，录事十人。检察厅设检察长一人、检察官四人，典簿、主簿各一人。宣统元年，由于狱讼繁多，民、刑两科各增设一庭，各置推事三人，录事四人；检察厅增加检察官一人。三年，增加检察厅典簿、主簿各一人。京师初级审判厅分为五处。刑科、民科各设推事一人，从六品，由奏请补授；录事二人。对轻罪案件为初审，由一名推事单独审讯裁断，这就是单独制。检察厅设检察官二人，从六品，由奏请补授；录事一人。初级审判厅不设置长官，由法部选取资历深者一人担任监督。农工商部设农工商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丞、右丞、左参议、右参议各一人。农务、工务、商务、庶务四司，设郎中十二人，各司三人；员外郎十六人，各司四人；主事十八人，其中庶务司六人，其余各司四人。一、二等艺师，一等正六品、二等正七品，由奏请补授；一、二等艺士，一等正八品、二等正九品，由咨请补授，各二人。大臣掌管农、工、商各项政令，专门负责推广、发展实业，以使民生富厚；副大臣辅佐大臣。农务司掌管农桑、屯垦，树木种植、畜牧也归其管理；统筹各省水利，汇总审核经费支出。工务司掌管各项工艺事务，训练工匠，制造器物、崇尚实用，并调查各省矿产，设法加以开发利用。商务司掌管商埠、市场的治理和教导，鼓励百姓相互通商，修订专利、保险等约章，稽核、颁布保护商业和诉讼方面的禁令。庶务司掌管章奏、公文，核算本部收支，登记各官员的升迁、补授。艺师、艺士掌管各自的专门职业。所管辖的机构有：农事试验场、工艺局、劝工陈列所、化分矿质所、度量权衡局、商标局、商律馆，都遴选专门人才分别办理事务。光绪二十四年，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不久又恢复设置农工商总局，命大臣总管其事务。不久又裁撤。二十九年，设立商部，将铁路矿务总局裁撤并入商部。设置尚书、左侍郎、右侍郎、左丞、右丞、参议各一人。司务所设司务二人。三十二年，改名为农工商部，将平均司改为农务司，把户部掌管的农桑等事务划归该司；将通艺司改为工务司，把铁道等事务划归邮传部；将保惠司改为商务司。增设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主事各二人。又将司务所和会计司合并为庶务司，裁减司务二人，增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四人。宣统三年，将尚书改为大臣，侍郎改为副大臣。邮传部设邮传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丞、右丞、左参议、右参议各一人。承政、参议两厅设佥事，正五品，由奏请补授。员外郎、主事、小京官各二人。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四司，郎中各二人；员外郎十人，其中船政、邮政各二人，路政、电政各三人；主事二十人，其中船政、邮政各四人，路政、电政各六人；小京官各二人。八、九品录事人数不定。大臣掌管交通方面的政令，凡汽船、火车、舟车运行以及电报传达文书言语等事务，无不总管，以便利民用。副大臣辅佐大臣。船政司掌管议定船政法规，同时负责营建和开设工厂、船坞，测量水道沙线。路政司掌管议定铁路法规，同时负责厘定轨制、规划路线。电政司掌管议定电政法规，同时负责制定官办、商办电局的则例以及海陆电线的规程。邮政司掌管议定邮政法规，同时负责邮局汇兑和邮政联盟条约。所管机构如下：邮政总局设局长一人，由副大臣兼任；总办一人，由法国人担任。铁路总局设提调二人。京汉路局设总办、提调各一人，南局、京局设会办各一人。京奉路局设总办二人、提调一人。京张铁路设总办、会办各一人。[氵扈]宁路局设总办一人。吉长路局、广九路局设总办、提调各一人。张绥铁路设总办、会办各一人。萍株铁路、正太路局、汴洛路局、道清路局各设总办一人。电政总局设局长一人、提调二人。各分局设总办、帮办、提调各一人；各省分局设总办各一人；电话局设总办、会办各一人。天津、广州、太原、烟台各设总办一人。交通银行设总理、帮理各一人。北京总银行以及上海、汉口、广州分银行各设总办一人。天津、营口各设管理一人。差官三十四人，提塘官十三人。过去隶属兵部。以上人员都选派官员分头办理各项事务。光绪三十三年设立。此前，船政招商局隶属北洋大臣，内地商船隶属工部，邮政隶属总税务司，路政、电政分别由专任大臣管理；到这一年全部并入邮传部。设置尚书、左侍郎、右侍郎、左丞、右丞、参议各一人，以及承政、参议两厅的佥事等官。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设置郎中十人、员外郎十二人、主事二十四人、小京官十四人。宣统元年，裁减庶务司郎中、员外郎、小京官各二人，主事四人；增设承政、参议两厅的员外郎、主事各二人。三年，将尚书改为大臣，侍郎改为副大臣。

译军谘府设军谘大臣二人，特旨选任，掌管承受诏命、辅佐军国谋略。总务厅设军谘使二人，由副协都统、正参领充任，掌管总领各项事务；设副官二人，由协参领、正军校、副军校充任，以下同。设递事长一人、递事员五人，由陆军官佐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厅设厅长一人，由协都统、正参领充任；副官各一人。各厅分为四科，科长各一人，由正、副参领充任。一等科员由副协参领、同副协领充任；二、三等科员由协参领、正军校、副军校以及同协参领、同正军校、同副军校充任，根据事务繁简酌情设置。所管机构有：测地局设局长一人，由第四厅厅长兼任；司务三人。三角、地形、制图三股各设股长一人，由第四厅各科长兼任。班长、班员、印刷所科员、艺士、司务，人数不定。军事官报局设正、副局长各一人；庶务、文牍、收支、编纂、译述、校对等职，人数不定，均隶属第四厅。唯独第五厅另设编纂官三人、译述一人。录事六十三人，由额外军官以及中士、下士充任。军事参议官十五人，分别由直隶、江宁、江苏、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浙江、陕西各派一人，由协都统、正协参领、副协参领充任。光绪三十三年，设立军谘处，设置协都统一人充任正使，正参领一人充任副使；副参领六人、同副参领一人、协参领十人、同协参领二人、正军校十人、同正军校二人、副军校十二人、同副军校三人、协军校十六人、同协军校五人，分别充任各司司长、科长以及一、二、三等科员。第一、第二两司由协参领、副协参领充任；测地司由同正参领、同副参领充任。十八科各设科长一人，其中第一、第二司由副参领充任，测地司由同副参领、协参领充任。第一司科员十六人，第二司四人，由正军校、副军校充任；测地司六人，由同正军校、同副军校充任。承发官各司一人，译员五人，隶属第一司。艺师四人、艺士六人，隶属测地司。以上人员均由陆军官佐或学生充任，隶属陆军部。宣统元年，根据立宪大纲规定皇帝统率海陆军，另行设立军谘处，命贝勒载涛等主持。设总务厅，置军谘使二人；分设四厅，各设厅长一人、科长十六人，科员人数不定。同时制定文官补充制度，详情如前所列。不久，删去相同的字样，详细情况上报陆军部。次年，设立军事会议处。第三年，改称为府，命陆军大臣主持其事务。弼德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特旨选任并兼任。顾问大臣三十二人，特旨选任并兼任。掌管参与机密政务，朝夕讨论谋划，并审议重大疑难政务。参议十人，请旨选任，掌管编纂、拟定章程制度。秘书厅设秘书长一人，请旨选任；一、二等秘书官各三人，三等秘书官六人，均由奏请补授，分掌庶务。宣统三年设立。资政院设总裁一人，从王、公、大臣中由特旨选任；副总裁一人，从三品以上大臣中选任。掌管根据公众舆论作出决定。凡年度收入、年度支出、法典朝章、公债税率，以及奉旨交议的事项，经议员议决后，会同国务大臣上奏，请皇帝裁决。秘书厅设秘书长一人，请旨选任；一、二、三等秘书官各四人，由奏请补授，掌管会计和文书。议员中，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员三十二人，博学通儒及纳税额多者各十人，均由皇帝钦选；各省谘议局议员六人，由民众选举。光绪三十三年设立，设置总裁二人。不久增设协理四人。第二年又设置帮办、参议各三人。宣统元年，确定秘书厅的官制。二年，确定总裁、副总裁各一人。盐政院设盐政大臣一人，由国务大臣中特旨选任并兼任；设丞一人。总务厅厅长、参议、南盐厅厅长、北盐厅厅长各一人，以上均请旨选任。设参事二人；一、二、三、四等佥事，均由奏请补授；一、二、三等录事，由咨文补授。根据事务繁简酌情设置。大臣掌管盐政。丞掌管辅佐办理盐务纲纪。总务厅掌管总理各项事务、保管机密。参议掌管拟定法律制度，佥事辅佐办理。南盐厅掌管淮、浙、闽、粤的盐务，北盐厅掌管奉天、直隶、潞、山东的盐务。起初沿用明代制度，派御史巡视盐课；后来改为盐政官，由特旨兼任。都察院奏请派出的官员，也以盐政官名义任职；由内务司官员充任的，仍带御史衔。各省由总督、巡抚总理盐务的，也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办法，确定为永久制度。宣统元年，设立督办盐政处，命镇国公载泽充任督办大臣，产盐、行盐各省的督抚都充任会办。三年，为整理国家税收，将该处改为盐政院，特设盐政专官。典礼院设掌院学士、副掌院学士各一人，特旨选任；学士、直学士各八人，请旨选任。总务厅设厅长一人；簿正、典簿、司库均由奏请补授，人数不定。礼制、祠祭、奉常、精膳四署各设署长一人。一、二、三等佥事和鸣赞均由奏请补授；序班、录事由咨文补授，根据事务繁简酌情设置。读祝官、赞礼郎、陵寝各官照旧设置。掌院学士掌管修明礼乐、主持朝会、虔诚严肃地举行祭祀。副掌院学士辅佐办理。学士、直学士掌管讨论、参订礼制。总务厅掌管总理各项事务。簿正掌管库藏物资的收发及陈设，并负责监牢事务。典簿掌管保管库藏和册籍，同时稽核出入。司库掌管保管各库，并督率库使、查验库兵。礼制署掌管朝会和庆典，祠祭署掌管坛庙、陵寝，奉常署掌管赞引、宾导，精膳署掌管宴席和祭品。宣统三年由礼部改设。凡涉及行政的事务，全部划归各部。

译外省官制变更较少，只是省会及司、道改用了不同的新名称；巡警道、劝业道见前文。官员名额越来越多。将学政改为提学使，将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各级审判厅、检察厅隶属提法使。按照旧例，凡遇地方重要政务，藩司、臬司可以同总督或巡抚商议；议定后上报，请求批准施行。遇到属吏升迁、调任、补缺，也一同会办详报。到这时，改称为三司。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人，正三品，掌管教育行政，考核学校规程，考察考试艺文和师范教育。署内设六科：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由科长、科员分别办理各项事务，选拔熟悉学务的人充任。另设学务公所，设议长、议绅讨论有关事务，由奏请任用。光绪三十一年改设。增设吉林、黑龙江、江宁、江苏、旧置江南学政以及新疆各一人，其余仍按学政原有名额设置。提法使司设提法使一人，正三品，掌管司法行政，监督各级审判厅，调度检察事务。署内设总务、民刑、典狱三科。科长各一人，正五品；一等科员各一人，正六品；二等科员正七品，人数不定。只有奉天设置佥事科员。另设正司书，正八品；副司书，正九品。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各设置提法使一人。宣统二年，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停止其管辖驿传事务。高等审判厅设厅丞一人，从四品；商埠分厅由推事长代理。刑科、民科推事六人，正六品；典簿一人，正七品；主簿二人，正八品；录事人数不定，从九品。检察厅设检察长一人，从四品；检察官一人，正六品；录事二人。地方审判厅设推事长一人，从五品；刑科、民科推事六人，从六品；典簿，从七品；主簿，从八品，事务繁重时设二人，事务简少时不设；以上各职各一人，录事人数不定。检察厅设检察长一人，从五品；检察官一人，从六品；录事二人。看守所设所官一人，正九品，录事人数不定。初级审判厅设推事二人，正七品；事务繁重时增设三人或四人。录事人数不定。检察厅设检察官一人，正七品；录事二人。看守所设所官一人。设管狱官一人，从五品；副管狱官一人，从六品；课长三人，正八品；文牍、守卫、庶务各一人；所长二人，正九品；教诲、医务各一人。府设管狱官一人，从七品；州、县设副管狱官一人，从八品。光绪三十四年，奉天设立模范监狱，设置正管狱官，裁减府的司狱、县的典史。宣统二年，增设副管狱官。此后各府、厅、州、县中有仿照施行的。当时天津、保定、湖北的监狱已经建成，但尚未设置专任官员。东三省地处边疆要地，自改建为行省以来，变通旧例章程，增设司、道等官署。提学使、提法使各省都设置，此处不再赘述。现在把新设的各司综合列述如下：刚建立行省时，督署设承宣厅、谘议厅，设置左参赞、右参赞各一人，从二品；佥事一人，由一、二、三等科员辅佐。不久裁撤。民政使司设民政使一人，从二品，掌管户籍。佥事从四品；科员一等从五品，二等正六品，三等正七品，各司相同，均为固定职额。一、二等医官人数不定，一等正六品，二等正七品。光绪三十三年设置时为正三品。宣统元年，依照布政使的例制升为从二品，并主管属吏的升迁、调任和补缺。交涉使司设交涉使一人，正三品，掌管外交事务。设佥事、科员，由一、二等译官辅佐；一等正六品，二等正七品。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吉林各设一人。宣统二年，直隶、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云南也援照奉天的制度陆续设置。度支使司设度支使一人，正三品，掌管财政赋税。设佥事、科员，由一、二等库官辅佐；一等正六品，二等正七品。光绪三十三年，三省各设一人。宣统元年，裁减黑龙江的一人，改由民政司兼理。又在光绪三十三年，奉天设置旗务使司一人，佥事、科员的设置同各司。宣统元年裁撤。甲午战争没有取胜，主管政事的人鉴于军政不善，便以强国为榜样，内则从禁卫军着手，外则从督练公所着手，同时遵照新制定的章程制度，逐步办理。三军、两协刚刚建成，巨大的变故就发生了。于是把能够考察到的情况写入本篇。禁卫军设训练大臣三人，由王公大臣兼任，掌管全军政令。设军谘官六人、执事员十人，掌管章奏文书，并兼管考核四科；协、标、营、队的执事人员辅佐办理。书记员五人，其中一等一人，二、三等各二人；绘图员二人；印刷、收支、庶务、递事各一人。军械、军法、军需、军医四科各设监督一人，科员十五人，其中军械科四人、军需科五人，其余各二人，均选派官员分头办理。协司令处设统领官一人，由协都统充任，掌管统率全协；参军官一人，由协参领充任，掌管参谋筹划军务；副官一人，由正军校充任，掌管总理各项事务。司号长一人，由协军校充任；司书生二人，充任资格同上。标本署设统带官一人，由正参领充任，掌管统辖全标；教练官由副参领充任；副官、掌旗官均由副军校充任；副军械官、副军需官、副军医官均由协参领充任；副马医官由正军校充任；司号长各一人；司书生二人。步队、马队、工程队、辎重队、交通队、陆路砲队、机关砲队、警察队各设管带官一人，由协参领充任。

译副官、军需长、军医长均由正军校充任，各一人。队官由正军校充任，各四人。排长各三人，其中副军校一人、协军校二人。原先步队、机关砲队各设十二人，马队八人，陆路砲队九人，工程队、辎重队、交通队、警察队各设六人。宣统三年改定为现在的制度。司务长七十九人，其中马队、步队、机关砲队各四人，陆路砲队三人，工程队、辎重队、交通队各二人。起初由协军校充任，宣统元年改为札补。军械长四人，由正军校充任，其中工程队、交通队、陆路砲队、机关砲队各一人。查马长三人，由正军校充任；马医长三人，由副军校充任。司书生三十五人，其中马队、步队、机关砲队各六人，陆路砲队五人，工程队、辎重队、交通队各四人。艺师三人，隶属交通队。军乐队设队官、排长各一人。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禁卫军，由监国摄政王亲自统领，命贝勒载涛等负责训练。宣统元年，确定训练大臣三人以及军谘官以下各级人员的名额。此前各协、标、营都设置执事、督队等官，到这时全部改为副官，并裁减协、标二等书记官和全协书记长。督练公所设督办一人，由总督、巡抚、将军、都统主持，掌管整顿全省新旧营伍。设军事参议官一人，由协都统、正参领充任，掌管总领各科、局；一等副官一人，由协参领充任；二等副官二人，由正军校充任，分别掌管文书和各项事务。一、二、三等书记官五人，由五、六、七品文官充任；司书生十六人，由八、九品文官充任。设筹备、粮饷二科，科长各一人，分别掌管编练新军、裁汰旧营，以及会计出纳、服装物品。设军械局局长一人，掌管新旧军队的枪炮和弹药，以上各职均由副军校充任。一等科员五人，其中筹备、粮饷科各二人，军械科一人，由协参领充任；二等科员十一人，其中筹备科四人、粮饷科五人、军械科二人，由正军校充任；三等科员十二人，其中筹备科五人、粮饷科四人、军械科三人，由协军校充任。测地分局，职员名额不定。光绪三十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分为兵备、参谋、教练三处，设置总办、帮办、提调等职。宣统三年，改设科、局，仿照陆军新制任命官员、授予职务，和前面所列相同。军制设总统一人，由正都统充任，掌管全军政令。总参谋官由协都统充任；一等参谋官由正参领充任；二等参谋官由协参领充任，掌管协助发布号令、参与筹划军务；另由一、二等员佐辅佐。工程队设参领官，掌管协助本队事务；护军官掌管庶务，统辖弁兵；砲队设协领官，职掌同工程队。总军械官、总执法官、总军需官、总军医官的职掌，见禁卫军条。自工程队以下各职，均由正参领充任；总马医官由副参领充任，以上各职各一人。司书生十五人，由副协军校充任。起初军、镇、协、标都设置司事，后来裁撤。镇一级设统制官一人，由副都统充任，掌管统率全镇。正参谋官由正参领充任；二、三等参谋官的职掌同军制。执事官均由正军校充任。中军官由副协参领充任，掌管庶务。正军械官、正执法官、正军需官、正军医官均由副协参领充任；正马医官由协参领充任；司号长由副军校充任。以上各职各一人。司书生十五人。协、标、营的编制同禁卫军。光绪三十年，改练新军，划分为三十六镇，确定镇、协、标、营的官制。宣统元年，各省先后编组混成协，暂时设置执法官、司事生各一人，不久裁撤。三年，报告已经编成的镇有二十六个，设置总统一人；总参谋以下的人员名额尚未确定。其余有的编成两协，有的编成一协一标，镇的数目还没有全部完成。陆军镇设监狱，监长由协参领、正军校充任，监副由正军校、副军校充任，各一人；司书生二人。光绪三十四年，确定监狱人员编制。巡防队分路设统领官，事务简少的地方暂缓设置。帮统官、书记官、会计官、执事官各一人；马队、步队各设管带官一人；哨官、哨长各三人；书记长一人。以上各员均由绿营将弁兼任。光绪三十三年，因防练旧营及杂项队伍的章程制度不统一，仿照新军的成法，设置统领以下各职。海军舰制：巡洋长江舰队设统制一人，加正都统衔的副都统充任；统领二人，由协都统充任。海圻巡洋舰设管带、总管轮各一人，由正参领充任。一等参谋官一人。海筹、海琛、海容巡洋舰，南琛、镜清、通济练船，江元、江利、楚同、楚泰、楚有、江员砲船，保民运船，各设管带一人，由副参领充任。飞鹰鱼雷猎船，建威、建安鱼雷砲船，江亨、楚谦、楚豫、联鲸、楚观、舞凤砲船，各设管带一人，由协参领充任。驻英国威克斯阿摩士庄各船厂的监造员一人，由正参领充任。以上各职均各一人，其余都没有补授官员。同治十三年，朝廷议论海防，购买兵轮共二十艘。光绪十年，法国军队挑起冲突，这些兵轮全部被歼灭。过了三年，编定海军经制，分为四军，设置提督一人统领左翼，总兵二人统领右翼；又设置副将五人、参将四人、游击九人、都司二十七人、守备六十人、千总六十五人、把总九十九人；到这时海军又重新成军。甲午战争中又全部被歼灭。宣统元年，设立筹备处，重新设置海军提督，仿照陆军等级制定海军官制。宣统三年海军部制成，先后依照上述制度任命授官。

译志九十五。食货第一。明朝末年，苛刻的政令纷纷兴起，筹措捐款、增加军饷，百姓贫困，财力枯竭。清朝入主中国后，大体都予以免除，使百姓重新开始生活。到了康熙、乾隆年间，国家富裕，百姓殷实。凡因人口繁衍增加的丁口，永远不再加赋；又普遍免除天下租税，前后达两三次。唉，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道光、咸丰以后，海禁大为开放，国家多灾多难。耗费财力的途径增多，而增加财源的办法受阻。当权者不明白中外大势，招致祸乱、发动战争，天府、太仓的储藏一旦荡然无存，赔偿和军费达到四百余兆。以中国所有财产抵押借取外债，积累数十年也不能清偿。摊派和加捐使上下都陷入困境。于是改行海运以节省漕运费用，改革货币制度以推行国家货币，整顿盐政以增加年度收入，开采矿产以扩充财源；又创办铁路，改革邮传，设置电局，开通海上航运。新政纷纷兴起，勤勉地谋求利益，却对古代圣王关于增加人口、节省粮食、使民生疾苦缓解的方法，昧然不知，也不加研究。即使在唐尧、虞舜治理太平的时代，他们告诫舜、禹时还反复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作为警戒。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吗？现在把清代理财的始末分条写在本篇。户口和田制。清查户口人数时，只有外藩扎萨克所属的编审丁档由理藩院掌管。各省各种户籍的人户，由当地长官在十月编造册籍，限于次年八月咨送户部，由浙江清吏司主管。满洲、蒙古、汉军的丁档则由户部八旗俸饷处掌管。年终时，将各地人口汇总编成黄册上报。户籍分为军户、民户、匠户、灶户。此外，回、番、羌、苗、瑶、黎、夷等户，都隶属于所在地的府、厅、州、县。百姓中，男子称“丁”，女子称“口”；男子年满十六岁成为成丁，未成丁的男子也称“口”。丁口都登记在户籍中。内地百姓按丁口统计，边地百姓按户统计。这是因为番、回、黎、苗、瑶、夷等人长期接受教化，都按丁口编入人口数。按户统计的，如三姓所属的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叶、鄂伦春、哈克拉五十六姓，甘肃各土司，庄浪厅所属的番子，西藏各土司所属的三十九族，乌里雅苏台所属进贡貂皮的唐努乌梁海户，科布多所属进贡貂皮的阿尔泰乌梁海户、进贡狐皮的户，以及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所属进贡貂皮的户、进贡灰鼠皮的户，都是这样。至于土司所属的番、夷人等，只报告寨子的数目和族的数目，不按户统计的，不列入人口总数。百姓登记户籍，分为四类：民籍、军籍，也称卫籍；商籍；灶籍。办理这些户籍，必须查明祖籍。例如，户人在寄居地置有坟墓、房屋超过二十年的，准许在那里入籍并出仕，但必须申明祖籍，以便回避任职。若本人已经去世，子孙在其他省有田地和丁粮，原先已经附入当地户籍的，听凭其便。军流人员等的子孙随同发配地入籍的，准许参加考试，都是这种情况。又必须辨明宗族世系。例如，民人没有儿子，可以允许立同宗中辈分相当的人为后嗣；至于女婿、义子以及收养三岁以下小儿，只能酌情分给财产，不能就这样立为嗣子，诸如此类。还必须区分良民和贱民。士、农、工、商四民属于良民，奴仆和倡优属于贱民。衙署中服役的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以及巡捕营番役，都是贱役，与长随、奴仆等同。冒籍、跨籍、跨边、侨籍都在禁止之列。世祖入关后，下令编置户口牌甲。其办法是：州县城乡每十户设一名牌长，每十牌设一名甲长，每十甲设一名保长。每户发给印牌，写明姓名和丁口；外出时注明去向，回来时查问来自哪里。寺观也一律发给牌照，以查考僧道出入。又命各客店分别设立簿册，写明住客姓名和行李，以便查察。到乾隆二十二年，又重新确定十五条规定：第一，直省所属每户每年发给门牌；牌长、甲长三年更换，保长一年更换。凡甲内发生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藏逃犯、奸淫拐骗、私铸、私销、私盐、酿造私酒，以及私立名目聚敛钱财、聚众集会等事，或出现面目陌生而可疑的人，责令牌长等专门查报。户口迁移、增减，应随时报告；门牌有变更时重新填写发给。第二，绅士、监生等人家与普通百姓一体编入。第三，旗人与民人杂居的村庄一律编入。旗人、民人有犯罪的，由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办理；各省驻防营内商民的贸易、居住，以及官兵雇用的人员，都另行编入牌册，报明理事厅查核。第四，边外蒙古地区种地的民人，设置牌头、总甲、十家长等职。如有偷窃、结伙为匪以及隐匿逃人的，责令查报。第五，凡客民在内地经商或置有产业的，与土著居民一律编入。第六，盐场、盐井、灶户另行编排甲，所雇工人随灶户登记。第七，矿厂的丁户由厂员督率厂商、课长、峒长、炉头等编查；各处煤窑的雇主将雇工名册上报地方查核。第八，各省住在山中的棚民按户编册，由地主连同保甲具结上报。广东寮民每个寮发给牌照，彼此互相作保。第九，沿海等省的商船、渔船，取得澳甲、族邻的保结后，报官领照。商船须将船主、舵工、水手的年龄、相貌、籍贯填写在照内；出海时，还要取得各船相互作保的文书，到汛口查验后才放行。渔船只填写船主的年龄、相貌、籍贯。至于在内海捕捞的小艇，责令澳甲查察。内河船只则在船尾设置粉牌，责令码头查验。渔船、网户以及在水边搭棚谋生的百姓，都归附近保甲管束。第十，苗人寄籍内地、已经长期编入民甲的，照民人一样编查。

译其余各地的苗、瑶，由千户、百户以及头人、峒长等负责查察约束。第十一，云南有夷人与民人杂居的地方，一律编入保甲；那些依山傍水自行形成村落的，命管事头目造册查察。第十二，四川省的客民与土著一样编查。第十三，甘肃的番子、土民，责成土司查察；属于地方官管辖的，命所管头目编查，由地方官发给牌册并上报。四川改土归流地区的各番寨，命乡约、甲长等查察，均听从抚夷掌堡管束。第十四，寺观僧道，命僧纲、道纪按季度造册上报；各省回民，命清真寺掌教查察。第十五，外来的流浪乞丐，由保正督率丐头查察；青壮年押送回原籍安置，其余归栖流等机构管束。从此立法更加严密。当时各省的番、苗与内地百姓语言不通，常常发生挑衅争端。乾隆二十四年，制定番界、苗疆的禁令。凡台湾民人与番人不许通婚，违者强制离异。各省民人无故擅自进入苗地，或苗人无故擅自进入民地，都依照条例治罪。若是往来贸易，必须取得行户、邻里的保结，报官领照，等塘汛查验放行后才能前往。“棚民”这一称呼起源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区县中，向来有百姓搭棚居住，以织麻、种箐、开炉炼铁、造纸、制菇为业。广东贫民进山搭寮，以采香木、舂粉、劈柴烧炭为业的，称为寮民。雍正四年，规定依照保甲法一体编查。乾隆二十八年，规定各省棚民中单身租地开垦的，必须在原籍州县领取印票，并由亲族保领，才准许租种土地、安置居住。若来历不明，就严责保人查究、上报。乾隆五十五年，皇帝下谕说：“广东总督上奏称，拆毁雷州、廉州交界海面潿洲以及向东的斜阳地方的寮房，将寮民押回原籍，以免他们与海盗勾结滋事；并拆毁校椅湾等三十二处的寮房，共一百六十二户，另行抚恤安置。沿海各省所属岛屿，多有内地百姓在那里安居乐业。如果突然命令他们迁移，使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我于心何忍？而且恐怕办理不善，反而使良民变成盗匪。各省所有海岛，除按例应当封禁的以外，其余仍准照旧居住。至于零星散居各处的，都是贫民，更不能只让他们独自受困。渔户出海探捕，暂时在海岛搭寮居住，也不能一概禁止。况且那里人口既少，查察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各督抚严令文武官员编立保甲。如果有盗匪混入，或有人窝藏盗匪，一经查出，就把所居寮房全部烧毁，使他们知道警戒畏惧。渔船出入港口，务必取得具结、领取牌照，并登记姓名。如果入港时藏有货物、形迹可疑，就严加盘问，自然不难立即捕获。”乾隆五十七年，皇帝下谕说：“据福宁所奏，山东一省海岛居民有二万多名，各省海岛想来也不少。应当遵照前面的谕旨，不准增建房屋，以免人口一天天聚集增多。仍应留心访察，不要任由他们勾结匪徒、滋生事端。”咸丰元年，浙江巡抚常大淳上奏说：“浙江棚民开山过多，以致泥沙淤积、土壤壅塞，妨碍水道和田地房屋。请设法编查安置，并分别决定去留。”朝廷依照他的建议施行。四川经历张献忠之乱后，幸存遗民百不存一二，耕种土地的都是来自三江、湖广的寄居人口。雍正五年，因逃荒来到四川的人更多。皇帝下谕，命四川各州县逐一查核人户的姓名、籍贯；如果确实是没有能力谋生的穷民，就根据人数和劳动力多少，拨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命他们开垦。吉林的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地，乾隆二十七年定例，不准没有户籍的流民居住。到三十四年，吉林将军傅良上奏说：“阿勒楚喀、拉林一带的流民共有二百四十二户，请限定一年全部驱逐。”皇上说：“这些流民是在定例以前迁来的，应准许他们入籍开垦种地，统一安置，使他们不至于无处安身。”嘉庆年间，郭尔罗斯又有从内地新来的流民二千三百三十户，吉林▯有一千四百五十九户，长春▯有六千九百五十三户，都经将军奏请，登记入册并予以安置。山东百姓迁居关外的，康熙五十一年已有十多万人。圣祖谕令：“今后山东百姓有到关外去的，以及从关外返回山东的，都应查明年龄、相貌和籍贯，造册稽查，并互相核对。”后来直隶、山西百姓也有很多出关的。雍正初年，因陆续设置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三名同知负责管理，不久又把万全县县丞移驻张家口；古北口增设巡检一名，归化城增设通判四名、巡检一名。各地按照所属百姓，依照保甲法登记姓名和籍贯，每年将名册咨送户部核查。凡百姓出入关口，都由原籍州县发给加盖印章的路票，查验明白后放行。凡发出的路票，都要造册报送户部。福建、广东百姓迁居台湾的尤其多。嘉庆十五年，浙闽总督方维甸上奏说：“噶玛兰土地肥沃，内地流寓百姓很多。现今查验户口，漳州人有四万二千五百多丁，泉州人有二百五十多丁，粤东人有一百四十多丁，他们同生番、熟番杂居，必须有所约束管理。”于是议定增设噶玛兰通判一名。此外，江苏铜、沛两县自黄河退水干涸后，变成荒田，山东曹、济等地的百姓陆续前往，组织成立湖团，相互结伴开垦种地。铜、沛两县的本地百姓因客籍百姓占地开垦，每天互相控告争斗。同治五年，户部上奏说：“查明容留捻匪的刁、王两团，应驱逐回原籍；安分守法的良民团，应令各自安居从业。”凡是夷人和汉人杂居、本地人和外来人互相猜疑的地方，担心他们滋生事端，就严加防范；怜悯他们无处归依，就宽缓安置。总之，都把保甲作为首要办法。

译不过，保甲是在平时实行的，而编审则是征收丁赋的依据。编审制度规定，州县官造册上报府，府另造总册上报布政司。军籍、民籍、匠籍、灶籍四类户籍，各分上、中、下三等。丁分为民丁、站丁、土军丁、卫丁、屯丁。把各类丁的数目汇总后登记在黄册中。督抚根据布政司的册籍上报户部，由户部汇集成奏疏上报皇帝。顺治十四年，命令州县官编审户口，新增丁达到二千名以上的，各给予记录功绩。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谕旨，从此这项圣祖的仁政便贯穿一代始终。不过，丁口有注销，就不能不加以补充。因此康熙五十五年，户部请求把编审时新增的人丁用来补足原有的缺额；如果还有多余丁口，就编入“滋生册”内造册上报，皇帝批准了。高宗对内阁说：“朕查阅去年各省奏报的民数，与康熙年间相比，计算起来增加了十多倍。天下太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储藏的粮食自然不能像从前那样充足。而且房屋所占的田地，也不止增加了一倍。生产粮食的人少，食用粮食的人多，朕对此非常忧虑。所幸自朕即位以来，开辟土地、拓展疆域，版图日益扩大，小民都能到边外开垦土地，借此暂且谋求衣食。” 然而要为长远作打算，若不能做到田野没有荒地、家家都有余粮，就不容易享受太平盛世的福祉。各省督抚以及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务必要随时劝导告诫，使大家都形成俭朴的风气，珍惜物力并充分利用土地，千万不要互相攀比奢侈靡费，也不要习惯于懒惰。”当时编审制度已经停止，直省所上报的民数，大多以每年编造的烟户册为依据。实行日久，有关官员把它当作具文，所上报的数目多不详细核实，这怎么能体察朕想周遍了解天下人口数目的心意呢？”又谕令：“据郑辉祖说，从前办理的民数册，每年人口滋生的数目都完全相同。像这样草率敷衍、沿袭成习，成什么体统！各省今年应当上报的民册，一律展限到明年年底。如果再有疏漏错误，一定给予处分。”当时民册恐怕免不了任意填造的弊端；然而自圣祖以来，休养生息一百多年，百姓在这期间从小到老，不知道有战争的祸患，又年年丰收、人民安乐，没有因早夭、疾病、瘟疫，或流离颠沛而逐渐衰败耗损的情形。因此，其户口繁多，终究不能说全都是凭空虚构的。编审制度停止，始于雍正四年。直隶总督李绂关于改行保甲、停止编审的奏疏大意说：“编审五年举行一次，虽然意在清查户口，却不如保甲更加详细严密；既可以稽查流动百姓，又不必另外查户口。请今后严令编排人丁，从十六岁以上起，不许漏掉一人。年末造册，由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进呈。册内只登记里甲各户人丁的实际数目，免得列出花户，这样既可使簿籍不繁杂，又能完整掌握丁数。”乾隆五年，户部又请求命各督抚每年十一月把户口数和粮食数一并造册上报；番疆、苗界不列入编审的，不在此例。皇帝准行。乾隆三十七年，采纳李瀚的请求，永远停止编审。从此只有运漕军丁每四年编审一次而已。清朝承接明朝末年的丧乱，户口凋残。经过历代休养生息，所以户口数目逐年增加。概略列举如下：顺治十八年，统计天下人口，共一千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口。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康熙六十年，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另有滋生丁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口。雍正十二年，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口，另有滋生丁九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口。乾隆二十九年，二万五百五十九万一千一十七口。乾隆六十年，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五百四十五口。嘉庆二十四年，三万一百二十六万五百四十五口。道光二十九年，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口。咸丰、同治年间，战争四起，册籍上报常常缺少几个省，能够查考的只有二万数千万口不等。光绪元年，三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口。光绪三十二年，厘定官制，以户部为度支部，又把原先设置的巡警部改为民政部，调查户口归民政部掌管；各省则由巡警道专门负责此事。第二年，谕令直省造册上报民数，务必确实查明实际数目，作为办理各项政务的根本。民政部上奏说：“臣查，三十二年黑龙江、安徽、江苏、福建、甘肃、广西、云南的丁册，以及三十一年的丁册，都没有补造。各督抚明知已经超过期限，按例应当查处参劾，但积久的习惯难以挽回。臣部刚开始接收这项事务，筹划一切切实办法，拟请下诏命各督抚责成府、▯、州、县分乡分区，自行调查丁口确数，一律以每年十二月底为截止日期，以便划清界限；仍限定第二年十月送到本部汇总上奏。”制度获准实行。宣统元年，又颁行填造户口的格式，命令先查户口数，限第二年十月全部报齐；接着再查人口数，限宣统四年十月报齐。到宣统三年十月，据京师内外城、顺天府、各直省、各旗营、各驻防、各蒙旗上报的数目，除新疆、湖北、广东、广西四省，江宁、青州、西安、凉州、伊犁、贵州、西宁各驻防，泰宁镇、热河各蒙旗，以及川、滇边务，均未将册报送到户部以外，合计正户五千四百六十六万八千零四户，附户一千四百五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户，共六千九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四户；人口中男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二百零八，共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口。自雍正十三年户部题请获准，福建台湾府的生番一百九十九名，编入彰化籍；广西庆远府归附的土民一百七十九名，编入宜山籍。此后台湾生番、四川生番以及岭夷归化的人很多，定例命专管官编立保甲，查缉匪类，并在每月望日宣讲上谕，以兴起教化。从此番民的衣冠、语言都与当地汉民没有差别，也有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的。

译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交通日益广泛，我国百姓耕种、经商、迁徙，遍布海外，也有改入其他国家版籍的事情。宣统元年，外务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拟定《国籍条例》。由于各国国籍法有以出生地为依据的地脉系和以血统为依据的血脉系，也就是属地、属人两种原则；两种原则相互坚持，必然产生冲突，于是采取折衷制度，分为固有籍、入籍、出籍、复籍四章，重点采用血脉系办法。宪政编查馆把所定四章整理为二十四条。固有籍章第一条规定：不论是否出生在中国，凡属于中国国籍的人，有三种情形：一是出生时父亲为中国人；二是出生在父亲死亡以后，而父亲死亡时是中国人；三是母亲为中国人，而父亲无法考查或没有国籍。第二条规定：如果父母都无法考查，或都没有国籍，但本人出生在中国境内，也属于中国国籍。出生地无法查考而在中国境内被发现的弃儿，同样如此。入籍章第三条规定：外国人原本具有外国国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准许其呈请入籍。必须具备五项条件：一是在中国连续居住十年以上；二是年满二十岁，并依照其本国法律属于有行为能力的人；三是品行端正；四是有相当的资财或技艺，足以自立；五是依照其本国法律，入籍后即应消除本国国籍。原本没有国籍的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须年满二十岁，并具备前项第一、第三、第四款条件，才算合格。第四条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对中国有特殊功勋的，即使不具备第一至第四款条件，也可以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同上奏请旨，特别准许入籍。第五条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的妇女嫁给中国人；以中国人为继父并与其同居；私生子的父亲是中国人并经父亲认领；私生子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不愿认领而由母亲认领。具有其中一种情形的，都作为入籍处理。但妇女嫁给中国人的，必须以正式结婚并已呈报备案为限。其他各款，以依照其本国法律尚未成年以及尚未成为人妻的人为限。第六条规定：男子入籍的，其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应随同入籍；依照其本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的，不在此限。如果其妻子原本就是中国籍，或入籍者主动让未成年儿子入籍，即使不具备第三条第一至第四款的条件，也准许其呈请入籍。第七条规定：入籍者的成年儿子现居中国的，即使不具备第三条第一至第四款条件，也准许呈请入籍。第八条规定：入籍者不得担任以下官职：一是军机处、内务府各官，以及京内外四品以上文官；二是各类武官和军人；三是上下议院及各省谘议局议员。这些限制，特准入籍的人十年以后，其他入籍人二十年以后，可以由民政部请旨豁免。第九条规定：凡呈请入籍的人，应声明入籍后遵守中国法律，并放弃本国权利，出具甘结；还须由其居住地的两名公正绅士各自出具保结。第十条规定：凡呈请入籍的人，应向所在地地方官呈报，由该管长官详细请示并咨请民政部批准、发给牌示，再发给执照作为凭证。人在外国的，应向领事呈报，由出使大臣转报；或者直接向出使大臣呈报，再由其咨送民政部存案。出籍章第十一条规定：凡中国人原本要加入外国国籍的，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获准出籍，须具备四项条件：一是没有尚未了结的刑事、民事诉讼案件；二是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三是没有应缴而尚未缴纳的租税；四是没有官阶和出身。第十三条规定：中国妇女嫁给外国人；以外国人为继父并与其同居；私生子的父亲是外国人并经父亲认领；私生子的母亲是外国人，父亲不愿认领而由母亲认领。具有其中一种情形的，都作为出籍处理。但妇女嫁给外国人的，必须以正式结婚并已呈报备案为限。其他各款，以依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以及尚未成为人妻的人为限。第十四条规定：男子出籍的，其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一并作为出籍处理。如果妻子主动要求留在中国籍内，或出籍者主动让未成年儿子留在中国籍内，准许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条规定：已婚妇女不得单独呈请出籍。依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或无行为能力的人，也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条规定：凡中国人出籍，所有只有中国内地国民才能享有的利益，一律不得享受。第十七条规定：凡呈请出籍的人，应亲自出具甘结，声明没有第十二条所列的各项情形，也没有犯罪尚未被发现的情况。第十八条规定：凡呈请出籍的人，应向本籍所在地的地方官呈报，由该管长官详细请示并咨请民政部批准、发给牌示。人在外国的，应向领事呈报，由出使大臣转报，或直接向出使大臣呈报并咨送民政部。未经呈请并获批准的，不论实际情形如何，仍属于中国国籍。复籍章第十九条规定：因嫁给外国人而出籍的人，如果离婚或丈夫死亡，可以呈请恢复中国国籍。第二十条规定：出籍人的妻子，在离婚或丈夫死亡后，以及未成丁的儿子已经成年后，都准许呈请复籍。第二十一条规定：呈准出籍后，如果仍连续居住在中国三年以上，并符合第三条第三、第四款条件，准许呈请复籍。外国人入籍后又出籍的，不在此限。第二十二条规定：呈请复籍，应由原籍所在省的两名公正绅商出具保结，并向所在地地方官呈报，由该管长官详细请示并咨请民政部批准、发给牌示。第二十三条规定：复籍者经过五年以后，才可以担任第八条所列的各项官职。第二十四条规定：本条例自奏请获准并奉旨后立即施行。

译此外，把贱籍改为良民籍，也属于清朝的良好政事。山西等省有乐户，他们的祖先因为明朝建文末年不肯归附燕王军队，被编入乐籍。雍正元年，命令各地禁止并革除这种身份，改业为良民。又谕令，浙江的惰民、苏州的丐户，所操行业与乐籍相同，也削除他们的贱籍。雍正五年，因为江南徽州有伴儅，宁国有世仆，当地称为“细民”；甚至有两个姓氏的人丁和村庄规模相等，却由这一姓替另一姓服役，形同奴隶，也下令革除这种身份。雍正七年，因为广东蜑户以船捕鱼，粤地百姓不准他们登岸，特意下令禁止这种做法，准许他们在近水村庄居住，和普通百姓一样编入保甲。乾隆三十六年，陕西学政刘嶟奏请，山西、陕西的乐户、丐户应当制定禁例。部议认为，凡向官府报告改业以后，必须经过四代，本族亲支都清白自守，才准许报捐和参加考试。广东的蜑户、浙江的九姓渔船以及其他类似情形，都照此办理。嘉庆十四年，又因徽州、宁国、池州三府的世仆捐资取得监生资格、参加考试，常常被地方告发控诉，皇上谕令：“这类名分，总要以现在是否服役为判断。如果年代久远、文契又无法查考，就立即予以开豁。” 八旗人丁按定例每三年编审一次，命令各佐领查核已经成丁的人，增入丁册。凡隐匿壮丁，事发后将其主人、佐领、领催分别按情节轻重处罚。原规定壮丁三百名为一佐领，后来改定为二百名。康熙四年，命令满洲、蒙古佐领中剩余壮丁多至一百名以上、原来分属两个佐领的，听其仍按原分。雍正四年，谕令八旗都统以及直省驻防都统、将军等，交给佐领、骁骑校、领催，逐户详细开列新旧壮丁，并把参与编审的各官姓名一并列明，出具保结送交户部。未成丁的人、不是正身良家子弟的人，以及应当除名的人丁，都要查实后开除。雍正五年，命令编审丁册时，每户写明另户某人某官职；没有官职的，就写“閒散某”，上面写父兄的官职和姓名，旁边写子弟及兄弟之子的姓名，以及户下共有多少人。无论在本籍还是外出他处，都要详细注明。各省驻防的旗员、兵丁，以及外任文武官员的子弟、家属，命各将军、督抚造册咨送所属旗。乾隆六年，命令八旗编审时，各佐领下已经成丁的人和未成丁但已经领取粮饷的人，都编入丁册；分别注明正身、开户，并在户下各人名下写明三代履历。户下人的祖父，有的是通过契约买来的，有的是从盛京带来的，有的是随土地带来而投充的，都要分别注明。正户的子弟，一律作为正身另行造册。雍正七年，谕令：“八旗汉军起初本来都是汉人。有跟随朕入关的，有在定鼎以后投诚的，有因获罪而编入旗籍以及归入三藩属下的，有从内务府、王公包衣中拨出的，还有招募的炮手、过继来的异姓子弟，以及随母亲因亲属关系归入旗籍的，先后归旗，情形各不相同。其中跟随朕入关的人员，其子孙都属于原有功勋之后，不必另行议论更改。其余各类人员，朕想扩大他们谋生的道路。如果愿意改回原籍，准许一律编入保甲；原来居住在外省的，也准许前往原籍。其中如有世职，仍准许承袭。不愿出旗的，听其自便。”雍正八年，又谕令：“前次下达的谕旨，原本只针对没有出仕和职位卑微的人员。至于已经做官很久、世代承受国家恩泽的人，他们本人及其子弟，都不得呈请出旗。”雍正十二年，又谕令：“八旗另载册籍的人，原本是开户家奴冒充身份进入正户，后来自行自首说明的，以及旗人收养民人为子的，有愿意出旗为民的，他们想入哪个籍，听其自便；本人田产也准许带走。”乾隆二十六年规定，汉军中凡现任外省同知、守备以上官员，京官主事以上，旗员五品以上，都不准改归民籍。其余人员在京城向所属旗说明情况，由所属旗咨报户部，再转行各省；在外地的向督抚说明，由督抚咨报户部和所属旗，编入民籍，并准许和普通民人一样参加考试。大体说来，清朝对八旗人都由国家力量供养。后来人口繁衍增多，虽然每年耗费数百万金，仍苦于供给不足；同时逃人的禁令又十分严厉，旗人和民人因此日益困顿。乾隆初年，御史舒赫德、范咸、赫泰，户部侍郎梁诗正等先后奏请清查东三省的荒地，让八旗人迁去居住开垦，以图自我养活。虽然多次奉谕议行，但最终没有切实举办。至于八旗户下人要开户，必须有军功劳绩或技艺特别出众；也有本主念其数代服役勤劳，准许另立户籍；还有的放出为民，也有不准放出为民而只准开户的，各种规定又各不相同。田制中有官田。起初设置官庄，以京畿附近归附的百姓充任庄头，给他们绳地，一绳为四十二亩。后来把各庄头的田土编定等级，分为四等，每十年编定一次。又设置粮庄，每庄给地三百晌，一晌约合六亩。庄地分布在顺、保、永、宣各属，奉天、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也设置了官庄，都归内务府管辖。此外还有部、寺官庄，分别隶属于礼部、光禄寺。又设置园地，种植瓜果蔬菜，选壮丁充任园头。世宗初年，设置总理事务的专官，负责关外报粮和编审。南苑本来是练习武事的地方，按例禁止开田。宣宗曾下令，过去已经开垦的也必须荒废。咸丰、同治年间，嵩龄、德奎、刘有铭、铁祺先后上疏请求开放，都受到严旨斥责。然而到了光绪末年，仍然把土地交给百姓。此后承领土地的人便接踵而来。考查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共一万三千三百多顷；分拨给各旗官兵的土地，共十四万九百多顷。凡王公的近支亲属，分别分给土地：大庄给地四百二十至七百二十亩，半庄给二百四十至三百六十亩，园地给六十至一百二十亩或一百八十亩；王府管领以及官属壮丁，每人三十六亩，不供给粮食。凡分拨土地，以现有人数为标准，后来即使人丁增加也不增加土地，人丁减少也不收回土地。

译顺治元年，规定把京城附近的荒地以及前明无主庄田，分给从关外来的官兵。圈地的议论从此开始。于是巡按御史柳寅东上奏满、汉分居有五项好处，部议同意施行。顺治二年，命令凡民地被指为应圈之地的，迅速筹划补偿拨给，土地肥瘠要大体均衡。顺治四年，在顺天、直隶各州县圈占土地一百零九万多晌，分给满洲作为庄屯。顺治八年，皇帝认为圈地妨害百姓，下令以前圈占的土地全部退还。顺治十年，又命令停止圈地和拨地。然而旗人退还的荒地，以及游牧而来投归的人丁，仍然重新圈地补充；又有人因圈地补充而连带圈占相邻的民地。康熙初年，鳌拜专权，想把正白旗屯庄给镶黄旗，于是另行圈占民地补充。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认为不可，获罪至死。圣祖亲政后，下令停止圈地；本年圈占的房屋土地全部退还。又用张家口、山海关等处的荒地交换拨补各地，并命令把新满洲分给官庄的剩余土地，将被圈的土地归还百姓。这就是旗人退还的地亩。官地按例禁止和百姓交易。然而旗人不习惯耕种，人口日益增加，不免私下抵押、出卖。雍正初年清理旗地，命令拨款赎回。凡不自首以及私下互相授受的土地，都没收入官，作为公产。旗地方面，命宗人府、内务府和八旗把各种地亩的坐落、四至详细登记，编成清册，称为红册，以备审查勘验旗、民田地争讼。乾隆初年规定，赎回的旗地仍归原来的佃户承种；庄头和势豪争夺土地的，治罪。凡赎入官府的土地，以及抵偿官帑、籍没等田地，都征收地租，称为旗租。过去查明交官的土地，规定租额后由旗员主管。乾隆三十四年，因直隶总督杨廷璋进言，停止这一规定。百姓租种旗地，原定期限为三年；如果私下实行长期租佃，业主、租户都按违禁律治罪。八旗地主长期被禁止夺佃增租。自和珅掌管户部以后，上奏修改原有规定，于是旗人和府庄头大多撤换佃户另租他人，贫民开始大量失业。嘉庆五年，部臣请求恢复并重申旧禁，诏令编入定例通行。咸丰初年，又重申按规定数额收租，地主和佃户都不得任意增减。如果典卖旗地，按盗卖官地律治罪，授受双方一同惩处。但时间一久，法律松弛，有的以土地作抵押借贷，有的实行超过期限的长期租佃；表面奉行、暗中违背，差役又借机敲诈勒索，弊端于是丛生。虽然屡次申明告诫，往往因其他缘故，禁令时紧时松，不能始终如一。到了光绪年间，才规定这种土地无论是过去圈占的还是后来自行置办的，一概不准卖给民人。只是此前由民人购买、已经纳税升科的，仍准许其继续占有经营。盛京官庄在顺治初年就划定了八旗屯界。随后命令在沙河以外、锦州以内，给旗员家丁分地，每人三十六亩。康熙年间，规定把奉天所属土地分给迁来的新满洲；丈量所得土地共三十二万九千多顷，其中二十七万六千三百多顷作为旗地，按旗划分界限。又设置各旗官员的庄屯，各城兵丁也酌情分给随缺地亩。随后命索伦、达呼尔官兵耕种墨尔根土地，奉天官兵耕种黑龙江土地。乾隆初年，设置黑龙江屯庄，在呼兰设庄四十所，选盛京旗丁携家前往，由官府资助行装、修筑房屋、置办器具；每丁给地六十亩，每十丁一庄，每六亩给籽种二斗，每庄给牛六头，并供应口粮。温德亨、都尔图也照此办理。凡随缺官地归旗并登记入册，禁止职官侵占。嘉庆年间，规定盛京入官的土地，应招募没有土地的贫民承领租种，职官子弟不得承种；管界各官也不得在所管区域内以子弟名义置办房屋土地。道光年间，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拉林各官庄，原有地额共一万二百晌；吉林八旗及各处旗地和乌拉旗地，共三十六万五千九十二晌。光绪初年，又把三姓的荒地拨作官兵随缺地，共二万九千多晌。宣统年间，因为奉天省各旗地有很多盗典、隐占的弊端，命令全面查考核实，不得和清查赋税混为一谈；先清查城内旗地，再清查外城，依次厘定。这些就是东三省所属的官庄。直省各地都设置驻防旗兵，在驻地建立庄田，每人给田三亩。凡携带全家前往驻防的，原先在京城所得的圈地退还。旗员分给园地，多的二百四十亩，少的六十亩，各省不完全相同。只有浙江驻防没有田地，仍然发给俸饷。乾隆年间，放宽驻防兵置办产业的禁令，但八旗官员仍照旧禁止。光绪末年，谕令：“在各地查明旗丁人数，凡旧有马厂庄田，都按人口划分土地，责令他们从事农业。原来没有厂田，或者虽有厂田但不够的，由主管部门在附近分购民地配给，作为世代产业。逐步推广，使旗丁归农，接受州县治理，与普通百姓没有差别。”这项措施还没有实施。蒙古人起初分为五等，一、二等还分给庄屯、园地，三等以下只分给庄屯；各自守卫疆土，不得越境。后来逐渐有百姓低价收买蒙古土地。乾隆年间规定：“凡有抵押、出卖的，严厉处罚。”并著为永久法令。分拨给外藩的官地，大致如此。明朝内监的庄田，由户部总管；宗室的禄田散布在各省，都按民田起科征税。此前曾用新城、固安的官地二百田十顷仿制井田，选旗、民一百户，每户授田一百亩，公田一百亩，合力耕种供养公田。后来又在霸州、永清仿照实行，但最终成效很少。乾隆初年，改为屯庄制度，选择勤劳敏捷的人充任屯户，按亩征收粮税。这就是把井田改为屯地。

译凡京师坛壝的官地，以及天下社稷坛、山川坛、厉坛、文庙、祠墓、寺观、祭田和公地，一律免征赋税。建国初年，赐给圣贤后裔祭田。孔林的土地、四氏学的学田、墓田、坟地，都免除租赋。学田专门用于兴建学校和赈济贫困士人，佃户耕种后缴租，但租率不统一，过去也没有固定数额。乾隆年间，天下学田共一万一千五百多顷。光绪变法时，各省普遍兴办学堂，费用没有限度，于是又拨给当地荒地，划作学田，以补助经费。籍田实行于首都先农坛，坛地共一千七百亩。雍正年间，命疆吏督促所属地方设置籍田。东西陵地，红椿以内按例禁止耕种和砍柴。东陵白椿界外起初允许百姓耕种；道光朝才严令禁止。青椿以外、遵化、蓟州、密云、承德各界以内，兵民私自开垦，土地达到一万多区，时间久了范围更加扩大。光绪末年，规定按区丈量勘查，将成熟土地分等升科征税，储备用于学堂。京畿附近的牧马草场，顺治二年把京城附近开垦荒地的剩余部分划为牧场，在顺天、天津、保定各属分旗设置。从御马厂以下，都按所属旗分牧养。亲王的牧场方圆二里，郡王的方圆一里，也都是圈地。这叫屯垦。康熙年间，招募百姓开垦天津两翼的牧地，共二万一千五百多亩。乾隆年间，丈量直隶马厂土地，赈济贫民并使其置业，命名为恩赏官地。盛京方面，奉天屯卫各地由八旗分作牧厂，从东向西，原本禁止百姓开垦，并在划定界限处修筑封堆作为限制。然而大凌河东厂、西厂的荒地共有三十一万零八百多亩，养息牧场的牧场余地一万四千六百晌，乾隆、嘉庆年间陆续放垦。后来又总计各城旗马厂可开垦土地三十八万九千多亩，全部归城内旗人承种，并命八旗王公和閒散宗室，原来已经在所分牧地开垦的，可以自行呈报。只有松筠请求把旗人迁驻养息的闲置土地，因经费不足而停止。咸丰年间，认为大凌河西岸开垦妨碍马政，重申原来的禁令。同治二年，变通处理锦州、广宁、义州牧厂的荒地：西厂保留放牧，东厂招募佃户；其东北角的高山子数万亩土地、义州教场一万多亩闲地，也一并出租耕种，作为城内士兵的屯田。然而当时西厂有旗人领受的旧地，时间一久越界开垦，妨碍放牧。八年，命令划出并放弃这些土地，于是大凌河开垦的议案便受阻。吉林、黑山一带荒地很多，是牧猎场，因此更加严格地杜绝奸民包揽、出卖土地。养息牧地最初开放时，划定东西界限，设置专官掌管租金收入。彰武原本是官营牧场，随后也议定劝民开垦并征税。于是养息牧场的熟地、生地共开放六十一万八千八百多亩，其余荒地八万九千六百多亩，剩余土地三万五千三百多亩，就用来安置蒙古人、汉人杂居放牧、佃种，同时抚恤贫困的牧民。吉林乌拉在康熙年间把五屯分作庄丁地，于是成为五处官营牧场，剩下的荒地颇多。宣统年间，拨作学田，放垦实际土地二千三百多晌。凡驻防营都设置马厂，牧场旁边的剩余土地无不放垦。荆防马厂已经垦熟的土地，长期以来分给百姓；到光绪末年，石首、监利清理出马厂土地二万多亩，都命令招募开垦，以租金收入补助警政和小学。宣统初年，宁夏满营牧地的剩余地界开渠垦地，可开垦土地达二十一万亩，旗人、民人各占一半。民人承领的，要缴纳地价，作为旗兵开垦的本钱。宣统三年，安徽万顷湖牧场改为开垦田地，放出八万二千七百多亩；其中流民占耕和民间认领的荒地，都称为佃民，留下给旗丁的田地二万亩，也招民人承佃，每年缴纳谷麦，这就是官佃。到这时因抗租发生纠纷，议定民人租种的田地由公司补交地价、承受产业，以资助八旗生计。关外的牧场，隶属于独石的称为御马厂。此外礼部、太仆寺、左右翼以及八旗，在张家口外都有牧场。至于杀虎口议定按亩收租、察哈尔所属地区禁止私自开垦、大青山放宽百姓占地、奕兴地招募商人承领耕种等，各朝都根据时势制定办法，不拘泥于成例。后来密云、热河同时开放荒地。热河土地宽广，除保留牧场外，还获得一千四五百顷土地；其中三分之一留作牧场，其余全部招募开垦。这样既开发了土地资源，又不妨碍耕种和放牧，实在是很好的政事。明朝设置卫所，是用屯田供养军队，并把军队隶属于卫所。后来军政废弛而改为招募民兵，屯军开始专门负责漕运；没有漕运任务的，也要不断服役，屯户因此非常困苦。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卫所屯田分给军人承佃，免除他们的杂徭。顺治元年，派御史巡视屯田。顺治三年，确定屯田官制：每卫设置守备一名，兼管屯田；又设千总、百总，分管卫所事务；把卫军改称屯丁。顺治六年，制定直隶屯田缴纳租粮的规定。当时裁撤屯田御史，后来又裁撤巡按，改由巡抚主管。顺治十三年，规定屯军贴补漕运的办法。浙江各卫中，有屯田而没有漕运和没有屯田而有漕运的，都征收、拨付贴运银，屯户的困苦才稍有缓解。康熙十五年，因为各卫荒田处于州县管辖境内，军地、民田多有冒名隐占，命令有关官员彻底清查。雍正二年，采纳廷臣请求，把内地屯卫并入州县，裁撤都司以下的官员。只有承担漕运的屯田，以及边卫中没有州县可以归属的，仍照旧办理。雍正九年，命令屯卫田亩可以典给军户，但不得私自典给民人。

译乾隆元年，免除广东屯田所收的额外余粮，并因此废除各省军田额外加征的旧例。此前，屯丁出卖田产，官府贪图其税收，发给契券，准许这样做。到这时又下令，凡把屯田转归运船丁所有的，一律禁止军民再次典当。实际上，各省把屯田典给百姓，到处都有这种情况。乾隆六年，规定屯田典当期限为一年。不论田在军户还是民户手中，都清查出来，归还屯丁，以供养运军。十二年，漕运总督顾琮请将已经典给百姓的田，命旗丁出资赎回。但百姓已经占有经营很久，旗丁贫穷，无力赎回；于是采纳阿思哈的意见，厘定江西丁田：在军户手中的归还军户，在民户手中的增加租额给丁户，永远作为定制。三十七年，又因漕运总督嘉谟上奏，命令清理湖广、江南、浙江、山东等省的屯田。第二年，裴宗锡趁机陈述两江一带过去不归运军耕种的裁撤卫所屯田，主张加征津贴运费。皇帝认为这样会加重百姓负担，没有批准。四十年，湖北巡抚陈辉祖上奏说：“武昌各卫清查出的被典卖屯田，请加征津贴以供运军。”部议说：“这样既可使私下互相转让田产的人知道戒惧，又不至于使失业者受到伤害，或许典卖屯田的弊端会逐渐消除。”五十年，因长沙、澧州原有的弁田转卖纷乱，命令取消弁田名目，准许按民产办理转让。五十四年，毕沅等上奏，各省屯丁每四年编审一次，只核查户口数目；田产如有隐漏，随时查核。一百多年来，屯田的利弊始终同漕运相联系。后来南方漕粮改行海运，屯卫田产隐蔽，难以查核，到这时便发生了一次大变革。光绪二十四年，太常卿袁昶上奏治理屯田。正因为有改卫所为屯田的谕令，便命令天下查核卫田亩数，详细制定租税章程。但江西把租粮全部充作军饷，同其他省份用来供养运军的做法不同，籥仍沿用旧制。二十七年，刘坤一、张之洞分条议论屯卫应当裁撤，大意说：“运军长期空缺，卫官又无事可做；一个卫所所属的屯田，有的隔着府，有的跨越省份，一切都操在书吏手中。田租、军饷中的弊端，穷尽也数说不清。”第二年，命令各省查勘核实屯地，发文要求屯户缴纳契税、凭契券占有产业，把屯饷改为丁粮，归州县征收解送。取消屯丁、运军的名目，裁撤卫官。当时合计各省屯田约二十五万多顷，但大多同民田混杂在一起；而且各屯丁私下互相典押、出卖，早已失去原来的状况。加上战乱之后册籍荡然无存，粮田、产业无从查考。漕运总督陈夔龙陈述三项大原则：一是区分丁业和民业；二是现今征收的租粮不追补原定额数；三是补缴田价应当从轻。江南、安徽、两浙都折中制定规章，分别缴纳田价和税粮。例如淮安、扬州、徐州四卫，规定上等田每亩三两、中等二两、下等一两；屯税每两缴纳三分，其余各处制度互有异同。只有山东因灾荒艰难，请求免除征纳。湖广总督张之洞则说，湖北卫田是军户赖以供养自己的产业；即使有民人冒充军户承领，也大多不是富裕之家，都难以责令他们缴纳田价，只征收契税而已。契税和田价大体按照民田的标准征收。到三十一年，宜城屯户发生争端，正是因为卫田的旧例不便。张之洞又筹划了八项简便办法，大旨是删去原有繁琐规定，分年减免税收和摊派，屡次免除杂税。但学堂捐仍同民田一样征收，以备日后把屯田改为民田。符合规定的，由官府发给凭证。后来湖南省也仿照实行。宣统元年，浙江巡抚增韫又请下令，承领田地的人只须限期报明，一概不缴田价。部议随即准许其占有产业，但屯田价格不妨酌量收取。大概屯卫制度的变化，是时势造成的。清朝开国之初，就把壮丁拨往荒地屯田。又在靠近边境的屯田地点筑城设兵，保护农人。世祖刚入关时，制定开垦荒地、兴办屯田的命令。凡州、县、卫所的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和官兵耕种。如果力量不足以开垦，官府就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或者酌量借给屯田资本。第二年缴纳收成的一半，第三年全部缴纳。大学士范文程上奏屯田四件事：一是选拔任用合适的人；二是收获安排要适宜；三是转运要有办法；四是赏罚必须守信。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令凡是自首投诚的人，都把荒田授给他们，作为永久产业。魏裔介也请将饥民迁徙安置，让他们入籍并占有田地。罪犯中应当发遣的，限定年限屯田开垦，事情办完后释放遣返；原来留下并占有产业的，听其自便。规定各直省屯田，官府资助牛和种子的，收获粮食官府取三分之一；百姓自己准备本钱的，当年取十分之一，第二、第三年取三分之一。起初制定劝善惩罚的条例，限期完成的办法十分严格。康熙初年，担心官吏虚报数目、摊派百姓，停止限年令。不久，御史徐旭林论述开垦荒地的三种弊端，言辞十分恳切，但限年办法最终还是无法实行。随即又命令士民开垦土地二十顷的，考察其文理优长者，任用为县丞；开垦一百顷的，任用为知县。凡新开垦的土地，起初规定三年后开始征收田赋，后来又放宽到六年以后。不久又命令合计十年计算。后来仍采用六年后征收的规定，也有沿用三年旧制的。雍正元年，颁布征收田赋的期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并著为定例。顺治、康熙年间，各直省大员把开拓荒地作为功绩，所报开垦田地的总额，多的如河南达到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一顷，少的如山东也有一百二十多顷。世宗末年，认为数字多有不实，严令审查核实；有浮夸虚报的，依法论处，并制定考核叙功办法。凡官吏招募佃户出资开垦的，按户数多少办理；军民自己筹措工本开垦的，按亩数多少办理。乾隆年间，官山、官地不论土著还是流民，都按呈报先后给予开垦；民地则由业主先行报垦，如业主确实力量不足，他人才可以承领。凡屯户增垦土地，都命令改按屯田征收田赋。又命令对已经开垦的土地谨慎保护。凡官田、民田，若关系到水道蓄水、泄水，不得擅自开垦。如果明知属于自己的产业，仍私自把塘堰、陂泽开成田地，立即惩罚。现在考察历朝屯田开垦的政务，首先是各直省屯田，其次是新疆屯田，再其次是东三省开垦、蒙古开垦，以及青海、热河等地的垦务，全部记载在本篇中。顺治元年，命令山西新开垦的田地免征租税一年；河南、河北的荒地共有九万四千五百多顷，采纳巡抚罗绣锦的意见，让士兵负责开垦。二年，顺天府实行按兵授田的办法，每名守兵给可耕田十亩，牛具、种子由官府资助。又在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防满兵，都发给无主土地让他们耕种。四年，给事中梁维本请开垦秦地、豫地以及庐州、凤阳的荒田。六年，命各省兼招流民，编入甲籍、发给凭照，开垦荒地作为产业，不得预先征收私派，六年后按成熟田地征粮。十年，规定四川荒地听任百姓开垦；陕西的荒地则酌量调拨步兵，官府发给牛和粮食。

译康熙六年，规定江南、浙江等省分驻投诚官兵屯田，每人发给荒田五十亩，并得领取军饷的本钱。家属多的，按人口增加田亩。福建没有荒地，就把投诚官兵分驻到有屯田的各省。七年，御史萧震上疏说：“国家每年的费用，军饷占其中八成，而绿旗兵饷又占军饷的八成。如果在贵州、四川兴办屯田，让驻守郡县的士兵耕种郡县的土地，就能节省费用，并逐渐开辟荒地。”下交有关部门议行。当时直隶、陕西、广东、福建先后制定开荒条例，而四川又制定特别条例，官吏可以按功劳升用。于是湖南、湖北、福建、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空荒土地，都任百姓播种，并限定年限开垦完成。雍正四年，甘肃、宁夏的插汉、托辉一带地势平坦，可以开垦的田地有六十多万亩，于是招募民户认领，每户授给一百亩。五年，广东总督阿克敦陈述近年广东东部开垦中的四种弊端：一是豪强侵占掠夺；二是书吏贪婪勒索；三是资本不足；四是土地贫瘠，担心被赋税拖累。提出五项劝导办法：划定疆界，杜绝苛取，借给种子，减轻赋额，广泛招徕人口。后来惠州、潮州的贫民开垦肇庆所属土地，高州、廉州、雷州所属的山地荒地和贫瘠土地，也都由官府提供资本招募开垦，并免除升科。随后琼州也照此办理。又扩大云南、贵州的开垦计划，乌蒙的士兵和百姓都承领开垦，每户不得超过二顷。各省进入四川的民户，每户给水田三十亩、旱田五十亩。甘肃安西长期实行兵屯，迁移家属前往驻防，同凉州、肃州两镇相配合。屯兵大多贫困，开垦资本全部由官府借给；并命令边省、内地零星可以开垦的土地，听任百姓和少数民族开种。山西新开垦的贫瘠土地，十亩以下；陕西零星土地，五亩以下，都免于升科。凡空隙地、水冲地、沙杂地、面积不足一亩的地，以及边省山麓、河岸的荒地，全部永远免征田赋。浙江新涨出的沙地，百姓和灶户都可以承领；一百亩编为一号，十号编为一甲，由十名老农指导耕种。后来土地不断涨出，人们都从中获利。随后又有禁止侵垦西湖的规定。乾隆五十九年，巡抚吉庆说，沿海沙地、滩地涨落无常，约有十三万三千多亩，全部命令收归官有，交给原来的佃户耕种纳租，永远定为条例。各省州县每年新开垦的荒田、荒地，以及荡地、湖淤地，督抚都随时上疏报告，办理升科。大概自雍正、乾隆以来，各省军屯和民间开垦达到极盛。福建各处番人鹿场的荒地，按例允许租给百姓耕种。然而台湾自历任镇臣创办庄屯、招募佃户以来，往往侵占民地和番地。乾隆年间，诏令禁止武官开垦荒地，随后又禁止土著百姓私自购买番田。五十三年，福康安请拨出多余土地给番人、百姓自行耕种，并选强壮者充任屯丁。内山未开垦土地和收归官有而荒废的埔地共有八千八百多甲，每甲按民田十一亩多计算，共设置屯丁四千人，分给土地任其耕种，免除赋税但不给军饷，皇帝准行。嘉庆年间，噶玛兰开辟田园七千零五十多甲。道光初年，规定番社未开垦的荒埔分给百姓并征租。广东西部设置土兵、俍兵，都发给军田。广东东部有俍田、瑶田，仍按田地供养兵丁，这些田一律禁止百姓典当。台湾番地也是如此。但云南永北、大姚等地，汉人典押夷人土地，积累的纠纷已有几十年。道光元年，着手处理，局面稍稍安定。十三年，四川又发生汉人耕种夷地的争端，于是划清界址，命令汉人、夷人不得互相侵占。又采纳云南总督阮元的建议，禁止流民私自租种苗人田地，也禁止靠近苗地的客户典卖苗人产业。十六年，因开化、广南、普洱一带有很多闲置土地，流民搭棚开种，于是议定将他们编入户甲。御史陶士霖认为这种做法会损害农业、包庇奸人，便加以禁止。此前，江苏涨出的滩地被冒名开垦的情况日益严重，到道光八年才规定收归公有。但官产和民业互相纠缠。于是两江总督陶澍建议允许百姓承领并转售。有关部门议论说，江河不能以开垦种植获利，沙洲也不得为了迎合百姓而任其占有、买卖，仍应一律收归官府处理。不久，耆英说：“百姓出价购买并兴建田地，一旦夺回，迹象类似于同民争利。请宽免过去的行为，但堵塞将来的做法。”皇帝采纳了。二十三年，祁▯说修复虎门等炮台，需要用屯田加以防护。第二年，程矞采招募屯丁二千人试行。皇帝说：“让本地百姓耕种本地土地，守卫险要处所就能保护自身和家业，确实是长远的办法。” 同治元年，因军需储备十分紧急，发文命令凤阳、颍州等地的守兵开垦邻近的废田，并逐步推广到各郡。山东遭受教匪之乱，邹县、滕县等地的田地都成了废墟。三年，决定采用移民办法；而东昌、临清、兖州、曹州各属的逆产和绝户土地，全部没收入官。五年，才有办理湖团的谕令。所谓湖团，是曹州、济宁一带的客民在苏州、齐州交界的铜湖、沛湖地区耕种，聚族建立团体。后来土著返回家乡，控告争斗不断。但客民开垦是官府招集的，其中有不少官有荒地，所占土地并不广，而且打官司的人也不是实际耕种田地的户主。于是曾国藩查明实情，驱逐品行恶劣的户民，留下善良的团体，使各自安于原有产业。陕西叛乱后留下许多荒废产业，前一年已经下令筹设屯田。巡抚刘蓉说，军事正紧张，不如招募百姓开垦更方便。有关部门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制定招募开垦的新章程四条：一是划正地界，二是规定制度和期限，三是缓征钱粮，四是确定租粮。广东沿海沙地，规定水退后报告勘查，承垦者每人不得超过一顷，三年成熟后，按照水田标准征收田赋。后来士绅垄断侵夺，于是命令查办禁止。当时正值东南战乱之后，农民长期失去职业。光禄少卿郑锡瀛说，国家每年收入约四千多万，军饷粮食的支出耗去一半，应当广泛兴办屯田以供养军队、节省费用。不久，御史汪朝棨说各省新收复的土地疆域，应当赶紧开垦。徐景轼也以修治农业、使流民安定为理由提出建议。于是曾国藩在安徽、杨昌濬在浙江，都分别区分土著和客民，部署开垦荒地；马新贻在江苏、刘典在陕西，也都急切督促劝导。曾璧光、黎培敬先后在贵州推行兴办屯田的政策。八月，采纳苏廷魁的建议，筹划开垦兰仪以下的干涸河滩地。十一年，谕令陕西延安、榆林各属，那里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应当赶快开垦，并严格考核州县官员。当时回民刚刚接受招抚。

译此前，御史黄锡彤请设置江苏、安徽屯营，选湘军、淮军中的散勇开垦沿江土地。光绪二年，硃以增也说：“有人认为屯田政策适合边疆，不适合内地，却不知道既然有荒地可以开垦，什么士兵不能务农，什么地方不能设屯？只要抽调几个营，陆续兴办，将来使士兵转为农民，对国家的补益不是小事。”当时天津、海防兵营屯田已经收到成效，所以这样说。曾国藩曾说：“必须得到一千亩无主土地，不能同民田混杂，才可以供军队设置屯田。”李鸿章也认为兵民杂处，不适合在内地实行。于是议论搁置。起初，贵州屯军分布在古州、八寨、台拱、丹江、清江五厅，分设一百二十座堡，共有屯户八千九百三十九户。每户发给上等田六亩、中等田八亩、下等田十亩，附近山地不受亩数限制。到乾隆年间中期，禁止承租屯田的军户私自出卖。嘉庆初年，在铜仁、石岘苗地修建碉堡、卡伦，设置屯军；每军一百人，设置百户一名、总旗二名。每名士兵给水田四亩，百户六亩，总旗五亩，都免除租税。到同治初年，又重新制定黎平屯田章程。此时，罗应旒说：“贵州苗地设置屯田已经很久，但徒有虚名而少有实效，不如去掉军队的名目，取得务农的实效。”当时屯军共有十卫，不久上奏确定分为两班，与守兵一样承担操练、防守和征调的定额，并保留屯田中百户、总旗等职位；有不尽力的，立即革职替换。此前沈桂芬上疏陈述安置旗人、听任他们前往各省的建议。御史黄元善也说，山西及江苏等省开垦荒地，应仿照双城堡旧章，命令旗人和民人迁移开垦。但因为事情艰巨，未能全部实施。十二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筹划开垦内山番人的荒地，砍伐树木变卖，所得用来资助抚恤。十六年，湖南洞庭湖新涨出的淤洲上建立南洲厅，收归官府出租；共查实民田十三万多亩，官田八万九千二百多亩。二十二年，广西巡抚史念祖说，西部各属的官民荒田还有可以开垦的，命令官府大力倡导，酌情挑选屯兵，督促他们开垦成熟，任百姓承领耕种，并根据土地肥瘠确定赋额；统计各属共开垦荒田一万四千三百多亩。当时陕西清理荒地十分卖力，巡抚张汝梅说：“陕西土地上兵乱和灾害交相侵袭，百姓流散；北山气候夏季寒冷、霜冻来得早，农业收成没有保障；又因劳动力少而粮价低，得不偿失。不仅客民来去没有定数，就是土著百姓也时常停耕。想要土地不再荒废，只有放宽首次开垦的期限，宽减对州县长官的责成，这样百姓就少逃亡，官府也不必顾虑，公私双方都能得益。”二十五年，规定新阳县荒芜的额定田地约十万亩；无主的作为官田，招人承领，按田、地、场分为三等缴纳田价，名叫“系脚钱”；有主的限期报垦，超过期限就收归官府。这是采纳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请求。二十八年，陕西巡抚升允说：“西安马厂的各处荒地，试行开垦水田、旱田，实行屯田。营官、哨官按地亩授田，每人六十亩以下；屯勇每人十亩。每一百亩借给官牛两头、种子三石，农具由官府准备；一年归还牛，二年全部缴清。并拟定分年裁减军饷：开始屯田时，每年发全饷；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全部裁减。”后来土地遭水冲、冰雹毁坏，收成不丰，于是又上奏说：“驱使没有军饷的士兵，使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势必使壮志消磨在田间，使精锐损耗于农作；结果有屯田却实际上没有军队，有军队却实际上不能使用，这反而不是创办屯田的本意。不如不裁减军饷，而把屯田收益全部归公，再颁发每年收成的二成、三成作为奖赏，这才是所谓两方面都有利。” 江西义宁、新昌交界处有黄冈山，自明代以来一直是盗匪聚集的地方。二十九年，采纳巡抚柯逢时的请求，开垦土地以使百姓受益。直隶安州白洋淀的淤地肥沃，这一年放宽禁令，招募百姓租种，分四等收取预租。三十一年，海州、赣榆之间有鸡心、燕尾两处滩地，适宜开垦放牧；徐州微山湖的淤滩地，也都招募百姓开垦并办理升科。三十二年，议定广西开荒时壮丁已经很少，资本又不足，于是仿照外国办法，招募商人承领开垦。南宁则招募商人成立公司，招募裁撤的士兵充任垦丁。到宣统初年，共放出山地荒地十六万六千五百多亩。三十三年，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说，江苏所属战后荒田不少于二百多万亩，请把历年申报荒废的定为旧荒，其余定为新荒，允许各户分别申报免除粮税，都由垦务局招募开垦，这样虚报荒地就容易查核。又制定开垦章程，区别官荒和民荒，分三等缴纳田价；承领荒地不论土著还是客民，都可以领种。三十四年，清丈安徽沿江洲地，统计怀宁等州县官荒中应缴田价的土地共三十多万亩。广东琼崖从来没有开垦居住，到这时召集商人集资成立公司，由官府清丈，区分官荒、民荒，先把地界整理清楚。宣统三年，云南清查出荒地五十六万亩，安徽官民荒地四万一千多顷，河南沙荒地三万三千多顷。可以开垦的分为三等，叫作轻沙、平沙、重沙；各州县试行招募开垦，多的有四百多顷，少的也有二三十顷。浙江仁和等地开垦成熟甲地山地一百八十多顷，各府士绅、商人承领开垦荒地一万五千多亩。甘肃自光绪末年设立垦荒局，开垦达到二十多万亩。新疆屯田始于康熙末年。当时在察罕诺尔驻兵，于是又在苏勒厄图、喀喇乌苏等处创办屯田，命令土默特兵一千人参加，每旗派一名台吉，另派一名监督大臣。哈密、巴里坤、都尔博勒以及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地，也都议定建立屯田。命傅尔丹、苏尔德、梁世勋分别负责这些事务。吐鲁番也驻扎屯兵。雍正三年，命令驻守的喀尔喀兵开垦鄂尔昆的土地。乾隆初年，规定每名士兵开垦二十五亩；二千五百名士兵中，三成种田，二成驻守。当时回部如辟展等重要关口，多设置屯田，增加兵力。到准噶尔平定后，版图更加扩大，边防和屯田政务相互维系。七年，川陕总督尹继善请求把蔡把什湖的土地租给回民，借给资本让他们耕种，事情获准实行。二十年，因伊犁西部边境、喀尔喀东部边陲有许多闲置土地，全部派遣数千名满、汉、蒙古士兵开办屯田，按照给蒙古人授田的旧例办理。又设置额尔齐斯屯田，巴里坤也设置屯田，派甘州、凉州、肃州屯田的五百名士兵前去耕种，秋收后进入城中，三年轮换一次；塔勒纳沁开垦土地三千多亩。

译二十三年，采纳雅尔哈善、永贵等人的意见，在辟展、鲁克察克、吐鲁番、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规划官府开垦的屯田。当时军粮供应仍很紧急，告诫巴里坤至伊犁要循序渐进地增加屯田；原来携带家属来此的人，让他们像内地村庄居民一样安居就业。起初每人种十五亩，后来命令增加五亩。设置新、旧屯兵一万七千人，拨出帑银三百万两准备种子等费用。而特纳格、昌吉、罗克伦也都增加兵力、扩大屯田。大体上，自乌鲁木齐增加开垦以来，每年的收成都全部供给伊犁军饷。伊犁开垦成功后，又用它资助后续开垦，并迁移喀什噶尔等地回民二千五百户到阿克苏屯垦。这些事务由黄廷桂、杨应琚、兆惠等人主持。规定每一百名士兵设置一屯，每人二十亩土地，分种小麦十一份、谷七份、青稞和豌豆各一份。但吐鲁番、辟展、鲁克察克除兵屯外还兼设回屯；库车以东、哈喇沙尔以西，有的地方分布着许多回民灌溉耕种。二十五年，伊犁屯田的议论兴起，在河南的海努克设置回屯，在察罕乌苏设置兵屯。第二年，又在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增加回屯，减少兵额。当时战事刚刚平息，只有险要关塞留下士兵，其余都一齐前往伊犁屯垦；粮食收成有余，就增加屯兵。士兵不足以承担屯田时，就招集流民，分给土地让他们各自经营。巴里坤土地肥沃宽广，穆垒土质肥沃、水源丰足，都招募人员大规模开辟田亩。大多是舒赫德、阿桂、明瑞等人提出并办理的。三十七年，陕西总督文绶认为新疆还有多余土地，应该扩大招募开垦，于是分条列出五件事上奏。四十一年，命令叶尔羌成年男子以外的回民，特别授给耕地并编入户籍；每一千五百户为一所，三千户为一卫。起初，乌鲁木齐屯田地共有绿旗兵三千人，其中二千人操练，一千人屯田耕种，轮流休息；三年后命令迁移家属，官府发给资装。后来土地日益扩大而兵力无法供养，于是大多迁移甘肃贫民，不吝惜费用；赤贫户全部资助，生活稍宽裕的给一半，年成丰收时自己携家迁来的不给资助。四十五年，规定携带家属的士兵分别编入户籍；牛、种子、农具、房屋费用、口粮，都由官府筹措借给，约定在升科时分三年缴纳。凡承种新疆成熟土地的，当年升科；新垦土地三年后升科；商人、百姓承垦新地的，每户三十亩，六年后升科。大概从这时起，楚呼楚、穆垒、玛纳斯、库尔哈喇乌苏的屯务逐渐兴盛起来。新疆军屯分等考核收成，每名士兵收获细粮十五石至十八石的，由官府议定奖赏，兵丁赏一个月的盐菜银；收获二十五石的，奖赏加倍；收获十二石以上的，功劳减半计算；不满十二石的，由官府议处。乌鲁木齐只要收获粮食十一石以上就叙功赏赐。塔勒纳沁土地尤其贫瘠，赏罚依次降低。没有盐菜银的，就发给口粮；阿奇木伯克等则赏赐缎匹。但伊犁规定的数额多而劳苦，福康安曾经提出过意见。最后将军长庚请求仿照乌鲁木齐的例子实行，但部议仍没有减轻。按照旧例，被发遣的罪犯可以留下来耕种新地；哈密各属截留前往伊犁、乌鲁木齐的遣犯，让他们开垦耕作，服刑期满才各自送回应去之处，罪行重的不得留下。又因农作人员不足，只限于截留被判处斩首的洋盗。后来命令罪情较轻的改为守防，并以眷属身份羁縻安置。遣犯的收成定额和兵丁一样，叙功赏赐等事依照原来的条例办理。嘉庆十三年，调拨塔尔巴哈台士兵前往伊犁屯垦，在农闲时选拔训练，设置武官统领，三年轮换一次。伊犁原来规定屯兵三千人，每年耕种，从中抽调若干人借机熟悉军事训练；人数每年有增有减，各按当时情况办理。已经开垦的十八屯，轮流休息、轮流耕种，以休养地力。不久规定从二十年开始，每年增加耕种两屯。起初，伊犁有许多可耕土地，命令惠远、惠宁两座满城分派闲散旗人分地试种，借给他们牛具，成效十分明显。九年，松筠于是建议照锡伯营屯种的办法，把土地分给旗兵，让他们各自耕种，永远作为世业。但因为妨碍操练事务，只命令转交给闲散人员代为耕种。二十五年，命令满营兼种杂粮，先后分田四万四千多亩，授给八旗闲散人员自行耕种，但不得违反禁令出租、典卖。道光初年，张格尔平定后，命令回兵试行开垦大河拐，若需增加名额就招募贫困回民。于是乌什、阿克苏、和阗分散招募回民开垦；乌鲁木齐所属的阜康、奇台以及吐鲁番，都招募民户；伊犁惠远城以东也选用土著；阿卜勒斯的荒地全部拨给回民，设置五个庄，每庄一百户，每户得到二百亩土地；喀喇沙尔则裁撤屯田、安置居民；库车荒地也给无业回民；叶尔羌所属巴尔楚喀有很多荒地，就广泛招募携带家属的民户。霍尔罕的新田，分给回民；喀什噶尔开始开地时，分布在河流东西两岸，东岸给回民，西岸招募民户，有的专门招募一种人，有的兼而招募，只希望彼此相安。凡民人前往回疆承领土地，都由官府发给印券，自己携带前往；征收粮税最多每亩二斗四升，其次小麦八升，再次六升五合，最少三升，大体根据土壤肥瘠确定。阿卜勒斯缴纳三色粮十六石，满营马兵的训练军饷就从这里供给。嘉庆、道光以来几十年间，前后主持伊犁屯垦的将军有松筠、那彦成、布彦泰等；林则徐遣戍期间，又亲自查勘各地，并在伊拉里克兴修水利，他的功绩尤其卓著。同治二年，都统平瑞上奏说，乌鲁木齐有闲置空旷、适宜繁殖马匹的牧场，应招募商户迁去开垦；并请在伊犁各城一律规划、划分屯田地，拨给屯兵。皇帝命令依次兴办。三年，命令哈密扩大原有屯田。

译光绪三年，侍读张佩纶请抽调旗丁屯垦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说有六件事存在阻碍和疑虑，议论于是搁置。当时南路的缠回、汉民富庶，荒地还少；北路镇迪各属，成熟土地不过十分之二三，赋税收入已经减少，乡里衰败。不久建立新疆省治。十三年，巡抚刘锦棠重新酌定章程：每户给地六十亩，官府借给种粮二石、农具银六两、修葺房屋银八两、牛两头；两人合为一户，每月发盐菜口粮。规定第一年归还一半，第二年全部缴清；缴清后按亩征税，第三年征收一半，第四年征足全额。仍仿照营田制度，每十户设屯长一人，每五十户设屯正一人，每屯设屯正五人，另设管领专员一人；屯正、屯长领取土地和借贷本钱，完全按普通户民办理。总计安置土著和客民一千九十户，逐步推行。南路各属新垦地一万九千多亩，分年征税，都不领取开垦费用。丈量清查南北两路各等荒地、熟地，共一千一百四十八万多亩。各城伯克过去都有养廉地，改设郡县后，伯克养廉地一律收归官府出租征租。十七年，魏光焘把伊犁各地划分为旗屯、民屯各六万多亩，让他们各自出力耕种。后来土著和客民生息繁衍，年年多有丰收；关内的汉人、回民携带家属前来承领开垦，接连不断。宣统三年，巡抚袁大化说：“新疆向来号称农牧之国，今天之所以贫瘠，是因为土地空旷、人口稀少。自迪化以西、精河以东，到处都是官有荒地，草湖、苇滩不下千万顷；南疆东路荒凉空旷的情况也一样。计划召集华侨成立公司，但要迅速见效并不容易。现在命令在新疆的各位官员，凡是独自出资或合资开荒而确实取得明显成效的，分别上奏给予奖励，以表示鼓励。”事情获准实行。金川在乾隆四十年凭武力平定。起初采纳定西将军阿桂的意见，在西川攒拉附近就地屯田；在美诺、底木达等地，命驻兵承领土地学习耕作；在别斯璊等地逐步改土司地区为屯田，各自设置屯弁办理。又把帛噶尔、角尧等投降的番人，全部按照屯兵的办法办理，概给牛具和种粮。他们的番户多的三四十户，少的一二十户；起初开垦免赋，三年后缴粮，随后命驻兵携带家属前往。丁口日益增加，又拨给每户土地三十亩，让他们增垦自给，土地的利用逐渐扩大。于是四川懋功的五屯也安置投降番人，每户给地三十亩；选精壮一千人，一半作为屯练领取军饷，一半作为余丁不发军饷。后来清理出荒地，也分等增加赏赐；巴塘、里塘的肥沃地区也有不少这样的安排。到光绪三十三年，四川总督赵尔丰上疏筹划开垦办法，招募内地农户，由官府出资遣送前往。关外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蒙古地区尤其辽阔，适宜屯田开垦。清初划分各旗，设有固定界限；后来因为边内土地贫瘠、粮食不足，便拓展边地、迁民开垦。天聪年间，命令各牛录就近在各屯附近选择适宜种植的土地。采纳沈佩瑞的意见，在广宁东西、闾阳驿一带，选强壮农民充任步卒屯田；分属八固山，把牛录厘分为两等，准备牛、种子和农具，命有才能的人率领屯兵前往耕种。崇德五年，官兵在义州筑城、开设屯田。康熙二十五年，把锦州、凤凰城等八处荒地分给旗人、百姓营垦，又派罪徒到盛京的闲置土地屯种。二十八年，规定奉天等地旗人、百姓各自守护田界，不得互相侵越。乾隆五年，侍郎梁诗正请设置八旗闲散人员屯田边地，以扩大生计，命阿里衮前往奉天勘察适宜的土地。当时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三姓、珲春以及长春，都从事开垦；贫穷无力的人，由官帑借贷资助。四十年，流民偷垦岫岩牧场的土地，于是定例将土地收归官有并收租。四十二年，因大凌河西北的杏山、松山土地肥美，迁移闲散宗室，给每人土地三顷，一半由官府开垦，一半自行开垦；筑屋编屯，并资助种子农具。五十五年，命令奉天自英额至叆阳边界，丈量荒地，分给城中旗人中没有田地的人；除留下围场、参山外，其余都根据土地肥瘠分配。禁止流民出关私自开垦，但积久以后仍允许把他们编入户籍。嘉庆十六年，命令各关隘盘查禁止。起初因为八旗人口众多，拨给拉林土地，让他们开田垦种。十七年，赛冲阿说：“拉林附近可以开垦的闲荒地有二万五千多晌，而三道卡、萨里等地还有许多未开垦土地，请迁移旗人驻扎。”不久，富俊请求挑选屯丁一千人，每人拨荒地三十晌，给银二十五两、种粮二石；开垦二十晌，留下十晌，试种三年后，第四年开始交粮。等迁来的京旗分地时，给每户熟地十五晌、荒地五晌，其余荒、熟地各五晌；就把这些土地作为原来屯丁的产业，并免除兵粮。后来，富俊建议又在拉林西北的双城堡开办屯田，迁移京旗闲散人员驻扎；土地有九万多晌，迁移三千户，每年迁二百户，按户划分土地，一切费用全部由官府支付。区域中、左、右三屯，每屯挖井二眼，选屯丁给地，条例同拉林。京旗承领土地五年后，每户征粮二十石。每个大屯容纳四十屯，每旗五屯；设置总屯达、副屯达各八人。每屯屯丁中，京旗各三十户，两三人以上即可按一户计算；三屯各建立义塾，教育幼年屯丁。道光五年，迁驻七十七户，开垦成熟土地三万三千一百多晌。由于富俊、松筠始终办理这件事，所以成效十分显著。此后主管者逐渐懈怠，加上当地早霜、气候寒冷，原来迁来的人很少，于是博启图把迁驻户数改为一千户，并把剩余土地按户增加十五晌；闲散人员不能耕种的，可以购买仆人或雇佣工人帮助。英和曾上奏说应当推广成功经验，但最终没有完成。伯都讷有空旷的围场二十多万晌，荒废已久而土地肥沃，比办理双城堡可以事半功倍。富俊请求分屯划界，大致仿照以前的规制，命名该地为新成，编列户号，前后共一百二十屯。章程前后上奏六七次，朝廷议论后来认为双城堡的事务尚且来不及办理其他地方，而且经费也不足，此事最终停止。二十八年，命令凤凰城边界私自开垦的土地，已经成熟和正在开垦的，招募佃户收租。不久，旗人、百姓申报开垦的土地达到二十四万亩。咸丰四年，开放吉林五常堡的荒田。此前，齐齐哈尔设置官屯，命令罪犯和旗奴承领耕种。不久因他们游荡懒惰而遣退，另选壮丁补充。后来御史吴焯认为呼兰蒙古尔山的荒地适宜开垦，但不久因那里属于采参珠的禁地，又妨碍边务，最终没有实行。

译同治年间，计划开放广宁以南盘蛇驿的土地一百万亩，百姓承领了一半。后来水灾不断，直到光绪末年才完成开放。当时金矿地区的流民失业，采纳富明阿的意见，把藏沙诸河以及桦皮甸子等处的官有荒地交给他们开垦，免缴押价；但法库门、叆江常有游民偷偷开垦。等都兴阿亲自查访，发现叆江西岸靠近朝鲜，安置流民很不容易，只能严禁越江渡过，以谨慎防守；有沿江暗中开垦、骚扰边境的，立即拘捕惩罚。九年，才在叆阳门至凤凰门边界的荒地九十一处进行分段勘查、扩展界址，安抚安置贫困百姓，但私自开垦的人仍旧充满边境。光绪七年，吴大澂上奏说：“宁古塔的三岔口土地肥沃，适宜耕种，可以招募齐、鲁两地愿意务农的人，编成一营屯田，以充实边塞。”光绪十四年，将军希元才设立机构、建立制度，因为边地贫瘠、收成微薄，规定十年以后才开始按田亩升科征税。不久设立五社，开垦土地一万三千四百余晌。光绪二十二年，延茂再次陈述吉林开垦的情况，说开始是由于旗人与民人不和而误事，后来又因委员谋求私利而误事；开局十六年，所得仍不足以抵偿损失。部议于是决定分别裁撤或保留。于是方正泡、藲梨场、二道漂河、头二道江、蚂蜒河、大沙吉洞等地，急切地以拓展土地、移民实边为要务。起初，吉林放垦时有揽头包领的做法，即使荒地辽阔绵延，也总是限期办成，结果弊端超过利益，到这时才开始惩办革除。内地增加的荒地以及附着在各屯的土地，多少不等，但都十分肥沃；领地的人纷纷而来，就通过抽签决定。此前光绪十二年，黑龙江将军恭鏜请求开垦呼兰所属通肯的荒地，在奏疏中陈述十项利益。不久议定实行。到光绪二十四年，开办通肯、克音的荒务，划定屯区、安置井位，招募民户代为佃耕；民户缴纳课粮，旗户缴纳正赋，由官府为他们立契，不夺取佃户应得的租利。光绪二十五年，开垦布特哈纳谟尔河一带约四十万晌的荒地，由旗人和民人承领佃种，免收入地费用和租金，这是按照恩泽的请求办理的。过了八年，又在讷河以南放垦三十七万五千一百余晌。光绪二十八年，吉林设局清查赋税，同时放垦零散荒地。各属旗户原来没有粮税定额，于是查报各地应科征的数额。但当时地界已经混乱，包领、套领和诡寄的情况交错，纷乱得像乱丝一样。不久中日、日俄变乱相继发生，事情更加棘手。将军达桂、巡抚陈昭常先后进行清查核实。到宣统初年，吉林全省大租原地共一百一十八万三千一百余晌，其中虚报多出的有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余晌。第二年，通查吉林省民田、旗地以及夹段零散荒地，完成勘放，又清查出七十九万三千三百余晌。所谓浮多地，是指地形呈方形且东西较长的，以西边作为浮多；南北较长的，以北边作为浮多；西北有房屋、坟墓的，以东南作为浮多。有的土地同时符合两种情形，次一方就是浮多地。奉天的大围场分为东西两流围。自开国初年划拨保留这些荒地以来，有十五围是鲜围，用来捕捉鲜；有九十围是大围，用来演练武事。时间一久，防守松弛，流民私自开垦，年年如此。光绪初年，将军岐元奏请拿出二十围增加海龙的治理范围，就地升科征税。到光绪三十年，海龙两翼升科的土地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九万八百余亩。其余还有八十五围。西边四十五围在光绪二十二年议定开垦，到三十年全部放垦完毕，其中正围、零散地、山荒、树地、河川、草甸共三百零二万二千余亩。荒地每亩缴银一两二钱，山场熟地六钱，生地三钱，城镇基地每亩二十两。多年私自开垦的土地则加倍缴纳二两四钱，中等、下等土地依次减收；原有户主可以领回土地，不符合条件的则撤销放垦。东边四十围用来安置从金州迁来的户民，开放禁地、拨给荒地，到三十一年共放垦一百一十二万七千余亩。城地上等每亩二十五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五两。荒地每亩征收正课二分，耗粮十分。起初，两流围的荒地听任民人选择，剩下的夹杂荒地往往被侵占开垦，官吏也借机作奸。自廷杰重新勘查以后，积累的弊端才全部清除。东流围就是东平的全部境域，隐占合并的土地几乎超过西流围，诉讼争斗日益增多。光绪三十二年，重新丈量两流围的山荒，均按十亩折作七亩。对于已经先缴纳地价、尚未来得及折算的浮多地，规定八年以后升科，以此平衡调剂。大体上，熟地当年开始起科，荒地以四年为限。当时中日、日俄交战，奉天省税收拖欠、国库空虚，于是又查收东边海龙各属私自开垦的剩余荒地，收取地价聚集资金，借以维持新政。又丈量放垦锦州所属因海水退去、河流淤积而形成的土地，以及各种新增土地，共三十二处。黑龙江地区在光绪十八年于绥化以北团林子设置屯田，安置旗户一千二百户；又在巴兰苏苏的山林中安置六百余户，按户授田，每户四十五晌，其中十五晌归屯丁作为永久产业，三十晌开始起科。义和团之乱发生后，流徙多年，后来又在铁山包招募户民，并招抚瑷珲各屯的人户，过了很久才稍稍恢复原状。然而当时黑龙江省以东民户日益繁多，荒地开垦整理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富豪包揽土地、囤积居奇，零散户民没有力量分领，放荒很快而收价迟缓，领到的土地很多而实际开垦的很少。光绪三十三年，才议定变通办法，命令闲退的士兵和原来的农民分年领取土地开垦，把移民实边寓于屯田之中。宣统元年，又命令广泛招徕，制定奖励章程，禁止包领转承，并发给奖励经费。每户仍领地十五晌，每晌收公费四钱，大体按照荒价和土地等级分别征收。木兰、绥化每晌收银七钱，通肯二两一钱，呼兰、墨尔根收押租一两四钱；各地盈亏不一，均加征一成五的经费，这只是大概情况。当时又酌情保留嫩江以西尚未放垦的荒地，作为无地官兵的生计。以士兵帮助屯田的办法，起初从哈拉火烧试行，但那里上等土地很少，士兵懒惰而不能耐心耕作，每亩只收一斗粮，有时甚至一粒也没有，口粮仍要依靠官府供给，因此又议定暂缓。光绪二年，仍然改为招募民人佃种。

译起初，奉天省大力实行清查赋税，凡是浮多土地，限令民户自首实报，缴纳地价并开始起科；经过三年多，也只查得荒地、熟地八十余万亩。不久，议定设立机构，采用分年免收地价的办法。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说：“清查赋税，重在升科而不重在收取地价，两者的利弊在长远和眼前相差悬殊。况且东三省是八旗的根本之地，旗人与民人杂居，都是土著，不同于各省的驻防旗人；内外城的旗人按照缺额编伍授田，向来有定额，这正有按人口授田的遗意。数百年来，户口增加而土地不够，按人口分地的办法规模太大、难以实行，而开垦种植却便利易行。如今长白山新设行政区，最适合迁徙移民；如果把它作为充实边疆的办法、增加生计的利益，就是所谓两方面都有好处。必须先除去等待别人供养的习惯，然后逐渐谋求各自养活自己；给田就会使人努力务农，迁往新地就能消除依赖。为八旗考虑，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光绪三年，奉天各属大规模放垦民间荒地，共得到十二万亩。顺治年间起，规定各边口以内的空旷土地听任士兵治理耕种，不得越过边口开垦口外的牧地。但那些地方土地肥沃广阔，适宜耕作；雍正初年，派京兵八百人到热河的哈喇河屯三处创办开垦事业，设置总管等官员。不久设置张家口同知，把土地分成十等；每年耕种超过规定十分之一的给予叙功，不到五分的予以处罚。到乾隆初年，热河东西两地共划定旗地约二万顷。古北口到围场原来没有民地，民人多年开垦，争端日益增多，于是下令分拨给旗户。不久，高斌请求恢复旧制，朝廷听从了。热河改设州县以后，山场和平原都讲求开发繁殖，全部向蒙古缴纳租税，这种做法沿袭已久。围场周围一千余里，分为七十二围，设置总管一人，驻防旗兵一千人。同治年间，采纳都统瑞麟的意见，扩大开垦闲置荒地以供给军粮，命令招募富户承领，并禁止侵占毗连的民地；在红椿外划定界限、设置卡伦。不久，翼长贵山等人因阻挠此事获罪。当时整个围场已经放垦了一半，承领荒地的人逐渐侵入正围，于是下令河流东西两边的租佃、开垦地和偷垦地一律封禁，驱逐私自开垦的各户。对于侵入山坡沟岔的，又因少报多领、隐瞒实情而重加审办。后来库克吉泰办理此事，把旗人佃种的围外隐蔽土地，拨换补给围内的民人佃户，使他们可以迁移安业，以便清理围场界限。然而委员处置不当，奸佃抗拒聚集而引发事端；崇实再次进行勘查丈量，重新规定按照册籍永久封禁已经腾出的正围，瑞麟接着办理，仍然没有取得要领。光绪初年，御史邓庆麟列举积累的弊端。不久议定举办京旗户民迁徙开屯的事务；后来确实勘查热河五条河川的荒地面积，共二千三百余顷，平川地只占一半，随即招募开垦，用押荒钱抵充军饷。末年，都统锡良提出开放围场荒地的十项办法，主要是保留围场范围，编列号码，增加荒地价格，禁止揽买转售，这些事项都获准实行。康熙年间，喀喇沁等旗的土地让民人耕种，以获取利息收入，常常低价招募民人，因此妨碍游牧。乾隆初年，又命令察哈尔的蒙古人和民人互相迁居，但杂居多年以后，户口增多、开垦繁盛，难以迁回，且容易引发事端，议论者多次称说驱逐斥退较为便利。到嘉庆初年，土谢图汗各旗的土地上常有游民居住。蒙古人欠民人的债无法偿还，贫民又苦于无所归属，于是为他们明确划界设限，对过去的过失不予追究；如果以后私自开垦一垄地、增加迁入一人，就治管辖该地盟长等人的罪。租税由官府不过问，各扎萨克自行征收。当时郭尔罗斯的熟地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亩，规定每亩征粮四升为定额。到嘉庆十一年，开垦者接连不断，于是扩大关禁，并下令禁止私下把土地授受给民人，违者由台吉连坐。但流民私自种地已经成为习惯，无法阻止。起初命令归化城的种地人按照编甲的办法编籍，每年上报户籍；而口外绥远等地，只允许单身商贩往来，禁止携带家属的人前往。后来，科尔沁所属达尔汗、宾图二王旗，以及卓哩克图、冰图二旗招募的垦户，也都编入甲社，设置乡长。道光十二年，盛京将军裕泰提出科尔沁开垦章程八条：凡登记土地必须用自己的姓名，不得超过五顷；同一块土地重复登记的，后登记户与前登记户平均分配；村屯如果典给民人，要追回契约并折价偿还；地主无力赎回的，任由民人继续耕种，限定年限抵偿归还；年限期满后才允许地主自行耕种，或租给原来的佃户，不得再次典卖，也不得招人承领；民户交还土地以后，可以自行踏勘闲置荒地，由官方机构承认其开种；已经由蒙古人耕种的熟地，不许出租给别人；界外由民人开垦的土地，也不许假借他人名义隐占。全部按照拟定办法实行。土默特牧场过去只任人随意开垦治理，后来把剩余土地分给蒙古人，每人一顷，但租给民人耕种的很多。到道光十七年，命令向蒙古人缴纳押租，用其中四成供四佐官使用；租息中无业蒙古人得四成，公家和本旗贝勒各得三成。同治七年，把越界开垦的喀喇沁各户迁徙分归各旗。光绪七年，开始在乌里雅苏台开垦田地，每十顷六十亩为一屯，共设七屯；疏浚渠道、建造住房以及购置耕牛、种子的费用，也由官府补助。光绪八年，选取库伦土著，在图什、车臣西部落试办屯垦，这是采纳喜昌的请求。当蒙古人口和财富逐渐兴盛时，凡是不妨碍放牧的土地都予以开垦，称为牧地；此外还有租地、养赡地、香火地，都由自己耕种或出租。光绪九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说：“丰、宁二▯、归绥五▯，自从招募开垦蒙古荒地以来，户口日益繁多；各处剩余荒地，有时也租给无业佃户耕种。所得租金，除按条例分给蒙古旗外，凡开地的基础费用、官署薪俸、每年耗费和各种补贴，都从其中支出，所得利益相当不小。” 光绪二十一年，奉天将军增祺请求丈量放垦各处蒙古荒地，副都统寿山也这样说；国子司业黄思永请求开垦内蒙古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的牧地，但盟长有人认为会妨碍生计，未能实施。当时山西边境的丰镇、宁远已有数万户垦民，而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也陆续报告开垦，人们争相前往。察哈尔旗的牧地和草地虽然禁止私自开垦，但自咸丰年间马厂放宽禁令以后，直到近年越界侵占纷纷发生，客户和旗丁之间的诉讼多得无法查问。光绪二十四年，都统祥麟因此说：“要使蒙古土地没有私自开垦，就必须严定科罪；要使蒙古官员没有私自放地，就必须惩办奸商。”

译光绪二十八年，命侍郎贻穀督办开垦事务，筹划察哈尔的事情。他陈述了扩充、变通的若干条意见，大意主张：“清理旧有的开垦地，招募新的开垦户。蒙古旗人的生计在于耕种而不在于放牧。蒙古土地的租金，有的用来抵偿，有的被私自肥己，有的一块地有多个地主，甚至收取多份租金，奸商乘机包揽。应由各旗总管详细呈报清楚，交出土地予以开放，全部取消从前地户、商总等名目；在两翼设置垦务公司，各旗先后试办；各盟旗顺从命令的立即奖励，抗拒拖延的立即处罚。”于是伊克昭盟郡王等旗以及准噶尔，依次报告土地情况。杭锦、乌审多有反复，乌兰察布也心存疑虑，后来都到场议办。绥远已经开垦和未开垦的土地，自乾隆初年就没有确数；直到现在，八旗牧场的土地混杂沙石，能开垦的很少，民众仍在观望。于是建议从将军以下的官员都分别认领土地，为商民作引导。不久因财用不足，创办牛捐，随后又推广屯捐。凡丈量蒙古土地，以五尺为一弓，二百四十弓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一顷编一个号码。察哈尔两翼则以三百六十弓为一亩，以五顷编一个号码。札萨克图的亩按二百八十八弓计算，十亩为一晌，四十五晌为一方。凡蒙古各旗的荒地价格，一半归国家，一半归蒙古各旗。归蒙古的一半，从王、公、台吉直到壮丁、喇嘛，按等级分别确定，各有应得的数额。凡额定设置的土地称为排地，向来免收押租。生地每亩收押租三钱三分，滋生地加倍。贻穀为了体恤蒙古人的困难，所以每亩收押荒钱二钱之外，只再加收一钱；垦务局取六成，本旗取四成。杭锦在后套、靠近渠水的土地，押荒钱上等地每亩八钱，中等七钱，下等六钱。他又说，租金太多会使民人负担加重，太少又会使蒙古人受损；这旗和那旗难以强求相同，外蒙古和内蒙古也不能一概而论，于是规定乌审、札萨克、郡王三旗的荒价，上等三钱，中等二钱，下等一钱。鄂托克、准噶尔两旗的土地分为四等，另设中下两级；鄂托克旗上等四钱，准噶尔旗上等六钱、中等四钱，以下各级依次减收。乌兰盟的四子王、达尔罕、茂明安以及乌拉特后旗都是旱地，全部按照从前的章程办理。光绪三十四年，文哲珲指责贻穀败坏边疆事务，查办大臣鹿传霖评论他办理开垦有二项错误、四项罪过，于是提出善后四项办法，说：“荒价和丈量绳尺放宽，丈量放地就容易；如果想多收土地价格，就应先尽量让原来的佃户承耕，减少每年的租金而增加渠租，用渠租充作渠道费用；渠道增加，土地就增加，土地增加，租金也增加，时间久了，盐碱荒地都将变成肥沃土地。”贻穀被逮捕拘禁后，由信勤接替办理。降低杭锦荒价，上等地每顷九十两，以下依次每级减少五两，最下等七十两。把乌拉特的土地分为东、西、中三公。旱地押荒分六等，上等每顷一百四十两，次等一百两，中等七十两，中次四十两，下等二十两，下下等十两。先提取三成公费，其余一半归蒙古、一半归公家，全部按条例办理。归蒙古的土地租金也分四等，渠地每亩每年征渠租四分五厘。科布多和乌兰古木试办屯垦，始于康熙末年。当时参赞连魁陈述办理科布多所属事务的新政，说：“乌兰古木、巴雅特都是科布多所属杜尔伯特的牧地，应当广泛设置屯垦。科布多所属虽然多是沙漠，但札哈沁旗、明阿特左右翼各旗以及厄鲁特旗，都临近各自所属的河泊，沿河可耕的田地很多；兴办开垦、充实边疆，就在于此。”朝廷议定准行。至于乌梁海所属布伦托海蒙古地，自同治年间开办屯垦，发给帑银十万。后来李云霖操办急切，激起兵变，屯垦之事中途停止。到这时渠道修成，便把上渠屯的士兵与下渠合并，任其方便。阿尔泰旗地势高寒、雨水稀少，只办成官屯四处、民屯一处。札萨克图王公旗的荒地，每晌上等四两四钱，中等二两四钱，下等一两四钱，均收一成五的经费。凡按次序领取土地的，领熟地一百晌，必须同时领生荒二百晌。王旗到十一年放垦完毕，共六十二万五千余晌。第二年继续放垦旗界山地剩余的各处荒地，并设置洮南所属县二个。公旗自行招募的户民称为红户，台吉、壮丁等私自招募的称为黑户。洮南沿荒地段放垦完毕以后，河北荒地段到宣统元年共丈量十九万四千余晌。图什业图的蒙古荒地，也仿照札萨克图的成案办理。热河的蒙古荒地中，喀喇沁东旗已经开垦成良田沃土，敖汉有一半土地贫瘠坚硬，巴林的土地较为肥沃。都统廷杰提出八项建议，准备逐步兴办。隶属于奉天省的蒙古旗荒地，约放垦八万九千余晌；昭乌达盟的阿鲁科尔沁、东扎鲁特、西扎鲁特三旗可耕地共八千顷，上等每顷收地价七十两，中等五十两，下等三十两。扎赉特蒙古旗新旧放垦荒地合计六七万晌，设置大赉▯，从本旗划出蒙古屯四十七所，从外旗划出五十九所；附近土地的剩余荒地每晌收押租一两四钱。当时又丈量科尔沁公旗土地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余晌；郭尔罗斯后旗沿江的土地虽荒芜而实际肥沃，每晌加收公费三十两，蒙古地和学务各分一半。到这时已经全部开放，没有剩余。第二年，城地、甸地的剩余荒地也全部放完。长春原来属于前旗的蒙古地，共四十一万九千余晌。宣统二年，又放垦新荒，用公费资助办理府属审判事务，以开荒事业帮助新政。重新规定巴林荒价，上等每顷七十两，中等五十两，下等三十两。达尔汗王旗采哈新甸的荒地分为三等，上等每晌六两，中等四两，下等二两。二共放垦实荒六万二百余晌。三年，又放垦达尔罕洮、辽站的荒地，以便设置驿站、开通道路。

译青海一向是蒙古、番族放牧的地方，长期禁止汉人、回人开垦田地，但其中土地肥沃、适宜耕种的地方也不少。此前年羹尧议定开办屯田，发遣北方五省能够种地的流人前往布隆吉尔开垦。后来庆恕主持此事，认为这里番族杂居，与纯粹的蒙古地区不同，极力陈述五项值得忧虑之处。随后又劝导蒙古、番族各部交出土地，以资助开垦；无论远近，汉民都可以承领，唯独断绝回族进入，以遏制祸乱的苗头。于是设局放垦荒地，黄河以南放出一万余亩，向北延伸至五万余亩。又担心他们反复，于是补足兵额，分兵留驻以镇慑。番族地区偏僻，山势险峻而且寒冷，只能种燕麦、菜籽；即使年成丰收，每亩也不过收四五升，因此赋税务求从轻，逐步推行。近地的开垦始于光绪、宣统年间，议论开垦荒地尤其急迫，但由于物力不易筹措，大规模举办又没有确定时间，希望土地不荒废其利益、人民不遗余力，大概仍有待于将来。清查丈量芦洲田亩时，先前批准实行的九江沿江芦地，原定按下等土地起科；此后芦洲征粮，普遍规定以每亩一分以下为标准。奉天广宁一带的荡田开垦已由来已久，后来根据将军弘晌的建议，开放鹞河、鹰河两处荡田三十八万二千余顷，规定三年以后升科，五年以后丈量。牛庄等地的苇塘，近年因河道迁移而露出荒地，芦苇商人大多隐瞒开垦，往往引起争讼，先后制定变通章程，与过去荒地的旧例大不相同。不久又丈量放垦凤凰、岫岩、安东的苇塘约十余万亩，按土地编号，编制鱼鳞图册，事情在光绪末年办理。江南的苇营草地，向来由大河卫子承领开垦并缴租；江北则设置樵兵办理河务，左右两营在海州、阜宁之间，共有土地八千五百余顷，后续干涸形成和新涨出的土地不计在内。自河道改变以后，樵兵成为虚设。宣统年间，部议裁撤，改为放垦荒地，任人出资承领产业。自光绪中叶起，御史曾忠彦上疏请求振兴农学，朝廷特意设立农工商部，专门负责这项事务。多次下诏命天下长吏研究清理荒地和荒产，把它作为振兴事业的资金来源。宣统初年，农工商部上奏推广农业、林业的二十二项办法，首先是筹款办理荒地；平坦地区适宜开辟为田，山地、丘陵、零碎地和边地适宜种植树木；责令主管官员分别在辖境内测验气候、土性，绘图标明，分别规定荒价是否免除、升科缓急以及土地等级，并以考核官吏、编报成绩的办法实行奖惩。又制定了专门奖励植树、兴修水利的条例。到了革命形势形成时，尚未完全办成的事情还很多。这一部分讲营田水利。圣祖时，开垦天津荒地一万亩作为水田。世宗在灤、蓟创办营田，设置营田水利府，命怡亲王主管此事。怡亲王与大学士硃轼汇报了四条办事章程。不久在天津等地分别设立四个营田局，由专职官员管理。根据地势疏浚水流、修筑圩堤，修建水闸、开挖渠道；原来耕种的民人由官府供给工程费用，又招募江南、浙江的老农，发给每月口粮，教他们耕种收获。第二年，获得成熟水田一百五十余顷。到雍正七年，营田建成水田六千余顷，虽然耗费帑银极多，但实行确有成效，可惜事业没有完成，后来逐渐废弛。只有磁州的沟渠仍和从前一样，每年都丰收。高宗命令直隶总督李卫修治水田，又派大理卿汪漋总管江南水利工程，南北两地同时兴办营田。不久高斌说桑乾河两岸可以开挖大渠，引水治理稻田，朝廷采纳了。嘉庆末年，命方受畴筹划直隶全省水利，同时告诫山东、山西、河南也在各自境内筹划施行办法。但仍有人说直隶难以兴办水田。百年以来，李光地、陆陇其、硃轼等人都详细说明直隶水田的好处，林则徐拟议开办京畿附近水田的奏疏尤其恳切。由于财力不足，议论受挫，始终没有畅行。后来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所属地区捐资兴修水利，得到水田四千二百余亩，崇厚接着办理，连续多年劝导开垦盐水沽，也颇有成效。后来周盛传镇守天津，修治水利，建成水田六万余顷，土地湿润、收成丰饶，至今仍使人受益。同治年间，陕西西安、同州等地设立机构清理荒产，兴办营田。到光绪年间，先后招募开垦至三万四千余亩，把机构改为营田所，由州县负责管理。当时直隶所属的营田有一半荒废，山西接连发生灾荒，台臣夏献馨、唐树楠、彭世昌、刘瑞祺等先后上疏谈论水利，华煇也陈述八项办法。直隶总督王文韶说：“降低租金和地价以体恤民间困难，疏通沟渠以便利水道，那么乐于开垦的人就会增多。”因此天津营田征租地达到四万九百余亩。山东巡抚张汝梅也请求疏通河道、开挖沟渠，把兴修水利作为农业政务的根本；陕甘总督升允则请求在陕西招募水利新军左右两旗，将来拨归屯田所，授给土地使其耕种，借以扩大屯田政务。后来奉天因东西辽河、大凌河等河流完全没有水利，又奏请制定采用内地引渠灌田的各种办法，先就小河支流开渠试办。

译志九十六。食货二。赋役、仓库。赋役的第一项是赋税等级。清朝初年入关后，首先废除明末加征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项加派。当时赋税图册多被流寇毁坏。顺治三年，命户部核查钱粮原定数额，汇编成《赋役全书》，全部恢复明代万历年间的旧制。计算天下财赋，只有江南、浙江、江西三省最重；三省之中，又以苏州、松江、嘉兴、湖州诸府最重。顺治六年，户科右给事中董笃行请求颁行《易知由单》。顺治八年，世祖亲自处理政务，分别命御史巡视各省，考察民间的利弊疾苦。苏松巡按秦世桢分条上奏八事：一是命田地业主自行丈量，明确注记并盖印入册；二是额定的钱粮都填入《易知由单》，如有增减另发小单，免得奸猾书吏借口作弊；三是由单详细开列总数、分数以及花户姓名，以便核对；四是设置滚单，按次序催征；五是收粮允许里户自行缴入簿柜，并加盖司、府印信；六是解送赋粮先急后缓，限期办结注销；七是民差查田、平均派差，要与排门册逐一核验；八是备用银两不得额外透支，征解银册由布政司按季度提取，年终上报户部。此后钱粮积弊逐渐得到清理。顺治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修订《赋役全书》，先列土地和人丁的原定数额，其次列荒地、逃亡户，再列实际征收数额，最后列起运和存留数额。起运部分分别说明解送部寺、仓场等处的数目，存留部分详细列出各项细数。新开垦的土地和招徕的人丁，续列在册尾。每个州县发两部，一部存于有司，一部存于学宫。赋税册籍有丈量册，也称鱼鳞册，详细记载上、中、下各等田地；有黄册，每年登记户口的增减，与《赋役全书》相互参照；有赤历，命百姓自行登记缴纳数额，上交布政司，年终核对；有会计册，详细记载州县正项钱粮的本色、折色，注明解送户部的年月。又采用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就是把府、州、县一年中夏税、秋粮的存留和起运数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以及加银的数额，合并为一项，统一征收、平均支用。至于运输和雇募费用，都由官府拨付，民人不再分别承担。向各花户颁发《易知由单》。由单的格式是：每个州县开列上、中、下田地等级，正税、杂税以及本色、折色钱粮，末尾附列总数，在开始征收前一个月颁发。又以截票、印簿、循环簿以及粮册、奏销册作为辅助。截票上列明地丁钱粮的实数，分为十期，每月完成十分之一，完成后就在票上截去一段，并在票面加盖印章，从印字中间分开，官府和民户各持一半，这就是所谓串票。印簿由布政司颁发，命纳户亲自填入簿册，冬季最后一个月缴回布政司并上报户部。循环簿按照《赋役全书》的各项款目，根据缓急判定先后，按月轮流催征。粮册登记各区纳户的姓名和细数，须与每甲的总额相符。奏销册汇总全省钱粮已完、未完、解送、存留等款项，编成清册，年终上报户部核销。制度可以说既周密又完备了。顺治十五年，江西御史许之渐说：“财赋方面最大的祸害，没有比蠹役更严重的了；官员因被参劾、处罚而离任，但这些蠹役仍旧盘踞不去。请命巡抚、巡按清查，罪大恶极的处以极刑，这样积累的弊端或许可以彻底清除。”工科给事中史彪古请求严格禁止正供以外的加派，并把申明禁止私派的诏旨刊刻在《易知由单》上，使百姓共同知晓。皇帝认为这些奏议都切中了当时的弊病，交给主管部门详细议定后上报。圣祖即位后，严格重申禁止州县官隐匿田亩、不缴钱粮、捏报新垦的规定，又重新制定州县催征钱粮时对经征、督催等官员的议叙和处分办法。州县官挪用正项款目、捏造民间欠粮名目以及加派私征的，都要治罪。皇帝认为《易知由单》项目太多，百姓不容易看懂，于是命令把上、中、下各等土地每亩应征的银米实数列在单内；由单上报户部，超过八个月仍不报的，治州县、卫所及转报官员的罪。给事中姚文然上奏说：“灾荒蠲免中，有些钱粮已经在前面收完，后来才奉令蠲免，可以用本年应蠲的钱粮抵充下一年应缴的正赋，名叫流抵，本来应当载入由单，使百姓真正得到实惠。但是户部题定的额数由单，要在上年十一月发给州县，核算编造必在九、十月间；各省上报灾情，夏灾在六月，秋灾在九月，户部行文查核后再上奏复核，发文通知巡抚，命令地方官吏知悉，来回转递需要时间，计算起来已经在发出由单之后了，势必无法填入。应请在流抵的下一年把它填入由单，以杜绝这种弊端。”交由户部议定施行。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夏税在五、六月，秋粮在九、十月；上报户部的数额，责成各司在奏销时详细核查，每年送交京畿道刷卷。自世祖确定赋税制度以来，正项、杂项款目繁多，公文题报有违误，便驳回令其查核复奏；印官就借户部驳回的名义，擅自向民间私派。正赋钱粮原本有定额，地方官吏遇到其他项目需要用钱，往往命令设法筹措，实际上与加派没有区别。到这时下令严禁，废除州县欠粮便可留任、等候替代以及完全开复等制度。顺治七年，因为夏税、秋粮规定的期限稍迟，恐怕耽误协饷，仍恢复旧制，州县开始征收后，随收随解。各省地丁钱粮，巡抚在年终奏销时，详细列出全省钱粮起运、存留、拨充军饷、购买颜料以及剩余的数额，造册上报。黄册、会计册繁琐而无益，全部废止。顺治十五年，严格制定官民隐匿田地的罪例。官吏查出隐田，分别议功叙奖；百姓告发隐匿土地超过十顷的，就把这块土地赏给告发者。顺治十八年，命令州县每年把每日收取钱粮的流水簿送交布政司核对，废除赤历。自顺治年间修订《赋役全书》以来，已经二十多年，户口和土地比过去增加，按户增加徭役，按土地增加赋税，条目繁多，容易混淆。康熙二十四年，下令重新修订，只记载起运、存留、漕运、河工等重要款目，删去丝、毫以下的零数，命名为《简明赋役全书》。康熙二十六年书成。朝廷议论认为旧书遵行已久，历年增减的地丁银米都有奏销册籍可以查考，于是停止颁行新书。这一年又下令各省全部免于刊刻《易知由单》，以杜绝摊派刻印费用、扰害百姓的弊端。

译康熙二十八年，命令各省巡抚每年奏销时盘查布政司库中的钱粮。此前各州县催征使用两联串票，官民分别持有；不肖有司与奸猾书吏勾结，把已经缴清的当作未缴，把多征的写成少征，弊端日益滋长。到这时议定实行三联串票：一联存有司，一联交给负责催比的差役，一联交民户作为凭照。后来又刊印四联串票：一联送府，一联留根，一联交给花户，一联在完粮时由花户另投入一个柜中，以注销欠粮。不久仍恢复三联串票制度。各省士绅原有优免人丁银的规定，但豪强土著往往诡寄土地、滥用免役，更有士绅包揽钱粮和耗羡，把全部收入装入私囊，官民都受到拖累。于是下诏，诡寄的田亩全部退还业户。康熙三十年，由于《易知由单》已经停止，命直省州县、卫所按照《赋役全书》的科则，把应缴数目刻在石碑上，立在衙门外。又告谕民间隐匿田亩的，限两年内自首；不久又延长两年期限。又命福建清查丈量沿海土地，厘清疆界；湖南地域辽阔，先命百姓自行丈量，官府再抽查丈量，隐漏的治罪。当时征收钱粮，官吏往往私自摊派，名目各不相同。全县各里共同摊派、一起出钱的，叫作软抬；各里各甲轮流单独承担的，叫作硬驼，于是设置滚单来杜绝这种弊端。办法是每里之中五户或十户编为一单，在某户名下注明田地多少、银米多少，以及春秋两季各应缴多少，分为十期，发给甲首，依次滚动催征，由各户封好投入柜中。第一期定下以后，第二期又依次滚动催征；有停滞拖延、不能按期缴纳的严惩，百姓认为很便利。浙江、湖北、山东各省的匠班银，都并入地丁钱粮征收。康熙四十五年，九江府丈量出沿江芦洲土地三千余顷，全部按下等土地起科。康熙五十一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上奏说：“四川钱粮原定数额有一百六十一万余两，现在只征收到十分之一，应该制定劝惩办法：五年内增加到原额的四成或五成的准予升迁；不到二成的停止升迁；不到一成的降职调任；没有增加的革职。”御史段曦上疏驳斥，概略说：“四川省自明末经历兵乱，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我朝平定以后，虽然多次清查，增报数额也只达到原额的十分之一。近日巡抚加意催查，增加到二万六千余两。如今想在五年内增加到原额的二成或四成、五成，就是要把现有钱粮增加三四倍。贤能的官吏必然因达不到数额而遭参处，不肖官吏则会强迫百姓先行虚报，造成无穷扰害。请把四川隐漏的钱粮彻底清查，不必另立劝惩办法。”朝廷听从了。康熙五十九年，下令：“今后各州县的钱粮，随征随解。如果州县已经批解，而布政司却拿去抵充杂派，扣住批文不发，准许州县直接申报督抚。”第二年，又命令各督抚把仓粮亏空限期三年补完。圣祖在位六十年，政务大多宽松。不肖官吏常常依仗包庇荒废的旧习，任意造成亏欠，上级官员也曲意互相容隐，只限期追补，把这看作惯例。世宗在东宫任太子时，就深知其中弊端。即位后，他谕令户部、工部，今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时，必须详细查核事实，造册上奏。凡把少数写成多数、把低价写成高价、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的，都要治罪。又命各督抚严格稽查所属亏空的钱粮，限三年补足，不得借故掩饰，也不得苛派民间；期限届满仍未补完的，从重治罪。临江沿海土地，按照旧例每十年清查丈量一次。雍正元年，命令随时清查，坍塌的土地免除赋税，新涨出的土地升科征税。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请求把火耗提解归公，分给官吏作养廉银和其他公用经费。火耗，是在钱粮正额之外加收的费用。因为征收本色粮物时要折合成银，熔铸销解不免有损耗，解送往返也处处需要费用，所以州县征收时不得不稍微多取一些，以补足损耗；重的多收几钱，轻的也多收一钱左右。这种做法实行久了，州县加重向百姓征收，上司又苛刻索取州县；一遇公事，便加派摊捐、私自征收，名目繁多，已经不只是加重火耗而已。康熙末年，陕甘总督年羹尧请求酌情留存秦省火耗，作为各官用度，其余捐出以弥补亏空，圣祖没有允许。到这时，诺敏等又提出此事。皇帝下诏准许他们的请求。诺敏又请求限定分配的比例。皇帝认为：“如果酌定比例，将来就会成为固定条例，必然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如今耗羡和正项钱粮一同解送，州县都知道加重火耗对自己没有好处，谁肯再加征？如果把本来应得的数额扣下留存，势必在额外征收中多取，超过应得数额。”于是确定了由官府发给养廉银的制度。河南巡抚石文焯请求把捐粮所得的耗羡收归公用，皇帝说：“耗羡存入库中，是用来储备地方公用的。国家经费自有固定数额，怎么可以把耗羡牵连并入正项，导致另外取用、挪移等各种弊端呢！”皇帝又谕令户部说：“州县钱粮亏空，有让全属百姓代为偿还的，名义上叫‘乐捐’，实际上与强行摊派没有区别，应当命令禁止。” 苏州、松江的浮粮比其他省多，皇帝下诏免除苏州额定征收的银三十万两、松江十五万两，永远作为定例。江苏巡抚张楷上疏说：“江苏每年的额定赋税，除去免除的浮粮外，应实际征收银三百五十万两有余。历年积欠八百八十一万两有余，合计已经达到一千二百多万两。即使竭尽小民一年所得，也势必难以全部缴清。现在筹划征收办法：本年新粮责令全部缴清；旧欠平均分作十份，从明年开始每年征收一份，十年缴清；每年奏销时另造册报告。嘉定一县积欠达到一百四十多万两，请平均分作十五份征收；上海、昆山、常熟、华亭、宜兴、吴江、武进、娄、长洲九县积欠都达到四十万两，应平均分作十二份征收，以减轻民力。”皇帝非常赞同。

译各省中赋税繁重的，除苏州、松江外，以浙江嘉兴、湖州二府最为严重。乾隆五年，下诏减免十分之一，共银八万多两。又命令浙江省南粮、秋粮等米，每年额定征收数额按十分法核算，另写成一本题报销算；如果完纳解送不全，就治督办各官的罪。各省钱粮完纳、拖欠的详细数目，官吏大多不向百姓公开，胥吏便借机作奸，亏空拖欠被看成常事。皇帝下诏令各督、抚、布政使告诫州县官，每年把各乡里完纳、拖欠的数目呈送复核，并张贴在本里，使百姓普遍知道。如有中饱私囊，允许百姓拿着串票递交控告。对于分年带征的款项，也应把每个花户每年应缴的数额详细列出张榜公布，使其不得额外溢收。乾隆七年，免除浙江额赋的十分之三，共十万两。江苏拖欠的赋税，从壬子年开始，侵蚀包揽的款项分十年带征；确实属于百姓拖欠的款项，分二十年带征。本年完纳若干，次年就按该数额免除额定征收的粮；如果额外多完，次年也按多完的数额免除。乾隆十一年，安徽巡抚徐本分条陈述征粮事宜：第一，州县征收粮食入柜，请直接使用州县的封条；第二，花户缴纳粮食，仍应使用三联串票；第三，小民零星钱粮，少于一钱的，允许变通缴纳制钱。皇帝准许了。十二年，修订《赋役全书》。凡额定征收的地丁钱粮、商税牙税中，应当支给官役俸禄工食、驿站料价，以及应当解送的本色、折色绢布、颜料、银朱、铜、锡、茶、蜡等项目，都分别列清原额、新征以及总数、散数，务求精确核实。此后每十年修订一次。江南、湖广等省的芦洲，坍塌涨出没有固定规律，规定每五年清丈一次；不肖官吏常常借此收受贿赂、舞弊。乾隆元年，下诏清查。又禁止各省虚报开垦。大学士硃轼请求禁止民间田地丈量后自行报首。御史蒋炳上奏说州县征粮有三项弊端：第一，田亩科则不同，请每年按照户部颁定的数额核实并刊刻公布；第二，州县拆封时如果发现短少平秤，就在袋面注明数目，令花户自行补交；第三，州县设置官匠，负责倾销银两，强迫包办完纳，从中侵吞渔利、牟取重利，今后准许花户随处倾销，官匠永远革除。皇帝全部采纳。又命令减免江南、浙江白粮十二万石，免除苏州、松江浮粮额银二十万石。自从山西提解火耗归公以后，各直省相继实行。后来又酌定分配比例，各省文职官员的养廉银二百八十多万两以及各项公费，全都取自这里。皇帝即位后，朝廷大臣多说这样做不便。皇帝也担心多取会加重百姓负担，在殿前考试士子时，就以此发问，又命廷臣及督抚各自陈述意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家淦都说：“耗羡归公的制度实行已久，征收有固定数额，官吏不敢多取；拿已经确定的数额与制度未定以前相比，还不到原来的一半，这看似增加赋税，实际上是减少征收。而且火耗归公后，一切陋习都革除了，上级官员没有勒索的弊端，州县没有科派的端绪，小民没有承担重耗的负担；法令良善、用意美好，可以长久实行。”御史赵青藜也说：“耗羡归公，是取多余来补不足，减轻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惠。而且既然保留耗羡这个名目，就不能再要求超过正额以外的数额，请不要轻易议论变更。”只有御史柴潮生认为耗羡是当今最大的弊端。皇帝下诏采纳鄂尔泰等大臣的意见。在此之前，各省解送京城的饷银中，都附带收取平余陋规。雍正初年，曾下诏禁止。后来因为清查部库亏空二百五十多万两，怡亲王提议用京饷平余弥补亏空，每解饷银一千两，收取平余二十五两，都从耗羡中支取并一同解送，比从前的陋规已经省减很多。不久因弥补已经足额，便把收取数额减半。到这时停止解送户部，存入司库，用于本省赈济荒灾以及有益民生的事业。自明代以来，江南每年的地丁钱粮、漕项、芦课、杂税之外，又有所谓杂办，款目很多，汇入地丁数额中奏销。等到编纂《赋役全书》时，只记载应解的款项，没有列出杂办的原委。到这时才妥善制定章程，以杜绝浮收；对于确实存在、因缺额而使官民受累的，予以豁免，并禁止州县征粮时浮收零碎尾数。十二年，大学士讷亲等议论江苏钱粮拖欠达到二百多万两，不能不有吏役侵蚀，于是酌定自首减免的条款。又谕令黄廷桂等厘清、剔除江苏催征中的各种弊端。各省积欠钱粮，年终上奏报告，但必须等到次年五月奏销时，才能确定完纳、拖欠的实际数目。皇帝下谕：“今后各省每年完纳、拖欠的钱粮，应在奏销时一并核实具奏，不必再沿用年终奏闻的旧例。”乾隆二十二年，免除江南乾隆十年以前积欠的漕项银、米、地价和耗羡。江苏巡抚陈宏谋上奏说：“江苏钱粮多年不能归还，是因为州县案卷任由书吏承办后带回私室收藏，致使残缺，无法查考；应严令各州县将卷宗粘连并盖印，妥善存放在衙署中。至于江苏用款很多，州县难免先行借垫，今后仍令其随时详细请示，以便抵销兑付。超过四个月不详细报告，数额达到五百两以上的，予以参奏处分；拖延到一年的，还要由府、州题报参奏。”都按照所议实行。三十年，皇帝下谕：“奏销册先列山地、田地、荡地、版荒、新垦，次列三门九则的额征本色、折色地丁，以及起解、存留数额，极为清楚。今后应刊刻《赋役全书》，以奏销条款为格式，只把十年以内新坍、新垦的土地添加注记；那些琐碎而不合规范的名目，一概删去。”户部议定各省征收钱粮以及一切奏销、支放等事：凡银两以厘为计算单位，不足一厘的折算归入减项；米粮以勺为计算单位，零数超过五秒的算作一勺，不足五秒的删去；搭放俸饷的制钱以一文为止，而册内丝毫、忽微等虚数一并删除。至于各州县、卫所应征银两，一律在由总单的总数下把零数归入减项；总单前面列出的细数仍保存旧数，以期与《赋役全书》、鱼鳞册的数目相符。三十三年，皇帝下谕各直省的勋田，令民户自行报首，一体缴纳赋税。

译三十六年，因为连续几年免除天下钱粮，民力较为宽裕，命令各督抚在轮到免征的年份，务必催征缴清缓征、带征的款项，不要使次年出现新旧钱粮同时征收的负担。四十七年，御史郑澂请求命各督抚清查仓库；如有亏缺，原任官员治罪并负责赔补，督抚从重议处，并加倍分担赔偿；仍命各州县把仓库实际存储数目于三月汇报，督抚随时督促核查。山东州县常有亏挪仓库的弊端，还有本来并无亏短，却在离任时假造亏空数目，私下立下欠约，移交给后任，借此肥私囊的。请下令各督抚，查出前任有亏缺、后任又有欠约可凭的，除责成后任弥补外，仍令前任按数追缴入官，以杜绝短交滥接的弊端。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嘉庆初年，又命各督抚在地方官交接时，如限期内不能交清，应将该官员扣留，等款项交清后才准许赴任或回籍，并禁止私自订立议单。从此以后，禁令的罗网更加严密。御史彭希洛上奏说各省钱粮多有浮收弊端。皇帝下谕，今后各督抚务必在开征以前，按照当时市价核实折换成银并上缴国库的数额，张榜公布于交通要道；百姓用银折钱缴纳，听凭民众自行方便。当时各省地方官吏对于应征钱粮，往往挪移新旧款项，把本应征收的款项算作拖欠；这样已有三四年，积欠达到二千多万两。皇帝下诏，把各省历年的积欠，无论在百姓手中还是在官府手中，一律清查，或留存入库，或拨解上缴，违犯者治罪。户部上奏：“近五年各省耗羡盈余中借出的款项，请责成督抚查明后补归原款，并把动用耗羡的款项酌情删减；各项存储而闲置的款项，也要详细列出上报。”直隶清查各属历年的亏短，数额达到数万万两。安徽仓库各项亏缺银达到一百八十多万两。皇帝谕令新近发生亏空的各员，从本年开始限四年缴清；旧亏未完的，每年酌情扣留司、道、府、州、县官的养廉银九成五，存入库中归还欠款。户部奏报直隶等十五省，除去缓征、带征的款项，尚未完纳的地丁钱粮还有八百七十多万两，而十二年份又继续增加未完地丁银二百九十多万两。皇帝认为上级官员在经征官员参限将满时，便设法调任署理，使接任署理者另行起算期限，州县借此逃避责任。于是规定今后州县官调任署理，必须先查明任内确实没有应征而未完的钱粮，咨报户部核实清楚，不得在参限将届满时违法调任署理。给事中赵佩湘上奏：“各省亏空经过[原文‘▯展转’疑为‘辗转’，据形校说明]清查，往往造成县宕延误，请严厉下令禁止。”此前，直隶因州县亏欠仓库，秘密命令大吏清查，分别追缴赔偿。后来各省援引此例，请求设立机构清查，结果挪用新款掩盖旧欠，弊端暗中滋长，甚至有人借清查弥补之名，暗中任意削减侵吞，所以赵佩湘提出了这件事。皇帝谕令，直隶三次清查案件中尚未完结的各项款额，分期强令归还补足；逾期未完的，就责成所管上司分摊赔偿；此后永远停止清查，若有人冒渎请求恢复，治罪。十七年，户部总计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的数额：安徽、山东各四百多万两，江宁、江苏各二百多万两，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的积欠则有百多万、数十万、数万两不等。皇帝认为大吏督促征收不力，严厉责备他们，并命户部在年终把各省原欠、已经完纳、尚未完纳的各项数目详细列出上报。各省拖欠赋税，以江苏最多。巡抚硃理奏请酌定追补制度，分年补完，杜绝新的亏空；但属员仍像过去一样掩饰、拖延。直隶从二年至十八年积欠银三百四十多万两，米粮等项十四万多石。总督那彦成上疏请求酌情免除，皇帝下诏严厉申饬。山东州县新旧亏欠六百多万两，其中一县亏空达到六万多两。于是严定科条：亏缺一万两者斩监候，二万两以上者斩决。亏空数额限期监追，限内全部缴清的免死，但仍永不叙用；逾期未完的，斩决不赦。御史叶中万请求清理藩库借款，胡承珙请求整顿直隶亏空的各种弊端。当时各省藩库因为州县有急需，往往滥行借款，时间久了仍不归还，辗转挪移抵补，弊端混杂丛生。而摊捐、津贴的名目日益增加，州县摊派负担繁多，办理事务捉襟见肘，正项亏欠势在必然，即使使用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乾隆末年，天下太平，事务丰足，部库银两积累达到七千多万两。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用兵，黄河泛滥，大规模工程频繁兴建，费用极其浩大，而拖欠赋税日积月累，仓库储存的财物也逐渐耗尽。道光二年，御史罗宸分条陈述直省解送、征收钱粮的办法，请求仿照盐引、茶引制度，防止官吏侵蚀。皇帝认为这样会造成纷扰，没有批准。革除州县粮总、库总，是采纳御史余文铨的请求。乾隆初年，州县征收钱粮，浮收的弊端还比较少。后来各种弊端丛生，起初不过是在斛面上多收一些，不久便有折扣办法，每石折耗数升，逐渐增加到五折、六折，余米竟然收至二斗五升，小民深受其害。朝廷议定按八折征收，作为限制浮收的办法。大学士汤金钊上疏驳斥。御史王家相也说：‘八折的办法，如果在常州、镇江、江宁、淮安、扬州、徐州等府实行，或许可以试行；但苏州、松江这些粮赋繁重的地方，阻碍太多。’议论于是搁置。当时东南财赋集中地区，有一半遭到战乱蹂躏。没有遭受战乱的州县，又苦于贪吏浮收、强迫折征，民怨沸腾，聚众杀害官员的事情屡屡发生。州县往往以抗拒缴粮为说辞，借以掩盖自己浮收强征的罪责。江苏苏州、松江等属地，每逢蠲免、缓征，书吏等人就向业户索钱，名叫‘卖荒’。交钱的，即使丰收也能缓征；不交钱的，即使遭灾歉收也不予查办。皇帝下诏一并禁止这些做法。湖北漕运事务积弊已久，巡抚胡林翼上疏请求把漕粮折收、革除规费，使民间减少钱一百四十多万千文，国家库银增加四十多万两，节省提存银三十多万两。皇帝下诏褒奖。

译军务兴起以后，四川等省办理借征，以充作军饷。裕瑞上奏请求劝告绅士百姓，按照粮额缴纳津贴，停止借征。英桂上奏说：‘交纳钱粮有一半用银、一半用钱的制度，但官府向百姓收取时仍按银计算，每二千文钱折合银一两，耗银没有来源。请在应当拨解的地丁钱粮中准许搭交官票；不属于拨解项目的耗羡，仍征收实银。’部臣认为办法有两种，请依照原章，正项、杂项钱粮一律搭交官票。但地方官吏仍然收取实银，却用低价官票缴入藩库，皇帝下令严禁。同治元年，清查各直省的钱粮。二年，两江总督曾国籓、江苏巡抚李鸿章上疏说：“苏州、松江、太仓的浮赋，向上追溯，比元代多三倍，比宋代多七倍；从横向比较，比相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其他各省多一二十倍不等。这种弊端，是沿袭前代官田租额造成的，所以赋额不均。清朝开国以来，太平日久，天下富足，是旷古少有的盛况，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数十年都能办成全部漕粮运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百姓富裕。到了道光癸未年大水，元气突然耗损，但还勉强支撑了十年。等到癸巳年大水以后，没有一年不荒歉，没有一个县不缓征；国家把宽免、减免赋税的盛典，竟逐渐变成每年的惯例。户部大臣的职责在于守法，自然应坚持不减赋额的名义；地方大臣的职责在于安民，不得不采取暗中减免的办法。最初实行这种做法的，是前任总督陶澍、前任巡抚林则徐。又有官府垫付百姓欠款这一项，不过是把杂项款垫补正项，把缓征款垫补急需，把新款垫补旧欠，把银垫补米；用官府的钱缴官府的钱粮，将来或者豁免，或者摊赔，最终都无从落实。所以历年的粮册，必须除去官府垫付欠款的虚数，才能得到实际征收数。苏州所属全部漕粮原额一百六十万石，后来便逐渐减损。道光辛卯以后十年，连续扣除官府垫付百姓欠款，实际得到正额的七成或八成；辛丑以后十年，扣除垫付欠款后，得到正额的五成或六成；咸丰辛亥十年，扣除垫付欠款后，仅得到正额的四成而已。自从粤逆窜入攻陷苏州、常州以后，焚烧、杀戮、掠夺，惨状无法形容。我亲自走过刚刚收复的州县，市镇成了废墟，人烟稀少。已经收复的地方尚且如此，未收复的地方更可想而知。若还要责令这些地方承担数倍于其他地方的重赋，那么过去横暴征收的官吏，也已经没有骨头可敲、没有骨髓可吸了。详细核算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超过一百万石的只有一年，超过八十万石的有六年；这些数目都包含官府垫付百姓欠款十多万石，所以征收最多的年份，百姓实际缴纳的不过九十万石。既有这样的旧案，民力又是如此。恳请准许苏州、松江、太仓三属减免粮额，以咸丰年间数额较多的七年为依据，折中确定数额，总要同旧额本经的常州、镇江二属通融核算，确定为固定额。就从此后开始征收的年份起，永远遵行，不准再有以垫付名义替百姓完纳欠粮的名目。今后即使没有水灾、旱灾，也不准捏造灾情，使无益的空账册得以清除，求得有实际依据的征收。至于苏州、松江漕粮核减以后，必须先革除大小户名目，才能从根本上清理浮收；还要裁减陋规，才能从末端禁止浮收。”诏令批准。此前，太常卿潘祖廕、御史丁寿昌先后上奏请求减赋，都交给户部议办。户部复奏，准许苏州、松江减免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免十分之一。大体说来，苏州、松江、太仓每亩田税，最重的几乎达到二斗，轻的也有一斗。历朝屡次议论核减，往往都被户部的议案阻止。雍正年间，采纳怡亲王请求，免除苏州、松江两府额定征收的银两。乾隆年间，又减免江苏省的浮粮，但都只减银而没有减米。到这时诏令下达，百姓没有不欢欣庆贺的。同治三年，采纳闽浙总督左宗棠的请求，下令绍兴所属八县六场，正项、杂项钱粮一律按照银数征收解送，革除一切摊捐和陋规，计算减少浮收钱二十二万有余，米三百六十多石。宁波所属一厅五县六场，减少浮收钱十万四千有余，米八百多石。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请求豁免、减除金华浮收钱十五万多串、米五百多石，衢州钱十万多串、米六十多石，严州钱六万多串、米六千多石、洋银八十多元、米一百多石，皇帝准许了。这一年左宗棠攻克湖州，上疏说南漕浮收过多，请大力裁减。事情交户部议办。户部复奏，杭州、嘉兴、湖州漕粮请仿照江苏的例子，按原额减去三十分之八，并彻底核查赋税科则，按照轻重核定减免，所有浮收陋规全部裁撤。南匠米石不必议减。计算三府原额漕白粮、行月粮等米一百多万石，按三十分之八计算，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多石。曾国籓请求把苏州、松江等属的地丁、漕项一并酌情减免，皇帝不准。自乾隆、嘉庆以来，州县征收钱粮，多半私下折价征收，一石粮有折收至二十千钱的。咸丰年间，胡林翼开始规定核实征收漕粮，每石不得超过六千钱。后来山东也规定每石收钱六千。江苏规定，年内缴清的每石收四千五百钱，过年缴纳的收五千钱。江西每石收三千四百钱。河南每石折银三两，安徽二两二钱。漕粮浮收由来已久。河运、海运都有津贴。嘉兴一府征收一石漕粮，津贴有达到七钱以上的。又因征收漕粮按例有漕余，其数额多少不一，大体以各地缺额分摊的肥瘠为标准。历来本色、折色一并征收，而折色浮收比本色更重。自从按正额确定折价后，浮收的弊端便逐渐减少。直隶、奉天有许多没有登记粮赋的土地，名叫黑地；有的是旗人产业日久失散，有的是山角海边新开垦的田地。咸丰末年，宝鋆等查出昌平黑地四百四十多顷，试行升科征税。皇帝下诏，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顺天府尹、奉天府尹一体办理。同治初年，命黑地业户各自到所管官署呈报升科，允许永远作为自己的产业。御史陈俊上奏：“直隶、奉天除昌平外，呈报升科的寥寥无几，大概是地方官吏把征收的钱归入自己腰包，拖延不报；甚至还有压制、勒索、刑逼报地人的各种弊端。”皇帝派大臣分别查办。大学士倭仁上疏陈述黑地升科之事，说州县害怕困难、苟且安逸，请求申明奖惩。不久规定：州县查出隐匿土地超过二十顷的，优先叙功；升科土地多的给予奖励；若官员徇私隐瞒已开垦土地，吏胥诈骗索贿，按玩忽职守论处；无赖假称受命委员，恐吓取赃的，依例严惩。

译德宗即位初年，收复新疆，又筹办海防，国家用度日益增加。户部分条陈述整顿钱粮的办法，大意说：“从平定发逆以来，快二十年了，正项、杂项钱粮应当逐渐恢复原额。但考核正项、杂项赋税的额定征收总数，每年计算有三千四百多万两，实际征收只有一百四十五万两，赋税亏缺到这种程度。钱财既不在国家，也不在百姓手中，大多被贪官污吏侵吞。概括说来，弊端有五项：一是报灾荒不真实，二是上报灾情不准确，三是捏造完纳、拖欠数目，四是已征收而不上解，五是官员交接拖延。核算近年赋税短征，安徽以及江苏的江宁最严重，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亏缺多的地方，征收数额不到应额的一半；亏缺少的也有少收一成或两成不等。请命各督抚、藩司认真清理剔除，以充裕国家财政。”皇帝下诏准许。可是直到清朝灭亡，这些弊端最终也没能全部革除。二十年，中日战争后，赔偿军费二万万两。二十六年，拳匪引发祸乱，又赔给各国军费四万五千万两。此后训练新军、兴办教育、创设巡警，都特别需要款项，大多就地筹集。四川因为解送赔款，除按粮额收取津贴捐输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在丁税、漕粮的惯常征收之外，又有‘赔款捐’‘规复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等名目，名称虽然不同，实际上与加重赋税没有大的区别。总计全国赋税额，能够查考的情况是：顺治末年，每年征收银二千一百五十多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康熙中期，每年征收银二千四百四十多万两、粮四百三十多万石；雍正初年，每年征收银二千六百三十多万两、粮四百七十多万石；高宗末年，每年征收银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八百三十多万石，据说达到了最盛时期。第一项是役法。起初沿用明代旧制，按丁口分派徭役，每三年编审一次，后来改为五年一次。每里有一百一十户，从丁口多的人中推选十人担任里长，其余一百户编成十甲，每甲十人。每年除去一名里长，负责管理一里的事务。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十名里长轮流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十年轮完一周，按丁口多少排列次序；命令他们催促各户缴纳钱粮，不以差徭加重百姓负担。编审的办法，是核实天下丁口，全部记入户籍册。年满六十岁的除名，年满十六岁的增记，丁口增加，赋税也随之增加。民户有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以外，还有军丁、匠丁、灶丁、屯丁、站丁、土丁等名称。各直省的丁徭，有实行三等九则的，有实行一条鞭征收的，有把丁役随地亩摊派的，有把丁役随丁口摊派的。后来改为随地亩摊派的，十处中有七处。各直省徭役里甲银共三百多万两，间或征收米、豆。科则最轻的每丁征一分五厘，重的达到一两多；山西有达到四两多的，巩昌有达到八九两的。各地因地制宜，不必完全相同。三等九则的办法沿自前明，一条鞭法也相同。这种办法把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差、力差，一律合并实行一条鞭征收。凡十甲的丁粮总归一里，各里的丁粮总归一州县，再归府，再归布政司。全省合计丁粮，用来均摊全省徭役，使里甲和两税合为一项。凡一州县的丁银全部缴给官府，由官府雇募役夫，以充当一年的徭役，百姓不受骚扰而事务容易办成。规定内外各衙署额定设置的吏役，选良民充任。书吏由各地签派，后来改为考试录取，也有通过招募投充的。役期以五年为满，期满不退的予以革斥。府、州、县额定设置的祗候、禁子、弓兵，免除杂派差役。又有快手、皂隶、门卒、库子等役，也都按额招募。额外滥行充任的，称为白役，白役是禁止的。但州县事务繁重、差役很多，必然要借助他们的力量，不能全部革除。又规定州县铺司、弓兵的制度，禁止私自役使。禁止百姓私自充任牙行、埠头。临近河流的地方，按惯例有夫役负责守护。顺治四年，根据御史佟凤彩的建议，设置直隶沿河堤夫。九年，封丘河决，征调大名、东昌、兖州以及河南的民夫数万人堵塞决口。十二年，增加给河夫的工食。河工使用民力有两种办法：一叫佥派，一叫召募。佥派都是按田亩征发夫役，召募则酌量发给雇价。后来额定设置的河夫都发给工食，由佥派改为召募；役使百姓而给付工价，比古代制度更好。十七年，禁止州县私自摊派里甲的弊端。康熙元年，命江南苏州、松江两府实行均田均役法。户科给事中柯耸说：“按照土地情况制定赋税，依据田亩征发差役，这是古今不变的常法。但人户增减各不相同，田亩多寡也有变化，所以制定十年一次的编审制度，使差役随着田地转移，户册随时更新；富户没有逃避差役的弊端，贫户也没有承担过重负担的忧虑。我常看到官役侵吞，差徭繁重，根源都在于签派不公，积弊没有清除。查明一县田地总额多少，应审定里长多少；每里十甲，每甲有一定田额，田多的独自充任一名，田少的合并充任一名，最零碎的附在甲的末尾，称为花户，这是固定条例。各项差役都由里长按甲次序轮流充任，所以力量不劳顿而事务容易办成。唯独苏州、松江两府名义上说是选取殷实户报充，实际上竟不查核田亩：有田已经卖尽却仍报充里役的，有田地连片却完全不承担差役的。年年小规模编审，挪移脱换，弊端很多。田地归给不服役的人家，差役负担却加在没有田地的户上，以致贫民竭尽骨力也难以支撑，逃亡迁徙到别的属地。如今正逢大规模编审之年，请命巡抚在两府通行按田征发差役，不得凭空签报，以滋长卖富差贫的弊端。其他如把花户分成子户、诡称符合优免、跨属另立户籍、买通充任册书等弊端，也应严加禁止革除。”下交户部议定施行。六年，严禁江西提甲加重百姓负担。提甲这种说法，明代叫提编，意思是本年追比已经完纳，又重新提取下一个甲，责令其筹办。广信等府有连续提取数甲的，实际上与加派没有区别。因御史戈英上言，予以废止。

译七年，制定驿递供给夫役的条例。凡设有驿站的地方，都设置夫役供奔走使用，数额以道路重要或偏僻为标准，每日发给工食，都列入正赋编征。这些夫役大多招募百姓充任；差役稍微繁重，就无不临时增雇。水驿也是如此。十二年，停止河南佥派河夫，按田亩征银，用来抵付雇价。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上言：“兴办河工，以往都强令州县派遣、雇用里民，花费一分，往往耗费十倍。如今两河同时兴工，每天需要夫役十多万人，于是改佥派为雇募，多方鼓励，几个月工程就完成了。”大型工程使用雇募夫役，是从靳辅开始的。这一年禁止有关官员派罚百姓修筑城垛。二十九年，根据山东巡抚佛伦的建议，命令各直省绅士、监生的田地与普通百姓一样承担差徭。五十一年，皇帝下谕：“天下太平已经很久，户口日益增加，土地却没有扩大，应以现有丁册登记的数目定为常额；今后新出生的人丁，不再征收钱粮，编审时只把实际数目查明造册上报。”朝廷议论说：“五十年以后出生的，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加赋。仍然每五年编审一次。”户部议定：“缺额的人丁，用本户新添的人丁抵补；不足的，用亲戚中丁口多的人家补足；还不足的，用同甲中粮额多的人丁补足。” 雍正初年，命令各省把按丁口征收的赋税摊入地亩缴纳、征收、解送，统称为‘地丁’。此前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已经有实行的。到这时，准许直隶巡抚李维钧的请求，把丁银随地亩征收：每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此后各直省一体仿行。于是每地赋银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厘；河南摊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厘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厘；湖北摊一钱二分九厘六毫；江苏、安徽每亩摊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每石地粮征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此后丁徭和地赋合为一项，百姓缴纳地丁以外，再没有另外的徭役了。只有奉天、贵州因为户籍尚未确定，仍然把丁、地分开征收；此外山西阳曲等四十二个州县，也另行编征丁银。二年，江西巡抚裴▯度上奏请求裁撤里长。当时朝廷大臣有人说，大大小小的衙署遇到公务需要物件，就任意摊派；总甲又与奸猾的书吏串通，从中牟利。凡是工程、匠役，都设置总甲，派定户役，依次轮流承担；又设置‘贴差’名目，不愿赴官服役的，勒令出银，给百姓造成很大祸害。皇帝下诏一并禁止。但时间久了，官吏玩忽禁令，骚扰反而更加严重。乾隆元年，又下诏重申禁令。又谕令各地每年修缮工程，例如直隶、山东的运河，江南的海塘，四川的堤堰，河南沁河、孟县小金堤等工程，从前都按亩向民田摊派捐款，由里甲经管，难免苛索；今后一律永远停止。凡有工程，都使用国库银两。十年，川陕总督庆复上奏请求兴修各属城墙，要求州县捐出养廉银共同办理。皇帝说：‘各官养廉银未必有余，名义上是帮助修缮，实际上是摊派给百姓，这种弊端更大。’不准许。于是规定各省城墙工程银两在一千两以下的，分年修补；土方等小工程，酌情使用民力；其余从公款中支出修理。二十二年，重新制定江西修堤力役的办法。凡修筑土堤，全县共同摊派，夫役按粮额征发，听由官府按照堤段分摊，招募夫役修筑。这是巡抚胡宝瑔的请求。乾隆二十五年，御史丁田树说：“自从把丁银并入地亩征收以后，凡遇差徭和军需，都必须按规定给价，已经没有所谓征发力役的制度了。近来州县迎送上官、同僚往来，动辄封扣车辆船只，奸猾的差役借着票文强行摊派；所发的官价，还不到当时市价的一半，而车船停候以及返回空载的损失，一概置之不问，以致商旅不敢前行，物价飞涨。今后除非承办重大差役，以及奉命运送官物，不得减少发给的官价，不得出票封扣车船；违者从重参奏治罪。”皇帝下旨准许实行。乾隆三十二年，因为用兵缅甸，军队经过各地，夫马运输很大程度上依靠民力，特颁帑银，每省十万两，分发给百姓。田赋和职役本来都有固定的制度，大体上东南各省赋税重而徭役轻，西北赋税轻而徭役重。直隶征发力役，有的按牛驴摊派，有的按村庄摊派，有的按牌甲户口摊派，偶尔也有按地亩摊派的。然而富户田地多，可以设法隐匿；贫户即使只有极少的土地，也必须纳役，因而杂乱无章，偏颇不公。其中最严重的，是绅士和百姓待遇不同。有的地方绅士承担三成、百姓承担七成；有的地方绅士完全不承担，只有百姓承担。小民困苦流离，没有地方申诉。当时有人建议仿照“摊丁入地”的办法，减少差役，均平徭役，每亩征银一分，不论绅士还是百姓，都按土地平均摊派。直隶总督颜检竭力说不可行，并说：“如果按建议所说，每亩土地摊征差银一分，本意是想借赋税来取得减少差役的实际效果，却不知道这只是借差役之名增加赋税的虚名，使官府劳累、百姓受害，弊端仍然不能避免。”奏疏送入后，这项议议遂被搁置。咸丰年间，粤西发生战事，征调不能按时进行，不得不借助民力。每征收粮银一两，所派的差银多的达到数倍，多少不一。事情平定后，差徭仍像以前一样繁重，而且钱粮有时可以蠲免或缓征，差银却即使在歉收之年也仍然征收。

译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上疏陈述山西的创伤难以恢复，请求均衡并减少差徭，以缓解百姓困苦，大意说：“山西是京畿右面的屏障，向西通往秦、蜀，军差、饷差、藏差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州县供应物资的烦劳，几乎每天都应接不暇。车马既取自民间，役夫也由里甲承担。但各属办理办法不同。有的全县里甲全年共同摊认，借助众人力量应付差役，办法还算公平；有的把里甲分开，限定各年轮流承认，第一年由一甲一里摊认，第二年由二甲二里摊认，各年差徭多少不等，于是里甲之间承担的苦乐也不均。豪强狡猾之徒又利用甲累甲、户累户的弊端，把土地高价卖掉，却只用空话承认自己应纳的粮税。三五年后，乘机暗中逃走，于是本甲既要代为赔纳没有主人的粮，又要代为承认没有主人的差役，贻害无穷。现在看来，只有减少差役、均平徭役，还可以略作补救。除重大差役凭传单、勘合，按例供应外，其他一概不得借故苛派。如有擅自索取车马的，按应得的罪名治罪。”皇帝采纳了。光绪五年，阎敬铭又分条陈述八件事：第一，裁减按例差役和临时借差；第二，由臬司发给车马印票；第三，喇嘛往来必须有固定班次；第四，奉命出使办事的大臣，应当禁止滥行索取；第五，严厉铲除衙门蠹虫和地方恶霸；第六，允许民间折交流差钱，由衙门自行办理；第七，严格查验驿马，足额备用；第八，本省征调防守的各营兵，发给长车，由军营自行办理。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又说：“山西虐害百姓的政令，不在赋税，而在差徭。按照旧例，每县所派差钱，大县为制钱五六万缗，小县也有一万缗不等，按粮税摊派，官吏还从中分取。沿冲要道路的州县，设置车櫃，追集四乡牲畜，拘留过往客商的车辆马匹，有的常年抽收，有的临时强行定价，居住者和行旅者都受到祸害。现在拟筹集款项取息，官府设置差局，严格制定应差章程，禁止差役人员滥行支取。”车櫃这一陋习于是革除。在此以前，前代帝王的陵墓，都设置陵户负责巡查、洒扫，按例免除差徭。又如各位先贤的祠庙，凡有祭田的，都免除其丁粮。军民中年满七十岁以上者，准许有一个儿子侍奉赡养，并免除各种杂泛差役。顺治二年，免除直省京班匠人的匠价，并革除他们的匠籍。制定绅衿优免的条例：内官一品免粮三十石、免丁三十名，二品免粮二十四石、免丁二十四名，以下依次递减；外任官员减半。顺治十四年，户部议定优免丁徭，以本人为限。雍正四年，四川巡抚罗殷泰说，四川各属按粮载丁，请求革除绅衿、贡监优免的条例。户部议论后驳回了他的建议。又交九卿议定：绅衿只免本人；其子孙和族户冒滥优免，以及私自设立儒户、官户的，都治罪。乾隆元年，重申贡生、举人和监生免派杂差的命令。乾隆三十七年，停止编审造册。当时丁银已经摊入地粮，新增加的人丁又不增加赋税，五年一次的编审不过是沿袭虚文，对实际政务没有帮助，到这时因李瀚进言，便停止了。第二年，陈辉祖请求把民屯新垦土地所应纳的丁银，随年摊征。皇帝认为，这项奏请是在同小民计较极其微小的利益，不是惠及下民、体恤百姓的办法，于是下谕：今后各省办理丁粮，一律仍按旧制，不得轻易议论变更。第一项是蠲免赋税。蠲免的制度有两种：一称恩蠲，一称灾蠲。恩蠲是遇到国家庆典、皇帝巡幸或出兵时，常常蠲免田赋。世祖入关后，首先免除都城居民中遭受兵灾者三年的赋役。顺治二年，因为山西刚刚恢复，免除该年田租的一半。顺治三年，江南平定，免除漕粮的三分之一。顺治八年，世祖亲自处理政务，发还九省加派的额外钱粮，免除山西荒地额粮一万五千顷，以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土地的额赋。恩蠲、灾蠲的诏令，一年中多次下达。康熙十年东巡，免除銮驾经过道路沿线当年的租税。康熙十三年，蠲免各省顺治八、九两年拖欠百姓的钱粮。当时天下大定，皇帝下诏免除自用兵以来积欠的钱粮。康熙二十七年南巡，免除江南积欠的地丁钱粮，以及屯粮、芦课和米麦豆等杂税。康熙三十三年，蠲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应征的地丁银米。康熙四十五年，免除直隶、山东当年积欠的钱粮；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的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余两、粮十万五千余石，也全部蠲免。太平日子长久以后，户口逐渐增多，土地却没有增加，百姓生活有不能供给的忧虑。皇帝下诏，直省从康熙五十年开始，分三年轮流蠲免一周钱粮。三年中计算蠲免天下地丁粮赋三千八百余万。康熙五十六年，免除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西安、甘肃各地带征的地丁、屯卫银二百三十九万余两；安徽、江苏所属带征的漕项银四十九万余两，以及米麦豆十四万余石，也各免征一半。康熙五十七年，因为征讨策妄阿拉布坦，免除陕西、甘肃第二年的地丁银一百八十余万。圣祖曾读汉文帝蠲免百姓田租的诏书，感叹说：“蠲免租税，是古今第一等的仁政，连偏远穷困的山谷地区都能得到实际好处。然而如果宫廷不能大力崇尚节俭，这件事就不能实行。”因此他在位六十年间，多次颁发恩诏，有时一年蠲免涉及数省，有时一个省连续蠲免数年，前后蠲除的数额几乎超过一万万。

译世宗即位后，蠲免江苏各属历年未完的民屯地丁、芦课等银一千二百一十余万。西藏、苗疆平定后，免除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的田租。又下谕说，国家经费已经充足，应当把财富分给百姓，于是依次免除直省额定赋税各四十万。乾隆元年，下诏免除天下田租，先后免除雍正十三年以前各省拖欠的赋税，以及江南钱粮中被官员侵占、胥吏侵蚀的部分。乾隆四年，免除直隶当年钱粮九十万，江苏一百万，安徽六十万，正赋和耗羡一并蠲除。乾隆十年，普遍免除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援照康熙五十一年的例子，把各省分为三年，依次豁免。乾隆三十一年，下诏依次蠲免各省漕米，五年完成；其中按折色征收的，也一并免除。乾隆三十五年，正值皇帝六十岁，第二年又逢太后八十岁，依照乾隆十年的例子，按各省额赋分三年轮流蠲免一周。乾隆四十二年，普遍免除天下钱粮，从第二年开始分三年轮流蠲免，共计二千七百五十九万余。各省漕粮从乾隆四十五年起普遍免除一次。乾隆四十九年，豁免甘肃积压拖欠、应起运的粮银一百六十余万；存留项目下百姓拖欠的银粮，以及起运项目下百姓拖欠的草束，也全部免除。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十岁，下诏按各省应征银数，把所属各府、州、县分批搭配三次，按年轮流免除，三年完成；一省之中，仍先从上年遭灾而缓征的地区开始，优先蠲免。乾隆五十九年，普遍免除各省应征漕粮。乾隆六十年，普遍免除各省积欠，以及因灾缓征、带征的银一千五百五十余万两、粮三百八十余万石；奉天、山西、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六省一向没有积欠，免除下一年的正赋十分之二。又因为第二年将归政，免除嘉庆元年各省应征的地丁钱粮；皇帝巡幸时，凡经过所在省份的道路沿线，便减免额赋十分之三。仁宗即位后，因为湖北、湖南的教匪和苗民蠢蠢欲动，免除两省第二年的钱粮，并涉及四川、陕西遭受兵灾的地区。嘉庆四年，因为郊祀升配礼完成，普遍免除各省积欠和缓征的地丁耗羡，以及百姓拖欠的籽种、口粮、漕粮银，还有积欠缓征的民间借用米谷、草束。嘉庆十年，拜谒祖陵，免除銮驾经过州县钱粮的一半。嘉庆二十四年，因为六十岁万寿，免除天下正赋、耗羡和百姓欠款，以及缓征、带征的银谷，共计银二千一百二十九万余两、米谷四百余万石。四川、贵州两省没有百姓欠款，免除第二年正赋的十分之二。灾蠲包括免赋、缓征、赈济、借贷，以及免除一切拖欠。清初制定制度，凡遇灾蠲，起运和存留两部分都减免；存留部分不足时，就减免起运部分。顺治初年规定，灾情达到八分至十分的，免除十分之三；五分至七分的，免除十分之二；四分的，免除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改为：六分灾情免十分之一，七分以上免十分之二，九分以上免十分之三。雍正六年又改为：十分灾情免十分之七，九分免十分之六，八分免十分之四，七分免十分之二，六分免十分之一。但灾情严重的，通常全部蠲免。申报灾情时，夏灾限于六月，秋灾限于七月。上报后，督抚亲自到灾区，率领属员先开仓赈济，然后再上报。康熙三年，户部奏请，遇到灾害的地方，先把额赋停征十分之三，等待题请免除。康熙四年，御史郝维讷请求，凡灾区田赋免除若干，丁银也照此办理。后来丁银随土地征收，凡遇灾荒，丁银和地税都一并蠲免。诏旨下达之日，州县不立即张榜公布，或者蠲免不足数额、收纳时不予留抵的，都以侵吞欺罔罪论处。乾隆元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请求：“今后各省水旱灾害应免的钱粮数额，自具题请赈之日起，限两个月造册上报；并请把丁银统一并入地粮银中核算蠲免。” 皇帝采纳了。圣祖、高宗两朝，多次普遍免除天下钱粮；至于因局部灾害而颁发的蠲免诏令，无法全部列举。仁宗在位时，没有普遍蠲免，却多有灾蠲；有一次灾害免除数省的，也有一次灾害免除数年的。文宗以后，国家用度浩繁，财政供给不足，但遇到疆臣奏报灾荒，没有不立即准予蠲免的。若灾害极其异常，或者连续多年饥荒，往往同时实行蠲免和赈济。仓库京师和各直省都有仓库。京师的仓有十五座。设在户部和内务府的，称为内仓、恩丰仓；此外有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海运仓、北新仓、太平仓、本裕仓、万安仓、储积仓、裕丰仓、丰益仓。在通州的有西仓、中仓，各省漕运来的粮食分藏在这里。直省有水次仓七处：德州、临清、淮安、徐州、江宁各一处，只有凤阳设两处，用来发给运军每月粮食，以及供应驻防和过往官兵的粮饷。各省会到府、州、县，都建有常平仓，有的兼设裕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东三省设旗仓，边境附近设营仓，沿海设盐义仓，有的是为了便利百姓，有的是为了供应军队。大体上，京师、通州两仓发放的米，分为官俸和官粮，也称甲米；这两项占全部漕粮的十分之六。其中一部分用来供养工匠，称为匠米。还有一部分，是定都时宗室大臣中封亲王六人、封郡王二人，以及世宗的弟弟中封亲王一人，这九王的子孙，除嫡系后裔以外，也都有封爵，爵位世代递降并随之供给，统称恩米；这两项占京仓粮的百分之一。因此，雍正以前，太仓的粮食常常有剩余。乾隆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英廉上疏说：“近几年因赈济抚恤而多次截留漕运，偶尔遇到京师粮价昂贵，又从内仓发米平价出售，仓储逐渐减少。请在湖广、江西、江南、浙江产米地区开办捐纳贡生、监生，全部收取实物粮，收足后另行贮存。遇到截留漕粮的年份，就在第二年按数补运到京仓。”交九卿议定准行，不久又恢复停止。到嘉庆年间，川楚盗乱兴起，水灾旱灾交替发生，工匠人数已经比过去增加一倍，而九王后代也越来越繁衍众多。咸丰以后，又有粤寇之乱，运输道路不通，仓储更加匮乏，战乱平定后才稍微恢复旧例。

译过去京师实行平价售粮，有五城米局和八旗米局。五城米局始设于康熙年间。雍正四年，在内城增设米厂，并增设五城、通州米厂各一处。乾隆二年，把五城米厂增加到十处，不久又在四乡增设八处。乾隆九年，在四路同知衙门设四处米厂。八旗米局共二十四处，另有通州左翼、右翼两局，都设于雍正六年。乾隆元年合并为八局，不久又恢复旧制。乾隆十五年，命二十四局分左右两翼办理，不受旗分限制。乾隆十七年，因为米价没有平抑，而且有强买的弊端，下谕停止通州两局。各直省的常平、裕备等仓，顺治十一年，命各道员专门管理，每年造册报送户部。顺治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粮食春夏出售，秋冬买回，以平价交易并取得利息，灾年则按数发给贫户。康熙六年，甘肃巡抚刘斗上疏说：“积米年久，恐怕湿坏，请把它折价出售，再买入新粮。”皇帝同意了。康熙七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请求把积存粮食折价出售取息。皇帝下谕说，出陈粮、入新粮，本来是为了百姓；如果把利息上报户部，反而会成为百姓负担，命令停止取息。康熙十九年，下谕常平仓留下本州县的粮食以备赈济，义仓、社仓留下本村镇的粮食以备赈济。康熙三十年，户部议定直隶捐纳的粮食，大县存五千石，中县四千石，小县三千石；后来又命令再增加一倍储存。康熙三十一年，议定州县积粮照正项钱粮办理交代，短少的按亏空论处。康熙三十四年，议定江南积粮每年七成存仓、三成发卖，并定为通例。康熙四十三年，议定州县仓粮霉烂的，官员革职留任，限一年赔完后复职；超过一年仍未赔完的，革职；超过三年仍未赔完的，定罪，并查抄家产追赔。当时各省州县储存粮食的数量，山东、山西大州县二万石，中州县一万六千石，小州县一万二千石；江西大州县一万二千石；江苏、四川通常不过五六千石；而福建现有捐粮二十七万石，常平仓又存五十六万石；台湾的捐粮和常平仓粮最多，共八十余万石。命令酌情留下三年军需，其余折价充作军饷。乾隆四十七年，议定州县官员在额定储粮之外另行买粮入仓的，准许按此议叙功；如果以少报多，或者把现有储粮捏报成捐粮，后来事情败露，除本管知府分担赔偿外，原先上报的督抚也一并议处。至于官员把仓粮私自借给百姓的，按赃物数额依监守自盗论罪，粮食按数追赔。乾隆五十四年，议定绅士百姓捐粮，按数量多少，由督抚、道、府、州、县分别发给匾额，并永远免除差役。雍正三年，因为南方潮湿，命令改为储存一份米换成二份谷。雍正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上疏说：“福建平籴有两大弊病：一是交接盘查的弊端没有清除，各官交接时都有价款而没有粮食，但价款又不够买粮补足；二是平价售粮的价格太低，每石降价至一两，有的甚至不到一两。各属即使想买粮补足，也因价格过低而束手无策，奸民乘机谋利，往往借口粮价昂贵煽惑穷民，竟希望平粜期限一年比一年提前，平粜价格一年比一年低。请今后根据米价高低，每石定价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谷则定价六钱五分或六钱，总以秋收后平定的价格为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不久议定州县仓厂因屋顶不修而导致米谷霉烂的，按侵蚀钱粮论罪，并将亏空的各州县官员革职。粮食命令他们自行催收归还，限一年完成，逾期治罪。雍正五年，规定各省常平仓每年年底由本府、州盘查。如果春季借出的粮食超过十月仍未还清，或者捏造账目，都要参奏处分，并按数追赔。又因福建常平仓各属有银粮两空的，有没有粮食而只剩价款的，查实后将亏空的州县官员更换。雍正十三年，内阁学士方苞上奏平粜仓粮三件事：“第一，仓粮每年存七成、卖三成，遇到粮价上涨时，必须等申报详细情况、核定价格后才能出售，穷民一时不能得到好处。请命各州县酌定官价，一面开仓出售，一面详细上报。第二，江淮以南地势低湿，如果普遍实行存七卖三，恐怕积存数年后必有数百万石粮食霉烂，有关官员害怕获罪，往往把已经腐坏的粮食强行摊派给乡户。请命南方各省督抚检验仓中粮食品质，根据各地情况分年酌定存粮、售粮比例；河北等五省如果遇到歉年，也不必拘泥于三七比例。第三，粮食存仓会有鼠耗，盘查粮食有折耗，搬运有脚价，平粜、买粮时守局人员有人工和食用费用，春季售粮的价格即使略有盈余，也只够抵充这些费用。请命监司、郡守年终查核，只要数量没有亏少，不得借故要挟；如果秋季买粮价格低廉，除去各项费用确有盈余，就详细上报上司，另行贮存，以备歉年使用。”交户部议定施行。乾隆三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上疏谈平粜事务，认为只需比市价酌情降低一二分。两广总督鄂弥达也说：“平粜价格不宜一下子降得太多。小民计较的就是极细微的差额；如果平粜时官价与市价相差悬殊，商人一定会囤积粮食等待高价，而靠买粮度日的小民必然都依赖官粮。仓储有限，商贩反而可以囤积居奇，这样本想平粜，卖粮却仍未平价。向来货物积压，价格就会下降；民间既有官粮可买，就不会完全依赖粮铺的米，粮铺看到官粮只降低有限，也必定稍微降低自己的价格以求流通。请按照市价只减十分之一，逐步递减，满一年停止；这样粮铺无从操纵价格，官粮也不至于担心匮乏。”两人的意见都报请准行。乾隆七年，下谕说：“从前张渠奏请减价卖粮，丰收年每石按市价减五分，米贵年减一钱。但想到歉年只减一钱，穷民买米仍然困难。今后命督抚临时酌量应减多少，奏明请旨。如果有奸民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严加拘捕查办。”

译乾隆十三年，高宗对大学士、户部说：“近来常平仓的额定储粮日益增加，已经妨碍百姓的粮食供应，今后应以雍正年间的旧额为准。”不久议定，云南不靠近水次，陕西、甘肃还要兼顾军务，过去没有固定额数，请按现有额数办理：云南七十万石，西安二百七十万石，甘肃三百七十万石，各有余数。福建四面环山、濒临大海，商运不通；广东山岭海湾交错，出产粮食很少；贵州舟楫不通，这些地方都应充足储粮，也按现有额数办理：福建二百五十余万石，广东二百九十余万石，贵州五十万石。其余按雍正年间旧额：直隶二百一十万石，奉天一百二十万石，山东二百九十万石，山西一百三十万石，河南二百三十万石，江苏一百五十万石，安徽一百八十万石，江西一百三十万石，浙江二百八十万石，湖北五十万石，湖南七十万石，四川一百万石，广西二十万石，各有余数。合计十九省储粮三千三百七十余万石，比旧额四千四百余万石应减少储粮一千四百余万石。从此各省有的额数缺少也不补足。乾隆二十三年，皇帝特地下谕采买粮食补回仓中。乾隆三十一年，各省奏销时报告实际存粮数，只有江西、河南、广东与乾隆十三年所定额数相同。比旧额增加的有：湖南一百四十三万石，山西二百三十万石，四川一百八十五万石，广西一百八十三万石，云南、贵州都增加八十余万石。而浙江比旧额减少二百二十万石，奉天减少一百万石，甘肃减少一百四十万石；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有的减少二十万石，有的减少五六十万石。可见粮食聚集困难而耗损容易，就是这样。嘉庆初年，仁宗多次下令买粮补仓。嘉庆四年，下谕说：“国家设置常平仓，如果不按额定数目储粮，只把粮价银存入库中，突然遇到需要粮食的时候，难道银子能够代替粮食救急吗？”于是命令各省采买粮食补入仓中。嘉庆十七年，户部浙江司所存常平仓粮共三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余，距离乾隆年间确定的额数还不远。到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御史卞士云先后上疏说，各直省州县的常平仓大多只有价银没有粮食，而这些价银又不免被侵占挪用。皇帝命各督抚严格核查办理。然而据道光十五年户部奏报，查得各省常平仓实际粮数仍只有二千四百余万石，已经不能同嘉庆时期相比，更何况咸丰年间天下崩乱之时呢？同治三年下谕：“近来军务频繁兴起，盗寇遍地而起，所到之处往往因粮食用尽而失陷，原因是各州县任意侵吞挪用，遇到变故便没有可依靠的粮食。今后各省常平仓，责成督抚认真整顿。”到了光绪初年，直隶、河南、陕西、山西接连遭受旱灾，饥民每天死亡的接近万人。光绪四年，给事中崔穆之；光绪八年，御史邬纯嘏，又先后请求筹办仓粮，于是各督抚才开始稍加重视。社仓、义仓兴起于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由乡里公推本地人管理，出陈粮、换新粮。春天借贷，秋收后偿还，每石收取一斗利息，年末州县把数目详细呈报上司，再报户部。康熙六十年，奉差山西的左都御史硃轼请求在山西建立社仓，皇帝下谕说：“从前李光地以社仓之事上奏，朕说这是容易提出、难以实行的事。实行了几年，果然没有成效。张伯行也上奏说社仓有益，朕命他暂在永平地方实行，是否有效，至今还没有上报。凡是建设社仓，务必要选择敦厚可靠的地方人主持此事。此人不是官吏，借出去的粮食，归还时派谁催收？即使丰收年也很难收回，何况歉年？开始时把众人的粮食扣出储存，却无人看守；等到粮食出现亏空，势必要让主管此事的人赔偿。这就等于白白把众人的粮食弃置无用，而主管者又无缘无故替别人赔偿到破产。社仓办法只适用于小县乡村，如果由官吏办理，对百姓没有好处。如今硃轼又为此请求，就命他长期留在山西，鼓励试行。” 雍正二年，皇帝谕告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说：“以前命令建立社仓，本来是为百姓打算。劝导捐粮必须等到丰年，如果遇到歉年，就准许延期。一切章程，有关官员不要预先干涉，这样才不至于使社仓一下变成官仓。如今却命令各州县凡应缴正赋一两的，另加纳社仓粮一石。听说楚省一石粮的现价不过四五钱，这同在一两正赋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有什么不同？”不久议定：州县官只负责稽查；劝奖捐输的办法，从赏给花红逐步增加到颁发匾额，直到授予八品冠带。如果正、副社长管理十年没有过错，也授予八品冠带。收取利息的办法是：凡借社仓本粮一石，冬季收利息二斗；小歉年减半，大歉年全部免除，只收回本金。十年以后，利息达到本金一倍，只按加一的办法收息。雍正三年，依照江苏巡抚何天培的请求，只颁行社仓五项规定：第一，赈济和借贷都预先编造按门登记的册子存案；第二，正、副社长之外，再推举一名富裕可靠的人总管此事；第三，州县官不得干预粮食的收支；第四，所需纸笔必须劝导民间自愿捐助，或者由官府拨罚没款项使用；第五，积粮多了，应在夏秋交替时减价平粜，秋收后按当时市价买回补足。

译雍正五年，因为湖广社仓发生亏空，皇帝下谕说：“近几年督抚中最努力办理社仓的，只有湖广总督杨宗仁。如今根据福敏的盘查，才知道原先报告的数目很多，而现在储存的没有多少。朕想到推行这种办法确实困难。圣祖仁皇帝深知这一点，所以李光地请求时没有准许，张伯行暂时实行后也立即停止。因为富户不依赖仓粮，就不会积极输纳；贫户又没有多余粮食可缴。至于州县官，真正用心办事的又能有多少？湖广的亏空数额，如果是州县官私自挪用的，必须严加追查赔补；如果是民间原本没有交仓，或者交仓数目与原先报告的多少不符，若命令他们按数补足，恐怕财力不足，必须斟酌办理。”雍正六年，世宗下谕说：“从前岳锺琪请求在全省加二火耗中裁减每两五分，并且暂时征收后发给百姓购买粮食，分藏在社仓，等数目足够就立即裁减；这就是在暂收耗羡中暗含劝捐的办法。实际上，这些应当斟酌征收的耗羡，是小民切身的钱财；替百姓购买并储存的仓粮，是小民自己捐出的积储。可是陕西省官员认为粮食收存于官府就是官物，书吏主管出纳，于是出现强买、强借的弊端。现在特此晓谕，刻石公布；如果地方官还有像从前那样的行为，就以扰乱国政、贻误民生治罪。” 乾隆四年，户部议准陕西巡抚张楷奏定的社仓事例：第一，社长三年更换；第二，春季借粮时酌情留下仓粮的一半，以防秋季歉收；第三，限定每年清还；第四，将借粮户的粮数和姓名公布；第五，命地方官稽查交代，并分担赔偿。乾隆五年，议定陕西、甘肃的社仓粮，凡属民间捐输的，听任民间自行选择正、副仓管理人员；其中属于加二耗粮内留下五分作为社粮的，责成地方官管理，列入交代。从此以后，州县官把社仓粮看作官物，凡遇借粮，都层层申报；即使正值青黄不接，上司批示尚未到达，百姓也无法借领。因此后来请求命令州县每年封印后，酌定借粮期限，一面通报上级，一面出借；借期按各地耕种早晚确定先后。皇帝下旨准行。乾隆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上疏说：“义仓始于隋代长孙平，到宋代朱子时规划才详细完备。虽然以社为名，实际上同义仓遵循同一制度。其要点在于地点接近百姓，百姓熟悉其事务；官府替百姓谋划，不如百姓自己谋划，所以应由百姓守管而不应由官府守管；城中专门设置以备荒，不如乡村多处设置以备荒，所以应储藏在乡村而不应储藏在城中。如今应让各有司在四乡酌情设置，谷物品种听便，并选择正、副仓管理人员，不让书吏干预。现据报告，捐粮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合计一百四十四个州县卫所、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个村庄，共设仓一千零五座。”皇帝嘉奖了他。乾隆三十七年，户部议准，社仓仍命官府管理出纳。嘉庆四年，又议准社仓、义仓的粮食收支，由正、副社长管理，只向官府呈报备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抚陶澍上疏说：“义仓如果想少有弊端，只有在秋收后听任民间量力捐输，自行选择老成可靠的人管理，不减价出售，不出粮换粮，不借贷，专心储存，以等待发放赈济。”依照他的建议施行。后来因战争兴起，各省都废止了。 同治六年，特地下谕恢复兴办。光绪年间，只有陕西巡抚冯誉骥筹办建立的一千六百余所最多。东三省的旗仓，最初都储存米二千万石。营仓始设于康熙二十二年。当时山海关各口建立仓库，一直延伸到黑龙江墨尔根。康熙三十年，命令江宁、京口等地各截留漕米十万石储存。康熙三十六年，下谕沿边卫堡如榆林等地都储存粮食。康熙四十九年，因为湖南镇筸改协为镇，拨给帑银三千两，购买粮食入仓。康熙五十四年，命令密云、古北口储存米粮。雍正三年，在归化城土拉库储存粮食。雍正四十七年，先后命令广东提标各营以及各镇、协都储存粮食，后来又推广到贵州、四川、浙江、福建、河南。雍正十一年，命令喜峰口储存粮食。乾隆元年，设置河标营仓。乾隆十一年，又命令山东河标设立营仓。盐义仓始设于雍正四年。当时两淮众商捐银二十四万两，用于江南买粮建仓，巡盐御史噶尔泰把此事上报，并缴纳公务银八万两，共三十二万两。皇帝下谕拿出三万两赏给噶尔泰，其余依照请求办理，并赐名“盐义仓”。不久浙江商人也捐银十万两，皇帝谕令巡抚李卫在杭州建仓。乾隆九年，又准许山东票商仿照办理。京师内务府所属的库，由御用监掌管。顺治十六年改为广储司。顺治十八年，分设缎库、银库、皮库、衣库。康熙十八年增设茶库、磁库，合计六库。户部所属的有银库、缎库、颜料库，合计三库。此外，盛京户部银库存放金银、币帛、颜料等物，用来供应两陵祭祀，以及东三省官兵的俸饷和赏赐。各省将军、副都统、城守尉所属的库，分别储存官兵俸饷，以及杂税、官庄出售粮食所得的价银。布政使司库储存各州县每年征收的田赋、杂赋银。按察司库储存赃罚银钱。粮道库储存漕赋银、驿站马夫的工料钱。河道库储存河工经费。兵备道库储存军饷。盐运使司所属各盐课税务中，由户部派员管理的设有监督库；由道、府、厅、州、县官兼管的，设有兼理库，均储存关税钞银。地处交通要冲的分巡道库、府库、直隶州库，以及分驻苗疆的同知、通判库，都根据地方大小和距离省城远近，酌量从司库拨银分开储存。州、县、卫所的库，储存本色缴纳的正赋和杂赋银；其中应留存本地的，按数额就地支用，应解运的，则解送到布政使司库。

译凡是各库每年收支的数额，都要造册送交户部审核，只有赃款和罚款按规定交给刑部。河工和兵饷又兼由兵部、工部收取。户部对于各直省的库储，分为五类：一是封储。例如酌情留存各布政司的银两，由督抚共同封存；遇到紧急需要，须题奏后才能动支，擅自使用的论斩，就是这种情况。这项制度制定于雍正五年。因为直隶靠近京城，独不设留存库银。各省留存额从三十万两到十万两，分为三等。后来直隶也设有封储。只有盛京户部银库，自乾隆四十二年起由京城拨给一千万两，永久存储。四十三年，又命将军兼管。二是分储。例如各省道库、府库封存的银两，遇到州县紧急需要，请领后立即发给，同时详细报告藩司、督抚，并命各州县把支出的银两随案详细报明，听候审核。后来各个事务繁重的州县，也按照京县的例子拨款存储，但没有规定定额。到雍正八年，才确定各省道、府、州、县分储的数额，从三十万两到十万两，分为四等。三是留储。例如存留在属库、可以按定额支用的银两，拨款发给，按规定免解送藩司。四是解储。例如布政使司库储存府、州、县、卫解送的正赋和杂赋银；按察司库收存赃罚银；以及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各库和粮道库收存各处转解的官兵俸饷、漕粮等银，就是这种情况。五是拨储。例如各省兵备道库，每年储存由布政司或邻省拨解的官兵银；河道库每年储存本省和邻省拨解的官兵俸饷、岁修和抢修银；以及伊犁每年所需的俸饷银、塔尔巴哈台每年所需的新饷银、西藏每年所需的台费银、云南每年所需的铜本银、贵州每年所需的铅本银，都由各省拨解。户部总负责稽核这些库储，使其谨慎收发，并命各省解送户部的地丁银都铸成足色纹银元宝，合乎户部颁发的法定银锭标准，每锭五十两，不得夹加滴珠银。凡起解饷银，布政使亲自与押解官验兑、封缄并签字，命库官盖印，当堂装入鞘中，发给兵牌。州县官员交接钱粮时，由接任官造具接收册结，会同监盘官盖印作结，再由上司加具结语送交司库，详细请示并咨报户部，不得超过期限。布政使升迁调任离职时，要在附奏中说明库储钱粮没有亏空、挪用等情况；新任官接收后，也要具摺奏报，仍按规定期限详细题报。按察使交接时，由巡抚会同藩司查核后详细题报，并按时盘查；命各督抚在布政使司库钱粮奏销、交接时，亲自前往盘查，具结报告题奏。督抚新任时也一样。府、州、县库储钱粮奏销时，所管辖的道员、府官必须亲自前往盘查并结报，不得委托他人查验取结，也不得预先通知日期，纵容掩饰。至于户部银库，康熙四十五年，因为储银太多，谕令把每年新收的银另行收存，到需要用银时，再按次序取用旧银。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奏准各直省解送京城的银两，无论元宝还是小锭，都必须錾刻州县名称、年月和银匠姓名。嘉庆十九年，命各省银两解送户部后，随到随交。道光十二年，又命押解官与收银官当面交接。原来京饷和捐款一向都由银号交库，但其中弊端不容易革除。同治三年，户部奏准，凡由银号交库的银两，都收足色银，银锭表面錾明某银号的字样；如果发生弊端，就按原数加十倍罚赔。光绪四年，又奏准以后各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到户部领取军饷，必须依章递交印信并办理领饷手续，这是为了看重库储、杜绝流弊。

译志九十七 食货三 漕运 清朝初年，漕运制度仍沿用明制，使用屯丁长途运输。所谓长运，是命令瓜洲、淮安兑运的军船到各州县水边领取民粮，加收过江脚费和损耗费，并按路程远近分等；而淮、徐、临、德四仓仍由民运粮交仓，同时又使用兑运军船，这就是所谓改兑。到了清朝中期，会通河堵塞，胶莱旧河道又难以迅速恢复，借黄河转运等办法实行起来也不能没有弊端，于是宣宗采纳英和、陶澍、贺长龄等大臣的建议，恢复海运，选派官员集中粮食，由上海雇用商船转运漕粮到京城，百姓都称便。从此河运便废止了。河运需要剥浅船只，费用很大；过闸、过淮要花费；催促漕粮运到通州仓又要花费。朝廷上面支出一百多万漕运经费，下面百姓又支出一百多万帮费，民生越来越困窘，国家财政也更加贫困。海运不经过内地，不会造成众多船民的粮食负担，不用烦劳造船，也没有招募船夫的扰民之事，有利于国家、便利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到了海禁大开、轮船通行，东南粮食源源不断运来，不必等待官运，于是漕运全部废止，改为征收折色漕粮，遂成为不可改变的常规。现在叙述漕运，先讲漕粮，其次白粮，再次督运、漕船、钱粮、考成、赏恤，最后以海运作结。漕运起初完全沿用明朝旧制，有正兑、改兑、改征、折征四种。这四项是漕运本色和折色的基本纲目。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年额征漕粮四百万石。运到京仓的叫正兑米，原定额三百三十万石：江南一百五十万石，浙江六十万石，江西四十万石，湖广二十五万石，山东二十万石，河南二十七万石。运到通州漕仓的叫改兑米，原定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石，浙江三万石，江西十七万石，山东九万五千六百石，河南十一万石。后来有不少改征折色。到乾隆十八年，实际征收正兑米二百七十五万多石，改兑米五十万石有余；临时截留、免征或缓征的，不计在内。山东、河南的漕粮之外还有小麦、黑豆，两省一并征收正兑。改征小麦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余，黑豆二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有余，都运到京仓。黑豆是由粟米改征的，没有固定额数。凡改征都出自特别诏旨，并无固定常例。折征分为四项：一叫永折，一叫灰石米折，一叫减征，一叫民折官办。永折漕粮，山东、河南各七万石，每石折银六钱或八钱不等；江苏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二石有余，每石折银六钱不等；安徽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有余，每石折银五钱至七钱不等；湖北三万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一十二石有余，每石都折银七钱。这些折价银统一归入地丁银报送户部。灰石改折，江苏二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浙江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三石，逢闰年加折四千零一十五石，每石折银一两六钱，用来供工部购买灰石，自顺治十七年开始。第二年，命令江南、浙江、江西三省大员，凡改折只准按规定价格征收；如果借兑运漕粮为名，滥行摊派勒索，立即参奏查办。又因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每户赋税都很重，漕米每石折银一两；随漕征收的轻赍、席木、赠截等银，仍从耗米中征收；发给运军的行月粮、赠耗等米，也按当时价格折征。康熙八年，规定河南漕粮每石折银八钱。九年，浙江嘉兴、湖州二府遭灾，每石折征一两。五十八年，重新批准河南靠近水次的州县，额征漕粮每石八钱以内，节省银一钱五分，仍令民间缴纳；其余六钱五分，令征收本色米起运。至于距离水次较远和不靠近水次的州县，额征米石仍按旧例折银八钱，其中一钱五分解送户部，其余交给粮道采办米石。雍正元年，因为嘉兴、湖州二府所属州县遭灾，谕令漕米本色和折色各征一半，折价依康熙九年旧例。六年，议定河南距离水次稍远的州县一律征收本色；只有南阳、汝宁二府所属州县，河南府的卢氏、嵩、永宁三县以及光州、汝州和所属县，另外距离水次最远的灵宝、阌乡，因路远运输困难，共酌情减免一万五千零六十二石有余，免其办理解送，分拨给内黄、浚县、滑县、仪封、考城五县协同办理，并从五县地丁银中扣除以完纳漕粮；按户部价格每石八钱，其中六钱五分用于办理运输，节省的一钱五分征收后解交粮道作为补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五千六十二石〕 南阳、汝宁等府所属地区，每石折银八钱解交司库，用来抵补浚县、滑县等五县的地丁银数额，这就是所谓减征。乾隆二年，因为大规模疏浚运河，江苏淮安府的山阳、盐城、阜宁，扬州府的江都、甘泉、高邮、宝应各 县的漕粮，每石征收折色银一两。后来海州、赣榆两地也这样办理。山东、河南原来改征的黑豆不足以供给支用，河南再次改征二万石，山东四万石。三年，湖广总督德霈说，湖南平江县距离水次五百多里，请求改征折色，分拨给衡阳、湘潭代为购买并兑运，朝廷同意。七年，江西泸溪县以每石折价八钱不足以采买，规定以后每年八月借用司库银拨给县里采买，再按购买价格征银归还。后来江苏的嘉定、宝山、海州、赣榆，安徽的宁国、旌德、太平、英山，湖北的通山、当阳等州县，都遵照这个办法。十一年，规定河南祥符等四十个州县额征粟米中，每年改征小麦一万石，与漕米、黑豆一同征收并运到通州。十六年，因为京城官兵过去饲养马匹、骆驼，需要使用黑豆，河南、山东两省自雍正十年以来，陆续把漕粮中的粟米改征为黑豆，每年额定解送黑豆二十万九千多石；又酌情让每省再改征黑豆一两万石。不久规定山东三万石、河南二万石，额征粟米，按数额抵除；其中节省的一钱五分原本用于运脚，也一并征收。十八年，仓场侍郎鹤年说：‘现在京仓黑豆有六十万多石，足够供应三年支放，请从明年起，河南、山东两省应运的黑豆酌情改征一半粟米，分别储存在京仓、通仓，这样豆子就没有受潮发霉的忧虑，粟米价格也会平稳。’朝廷同意。

译二十六年，因为江苏清河、桃源、宿迁、沭阳不产米粟，命令以后先动用司库银两，按照时价采办，再令百姓缴纳银两归还，这叫作民折官办。后来阜宁、旌德、泰兴、宁国、太平、英山等县也仿照实行。二十一年，谕令说：‘漕粮每年输送到天庾，按规定征收本色。强迫收取折色，一向严禁。现在正值年成丰收、谷价低廉，如果让百姓按低价卖掉粮食来缴纳折色，那么乡里百姓辛劳一年所得的少量粮食，大半都要卖掉来交给官府，以有限的积蓄供无穷的盘剥，实在极大地损害百姓。现通令有漕粮省份的大吏，命所属征收粮米，一律缴纳本色，不许强迫折色而滋生弊端。如果有人专图私利、虐待百姓，据实严加参奏。’然而州县往往仍借改折之名浮收，虽有明令，也无法禁止。正兑、改兑、改折之外，又有截漕和拨运。各省截留漕船，处在起运和停运之间，所需的行粮、月粮二项，以及应发、应追的款项，过去没有定例。自乾隆元年，议定江苏、安徽、浙江截留漕船应支给的本色、折色月粮及三修银，按数额全部发给。至于行粮、盘耗、赠银、负重等项目，按各站发给。如果帮船截留在本次，或随即兑粮、随即卸粮，或数月后才清理，赠米也按月计算。江西船只装载量大，每年三修银不够，就从行粮、月粮中筹办。遇到截留，将原先领取的折耗、行月、赠银、赠米、斛面米一律免于扣追。后来因为运军挂欠的项目，谕令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截留漕船应追缴的各项全部免除。七年，因为各省截留漕船已经兑粮开行，按例必须扣追，于是酌定加给银两，以路程远近、船粮多少为标准。山东、河南每船给银五十两，江南、浙江六十两，湖广七十两，江西九十两，用于各军在停留处修船、置办器具，以及雇募舵工水手、安家养家的费用。应发的银两就在行月折色银中扣给。十八年，谕令说：‘以前命令截留南方漕粮二十万石，分别储存在天津水次各仓以备用，只是担心旗丁等任意在米的成色、斛面中掺杂并短少，而州县书吏差役又往往借机勒索，所以命方观承令天津道亲自前往监督查看。以后凡截留漕粮的省份，都派就近道员稽查，不得委托州县办理。把这定为法令。’ 所谓拨运，是截留山东、河南运送到蓟州的粮食，用来供应陵寝祭祀用粮和驻防兵米。康熙三十四年，议定每年需要粟米三万零六百多石，将山东漕粮中的粟米按数额截留，由原船从天津运到新河口，再拨天津红剥船一百五十艘运到蓟州五里桥，每船装一百石；每百里给脚价银一两三钱二分，所需银两从过闸入仓的脚价中拨给。四十五年，规定密云驻防兵米从河南、山东两省每年征存的蓟粮款项中拨运，命该县在春夏交替时到通州领取运输并收仓。平时水运，遇有事故则陆运，脚价从地粮银中发给。第二年，命河南、山东各增拨米一百石，准备支销损耗。又拨运保定、雄县两处的驻防兵米，到西沽在船上兑收，以节省损耗费用。嘉庆初年，因为山东省轮免漕粮，先命河南省兑运；不足的数额，准许动用历年仓中存放的蓟米，并动用碾出的公粮。后来河南遭灾，也准许从蓟仓存米、存谷中碾取使用。各州县分派拨运的数额是：蓟州五万八千六百石有余，易州三万八千六百石有余，密云一万一千五百多石，保定、雄县合计三千一百多石，良乡以及大兴的采育三百多石，顺义、昌平二百多石，霸州、东安、固安、宝坻三百多石，玉田以及迁安的冷口各五百多石，沧州二千七百多石。另外，青州驻防兵米二千一百多石，也从蓟粮中截留运输供应；德州驻防兵米不足时，也可以动用。这就是拨运的大致情况。各省征收漕粮，过去都是军民交兑，运军往往勒索扰民。顺治九年，开始改为官府收粮、官府兑运，酌定赠贴银米，随漕粮一同征收，由官府发给。雍正六年，因为江南、浙江应纳漕粮数额很大，如果一定限定粳米，恐怕米价高涨、难以输送，以后只要选择干燥、圆整、洁净的米，准许红米、白米兼收，籼米、粳米一同缴纳，定为法令。乾隆初年，奏定百姓缴纳漕米，随到随收，严禁书吏刁难留滞。四年，谕令说：‘朕听说湖北粮米中，有十五万一千多石运往通州仓，称为北漕；十二万六千多石作为荆州官米，称为南漕。这两项原本可以合并征收、分别解送。却有不肖州县分设仓口，命粮户分别在两处缴纳，以图多得余利，使百姓负担加重。著令行文该省，将两项漕粮合并征收，永远遵行。’七年，规定各直省有漕粮的所属地区，在前一年年终刊印易知由单，逐项详细载明，按户发给，以杜绝滥行科派。十年，工部侍郎范灿奏说：‘江南下江征收漕米，过去常借漕费之名，有的按九成收取，有的按八成收取；自巡抚尹继善规定每石收费六分后，各种弊端都革除了。’ 时间一久，官吏书吏又趁着急于兑粮的时候，百般刁难，百姓势必难以长期等待，不得不议定扣除折色。谕令有漕粮省份的大小官员，严厉整治、清除积弊。嘉庆八年，禁止各州县私自把漕粮收成折色，也禁止刁滑生员、劣等监生包揽代交。凡是漕粮都随征耗费，耗费一律以米计算。正兑米每石耗二斗五升至四斗，改兑米每石耗一斗七升至四斗，都随正粮一起交入仓中，用来供给京仓、通仓以及漕运中的损耗。南方粮食又有随船作耗的耗米，从五升到二升、三升不等，按路程远近分等。嘉庆年间，规定江苏漕粮的耗米原本用于筛选、扬净，每石耗米四升有余；后来把二升多划给旗丁，二升随粮交仓。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都依照这个例子办理。到漕运改章以后，凡改征折色的各省，耗米也按价格与正米一并征收，从此“漕耗”这个名称便废除了。

译起初，各省漕粮改为官收官兑后，赠贴的名称各不相同：山东、河南称为润耗，江苏、安徽称为漕贴，浙江称为漕截，江西、湖南、湖北称为贴运；数额多少不一，随粮征收发给，都刊列在易知由单上，私自摊派、挪用的治罪。后来江南每百石粮竟私自截取一百多两，浙江达到三十多两。粮道刘朝俊因贪取一万二千多两漕贴而被弹劾，给事中徐旭龄也上疏陈述赠耗的弊端。然而贪官污吏积习相沿，无法禁止。康熙十年，议定江宁等府起运的耗米与正粮一同贴补发给；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改折灰石，帮贴漕折等银一律免除。二十四年，命各省随漕截留的银两免解道库，直接由州县发给。乾隆七年，规定江南漕米的赠耗永远免除，不再支给。各省收漕粮的州县，除随正粮征收的耗米、运军的行月粮本色折色、漕赠等项目外，另收漕耗银米；数额也多少不一。这些耗费之外的米，都是供官军兑运漕粮的杂费以及州县办公使用的。轻赍银始于明朝中期。各仓兑运粮食时，需要给付路费，于是征收耗米；兑运米分为平米和锐米，锐米中按量取出随船作为损耗，其余都折成银两，称为轻赍。清朝沿用了这一做法。每年正兑米每石，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加耗四斗六升或六斗六升，锐米都为一斗。加耗四斗六升的，其中三斗随船作耗，连同锐米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加耗六斗六升的，其中四斗随船作耗，连同锐米三斗六升折银一钱八分，称为“三六轻赍”。江苏、安徽每石加耗五斗六升，锐米一斗，除四斗随船作耗外，剩余米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称为“二六轻赍”。山东、河南每石加耗三斗，锐米一斗，除二斗五升随船作耗外，余米一斗六升折银八分，称为“一六轻赍”。改兑米只有耗米，或三斗二升至一斗七升不等，只给本色米随船作耗，再以存米二升折银一分，称为折易轻赍。以上各项都按每升折征银五厘，解送仓场通济库。康熙四十七年，命令每年江南等省额定解送轻赍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其中山东、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额定解送银二十四万六千九百多两，仍留在通济库使用；苏松粮道所属地区额定解送银十三万七千多两，直接解送户部。如果仓场经费不足，可以咨报户部支发。不久，又分拨苏松粮道所属地区额定解送的轻赍银五万两，解送通济库备用。按规定，这项轻赍银应当用于兑运漕粮、疏通运输事务；除此之外，还有席子、木料、竹板等物资，都随漕粮交纳，其尺寸长短、宽窄都有定制。道光二十九年，两江总督李星沅奏称，南方漕粮改折时，户部定的价格太低，给不肖州县官员浮收勒索提供了机会。江苏巡抚陆建瀛也说这样不便，于是停止改征折色。同治四年，曾国籓、李鸿章请求把江苏镇洋、太仓二州县的漕粮改征折色，没有获准。光绪十年，翰林院侍读王邦玺上疏陈述丁漕有五种弊端、三种困难、五项适宜之处和三项不可行之处。当时各直省丁漕积欠频繁发生，所以王邦玺因此进言。二十三年，侍讲学士瑞洵说南方漕粮改折有益无害。此前江、浙漕米除河运十二三万石外，每年约有海运一百二十多万石。二十年办理海防时，江、浙各省各自改折十分之五六。第二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拟定命令，江苏州县收折色、收本色仍按旧制，但由官府全部折色解送。户部命令仍运本色。张之洞再次奏报说，江苏漕粮全部折征，每年可以节省运费八十万两；浙江全部折征，湖南、湖北采买也全部停止，剥船、挑河等各项费用以及漕运官员、卫官等费用都可以酌情减少，每年可以节省一百五十万两。后来户部因库储支出困难，请求将江苏海运漕粮暂时减少运输三十万石，获得银九十八万多两。奕劻等奏说：‘南方漕粮每年都有定额，关系兵民生计；京师是国家根本重地，更须放宽筹备储粮。进言者动辄说折征漕粮会减少五六百万两，实际上不过一百多万两有余，似乎不应轻率议论变更制度。’朝廷同意。漕粮之外，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和太仓一州，浙江的嘉兴、湖州二府，每年向内务府输送糯米，用来供应皇室使用和百官俸禄，这叫白粮。原定正米额为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余。耗米方面，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和太仓一州每石加耗三斗，其中五升或三升随正米一同起运交纳，其余随船作耗，共二万零七百零七石有余；嘉兴、湖州二府每石加耗四斗，其中五升或三升随正米一同起运交纳，其余随船作耗，共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余。康熙初年，规定白粮一律征收本色，只有光禄寺改征三万石折色，每石征银一两五钱。十四年，议定江南白粮仿照浙江省的办法，抽选漕船装运，每船给行粮、月粮六十九石三斗，银五十六两七钱六分。经费银按浙江旧例为四百五十七两一钱一厘，议定减去银一百二十六两二钱四分、米二十八石。后来因为运漕粮和运白粮事务相同，裁减江、浙白粮经费，仿照漕粮办法发给行粮、赠耗银两。白粮全都以包米运送，没有折耗，等抵达通州后照例交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七百七石〕

译在此以前，江、浙输送白粮二十二万多石，太常寺、光禄寺各处宾馆需要二千多石，王公官员俸米约需十五六万石，内务府、紫禁城兵卒和内监食用需要一万石，还剩五万石。乾隆二年，高宗说：‘光禄寺等处的收支，本来是供祭祀和宾馆使用，属于必需。王公百官的俸米，应当酌情减去一半，用粳米抵充。至于赏赐禁城兵卒和内监的米石，应把白粮改用粳米，以减轻民力。’从此实际征收的白糯米不过十万石有余。又准许松江、太仓额征的白糯米改征漕粮，就在派运白米十万石之内灵活调剂增减，以均衡应减、应运的数额。浙江向来不产糯米，白粮中的糯米一项，随漕粮统一征收糙粳米，由官府兑换糯米后兑运。两省白粮经费先前已经议定裁减，到这时又照旧例征收。江苏征银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五两有余，米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九石有余，舂办米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九石有余；浙江征银四万五千七十五两有余，米三千九百六十九石，舂办米一万三千二百九十石有余；合计实际征银二十三万二千六十一两，米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八石有余。除去发给押运官、运军以及解送通济库、用于支付运送京仓、通仓脚价的部分，其余银两和折米，都造册送交户部酌情拨用。到嘉庆中期，白粮经费中，江苏征银六万多两，米和舂办米各一万多石；浙江征银五万多两，米三千多石，舂办米一万多石；合计实际征银十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八两有余，米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石有余，比乾隆时期的经费银又减少了一半以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万四千五百十八两〕 江、浙运输白粮，起初沿用明代民运制度。后来因为临到期限才雇募民船，常常耽误日期，改行官运；官运仍然不便百姓，于是命令漕船分载白粮，以减轻官民负担。康熙三年，规定浙江实行漕船带运白粮的办法，需要船一百二十六艘，从漕帮中抽出六十二艘装运，另造六十四艘并入佥运，后来江苏也相继实行。每船装运五百石，选择军船中富实坚固的承运，五年更换一次。制度规定每年未兑粮以前，责令粮道到水次查验；如果运军力量疲弱、船只不坚固，就另选强健军船补运。十六年，漕运总督瑚宝奏说：‘江苏运白粮船按旧例五年更换，但时间太久，请依照漕船三年抽调的例子，规定运白粮船三年就另行选换。’朝廷同意。江、浙两省运白粮船，原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为一帮；每帮领运千总二人，随帮武举一人。改行官运后，以府通判为总部，县丞、典史为协部，吏典负责押运。不久裁去押运官。后来白粮改由漕船带运，又裁去总、协二部。苏州、松江、常州每府增设千总二人，轮流领运；每帮设随帮百总一人，负责押运并催促空船返航。浙江增设千总四人、随帮二人。苏州、太仓仓运白粮船原定一百一十八艘，因船多军众，分为前后两帮，增设千总二人、随帮一人。白粮减征后，合并两帮为一帮，千总和随帮都裁减了。清朝初年，管理和运输漕粮的官吏参照明制设置。总理漕运事务的是漕运总督，分区管辖的有粮储道，负责监兑、押运的有同知、通判，负责催促运输的有沿河镇道将领等官。漕运总督驻在淮南，掌管选派运弁、修造漕船、分发全单、兑粮开帮、过淮盘验、催促重运、查验空船返航、核查漂流损失、催缴漕粮欠额等事务；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七省办理漕务的文武官员都归其管辖。粮道设置为：山东、江安、苏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一员。河南由开归盐驿道兼理。粮道掌管全省粮储，统辖所属官府、军卫，选派领运、随帮各官，责令各府清军官会同运弁，选定运军。兑粮完成后，必须亲自督运到淮，不得委托丞、倅代为押运。如有军需紧急等重要事件，必须详细报告督抚和漕臣，才允许委派官员代行其职务。监兑一职，旧时由推官担任。推官裁撤后，改由同知、通判委任。山东由武定同知、东昌清军同知、济南、兖州、泰安、曹州四名通判，以及济宁、临清两直隶州同负责；河南由归德、卫辉、怀庆三名通判负责；江南由江宁、苏州督粮同知、松江董漕同知、凤阳同知，以及苏州、扬州、庐州、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常州八名管粮通判负责，太仓州临时增派丞、倅一人；浙江由湖州同知、杭州局粮通判、嘉兴通判负责；江西由南昌、吉安、临江三名通判负责；淮北、湘南每年从全省同知、通判中详细委派三人监兑。江西、湖广、安徽监兑押运到淮的官员不久裁撤。凡是开始兑粮，监兑官必须坐守水次，把正粮、耗米、行月粮、搭运米等逐船兑足，检验米色纯洁后，当面交给押运官。粮船开行后，仍须亲自督运到淮，听候总漕盘验。粮数不足、米色不纯的，治罪。道员、府官、▯不揭报的，按照失察例议处；存心袒护的，按照徇庇例议处。押运本来是粮道的职责，但粮道在南方主持办理运输事务，没有时间兼顾。江、浙各粮道只命令督运押送到淮盘验，随即返回任所。总漕会同巡抚选派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运押送，约束运军，防范侵盗、掺和等弊端。山东、河南各一名，江南七名，浙江三名，江西二名，湖北、湖南各一名。后来因为通判官阶低、职权小，又命粮道押运。漕船返空时，仍命通判负责押押。过淮必须遵守规定期限，如有延误，按照重运逾限的例子议处。江南、浙江、江西不久又恢复通判押运制度。

译押运的同知、通判抵达通州后，出具粮米没有亏损的印结，由仓场侍郎送交户部引见。粮道押运三次，也准许由督抚咨报仓场侍郎送交户部引见。随同押运到通州的员弁、绅士、董理人员，也准许择其优秀者保举奖励，以明确激励劝勉。后来各省大员往往借漕运保举私人，朝廷也无从追究。淮北、淮南沿河的镇、道将领，遇到漕船进入辖境，分别按照汛地催促前进；如果催运不力，听任当地督抚纠察弹劾。江南京口与瓜洲隔江相对，命镇江道督率文武官吏催促，又命总兵官巡视河岸，协助催促过江。总兵裁撤后，改由副将管理。雍正三年，巡漕御史张坦麟条陈北漕事务：一是从通州到天津，沿河旧汛相距遥远，请依照旱汛五里的规定，漕船到达汛地后，催漕官弁如果坐视阻拦、不让船前进又不上报，依催运不力例参处；一是沿途有十三四处河道需要疏浚，坐粮▯难以兼顾，请交给各汛官弁率领差役疏通，应支销的钱粮仍由坐粮▯管理。朝廷同意。巡漕御史伊喇齐上疏弹劾河南粮道提催漕粮的弊端，巡抚尹继善也上疏请求革除各州县向监兑、押运官役呈送陋规的做法。凡漕船返空到省，在尚未开兑以前，责成该省巡抚和粮道；开兑出境以后，责成漕运总督及沿途文武官吏；抵达天津后，责成仓场侍郎、坐粮▯以及天津总兵、通州副将，严格稽查。凡有违反者，捕获后惩处。四十八年，漕运总督毓奇说：‘各省负责督运押送的官员，只有山东粮道押送到通州，其余只押送到淮安。以后各省重运，都命粮道督运本帮漕船到临清，出具粮米没有亏损的印结，随即返回任所。从临清到通州，一律命山东粮道往来催运。山东运河每年十一月初一封闭河坝，疏浚浅处。开坝之日，以南方各省漕船行驶到台庄为准。微山等湖汇蓄各处泉水，是山东接济漕运的水源，不许民间私自截断水源。徬河遇到春夏水势微弱时，务必遵守漕运规定开闭河闸。漕船到达徬河，必须上下两处的会牌都到齐，才能开闸放水。如果河水充足，要根据情况开闭闸门，以加快漕运，不得两处闸门同时开启，导致水势过度泄去。漕船在江中偶然遇到大风，本来可以停泊等候，但催漕官吏只知道催逼，军船冒险前进，常有漂流沉没的危险。返空的船只，管运官和运丁等常常心存怠惰玩忽，或者吝惜雇船工的钱，把熟悉水路的船夫遣散，留下不懂驾驶的人；而押运员弁又常常先行回署，并不在船上督率，因此往往发生运船遇风失事的情况。’皇上谕令告诫说：‘沿途各员催运时，应当观察风势水势，不得过于急迫；但即使遇到危险和事故，也不得借此谕旨任意停留，导致超过规定期限。’ 起初，运河中的铜船、铅船和木排往往肆意横行，民船大多害怕而让路。粮船北上也常被它们阻挡。到这时命令巡漕御史转令沿途文武官员，将运漕粮的船催促先行，其余船只尾随，依次前进；倚仗强势争先、不服从约束的，治罪。负责领运的人员和军官：各省粮船分成若干帮，每帮由卫所千总一人或二人负责领运，另有武举一人随帮出力。顺治六年，上奏议定：从漕运各卫中选拔才干优异的人授予千总职务，责成他们押运；根据功劳多少升迁转调，凡有挂欠的治罪并追偿。后来裁撤卫所的外委百总，改称随帮官。康熙五十一年，选取候选千总三十名，发往南漕标效力；如遇领运千总员缺，听凭总漕委任署理押运。若果真能够使漕粮全部运通并交纳完毕，由仓场总督咨送兵部，准其直接任用。选取武举时，候补守卫所千总中原来补任随帮官的，可以在总漕衙署呈明，遇到缺额准其顶补；三年没有差错的，按卫千总推用。雍正二年，漕运总督张大有上奏说：山东、河南轮流运送蓟州、遵化、丰润的官兵米粮，沿途管押以及回空时催促赶运，按例都责成押运通判办理，请求增设蓟粮千总二人，轮流负责领运，获准施行。各卫既然已有千总领运，漕运官员却每年另行委派押运帮官，分为押重、押空；一次重运的费用达二三千两白银，一次空运的费用也超过千两，帮丁的油水已经被榨干，而额外收取费用的弊端却日益严重。嘉庆十二年，下谕漕运总督不得多派委员，并禁止运弁等人收受馈赠。十四年，巡漕御史又请求大力裁减。自咸丰三年河运停办，船只不复存在，领运这一名目也随之废止。巡漕御史原本是明代的官职，顺治初年裁省。雍正七年，因为粮船经过淮河时陋规很多，又夹带禁运物品，派御史二人前往淮安专门稽查。粮船抵达通州后，也由御史二人稽查。乾隆二年，设置巡漕御史四人：一人驻淮安，巡察从江南江口到山东交界；一人驻济宁，巡察从山东台庄到北直隶交界；一人驻天津，巡察到山东交界；一人驻通州，巡察到天津。凡征收漕粮，规定十月开仓，十二月兑粮完毕。只有山东临清【原文“徬内”疑为“帮内”，疑有OCR错误】的船，改在次年二月开始兑粮开船，按期限抵达通州；帮外的船，仍然在冬季兑粮、冬季开船。乾隆年间，命令帮内、帮外一律春季兑粮、春季开船，这是听从漕运总督杨锡绂的请求。嘉庆四年，下谕说：“冬季兑粮、冬季开船，期限过于紧迫。今后山东省漕粮仍按旧例起征，运到水次，立春后兑粮完毕并开帮；第二年改为冬季兑粮、春季开船。”十五年，命令帮河内外的帮船，都照春季兑粮、春季开船的规定办理。江北冬漕规定在十二月初一开始兑粮，限于次年二月兑粮完毕并开行。

译凡是漕粮兑运，首先最重视米色。如果有仓吏作奸，掺和米粮造成弊端，或者米粮受潮、霉变，在尚未兑收以前，责成州县负责；既已兑收以后，则由运弁和运军负责。检验核查的责任，由监兑官承担。如果县、卫因米色发生争执，就把当场兑收的米面一同封存固牢，送交总漕和巡抚查验；确实属于受潮、掺杂的，都命令赔偿、更换，并筛扬米粮，然后把米样封好送交总漕，等过淮以后再盘查比较，分别纠举弹劾。然而运军向州县勒索，常常借米色作为借口。州县开仓十天，米多仓少，势必要先行兑收。运军却逐船挑剔，不肯接受兑粮，导致粮户没有仓位交纳粮食，因而滋生事端。运军乘机肆意索取，有时索求没有满足，船竟然已经开行，使州县受到随帮交兑的困苦。漕米兑运完毕后，运弁应当发给通关文书。通关文书由尖丁发出。所谓尖丁，是多年办理事务的运丁；其他运丁和运弁都听从他的指挥。尖丁向州县索取费用，若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就扣住通关文书不给，使州县无故遭受延误处分。运军、运弁彼此勾结，州县只怕耽误兑粮，势不得不加收钱粮、勒令折价，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上级官员虽然明知其中弊端，却害怕改制而不敢行动。而且他们担心裁撤运军会贻误漕运，于是含容忍让，没有人禁止追究。州县既然大多额外征收，米色也就难以精细挑选。运军既已得到贴补费用，接受兑粮时也不再仔细检查。到了通州，再贿赂仓书、经纪，通融挪移、交卸粮食，米色受潮、不纯等弊端，大多由此造成。积弊深重，难以挽回，漕运政务一天比一天败坏。乾隆年间，漕运总督顾琮分条上奏筹办漕运七件事：第一，由州县亲自收取漕粮，以免役吏书差借机加害百姓；第二，杜绝隐匿富户、专门挑选贫户充当包丁代运的弊端；第三，催促尚未开行的帮船迅速出发；第四，粮船过淮以后，分派官员催促赶运，以加快漕粮运输；第五，河道原有横浅之处，预先疏浚，以免阻滞；第六，各处闸坝都按照漕运规条，随时启闭；江、广漕船携带竹木的，限期在指定地点卸下；第七，回空时剩下的三升五合米，迅速发给副丁，以解决回程途中的食用。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各省漕粮过淮时，顺治初年规定：江北各府州县限在十二月以内，江南的江宁、苏州、松江等地限在正月以内，江西、浙江限在二月以内，山东、河南限在正月内将粮食全部运出。如过淮违误，就按照超过期限日数的多少，确定督抚、粮道、监兑推官的降级和罚处。领运等官捆打后革职，戴罪督促押运。至于抵达通州的期限，山东、河南限于三月初一，江北限于四月初一，江南限于五月初一，江西、浙江、湖广限于六月初一。各省粮船抵达通州，都限在三月内交完粮，十日内回空。仓场制定期限单，责成押帮官按照期限到达淮河；逾期不能到达指定地点的，依章纠举弹劾。太平日子延续已久，漕运的弊端日益滋长。东南办理漕运的百姓，苦于运弁和旗丁，财力物力已经耗尽，想要控告却没有门路；而运弁、旗丁也是受到逼迫才这样做。比如漕船到达通州，要向仓场、粮厅、户部云南司等处投递文书，每船需要费用十两，由保家包办送达，保家另索三两。又有“走部”的人代替办理，借机聚敛。至于过坝，又有委员的旧规、伍长的常例，以及上斛、下荡等费用，每船还要十多两。交仓时，又有仓官的常例，以及收粮衙门官办书吏的种种索取，又要花费几十两。这就是抵达通州的苦处。等到漕船过淮，又有积年歇宿人员摊派给吏书的陋规，以及投文、过堂等各种费用。总计每帮漕船需要花费五六百两或一千两不等。这就是过淮的苦处。从前运道深而通畅，督漕的各位大臣只求重载漕粮按期抵达通州，对其他事情一概不苛细察问。各丁在开运时大多携带南方货物，到通州后出售，借此获得微薄利润。乾隆五十年以后，黄河多次发生倒灌，运道日益淤浅，漕运官员担心船载过重难以航行，严禁运丁多带货物，于是各丁谋生的办法更加困窘。运道既已变浅，反而又增加雇夫拨浅的费用；每经过重要的闸坝，牵挽往往需要几百人。道路既长，期限又紧，运丁力量的困顿，实在是由此造成的。虽然督抚等大官都曾尽心设法调剂，却因为积弊已经很深，直到最后仍未能收到实际成效。各省漕船原有一万零四百五十五艘。嘉庆十四年，除去改折分带、坍荒裁减的，实际剩下六千二百四十二艘。每逢修造其中十分之一，称为“岁造”；因升科田地积欠、船只漂没而需要补充修造的，称为“补修改造”，期限定为十年。至于发给费用的多少，则按照时间长短、地点远近分等差别。造船费用起初从民地征收十分之七、军地征收十分之三，作为材料费用。不足的，再征收军卫丁田的收入补贴建造漕船。十年期限满后，由总漕亲自检验，确实不能再出运的，才准许改造；可以加修后继续运输的，酌量发给加修银，仍命令继续出运。按年计算，旧船如果还可使用，却没有查明情况便驾船运输的，督抚查实后纠举弹劾。负责修造漕船的各级官员，有的谎报船只已经朽坏，有的船只尚未修造完毕却谎称已经完工，有的把朽坏船只登记入册来掩饰，有的承造后推诿，不按期限完工，有的主管官督促不力，还有朽坏船只不估价申报的，都分别降级或处罚。直隶、山东、凤阳不产木材，于是在清江关设立船厂，由船政同知督造。江宁各帮共有船一千二百多艘，也在清江建造。从仪征逆流航行到淮河，四百多里，沿途需要使用民夫牵挽；船造好后还要再次渡过长江，航行一千里才到达指定地点，容易延误期限。县官急于应付考核，旗丁则有利可图而诈取费用，船还没有到就办理交兑，名叫“转廒”，于是赠耗、使费、赔补、苛索等弊端日益增加，运军深以为苦。后来裁撤船政同知，统归粮道管理，命令运军领取材料费用到船厂建造；如果不够，就从道库中减存的漕项银内动支。徐州卫、河南后帮的漕船过去也在清江船厂建造，驾船运到河南水次兑粮，路途遥远，容易误了兑粮期限。不久改为在山东临清设厂建造。遇到满号之年，命令各军从江、安道库领取费用建造。济南前帮的船，则在江南夏成镇建造，后来又改在临清胡家湾设厂。

译船只建成后的检验方法有九项：第一验木材，第二验船板，第三验船底，第四验横梁，第五验栈板，第六验船钉，第七验接缝，第八验船舱，第九验舱头和舱梢。山东各帮除额定运输漕粮的船外，过去还设置量存船三十艘。江苏扬州也有量存船二十四艘。后来先后议定裁减，并把扬州卫应裁的船只，用来补充江卫、兴卫两卫贫弱疲敝的军船。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上奏漕船变通办理事宜：第一，漕船应当大规模建造的年份，如遇减运、停运，就停造一年，使它与先前运输的船只年限错开，将来不必同时配造；第二，赔造的船已经出运多次，通常缺乏坚固性，今后把赔造船接续计算原船年限；已经满十年而仍能出运的，准许在通州将船出售；第三，满号的船过去都分年抽造，其中坚固的，交由总漕挑选，命令加修，出运一次后，准许流通变卖。获准施行。乾隆二十九年，漕运总督杨锡绂说：“各省漕船到十次运输期满、应当建造新船的年份，如果运粮抵达通州，准许在通州折价变卖。新买补的船尚未运满规定次数，或者中途突然遭遇风灾、火灾，请准许就地折价变卖。”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大河、淮安等帮的漕船，经常发生遭风沉没的事情。阿桂上奏说，这是由于船身过高过大，转舵、牵挽和维系都很困难造成的，请求斟酌把原定尺寸适当缩小。嘉庆十五年，又酌量缩小江、广两省漕船的尺寸。运丁有利于承揽装载客货，便总想把船身造得宽大，却不知道载重越大航行越慢，航行越慢就越容易拥塞，民船被阻挡，有的相隔数丈停候十多天；再加上强行夺取、剥运，捶打鞭挞交相使用，怨声遍于道路，这不只是有失风的忧患而已。十七年，因为浙江省建造漕船的赔累日益严重，每船除按例发给二百零八两外，又加发五百九十多两白银，以缓解丁役的负担。漕船建造、修葺的费用，有常规经费，也有额外经费，每年耗费国家帑银数十百万两。等到船只出运，向州县勒索的又有数十百万两。催促赶运、迎接提取，全年忙乱；夹带货物越来越多，即使苏州、松江内河，也没有一年不发生剥运。剥运时仍要责令沿途船只供其使用，甚至拦江索费，夺船毁坏器物，祸害商民，抗拒违背官长，以天庾为借口，以漕运总督为护符；文武官吏都害怕他们的势力声势，没有人敢追究查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八两〕 凡漕船装载米粮，不得超过五百石。除正耗米外，按例可携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又增加四十石，共计一百石，永远作为定例。不久又准许每船头工、舵工各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土宜二十石。嘉庆四年，规定每船可多带土宜二十四石。屯军领运漕粮，冬季出发、冬季返回，极其劳苦，日常用度也比在家时多出一倍，于是产生夹带私货的弊端。漕船到达水次，便有牙侩说情，招引装载客货；又在城市货物聚集的地方停留延误，希望多承揽货物来赚取微利。运官贪图他们的馈赠，奸商便混入粮船，借此逃避国家税收。起初运道通畅，督漕官员不作苛细察问。等到黄河屡次倒灌，运道淤浅，漕运官员严令禁止夹带，丁役的生计更加困窘。商人的财力还充裕时，军船回空经过淮河，往往私自夹带食盐。漕运总督张大有分条上奏六件事：第一，长芦、两淮这些产盐地区，奸民勾结灶丁，私卖私贩，窥伺回空粮船经过，便把盐运载到船中，请严加禁止；违者一律按私盐条例治罪。第二，粮船回空时，请在瓜洲、江口派瓜洲营会同厅员搜查。第三，运司等官员捕获私盐，请按照专管兼辖官员的条例议叙奖惩。第四，随帮官专门负责回空事务，能够三次捕获私盐，或所管帮船三次回空都没有私盐的，以千总推用。第五，每船酌量携带食盐四十斤，超过的按私盐条例治罪。第六，除按例携带土宜外，包揽商船、木筏运输的，按漏税条例治罪，货物没收入官。从此禁令更加严密。帮丁困苦，于是有了发放津贴的提议。江苏漕船中，松江帮的丁力最为疲敝。定例松江、太仓等属每船津贴银三百两，不久增加到五百两。帮丁把它看作定额发给的款项，却仍想另外议定津贴；船只开行迟延，州县害怕贻误而获谴，常常私下馈赠他们，导致津贴日益增加，流弊没有止境。漕运抵达通州以及遇到浅水，都必须使用剥船。清初设置红剥船六百艘，每船给田四十顷，以收租供养船只，并免除其赋税徭役。京畿附近的州县距离河道很远，常常雇用民船；河边的游民借此谋利，等到接运漕粮时，往往有盗卖、掺杂的弊端，甚至有人把粮食盗卖将尽，故意把船弄翻。等运官查明后，仍责令地户赔偿，使其倾家荡产。领船的船户按例还受天津钞关部差管辖，每年河冰尚未融化时，部差便催促他们过堂等候，无不需要花钱，苦累实在很重。乾隆三十九年，裁撤红剥船，按照原来收租的数额分派给各省，在漕粮款项下编征，再解送粮道库发放。乾隆二年，规定每船发给红剥银二两，由随帮千总领取发放；漕船遇到浅水，由运军自行雇用民船，费用由粮厅酌情确定。十三年，增设【原文“★船”字形不明，疑有缺字或OCR错误】六十艘；造船、器具、夫役和工食，都从红剥银内支用，其余仍分给运军。南粮进入北河后，由官府雇船剥运；粮船还没有到，剥船便提前准备，守候多日，而且妨碍商盐的牵运。五十年，下谕另造剥船，南粮抵达北河后立即剥运到通州；以后不得封固民船，以免滋生扰累，违者治罪。不久议定由官府准备剥船一千二百艘，发交附近沿河的天津等十八个州县收管；如果有商货、盐斤，准许它们承揽装载。四月以后调往水次，不得远离。第二年又增加建造三百艘，交由江西、湖广建造，运送到天津，与原来设置的剥船在杨村轮流准备剥运。河南、山东两省因为水浅阻滞，规定建造剥船三百艘，交给德州、恩县、武城、夏津、临清五州县分管。

译清初沿用明代卫所制度，以屯田分给军户耕种，免除各种杂徭。不久改称卫军为屯丁，不得混入民籍，每五年编审一次，由粮道掌管。康熙初年，规定各省卫所定额设置运丁十名。康熙三十五年，规定漕船出运时，每船签派丁一名，其余九名由熟悉驾船操舟的水手充任。凡签选运丁，签派责任在粮道，举报责任在卫守备，取舍任用责任在运弁，具结担保责任在全帮各丁。不久又签派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雍正初年，免除文学生员承担运丁。此前江苏按察使胡文伯认为，江卫、安卫十卫距离苏州、松江的水次遥远，遇到应当更换的运丁，运官到卫所查验签派，往返需要时间，于是请求预先签选备用丁，造册送交粮道，再转送总漕备案。户部议准了此事。漕运总督杨锡绂上疏争辩，大意说：“预先签选闲丁，认为没有必要的有两点，认为不方便的也有两点。各省卫帮贫富不等。富裕的帮本来就不需要预备闲丁；贫困的帮遇到应当更换的丁，想尽办法搜寻，连找一两个富裕丁都尚且不可能，哪里有几十个闲丁可以预备？这是第一点没有必要。再说，富裕而有实力的军丁，生计大致宽裕，突然遇到收成歉薄，过一两年也可能转为贫困；如今既然已经签选登记造册，到需要使用时却已经贫困，仍然只能用疲弱的丁来应选，这是第二点没有必要。至于送到粮道接受点验，奔波在道路上，既浪费时间又耽误生计，这是第一点不方便。卫所、州县的书吏喜欢借有事可办来取利，富裕的人行贿逃避，贫困的人却被签派，这是第二点不方便。请停止预先选取闲丁并登记造册。”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旧制度规定漕船有旗丁十名，每丁有屯地五顷。后来屯丁的土地有一半归入民户，运丁的生计变得贫困，户部发文清查，不许民间侵占。乾隆初年，巡漕御史王兴吾上奏说：“屯田籍册年代久远，散失严重，已经没有办法查考；也有的只是册籍尚存，但界址难以核实，或者军丁把土地典押、出租给民户，后来辗转出卖，多次更换主人。清查土地归还运丁，只会徒然增加扰累。况且津贴的办法已经成为通例，由百姓出钱供养丁役，丁役得到这笔款项来承担运输，沿用已久，对漕运并无妨碍。何况丁役得到土地也不能亲自耕种，势必招佃户收租，这与土地尚未赎回时发放津贴其实是同样得到款项来承担运输，未见有什么益处。”乾隆二十五年，杨锡绂上奏说：“漕运中出现疲敝帮，是实由于运丁被债务拖累。浙江的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绍兴、台州、嘉兴等帮，江南的江宁、淮安、兴化、武进、凤阳、大河等帮，所欠债务尤其多，帮务更加疲敝。要消除私债负担，不如由官府出钱借贷。请在浙江江、安道库各提取白银六万两，专门准备给疲敝帮借用。每年由督运道员查核沿途以及抵达通州所需银数，交给押运官；到期分发，第二年从新运应领的款项中扣还，等疲敝帮逐渐恢复后，再奏明停止。” 各省州县、卫所和各帮承办签派运丁，都从接到公文、开始签派之日起，限两个月内签派解送，并查明田地、房产，造册送总漕存案。如有亏短、挂欠，命令赔补。若签派以后确实属于卖富差贫，或弃船逃脱，或重复签派已经革职的丁，或徇私出具结保证明、把军丁改入民籍，承办签派的官员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其上司按失察条例议处。这是听从漕运总督毓奇的请求。道光十三年，给事中金应麟上奏说：“江、浙内河一带的漕船，欺诈勒索商民，有‘买渡’、‘排帮’等名目。州县因为害怕兑米时遭其挑剔，便置之不理，导致运输停滞、扰害百姓，危害很大。”诏令林则徐、富呢扬阿严行查禁。运军往返于淮河、通州之间，终年辛劳，屯田收入有限，于是另外发给行粮、月粮作为旅途和日常开支，各省数额不一。江南运军每人发给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八石至十二石。浙江、江西、湖广行粮三石，月粮九石六斗。山东行粮二石四斗，月粮九石六斗。通州、天津等卫协同运输河南漕船的运丁，行粮、月粮数额与山东相同。各省领运千总等官，在俸禄之外，也有许多兼领行粮的。行粮、月粮这两项，过去本色发放少、折银发放多，而且每石折价不过三四五钱，各地官员、军丁常有待遇不均的控诉。于是下诏令漕运总督议定，查照每年发给行粮、月粮的旧额，本色、折色各半；折色按漕运亏欠标准，每石银一两四钱，永远定为法令。康熙二十九年，行粮、月粮设立易知由单，列明应发的各项钱粮，每名运丁一纸，按项目发给。如果官吏、差役克扣贪索，准许本人在单内写明缘由，过淮时陈诉。雍正元年，复议批准：运船到达指定地点后，先在三日内发给本色行粮、月粮的折色银，由卫守备出具印领收据，领运千总盖章，解送粮道验明；其中一半发给军丁，另一半封存，由粮道赍送淮安，再由总漕监督发放，逾期延误的治罪。乾隆五年，议定运丁在解送淮安验发的一半钱粮中，酌量留下回空费用；数额多的扣留三分之一，数额少的酌扣八两，命粮道另行封存兑发，过淮时交给随运官弁收领，等抵达通州交粮后，再发给各丁。这是因为各省漕船回空时，常因缺少盘缠，不能及时抵达指定地点。十年，漕运总督顾琮上奏说：“粮道所押的帮船数量多少不同，兑粮开船也有早晚，必须等最后一帮开行完毕后，才能到各帮督察；而最先开行的帮，又免不了要承受等待领取银两的困累。请仍命粮道兑准后封存交给领运千总，解送淮安查验后分发。”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凡漕船停运，月粮减半发给；民船停运，发给原额四分之一的月粮。康熙三十年，皇帝南巡，截留江、浙两省冬季兑运的漕粮各十万石；对减运、停运的船只，除应发月粮外，加恩再发十分之二，以表示体恤。运军的月粮遇到闰月，按每月本色、折色平均发给，不久停止。后来认为闰月钱粮是按日计算供给的，而各军春季出发、冬季返回，停发一个月，难免挨饿。山东、河南、浙江、江宁、凤阳等卫在闰月有粮，仍按原额发给。山东、浙江以及苏州、太仓等卫遇闰月，各有按定额编征的加征银；江卫、兴卫等卫没有这种银，遇闰月便从道库减存银中支用。江西、湖北、湖南则按出运船所载米粮的数量发给。河南遇闰月也没有加征银，过去准许照山东等省的办法发给，后来被户部驳回追究，不久又准许照常发给。

译各省运军人数多少不一。江、浙每船有十一二人不等。后来议定每船一律配运十名军丁，按人数发给行粮、月粮。安庆卫过去按漕运所用军丁人数发给两项钱粮。自从统一裁减以后，每船只用十名军丁，但所载漕粮却比其他船多一倍，因此仍应按所载粮数发给行粮、月粮。山东德州等卫有自行雇用民船装运漕粮的，也一律发给行粮、月粮。江宁省卫没有供养运丁的屯田，遇到减存时，便与一同出运的船只一样发给安家月粮。江淮、兴武二卫，原 来裁减驾船军丁二名，准许恢复设置，发给行粮、月粮两项钱粮。按例由布政司发文，令各府州县领取；每船要馈赠书吏六七两不等，否则就把难以支取的旧年钱粮以及极远州县的钱粮派给他们。州县的粮书又要索取费用，每船约二三两不等。名义上十两的钱粮，运丁实际得到的还不到一半。漕粮是天府仓储中的正额供赋，主管运输的官吏考核极其严格。顺治十二年，规定漕道、粮道的考核条例。负责征收的州县、卫所各官，如果漕粮逾期未完，分别给予罚俸、停发俸禄、降级、革职，并责令戴罪督促催收，完毕后恢复原职。康熙二年，议定随漕行粮、月粮以及轻赍等各项钱粮，总共按十分计算；原来被参劾的各官限一年接续征收，而接替征收的官员只限半年，实在不公平。以后接征官限一年，粮道、知府、直隶州限一年半，巡抚限二年。如果仍未完纳，按原来参劾的数额分别议处。负责征收、督催白粮的各官，考核条例全与漕粮相同。白粮项下减存的经费银不得擅自使用，违者题报参劾，并勒令赔缴。粮道将钱粮完储后，春秋两季造册送达户部，等候拨解京饷。年终和离任时，藩司盘查，如果发现有侵吞亏空，揭报巡抚题报参劾。凡漕粮亏欠，无论多少，都发交各粮道严加追缴；责成承办追缴的官吏严格查验本地运弁、运军的产业，估价变卖来偿还。若运军侵吞漕粮后逃跑，报明户部，由总督发文提拿究治。挂欠的米粮，追完后补运；如果与本帮原先所欠米粮数目不符，就把过淮时没有驳回换粮的总漕，以及督漕、承运各官和采买搭运的官员一并纠举弹劾。运到的米粮按数收用，以免牵累运军。太平日久，法令日益松弛，粮道以及监兑、押运官既不亲自到水次，粮船抵达淮河时，漕运总督又不严加稽查，于是运弁、运军任意折银，沿途盗卖，抵达关口时便多有挂欠。乾隆四十五年，命令以后耗赠、漕截等银米暂存粮道仓库，等回空时由仓场查明，按挂欠数额扣抵；不足的，用行粮抵补。不久议定：挂欠漕粮不满一分至六分的运弁、运军治罪；总漕、粮道按照所欠分数议处；并将所欠漕粮由总漕、粮道以及监兑、押运、佥丁、卫所各官直到运丁，分别承担偿还责任，全部限定在期限内还清。不能还清的，总漕、粮道交户部议处，运官、运军分别治罪，仍责成总漕、粮道赔偿。全部还清的，给予优先叙功。粮船抵达通州起卸漕米时，按例购买其他帮的余米抵补。雍正三年，上奏批准：今后漕米如有不足，分别参劾处理并责令赔偿，不得购买其他帮的余米补足。至于运军日常使用的余米，准许他们出售，其余余米一概禁止阻止出售。漕船经过江湖，偶然遇到风浪漂没，沿途负责催促赶运的各官以及所在汛地的文武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勘验并出具结文；总漕和巡抚复查后，奏请免除赔偿。若军弁谎报漂没，或者虽漂没但损失不多，却乘机侵盗，达到六百石的，判处斩刑；不满六百石的，发配极边，漕米按数赔缴。文武官员遇到漕船沉溺而不申报实情，押运官弁巡查不谨慎导致失火焚毁的，都降一级调用。地方官不协同救助，火势蔓延烧毁其他船只的，罚俸一年。雍正初年，上奏批准：漕船在内河失风漂沉的，不许免除赔偿；押运官弁按疏于防范的条例罚俸一年。如有伪造虚报，严加治罪；出具结文的官弁从重议处。凡在海洋、江河中遭风漂没，领运的弁军幸而生还的，按照军功保守在事有功的条例晋级赐金；漂没身亡的，官弁按军功阵亡条例分别准许荫恤、加赠，运军发给祭葬银。乾隆七年，议定漕船遭遇风灾、火灾时，船只尚未沉没的，无论已经过淮还是尚未过淮，都命令修固船只，重新装载并抵达通州。若已经沉没而无法排水打捞的，雇用民船装运，随帮过淮盘验后抵达通州。若事故发生在过淮以后、黄河中游，民船难以招募，就命令先由全帮船只分担装运开行，沿途仍雇民船装载。全帮各丁出具互相担保的结文，稍有亏欠，就责令偿还。江、广漕船遭风沉溺，如果不能排水修复，无论是否已经达到满号，地方官查验属实后，申报总漕，就近折价变卖，命令运弁携款交给粮道发给。回空漕船发生事故也照此办理。后来议准：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省买补的船只，如果已经达到满号，遇到失风事故，准许就近折价变卖，将价银封好交给有关员弁带回，由粮道验明后发给各军，用来补充新漕。漕船遇到冰凌迅速冲下而损坏，以及被雷火焚毁、沉失米粮的，免除赔偿。各省漕粮每年都有定额。凡荒地没有征收的，督抚勘查属实后上报免除；随漕银米也一律蠲免。遭受灾害的地区，对应征漕粮以及折改的漕价，按照各地受灾轻重，分别缓征、带征。遇到带征之年又遭灾害的，就分年压征、带补。沿江沿海田地坍塌淹没在水中的，由地方保题后免除。水灾、旱灾等偏灾中的民地，按例可以蠲免；只有承担船役的，即使受灾严重，仍须办理修船、雇募等事务，不得同样请求宽免。康熙三十七年，议定京畿通州、武清、宝坻、香河、东安、永清六州县红剥船户所领的土地，水灾、旱灾一体蠲免。被水淹的田地，按例在年终确实勘查，干涸前征收，淹没则停止征收并免除。雍正十年，规定被淹田地的漕米照压征条例办理，等冬季勘查后，干涸的带征，仍被淹的豁免。

译苏州、松江、太仓三属是东南财赋地区，赋税定额最重。自世宗以来，多次议论蠲免、缓征；然而与同省其他府县相比，仍然多出四五倍甚至十几倍。道光年间，两次遭遇大水，各州县每年因歉收而蠲免、减征，后来竟成为惯例。此后实际征收的数额，除去官府垫付和百姓欠缴的，每年只能收到正额的七八成或五六成。军兴以后，两府一州受害尤其严重。同治二年，下谕令江督、苏抚查明情况，折中议定减免，和旧额本来较轻的常州、镇江两府通融核算，确定为定额。士绅、大户把持以及州县浮收等弊端，永远禁止革除。同治四年，户部遵照议定说：“江苏常州、镇江、太仓五属编征的米，是会同漕赠、行月、南恤局粮等款一并征收的。应当按照李鸿章等所奏，不分起运、留支，一体减免；根据科则轻重，视减免成数多少，按原额编征米豆二百零二万多石，减去五十四万多石。”百姓的困苦稍微缓解。曾国藩又请求把苏州、松江地面的漕运钱粮一体酌量减免。户部复议说，漕运款项是办理运输所必需的，如果核减，费用必然不够，势必还要另加津贴，对百姓生计仍没有好处。诏令曾国藩、李鸿章仿照浙江省的成例，核实删减浮收，并严禁大户包揽、短交等弊端。这一年，减免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属漕米二十六万多石。海运始于元代，到明代永乐年间会通河修成，才停止海运。清代沿用明代长途运输的制度。嘉庆年间，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变浅干涸，命令江、浙大臣兼筹海运。两江总督勒保等会同上奏列举不可实行的十二件事，大意说：“海运一旦兴起，河运仍不能废弃，只会增加海运费用。而且大洋中沙礁密布，险阻难行；天府仓储的正额供赋，不能在不可预测的险地拿来试验。旗丁不熟悉海道，船户又都散漫而难以稽考，一旦延误，关系非同小可。”皇帝说：“海运既然有许多窒碍，只有谨慎遵守前人的成法，尽心修治河道；万一运输收入不足或供给不齐，只有采用起剥、盘坝，或者酌量截留等办法作为暂时权宜之计，绝不能轻易议论改变制度。所谓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能改变法令。”从此直到仁宗一朝，再没有人敢谈海运。道光四年，南河黄水突然上涨，高堰决口泛滥；从高邮、宝应到清江浦，河道浅滞阻塞，运输牵挽十分困难。吏部尚书文孚等请求引黄河水进入运河，增筑闸坝加以控制，使洪水不致泛滥。然而黄水夹带泥沙，时间一久便淤积加厚，造成的祸患更加严重。皇帝也知道借黄河水济运不是办法，于是海运的议论再次兴起。诏令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鸿杰分别根据各自管辖地区的情况筹议。诸臣害怕改制，便以窒碍难行上奏。适逢孙玉庭因为渡过黄河艰难迟滞，军船四十帮必须盘坝接运，请求拨款达到一百二十万两。没过多久，又因水势不足、难以牵运，请求截留米一百万石。皇帝命令琦善前往查办。琦善复奏称，孙玉庭所奏渡黄的船只，有的过了一个月还没有开行，有的堵在淤积的御黄各坝之间；那些应当剥运的军船，全都像胶柱一样无法移动。皇帝震怒，魏元煜、孙玉庭、颜检都因此获罪。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进言说：“治理河道，时间久了就会穷困；穷困了就必然要变通。河道既已阻塞，重载漕运中途停顿，河运不能兼顾，只有暂时停止河运来治理河道，雇用海船以便利运输。虽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却是眼前的急务。因为漕运滞塞后全部采用盘坝、剥运，会使民力劳苦而国帑也不能节省；暂时雇用海船分段运输，则民力轻省，民间生气也更加舒展。国家太平已久，航行到东吴、辽海的人，往来和内地没有不同。如今用商船运输来决定海运，风暴不必疑虑，盗贼也不必担心，霉湿侵耗也不必忧患。用商运代替官运，船只不必等候建造，丁役不必等候招募，费用也不必等候筹措。至于屯军的安置、仓吏的稽察、河务的张弛，全在于用人。何况借黄河水已经造成祸患，盘坝运输也已经造成祸患，如果不变通，还能采取什么办法？臣认为没有比海运更便利的了。”诏令仍下给有漕各省的大臣议论。当时琦善任两江总督，陶澍任安徽巡抚，都请求把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及太仓一州的粮食全部改由海运。于是派布政使贺长龄亲自前往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并筹议剥运、兑装等事务。随后澍说：“现在雇用沙船一千艘、三不像船几十艘，分两次装载，估计可以运输一百五六十万石米。其中安徽、江西、湖广距离海口较远，浙江的乍浦、宁波海口有的不能停泊，有的盘剥费用很大，仍然采用河运。”皇上于是下令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并在天津设局。又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在天津验收、监督兑运，以杜绝经纪人勒索刁难等各种弊端。道光六年正月，各州县剥运的米依次运抵上海接受验兑，分批启运。计算海运水路四千多里，超过十天便可到达。米运抵通州后，转运到京仓，派步军统领衙门的文武官员沿途稽查。沙船所耗的米，从按例发给旗丁的十八万多石米中拨出；节省下来的耗米六万石，仍随正米一同起运。承运漕粮每石发给耗米八升，白粮耗米一斗，以补足正米的不足。又将漕运商耗核减二成，白粮核减三成，由天津局按价收买，随正米一同交运。漕粮如无故短少或霉变，就用随船备带的耗米补足；仍不够的，勒令买米补足。如有砍断桅杆、松动船舱并伤人等事情，则免予追究。船户的脚价、饭米折色银以及津贴等银两，在验兑后先发七成，余下三成交给押运的官员，船到坝后查明没有弊端，才全部发放。沙船余米不少于十万石，起初按照南粮的旧例，听任天津人按市价收买。后来因为商人企图压低价格收买，改由官府收买，价银由江南委员转发给船户，后来仍命商船自行出售。

译每到海运时节，沿海水师的提督、总兵等，分别按照各自的汛地，派出哨船和兵丁巡防护送，并派两名武职大员随船前往天津。上海交兑时，提前咨文通知浙江提镇水师营出哨，巡查招宝、陈钱一带，在马迹山会合；江南提镇水师营出哨大小洋山，也在马迹山会合；山东总镇出哨成山、石岛，在鹰游门会合，以加强弹压。山东海面责成游击、守备搜查岛屿，负责防护和迎送。后来因邵灿进言，停止派遣护送的武职大员，改由沿海水师负责分段接力护送。此后宁波、上海商人各自购置火轮船一艘，遇到新漕验兑启运时，分别在要害处巡防。剥船方面，直隶旧有二千五百艘，其中二百艘分拨到故城等处，八百艘留在杨村，其余一千五百艘集中在天津备用。后来雇用民船五百艘，每艘能够装运漕粮二百五十石，以备装载。商船第一次抵达天津时，先只从府县仓、脚庙等处拨卸三十万石，其余命剥船直接运往通仓。随即把天津仓、脚庙等处储存的漕米运往通仓，不必再转卸到北仓，以免多费周折。商船第二次抵津时，如果剥船不够装载，就先把米储存在府县仓、脚庙等处；仍不够，再剥运储入北仓。随即命原来负责剥运的船只把所储米石全部运往通仓。剥船足够装载时，就按照商船第一次抵津的办法办理，不必分储北仓，以求简便。剥船一百六十只编为一起，由经纪人自行派人分批押运交仓；押运人员向仓场报告后，再赶回去继续押运后续米船。经纪人等只须带领斛手到船上起卸，如果借故刁难、勒索，就交给地方官从严治罪。各州县经管的剥船，每年按例发给修缮银五两，每三年小修一次，发给费用二十两。每年漕运结束时，逐船挑选检验；船身坚固的，酌情修缮；损坏严重的，就核定赏银并估价，所需经费从道库的油缮银项下拨用。封河守冻期间，每船发工食银十五两；运输米一百石，发脚价八两四钱、食米一石一斗五升。后来每百石又增加脚费五两。李鸿章认为官办剥船船户贫困，容易滋生弊端，按例规定的工食银十五两，他们却只能领取一半，不足以养家，请求每船从苏、浙漕项中酌情补贴五两，户部因不合规定没有施行。鸿章上疏争取，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商船承运漕粮，能够迅速而无差错地完成任务的，运输一万石以下赐给匾额，运输五万石授予职衔；每次奏请保举以一百二三十人为限。道光七年，蒋攸銛请求新漕仍实行海运。皇上认为近几年河道、湖泊逐渐恢复通畅，军船可以畅行，不予准许。此后各省每年应运的漕粮数额逐渐短缺，太仓积存的粮食往往拨发一空。道光二十六年，诏令恢复海运。二十七年议准，苏州、松江、太仓二府一州的漕白粮米，自第二年起改由海运。三十年，又命苏州、松江、太仓二府一州的白粮正米、耗米，援照已经办理的成案，由海运运到天津。咸丰元年，户部尚书孙瑞珍请求河运、海运并行。御史张祥晋请求把江苏新漕援照成案推广到常州、镇江各属及浙江，一律实行海运。此事交给江督陆建瀛、苏抚杨文定、浙抚常大淳妥善议定。覆奏称，明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的漕白粮米，请一律改由海运；浙江漕粮难以海运，请仍遵循旧章。皇上同意了。二年，陆建瀛上奏筹办海运十件事，交由户部议定施行。这一年因浙江漕船开兑过迟，回空船不能按期返回原来所属的次序，诏令第二年新漕改为海运，采纳了巡抚黄宗汉的请求。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由张秋流入大清河，挟带汶水向东奔流，漕运道路更加阻塞。咸丰六年，截留江苏应运漕粮二十万石，用来供给军饷；实际运送漕白正米、耗米以及支给、剩余发给丁役的耗米，共七十五万五千多石。对于歉收而迟缓的南漕，命各州县按照期限催收、运往通州。同治七年，议定试用夹板船装运采买的米石，水脚银数全部仍按沙船旧例办理，每石发银五钱五分；船拖运到天津紫竹林后，由商董就近存入栈房，听候验米大臣会同通商大臣验收、转剥。所需小船剥运费、栈租、挑夫费用，每石发银七分，由商董承领办理。又每石发保险银三分，如遇风灾抛失，责令补贴赔偿。每米一千石，随带耗米八十石，另备余米二十石，剥船食耗米十一石五斗。又每百石发给天津、通州剥运价银八两一钱四厘，通仓个兒钱折银二两，均照海运正漕采买的各项成案办理。这一年因为天津、塘沽河面狭窄，常有沉船失米的危险，在大沽增设海运外局。道光九年，浙江巡抚杨昌濬奏称：“浙江省明年的新漕，酌情拟定海运章程十四条：一，委员分头办理，以专责成；一，新漕仍从上海验兑后出海，白粮仍按成案装入麻袋，先行运到上海；一，宽裕准备海运商船，并由江苏省多拨沙船，调往浙江济用；一，经耗等米仍按数发给，命商船带足本色米，并把余耗、申糙等米搭运交仓；一，增加发给天津剥船的耗米，以弥补亏欠；一，天津、通州经费照成案备带，▯羡等款仍按数抵解；一，准许商船携带炮械，并由商人捐资购置的轮船护送，仍责成沿海水师切实巡防；一，天津交米后，仍按旧例责成经纪办理，后续到达的船只仍由天津道验收；一，按成案增加海运经费；一，米船到达天津后，应多增加排列的船数，宽裕准备剥船；一，商船水脚等项照成案核发，并免除二成税款，酌情制定奖惩；一，商船免税的二成私货，仍按米石折算斤数，所带竹木照成案免税；一，商船回空时装载货物，照旧章免税；一，米船抵达天津交卸时，严禁经纪、斗斛和剥船勒索额外费用。” 此事交由户部议定施行。十年，鸿章说：“剥船守候十分辛苦，每装运一百石米，请增加脚价银五两；另外筹措运送白粮的民船守候时所需口粮银一万二千两，由苏、浙粮道库的漕项中拨解；如果不够，就由司库灵活借拨。”

译十一年，杨昌濬请求用轮船运输漕粮，皇上同意。轮船招商由商人借领二十万串作为设局资本，盈亏全部由商人承担。购置坚固快捷的轮船三艘，每年拨海运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到天津；水脚、耗米等项仍按旧章办理。轮船到达天津后，命直隶总督筹备剥船转运，并会同仓场侍郎到栈房查验；仍仿照白粮旧例，由江、浙巡抚和粮道负责运到通州交纳，以杜绝折耗和偷漏。轮船协助运输江、浙漕粮时，在米袋上签明“某省漕白粮米”字样。粮米上栈时，由上海局派员监督验兑；验兑完毕，即由轮船商局发给收米回文。此后装船起运，全部由商局核办，上海局不再过问。栈费、脚夫费用也由商局承担。凡分派漕粮装入轮船，都由轮船商局酌情委派办事人员，会同上海局详细验看，米色干净，才办理收兑；交由轮船局押送到浦江东栈，用斛收取。抵达天津后，命天津局各员董提前验收，以免堵塞延误。每艘轮船装米三千石，填发联单，由天津局稽核，原来一切领取银两、领取米粮等结算手续全部取消。轮船运输米粮，由上海道发给免税执照，并援照旧例准许酌情携带二成货物。所带洋药以及超过二成的其他货物，仍须纳税。乔松年上奏说，山东境内黄河水患日益泛滥，运河淤塞，拟顺应形势加以疏导，使黄水先从张秋通过；并疏浚张秋南北河道，修建旁坝以便利漕运。丁宝桢、文彬上奏请求恢复淮河、徐州的旧河道。此事交廷臣会议。复议称，铜瓦厢决口后，旧河身淤积过高，势不能恢复淮、徐旧道。至于借黄河水济运，筑堤束水，与引卫河济运的方法同样难以实行。鸿章上奏请求仍从海道转运，命各省酌情提取若干本色粮运到上海，由海船运到天津，其余照章折价解送，以节省运输费用；并随时拨给漕折银两，采买粮食接济；同时请求停止河运采买粮石，推广海运。仍交户部议定。此前江北漕粮由河运送到通州，到这时也试办海运。十三年，奏准江西在上海采买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到天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湖南采办漕粮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都交招商局由海运到天津。江西、湖南不久停止办理。丁宝桢上奏说，运河废坏无非是黄河水患造成的，治理运河必须先治理黄河。应先迅速修砌微山湖湖口的双闸及各减闸，及时蓄水，以保住湖泊的蓄水；运河主河道也必须酌情疏浚。后来桂清、毕道远、广寿、贺寿慈等也请求筹款修复运河。黄元善又说：“自从黄河北流，运河阻塞，改用海运本来只是权宜之计。当时奏定江苏漕额，把河运经费作为海运支出，每石不得超过七钱。后来因经费不足，屡次请求增加。江苏增加的费用已接近一两，浙江已增加到一两，与道光二十八年、咸丰二年海运经费还有节省并归公的情况相比，差别很大。况且海运要经历重洋，风浪变化不定，万一发生意外，关系十分重大。河运虽然迂回迟滞，但沿途安定，经费也较均衡。从各省直到京仓，靠运输为生的百姓不计其数。要使国家富足、百姓获利，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现在停运还不久，及时修复还不算晚；再迟几年，河道日益淤塞，需要的费用会更加巨大。臣认为，河运迂回但安全，海运便利但危险；要谋求万全，不能不恢复河运。” 皇上命河督、漕督以及沿河各省督抚筹划后具奏。沈葆桢上疏驳斥桂清、毕道远等请求从有漕省份酌情提取漕项，以及把海运粮石分出十几万石改办河运的建议，并竭力说明：“河运绝不可能恢复。运河刚疏浚就又淤塞，河运方案刚定，河道忽然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运路线也随之改变。借黄河水济运，危害尤其严重。前次淤积还没有清除完，下一期的运船已经首尾相接到来，水面高低相差悬殊，势必难以通过。于是千方百计违逆水性，强行把河水约束在规定范围内，导致前次修治费用全部落空，而这一期的淤积又重新形成。假如因为济运而夺取河流的水道，向北流则京畿受到危害，向南流则淮、徐受到危害，亿万生灵将有葬身鱼腹的悲叹；又不仅仅是白白耗费巨额国帑而对漕运没有帮助。”同治七年，命直隶总督责令招商局在协运漕粮时，酌情分派道员驻天津验兑，并责成粮道严格督察办理漕运的人员，在验米时特别仔细查验。这是因为招商局协运江、浙漕粮有掺杂、破碎等弊端。十年，法国挑起事端，海运受阻。太常卿徐树铭说：“漕粮应全部恢复河运，请在运输路线经过的地方疏浚河流、修治闸坝，并选择雇用民船来帮助运输。”第二年，曾国荃说：“明年河运酌情增加江苏漕粮五万石，并把邳州、宿州河道淤浅的地方估价疏浚。”皇上同意了。卢士杰说：“郑州黄河漫口夺流，山东运河十里堡门外的淤积日益扩宽，回空漕船不能拉到口门。现在宁波、苏州的新漕正等待船只装载，邳州、宿州疏淤筑坝，必须等空船全部通过后才能开工。”皇上命令迅速责成疏浚淤积，使漕船早日南下。十五年，采纳山东巡抚张曜的请求，改拨海运漕米二十万石，仍归河运。曾国荃、黄彭年上奏说：“江南、安徽河运的米石已经截留用来赈济灾民。苏州所属河运漕米十万石，先前已经改归海运，各州县起运的粮米也都已抵达上海，突然改为河运，势必窒碍难行。况且雇船将近一千艘，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到的。请等到今年冬漕，再遵旨提前办理河运，以期恢复旧章。”皇上批准了。

译十九年，北运河上游的潮河、白河等河水暴涨，水势高出堤顶数尺，原先修筑的上堰全都淹没在水中；运河因水旱灾害出现大小决口七十多处。从天津运往京城的米、麦、杂粮船有一千多艘，在杨村搁浅，命鸿章堵合各处口门并疏浚河身，停蓄水势，以便利船只航行。二十二年，王文韶上奏说：“南漕改行海运，只有江北漕粮仍由河运，又从苏州、松江名下提拨米十万石并入河运。船多路远，从黄河进入运河，再从运河进入卫河，处处阻滞；船户贫困不堪，偷米掺水，各种弊端丛生。今年漕船到达天津，比过去已经迟了两三个月，实在恐怕耽误回空。已经命令加快行程催促，限期兑收。但这次截留的江北漕米五万石，米色还好；江苏五万石米色参差不齐，甚至有蒸坏变质的，挑出后还要晾晒，几乎费尽周折。这是因为河运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已经不是人力能够挽救的了。拟请从今年开始，把苏州漕粮十万石全部改拨海运；江苏冬漕仍办理河运，以保住河运路线。”此事交户部议定施行。御史秦夔扬认为江北河运劳费太大，上疏请求停止办理，改为折价解送户部。户部议称，漕粮关系京仓的储积，不便仓促改变旧制。二十六年，因战事已经开始，采纳陈璧的请求，在清江浦设立漕运总局。皇帝西巡，转运局迁到汉口，清江浦改设分局。这一年南漕改用火车从天津运往京城。二十七年，因为财用匮乏，下谕说：“从今年开始，直省的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责成各省大员清理整顿，节省局费、运费，并查明各州县征收的额外费用，勒令缴出归公，以期汇成巨款。”奕劻请求在应办白粮以外，每年采办漕粮一百万石，全部使用粳米，并且不得动辄请求截留，皇上同意。二十八年，户部议定，今年江、浙漕粮全部由招商局轮船承运，费用应尽力削减。盛宣怀上奏说：“近几年上海局的轮船，因为事情导致起运太迟，栈储耗费已经很大；运到塘沽时，又正值联军尚未撤退，费用比平时增加一倍。二十六、二十七两年，招商局领取的水脚银，实际上不够支出。今年太古洋行原本要降价承运，英、日两国议定的商约也都想把漕运列入约章，我们竭力拒绝了。因为招商局是中国公司，过去李鸿章奏准漕米、军米全部归招商局承运，实在含有深意。这次详细考察中外情形，拟请从二十八年冬漕开始，在旧章规定的每石轮船水脚、保险等项漕米银三钱八分八厘一毫中减去五分，永远作为定制。”皇上同意了。江、浙漕粮由海运到天津，过去使用剥船运到通仓，每石支给耗米一升一合五勺，名叫“津剥食耗”。自南漕改用火车运往京城后，这项耗米改令随同正米一起交仓。后来因为米运完毕后常有亏耗，允许仍按旧例发给，用来抵补火车运输造成的亏耗。

译志九十八。食货志第四。盐法。清代的盐法，大体上沿袭明代制度，再加以增删变通。蒙古、新疆有许多产盐地，内地十一处盐区尤其有助于国家财政。这十一处是：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甘。长芦原有二十个盐场，后来裁并为八个，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原有二十个盐场，后来分为九个；日本占据金川滩地后，只剩八个，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原有十九个盐场，后来裁并为八个，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两淮原有三十个盐场，后来裁并为二十三个，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有三十二个盐场，分别隶属浙江、江苏，行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福建有十六个盐场，行销福建、浙江两省。台湾还有五个盐场，行销本府，后来归入日本。广东有二十七个盐场，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七省。四川盐井产量旺盛的共有二十四个州县，行销西藏以及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六省。云南最著名的盐井有二十六处，行销本省。河东盐池分为东、中、西三个盐场，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陕甘最著名的盐池叫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行销陕西、甘肃两省。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的盐产于海，四川、云南的盐产于井，河东、陕甘的盐产于盐池。其制盐方法，海盐有煎制和晒制两种，池盐都用晒制，井盐都用煎制。论质量和味道，海盐最好，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地晒盐最好，板上晒盐次之，煎盐又次之。论成本，晒盐较低；煎盐中使用荡草的次之，用煤火的又次之；使用木柴的工本最重。这是大致情况。起初，盐政隶属于户部山东司。宣统二年，才命户部尚书兼任督办盐政大臣，并从外地派遣御史巡视。后来裁撤这一机构，改归总督、巡抚管理。专门主管盐政的机构叫都转运使司。没有运司的各省，有的由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兼管。实行盐法有七种：官府监督、商人销售；官府运输、商人销售；商人运输、商人销售；商人运输、百姓销售；百姓运输、百姓销售；官府监督、百姓销售。其中以官督商销实行得最广、时间最长。商人有两类：一类叫场商，负责收购盐；一类叫运商，负责运销盐。总揽商务的人叫总商，负责让散商缴纳盐课。后来弊端多表现为剥削侵吞，康熙、乾隆年间曾革除，但始终未能根除。只有两淮在道光年间陶澍变法，奏请废除盐引票目，改由户部宝泉局铸造铜板印刷。顺治三年，因为淮盐、浙盐领取盐引距离京城遥远，设置都理引务官驻在扬州，到顺治七年裁撤。顺治十五年，由运司发放盐引；不久又命运司仍派委员到户部领取关防凭证，盐票也在户部领取。商人购买盐时，必须请求运司发给支单，也叫照单、限单、皮票，拿着这些凭证到盐场购买。取得盐后，储存在官地；奉天称为仓，长芦称为坨。尚未检查的叫生盐，已经检查的叫熟盐，熟盐才可以发售。两淮总栈起初由商人主持，后来改为官栈。四川方面，销往贵州、云南的称为边岸，本省及湖北的称为计岸，潼川州称为潼岸。河东总岸设立于咸丰初年。销往陕西的，以三河口作为汇集地；销往河南的，以会兴镇作为汇集地。山西则在蒲州、解州以及安邑、运城设岸，泽州、潞州等地也分别设岸。大体上，畅岸之外还有滞销地区，可以采取展期、减少盐引、停止运输，或者并引附销、统销、融销等办法。并引附销，是把积存的盐附入销售，三引盐按一引销售；又缴纳半引的盐课而销售一引盐，缴纳三引的盐课而销售二引盐，就是这种办法。统销，是把积存的盐引统一销毁，所欠的正杂钱粮由商人分年缴清。融销，是用畅销地区的利益来接济滞销地区。盐引有大引，沿袭明代制度，多的有二千多斤。小引则把明代所行的一引分为两份，有的分到十份。盐引有正引、改引、余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除纲引外，还有肩引、住引。盐引和盐票的区别在于：盐引商人有专门的销售区域，称为引地。最初承认这种经营资格时费用极高，所以承袭为世代经营的产业，称为引窝；后来有的卖给承运者。购买盐单叫窝单，价格叫窝价。道光十年，陶澍在两淮因引窝价格上涨，奏请每引限价一钱二分，不久即禁止。盐票没有固定销售区域，但同样有价格。道光、咸丰年间，两淮每张盐票仅值银五百两；后来官商争相购买，到光绪年间涨到一万金以上。盐引还根据引地的广狭大小确定销售额，盐票则在同一行盐地内销售额相同。嘉庆以前，盐引多而盐票少；后来盐引少而盐票多，这就是盐法随时代变化的情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斤〕 至于每年的收入，道光以前只有盐课；到了咸丰年间军务兴起，又创设盐厘。盐课分为两类：场课和引课。场课又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有边布，福建有坵折。所谓边布，是明代灶户按丁征盐，商人在边地缴纳粮食，领取银两作为盐本，这叫边盐。对于盐场偏远、没有商人支取的盐，规定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来改征银三钱，称为布盐。灶课过去分为地税和丁税两项，但丁户并不都拥有土地。雍正年间，采用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的建议，把丁银摊入地税征收；从此各省都按奏议实行，但长芦边布的名称仍然保留。坵折，是盐田所缴的钱粮，称为折价；程▯所缴的钱粮，称为盐坵。供应内府以及京师、盛京各衙门的盐，康熙年间全部裁减，只供应内府、光禄寺二十万斤，折成银两解送户部缴纳。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盐厘分为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到了清末，加价征税的办法兴起，于是盐税收入与田赋、国税相当。因此顺治初年实行盐引一百七十万道，征收盐课银五十六万两有余。

译后来天下统一，盐引日益增加，盐课也日益丰厚。乾隆十八年，盐课收入为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余。嘉庆五年，为六百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有余。道光二十七年，为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有余。光绪末年，盐课和盐厘合计二千四百万两有余。宣统三年，度支部预算盐课年收入约四千五百万两有余。税收随着时代增加，也就是这种情况。顺治二年，谕令各运司，盐从六月初一日起，都按照前朝《会计录》的原定数额征收。不久又免除明末新饷、练饷以及杂项加派等银。十六年，户部议准各商盐船使用火烙在船头作记号，不许任意封船搜捕；经过关卡只缴纳船料，如借故苛求，按枉法论罪。十七年，采纳两淮巡盐御史李赞元的意见，禁止回空粮船夹带私盐。康熙九年，两淮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说：“两淮积弊有六种苦处：一是缴纳的苦处；一是过桥的苦处；一是过所的苦处；一是开江的苦处；一是关津的苦处；一是口岸的苦处。这六项合计，每年耗费各数万斤，应当请求革除。又有掣挚的三大弊端：一是加铊的弊端；一是坐斤的弊端；一是做斤改斤的弊端。这三种弊端，只有严禁斤重这一办法，请交户部酌情议定。”于是制定条例：凡在桥所掣挚，超过斤数的割除没收，少的三四斤，多的七八斤，不得超过规定数额。如果夹带过多，掣官虚报填写过重斤数，商人按盐引数量定罪，官员按斤数以受赃论处，这样才能使掣挚公平、国家法令得到信守。皇上命令刻石严禁，立在桥所以及经过的关津、口岸。席特纳又陈奏：“自康熙七年起，盐臣派遣稍有迟延，前任盐差在征完本年盐课银之外，又重复征收新盐课。盐还没有卖出一道盐引，盐课已经征收到二十多万两。这些钱无从追逼，只好借高利贷，或典卖家产赴比对缴，请求停止。”于是按照他的请求施行。十六年，采纳户科给事中余国柱的意见，命令商盐掣验时每引增加二十五斤，增收盐课二钱五分的办法永远革除，著为定例。二十年，命令革除三藩横征的盐课。自从云南、贵州报告发生变乱，各地百姓纷纷起兵，盐没有可以行销的地方，商人都裹足不前，最终放眼望去遍地荒芜，盐也无处销售。负责筹划财政的大臣认为军需所依赖的就是盐课，催缴军饷的文书急如星火，商人因此陷入极大困境。当时天下盐课以两淮最多，所受困苦也最严重；幸亏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抚恤，商人输纳盐课不知疲倦。到这时天下富庶，淮南的宁国、太平、池州等府，以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加盐引，获利达到原来的三倍。不仅额外盐引照旧行销，而且原先申报的盐课银，也请求把以前停发的盐引补还。四川经历明末战乱，江南、湖北、湖南百姓迁徙到那里，食盐日益增多，请求发给的盐引是过去的数倍；开采的盐井，成为云南、贵州的供给，水陆运输都没有阻滞。福建、广东、两浙招徕灶丁，开垦恢复盐地、盐坵，报送户部增加盐课的事情接连不断。两浙各盐场又因涨滩开垦出荡地二万二千七百多亩；广东各埠每斤加征七十斤，江西南昌、赣州二府的盐引，到三十六年时，加斤配课也照此办理。皇上认为天下太平，免除浙江加斤银的一半，共计三万一千三百八十多万。三十八年南巡时，又谕令各盐差：“过去因为军需，在正额之外另行征收私自取得的盈余，现命令停止这项征收。两淮盐课过去曾增加四十万两，命令减去一半。”四十三年，采纳江南总督阿山的意见，革除两淮额外费用数十万两，刻石永远禁止。五十六年，长芦巡盐御史田文镜请求把山东裁减的盐引补足，以办理盐课，户部议准。皇上认为增加盐引、增收盐课没有益处，不准实行。此前顺治二年，世祖确定巡视长芦、两淮、两浙、河东盐政，分别派监察御史一人，每年更换一次。山东盐务归长芦兼管，陕西盐务归河东兼管。顺治十年停止巡视，盐务专门责成运司办理。不久因运司权力太轻，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再次停止巡盐。第二年，巡抚金世德认为直隶事务繁多，请求仍派御史。于是两淮、两浙、河东都恢复旧制。后来两广、福建也分别设置巡盐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由督抚管理。当时盐课只有广东、云南经常完不成定额。这是因为康熙初年广东商人从里下申报充任，三年更换一次，称为排商，所以弊端层出不穷。后来把排商费用一万多两纳入正课，举荐富户充任场埠各处的大商；但场商资本微薄，不能全部收买，导致许多盐场销售私盐。五十七年裁撤场商，由运库筹措本钱三十六万两，分别交给场员收买；又置办艚船发给水脚，运往东关潮桥，存入仓中等待配运。埠商配盐时，按盐包缴纳价银，所得盈余称为场羡。盐卤损耗后剩余的盐斤，是在配给盐引之外多收的余盐，发给商人运输。又有子盐、京羡、余盐、羡银等名目。后来把余盐改为盐引，把余羡并入正额，于是广东盐出现办理羡余的事务。后来广东商人倒闭停业的埠达到五十多个，云南盐由商人认领盐票办理运输，但当地没有舟车，全靠人力；煎盐没有煤和草，只能全靠木柴，所以运输费用和生产成本都很重，盐课通常按一分征收，比其他省更重。富商弃置不管，强行签派乡民承充。到倒闭停办而无法追缴时，就责令乡里按户分摊缴纳。到乾隆年间，广东盐政一蹶不振，于是命历任督抚分期偿还。世宗即位初年，裁撤福建、浙江巡盐御史。当时皇上对盐政特别重视。河东盐池地势低洼，多次被山水灌入，按照旧例修墙筑堰，都要派蒲州、解州等十三州县的百姓服役。采纳巡盐御史硕色的意见，每年拨银六千两，其中三千两作为日常维修费，三千两储存在运库以备大修，百姓的劳累才得到缓解。又因为盐法没有比缉查私盐更紧要的，但私盐有场私、商私、枭私，邻近地区私盐、官员私盐的危害尤其大。要缉查场私，必须抚恤灶户并严格禁令。因此雍正二年两淮范堤决口，沿海二十九个盐场被潮水淹没时，特意发放帑金赈济。五年，淮商捐银修建盐义仓储粮，皇上又下令在靠近灶户居住地的地方增设数仓，以备灶户急需。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抚恤灶户。

译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说：“两淮灶户烧盐，应命商人举荐几名能干熟练的人，并设置灶长、巡役，查核盐的数量，运入商垣，以杜绝私卖。”两淮巡盐御史戴音保说：“盐场灶户烧盐的器具，深的叫盘，浅的叫钅敝，数量都有定额；煎盐以一昼夜为一个火伏，并在熄火后巡查是否私烧。近来有灶户私自置办盐钅敝，火伏又不加查验，所以常有超额产出。请命盐官重申并严格执行旧法。至于淮南晒盐、扫盐，只由商人收买、配运，酌情增加盐引课。”都命令著为定例。这就是严格禁令的措施。要缉查商私，必须抚恤商人并严格禁令。因此雍正二年两淮各盐场因灾害灶盐供应不继，商人的成本增加一倍，采纳巡盐御史噶尔泰的意见，命令把当年成本的高低与路程远近的脚价合并考虑，按照当时价格酌情买卖。至于食盐难以销售的地方，如果畅销盐区的行销数量不足，也准许改拨。兵部尚书卢询请求增加盐引而免除盐课，以期降低价格抵制私盐，皇上命长芦、两淮每引增加五十斤，免纳盐课银。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抚恤商人。十一年，采纳江南总督尹继善的意见，改设淮南巡道，督理扬州、通州等地盐务，并在仪征的青山头设立专门机构缉查私盐。考察官府和私人方面的情况，自明代以来，接受盐差职务的人，按惯例回京时都要进呈财物。后来皇上严令禁止，才开始各自把所得报明并缴纳。唯独福建有八万多两银子，是总督满保查出来的。于是裁撤盐官，命盐商各场改由州县监管。后来广东总督杨琳说：“地方官办理盐课，必然要交给家丁衙役办理；如果不设店铺分卖从中侵吞，就会发给里长地保强行摊派。而且还担心资金不足，挪用地丁钱粮。应当停止设置场商，发放国库银两，委派官员监督收取；埠商仍保留，负责运输、销售和缴纳盐课。”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时，皇上在盐官中尤其器重李卫。李卫在浙江所称道的措施，没有比办理帑盐更好的。帑盐，是因为松江、台州、温州三府各盐场产盐旺盛，盐户私煎漏税严重，李卫请求发放帑银八万两，交给场员收买。又奏请设置玉环同知，负责办理收盐事务；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的秀山和长涂、平阳县境内的肥艚，都委派官员管理收发。崇明场的盐，命知县主管。所收帑盐，全部卖给本地的鱼户、蜇户；渔盐也准许引商、帑商运往外地销售。除按规定缴纳盐课外，还要缴纳经费银一钱、二钱、三钱不等；除去归还帑本和经费的部分，余银作为盈余。由此私盐减少，官盐畅销，每年引盐仍不够运输，于是加领余引十五万。凡商人运输余引，每引缴纳租银四分；所缴盐课银和帑盐盈余，一并列案题报，每年约有十万多两银子。自从皇上清理整顿盐政以来，积累的弊病几乎一扫而空。然而裁革陋规、将其归入正式税项后，皇上又下谕说：“把耗羡收入正式定额，只怕正式定额以外又有耗羡，盐商怎么承受得了？”可见已经知道其中的弊病了。乾隆十三年，署理副都御史陈世倌说：“盐课和引额有固定数目，每引盐斤也有定数。按引办理盐课，未必真能获得额外盈利；即使取得一点微利，又何妨留给盐商，以充裕他们的资本？可是近年多有把随利归公的名目施行的，查究实际情况，原来是暗中强迫盐商重复出钱。所以官府多归公一分，盐商就多受一分搜刮，这是盐商所受的弊病。又有把捐助题请称为急公的，其实也是暗中强迫盐商共同摊派。等到款项无从筹出，不是拖欠引纲，就是暗中增加每引盐斤，或者抬高盐价；这就是国家和百姓共同受害的弊病。请今后只按引办理盐课，凡以归公、捐助等为名的做法，应永远停止。”皇上命庄亲王议定。没多久，复议准许按此请求实行。当时，江西驿盐道沈起元写信给江南总督赵宏恩，也说：“过去的陋规，并不是全都收取；如今把贪官的私赃作为报部的正式款项，大员自然不可能再收取，但属官和佐贰官难道能完全没有交际往来吗？这样给盐商造成的负担实在太重。”后来这番话被高宗听到，于是把两淮盐政的公费、运使的薪水，以及云南黑井、白井、琅井的规体银都予以免除。起初，世宗采纳赵宏恩的意见，命令发给贫民循环使用的号筹，允许他们在四十斤以内贩盐谋生。到乾隆初年，户部题请批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少壮而有残疾的人，还有年老无依的妇女，可以在本县报明，领取加盖印记的腰牌和木筹，每天到盐场买盐一次。后来两淮巡盐御史尹会一、两广总督鄂弥达先后奏称：“奸民借口贫苦结党贩私，若两方面都查缉兵役，不便一概撤除。”后来因为贫民太多，停止发放牌盐，改为每人每天发钱十文至二十四文。不久，改浙江巡抚为总督，兼管盐政；又下谕斟酌确定增加盐斤、改行盐引的办法：杭、嘉、绍三所的引盐，按照两淮旧额，每引增加五十斤；松所按照温州、台州的例子，改为票引九万多道，每引发给四百斤，都不增加盐课，以期恢复旧制。又下谕裁减云南的盈余，将盐价减到三两以下；广西仍减二厘；免征两广每千斤盐所附征的平银二十五两。乾隆三年，改浙江总督仍为巡抚，兼管盐政。六年，因为淮南灶盐在暑月损耗较多，命令五、六月每引增加耗盐十五斤，七、八月依次每月减去五斤。到乾隆十三年，淮北也仿照施行。又命两淮在定额以外，每引加给十斤。乾隆十六年，因为皇帝巡行各地，下谕两淮纲盐和食盐在定额以外每引增加十斤。此前雍正初年，因为长芦积欠太多，每引增加五十斤。后来户部复核，按增加的盐斤折算核定，每年应增加盐课银八万六千多两。高宗想到盐商力量困难，命令盐商只缴纳其中一半。乾隆二十八年，裁撤运商承担的供应费用。因云南巡抚刘藻的建议，加给黑井、白井盐户的薪本银。四十二年，因为河东盐斤陆路运输亏折，命令每斤增加耗盐五斤。当时盐价平稳，销售很快，两淮请求预先提取下纲盐引，每年收入达到五六百万。只是皇帝多次巡游，天津是首先驻跸的地方，芦商供应物资繁多，两淮盐商就更不用说了。

译有时遇到军需，各盐商按例报效捐输，这一制度始于雍正年间，当时芦商捐银十万两。后来乾隆年间两次出兵金川，平定西域，经营伊犁屯田，平定台湾叛乱，出兵后藏，以及嘉庆初年川、楚战乱，淮、浙、芦、东各地盐商捐款，少则数十万、百万两，多则八百万两，总计不少于三千万两。因其他事务捐输的，直到光绪、宣统年间也数不胜数。盐商时常受到皇帝的优待，有时被召见问对，有时获赐宴席，赏赐优厚，待遇可比大臣；奢侈的习气也因此日益加重。有时遇到缓急，内府也曾借出数百万两，帮助盐商周转。除帑本外还要收取利息银，称为帑利，每年有时一百多万、几十万、十几万两不等。盐商的力量因此疲惫不堪，两淮、河东尤其严重。乾隆五十一年，因为两淮已经四年没有预先提引，命令江督查明奏报。不久，江督请求今后每隔一纲预提一次。皇上谕示应以正引畅销为主，不必拘泥于固定年限。此后只有乾隆五十七年和嘉庆五年各实行过一次。并且自乾隆三十三年起，因为盐商没有缴纳预提盐引的余息银，数额超过十万两，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恆、普福，运使卢见曾都被处以重刑，这笔款项则强令盐商追缴赔偿。到乾隆四十七、四十九年，才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多两。后来遇到重大经费支出，盐商只是按照应缴数额分期缴纳，过了一两期后，大多都拖欠。乾隆五十六年，江西巡抚姚棻奏称：“建昌府与福建省相连，道路较多，必须增设缉私卡和巡查，才会收到实际效果。”皇上说：“划定行盐界限，必须使百姓不至于舍近求远、弃便宜而买昂贵的盐，这才算好。建昌既然离福建近，盐价必然较低，为什么不就近销售？如果酌情改为把盐征和盐课移到那里缴纳，不仅便利百姓，就连私贩也会因而自行停止。”不久，两江总督觉罗长麟、湖广总督毕沅等奏称：“小民只图利益，往往得寸进尺。如果把建昌划归福建，私贩就可以越境到抚州，这对全局关系不小。”于是命令仍按旧制办理。随后长麟又奏请在建昌设总店，所属县设分店，分销盐引，按照福建省当时的盐价每斤减二文，以抵制私盐；又在各处要隘分派巡查，严加缉私。皇上降旨立即实行。河东自乾隆十年众神保按照现行的低价办理后，便把这个价格定为长期定额，盐商从此开始困顿。后来池盐歉收，只好借配芦盐、蒙古盐和花马池盐，又开采运城以西六十里的小池。当时民间食盐不足，盐商倒闭，无人愿意承办，于是命令退出的盐商举荐短商，每五年更换一次；富户因受到牵累，大多设法回避。乾隆四十七年，巡抚农起奏准，仍确定长期商人制度，把引地分为三等均匀配给，又请求加价二厘，试行三年后再核定。后来户部议论驳回，皇上降旨准许实行。时间一久，盐商力量仍然困窘。乾隆五十六年，命冯光熊巡抚山西，调甘肃布政使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起初，蒋兆奎以河东运使身份入朝觐见，皇帝问他办理潞盐的办法，他回答应把盐课归入地丁。等到冯光熊入京，皇帝命他与军机大臣商议此事。尚未定案，山西署理巡抚、布政使郑源鹴的奏疏送到，极力陈说此事不便。皇上说：“把盐课归入地丁，我早就料到地方官曾经收受盐规，一定会持不同意见。如今郑源鹴果然如此。他调任河南，河南也有销售河东引盐的地区。如果他从中阻挠，就从重治罪。”八月，冯光熊说：“河东盐务积弊疲敝，只有把盐课归入地丁，听任百姓自行运输。” 既没有官府课税和杂费，也没有兵役盘查刁难以及关津阻拦扣留，没有人会不积极前往。请从乾隆五十七年开始，凡山西、陕西、河南的盐课额数，都在三省一百七十二个引地所属州县的地丁项目下摊派征收。”于是山西摊征二十八万一千一百零二两、陕西摊征十四万六千零三十七两、河南摊征八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两，均有余数；并议定十条章程：第一，盐课银分别解送本省藩库，即使遇到免除地丁的年份，也不得免除盐课；第二，停止领取部发盐引，免缴纸朱银；第三，不许地方官私自收取税钱；第四，盐政、运使以下各级官员一律裁撤；第五，把河东道署移驻运城，总管三个盐场；第六，盐池仍按旧例每年修整；第七，三个盐场仍设置官秤和牙行；第八，课项中如有并余、积余等银，分别摊派免除；第九，运阜、运储二仓的粮食，分别归并保存并借用；第十，盐政应支用的各项款项，分别就近从各省藩库支取。皇上同意了。乾隆五十七年，皇上巡幸五台，冯光熊、蒋兆奎奏称，自从放松盐禁以后，百姓没有摊派盐课的痛苦，还得到购买低价盐的好处。陕西巡抚秦宗恩、河南巡抚穆和蔺也报告说，盐价已经降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二两、十四万六千三十七两〕 皇上非常高兴。甘肃盐课在雍正元年曾经摊入地丁，雍正九年又恢复招商办理，到这时仍实行先前的办法。陕西汉中、延安二府以及鄜州所属各地食用花马池盐的，也一并把盐课摊入地丁。嘉庆四年，命令停止各省盐政在中秋节进贡的物品。五年，因为云南盐课额数经常亏欠，采纳巡抚初彭龄的意见，改为由灶户煎盐、灶户卖盐，百姓运输、百姓销售。这套办法不论商人还是百姓，都允许领取盐票。运输盐不限定哪口盐井，销售盐不限定哪个地方，缴完盐课后听任他们运往任何地方。按照各井实际煎盐数，把定额平均计算、摊派征收；有多余的作为溢课，收多少就解送多少。所有发票、收课的事务，都归井员负责办理。到嘉庆八年，将此定为固定章程。十年，谕令两淮盐每引增加十斤，不计入成本，以补偿亏折。此前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泰盐池，一向允许百姓在托克托城办理盐务，分销山西食土盐的各地，不准运往下游。后来稽查逐渐松弛，盐竟顺流而下，不仅占据了池盐的市场，还侵入长芦、两淮的销地。嘉庆十四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请查办出私盐的奸民，请敕令阿拉善王把留在当地的汉人、回人奸民交出。阿拉善王害怕了，献出盐池；皇上命令把盐池每年收入的八千两银子全部赏给他。不久，户部侍郎英和会同山西、陕甘督抚奏称：“潞商之所以赔累，是因为以低价定为长期定额。”

译请按照乾隆十年以前的旧例，依照原定价格办理。至于吉兰泰盐池，潞商力量难以兼顾，请另行招募其他盐商。”嘉庆十五年，因为新商亏欠盐课，改由官府运输。工部侍郎阮元说：“官运并不难，难的是官销。如果亏欠盐课额数，势必把销售任务交给州县；不是亏空、挪用仓库钱粮，就是向乡里强行摊派。这样，销售造成的弊病反而比不销售更严重。”于是户部议定吉兰泰引盐，命令归还阿拉善王，停止发给赏银。原定额引盐改作潞盐，其余引盐称为吉兰泰活引。两广自康熙年间发放帑银收盐，运输销售后才收取盐课。乾隆五十三年，总督孙士毅因盐商积欠达到六十九万八千多两，请求停止发放帑本，命各商拿出自己的资本，在省河设局办理。五十四年，新任总督福康安会同孙士毅筹定章程，把两粤一百五十个埠合为一局，推举十人为局商；局外再分设六个子柜，责成局商按照定额并参照销地难易程度，把盐分别运配给各柜。原来设置的各埠，全部招募运商，听任他们就近到总局及各柜领盐销售；缴纳盐课后，二十九个埠仍照旧发盐。这就是所谓“改埠归纲”。实行二十多年后，局商因为有些埠没有应销任务，便歧视埠商。起初准许局商捆运余盐，用来弥补帑利；后来竟不问正引是否完成销售，贪图销售余盐，反而妨碍正引。疲弱的埠商拖欠饷银时，往往用盐本垫付解送；时间一久，亏空越来越大。即使局商承认补完，埠商仍按引捐输，而这十名局商已经去世，家产也荡然无存。嘉庆十一年，总督蒋攸銛把此事上报，于是裁撤局商，把公局改为公所。选取六名埠商管理六个柜子的事务，各自负责自己的埠地，使用自己的资本，不至于滥用公款。并且规定三年更换一次，以免有人把持，这称为“改纲归所”。嘉庆二十五年，命令停止两淮玉贡折价银。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说，淮盐运到楚岸，本来没有封轮的规定，是盐政全德才开始实行的，请求改为分散销售以求便利。湖广总督陈若霖奏称，积存的盐还很多，如果完全放开销售，恐怕疏通销售来不及，盐行和水贩会压价赊欠。皇上谕令等积盐售完后，再实行随到随卖。二年，两淮巡盐御史曾燠奏称，轮规取消后，各家争先降价抢售，造成盐商资本亏损。孙玉庭奏称没有这回事。陈若霖说，本年比前一年实际多销售二十六万多引。于是议定开放轮运。后来湖广总督李鸿宝又说抢售难以避免，道光八年重新封轮。当时两淮的私盐枭徒日益增多，盐务也日益败坏。两淮每年本应运输纲盐一百六十多万引。到道光十年，淮南仅销售五十万引，历年亏欠盐课银五千七百万两；淮北销售二万引，亏欠银六百万两。皇上召蒋攸銛回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替他。不久，派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前往查办。陶澍奏称：“弊病一是成本逐渐积累而变得过高，二是借官运之名进行私运的现象过于严重。只有大幅削减浮费，节制停止层层摊派，允许盐商分散销售，才有希望销售畅通、价格平稳，私盐自然平息。”于是命令裁撤巡盐御史，归总督管理。自道光九年以后，御史王赠芳、侍讲学士顾(▯纯)、光禄卿梁中靖都请求在盐场就地定税，太仆少卿卓秉恬又请求仿照王守仁在赣关设厂抽税的办法。皇上把此事交陶澍议办。陶澍与运使俞德渊商议，认为难以实行。于是复奏说：“把盐课归给场灶，有三项难处。第一是向灶丁征课。淮南用锅煎盐，淮北靠盐池晒盐，约征银一百多两。灶丁都是贫民，如果先征课后产盐，力量达不到；如果先产盐后征课，一旦遇到歉收，必然导致盐课拖欠、灶丁逃亡。这就是向灶丁征课难以实行的原因。第二是由垣商缴纳盐课。把分散的盐课归并征收，这样比较简便要紧。但灶户以自己的产业听命于商人，内心必然不愿意。何况商人只看重利益，收盐过秤时就强迫灶户增加斤数，借贷时又索取重利。灶户不愿把盐交给垣商，商人也必然没有资本缴课。这就是由垣商纳课也难以实行的原因。第三是由盐场官员收购。按照各场产盐数和引额分摊确定盐课并照数缴纳，看起来似乎也能核实。可是淮盐课额数目很大，哪里是小官员所能承担的？如果听任他们收多少解送多少，就难以保证他们不隐瞒申报、侵吞欺骗。这就是由盐场官员收税也难以实行的原因。”他又说：“盐在场灶时，每斤只值一二文钱，如果就地征税，价格便会随盐课上涨；争夺其中利益的人一定会增多。海滨居民和灶户混杂居住，私自扫盐、煎盐极其容易，势必家家成为私盐户，盐课反而会更加亏缺。至于设置盐厂抽税，或许可以在一处试行。可是各省难道都有险要之处可以防守吗？盐课流失一定比在场灶征收更严重。总之，没有官府管理，也没有私盐，就必须没有盐课和税收；一旦有了盐课和税收，就必然有官府和私盐。如果认为把盐课归给场灶，或者设置盐厂，就能把盐枭变成良民，恐怕未必如此。”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第二年，陶澍遍行各盐场，准备在淮北实行票盐法，奏请确定十条章程：第一，由运司印制三联票，一联留作票根，一联存于分司，一联发给民贩凭票运输；规定到岸期限，不准票盐分离，也不准越过指定到岸处。第二，每四百斤盐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上各种杂费，共为一两八钱八分。第三，各州县的民贩由州县发给凭照，前往盐场买盐；靠近海州的，就在海州领取。第四，在各盐场适中的地方设立局厂，方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第五，民贩买盐出场时，由卡员查验，然后分别运往指定的销盐口岸。第六，委派官员驻扎青口。第七，严令文武官员查拿匪徒棍徒。第八，负责防守河道。第九，制定运商认销办法，以保证口岸畅销。第十，裁革陋规。当时，靠盐利发财的官员、胥吏纷纷喧嚷，说此法不便；陶澍不为所动，委派官员领取盐引运输并加以倡导。不久，人们知道其中有利，远近商贩纷纷聚集，盐船首尾相接抵达口岸，数量为数十年来所未有。不到四个月，请求运输的盐已经超过三十万引。这一年海州发生大灾，饥民依靠这项事业转运盐货、赚取佣金，得以活命的人无法计算。

译这套办法既使成本降低，盐质又纯净，售价也便宜，私盐贩卖无利可图，便都改为领取票盐。但当时试行的地方，仅限于因湖运滞留在岸的安徽凤阳、怀远、凤台、灵壁、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眙、五河，河南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以及食用江苏境内口岸盐的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沭阳、安东、海州，共三十一州县；而安徽寿州、定远、霍山、霍丘、六安，河南信阳、罗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共十一州县，都是过去定为畅销口岸的地方，仍然沿用旧法。道光十三年，才一律改行票盐；只是前面议定的征课标准比原额有所降低，又依照原额每引征银一两五分一厘，加上各项费用，定为银二两五分一厘，永远不再议加。于是尚未改行票盐的地方，只剩下按惯例由江运的桐城、舒城、无为、合肥、庐江、巢县、滁州、来安，以及由高邮湖运输的天长九州县，因为这些地方与淮南交错，不适宜招募盐贩，以免开启盐务浸灌的端绪。这项立法的关键在于改变运输路线，而不改变盐包捆数。因为淮北旧定额本来并不重，但从畅运运到口岸，每引成本已经达到十多两，售价抵不上成本，所以官盐无法与私盐竞争。如今票盐不再走槓坝、淮所的旧路，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进入湖中；并且每包一百斤，出场后不再重新捆包，直接运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只增加一两运费和一两河湖船价，每引五两多，比纲盐减少一大半。江运的数万引也仿照办理。改定章程后，不仅盐课足额缴纳且有盈余，还能疏浚盐场河道、捐建义厂、修缮考院，各项废弛事务都兴办起来。这是因为用较轻的盐课抵制私盐，以畅销获得超过定额的收入，所以用一纲盐取得两纲的销售量，也用一纲盐收到了两纲的盐课。当时很想把办法推广到淮南，但没有成功。到道光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发生大火，烧毁盐船四百多艘，损失钱粮、银本五百多万两，众盐商请求退出。于是总督陆建瀛采纳护理运使童濂的意见，请求淮南改行票盐法，规定比淮北更为详细。例如运司书吏积弊严重，就改为领取盐引、缴纳盐课；设扬州总局办理。汉口匣费虽已裁撤，但应酬仍多，于是改为票盐运到九江，验票后发给盐贩；盐船经过桥关时原有掣验规费，就改为在坝上掣验后不再重复查验，只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其余各处都停止免除。盐包从盐场运到江口，驳运船价以及扛运盐包的人工费被勒索，就改为由商人自行雇用。全省每年裁减陋规数百万两，又减少滞留盐引三十万，每年只运输一百零九万引；每引正课一两七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厘，食盐口岸的正课相同，杂费减半。最重要的是把连带运输的乙盐作为新引增加的盐斤。乙盐，是乙巳纲盐船遭火，而盐商已经缴纳盐课，按例可以补运的盐，因此规定每运输一引新盐，带运乙盐二百斤，每引共六百斤；出场运到仪徵，改为六十斤一包的小包，每引十包。既裁减了浮费，又多运输二百斤盐，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因此开办几个月，就完成了整纲盐引的运输；楚地西部各岸的盐价骤然降低，农民欢声雷动。这一年两淮实际收银五百万两。后来两纲之后又出现盐引滞留、盐课亏欠，是因为起票数量从十引到一千引不等，大贩被小贩压价抢运所误。陶澍开始在淮北实行时，也从十引起运。但淮北地域狭窄，淮南地域广大，所以利弊不同。又赶上广东叛乱发生，盐务全部废弛，并不是没有补救办法。长芦自乾隆以来，正课和杂课共征收七十多万两。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程开始后，每斤加价二文，称为河工加价。嘉庆五年，又因高堰大工程加价；三年后，一半归商人，一半归公。嘉庆八年，又把归公的一文加价归给商人，但历年欠款已经累积到一千数百万两。当时银价上涨，盐商亏损更加严重，于是又通过加价调剂，有时加一文，有时加二文。不久议定实行减少盐引、合并盐包的办法，因为芦盐每三百斤为一引，连同增加的耗盐、包索重量达到三百四十斤，搬运、筑包等费用历年增加，也足以使盐商困苦。现在把十引改筑为九包，盐引减少一成。道光二十一年，再减少盐引二成，仍按前法改筑。二十四年，又奏请停止额引十五万，减少盐课银六万多两，但困境仍未缓解。原来是因为浮费过重而拖欠盐课，又因拖欠盐课太多而提高盐价；官盐价格昂贵，私盐便乘机发展，蓟州、遵化六属的盐枭贩私与官盐对抗，永平府七属尤其严重，不得已改由官府办理。二十八年，盐商倒闭、盐引悬欠，河南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尚未运输的积存盐引达到一百多万，未完的积欠达到二千多万。命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究。每引因为费用沉重，需要成本五两多，于是把正课、帑利、杂款、积欠分为四类；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以抵制私盐，盐斤重量则每引增加一百五十斤以体恤盐商；州县陋规严格裁撤。对于盐引悬欠的口岸，直隶招募盐商，河南改行票盐，都实行先缴课后发盐。至于停止盐引，原定期限为五年后再酌情延长，大约平均到每引只需摊缴二两多。

译山东自乾隆以来，盐引票正课征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多两，杂款共十万一千八百多两。自嘉庆初年，帑利逐年增加到二十一万多两，比正课增加一倍。十四年，因南河大工程每斤加价二文，每年应欠二十九万两，比正、杂课又增加一倍。十七年，又议定加价一文，一半归盐商，一半用来弥补盐商欠款。但当年盐课仍不能缴清，只好归入次年带征；带征仍未缴清，于是按年度分期缴纳，有时分十二期，有时分二十期，逐年推迟。到道光元年，停止征收河工加价，但积欠已经达到五百三十多万两，不过盐课额数仍能缴清。五年，因为高堰大工程，又议定加价二文，奏明三年后一半归商、一半归公；然而实际缴纳的还不到一半，正课反而因此拖欠。到七年，整纲盐务彻底崩溃，于是设法调剂，把积欠款作为一案，等堰工加价归商后，用来弥补帑本；酌情留下帑本一百二十九万两生息，余银二十七万两。到十二年开始分期，分二十期拔缴；南运每引增加二十五斤，北运增加二十斤；原来用于归补旧欠的半文加价归给盐商，以减轻成本；免征南运十三州县以及票地临朐等六县的堰工加价，以抵制私盐。可是旧欠以及当年应缴的帑息仍然不能缴清，于是把原本报请拨用的一文堰工加价全部归给盐商，并把一分帑息减为三厘；这就是道光十五年的事。当时银价日益上涨，亏折更加严重。等到临朐等九个州县的票盐商倒闭、资金枯竭，便改由官府运输。道光十七年，命令盐务归巡抚管理，不久又议定加价二文。二十三年，停止盐引票二成，把八成作为总额，并停止余引。二十七年，又议定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价一文。过了一年，各口岸竟有二十多处倒闭悬欠。当时新旧积欠合计八百多万两；道光十五年以后所欠正、杂课又有九十多万两，道光十九年以后积欠八十多万两，道光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款项都未奏报销账。于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奏准，两年的奏销免于造报；积存盐引停止运输，积欠停止征收。从道光二十九年开始，改为先缴课后发盐；除有商运的州县外，全部改由官运；不论官运还是商运，每引增加七十斤；每引帑息减一钱；道光十八年的二文加价也减为一文，以便利百姓食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八年〕 浙江方面，自道光元年裁撤巡盐御史，由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承瀛上疏说：“嘉庆十五年以前，巡抚蒋攸銛清查浙江运库垫支亏缺银时，数目只有五十五万多两，刚过十年就达到一百七十三万零三百两。原因是近年来盐引堵塞，旧纲尚未完成，新纲就已经开运，套搭销售，不能把一纲的盐课用于一纲的事务。每年奏销都有规定期限，但只要缴清正课，就申报全部完竣；随带缴纳的款项和额外支用的银两并未征足，历次河饷又必须拨解，因此不得不从已征存的银两中挪用垫付。盐商捐款所用的银两，每逢交办公事，奸商又借名额外支取。我现在命令运司，支解银两时，如果本款没有银子就停止发给；即使不得已，也只能用外款垫付发放内款，不准用内款垫付外款。”此后到道光六年，销售数额都达到额定运输量，库存银有一百二十八万两。自七年至十年又销售不足，只剩十一万两。这是因为巡抚程含章请求增加余价，导致盐价上涨、盐引堵塞。到十一年停止加价后，销售数额便达到九成。道光二十九年，命季芝昌前往查办，当时又销售不足，只达到五六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七十三万三百两〕 于是他请求让各地停办的盐务重新招募盐商承办，并酌情增加盐斤。广东方面，所办理的羡银很多。这是因为粤盐运到西省时，每包盐要申报多出十多斤；后来又添买余盐一万包，发往各埠销售，按九折计算羡余，这称为秤头盐羡，约有二万七千多两。庆远等五府苗疆食盐没有引额，都捆运余盐，交给附近各埠搭配销售，这称为土司盐羡，约有五千多两。海船运输盐时，灶户补给船户损耗，官府出资收买，再发给盐商运输销售，这称为花红盐羡，约有四千多两。广东鼓铸钱币，每年需要云南铜十多万斤；云南广南府所属地区每年需要广东盐九万多包。每年两省派员办理运输，到百色交换，称为铜盐互易。此外，广州驻防的食盐、育英堂盐，各有几十包，都取自余盐，按包计算羡银，借此充作额外支出经费，所以没有杂课。正饷中有部饭、平头、纸朱等银；东省盐船经过之处抽税约四千多两，西省约四万多两；帑息则有八万多两。各项款项历年拖欠，起初因为省河损款较多，导致奏销迟缓。道光二十四年以后，潮桥疲弱滞欠，比省河更严重。然而军务兴起、局势败坏时，广西把淮盐全部弃置在地上，而广东盐课仍能收到十之八九。四川方面，起初潼川府的射洪、蓬溪产盐旺盛，嘉定府的犍为、乐山、荣县以及叙川府的富顺次之。没过几年，射洪、蓬溪盐场反而不如犍为、乐山、富顺、荣县。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都逐渐衰竭。有个叫林俊的人任官盐茶道，允许百姓挖井而不增加盐课，蜀盐才兴盛起来，只是潼川仍不能恢复原来的状况。而且产盐处花盐多、巴盐少，再加上煎盐使用柴草、人工费用很高，导致拖欠盐课七万两，于是开始议定与犍商合办，以十二年为期限，期满后清偿积欠；于是又请求续合十二年，到期后自行办理。刚过一年就又欠下二万多两，于是再次请求续合。到道光八年，三次期限都已届满，但盐场产盐更少，每年只能缴清正课，不能缴清羡银和截银。羡银就是羡余；截银，是在缴纳盐课截角时交纳的银子。当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州县，因为卤水衰竭、销售滞缓，盐商倒闭、盐引悬欠，百姓便在附近盐场买盐食用，正课和杂课银改归地丁摊派征收。

译原来盐商生活奢侈，家产日益衰败，于是寻找富裕人家，把盐引出租给他们，称为“号商”。所缴的盐课、羡银，必须交给引商封存缴纳；引商往往挪用，而且官府又有人与他们共同作弊。到道光三十年，整纲盐务彻底衰败。适逢徐泽醇任总督，查得积欠羡银、截银共二十三万七千多两，未缴的残引有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于是酌情拨出盐引代为销售，把号商姓名列入册中，责令他们自行封存缴纳。当时只有犍边、富边的盐商以及成都、华阳的计商稍微富足，销路也畅通；其余都疲弱滞缓，潼商尤其严重。于是撤出原来运往黔边销售的水引，交给犍商、富商两家承办。云南方面，自从改定章程后，私盐尤其多，各盐井又常常不能完成定额，而且问题还分布在迤西、迤南。东北角食用川盐，东南角食用粤盐，因此很难按期完成。道光六年，总督赵慎畛上疏请求在各井查核产盐多少，划定地区销售。御史廖敦行又说，划地行盐不如扩大招商经营的子井。皇上命新任总督阮元试行。后来各大井被水淹废，仍靠子井补充供应，于是盐务又恢复了元气。长芦在咸丰八年，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负责防守天津时，奏准把道光二十八年减价二文的措施重新征收，称为盐斤复价，得到银十八万多两。当时粤匪向北进犯，运输道路多有阻塞，盐聚集在濬县的道口镇，道口以南都由盐贩运输。运商节省了口岸费用，获得额外利润；当地坐地引商又借官运之名进行私运，所得尤其丰厚。因此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河防需要，又议定在河南销售河南引盐，每斤再加价二文，得到八万两银子撤除防务。因同治七年荥阳大工程耗费国库银一百几十万两，改称荥工加价。这样比道光末年增加款项二十六万两。山东因捻匪作乱，不能向南运输。同治三年，积存盐引一百三十多万，分八年带销；虽经户部议定提拨道光十八年每斤加价一文解充京饷，每年约增加银七万两，但正课仍不能全部缴清。河东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程起，每斤加价一文，比乾隆时的盐课额已经增加到十六万多两。十七年又加入吉兰泰活引，增加六万多两。河东盐一向侵入淮盐口岸，到道光十一年淮北改行票盐，反而倒灌河东，盐商力量更加困乏。于是把活引减半，河工加价减去二成；盐商制度先由招商改为举报，又改为签商，破产者很多。咸丰二年，命户部侍郎王庆云前往查办。不久奏定保留商人办理票盐，分别设立总岸；盐商运盐到达后，发给盐贩销售；裁革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多两，裁减运城商▯摊派的公费七万多两。又了解到盐池价格高涨，是因为坐商销售不畅，便把畦地出租给人，让承租者坐享盐价；合伙承租的人按年轮流晒盐，先晒盐的人盗挖盐根、囤积私盐肥己，所以每名盐商的价格达到一百二三十两。于是严禁此事，规定白盐不得超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超过四十两；把泽州、潞州节省下来的等项银两摊入全省盐引，每引九分；另行筹集办理经费，每引七分；并酌情增加盐斤，使每引成本仅一两六钱。盐商都满意服从，原来活引的一半以及加价二成也都缴清了。没过多久，殷商九十多家因军需紧急，共捐银三百万两；官府发给他们永远免充商的执照，改为由民户运输、民户销售。山西、陕西、河南实行官运官销，删去河工活引节费等名目，规定每斤征税银三厘五毫，每名合银一百零五两，比从前增加七万多两；这是咸丰四年的事。当时长江航路阻塞，河东盐因侵占淮盐运纲而销路大畅，于是先后给河南灵宝口岸增加盐引三百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两〕 山西岢岚等地有十三个州县食用土盐，领盐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只有陕西、甘肃的盐池旧属河东管辖。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马小池归甘肃疆臣管理，大池仍照旧。咸丰五年起，陕西巡抚王庆云提议把盐课改归地丁征收。王庆云不久调任山西。吴振棫上奏说：“陕西百姓贫困，如果征收盐课，实在无力承担；小民缴纳没有盐的课税，而掮客却贩卖没有缴课的盐，实在很不合理。请命令河南省改为招募商人承办，以求便利。”皇帝命他与王庆云会商。不久改为官民共同运输。此时国库经费短缺，户部议定令河东抽收厘金以接济军饷。巡抚认为难以实行，于是在原额盐引之外增加盐引，每名各取余利，约增加银五万两。直隶总督又因海防请求增加盐斤和价格，庚申运纲于是增加盐引六百名，辛酉运纲增加五百名，共增加银四十八万两，但只有辛酉运纲全部完成销售。后来陕西回民发生战乱，捻军窜入河南、陕西，销路突然阻塞，于是酌情停止增加盐引。两淮在咸丰三年因江路不通，南盐没有商人收购销售，私贩大肆活动，户部议定就盐场征税。第四年，又命令把盐引拨运到琦善、向荣的大营，以抵充军饷。怡良随后奏请把盐引改按盐斤计算，每一百斤抽税钱三百文，其中二百四十文上报拨解，六十文作为外销经费。当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都因淮盐引票送不到，请求借运四川、广东的盐，分别销售于洞庭湖以南、以北；江西则食用福建、浙江、广东的盐。户部议定，与其由官府借运，不如把私盐改成官盐，于是奏准四川、广东盐进入湖南，商民都准许贩卖；只选择关隘堵截私盐并抽税，缴过一次税后发给执照放行。北盐自从由军营提取盐货抵充军饷，便被武人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下到盐坝领取盐，仓栈中的盐不够，往往下到盐场自行捆盐，夹带私盐的弊端，无法一一查清。同治三年，御史刘毓槐上疏请求整顿。此事交给江督曾国籓办理。曾国籓上疏论述道：“淮南盐务，运输道路难以畅通，筹办起来有两大难处。一是邻省盐侵占淮盐销区的时间太久。西岸食用浙江私盐、广东私盐，同时也有福建私盐；楚岸食用四川私盐，同时也有潞盐私盐。引地被占已经十年，百姓依靠它维持食盐，官府也依靠它抽收厘金，势必不能突然断绝。二是厘卡设置太多。淮盐出江后，从仪征到楚西，层层设置卡点报税，各军都依赖这些收入，彼此性命相连，不能一概撤除。臣思考办法，无非疏通销路、减轻成本、保持价格、杜绝私盐四项。自邻盐侵占淮盐界地以来，邻盐成本低而利润厚，淮盐难以与它竞争。查禁既烦琐，强行堵截又会引发变乱。计策只有对邻省私盐重征税，使邻盐成本加重而淮盐成本较轻；这样或许能使邻盐由私盐变为官盐，淮盐也得以逐步进入销区。现已咨请湖广、江西各督抚，对邻省私盐增加厘金征收，等到淮盐运输日益增多、销路日益畅通后，再逐步驱逐邻盐并申严禁令，这就是疏通销路的办法。

译近几年楚西盐每引缴清厘金都在十五两以上。现在改为不在卡点逐处抽收，而在盐运到岸并销售后汇总缴清厘金。过去每引收十五两有余，现在楚岸只收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收九两四钱四分，安徽省收四两四钱。这是通过减轻厘金来便利商人，使商人先销售后缴纳，属于减轻成本的办法。商贩都是为了获利，起初都希望价格高昂，但往往又压低价格抢先销售。开始只是一两个奸商和零散贩户，只求卸货先卖，不肯等待日期而赔本经营；后来彼此争先，价格越降越低，即使想挽回价格、保住成本，也做不到了。现在在楚岸、西岸各设督销局，盐运到岸后，令商贩到局里登记挂号，悬挂牌子规定价格，按次序轮流销售；有时盐少，百姓不必担心食盐昂贵；有时销路滞塞，商人也不必担心亏本，这就是保持价格的办法。盐法首先重视缉捕私盐。成群结伙的大盐枭并不难捕捉，最容易偷漏的是包内超重和船户夹带。现在恢复道光三十年的旧章：每引六百斤分成八包，每包准许盐卤损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刻印发给大票，随时增发，并在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截角。如果发现夹带超重盐斤，就把盐全部没收。各岸兼销邻省盐的，也另发税单；如果没有税单而贩卖私盐，就依律治罪，这就是杜绝私盐的办法。” 他又论述道：“淮北盐务，有三项必须停止，有四项应当立即整顿。漕臣为了清理淮河、设置防务，命令盐场商人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捐二十斤；后来因逐包捐缴不便，改为每运盐一百包带缴五包。至于应缴的盐课和售出盐的价款，虽然已经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这样一点一点地收取，琐碎地分派，实在不是政体所宜。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一项。徐州本来属于山东盐引地，先前因捻军战乱，盐引未能运到岸，于是经督办徐宿军务的田在田奏准，分运北盐、划拨征收东盐盐课。时间一久弊端很多：采购时私自到盐场，销售时又侵入安徽盐界。如今东盐引已经通行，不能再借‘借运’的虚名，留下侵夺销区的实际祸患。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二项。北盐已经把盐捆改为净盐，尚未改为毛盐；无论哪种，都必须缴纳盐课才准出湖。近来私盐大贩勾结营官，合伙贩卖毛盐；堵截严密，营官就出面包庇，缉查稍松，官盐引地便全被占去销售。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三项。盐业专卖的办法，革除弊端，利益自然会兴起。臣所说的整顿办法，也不过是在各种弊端已经除去之后，顺应形势加以引导而已。淮北运纲盐引，先前奏定到戊午年为止。现在五月接着开办己未新纲，但战乱之后户口大幅减少，绝不能销售四十六万道盐引。请先办理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每引征收正课银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另收办事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捕营各一分，其余各项一律删除。这是当前筹划整顿的第一项。近来军饷依靠盐厘接济，而各处设置卡点，商贩视为畏途。过去每包约缴厘金钱二千多文。现在拟定从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五百文；运到上海后，再在正阳关收五百文。其他卡点只准验票，不准重复征收。因为不减厘金就不能减轻成本，不裁撤卡点就不能体恤商人。这是当前筹划整顿的第二项。淮北解送军饷，向来按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抚营二成。现在临淮、滁州两营已经裁撤，而漕臣应酌量拨款接济；以后仍应按十成分派：臣所辖军营五成，抚营四成，漕营一成。若论兵力，只是略有增加；若论旧制度，并没有多大改变。这是当前筹划整顿的第三项。北盐每引按惯例定为四百斤，捆成四包，每包连同盐卤损耗重一百一十斤。近来仓盐出湖，都在西坝重新捆扎，大包重一百三十斤，盐票与实际不符。臣已经严令禁止，并且在按例发给大票之外，把每船装盐的包数也填明在舱口清单上，希望杜绝以少报多、避重就轻，不致报多盐为少盐。这是当前筹划整顿的第四项。”都按他的请求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斤〕 曾国籓改革盐法，与陶澍不同之处在于：陶澍着眼于分散轮运，和玉庭、若霖的意见相同；曾国籓着眼于整顿轮运，和全德、曾燠的意见相同。不过玉庭、若霖筹办分散轮运时，必定先把前两个月的轮运盐销售完，再开办后两个月续到的轮运盐，未尝不是在分散中寓有整顿，陶澍实际上也是学习了他们的意思。所以曾国籓鉴于抢先销售的弊端，主张整顿轮运，于是设置总栈督销制度，一方面保证盐场价格，一方面保证盐岸价格。总栈起初因仪征不易修复而设在瓜洲，后来盐岸被水冲毁，又迁回仪征。督销局中，鄂岸设在汉口，湘岸设在长沙，西岸设在南昌，皖岸设在大通。不久，曾国籓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接任。其增加的捐款中，最重要的是循环发给运盐凭证。办法是把认领盐引的事务都归督销局办理，使商贩售出前一档盐后，立即接着申请后一档盐引。起初在淮南实行，后来推广到淮北。这是把运纲法参入票法之中，以旧商为主体而不轻易更换新商。商人有世代经营的产业，官府就有责任考核；与从前查验资财、抽签承办的弊端相比要少，因此从此以后历任官员都沿用这一办法。到了光绪五年，增加盐引的说法兴起。所谓增引，是户部咨文要求淮北增加额引八万道。当时总督沈葆桢上疏说：“近年盐商因为票价昂贵，企图增加盐引。历任盐臣中精通盐政的没有超过曾国籓的；他每制定一项办法，必定举出几十年间的利弊，仿佛亲自置身其中，再从全局加以计算。然而淮北盐引额只定为二十九万多道，难道是把国家财政和商人的实际情况置之不顾吗？盐政败坏，首先是因为额引超过销数。起初还勉强能够符合奏销的限额，时间一久便无法收拾，于是新盐、陈盐相互套搭；不久又发展为总销、融销；再不久又发展为带征而停止运输。只有额引少，商人才能少；商人少，剔除弊端才容易，疏通销路也容易。”光绪八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于是请求增加盐引：淮北十六万道，淮南鄂岸十一万道、湘岸四万道、皖岸四万二千多道。户部议定淮北照准实行；鄂岸只增加三万道，湘岸增加一万道，皖岸增加一万七千多道。

译等到曾国荃到任，又把淮北增加盐引的请求奏请免除。这是因为两淮正课起初连同织造、河工、铜斤等款项，只有一百八十多万两，每引征银一两多。织造、河工、铜斤等项，是因为盐运司官员的养廉银丰厚，陋规也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两，捐助河工五万两。三藩之乱时，云南铜料运输受阻，便派各盐差采购并捐办，水脚费又五万两。到雍正年间，裁减养廉银和陋规费用作为正项税款，后来又增加其他项目。于是正课、杂课以及内外支出的款项逐渐巨大，每引增加到六七两，自从改用票法后才减轻。同治年间，盐引地尚未恢复，但用厘金补充盐课，实际收入已经超过盐课，正不必再增加盐引了。至于南盐的销售数量，过去以鄂岸最多。后来被川盐占据，同治七年，曾国籓请求恢复原有盐引地，户部议定命令川盐停止运入楚地。湖广总督李瀚章上疏说不能停止，只在沙市设局，按四川盐八成、淮盐二成搭配销售。后来改按包计算，淮盐每包比川盐少盐斤，名义上是二成，实际上不到一成。同治十年，曾国籓又说：“四川盐侵占淮盐销区，应当使淮盐占八成、川盐占二成，或者淮盐七成、川盐三成。现在楚地督抚因为湖北军饷数额巨大，担心川盐销路不畅、收入骤减。臣所要求的，是淮盐能够在楚岸销售，使商人的经营气力恢复；原本应得的厘金银，可以多拨几成，或者全部归湖北支用。”皇帝命四川、湖北督抚会商。曾国籓等上疏说：应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归还淮南盐销；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以及荆门州，仍准许川盐借地销售；湖南只在岳州、常德、澧州三地销售川盐，岳州、常德也应归淮南，澧州暂时销售川盐。经户部议定批准。光绪二年，贵州平定，御史周声澍上疏陈述四川盐的引地已经恢复，请求把湖南、湖北各府州全部归还淮南。户部议定依照请求办理。于是沈葆桢上奏说，湖北四川盐厘每年向户部报告一百五十多万串，折合银两不足九十万两，请求命令淮南盐商包缴。但湖广督抚认为四川厘金数额已有规定，担心包缴军饷没有凭据，便异口同声地袒护四川、拒绝淮南。到光绪八年，左宗棠又发文商议，最终仍未实行。长芦在顺治初年只征盐课二十万二千多两。顺治十二年，按照明制查出宁饷酬商、滴珠缺额等款项，照旧征收解送。康熙年间，又增加盐课和盐引，最终达到四十二万六千多两。乾隆末年，因为每年误欠盐课，被参劾革职的商人很多，于是众商共同商议，在缴清盐课之外每引捐银二钱，以备补足亏欠，名为“参课”。到道光末年，盐课额越来越重，盐岸悬欠越来越多，于是又增加悬岸课，每引缴银四分，但仍然不够。此时曾国籓任直隶总督，上疏说：“认领盐引的商人既然已经缴纳寄库银一千多两，就应当给以保商待遇，限定三年期限。凡是在期限内形成的欠款，向该商追缴二成，另有一成由纲总和出具结保证的散商分担赔偿；超过期限就不再牵涉，以免商人因畏惧而逃避。”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盐臣中，除了曾国籓、李鸿章、沈葆桢外，只有左宗棠和丁宝桢以能干著名。同治初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上疏说：“自金陵陷落后，淮盐侵入杭州、嘉兴、松江三所盐区，只有绍兴盐区勉强努力支撑。后来许多行盐地区失守，浙江省也陷落了。等到浙东收复，才命令绍兴暂时办理票盐，省城以及嘉兴、湖州随后也确定办理；但旧商力量薄弱，难以运输销售，请把四所全部改办票盐，并设置盐务局稽查销售数量。”经户部议定批准。同治十年，御史奇臣上奏说：“浙东府局在商贩运盐到达时，总是压低价格，以便盐行收购；随后又抬高价格，以便转手出售，利润都被中间人侵吞。应请求裁撤。”户部议定命令巡抚杨昌濬调查回复。不久杨昌濬复奏说：“两浙原来是先征课、后放盐。自改为票运后，因为商力薄弱，只能缴清一半盐课，另一半等销售后再补缴。拟议撤销盐行，但仍保留府局，督促催缴后半课银。”上报后得到批准。福建在乾隆时期，西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所属十五个州县，东路福宁府所属五个州县，南路闽侯二县，归商人办理，称为“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所属二十一厅州县，由官府办理，称为“官帮”，也称“县澳官帮”；盐包由商人办理，名为“朴户”。后来把西路各商的销售额平均分配给各处代销，于是有了“代额”的名称。商帮因为盐课轻，乐于承运，但本应缴纳的盐课却转而拖欠。嘉庆初年，于是实行带征和减引法。不久革除代额，时间一久，倒欠、停办接连发生。道光元年，改为抽签招商。当时旧欠都转嫁给新商，加上盐场事务废弛，官员住在省城，听任海船装盐，私下买卖，称为“便海”，弊端越来越多。到道光二十九年再次倒欠停办，于是改为官运；但承办者把运输成本的一半装入私囊。原来福建行盐在乾隆时期使用团秤，每百斤盐折合申砝秤一百六十斤，用三十斤抵偿折耗。嘉庆年间改用户部砝秤，又不给损耗盐；每担盐引折成篷引，每百斤只给四十二斤，却命令按一百斤销售，同时缴纳一百斤代额的盐课，因此亏折一天比一天严重。后来制度越变越坏。同治四年，左宗棠任福建总督，于是请求改为票运，命令各盐场官员驻守盐场。西路把引商改称票商，把县澳朴户改为贩户，用盐道票代替盐引，称为“贩单”。西路每三十引起发一张票，东路、南路及县澳每一百引起发一张票，这是因为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东南两路及县澳每引一百斤。裁撤杂课，规定正课一两另加耗银一钱，在领取盐票时缴纳；另抽厘金五钱，在各行盐地设局征收。计算下来，西路每引征银四两五钱多，东南路及县澳每引征银四钱四分多。后来因为西路盐课太重，奏请把每一两盐课所随征的厘金减为四钱。凡过去拖欠的各项款项，一律免除。国库利息既免除，国库本金则责令陆续归还。这一年征收盐课、耗银和厘金四十万多两，带征旧欠盐课十九万多两，就把四十万两定为正额。实行数年后，商人十分满意，私贩也收敛绝迹。陕西花马池盐课，过去由布政使收纳。到同治十二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因西部边疆用兵，便把盐课改为厘金，在定边设局征收，称为“花定盐厘”。于是陕西的盐利归入甘肃省。

译起初，四川盐以云南、贵州为边岸。贵州岸又分为四路：从永宁运去的称永岸，从合江运往贵州仁怀的称仁岸，从涪州运去的称涪岸，从綦江运去的称綦岸。到这时，运盐商人困顿疲敝，能够依靠来畅销的，只有“济楚”这一办法。等到淮南恢复盐引地后，积压盐引达到八万多道，拖欠的余利、截留款达一百几十万两。光绪初年，宝桢任四川总督，确定官运商销，先从贵州岸办理，筹定章程十五条：一是裁减浮费，二是清理厘清积压盐引，三是酌情核定代销，四是由局运输、商人销售，五是兼办计岸，六是盐引归局统一配发，七是延长期限后再奏报销售，八是严格规定交接盘查，九是慎重办理收支，十是认真征收贵州厘金，十一是实额支付船价，十二是删减引底。所谓引底，是运商过去向坐商租用盐引、配运盐货时，每引交银二十多两，由商总租收，作为盐课、余利、截留款和领取盐引费用，以及官吏、委员提取盐课的规费、盐局公费，余下的二两分交各坐商。到这时，历年收取的余利、截留款，运商已经缴纳，按理本应全部革除；只是因为沿用已久，姑且准许保留一两，名为添置办票；又酌情保留津贴，酌情给予奖励叙功。总局设在泸州，四岸各设分局，并发令道员唐炯任督办。后来又接办云南岸，四川盐运往云南，只有昭通、东川两府设有张窝、南广两个局，称为“大滇边”“小滇边”。其办理比贵州岸更困难，因为云南本地有盐，很容易侵越四川盐的销区。宝桢筹划堵截防遏的办法，到光绪五年才开放运输。自从实行官运商销，除了本年边岸各项额引全部销售完毕外，又带销积压盐引一万多道；所收税款、余利、截留厘金以及各项杂款又有一百多万，而奸民感到不便。适逢朝廷派恩承、童华调查办理其他盐岸，到了四川，富顺县富绅王余照冒充灶户写状告发，请求改为官府监督、商人销售。皇帝下旨询问。宝桢上奏说：“官督商销，利益归官府和商人；官运官销，权力完全归官府，弊端都很大。只有官运商销，官府和商人才能相互制约。”后来控案审讯清楚，宝桢奏请逮捕办理。到光绪末年，各计岸也有许多改为官运。此外，奉天原来由纳税改为行盐引，自康熙中期停止后，没有盐课已经一百七十多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实行盐业专卖厘金法，每盐一石征东钱一千文，作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求增加到二千四百文。光绪八年，将军崇绮再次请求增加二千四百文，称为“四八盐厘”，作为练兵款。光绪十七年，户部筹措军饷，增加二千四百文，称为“二四盐厘”，作为解送户部的款项。光绪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增加一千二百文，称为“一二盐厘”，作为兴办学校的款项。这三项总称“八四盐厘”。光绪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请设置督销局，每斤加征制钱四文，称为“加价”，作为官府资本。但原议是由官府设局收买盐货，置仓储存并运输销售，名义上叫督销，实际上就是官运。适逢日俄战争爆发，也没有实行。光绪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求裁去督销之名，在奉天设立官盐总局，在吉林、黑龙江设立分局，听任商人到盐滩缴税后运输销售。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设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把官盐总局改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才开始实行官运。起初每年征收盐课银二十四万两或四十万两，等赵尔巽到任时达到一百万两，后来达到一百四十万两。蒙古盐过去归藩部管理。销往陕西、甘肃的，以阿拉善旗吉兰泰盐池的盐为主，俗称红盐。道光以前，听任民间运输销售。咸丰八年，才开始招商承运，每百斤收银八两。同治年间遭遇回民战乱，商人困顿、盐课拖欠，左宗棠把盐课改为厘金，每斤增加制钱五文。山西所用的盐，也以红盐最多。嘉庆初年，阿拉善王献出吉兰泰盐池，由官府招募商人办理运输，把口外各厅、 大同、朔平二府以及太原、汾州等所属原来食用土盐的州县划为吉兰泰盐岸引地。到嘉庆十七年废除。凡进入关内的盐，都在杀虎口征税，每斤一分五厘。此外还有三种：鄂尔多斯旗盐、苏尼特旗盐，俗称白盐；乌珠穆沁旗盐，称为青盐。起初按照老少盐的旧例，在口内销售；嘉庆末年改为纳税；到光绪时期，全部改用抽收厘金的办法。直隶所用的则是青盐、白盐。光绪二十八年，察哈尔都统奏请抽收厘金，每斤征制钱四文，估计每年可得银十二万多两。第二年，热河都统也照此征收，每斤五文。同年直隶总督又请求在张家口设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缴盐课银二两，估计每年可得三万多两。光绪三十三年，热河也设局，每百斤征银四钱。宣统元年，减为二钱五分，估计每年可得六万多两。新疆过去听任民间抽取、销售盐。光绪三十四年以后，才开始在精河盐池征税一万四千四百两，在迪化征五千一百两，在鄯善征二千四百两，其余地方仍不征税。起初，盐厘创行于两淮南北，数额都很重。自曾国籓整顿后，才稍有减轻。后来随着恢复淮盐运纲，又议定加重征收四川厘金。咸丰五年，规定花盐每引一万斤抽厘银八两；后来因商贩私自增加到每引一万七千斤，四川总督骆秉章请求按增加的斤数，每引增抽十七两，共计正厘二十五两。此后各省都相继加征。到光绪时期实行铜圆，盐价已经暗中上涨，厘金以外又议加价。

译这件事起于雍正时期。长芦盐价自康熙二十七年规定每斤银一分四毫至一分二厘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盐御史郑禅宝上疏说：“商人的盐课用银缴纳，民间买盐却用钱。康熙年间，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每斤盐十六文。现在每两银子合制钱二千文，而盐价仍旧，也有降低到十三四文的；用钱兑换银子，达不到原来的数额。应请求户部官员会同总督详细议定。”到雍正十年，题准每斤加征银一厘。乾隆以后推广到其他省份，但本意只是体恤商人。嘉庆五年，长芦巡盐御史观豫因四川、楚地战事尚未平定，奏请加价以济军需。仁宗谕示说：“因为军饷需要而扰及百姓，我不这样做。现在食盐的人每天只需花一二文钱，如果增加价格，人人都会受累。而且私贩必然会因盐价过高而兴起。”不久又因河工需要费用，道光以后加价仍然很多。光绪二年，办理西征粮台时，户部侍郎袁保恆奏请各省一律每斤加价二文，因两江总督沈葆桢据理力争才作罢。此后新政推行，没有不从盐利中取款的。例如光绪二十年因日本挑起事端、设置防务，户部咨文各省每斤加收二文；光绪二十七年因筹措偿还赔款，加收四文；光绪三十四年因抵补药税，又加收四文，其中一半抵补练兵经费，另一半归产盐省份分拨使用，这是加征中最明显的几项。当时各地疆吏召集商人会议，众人都担心销路滞塞，但形势又不能停止，从此盐税收入比道光以前增加了数倍。然而长芦经过拳匪之乱，商本损失，只得借用洋款。山东各地的盐引，自同治六年酌情归官府办理，弊端很多。河东仍由官民共同运输，但销路不能畅通。福建的票运、四川的官运也都是如此。广东潮桥旧由官运，到这时与六櫃一并归商人办理，成效也很少。云南子井，尚存的已经寥寥无几。淮盐、浙盐的衰败尤其严重。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上疏说：“淮南因为海势向东迁移，盐卤气渐渐变淡，石港、刘庄等盐场产盐已经减少，金沙场甚至不再产盐。至于淮北三个盐场，距离海近，盐卤气仍然浓厚；只是▯丽盐产于砖池，按例必须根据池数确定盐引。近来在砖池以外广泛开辟池基，甚至新池基已经增加，旧盐滩却还没有划定，导致产额越来越不受限制。而且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铺设盐池，北商尤其认为不便。两浙产盐旺盛的地方，首推余姚、岱山，其次是松江的袁浦、青村、横浦等盐场，都是用板晒制的盐。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所属各煎盐场的盐卤原料，也都从余姚购买。近年盐卤昂贵、柴薪价格上涨，成本加重，商人既放弃煎盐而改取晒盐，灶户也废弃盐灶而停止煎盐。煎盐数量日渐减少，所以龙头、长亭、长林等盐场长期缺盐，经营重点转移到余姚、岱山。余姚海滩距离盐场很远，岱山孤悬海外，过去不设盐场；虽然已经设局建仓，但官府收购有限，民间私晒却没有穷尽。这是各产盐地的情况。淮盐、浙盐各有自己的盐引地；河南的西平、遂平，早已成为废弃盐岸；湖南的衡州、永州、宝庆三府及靖州，本来属于淮盐界地，却销售广东盐；湖北的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及荆门州，本来属于淮盐界地，却销售四川盐；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处州等地，只抽收厘金，尚未实行盐引制度。就目前情况来说，淮北经过三道商贩转运，彼此对盐岸情况往往隔膜，所以票贩不管关卡销路，河南贩户又多把怨恨归咎于湖贩；这里的弊病在于商情彼此不能联通，而各省抽税也足以使商人受害。淮南有四个盐岸督销局，权力等同盐运司，因此盐运司不能控制督销局，分销事务也不能完全受督销局管辖；这里的弊病在于官府权力彼此不能统一，而商情涣散，也足以使自身受害。浙江盐场中，距离盐场近的有肩引、住引之分，距离盐场远的有纲地、引地之别。再加上官府办理、商人包办的制度不一，纷乱零碎，只能处处修补。至于盐捆出场后，沿途局卡的刁难、船户的夹带，也都无法避免。这是各地销售食盐的情况。淮盐在苏州、安徽销售时，与浙盐、东盐的引界相邻；在河南岸销售时，与东盐、长芦盐的引界相邻；在西岸销售时，与浙盐、闽盐、粤盐的引界相邻；在湘岸、鄂岸销售时，与川盐、鄂盐的引界相邻。湖北的襄阳、樊城又受到芦私、潞私侵销，湖南的衡州、永州、宝庆又被粤私占据；两浙盐引地中，苏岸、皖岸、西岸都与淮盐相邻，即使本省的温州、台州等地，也受到闽私侵夺。这些地方犬牙交错，常常引发争端。近年京汉铁路通车，贯穿河南向南延伸，淮盐与芦盐的争夺更加激烈。将来津浦、粤汉等铁路建成，淮盐界地将四面受敌；但这还只是邻省私盐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安徽、河南同属淮盐界地，而安徽颍州与河南汝州、光州交界，因加价较轻而波及河南盐岸；台州、处州同属浙江境内，而处州缙云由台州商人承办，又因包厘较少而侵及处州。江西建昌长期是废弃盐岸，近来设官运局企图恢复，并以压低价格来对抗私盐；抚州已经担心被倒灌。上海租界过去一直是私盐的渊薮，近来设立事务所以筹办官销，却越过界限运盐，江苏所属地区时常提出责难，这就是用淮盐侵淮盐、用浙盐侵浙盐。大体说来，利益所在，人们都争相趋赴，本来就不容易遏制，所能依靠的只有严格缉捕私盐。然而营官、士兵衰败无能，不能制止盐枭贩私，反而转过来扰害平民。地方官也因为纲法废弛已久，不承担责任，心存轻视。这又是各引界相邻地区的情况。近来筹措款项，以盐利为最大来源，而淮盐、浙盐处在天下中心，对全局尤其重要。为了整顿盐务，不能不统一事权。拟请将盐务归户部总理；产盐省份的督抚，作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份的督抚，也都兼任会办盐政大臣。” 皇帝下诏说可以。所谓南商铺设盐池，是指光绪三十三年，淮南因为盐不够销售，在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增加铺设新池，称为“济南盐池”。光绪三十四年，北商声称这妨碍旧池销路，经江督张人骏命令按照淮南盐额的缺数办理，以十万引为标准。所谓三道商贩转运，是指淮北票盐过去由票贩从盐场围墙运到西坝，卖给湖贩，再由湖贩运到正阳关，按轮次卖给盐岸商贩。

译载泽接受督办盐政大臣的任命后，便设立盐政处，按各区分为八厅，先筹办淮北盐务。章程有四条：一是恢复西平、遂平废弃的盐岸；二是撤退淮盐边界的芦盐店；三是体恤路捐给商人造成的负担；四是包缴河南省的厘金和加价。载泽咨请河南巡抚吴重熹商议，但吴重熹只对最后一条坚持维持旧制。载泽又奏请定在西坝设盐厘总局，在临淮关设掣验局，其余局卡全部裁撤；三道商贩统一改为岸贩，准许直接到总局缴纳厘金和加价。规定每引为银币二元二角，折收库平银一两六钱多，一次收清。至于土盐销售引地，酌情减银币四角，折收一两二钱，比原额少三成。这是宣统二年七月的事。直隶张家口以外各处收取蒙古盐的盐场，过去由商人包办；宣统元年改为公司办理。到这时又改设官栈，把各厅州县作为盐引岸，由商人包办运输，每年二万引，征银十五万七千两。四川归丁各地的票运，咸丰以后增加到六十八个厅州县，官运常常受到阻碍。到这时奏请调查盐井、盐灶，以现有数量作为额数，严格禁止偷卖，以杜绝票盐私运。宣统三年，用大清银行款七百万两、直隶银行款六十万两替芦盐商偿还外债，把三十六个引地收归官办，在天津设局。永平七属在道光年间由州县办理盐课，光绪二十九年改设官运局。到这时与新河、平乡二县没有商人承办的事务，一并归天津盐局管理。起初同各国通商时，违禁货物不许进出口，盐就是其中一种。然而奉天的大连、旅顺，吉林的长春有日本盐；吉林的珲春、延吉有朝鲜盐；黑龙江的满洲里、黑河，吉林的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的镇南关、云南的蒙自有法国盐；香港、澳门一带也侵入盐销区。后来山东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德国盐又侵入即墨盐场；奉天辽东半岛租借给俄国，后来转给日本，日本又占据金州盐滩。对于复州的交流、凤鸣两岛，曾有包购余盐、派员缉私两种议策。后来实行缉私办法，包购盐的办法没有成功。广东广州湾租借给法国，吴川的茂珲盐场被法国占据；每次运盐到香港和越南销售，再流入内地，实际上都破坏了盐法。治理盐政的人应当设法妥善处理后续问题。

译志九十九 食货五 钱法、茶法、矿政 钱法方面，太祖初年铸造“天命通宝”钱，另以满文、汉文分为两品；满文一品钱的质地和规格比汉文一品钱大。天聪年间沿用这一制度。世祖定都燕京后，大规模开设铸钱局，开始确定为一品。在户部设置宝泉局，在工部设置宝源局。“顺治通宝”钱规定用红铜七成、白铜三成配合铸造。钱一千枚为一万，二千串为一卯，每年铸造三十卯。每枚钱重一钱。顺治二年，增加重量二分，规定七枚钱折合银一分，旧钱按加倍数量计算。民间颇以钱贵为苦，已经重新规定十枚钱折合一分。各省、各镇依照规定开铸，先后开设山西、陕西、密云、蓟州、宣府、大同、延绥、临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广以及荆州、常德、江宁三府的铸钱局。顺治五年，停止盛京、延绥两局。六年，把大同局迁到阳和。七年，开设襄阳、郧阳二府铸钱局。八年，停止各府、各镇铸钱。十年，又开设密云、蓟州、宣府、阳和、临清铸钱局。起初户部认为新铸钱已经够用，前代钱中只有崇祯钱暂时继续流通；其余旧钱准许熔化成铜输送给官府，由官府按价偿付，并禁止私铸以及铸造小钱、伪钱，再次申明禁止使用旧钱。后来因为输送给官府的旧铜长期没有交尽，便通令天下，限三个月期满前全部输交；超过期限仍使用旧钱的，依法治罪。这一年，朝廷议论疏通钱法，规定以八年间增重一钱二分五厘为定式。钱幕左边铸汉文“一厘”二字，右边宝泉局铸一个“户”字，宝源局铸一个“工”字；各省、镇也都铸造，在钱幕上加铸开局地点的一个字，如太原加“原”字、宣府加“宣”字之类。每千文钱折合白银一两，规定为全国统一通行的制度。禁止私设铸钱局，犯者按枉法赃罪论处。当时官钱流通不畅，便用收放调剂的办法，酌定京城和各地钱局的钱，搭配发放俸禄和军饷。旧制规定钱粮征银七成、钱三成，全部著为法令。但各省钱局铸钱不精，私铸乘机而起，终于堵塞流通、无法通行，于是全部停止铸造，只专任宝泉、宝源二局，精心铸造重一钱四分的钱，钱幕使用满文，使私铸钱难以伪造。现行钱限令三个月内销毁。又重新制定私铸法律：首犯及工匠处斩，财产没收入官；从犯及知情购买、使用者，以及总甲、十家长明知而不告发者，地方官明知者，分别处斩或绞；告发私铸者赏银五十两。康熙十七年，恢复各省铸钱，规定按照重钱的式样，钱幕兼用满文、汉文。康熙元年铸造纪元钱，此后凡继位改元，都照例铸造。高宗乾隆帝禅位后，铸造乾隆钱十二年、嘉庆钱十八年，这不是通常的例制。自改铸重一钱四分的钱后，奸民动辄私自熔销，于是制定法律，按私铸钱的罪名治罪。又因防止私销而禁止制造铜器。乾隆十八年，再次严申禁令，军器、乐器之类，允许制造和使用五斤以下的。此时重钱被销毁得越来越少，各地都苦于钱价上涨。二十三年，准许钱法侍郎陈廷敬恢复一钱的旧制。过了很久，钱价仍像过去一样昂贵，于是再次确定钱价禁令：白银一两兑换钱不得少于一千文，但钱价最终仍不能平稳。乾隆末年，白银一两只能兑换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文。于是从五城发出平粜钱，兑换白银，以平抑钱价。自从再次严禁旧钱以后，福建地处偏远，仍把各种制钱混杂使用。二十四年，巡抚金鋐把这件事上奏，学士徐乾学上疏说：“自古以来，古钱和今钱都是兼用的，只应听从百姓方便。汉代五铢钱以来，从未废弃古钱而专用今钱。隋朝销毁古钱，明朝天启以后又把古钱全部收集起来重新铸造，这是钱制的变化。而且钱法已经败坏，可以借助古钱来清理淘汰，所以改朝换代后仍听任其流通。何况福建地处岭外，更应听任百姓使用。”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完全放宽关于废止旧钱、禁用废钱的禁令。这一年规定，旗籍人私铸、私销钱币，按法律治罪。康熙四十一年，因为沿袭旧制而改铸轻钱，私铸又兴起，朝廷大臣请求停止铸造小制钱，仍铸重一钱四分的钱；新旧钱暂时兼行，新钱一千文折合白银一两，旧钱折合七钱。诏令同意了。但私铸最终仍不能禁止。康熙四十五年，山东请求铸造大钱。恰好查获常山私铸钱，皇上认为私铸者不只铸大钱，一定还大量私销，应该先收缴然后禁绝，于是命令钱粮银每一两折收二千文，钱用完后，改收铜器。户部认为新钱数量不足，请求延长到五年以后再销毁旧钱、铸造新钱。过了两年，襄阳私铸的钱偷偷藏在漕运船中运入京城，大理卿塔进泰奉命会同查办，上疏请求严禁并收缴销毁；再犯私铸、私贩者，按法律治罪；船户和押运官兵罪同私铸；地方官知情的，处斩并没收其家产；失于查察的，夺职。法律因此更加严厉。官办钱局使用铜料，从乾隆四十四年起兼采云南所产的铜。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求每年把云南铜运到京城。朝廷议论认为就地铸钱最方便，于是开设云南大理、霑益四局，铸造运往京城的钱，钱幕文字为“云泉”。皇上认为钱是国家的宝物，改名为“宝云”，并下令各省钱局所铸的钱，钱幕开头铸“宝”字，下面铸省名，全部使用满文。此后运往京城的钱，有时铸造，有时停铸。乾隆二年，因为钱价长期不能平稳，命令大兴、宛平设置钱行和官牙，以平抑钱价。皇上考虑到私销钱币的危害尤其严重，于是更加严格执行铜器禁令。官员中不是三品以上的，不准使用铜器；旧有铜器限三年内交给官府，超过期限按私藏禁物论罪；已经禁令之后仍制造的，按盗铸罪的从犯论处。于是通令禁止制造铜器。不久又进一步严格限制，只有一品官才准使用，其余全部禁止；藏匿私用的，都按违禁论处。乾隆十二年，皇上认为钱重会导致私销，钱轻会导致私铸，命令恢复一钱二分的旧制。十三年，规定剪削钱边的罪名为绞监候。此前，尚书海望认为禁铜使百姓困苦，上疏陈述四项弊端，高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停止禁铜和收铜的命令。

译又因为京城钱价昂贵，白银一两只能兑换八百文，诏令发出工部节慎库的钱来平抑钱价。御史陶正靖上疏陈述钱价不平的情况，认为弊端是经纪人侵蚀、损害钱法，于是立即下令革除经纪。浙江布政使张若震说，钱贵的弊端在于私自毁钱；如果使铜、铅配合，并掺入点锡，铸成青钱，那么销钱者就无利可图。试验验证后，便采纳他的建议，铸造青钱，与黄钱兼行。规定私铸铅钱的禁令：首犯及工匠处绞监候，从犯及知情购买、使用者减一等治罪。再次严禁贩运和囤积制钱，凡囤积钱达到一百千文以上的，按违例论处。皇上谕告朝廷大臣说：“如今所说的禁令，也只是补救偏差、挽救弊病，不能从根本上清除弊源。物品确定价格是用白银而不是用钱币，但官民都图方便而使用钱币、不愿使用白银，逐利之徒把操纵物价涨跌当作获利之计，这岂不是把轻重关系颠倒了吗？从今以后应当重视使用白银，凡各省官府修建工程、民间总置货物，都用白银支付。” 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请求禁止旧钱和伪钱。皇上认为民间混杂使用吴三桂铸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只听任百姓自行检出，由官府兑换并用来铸造新钱，旧钱仍听任使用。二十四年，回部平定，朝廷把钱式颁发到叶尔羌，铸造“乾隆通宝”，每枚重二钱，钱幕铸叶尔羌的名称，左边满文，右边回文，使用红铜，并把旧的普尔钱销毁后充作铸钱材料。过了两年，阿克苏请求铸钱，照叶尔羌的例制办理。又准许西藏开铸银钱，铸重一钱和五分两种，文字为“乾隆宝藏”，钱幕使用唐古忒字，边郭标明年分。以上两类钱，只在回部和西藏流通，内地不使用。二十九年，命令回部铸钱，永远使用乾隆年号。到了乾隆中期，钱价上涨，各省都增加炉座、扩大铸造，钱价暂时趋于平稳。适逢铜料运输迟滞，商人囤积居奇、抬高价格，损害钱法，于是通令督抚不得轻易请求停炉、减少铸额。乾隆末年，私铸越来越多，四川、云南、贵州成为私铸的渊薮，流布到江南、浙江。云南、贵州的官钱也因铸造不良而停止铸造。又因为法律对私铸很严，却常常以收缴销毁来宽处理，恶民便仗恃这一点行骗，私钱每天不断出现。乾隆五十七年，湖广总督毕沅请求收买私钱而不设期限。皇上认为湖北是私铸的总汇，毕沅不设法禁绝，反而预先考虑如何推卸责任，于是命令严密查察私贩，仍给两年宽限。五十九年，因为官钱、私钱交错流通，钱价下跌，于是暂时停止各省铸钱，限私钱在一年内收缴，但吏胥又借机作奸。嘉庆元年，恢复各省铸钱。到十年，各省尚未完全恢复铸额，钱价又上涨，于是通令各督抚按照铸额加紧鼓铸。然而从此以后，官局私铸接连兴起，京局所铸的钱轮郭、肉好模糊，质地脆薄；“宝苏”钱中混杂沙子，落地就碎；贵州、湖广私铸盛行，江苏官局和私局则秘密隐藏。到道光年间，福建、广东混杂流通“光中”“景中”“景兴”“嘉隆”等外国钱，奸民从中获利，便动辄仿造。贵阳大定官局也另外铸造底大钱，从此钱法更加败坏。当时中外互相贸易，用货物兑换白银，外国船只冒险违禁运输，每年流出白银以千万计，御史黄中模、章沅都曾上奏说明此事。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等各种外国银币，也暗中输入内地以谋利，从福建、广东流通到黄河以南。外国商人又把银币带到各省港口，表面上置办货物，暗中买卖白银，结果外国银币越来越多，纹银越来越少而且价格昂贵。皇上对此忧虑，命令两广总督再次严格申明禁约，但禁令没有涉及外国银币；仿铸的广板、福板、杭板、吴庄、行庄等银币，仍像以前一样耗损中国白银。御史黄爵滋请求连外国银币流出海外也一并禁止，另立专条，议定从重治罪。道光十七年，诏令沿江、沿海督抚和海关监督，命所属官员严密查察白银偷漏，制定功过考核办法，实行赏罚；但国内白银最终消耗殆尽，每两白银常常只能兑换二千文钱。朝廷大臣谋划增加钱币价值以削弱白银外流的势头，但议案被搁置，未能实行。此前，道光中期白银外流而价格上涨，朝廷内外都想推行大钱来挽救这种局面。广西巡抚梁章钜上疏说明大钱的好处。文宗即位后，四川学政何绍基极力请求推行大钱，以恢复古制、挽救时局。皇上起初并不认为这样做对，最后还是让大钱与官票、宝钞一起流通。宝钞曾在顺治八年发行，每年制造十二万八千多张，十年后停止。嘉庆年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求发行钞票。咸丰二年，福建巡抚王懿德也提出这一请求。朝廷议论认为此事会造成阻碍，难以实行，予以驳回。当时白银减少、钱币匮乏且钱价上涨，军需、河工费用耗费帑银二千数百万，筹划国家财政的人大多请求发行官票。第二年，命令户部召集会议讨论。惠亲王等请求命户部制造钱钞，并与银票相辅相成、并行使用。银票用皮纸制作，票额题为“户部官票”，左边满文，右边汉文，都作双行；中间标明可兑换足色平银若干两，下方写“户部奏行官票”。凡原来用官票兑换银钱的，与白银一律看待，并准许按照户部制定的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法治罪。票面边框纹样为龙。宝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横向排列；中间标明足额制钱若干文，旁边八字写着“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方写着“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两〕

译边框形式同官票。大钱有当千、当五百至当十五等，重量从二两依次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用纯铜铸造，颜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用铜铅配铸，颜色黄。当百以上钱文写“咸丰元宝”，以下写“重宝”，钱幕铸满文局名。咸丰四年，因为缺铜，兼铸当五铁钱和制钱。不久又改铸铅制钱。乾隆年间，京局使用铜料，云南铜和洋铜兼用，后来专门使用云南运来的铜。当时因为道路阻塞、铜料运输不畅，所以权宜采取这种办法。议定银票一两抵制钱二千文，宝钞二千文抵白银一两，银票、宝钞之间也按此互相抵用；民间缴纳丁粮、税课和一切官款，也准许用五成票钞；京内外应发放的库款也照此办理。大钱在各地通行如同票钞，抵银时按制钱数额；缴纳官府时按三成计算，铁钱的通用办法同大钱。阻挠者按违制罪论处，伪造钞票处斩监候，私铸罪加重。通令京内外设置官钱局。不久因为各省拖延不奉行，后来议定在各府设置钞局，把大钱发给钱店，使钱和钞能够融通兑换，以便利百姓；丁粮搭收票钞，零星小户缴纳银钞的零数，搭交铜、铁大钱，都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官吏借折收之名勒索、歪曲法律，商民交易时不按公平价格办理，都从严治罪。咸丰七年，命令顺天府、直隶各属的钱粮，从本年上忙开始，按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一切经费支出，也按同样比例搭放。不久采纳户部意见，从本年下忙开始，直隶按白银七成、票钞三成征收；大钱三成包含在票钞三成之内，交票或交钱听凭方便。然而钞法刚开始实行时，先用于军饷，后来用于河工，搭放都被认为不方便，民众心中疑惑并加以阻挠。各省搭收五成票钞后，因为款项多而抵拨困难，搭放也就不再愿意搭收。民间得到钞票，积存起来却没有用处；京城百姓拿钞票入市，不是商家故意抬价，就是把货物藏起来；拿到官号、商铺去兑换，得到的全是四类大钱，使用不便，所以钞票流通后，京内外军民都感到困扰。后来京城用官号七折钱发放钞票，钞票价值更加下跌，直到减发也难以应付，钞法于是无法流通。大钱中的当千、当五百，因为折算价值过重，最先废止；当百、当五十随后废止；铁钱因私票阻碍流通，也废止了，于是专门通行当十钱。盗铸纷纷而起，死罪案件每天上报，却仍不能制止。官局铸钱也逐渐变坏，混在私铸钱中已经无法辨别，奸商借机打折、挑剔，任意操纵价格。商贩害怕收到大钱，都裹足不前；三成搭收只成为张贴文告，屡次禁止也没有效果。法律已经败坏，而扰乱法律的人又多，本来就没有办法取得成效。当十钱流通得最久，但一枚当十钱只抵两枚制钱，一出国境便不能通行。咸丰末年，铜料极度缺乏，再次申明禁铜、收铜的命令。同治初年，铸钱所用的材料只有商铜和废铜，当十钱减重为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又减重为二钱六分。当时孝钦显皇后决意重新仿制大钱，下令交廷臣议论。因为云南铜运输不能达到定额，姑且购买洋铜，交给机器局试铸。户部上奏说机器局铸钱以及京局开炉都有不便，懿旨斥责户部推诿卸责，最终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铸造，规定重量为一钱，于是授予唐炯巡抚衔，专门督办云南铜政。光绪十四年，广东试铸机器钱，在钱幕标明重量为库平七分。二十四年，命各省铸造八分钱。但京城因制钱少，仍照旧流通当十钱。三十二年，铸造当十铜币，百姓不愿使用，于是开始铸造银圆、铜圆，设置银行，希望统一币制，同东西洋各国抗衡。起初，外国商人云集广东，西班牙、英国银币大量输入，总督林则徐谋划自行铸造以抵制，但因不适用而停止。此后，墨西哥、日本的本国货币也接连输入。光绪十四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开始使用机器按规定试铸，李鸿章继任后继续完成铸造，钱文为“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钱幕为蟠龙纹。同时铸造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圆。中国自行铸造银钱从此开始。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先后开铸。不久因广东、湖北、江西所铸的钱最便于使用，准许用来应解京饷，拨充铸造资本。尚未开铸的各省，命令依附铸造。京内外收支库款，准许搭交三成。于是命刘坤一、张之洞、陶模筹议三个铸币局的制造铸造事宜。不久又由户部审核确定，七省所铸钱币的规模、成色很不一致，不利于通行。恰逢造币总厂建成，拟撤掉其中三厂，只保留江南、直隶、广东作为分厂。最初铸造时准许采用重墨西哥银圆，议论者颇不以为然。张之洞首先在湖北试行铸造一两银币。户部也认为中国历来以“两”作为计算单位，早已规定一两分为钱、分、厘，因此确定主币为库平一两，辅以五钱、一钱小银币以及铜圆、制钱，并命总厂和分厂按照规定的式样铸造发行。铜元最初在福建、广东铸造，江苏随后铸造。当时京局停止铸钱，命令各省各运送数十万枚入京，由户部发行备用。沿江、沿海各省也奉命筹款附带铸造。各省陆续开铸，造币总厂反而最后建成。总厂拟铸的钱币共有三类：金、银、铜。最先铸造铜币。面值从当制钱二十降至当二，重量从四钱减至四分，共四种，钱文各省略有不同而大体相同。各省钱文为“光绪元宝”，总厂起初也同各省，后来定名为“大清铜币”，都标明某处铸造，钱幕都铸龙纹，使用紫铜铸造，各省有的也使用黄铜。凡私自铸造铜币、伪造纸币，罪行都比照伪造制钱加等治罪。起初铸铜元是为了补充制钱不足，后来贪图其中余利，新政所需军饷也都靠它供给，各地争相铸造、竞相出售，以至于连铸造成本都不能收回。两江总督周馥首先上疏说明弊端，户部因此立法加以限制。随后又与政务处上奏八项补救办法。不久因为开铸的省份多达十七省，每省又有二三局，恐怕最终难以实现统一，于是命山东并入直隶，湖北并入湖南，江南、安徽并入江宁，浙江并入福建，广西并入广东，并将奉天、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合并为九厂，由户部派员会同办理，派大臣周历察核，并与户部共同筹定会办事宜。

译然而铜元因数量过多而价格低贱，当十钱只能抵得制钱的一半，民间私局、私铸纷纷出现，奸弊丛生。应当折合白银的款项用铜元兑换，往往导致亏损，物价飞涨，百姓生活日益困苦。省与省之间又互相排斥，甚至不能彼此流通。山东巡抚袁树勋接着陈述十项危害。当时总厂刚铸造铜币，仍保留宝泉局铸造六分制钱。广东请求改铸一文钱，由总厂颁布式样通行。光绪三十四年，命各铜元厂增铸一文新钱，式样同铜圆，以保存一文钱的旧制，借此作为补救铜圆弊端的办法。自大理少卿盛宣怀上奏请求设立通商银行后，议论者认为东西洋各国都有国立银行，能够掌管国内外财政。光绪二十九年，准许户部请求，设置官办银行，以户部专门管理其名义，联合官府和商人的资本四百万元，负责通用国币、发行纸币以及官款、公债等事务。不久银行开始发行纸币，并开设造纸、印刷两厂。适逢户部改名为度支部，银行也改名为“大清银行”，设正监督、副监督各一人，造币总厂也照此办理。银行内部还附设储蓄银行。统一币制的内容被载入各国新订的商约。户部议论认为，应先审定银币，试行有效后，再实行积金铸造金、银、铜三品的制度，这样可以使币制统一贯通。不过当时在以元还是以两作为计算单位的问题上仍各持一端。德宗把此事交给督抚议议。恰好有人请求尽快实行商约、迅速确定币制，于是交政务处核议，各督抚也先后上奏意见。主张以“两”为单位的有十一省，主张以“圆”为单位的只有八省。度支部先前也颁布过以“两”为单位的规定，于是确定一两为主币。又由度支部设立币制调查局，并在铸造、推行以及统一成色和重量方面谨慎办理。到宣统二年，仍按此前规定，定名为“圆”；银币以一圆为主币，另有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镍币有五分一种；铜币有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作为辅币。银币重七钱二分，其余各类依次减重。又撤销直隶银、铜造币厂，只保留汉口、广东、成都、云南四厂。此前铸造的大小银元，暂时按照市场价格使用，今后由总厂、银行收兑后改铸。三品币制中，首先是金，其次是银。光绪中期，英国金币磅的价格逐年上涨，每磅由中国白银四两一钱六分五厘增至八两多。御史王鹏运、通政司参议杨宜治曾建议储备黄金、仿造金币。光绪三十年，户部上疏请求储备黄金以供铸币之用，缴纳给官府的款项都准许使用黄金。出使大臣汪大燮极力说明使用黄金的好处。孙宝琦则请求对内使用白银，对外必定要预先考虑使用黄金。朝廷大臣议论国币制度，也认为不能达到采用黄金的程度，币制就不能完善，都请求尽快确定以黄金为本位，但最终没有实行。这就是所谓的情况。茶法。我国出产茶叶的地方，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为最盛。明代茶法有三种：一是官茶，储存后运到边地换马；二是商茶，发给茶引并征收课税；三是贡茶，供皇室使用。清朝沿袭这一制度。在陕西、甘肃用茶换取番马。其他省份则召集茶商，发给茶引并征收课税；有时有商人到户部领取茶引销售，也有小贩在本籍州县领取茶引。又有州县承接茶引，但没有商人可供发给，便发给种茶园户的经纪人。户部宝泉局铸印茶引凭据，预先写明条例款项，各省按期请求领取，按年办理、按年销引。茶一百斤为一引，不足一百斤称为畸零，另发护帖。已经过期的茶引都缴还户部。凡伪造茶引、制造假茶进行贩运，以及私自同外国人买卖茶叶的，都依法律治罪。主管茶务的官员起初沿袭明制。陕西设置巡视茶马御史五名：西宁司驻在西宁，洮州司驻在岷州，河州司驻在河州，庄浪司驻在平番，甘州司驻在兰州。不久改由部员差遣，又命甘肃巡抚兼管，后来归陕甘总督管理。四川设置盐茶道。江西设置茶引批验大使，隶属于江宁府。每年征收的茶课，江苏发放茶引到江宁批发所，以及荆溪县所属的张渚、湖汊两巡检司。安徽在潜山、太湖、歙、休宁、黟、宣城、宁国、太平、贵池、青阳、铜陵、建德、芜湖、六安、霍山、广德、建平十七州县发放茶引。江西发给徽商及各州县小贩。三省的税课，都在经过各关时按规定征收。浙江由布政使派员发给茶商，每引征银一钱；北新关征税银二分九厘二毫八丝，汇入关税上报解送。每年还办理供皇室使用以及陵寝、内廷使用的黄茶，共一百一十多篓，由办理茶引的官员从所收茶引的买价中购买并解送。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州县领取茶引，发给种茶园户的经纪人坐销；建始县发给商人行销。坐销者每引征银一两，行销者征税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定额征收税课银二百三十多两。茶叶运到关口，仍须申报纳税。湖南从善化、湘阴、浏阳、湘潭、益阳、攸、安化、邵阳、新化、武冈、巴陵、平江、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十七州县发给行户，共征税银二百四十两。陕西、甘肃从西宁、甘州、庄浪三个茶司发放茶引，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府以及神木厅也分别销售。每引缴纳官茶五十斤，另外五十斤由商人运输销售，作为商本。每百斤分为十篦，每篦两封，共征收本色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改征折色的年份，每封征折银三钱。原本不交茶的，则共征茶价银五千七百三十多两。也有不设置茶引、只在本地销售的，由各园户缴纳课税，共征银五百三十多两。四川茶引分为腹引、边引、土引：腹引在内地行销，边引在边地行销，土引在土司地区行销。边引又分三道：在打箭炉销售的称南路边引，在松潘厅销售的称西路边引，在邛州销售的称邛州边引。都要缴纳课税，共征课银一万四千三百四十多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多两。云南征税银九百六十两，贵州课税银六十多两。凡向户部申请茶引，按例收取纸张工本费，每道以三厘三毫为标准。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都不颁发茶引，所以没有茶课。

译只是茶商到达各地后，要在经过的关口缴税；有的略收落地税，附在关税中造册销账，有的汇入杂税一并报送户部。这是嘉庆以前办理茶务的惯例。后来西方各国同中国通商，茶务因此发生变化。最大的三个市场是汉口、上海、福州。汉口的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加上本省所产的茶，沿汉水逆流运输到河南、陕西、青海、新疆。运往俄罗斯的茶，都是砖茶。上海的茶业尤其兴盛，除本省所产外，还有很多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的茶。江西、安徽的红茶、绿茶大多销往欧洲、美国。浙江绍兴茶运往美利坚，宁波茶运往日本。福州红茶大多运往美洲和南洋群岛。除这三个市场外，还有广州、天津、芝罘三处，外国商人也聚集在那里。茶的性质喜温暖、怕寒冷，喜湿润、怕干燥，又必须避开猛烈的风，最适合中国的环境。西方各国商业虽然兴盛，但当地并不适宜种茶，不能不依赖我国供应，因此茶叶很快遍及全球。从事这一行业的，有总商，也有散商。领取茶引后，各有规定的销售区域。也有兼用票法经营的，例如四川自乾隆五十二年开始办理堰工茶票后，名目非常繁多，但只在产茶多或销售畅旺的地区实行，并没有遍及各州县。甘肃商人旧时分为东柜、西柜：东柜多是山西、陕西籍商人，西柜则由回民充任。自咸丰年间回民匪患滋事，后来又盗贼遍地，两个柜都没有人承办课税。总督左宗棠勘定全省后，便上奏制定章程，以票代替茶引。选拔新商采购运输湖茶，称为南柜。当时领取茶票的只有八百多张。后来规定三年办理一次，茶票只准增加、不准减少。从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逐案增加。三十年，又在湖票之外另行销售运往伊犁、塔城的晋票。到宣统二年，茶务日益兴盛。茶法与盐法，办理办法大致相似。只是盐税是每年收入的大宗，所以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只把茶务附在盐务之后一并核查。起初只有课税，除江苏、浙江的定额茶引由各关征收且没有固定数额外，其他省份每年多的有一千多两，少的只有几百两或几十两。即使陕西、甘肃、四川号称边引，收入也不满十万两。咸丰以来，各省陆续征收厘金；光绪十二年，福建造册上报的茶税达到十九万多两，其他省份的款项也逐渐增多，但不久收入又减少。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也只有一百三十多万两。顺治初年，制定茶马事务的条例：上等马给茶篦十二，中等马给九，下等马给七。顺治二年，派御史统辖五个茶马司。当时商人多越过边境私自贩运，番族因为茶价便宜，争先恐后地趋赴交易。又有番僧乘驿往来，夹带私茶出关，官吏无法查问。户部上奏说：“陕西用茶换马，明代有按规定发给金牌、勘合的旧例。如今可以不再使用这些凭证，只规定价格。至于番僧所到之处，如果官吏纵容他们收买私茶，听任巡按御史参劾查究。”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说：“茶马旧额是一万一千零八十八匹马，崇祯三年增加解送二千匹，请永远免除。”朝廷一并采纳了。顺治四年，命巡视茶马的满、汉御史各一人。直隶河宝营地处张家口以西，明代鄂尔多斯部落曾在这里进行茶马交易，后来封闭。到这时，户部派理事官实地勘察，把情况上报，谕令仍准许互市。顺治七年，按照甘肃旧例，大引茶篦由官府和商人均分，小引所纳税款三成入官、七成给商人。谕令以后各引都由户部发给，按照大引的例制，用来交换中等马匹。又按旧例，大引附带六十篦，小引附带六十七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一千八十八匹〕 规定每一千斤茶，一律准许附带一百四十斤，由商人自行销售。顺治十三年，因为甘肃所需的中等马匹已经足够，命令把陈茶变卖，所得价款充作军饷。十四年，又因为广宁、开成、黑水、安定、清安、万安、武安七监的马匹繁殖旺盛，命令把私马、私茶没收变价。原来留作交换中等马匹使用的，也全部改折银两充作军饷。十八年，采纳达赖喇嘛和根都台吉的请求，在云南北胜州以马换茶。康熙四年，便裁撤陕西苑马各监，在北胜州开设茶马市场。七年，裁撤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十九年，因为军需紧急，加征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到二十六年免除这项征收，同时免除湖广新增的茶税银。当时四川出产茶叶很多，用途逐渐扩大，户部议定增加茶引；到康熙末年，天全土司、雅州、邛州、荣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都有增加。康熙二十四年，刑科给事中裘元佩说，洮州、岷州等地的定额茶有三十多万篦，可以换取一万匹马；陈茶每年带着销售，又可以换取几万匹马。请求派员专门管理。三十六年，便派部员督办茶马事务。四十年，因为陕西私茶充斥，命令严密查问往来的百姓：携带私茶十斤以下的免于追问，驮运十斤以上而没有官引的定罪。四十四年，因为奸商仗恃有旧例，分散携带、零星运输，私贩反而更多，命令按照旧例缉捕，停止派部员，仍归甘肃巡抚兼管。自康熙三十二年起，因为西宁五司存放的茶篦年久受潮腐烂，经户部议准变卖。后来又因为兰州没有马可换，把甘州旧存的茶在五镇俸饷中按银七成、茶三成搭放。不久又规定西宁等地停止以茶换马，每篦新茶折银四钱，陈茶折银六钱，充作军饷。到康熙六十一年，又增加西宁、庄浪、岷州、河州的茶引，各处存放的旧茶全部命令变卖。

译雍正三年，于是议定从康熙六十一年起，五年内全部征收实物茶，五年以后就把旧茶变卖。此后出售陈茶、换取新茶，总以五年为期限。四年，规定陕西茶叶流通，改为由产茶地方的官员发给船票，按照商人茶引上列明的茶数填写；如果在户部茶引之外又夹带使用印票，或者附带茶叶不遵守规定数额，按照私盐律治罪；查验失职、故意放纵的，都加重处分。八年，命陕西商人运输官茶，按照旧例每百斤准许附带十四斤之外，再增加损耗茶十四斤。又谕说：“四川茶税都按茶园、茶树征收，但是树有大小，园有宽窄，怎么能完全一样？如果据此作为定额，不能得到公平。应按斤两收纳，著令该巡抚详细议定。”不久议定：“旧例每斤征课二厘五毫，现在只征四丝九忽多一点，前后差距悬殊，应酌情减去一半；无论边引、土引、腹引，都缴纳银一厘二毫五丝。”当时四川茶叶销售旺盛，茶引仍然不够，于是又增加茶引，各府、州、县重新发给。九年，命西宁五司恢复以茶换马的办法。十年，又命令按换取中等马匹的数额发放茶叶。当时安徽也增加茶引，照四川的例子，把多余茶引暂存司库，遇到茶引不足时配发给商人运输。雍正十三年，又停止甘肃以茶换取中等马匹。开始制定云南茶法：以七斤茶为一筒，三十二筒为一引，按照规定征税。乾隆元年，命令甘肃官茶改征折色，每篦缴银五钱。当时西宁五司的陈茶堆积充足，命令每封减价二钱，限期变卖。二年，因为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县土地不产茶，四川成都、彭县、灌县等县茶叶滞销，其茶引有的停止、有的减少，并免除茶课银。七年，免除甘肃地震地区的茶课，于是命令西宁五司征收实物茶。八年，免除四川天全所欠乾隆七年以前的羡余、截角，以及成都、彭县、灌县等县未缴清的银两。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上奏说：“西宁、河州、庄浪三司，番民、汉民杂居，都依赖茶叶生活。近年用粮食换茶，共用了六万五千五百多封茶，换得杂粮三万八千多石，请把它定为常例。”上报后获得批准。十三年，规定甘肃应征的茶封，每年征收二成实物、八成折银，并再次明确水路、陆路各运输商验引截角的办法，推广到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二十四年，采纳甘肃巡抚吴达善的意见，命西宁五司的茶封，按照康熙三十七年的旧例，搭放各营俸饷。乾隆二十五年，吴达善又说：“甘肃茶课一向是为换取中等马匹而设的。如今这种制度已经停止，甘州、庄浪二司地处交通要道，西宁、河州二司靠近青海，还有销售茶叶的途径；只有洮州司地处偏僻，商人销售的茶叶历年都改由其他司出售，而交给官府的茶封仍归入洮州司库，往往积累到几十万封，才请求疏通销售。应当把洮州司定额颁发的茶引，改归甘州、庄浪二司发给商人并征收课税；等洮州司库中积存的茶封用于搭放军饷完毕后，就立即裁撤洮州司。” 乾隆二十七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再次分条上疏，请求调整茶务，内容有四项：“一，官茶应改为征收折价。查甘肃库中贮存的官茶，按照旧例，往往因积存过多而改征折色。如今五司库中，从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经存有一百五十多万封。此前经抚臣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三钱，用来抵充发放兵饷，已经抵放四十多万封。现在市场上的官茶一天天增多，不经过十年之久，无法全部疏散销售。况且每年商人又增加配运二十四万封，商茶既多，官茶就更加滞销。不如把商人缴交的二成官茶五万四千多封，按照旧例每封征收折价三钱，等陈茶快销售完时，再征收实物。一，商茶应准许减少配运。查甘肃茶法，商人每道茶引缴茶五十斤，无论缴纳本色还是折色，都属于规定的课税。另有充公银三万九千多两，也按年缴纳，与正供没有区别。至于商人自行出售茶封，每引只应配给正茶五十斤，连同附茶共配售三十多万封，商人便用配售的茶缴纳课税。经吴达善奏准增加配额，是为了缓解商人的负担，并不征收课税。只是茶封增加后，又有用来抵充兵饷的官茶，势必越积越多，难免停本亏折。” 如今商人原来每引只配五封，其中应当减去不征课的茶十五万八千三百一十六封，总共只配茶四十万九千四百四十封；二成的本色茶封既已议定改征折价，就不必再配运。一，积存的陈茶封应召集商人减价出售。查各司都有陈茶，而洮司最多。现在每封按四钱发售，商民都裹足不前。请仍按照原议，每封定价三钱，召集商人变卖。一，内地和新疆应一律用官茶抵放兵饷。查乾隆二十四年，吴达善奏准满、汉各营用茶封抵充兵饷。至于新疆所需茶斤，向来依靠内地供应。如今官茶由沿途驿站车辆运输，不必另付脚费；从肃州运到各地时，将脚价摊入茶本中，与从商人那里购买相比，仍可节省许多。”奏疏呈入后，议定实行。乾隆二十九年，裁撤甘肃巡抚，茶务归陕甘总督兼管。三十四年，因为甘肃省库中贮存的官茶逐渐减少，又恢复征收一成实物。三十六年，又因为要在伊犁等地安置投诚的土尔扈特等部众，赏给茶封，仍议定照旧征收二成。三十八年，四川总督刘秉恬奏准，三杂谷等处土司购买茶叶，以一千斤为限，只许满足自己食用，不得私自转卖。四川设置边引，商人纳税后在松潘等处领运销售；无论土司还是蛮商，都准许到边地领取票据贩运。嘉庆七年，因为陕西神木的官销茶引早已拨归甘省商人销售，命令免除旧存的羡余名目。四川教匪滋扰，免除大宁、广元、太平、通江、南江五州县的茶税。十年，又免除大宁、太平、通江、巫山四县厅的税课。十七年，因为甘肃库茶充作羡余，规定商人缴纳官茶，全部征收折色。二十二年，谕令：“闽、皖、浙商人贩运武夷、松罗茶到广东销售，过去都走内河，近来多改走海路，夹带违禁货物私下销售。命令茶商今后仍从内河行走，永远禁止出洋贩运；违者治罪，茶叶没收入官。”

译道光三年，谕令：“那彦成奏定的新疆行茶章程，经户部议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砖茶不得越过界限到新疆各城销售。现在据将军果勒丰阿等奏报，这种砖茶是由归化城、张家口领取部票、纳税后运来的，已有六十多年，不能突然禁止。只是新疆既然是官茶引地，商茶终究会妨碍官引，命令今后商民每年驮运砖茶一千多箱，先到古城，仍按例发给票据，不许到其他地方销售。”六年，谕令：“先前因为向新疆各城运茶，前将军等请求发给茶引，招募商人纳课。现在据庆祥等奏称，各城没有殷实商户，如果突然命令他们承充官商，必然导致运输和缴课两方面都耽误。着令北路商民专门运输、销售杂茶，并在古城设局抽税，以所收银两抵缴兰州茶商的课税。等试行三年后，再制定定额。至于附茶，仍由甘肃商人运输销售。”八年，钦差大臣那彦成说：“甘肃官茶按年例应有二十多万封运出关外。近来销售量达到四五十万封，都是用没有茶引的私茶冒充，价格又不断上涨，每封附茶售价从七八两到十多两不等。” 请命令今后每封定价：阿克苏不得超过四两，喀什噶尔不得超过五两，并在嘉峪关外及阿克苏等处设局稽查。”诏令照准所请。九年，命令甘肃茶务由镇迪道总司负责稽查，奇台县就近管理。咸丰三年，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在福建对商茶设关征税。五年，福建巡抚吕佺孙又说：“福建茶过去从不发给执照，也不征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认为福建商人贩运的茶叶官私难辨，议定由产茶的崇安县发给执照，经过关隘时验税放行。后来因为产茶地不止一处，商人分散到各县购买，绕道外运，又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起，凡从沙县、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运出的茶叶，一律在当地征收茶税，由各县发照贩运，先后经户部议准。前一年因为粤匪窜扰，江、楚茶商不再前来，暂时放宽海禁，各路茶商于是把茶运到省城，不经过各关；不但本省税收减少，浙江、广东、江西也出现短缺。臣上任后，广泛询问茶商获利情况，发现比以前不止多出一倍。商人获利丰厚，正赋反而亏损。如今粤匪尚未平定，军需十分紧迫，众商都拥有厚重资本，即使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利润，也不会有所损失。而且向贩茶商人征收，不会骚扰贫民，税款全部由华商承担，不必担心与洋税纠缠；把天地自然的利益转化为国家正常的供赋，远不是增加田赋可比的。” 只是福建产茶不止几个县，必须在邻近省城的要害处设置关卡、增设检查卡，并发给加盖印章的执照以便查验。相邻各省也应一体设立，避免商人趋利避害、绕道逃税。请从咸丰五年起，凡贩运茶叶，一律征税，所收款项专门留在本省支用兵饷。只是创办之初，税额多少无法预先确定，等实行一两年后，再比较情况确定定额。”从此福建茶税开始严密征收。但到咸丰十年，仍未向户部报送，经过户部催促，才按期奏报。六年，准许伊犁将军扎拉芬泰的请求，在伊犁产茶地设局征税，用作伊犁兵饷。十一年，广东巡抚觉罗耆龄奏请征收落地茶税。同治元年，命令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省督抚，详细查明本省产茶和设置茶庄的地方，妥善议定章程后上奏。二年，两江总督曾国籓上疏，大意说：“江西自咸丰九年制定章程，分别征收茶厘、茶捐。每百斤除在境内抽取茶厘银二钱，出境时又抽取一钱五分多以外，过去还在产茶地和设立茶庄的地方劝办茶捐，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填发收据，准照筹饷的事例汇总后请求奖励。臣仍按旧章办理。今年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详报，请遵照户部奏准，命令将盐、茶、竹、木四项统一征收关税，已经从三月开始征收。江西茶叶运到九江，分为华商和洋商。洋商既已缴纳子口半税，当然不再抽茶厘；华商既已缴纳浔关正税，也不便再让其缴纳茶厘。臣于是依照部章，在义宁州开办落地税。只是原奏中对大箱净茶规定的税率稍重，分别核减。参照茶捐旧章，每百斤，义宁州等处征收一两四钱，河口镇征收一两二钱五分，全部充作臣营军饷，由臣刊发税单和护票，派员征收。” 有的由业户自行缴纳，有的由茶庄代为缴税并领取税单；到发给商贩时，统一由茶庄缴销税单。华商换发护票，洋商则凭运输执照，把茶贩运到各处销售。除华商缴纳九江关税、洋商缴纳子口半税外，经过江西、安徽各处厘卡时，验明后放行。这样办理，与户部原奏及总理衙门条约完全相符。税单虽然由茶庄经手，但税银实际上由业户承担。洋商不得借口已经缴纳子口半税，就禁止中国业户缴纳中国的地方税。华商既可免于在各卡被抽取茶厘，也不至于纷纷私下购买运输执照，冒充洋商。”奉旨准许实行。同治五年，户部奏准，甘肃茶引滞销、课税拖欠，暂时在陕西省城设置官茶总店，在潼关、商州、汉中设置分店。商贩贩运没有茶引的茶，到陕西后呈报。上等茶每百斤收课银一两，中等茶六钱，下等茶四钱。所收银两解送甘肃，用来弥补拖欠的课税。七年，议准归化城商人贩茶到恰克图，借道俄国边境，前往西洋各国通商，请领户部执照，按照张家口的标准减半，令每票缴银二十五两，每票不得超过一万二千斤。十一年，议准甘肃省积欠的旧课仍向旧商追缴；新招募的商人试行新课。杂课、养廉、充公、官礼四项暂缓征收。十三年，议准甘肃仿照淮盐旧例，以票代替茶引；不分各省商贩，都必须先缴纳正课，才准发票。杂课并入厘税项下征收，各项名目一律删去。销往内地的茶，除缴纳正课三两外，还要在销售地缴纳厘税，每引以一两几钱为标准，最多不超过二两。出口茶则另在边境局卡再缴一次厘税，以示区别。

译光绪十年，户部统筹财政，论述茶法说：“据总理衙门开列的清单，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叶多达一亿九千多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征收的茶税，大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而我国出口税只缴二两五钱，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拟仿照甘肃茶封的办法，每五十斤向茶园户征银三钱。增加课税以后，洋人便无话可借。或者按照宁夏、延安、榆林、绥德等处每道茶引征银三两九钱的例子，在产茶地设局验茶，发给户部颁发的茶照；每照一百斤，征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时，另缴厘税，验照盖戳后放行，不准重复冒充。所有茶照按年预先到督抚处领取，原照一年后作废。或者在产茶地验茶并发给部照，缴完三两课银后，再加收三两九钱，前后共征七两八钱，一切杂费都予免除。只是经过各海关及边卡时，凡应缴的洋税，仍按旧章缴纳。若在内地销售运输，无论经过哪一省哪一处厘卡关榷，都免再征。这样便是把厘税改为课税，把分散征收改为统一征收，既便于稽查，又可避免侵吞渔利。” 只是对于茶园户和贩茶商人应如何防止其逃税漏税，应由各省斟酌制定章程，复奏办理。十二年，因为山西商人在理籓院领取票据，谎称要运到蒙古地方销售，实际上却私自贩运湖茶，侵入新疆南北两路销售。一张票据使用数年，循环转运，往往逃避厘税、漏缴税款。经户部奏准，今后领取票据时，须注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果要经营官茶，就必须到甘肃领取票据，缴清课税和厘税。倘若又运输销售私茶，查获后没收入官。当时西方各国嗜好茶叶的人很多，日本、印度、意大利都羡慕茶叶利润丰厚；虽然它们的气候、土质不如我国，却精心研究种植方法，所产茶叶于是增多。印度种茶始于道光十四年，到光绪三年才大为兴盛；锡兰、意大利是后来兴起的产地。法国取得越南后，也命令种茶，设有东山、建吉、富华等茶园。美国在咸丰八年购买我国茶秧一万株，发给农民栽种；后来购买得越来越多，每年发放茶秧达到十二万株，足以供应本国使用。因此我国在光绪十年以前出口的茶叶数量很大，但不久就逐渐被它们夺走市场。印度输往英国的茶叶每年约七十三万二千石，价值约二千四百万两；我国输往英国的茶叶八十九万八千石，价值约一千八百六十八万两。印度茶叶数量少于中国，价格却反而更高。到光绪二十二年，我国运往英国的茶叶只剩二十一万九千四百多石。日本茶叶大多销售到美国，也有运到我国的。光绪十三年，我国运往日本的茶叶一万二千多石，而日本茶叶进口我国一万六千多石。专门重视并大量使用华茶的，只有俄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四万两〕 这是因为哈萨克、浩罕等部落新近归属于俄国后，土地扩大，人口增加，需要的物资增多，而茶叶尤其是他们所依赖的物品。光绪七年订约，准许以嘉峪关作为通商口岸，双方往来更加兴盛。十年以后，我国运往俄国的茶叶占全部出口茶叶的三分之一。光绪十三年，连同杂货计算，出口价值九百零二万两有余，进口价值只有十一万八千多两，我国运出的货物价值八百九十万两。然而十二年茶叶少而价格高，十三年茶叶多而价格低，华商已经有陷入困境的趋势；后来俄国也兼从其他国家购买茶叶，因此华茶的利益迅速减少。我国自古把茶看作农家的余事，只利用空闲土地种植，又采摘不合时宜，焙制也没有技术，被他国倾夺市场，势在必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二万两〕 三十三年，茶叶公会以呈文向度支部陈述情况，税务司也以茶税减少为理由，于是命令筹划整顿办法。宣统初年，农工商部于是提出酌情免除茶税、茶厘的建议。汉口、福州都从外国购入制茶机器，并且从印度聘请熟练技师。江西巡抚又筹款借给茶户。从此，销往欧洲和北非洲的茶叶才逐渐畅销。我国茶叶的品质本来胜过各国，往往在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根回味甘甜，西方人称它为“胆念”，其他国家所产的茶很少能达到这种程度。因此，奖励并保护茶业，不让天然物产被外国人的人工夺走，这是当今谈论商务的人不能不寄予希望的事情。清朝初年，鉴于明代争相谈论矿产利益，宦官四处派出，暴虐征敛，使百姓受害，于是允许民众开采，向官府缴税，税率都有固定规定。如果矿山妨碍禁山风水、民田房屋坟墓，或者聚众扰民，又或年成歉收、粮价上涨，便立即封闭禁采。世祖初年开采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停止。十四年，开采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的铁矿。康熙年间，派官员监督开采山西应州、陕西临潼、山东莱阳的银矿。康熙二十二年，全部停止，并下谕说开矿对地方没有益处，今后有人请求开采，一律不准实行。世宗即位后，群臣多次谈论矿产利益。两广总督孔毓珣、广东巡抚杨文乾、湖南巡抚布兰泰、广西提督田畯、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四川提督黄廷桂相继上疏请求开矿，都不准实行，有的还受到严厉斥责。雍正十三年，两广总督鄂弥达请求开采惠州、潮州、韶州、肇庆等府的矿产，交九卿议行。皇上认为这会妨碍根本事务，下令停止。大概广东东部山多田少，矿产又最丰富，当地百姓习惯于开矿采掘。矿洞所在之处，常有成百上千人结群，往往聚众私挖，啸聚抢掠。所以当时粤东开矿，比其他省尤其严禁。

译乾隆二年，谕令凡产铜的矿山，只要确实有助于铸钱，准许申报开采；金矿、银矿一律封闭。此前，乾隆五年准许山东巡抚硃定元请求，开采章丘、淄川、泰安、新泰、莱芜、肥城、宁阳、滕、峄、泗水、兰山、剡城、费、莒、蒙阴、益都、临朐、博山、莱阳、海阳各州县的煤矿；而藁城知县高崶请求自备资金开采峄、滕、费、淄、沂、平阴、泰安的银、铜、铅矿，则予以禁止。然而贵州思安的天庆寺、镇远的中峰岭，陕西的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肃的扎马图、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的皮里沁山、古内、双树子，乌鲁木齐的迪化、奎腾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条金沟等金矿，以及贵州法都、平远、达摩山，云南三嘉、丽江回龙、昭通乐马等银矿，还是相继开采。嘉庆四年，给事中明绳上奏说，百姓潘世恩、苏廷禄请求开采直隶邢台银矿。皇上说：“国家经费自有正规的赋税供给，潘世恩、苏廷禄觊觎矿产利益，竟敢借口缴纳课税来请求开矿，实在是不安守本分。” 命令把他们押送回原籍，明绳交由有关部门议处。六年，保宁因为请求开采塔尔巴哈台金矿，明安因为请求开采平泉州铜矿，都奉旨受到申斥。道光初年，封闭甘肃金矿、直隶银矿。因为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有固定来源，不轻易谈论矿产利益。只有云南南安、石羊、临安、个旧的银矿，每年课银五万八千多两；其余金矿每年最多数十两，银矿每年最多数千两而已。并且有的开了又停，兴废没有常规，赋税收入也很少。铜、铅关系铸钱，申请开采的较多得到批准，间或还有免除课税的。广东自康熙五十四年封禁矿山，到乾隆初年，英德、阳春、归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罗等县以及广州、肇庆两府的铜铅矿都相继开采。一百多年来，云南、贵州、两湖、两广、四川、陕西、江西、直隶申报开采的铜铅矿有一百几十处，而云南铜矿尤其冠绝各省。因为铸钱时铅、铜都重要，而铜更为重要。秦、鄂、蜀、桂、黔、赣都产铜，但云南最为丰富。云南铜矿自康熙四十四年起由官府经营，后来由官府供给开采本钱。雍正初年，每年产铜八九十万斤，不几年就达到二三百万斤，用来供应本路铸钱。等到运输到湖广、江西时，只有一百万多斤。乾隆初年，每年拨给采铜本钱银一百万两，四五年间，每年产铜六七百万斤，或八九百万斤，最多达到一千二三百万斤。户部、工部两局，以及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每年需要九百多万斤，都由这里供应。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重要，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矿厂的矿丁有六七万人，次等矿厂也有一万多人。近来当地百姓甚至远至贵州、广东，依靠矿产利益谋生的人接连不断地赶来。正厂矿洞的老砂采尽了，便开设子厂来补足定额。因此云南的铜政历经数代经营才取得成效，不是其他矿产可以相比的。道光二十四年，诏令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正在开采的矿山外，如果还有其他原来开采过的矿山，也准照现有矿厂一律办理。二十八年，又下诏：“四川、云南、贵州、两广、江西各督抚，务必在所属境内确切勘查，广泛晓谕。其余各省督抚，也着意留心访查，酌情开采，不准借口观望。至于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一管辖、弹压、稽查，朝廷不作遥远的规定。”一时矿禁大为放宽。咸丰二年，为了宽筹军饷，招募商人开采热河、新疆及各省的金银矿。三年，诏令说：“开采矿产，是把天地自然的利益归还给天地，比起一切权宜性的弊政，不损害国家体制，而且有益于民生。现在军饷浩繁，国库支出困难，各督抚务必权衡缓急，在矿苗丰富旺盛的地区奏明后试办。”当时因战事兴起、军饷缺乏，实际开采的只有新疆噶尔、蒙古达拉图、噶顺、红花沟的金矿，直隶珠窝山、遍山线、室沟、土槽子、锡蜡片、牛圈子沟，蒙古哈勒津、罗圈沟、库察山、长杭沟的银矿，以及新疆迪化、罗布淖尔、三个山的几处铜锡矿。同治七年，吉林请求开采火石岭子等处的煤矿，因为潜伏的盗匪尚未平定，相关部门议论后没有实行。十三年，因为云南矿山经历战火，长期荒废，朝廷下令整顿开办，这是采纳云南总督岑毓英的请求。

译这一年，海防议案兴起，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求开采煤铁以供军需，皇上准许，命令在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光绪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又说，北洋筹办防务、制造船炮，以及各省机器和轮船所需的煤铁，数量最大，请求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矿。朝廷批示知悉。此后逐步修筑铁路，煤铁更加成为当务之急。于是煤矿有吉林大石头顶子、乱泥沟、半拉窝、鸡沟、二道河、陶家屯、石牌岭，黑龙江太平山、察汉敖拉卡伦，直隶开平、唐山，内丘县上坪、永固、磁窑沟、南阳寨，临城县冈头、石固、胶泥沟、杨家沟、新庄、竹壁、牟村、焦村，宣化府鸡鸣、玉带、八宝寺山，阜平县炭灰铺村，曲阳县白石沟、野北村，张家口厅海拉坎山、马连圪达，宛平县青龙涧、碑碣子，承德府榆树沟，奉天海龙府远来、义和、进宝、玉盛、永顺、永益、万利、人和、同德、顺发，锦州府大窑沟，锦西厅砀石沟，本溪县王干沟，兴京厅蜜蜂沟，辽阳州窑子峪，以及江西萍乡、永新、余干，山东峄县，安徽贵池、广德、繁昌、东流、泾县，湖北荆门，河南禹州，山西平定、凤台，浙江桐庐、余杭，江苏上元、句容，湖南湘乡、祁阳，广西富川、贺县、奉议、恩阳、南宁、那坡，陕西白水、澄城、同官、宜君、邠州、陇州、淳化等地。铁矿则有直隶迁安县、滦州，湖北大冶，广西永宁州，江西永新县，云南开、广两府，贵州青溪，先后开采；秦、晋两地商民零星开采的矿山尤其难以全部列举。二十二年，诏令开办各省金矿、银矿。自光绪初年开采直隶窑沟银矿，甘肃西宁、甘州、凉州，黑龙江漠河观音山、奇乾河等金矿之外，没有听说其他矿山。自这道诏令颁行以后，金矿有直隶平泉州所属转山子，建昌县所属金厂沟，抚宁县所属双山子，泺平县所属宽沟，丰宁县大营子、西碾子沟，翁牛特旗红花沟、水泉沟、拐棒沟，而迁安县出产尤其旺盛。奉天有凤凰、安东、辽阳、通化、宽甸、怀仁、铁岭、开原、通化、海城、锦县，蒙古有贺连沟、大小槽、碾沟、除虎沟、硃家沟、板桥子、珠尔琥珠、克勒司、布恭、特勒基、哈拉格囊图、奎腾河、图什业图汗，四川有冕沟，湖南有平江，浙江有诸暨，黑龙江有黑河，新疆有和阗、焉耆。银矿有四川天全、芦山、大穴山头等处，都已申报开采。铜、锡、铅、锑、石油、硫磺、雄黄等矿产也接连兴起。铜矿方面，云南迤东有汤丹、茂麓正厂六处、子厂十一处；迤西有回龙、得宝正厂八处、子厂九处；楚雄、永北以及云武所属的万宝、双龙，还有永安顺宁、临安、开化、曲靖各矿厂，都招募商人承包开采。江西赣州、陕西镇安、湖南绥宁、新疆拜城、库车也有铜矿。锡矿有广东儋州，广西南丹土州、富川、贺县。铅矿有湖南常宁、湘乡、临武，四川会理，浙江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太平。锑矿有湖南益阳、邵阳、新化、沅陵、慈利、湘乡、祁阳、新安、溆浦，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广东曲江、防城、乳源，广西南太、泗镇、陵阳都。石油有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库尔喀喇乌苏。硫磺有山西阳曲、奉天辽阳、锦州。雄黄有湖南慈利。有的由官府经营，有的由商人经营，有的由官商合办；有的采用土法，有的采用西法。九年，诏令各省招募商人集资开办煤矿。从此云南、四川都设立招商局和矿务局，贵州设立矿务公商局，山西设立矿务公司。粤东琼州的铜矿、浙江宁波的铅矿，也都通过招商集资开办。开办数十年，只有开平、萍乡的煤矿和大冶的铁矿规模宏大、前景长远；其次是平江的金矿、益阳的锑矿、常宁的铅矿，仍然对民众有利。漠河金矿虽然产量丰富，每年解送户部的银子也只有二十万两。云南铜矿自十三年命唐蜅督办后，每年运往京城的铜不过一百多万斤，各省铸钱仍然以较高价格购买洋铜。铁矿产物供汉阳厂炼钢、制造铁轨，大体可满足铁路的需要。广东、广西、山西出铁虽多，但因冶炼不精，国内制造仍多从英国工厂购买。二十四年，诏令在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由王文韶、张廕桓主持。奏定章程二十二条，准许华商开办矿业，借用洋款，以及华洋合资设立公司。从此，江西萍乡煤矿借用德国贷款，湖北大冶铁矿借用日本贷款，浙江宝昌公司借用意大利贷款，直隶临城煤矿借用比利时贷款。等到商议订立合同，除抵押、利息等条件外，往往还必须聘请外国矿师，严重的甚至涉及人员任用和经营管理。至于直隶井陉、安徽宣城煤矿，山西盂平、泽、潞、平阳煤矿，四川江北煤铁矿，新疆塔城，直隶霍家地、厂子沟金矿，广西上思，贵州正安铅铁矿，福建邵武、建宁、汀州，直隶八道河，奉天尾明山，以及吉林新旧矿山，也都是华洋合办，一经订约，时常发生纠纷。像福公司办理山西矿务，问题尤其严重。二十四年，河南豫丰公司把专门办理怀庆府及黄河以北各矿的权利，和山西商务局把专门办理盂平、泽、潞、平阳煤铁矿的权利，同时让出交由对方办理。一家公司垄断两省矿务，又商议修筑从山西到汴州的铁路；由于矿权和路权都受到损失，双方争执三年，才同意合办。

译汴州方面既侵夺中国官府的主权，山西方面又干涉人民开采。全山西的绅士和百姓坚持废除合同。拖延很久以后，才用二百七十多万两银子赎回矿权。其他如陕西延长、四川富顺、巴县、万县的石油矿，湖南常宁龙王山，湖北兴国龙角山矿，也都因为商民私下相互转让，酿成涉外交涉。自从议定胶济铁路、东清铁路的条约后，铁路两侧十三里以内的中国人没有开矿权。开平煤矿、漠河观音山金矿，又因国内内乱被外国人侵占。开平煤矿自光绪元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合官商力量经营，历时二十年，成效非常显著。二十六年，拳匪之乱后，洋员德璀琳因督办张翼委托他保护矿务，便与矿师胡华私自订立出卖合同，张翼也立即签字盖押移交矿权，转而以增加招募洋股、实行中外合办的名义奏报。于是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各矿，以及秦皇岛口岸地亩附属的承平、建平、永平金银矿，全都被英国公司控制。朝廷严令责成收回，并派人到英国申诉，最终仍未办成。三十四年，筹办滦州煤矿时，英国公司加以阻挠。于是改为营业联合的办法，合设开滦总局。观音山金矿也因拳乱被俄国人占据。三十二年，才用一万二千卢布赎回。二十八年，外务部改订矿务章程，规定华商和洋商可以同样承办矿务，但必须报请外务部批准，才是准许办理的依据。这一年，安徽巡抚聂缉椝准许英国人凯约翰承办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的矿产，后来专门承办铜陵的铜官山，订约期限一百年，占地三十八万四千多亩。安徽中部绅士和百姓合力抗争，最终用四十万两银子赎回，自行开办。法国人弥乐石也在这一年向云南巡抚和外务部请求勘办全省矿务，都被拒绝，但仍取得澂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元江、永北等府、厅、州的矿权而离去。后来英国商人立乐德请求合办东、昭两府金银矿没有成功，便援引弥乐石的先例，索取广南、曲靖、丽江、大理、顺宁、普洱、永昌七府的矿权，也被坚决拒绝。一时间，全国上下都以保全矿产为言。于是四川设立保富公司，办理华洋商人承办四川矿务以及购地转租等事务；福建设立商政局，不久又奏请设立矿务总公司，凡请求开办各矿场，查核准驳的权力都归该公司。山西保晋公司、安徽矿务总局，也都能够集合富商资金，筹资开办。湖南、湖北则把所属矿地勘查清楚并划定购买范围，以杜绝私自出售。二十五年，江南筹办农、工、矿、路各类学堂，两湖又筹设高等矿业学堂。三十一年，商部因为洋商私自占有矿地、矿山，上疏请求重申条约章程，以维护权限。不久又奏请设立各省矿政调查局，把查明全国矿产、严禁私卖作为首要事务。湖广总督张之洞分条上奏矿务正章七十四条、附章七十三条。大概自二十四年以来，矿务章程屡次变更，每逢矿务发生纠纷，洋商就常常以此作为借口。二十九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与各国议订商约，允许外国开采矿产，但必须遵守中国矿务章程。而中国矿章则以各国通行的矿章作比较和准则，特地诏令张之洞拟定。于是选取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的矿章相互考证，区别地面与地下，厘定矿界、矿税，分别地股、银股以及华洋商人的权利，限制安排得十分周密；尤其重视中国主权、中国百姓生计和地方治理。经过数年才完成，交由有关部门议定实行，中国的矿务章程才基本具备。

译志第一百 ○食货志第六 △征税与专卖、财政会计 征税和专卖制度在清朝兴起后，首先革除烦琐苛刻的做法；设置关卡的地方，大多仍沿用明代制度。海禁开放后，在常关之外开始设置洋关，厘局的设置和洋药税的征收也相继兴起。这三项都是前代没有的制度，这里将它们分别列入本篇。至于印花税、烟酒加税，都曾试行后随即废止，因此不详细记载。常关。顺治初年，规定各省关税，专门派户部司员督促征收。左、右两翼及张家口的税务，派满官督促征收。当时京师刚刚平定，免除各关征税一年，并免除明末拖欠的税课。后来浙江、福建相继平定，又禁止并革除明末增加的税额以及各州县零星的落地税。三年，革除明末增加的太平府姑溪桥米税、金柱山商税。四年，规定户部、工部所属各关，兼派满洲官、汉军官和汉官管理。八年，减少并确定关差员额，同时停止对关差人员的议叙。九年，将西新关、江宁仓合并为一个差使，停止独石口差使。严禁关差人员留任，以及保举家属充任官员。凡按额设置的巡拦，都制作统一的号衣和腰牌。雍正十年，下令各关刊布明示统一的税则，设置柜台收税，不得勒索扣留火耗银、索取陋规，也禁止关役包揽报单。十一年，采纳给事中杜笃祜的建议，清查整治关卡弊端四项：一是裁减吏役；二是查究税收积弊；三是关差官员回避本籍；四是核对批文并限定期限。十六年，将潘桃口移设到永平，将古北口移设到密云，并设置关卡征收木材税，按十分抽取二分。十七年，裁撤永平、密云新关，合并归古北口兼管。十八年，规定各口木材按十分之一征税。停办临清砖差，板闸税交由北河分司征收。康熙元年，将河西务移设于天津，改名为天津关。重新规定各关兼差的满、汉官笔帖式各一人，由六部咨送人员轮流抽签派任，停止派蒙古、汉军官员任差。张家口、杀虎口两口专门派满、蒙官员。二年，规定盘查漕船只限于仪真、瓜州、淮安、济宁、天津五关。免除外国货物进入崇文门时的税。四年，严禁各关违反规定征税，永远废除因超额征收而议叙奖励的例规。五年，下令各关税收均交地方官管理。于是，崇文门归治中管理，天津归天津道，龙泉等关归井陉道，紫荆关归直隶守道，临清归东昌道，挖运▯归通蓟道，居庸关归昌密道，西新关归镇江道，芜湖关归池太道，扬州关归驿传道，浒墅关归苏昌道，淮安关归淮海道，北新关归浙江布政使，荆关归荆州同知，九江关归九江道，赣关归吉南赣道，太平桥归南雄知府，遇仙桥、浛光厂归韶州知府，分别稽查征收税课。又裁撤古北口差，归密云县管理，只有两翼、张家口、杀虎口仍照旧。只派户部司员，并重申命令直隶各省关卡刊布税则。停止征收崇文门运出京城货物的税。八年，临清仓并入临清关。给事中苏拜说：“地方官兼管关税，事务繁多，而且恐怕他们畏惧上司、希求完成定额，便把负担摊派给商民。”于是重新规定浒墅、芜湖、北新、九江、淮安、太平桥、扬州、赣、西新、临清、天津、凤阳仓等税额较多的关口，仍派部员督促征收，其余照旧。这一年规定关差缺额出现时，由六部中任职年资较深的司员轮流抽签派任，任期已满的官员不准再次任关差。又制定关税考核办法：欠税不足半分的，罚俸；欠税半分至四分的，分别降职或调任；欠税五分以上的，革职。不久又规定，欠额不及半分的降职留任；全部完成征收的予以记录。凡由部派出的差官，不由总督、巡抚管辖。九年，规定淮安关兼管淮安仓和工部清江厂；两翼专门派满官笔帖式。十年，裁撤西新户关并入龙江工关，裁撤芜湖工关并入芜湖户关，分别兼管原有事务。不久又改为凤阳仓归凤阳知府管理，正阳归通判管理，临淮交由大使征收，停止派部员。十七年，裁撤北河分司，临清闸税归济宁道兼管。十九年，开放山东海禁，下令查究船户隐匿税收。派满洲部员督收潼关、山海关税课，潼关兼管大庆关、龙驹寨税务。二十一年，将九江关移驻湖口，停止派部员到潼关、山海关任差，仍归地方官管理。凤阳仍派六部满员。二十三年，重新规定各关由各部院司员轮流任差的制度。这时才开始开放江、浙、闽、广的海禁，在云山、宁波、漳州、澳门设置四个海关，每关设监督，满、汉笔帖式各一人，任满一年更换。制定海关税则，免除海口内桥梁、渡口所在地抽取的税，分别设置西新、龙江两关的专门征税官。二十四年，西新关仍归户部管理。免除外国贡船的税，洋船按船身丈尺抽税的旧例减免十分之三。二十五年，规定州县对隐匿海船的处分办法。当时海禁刚开放，沿海渔船既要由州县征收渔课，海关又征收梁头税，百姓十分困苦。皇上采纳福建巡抚张仲举的建议，规定五尺以上的渔船，梁头税一律归地方官征收。此前康熙四年废除了因超额征税而议叙奖励的例规。到了十四年，又规定按超额多少分别加级升用。到这时，皇上认为苛刻取税使商人受累，又停止了因超额征收而议叙的办法。二十六年，浒墅监督桑额征收超额税银二万一千余两，皇上认为扰害百姓，使他获罪。永久减免闽海税额六千四百余两。二十八年，免除沿海鱼虾船以及民间以日常用品贸易糊口的税收，明定为法令。此前沙沟于二十六年并入淮关，朦胧、轧东、岔河等处一律免予稽查。到这时，认为沙沟是朦胧、轧东货物汇集的总口，不宜再增加一道税，于是将朦胧归海关管理，轧东归淮关管理，沙沟免税。又将西新户关并入龙江工关。

译三十三年，仍派部员督收山海关税，张家口税归宣化府兼收。三十四年，在宁波、定海分别设置浙海关署，命监督往来巡视。三十五年，规定外国海商船运米到天津、奉天的，只征收货物正税。三十六年，严禁关差官员从京城私自携带任职期满的旧役，图谋占据总科库头的职位。三十七年，永久减免粤海关额定税三万零二百余两。三十八年，皇上担心各关差官苛刻取税，使贫弱商人受累，停止征收额外盈余银。设置河宝营，派满官督收大青山木税。四十年，裁撤陕西三原县商税，归潼关、龙驹寨、大庆关兼收。裁撤通会河分司，通州木厂归通永道管理。四十一年，大青山木税并入杀虎口，由杀虎口兼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二百两〕 四十六年，命金州、牛庄交由山海关监督巡察，查禁越关漏税。在重庆设置渝关，归川东道征收木税。四十七年，仍派工部司员督收荆关税。五十三年，因临清关税收不足定额，改由巡抚监督征收。不久，凤阳、天津、杭州、荆州、江海、浙海、淮安、板闸及淮关也先后改交各巡抚监督征收。停止瓜州税，裁撤税课大使。规定台湾收泊江、浙等省商船，经过厦门接受查验的，不再重复征税。福建糖船到厦门的，须到关纳税；前往江、浙贸易的免税。设置横城税口，归山海关监督监督征收，增税一千两，作为固定税额。六十一年，禁止各番部落夹带硝磺、军器出边；进口税允许酌情减轻。雍正元年，将湖口关移到九江，并设置大孤塘分口。裁减淮安、北新、凤阳、天津、临清、江海、浙海、荆州各关加征的盈余银。严禁各省关卡和崇文门胥役额外苛求。此年规定各关税务都交地方官管理，只有崇文门仍派内务府官；山海关、两翼，以及古北、潘桃、杀虎三口和打箭炉，仍派部员。盛京呼尔哈河木税也交由将军、府尹委派沿河官员征收。第二年，淮安仍派部员，浒墅改归苏州织造，凤凰城中江税派盛京部员分别督收。河西务运粮船料改在通州征收。三年，因暹罗进献稻种、果树等物，免除返空船只压载货物的税。禁止边关城门索取蒙古贡物税，假借名目隐匿税收的治罪。五年，宿迁关并入淮关征收，由▯税交地方官管理。河宝营木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奉天牛马税改派部院司员征收。六年，重新规定临清关米、麦、杂粮船税。制定各关税则。龙江、西新两关交江宁织造兼管。永远免除暹罗米税。七年，夔州关改由专员督收。南、北二新关交杭州织造兼收。将荆州的徐关移到田家洲，改名田关。江苏庙湾税归淮关兼管。规定闽海关减免折征船税的丈尺标准。裁撤古北口监督，交密云县征收。因为潼关商税高于部定标准，但长期相安无事，便按照现行征收数额明定为法令。将潘桃口正关移到潘家、桃林两个分口征收。八年，各关减收盈余平余银的一半，革除天津戥耗例外征收。制定落地税搜求超额的议处办法。严禁黄金运出海外。十年，在交城县水泉滩设置木厂，在武元城设置税口征收。十一年，天津关改归长芦盐政管理。十三年，设置居庸关税课大使，规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发给商人印票，并兼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山东海口各州、县、卫设置两联印票，填写客商的年龄相貌、籍贯，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石数量、出口年月，分发给商船，返航时查验注销。乾隆元年，革除龙江、西新两关衙门的规票银。起初，外国夹板船到广东时，要卸下炮位，等交易完毕再发还。其税法是每船按梁头征银约二千两，货物税按税则征收。革除额定税之外另征置货银并加一缴送税。规定福建省渔船税分上、中、下三等起征，除去额外重复征收。颁行各省税课则例。规定九江、赣州两关使用三联税单：一联给商人，一联交巡抚衙门，一联存税署。准许张家口、居庸关征收车驮货物过税的饭钱，以资助养赡。禁止偷运米谷接济海外，按情节轻重分别拟罪。免除沿海采捕鱼虾的单桅船税。二年，规定米谷税：遇到地方旱灾、水灾，米谷船一到就放行，待收成后再照旧征收。永远停止征收广东开建、恩平两县米船税。三年，裁撤浒墅关的转水、柏渎两口，改瓜州闸税归两淮盐政。九江派内务府司员，芜湖、凤阳派部员，分别管理监督。四年，规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征收。五年，重新派部员监督荆关。采纳御史陆尹耀的建议，严禁冒捏姓名、伪造名目索讨关税。六年，重新制定考核关税盈余的办法，清查外省私自增加的口岸。免除领取国库钱款采购铜、锡、铅以及米谷的税，只征船料；但黄豆不属于麦、秫一类，即使歉收之年也照常征收。宿迁所属丰、沛、萧、砀四县的陆税改制后，仍交各县分别征收。永远禁止龙江关木税飞量的办法。规定各关盈余以前年数额相比较考核，明定为法令。七年，永远免除直隶各关豆、米额税。重新设置通州分司所属黄村，以及临清关所属德州、魏家湾、尖冢、樊口等口岸。免征临清关船料。扬州关归两江总督选派官员征收。停止闽海关南山边口征税，专门负责稽查。八年，规定官运米谷免征船料。九年，严禁蒙古人进京漏税，以及奸商私运货物。

译十年，交阯叛乱平定，恢复征收云南马臼税。禁止宿迁关通船按每船一次征税的旧例，改按担数征收。规定一名官员兼管两关时，如果两关征收额一处有盈余、一处有亏缺，准许相互抵补；仍有短缺的，照旧追究赔偿。将福建诏安县雅溪税馆移到悬钟。因闽省原有▯子头船包揽走私，永远禁止制造这种船。十三年，恢复征收米、豆税。十四年，规定各关盈余以雍正十三年为标准，短少的按比例分别议处，罚俸、降职、调任各有差别。十五年，将福建宁德县税口移到酒屿。十七年，渝关木税并入夔关征收。十八年，将厦门查税的玉洲馆移驻石美，将凤阳关查税的濉阳口移驻虹县，又将虹县征税的青阳镇移驻濉河口。二十年，将淮南关的流均口移驻泾河。二十二年，增加制定浙江、福建两个海关的税则，依照粤海关的成例。不久又重申禁止洋船停泊浙海；已经驶到的，命令返回广东贸易纳税。二十四年，规定叶尔羌、喀什噶尔的牲畜税按十分抽一，缎布、皮张税按十分之一征收；由外番贩入的加倍征收，严禁丝斤运出海外。二十五年，开始派员征收多伦诺尔皮张等税，并设置盛京拉林、阿勒楚喀税局，派员征收，依照宁古塔、伯都讷的成例。革除粤海关陋规银，归公造册申报。二十六年，设置淮安关石▯税口，又设置归化城总税局，并在绥远、归化、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子等口岸，派蒙古笔帖式二人分头督征牲畜税。二十七年，龙江、淮安两关归两江总督管理，浒墅关归江苏巡抚管理，分别严查并禁止榷关漏税的积弊，同时规定漏税的罚款数额。江苏巡抚陈宏谋条陈浒墅关四项弊端：一是铺户代客纳税、包揽货物牟取暴利，应改令商人自行缴纳，并按账簿亲自填写；一是货船到关后，经过查验、纳税、发给税票，才准许过关，以杜绝偷越；一是由官员选派佐杂官，半年轮换一次；一是督抚与监督原本共同办理事务，征收数额应令监督每月通知督抚，到了年满奏报时再统一咨报。皇上采纳了这些建议。这一年放宽丝斤运出海外的禁令，但仍发布限制规定。规定崇文门、两翼税差期满后，由部院开列满、蒙大学士、尚书、都统、侍郎、副都统等职名，请皇帝选定更换，遂成为永久制度。二十八年，统一规定天津各口税则。规定商人从山东用海运将豆石运往浙江，按照运往江南的成例纳税。张家口出口铁器，照杀虎口的成例纳税。革除芜湖关户、工两关帮贴的饭费，江海关驳票给单挂号、油烛饭费、查验船舱钱，扬州关船只由闸通过时发给串票的钱。二十九年，重新制定临清关船只补税的规定。规定外番商货运到回部贸易的，三十分抽一，皮货二十分抽一；回部商人运往外番贸易的，二十分抽一，皮货十分抽一；牲畜、货物如果不满抽分的数额，按其价值折算征收。三十年，重新规定吉林等处税额，裁撤潘桃口监督，将税收归张家口征收，所属六个小口改归通永道管理。第二年，又改为潘桃口税归多伦诺尔同知征收。在大河口设置税局，派理藩院司员督收归化城税。不久改由山西巡抚选派官员征收。岫岩城所属鲍家马头等七个口岸的海船商税，归山海关监督设局征收。三十三年，规定山海关、张家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多伦诺尔交直隶总督管理；杀虎口、归化城交山西巡抚管理；盛京牛马税、中江税交盛京户部侍郎管理；坐粮▯交仓场侍郎管理；打箭炉交四川总督管理；荆关交湖广总督管理；各主管官员都兼管稽查差务。各监督如有侵蚀税款、营私舞弊，受到参劾处理后仍不能补足款项的，立即命兼管官员代为赔偿。三十四年，准许九江关正税每一两加收平余一分，用作饭食等费用。停止禁止洋船入境夹带硫磺的禁令，明定为法令。三十五年，裁撤浔、梧二厂的公费，归入正税。三十八年，裁撤多伦诺尔监督，归多伦诺尔同知管理。将由闸、南坝税口移到中闸。四十年，封闭广西由村溢口，禁止内地商民越过关卡交易。四十一年，将通州分司及河西务按货值计征的税改为按货物数量计征，并革除张家湾油面等出店、进店税。重新规定打箭炉商货按数量征税的办法。第二年，规定打箭炉税差依照山海关成例，从宗人府及部院司员中选派。四十五年，停止派司员到荆关、打箭炉任差，交各督抚选派官员管理。四十六年，裁撤荆关监督的养廉银，由荆宜施道、荆州知府选派一人监督征收。四十九年，规定粤海关珍珠、宝石一律不征税，明定为法令。五十一年，裁撤荆州的郝关及郝支关，另在越市设置关口，改名越关。将杨关移到调贤口，改名调关。规定除暹罗贡使船外，其他携带货物的私船一律照例征税。五十二年，规定各关须在规定期限前请领收税册档，逾期请领以及擅自使用本关簿册的，按例处分。因安南奉贡并请求册封，放宽水口等关的禁令。又过四年，缅甸归顺，也准许开放关口通商，在永昌、腾越、顺宁征收出口税，在杉木笼、暮福、南河口征收进口税。因福建五虎门和台湾淡水八里岔设置关口开放通航，由闽安镇征收进口税，南台口征收出口税。货物进口后再运往其他地方的，一个月内免重复征税；如果超过期限才出口，或者在期限内把货物转装到别的船上，都要征收出口税。

译五十七年，规定粤海关到关的船只和货物，责成督抚查明情况，按月造册咨报。一年期满时，如果与监督的清册核对不符，便予以参劾查办。五十八年，规定西洋除贡船以外，其他商船不得免税。因杭州织造改归盐政管理，南、北二新关交巡抚管理。开放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查征税。当时英国货船请求前往江、浙的宁波、珠山以及天津、广东等处停泊交易，皇上不准，仍命其按旧例在澳门互市，向粤海关纳税，并缴纳船料。嘉庆二年，将左翼、右翼合并为一个差缺。又过两年，重新选派二人。规定辰关、渝关、潘家口、通永道、古北口五处各关的管理成例。这一年命令核减各关盈余定额，于是规定：户关的坐粮▯六千两，天津二万两，临清一万一千两，江海四万二千两，浒墅二十三万五千两，淮安十一万一千两，海关庙湾口二千二百两，扬州六万八千两，西新二万九千两，九江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两，赣关三万八千两，闽海十一万三千两，浙海三万九千两，北新六万五千两，武昌一万二千两，夔关十一万两，粤海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太平七万五千五百两，梧州七千五百两，浔州五千二百两，归化城一千六百两，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两，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十四两，张家口四万零五百六十一两；打箭炉只征收多少就解送多少。工关中，辰关三千八百两，宿迁七千八百两，芜湖四万七千两，龙江五万五千两，荆关一万三千两，通永道三千九百两。闸关、南新关、渝关，以及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的竹木税向来没有盈余，不必再议。五年，议准回空漕船在六十石的定额之外夹带二十石，全部免纳税。严禁崇文门、卢沟桥及各省关役向行旅敲诈索取。因辰州知府李大(▯隆)接管税额外盈余一万余两，交部议定奖励。六年，规定盛京牛马税差从盛京五部侍郎中选派。规定打箭炉正税额为二万两。革除闽海征收的二八添平银。七年，将密云县征收古北口木税改为收多少解送多少，并缴销原额监督的关防。九年，再次增加规定各关盈余额：浙海四万四千两，西新三万三千两，九江三十六万七千两，浒墅二十五万两，淮安十三万一千两。十一年，规定辰关每年征收加一耗银二千七百余两。十五年，规定崇文门(艹浸)税则。命营汛官分别查究崇文门巡役私自放行、私自征收以及冒充白役的弊端。二十二年，命各海关查禁按规定不准出洋的货物。道光元年，裁撤浙江盐政，改设杭州织造，兼管南、北新关税务。三年，命各省关整顿奸蠹包揽、书吏徇私纵容等积弊，严禁各关官员额外横征以及粮船夹带偷漏税。规定多伦诺尔木税。重新制定浙海关税则。九年，重申回疆税课按三十分之一征收。当时英国大班等人以洋行关闭停业、拖欠货款为由，使商船停泊海外，迟迟不肯进口，常说英国每年在粤海关纳税六七十万两，以此抬价谋利。皇上说：“洋商私自夹带鸦片进口，偷买纹银运出海外，所得不偿所失。如果他们故意刁难，就不准开舱。少了这个国家的货税，损失能有多少！至于请求按照商船大小分别纳税，还可以变通办理。” 十年，规定各关盈余银六成计入额内，四成列为额外，并制定核查超额、短额而分别论功过的办法。此前御史许乃济曾说崇文门税局有需索弊端，曾命巡视五城御史随时稽查。到这时，御史晋昌又说巡役勒索、胥吏卖放，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专门稽查，一年更换。十一年，减浒墅盈余二万两，淮安二万一千两。规定补缴短征关税，按数额多少分别限定期限长短。命广东严密缉查快蟹船替洋商运送私货、偷漏税。十二年，停止白铅运出海外。十三年，革除各关标礼、查船谢仪以及地棍报单等名目。因霍罕悔罪输诚，恢复准许其入卡贸易，并免除税课。十四年，严禁各关家丁需索、卖放，以及书役盘踞、地棍包揽等弊端。又查禁粤商向洋商加收私税。规定贡物运到京城后，崇文门免税查验放行。十七年，严禁纹银运出海外。查办广东省匪艇以及窑口走私漏税。十九年，设置韶州、东江两关，归南韶连道管理。二十一年，将荆州正关移设于柳家集，改名柳关，并将支关改名为柳支关。二十四年，免除暹罗接送正贡使者船只所载货物的税。二十五年，裁撤龙江关查验木材税的税局。咸丰二年，查禁沿海各关走私的积弊。三年，因捻匪扰乱江南，浒墅、淮安、芜湖、凤阳等关纷纷请求按实际数额征收和解送，漫无限制，命令仍遵照定额照常征收。六年，规定打箭炉税额为二万两。八年，规定盛京盈余税银可以用钱折抵，并制定渔船、大小牛船缴纳船规的办法。九年，设置山东烟台税局。十年，因士子进京参加会试，按例查验放行，严禁崇文门巡役敲诈。重新制定奉天海口税则，增加黄豆、豆饼、包头、油篓四项税收，并增加盈余八万两。又规定各关监督任职未满一年便离任的，交由继任者接续征收，扣足一年后分别汇报。革除北新关南、北二口货物过关五日、十日的期限限制。这一年，俄罗斯在黑龙江进行互市，免征税课。

译同治二年，免除巴尔楚克过境税，增加征收叶尔羌正税。三年，设置福建台南的打狗口海关，归巡抚管理。暂停北新关征税。四年，暂停龙江、西新、浒墅三关征税。湖北新关竹木税，选派本省道、府官员一人督征。此前粤海关额定征收中，常税和洋税没有区分。到这时规定，由洋船装运的货物为洋税，额定征收五万六千五百余两，盈余十万两；再有盈余，全部征收并解送。这一年裁撤太平关文、武各署的规费，并命粤海关严查各口偷漏、隐匿税收。裁撤山海关监督，改设奉锦山海关道稽查征收。七年，规定太平关归南韶连道专管，其四个分厂的委员仍由巡抚选派。八年，重申贡物解送进京后由崇文门放行，不许留难勒索。十一年，停止江苏淮关传办活计。光绪二年，重新开放芜湖、凤阳两关。三年，严格制定各关考核章程。四年，规定辉发、穆钦等处以及宁古塔、三姓的税务，都由吉林将军委派官员征收。山西交城县木税，由知县在武元城旧交村设置税口征收。八年，规定芜湖关税额为十三万六千余两。九年，中江税务改归东边道征收。十三年，改由广东黄江厂税委员专管，裁撤厂书、签子、官房、总散房等名目，并革除额外加平、办用官钱、釐头、船钱、墟艇钱、黑钱、包揽钱七项陋规，在通衢张榜公布。规定梧、浔二厂盈余六万两。将沪尾、打狗两关改归台湾巡抚监督。二十五年，命各将军、督抚全面核查各关卡陋规中饱的数额，酌量归公，并限期上报。三十四年，将崇文门华商税改为按货值百分之三征收，依照洋商税例；免除日常食用蔬菜等物的税。宣统元年，设置吉林省税务处，分设稽征、庶务、支应、核销四所，所有捐税各局、所、公司一律裁撤并归。重新制定四川常关征收税款的章程和办事规则。洋关的设置始于五口通商。在此以前，虽然有外国商人到广东贸易，但只是遵照章程向常关纳税而已。道光十九年，发生了趸船缴纳鸦片税的事件。这年秋天，所有来广东的商船都被英国兵船阻拦，不能进入。粤海关税课以洋货为大宗，到这时征收数额便短缺了。二十二年秋，英国人要求增加通商口岸，于是同意在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开埠通商。第二年，规定洋货税则按货值百分之五征收，先在广州、上海开市。洋货进口后，按税则缴纳；后来由中国商人运入内地，所经过的税关只按估价征收一定数额，每两加征的税不过若干分。二十四年，制定中法商约：一，准许法国人到五口通商的船只，不得驶入其他口岸或在沿海私自交易，违者货物没收入官；一，法国商人出入五口，除按税则缴纳货税、船钞外，不再收取其他规费；一，商船进口后，二日内不缴船牌、货单，由领事照会海关的，每超过一日罚洋五十元，但不得超过二百元；如果未领取海关牌照便擅自开舱卸货，罚银五百元，货物一并没收入官；一，船进口后尚未卸货的，二日内可以驶往别的口岸，并在那里纳税；一，船进口超过二日才缴足船钞的，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银五钱，以下每吨纳一钱；一，估价货物如有损坏，可以核减税银；一，船进口后按卸货多少缴税，剩余货物如带到别的口岸卸货出售，就在那里缴税。二十五年，制定中比商约，依章纳税缴纳船钞。二十七年，制定中瑞典、挪威商约，税、钞也照此办理。咸丰四年，在上海设置江海关。八年，又订立英约：一，牛庄、台湾、登州、潮州、琼州等口都准许开埠通商；一，按货值百分之五征税的货物中，许多货物价值逐渐降低，应重新修订旧税则；这次新定税则如要重修，以十年为限，须提前六个月通知，否则照原章纳税，再等十年；一，子口税按货值百分之二点五征收；如果一次缴清，洋货在进口处、土货在经过第一关时纳税并领票后，其他口岸不再征收；一，英国船纳船钞领取执照后，四个月内不再征收；一，货船进口后两日内便须缴清船钞；一，英国商人自用小艇如装载按例应纳税的货物，每四个月纳一次船钞；一，商货纳税后改运其他口岸，仍是原包装的，免重复征税。这一年，准许法国商人在潮州、琼州、台湾的淡水、登州、江宁通商，纳税缴船钞都同已有条约的国家。九年，在广州设置粤海关。准许俄国人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口通商，税则依照各国成例。制定中美商约也照此办理，并准许在潮州、台湾两口开市，依新章纳税缴船钞。十年，在汕头设置潮海关。准许英国人在汉口、九江通商。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协助各口办理税务。设置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十一年，设置浙海关，归宁绍台道监督；津海关归通商大臣管辖。同时设置闽海、镇江、九江三关。规定各国洋税从上年八月开始，每三个月结报一次，每四次汇结奏销一次。英、美两国在九江、汉口开埠，俄国也在汉口通商，于是制定长江及各口通商章程。洋货进入长江，在上海缴纳正税和子口税；土货出口缴纳出口税；再次进口时缴纳一道正税，可以扣除原税的二成；如果只缴半税，则不扣二成，再进入内地时仍照例缴纳厘税。又制定中德商约，其税制约定与英国相同。

译同治元年，设置厦门关。将五口商务交由通商大臣兼管。二年，设置东海、台南、淡水三关。免除英国租界洋货的厘金，并准许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口岸；沿江的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都准许英国轮船暂时停泊，用民船装卸货物。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外，土货只准装船，不准卸货出售。英国商人自行购买的土货，若不是运出海口，不得援用子口半税的成例。这一年制定中丹麦、荷兰商约，纳税缴船钞都照英国成例。三年，在牛庄设置山海关。制定中西班牙税则，参照咸丰八年各国成例。第二年，制定中比商约，税、钞也照此办理。又重新制定法国船钞章程：凡商船进口后已经纳税，驶往其他口岸，以及往来安南各法国埠头和附近日本码头的，由海关发给执照，超过四个月再缴船钞。起初粤海关税中常税、洋税不分，到这时才规定由洋船装运的货物为洋税。五年，制定中意大利商约税、钞规定；商船进口后有漏报、虚报的，罚船主五百两，其余照中法商约办理。八年，规定奥地利商人的税、钞，全部依照中意商约。又制定中俄商约：一，在边界一百里以内以及前往蒙古各盟贸易的，不纳税；一，俄商运货到天津，进口税减免三分之一；酌情留在张家口的货物缴纳正税，如再运往通州、天津，不再征收，并退还在张家口多缴的三分之一税款；一，从天津运俄货到各口岸，须补足减免的三分之一税款，其他口岸不再征收；如从其他口岸再次运入内地，另纳子口半税；一，水路运送土货和洋货进口，纳税依照各国成例；一，在天津、通州用陆路运土货回国，照例纳正税，不再征收其他税，沿途不得销售；一，在天津用陆路运再次进口的土货回国，纳税后限一年内起运，不再征收，并退还再次进口税，沿途不得销售；一，在天津或其他口岸用陆路运别国货物回国，已经缴纳正税、子税的，不再征收；如果只缴了正税，则须补缴子税；一，议定的税章试行五年，期满如要修改，须提前六个月照会。九年，设置江汉关。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东海、山海两关都归直隶总督管辖；另设津海关道，监督新关、钞关两关。光绪三年，设置芜湖、宜昌两关，分别归徽宁池太广道、荆宜施道监督；琼海、北海两关，归粤海关兼管。又在温州设置瓯海关。光绪六年，续订中德商约：一，中国同意，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此前已经增开的口岸，以及长江沿岸的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此前已经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又允许德国船只在吴淞口停泊、装卸货物；一，夹板船进口，停泊十四日，应缴税银减半；一，船货报关有漏报、捏报的，应处罚船主，罚款不得超过五百两；一，德国商人运土煤出口，每吨征收正税三钱；一，无执照而冒充引水者，罚银不得超过一百两；一，船只损坏，准许在各口岸修理，若借故偷漏税款，罚款加倍，免税额按吨计；一，中国船悬挂德国旗而德国人知情，或德国船悬挂中国旗而货主知情，货物一律没收入官。这一年又订立中美商约，税银按照各国成例办理。光绪七年，设置嘉峪关，归安肃道监督。改订中俄陆路商约：一，俄国货物运到嘉峪关，按照天津关的规定，缴纳减三分之一的税；再运往内地，缴税也按照天津关的规定办理；一，货物运到天津而与原报照单不符的，没收入官；查明只是绕道逃避查验的，罚缴一份正税；一，在通州把土货运回俄国，缴清出口正税；在张家口运回，以及从内地把土货运到通州、张家口再运回俄国的，都缴纳子口税，沿途不得出售。其余规定同前约。光绪十二年，重新订立中法商约：一，中国允许在北圻边界选择两处开设通商口岸，设置关卡征税；一，洋货进入云南、广西两省边界的关口，正税减征三分之一；一，洋货在此关缴税后转运到彼关，三十六月内不再征税；如果转入其他口岸，另缴正税。土货在此关缴税后转运到彼关，只征复进口税；如果转入其他口岸，另征正税；运入内地仍缴子口税；一，进出口货物到关后超过十八小时不报验的，每日罚银五十两，但不得超过二百两；报关有漏报、捏报的，货物一并没收入官。其余规定同前约。光绪十三年，准许法国人在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及蛮耗开埠通商，并将洋货进口税减征十分之三、出口税减征十分之四。不久，将蛮耗改为河内，并增设云南思茅口岸。从各通商口岸运土货前往这四个口岸时，征收十成出口正税；到达四口后，按十分减四征收复进口半税。又订立中葡商约，其税银及处罚条款都按照上一年中法商约办理。这一年在澳门设置拱北关，在香港设置九龙关，均由粤海关监督。将台南、淡水两处税务改归台湾巡抚监督。光绪十五年，设置镇南、蒙自两关。光绪十六年，设置重庆关。光绪二十年，开放西藏亚东关，允许英国通商。除禁运货物外，自开关之日起，进口税免征五年。期限届满后，重新制定税章，照章缴纳。又允许从蛮允、盏西两路贩运各种货物，限六年内进口税减征十分之四。光绪二十一年，设置思茅关及猛烈、易武两个分关，归思茅同知兼管。

译光绪二十二年，订立中日商约：一，进出口货物按照各国成例，只缴进口税或出口税；一，已经进口的货物再运往各口岸，不论货主、承运人是哪个国家的人，也不论使用哪个国家的船，所涉及的钞税、厘金及各种杂派一律免除；一，货物运入内地，还要缴纳子口税；属于免税货物的，按货值百两抽二两五钱；一，出口土货，缴清正税、子税后，限十二个月运往外国；如果是禁止运往海外的货物，出口时只缴正税；一，洋货已缴进口税，三年内再运出口，不再征税；一，船钞按照各国成例办理。这一年设置杭州、苏州、沙市三关。第二年，设置梧州、三水两关，并设置甘竹、江门两个分关。改订英国人在长江通商的章程：一，在长江贸易的轮船，由上海税务司发给专照，每年更换一次；也可以在汉口、宜昌换领。船钞在发照的关口缴纳，违者照章处罚；再犯则缴销专照；一，撤销出口正税和复进口半税同时缴纳的规定。持有专照的长江轮船，出口税及复进口税按照各口岸规定，在装货、起货的口岸分次缴清；至于装货、拨货、卸货，也按照各口岸的规定办理。光绪二十四年，设置岳州关以及江海交界的吴淞分关。第二年，设置胶州关。中德会同制定征税办法：一，青海设关，应选派德国人充任税务司；一，海运进口货物不征税；如果从胶州界内运往内地，则征收进口税，但没有海关准单，不准运出胶州界；一，土货陆运进入租界后再由水路运往其他口岸，征收出口税；但租界内生产的土货及土产，以及由海运进口的原料制成的各种货物，出口时不征税；一，土货进口后再运往内地，按照商约缴税；一，土货缴纳出口税后再运往其他口岸，缴纳半税。又规定，韩国及墨西哥的税银和各项费用，一律按照海关成例办理。这一年设置金陵关，又在三澳设置福海关。光绪二十六年，设置腾越关及蛮允、弄璋两个分关。光绪二十七年，规定常关距离口岸在五十里以内的，税款由洋关兼征。光绪二十八年，设置秦皇岛分关。此前，商约大臣盛宣怀、聂缉椝等人说，税务司赫德筹划拟定洋货进口税，准备援照洋药税厘合并征收的办法，核定市场时价，按照正税、子口税七二五，统一加征一倍厘金，合计按货值百两抽十五两，由海关一并征收，以免各地厘金局刁难阻滞、征收混杂，使货物能够畅销，洋商或许也可以同意。又拟将过去只缴半税的出口土货改为缴纳厘金，以抵补洋货厘捐改由海关合并征收的数额，同时也不损害各省厘金收入。皇帝认为此事关系利害、收支甚大，命南北洋大臣及各督抚参照各省情形，妥善议定后具奏。到这时，才与英国订立裁厘加税的条约：一，条约施行时，中国同意，除现有各常关外，过去设置的各厘卡及征收类似厘捐的关卡，一律裁撤；一，英国同意将进口洋货税提高到按实际价值百两抽五两，并加征原额一倍半的附加税，以抵补裁撤厘金、子口税及各项税捐的损失；土货出口税总数不得超过货值百两抽七两五钱；一，现有常关仍旧保留；有海关而没有常关的地方，以及沿海、沿边的非通商口岸，都可以增设常关；新开的口岸如果应设置海关，也可以同时设置常关。一，民船、帆船运输货物所缴的进出口税，不得少于轮船进口正税及附加税的总数。土货运到第一个常关时，按照海关规定征收出口加税，并发给照单；限一年内，无论从哪个关口出口，都不再征税；如果运出各租界以外销售，还应缴纳销场税；一，土货运出，除正税外，加征半税，作为裁撤厘捐的补偿；丝斤出口正税不得超过货值百两抽五两；一，过去不出口海外的货物，在销售地征收销场税。凡民船运到口岸、准备在当地销售的土货，无论货主是哪国人，都征收销场税，但租界内不征；一，中外商人在内地用机器纺织的纱布，只缴出场税，其余一概免除；凡机器织成的类似洋货也照此办理。但汉阳大冶铁厂、国家所有的免税各厂，以及后来设置的制造局、船澳等厂生产的物件，不在此例。不久，又同美国、日本及大西洋各国订立同样的条约，最终因为事务费用和调查问题，直到后来仍未能实行。光绪二十九年，与俄国协定北满税关试办章程：一，铁路运输货物减征三分之一纳税，并划定界限；根据车站大小，四面各距十里、五里或三里不等。如运出指定界限以外，应补足正税，并按照货物运入内地的章程办理；一，铁路运输货物减价，是中俄之间的特别约定；除俄国货物外，其他各国货物经东省铁路运入，也准照此办理；一，章程中的税项如有应当更改的，等一年后再行商定。又制定通商进口善后章程：一，进口洋货税则没有记载的，按照货值百两抽五两的规定办理；按市场价格估定货值，以市平折合足关平，并扣除使费，才作为货物的实际价格；一，货物尚未报关而已经卖给华商的，就以合同价值总额作为市场价格；一，海关估定的价格与商人所报不一致的，由海关、该商本国领事以及领事馆领袖各派一人，共同裁定；如果查出该商每百两少报至二十四两，便按估定价值征收正税，并按其所报应缴正税的数额罚缴四倍；一，洋船专门装运免税的米粮等货物，仍要缴纳船钞。这一年设置澳门分关。

译光绪三十年，与德国会同制定青岛设关征税办法，作为附件一。无论中外轮船，在内港航行都应领取关牌，每年更换一次。首次缴纳牌费十两，换领时只缴二两，每四年缴纳船钞一次。第二年，与德国修改青岛征税办法：一，将青岛口岸改为一律免税，但在划定的税界内选择一区作为无税区，其余地区都开始征税；一，在无税区以外制成的各种货物，出口时缴税，税额不得超过运输原料时应缴的税数。将三水的江门改为正关。光绪三十三年，设置南宁、大连两关，又设置安东关及大东沟分关。光绪三十四年，设置滨江关及满洲里、绥芬河两个分关。宣统元年，设置瑷珲、三姓两个分关。宣统二年，设置珲春关及延吉分关。宣统三年，重新规定东海关各口岸税则为按货值百两抽二两五钱，另征一两二钱五分的内地捐，各项规费一律裁免。自光绪二十二年裁撤台南、淡水、汉城各关以后，共有二十七关。宣统三年，又增加南宁、梧州、三水、岳州、福海、吴淞、金陵、胶海、腾越、江门、安东、大东沟、大连、滨江、满洲里、绥芬河、瑷珲、三姓、珲春、延吉等关，共有四十七关。起初，土药的各项税收列入进口税中。同治十二年才列为专门款项，合计洋关每年征收的各项税款。咸丰末年，只有四百九十多万；同治末年，增加到一千一百四十多万；光绪十三年，又兼征洋药厘金，增加到二千零五十多万；光绪三十四年，增加到三千二百九十多万；宣统末年，总数达到三千六百一十七万有余，成为年度收入中的大宗。厘金抽捐起初只在扬州一带实行，后来便推行到全国。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在扬州办理军务，开始在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这一年苏州、常州相继失陷，丁税、漕粮都没有收入，于是在上海设置厘局，借此筹资接济；又设置江北厘捐，由大营粮台管理。咸丰五年，江西设置六十五个局卡，湖北设置四百八十多个局卡，湖南也在城内外设置总局、分局；江苏扬州、常州、镇江各府属又增设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营、荷花池五局。御史宗稷辰说：“大江南北设置的关卡太多，所收的捐税太杂。”刑部左侍郎罗惇衍也说：“泰州仙女庙厘局的官员、绅士、弁兵刁难勒索。”皇帝命令酌情裁撤合并，并严禁此类行为，查明办理。咸丰六年，盛京按商货及粮食、石料征收厘捐，按货值百两抽一两，吉林也如此。乌鲁木齐的吐鲁番也征收棉花厘金。咸丰七年，设置湖北厘金总局。咸丰八年，规定河南省厘捐除水烟、药材、茶叶外，其余一概不征，并裁撤陕州、荆子关及沿河各局卡。这一年福建、广西都设置局卡，抽收货物厘金。咸丰九年，登州、莱州、青州三府所属海口设置局卡抽收厘金。山西设置筹饷局，征收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在各隘口设置七个总卡及各分卡。咸丰十年，因为张家口办理厘金不善，激成事变，文武各员都受到严厉谴责。两江总督曾国籓以湘军援助湖北为由，请求在长沙设置东征局，每收复一处，便酌情增设局卡，以补助军粮军饷。所有货物除缴本省厘金外，再加征半厘。皇帝批准了。此时江北八里铺以及广东韶关、肇庆府都设置局卡抽收厘金。咸丰十一年，将山西行商药厘改为税。安徽抽收厘金，设置正卡；省局所属四处，皖南、淮北局属各三处，并设置分卡、巡卡五十九处。贵州也在与四川、湖北相邻地区设置货厘局。当时各省厘局过多，皇帝担心会加重商民负担，命令除各省交通要道和重要关口外，其余局卡一律裁撤。同治元年，因广东官员、绅士办理厘捐时营私舞弊、危害百姓，特命三品京堂晏端书驻扎韶关，督办广东厘金。四川总督骆秉章也以广东厘捐积弊为由上奏。皇帝告诫晏端书说：“厘捐本来是出于不得已，总的目的在于有益军饷，不要违背民情。”御史丁绍周说：“厘捐的各委员只顾从中饱私囊，民怨沸腾。”于是命令裁撤革除各委员，全部归地方官管理。大城市、重要都会的厘捐事务繁多，命道员、知府等官办理，并按照部定章程分项详细开列，张榜公布在交通要道。这一年设置江宁大胜关厘卡。河南禹州、陕州以及河内县、清化镇都设置药材厘金分局，禹州还抽收百货厘金。将衢州府牙厘总局迁设到浙江省城。除杭州、金华、严州三府外，其余八府都设置分局、分卡。设置周口、三河尖两个厘税局。同治二年，帮办扬州军务、汉军统领富明阿说：“里下河一带，南北粮台设置的捐卡有一百多处。有的地方设置一处却有数个卡，一个卡又分成数个局。每月局费少的二百两，多的达到一千多两。委员已经太多，局费尤其滥用。”皇帝认为江北如此，其他省份也可想而知，于是严令各督抚合并裁撤，选派贤能的地方官管理。不久，湖北巡抚严树森说：“胡林翼创办湖北厘金，仿照刘晏任用士人而不用吏胥的办法，长久以来很有成效。如果改归地方官管理，会有许多阻碍。”他又列举八项弊端，请求仍按旧章办理。又说：“湖北厘金每年收入一百三十四万，全靠分设小局来稽查偷漏，大局的征收才开始兴旺；零散卡点势难裁撤。而且凭一省财力，协助供给数省军饷，很多都依靠厘金，轻率议改，恐怕收入会立即减少。”皇帝都批准了。同年，江北设置厘捐总局，裁撤合并各卡，保留大胜关等二十六卡。江苏也设置牙厘捐总局，裁撤合并各卡，保留苏城等十四卡。浙江规定百货厘捐按货值百两抽九两；浙东货物经过两次起运、两次查验，途中卡点抽收；货值一千文的，起卡抽三十文，验卡减半；厘捐足额缴清两起两验的，不再重复征收。浙西则只经过一次起运、一次查验，由第一道卡一并征收，其余各卡查验后放行。

译同治三年，直隶设置天津双庙卡。淮南也设置关卡，征收邻近地区私运货物的厘金。浙江规定征收丝斤捐。河南因捻军盗匪四处骚扰，停止征收禹州厘捐，不久又恢复。当时湖广总督官文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厘金收入不多，军务结束后就可以议论裁撤。其余东南各省的厘金不能突然裁撤，应留下作为善后费用。”曾国籓则因江宁收复，请求停止广东厘金。皇帝担心军饷供应中断，没有同意。次年，撤销湖南东征局，将江北总局改为金陵厘捐总局。福建设置税厘总局，征收百货厘金和茶厘。六年，湖北裁撤后保留厘局的分卡八十六处。湖南合并各分局，统一称为厘金盐茶总局。七年，规定厘金报送户部，仿照两淮盐厘排定格式，每年分两次报送。当时军务逐渐平定，督抚和台谏官员多次以裁撤厘金为由进言。皇帝命各省酌情保留收入较大的局，裁去零散分局。于是湖北又裁去五十四个局卡，浙江裁撤合并十六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同治八年，甘肃开始征收百货及盐茶厘捐。规定广东省城以及佛山、江门、陈村等繁盛地方，补征百货坐厘，由商人承办。九年，广西减征厘金，改征西税。十年，采纳御史黄槐森的意见，禁止并革除广东厘局的帮费名目，并裁减吏胥。直隶将天津府捐输义馆改为百货厘捐局，设置东河、西河、南河、海河四个分卡，并在东关设置洋药厘捐局。十三年，停止山海关临榆县厘局。云南省城设置牙厘总局，各府属设置分局二十三处，以及各井盐厘局。光绪元年，浙江再次裁撤合并十四卡，保留六十五卡。免除湖北米谷厘金。光绪二年，安徽恢复厘金制度，分别裁撤芜湖、凤阳两关的厘卡；在湖南境内运输、销售的米谷永远免征厘金，贩运出境的仍在第一道卡缴纳一次厘金。光绪三年，山西遭遇严重灾荒，商货滞销，裁撤合并各路增设的分卡。吉林在双城堡、农安城征收七厘货捐。光绪四年，贵州货厘减收二成五。光绪七年，给事中刘瑞祺说厘捐无益于国家财政，命各督抚酌情截留。山西因厘金减收，又恢复设置各分卡。光绪八年，江宁、扬州裁撤一个分卡、两个巡卡；上海厘局裁撤合并布货捐局；福建、广东三帮杂货捐局及东沟四个厘卡，并撤销古山、水桥巡卡。第二年，上海厘局又裁撤东沟、大泾两个巡卡。光绪十年，陕西裁留二十八卡。光绪十三年，贵州增设二十五个分局。此前各省局卡林立，扰民害商，屡次奉命裁撤合并，但江西一省仍多达七十多个局。御史郑思贺又据此进言，于是核实后删减。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上疏说：“各省厘局中饱私囊，弊端在于承办人员不肯把账目全部交代清楚。各省按例不应支用、又非万不得已的款项，往往从厘税收入中提留使用，这就是所谓外销款。各省督抚衙门通常都有存案，本来并非为了谋求肥己。然而既然有外销之事，就必然有隐匿申报的款项，否则从哪里罗掘？难怪舆论纷纷，都说各省实际收取的数目竟是报送户部数目的几倍。如今中饱私囊的弊端，已经下令各将军、督抚认真整顿，自然不至于仍像从前那样松弛懈怠。只是外销款数如果不全部交代，我户部总掌财政，年度收入和支出终究无法核查。即使外销款项不能立即全部裁撤，也应当报知我部，权衡缓急，使内外一气，共同渡过时艰。拟请准许将最重要的外销款项明确说明，酌量保留支用，使公用不致窘迫。以后再有隐匿，甚至巧立名目，谎称收入不足支出，那么掌管这些款项的官员就不能推卸责任。”皇帝命大学士及廷臣议论。过了两年，皇帝采纳群臣意见，命各将军、督抚详细核查，究竟裁去陋规、中饱私囊的款项多少，酌量提归公用的款项多少，限期上奏说明。其中外销款项，应准许逐项列明报送户部，以彰明核实情况。水陆各总局、分局及关卡，应当如何因地制宜办理，命官员和绅士共同负责，考察实际情形后办理。光绪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柯逢时说：“江西厘局积弊太深，改办统捐；凡缴纳捐税的货物，贴上印花，一律不再重复征收。”户部上报皇帝知悉。宣统元年，四川实行禁烟，为筹款抵补土药各项税厘，申请加倍征收肉厘，皇帝批准。宣统二年，贵州三江厘局改办木植统捐局。陕西百货厘捐也改按统税办法办理，减少为二十七局。洋药。道光初年，英国大船常年停泊在零丁洋、大屿山等处，称为趸船。凡把鸦片烟贩运到广东的，先剥运到趸船上，然后再运入口岸。省城的包买商称为窑口。议定价格后，一同到洋船上交付银价、领取单据，再雇快艇到趸船，凭单取货。这种快艇名叫快蟹，武器、火炮一应俱全，行驶如飞，兵船追捕不及。鸦片输入内地，越禁反而越多。各种货物也多从趸船私下销售。纹银流出海外、关税偷漏，大多由此造成。朝廷多次下令驱逐、严密缉拿，但趸船照旧停泊，快蟹照旧传递私货。道光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说：“自从烟土进入中国，广东奸商便勾结巡海的弁兵，运白银出洋，运烟土入口。查道光初年，每年流失白银数百万两；道光十四年以前，每年流失二千多万两；近年每年流失三千多万两。此外，各海口合计又有数千万两。一年又一年，究竟何时才到尽头？白银耗损这样多，是由于贩烟盛行；贩烟盛行，是由于吸烟的人众多。要真正查禁，就应加重罪名。”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第二年，截获趸船上的烟土二万零八百八十多箱，将其焚毁。当时制定禁烟章程，凡开设窑口、烟馆，以及兴贩、吸食鸦片的，无论中国人还是洋人，都拟处极刑。

译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人以军需紧急为由，请求暂时权宜办理，酌量征收捐税。朝廷下旨批准。咸丰八年，与法国订立条约。过去洋药不准通商，现在稍微放宽禁令，听任商人贸易。每百斤缴税银三十两，只准在口岸销售；一旦离开口岸，就属于中国货物，准许华商运往内地，法国商人不得护送。后来同各国订立的条约都如此办理。咸丰九年，皇帝认为洋药税制尚未确定以前，地方官多有私自征收的弊端；现在既已议定税章，自应一律遵照办理。上海是各国商人聚集之地，更应及早施行，不得多报少缴，借机肥私囊。两江总督何桂清请求减轻洋药税，交廷臣议论。不久议定：“洋药税则，各省关口都照此办理，江苏怎么能独自不同？所征税银每三个月报送解交，不准留作支用。至于洋药厘捐，与关税不同，原定二十两，不必再增加十两；但不得把洋税抵作厘捐。”皇帝批准。云贵总督张亮基说云南一向没有洋药，皇帝命令先将当地生产的土药分别征收税厘，不得把洋药混同于土药。咸丰十一年，上海新实行洋药税章程，普鲁士领事密迪乐认为，既然已经向洋商征收进口税，又重向华商征收，会妨碍洋商贸易。皇帝说：“洋商进口，华商出口，两种税互不相妨。”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当时税务司赫德说：“洋药征税，今昔情形不同；征税越重，走漏就越严重。”皇帝认为他的话有可取之处，交有关部门酌情议定施行。光绪初年，广东招商承包征收洋药捐，每年承认缴纳四十二万元，五年期满后，每年递增二万元。光绪二年，与英国订约：洋药进口后由官府查验，封存在栈房或趸船上，等到出售时按照税则缴税；并命令购买者缴纳规定的税，以防止偷漏，数额由各省酌定。光绪六年，广东由新商接办洋药捐，每年承认缴纳九十万元，期限仍为五年。光绪七年，大学士左宗棠说：“要禁止吸食鸦片，应先增加税收。洋药每百斤，拟征税厘一百五十两。土药价格低，可以按照洋药推算。”皇帝命各将军、督抚及海关监督分别根据实际情形妥善议定后上报。不久，直隶总督李鸿章说：“洋药既然难以立即禁绝，只能先增加税厘。烟价上涨，吸食者就会逐渐减少，这未尝不是以渐禁之法表示惩罚之意。只是厘税太重，恐怕偷漏会更多，也必须全面筹划。查洋药由印度先运到香港，再分运各口岸，奸商就在香港私下转手。查阅贸易总册，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达香港的洋药每年八万四千至九万六千多箱，运销各口岸而缴税的只有六万五千至七万一千多箱。光绪五年到达香港十万七千多箱，运销各口岸而缴税的只有八万六千多箱，每年计算私下销售二万多箱。增加捐税容易办理，防止偷漏却很困难。拟在洋药每百斤正税三十两之外，加征八十两，合计厘税一百一十两。土药不论价格高低，每百斤征收四十两。”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又因为洋药来自英国商人，命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国确切商议。到光绪九年，才按照前面的议定订立条约，并规定在进口时缴纳税款。光绪十年，规定不区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票、坐票。行票每张限运十斤，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时，另缴税厘。没有票据的，货物没收入官。商店的坐票，不论资本大小，每年缴捐二十两，每年换票一次；没有票不得销售。光绪十一年，规定洋药进口后由官府查验、封存，等每箱一百斤的洋药缴清正税三十两、厘金八十两后，才准许运出。光绪十三年，与葡萄牙议定，在澳门协助中国征收运往各口岸的洋药税厘，完全仿照英国在香港的办法。光绪二十八年，规定洋药税、厘金合并征收，仍按现行约章办理，以后应把厘金作为加征的税款。又规定禁止英国商人销售吗啡、鸦片类药物。作为医药用途的，进口时仍按税则缴税；领取海关专单后，才准许起岸，违者货物没收入官。这一年裁撤浙江洋药厘金局，改由海关合并征收厘税。光绪三十二年，德宗锐意图强，命令限期十年将洋药全部革除干净。又因为鸦片是危害百姓的祸害，禁止吸食尤其必须禁止种植；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务必令种植面积逐年减少，限期十年将洋药、土药连根禁绝。这一年，广西巡抚柯逢时任期届满，赏给侍郎衔，督办各省土药统税，在湖北设置总局，各省同时设置分局。过了一年，因为洋药、土药税厘是每年收入中的巨款，既然严格实行禁断，就应预先筹款补足。起初规定吗啡、鸦片进口每两征税三两，到这时因已准许用于医药，便减轻税负，按照百货税例，按货值百两征收五两。宣统二年，度支部上奏说：“各省土药收入已经减少，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山西的土药统税分局已先后裁撤。两湖、陕西、甘肃、两广略有收入，自然应及时收束。只是税局应不应该裁撤，要以是否还有税项为标准；统税应不应该停止征收，要以是否还生产土药为依据。”于是分别派遣司员到各省调查。第二年，又上奏说：“现在拟裁撤土药统税分局，但还没有根据各省议定办法派员接收。洋药进口方面，已经与英国订约，税厘合并征收，每百两增加征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也必须按比例同时加税。查土药价值不到洋药的三分之二。既然以征税作为禁烟手段，税率略重也无妨；即按照洋药税推算，规定土药每百斤加征二百三十两。凡尚未禁运以及土药自产自销的地方，就按新章征收。”皇帝听从了。当时已经与英国议定逐年递减禁烟，三年期限已满；如果在未满的七年期限内禁绝土药，那么洋药也禁止进口。随着洋药加税的实行，停止征收各项捐税。

译顺治初年核算财政时，已经免除了明末的三饷，但南方各省尚未平定，年度收入本来很少，而连年用兵、经营四方，供给军需和各项开支数额极大，年度支出尤其巨大。到顺治九年，天下大体平定，年度收入中，地丁等款征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两有余，盐课征银二百一十二万两有余，关税等银一百多万两，米、麦、豆等征收实物五百六十二万石有余。年度支出中，各路军饷需要一千三百多万两，王公俸禄及官府各项费用需要二百多万两，各省留用的驿站等款三百多万两。此后军饷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两，地丁收入也达到二千五百多万两。康熙初年，三藩叛乱，年度地丁等收入从二千六百多万两减少到二千一百多万两。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平定，年度地丁等银收入又恢复到二千六百三十四万两有余，盐课银也达到二百七十六万两有余，关税等银二百多万两，米、麦、豆等征收实物为六百三十四万石有余。雍正初年，整顿财政，收入颇有增加。到乾隆三十一年，年度地丁收入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余，耗羡三百万两有余，盐课五百七十四万两有余，关税五百四十多万两有余，芦课、鱼课十四万两有余，茶课七万两有余，落地税、杂税八十五万两有余，契税十九万两有余，牙税、当税等十六万两有余，定额矿课八万两有余，按常例捐输三百多万两。这些合计，成为年度收入四千多万两的大数；但外销款生息、摊捐等款项不计在内。年度支出中，满、汉军饷一千七百多万两，王公百官俸禄九十多万两，外藩王公俸禄十二万两有余，文职养廉银三百四十七万两有余，武职养廉银八十万两有余，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银十四万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用于祭祀、宾客及备用的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材、铜、布的银十二万两有余，织造银十四万两有余，宝泉局、宝源局的工料银十万两有余，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余，京师官牧的马、牛、羊、象饲料银八万两有余，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多万两，各省留用的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六百多万两；这些款项每年不能全部支用。重新规定漕船每年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这些合计，成为年度支出三千多万两的大数；但宗室年度俸禄、津贴，漕运旗丁的各项无定额费用，以及各省外销款，都不计在内。从此直到道光末年，军需、河工、赈务、赔款的支出，以及历次因事增开的款项，还有盐商等报效修河工程材料而分摊征收的款项，凡是临时收入和为应付临时支出的款项，数额都很大。然而按成例规定的年度收入和支出，仍然沿袭乾隆时期的旧制。因此，乾隆五十六年，年度收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年度支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嘉庆十七年，年度收入银四千零十三万两，年度支出银三千五百一十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年度收入银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年度支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以上各数都还有余数。咸丰初年，粤匪突然兴起，捻军、回部叛乱又接连发生，国家财政极度困窘。到同治年间，年度收入中以厘金、洋税为大宗，年度支出中又以善后、筹防为巨额款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十三万两、三千五百十万两、三千七百十四万两〕 光绪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上奏说：“旧有收入，如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两，如今只收入二千七八百万两。新有收入，如洋税一千二百万两、盐厘三百万两。旧有支出，如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共四千万两，如今只支出二千四五百万两。新增加的支出，如西征、津防两军约一千万两，各省防军约一千万两。” 光绪十七年，户部上奏重新制定每年的收入和支出，以光绪七年全年出入的详细账册底稿为依据。奏称：“我们户部是全国钱粮汇总的机构，从前收入和支出都有固定数额。收入不过是地丁、关税、盐课、耗羡几项，支出不过是京饷、兵饷、存留、协拨几项，最为简略。但自军务兴起以来，收入和支出难以依照固定制度办理。收入中的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目，都是从支出中转入收入的；支出中的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目，又都是从收入中转为支出的。汇总核查实在很不容易。这次编制的账册，把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羡、盐课、常税、生息十项列为常规征收，把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四项列为新增征收，把续完、捐输、完缴、节扣四项列为本年收款。除去免征、缓征和未完的各项数额，合计实际收入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两，这就是银收。把陵寝供应、交进银、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公廉、杂支十七项列为常规开支，把营勇饷需、关局、洋款、还借息款四项列为新增开支，把补发旧欠、预先支给两项列为补支和预支，把批解在京各衙门银两一项列为批解支款。”

译除去拖欠未发和未上报的各项数额，合计实际支出银七千八百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这就是银支。原奏还涉及钱收、粮收、钱支、粮支，确实核算得很清楚。现在按照光绪十七年收入和支出的账册，收入项目为：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两，杂赋二百八十一万零一百四十四两，租息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两，粮折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耗羡三百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盐课七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零五两，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厘金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一两，洋税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节扣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两，续完七百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两，捐缴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均有余数。合计全年收入为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有余。支出项目为：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零五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零九两，廪膳十一万二千零二十九两，赏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零三万三千九百零三两，织造一百零三万四千九百十五两，公廉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勇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十三两，关局经费三百十四万四千六百十六两，洋款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十一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预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七十三两，解送京城各衙门的饭食和经费等各项支出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万五百五十九两〕 合计全年支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 再过三年即甲午年，朝鲜战事爆发，军费极其浩繁，于是借用洋款、商款支付利息。和议订立后，又借俄、法、英、德各国的款项支付给日本的赔款，并增加摊派各省关银一千二百万两，再加上汇丰、克萨、华商各项借款的本息，以及新增宋庆等部军饷，共八百万两。这样，每年支出比以前增加了二千万两。到了庚子年，又酿成战争灾祸。辛丑和约订立，于是有四万五千万两的巨额赔款，分摊给各省的有一千八百万两有余。光绪二十九年，因为编练新军，又摊派各省练兵经费；各省创办新军、办理巡警和教育，又有在本地自行筹集的款项。奉天一省的警务费就达到三百余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作学费的有六十万两。捐例停止于光绪二十七年，因练兵又重新开放，到三十二年再次停止。庚子年以后新增的征收，大体有以下几类：粮捐，如按粮加捐、恢复征收丁漕钱价、恢复差徭、加收耗羡等；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行盐口捐等；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情提取丁漕盈余、酌情提取优缺盈余等；加厘加税，如烟酒土药加征厘税、百货税改为统捐、税契加征等；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等；节省，如裁减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减驿站经费、节省各衙署局所经费等；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和商局的利润等。支出方面，除赔款、练兵费、教育费、警务费、司法费外，各官署新增的费用也是主要项目。”},{ 宣统二年，度支部上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岁入分为八类：一是田赋，经常收入四千六百十六万四千七百有九两，临时收入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都有余数；二是盐茶课税，经常收入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三是洋关税，经常收入三千五百十三万九千九百十七两；四是常关税，经常收入六百九十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临时收入八千五百二十四两；五是正杂各税，经常收入二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六是釐捐，经常收入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七两；七是官业收入，经常收入四千六百六十万八百九十九两；八是杂收入，经常收入一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一百有一两，临时收入一千六百有五万六百四十八两。另列两类：一是捐输，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两；二是公债，三百五十六万两，都是临时岁入。岁出分为十八类：一是行政，经常支出二千六百六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临时支出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二是交涉，经常支出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一百有三十两，临时支出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三是民政，经常支出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两，临时支出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两；四是财政，经常支出一千七百九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两，临时支出二百八十七万七千九百有四两；五是洋关经费，经常支出五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临时支出九千一百六十三两；六是常关经费，经常支出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七是典礼，经常支出七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临时支出五万四千有三十七两；八是教育，经常支出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十六两，临时支出一百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九是司法，经常支出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临时支出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两；十是军政，经常支出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十一两，临时支出一千四百万有五百四十六两；十一是实业，经常支出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

译十二是交通，经常支出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支出七百有八十万四千九百有八两；十三是工程，经常支出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二四百两，临时支出二百有二万二千有六十四两；十四是官业支出，经常支出五百六十万四百三十五两；十五是各省应解的赔款、洋款，三千九百有十二万九百二十二两；十六是洋关应解的赔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两；十七是常关应解的赔款、洋款，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两；十八是边防经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有八两。另列一类：归还公债，四百七十七万二千六百十三两。岁入总计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有余，岁出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有余。十二月，资政院审核复议，增加了岁入，削减了岁出。第二年正逢国体变更，因此有预算而没有决算。大概从光绪三十三年起，度支部就上奏获准，命令京师各衙署和各省如实报告岁入岁出，又在各省设置财政监理官加以督察。凡是过去列入外销的款项，以及杂捐、陋规之类，还有新制定的教育、司法、实业、军政、外债等费用，都登记在簿册和会计期限之内，所以与顺治、康熙年间相比，岁入岁出的数额多达十倍。现在把这些记录下来，用来显示一代财政的盈亏。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中数额巨大的项目：乾隆初年第一次金川之役，耗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九百余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嘉庆年间川、湖、陕镇压教匪之役，二万万两；镇压红苗之役，仅湖南一省申报销账的就有一千有九十万两；镇压洋匪之役，仅广东一省申报销账的就有三百万两。道光初年第一次回疆之役，一千一百余万两；第二次回疆之役，七百三十万两；对英人作战，一千数百万两。咸丰初年镇压粤匪之役，二千七百万两；此后江南大营每月军需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每月军需三十万两，那么一年也有一千万两。湖北供给东征军需的，每年四百余万两；湖南也耗费不计其数。至于北路以及西南各省用兵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同治年间，曾国籓上奏湘军四案、五案，加上剿灭捻军的军需，共申报销账三千余万两。李鸿章上奏苏沪一案、二案，加上淮军西征两案，共申报销账一千七百余万两。左宗棠上奏西征两案，共申报销账四千八百二十余万两。此外，福建援助浙江的军需，加上本省和台湾的军需，截至三年六月，已经超过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需，每年约四百万两，累计五年就是二千万两。云南从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申报销账的军需有一千四百六十余万两。甘肃官绅、商民捐集银两和粮食供给军需的，有五千余万两；再把各省广中额、学额所涉及的数目计算在内，总数应当不下数万万两。光绪年间，只有中法之役耗费三千余万两。至于西征军饷、海防军饷，已经列入每年惯例的岁出，因此不再重复列入。河工方面，自康熙年间起就特别重视南河。康熙十六年大规模整修工程，耗银二百五十万两；原先估计需要六百万两，等到萧家渡工程时，耗银一百二十万两。自乾隆十八年起，因为南河高邮、邵伯、车逻坝决口，拨银二百万两。乾隆四十四年，堵塞仪封决口，拨银五百六十万两。乾隆四十七年，堵塞兰阳决口，除按惯例所需的工程材料费用外，又加价至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两。修筑浙江海塘，拨银六百余万两；修筑荆州江堤，拨银二百万两。大体上，兴办一次大型工程，费用多的超过一千万两，少的也有数百万两。嘉庆年间，例如衡工加价至七百三十万两。嘉庆十年至十五年，南河按年惯例进行岁修、抢修以及另案专办的各项工程，共用银四千有九十九万两，马家港大工程还没有计算在内。嘉庆二十年，睢工竣工，加价至三百余万两。道光年间，东河、南河除按年惯例岁修外，另案工程中，东河通常拨款一百五十余万两，南河通常拨款二百七十余万两，超过十年就有四千余万两。道光六年，拨给南河王营开坝以及堰、盱大堤的银两合计五百一十七万两。道光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银五百五十万两；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银六百万两；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银五百十八万两，后来又有追加。咸丰初年，丰工也拨款四百万两以上。同治年间，山东侯工、贾庄等工程，耗款二百余万两。光绪十三年，河南郑州大工程，请求拨款一千二百万两。此后山东不时发生河水泛滥，但用款不到道光年间的十分之一。赈务方面，康熙年间，赈济陕西灾民，耗银达到五百余万两。乾隆七年，江苏、安徽夏秋发生大水灾，抚恤、正赈、加赈合计，江苏发给受灾军民等人的粮食共一百五十六万石有余，银五百五万两有余；安徽发给受灾军民等人的粮食八十三万石有余，银二百三十三万两有余。乾隆十八年，因为高邮运河决口，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济江苏灾民，这是其中数额最大的一次。此后直隶、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甘肃各省发生灾害，动用国库银两、截留漕粮以及依靠捐输赈济的事例，多得无法列举。嘉庆初年，山东曹县、单县等县发生灾害，赈济银米合计三四百万两。嘉庆六年，因为直隶水灾，拨赈银一百万两，截留漕米六十万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各省因灾赈恤，屡次耗费国帑，都不少于数十百万两。依靠捐输的，例如嘉庆十九年江苏、安徽的灾害，达到二三百万两。道光十一年，拨给江苏赈灾费用银一百余万两；二十七年，赈济河南灾民，拨银一百余万两。

译道光二十八年，赈济河北灾民，拨银一百三十八万两。二十九年，拨给江苏等四省赈灾银一百万两。安徽、浙江截留款项办理赈济的，都接近一百万两；江苏一省则有一百四十余万两。此外还有很多，官绅、商民捐输的款项还没有计算在内。光绪初年，山西、河南、陕西发生灾害，拨国帑、截留漕粮的数额都很大；合计官赈、义赈以及捐输等银两，不下千数百万两。郑州河流决口，河南用于赈济的银两有二百五十余万两。当时各省发生水灾、旱灾，往往就请求开办赈捐。直隶从十六年的水灾到二十一年的海啸灾害，耗银七百余万两。山东自十一年以后，连年发生河水泛滥，到二十五年，耗银七百余万两。江苏从十五年的水灾到二十四年淮、徐、海地区的灾害，耗银五百余万两。二十七年秦、晋发生灾害，于是开办实官捐资以救济灾民，数额达到七百六十万两有余。赔款始于道光壬寅年签订的《江宁条约》，为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年签订的条约，赔款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年签订的《伊犁条约》，赔款六百余万两；乙未年签订的中日条约，加上归还辽南土地，共二万三千万两。到辛丑公约时，赔款达到最高，为四万五千万两。把利息计算在内，实际超过九万万两。清代田赋征收粮食的数额，乾隆三十一年为八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石有余。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除每年漕运粮食送往京师外，其余留作本省经费。直隶、奉天、山西、陕西、甘肃、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则全部充作本省经费。光绪十年，新疆改设行省，每年征粮二十七万一千石有余，也全部充作本省经费。吉林、黑龙江征收米粮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省驻防旗营官兵和绿营兵丁都按月领取米粮。凡留作本省经费的粮食，大体用于供应旗营、绿营每月所需的米豆；有余粮便报明出售，换成银两，等候拨用。

译志第一百一。河渠第一。黄河。中国的河患，历代记载都很详细。清代最重视治理黄河，探寻河源，力求彻底查明水患。圣祖初年，命侍卫拉锡前往探寻河源，到达鄂敦塔拉，就是星宿海。高宗又派侍卫阿弥达前往，向西越过星宿海三百里，才在阿勒坦噶达苏老山找到河源。自古以来探寻河源，没有比这次更加详细而准确的。不过，这还只是探寻第二层源头。若论最初的源头，则出自葱岭，这与《汉书》的记载相合。河水向东流成为喀什噶尔河，又向东汇合叶尔羌、和阗等水，成为塔里木河，汇入罗布淖尔。河水在东南方潜行于沙漠一千五百里，再次涌出成为阿勒坦河。伏流初次显现时，水色总呈金黄色，蒙古人称金为“阿勒坦”，因此以此命名。这就是黄河的第二层源头。河水向东北汇合星宿海之水，流行二千七百里，到河州积石关进入中国。经过山间时，不能形成大的水患。一出龙门，到了荥阳以东，地势都平坦开阔，只能依靠堤防加以限制。然而治理河流的人往往违背水性、逆着水势同河水争夺土地，甚至借机谋利，以致决口溃堤时常发生，劳民伤财，水患更是数不胜数。自明朝崇祯末年李自成决开黄河水灌淹汴梁以后，此河就屡次堵塞、屡次决口。顺治元年夏，黄河自行恢复旧河道，从开封经过兰阳、仪封、商丘、虞城，直到曹县、单县、砀山、丰县、沛县、萧县、徐州、灵壁、睢宁、邳州、宿迁、桃源，向东经过清河与淮河汇合，经过云梯关入海。秋天，温县决口，朝廷命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总督河道，驻守济宁。顺治二年夏，考城决口，又在王家园决口。杨方兴说：“自从遭遇闯乱，官员逃窜，河工夫役逃亡，没有人防守。伏汛、秋汛水位上涨时，北岸小宋、曹家口全都冲决，济宁以南的田地房屋大多被淹。应当趁水势稍稍退落，召集工役赶快修筑。”皇帝命工部选派官员勘察并商议协同修筑。七月，流通集决口，水流一支奔向曹县、单县和南阳，汇入运河；另一支奔向塔儿湾、魏家湾，侵入并淤塞运道，下游徐州、邳州、淮阳也有许多地方被冲决。这一年孟县海子村到渡口村一带河水清澈了两天，诏令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命河道官员前往祭祀。第二年，流通集决口堵塞，全河水流向下游奔涌，水势湍急，从汶上决口流入蜀山湖。顺治五年，兰阳决口。顺治七年八月，荆隆硃源寨决口，水直奔沙湾，冲毁运河堤岸，挟带汶水由大清河入海。杨方兴采用河道方大猷的意见，先在上游修筑长缕堤，遏制来水的势头，再修筑小长堤。顺治八年，决口堵塞。九年，封丘大王庙决口，冲塌县城，河水由长垣流向东昌，毁坏平安堤，向北入海，运河运输受到严重阻碍。朝廷征发数万丁夫治理，刚筑好便又决口。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和陈斐连续上奏，请求勘察九河旧道，使黄河向北流入大海。杨方兴说：“黄河是古今共同的祸患，但古今治理的方法和适宜情况不同。宋代以前治理黄河，只要求它有通往大海的道路，向南、向北都可以。元、明直到本朝，东南漕运从清口到董口二百余里，必须依靠黄河转运，所以治理黄河就是为了治理漕运，只能向南而不能向北。若顺着水势向北流，无论漕运会因此不通，恐怕决出的河水还会向东西奔流冲荡，无法收拾。如今却想寻找大禹的旧河道，重新疏浚引导水流，势必要另筑长堤；这与加高低洼处、加厚单薄堤岸相比，难易显而易见。而且河水挟带泥沙，若把水束在一处，水急沙随水流；若分散成九股，水缓沙就沉积下来，几年以后河道仍会迁徙，靠什么来保障漕运呢？”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在丁家寨开凿渠道引导水流，以减弱水势。这一年，邳州又决口，祥符硃源寨也决口。户部左侍郎王永吉、御史杨世学都说：“治理黄河必须先治理淮河；疏导淮河必须先疏通入海口，因为淮河是黄河的下游，而沿海各州县又是淮河的下游。请将此事交给河道、漕运大臣，凡是有奸民堵塞海口的地方，全部疏浚。漕运堤岸的闸口，应根据时令开闭，然后顺着水流向上治理。至于河道本身，应清除浅滩、挖去淤泥，使河身越来越深，足以容纳河水。”这些意见都没有实行。顺治十一年，大王庙又决口。给事中林起龙弹劾杨方兴侵吞冒领，皇帝解除杨方兴的职务，派大理卿吴库礼、工科左给事中许作梅前往查办。林起龙因诬告获罪，杨方兴恢复原职。十三年，大王庙决口堵塞，耗费银八十万两。顺治十四年，杨方兴请求退休，由吏部左侍郎硃之锡接任。这一年祥符槐疙疸决口，随即堵塞。十五年，阳柴沟姚家湾决口，很快堵塞；又在阳武慕家楼决口。十六年，归仁堤决口。在此以前，御史孙可化上疏陈述淮河、黄河堤工的情况，事情交给总河处理。硃之锡说：“桃源费家嘴和安东五个入海口淤塞已久，工程繁重，费用巨大。而且黄河有‘神河’之称，很难保证刚疏浚就不再次淤塞，只能更加用心修筑防护，弥补偏失、挽救弊病罢了。”硃之锡陈述两河利弊，分条上奏工程、器具、夫役、物料八项弊端。又说：“根据材料使用器具、按照才能任用人员，是最急迫的事。治理河道，如果不清心寡欲，就不能忍受风雨劳作；不精细周密，就不能察明防护的道理；不兼有仁慈与果断，就不能充分发挥众多夫役的力量；不勇往直前，就不能应对仓促发生的情况。因此，不能不预先选拔河道官员。”于是提出预先选拔的两种办法：一是推荐任用，二是储备人才；熟悉河务的两种办法：一是长期任职，二是交接任用。又分条上奏河政十事：增加河南夫役，平均摊派淮河工程夫役，查察并议定通惠河工程，建设柳园，严格剔除弊端，核查并追究拖欠的银两，慎重履行职守，明确规定河工专职，申明奖惩激励的大典，酌情议定拨补夫役。这些意见都获准实行。顺治十七年，陈州郭家埠、虞城罗家口决口，随即堵塞。康熙元年五月，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决口。六月，开封黄练集决口，水灌入祥符、中牟、阳武、杞县、通许、尉氏、扶沟七县。七月，归仁堤再次决口。河水已经逆流进入清口，又挟带睢水、湖水等从决口流入，与洪泽湖相连，直奔高堰，冲决翟家坝，水流冲成九道大沟；淮阳从此每年都报告灾情。二年，睢宁武官营和硃家营决口。三年，杞县和祥符阎家寨决口，硃家营再次决口，随即堵塞。四年四月，黄河上游决口，水灌虞城、永城、夏邑，又在安东茆良口决口。

译康熙五年，硃之锡去世，朝廷任命贵州总督杨茂勋为河道总督。六年，桃源烟墩、萧县石将军庙决口，过了一年才堵塞。桃源黄家嘴又决口，已经堵塞后再次决口，沿河各州县都遭受水患，清河受冲淹尤其严重，三汊河以下的水深不到小腿。黄河下游既然受阻，水势全都注入洪泽湖，高邮水位高达近二丈，城门被水堵塞，乡民溺死数万人，朝廷派官员前往免除赋税并赈济。冬季，命明珠等察看海口，开启天妃、石闼、白驹等闸门，毁掉白驹奸民堵闭闸门的碑。八年，清河三汊口决口，又在清水潭决口。副都御史马绍曾、巡盐御史李棠连续上奏弹劾杨茂勋不称职，罢免了他，任命罗多为河道总督。九年，曹县牛市屯决口，单县谯楼寺也决口，水灌入清河县城。这年五月暴风雨，淮河、黄河同时泛滥，冲毁高堰石工六十多段，冲出五丈多宽的决口；高邮、宝应等湖承受淮、黄两河合流的涨水，高堰几乎坍塌，淮阳形势危急。工科给事中李宗孔上疏说：“洪水从各处决口汇合流入湖中，江都、高邮、宝应年年都要防守、加高堤岸，堤与水一起上涨。数千里奔腾凶猛的洪水，冲击一线孤高的堤岸，遇上西风掀起波浪，洪水一泻就是万顷；江都、高邮、宝应、泰州以东将没有田地，兴化以北将没有城郭房屋。其他如渌阳、平望等湖，浅而狭窄，不能容纳洪水。各河港不能及时疏浚，范公堤下的各闸也废弃已久，入海港口全都堵塞。虽然曾经由大臣会同勘察，严令开闸泄水，但工程年久且规模很大，费用无法估量，又受到沿海奸民、灶户的阻挠，最终未能实行。洪水迂回到东北方，从庙湾口入海，七个县的田地房屋沉没，往往历时数年。” 等到前一年留下的积水刚刚消退，新的一年横流的洪水又接踵而来了。”御史徐越也说，高堰应该趁冬季水位下降时大力修筑。于是从桃源向东直到龙王庙，利用旧址加筑大堤三千三百三十丈有余。腊月以后冰雪消融，水势上涨，沿河村舍和树木几乎都被冲刷殆尽。康熙十年春，萧县河水泛滥。六月，清河五堡、桃源陈家楼决口。八月，七里沟又决口。朝廷任命王光裕总督河道。王光裕请求恢复明代潘季驯修建的崔坝镇等三座坝，并把季太坝迁到黄家嘴旧河道处，以分流、减弱水势。这一年，茆良口堵塞。十一年秋，萧县两河口、邳州塘池旧城决口，虞城又发生水灾，朝廷派学士郭廷祚等实地勘察。十二年，桃源七里沟堵塞。十三年，桃源新庄口、王家营决口，又从新河郑家口向北决口。十四年，徐州潘家塘、宿迁蔡家楼决口，睢宁花山坝也决口，再次灌入清河县城，百姓大多逃亡。十五年夏，久雨，黄河水倒灌洪泽湖，高堰无法支撑，出现三十四处决口。漕运堤岸崩溃，高邮的清水潭、陆漫沟的大泽湾共决堤三百余丈，扬州所属地区全都遭水灾，漂流溺死者无法计算。皇帝派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调查河工的利弊。这一年又在宿迁白洋河、于家冈，清河张家庄、王家营，安东邢家口、二铺口，山阳罗家口决口。桃源新庄口堵塞。康熙十六年，冀如锡等复奏河工毁坏溃决的情况，王光裕被解除职务，接受审查。朝廷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说：“治理河道应当审察全局，必须把河道和运道视为一体，然后治理才不会产生弊病。河道的变迁，总是因为议论治河的人只在漕船经过的地方尽力，其他决口则认为与运道无关而缓慢处理，以致河道日益败坏，运道也因此日益阻塞。黄河水裹挟泥沙流行，全靠各处清水合力冲刷，才能奔流入海。如今河身之所以日益变浅，都是由于从前归仁堤等决口没有立即堵塞造成的。查考清江浦到海口，大约长三百里；过去清江浦石工以下的河面很低，如今石工已经与地面齐平。过去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如今深处不过八九尺，浅处仅二三尺。河道淤塞，运道也随之淤塞；如今淮安城墙已经低于河底。运道淤塞，清江和烂泥浅也全被淤尽；如今洪泽湖湖底渐渐变成平地。河身既然垫高到这种程度，黄河裹沙之水从西北昼夜不停地流来，一到徐州、邳州、宿迁、桃源，就水势减弱、流散漫溢。我亲眼看到河沙没有一天不堆积，河身没有一天不增高。若不大规模治理，不仅洪泽湖会逐渐变成陆地，南面的运河、东面的清江浦以下也会日益淤塞，眼看就要三面壅堵，河水无路可去，势必冲撞溃入内地；到那时，河南、山东都有陷落淹没的忧患，即使耗费千万金钱，也难以限定日期补救。” 于是他分条提出大规模治理的八项措施：取土筑堤，使河道变宽变深；疏通清口和烂泥浅的引河，使其能够引淮水冲刷黄河；加高加固高家堰堤岸；周桥闸到翟家坝的三十四处决口，必须依次堵塞；深挖清口到清水潭的运道，加高加厚东西两岸堤坝；淮扬地区的田地以及商船货物，酌情征收修河银；裁并河道官员以专一责任；按里程设置士兵，划分堤段分别防守。朝廷商议认为军务尚未完成，大规模修河需要招募的夫役太多，应当暂时停止。奏疏再次上呈，只把运输土方改为用车运输，其余全都依照他的请求办理。于是各项工程同时兴办。大规模疏浚清口、烂泥浅的引河四条，以及清口到云梯关的河道；在关外新筑束水堤一万八千余丈；堵塞于家冈、武家墩十六处大决口；又修筑兰阳、中牟、仪封、商丘月堤以及虞城周家堤。第二年，新建王家营、张家庄两座减水坝，修筑周桥、翟坝堤二十五里，加高加厚高家堰长堤，山阳、清河、安东三县黄河两岸及湖堰的大小决口全部堵塞。皇帝下优厚诏书加以褒奖。十八年，在南岸砀山毛城铺、北岸大谷山各修建一座减水石坝，以减弱上游水势。二十年，堵塞杨家庄决口，这处决口已经存在五年了。这一年又增建高邮南北滚水坝八座，徐州长樊大坝外修筑月堤一千六百八十九丈。

译大规模治理到这时已经三年，黄河还没有完全恢复旧河道，靳辅自我弹劾。部议决定剥夺他的官职，皇帝命令他留任。二十一年，宿迁徐家湾决口，随即堵塞；又在萧家渡决口。此前河身仅剩一条狭窄水道，靳辅完全堵塞杨家庄决口，想束缚水流以冲刷河道，但引河浅窄，淤积和冲刷十分剧烈；遇到徐家湾堤岸低矮就决口，萧家渡土质松散又再次决口。适逢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上奏河防建议，分条列出二十四件事情，请求全部改变靳辅此前的办法。皇帝派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实地勘察，命崔维雅随同前往。崔维雅想彻底拆毁减水坝，另行筹划疏浚筑堤。伊桑阿等说，靳辅所建工程固然有许多不坚固之处，但改筑也未必成功。靳辅也申辩说：“工程将要依次完工，不宜再有所变更。”此事又交廷臣议论。于是召靳辅到京，靳辅说：“萧家口明年正可堵塞，崔维雅的建议不可实行。”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他回去主持工程。二十二年春，萧家渡堵塞，黄河恢复旧河道。第二年，皇帝南巡视察河道，赐诗褒奖靳辅。康熙二十四年秋，靳辅认为河南位于上游，河南一旦发生水患，江南河道很快就会淤塞。因此修筑考城、仪封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荆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荥阳埽工三百十丈，又在睢宁南岸龙虎山开凿四座减水闸。皇帝想到高邮等州的湖水泛滥淹没民田，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修治海口和下河，听从靳辅节制。不久召靳辅、于成龙到京共同议事。于成龙极力主张疏通海口；靳辅说下河海口比内地高五尺，应修筑长堤，使堤高一丈六尺，束水入海。两人的意见不合，交给廷臣议论，廷臣也各持一说。皇帝因讲官乔莱是江北人，召来询问，乔莱说靳辅的意见不对。于是派尚书萨穆哈等勘察议定，他们回来报告说，开通海口没有益处。恰逢江宁巡抚汤斌入朝任尚书，皇帝询问他，汤斌说海口开通后积水就可以排泄，只是高邮、兴化百姓担心毁坏房屋和祖坟，认为不便。于是罢黜萨穆哈，拨发内帑二十万两，命侍郎孙在丰主持这项工程。当时又有人提出督修下河应先堵塞减水坝的建议，皇帝不准许。召靳辅入朝答对，靳辅说南坝应永久堵塞，恐怕淮水弱而不能抵挡黄河水势，应该在高家堰外增筑重堤，截住水流使其从清口排出，不进入下河，并停止丁溪等处的工程。成龙当时任直隶巡抚，把辅佐治河的奏疏给他看，仍然说下河应当疏浚，修筑重堤劳民伤财而没有益处。众议不能决定。朝廷又派尚书佛伦等人勘察商议，佛伦支持靳辅的意见。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弹劾靳辅治河没有成效，内外大臣也纷纷上章议论此事，于是停止修筑重堤，免去靳辅的官职，任命闽浙总督王新命代替他，仍负责督修下河；又降其官阶，以学士凯音布代替王新命。第二年，皇帝南巡，视察高家堰，对众臣说：“这道堤坝相当坚固，但也不能没有减水坝来防止水势过大而冲决。不过靳辅想在旧堤外面再筑一道重堤，实在没有益处。”同时认为靳辅在险要工程处修筑挑水坝，使水势回缓，做得很好。皇帝回到京城后，恢复了靳辅的官职。康熙三十一年，王新命被罢职，仍命靳辅担任河道总督。靳辅以年老多病辞任，皇帝命顺天府丞徐廷玺辅佐他。靳辅请求在黄河两岸按地段种柳植草，多设置涵洞，都获准施行。这年冬天，靳辅去世，皇帝听闻后叹息哀悼，赐给他骑都尉世职。任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过了两年，皇帝召见成龙询问：“减水坝果真可以堵塞吗？”成龙回答：“不应堵塞，仍应按照靳辅修建的办法使用。”皇帝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些陈奏？你排斥陷害别人容易，亲自担任总河却困难，这不是明摆着的验证吗？”康熙三十四年，成龙因父亲去世服丧，由漕运总督董安国代替他。第二年，发生大水，张家庄决口，黄河与丹水、沁水汇合，逼近荥泽，迁移治所到高埠。安东童家营又决口，水流入射阳湖。这年修筑拦黄大坝，在云梯关挑挖引河一千二百多丈，在关外马家港引导黄河水经南潮河向东注入海中。由于去路不畅，上游容易溃决，河患日益紧迫。康熙三十六年，时家马头决口。第二年，仍任命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三十八年春，皇帝南巡，亲临视察高家堰等堤坝，对众臣说：“治河的上策，只有把深挖河道作为要务。河底疏浚加深，洪泽湖水就能直达黄河，兴化、盐城等七州县便没有泛滥之患，田地自然会干涸显露出来。如果不治理源头，只治理下游，终究没有益处。如今黄河、淮河交汇处过于直，应把黄河、淮河的堤岸分别向东迤回，筑成弯曲的堤线，使水流斜向汇合，这样黄河水就不会倒灌了。” 第二年，成龙去世，任命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道总督。这年堵塞时家马头，采纳张鹏翮先疏浚海口的请求，全部拆除云梯关外的拦黄坝，赐名为大清口；在宿迁北岸临黄河外口修建石闸，又修筑徐州南岸杨家楼至段家庄的月堤。康熙四十一年，皇帝说永定河石堤很有益处，想推广到黄河两岸，从徐州到清口都修筑石堤。张鹏翮说：“修筑石工，地基必须坚实。只是河流性质变化无常，沙土松散浮动，石堤工程繁重、费用巨大，能否完工难以预料。”于是停止此议。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南巡，视察河工，制作《河臣箴》赐给张鹏翮。秋天，把中河出水口迁建到杨家楼，迫使水流向南，清水畅流，足以抵御黄水，海口大为通畅，河底日益加深，黄水不必担心倒灌。皇帝嘉奖张鹏翮的功绩，加授太子太保。康熙四十六年八月，丰县吴家庄决口，随即堵塞。第二年，张鹏翮入朝任刑部尚书，由赵世显代任河道总督。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兰阳雷家集、仪封洪邵湾以及水驿张家庄各处堤坝决口。康熙六十年八月，武陟詹家店、马营口、魏家口决口，大股水流向北，注入滑县、长垣、东明，冲夺运河，流到张秋，经五空桥进入盐河归海。自从河工告成以来，黄河水流顺畅，安澜十多年了，到这时才派张鹏翮等人前往勘察。九月，堵塞詹家店、魏家口；十一月，堵塞马营口。赵世显被罢职，由陈鹏年代理河道总督。康熙六十一年正月，马营口再次决口，水灌入张秋，奔流注入大清河。六月，沁水暴涨，冲塌秦家厂南北坝台以及钉船帮大坝。当时王家沟引河已经建成，引导水流由东南方向汇入荥泽，进入正河，马营堤因此安然无恙。陈鹏年又在广武山官庄峪挑挖引河一百四十多丈，以分泄水势。九月，秦家厂南坝刚刚堵好，北坝又决口，马营口也漫开；十二月将其堵塞。

译雍正元年六月，中牟十里店、娄家庄决口，水流由刘家寨南面进入贾鲁河。适逢陈鹏年去世，齐苏勒任总河，他担心流入贾鲁河的水会使山盱、高堰临湖堤坝无法容纳，认为应当迅速根据情况堵闭。皇帝命兵部侍郎嵇曾筠赶往协商处理。七月，梁家营、詹家店决口，又派大学士张鹏翮前往协助修治，这月堵塞。九月，郑州来童寨民堤决口，郑州百姓挖开阳武旧堤泄水，又冲决中牟杨桥官堤，不久堵塞。这年修建清口东西束水坝，以阻挡黄水、蓄积清水。雍正二年，任命嵇曾筠为副总河，驻守武陟，管辖河南河务；东河分区治理从此开始。六月，仪封大寨、兰阳板桥决口，过了一个多月才堵好。雍正三年六月，睢宁硃家海决口，水向东流入洪泽湖。第二年四月，决口尚未修完，河水突然上涨，冲塌东岸坝台，睢宁、虹、泗、桃源、宿迁都被淹没，命两广总督孔毓珣赶往勘察并协助防守，十二月堵塞。这月河水变清，范围从陕西府谷一直到江南桃源。雍正五年，齐苏勒认为硃家海一向是险要之处，于是增筑夹坝月堤，设置防风埽，并在大股水流正面冲击处把陡岸削成斜坡，在坡上悬挂枝叶茂密的大柳树，以抵抗水流冲刷。时间久了，大股水流归入河道中央，柳枝挂住泥沙，全部形成沙滩，化险为平，工程不费劳力而且大大节省费用。因此请求凡是河岸陡峭险峻的地方，都仿照此法办理。雍正六年，嵇曾筠调入朝廷任礼部尚书，副总河一职照旧，命署理广东按察使尹继善协助办理江南河务。雍正七年，将河道总督改为江南河道总督，驻守清江，由孔毓珣担任，裁撤副总河。任命嵇曾筠为山东河道总督，驻守济宁。皇帝认为明朝大臣潘季驯曾提出每年派夫加高堤身五寸的办法，先前靳辅也曾这样主张，于是估计每年费用不过三四万两银，交给两河总督商议。孔毓珣等请求斟酌缓急，分年轮流加高加固，约计每年需要二万多两银，交部议准施行。雍正八年，孔毓珣去世，嵇曾筠调任南河总督，田文镜兼署东河总督。五月，皇帝下令河州口外河源神庙建成后加赐封号。这月河水变清，范围从积石关一直到撒喇城查汉斯。这年宿迁及桃源沈家庄决口，不久堵塞。在封丘荆隆口大股水流正面冲击处开挖引河，从黑堈口直到柳园口，共三千三百五十丈。雍正十年，高家堰石堤增修完工。雍正十一年，选派部院司员到南河学习河务，期限为三年。授嵇曾筠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督理南河，命两淮盐政高斌前往学习河务。嵇曾筠不久遭母丧，服丧期间由高斌署理南河总督。乾隆元年四月，河水大涨，从砀山毛城铺闸口汹涌向南，许多堤坝被冲塌，潘家道口平地水深三至五尺。皇帝认为下游多在萧、宿、灵、虹、睢宁、五河等州县，如今只议论疏浚上游源头，却没有疏通下游的办法，那么水就没有归宿，于是命下江南、河南的各位总督巡抚以及两位总河派员勘察会商，并调南副总河驻徐州，专门督率此事。不久高斌请求疏浚毛城铺以下河道，经过徐州、萧县、睢宁、宿迁、灵璧、虹县到泗州安河陡门，曲直共六百多里，以通达洪泽湖，经清口与黄河汇合入海；但淮安、扬州的京官夏之芳等认为不便。第二年，皇帝召见高斌询问，高斌绘制地图呈给皇帝观看，这才知道夏之芳等所说不实，命他与总督庆复共同确切估算，议定方案，并把开挖河道有利无害的道理晓谕淮安、扬州士民。当初，高斌疏浚毛城铺水道，另开新口并堵塞旧口，以免黄河水倒灌。到乾隆三年秋天，河水上涨冲入运河，议论者大多把责任归咎于新开的运口。高斌说：“十月以后黄水水位下降，湖水畅流，新淤积的泥沙会随水流冲刷掉，可以不必担心河道变浅堵塞。”乾隆四年，高斌又说：“上年清水水势微弱，正值黄水异常上涨，并不是开新口造成的。”但江南方面的议论仍未停止。皇帝派大学士鄂尔泰赶往勘察，鄂尔泰也说新口应当开挖。第二年，黄河水流仍然向南逼近清口，于是仿照宋代陈尧佐的方法，制作设置两条木龙，迫使水流向北流。乾隆六年，高斌认为宿迁至桃源、清河二百多里，河流湍急，北岸只有六道缕堤，没有遥堤，而且河道向内逼近运河，于是把运河南岸的缕堤连起来筑得高大厚实，作为黄河北岸的遥堤；又在缕堤内选择要害处增筑九道格堤。工程尚未完成，高斌调任直隶总督，由完颜伟接替。此前，皇帝认为河流逼近清口、倒流回荡形成水患，下令沿用康熙年间的旧方案，开挖陶庄引河，引导黄河水向北，并派鄂尔泰共同勘察。方案刚议定，汛期水势突然上涨，只好停工，高斌也离任。到这时，完颜伟担心引河不能建成，于是在清口以西、黄河南岸设置木龙，迫使水流向北，开挖引河的计划于是搁置。后来乾隆四十一年，皇帝决意开挖这条引河，过了一年工程完工，新河直达周家庄，与清水汇合后向东流，倒流回荡的水患永远消除了。乾隆七年，丰县石林、黄村决口，水流冲出原道向东，沛县缕堤也决口，不久堵塞。完颜伟调任东河总督，改由白锺山任南河总督。当初丰县、沛县决口时，大学士陈世倌前往勘察，在天然南北两坝处增建两座滚水石坝，以分泄水势。乾隆十年，阜宁陈家浦决口。当时淮河、黄河同时上涨，沿河州县被淹。漕运总督顾琮说：“陈家浦靠近海口，以下十多里向来没有堤工，每逢水涨，任其向四周漫溢。如果仍在这里堵塞，就是同洪水争地，费用多而收益少；应当在上游筑遥堤来约束水势。”事情交给讷亲、高斌办理，他们仍然议定堵塞旧决口。乾隆十一年，白锺山被罢职，由顾琮署理南河总河，在安东、西门修建三条木龙，迫使水流向南，木龙以上全都淤成沙滩，化险为平。乾隆十三年，顾琮调任东河总督，皇帝下令大学士高斌管理南河事务。高斌认为云梯关下游两处河道涨出沙滩，大股水流向南，直逼天妃宫辛家荡堤工，于是开挖分水引河，并修补徐州东门外裂开的石堤。顾琮也认为祥符十九堡南岸日益淤积，大股水流向北逼近堤根，于是修建南北坝台，并在坝外铺设埽工、打桩。

译乾隆十六年六月，阳武决口，命高斌前往治河，与顾琮会同堵筑，十一月堵塞。十七年，皇帝认为河南省河岸大堤外有一道大行堤，连接直隶、山东，年久残破；其中在直隶境内的，命方观承勘察修理，在山东境内如有冲刷残缺的，命鄂容安查勘修复。鄂容安说，曹县、单县两县的大行堤有大小残缺三千四百三十丈，并且堤身帮筑增高的部分低薄，应补筑缺口三百三十多丈，疏浚堤南泄水河，以排泄坡地积水。乾隆十八年秋，阳武十三堡决口。九月，铜山张家马路决口，冲塌内堤、缕堤和越堤二百多丈，水向南流入灵县、虹县等地，进入洪泽湖，冲夺淮河水道向下游流去。任命尹继善督理南河，派尚书舒赫德偕同白锺山赶赴现场协助办理。同知李焞、守备张宾侵吞公款、耽误工程，被学习河务的布政使富勒赫弹劾，经勘查属实，依法处置。高斌及协理张师载因失察获罪，被捆绑示众并施刑。这年冬天，河决堵塞。铜山刚开始决口时，朝廷把此事交廷臣议论，吏部尚书孙嘉淦独自主张开挖减河，把水引入大清河，大意说：“自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在北岸决口的占十分之九。北岸决口后，冲垮运河的有一半，没有冲垮的也有一半。凡是溃决的水道，都由大清河入海。大清河东南两面都是泰山山脚，河道自古以来没有毁坏，也没有迁移。先前黄河南北分流时，大清河已经承受黄河水的一半；等到张秋溃决时，更承受了黄河全部水量，却没有听说发生冲毁城郭、淹没百姓的事情，那么这条河有利无害，已经足以得到证明。如今铜山决口不能迅速治理成功，上下两江二三十个州县的积水不能消退干涸，所以臣主张开挖减河。上游分减水量，下游水势就小，决口容易堵塞，积水也能早日消退。但河水流速很快，开挖减河后如果夺取水流排出，就不能不加以防范，所以臣主张把水分流入大清河。现在开挖的几处减河，都离大清河不远。计算大清河流经的地方，只有东阿、济阳、滨州、利津四五个州县，即使发生漫溢，也不过是局部灾害。承受四五个州县的局部灾害，却能减少两江二三十个州县的积水，并解除淮安、扬州两府的急难；这种利害轻重，不用等到聪明人才能明白。减河开挖后，经过两三个州县的境内，或许会有漫溢，可以筑土埂来防御；一旦进入大清河，河道深而宽，两岸需要堵筑的地方很少，估计费用不过一二十万，而下游决口工程费以及赈济所需的钱粮，至少可以节省一二百万。这种得失多少，也不用等到聪明人才能明白。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皇帝担心地势阻隔、方案难以施行，因而没有采用。铜山决口堵塞后，月堤内的积水仍深七八尺至一丈八九尺。皇帝命在引河兜水坝以南再开一条引河分泄水流，使新建工程不受冲击。乾隆二十一年，孙家集决口，随即堵塞。第二年二月，皇帝南巡到天妃闸视察木龙。当时白锺山调任总理南河，和东河总督张师载说：“徐州南北两岸相距很近，一遇大涨水，常常会有决口。请疏浚淤浅之处，增筑堤工，并堵塞北岸支河，作为南北两岸分别治理的办法。”皇帝批准了。乾隆二十三年，命安徽巡抚高晋协助办理南河。秋七月，窦家寨新筑土坝决口，水直流毛城铺，金门土坝也漫开。高晋说：“土坝筑得过高，阻挡水势，因而造成壅塞决口，不必再筑。”皇帝不准，并命开挖蒋家营、傅家洼引河，仍将水导入黄河。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沁水、黄河同时上涨，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同时决口十五处，中牟杨桥决口数百丈，大股水流直奔贾鲁河。派大学士刘统勋、公兆惠赶往勘察，巡抚常钧请求先筑南岸。皇帝认为河水夺取水道，应赶快堵塞杨桥，常钧的意见大错，遂调任江西巡抚，以胡宝瑔为河南巡抚，并命高晋到河南协助办理。十一月，决口堵塞，皇帝听说后大喜，命在工程所在地修建河神庙。乾隆三十年，皇帝南巡，祭祀河神，视察清口东坝的木龙和惠济闸。三十一年，铜山、沛县〔原文“铜沛▯”疑为地名或行政单位，字样有误〕的韩家堂决口，不久堵塞。三十三年，河南巡抚阿思哈请求把河南河工节省的银两用于加筑堤岸，总河吴嗣爵说：“河南河面宽阔，水流来去没有定势，时而险急、时而平缓。如果把土埽工程规定成固定数额，恐怕各工程人员会把它当成年例经费，反而助长借机兴工、冒领费用的弊端。”议案于是搁置。第二年，吴嗣爵说：“铜瓦厢水流向上游冲击，杨桥大工程从第四、第五埽直到第二十一埽都正面迎受水流冲击。请在桃汛到来前拆修，加铺土层、柴层，层层压实。两岸大堤外有许多支河积水，汛期到来时会把水流引向堤身，应当多筑土坝拦截。”皇帝全部批准了他的奏疏。乾隆三十七年，东河总督姚立德说：“以前修筑土坝，保护加固堤根，连续多年河水平稳，已经显出成效。请等冬春农闲时培筑土坝，密集栽种柳树，使几年后沟槽淤平，就能永久巩固堤根。”皇帝嘉奖了他。乾隆三十八年五月，朝邑河水泛滥，水位涨到二丈五尺，百姓房屋大多被漂走淹没。三十九年八月，南河老坝口决口，大股水流由山子湖向下游流入马家荡、射阳湖，再入海，板闸、淮安都被淹没，不久堵塞。四十一年，吴嗣爵说黄水倒灌洪湖、运河，认为在清口挑挖引河恐怕无济于事。适逢他调入朝廷，由萨载署理南河总河，皇帝命萨载偕同江南总督高晋勘察商议。高晋等说：“臣高晋在河工任职二十多年，经历过多次倒灌。只有把清口通往湖区的引河疏浚，使水流畅通，汇合黄水向东流入海，并合力冲刷泥沙，黄河不用疏浚就会自行加深，海口不用疏通也会自行通畅；补救偏失、解决弊病，只有这一种办法。”又说：“清口以西修建的木龙，原本希望排开水流使其向北，冲刷陶庄的积土，使黄水不逼近清口。但积土骤然之间难以全部冲刷，应在陶庄积土以北另开一条引河，使黄水离清口更远，直到周家庄与清水汇合向东流去。这样不但可以免除倒灌，淤沙也会逐渐冲刷掉，圩堰也能借此稳固，这就是所谓治理淮河也就是治理黄河。”第二年二月，引河建成。皇帝为这项巨大工程完工而高兴，认为一劳永逸，可以废除数百年来借清水抵御黄水的说法，于是下令在新口石坝处修建河神庙，并亲自撰写碑记。

译乾隆四十三年，祥符决口，十天内堵塞。闰六月，仪封十六堡决口，决口宽七十多丈，地势在各决口上游，水流被引向急流处，经睢州、宁陵、永城直达亳州涡河，流入淮河。命高晋率熟悉河务的官员、弁员到河南协助堵塞，拨两淮盐课银五十万、江西漕粮三十万赈济灾民，并派尚书袁守侗勘察办理。八月，上游水势接连上涨，又冲塌二百二十多丈，十六堡已经堵好的地方再次决口。十二月再次堵塞。第二天，时和驿东西两坝相继塌陷。派大学士公阿桂赶往勘察。第二年四月，北坝又塌陷二十多丈。皇帝考虑到仪封河工十分紧迫，因为古代有沉璧祭河的礼仪，特地颁发白璧和祭文，命阿桂等到工地举行祭祀。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堵塞。这项工程历时两年，耗费国库银五百多万，堵筑五次才合拢，命在陶庄河神庙立碑记载此事。六月，睢宁郭家渡决口，考城、曹县也决口，不久都堵塞。十一月，张家油房堵好后又重新决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睢宁魏家庄决口，大股水流注入洪泽湖。七月，仪封决口，漫口二十多处，北岸水势全部流向青龙冈。十二月，将要堵好时又塌陷，大股水流全部从漫口向下游流去。乾隆四十七年，两次堵塞，都再次塌陷。阿桂等请求在兰阳三堡大坝外增筑南堤，开挖一条一百七十多里的引河，导水向下游流，经商丘七堡出堤后归入正河，牵引水流使其全部回到原有河道，这样曲家楼漫口自然可以堵闭。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年二月，引河建成，三月堵塞决口。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睢州二堡决口，仍派阿桂到工地督率，十一月堵塞。此前，皇帝考虑河南河工连年漫溢，堤防外没有排泄积水的通道，想顺着地势修建减水坝，使大汛时能够分泄水流，于是交给阿桂以及河道、巡抚等大臣勘察商议。到这时，阿桂等说：“河南堤工中，荥泽、郑州土质高而坚实，距离广武山又近，不必设置减水坝。中牟以下，沙土夹杂，有的地方全是沙土，修建坝身不能保证牢固。至于堤南的泄水河，只有贾鲁河是排水要道。它经过郑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沟、西华，到周家口流入沙河。惠济河又是贾鲁河的支流，两河都狭窄淤塞，如果要减泄黄水，就应大规模疏浚，所需费用极其庞大，不是一时能够办成的。只有兰阳、仪封、高家寨一带河道形成弯曲，如果疏浚取直，引导水流向北，河道就可以畅通。”皇帝认为他们说得对。乾隆五十一年秋，桃源司家庄、烟墩决口，十月堵塞。第二年夏天，睢州再次决口，十月堵塞。十二月，山西河水清澈了二十天，从永宁以下长达一千三百里。乾隆五十四年夏，睢宁周家楼决口，十月堵塞。五十九年，丰县北部曲家庄决口，不久堵塞。嘉庆元年六月，丰汛六堡决口，冲开运河余家庄堤坝，水从丰县、沛县向北流入山东金乡、鱼台，泛入昭阳、微山各湖，又穿过运河向东流，两岸漫溢，江苏山阳、清河多被淹没。南河总督兰锡第把水导入蔺家山坝，引河从荆山桥分流到宿迁各湖，又开启宿迁十家河竹络坝、桃源顾家庄堤，使水泄入河道向下游流去，并在漫口西南面挖掘旧河道，引导水流向东进入正河，绘图上报。皇帝命把河道取直，向南再向东，拓宽开挖，使水流直注正河，这样比较有力量。命两江总督苏凌阿、山东布政使康基田会同勘察筹办。十一月，又因凌汛冲塌坝身二十多丈，当时苏凌阿正在江西按事，改命东河总督李奉翰到工地会同办理。第二年二月堵塞，加授李奉翰太子太保，调任两江总督，兼管南河事务。这年七月，曹汛二十五堡河水泛滥。嘉庆三年春，坝工再次塌陷，李奉翰自我弹劾，派大学士刘墉、尚书庆桂实地勘察，并责问李奉翰等人因循误事。刘墉等说，漫口已经冲刷成塘，凌汛即将到来，请等到秋后再开工。八月，睢州河水泛滥，水流入洪泽湖。由于上游水势已经分流，曹县工程于是到十月堵塞。第二年正月，睢州工程也堵塞。三月，任河南布政使吴璥署理东河总督。吴璥说：“河南东部两岸堤工虽然增加了高度和长度，但淤积仍旧存在，问题在于丰县、曹县、睢州屡经漫溢；即使堵塞后水流顺轨、河面安稳，但引河不能宽阔通畅，而且徐州城附近河道狭窄，向旁边泄水过多，于是形成阻塞。清除淤积的办法，只在于以堤约束水流、借水冲刷泥沙。听说江南河臣康基田培修堤工非常认真，应命他酌情查看堤埽情况，守护闸坝，使泄水有一定限度，这样河道自然会一天比一天深通。”皇帝命他与康基田商办。八月，砀汛邵家坝决口。十二月，已堵好的地方又出现渗漏，又因运料船失火，物料几乎全部烧尽，康基田被夺职留在工地，调吴璥督理南河，以河南布政使王秉韬为东河总督，并把东河的物料调往济南河工，以迅速供应南河。嘉庆五年冬，邵家坝堵塞。六年九月，萧县南部唐家湾河水泛滥，十一月堵塞。八年九月，封丘衡家楼决口，大股水流奔涌而下，向东北经范县到达张秋，穿过运河向东流入盐河，经利津入海。直隶长垣、东平、开州都遭水灾。皇帝命布政使瞻住抚恤灾民，又派鸿胪卿通恩等办理赈济，兵部侍郎那彦宝到工地，与东河总督嵇承志会同堵筑。第二年二月堵塞。

译嘉庆十年闰六月，两江总督铁保说：“河防的弊病，有人说是海口不利，有人说是洪湖淤塞，有人说是河身高于地面。这三种说法都可以不必讨论。只应专心治理清口，大力修整各处闸坝，借湖水冲刷泥沙，河道就能得到治理。湖水有通路流入黄河，不必担心壅塞，洪湖也能治理好。”皇帝赞赏他的话明白简要。“至于说清水可以抵御黄水，关键在水位高低而不在河道深浅，这个说法本来正确；但湖水不深，怎么能蓄积大量清水？一定要先把湖水蓄深，才有力量抵御黄水。等大汛过后，与南河总督徐端会商，迅速对高堰五坝以及各闸坝支河酌情施工。”当时有人主张由王营减坝改挖新河，经六塘河入海，铁保偕同南河总督戴均元上奏说：“新河堤长四百里，中段漫水很广，施工困难而且紧急，必须花二三年时间，估计费用三四百万。堵筑减坝只需二三个月，费用只有二百多万。而且旧河有旧道可寻，施工较为容易。”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嘉庆十一年四月，兵部侍郎吴璥再次督理东河。六月，恢复设置南副总河，降徐端任此职。七月，宿迁周家楼决口。八月，郭家房决口。前后都将其堵塞。嘉庆十二年六月，漫山、安马港口、张家庄决口，水流分道由灌口入海，不久堵塞。七月，云梯关外陈家浦决口，分流的水有一半以上经五辛港流入射阳湖再入海。十三年二月，陈家浦堵塞。铁保等请求恢复毛城铺石坝、王营减坝，培修两岸大堤，接着修筑云梯关外长堤，并培高高堰、山盱堤后的土坡。派大学士长麟等赶往勘察。太仆寺卿莫瞻菉说：“黄河进入江南，只有依靠淮河来抵御。淮河汇集七十二条河的水，在洪泽湖汇合，再用高堰、盱眙石堤的五座坝约束，使水从清口汇入黄河入海，这就是束水攻沙的办法。如今治理南河，应先治理清口，守护好五坝。五坝不轻易开启泄水，湖水就可以合力冲刷黄河泥沙。黄河水不倒灌，运河自然可以疏通。如今河臣请求接着修筑云梯关外二百多里的长堤，那么在取直弯道的地方，必须增加修筑埽工作为防护。既然设置修防工程，就必然要增设营房，增加官兵。这只是徒然增加糜费的烦扰，未必能取得束水冲刷的效果。至于说修复毛城滚坝、疏浚洪河、濉河，以分泄黄河异常上涨的水流、保卫徐州城，这样做可以；若想依靠它来帮助清水济运，就不可以。” 自从黄河水流入湖中淤积停滞，水势奔涌，连高堰、山盱五坝都难以防守，又怎么能使水畅通地流出清口呢？所以应当加高加固五坝，使湖水畅通流出，竭力抵御黄水，顺流直下，就可以冲刷河身而入海。”御史徐亮说：“铁保等分条陈述的各项修防办法，只有对于原议中的高堰石坦坡没有议及。他们没有筹划蓄清水、刷黄水，专门着眼于固守高堰，实际上抓住了全河的关键，以柔性水力制服刚猛黄水，这个办法最好。风浪冲击到平缓斜坡处，力量就会减弱。然而，如果整个堰体都在坦坡外加以防护，那么五坝就可以永远关闭而不必开启，清水可以全力冲刷黄水，淮安、扬州就可以长期安享太平。这是万世长久的规划，也是当前的紧急事务。海口是河流的末端，清口是咽喉，高堰则是心腹。对于这些要害之地，应当先着力治理。”〔原文“▯敬”字样疑为人名或文字乱码〕也这样说。长麟等复奏称：“毛城坝容易冲决，应不必再议。王营减坝积水太深，难以施工。请改在其西面修建滚坝，并增筑石坝。至于碎石坦坡，工程地段绵延很长，一时难以仓促办理，应先筑土坡。”其余事项都按铁保等所说办理。戴均元因病免职，徐端恢复督理南河。起初，陈家浦漫溢的水流从射阳湖旁边奔向大海。铁保等认为疏浚河道费用巨大，直接由射阳湖入海，比走正河更近，于是提出改移河道的建议。到这时，命吴璥等实地勘察。吴璥等说：“前明以及康熙年间所有从灌河入海的道路，失败的前例都摆在那里。现在北潮河汇集马港口、张家庄的漫水，水流壅积的情形清楚可见。去海的通道不畅，又不能冲刷出河槽，此外再没有可以另辟海口的道路。仍请修复旧河道，接着修筑云梯关外大堤，约束水流向东。”皇帝照准了他们的意见。这年六月，堂子对岸千根棋杆及荷花塘决口，冲开临湖砖堤一百多丈；堂子对岸及千根棋杆随即堵塞，荷花塘堵好后又塌陷。徐端再次降为副总河，由吴璥总理南河。第二年正月堵塞。这年冬天，修筑高堰碎石坦坡。嘉庆十五年八月，徐端恢复督理南河，裁撤副总河。十一月，大风激起巨浪，山盱所属仁、义、智三坝的砖石堤决口三千多丈，高堰所属砖石堤决口一千七百多丈。徐端开启高邮车逻大坝以及下游通往长江的各闸坝，并先堵塞仁坝、智坝，以泄去水势。当时吴璥在家养病，皇帝询问应对办法。吴璥说，义坝应当全部堵筑，高堰石工尤其必须在第二年大汛前修完。皇帝赞赏他的意见切中要害。不久，仁、义、智三坝以及马港都堵塞，河水恢复原有河道入海。第二年四月，马港再次决口。五月，王营减坝塌陷。七月，邳县北部绵拐山以及萧县南部李家楼决口。十二月，王营减坝堵塞。嘉庆十七年二月，李家楼也堵塞。十八年九月，睢州以及睢州南部薛家楼、桃源北部丁家庄决口，免去东河总督李亨特的职务，由戴均元代替。第二年正月，戴均元被召入朝，起用吴璥再次督理东河，并主持睢州河工。嘉庆二十年二月堵塞。二十三年六月，虞城县河水泛滥。二十四年七月，仪封、兰阳泛滥，祥符、陈留、中牟再次泛滥，免去叶观潮职务，由李鸿宾督理东河。吴璥当时任刑部尚书，偕同前往会商筹划。不久，陈留、祥符、中牟都堵塞，但武陟缕堤决口，叶观潮接连堵筑五道沟槽。马营坝又决口，水流夺道向东，穿过运河注入大清河，分成两道入海。仪封缺口不久干涸。皇帝命把叶观潮枷锁示众于河工现场。戴均元以大学士身份偕同侍郎那彦宝实地勘察。那彦宝留下督理马营坝工程。过了很久，坝基仍不稳固，李鸿宾受到斥责，于是以不熟悉河务为由辞职。皇帝震怒，夺去他的职务，叶观潮再次督理东河。嘉庆二十五年三月，马营口堵塞，加封河神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硃大王的封号。这月仪封又漫决塌陷，削去叶观潮和河南巡抚琦善的官职。宣宗即位后，仍命吴璥和那彦宝赴工地会同办理，十二月堵塞。

译道光元年，礼部右侍郎吴烜说：“据御史王云锦来信说，他去年冬天回籍经过河道，仔细察看原武、阳武一带，堤坝高得像山岭，堤内地势却很低。过去堤顶比滩地高约一丈八尺，自从马营坝漫决后，滩地淤高，堤顶比滩地只高八九尺。如果不赶快加高堤坝，恐怕到夏季大水上涨时，难免发生洪水越堤的祸患。”皇帝命河道总督张文浩偕同河南巡抚姚祖同实地勘察。道光三年，江南总督孙玉庭任职。河道总督黎世序加高培厚南河两岸大堤，命堤顶高出大汛水痕四五尺；除已有工程和险要处的堤顶另行估计加宽外，其余一律以一丈五尺和二丈为标准。五月工程完工。道光四年十一月，大风， 高堰十三堡决口，山盱周桥的息浪菴冲坏石堤一万一千多丈，罢免张文浩的职务，由严烺督理南河，派尚书文孚、汪廷珍赶往勘察。侍讲学士潘锡恩说：“蓄清水抵御黄水，是相传已久的治河成法。大汛将要到来时，就应赶快堵塞拦御黄水的坝，使黄水全力向东流。如今张文浩迟迟不堵此坝，导致黄水倒灌，酿成这样的大灾祸。而且如果要筹划分减泄水，也应当在下游，却突然打开祥符闸，把黄水分减引入湖中。坝口已经在下游灌入洪水，闸口又在上游灌入洪水，黄水无处排出，湖底淤积得极高，造成的祸患难以尽述。”不久，文孚等人也这样说。张文浩被发往戍边。孙玉庭被夺职但留任。十二月，高堰十三堡和息浪菴都堵塞。道光五年十月，东河总督张井说：“一向到了秋季大汛时，河务官员都仓皇奔走，来不及救护。等到水退以后，便以眼前可以保全、暂时没有危险为由，不再寻求疏浚冲刷河身的办法，逐渐导致清水不能畅通流出，河底一天比一天高。堤身不断加高，城郭和百姓住宅全都处在水面以下。只能依靠每年积存钱款，把河道抬高到最高处。”皇帝赞赏他的话切中当前弊病。起初，琦善等人曾提出改移海口以分减黄水、用抛石护坡以蓄清水的主张。到这时，张井说海口屡次改移又屡次决口，当然不能轻易变更；即使碎石坦坡，也有人议论其后患。因此尤其不可不从长远考虑。这月增高培厚河南十三▯、山东漕河、粮河二▯的堤堰坝戗等工程，都是依照张井的请求办理。六年春天，黄河再次上涨，朝廷命令井与琦善、烺会同勘察海口。琦善、烺知道海口不能改迁，于是分条上奏五件事，但都只是权宜补救的办法。井说：“实地勘察下游，黄河的病患在于河道中部淤满，淤滩堵塞，难以疏浚，海口没有可以迁改的地方。请从安东东门工以下，在北岸另筑新堤，把北堤改作南堤，两堤相距八里至十里，中间开挖引河，引导河水沿北岸、傍着旧河，流到丝网滨入海。河水比堤内滩地高五六尺，把引河挑深一丈，这样水势高下相差将近三丈，地势水势都顺利。从东门工到御黄坝六十里，泄水通畅后，上游水位可以下降四五尺。水位下降后，御坝就可以开启；束清坝可以拦束水流，开挖清水河道，让清水向外冲刷黄河淤积，使河底淤泥全部冲开，黄河水位可以降到一丈多。湖水蓄到七八尺，就像从高处倒水一样顺势而下，石工也容易保全。”上认为这个办法好。于是烺因坐堰、盱新工程失误而获罪，降为三品并调任署理东河；以井督理南河，淮扬道潘锡恩任副手，命他们筹划办理此事。但琦善认为改河不是好办法，请求开启王家营减坝，把正河挑挖得深而通畅，放出清水冲刷，然后再堵坝，把黄水挽回正河。此议已经获准施行，给事中杨煊说：“嘉庆年间王家营减坝开后，上下游州县都遭了水灾。如果只是减少黄水而不改变水流，何必还要上奏筹办抚恤？如今上奏请求开启减坝，甚至预先谈到抚恤和堵口事宜，这与从前的情形没有区别。下游壅塞、上游溃决，不能不防。”此事交给江督、河督会议。井起初议定在安东改河，当时阻挠此议的人说，东门工埽外有过去抛下的碎石，正处在河道咽喉，恐怕会阻碍水流。井说，有石头的地方可以开挖清除吴工碎石一千多方；只要把上下游挑通，绝不会妨碍整个河道。然而议论此事的人最终仍以此为疑虑。井看到杨煊的奏疏后，又说：“嘉庆年间减坝，遇到水灾后，第二年黄水仍然倒灌；如今河底淤高一丈四五尺，哪里还像当时那样深而通畅？加上洪湖石工的隐患很多，今年二月湖中存水一丈二尺八寸，遇到风就已经多次掣卸。秋后湖水只能蓄到三丈，冬季水量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明年重运船经过时，黄水必然只剩二丈八九尺，清水反而比黄水高一尺。黄水一旦再增高，就会形成倒灌。御黄坝外的河底已经垫高，淤泥既淤在运道又淤在湖中，危害不小。而且海州积水尚未消退，盐河遥堤地势较高，去路不畅，开启减坝后河水必然抬高，只会加重四邑灾情，不能补救整个河道的病患。请在减坝以下、安东门工以上的山安▯李工遥▯是外修筑北堤，使堤线斜向东伸，仍与前面议定的改河堤工相连接，延长七千多丈；把河道挑到八套，就可流入正河。李工至八套的旧堤长四万一千丈，取直筑堤后只长三万二千多丈，可以避开东门碎石的阻碍。河水减少而清水水位升高，对漕运自然有利。河督认为，开启减坝已经奏准，不能因为旁观者的一句话就随意改变计划，并列举七项困难驳斥臣所议。我已经逐条作了答复。”奏疏送入后，皇上最终认为改河是创举，采纳了琦善的意见。十一年七月，杨河▯十四堡和马棚湾决口，十二月堵塞。十二年八月，祥符决口。九月，桃源的奸民陈瑞趁河水盛涨，纠集众人盗挖于家湾大堤，放出淤水肥田，导致决口扩大，整股水流都冲入湖中。桃南通判田锐等人被革职，发往戍边。这个月祥符决口堵塞。第二年正月，于家湾决口堵塞。十五年，任命栗毓美为东河总督。当时原武汛的串沟进水处宽三百多丈，水流行进四十多里，到阳武汛沟尾又流入大河，并且与沁河以及武陟、荥泽各处滩水全部汇入堤下。两处汛地一向没有工程，因此也没有秸料，堤坝南北都是水，无法取土筑堤。栗毓美试用抛砖法，在受冲处抛砖筑坝。六十多座坝刚建成，大风暴雨就来了，支河首尾都决口，砖坝却安然无恙。屡次试验都有效。于是请求减少秸料、石料经费，同时拨款购买砖料，命令沿河百姓设窑烧砖；每方石料的价钱可以买二方砖。实行数年后，节省国库一百三十多万两，工程反而更加坚固。恰逢有人不赞成此事，提出异议，于是御史李莼请求停止烧砖。皇上派李莼随尚书敬徵实地勘察，最终认为水流深急时砖块不可依靠，便停止了此法。

译十九年，栗毓美又以砖工得力、节省费用为理由陈奏，于是获准在北岸马营、荥原两堤以及南岸祥符下汛、陈留汛，各购买砖五千方备用。二十一年六月，祥符决口，大股水流全部冲出，洪水围困省城。河督文冲请求仿照睢工漫口的办法，暂缓堵筑。朝廷派大学士王鼎、通政使慧成勘察议定。文冲又请求迁移省治，皇上命他会同河南巡抚牛鉴勘察议定。当时河流由归德、陈州折向涡河，汇入淮河，流入洪泽湖；御黄坝、束清坝拆展后，仍不足以宣泄水流，于是又开放礼坝、智坝、仁坝，义河也开启放水。八月，牛鉴说，节气已经过了白露，水势逐渐下降，城墙可以无忧，暂时不便轻率议论迁移。王鼎等说：“河流随时变迁，自古以来没有万全之策；但决口绝不能不堵，堵了也不能不迅速完成。若照文冲所说，等一两年后再堵，并且拿睢工作证，这是不行的。查黄水在安徽汇入洪泽湖，宣泄不及，就会危及高堰，淮扬全境都将成为大水泽。况且新河流经之处还必须另筑新堤，工程费用都难以计算。即使侥幸办成，这一两年间，数十州县的亿万百姓流离失所，哪里能设想承受？况且睢工漫口与这里的情形不同。河臣所奏，绝不可行。”奏疏送入后，解除文冲的河督职务，把他戴枷示众于河工现场，任命硃襄接替他。二十二年，祥符决口堵塞，耗用国库六百多万两，王鼎加授太子太师。七月，桃源十五堡、萧家庄决口，水流穿过运河，由六塘河向下注入。没过多久，十五堡被淤泥挂住，萧家庄决口冲刷扩大到一百九十多丈，大股水流被牵动，正河断流。河督麟庆想改道，派尚书敬徵、廖鸿荃实地勘察。敬徵等说，改河会妨碍漕运，只有先在汛期堵住漫口，把水流挽回旧道，等明年军船返空后再筑坝合龙，皇上同意了。十一月，任命吏部侍郎潘锡恩总督南河。二十三年，御史雷以諴说，决口不必堵塞，请把旧河改作支河，以疏通运道。此事交潘锡恩勘察议定。潘锡恩说，灌口不是适合行河的地方，北岸也没有可以改河的条件，不敢轻率议论更改，漕船仍由中河灌塘。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又命侍郎成刚、顺天府尹李德会同勘察。六月，中牟决口，水流奔向硃仙镇，经过通许、扶沟、太康，进入涡河，汇入淮河。又派敬徵等前往勘察，任命锺祥为东河总督，廖鸿荃督办工程。不久又以尚书麟魁代替敬徵。二十四年正月，大风使坝工震动，不久东坝接连五处失事，麟魁等人分别降职、罢黜，但仍留在工程现场督办。七月，皇上认为连年军饷和河工费用同时集中，财政窘迫，想推迟到明年秋天再兴工。锺祥等极力陈说不可。十二月决口堵塞，耗用国库一千一百九十多万两。二十九年六月，吴城决口。十月，命侍郎福济实地勘察，会同办理堵合。咸丰元年闰八月，丰北下汛三堡决口，大股水流全部冲出，正河断流。当时侍郎瑞常在江南主持乡试，皇上命他考试结束后顺道前往勘察；又命福建按察使查文经迅速赶去会同办理。三年正月，丰北三堡决口堵塞，皇上下令修建河神庙，这是采纳河督杨以增的请求。五月大雨，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丰北大坝又震塌三十多丈。皇上责令杨以增及负责承修的各官员加倍赔偿罚款。五年六月，兰阳铜瓦厢决口，水流改道，经长垣、东明流到张秋，穿过运河，注入大清河入海，正河断流。皇上考虑到军务尚未平定、军饷粮饷接济不上，认为如果能顺着形势疏导，使黄河水畅通入海，兰阳决口就可以暂缓堵筑。此事交河督李钧查勘上奏。李钧很快陈述三件事：“第一，顺着河道筑埝。东西一千多里筑堤，费用极其巨大，怎敢轻率议论？除了靠近城墙、不能不筑堤坝以防御的地方，其余拟就洪水漫及之处酌定埝基，劝导百姓接连修筑，高度不超过三尺。水小时可以借此拦阻，水大时任其漫过。散开的水流力量小，边漫边淤，地面逐渐升高，还可以把沙地变成沃土。第二，遇湾切滩。黄河水性喜欢冲坐弯道，每逢涨水，遇到弯道就会冲怒横决。只在冲坐弯道的对面，劝令百姓切除滩嘴，以拓宽河势；涨水时就能冲刷成直道，向下流得更加畅通，也可以免除兜滩冲决的危险。第三，堵截支流。现在黄水漫溢，既不能筑坚固堤坝来约束水流，也不能开挖引河来削弱水势，应趁冬季水势弱、河流平缓时，劝百姓筑坝截断水流，再在下游沟槽上横筑土格，高出地面数尺。洪水再次流入后，上面没有水源，下面没有去路，希望逐渐淤积成平地。”山东巡抚崇恩也这样说。皇上命令直隶、山东、河南各督抚妥善劝导办理。十一年，御史薛书堂说：“南河自从黄水改道后，下游已经没有河工可以修治，请裁撤南河总督及▯员。”此事交廷臣议论。侍郎沈兆霖说：“疏导河流始于神禹，九河的旧道都在山东，入海处在今天的沧州，这就是《禹贡》所说的河流，本来由东北入海。汉王莽时期，黄河改道，经千乘入海，于是大禹的旧道失去。东汉直到隋、唐，从未改变。宋神宗时，河流分成南北两派并行，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就是今天的大清河。元代至元年间，会通河建成，担心黄河向北流会妨碍漕运，于是北流被堵塞。此后五六百年间，黄河屡次向北决口，无不把它挽回南流。有人说，黄河一旦进入运河，必然挟带泥沙入海，运道也会淤塞，所以顺应河流本性向北流才合宜。乾隆朝孙嘉淦请求开减河流入大清河的奏疏，说得很详细，足以打破北流妨碍漕运的疑虑。黄河流入大清河后，经利津入海，正是现在黄河改道的路线。如今张秋以东，从鱼山到利津海口，都筑有民埝；只有兰仪以北、张秋以南，河水从决口流出，冲入赵王河和旧引河，泛滥平原，田地房屋长期被淹。

译张秋高家林的旧堰残缺很多，工程最大。至于东明、长垣、菏泽、郓城，培修堤防比张秋容易。应趁现在顺应水势，任其由大清河入海，下令绅士百姓尽力筹办，可以开减河，也可以筑堤堰，统等水落后兴工。河流恢复正常，百姓乐于耕作，缺额的地丁赋税可以恢复，历年的赈济可以停止；就此裁撤南河总督及▯员，每年可节省国库数十万两，而归德、徐州、淮安一带方圆几千里的土地，都可以变成沃土，逐渐播种、登记纳税，这似乎也是一举而兼得数种好处。”此事交直隶总督恆福、山东巡抚文煜、河南巡抚庆廉、东河总督黄赞汤勘察议定。六月，裁撤南河总督以及淮扬、淮海、丰北、萧南、宿南、宿北、桃南、桃北各道▯，改设淮扬徐海兵备道，兼管河务。同治二年，又裁撤兰仪、仪睢、睢宁、商虞、曹考五▯。六月，南方各▯所属地区水势漫上，水从兰阳向下注入，直隶、山东境内原已干涸的村庄又被淹没。菏泽、东明、濮、范、齐河、利津等州县，洪水都逼近城下。署理河督谭廷襄上奏说：“黄河已经向北流，拦水只能依靠民埝，从未议论疏导，恐怕会逐渐淤高；海口稍有阻碍，事情就更加困难。查濮州、范县一带旧有金堤，前任山东巡抚时我曾设法修筑，但不久又被冲毁，上游连接直隶开州的地方也有冲缺。开州不修，濮、范修筑也没有益处。东明、长垣的埝，开州、濮州的堤，都必须设法筹集资金，督促百姓修筑，这样才可以保卫城池、保护祖坟。此外既未专门设置河务官员，关键在于沿河地方官督率修理，并劝导捐助、筹集资金，以补助百姓力量不足。请命令直隶总督、山东巡抚迅速在兰阳下游泛滥的地方，选派官员会同有关州县妥善办理。”皇上同意了。十二月他又说：“今年夏秋阴雨，水源来水之盛，远非平常。一股直下开州，一股分流趋向定陶、曹县、单县。河南省因为有堤坝，幸而得以保全；直隶、山东没有堤坝，只能任水泛滥。到现在已经半年，直隶还没有听说怎样筹划办理。开州缺口也没有动工。至于山东，受害尤其严重。有人想培修堤埝，有人想疏浚支河，意见没有定论。濮州金堤也因为开州没有动工而无法兴办。春汛转眼就要到来，拿什么抵御？臣派运河道宗稷辰实地勘察，直到利津的铁门关，测量水势，水深达到六七丈，下游去路并非不畅；但上游仍到处旁溢，这是因为大清河河身太窄，不能容纳水流。像蒲台、齐东、济阳、长清、平阴、肥城等地，民埝缺口宽的数丈、宽的数十丈，共有不下三四十处；不加修筑，来年仍会漫溢淹没。因此要使下游永远安定，必须先开支渠以减轻涨水，然后才有可能施工。一定要设法疏浚附近的徒骇河、马颊河，使水流有分泄之处；再堵住各处缺口，并筑坝保护临水的各座城垣，这是大清河下游首先应办理的事。至于开州、濮州的金堤以及连接菏泽的史家堤，应先堵筑，并培修旧堰，选择要处接着修建，这是大清河上游首先应筹划的事。” 又把此事交给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共同筹划。第二年三月，因为濮州正处在河流冲击处，皇上准许阎敬铭的请求，迁移州治到旧城，并筑堤防御。五年七月，上南▯胡家屯决口。刘长佑说：“水流趋向西北，新修的金堤全被冲刷。开州冲开了数道支河，从开州、滑县交界的杜家寨到开州、濮州交界的陈家庄，有五段险工，长九千六百多丈，都必须加厚培高，才能用来防御。只是上游在河南，下游在山东，不是直隶一省所能办理。应会同三省统筹，把工程全部修好，再设置汛地，拨款储备材料，这样才可以一劳永逸。自从河流改道，直隶的堤工应当一并归河督管辖，设置统辖河南、直隶、山东三省的河督，以专责成。”奏疏送入后，皇上命河督苏廷魁实地勘察，会同三省督抚筹议。七年六月，荥泽十堡决口，又在武陟赵樊村漫溢，水势向下注入颍水、寿水，进入洪泽湖。侍郎胡家玉说：“不应只堵塞荥泽的新决口、疏浚兰阳的旧决口；应仿照古人发兵治河的办法，命各将领督率分段挑浚旧河，使河道全部深而通畅，然后决开上游的水，让水流向东，才可以不把河南的灾患转移给河北；治理黄河也就是治理漕运。”此事交直隶总督曾国籓、湖广总督李瀚章、江督马新贻、漕督张之万以及河督，并江苏、河南、山东、安徽各巡抚妥善议定。曾国籓等说：“按照今天的形势来考虑，黄河不能迅速恢复旧道，有三点原因。兰阳决口漫流已经十四年，从铜瓦厢到云梯关以下，两岸堤防长达一千多里，因年久停止修理，堤塌河淤；如今想照旧挑深、培高堤防，恐怕没有几千万两银子不能办成。况且▯营早已裁撤，兵夫四散，一一重新设置，还要分别储备料物、准备埽坝，并预先筹措防险费用，每年又须数百万两。如今军务刚刚平定，国库空虚，到哪里筹集这笔巨款？这是第一点。荥泽地处上游，按地势本应先堵荥泽，兰阳工程很难同时进行。” 如果荥泽决口冲动整条黄河的水流，兰阳工程就可以因断水而干涸。如今荥泽决口分出的水流不多，大股水流仍从兰阳决口直注利津入海；其水面宽度、跌塘深度和施工难度，比荥泽工程增加了数倍。荥泽工程何时能够堵合尚无期限，兰阳工程更无把握。原奏请求决开放旧河、牵引水流向东，似乎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况且转眼就到春季，兴工已经困难。这是第二点。汉代酸枣决口、再次决瓠子，是发兵治河的开端。元、明两代征发丁夫服役，也都以十数万人计算。如今直隶、山东、江苏、河南的捻军势力刚刚平定，而各地还需要防备土匪和游勇。留下的勇营，绝难全部赶赴河岸，也绝不够分段挑河使用。如果再招募几十万丁夫，聚集在沿黄数千里之间，驾驭不当，滋生事端，尤其令人忧虑。这是第三点。应等国库充盈后，再议大规模治理。因时制宜，如今只有赶紧堵塞荥泽工程，作为保全河南、安徽以及淮扬下游的办法。”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八年正月，荥泽决口堵塞。

译十年八月，郓城侯家林决口，水向东注入南旺湖，又经过汶上、嘉祥、济宁的赵王河、牛朗河等河道，直趋东南，流入南阳湖。当时苏廷魁被召回京，命新任河督乔松年会同山东巡抚丁宝桢勘察办理。丁宝桢正因病请假，于是与署理巡抚文彬一同到工程现场察看。文彬说：“河臣远在河南省，如果来回书信商议，恐怕耽误紧要工程。一方面应立即咨文河臣，遴选掌坝人员以及管理正杂料厂的员弁，并选派熟悉工程的弁兵、工匠，带着器具，在年内到山东；另一方面由臣筹划购买所需材料，以便到场即可使用。”皇上责令乔松年限期兴工。乔松年说，已经命原来负责估工的委员和熟悉工程的人员赴山东听候调遣，并命人购买竹缆，寻找、雇用綑镶船只备用以提运使用。只是已经交立春，春水很快就会到来，办理工程实在没有把握，并致书文彬，叫他主持此事。文彬不能决定。丁宝桢抱病任事，上奏说：“河臣主管河道，疆臣负责地方，都是责无旁贷的。可是乔松年把事情一概推给地方，不知他的用意在哪里。如今已经过了立春，如果再等他的确切消息来决定行动，恐怕会耽误紧要工程。况且这个决口不堵，曹州、兖州、济宁等十多个州县必然被漫水淹没；如果水再向南奔流，清江、淮河、里下河一带的压力就会更加沉重。乔松年既然决意推卸责任，臣如果避开越权办事的嫌疑，反复拖延，实在会来不及。只有勉强支撑病体销假，亲自赶到工程现场，选定日期开工；等乔松年派来的员弁到达后，就责成这些工程人员全权办理，限期完工，以保全大局。应请破格给予保举和奖励，以明示激励。倘若有人阳奉阴违，故意贻误，一经查实，应请允许臣便宜行事，立即在工程现场将该员弁正法，作为欺骗君上、祸害百姓者的警戒。”皇上赞许他勇于任事，并谕令乔松年应当同心协力，不要立即加以责罚。十一年二月，侯家林决口堵塞，给予丁宝桢优厚的叙功待遇。此前，同知蒋作锦分条上奏河务、漕运事宜，朝廷很赞赏他的意见，交河督、漕督和巡抚大臣议奏。不久侯家林决口，乔松年与丁宝桢意见不合。等到丁宝桢堵塞侯家林后，乔松年上奏说：“蒋作锦所陈述的意见卓有见识，可以采纳。他还说山东东部黄水日益泛滥，运道日益淤塞，应筑堤约束黄水，先堵住霍家桥等决口，并修筑南北两岸长堤，使黄水流向张秋以利漕运；挑浚张秋以南北各处淤塞，修建闸坝，以便利漕船通行。”皇上认为乔松年的意见在于顺应形势疏导水流，并非没有见识，命令丁宝桢、文彬详细议论，不要固执己见。不久他们答复说：“目前治理黄河的办法，不外乎堵塞铜瓦厢以恢复淮安、徐州的旧河道，以及在山东筑堤使黄水由利津入海这两策。但若说两策之中以筑堤束黄为优，而上下游都缓办，臣实在看不出这样可行。从铜瓦厢到牡蛎嘴，计有一千三百多里，修建南北两道堤防，按约十里间距计算，除去现在已经淹没的土地不计，还要废弃数千万顷土地，其中居民不知有亿万之多，将如何安置？这将损害财赋收入，是第一点。山东沿河各州县，距离河岸二三里到七八里的，不下十多个。像齐河、齐东、蒲台、利津，都近在水边，筑堤必然要迁避居民，这是难于建置的第二点。大清河靠近泰山山麓，山北的水都向北流注；除小清河、溜弥河等河流可以自行入海外，其余都把大清河作为下游归宿。设置堤防约束黄水以后，水势抬高，过去泄水的地方，留下闸门就担心倒灌，堵住又使水无处归宿，这是妨碍水利的第三点。东纲盐场分布在利津、霑化、寿光、乐安等县，临近大清河两岸。黄水由大清河入海后，盐船满载逆湍流而行，会非常阻滞；滩地又常被漫水淹没，产盐日益减少，海滩被黄水淤远，潮水很难进入，东纲必然废毁，私盐贩子也会因此蜂拥而起。这是妨碍盐政的第四点。臣丁宝桢身为地方大臣，对于全省大局有关的事情，本来就应当直率陈述而毫不隐瞒。然而如果筑堤治运确实有把握，那么京仓是国家根本大计，仍应权衡利害轻重，酌情变通。臣等反复深思、审慎计算，实在看不到它有什么可凭恃之处，反而深深觉得其中危险。” 看来仍应以堵合铜瓦厢、使河流恢复淮安、徐州旧道为正当办法。”又陈述了四项便利。御史游百川也说，河务、漕运应一并治理，宜详细筹划妥善办理。奏疏送入后，廷议不能决定。此事交给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于是派员遍历山东、河南、徐州、海州，访察测量，希望取得要领。十二年六月，他上奏说：“治理黄河的策略，本来不外乎恭亲王等所说的‘审察地势，认识水性，斟酌工程，权衡利害’四句话，其中尤其以水势顺逆为关键。如今铜瓦厢决口宽约十里，跌塘过深，即使水干时也超过一二丈。旧河身高，决口以下水面高低相差二三丈不等。若想把河流挽回旧道，必须把引河挑深三丈多，才足以吸引水流向东。查乾隆年间兰阳青龙冈工程，耗费国库达到二千多万两。阿桂说引河深到一丈六尺，人力已无法再施，如今哪里能够挑深到三丈多？十里宽的口门要进占合龙，也属于前所未有。自开国以来，黄河决口宽不过三四百丈，而且屡堵屡溃，往往经过数年仍不能成功。如今哪里能够合龙并保证坚固？况且从兰阳向下直到淮安、徐州旧河，河身高出平地三四丈。近年来躲避水灾的百姓迁居其中，村落逐渐增多，禾苗一望无际。若要把地面下三丈深的水挽回，使它跨行在地面上三丈高的河道中，那么淤积停滞、随时溃决，危险无法保证的情形，有眼睛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译堤坝年久干裂，即使加以修治，也必然有不易察觉的隐患。万一上游放水，下游随即决口，收拾残局就更加困难。议论者有人认为黄河向北流会穿过运道，为漕运着想，终究不能不强行使它向南流，在清口汇合。臣查嘉庆以后清口淤高，夏季黄水高于清水，已经不能开坝送漕。道光以后，御黄坝竟至全年都不开启，于是改用灌塘办法，从黄浦泄黄水入湖。湖身顿时升高，运河水量减少，灌塘又不方便，于是改行海运。如今即使能够恢复旧道，也不能立即恢复河运，并不是河流一向南行就可以侥幸无事。这就是淮安、徐州旧道势难恢复，而且对漕运没有益处的实际情形。至于河臣请求在山东境内筑堤束黄以帮助漕运一事，查清口淤塞，正是借黄水济运所造成的弊病。如今张秋运河宽仅数丈，两岸废土堆积如山；若引入载重、浑浊的黄水，用闸坝节制宣泄，水势抬高，淤积速度会加倍。人力有限，怎么能不断挑除每天增加的泥沙？而且挖出的沙仍堆在多年废土上，经过雨淋风吹，河底日益增高，闸坝也会被壅塞，久而久之黄水必然难以引入。明代弘治年间，荆龙口、铜瓦厢多次发生大决口，都是因为引黄水帮助张秋漕运，终于导致疏导的裂隙成为泛滥的开端。临清地势比张秋低数丈，却说以后不会再有水流冲出、夺走河道的危害，臣也不敢相信。至于堵塞霍家桥决口、筑堤，工程尤其不易。那里本来不是决口，而是大股水流经过的地方；两头没有河岸，满眼都是浮沙，根本没有真正的土可取。勉强堆筑，处处逼迫水流向下注，恐怕浮沙容易坍塌，实在足以激怒河水，而耗费又很大。一旦溃决，水仍会另行冲穿运道，而不专门汇向张秋，岂不是所有功劳都前功尽弃？至于蒋作锦打算引卫水帮助漕运，是因为张秋以北没有清水灌运，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查元村集以南有黄河旧道，土地多积沙，施工不易。况且全淮河的水都不能抵挡黄水，尚且造成倒灌、停淤，难道一股清浅的卫水就能抵御黄水、帮助漕运吗？他的意思大概是沿袭山东用各河水帮助漕运的办法。他不知道泰山以南的水都向西流，顺势疏导，十六州县一百八十泉的水源旺盛、支流众多，自然足以帮助漕运。卫水水源很弱而且流势顺畅，如今却一定要曲折地使它向南流，形势上有许多不便。这就是借黄水助漕、筑堤束水都没有把握，以及引卫水助漕的实际情形。只是黄河既然不能挽回旧道，那么山东东部的财赋会受损，水利会受妨碍，城池难以迁移，盐场也会屡遭漫淹，正如丁宝桢所陈述的，确实值得忧虑。臣查大清河原来宽不过十多丈，如今已经冲刷加宽到半里多；冬春水枯时仍深二三丈，岸高出水面又二三丈。也就是说，非汛期河槽能够容纳五六丈深的水，水流奔腾迅疾，水在地中运行，这是人力无法挽回、即使祭祀祈祷也求不来的事情。眼下北岸从齐河到利津，南岸齐东、蒲台，都在连接修筑民埝，虽然只高约一丈，询问当地人，遇到大涨水时水出河槽不过数尺，尚且可以抵御。岱阴、绣江等河，也已经选择要处筑堤，汛期水涨，汛期过后水退，受灾不重。至于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各城，靠近河岸的有十九处，近年来幸而防守，没有祸患；以后应根据形势设置防御设施。若突然议论迁徙，费用没有着落，民情也难以说明，实在没有这种办法。山东沿海口的盐场，虽然受到黄淤影响、产盐不旺，但巡抚大臣南运胶济一带的盐予以接济，盐引区域不至于缺盐，只是价格稍高罢了。黄河在山东省境内固然不能说没有危害，但只要设法维持，还不至于成为大患。从前乾隆年间，铜山决口不能成功堵合，孙嘉淦曾上疏请求分河流入大清河。后来兰阳大工程屡次功败垂成，嵇璜又请求改河流入大清河。此外裘曰修、钱大昕、胡宗绪、孙星衍、魏源等大臣提出的意见更多。当时黄河还没有向北流，尚且想把它挽向北方；如今黄河已经向北流，却要把它挽向南方，岂不是违拗水性？大概南河每堵筑一次，连同相关费用约七八百万两，每年维修约七百多万两，实在是一个无底洞。如今黄河向北迁徙，近二十年没有大的变化，也没有耗费太多巨款，比起前代已经是幸运的事。况且它环绕拱卫京城，更占有地势上的优势。自从铜瓦厢向东决口，粤匪、捻匪等叛逆窜扰曹州、济宁，几乎没有一天安宁，却未能越过黄河一步；北岸防守有所凭借，更是京畿百世的利益。两相比较，黄河在山东虽然暂时不急于治理，但后患较轻；黄河一旦回到南方，虽然可能大规模治理成功，但后患却很重，这就是实际情形。近世治理黄河兼谈治理漕运，结果两方面都陷入困难，最终没有长久之策。臣愚见，国家租赋以江苏、浙江为最大宗，国家治安之道尤其应以海防为重。如今沿海洋船聚集，这是千古以来的新局面，已经不能闭关自守。正好可以借海运转输的便利，逐渐推广，以扩大商路、充实军储。江苏、浙江的漕粮如今既然都由海运，臣此前招募华商购买、制造轮船搭运，渐渐已有成效；由海船运到天津，比较便利迅速。至于海道即使还不畅通，河务也不能全部废弃。此时治理河道的办法，不外乎古人所说的‘根据水流所在，增设堤防’一句。查北岸张秋以上有古代大金堤，可以依靠它作为坚固屏障；张秋以下岸高水深，应由山东巡抚随时命令保护、培修民埝。至于侯家林上下的民埝，应仿照官堤办法，一律加高培厚，这是更为长久的办法。另外，铜瓦厢决口的水势日益向东冲刷，久后必然泛滥南趋。请命乔松年察看形势，酌量筑堤埝，与曹州的堤相连接，用来周密防护，使河流保持正常。至于南河旧道一千多里，居民占地耕种而获得丰收，也请查明登记纳税，以免发生私自垦种和争夺的祸患。”奏疏送入后，议论于是确定。这一年夏秋，开州焦丘、濮州兰庄决口，又决了东明岳新庄、石庄户的民埝，分流趋向金乡、嘉祥、宿迁、氵术阳，流入六塘河。丁宝桢勘察后，决定从郓城张家支门筑堤堵塞。不久请假回乡祭扫祖墓。十三年春天，水流更加向南奔去，溃决漫溢无法收拾，江督屡次上奏报告灾情。九月，丁宝桢回任，改从菏泽贾庄筑坝。十二月开工。

译光绪元年三月，东明决口堵塞，并从李连庄以下修筑南堤二百五十里。当时河督曾国荃请求设置南岸七▯。有关部门议定，等直隶、山东、河南筹集到防汛款项后再决定。二年春，署理山东巡抚李元华说：“黄河南堤从贾庄到东平二百多里都已坚固，只有上游连接直隶、河南的地方，从东明谢寨到考城七十多里完全没有堤岸，这项工程刻不容缓。从前侯家林决口堵塞后，后来因害怕费用太多，无暇顾及，终于导致贾庄决口。这次贾庄以下堤防虽然已经坚固，上游如果不修筑，一旦漫决，岂只是前功尽弃，河南、安徽、江苏仍会受害，山东首当其冲更不用说了。臣打算调拨营勇，同时雇用民夫，修筑这七十多里的长堤。深恐各方响应不灵，已经与直隶总督、河南巡抚商议，请他们协力办理。至于濮州、范县百姓，自黄河改道以来，昏沉困顿了十多年。贾庄决口后，稍微有了生机；等贾庄堵塞，灾害又如从前。查南堤距北面的金堤六七十里，用来屏障京师还可以，但不能保护濮州、范县的村庄田地。当地绅士百姓原来修筑北堤，只是力量不足，请酌情增加津贴；建成以后，派弁兵勇一律维修防守，濮州、范县、阳谷、寿张、东阿五县的土地可以排干一千多顷。又查濮州、范县以上有两道黄水。拟在寿张、东阿境内新河的下游归宿处，各开挖一条引河，希望合并为一条河道。在南堤以北、黄河以南，再修一道小堤来约束水流，还可以排干一千多顷土地。至于北堤上游内部有八里属于开州管辖，如果不一并修筑，不但北堤会徒劳无功，京畿也难以保证不受水患。已经同直隶总督商议，由他派员协助，妥善迅速完成工程。只是被工程占压的直隶、河南土地，当地居民所得利益不大，而山东百姓受益无穷，理应由山东折价补偿土地价格。上游收束得越窄，下游水流越急，不能不防。从东平到利津海口九百多里，已经命令沿河州县在民堤上培修，酌量发给津贴，以工代赈。各项合计需要费用二千多万两。这就是黄河大段工程拟议办理的情形。”此事交有关部门办理。五年，历城溞沟决口。第二年又决。八年，历城桃园决口，十一月堵塞。九年，山东巡抚陈士杰修建张秋以下黄河两岸的大堤。当时山东屡遭河患，朝廷官员多次上奏此事。皇上派侍郎游百川迅速前往会同勘察。游百川说：“历来议论河道的人，分别坚持向南流和向北流两种说法。臣详细察看地势，将来遇到夏秋洪水暴涨，河水再次折向东流，自己寻找旧河道，也未可知。若用人力强行挽回河道，势必困难重重。一方面，北堤决口以后已经冲刷殆尽，修堤并向河中推进，占用工程极大。而且全河主流正向北流，在河中堵截水流以图合龙，必然震动惊险异常，实在没有把握办理。另一方面，旧河道旁的沙岭势难开挖，而且徐州、海州一带河身干涸后露出的淤地有一千多里，百姓全都开垦种植，一旦驱使他们迁往别处，百姓岂肯甘心失去生计？因此，主张河水南流的说法不必再议。至于大清河原是汶水、济水交汇之处，黄河水流入以后，起初还能够在河床中流行，如今河身淤积，既有河水不能排泄的忧患，从济河上下游起，北面有济阳、惠民、滨州、利津，南面有青城、章丘、历城直到邹县、长清、高唐、博平，漫决达十一处。” 臣私下认为，黄河流入济水河道已经二十八年，起初是山东没有办理河工的成案，诱使百姓自行修筑堤埝；后来即使屡次决口，也不肯把情况写入奏疏，终于酿成今天这样的祸患。如今洪水泛滥数百里，冲毁淹没数百个村庄，臣遍历灾区，所见令人痛心惨目。谨拟定三项办法：一是疏通河道。黄河水刚流入济水时，济水还能够容纳；淤积日益增高，到海口尤其日益堵塞。沙土淤在水底，人力难以施工，考虑只有多用船只，每船带铁篦和混江龙，上下拖刷，使泥沙不能停积蓄滞，日渐把河底刮深。疏导的方法，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一是分泄黄河水流。济水一旦承受黄河水，形势危急，几乎不能终日安宁。查大清河北面，徒骇河最近，马颊河较远，鬲津河更在其北。大清河与徒骇河最近的地方在惠民白龙湾，相距十多里。若从这里开挖并修筑分洪坝，将水分入徒骇河，形势较为便利。再设法疏通其间的沙河、宽河、屯民等河道，引水进入马颊河、鬲津河，分流入海，应当就不必再担心河水满溢。一是赶紧修筑缕堤。民间自行修筑的缕堤，靠近河岸，大多不合规制，而且通常单薄，又断断续续，屡经坍塌，只得一次又一次修筑，民力已经困竭。如今拟从长清到利津，先在南北两岸修筑缕堤；在迎受水流冲击的堤段，再修筑重堤，约长六百多里，仍借用民力并给予津贴，可以按期完工，为百姓抵御水患，百姓自然乐意服从。至于有人说治水不能同水争夺土地，办法不过是普遍修筑远堤。然而济州、武定两地土地狭窄、人口稠密，远堤会占用大量田地，使小民失业，正不是他们所愿。而且其间村镇、房屋、坟墓不计其数，加上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各城都临近河岸，若强迫百姓迁居远处，民情难免震惊恐慌。若出价购买民田，需要款项不少于四五百万，工程艰难、费用巨大，可以作为缓办的长远计划。臣之所以请求修筑缕堤来救急，而不敢轻率主张修筑远堤，就是这个原因。”陈士杰持不同意见。适逢海丰人、御史吴峋说徒骇河、马颊河这两条引河不可轻易开挖，于是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陈士杰会同勘察，结果也同吴峋所说。于是决定修筑两岸长堤。

译这一年，利津十四户决口，十年三月堵塞。闰五月，历城河套圈、霍家溜，齐河李家岸、陈家林、萧家庄，利津张家庄、十四户先后决口，随后都堵塞。这一年两岸大堤完工，各距河流数百丈，就是缕堤；但东部百姓仍然守护临河的民埝，有司也命令他们先守民埝，民埝决口后再守大堤，而堤内的村庄房屋并未议定迁徙。洪水大涨漫出河槽，田地房屋全部被淹，居民于是扒开堤坝泄水，官府也不能禁止，从此只守民埝而不守大堤。十一年，萧家庄、溞沟再次决口，又决齐河赵庄。十二月，溞沟、赵庄堵塞。第二年二月，萧家庄堵塞。六月，河套圈再次决口，又决济阳王家圈、惠民姚家口、章丘河王庄、寿张徐家沙窝，只有王家圈工程办理较慢，其余都在年内堵塞。东部河道虽然屡次决口，但都是分出小股水流，夺取的主流较少；每次堵筑，费用数万或数十万，多的也不过一二百万，比南河时期节省很多，被淹的田地也较少，这是因为地势平缓、水势缓慢的缘故。十三年六月，开州大辛庄决口，洪水灌入东部地区，濮州、范县、寿张、阳谷、东阿、平阴、禹城都报告受灾。八月，郑州决口，洪水夺取河道，经贾鲁河流入淮河，直灌洪泽湖。正河断流，王家圈的旱口才堵塞。郑州决口以后，议论的人多说不必堵塞，应该趁此机会恢复旧河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一同上奏说：“黄河自大禹以后，向北流行了三千六百多年，向南流不过五百多年，因此说黄河由云梯关入海，本来不能称为旧河道。即使把它指作旧河道，如今水流注入洪泽湖，地势北高南低，也不能引导它从清口流出；距离所谓旧河道还有一百多里，按形势断然不能恢复。有人说山东屡受水灾，便把黄河向河南流看作幸运。不知道河性适合向北流。自金章宗以后，黄河虽然分流，明代一朝向北决口十四次，向南决口五次；我朝顺治、康熙以来，向北决口十九次，向南决口十一次。何况淮河没有贯通的河渠，黄河流入淮安后又有什么可以归宿的地方？下游不能宣泄，上游必然再次决口；一旦决口，仍会流入东部地区，山东的灾患仍然不能消除。” 至于黄河水向南流，有两大祸患、五项可虑之处。黄河注入洪泽湖，而淮河河口淤积，长久不能通水，只有张福口引河，宽不过数丈，大股水流向东注入，以运河作为尾闾，只依靠东堤保护，已经危急可怕。如今忽然再增加黄河水，必然无法保全。这是第一大患。洪泽湖淤积，高家堰长久不能依靠；黄河水势凶猛，进入湖中后很难保证不会立即冲塌堤岸。若不向东冲入里下河，就会向南灌入扬州；江、淮、河、汉四水合流，东南大局怎能设想！这是第二大患。里下河是产米地区，万一被淹，漕米从哪里筹办？这是第一项可虑。即使漕米照旧征运，也可能因黄河挟带泥沙淤塞运道，不能浮运；或者因积水泛溢，纤道不存，漕船停滞。而且山东本来借黄河水运输，黄河既然远去，沂水、汶水水量微弱，水从哪里来？河运必然废弃。这是第二项可虑。两淮盐场都在范公堤以东。范公堤不能保全，盐场被淹，国家的赋税从哪里征收？这是第三项可虑。颍州、寿州、徐州、海州一带的人好勇斗狠，小民流离失所，难保不发生事端。这是第四项可虑。黄河汛水与淮河合流后，势必不能局限在湖泊中，必然另找入海道路；横流突然冲来，江淮乡里的百姓将无法保全朝夕安全。”},{ 这是第五点值得忧虑的事。至于流入洪湖的水，也必须及早筹划疏导宣泄。里下河一带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应顺着水往低处流的趋势，从兴化向北，经朦胧、傅家坞流入旧河，避开云梯关的淤沙；再向北疏浚大通口，进入潮河而通达淮河。入海口则采取直达的路线，地势便利，所需经费也不会超过巨额数目。皇上命令江督曾国荃、漕督卢士杰筹划商议。恰好曾国荃、卢士杰也说：“黄河堤防一旦决口，河水汇入淮河向东流下，其危险是平常情况的百倍。考察治水之道，不外乎疏导和防堵两种策略，而疏导的作用尤其多。洪湖有两条出路，都经运河流入长江。如今大患特别严重，不能不在洪湖上游多筹划出路，分流疏泄，广泛采纳各方意见。桃源县有成子河，南接洪湖，北达旧河，再向北就是中运河。如果加以挑挖成子河，使它通达旧河，直达中运河，并在两岸筑堤，就可以引导漫溢的洪水，经杨庄旧河至云梯关入海，这是在洪湖上游新开的一条出路。清河县有碎石河，西接张福口引河，向东通达旧河；大力挑挖之后，也可以引导漫溢的洪水，经杨庄旧河至云梯关入海，这是在洪湖下游新开的一条出路。向地方老人询问，他们都说除了这两条路再没有好办法。因此臣等已经议定立即勘察估算、开工兴建，不敢拘泥于旧有成规，来回迁延，以致耽误时机。”皇上认为他们说得对，又派前山西布政使绍諴、降调浙江按察使陈宝箴、前山东按察使潘骏文迅速前往郑州工地，和河督成孚、豫抚倪文蔚共同协理河务。当时工赈所需款项巨大而且紧急，户部上奏提出筹款六项：一，裁减防营中的长夫；一，停止购买军械、船只和机器；一，停止发给京员、兵丁的米折银；一，酌情调动附近防军协同施工；一，命令盐商捐款，给予奖励；一，预先征收商号汇兑税银。议案上报后，皇上下令裁减长夫、准许盐商捐款以及预征税银，其余各项不准实行。九月，命礼部尚书李鸿藻和刑部侍郎薛允升驰往勘察，李鸿藻留下督办工程。当时黄河水泛滥漫溢，河南各州县中，像中牟、尉氏、扶沟、鄢陵、通许、太康、西华、淮宁、祥符、沈丘、鹿邑等地，大多遭到淹浸，水深从四五尺到一二丈不等。朝廷特意拨出内帑十万两，并截留京饷三十万两，用以赈济安抚。由于河工急需款项，皇上准许御史周天霖、李世琨的请求，特地为郑州工程开办新的捐输条例；又罢免成孚的职务，命李鹤年代理河道总督。

译十月，山东巡抚张曜说：山东境内河道淤塞，潮水水位又高，黄河水实在难以容纳，请趁此形势规划恢复南河故道。皇上把这件事交给李鸿藻、李鹤年商议。李鸿藻等于是请求下令迅速筹划合办。皇上认为：“黄河筹划恢复故道的事，臣工们已经多次上奏条陈，但工程巨大、事务繁多，决口尚未堵塞以前，实在难以同时进行。这份奏章说故道应当恢复，只是空泛地谈论其中道理，言语简略而内容疏漏。各种利害关系的轻重、地势的高低、工程费用的浩大、时日的紧迫，都没有从全局统筹考虑，逐条详细奏报答复。这样重大的事情，朝廷怎么能仅凭这寥寥数语就确定计划、解决疑难？关于恢复故道的议论，可以暂且缓办。至于所说的各项工程，先从下游开始办理；南河旧道目前的情形如何，工程能否迅速开办，经费能否立即筹集，有没有阻滞，都着曾国荃、卢士杰、崧骏迅速估算上奏。”曾国荃说：“黄河水向东流注，淮河以南以北都处在下游，应当筹划分流泄水的办法。请从杨庄以下的旧河道挑挖疏浚二百多里，以分泄沂水、泗水，腾出中运河，预备洪水河水大涨时，挟带黄河水向北流行，使其能够容纳，这是从上游筹划出路。至于淮河从三河坝径直向东奔流，运河堤防承受的压力极重，势必不能不打开坝口泄水；里下河一带就像处在锅底，而支流很多，如果预先疏导，使水能够顺着河道流行，那么田地、房屋和百姓的性命也可以保全。同龢、祖廕所说的意见，确实顺应了水往低处流的趋势。朝廷已经派员实地勘察，并请求调任熟悉河工的江苏臬司张富年督办治理。”皇帝下令准行。此前，侍郎徐郙曾上奏请求统筹黄河全局。倪文蔚说：“徐郙所陈述的，在口门北岸上游酌情开挖引河，在上南▯以下的河内挑挖川字河，以及修筑排水坝，这三件事都是河南必办的工程，也是前人已经证明有效的办法。臣先前请求在河身宽阔处切开滩地、疏通淤塞，说的就是徐郙所提酌情开挖引河和川字河的意思。河员认为近来河势略有变化，必须另行筹划办法，并且有人说引河不能挑挖。可是这批土工夫都是前来接受赈济的人，无论修建什么工程，都是应当办理的事务；将来或者帮助挑挖运河，或者帮助修筑河身，应当交由河臣根据情况随时调度。”朝廷下令知悉。十二月，曾国荃、卢士杰说：“同龢等所陈述的两项祸患、五项忧虑，简直如同亲身经历其境，把我们想说的话代为上达皇上。此前已经派员分头实地勘察。从傅家坞进入旧黄河，经过云梯关到大通口，测量地势，北面高出一丈五六尺至七尺；按照水往低处流的性质来看，实在不相宜。我们不敢不谨慎遵从圣上的训示，另行在兴化境内筹划疏浚淤塞。考察下河入海的河道，以新阳河、射阳河最为重要，斗龙港次之。只是支河堵塞，尚不能畅通。查兴化所属的大围闸、丁溪场所属的古河口小海，都极其淤浅。疏浚以后，如果高邮开坝，可以希望各处水流都顺着河道运行，由新阳河等河畅通地流入大海。那些闸门狭窄、过水不畅的地方，另在左右开挖越河，使水能够浩荡直流。此外各条干河、支河，也再继续选择要紧处开工挑挖，以期逐段畅通；这与同龢、祖廕奏议的事情虽不同，所达到的功效却相同。” 十四年正月，曾国荃等又说：“徐郙统筹河务的奏疏中说，淮扬地区实在没有地方容纳黄河水，应当先筹划疏导宣泄的方法，再寻求堵合决口的办法，确实切中了关键。至于请求挑挖天然河及张福口引河，这本来就是淮河通入黄河的咽喉；过去人们提出导淮的主张，也都从开挖引河入手。只是张福口淤积垫高，挑挖方法又不得当，而且恐怕沂水、泗水倒灌。顺清河是清江三闸的水源，过去曾修筑堤坝加以堵截，作为自我防卫。自从黄河改道北迁以后，这座坝已经长期废弃。如今既然要引淮水入黄河，仍然必须堵筑顺清坝，这样才可以确保三闸没有忧患。经臣等派员测量河底，虽然北高南低，但加紧挑深以后，还可以使其相互衔接平整。顺清河虽然水深流急，只要多准备料土，也可以设法堵筑。又经臣卢士杰实地勘察，陈家窑可以开挖引河，上接张福口，下达吴城七堡，作用与碎石河相同。已经在十月分段开工挑挖，从张福口、内窑河开始，到顺清河为止，挖深一丈四尺至二丈，希望上游多泄出一分水量，下游就少承受一分灾害。各个工段还间或调派哨兵、勇丁帮助挑挖疏浚，以弥补民夫不足。以上这些办法，与那位侍郎所陈述的江南数项办法，不约而同地相合。” 此前，皇上因为将来黄河仍会向北流，曾下谕说：“趁水流湍急程度骤然减弱之时，挑挖疏浚东明长堤，开拓州河河身，并加高培厚堤埝。”到了这时，李鸿章说：“直隶境内的黄河长达八九十里，如果全部挑挖疏浚，工程巨大、费用繁多。即使酌情挑挖北面几处，也需要二三十万两。两岸河滩比中洪水位高一二丈，河身还可以容纳水量。只是东明南堤历年受到冲刷，急需选择要紧处修筑；已经调派大名练军，待春季冰雪融化后前往施工，并招募民夫同时出力。开州全段堤防残缺得很严重，也已经派员估算修缮。至于长垣南岸的小堤，距离河道较远，还可以暂缓办理。北岸的民间土堤，已命令劝导民众修筑培厚，但不得束逼河流，以免妨碍全局。” 六月，小杨庄的决口堵塞合拢。当月，李鸿藻说，郑州工程的两道坝合计向前推进了六百一十四丈，还剩三十多丈的决口；由于夏秋季节洪水暴涨，人力难以施工，请求等到秋汛稍微平缓后再继续办理。皇上下严厉谕旨责备，革去李鹤年的职务，将他与成孚一同发往军台戍守。李鸿藻、倪文蔚都降三级留任。任命广东巡抚吴大澂代理河道总督。吴大澂说：“医生治病，必定考察致病的原因；病人服药，必定寻求对症的方剂。臣每天在河岸，同乡村父老询问旧日情况，再用前人的记载加以验证，知道河南省的河患不是不能治理，而是患在没有治理。筑堤没有好办法，修埽也不是长久之计，关键在于修建坝工来改变水流，使水流冲击泥沙。让水流进入中洪，河水不贴着堤岸流行，堤身自然就会稳固，河患也会减轻。河员中任职年久的人都说，咸丰初年荥泽县还有二十多道砖石坝，堤外都是滩地，河流距离堤岸很远，便依着坝修埽来防御险情，而堤根的埽工很少。自从旧坝失修后，没过几年便几乎全部废弃，河势越来越逼近堤岸，修埽的数量也越添越多，河员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顾此失彼，每逢险工就形成大患。”

译河务官员把镶埽当作主要本领，遇到大股水流在一处回旋冲注、不能移动时，只能不断镶埽加固，却又不断蛰陷，几乎束手无策。臣亲自督促道厅官员赶快抛投石垛；在三四丈深的大股水流中，投下石块不过一二尺，水流就向外移开，这才知道水深流急时，只有抛石才能救急，其效果是埽工的十倍；用石头护住水流，水流减缓，埽工也就稳固了。历代河臣如潘季驯、靳辅、栗毓美，都主张修建坝工以挑引水流，确实不是虚妄之说。如今数十年久已废弃的重要工程、数十道应当修理的大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补筑完工的。只有在郑州河工款项中核实节省，省下一万，就多购置一万的石垛；省下十万，就多修十万的坝工。虽然这是善后事务，但应趁河道干涸时修筑，便于施工；否则郑州河工合龙后，明年春夏一旦出险，必然措手不及。虽不敢说这样一治病就立即痊愈，但总胜过不治理而使病情日益加重。如果能够对症下药，一年会有小的成效，三五年以后必有大的成效。”皇上嘉奖并勉励他。吴大澂又说：“过去修筑坝垛，都使用条砖和碎石，每逢大汛急流，坝根被冲刷得越来越深，不仅砖容易被冲散，连大块重石也会随水流坍塌。听说西洋有塞门德土，拌入沙中能够黏合，不怕水浸。趁现在引河还没有放水，各处都需要修筑挑坝，正值河身干涸之时，拟在砖面石缝中试用塞门德土涂灌，把分散的材料凝结成整体，使坝基连成一片，足以抵挡河流冲击；这样用石较少而工程必然坚固，似乎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上报朝廷知悉。十二月，郑州河工合龙，耗用国库银一千二百万两；实授吴大澂为河道总督，下诏在工地修建河神庙，又建黄大王祠，赐予匾额，并与党将军一同加封号。这一年七月，长垣范庄决口，不久堵塞。十五年六月，章丘大寨庄、金王庄决口，分流经小清河入海；又决长清张村、齐河西纸坊，山东沿河各州县多被淹没。这年冬天堵塞。十六年二月，山东巡抚张曜说：“先前南河总督管辖九百多里河工，东河总督管辖五百多里。自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后，黄河流入山东，于是裁撤南河总督，而东河总督所管辖的河工只有二百多里。如今东河河道长达九百里，淤积日益增高，全靠堤防保护。今年臣驻守河工二百多天，督率修防，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请把从菏泽到运河口二百多里的河道归河道总督管辖，使其与原来管辖的河道里数相等。”有关部门议论认为，这一段工程过去一向由巡抚督率地方官兼管，河道总督恐怕会因联络不灵而难以办事。张曜又说：“过去沿河州县本来归河臣兼辖，官员缺额仍由河臣会同题请补授；遇到功过，河臣也应当举劾，并没有联络不灵的弊病。请一并交给河道总督筹议。”此前吴大澂派人测绘直隶、山东、河南全河，到这时地图绘成并上呈。五月，齐河高家套决口，随即堵塞。十八年六月，惠民白茅坟决口，水流夺道向北，直冲徒骇河入海；又决利津张家屋、济阳桑家渡以及南关、灰坝，都汇入白茅坟漫出的洪水，再流回徒骇河。七月，章丘胡家岸决口，黄河两岸以内一片汪洋；把历城、章丘、济阳、齐东、青城、滨州、蒲台、利津八县的灾民三万三千二百多户迁出。起初，河道总督许振祎请求在每年额定的六十万两经费中提取十二万两归河防局，用来筹办增加的料石，提前预防险情，由河道总督主持；到这时，户部命令分别立案报销。许振祎说：“河工遇到大险，依靠法令不如依靠人。如果只讲依靠法令，那么历来报销的成例和案件，工部知道，河工人员也知道，所以每年增加的款项以及郑州河工报销的数千数百万两银子，从未听说有不合成例的。如果只讲依靠人，那么臣近来改变章程办理事务，近年来大险不断发生，也都逐一抢修补救，幸而奏报河水安稳；至于增加料物、增添石料，其中固然有不完全合乎成例的地方。臣当初设立河防局，意图有两点：一是担心河工官员遇到险情互相推诿，以没有钱、没有料为借口，所以提取这笔巨款作为事先预防的经费。一是担心河工官员办事不实、不尽力，所以增派官员和乡绅，作为临时救援之用；并限定十二万两必须全部用于工程，不许有一丝一毫进入河防局，也不许拿来开支薪水。河南的官员、乡绅、吏员和百姓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就像今年能够保住大险，仅购买石料一项，已经用去十一万多两，其余则用来修补郑州金门沈裂的堤坝；这些费用不能分别立案报销。又多方购买石料，随处抢修堵塞，险情没有平息就增加抛石，险情过去便立即停止；这些工程也无法绘图附说明。”皇上按照他的请求实行。这一年白茅坟各处决口都堵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两〕 二十一年六月，寿张高家大庙、齐东赵家大堤决口。不久，又决济阳高家纸坊、利津吕家洼、赵家园、十六户；这年冬天先后堵塞。第二年六月，利津西韩家、陈家决口。御史宋伯鲁条列上奏东河积弊：一是冒领款项、蒙混报销，应当严格规定处分；一是各种料物的收发，应当设法稽查；一是申明赔偿修理的旧例，以防任意更改名称；一是武官应当认真巡察。诏令山东巡抚严厉清除积弊，并命有河务的各省督抚查察，遇到劣员，严厉参奏惩办。二十三年正月，历城小沙滩、章丘胡家岸决口，随即堵塞。十一月凌汛，利津姜家庄、扈家滩决口，水由沾化降河入海。二十四年六月，山东黑虎庙决口，冲穿运河向东泄水，仍流入正河；又决历城杨史道口、寿张杨家井、济阳桑家渡、东阿王家庙，分流注入徒骇河、小清河入海。派李鸿章会同河道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张汝梅勘察。不久，裁撤东河总督，随后又恢复设置。

译二十五年二月，李鸿章等说：“山东黄河自铜瓦厢改道流入大清河以来，正值军务兴起，无暇修治。同治末年，逐渐出现溃决泛滥，才修筑上游南堤。光绪八年以后溃决泛滥屡次发生，于是普遍修筑两岸大堤。然而民间原先已经沿河岸修有小埝，紧逼黄河水流。大堤修成后，又劝百姓守护民埝，甚至有把民埝改成官府守护的。于是堤坝长期失修，每逢洪水上涨民埝决口，水势便像从高处倒下那样冲去，堤坝也随之决口，这就是历来河工失败的根本弊病。上游曹州、兖州所属南北两岸堤防合计长四百多里，两堤相距二十里至四十里；民埝偶尔决口，水还能从堤内回到正河，大决口时大堤也无法保全。南北两岸民埝工程共二十四处，同治以来只决过四五次，这是上游的情形。中游济州、泰安所属两岸堤埝各半，合计长五百里；南岸上段依山没有堤，下段守民埝，北岸上段守大堤，下段守民埝，长短错杂不一，都是因为堤内村庄难以迁移，只能权宜守护。下游武定所属南岸全守大堤，北岸全守民埝，合计长五百多里；地势越发平坦，水势越发增大，险工有七十多处，二十五年来已经决口二十三次，这就是中下游的情形。山东的修堤防洪事业原本只是草创，偶尔兴办一些工程，也都因为经费不足，没有按照治理河道的成法办理。前任巡抚李秉衡屡次陈述山东遭受河患的危害和治河的困难，说近来几乎没有一年不决口，而且每年不止一次决口。朝廷屡次耗费巨额钱财，民间却始终没有安稳的年景。如果不按照成规大力修治，怎么能够仰答朝廷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臣等详细考察古代治河的方法，只有汉代贾让提出的迁徙处在水流冲击处的百姓、把土地让给水，确实是上策。前任巡抚陈士杰修建中下游两岸大堤，合计长一千里，两堤相距五六里至八九里，就在此基础上加高培厚、修缮守护，似乎不失为中策。只是有些地方原先已经弃大堤而守民埝，例如南岸泺口上下，守民埝长达一百一十里；上段靠近省城六十里，商贾聚集，靠近险工的地方稍微平缓，暂缓推行迁徙；下段险要工程很多，十多年中已经决口九次，拟把民埝外二十多个村庄迁出，弃守民埝而改守大堤，使居民离水稍远，防守容易稳固。这是南岸酌情拟定迁民、废弃民埝的办法。至于北岸堤工，从长清到利津四百六十里，民埝外、堤内有数百个村庄。长埝逼近急流，河面太窄，处处是弯道，所有弯道都是险处。河岸淤积得很高，民埝外的土地像锅底一样低，各村都绝不能长久安居。况且民埝一破大堤必然跟着破，想保住民埝外数百个村庄，却使堤外数千个村庄一同遭灾，更觉得不是办法。但小民安土重迁，屡次遭受沉重水灾，也不肯远迁，不是早晚之间可以议定的。如今拟定北岸从长清官庄到齐河六十多里，河面还宽；利津到盐窝七十多里，土地都是盐碱地，不便迁民，都把民埝当作大堤，民埝外的百姓不必迁徙。齐河到利津还有三百二十里，民埝紧逼河岸，甚至有不到一里的地方，形势上不得不废弃民埝而守大堤。但北堤大半残缺，无法退守，而且所需经费过于巨大，迁民更加困难，应暂且守护旧民埝；这就是北岸分别采取以民埝作为大堤，以及将来再议废埝守堤的办法。至于南北两岸大堤，是河工中关系最重大的工程。既然各处都低矮单薄，拟把改作大堤的民埝以及暂定守护的民埝，按照旧日河工的规格，一律修缮培厚，总要达到能够抵御汛期涨水的程度。至于下游入海的尾闾，更关系全河大局。查考铁门关旧河道还有八十多里，越往下游越宽、越深，直通海口，地势比丝网口、韩家垣更顺畅，工程费用也较少。然而修建拦河大坝、开挖引河、修筑两岸大堤，需要的费用相当巨大；下游河口不治理，全河都会受病，因此不得不核实勘察估算。这也是加高培厚两岸堤防、改正下游河口的办法。估计工程费用需要九百三十万两有余，分五六年可以完工。”朝廷议论后同意所请，先拨国库银一百万两，交给山东巡抚毓贤督促修建。毓贤说：“治理黄河的方法，确实如户部大臣所说，拓宽河面、盘筑堤身、疏通尾闾三件事是关键。查考尾闾的危害，以铁板河最为严重。全河挟带沙泥到这里，没有可以约束归束的地方，水流散漫无力；再经风潮作用，泥沙凝结得像铁一样。水流不畅，出路就会堵塞，横流便增多，所以没有一条河能十年不发生问题。拟修筑长堤一直延伸到淤滩，用来防护风潮；即使不能直接通达海口，多前进一段也就多一分好处。至于堤埝低矮单薄，修缮培厚时，土方必须充足，夯筑必须坚实，尤其要用心守护。凡是河道转弯处，一弯就是一处险情，如上游贾庄、孙家楼，中游坰家岸、霍家溜、桑家渡，下游白龙潭、北镇、家集、盐窝，都是著名的大险处，其他险处还很多，固然不能不裁弯取直；但也必须审察地势，只有引河上口能够迎合水流方向、下口直入河心，才可以办理。蒲台以西魏家口到以东宋庄，约长四十里，河水分流，承受正河水流的三成。如果顺着地势修堤、筑坝、挑引水流，使其归入北河，那么正河即使淤积，蒲台城墙也能永远免除水患。这是裁弯取直中最有益的一处，拟立即勘察估算并兴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上报朝廷知悉。二十六年，拳匪作乱，没有继续请求拨款。后来时局日益艰难，也无暇议论河防了。这一年凌汛，滨州张肖堂家决口。第二年三月堵塞。六月，章丘陈家窑、惠民杨家大堤决口，随即堵塞。黄河最初向北改道时，忠亲王僧格林沁曾请求裁撤总河官职。后来东河改由巡抚兼管，河道总督乔松年又提出同样请求。到这时，河道总督锡良说：“直隶、山东的河工长期归督抚管辖，河南巡抚本来就有兼理河道的责任。请仿照山东已有成案，改由巡抚兼理，并裁撤东河总督。”皇上批准。二十八年夏，利津冯家庄决口；秋天，惠民刘旺庄决口。过了一年二月，刘旺庄堵塞。六月，利津宁海庄决口，十二月堵塞。三十年正月，凌汛，利津王庄、扈家滩、姜庄、马庄决口，随即堵塞。六月，甘肃皋兰黄河泛滥，淹没沿滩村庄二十多个；山东利津薄庄也决口，淹没村庄、盐窝各二十多个。

译此前山东屡次遭受河患，主管官员都依着水势修堤，随着河道弯曲修筑，导致水流不能畅通。张秋以下，堤坝低矮、河道狭窄，又没有石工辅助保护；利津以下，尾闾改向南流，地势更加不顺。巡抚周馥请求拨款三百万两，略加修缮培厚，户部大臣坚决不答应。不得已，只好自行筹款二十万两增加购买石料，又发给钱财，迁徙利津下游处在水流冲击中的百姓，但百姓还没有全部迁走。又在堤南增修大堤，以防旧堤毁坏后百姓有新居可以归宿。到了薄庄决口，水向东北经徒骇河入海。周馥说：“旧河道已经淤积成为平地，如果按照旧办法堵合，估计需要九十万两有余，巨额款项难以筹集。而且堵合以后，防守毫无把握；漫口以下水深一丈多到二三丈，水势奔腾浩瀚，顺着低处流行很快，进入徒骇河后，水势更加宽深，比铁门关、韩家垣、丝网口都更为畅达。与其违逆水性，耗费无益的钱财，救助百姓却最终不能救成，不如迁民避水，不与水争地，使水和百姓各得其所。这样做有三项好处：尾闾通畅，水流宣泄迅速，这是第一项；舟船通行便利，商业货物流通，这是第二项；河流顺直，险情减轻、费用节省，这是第三项。节省下来的堵筑费用还不计算在内。不过补救的办法也有三项费用：一是迁民费用；二是修筑民埝的费用；三是迁移设置盐垣的费用。估计需要五十万两黄金，比堵筑费用节省四分之三，而所得利益超过节省的费用。”皇上批准，于是不再堵塞。从此东河水势平稳，多年没有发生一次决口。宣统元年，开州孟民庄决口。第二年堵塞。三年，山东巡抚孙宝琦说：“自黄河流入山东以来，河道深而通畅，起初没有修防。日久以后淤积泛滥，才修筑民埝，紧逼黄河水流。后来普遍修筑大堤，却又命令百姓守民埝。民埝发生漫决，官府没有处分，直隶、山东两省的成例都是如此。元年开州决口，洪水沿山东上游民埝外、堤内向下游流，到中游才回归正河，濮州、范县、寿张受灾尤其严重。臣与直隶总督会商，派人共同筹款堵筑，到上年才告成功。如果能够统筹全局，分别勘察治理，把上游横向决口改为由官府守护，那灾患将难以想象！臣过去随李鸿章到山东勘察河道，当时曾与工程司建议修筑堤坝，向海中深处延伸，这是最重要的办法，最终因为费用巨大没有办成。如果由主管治理的人统筹经费，分年修筑堤坝，借助约束水流来冲刷泥沙，再酌情购买外国挖泥轮机，往来疏浚，尾闾有希望深而畅通，全河都将受益。河工是专门的学问，不经过长期阅历，不能掌握其中奥妙。应当赶快仿照河南省的定章，把文武官员的定额缺额改为终身任职，并在三省之间互相调动。臣去年设立河工研究所，招集学员讲习河务，原本是为了培养治理河道的人才；如果设置河厅、河汛，这些人员毕业后就可以分别试用，对工程大有帮助。以上四件事，都必须兴办。臣愚见认为，应当设置总河大员，历次勘察并会同商议，把三省每年一百几十万两的经费统一归其使用；等议定大规模治理办法后，再随时请求拨款，使其免受牵制而完成工程。”奏疏送入后，诏令会同直隶总督、河南巡抚统筹商议。还没有来得及议覆，武昌发生变乱，于是搁置不行。

译志第一百零二。河渠志第二。运河。运河从京师经过直沽、山东，向南通达扬子江口，南北长两千多里；又从京口到杭州，首尾长八百多里，统称为运河。明代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的区别。清朝自康熙年间靳辅开凿中河，避开黄河水流的险处，运粮船经过黄河不过几里，便进入中河，于是长一百八十里的河漕就废弃了。至于白漕借助白河，卫漕疏导卫水，闸漕、湖漕分别承接山东、江南各湖的水，与明代没有不同。嘉庆末年，河流屡次决口，漕运道路被淤塞，于是借助黄河水来济运。道光初年，试行海运。道光二十八年，又因节省帮运费用，续运了一次。到了咸丰朝，黄河向北改道，中原多事，漕运道路中断。清朝末年，海运于是成为常规。黄河向南流时，最先受害的是淮河；淮河受害，漕运也就受害。因此，治理黄河、疏导淮河、保障漕运三项措施，全都集中在淮安、清口这一带。施工的勤苦、耗费钱财的巨大以及百姓田地房屋连年遭灾，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清口这一带的用意，是蓄积清水来抵挡黄水。可是，淮水强盛固然可以冲刷黄河泥沙，但过于强盛就无法保全运河堤岸；淮水弱了又无法济运，黄河水还恐怕倒灌，不像白漕、卫漕只需疏通淤塞、堵住决口，闸漕、湖漕只求蓄水和泄水适当而已。至于江漕、浙漕，号称容易治理。江漕的粮船从湖广、江西沿汉水、沔水、鄱阳湖而下，一同进入仪河，再逆流上行。京口以南，运河只有徒、阳、阳武等县时常需要疏浚；无锡以下，直达苏州，和嘉兴、杭州的运河，本来都是清澈顺畅的水道，不劳烦人力。现在把其中受害最严重、工程最巨大的部分记载在这一篇中。顺治四年夏天，久雨导致江都运河堤决口，随即堵塞。顺治六年夏天，高邮运河堤决口数百丈。顺治七年，运河堤溃决，挟带汶水由盐河流入大海。顺治八年，招募民夫大规模疏浚运河。顺治十四年，河督硃之锡说：“南旺向南距离台庄，地势高一百二十尺；向北距离临清，地势高九十尺。应遵守既定条例，不是水位积到六七尺，不准开启闸门，以免水泄干涸。关闭下闸、开启上闸，水势凝滞也会变深；关闭上闸、开启下闸，水势旺盛也会变浅。重载粮船经过时，闸门板不可轻易开启；空船返航时，闸门板不可轻易关闭。”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顺治十五年，董口淤塞。硃之锡在石牌口以南稍偏的地方开凿新河二百五十丈，连接大河，以便运输飞挽的粮船。此前，漳水在顺治九年从丘县向北流，经青县入海。到顺治十七年春夏交替之际，卫水微弱，粮运艰涩停滞，于是筑堰拦截漳河，把原来灌溉民田的水分流引入卫河来济运。当时河北连续多年大旱，部司姜天枢说：“从前佥事江良材想引导黄河水注入卫河，增加一条漕运道路；如今难道不能借用他的建议，反过来引卫河水注入黄河吗？”硃之锡听从了他的话，并设置卫河主簿，把这件事写入法令。康熙元年，规定运河修筑工程的期限：三年以内冲决的，参奏查处负责修筑的官员；超过三年的，参奏查处负责防守的官员；没有实行防护而导致冲决的，一并参奏查处。康熙四年秋天，高邮发大水，冲决运河堤岸。康熙五年，运河从仪征到淮河一段淤浅，知县何崇伦招募民夫疏浚。漕督林起龙说：“粮船向北行驶，处处受到闸门阻挡和水浅阻碍，请下令河臣实地勘察安山、马踏等湖，以及各个柜闸的闸子堤、斗门堤岸，还有东平、汶上各处泉源，看有没有堵塞，务必疏浚泉源、清理湖泊，以畅通漕运道路。”康熙六年，江都露筋庙决口。第二年堵塞。康熙十年，高邮清水潭决口。第二年再次决口，到康熙十三年才堵住。康熙十四年，江都邵伯镇决口。康熙十五年夏天，久雨导致漕运堤岸崩溃，高邮清水潭、陆漫沟、江都大潭湾共决口三百多丈。康熙十六年，任命靳辅为河督。当时东南水患更加严重，漕运河道更加浅涩。靳辅说：“黄河与运河应当视为一体。漕运道路的阻塞，大多是由于河道变迁造成的。从前议论治理河道的人，大多只在漕船经过的地方尽力，其他决口则认为与漕运道路无关而慢慢处理，以致河道日益败坏，漕运道路也因此日益阻塞。所以，凡是源流和结果相互关联的地方，绝不能区别对待。又，运河从清口到清水潭，长约二百三十里，因为黄河水灌入，河底淤高，居民每天担心淹溺，运粮船也常常苦于阻塞。请下令各省巡抚，把本年应运的漕粮务必在明年三月以内全部运过淮河。等粮船全部通过后，立即封闭通济闸坝，督促集中民夫，把运河大规模挑挖疏浚：河面宽十一丈，河底宽三丈，深一丈二尺；每天役使民夫三万四千七百多人，三百天完工。并堵塞清水潭、大潭湾等六处决口，以及翟家坝到武家墩一带的决口，需要钱款九十八万多。”他又说：“过去因为河道淤积，船只受到阻滞和盘剥，艰难困苦极多。如果把清口一带全部挖深，船只就可以畅行，能够节省很多费用。” 于是下令把运输中节省下来的费用量取一部分，用作治理河道的经费，并请等运河疏浚加深、船只通行以后，对所有经过的货船分别征收若干剥浅银，一年后停止征收。朝廷全部准许实行。康熙十七年，修筑江都漕运堤岸，堵塞清水潭决口。清水潭靠近高邮湖，连年溃决，刚筑好就坍塌，决口宽达三百多丈，给漕船造成很大危害。前一年，尚书冀如锡勘察估算工程费用为五十七万，民夫和柳木仍要摊派给百姓，还担心工程不能成功。靳辅周遍巡视决口，在湖中距离决口五六十丈处筑成弯月形堤坝，从两端合抱修筑，建成一条西堤，长六百零五丈；又另外开挖环绕西侧的越河一条，长八百四十丈，只耗费官帑九万。到第二年工程完毕。皇帝嘉奖他，把河命名为永安，把新河堤命名为永安堤。这一年疏浚山、清、高、宝、江五州县的运河，堵塞决口三十二处。靳辅又请求按里程设置兵丁，分驻在运河堤岸上；从清口到邵伯镇以南，每名士兵负责两岸各九十丈，责令他们栽柳蓄草，密种菱、荷、蒲、苇，作为永久保护堤岸的办法。他又说：“运河既然计划挑深，如果不把淮水约束引入运河来济运，仍然任由黄水灌入，不久还会重新淤塞。请在高堰堤工程薄弱处加修缓坡，作为长久保护堤岸的办法。”朝廷都按他的建议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五丈〕

译康熙十八年，山阳戚家桥决口，随即堵塞。明朝初年，江南各路漕运从瓜洲、仪征到清江浦，由天妃闸进入黄河。后来黄河水灌入运河，潘季驯才开始把运河入口移到新庄闸，引入清水、避开黄水，但仍沿用天妃之名。然而，河口距离黄河、淮河交汇处只有二百丈，黄水仍然倒灌，运河河底越垫越高，年年不断挑挖疏浚。再加上黄河、淮河汇合处水流回旋激荡，重载粮船驶出河口时，危险尤其严重。到这时，靳辅建议把南运河入口移到烂泥浅上方：从新庄闸西南开挖一条河，到达太平坝；又从文华寺永济河的河头开始开挖另一条河，向南经过七里闸，再转向西南，也接到太平坝，都避开烂泥浅。把引河内的两条水道并行设置，互相形成月河，以缓解急流；而烂泥浅这一条河分出十分之二帮助漕运，仍让十分之八的水流冲向黄河，使黄水不再倒灌，也难以冲到运河入口。这样一来，重载粮船过淮河后，扬帆直上，仿佛行走在平坦大道上。这一年，在江都鳅鱼骨开设滚水坝，并新建宿迁、桃源、清河、安东六座减坝。康熙十九年，新建凤阳厂减坝一座，在砀山毛城铺、大谷山，宿迁拦马河、归仁堤，以及邳州东岸马家集修建减坝十一座。康熙初年，粮船到达宿迁后，由董口向北到达。后来董口淤塞，于是改走骆马湖。骆马湖水浅面宽，无法施用纤缆，船陷在泥中不能前进，只能挖掘泥沙、抬运船只，宿迁县因此骚动不安。靳辅于是创修皁河四十里，上接泇河，下通黄河，漕运因而便利。这一年久雨，淮河、黄河同时上涨，冲决兴化漕运堤岸，水流进入高邮城，毁坏泗州城郭；又特别在高邮城南八里和宝应的子婴沟筑滚水坝。康熙二十年七月，黄河水大涨，皁河淤积，不能通行船只。众人商议想仍然改走骆马湖，靳辅坚持认为不可，亲自督促挖掘一丈多深；黄水退落后，清理出淤泥，又把河道冲刷通畅。随即关闭皁河入口的拦黄坝，在其东边稍偏的龙冈岔路口到张家庄之间开挖新河三千多丈，使水流出皁河；石磡的清水全部由新河流到张家庄进入黄河，这就是张庄运口。这一年增筑高邮南北滚水坝八座，在坝对面都开越河，以防船行危险；凡旧堤险要处，都改用石料加固。康熙二十二年九月，黄河水从龙冈漫入，新河又淤塞。随即在石磡筑拦黄坝，再设法疏导，十多天后，新河又能畅通。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视察河工，到清口时，因运河入口水流湍急，下令在清河运口增建石闸。康熙二十五年，靳辅认为漕运道路经过黄河，风浪险恶，于是从骆马湖开凿渠道，经过宿迁、桃源，到清河仲家庄出口，命名为中河。粮船向北行驶，出清口后在黄河中航行几里，便进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以避开黄河一百八十里的险段。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靳辅开凿中河的功劳不在明代陈瑄开凿清口之下。然而，按察使于成龙、漕督慕天颜先后弹劾靳辅开凿中河使百姓劳苦，皇帝斥责他们阻挠工程。康熙二十七年，又派尚书张玉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等前往察看，他们也称中河水流平稳，船只航行十分便利。但中河逼近黄河水流，不便拓宽；里运河和骆马湖的水都汇入这里，河道狭窄恐怕容纳不下，应在萧家渡、杨家庄、新庄各修建减坝，使水大时能够宣泄；仲家闸口过于直，恐怕发生倒灌，应向东南斜着开挖，以避开黄河水流。皇帝下诏，等亲临视察时再决定。这一年大雨，中河决口，淹没清河县民田数千顷。第二年春天，皇帝南巡，视察河工，到了宿迁支河口，对诸臣说：“河道关系到漕运和百姓生计，地形水势应当随时权宜变通。如今看这条河狭窄，逼近黄河堤岸，万一黄河堤岸溃决，防御失当，中河和黄河就会混成一条。此河开通后，商人百姓没有不称便的，谁知道日后会怎样呢？”图纳、马齐说：“我们勘察河道时，正值大水，担心河道狭窄容纳不了各处来水，所以商议在北面偏远堤岸修建三座减坝，使水沿旧河道流入海中。”靳辅说：“我的意思是开凿这条河，可以约束水流入海；等疏浚完毕察看，漕船也可以通行。如今如果再增修远堤，以保固黄河堤岸，应当可以无忧。”河督王新命说：“支河口只有一座镇口闸，微山湖各处来水很大，遇到久雨大水不能承受，必然导致决口。如果在骆马湖修建减坝，让涨水流入黄河；再修筑郯城禹王台，阻挡流入骆马湖的水，使其注入沭河，那么中河就无忧了。”皇帝说，可以仍然开通支河；黄河上的漕运道路也并存，不废弃。此前张玉书等请求关闭拦马河，事情交给总河处理。到这时王新命说：“拦马河原本是用来宣泄黄河异常上涨的水，似乎应当保留；水涨时开放，水势平缓时关闭，以免中河淤塞。” 至于骆马湖的三座减坝，张玉书等主张在堤内保留两座，把水减入中河，又担心中河容纳不了，计划在东面稍偏的萧家渡、杨家庄、新河口酌情修建减坝来宣泄。臣认为，既然说中河容纳不了，何必还保留这两座坝，把水减入中河，又在萧家渡等处修坝，增加这些曲折？不如把三座坝都留在远堤之外，让水沿旧河道入海；在萧家渡三处酌情保留两个缺口，根据水势宣泄或堵塞，这样更好。郯城沭水口原有禹王台，用来阻挡水势；白马河、沂河的水汇入骆马湖后，泛滥更加严重，难以遏制，应在禹王台旧基迎水处堵塞截流，让水仍沿旧河道入海。”皇帝命随行诸臣详细议定。只有骆马湖减坝采用张玉书等原来的意见，其余按王新命所说办理。

译康熙三十二年，直隶运河在通州李家口等五处、天津耍兒渡等八处决口。卫河水势微弱，只能依靠漳水灌注，由馆陶分流来济运。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漳水向北迁移流入滏阳河，馆陶的水流于是断绝。到康熙三十六年，漳水忽然又分流，仍由馆陶流入卫河来济运。康熙三十八年，朝廷议论把高邮减坝和茆家园等六座坝都改为滚水坝，并把高堰石工加高五尺。康熙三十九年，皇帝认为清口每天淤塞，恐怕耽误粮船；海运到天津又极其艰险，打算用沙船装粮，从长江入海，到黄河入海的河口，再运入中河，这样海运的路程并不远。皇帝把此事交给河督张鹏翮筹划。张鹏翮说，运河决口已经堵好，清水也已经引出，粮船应当可以畅通。若改用沙船装运，还要雇募水手，只会徒增费用；而且从长江入海，再从黄河海口进入中河，风浪变化难以预料，实在难以通行。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起初，河督于成龙因为中河向南逼近黄河，难以筑堤，于是从桃源盛家道口到清河，放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命名为新中河。到这时，张鹏翮看到新中河浅而狭窄，且盛家道口的河头弯曲，运输不顺，于是在三义坝筑拦河堤，截取旧中河上段和新中河下段合成一条河，重新大力修整疏浚，漕运道路因此便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康熙四十年，因为湖口清水已经流出，应当筹划节制宣泄的办法，皇帝准许张鹏翮的请求，在张福口、裴家场两条引河之间再开一条引河，合力抵挡黄水。如果黄河上涨发生在粮船已经通过之后，就堵住拦黄坝，使黄水不得倒灌；如果上涨发生在船只航行时，就关闭裴家场引河口，引清水流入三汊河，经过文华寺来济运。这一年，在中河口南岸修建石闸。康熙四十二年，因为仲庄旁边清水出口处逼迫水流向南，导致妨碍漕运，皇帝下令把中河运口移到杨家庄，即大清水的旧河道；这样一来，漕运和盐运都得到便利。过了一年，又命令在直隶运河杨村修建减坝以分泄水势。康熙四十四年，皇帝说，高堰以及运河的减坝如果不开放，就会危及堤坝；开放泄水又会因水涝伤害田地。应当在高堰三座滚坝下游开挖河道、筑堤，约束水流进入高邮、邵伯等湖；在减坝下也开挖河道、筑堤，约束水流经串场溪注入白驹、丁溪、草堰等河流入海。命江、漕、河三处督臣共同勘察估算，派官员督促修建。从此淮安、扬州各郡都免除了水流漫溢的祸患。康熙四十五年，张鹏翮在中河横堤修建草坝两座，在鲍家营引河处修建草坝一座，根据情况开闭，免得中河淤塞。又因为运河水上涨，堤岸容纳不下，在文华寺修建石闸，闸下开挖引河，从杨家庙、单杨口直到白马湖，长一万四千八百多丈；水涨时开放使水流入湖，水干时堵闭。这一年，济宁道张伯行请求引漳水从成安柏寺营通往漳河的新河，连接馆陶的沙河，即古人所说的马颊河；疏通其中的淤塞，使水流畅通进入卫河。议案还没来得及实行。过了两年，整个漳河的水流入馆陶，漳水、卫水合流后水势强劲湍急，恩县、德州正当冲要而受害，于是在德州哨马营、恩县四女寺修建坝，开挖支河以减弱水势。康熙六十年，山东巡抚李树德请求开凿彭口新河。此前，济宁道某官说，彭口一带有昭阳、微山、西湖，泥沙喷涌堆积在三洞桥以内，屡次开凿又屡次堵塞，阻滞粮船，应当开挖新河，避开喷沙，以疏通漕运道路。到这时，李树德把这件事上奏。皇帝说：“山东运河的水，来自西湖流入。过去百姓认为该开就开，认为该闭也就闭。开凿是什么意思？堵闭又是什么意思？务必把其中的原因全部弄清楚，才可以决定开还是不开、堵还是不堵。不然就是白白浪费。又，山东运河全靠湖水、泉水来济运。如今开垦了许多稻田，截断上游水流来灌溉，湖水自然没有地方蓄积，怎么能够济运？往年山东百姓想开新河，朕担心下游泛滥，所以禁止而没有批准。如今又请求开新河。这个地方一边是微山湖，一边是峄县群山，还能从哪里开凿呢？张鹏翮到山东后，把这道旨意详细传告巡抚，告诫地方官，考察泉源，蓄积湖水，使漕运不受耽误，这就容易得很了。” 雍正元年，河督齐苏勒会同漕督张大有上言：“山东蓄水以接济漕运，有南旺、马踏、蜀山、安山、马场、昭阳、独山、微山、郗山等湖。水位上涨时，就引河水流入湖中；水干涸时，就引湖水流入漕运河道，随时蓄积，以接济运河。古人把这种湖称为‘水柜’。由于历年日久，昭阳、安山、南旺三湖多被居民占地耕种、私自开垦。现在除已经成为田地的土地不再追究外，其余土地等水位下降后丈量，树立封界标志，永远禁止侵占，并设法蓄水。至于马踏、蜀山、马场、南阳等湖，原有斗门、闸座，再加筑土坝，就可以蓄积深而广的水量，作为来年接济漕运的储备。唯独山湖紧邻运河，只有一道狭小堤堰，而且缺口很多。应根据水势察看处理：河水大涨时，任其灌入湖中；湖水与河水水位相平时，就筑堰拦截；河水稍稍下降时，不使湖水有一滴一滴流失。若遇到运河水浅或淤塞，就引湖水向下游流入，希望能够便捷地接济运道。至于各湖的闸座，仍按旧例向塘中灌水蓄积，按时启闭闸门，这样湖水就会深而广，运道也会疏通。”下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雍正二年，齐苏勒认为骆马湖东岸地势低洼，容易泄水，旧坝不足以抵御水患，于是从湖东陆塘河通宁桥西面的高地修筑拦河滚坝；又修筑拦水堤六百丈，堤口宽三十丈，以便宣泄水势。还帮修运河西岸地洞口的堤身五百一十丈，高、宝、江东西两岸的堤工五千零二十四丈，以及宝应西堤从七里闸以南到柳园头的埽工五百七十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十丈、五千二十四丈〕

译雍正四年，齐苏勒把种家渡以南的旧彭口改到十字河，但彭口的沙土淤积仍和从前一样。此前，侍郎蒋陈锡曾上疏陈述漕运事务，世宗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人勘察豫东运道。到这时，何国宗等复奏说：“山东运河必定要依靠各湖的水来接济，请将安山湖疏浚并修筑堤坝；南旺、马踏等堤以及关家坝，都加高培厚，并修建石闸，按时启闭；分水口两岸沙山的下面，各修筑一道束水坝；汶水以南的戴村坝应当加以修整；在汶水以北修建坎河石坝；恩县四女寺应当修建一道挑坝；在‘▯专平’运河西岸修复两座进水关，东岸修建一道滚坝；濮州沙河与赵王河交汇的地方，原有土坝引水入河，应当修筑、疏浚；该河以西的州县，听任百姓开通水道，使水汇入沙河，这对运道和百姓生活都有好处；武城和恩县北岸，各开挖一道引河。河南运河从北泉向下，经过仁、义、礼、智、信五闸，拦住河水向旁边分流，但愚民不免有截断水流、偷取水的弊端。请拆除这五座闸，在泉池南口修建一道石堰，开设三个口门，分成三条渠道，并修筑小堤，使水不向旁边泄漏；东西两边各开一条渠道，每条渠道修建五座闸，分别灌溉民田。小丹河从清化镇以下应当疏浚并筑小堤；在河东一里处开挖水塘一座，修建石闸三座，分成三条渠道，以小丹河为官渠，东西两条为民渠。各处洹河石坝都已经淤没废弃，应当增修为挑坝。各处泉源都应当分别开挖加深、拓宽，流入卫河来济运。”朝廷交给有关部门议定实行。雍正五年，山东巡抚塞楞额因为柳长河日益淤浅，虽然各段相互连接，但中间有金钱岭隔开，特意开挖两条引河：一条从岭北流入安山湖，一条从岭南流出闸口济运。雍正八年，河督嵇曾筠说：“宿迁骆马湖旧有十字河口门，引湖水济运，同时用来冲刷黄河泥沙。后来湖水微弱，恐怕黄河水倒灌，于是堵闭河口，又在西宁桥以西修建拦湖坝。由于这样，湖水不能流通，只能专门依靠黄河水济运，导致中河水挟带泥沙淤积。今秋山洪暴涨，去路又被阻塞，水流横向漫溢。请恢复十字河旧口门，使湖水流入中河，冲深运河；拦湖坝酌情拓宽，使上游来水经六塘河入海。”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开始设置黄河、运河两岸的守堤堡夫，每二里设一堡，每堡安排夫役二人，住在堤上巡查守护，使远近各堡互相声援。雍正九年，兼任总河的田文镜说：“汶水向南流来济运，过去有玲珑、乱石、滚水三座坝。夏秋水势盛涨时，水从滚坝流入盐河，泥沙则随着水流从玲珑、乱石坝的孔隙中滚泻而下。自从何国宗在三坝之间增建石坝以后，连一滴水也不能通过，既没有下游泄水的去处，也没有缝隙排出淤泥，导致汶水挟沙进入运河，淤积日益升高。请把坝改为闸，设置五十六个矶心，中间留下五十五个水门，安装闸板以便宣泄。又因为不能开闭自如，另筑土堤，命名为春秋坝。”朝廷按他的请求实行。雍正十一年，山东巡抚岳濬说：“山东的水柜，旧有东平安山湖废闸四座。自从何国宗提议恢复安山湖水柜，重新修筑临河堤和围湖堤，修通湖闸、蛇沟二闸，又在八里湾、十里铺两座废闸之间修建石闸一座，名为安济闸，这些工程都已修完，却仍然不能蓄水济运。原因是湖底土质疏松，不是围湖堤能够蓄住水，均应加以修防。围湖堤的缺口，一概停止补筑，以免浪费费用。”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雍正十二年，直隶总督李卫认为故城与山东德州、武城相邻，正处在河流向东流、转弯的地方，过去没有堤埝，水涨时便漫溢，于是劝告百姓共同修筑土埝，并酌情发给粮食，以修工代替赈济。山东巡抚岳濬认为德州河道水流正面冲击堤岸，于是在东岸开挖新河、修建滚坝，两岸各筑远堤，并酌情开设涵洞，以便宣泄水流。乾隆二年，御史马起元说：“直隶、山东的运河近来多有淤塞。”尚书来保说：“卫水既要济运又要灌田，请下令详细查勘地势，使漕运不受阻碍，民田也能得到灌溉。”皇帝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直隶、漕运、河道三位总督，以及河南、山东两省巡抚勘察上奏。有关部门议覆说：“山东泉源四百三十九处，没有不疏通的，闸坝也完好坚固；只有戴庙、七级、柳林、新店、师庄、枣林、万年、顿庄各闸，有的闸翼被潮水蛀坏，有的闸面石头裂缝；两岸斗门、涵洞中，满家三空桥的闸翼低陷，石闸闸面太低，应交给河督兴修。又，马踏、蜀山、马场、独山、微山等湖，要严禁占地种植芦苇；南旺、南阳、昭阳等水柜只能勉强泄水；小清河长期淤塞，都应当依次修治。至于卫水济运和灌田，应在馆陶、临清各设水则一处，测量水位深浅，按时开闭闸坝。”马起元又说，通州到天津的河道多有淤浅，粮船航行不便。皇帝命赵殿最和顾琮勘察议定。不久议定，天津向上游航行的河道虽然设有兵丁官员，却没有官员专门管辖。应当增设漕运通判一人，驻扎张家湾，专门负责疏浚；把总二人，外委四人，听从通判调遣。普济寺等四闸隶属通州，增设吏目一人；庆丰等七闸隶属大兴，增设主簿一人。遇到应当开挖疏浚的地方，报请坐粮厅核实修浚。采纳鄂尔泰的意见，在独流东岸修建滚坝，并开挖引河，注入中塘洼，以免静海有水流过多泛溢的忧患，同时减弱天津三汊口争流的水势。这一年，大规模疏浚淮安、扬州运河，从运口到瓜洲三百多里。乾隆三年，河督白锺山说：“卫河水势的调节，全在根据情况开闭闸坝。赵殿最先前奏请设置馆陶、临清两座水闸，其实可以不必设立。后来雨水调和，各泉水渠的闸门仍按旧制由官民分别使用。如果遇到水浅流涩，就暂时关闭民渠、民闸，以便利漕运；如果河水充足畅通，漕船又已经提前通过，也可酌情放下官渠、官闸的闸板来灌溉民田。”这一年，修复三教堂减坝，疏浚淤塞填满的支河，使水泄入马颊河；又在三空桥旧址修建减坝，仍然疏通支河，使泄水流入徒骇河。增建裴家口东南涵洞两座，修筑房家口上下堤岸、马家闸土堤，以及从峄县台庄直到临清板闸的八百里运河堤岸纤道，也用来保护临河的田地房屋。

译此前疏浚毛城铺河道时，高斌因为黄河水倒灌，把运河入口移到上游七十多丈处，与三汊河相接。第二年，黄水仍然灌入运河，议论的人大多说是新开的运河入口造成的，于是特意命大学士鄂尔泰考察。鄂尔泰很快说：“详细勘察漳河旧河道，一条从直隶魏县向北，经山东丘县城西，到效口村汇合滏阳河，流入大陆泽，下游汇入子牙河，由天津入海；另一条由魏县以北的老沙河，经潘尔庄、丘县城东，经过清和、武城、景州、阜城各地，越过千顷洼，进入运河后流入大海。丘县城西的旧河道距离卫河较远，旧有河迹已经淹没，重新开通很不容易。而且滏阳河下游汇入子牙河，整个漳河的水也难以容纳。只有老沙河就是古代的马颊河，河道宽阔，在这里挑挖恢复旧河道，从和尔寨村东承接漳河向北转折的水势，开到漳洞村，再汇入旧河道，水势顺畅而工程省力。就在新挖河道的河头向东流入卫河处修建闸门；如果卫水微弱，就开启闸门以济运；卫水足够使用，就关闭闸门，让水回归旧河道。再在青县以下酌情修建闸坝，这样临清以北的运河可以免于淤积，青县以下的田地房屋永远不会被水浸淹。应当命令直隶、山东两省会同勘察估算修建。”乾隆五年，改山东管河道为运河道，专门负责蓄水、泄水、疏浚和闸坝事务，仍然管理河库，这是采纳白锺山请求的结果。鄂尔泰又说：“详细勘察漳河旧河道，一条从直隶魏县向北，经山东丘县城西，到效口村汇合滏阳河，流入大陆泽，下游汇合子牙河，由天津入海；另一条由魏县以北的老沙河，从潘尔庄经过丘县城东，经过清和、武城、景州、阜城各地，越过千顷洼，进入运河后流入大海。丘县城西的旧河道距离卫河较远，旧迹已经淹没，重新开通并不容易。而且滏阳河下游汇入子牙河，整个漳河的水也难以容纳。只有老沙河就是古代的马颊河，河道宽阔，在此挑挖恢复旧河道，从和尔寨村东承接漳河向北转折的水势，开挖到漳洞村，再汇入旧河道，水势顺畅而工程省力。就在新挖河道的河头向东流入卫河处修建闸门；如果卫水微弱，就开启闸门来济运；卫水足够使用，就关闭闸门让水回归旧河道。再在青县以下酌情修建闸坝，这样临清以北的运河可以免于淤塞，青县以下的田地房屋永远不会遭受水淹。应当命令直隶、山东两省会同勘察估算修建。”乾隆五年，改山东管河道为运河道，专门掌管蓄泄、疏浚和闸坝事务，仍然管理河库，这是采纳白锺山请求的结果。乾隆二十二年，增建高邮东堤石坝，酌情确定水则，根据水势大小决定开启或关闭。巡漕给事中海明说：“江南运河只有桃源的古城砂礓和溜滩湾一带沙土堆积；黄河以南，只有扬州湾头闸到范公祠之间三千三百多丈的一段水道浅阻，都应当挑挖疏浚。镇江到丹徒、常州一带，水本来没有源头，依靠江潮灌注；冬春潮水较小时，河道就浅。再加上每天潮汐容易造成淤积，两岸土质松散，容易崩卸，应当每六年大规模疏浚一次，否则三年也必须选择河段打捞浅滩。丹徒两闸以下以及常州武进等县，也有部分河段浅涩停滞，都应一律疏浚。”皇帝下诏说：“疏浚河道容易滋生虚报冒领，应当往来查察，不得把这件事交给委员专办。” 乾隆二十四年，命海明、河督张师载和山东巡抚阿尔泰会同勘察直隶、山东运河。起初，运河水涨，在德州等处漫溢，景州一带道路淤塞。到这时，海明等人说：“漳河、卫河在夏秋水势大涨，应当在旁边增加疏泄渠道。从临清到恩县四女寺二百五十多里，河身曲折；临清塔湾东岸原有沙河一条，即黄河的遗迹，经过清平、德州、高唐，进入马颊河流入大海。请开挖疏浚，修成滚水石坝，使汶水、卫水合流，分泄水势。四女寺、哨马营两条支河，原本是分泄汶水、卫水入海的道路，请把狭窄处拓宽，以免下游德州等地冲决泛滥。”乾隆二十五年，巡漕给事中耀海会同张师载说：“南旺以北只有马踏一湖，水患救济不足。独山湖有金线闸，水只向南流；利济闸的水可以向北流。请把金线闸移到柳林闸以北，使独山各湖的水全部流入北运河。”皇帝批准了。乾隆二十七年，因为鱼台辛庄桥以北原有两个泄水口，口门被冲刷加深，难以控制，准许张师载等人的请求，改建滚坝一座。这一年，疏浚德州西方菴对岸的引河，从魏家庄到新河头，长四十丈；在齐家庄修建挑溜埽坝，接着修筑清口东西两坝，修理李家务石闸。乾隆二十八年，采纳阿尔泰的意见，在临清运河逼近村庄的地方开挖引河五条，以分泄水势。乾隆三十三年，黄河水流入运河，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前往开启临黄坝，以泄去大涨的水势，并疏浚运河的淤浅处。乾隆三十七年，河督姚立德说：“泗河下游董家口过去修建石坝来分泄水流，如今泗水向南流，反而受到石坝牵累。请拆除石坝，并拓宽孟家桥旧石桥。”朝廷按请求实行。乾隆五十年，命大学士阿桂实地勘察河工。阿桂说：“臣刚到这里时，询问商萨载、李奉翰以及河上的官员和差役，他们大多主张引黄河水灌入湖中。今年湖水极少，不仅黄河水断绝、清水微弱，到了六月以后，竟然连一滴清水也流不出来；又正遇黄河水大涨，倒灌入运河，直达淮安、扬州。现在只有借已经灌入的黄水来运送空船，蓄积微弱的清水来济运重船。我查察今年第二批粮船进入淮河，全靠黄水浮送，才能过淮渡黄；那么返空时即使遇到黄水消落，由于空船吃水不深，只要设法调剂，似乎可以一艘接一艘地快速航行。”借黄水济运，从这时开始。乾隆五十一年，运河水势大涨，导致淮安以下东岸泾河泄水石闸的闸墙蛰底翻裂，难以启闭。过了五年，山阳、宝应的士民修复了它。

译嘉庆元年，黄河在丰汛决口，冲开南运河佘家庄堤岸，水从丰县、沛县向北流入金乡、鱼台，漫入微山、昭阳各湖，又穿入运河，漫溢两岸。这年冬天，漫口堵住了，但凌汛时又塌陷。第二年，东西两座坝都塌陷，二月工程才完毕。自从丰县工程决口以后，曹县、睢县、衡县等工程几乎没有一年不决口。嘉庆九年，因为山东运河浅塞，大规模疏浚治理；又预先蓄积微山各湖的水，作为有利于漕运的水源。然而从此以后，黄河水位高于清水水位，粮船转而依靠黄水浮送，泥沙日益堆积，所得一点便利却造成百般危害。嘉庆十二年，仓场侍郎德文等请求疏浚修整张家湾正河，堵筑康家沟以恢复漕运道路；御史贾允升请求疏浚减河，两件事都交给直隶总督温承惠勘察办理。温承惠请求疏浚温榆河上游。皇帝命侍郎托津、英和会同德文等重新勘察。不久上奏说：“近年来漕运都借助温榆河下游倒漾的水，导致泥沙淤积。如果从上游深挖，直达石坝，确实是顺应地势加以疏导。只是地势高低必须逐一细致测量，使全河没有一点阻滞才好。”皇帝批准了。嘉庆十三年，通州发大水，康家沟坝冲决成河，张家湾河道于是淤塞。仓场侍郎达庆请求明年粮船由康家沟试行一年，暂缓挑挖恢复张家湾河道。皇帝命尚书吴璥前往勘察，并与达庆意见一致，于是批准了。第二年，御史史祜说，康家沟河道难以通行，请恢复张家湾正河。事情交给直隶总督温承惠办理。温承惠说：“康家沟水流奔腾，漕船逆流而上，纤挽费用很大。那里地势正高，恐怕遇到干旱年份，河水一泻而尽，漕船航行更加困难。只是张家湾两岸有沙滩，坝基难以建立；而正河淤积已久，疏浚也十分不容易。”皇帝又派工部尚书戴均元前往勘察。戴均元也说坝基难以建立，而且时日已经迫近，恐怕河道尚未恢复，漕运日期已经到来，请仍由康家沟通行，再观察一年后酌情决定。朝廷按请求实行。当时淮安、扬州运河三百多里水浅阻塞，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请求等到九月漕船全部通过后，堵闭清江三坝，筑坝截断水流，从清江到瓜洲分段疏浚。事情交给有关部门议定。议覆说：“近年来运河浅阻，固然是由于多次漫口；而漫口的原因，是黄水倒灌；黄水倒灌的原因，是河底垫高，清水受到顶阻，不得不借黄水济运，结果导致淤积、决口，百般弊病一齐发生。” 这说明运河是受害的地方，而不是造成灾害的根源。如果能让清水畅通地冲出敌黄，并分流补济运河，那么运口以内新形成的淤积就不会停留，旧淤积也可以冲刷干净。倘若不除去倒灌的根源，却急忙把疏浚运河作为要务，恐怕会越挑越淤；运河疏浚得越深，倒灌的势头反而越猛烈，甚至冲决堤坝、形成吸溜，造成的祸患会越来越多。朝廷命尚书托津等会同河督前往勘察办理。道光十八年，漕运总督阮元认为邳、宿一带运河的闸门太少，水浅而泥沙停积，请求在汇泽闸上下增建两座闸。此事交江督百龄核查奏报。道光元年，山东河流、湖泊和山间水流同时暴涨，戴村坝以北的堤埝漫决六十多丈，草工冲刷三十多丈；四女寺支河南岸汶水旁泄的地方有三处。朝廷采纳巡抚姚祖同的意见，在正河旁原有河道的范围内开沟导水，以补济运河，同时兼顾蓄水入湖。道光三年，直隶王家庄发生漫决，由各▯汛负责赔修。这年又在戴村坝北面增筑四座官堤碎石坝。道光四年，侍讲学士潘锡恩陈述借黄河水补济运河的弊端，大略说：“蓄蓄清水来抵御黄水，是历来相传的成法。今年张文浩迟迟没有堵闭御黄坝，导致黄水倒灌、泥沙停积，酿成大患。如果再把黄水引入运河，河道就会淤满，到处壅塞漫溢，恐怕会有决口的危险。”此事交尚书文孚等妥善议定。自嘉庆末年起，黄河屡次决口，使运河的淤积日益严重，而历年借黄河水补济运河，议论此事的人也知道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有人开始筹议海运。道光五年，皇上因漕运总督魏元煜等筹议海运，众人都认为其中阻碍很多、难以实行，只有大学士英和提出统筹漕运、河道全局的办法：暂时雇用海船来分担积滞的漕运，酌情把漕粮定额折减，以资助治理河道。朝廷将此事交有关官署和督抚尽心筹划。最终因为黄河、运河两河的灾病已经很深，不是短时间能够疏通治理的，诏令第二年暂时实行一次海运。新任两江总督琦善说：“臣抵达清江后，立即到运河以及济运坝、束清坝逐一加以实地勘察。自从借黄河水补济运河以来，运河河底已经升高一丈多，两岸滩地的淤积又宽又厚，只剩中间的水道像一条线。过去河面宽三四十丈的地方，如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过去河底深一丈五六尺的地方，如今只剩三四尺深的水，还有深度不到五寸的地方。船只到处搁浅，进退都很困难。济运坝所蓄的湖水虽然渐渐增多，但水头向下流注不过三寸，仍不能畅通下注。淮安三十多里都是如此；高邮、宝应以上的运河全靠湖水供应，其情形也就完全可以想见了。请下令河臣、漕臣把河面淤积的地方拓宽、挑深，然后再放湖水，借以帮助挽运，务求不误北上期限。”皇上认为：“借黄河水补济运河，本来只是权宜办理。孙玉庭看见漕船挽运困难，却不早日陈奏改变办法；魏元煜曾任漕督，以及颜检，坐视事情败坏，隐忍不说，浪费国帑、使百姓受害，这究竟是什么心肠？”于是命令把运河淤积处一律挑深，所需费用由玉庭、元煜、检分别赔偿。琦善又说，自从堵闭御黄坝以后，运河的淤积不再增高，而洪泽湖清水蓄到一丈多，各船都可以借水浮运，因此不敢贸然疏浚。工程费用即使压缩到最低也在一百万两以外，玉庭等人倾尽所有，也绝没有这么多家产。更令人担忧的是，要疏浚运河，必须先堵住束清坝，截断水源，然后才能使河底干涸后开挖治理。现在湖水向下注流湍急，束清坝外的跌塘又很深，而且是清水，不能挂住淤泥、闭住水气。假如工程刚开始开挖，束清坝突然被冲开，那么工程将半途而废，费用也全部白费。请停止里河、扬州运河的挑工，以免草率施工，并节省糜费。”皇上同意了。这一年，在温榆河上游的果渠村修筑坝埽。道光七年，东河总督张井、副总河潘锡恩请求修复北运河刘老涧石滚坝、中河▯南纤堤、扬粮二▯东西纤堤以及堤外石工，并迁建昭关坝。皇上派英和等迅速前往勘察，最终决定把昭关坝迁建到其北面三元宫以南，其余均按所请施行。

译道光十一年，高邮湖在马棚湾和十四堡漫决，湖水、河水连成一片。江督陶澍请求依照嘉庆年间的旧例，运河决口时，让装载粮食的船只全部绕湖航行。八月，十四堡堵塞完毕；冬季，马棚湾堵塞完毕。此前陶澍任江苏巡抚时，镇江运河本来没有水源，只能依靠江潮浮运；练湖被淤塞已经很久，于是把黄泥闸迁建到张官渡，承接练湖下游，使湖水能够得到托举并回荡，以稍微补助江潮不足，曾经取得成效。到道光十四年陶澍调任江督，又与巡抚林则徐一起勘察规划，在湖顶冲的黄金坝和东冈修筑两重蓄水坝，培修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使水能够流入湖中；又在湖东堤修建两座减水石坝，以便宣泄暴涨的湖水。在入运河处修复念七家古涵，作为水门，并修建石闸放水补济运河。这年冬天工程完工，从涵洞引水流出，竟然能够倒向上游回流数十里，军船得以首尾相接地向南航行。过了两年，水流走势发生变化，河道变得弯曲，于是又把黄泥闸迁建到上游二百丈处，改称正越二闸，中间修建矶心；并把张官渡下游六十里的吕城闸改为正越二闸，以便利漕运。道光十五年，在西河岸外迁筑囊沙引渠沙坝，以资蓄水，这是采纳东河总督吴邦庆的请求。道光十八年，运河浅涩受阻，采纳河督栗毓美的意见，暂时关闭临清闸，在闸外增筑九座草坝，逐段拦蓄水流；又在韩庄闸上游硃姬庄以南修筑一道拦河大坝，使上游各泉水以及运河南流的水都拦入微山湖。制定蓄水补济运河的章程六条。道光十九年，栗毓美认为戴村坝太低，导致汶水大量从旁边泄出，按照旧制把它加高。起初，给事中成观说淮、扬两地的芒稻闸、人字河不应堵坝，以免阻断水流去路，此事交陶澍等议办。到这时复奏说：“这道坝蓄水由来已久，并不阻拦众水归入长江，不可轻率议论更改。”皇上同意了。当时卫河水浅流涩，难以补济运河。山东巡抚经额布请求改变三日济运、一天灌田的旧例。诏令把百门泉、小丹河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暂时避开民渠民闸；如果有卖水、阻运、盗挖等弊端，立即严惩。第二年，漕运总督硃澍又说：“卫河不能向下游下注，妨碍漕运。”于是命河督文冲、河南巡抚牛鉴察勘。文冲等说：“卫河需要水的时候，正是民田等待灌溉的时候。百姓以粮食为天，绝不能看着田禾枯槁而置之不问。” 以后如果雨水失期，卫河水势微弱，船行稍微迟缓，不必改变旧章。倘若天气严重干旱，粮船阻滞日久，那么漕运比民田更为重要，应当暂时关闭民渠、民闸，以便利漕运。”皇上同意了。咸丰元年，甘泉闸河道撑坏堤岸，溃塌三十多丈；黄河在丰县决口，山东被淹，运河漫水，漕船改由湖陂航行。此前户部尚书孙瑞珍说十字河是整个漕运的祸害，如果在河西改挖一条较宽的新河，把旧河作为囊沙工程，在彭口修筑滚坝，接纳浑浊的河水而使清流回荡，漕船就不会受阻，还可以节省起剥费用二十万两。此事交东河总督颜以燠议办。到这时颜以燠说：“改挖新河一事没有把握，不必轻率议论更改。”朝廷知悉了此事。咸丰二年，北运河在北寺庄决堤，命尚书贾桢、侍郎李钧勘察堵塞，并把第二年的漕粮改由海道运往天津。从此海运便成为常规。同治以后，又改用轮船由海上转运，费用节省而路程快捷；虽然曾把江北漕粮分出一部分试行河运，但分出的只有十分之一，只是借此维持运道而已。咸丰五年，铜瓦厢河决，冲穿运河向东流，堤埝被冲溃。当时军事正十分紧急，只堵筑张秋以北两岸的缺口；民间堤埝残缺的地方，先修筑裹头护埽，在黄水倒流回荡处筑坝收束水流，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咸丰十年，淮扬马棚湾决口。同治五年，清水潭决口。同治八年，黄河在兰阳决口，漫水向下游流去，运河堤埝的残缺更加严重。自张秋以北，已经没有别的水源，历年来只是借黄河水补济运河而已。同治九年，漕运总督张之万请求在黄河冲穿运河的地方坚固修筑南北两道堤坝，酌情留下运河口作为漕船进出的门户，并修筑草坝，平时堵闭以免黄水倒灌。此事已经交有关官署议论，张之万随即改任江苏巡抚，继任者张兆栋认为：“既修堤束水并留下河口，又修坝堵闭，恐怕水流稍有停滞，上游水势便会一齐奔流而下，新修的堤闸难以承受冲击。假如水流冲离运河向北，东昌、临清以及天津、河间必然被淹，北路卫河也将毁坏。只有在郓城沮河一带拦截黄河东流，借以保住南路运道；同时在张秋、八里庙等处疏通运河淤积，借以贯通北上的漕运，这比筑堤束水稍微更有实际效果。”皇上批准了。同治十年，侯家林河决口，河水直冲南阳、昭阳等湖，郓城几乎成为一片泽国。漕运总督苏凤文说：“安山以北的运河全靠汶水分流，到了临清以上，才得到卫水的帮助。如今黄河横在中间，挟带汶水向东流，安山以北完全没有水源，应在卫河入运河处以及张秋清水、黄水相接处各修建一座闸，蓄高卫水，使它向南流；等漕船通过齐全后，就打开临清新闸，仍让卫水向北流，以资浮运。同时在张秋淤高的地方挑深一丈多，安山以南也一律疏浚，这样在黄水涨发以前，运河已经较深，船行自然容易。”江督曾国籓说：“河运处处艰难阻滞，例如峄县大泛口沙泥淤积，水深不到二尺，必须挑深四五尺，并把近滩的石堆划除，和河底铲平，才有利于船行。北面滕县郗山口是进入湖中的要道，既浅又窄；微山湖的王家楼、满家口、安家口，独山湖的利建闸，南阳湖北面的新店闸、华家浅、石佛闸，南旺闸分水龙王庙北面的刘老口、袁口闸，到处都有淤浅，有的长达数十丈至一百多丈，必须一律挑深。”

译这是在渡过黄河以前，对于应当预先筹办的阻滞问题。到了黄水冲穿运河的地方，水流逐渐向南迁移，从安山到八里庙五十五里的运河堤坝全被黄水冲坏；十里铺、姜家庄、道人桥都极其淤浅，应一面疏浚，一面在缺口处排列钉下木桩，再用粗大的绳索贯连，使船只经过时有所依傍，可以牵引挽行。这是在渡黄河时运道艰难阻滞、应预先筹办的事项。渡过黄河以后，从张秋到临河二百多里，河道有高有低，必须挖到深浅相等；在黄水上涨尚未退落时，关闭闸门蓄水，以免水量消耗；或者就在平水南闸上游以东修筑挑坝，引黄水进入运河。这是在渡黄河以后运道容易干涸、应预先筹办的事项。东平运河西面有盐河，是山东盐船通行的要道。如果漕船从安山附近进入盐河，到八里庙再回到运道，路程计算有一百多里；与直接渡过黄流相比，上游有缺口大溜，下游有乱石树▯舂，难易相差悬殊。若航行到安山时遇到黄流过于猛烈，应灵活改道，但必须事先勘明并立标记作为识别。以上也是渡黄河时改道、应预先筹办的事项。”此事交河督、漕运总督和山东巡抚商议筹办。同治十一年，河督乔松年请求在张秋设置闸门，借黄河水补济运河。同知蒋作锦则建议引卫河水补济运河。皇上询问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说：“当年清口淤积，就是借黄济运造成的弊病。如今张秋河面只有几丈宽，如果把浑浊而沉重的黄河水引来，用闸坝节制宣泄，水位抬高，淤积速度会加倍。至于蒋作锦引卫水，原是因为张秋以北没有清水灌注运河，所以才提出这个办法。以整个淮河的强大水势尚且不能抵御黄河，反而造成倒灌停淤，难道一条水势清浅的卫河就能抵御黄河、补济运河吗？他的意思大概是袭用山东各水济运的办法，却不知道泰山南面的水都向西流，只要顺着水势加以引导，一百八十泉的水源旺盛、支流众多，自然足以补济运河。卫河水势微弱，向北流最为顺畅，如今却一定要曲折引它向南，一条水分成两股，势必多有不便。如果分引沁水进入卫河来补助水源，沁水猛烈而浑浊，一旦放出就难以收束，前人已经有明确的告诫。近世治理河道又兼顾漕运，于是两方面都陷入困难，最终没有长久之策。事情到了穷困地步就必须变通，变通才能通达。如今沿海数千里洋船云集，这是千百年来未有的局面，正不妨借海道转运，由▯运到天津，比河运更加便利快捷。” 奏疏呈上后，诏令江、安粮道每年约十万石漕米仍由河道运输，其余仍由海运。光绪三年，山东巡抚李元华分条上奏运河上、中、下三等治理办法，并说衡量山东省的财力，拟采用中等办法，把北运河一律疏通，恢复旧有河道，并修建北闸。当时正逢灾荒，想把赈济寓于工程之中，费用能省就省，所需经费三十万两有余。此事交有关官署议办。光绪五年，有人请求恢复河运。江督沈葆桢说：“从大势来看，前人对于河运，都是万不得已之后才采用的。汉、唐定都长安，宋定都汴梁，除了河运没有其他办法。然而河运屡经险阻，使官民都困苦不堪，最终只得在中途修建仓库，等待方便时转运粮食，之后疏漏才稍微减少。元朝专行海运，所以整个元代没有河运水患。明朝以后，才急切经营河运，于是不得不致力于河防。漕运刚制定章程，黄河忽然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运政务也随着转移，我朝沿袭了这种做法。前任督臣创议海运，在漕运走到无路可行、无法维持的时候，借此使它不至于废止。议论者说运河贯通南北，漕船凭借它转运，同时还可以保护民田，意思是运道存在，水利也存在；运道废弃，水利也就废弃。臣认为，舍弃运道单独谈水利容易，兼顾运道筹划水利困难。民田与运道在水势上不能两全。连续二十多天不下雨，百姓想打开涵洞灌溉田地，官府却必须关闭涵洞来蓄水供船。等到运河水势泛滥，官府又要打开闸坝保护堤岸，堤下的民田立即成为大水浸泡之地，农事更无法顾及。议论者又为经费无从筹措、船只不足而叹息，以致河运不能成功。” 臣认为，即使道光年间每年维修河道的银两和官府制造的船只如今都一一保存完好，要在这条借黄河水补济运河的河道上实行漕运，也未必可行。近年江北雇用的船只不到从前粮船的一半，却还必须等到黄河汛期涨水，耗尽成百上千勇夫的力量来牵挽；船只经过几十艘后，淤积又重新形成。今天的淤积一定比过去更严重，而今天早晨花费的钱，到了明天早晨也不会有益处。即使船只又大又多，又能施展什么本领呢？近来西北连年大旱，黄河水源不旺，于是人们便轻视、玩弄它。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转向；假如为了补济运河而夺取河流通道，水势向北则京畿将受害，向南则淮、徐将受害，百姓生活怎么办？国家的财政大计怎么办？” 光绪八年，伏秋大汛期间，张家湾运河从苏庄到姚辛庄冲开一段新河，长七百多丈，上下两口都与旧河相接，河势顺直，大股水流沿着新河向下游流去。旧河从上口到下口长六千四百多丈，已经断流；但新河河身是自行冲开的，不能一律达到足够深度。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人制造新式铁口刮泥大板，在两岸拖拉，使河道一律畅通。光绪十二年，通州潮白河的平家甿漫口，水向东流入箭杆河。不久便堵复了运河旧道。光绪十三年六月，又冲刷平家甿新工程下游的北市庄东面小堤，连同旧堤继续塌毁一百几十丈，连成一个决口，八成水流改向东去。不久将其堵塞。这一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山东的黄水断流，漕船不能向南航行；过去靠借黄济运的办法，到这时便束手无策。不久疏通了临河口的积淤，空船才得以从黄河进入运河。光绪十五年，山东巡抚张曜说：“河运不能长期停止，请把二十万石漕米改由海运，其余仍归河运。”皇上同意了。

译十六年，采纳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建议，修治扬州所属地区南运河的堤防、闸门和涵洞，以及城边、镇边的砖工。又采纳漕运总督松椿的建议，疏浚邳州、宿州的运河。十九年，潮白河水上涨泛滥，运河堤防两岸决口七十多处，上游务关等处决口七处。这年冬天全部堵塞。二十年，疏浚济宁、汶上、滕、峄、茌平、阳穀、东平各属的运河。第二年，疏浚陶城埠至临清的运河二百多里。二十四年，侍读学士瑞洵说，南方漕粮改为折色缴纳，有利无害，请每年在天津提取折价购买粮米，以充实仓库。御史秦夔扬也说，河运漕运的劳费太大，请停止江北的河运。这些建议都没有获准，仍命令认真疏浚，照常起运。二十六年，联军进入京师，各仓库都被占据，仓储中一粒米也没有了；江北河运到德州后，改由陆路运送到山西、陕西。二十七年，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说：“漕粮的储积，其中一半关系到运输事务，应当根据时势制定办法，请下诏把各省漕粮全部改为折色；至于采买、运输解送、收纳发放和储备等各项事务，分别命令漕臣、仓臣筹办。”从此河运便废止了，运河水利也由各省分别筹办。《志》第一百零三。河渠三。淮河、永定河、海塘。淮水发源于桐柏山，向东南流经随州，又向北转弯，经过桐柏山以东，流经信阳、确山、罗山、正阳、息县、光山、固始、阜阳、霍丘、颍上，各支流汇合后向东流去，到达正阳关。下游有沙河、东西淝河、洛河、洱河、芡河、天河，都流入淮河。经过凤阳后，又有涡河、澥河、东西濠以及漴、澮、沱、潼等河流，都汇入淮河，流入洪泽湖。又向东北流经清河、山阳、安东，由云梯关入海。淮河流经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共一千七百多里，本来并不造成灾害。自北宋黄河向南改道，夺取淮河下游入海的河道，于是淮河受到危害。淮河发生问题，流入淮河的各条河流便泛滥四处，江南、安徽两省无不受害。下游受阻，上游就会溃决，水的性质确实如此，所以治理黄河就是治理淮河，而治理淮河又没有比治理黄河更优先的事了。清代一朝，在淮河、黄河交汇地区经营治理，极其勤勉，耗费的国帑尤其巨大。到了咸丰年间铜瓦厢决口，黄河水流向北改道，宋、元以来的河道因此发生了变化。然而黄河改道后又淤积，疏导淮河的举措又怎么能停止呢？现在把淮河水流的源头、下游以及分流、合流的情况，和清口蓄水、泄水的情况，以及洪泽湖堰坝的修筑工程，都详细列在这里。顺治六年夏天，淮河在息县泛滥，毁坏百姓的田地和房屋。康熙元年，盱眙、泗州百姓从古沟镇南面到谷家桥北面，私自挖开小渠八处，使淮水有一半多分流泄入高邮湖、宝应湖等湖泊，而清口的淮水势弱，没有力量抵挡黄河水。康熙六七年间，淮水大涨，冲毁古沟、翟家墩，从高邮湖、宝应湖等湖泊直冲运河，冲决清水潭，又漫过武家墩、高良涧，清口被淤塞，黄河水向上游溃决。十五年，淮水又大涨，与睢湖等湖泊的水合力向东冲击，高良涧的木板工程决口二十六处，高堰的石工决口七处，一滴水也不能从清口流出。黄河水又趁高处四处溃决，一股流入洪泽湖，从高堰决口与淮水汇合，都流归清水潭，使下游更加淤塞。总河靳辅说：“洪泽湖下游，从高堰以西到清口约二十里，原来是一片浩瀚的巨大水面，是全淮河与黄河汇合的地方。自从淮河向东决口、黄河水灌入湖内，这一带湖面逐渐变成平地，只剩下一条宽十多丈、深五六尺到一二尺的小河，淤积的泥沙遍及万顷，疏浚十分困难。只有在河道两旁距水面约二十丈的地方，各自开挖引河一条，使水分头冲刷；这样或许可以让淮河水向下游流去，冲开淤泥，直奔清口，与黄河汇合并冲刷泥沙，从而没有阻滞、漫流分散的忧患。”靳辅又说：“下游治理好以后，淮河可以直流到清口，

译与黄河汇合并冲刷泥沙；但临湖一带的堤岸，除了决口处以外，没有不残破单薄的，危险实在令人担忧。木板工程本来就容易毁坏，即使石工倾倒坍塌的也数不胜数。只有堤下是平缓的土坡，即使遇到大水也不容易被冲毁。现在要想节省费用而使工程坚固，只有在堤外靠近湖边的地方取土，帮筑平缓土坡。每一丈堤身，筑宽五尺的土坡，并在上面密密铺种草根、草籽，等草长得茂盛，土就会更加坚固。至于高堰石工，也应当帮筑平缓土坡，把石工埋在里面，这样更加坚固稳定。与使用木板、石料、埽工相比，可以节省二十一万多两，而且还可避免水流冲击导致工程坍塌的祸患。” 靳辅又说：“从周家闸经过古沟、唐埂到翟家坝南面，估计要修筑三十二里的堤，并堵塞这里原来冲成的九条河道，以及高良涧、高家堰、武家墩大小决口三十四处，需要费用七十万五千多两。这些工程如果都使用埽工，不过三年就会全部腐朽毁坏。臣斟酌情况加以变通，除了镶边、裹头必须使用埽工以外，其余都应当密密打下排桩，多加木板和缆绳，用蒲包包裹泥土，以绳捆扎后填筑，这样费用可以节省一半，而坚固耐久性反而超过原法。现在拟议把下埽改为包土，仍然修筑平缓土坡。”皇帝批准了。十八年，大规模疏浚清口、烂泥浅、裴家场、帅家庄的引河，使淮水全部从清口流出，与黄河汇合后向东流下。三十五年，总河董安国因泗州知州莫之翰的建议，请求开通盱眙圣人山的禹王河，引导淮水流入长江，大略说：“禹王古河从盱眙圣人山起，经过黑林桥、桐城镇、杨村、天长县，到六合的八里桥，各处河道、溪涧、山岗的形势不一。如果开挖引水入江，那么天长、杨村、桐城各处的汊流和山涧，在大水时可以不流入高邮湖，湖水不至于泛滥，而下河地区的水量也可以减少。至于古河的河口，如今与淮河不通水流，必须设置闸座；水小时关闭闸门，以利于漕运，水涨时打开闸门泄水，这样或许可以减弱淮水汹涌的势头。”廷议最终没有实行。第二年，皇帝下诏说应当堵塞高堰坝。又过了两年，总河于成龙再次请求堵塞六座坝。适逢他患病去世，未能完成这项功绩。这一年水又大规模上涨，已经堵塞的三座坝随即又被洪水冲开。三十九年，张鹏翮任总河，把这些坝全部堵塞，使淮水无处泄漏，全部流归清口；又开挖张福、裴家场、张家庄、烂泥浅、三岔以及天然、天赐七条引河，引导淮水冲刷清口；又因为清口引河宽仅三十多丈，不足以畅通泄出整个湖泊的水量，于是另外开挖加宽。这样，断绝了十多年的清水流道，一旦汹涌流出，淮水水位比黄河高一尺多。四十年，修筑高堰大堤。四十四年，圣祖南巡，巡视高堰堤防工程，下诏在三坝下游疏浚河道、修筑堤坝，约束水流，使其流入高邮湖、邵伯湖等湖泊。又因洪泽湖水上涨，泗州、盱眙都遭受水灾，应当在受水之处酌情修筑堤坝，约束水流。四十五年，两江总督阿山等请求在泗州溜淮套另行开挖河道，直达张福口，以分散淮水的水势，估计费用三百一十多万两。工部议论后予以驳斥。朝廷大臣也认为河工事关重大，请皇帝亲自前往指示。又过了一年，皇帝南巡巡视河道，下谕说：“详细勘察溜淮套的地势，那里很高，即使开挖成河，也不能直达清口。而且所立的标杆大多立在坟墓上，如果按照这些标杆开河，不仅会毁坏田地房屋，甚至会毁坏坟墓，何必多做这一件事呢？如今想开挖溜淮套，必须凿山穿岭，不但断然难以成功，而且恐怕汛期洪水泛滥；如果不流入洪泽湖，就必然冲决运河。”命令撤去标杆，并分别处罚阿山、张鹏翮等人。皇帝又说：“明代淮河、黄河的情形与今天完全不同。明代淮水势弱，所

译以有黄河水倒灌的忧患。现在则是淮水势强而黄河势弱。与其开挖溜淮套这条没有益处的河，不如在洪泽湖出水处再次疏浚，使河道更宽更深，让清水更加畅通地流出，这样获利不小。” 四十九年，扩建御黄西坝工程，这是依照河道总督赵世显的请求办理的。

译雍正元年，在风神庙前重建清口东西两座束水坝，以蓄积清水，每座长二十多丈。三年，总河齐苏勒因朱家海冲决、湖底泥沙淤积，担心高堰难以保全，于是把三座低坝的门槛降低一尺五寸，以泄洪泽湖的水，来救一时的急患。然而他不知道水位越低，淮水越不能流出，水势微弱得不能抵挡黄河水，连续多年发生倒灌，分流的水直冲而来。李卫很反对这种做法。此前高堰石工一直没有做到坚固厚实、规格一致。到了七年冬天，拨发国帑一百万两，命令总河孔继珣、总督尹继善把堤身低矮单薄、倾斜坍塌的地方拆除重砌，务必使其一律坚固厚实。十年秋天，高堰石工竣工。乾隆二年，采纳总河高斌的建议，命令疏浚毛城铺以下的河道，经过徐州、萧县、睢州、宿州、灵璧、虹县各州县，到达泗州的安门陡河，河道曲折六百多里，以通达洪泽湖，流出清口；但淮扬的京员夏之芳等认为这样做不方便。于是交给各督抚以及河、漕督共同会议，并召高斌来询问。高斌到后，进呈图册陈述意见，这才知道夏之芳等人所说的并不是当前的实际情形，最终采纳了高斌的建议。第二年，毛城铺河道工程完工。四年，高宗认为高堰三坝已经降低，越过堤岸的水足以泄出，于是采纳大学士鄂尔泰的建议，永远禁止开放天然、天赐两坝。五年秋天，西风大作，湖浪汹涌，高堰汛第八堡的旧堤受到冲击，倒塌了十四段，随即修补。六年，高斌说：“江都三汊河是瓜河、仪河两条河的河口。瓜河地势低，淮水流入瓜河的水量分流较少，所以水流缓慢，不能冲刷加深河道，河道因而日渐淤塞。应当修坝堵闭瓜河旧河口，在洋子桥营房以下另行开挖越河，减少淮水分流入瓜河的水量，这样仪河就可以分流冲刷淤泥；同时堵闭瓜洲广惠闸的旧越河，在闸下另开越河，使闸越两条河的水势保持均衡。这样既能缓和淮水直流入江的势头，对漕运河道也更加便利。” 乾隆七年，河流、湖泊同时上涨，议论此事的人又说，淮河上游各水都汇入洪泽湖，邵伯以下应当多开通入长江的水路。高斌也这样认为。于是疏浚石羊沟旧河，使其直达长江，修筑四十丈长的滚坝；又疏通芒稻闸下董家油房、白塔河孔家涵三处河流，增建滚坝，使淮水畅流无阻。乾隆八年，淮河暴涨一丈多，逼近淮安城，于是改在周樑桥治理。乾隆十六年，皇上认为天然坝是高堰的尾闾，每逢水势盛涨就打开，导致下游各州县都遭受灾害，命令立石碑永久禁止开放。又采纳高斌的意见，在三坝外增建智坝、信坝，以便宣泄水流。乾隆十八年七月，淮河在高邮泛滥，冲坏车逻坝和邵伯两座闸门，下河田地房屋大多被淹没。乾隆二十二年，因湖水从清口流出，依靠东西两坝拦束水流，合力冲刷黄河；但湖水过大，奔流冲过五坝，也担心给下河造成灾害，于是规定五坝每增加一寸过水量，东坝就加宽二丈，依次递增，并把规定刻在东坝石上。此后遇到湖水上涨，就拓宽东坝以泄放大水，有时拓宽到六七十丈。乾隆二十七年，皇上说：“江南滨湖地区每逢大汛，连绵雨水都令人担忧，洪泽湖尤其是关系全局的关键。为了泽国的安全，没有比大力疏通清口更重要的；这是当前第一要务。现在高堰五坝比水面高七尺多，清口河口已经宽三十丈，应当就此酌定标准。将来如果两坝水位上涨一尺，就把清口拓宽十丈；水位每上涨一些，河口就相应加宽，以此为准。”这年六月，五坝水位超过一尺。河督高晋遵照旨意把清口拓宽十丈，泄水十分畅通。乾隆三十二年，南河总督李宏说：“正阳关三官庙旧时设置了水位标志，用来考验水痕；但今年所报告的水位涨落，与下游情况不相符合。请在荆山、涂山之间以及临淮镇各增设一处水位标志，以查验各处水势的涨落。”皇上同意了。乾隆三十四年，皇上担心高堰五坝顶部的封土阻挡水流，不足以抵御风浪，命令酌情增加石工。高晋等认为不便，于是改为增加柴柳工程。乾隆四十年，大规模修整堰、盱各坝以及临河的砖石工程。此前皇上因为清口发生倒灌，下诏按照康熙年间张鹏翮所开陶庄引河的旧迹重新挑挖，引导黄河水向北流，派鄂尔泰与高斌一同前往勘察，后来因汛水突然到来而停止。不久完颜伟接替高斌任河督，担心引河难以建成，于是采用高斌的建议，从清口向西设置木龙挑导水流向北，而陶庄引河始终不敢议办。第二年，南河督吴嗣爵被召入朝，极力陈说倒灌的危害。萨载继任后，也主张改河口。皇上于是决定开挖。随后把清口东西束水坝的坝基向下游移一百六十丈，筑成平整台地；修筑一百三十丈长的拦黄坝；又在陶庄以北开挖引河，使黄水离清口较远，清水得以畅流，有力量冲刷淤沙。第二年二月，引河建成，黄河水直流到周家庄，与清水汇合后向东流下，清口免除倒灌的祸患将近十年。乾隆五十年，洪泽湖干旱干涸，黄河水带着淤积逼近清口，命河南巡抚毕沅祭祀淮渎，并疏通贾鲁河、惠济河等河流来帮助清水外流，但湖水仍然不能流出，黄水又倒灌进来。皇上想开挖毛城铺、王家营的减坝，交大学士阿桂等议办。阿桂说：“要治理清口的弊病，必须清除老坝工程以下的淤积，尤其应当压低黄水，使清水畅流出来冲刷泥沙，不必劳烦另行治理。”于是堵闭张福口的四条引河，疏通湖中支河，把清水蓄到七尺以上；修治并开挖王家营坝，以减泄黄水；全部打开各条河道，让水从清口流出冲刷泥沙；修建清口兜水坝，改名为束清坝。又把惠济祠前的东西束水坝向下游迁移三百丈，迁到福神巷前；加长东坝以抵御黄水，缩短西坝以便清水流出，改名为御黄坝。

译嘉庆元年，湖水势弱，清水水位比黄水低一丈多，淮水被阻不能流出。淮水上涨时，就打开山盱五坝、吴城七堡；黄水上涨时，有时减少入湖水量，以挽救清口倒灌。嘉庆五年，采纳江督费淳、河督吴璥的意见，开挖吴城七堡引渠，使湖水泄入黄河，以减轻盛涨。嘉庆八年，黄河水入海不畅，直流进洪泽湖。吴璥到海口勘察，请求全力收紧运口各坝，只留下河口；这样虽然清水势弱、难以流出，黄水也不能再次流入。七月，淮水上涨，高堰危险异常，打开信坝、义坝泄水。西风大作，冲坏仁坝、智坝，淮水向南奔流至清口。皇上责备吴璥，随即将他罢免。嘉庆九年春，湖水稍有上涨，伏汛时黄水仍然倒灌。河督徐端认为束清坝位于运口北面，分流会流入运河，因而不能抵御黄水，请求把它迁建到湖口以南。皇上同意了。嘉庆十一年，江督铁保说：“潘季驯、靳辅治理河道，专力经营清口，确实是因为清口畅通流出，河腹才能冲刷加深，海口也能顺畅，洪泽湖也不会泛滥。如今的办法，是大规模修整闸坝，借清水冲刷泥沙，就不能不多蓄湖水；既然不能不保护石堤，就尤其不能不赶紧筹划泄水的去路。” 铁保又与徐端一起陈述河工几件事：第一，外河▯的方家马头和三老坝是淮、扬两地的屏障，应当填筑并用碎石加以保护；第二，义坝应当堵筑；第三，仁、智、礼、信四坝残损，应当拆修。朝廷议论后同意了所请。皇上担心四坝同时修整会使清水泄放过多，命令依次进行。嘉庆十五年十月，大风激起巨浪，义坝决口，堰、盱两处工程被冲塌一千多丈。议论者认为应修筑碎石平缓土坡，但因费用巨大没有实行。吴璥与徐端请求加固培修大堤外靳辅所筑的两道堤坝，作为双重屏障，也被朝廷议论驳回。等到陈凤翔督理南河，又重新提出修筑这两道堤坝的请求，交江督百龄议办。百龄说，不如直接培修大堤。嘉庆十七年，派协办大学士松筠实地勘察，他也赞成百龄的意见。于是修筑大堤子堰，从束清坝尾部一直到信坝以南。陈凤翔因为不知道在湖水尚未上涨以前蓄存清水，却打开智坝、礼坝，导致礼坝溃决，下游被淹，清水耗损，贻误整个河道工程，被百龄弹劾，削职发配戍边。嘉庆十八年，百龄及南河督黎世序认为仁、义、礼三坝屡次开放，坝基和跌塘都已损坏，请求把三坝迁建到蒋家坝以南靠近山冈的地方，并分别开挖引河；先修仁坝、义坝，因礼坝原有坝基而改修草坝，以备当年泄水。皇上命令先修义坝，等节制宣泄适宜后，再分年逐步修建其余各坝。嘉庆二十三年，在束清坝北面增建两座束清坝，用来收蓄湖水。道光二年，增修高堰的石工。道光四年冬天，河水上涨，洪泽湖蓄水达到一丈七尺，仍比黄河水尺低一尺左右；高堰十三堡的堤顶被大水冲动，山盱周桥的息浪庵也漫过水八九尺，各坝都有坍塌损坏。皇上派尚书文孚、汪廷珍实地勘察，并夺去河督张文浩的官职。十三堡的缺口不久便堵塞。侍郎硃士彦说：“修筑高堰石工的有关大臣，只知务求节省，办理草率。又因为抢筑大堤，就近从两道堤中取土，事后也没有培补。至于山盱五坝，在洪泽湖水大涨时没有谨守旧章，不能根据情况及时开放，导致石工被冲毁。”于是又命文孚等人勘察核实。第二年春天，采纳文孚等人的意见，将湖堤的土质缓坡改为碎石坡，并在仁、义、礼三处旧坝各增建石滚坝，以防异常涨水。道光八年，皇上认为御黄坝上下淤积了一丈多，清水不能大量蓄积，御黄坝始终不能开放，于是命下南总河张井等人筹划商议。张井等说：“乾隆年间，湖水高出河水七八尺或一丈多，入夏便拆开御黄坝，排泄清水以冲刷淤泥，到冬天才关闭。嘉庆年间，因为河道淤塞，改为夏天关闭、秋天开放。但黄水偶然上涨，便立即倒灌。如今淤积日久，即使清水能够流出，也只高出黄水几寸到一丈多，暂时开放便又关闭，仅仅能够避免倒灌，不能取得冲刷淤泥的效果。”皇上很不高兴，说：“拿过去来验证今天，已经形成了不可救治的局面。做河督的，只知道排泄清水来保全堰坝，关闭御黄坝来避免倒灌；增修工程、请求拨款，却只顾眼前，不考虑长久，这对国家的财政怎么办？对百姓的生计怎么办？对将来又怎么办？” 道光十年，张井说：“淮水入海的河道不畅通，请在扬粮▯的八塔铺、商家沟各斜向开挖一条河，使水汇流入江，以分泄涨水；同时拆除芒稻河东西两闸，挖通淤积的滩地，可以抵得上新开一条河的功用。”皇上同意了。道光十二年，将信坝迁建到夏家桥。道光十四年，因为义字引河下切了三四丈，难以堵闭，准许河督麟庆的请求，改挖义字河的河头。道光二十一年，祥符河决口，河水改道流入洪泽湖；同时江潮大涨，又形成顶托，于是拆开扩展御黄、束清以及礼、智、仁各坝，并开放车逻等坝，以排泄湖水。道光二十三年，中牟河决口，全部河水流入洪泽湖，高堰石工被冲毁四千多丈，先后拆开扩展束清、御黄、智、信各坝，并开放顺清、礼、义等河，金湾旧坝和东西湾坝也同时开放，使水分流入江。咸丰五年，黄河又在铜瓦厢决口，向东流入大清河入海。黄河自北宋时在滑州第一次决口，又在澶州第二次决口，分流向东南，与泗水汇合后流入淮河。大概淮河下游被黄河夺流，已有七百七十多年；黄河患病，淮河也跟着患病。到这时黄河向北迁徙，江南的水患平息了。士人和百姓请求恢复淮河旧河道的事情，每年都有听闻。同治八年，江督马新贻疏浚张福口引河，淮水于是由清口通达运河。后来又挖通杨庄以下淤塞的黄河，以排泄中运河的大涨水。同治九年，马新贻等说：“测量云梯关以下的河身，以及成子河、张福口、高良涧一带的湖心之后，才知道黄河河底高出洪泽湖湖底一丈到一丈五六尺不等，必须先大力疏浚淤塞的黄河，使淮水畅通入海；然后疏通清口，引水进入旧黄河；再堵塞三河，以杜绝旁流泄水，并有利于抬高水位、蓄水。但如果不修复高堰、盱眙石工，不把运河两岸堤坝筑坚，就不敢贸然堵三河、开清口。统筹各项工程，不花数百万两银子不能办成。计划分别衡量缓急，按次序筹办，不求获利多，只求减少水患，这是逐步取得成效的办法。”

译光绪七年，江督刘坤一说：“臣这次周遍巡视河湖，知道淮扬水利关系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先前议论导淮入海的事情，不能中途停止。杨庄以下，旧黄河淤平以后，山东昭阳、微山等湖的水，便由中运河直流到南运河，夏秋之间，三座闸门承担的压力非常大。洪泽湖淤浅以后，淮水不能汇成一股水流，北部水位高于南部，分流进入张福引河的水不多，大股水流由礼河直奔高、宝等湖。去年疏浚旧黄河以后，山东的山洪多次暴发，水便从这里分流入海。筑成礼坝以后，湖水蓄得较深，而且由张福河进入运河口的水流也很旺盛。这就是疏浚旧河、修筑礼坝多少有些成效。但张福河较浅，湖水仍然倾向于由礼河越坝而过，终究令人忧虑。倘若湖水泛滥，即使礼河没有越坝水流，也难以分泄消退，必然要开放信、智两坝，使水由高宝湖进入南运河；也必然要开放车逻、南关等坝，使水由里下河入海，沿途淹没田地房屋，损失不小。现在计划从张福河处开挖宽而深的河道，以引导洪泽湖的水；再挖碎石河，以分泄张福河的水，使其由吴城七堡汇入顺清河。水小时就由顺清河进入运河，路程曲折，水势也稍微舒缓；水大时就由旧黄河入海，路程直，水势自然顺畅。大约三四年之间就可以完工，所需费用也不会太多。有议论的人或许说，导淮入海应当把洪泽湖的水全部排尽，这会妨碍官运和百姓田地。臣认为，另开引河，或许免不了有这种祸患。如今沿用张福河、碎石河的旧河道，使水流入顺清河；如果不是淮水上涨一二丈，顺清河的水怎么能高过中运河，溢出旧黄河呢？如果淮水暴涨，才有溃决的忧虑；只是担心水没有去路，这正是导淮的根本用意。议论的人又或许说，引入运河的湖水太多，恐怕三座闸门承受不住。他们没有想到，洪泽湖淤塞以前，湖面水位平缓，蓄水深而湖面广，张福河以外还有四条引河来帮助漕运。当时黄河尚未向北迁徙，每逢漕船过闸，才蓄积清水来抵挡黄水，把五条引河的水全部注入运河口，而三座闸门仍然屹立不动；如今只有张福一条河，绝不可能损坏三座闸门。况且去年已经挑通旧黄河，分减了中运河的水量，流入南运河的水不过三四成。湖水虽然增加，与从前大致相等；即使遇到大水，有旧黄河可以分泄，也不至于全都从三座闸门流出。议论的人又说，这样做导淮既没有弊害，也没有利益，何必白白耗费国库。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正确。治理水患的办法，必须从全局筹划，也必须预先防备河道变迁。洪泽湖南面有礼河，北面有张福河，都用来分泄淮水。水势总是向低处流，礼河常常苦于水量过大；修筑礼河坝，是为了蓄积张福河的水，疏浚张福口，是为了顾全礼河的堤坝，两者相互维系。如果让礼河承受全湖水流的冲击，新坝恐怕不能保住；继续修筑，费用就会越来越大，不修筑，危害就会越来越深，低处更加低，高处更加高，张福河也会逐渐形成壅塞。况且导淮这件事，本来就是为了防止大涨水肆虐。如果引导湖水由张福河流入顺清河，以旧黄河作为出海通道，偶尔发生泛滥，那里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仍然容易躲避。若张福河不畅通，全湖水流转而向南，淮扬繁盛地区的亿万生灵将要发出葬身鱼腹的哀叹。导淮的利益，眼前所见的还小，日后所见的才大。”奏疏呈上后，交给有关部门知道。光绪八年，江督左宗棠说：“疏浚沂河、泗河，是导淮入海的先行道路，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只是云梯关以下二百多里，河身高亢，而且还有年代久远的沙滩。从前凭黄河全部水力也不能打通，现在想依靠沂河、泗河分流来打通，形势实在困难。大通在云梯关下十多里、旧黄河北岸，那里原是嘉庆年间决口漫流形成的河道，向东北流四十多里，到响水口接连潮河，至灌河口入海。若在这里加以拓宽、加深，出海较为便利。沂河、泗河的来水，将会大为分泄；淮河尚未恢复旧道，漕运道路也可以稍微安定，淮河恢复后入海也不会担心阻滞。这是疏浚下游、宣泄沂河和泗河，实在是导淮入海的先行道路，不可不赶快筹划。淮河挟带各处水流，汇成洪泽湖，本是江南、安徽的大水泽。自道光年间被黄河淤塞以后，北高南低，水由礼河流向高宝湖以进入运河，已经将近三十年。如今想引导它恢复旧道，无异于逆流挽水。从张福口经过大通、响水口入海，共三百五十多里，处处受阻；如果下游不畅通去路，上游不堵住漏水的缺口，那么淮水不能舍弃下游而向高处流入黄河、归入大海，这是显而易见的。查得张福口和天然引河，都向北流到陈家集的大冲，至碎石河通达吴城七堡；又向北到顺清河口，接连杨庄旧黄河。张福河河面宽六十多丈，应当再加宽加深；天然河更需要疏通。吴城七堡一带比张福河底高出一丈六七尺，尤其必须大力挖深疏浚，使湖水确实能够进入黄河，然后才能堵塞礼河，以截断向旁边流去的出路；堵塞顺清河，以杜绝运河夺取黄河水道。这是引淮入海工程中应当依次办理的工程。湖水水位不高，不能进入黄河；太高了，不仅高堰、盱眙石工值得忧虑，运河口的闸坝也难以支撑，而且会妨碍盱眙、五河靠近湖边的民田。计划修复智、信等坝，以泄洪泽湖的涨水；再在大冲修建闸门，使湖水能够由人控制，多流入淮河，少流入运河。这也是预先筹划、妥善处理后续问题的办法。”

译光绪三十四年，江督端方会同勘察淮河旧道，极力陈述导淮的四项困难，于是在清江浦设立机构，选拔绅士筹议。过了很久仍没有头绪，于是撤销机构。宣统元年，江苏谘议局成立，总督张人骏把导淮之事列为议案交付讨论，决定设立江淮水利公司，先行测量，务必要使导淮恢复旧道，专门流入大海。宣统二年，侍读学士恽毓鼎因为淮河沿岸水患日益严重，上奏说：“自魏、晋以来，淮河沿岸的田地，大多引水开渠，灌溉以后全都变成肥沃的良田。近来沿淮各州县年年报告水灾，水浸城邑，冲走田屋；从正阳到高、宝，全都成了泽国，实在是因为近百年间河身淤塞、下游不通，水无处归流，逐渐形成泛滥。这就是高堰坝造成的危害。过去黄河、淮河合流，有向南流的趋势，治理河道的人想用堰坝束约淮水来抵挡黄河，所以特意把高堰坝头筑得坚固，逼迫淮水由天妃闸流入运河。如今黄河向北迁徙已久，堰坝没有用途，应当另外筹划入海的道路。道路有两条，以从清口西坝、盐河到北潮河这一条较为便利。下游尾闾一旦畅通，水有所归，不仅颍、寿、凤、泗可以永远摆脱水淹之灾，就是高、宝、兴、泰也可以百年安枕无忧了。” 此事交给江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硃家宝勘察议定。张人骏等说：“正在进行测量，等测量勘察完成后，立即选派人员开办。”皇上得知了此事。宣统三年，御史石长信说：“导淮这件事，众人商议的意见都一致。美国红十字会也计划派工程师来中国查勘。那么我们考虑水患、预先防备，更不能拖延。江苏水利公司既然已经获准由有关部门拨付费用，安徽也应当设局测量，以筹划消除大灾。”交给有关部门议定，同意执行。导淮这件事，始于同治六年。当时曾国籓任两江总督，曾说：“恢复河道旧流的巨大益处，不敢说能够立即兴办；淮扬地区的巨大灾害，却不能不设法稍微减轻。”等到黄河水流向北迁徙以后，议论的人更多了，大体不出两种策略。一种说应当堵塞三河，开通清口，疏浚旧河，疏通云梯关，使水沿旧道入海。另一种说导淮应当从上游开始；洪泽湖是淮河的汇聚处，不是淮河的源头，应当在上游开辟新河道，沿睢水、汴水向北流，使淮水尚未注入湖中时，在途中先泄去一半；再从桃源的成子河穿过旧黄河，经中河双金闸进入盐河，到安东入海，使整个淮河分成南北两条道路，吸纳的水少、排泄的水多，淮河水患从此可以减轻。两种说法所持主张各不相同。然而同治、光绪以来，疏浚成子河、碎石河、沂河、泗河等河道，疏通杨庄以下直到云梯关的旧河道，确实已经小规模试验了开端。最终淮河被黄河淤塞，积累数百年，已经没有可以通行的河渠；水流由运河进入江，形势上很难完全挽回，直到清朝覆亡，始终很少取得成功。永定河也叫无定河，就是桑乾河的下游。它发源于山西太原的天池，伏流到朔州、马邑后重新出地面，汇合各条支流，经过直隶宣化西部的宁、怀来，向东南流入顺天府宛平县境，经过卢师台下方，这时才称为卢沟河；下游汇合凤河入海。因为它经过大同并汇合浑水向东北流，所以又叫浑河，《元史》称它为小黄河。自古以来从未设置官员专门经营治理。所谓“永定”，是康熙年间赐予的名称。永定河汇集塞外各处的水，挟带泥沙，像从高处倒下那样奔流而下；两岸重山夹峙，所以很少决口。到了京城西面四十里的石景山以南，经过卢沟桥，地势陡峻而土质疏松，水流纵横荡漾，河道迁徙不定，造成的危害很大。因此修筑堤坝、疏通引河、宣泄和防御水患的工程十分紧迫。顺治八年，河水由永清迁徙到固安，与白沟河汇合。第二年，决口才堵住。顺治十一年，河水由固安西宫村与清水河汇合，经过霸州东面，从清河流出；又在九花台、南里等处决口，霸州西南于是成为大片水泽。康熙七年，卢沟桥堤坝决口，命侍郎罗多等人修筑。康熙三十一年，因为河道逐渐向北迁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时常遭受水灾，采纳直隶巡抚郭世隆的意见，疏通永清东北的旧河道，使水顺流归入淀泊。康熙三十七年，因为保定以南各处的水与浑水汇流，河道容纳不下，时常泛滥，圣祖亲临察看。巡抚于成龙一面疏浚、一面修筑堤坝，从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面的十里铺、永清东南的硃家庄，汇合东安的狼城河，从霸州柳岔口的三角淀流出，到达西沽入海；疏浚河道一百四十五里，修筑南北堤一百八十多里，赐名“永定”。从此浑浊的河水改向东北流，近四十年没有迁徙。康熙三十九年，郎城淀的河道淤塞将要淤平，上游壅塞，命河督王新命开挖新河，把南岸改为北岸；南岸接着修筑西堤，从郭家务起，北岸接着修筑东堤，从何麻子营起，都到柳岔口为止。康熙四十年，加筑南岸排椿遥堤，修理金门闸。康熙四十八年，永清王虎庄决口，不久堵塞。康熙五十六年，修筑两岸的沙堤和大堤，贺尧营决口。康熙六十一年，贺尧营再次决口，随即堵塞。雍正二年，修筑郭家务大堤，修筑清凉寺月堤，修理金门闸，堵筑霸州堂二铺南堤的决口。雍正三年，因为郭家务以下两岸突然变窄，永清受灾特别严重，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硃轼引导浑水另由一道入海，不让它流入淀泊。于是向柳岔口稍北处改设下口，开挖从郭家务到长▯河的新河，共七十里，经过三角淀到天津入海；修筑三角淀围堤，以防水向北漫流。又修筑南堤，从武家庄到王庆坨；北堤从何麻子营到范甕口。这样，冰窖到柳岔口的堤工便废弃了。雍正十二年，梁各庄、四圣口等处决口三百多丈，黄家湾的河道全部被夺走，水流穿过永清县郭家，向下流入霸州的津水洼，归入淀泊。总河顾琮督率士兵和民夫堵塞决口。雍正十三年，南岸硃家庄、北岸赵家楼决口，水由六道口小堤仍然流入三角淀。

译乾隆二年，总河刘勷勘察修理南北堤坝，开挖黄家湾、求贤庄、曹家新庄各处的引河，疏浚双口、下口、黄花套。六月，南岸铁狗、北岸张客等四十多处村庄水涨漫溢，河流从张客决口改道向下流入凤河。命吏部尚书顾琮查勘，请求仿照黄河修筑遥堤的办法。大学士鄂尔泰认为不可，议定：“在北截河堤以北改挖新河，把北堤作为南堤，沿着它向东下行；下游修筑数段泄潮埝。再在南北两岸分别修建四座滚水石坝，各自开挖引河：一座在北岸张家水口修坝，就以被冲出的水道作为引河，向东汇入凤河；一座在南岸寺台修坝，以民间排水旧渠通入小清河的作为引河；一座在南岸金门闸修坝，以浑河旧道连接檿牛河的作为引河；一座在南岸郭家务修坝，就以旧河身作为引河。把清水和浑水分开，条理自然清楚。”诏令采纳了他的请求。乾隆四年，直隶总督孙嘉淦请求把寺台坝迁到曹家务，把张客坝迁到求贤庄。又在金门闸、长安城增筑草坝，规定让四成水量通过。顾琮说，金门闸、长安城两坝的水势只有一条河宣泄，恐怕汛期到来时容纳不下，计划把引河分成两股：一股由南洼进入中亭河，一股由杨青口进入津水洼。又说郭家务、小梁村等处原有遥河一千七百丈，因年代久远已经淤塞，请求拨款兴修。都得到批准。乾隆五年，孙嘉淦请求打开金门闸的重堤，疏浚西引河，开通南堤，使水重新沿旧道流行。乾隆六年，凌汛水漫溢，固安、良乡、新城、涿州、雄县、霸州各地多被淹没。采纳鄂尔泰的意见，堵闭新引河，拓宽双口等河道，疏挖葛渔城河槽，修筑张客、曹家务月堤，改修郭家务等坝。乾隆八年，疏浚新河下口以及董家河、三道河口，修理新河南岸和凤河以东的堤埝。又疏通穆家口以下直到东萧庄、凤河边二十多里。乾隆九年，因为范甕口以下统以沙淀、叶淀为归宿，两汛的水大多流入叶淀，于是疏通流入沙淀的道路，并把南北旧减河疏通使其归入凤河。乾隆十五年五月，河水突然上涨，从南岸第四沟冲出，经过固安城下到牛坨，沿黄家河进入津水洼；另一股由檿牛河进入中亭河。命侍郎三和会同直隶总督堵截防御，在决口下方另行开挖引河，截住水流筑坝，遏止水向南泛滥，使它回归旧道。乾隆十六年，凌汛水发，全河水流奔向冰窖堤口，于是在王庆坨南面开挖引河，引导主流进入叶淀，以顺应水势。乾隆十九年，南埝水漫过堤顶，冲决下口东西两道旧堤，水流改道向南，漫过胜芳旧淀，经过永清的武家厂、三圣口和霸州的信安入口。第二年，高宗亲临察看，改为使下游由调河头入海，开挖二十多里的引河，加高培厚堤埝二千二百多丈。乾隆二十一年，直隶总督方观承请求在北埝外另修遥堤，预先作为行水之地；凤河东堤也接着修到遥堤尽头。皇上同意了。乾隆二十四年，大雨，直隶各河同时上涨，下游的水全都流入淀内；大清河不能宣泄，反而由凤河倒流，阻挡浑水，南岸四处工程的堤坝决口。命御前侍卫赫尔景额会同直隶总督限期堵筑。乾隆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两岸多次决口。三十七年，命尚书高晋、裘曰修会同直隶总督周元理实地勘察，他们上奏说：“永定河自康熙年间修筑堤坝以来，共有六次改道。救治弊病的办法，只有疏通中洪、挖开下口，使奔流畅通；修筑两岸堤坝，以防冲决；疏浚减河，以分泄大涨水。”于是兴办大工程，花费国库银十四万多两。从此水由调河头经过毛家洼、沙家淀，到天津入海。乾隆三十八年，调河头淤塞，澄清的水漫散向下流，另由东安响水村直奔沙家淀。乾隆四十年，堵塞北三工、南头工的漫口。乾隆四十四年，拓宽修筑新北堤，加高培厚旧越堤，废弃靠近河边的旧堤，使河身宽展。乾隆四十五年，卢沟桥西岸漫溢，北头工被冲决，水从良乡前官营漫流进入求贤村减河，归入黄花店，于是开挖引沟八百丈，引导水流回到河道。乾隆五十九年，北二工堤决口，水流注入求贤村引河，经永定河下游入海。不久水流断绝，又漫过南头工堤，水由老君堂、庄马头进入大清河，共修筑南堤一百多丈。又在玉皇庙前修筑挑水坝。嘉庆六年，卢沟桥东西两岸决开石堤四处、土堤十八处，命侍郎那彦宝、高杞分别驻守堵筑，并疏浚下游，召集五万多民夫治理。高宗亲自撰写《河决叹》，颁发给群臣。两个多月后工程完工。嘉庆十五年，永定河两岸同时漫决，直隶总督温承惠驻在工地堵合决口。嘉庆十七年，河势向北流，葛渔城淤塞，水由黄花店向下注流。于是就在原来淤塞的河道中挖掘引河，并在上游修筑草坝，挑导水流向东，另建围堤以防泛滥扩散。嘉庆二十年，拆除凤河东堤的民埝，以消除下游壅塞。六月大雨，北岸七工漫塌，开挖引河，从旧河道稍南处一直到黄花店，向东抵达西洲，长五千六百零九丈。九月，水流恢复旧道。嘉庆二十四年，北岸二工漫溢，头工接着漫溢，侧流冲开决口三百多丈，大兴、宛平所属各村被淹。九月堵住决口，并重新疏浚北上的引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六百九丈〕

译道光三年，河水在南八工堤尽头决口向南流，直奔汪兒淀。道光四年，侍郎程含章勘察议定疏浚恢复旧道，没有成功。道光十年，直隶总督那彦成请求在大范甕口开挖引河，并把新堤南面的遥埝加高培厚，得到批准。道光十一年春天，河流改向东北，经过窦淀，流经六道口，注入大清河，汪兒淀口开始堵塞，水由范甕口新河槽重新回到王庆坨旧道。道光十四年，宛平境内北中、北下两汛决口，水由庞各庄沿旧减河到武清的黄花店，仍归入正河尾闾入海。良乡境内南二工决口，水由金门闸减河进入清河，经过白沟河流入大清河。于是开挖引河，从漫口斜向下方直到单家沟，分段修筑堤坝二万七千四百多丈。道光二十四年，南七工漫口，以向北斜行三里左右的河西营作为河头，开挖七十多里的引河，直达凤河。道光三十年五月，上游山水向下注入，河水突然上涨，北七工漫过三十多丈，由旧减河经过母猪泊注入凤河。在冯家场北面的河湾处勘定开挖引河，十月完工。咸丰年间，南北堤坝溃决四次。当时军务正十分紧急，工程费用被削减发放，只能修补缝隙漏洞而已。同治三年，因为河道日益向北迁移，去路淤浅，于是在柳坨修坝，堵截北流，引导水流回到旧河道；拓宽、挖深张坨、胡家房的河道，经东安、武清、天津入海。同治六年以后，时常发生溃决。同治八年，直隶总督曾国籓请求在南七工修筑截水大坝，两旁修筑围埝，并疏浚中洪、疏通下口，以免壅塞溃决。皇上同意了。同治十年，南岸石堤决口，水流改道经过良乡、涿州，注入大清河入海。第二年，准许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请求，修理金门闸坝，疏浚引河，使水由童村进入小清河。石堤决口堵住了。同治十二年，南四工漫口，水由霸州檿牛河向东流。于是加长引河，又修筑了一座挑水坝。光绪元年，南二汛漫口，随即堵塞。光绪四年，北六汛决口，堵合以后，又在坦坡埝尽头接着修筑民埝，一直到青光以下。光绪十年，因为凤河正处在永定河的冲击处，长久淤积，于是以工代赈，从南苑五空闸开始，到武清缑上村为止，分段疏浚，并培修堤坝决口。光绪十六年，大水，京畿各河同时上涨，永定河北上汛、南三汛同时漫决。命直隶总督迅速筹划堵筑，增修挑坝岸堤，又疏通引河六十多里。光绪十八年夏天，大雨，河水陡然上涨，南上汛灰坝决口四十多丈。给事中洪良品说，北岸头工关系最为重要，请从石景山以下接连砌筑石堤，以资防卫。交给有关部门筹议。因为工程艰难、费用巨大，选择重要地段接筑石堤八里，并增修石格。光绪十九年冬天，因为连年溃决造成灾害，命河督许振祎会同直隶总督勘察筹办。许振祎在奏疏中提出疏浚下游、保卫附近险要、疏浚中洪、修建减水坝、治理上游五件事。直隶按察使周馥又建议在卢沟南岸修筑泄水的大石坝，以水面抵到涵洞上楣为标准，超过这一水位就泄去。诏令按所请求的办理。光绪二十二年，北六工、北中汛先后漫溢，水由韩家树汇入大清河，于是疏浚大清河积淤二十多里。光绪二十五年，诏令直隶总督裕禄详细勘察全河形势，以缓解水患。裕禄说：“京畿地区纵横的河流有上百条，总汇入南北运河、大清河、永定河、子牙河五条干流，经海河到达大海；只有永定河水流浑浊，容易淤塞，河道迁徙没有定规。从前下口的遥堤宽四十多里，分成南洪、北洪、中洪三股水道。后来因为南洪、中洪两股淤积，水全都由北洪穿过凤河流入运河。”于是提出统筹疏浚、修筑的七项办法：一是先治理海河，使下游出口畅通，然后再施工上游；一是应当把凤河东堤外的大洼地作为永定河下口；一是修筑北运河西堤；一是把大清河下口的旧道恢复到西沽；一是修筑格淀；一是修筑韩家树横堤、直堤；一是疏浚中亭河，希望一劳永逸。需要费用七十七万多两。皇帝命令分年筹办。恰逢拳匪之乱，最终没有实行。三十年以后，南北两岸屡次发生溃决，都随时堵合。议论的人认为，如果把险要工程全部改筑成石堤，把狭窄弯曲处改成宽阔笔直的河道，并在南七工放水向东流，沿淀泊到天津，再加修石坝分泄大涨水，大概就可以长久保全河道安澜了。海塘只有江南、浙江有。它修筑在海滨，用来防御咸潮，安定百姓居处并便利耕种。在江南，从松江的金山到宝山，长三万六千四百多丈。在浙江，从仁和的乌龙庙到江南金山界，长三万七千二百多丈。江南地势平坦开阔，暗潮水势还较缓；浙江则江水顺流向下，海潮逆江而上，水流冲突激涌，形势尤其猛烈险急。唐、宋以来，屡次修建，但制度尚不完备。清代把土塘改为石塘，把民间修筑改为官府修筑，多次兴办大工程，竭力求其坚固，沿海百姓才开始得到安居和利益。顺治十六年，礼科给事中张惟赤说：“江、浙两省，杭、嘉、湖、宁、绍、苏、松七郡都靠近海边，依靠海塘抵御外来的潮水；到了海盐，两山夹峙，潮势尤其猛烈。所以明代特意编设海塘夫银，用来每年修缮。近来这笔款项不知花到哪里去了，塘基全部坍毁。倘若风浪大作，必定从坍口直冲深入，恐怕对七郡造成的危害不小。请严令巡抚、巡按限期报告完工，仍然规定期限每年修缮，以防患于未然。”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康熙三年，浙江海宁海水漫溢，冲毁海塘二千三百多丈。总督赵廷臣、巡抚硃昌祚请求拨款修筑，并修筑尖山石堤五千多丈。康熙二十七年，修筑海盐石塘一千丈。康熙三十七年，飓风大作，海潮越过堤坝冲入，冲决海宁塘一千六百多丈、海盐塘三百多丈，予以修筑。康熙五十七年，巡抚硃轼请求修筑海宁石塘，下面使用木柜，外面修筑坦水，再开挖疏浚备塘河以防泛溢。康熙五十九年，总督满保和硃轼上疏说：“上虞夏盖山以西沿海的土塘被冲毁，已经荡然无存；它南面的南大亹因泥沙淤积形成陆地，江水海潮直接冲向北大亹并向东流，连同海宁老盐仓也都坍塌淹没。”

译于是提出五项办法：一是修筑老盐仓北岸石塘一千三百多丈，保护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民田水利；一是修筑新式石塘，使其稳固；一是疏通中小亹的淤沙，使江水海潮全都回到赭山、河庄山之间的旧河道，可以避免潮势向北冲击；一是修筑夏盖山石塘一千七百多丈，以抵御南岸的潮患；一是专门派员每年修缮，以确保永久坚固。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按照请求施行。雍正二年，皇帝认为海塘工程十分紧要，命吏部尚书硃轼会同浙江巡抚法海、江苏巡抚何天培，勘察估算杭州、嘉兴、湖州等府的海塘工程，需要银十万五千多两；松江府华亭、娄县、上海等县的海塘工程，需要银十九万多两，有关部门议定批准。雍正六年，巡抚李卫请求把突然决口、不能缓办的工程先行抢修，随后再上奏报告。“抢修”这个名称从此开始。雍正十一年，命内大臣海望、直隶总督李卫到浙江查勘海塘，谕令说：“如果工程能够永久坚固，可以保障百姓生计，即使耗费国库千万两也不必吝惜。”不久，他们请求在尖山、塔山两山之间修建石坝堵水，并把草塘以及条石、块石塘改建为大石塘，又在旧塘里面增筑上备塘。雍正十二年，因为堵塞尖山水口、开挖中小亹引河长久没有施工，责备浙江总督程元章等督办不力，命杭州副都统隆升总理此事，御史偏武辅助他。五月工程完工。雍正十三年，命南河督嵇曾筠总理海塘工程。嵇曾筠说：“海宁南门外俯临江海，请先修筑鱼鳞石塘五百多丈，保护城池。”交给廷臣议定施行。乾隆元年，署理江苏巡抚顾琮请求设置海防道，专门负责海塘每年修缮的事务。嵇曾筠请求在仁、宁等处酌情修建鱼鳞式大石塘六千多丈，都获准施行。第二年，修建从海宁浦兒兜到尖山头的鱼鳞式大石塘五千九百多丈。乾隆四年，准许浙江巡抚卢焯的请求，修筑尖山大坝；第二年秋天工程完工，皇帝亲自撰文记载此事。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说：“此前根据闽浙总督德沛的请求，改老盐仓到章家庵的柴塘为石塘，廷议已经批准施行。臣认为，草塘改建不必过于急迫，但南北两岸的塘工实在不能缓办。总的来看，海塘的形势是海宁的潮水还能够往来冲刷，而海盐的潮水则从正面直冲；那里的大石塘年久出现缝隙漏洞，尤其应当及早修补。臣大概估计，需动用七十万两银子，这样整条海塘就可以有像包桑一样牢固的保障。”奏疏呈上后，命刘统勋会同浙江总督德沛、浙江巡抚常安查勘。不久回复说：“改建石工，确实是长久之计，但必须放宽期限，每年以三百丈为限度。”乾隆七年，总督那苏图请求先在最危险处间隔修筑石篓，等根基坚实后，再修建石塘。过了两年，派尚书讷亲勘察。讷亲上奏说：“仁、宁二县的柴塘很稳固；如果担心护沙工程因坍塌、涨水而无常，只要开挖疏浚中小亹旧河道，使潮水按照河道规律进出，上下两道塘都可以安然堵守。”于是改建石工的建议便搁置了。七月，江苏巡抚陈大受说：“宝山地处海滨，月浦土塘被潮水冲刷，请修建单排石坝，外面增修椿石坦坡各一百七十丈，并接着修筑沙塘，使它与土塘相连接，中间设置涵洞泄水。”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施行。乾隆十一年，常安说：“蜀山以北有四五百丈长的积沙，横在中间。先在沙嘴处开挖四条沟，引潮水冲刷。如今伏汛已经过去，南沙几乎全被冲坍，蜀山已经处在水中，潮汐逐渐向南流。倘若秋汛不再涌来泥沙，大股水流就会径直通过中小亹。”皇上得知了此事。乾隆十二年，常安派员疏浚蜀山一带，采用切沙法疏刷。十一月初一，中小亹引河一夜之间被冲开，大股水流经过旧河道，南北两岸水路遥远、沙滩绵长，都变成了平坦通畅的道路。乾隆十三年，大学士高斌、讷亲先后奉命查勘海塘工程。高斌请求在东西两处柴塘、石塘的后面加筑土堰，以抵挡和保护堤塘免受潮头冲击。四月，讷亲上疏陈述善后事宜，命巡抚方观承酌情议定。方观承请求在北塘北大亹旧河道，以及三里桥、掇转庙等处设置竹篓滚坝，堵御潮沟；把大小山圩改建为块石塘；南塘各处工程预先筹划防护；并调派右营的官员、弁员和士兵，分别在汛期驻守防护。交给廷臣议定，批准施行。乾隆十六年，准许巡抚永贵的请求，把山阴宋家漊土塘改建为石塘，并加筑坦水。十七年，巡抚雅尔哈善说：“中亹山一带河势只有六里宽，浮沙容易淤积；而且南岸文堂山脚下有一段一百三十多丈的沙嘴，挑挖水道后水流转向北边；北岸河庄山外也有五十多丈的沙嘴，很是妨碍中亹的主水流。现在把这两处涨起的沙滩挑挖切开，疏通水道，使其免受阻塞。”皇帝下旨嘉奖勉励。十九年，因为浙江省塘工没有险情，裁撤海防道。二十一年，喀尔吉善说：“水势向南流，北塘稳固，而险工在绍兴一带。拟在宋家漊、杨柳港，仿照海宁鱼鳞大条石塘的式样，修建四百丈。”皇帝同意。二十三年，增筑镇海县海塘。二十六年，江苏巡抚陈宏谋说，常熟、昭文滨海地区，应从太仓州境内接着修筑土塘。随后开凿白茆河、徐六泾两个河口，修建闸门控制水流开闭。这一年潮水上涨，石墙倒塌，请求改建为滚坝。皇帝下旨准行。

译二十七年，皇帝南巡，视察海宁海塘工程。谕旨说：“朕想到海塘是越中第一道保障。近年来潮水逐渐转向北面的中亹，实在关系海宁、钱塘各县的利害。原计划把老盐仓一带的柴塘改为石塘，但议论纷纷。等到昨日亲临勘察，才发现柴塘所处沙质滞涩，石塘工程实在难以下手，只有尽力修缮柴塘，才是补救偏失、挽救弊端的一条办法。应当尽心办理，确定每年的维修制度，以巩固塘基；增设坦水和石篓，以供防护。”又谕旨说：“尖山、塔山之间，旧有石塘。朕现在看见它横截海中，直接逼近主水流，实在是海塘的要害关键。按目前形势来说，或者多用竹篓加以镶护，或者改用木柜排列砌筑。将来如果沙滩逐渐涨远，就应立即改筑条石坝，使它像砥柱一样屹立不动，这样北岸海塘或许可以长久得到保障。各该督抚要善于体察朕的意思，动用帑银筹办，并在塔山立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以示永久。”二十八年，江苏巡抚庄有恭说：“江南松江、太仓沿海地区土质容易坍塌，华亭、宝山过去修筑的坦坡，都不可靠。应仿照浙江老盐仓改建块石篓塘。”诏令准其所请。三十年春，皇帝南巡，视察海宁海塘。谕旨说：“环绕城池的石塘，实在是全城的保障。塘下的坦水只修了两层，潮水的冲势似乎已经冲到塘顶。如果补修到三层，将更加有益。着令应修的四百六十多丈一律增建。”三月工程完工。三十五年，巡抚熊学鹏请求在萧山、山阴、会稽改建鱼鳞大石塘。皇帝认为潮水正流向北面的中亹，与南岸相距遥远、没有关系，斥责了这一请求。三十七年，巡抚富勒浑上疏报告中亹引河的情况，大致说：“潮头的主水流，一股由蜀山直奔引河，一股由岩峰山西面斜流进入引河，到河庄山中段汇合，彼此冲撞后，仍分成两路向西流去。现命官员在引河中段挑挖二十多道堰沟，引导潮流，使它恢复中亹的旧河道。”谕旨说：“潮汛迁移，是呼吸吐纳般的自然趋势。如果开挖引河，恐怕只是徒劳无益。只应尽力保卫堤塘，等待水流自行回到旧有轨道，不必执意开沟引流，想靠人力战胜海潮。” 四十三年，浙江巡抚王亶望上疏陈述海塘情形，皇帝命江南河道总督高晋会同勘察。不久上疏说：“章家菴一带有五百丈柴工，潮神庙前有三百丈柴塘，应增建竹篓，并排列两层椿木，以防动摇。”皇帝同意。四十五年，皇帝南巡，前往海宁尖山视察海塘。十二月，命大学士阿桂、南河总督陈辉祖赴浙江实地勘察。上疏说：“海塘工程应修建石塘二千二百丈；如果改用条石，施工容易而且完工迅速，估计三年可以完工。”又说：“办理鱼鳞石塘，仿照东塘的办法，按照地势高低修筑十六层至十八层，约需三十万。”皇帝命工部侍郎杨魁驻在工地协同办理，第二年八月完工。四十九年，皇帝到杭州，视察海塘，谕旨说：“老盐仓旧有柴塘，后来一律增建石塘四千二百多丈，于上年报称完工，本来就应当砌筑坦水加以保护。但该督抚并未考虑到这一点，假如遇到异常涨潮，怎么能够抵御？着令把柴塘后面的土顺着斜坡做成斜面，并在上面种柳树，使树根盘结；这样石塘、柴塘连成一体，就把柴塘作为石塘的坦水。” 至于范公塘一带，也必须接着修建石工，才足以保障省城。着令拨帑银五百万，交给该督抚核算，分期分年修筑。”五十二年工程完工。嘉庆四年，浙江巡抚玉德请求把山阴土塘改为柴塘。十三年，浙江巡抚阮元请求把萧山土岸改为柴塘。十六年，浙江巡抚蒋攸銛请求将山阴各处土塘堤一律修建为柴塘；江苏巡抚章煦请求把华亭土塘加筑成两层单坝。都得到批准。道光十三年五月，巡抚富呢扬阿上疏说：“东西两道防塘工程，应先选择最险要的修筑，需要银五十一万二千多两。”十一月，又说：“限期以内和限期以外的各项工程都发生了坍塌，需要银十九万四千多两。”十二月，又说：“东塘界内，应在前后两塘之间另建鱼鳞塘二千六百多丈，需要银九十二万二千两。”都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十四年，命刑部侍郎赵盛奎、前东河总督严烺会同富呢扬阿查勘应修的各项工程。不久上疏说：“保护塘基，没有比坦水更好的办法，拟从念里亭汛到镇海汛增建盘头三座，改建柴塘三千三百多丈；西塘乌龙庙以东，应接着修筑鱼鳞石块塘；海宁绕城石塘，应加高两层条石。等明年大汛时继续办理。”派左都御史吴椿前往勘察，留在浙江会同办理。十六年三月工程完工，共修筑各项工程一万七千多丈，使用银一百五十七万多两。三十年，巡抚吴文镕多次陈奏海塘石工被冲毁缺损，命令迅速抢修。十月工程完工。咸丰七年八月，海塘埽工各处突然被风潮冲毁坍塌。十二月，依次堵塞合拢。同治三年，御史洪燕昌说浙江海塘溃决，请求迅速筹款修理。部议决定拨用浙江海关等处的税款。五年，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上疏说海塘关系东南大局，有四种危害、三项值得忧虑。命巡抚马新贻详细勘察，修理海宁鱼鳞石工二百六十多丈。六年，因为浙江海塘工程巨大、费用很多，议定分最重要和次重要的工程修筑，限期十年完工。七年，两江总督曾国籓等请求修建华亭石塘护坝，此后海塘工程每年都有修筑。

译光绪三年，修筑宝山北石塘以保护土塘，建造护塘、拦水的各类坝，并修建仁和、海宁鱼鳞石塘一千三百多丈。十年，修理昭文、华亭、宝山等处的塘坝及石坦坡。十二年，浙江巡抚刘秉璋说，海盐原来修建的石塘四千六百多丈，多年来坍塌损坏已超过一半，拟选择要紧处兴修，其中埋砌五百丈，重建四百六十丈，需要银二十万。准许实行。十八年，浙江巡抚刘树棠上疏说，海宁绕城石塘坍塌日益严重，请求增筑坦水，先用海塘工程加征丝捐所积存的余款开工，随后筹款逐步修建。皇帝同意。十九年，修筑太仓茜泾口椿石坦坡一百五十一丈、镇洋杨林口椿石二百丈、昭文施家桥至老人滨双椿夹石护坝二百丈、华亭外塘纯石斜坝四十六丈。总计两省海塘工程，自道光中叶大规模修理以后，又屡经战乱，有一半已经颓败坍塌。到同治初年兴办大工程时，库款短缺，于是开始办理海塘捐输，并劝令两省丝商在缴纳正捐之外，加征塘工丝捐，发给票据，请求奖励。不久即停止。光绪三十年，浙江巡抚聂缉椝请求恢复捐输旧章，以资助重要工程。他说，自二十七年以后，潮汐猛烈，原来次险的地方变成极险，拟将柴埽各项工程挖清基础、拆除重筑；如果不筹集巨款，就不能长久巩固。” 志第一百零四。○河渠四。△各直省水利。清代体恤百姓的艰难，急切整治水利政务。除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等河流和海塘以外，凡是各直省的水利，也都不遗余力地经营治理，这些事可以逐一列举如下。顺治四年，给事中梁维请求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十一年，诏令说：“东南是财赋之地，向来称为肥沃地区。近年来水旱成灾，百姓生活极其困苦，都是因为水利失修，以致耽误农事。应责成该督抚令地方官尽心谋划，疏通水道，修筑堤防，按时蓄水和泄水，使水灾、旱灾都可无忧，让百姓安居乐业。” 康熙元年，重新修筑夹江龙兴堰，又开凿大渠以扩大灌溉。二年，修筑和州铜成堰以及龙首、通济两渠。交城磁瓦河水上涨，水冲入城，修筑堤坝加以阻挡。三年，修筑嘉定楠木堰。九年，修筑郿县金渠和宁曲水利。十二年，重修城固五门堰。十九年，疏浚常熟白茆港、武进孟渎河。二十三年，修筑五河南湖堤坝。二十七年，修筑徽州鱼梁坝。三十七年，命河道总督王新命修治畿辅水利。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到东光，命直隶巡抚李光地勘察漳河、滹沱河的旧河道。复奏说：“大名、广平、真定、河间所属各地，凡是两河经过的地方，都应开挖疏通，使水从馆陶流入运河。老漳河与单家桥支流汇合，到鲍家嘴流入运河，可以分散子牙河的水势。”三十九年，皇帝巡视子牙河堤，命在阎庄、留庄之间修建石闸，随时控制开闭。御史刘珩说，永平、真定靠近河流的地方，应令引水入田耕种。谕旨说：“水田的利益，不可操之过急。如果限定日期一齐兴办，必定难以实行。只要兴办之后百姓知道有益，自然会鼓励仿效，事情必定能够成功。”四十年，李光地说：“漳河分为四支，三支流入运河的水势都弱，一支流入淀泊的水势独强。遇到大水时，应采用挑水坝等办法，使水流分泄；北面不至于挟带滹沱河水淹田，南面不至于汇合卫河危害漕运。”依照所请施行。四十三

译年，挑挖杨村旧引河。此前子牙河广福楼开挖引河时，文安、大城百姓认为有益，青县百姓认为不便，各自聚集在河岸互相控告。到这时河道完工，三县百姓都称便。天津总兵官蓝理请求在丰润、宝坻、天津开垦水田，交有关部门议处。不久谕旨说：“从前李光地有过这个请求，朕认为不可轻率兴办，是因为北方的水土性质与南方很不相同。当时水势大，便以为可以种水田，却不知道骤然上涨的水很容易干涸。看琉璃河、莽牛河、易河的水，到了夏季都干涸，就可以知道。”第二年部臣仍请求开垦，谕令说此事暂且搁置，可以让蓝理在天津试办水田，等冬天以后再实地勘察。四十八年，疏浚郑州贾鲁河旧河道，从东赵到黄河涯口新庄。在东赵修建一座闸，在黄河涯口分别修筑一座草坝和一座石闸。甘肃巡抚舒图说：“唐渠口高于渠身，水势不畅，应引黄河水汇入宋澄堡。如果水量不足使用，就再在上游靠近黄河处开河引水，酌情修建闸坝，以便蓄水和泄水。”皇帝同意。江苏巡抚于准说：“丹阳练湖冬春泄水以济运河，夏秋分水灌溉民田。自从奸民图谋牟利，把下湖的土地租种并纳入赋税，民田全都变成荒瘠之地。请恢复蓄水成湖，使其有益于灌溉。”皇帝同意。五十七年，因为沛县连年遭水灾，命河道总督赵世显勘察。赵世显说：“金乡、鱼台的水，经由沛县昭阳湖、微山湖，从荆山口出猫兒窝进入运河。近来因为荆山口十字河淤塞，导致低田被淹。应疏浚沙淤使其畅通，再在十字河上修筑草坝。如果遇到运河水浅，就令其堵塞，使水全部流入微山湖，再从湖口闸放出以济运河，这样民田和漕运两方面都能受益。”皇帝同意。世宗在位时，尤其多方筹划畿辅水利。雍正三年，直隶发生大水，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硃轼勘察修治。因上疏请求疏浚治理卫河、淀池、子牙河、永定河等，又在京东的灤、蓟，京南的文安、霸州设置营田专官，筹划治理土地。召募老农，谋划引水耕种。四年，确定营田四局，设置水利营田府，命怡亲王总理此事，设置观察使一人。从五年分局办理到七年，营田共建成水田六千多顷。后来因水力盛衰没有常态，一半逐渐淤没荒废。这一年命侍郎通智、单畴书会同四川总督岳锺琪，在查汉托护开凿惠农渠，以有利于屯田防守，又在惠农渠东北重建昌润渠。六年，疏浚文水靠近汾河的渠道，引水灌溉民田；开凿嵩明州杨林海，排水造田。八年，皇帝认为宁夏水利所依赖的大清渠、汉渠、唐渠年久毁坏，命通智会同光禄卿史在甲勘察修理。这一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以利农田和舟船通行；疏浚陈州、许州的沟渠。十年，云贵总督鄂尔泰说：“云南省的水利全在昆明海口，现在经过修浚，肥沃田地逐渐露出并排干。只是盘龙江、金棱河、银棱河、宝象河等都靠近海口，急需修筑坝台。”又说：“杨林海水流畅通，四周的草塘都可以招募百姓开垦。宜良江头村旧河道地势稍高，应另开河道以利灌溉。寻甸河全是石头，难以凿开，应另行疏浚沙河，使水流畅通。东川城北的漫海，水退后田地显露，也可以招民开垦。”都依议施行。十二年，营田观察使陈时夏说：“文安、大城交界内修筑横堤一千五百多丈，营田四十八顷都获得丰收。

译但恐怕水干后立即变成旱田，请在大堤东南开建石闸，北岸多设涵洞，以便宣泄水流。”皇帝同意。

译乾隆元年，大学士嵇曾筠请求疏浚杭州、湖州水利。两广总督鄂弥达说：“广州、肇庆两府沿江一带的基围，关系民田和房舍，常常被冲毁坍塌，请在险要处把土堤改为石堤，陆续兴建。”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江南下大雨，淮阳遭水淹，命令疏浚宿迁、桃源、清河、安东以及高邮、宝应各处水道。二年，命总督尹继善筹划云南水利，无论是通往广东、四川的水道，还是本省的河流、湖海，凡关系百姓粮食的，都要及时兴修。陕西巡抚崔纪提出凿井灌田以辅助水利的建议。谕令详细筹划，不要扰累百姓。三年，大学士、署理川陕总督查郎阿说：“瓜州地多水少，百姓田地所依靠的灌溉水源，只有疏勒河，但河流细小。查靖逆卫北面有川北、巩昌两个湖，向西流后合为一条，名叫蘑菇沟。蘑菇沟以西有三道柳条沟，向北流入摆带湖。请在中段修闸，向下游疏浚一条渠道，截取两条沟的水全部流入渠中，以便回民灌田。”贵州总督张广泗请求开凿贵州省河道，从都匀经旧施秉通往清水江至湖南黔阳，直达常德；又从独山三脚坉通往古州，抵达广西怀远，直达广东，以开发天地自然的利益。都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四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说，江北凤阳、颍州以睢水为经，庐州以巢湖为纬，此外六安原有堤堰，滁州、泗州也有许多溪沟，都应及时动用帑银修浚，皇帝同意。川陕总督鄂弥达等说：“宁夏新渠、宝丰两县，先前因为地震水涌，两县县城都沉没。请裁减其中可以耕种的田地，将汉渠渠尾延长以资灌溉。只是查得汉渠长一百九十多里，渠尾余水不多；如果修整惠农废渠的渠口引水，使汉渠渠尾接长，就可以灌溉新、宝两县数千顷良田。” 皇帝嘉奖勉励他们。五年，河道总督顾琮说：“此前总河白锺山上奏说：‘漳河恢复旧河道，卫河就不会泛滥，这是一次劳作而长久受益的办法。’臣等实地勘察，从和兒寨以东起，到青县鲍家嘴流入运河的地方止，计算有六百多里，河床淤浅，两岸居民稠密。如果再加上漳河全部水量，河道势必无法容纳；但改走旧河道，对直隶不能没有祸患，不走旧河道，对山东也不能没有祸患。只有分流泄水并加以防御，使两省都不受危害，才是长久的办法。”总办江南水利的大理卿汪漋说：“盐城东塘河及阜宁、山阳各河道，高邮、宝应下游，以及串场河、溱潼河，都淤浅了，应当挑挖疏浚。串场河的范堤以及拼茶角二场的堤工，都逼近海滨，应加宽加厚。扬州各处闸坝应当疏浚、修筑，限三年完工。”都依照所请施行。安徽巡抚陈大受说：“江北水利关系农业生产。原任布政使晏斯盛上奏议定兴修，估计需银四十多万两。私下考虑，水利固然可以防备旱涝，但工程缓急轻重必须仔细筹划。各州县所报告的河圩、湖泽以及大沟长渠，工程浩大繁多，民力不能独自承担，自应由官府负责办理。” “其余零星的塘▯荅，现有管理产业的人，原来都是自行疏浚，朝廷难道能用有限的钱粮，替小民谋划、代为使用畚箕铁锹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河南巡抚雅尔图说：“河南省的水利工程，只有上蔡估计修建的堤坝，是用来防御蔡河异常上涨的水。其余汝河、滍河的堤堰，应令地主自行修补。至于开挖疏浚汝河、颍河等工程，请求停止，以节省浪费。”上报朝廷知悉。六年春，雅尔图说：“永城地势低洼，积水成灾，城南旧有一条长三万一千多丈的渠道，通向澮河，因年代久远已经淤浅。现在趁农闲，劝告绅士百姓挑挖疏浚，使水有归宿。”又说：“先前奉谕旨开挖疏浚省城乾涯河，又在中牟新开一条河道，分泄贾鲁河的水势，使水从沙河汇入乾涯河，再通往江南的涡河并汇入淮河，长六万五千多丈，现在已经完工。”皇帝赐名为惠济河。九年，御史柴潮生说：“北方地势平坦开阔，原有的河渠、淀泊和水道都可以寻得。如果任凭它们自行盈满、干涸，就会只有水灾而得不到水利。请派大臣携带帑银兴修。”命吏部尚书刘于义前往保定，会同总督高斌督率办理。不久请求把宛平、良乡、涿州、新城、雄县、大城原有的淀渠，以及拟开河道、堤埝、涵洞、桥梁、闸门，依次兴工修建。交廷臣议论，依所请施行。此前御史张汉上疏陈述湖广水利，命总督鄂弥达勘察。到这时上疏说：“治水的方法，有些地方不能同水争夺土地，有些地方又不能放弃土地去迁就水势。三楚水流百道千支，江边湖岸尚未开垦的空地，必须严禁私自修筑小堤垸，使水有所汇聚，以减缓水流，这就是所谓不能同水争地。那些靠江傍湖已经开垦的肥沃土地，必须更加谨慎地保护堤岸田埂，使百姓有所依靠以维持生计，这就是所谓不能放弃土地。各属迎着水流、正当冲击的地方，长堤彼此连接，要责令每年加高培厚，把疏浚融入加筑堤防之中。”上报朝廷知悉。十一年，大学士、署理河道总督刘于义等上疏陈述庆云、盐山续行勘察疏浚的事宜，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青州瀰河水上涨，冲开一百多丈的决口，不久堵塞。博兴、乐安积水，挑挖引河，把水导入溜河。十二年夏，宿迁、桃源、清河、安东的六塘河，以及沭阳、海州的沭河，山洪暴涨，地方被淹，命大学士高斌、总督尹继善会同河臣周学健前往勘察。议定在险要处加宽并挑直河道，修建石桥，开挖引河，由官民共同防护，皇帝同意。十三年，湖北巡抚彭树葵说：“荆襄一带，江湖绵延一千多里，一遇异常涨水，必定要借助空地容纳。宋代孟珙任江陵知府时，曾修建三海八柜以蓄水。无奈水流浑浊，容易淤积，逐利的小民便在岸脚、湖心多方截流形成淤地，又借着水利粮税、鱼税的名义，在四周筑堤成为垸田。人同水争地以求利，终于变成水同人争地而造成灾祸。只有杜绝将来的这种行为，把现有垸田定为若干数目，除此之外不许私自增加。”上报朝廷知悉。十四年，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因疏浚金沙江取得成效，编纂进呈《金沙江志》。

译十七年，江苏巡抚庄有恭说：“苏州的福山塘河、太仓的刘河，关系到常熟等八个州县的水利，年久失修，旱涝都没有防备。请在与河道相连的两岸以及涉及水利的各区，按田亩酌情捐款，兴工修建。”皇帝下旨嘉奖。十八年，陕甘总督黄廷桂说：“巴里坤尖山子至奎素一带，一百多里以内的田地都取用南山的水；从山口以外，水多渗入沙地，必须用木槽接引，才能流通。请从甘州、凉州、肃州三处拨出种地官兵一千人，前往疏浚。”依照所请施行。因为江南、山东、河南多年遭受水灾，而山东的水汇入淮河、徐州，河南的水通达凤阳、颍州，必须统筹三省全局治理，命侍郎裘曰修、梦麟往来勘察，会同江苏、安徽、河南各巡抚商议。不久裘曰修说：“包河、澮河在宿州、永城交界处，是泄水和通商的要道。进入安徽境内有六座石桥，应加宽扩展。洪河、睢河以及虹县的柏家河、下江的林子河、罗家河，应补修子堰。凤台的裔沟、黑濠、泾泥三河应挑深，使水畅通流入淮河。” 梦麟说：“砀山、萧县、宿迁、桃源、山阳、阜宁、沭阳共有支河二十多条，应分别查明并疏浚。”都依议施行。二十三年，河南省开挖疏浚河道的工程完工，准许绅士百姓的请求，在永城修建万岁亭，并亲自撰写文章记载此事。山东巡抚阿尔泰说：“济宁、汶上、嘉祥毗邻蜀山湖，约有一千多顷田地被水淹没，拟开启、关闭金线、利运两闸，使湖水补济运河，坡地的水归入湖中，就可以把水全部排干。”皇帝下旨嘉奖。二十四年，疏浚京师护城河及圆明园一带河道。御史李宜青请求疏浚畿辅水源，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分条议奏。方观承说：“东西二淀绵延千里的长堤，是宋代大臣何承矩兴修堤堰留下的遗迹。今昔情形已经不同，如果拘泥于过去的遗迹，灾害将无法挽救。如果只从淀泊说水利之利，那么三百多里范围内水乡村落的物产，比过去更加丰富；只是遇到旱灾，想使雨泽通达水土之气，仍有应当尽到的人事努力。”四川总督开泰说：“灌县都江大堰引水灌溉成都各属以及眉州、邛州的田地；宁远以南有大渡河，从冕宁到会理有三处河口与金沙江汇合，支流纷纷分出，堰坝最多，都应根据时机修浚。”有关部门议定同意。起初，御史吴鹏南请求责成各地兴修水土方面的政务，命各督抚筹划办理。浙江巡抚庄有恭说，水利的五大益处是江、湖、海、渠、泉。其他省份得到其中两三种，浙江实际上兼有数种。金华、衢州、严州三郡，各有山泉溪涧，灌注成渠，堰坝、塘荡无不具备。只是仁和、钱塘两县上中市、三河垸、区塘、苕溪塘，海盐县白洋河、汤家铺庙、泾河，长兴县东西南漊港，永嘉县七都新洲陡门、九都水湫、三十四都黄田浦陡门，实在应当修治兴办，以收已经具备的水利之效。至于杭州临平湖、绍兴夏盖湖，关系到田地的重大利益，应设法疏浚，或者招募佃户开垦耕种，再作实地勘察办理。”皇帝准许。二十五年，阿尔泰上疏说：“山东水利以济助漕运为关键，以流入大海为归宿。济宁、东平、泰安、武定的老黄河、马颊河、徒骇河等河，兖州、沂州、曹州的洸河、涑河等河，共六十多道，都已经挑挖疏浚使之畅通。运河民埝全长七百多里，也修整得完好牢固。青州、莱州所属的乐安、平度、昌邑、潍县、高密等州县，应挑挖支河三十多条，都已依次挑浚完毕。莱州的胶莱河汇纳上游各水，高密有胶河也流向胶莱河，容易泛滥，应导入百脉湖，以分散水势。沂州所属兰山、郯城境内应开挖的武城等沟河二十五道，以及后来续挖的响水等沟河二十五道，把洼地的水经江南邳州引入运河，也都已经完工。”皇帝嘉奖他。二十六年，河东盐政萨哈岱说：“盐池地势低洼，全靠姚暹渠排泄水流。近来因为河身日渐增高，涨水漫入南北堤堰和禁墙以内。黑河是产盐的根本，年久淤浅泛滥。涑水河以西地势北高南低，假如汛期涨水向南流，盐池就更加难以保护。五姓湖汇集众多水流，恐怕下游受阻而发生倒流为患。这些地方都应及时疏通。”皇帝同意。第二年，皇帝南巡，谕旨说：“江南沿河低洼潮湿的地区，久雨积涝值得忧虑，而下游蓄水、泄水的关键，尤其在洪泽湖。自邵伯以下，金湾以及东西湾的滚坝，层层安排，特意是为了从三个湖旁边疏浚弯曲水道、引水分流。如果追溯源头、抓住要害，没有比广泛疏浚清口更重要的了，这是当前第一要务。至于六塘河末端横穿盐河通向海口，所有修防事宜，该督、抚、河臣会同盐政尽心核议后上报。” 二十八年，皇帝因为天津、文安、大城屡遭大雨积涝，积水没有消退，命大学士兆惠督率办理。又因为裘曰修此前办理河南水利有效，命他迅速前往会同勘察，又命阿桂会同总督方观承酌情办理。阿桂等认为：“子牙河从大城张家庄以下分为正河、支河两道，支河末端流入正河，水势不顺。请在子牙河村南面向东北挑挖二十多里的河道；安州依城河是流入淀泊的末端河道，应挑挖延长二千二百多丈；安州、肃宁的漕河，应挑挖延长三千七百多丈。其上游姜女庙处，应修建滚水石坝，使水从正河流入淀泊。新安韩家埝一带是西北各水汇流的地方，应挑挖引河十三里多。”依照所议施行。

译二十九年，改建惠济河石闸。修筑湖北溪镇十里长堤以及广济、黄梅的江堤。疏浚江都堰，开挖一条支河，使涨水直接流到外江。三十二年，修筑淀河堤岸，从文安三滩里到大城庄兒头，长二千七百多丈。山东巡抚崔应阶说：“武定靠海地区地势低洼，每逢汛期涨水，全靠徒骇河、马颊河两河分流入海。徒骇河下游到沾化入海处，地势转高，难以议定开挖。勘察发现坝上庄旧漫口的河形地势顺利，应开挖支河，使两道河流分泄。”江苏巡抚明德说：“苏州南面承受浙江各山经太湖流来的水，北面承受扬子江经镇江进入运河的水，夏秋汛期一到，多有泛滥。请修治吴江、震泽等十县的塘路。”都依议施行。三十三年，滹沱河水上涨，逼近正定城根，在城西南增筑新堤五百七十多丈；在回水堤以东修筑五座挑水坝。河神祠前修筑鱼鳞坝八十丈。藁城东北两面有滹沱河环流，沿岸修筑埽工三百六十丈，并在埽工后加筑土埝。三十五年，挑挖疏浚苏州府入海河道：白茆河从支塘镇到滚水坝，长六千五百三十多丈；徐六泾河从陈荡桥到田家坝，长五千九百九十多丈。三十六年，疏浚海州的蔷薇河、王家口河、下坊口河、王家沟四条河。因为直隶遭受水灾，命侍郎袁守侗、德成分别前往各处督率疏导消水。尚书裘曰修往来调度，总管此事。山东巡抚徐绩勘察小清河情况，请求从万丈口挑挖到还河口，共四十里，使正河、引河分流，河水流入泊，泊水经沟入海。诏令依议施行。广西巡抚陈辉祖说：“兴安陡河发源于海阳山，到分水潭时，旧时修筑铧嘴来分流水势，七成流入湘江成为北陡，三成流入漓江成为南陡；又在进水陡口内南北修建大小天坪，以便蓄水泄水；再修建梅阳坪，阻止水流旁出旧道，并用来引水灌溉粮田。” 近来因为连续下雨冲毁坍陷，请求修复土、石各项工程。”交有关部门知道。三十八年，挑挖疏浚禹城漯河、高密百脉湖引河。四十年，修筑武昌省城金河洲、太乙宫沿江石岸。江南发生旱灾，高邮、宝应都歉收。总督高晋、河道总督吴嗣爵、萨载联名上疏说：“今后洪湖的水势，应以高堰志椿为标准，各闸坝涵洞根据情况开启放水，总要使运河保持五尺水深以济漕运，其余水量全部流入下河以利灌溉。”皇帝同意。四十一年，修理西安四十七州县的渠堰，共一千一百多处。总督高晋说：“瓜洲城外查子港工程连接回澜坝，江岸在六月突然出现裂缝，坍塌入江约一百多丈，西南城墙坍塌四十多丈。现在水势已经平稳，拟将瓜洲城适当向内收缩，把土地让给江水，并沿岸修筑土坝，以便纤夫通行。”谕令妥善办理。四十二年，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说：“太原西面有风峪口，旁边都是大山，大雨后山水向下冲入县城，突然难以抵御。请从峪口开始开挖一条河沟，直达汾水，占用民田只有四十多亩，却可以使太原一城有望永远没有水患。”四十三年，疏浚湖州漊港七十二条。修筑昌邑海堤，居民认领开垦堤内一千二百多顷盐碱荒地。疏浚镇洋刘河，从西陈门泾上游起，到王家港为止。四十四年，改建宣化城外柳川河石坝，并增筑石坦坡。漳河下游沙庄坝决口漫溢，淹及成安、广平，水流没有归宿。在成安柏寺营到杜木营之间环绕修筑土埝一千一百多丈。四十七年，云南巡抚刘秉恬说：“邓川的瀰苴河，上游通达浪穹，下游流入洱海，中间分出东西两个湖。东湖的水由河流入海，河道高而湖面低，每逢夏秋涨水，便倒流入湖，淹没附近粮田。绅士百姓倡导捐款，在湖尾入海处堵塞河道，另开支河，引东湖水直奔洱海；又从青石涧到天洞山修筑长堤、建造石闸，使河水流归堤内，再由闸流出。历年被淹的一万一千二百多亩田地，全部排干露出。”皇帝下旨嘉奖。又说：“楚雄龙川江从镇南发源，流入金沙江。近年河道逼近城池，请在附近镇水塔处挑挖疏浚，使水流加深畅通，引导河流恢复旧道。又澂江抚仙湖下游有清水、浑水两河，浑水河的牛舌石坝被冲毁，水流汇入清水河，因而造成灾害。请在牛舌坝东面另开支河，泄出浑水，并把河道改直，使清水畅通流去。”皇帝嘉奖勉励他。五十年，河南巡抚何裕城说：“卫河流经汲县、淇县、滑县、濬县四县，沿河田地的农民修筑堤坝防止淹水，因而不能引卫河水灌田。辉县百泉地势低洼，而获嘉等县地势较高，难以曲折引水。其余汲县、新乡没有泉源，只有凿井这一办法；既可以灌田，也可借此疏通地气，已经派员试行开凿。”疏浚贾鲁河、惠济河。修缮宁夏汉延渠、唐来渠、大清渠、惠农渠四渠。五十一年，山东商人捐资疏浚盐河，并在东阿、长清、齐河、历城修建八座闸。乾隆五十三年，荆州万城堤溃决，洪水从西北两座城门流入，朝廷命大学士阿桂前往勘察。不久阿桂上疏说：“这次水灾较为严重，当地人多认为是下游窖金洲沙洲涨高，逼迫水流所造成的。恐怕如果开挖引河，江水平缓荡漾而没有冲力，仍会淤塞闭合。请在对岸杨林洲靠近堤岸处先筑土坝，再接着修筑鸡嘴石坝，逐步向前推进，使急流转向南方，等洲坳冲刷形成兜湾后，再顺势斟酌开挖引河，这样比较有成效。”皇帝下令知悉此事。乾隆五十四年，疏浚通惠河、朝阳门外护城河以及温榆河。五十五年，加固修缮千里长堤、潴龙河、大清河、卢僧河等堤岸，凤河东堤，以及西沽、南仓、海河等处的叠道，改建丰城东西[疑字：▯是]石工。修筑潜江仙人旧堤一千二百八十多丈。开挖疏浚永城洪河。

译乾隆五十七年，两江总督书麟等人说：“瓜洲全是柴坝，江流湍急，接着修筑石矶也不能牢固。请在回澜旧坝外抛砌碎石，保护埽工根部；从裹头坍塌、旧城靠岸的地方，也用碎石抛砌，上面再镶嵌埽工。今后每年挑挖疏浚水流，便可希望水流逐渐远离堤岸。”皇帝下旨准许施行。又说：“无为州的河道形势弯曲，应当把永成圩坝加筑得宽厚些。计划在马头埂开挖三十丈宽的河口，从曾家脑到东圩坝的旧河道也拓宽三十丈，使河水流通顺畅。”皇帝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把萧山荷花池堤改为石工，堵塞河内民堰五十多丈的漫口，修复丰城江岸石堤。乾隆五十九年，荆州沙市大坝因江流猛烈冲击，水势冲到堤顶，增筑草坝。嘉庆五年，开挖疏浚檿牛河、黄家河，以及新安、安、雄、任丘、霸、高阳、正定、新乐八州县的河道。六年，京城连续多日下大雨，拨用内库银两，开挖疏浚紫禁城内外、大城以内的各条河道，以及圆明园一带的引河。文安遭受水灾，命直隶总督陈大文详细议定办法。陈大文上疏说：“文安地势极低洼，承受水流的能力很小，地面与河面相平，自从设置治理机构以来，另无疏浚章程。只是查得大城河的广安横堤，是文安县的屏障；向南有河间千里长堤，可以作为外部防卫。两堤之间有新建的闸门，用来排泄河间漫水。再在地势稍低的龙潭湾开沟疏浚，或许可以不至于长期被水淹没。”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嘉庆八年，伊犁将军松筠说：“伊犁土地肥沃湿润，可耕地很多，过去一向因为缺水，现在计划设法疏通渠道、引来泉水，以供取水灌溉。应请扩大屯田耕种，以充裕满洲兵丁的生计，并借用官款置办耕种器具。”朝廷按照请求施行。十一年，疏浚修筑直隶千里长堤以及新旧格淀堤。十二年，湖广总督汪志伊说：“堤坝和圩垸保护田地房屋，关系十分重要。汉阳等州县都有尚未干涸的田地，也有尚未修筑的堤塍。应当立即筹划勘察办理，以兴修水利并保护民田。”皇帝听从了。十六年，因京畿地区发生灾荒歉收，命令修筑任丘等州县的长堤以及雄县叠道，以兴办工程代替赈济。十七年，疏浚武进孟渎河；开挖阜宁救生河、太仓刘河；修整天津、静海两县的河道；疏浚东平小清河以及安流、龙拱二河和民便河。十八年，江南河道总督初彭龄上疏陈述江苏省下游河道的水利工程，认为应当加以修整。皇帝下旨准许施行。十九年，大名、清丰、南乐三县七十多座庄子的田地，长期被卫水淹没，村民自愿出夫挑挖，请官府为之弹压督办。御史王嘉栋上疏说：“杭、嘉、湖地区遭受旱灾而歉收，请开挖疏浚西湖，以兴办工程代替赈济。” 这些请求都获准许。嘉庆二十一年，疏浚吴淞江。二十二年，章丘百姓说，长白山、东岭山两山的水，过去都流入小清河入海。自从灰坝被冲毁后，水流改入引河，章丘等县屡次遭受水灾。朝廷命礼部侍郎李鸿宾前往勘察。次年，巡抚陈预上疏说：“小清河以上游而言，章丘、邹平、长山、新城为上游，高苑、博兴、乐安为下游；正河以及各支流沟渠大多有淤积。请先疏浚上游，并把浒山等两处泊和一处湖开挖得宽而深，那么水势就不至于像从高处倾下那样直冲，下游也不会突然担心漫溢。”皇帝下旨准许施行。修建沔阳石闸，开挖引渠，按时启闭闸门。嘉庆二十五年，修整都江堰。御史陈鸿分条陈述兴修水利、经营屯田的事宜，命令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省督抚一同筹划兴办。修筑襄阳老龙石堤。库车办事大臣嵩安上疏报告，在别什托固喇克等处开挖渠道引水，开垦田地五万三千多亩。皇帝下诏嘉奖勉励。道光元年，修筑湖州黑窑厂江堤，疏浚泾阳龙洞渠、凤阳新桥河。二年，加筑襄阳老龙石堤。疏浚正定柏棠河、护城河、泄水河、东大道河等河道，并修整斜角、回水等堤。兴修杭州北新关外的官河纤道。直隶总督颜检请求修筑沧州捷地减河的闸坝，疏浚青县、兴济两条减河，修筑通州果渠村的坝埝，均按照议定办法施行。疏浚铜山荆山桥河道以及南乡奎河。开挖江都三汊河子、盐河五闸的淤浅处，以及沙漫州江口的沙埂。修筑丰城和新建的惠民桥堤。三年，修整汾河堤堰，并迁移修筑李绰堰，改挖河道。修筑天门、京山、锺祥的堤垸，以及监利樱桃堰、荆门沙洋堤。开挖热河旱河，并增修荆条单坝。堵塞文安崔家窑、崔家房的漫口。修整河东盐池马道护堤，并疏浚姚暹渠、李绰堰、涑水河。刑部尚书蒋攸銛说：“去年漳河漫水流向下游，从大名、元城直达红花堤，冲决堤埝，经馆陶流入卫河，应当立即筹划议定办法。”命大学士戴均元赶赴现场勘察。不久戴均元上奏说：“元城引河穿过堤岸流入卫河，河道狭窄，应当开挖并拓宽，使水流畅通。红花堤以下新冲刷出的水沟有五百多丈，应开挖成河道，以便分流泄水。”又说：“自从漳河向南迁徙并与洹河汇合以来，卫水受到它的顶阻，每逢异常涨水，民间堤埝便无法抵御，以致安阳、内黄年年冲决。如今漳河向北流，已经分散、削弱了水势。计划在樊马坊、陈家村河干的北岸筑坝堵截，使分流汇并到一处；从柴村桥起，连接洹河北岸修筑土坝；樊马坊以下到王家口增筑土格土坝，以免水流串流向南，使漳河、洹河不再合流。”皇帝下诏全部采纳。

译道光四年，修筑德化、建昌、南昌、新建四县的圩堤。修缮加固荆州万城大堤横塘以下的各项工程，以及监利任家口、吴谢垸决口漫溢的堤塍。给事中硃为弼请求疏浚刘河、吴淞江以及附近太湖的各条河流。御史郎葆辰请求修整太湖七十二漊港，引苕水、霅水等水流入湖，再通达大海。御史程邦宪请求选择太湖泄水最重要的地方，如吴江堤的垂虹桥、遗爱亭、庞山湖，疏通清除沙淤，铲除荡田，使向东流注的水源流通畅无阻。奏疏先后送入，命两江总督孙玉庭、江苏巡抚韩文绮、浙江巡抚帅承瀛会同勘察。孙玉庭等说：“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河道淤积，遇到涨水就泛滥。现在勘察水道形势，虽然疆域分属两省，但水源和流向实际上同属一条水系。请专门委派大臣统筹治理全局。”命江苏按察使林则徐总办江、浙两省水利。御史陈澐上疏陈述京畿水利，请分别按照缓急修理。给事中张元模请求在赵北口连桥以南开一座桥，以古赵河作为引河，并疏浚北卢僧河，以分泄白沟河流向独流的水势。皇帝命江西巡抚程含章署理工部侍郎，办理直隶水利，并会同蒋攸銛实地勘察。程含章请求先治理大纲，兴办九项大工程：如疏浚天津海口，疏浚东西淀、大清河，勘察永定河下口，疏导子牙河积水，恢复南运河旧有制度，估修北运河，加固千里长堤，先行选择办理。此外，三支、黑龙港、宣惠、滹沱等旧河道，以及沙河、洋河、洺河、滋河、洨河、唐河、龙凤河、龙泉河、潴龙河、檿牛河等河流，还有文安、大城、安州、新安等地的堤工，分年依次办理。又说，勘定应当疏浚的各条河道，塌河淀承接六减河，向下通达七里海，应当拓宽罾口河，以泄北运河、大清河、永定河、子牙河四河的水流入淀；再开挖西堤引河，增筑草坝，使淀水泄入七里海；开挖邢家坨，使七里海的水泄入蓟运河，经北塘入海。至于东淀、西淀，是全省蓄积水流的重要区域；十二连桥是南北交通要道，也应选择要害处修治。全部按照请求施行。疏浚虞城惠民沟、夏邑巴清河和永城减水沟。孙玉庭说：“三江水利方面，青浦、娄县、吴江、震泽、华亭承受太湖水，向下注入黄浦；各条支河浅滞、淤塞，亟须修整砌筑。吴淞江是太湖下泄的干河，从上海流出水闸，与黄浦汇流入海。由于下游通路阻塞，水流不畅，应在淤积最厚处大力开挖疏浚。”皇帝下旨准许施行。道光五年，陕西巡抚卢坤上疏报告：咸宁的龙首渠、长安的苍龙河、泾阳的清河和冶河、盩厔的涝河和峪河等河流、郿县的井田等渠、岐山的石头河、宝鸡的利民等渠、华州的方山等河、榆林的榆溪河和芹河，均已完成开挖疏浚工程，恢复开垦的水田从一百多顷到数百顷不等。修整监利江堤和襄阳老龙石堤。已经革职的御史蒋时进呈《畿辅水利志》一百卷。直隶总督蒋攸銛上疏陈述千里长堤防守及善后事宜，皇帝下令知悉。安阳、汤阴的广润陂屡次因漳河决口而淤积，命巡抚程祖洛派员确实勘察并开挖渠道，把积水引入卫河，使土地尽早干涸、恢复耕种。修筑荆州得胜台民堤。道光七年，闽浙总督孙尔准说：“莆田木兰陂上游承受各条渠道的水，下游截住海潮，灌溉南北洋平田二十多万亩。近来因为屡遭暴涨，泥沙淤积，陡门石堤损坏，以致连年歉收。现在我已率领士民捐资，把南北两岸的石工修缮加固完毕。”皇帝下旨嘉奖。疏浚汉川草桥口、消涡湖口的水道。御史程德润说，荆山王家营屡次决口，下游各州县连年受灾，请命令勘察规划修筑。命湖广总督嵩孚筹划议定，嵩孚因而请求仿照黄河工程中切滩的办法，削平直冲的水流势头；再把下游沙洲开挖出引河，破坏其环抱形势，使正流顺畅。皇帝担心水利工程是在同洪水争夺地盘，白白耗费钱财而无益，命刑部尚书陈若霖等人前往勘察。他们复奏说：“京山决口三百二十多丈，锺祥溃口一百七十多丈，正河已经流行二百多年，不应舍弃它而另寻旧道。只有挖除胡李湾的沙块，先使下游通路畅通；在京山决口修筑月形堤，拓宽水道；锺祥决口堵闭后，再增筑两道石坝，以保护堤岸、抵御冲刷泥沙。”皇帝认为他们说得对，命嵩孚驻守工地督办。道光八年，河南巡抚杨国桢说：“汤河、伏道河以及广润陂上游的羑河、新惠河等河流，过去都汇入卫河，因为旧河道长期湮塞，连年漫溢。现在应当采取一劳永逸的办法，顺应地势加以疏导，使它们全部畅流。另有南阳白河、淅川、丹江，水势浩大，都紧靠城根，亟须修筑碎石坝、磨盘坝等二十多道，分别挑引水流加以抵御。”均按照请求施行。开挖疏浚冀州东海子淤塞的沟道，以兴办工程代替赈济。道光九年，修整宿迁各处河堤以及丹阳下练湖的闸坝。疏浚宿州奎河。修筑喀什噶尔新城沿河堤岸。两江总督蒋攸銛说：“徐州的河道，如萧县龙山河、邳州与睢宁交界的白塘河、邳州旧城的民便河、砀山的利民河和永定河，以及沛县的堤工、邳州沂河民埝、丰县太行堤，都是最重要的工程，请依次估算办理并开挖。”皇帝听从了。十年，修筑湖北省城江岸，并增建石坝。开挖疏浚漳河故道。修整保定南关外河道、徐河石桥以及河间陈家门堤。疏浚东平小清河以及安流、龙拱二河。修筑公安、监利堤岸。道光十一年，修筑南昌、新建、进贤圩堤，以及河间、献县河堤和天门汉水南岸的堤工。桐梓遭受水灾，开挖疏浚戴家沟河道。命工部尚书硃士彦察勘江南水患，他上疏请求修筑无为和铜陵江坝。给事中邵正笏说，江湖中涨水形成的滩地被占用开垦日益严重，皇帝于是命令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卢坤等责令所属官员详细勘察；其中不妨碍水道的沙洲田地，听任百姓认领开垦，否则设法严格禁止。十二年，挖除星子蓼花池的淤沙，疏通沟道，并修筑避沙堑坝。修筑南昌、新建圩堤，又把丰城土堤改建为石堤。

译道光十三年，湖广总督讷尔经额请求修整襄阳老龙、汉阳护城石堤以及武昌、荆州沿江堤岸。两江总督陶澍请求修整六合双城、果盒两处圩堤堤埂，疏浚孟渎、得胜、湾港三河，并修建闸门，均按议定办法施行。户部请求兴修直隶水利和城工，命总督琦善确实察看附近民田的沟渠、陂塘，选择重要处所兴修，以工代赈。御史硃逵吉说，湖北连年遭受水灾，请疏通长江支流，使水向南汇入洞庭湖；疏通汉水支流，使水向北汇入三台等湖；并疏通长江、汉水支流，使水分流汇入云梦，七泽之间的堤防就可以稳固，水患也可以平息。御史陈谊说，安陆滨江堤塍冲决造成灾害，请修建五道闸坝，疏浚河道，以泄减水势。奏疏呈上后，朝廷先后命讷尔经额、尹济源、吴荣光等选择官员详细勘察。道光十四年，修整良乡河道上的桥梁。疏浚沔阳天门、牛氾支河和汉阳通顺支河，并修筑濒临长江、汉水的各处堤岸。疏浚石首、潜江、汉川支河，修筑荆州万城大堤，修整华容等县被水冲毁的官民各处圩垸。疏浚砀山利民、永定二河。修筑南昌、新建、进贤、建昌、鄱阳、德安、星子、德化八县被水淹毁的圩堤。修筑潜江、锺祥、京山、天门、沔阳、汉阳六州县临江溃决的堤岸，以工代赈。修整邳州、宿州两州县的沂河堤埝以及王翻湖等工程。疏浚太仓七浦和太湖下游的泖、淀，并修整元和南塘宝带桥。道光十六年，疏浚河东姚暹渠。修筑库车沿河堤坝。疏浚海盐河道。又借用江苏司库银两，疏浚盐城皮大河、丰县顺堤河，并修筑堤工，这是采纳两江总督林则徐等人的请求。命大学士穆彰阿、步军统领耆英、工部尚书载铨勘察估算京城内外应当修整的河道沟渠。十七年，修筑武昌沿江石岸、锺祥刘公菴和何家潭老堤、潜江城外土堤以及丰城土石堤工，并修建小港口石闸和石埽。十八年，修筑黄梅堤。疏浚丰润、玉田的黑龙河。道光十九年，修筑武昌保安门外江堤、蕲州卫军堤和汉阳临江石堤。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复奏陈述巴尔楚克开垦屯田的情形。此前，皇帝准许伊犁将军特依顺保的请求，命令在巴尔楚克开垦屯田。后来署理参赞大臣金和上疏陈述此事不便，又命恩特亨额详细筹划。到这时，恩特亨额上疏说：“该地渠道只有三百二十八里多一点，沿堤两岸加以培修，水势很旺，足以用来灌溉。又派屯丁分段看守，遇到涨水时，渠道旁有草湖可以泄水，不会淹没交通要道。”皇帝谕令：“照旧妥善办理，务必使屯田事务和边防都确实得到益处。”伊犁将军关福上疏报告，额鲁特爱曼所属边界内的塔什毕图，开挖正渠二万五千七百多丈，约一百四十多里，获得土地十六万四千多亩，确实肥沃，引水足以灌溉。皇帝下诏嘉奖勉励。这一年汉水大涨，汉川、沔阳、天门、京山的堤垸都溃决。道光二十年，总督周天爵上疏报告长江、汉水的情形，拟定疏导、堵塞章程六条：第一，在沙滩上游修筑一道引坝，把水拦引到湖口；再修筑沙[疑字：▯是]挡住外面，以堵住旁侧泄水的通道。第二，把长江南岸虎渡口向东的支堤改为西堤，另行增筑新东堤，留下四里多宽的水路，向下通达黄金口，汇入洞庭湖；再在石首调弦口留下三四十里的低洼湿地，使水泄入洞庭湖。第三，长江北岸原有闸门，应改为滚坝，冬季开启、夏季关闭。第四，襄阳上游多修挑坝，使水流向外分出；再在险要处加筑护堤、护滩工程。第五，襄阳河四面堤岸，应多用砖石砌筑陡门，夏季根据情况启闭。第六，襄河水势浩大，应增造滚坝，冬季开启、夏季关闭，并在两岸低洼处开渠纳水。下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这一年修筑华容、武陵、龙阳、沅江四县的官民堤垸，又修筑荆州大堤以及公安、监利、江陵、潜江四县的堤工。道光二十二年，堵塞鹿邑涡河决口。此前黄河决口，洪水主流直奔涡河，把南岸观武集、郑桥、刘洼庄、古家桥以及淮宁阎家口、吴家桥、徐家滩、娄家林、季家楼等处的堤顶冲塌漫溢，太和的民田全都成为大片水面，阜阳以及以下各州县也被漫水淹没。到这时，安徽巡抚程楙采说：“河南的河工将要合龙，涡河决口如果不及时兴修，下游受害会更加严重。请命河南巡抚迅速筹划堵筑。”皇帝听从了。湖广总督裕泰等上疏报告，江水大涨，冲毁万城堤以上的吴家桥水闸，又冲决下游上渔埠头大堤，洪水直灌荆州城，仓库、监狱都被淹没。水退以后，埠头决口很宽，势难对着决口两端接筑堤坝。计划修筑一道挽月堤，并先在上、下游各筑一道横堤。按照请求施行。修筑库伦堤坝以及邹县横河口、李家河口的民堰。道光二十三年，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上疏陈述直隶难以兴办屯政和水利，大意说：“天津到山海关一带，户口众多，土地没有可以遗漏利用的利益。那些无人开垦的地方，都是沿海盐碱滩地，潮水咸涩，不足以用来灌溉。至于全省水利，历来多次试行开垦水田，屡次兴办又屡次废止，总是因为南北水土条件不同，百姓大多不便利。可是开辟水源、疏浚湖泊、修建闸门、整修塘坝，都需要耗费大量国库银两，不敢轻易议定试行。只是应当在各地及时疏通沟渠，以期对旱灾和水灾有所准备；或者开凿井泉，用水车汲水，也足以帮助田地耕作。”朝廷按照他的意见施行。修整海阳寮哥宫、涸溪、竹崎头等处的堤工。

译道光二十四年，修筑江夏江堤。疏浚海州沭河。七月，荆州江水泛滥上涨，李家埠内的[疑字：▯是]决口，洪水灌入城内。江陵虎渡口汛江支流的各处堤岸也多有漫溢。皇帝谕令总督裕泰筹款修筑。九月，万城大堤合龙。伊犁将军布彦泰等说：“惠远城东面的阿齐乌苏废地可以重新开垦为良田十多万亩，计划引哈什河水灌溉；把塔什鄂斯坦田庄原有渠道拓宽，接着开挖新渠，引水进入阿齐乌苏东界，并分段斟酌开挖支河。”又说：“伊拉里克的土地与喀喇沙尔所属蒙古游牧地以山为界，该处有一道河水从山的东面流出，距离游牧地还隔着一座山，对蒙古人的生计没有妨碍，可以开垦。请疏浚大渠、支渠和泄水渠，引入伊拉里克河水。”又说：“奎屯地方宽广，有一道河流，是由库尔喀喇乌苏南山积雪融化汇流而成的。靠近水源的土地早已有营屯户民承种。另外苏沁荒地有一万多亩，土质肥沃湿润，只需开挖渠道引水，就都可以变成肥沃田地。”均按照请求施行。道光二十五年，疏浚贾鲁河，修筑汶上马踏湖民堰。命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勘察和尔罕水利。他上疏说：“和尔罕土地本来肥沃，应把西北面的哈拉木扎什水渠与东南面的和色热瓦特大渠接通引水，可以用来耕种。中间隔着大小沙梁，已经开挖贯通，应在水流冲击的重要处砌石、打桩，使沙土不致坍塌，渠道日益加深，足以灌溉良田。”又说：“伊拉里克位于吐鲁番所属托克逊军台以西，土质肥沃湿润，称为板土戈壁；它的西面是沙石戈壁。向西二百多里，到山口泉水涌出的地方，有大阿拉浑、小阿拉浑两股水，汇成一条河。过去没有开凿渠道，水流没有约束，一到沙石戈壁就散漫在沙中，板土戈壁得不到水，反而变成荒滩。现在把最西面的水引向东面，在沙石戈壁开凿三段大渠，又在板土戈壁多开支渠，即使遇到大汛，水也有归处。另外，吐鲁番的田地大多靠挖井取泉，称为卡井，连环引水，这种利益非常广泛。只是高地难以把水逆流引上去，应听任百姓自行挖井，冬春水量微小时，可以补充不足。” 交给朝廷大臣们议定施行。道光二十六年，乌鲁木齐都统惟勤请求修理喀喇沙尔的渠道、坝堤，并陈述四条章程，命伊犁将军萨迎阿复核，确认没有弊端，皇帝下诏按照请求施行。六塘河堤冲毁，各州县连年遭受水灾，命两江总督璧昌等核实办理。他们复奏说，海州境内六塘河和蔷薇河淤积、冲决，田地房屋被淹，对漕运和水利防护关系重大，应迅速借款开挖、修筑，皇帝准许。修整温榆河果渠村的坝埽。二十七年，扎萨克郡王伯锡尔呈献私人开垦的田地，其中有生地四千八百三十多亩，接着疏浚两条新渠，又增开两条支渠，以供分流灌溉。道光二十八年，两江总督李星沅请求修筑沛县民埝埽坝，裕泰请求修筑江夏堤工和锺祥廖家店外的滩岸，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请求修筑万全护城石坝，均按照请求施行。御史杨彤如弹劾河南巡抚，称其三次开挖贾鲁河决口，耗费将近几百万，却一直没有成功，请求下令查办。皇帝下诏革除鄂顺安以下官员的职务。新任巡抚潘铎上疏说：“贾鲁河工程应当以恢复硃仙镇为治理河道的关键。只是硃仙镇内以及街道南北的河道淤积最为严重，现在议定增办柴秸埽工，以防止两岸淤沙。淤沙最深的地方开挖困难，另选择十几里外的干燥土地改道，以疏通旧河，并责成各官员赔偿修筑，限定四十五天完工。”皇帝听从了。道光二十九年，江苏巡抚傅绳勋说：“阴雨连绵，积水无从排泄，以致江、淮、扬等地的堤圩多被冲破。请仿照《农政全书》所载柜田的方法，用土保护田地，坚固地修筑高大的田埂，使田内积水容易用水车排干，劝导百姓实行，以兴办工程代替赈济，并勘察海口，开挖闸洞泄水。”皇帝嘉奖勉励他。三十年，修筑襄阳老龙石堤、汉阳堤坝、武昌沿江石岸、潜江土堤和锺祥高家堤。御史汪元方认为，浙江水灾多是因为棚民开山，造成水道淤塞阻滞，请求禁止。皇帝谕令巡抚吴文镕严加查办，并命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各省督抚一并稽查妥善办理。咸丰元年，浙江巡抚常大淳上疏陈述清理种山棚民的情形，大意说：“浙西水利方面，余杭、南湖一带骤然难以疏浚恢复，应先开挖支河、修筑石闸，以便蓄水和泄水。上游治理好，下游的水患也可以稍微减轻。浙东则绍兴三闸口以外，鄞县、象山等地的河溪，现正筹划开挖。”皇帝下令知悉。咸丰三年，太常卿唐鉴进呈《畿辅水利备览》，命令直隶总督桂良阅看，并说等军务结束时，根据情势酌量妥善办理。同治元年，御史硃潮请求兴办京畿水利，并根据田地治理好坏，确定府县官员考绩的优劣。命直隶总督文煜等详细查勘所辖境内的山泉、河流、堤梁、淀泊、湖泊以及可以开渠引水的地方，并妥善议定章程。不久复奏说：“凡是可以兴办的地方，有的受地界限制，有的受力量限制，有的应当掘井制造水车，有的必须开沟筑圩，都要设法催促劝导，尽力推行，使其发挥全部效益。”同治三年，江苏士民殷自芳等人以“山阳、盐城境内的市河、十字河、小市河蜿蜒一百里，向东流入马家荡，沿河民田有数千顷，旱时依靠它灌溉，涝时依靠它排水。自乾隆六年大规模挑挖以后，至今一百多年，河道淤塞，田地荒废，水灾旱灾都容易形成灾害。请求开挖疏浚、修筑堤圩，引运河水流入市河，以解除百姓困苦”为理由上请。命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核实办理。

译同治五年，御史王书瑞说，浙江水利除了海塘以外，还有漊港。乌程有三十九条[疑字：氵娄]，长兴有三十四条漊。自从叛匪窜扰以后，泥沙堆积，漊口淤塞，请设法开挖疏浚。又说，苏州、松江各郡与杭州、嘉兴、湖州虽然分属不同水系，最终却同归一处；湖州处于上游，是最重要的地方，苏州、松江等郡处于下游，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上游阻塞，灾害在湖州；下游阻塞，灾害在苏州、松江，并且会危及杭州、嘉兴、湖州。请命江苏一并勘察治理。皇帝听从了。六年，疏浚清河张福口引河。八年，安徽巡抚吴坤修说，永城与宿州交界以南的南股河长期淤塞，下接灵壁，地势低洼如锅，早已形成大片积水，水无出路，计划勘察筹办。皇帝听从了。同治九年，疏浚白茆河道，改建近海石闸。江苏士绅百姓请求疏浚恢复淮河故道，命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漕运总督共同筹划。复奏说：“要使淮河改道回到故道，必须先大力疏浚淤塞的黄河，使淮水入海的道路畅通；接着开通清口，引淮水入黄河；再堵塞成子河、张福口、高良涧三条河，以杜绝旁侧泄水。应当分别缓急兴办工程，预计数年后见效。”交由有关部门议定，皇帝听从了。这一年，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也请求疏浚海港。于是浙江巡抚杨昌濬说：“漊港年久淤塞，查明最重要和次重要的各项工程，分别估算修理，计划趁冬季农闲，先把寺桥等九港以及诸、沈两条漊赶紧办理；其余各项工程以及碧浪湖工程，依次筹划，应当与吴江长桥和太湖各出水口同时修浚。”皇帝下旨准许施行。同治十年，修整龙洞旧渠，并开挖新渠引泾水。江苏巡抚张之万请求设立水利局，兴修三吴地区的水利。于是重新修整元和、吴县、吴江、震泽的桥窦等工程。其中最大的一项，是吴淞江下游至新闸的一百四十丈河道，另用机器船疏浚。凡太仓七浦河、昭文徐六泾河、常熟福山港河、常州河、武进孟渎河和超瓢港、江阴黄田港及河道塘闸、徒阳河、丹徒口支河、丹阳小城河、镇江京口河，都依次分年疏导，前后将近十年，才得以完工。此前侯家林决口，河道总督乔松年认为时令已经较晚，请求等来年冬季举办工程。到这时，巡抚丁宝桢说，此处决口不堵，必然会淹没曹、兖、济十多个州县；如果水流再向东南奔注，清津、里下河一带的灾情会更加严重，请求亲自前往督办堵筑。皇帝下诏嘉奖勉励他。同治十二年，因为直隶河患频繁，命总督李鸿章仿照雍正年间已经形成的办法，筹划修治京畿水利。不久议定，直隶各河都以淀泊作为宣泄和蓄水之地。西淀数百里河道，是民生的一大关键，先堵塞赵村决口，修筑磁河、潴龙河的南堤，以抵御外来洪水；疏浚卢僧河、中亭河，分泄大清河的水势，以免倒灌；并疏通赵王河道，在苟各庄以上的大堤和下口鹰嘴坝分别修建闸门。这年秋天，直隶运河堤岸决口，内阁学士宋晋请求选择各条河渠修理，以兴办工程代替赈济，皇帝听从了。十三年，开挖疏浚天津陈家沟至塌河淀边的减河三千七百多丈；又从塌河淀沿金钟河故道斜向东南流入蓟运河，开挖新河一万四千一百多丈，使全省河流分流，经北塘入海。石庄户决口夺取水流向南奔去，命丁宝桢迅速筹划堵筑。不久因决口突然难以施工，请求在下游的贾庄筑坝堵合，并在南北两岸普遍修筑长堤。北岸濮州的上游是开州，朝廷又命令直隶总督共同出力筹办。光绪元年，疏浚文安胜芳河，修筑菏泽贾庄南岸长堤和北岸金堤。二年，疏浚张家桥新、旧泗河。三年，疏浚济宁夏镇以南的十字河。给事中夏献馨请求修治水利以充裕百姓粮食，皇帝谕令各省督抚斟酌情势，尽心筹划。四年，修补从滨江黄柏山到樊口四十里的旧堤，并在樊口内修建石闸。五年，修整都江堰堤，使灌县、温江、崇庆过去被水淹没的田地干涸恢复，共八万二千多亩。光绪七年，疏浚大清河下游，使水流畅通地进入东淀；又在献县硃家口古羊河东岸另行开挖滹沱减河，使水回到子牙河故道，经天津入海。疏浚宝坻、武清境内的北运减河。大学士左宗棠请求兴办顺直水利，借助陕西、甘肃按期供应军饷的军队，帮助直隶治理河道。总督李鸿章说：“京畿附近的水利，受害太深。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南运河五大河，以及附属的六十多条支河，原有的闸坝堤埝没有一处不坏，减河、引河没有一条不堵塞；而调节、宣泄这些水流的南泊、北泊、东淀、西淀，早已被浊流填满淤塞，只能依靠天津三岔口一线海河曲折流出海口。平时既不能顺畅排水，秋冬又因海潮顶托而倒灌，处处都有问题。修治的方法，必须先从这里下手。五大河中，以永定河的危害最为严重。大清河、北运河、南运河，必须分别疏浚、修筑堤岸，恢复减河。滹沱河流向不定，从来没有设置堤防。同治七年，它从藁城向北迁徙，以文安大洼为泄水之地；其故道难以恢复，上游难以分流，下游难以泄水，曾国籓与臣对此已有详细陈述，档案可查。”

译东西两淀宽广数百里，淤泥积得很厚，单靠人力难以施工。近年来，修复永定河金门的闸坝，裁弯切滩，加筑[疑字：▯是]段。大清河方面，在新城、雄县境内开挖卢僧减河，在霸州、文安境内接着开挖中亭河、胜芳河等，分泄上游涨水；在任丘开挖赵王减河，分泄西淀涨水；又从文安左各庄到台头开挖二十多里的河道，使下游通路畅通。滹沱河方面，在河间、文安各开挖一条引河；又在献县硃家口另行开挖三十多里的减河，都汇入子牙河，经天津入海。北运河方面，在通州筑坝，把潮白河引回河槽；在香河王家务、武清筐儿港修复石坝，以泄涨水；在天津霍家嘴疏浚引河，以打通下口。又在武清、宝坻开挖王家务、筐儿港两条减河，以便顺畅泄水。南运河方面，在青县、沧州、静海修筑二百多里堤岸；在静海新官屯另行开挖六十多里的减河，使水从另一条道路入海。又在天津城东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交会的陈家湾，开挖一百多里河道，分泄四大河的水流，直达北塘入海。至于无极、蠡县、博野、高阳一带，就坚固地修筑潴龙河[疑字：▯是]，以防滹沱河向北越流。任丘到天津一带，则加筑千里堤、格淀堤，使河水归河、淀水归淀。又在广平开挖洺河，在顺德疏浚澧河，在赵州疏浚[疑字：▯]河、槐河、午河等河流。此外，其他受水害较重的河道，也都酌情疏浚、修筑。如今左宗棠请求把随带的各营移驻上游，正好可以补助直隶力量不足的地方。今后应当修治哪里，应随时共同商议，尽力协助。”奏疏呈上后，命恭亲王奕▯、醇亲王奕枻会同办理。这一年加修子牙河堤一万七千四百多丈，文安西堤二千九百多丈，拓宽静海东堤二千四百多丈。九年，安徽学政徐郙说：“江、皖两省水灾频繁，急需疏通泗河、沂河，作为治理淮河的先导，仿照开沟的方法，循序渐进地疏浚治理；从大通口引河水入海，排水比较容易。”于是命令宗棠、昌濬共同商议筹办。不久，他们上疏复奏说：“天下的水没有只有利而没有害的。疏浚旧黄河、分流减泄泗河和沂河的水，近年已经明显见效，自然应当进一步加宽、加深河道，同时疏浚大通口，使水流畅通入海，并在清江恢复淮河治理局，派员管理调度。估计分年、分段兴办，除去过分的危害，保留水流本有的利益。江北对于安徽省来说是下游；下游得利，上游自然没有不得利的道理。”皇帝批示知道了。十年，河南巡抚鹿传霖说：“河南地势平坦，卫河、淇河、沁河、潭河环绕西北，淮河、汝河、涡河、颍河在东南交汇，如果一律疏通，再用沟渠引水灌溉，农田一定能大受其益。现在河道大半淤塞不通，沟渠也多荒废，拟借助人力来弥补天灾，派员分赴各州县实地勘察、筹划，或疏浚，或开挖，务求办成，使百姓明白这对农田有利，自然会踊跃听从调遣。”诏令依照所请施行。宗棠说：“兴修江南水利工程，最大的工程是硃家山和赤山湖。硃家山河道从浦口到张家堡，接通滁河，绵延一百二十多里。赤山湖河道从道士坝、蟹子坝到三汊河下游，也绵延一百二十里。两年完工后，不但沿江圩田都能受益，粮船、货船也可以由内河通行，尤其对农业和商业都方便。”下交有关部门知悉。十一年七月，调张曜所属十营、冯南斌所属二营、蒋东才所属四营，疏浚京师内外护城河，十一月完工。十三年，郑州黄河决口，全部河水流入淮河，于是疏浚张福口以引导河流，又兴修兴化的大周闸河、丁溪场的古河口和小海三条河，使水由新阳、射阳等河入海。十四年，开凿广西江面上的险滩，从苍梧到阳朔七百多里，共开通险滩三十五处。十六年，江苏巡抚刚毅认为宝山蕴藻河道年久失修，西边的大坝堵塞水流，请求兴工疏浚、修筑。给事中金寿松说这样利少害多，于是命令总督曾国荃妥善筹划。复奏说，拟拆除同治年间修筑的土坝，以疏通嘉定、宝山的水道；仍然修复咸丰年间建造的旧闸，以恢复嘉定的水利；另开引河疏通水流，使水能够随时排泄。下交有关部门知悉。疏浚余杭南湖，同时疏浚苕溪。华州罗纹河下游各村连续多年遭受水灾，沿河数百顷良田全变成泽国。巡抚鹿传霖请求从吴家桥北面大荔县的胡村开渠引水，注入渭水，使水流舒畅；被淹的民田就可以排干积水，恢复耕作。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给事中洪良品因直隶连年发生水灾，请求筹划疏浚工程，以兴修水利。事情交给总督筹议。鸿章说：“原奏大体把开沟渠、营造稻田作为急务，大多沿袭旧说，确实可以说是正确的论断；但对于古今地势的不同、南北天时适宜条件的不同，尚未深入考察。太行山向左转折，西北群峰高耸入云；每到夏秋大雨时，关外数千里内千溪万派的水奔腾而下，而京畿南部一带地势平坦、土质疏松，顷刻之间水位就上涨数尺甚至一二丈，冲击、荡涤、泛滥成灾，这是形势所必然。圣祖担心清河、浊河的水流无法控制，于是修筑千里长堤、格淀堤，使淀水和子牙河各自沿一路流行。世宗担心永定河南流会发生淤积，于是命令把浑河的水另行引入一道，改移下游出口。其余官堤、民堤，今昔不断增修，总计不下三四千里，沙土和其他土质混杂占一半，险工处处林立；每逢夏秋水势大涨，军民日夜防守，比防御盗寇还辛苦，哪里有放水灌入平地的道理？现在如果对沿河居民说开渠引水，几乎没有不惊愕奇怪的。况且水田的利益，不仅地势难以实行，天时也南北大不相同。春夏交替之时，播种秧苗适宜有雨，而直隶这时却苦于少雨、泉水干涸。

译现在釜阳各河流出山的地方，当地人颇为懂得开渠种稻的技术。到了芒种时节，上游的水流入渠道，下游船只航行就苦于水浅，屡屡因此发生诉讼。东西淀附近的低洼地，乡民也撒播稻种，私下希望在旱年收获一次；但每逢夏秋涨水，往往遭到冲毁淹没。这实在是受限于天时，绝不是人力所能补救的。考察近代的事情，明代徐贞明只营造田地三百九十多顷，汪应蛟只营造田地五十顷，董应举营造田地最多，也只有一千八百多顷；然而这些田地都兼收黍、粟，并不都是水稻田。况且他们的目的在于开垦荒地、繁殖粮食，并不是借此减少水患。现在考察他们留下的遗迹，所营造的田地，不是引山泉，就是靠近海潮，绝不引入大河中没有节制的水来灌溉；既然如此，怎么能借此减轻河水泛滥之患，又怎么能大规模营田、多收粮食，以抵偿过分依赖水利所造成的损失？雍正年间，怡贤亲王等兴修直隶水利，四年之间营治稻田六千多顷，但不久之后其利益便骤然减少。九年，大学士硃轼、河道总督刘于义，就把距离水源较远、地势稍高的田地，听任百姓随意种植。由此可见，直隶水田不可能全部营造，而继续推行扩充也很不容易。恭敬地读乾隆二十七年的上谕：“考察土地的宜忌，南北干燥、湿润不同，不能不顺应各自的性质。如果把低洼地全都改作秧田，雨水多的时候自然可以借以蓄水备用；一旦雨水不足，又拿什么来救旱？从前曾议论在京城附近修水利、营造田地，始终没有收到实际成效，可见各地的地利不能强行求同。”这些明确垂示的训诫，应当永远遵守。比如天津地方，康熙年间总兵蓝理在城南开垦水田二百多顷，不久便因淤塞荒废。咸丰九年，亲王僧格林沁在海口督师，开垦水田四十多顷，后来由于旱涝不定，始终不能全部种稻，而所花费用已经非常巨大。光绪初年，我因为海防事务紧要，不能不讲求屯田政务，曾命提督周盛传在天津东南开挖引河，开垦水田一千三百多顷，动用淮勇和民夫数万人，经营六七年之久，才获得成熟收成。这还是在可以依靠潮汐的地方，役使熟悉农业的南方人，尚且如此劳费。如果在五条大河的流经之处大量分出支流，穿凿堤防、疏浚沟渠，便想在平原上把适宜种黍粟的土地改种粳稻，我私下恐怕本想使百姓富裕，反而正好扰害百姓；本想减少水患，反而正好增加水患。” 十七年，刚毅说：“吴淞江是农田水利所依赖的河流，自道光六年疏浚治理以后，又经过六十多年，淤积日益严重。前年秋天连下多日大雨，河湖泛滥，积水竟然没有排出的通道。去年十月，派员开办工程，并调营兵、勇丁协同民夫，分段施工，预计三个月内可以完工。”皇帝批示知道了。鸿章又说：“宝坻青龙湾减河，从香河县王家务经过宝坻，到宁河入海。去年连续多日大雨，河水暴涨，横堤决岸，宝坻受灾尤其严重。广安桥以下河身浅窄，大宝庄以上连河槽都没有，应当同从前开挖的普济河、黄庄新河一样全部加以挑深，并增建石闸。”沈秉成、松椿说：“淮南堰圩厅所管辖的洪泽湖，关系到水道利弊以及盐务、漕运等事务。现在全湖的水都向下奔流，毫无节制。现今勘察认为应先办理的工程，一是修复三坝，二是修整束水堤，三是扩宽、疏浚三福口；三项工程合计不过几万两银子就可以办成。有人提议在礼河以西的蔡家庄修建滚水石坝，使水能够蓄积和排泄，这样比较有把握。只是巨额款项难以筹集，应暂缓办理。” 都诏令依照所请办理。堵筑吴桥宣惠河的两处决口。河陕汝道铁珊，因为阌乡县北面濒临黄河，城墙屡次被冲塌，于是在城外修筑大石坝，挑引水流以保护城池。十八年，疏浚开凿福山港、徐六泾两条河，以及高浦、耿泾、海洋塘、西洋港四条河。山东巡抚福润说：“小清河关系到民田水利，年久淤塞。前任巡抚张曜筹议疏通，因为工程费用增加而经费不足，只修成了下游从博兴金家桥到寿光海道的一段，长一百多里。其上游工程应当接续兴修、疏浚，这样才能使历城等县汇入的各路水流全部入海。现在拟恢复小清河的正河道，但不拘泥于旧河道，从金家桥向西取直，选择低洼处接着开挖正河，经过博兴、高苑、新城、长山、邹平，到齐东曹家坡，长九十七里；又在金家桥下游开支河二十四里，到柳桥，以承接济麻大湖上游各河的水，引入新河，共长四千二百多丈。”诏令同意。二十年，崇明海岸遭潮水冲刷侵蚀，逼近城墙。于是分别在青龙港东西两面设置四座挡水坝，加建木桥，层层砌筑石块，以抵御风潮。二十一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说：“黄河支流中的减水河、洪河，从虞城、夏邑、永城经过砀山、萧县，到达宿州、灵壁、泗州的睢河，注入洪湖。这些地方湖泊、港汊分支众多，都向下流入睢河。乾隆年间，因为睢河不能容纳水流，便把水引成三股，称为北股、中股、南股；中股是睢河的正流。咸丰初年，黄河日益淤积，河道逐渐改道，河南、江苏、安徽各河也逐段淤塞，水灾泛滥成灾，尤其以永城、萧县、砀山最为严重。同治年间曾建议疏浚河道，却总因工程过大而屡议屡停。现在拟定改道办法：引北股河的水到灵壁岳河，引中股、南股河的水合流进入宿州运粮沟，再到澮河；但运粮沟恐怕不能容纳，应当治理沱河、梁沟，使它们恢复旧有河道，让各河的水都顺着河道流入洪湖，不再横向泛滥，那么各地的水患就可以永远平息。”诏令依照所请施行。

译二十二年，御史华煇上疏陈述兴修水利的八件事：一是引泉，二是筑塘，三是开渠，四是疏通湖泊，五是开井，六是蓄水，七是使用水车，八是填石。下交主管部门议办。二十四年，疏浚太仓刘河，从殷港门到浦家港口，长四千一百多丈。二十八年，江西巡抚李兴锐说：“近年来水患频繁，都是因为鄱阳湖日益淤浅，而长江从过去宽阔变为如今狭窄，突然遇到大雨，排泄不及，于是四处泛滥成灾。请趁冬季天晴水浅时，购买、制造数艘挖泥机器船，把全湖分区挖浚；其上游河道也一律选择重要处所疏浚治理。这样既是为了防止水患，也是为振兴商业打下基础。”皇帝同意。修筑湖北省城北路堤，从红关到春山八段；南路堤从白沙洲到金口十段，用来抵御外江水流的泛涨。修建数座石闸，以备内湖排水。又在城郭附近沿江十多里，一律增修石砌护岸。疏浚小清河，开挖徒阳河一百二十多里。宣统元年，署理直隶总督那桐说：“通州鲇鱼沟堤岸自光绪九年决口后，水流入港沟，再流入凤河。此后屡次堵塞，屡次溃决。到光绪二十四年大汛时又决口，直到现在仍未能堵闭，以致武清一百几十个村庄连年被水冲淹。现在拟在鲇鱼沟暂时修建滚水坝，使全部水流不至于向旁边奔流；如果遇到大涨水，就把土埝挖除，以便分流泄水。一面把上游堤坝挑挖、修补整齐，疏浚青龙湾等处的引河，以减轻大涨水势；修筑拦水埝以抵御浑水；修治龙凤河，以疏导积水。滚水坝工程应立即兴办。修堤及疏浚引河，应在本年秋后部署，来年二月开工；拦水埝及龙凤河工程，应在来年秋后部署，次年二月开工；都限于夏秋汛期前报告完工。”下交有关部门议办。湖广总督陈夔龙请求修复江陵、襄阳的决口，大意说：“江陵、襄阳各堤，以潜江的袁家月堤最为重要。这次决口，堤身被冲刷，一下子缺失四百多丈，回流湍急，附近全成泽国，应及时合龙修复。此外，郭家嘴、禹王庙的决堤，以及天门黑牛渡、沔阳吕蒙营、公安高李公、松滋杨家脑、监利河龙庙的各项堤工，都拟派员督办筹修，以求巩固。” 皇帝同意了。宁夏满营开垦马厂的荒地，先治理唐渠，以扩大能够蓄水停水的土地。疏浚一百二十多里，称为正渠；从靖益堡开支渠口，引水向西北流四十多里，进入另一条沟，称为新渠；沿渠设置四十个小口，把水引回各田，称为支渠。唐渠以西已经沦为泽国，不用沟渠宣泄就不能奏效。从杏子湖开始，开挖沟渠二百八十多里，修建大小石闸、木闸四十二座，石桥、木桥三十三座；从上年九月开始，到本年八月完工，命名为湛恩渠，约可形成肥沃田地二十万亩。这一年，东三省总督和奉天巡抚联名请求修治辽河，先从双台子河堤开始，第二年接续修筑鸭岛、冷家口工程，并开挖海口拦江沙，与辽河工程同时进行。下交有关部门知悉。

译志第一百零五。兵志第一。清朝凭借武力平定天下。太祖高皇帝从东方起兵，开始制定旗兵制度，八旗子弟人人当兵，几乎等于全国都是兵。太宗征讨藩部，世祖平定中原，八旗兵力最为强盛。圣祖平定南方，世宗征讨青海，高宗平定西部疆域，都以八旗兵为主，辅以绿营兵。仁宗剿灭教匪，宣宗抵御外寇，同时使用防军，并以乡兵相助。文宗、穆宗先后平定粤地和捻军，湘军首先兴起，淮军接着建立，于是练勇的功效开始显著，到这时兵制大体已经多次变化。道光、咸丰以后，海禁大为开放，德宗又建立海军，内江外海与水师并行。练军、陆军又相继兴起，动乱多年，最终酿成新军的变故。凭借军队兴起的清朝，最后也因军队而败亡。唉，难道不是天意吗！现在撰写《兵志》：一为八旗，二为绿营，三为防军，附列陆军，四为乡兵，五为土兵，六为水师，七为海军，八为边防，九为海防，十为训练，十一为制造，十二为马政，分别撰写在各篇中。八旗。清朝初年，太祖凭借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归附的人日益增多，于是设置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后来又增加四旗，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统辖满洲、蒙古、汉军各部众人，八旗制度由此开始。每三百人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统领。五个牛录由札兰额真统领，五个札兰由固山额真统领。每个固山设置左右梅勒额真。天命五年，把牛录额真的官名全部改为备御官。天聪八年，确定八旗官名：总兵称昂邦章京，副将称梅勒章京，参将称甲喇章京，各分三等；备御称牛录章京；什长称专达。又规定固山额真在行营中的马兵称阿礼哈超哈，后来称骁骑营；巴雅喇营的前哨兵称噶布什贤超哈，后来称护军及前锋营；驻守盛京的兵称守兵，预备兵称援兵；各城寨的兵称守边兵；旧蒙古左右营称左右翼兵；旧汉兵称乌真超哈。孔有德的天祐兵、尚可喜的天助兵，一并编入汉军。九年，把俘获的察哈尔部众和喀喇沁壮丁分为蒙古八旗，制度与满洲八旗相同。崇德二年，把汉军分为两旗，设置左右翼。四年，分为四旗，称为纯皁、皁镶黄、皁镶白、皁镶红。七年，设置汉军八旗，制度与满洲八旗相同。世祖定都燕京，把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分别驻扎在京城，逐步厘定兵制。禁卫兵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郎卫，一类是兵卫。郎卫制度中，领侍卫内大臣六人，由镶黄、正黄、正白旗各出二人；内大臣六人；散秩大臣没有固定员额。侍卫分为四等，另有蓝翎侍卫。凡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都从上三旗中选用；汉侍卫从武进士中选用，均无固定员额。起初，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从其中选取子弟称为侍卫，凡在宫殿值班，都由领侍卫内大臣统领。值守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的属于内班，值守太和门的属于外班。皇帝出行驻跸时，他们都随从。扈从编制为后扈二人、前引十人、豹尾班侍卫六十人。各佐领所属亲军中，镶黄旗有满洲八十五个佐领、蒙古二十八个佐领，每个佐领配亲军二人；正黄旗有满洲九十三个佐领、蒙古二十四个佐领；正白旗有满洲八十六个佐领、蒙古二十九个佐领。上三旗亲军选六十人跟随侍卫当差，其余都值宿。皇帝巡幸时，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全部随行。行营中分列两厢，其余在幔城角落环绕拱卫，值宿警卫。康熙二十九年，把武进士中技艺优秀的人选拔为侍卫，与上三旗一同值宿。雍正十一年，把亲军中服役不满十年的人挑选为前锋。满、汉八旗左右两翼各设置前锋统领一人，负责警戒、清道和宿卫。侍卫班中有上驷院侍卫，负责缰绳和鞍具；兼任尚虞、鹰鹞房、鹘房以及十五善射、射鹄、善扑等职的侍卫，也都在上三旗定额之内，均无固定员额。銮仪卫也是随从的武职机构。设置掌卫司内大臣一人、銮仪使三人、冠军使十人，云麾使、治仪正、整仪尉各按等级设置，专门掌管皇帝车舆和仪仗。校尉中由内府选出的称旗尉，由五城选出的称民尉。这就是八旗郎卫制度。兵卫制度方面，定都之初，就用上三旗守卫紫禁城宫殿，由护军统领、参领、前锋统领率领。噶布什贤超哈中的满洲、蒙古八旗分为左右翼，负责值宿警卫。内务府三旗各设佐领三人、旗鼓佐领四人，正黄旗另设朝鲜佐领一人；每二名壮丁设置一名马甲，每个佐领各设领催六人、护军十五人，由领侍卫内大臣统率。内务府官兵守护行宫，分为东西北三路，设置千总等官，兵额各不相同。热河行宫也是这样。守护陵寝的官兵，顺治初年，永陵、福陵、昭陵各设置云骑尉、骑都尉。后来盛京三陵增加总管、防御、骁骑校。京师东陵、西陵的制度也相同，所属各旗的骁骑兵各有定额。顺治八年，规定亲王至辅国公等爵位，依次设置长史、护卫等官。十七年，确定八旗汉字官名：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昂邦章京称总管，乌真超哈称汉军。满、蒙、汉各旗共选四千八百人作为养育兵，训练各种技艺。

译此后兵额屡次增加。乾隆年间，满洲、蒙古养育兵达到二万零三百多人。盛京打牲乌拉设置总管、协领、佐领等官，统辖采捕兵丁。吉林的参户、蜜户、渔户、猎户以及鹰户、狐户、獭户、鹳户，都隶属于内务府三旗。巡捕营在外城七座城门设汛守，城上设置步兵汛二十五处；城外分为中、南、北三营，马兵、步兵的汛守员额各有差别，由参将、游击等统领。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等园的守兵由守备统领。康熙初年，规定皇帝驻跸之地，由八旗护军分左右翼巡逻值宿；皇帝启程时，三旗营总、护军参领随行。十三年，规定八旗步兵二万一千多人，鸟枪步兵一千七百三十七人。又规定内九门、外七门设置城门校，统辖十六门的门军。步军营在皇城内各汛只使用满洲兵，城外各汛兼用蒙古兵、汉军。不久规定皇帝驻园时，八旗分为两翼，每翼分设七汛，轮流值宿。每日当值的前锋、鸟枪护军共七百二十人。二十一年，规定每年举行田猎三次，八旗各选前锋军校随从。二十二年，规定皇帝车驾巡幸的日期。八旗骁骑营在内城、外城都增加汛所。二十三年，把黑龙江进贡的精于骑射、善于捕杀老虎的人编为虎枪营。三十年，设置火器营。雍正元年，设置巡捕营，设马兵汛十五处、步兵汛五十二处。凡遇朝会日期，协尉、副尉率领步军巡逻警戒。二年，命令各旗共同选取四千八百名教养兵，学习长枪、挑刀等技艺。四年，命令八旗前锋练习射箭，每月六次。专门负责防火的兵称防范兵。九年，命令五旗各城门汛的护军、马甲都归本营操练；又命令上三旗增加训练兵二千人，编为二营。十三年，额定马甲五千二百五十人，春秋两季合操。乾隆十四年，设置云梯兵一营；又在昆明湖设置趕缯船，让前锋军练习水战。二十五年，命令来京的回人编为一个佐领，由和卓担任佐领统辖，后来都依照这一办法。三十九年，规定大阅时第一队为八旗前锋，分为八队，每队配小旗八面、海螺四个，作为殿后兵。四十一年，把来京的番子依照回人的例子编为一个佐领，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四十六年，增加京师步军左右二营，把南、北、中三营合为五营，分设二十三汛，统领兵一万人；从八旗汉军的鄂尔布、步甲和闲散人员中选择壮丁补充。嘉庆四年，命令巡捕五营以中营作为提标，管辖圆明园五汛；设参将四人，分别管理南、北、左、右四营，共十八汛，由两翼总兵分辖。十七年，把增设的健锐营归左翼，外火器营归右翼，与八旗前锋、内火器营、骁骑营合计三十六营。咸丰三年，谕令京师各旗营兵共有十四万九千多人，统兵大臣分班亲自检阅；马兵、步兵、火器兵务必精练整齐，不得用临时招募的人滥充。十年，采纳胜保的请求，命令八旗兵加练枪炮、抬枪。同治四年，谕令醇亲王训练神机营，旗营、绿营也随时校阅。光绪二十四年，选拔训练神机营的马队、步队，以一万人作为先锋队，学习枪炮以及行军布阵、作战方法。这就是八旗兵卫制度。八旗驻防兵大体分为四类：一是畿辅驻防兵，藩部归附的人众以及在京由内务府、理藩院管辖的人员，都附属于此类；二是东三省驻防兵；三是各直省驻防兵，新疆驻防兵也附属于此类；四是藩部兵。畿辅驻防兵制度方面，顺治初年，独石口、张家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各设置防御一人或二人；采育里、固安县设置防守尉、防御，员额各有不同。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八旗每旗设置总管一人、副总管一人、参领三人，佐领、骁骑校、护军校各按规定设置；每旗设置捕盗官二人，亲军、前锋各二人，护军十七人，领催四人，骁骑二十五人，由在京蒙古都统兼辖。山海关设置总管一人、防御八人，满、蒙、汉兵七百多人。不久设置张家口总管一人、防御七人，兵一百三十多人；独石口、古北口各增加防御二人，喜峰口设防御二人，冷口、罗文峪各设防御一人，兵额多的六十八人，少的十二人。雍正三年，设置天津水师营都统一人、协领六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三十二人，旗兵一千六百人、蒙古兵四百人，分为左右两翼。乾隆三年，增加热河驻防兵二千人，分别设置前锋校、前锋、领催、鸟枪领催、马甲、鸟枪马甲、炮甲、弓矢匠，员额各有不同；其中一千四百人驻热河，四百人驻喀喇河屯，二百人驻桦榆沟。八年，把山海关总管改为副都统，增加协领、佐领等属官；满、蒙、汉兵共八百人，分为左右翼。二十六年，设置察哈尔都统一人，驻扎张家口，管理八旗游牧事务并兼辖防兵；设置副都统二人，驻扎左右翼游牧地的边界。四十五年，设置密云驻防满、蒙兵二千人。嘉庆三年，增加热河围场副都统。九年，改为总管。十五年，改设都统一人。把厄鲁特达什达瓦的降众迁居科布多，随即把他们分为三旗，设置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不久又迁到热河，作为官兵。此前康熙年间在热河修建避暑山庄，设置总管、守备、千总，分别守卫各行宫。乾隆年间增建行宫，设置千总、委署千总一二人，兵额从六人到九十八人不等。木兰围场设置总管一人。康熙末年，设有防御八人以及满、蒙兵一百多人。到乾隆中期，增加左右翼长二人、骁骑校八人，驻兵共八百人。每名士兵拨给土地一顷二十亩；如果土地不适宜耕种，就改为拨给牛羊。木兰围场四周以树栅为界，设置营房八处、卡伦四十处；八旗各分管五处卡伦，分别由本旗士兵守卫。道光四年，谕令驻京旗兵遇到闰月时发给甲米，其他省不得援引此例。这就是畿辅驻防制度。

译东三省驻防兵制度，共驻扎四十四处，士兵三万五千三百多人。凡前锋、领催、马甲、守门守库等兵，以及步甲、夜捕手、匠役、养育兵、鸟枪马甲、领催、水手之类，有的设置，有的不设置；名额多少，各根据驻地的情况而定，分别增减设置，起初并没有固定限额。在盛京，天聪年间开始在牛庄、盖州设置驻防兵，共九十六人。顺治元年，世祖将要迁都燕京，设置盛京八旗驻防兵，由正黄旗内大臣和洛会总管，以镶黄旗梅勒章京统领左翼，正红旗梅勒章京统领右翼。每旗设置满洲协领一人、佐领四人，蒙古、汉军佐领各一人。设置熊岳城守官，其下有满洲佐领三人、汉军佐领一人；锦州、凤凰城、宁远城守官之下，各设置满洲佐领二人、汉军佐领一人；兴京、辽阳、牛庄、岫岩、义州的城守官之下，各设满洲佐领一人；盖州、海州各设满、汉佐领一人，统领驻防兵。康熙元年，把盛京昂邦章京改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梅勒章京二人改为副都统，统辖协领、佐领、骁骑校。四年，把辽东将军改为奉天将军。十四年，设置锦州、义州城守尉各一人，佐领、骁骑校各按规定设置；各边门都设置防御一人。不久设置开原防御三人、金州防御一人，兵员各有定额。五十五年，设置金州驻防水师营，船十艘，士兵五百人，水手一百人。雍正五年，设置熊岳副都统一人；广宁、义州、锦州、宁远直到山海关设置副都统一人；复州、南金州、凤凰城、岫岩、旅顺等处设置副都统一人，分别统辖旗兵。乾隆十二年，把奉天将军改为镇守盛京将军。盛京各项额定兵力共有一万五千多人。在吉林，顺治十年，设置宁古塔昂邦章京一人、梅勒章京二人，佐领、骁骑校各八人。十八年，设置吉林水师营。康熙元年，把宁古塔昂邦章京改为将军，梅勒章京改为副都统。三年，设置水师营总管等官。七年，增加宁古塔协领二人。十年，派宁古塔副都统一人、佐领和骁骑校各十一人，带兵七百人，移驻吉林；又增加吉林协领八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十二人，兵六百人。不久增加防御十五人。十五年，把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在宁古塔留下副都统，并增加吉林副都统一人。三十一年，设置伯都讷协领二人，佐领、骁骑校各三十人，防御八人。五十三年，设置三姓、珲春协领各一人，佐领、骁骑校、防御各按规定设置。雍正三年，设置阿勒楚喀协领一人，佐领、骁骑校、防御各五人。十年，设置三姓副都统一人。不久设置吉林鸟枪营参领一人，佐领、骁骑校各八人，鸟枪兵一千人。乾隆十三年，命令打牲乌拉兵归吉林将军兼辖。此前顺治年间，设置打牲乌拉协领二人，又设置总管一人，统辖珠轩头目以及参户、蜜户、渔户、猎户，专门负责采捕等差役。后来逐步增加佐领、防御八人，骁骑校十人或八人，额定兵一千人。到这时，因为打牲乌拉位于吉林境内，命令由吉林将军兼管。二十一年，设置阿勒楚喀副都统一人。道光六年，把双城堡迁来的京旗分为左右翼，各设置总屯达、副屯达二人。后来又把一旗分为五屯，增加总屯达、副屯达各六人。在黑龙江，康熙初年，从吉林调水师营驻扎齐齐哈尔等处，水手一千多人。散居在盛京的壮丁，随时编入八旗。巴尔呼人、锡伯人居住在吉林附近，卦勒察人居住在伯都讷附近，库尔喀人居住在珲春附近，都设置佐领、骁骑校等官分别驻扎。东北最远处的索伦、达呼尔两部，在天命、天聪年间相继归附，后来分配充任各城的额定兵员。至于居住得更加遥远的鄂伦春人，其中使马、使鹿的部落分散居住在山林中，以捕貂为业，也都逐户登记、按丁编制，列入军籍。康熙二十二年，初次设置黑龙江将军，原水师营总管等官都归其管辖；设置副都统二人、协领四人，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四人，防御八人，满洲兵一千人，索伦、达呼尔兵五百人，驻扎爱珲城。二十三年，设置打牲处总管一人、副总管二人，把索伦、达呼尔壮丁编设为佐领、骁骑校。不久又在墨尔根城设置驻防兵。二十九年，将军移驻墨尔根，又增加协领四人，佐领、骁骑校各七人；索伦、达呼尔兵四百多人，由副都统一人统领，驻扎爱珲。不久设置一千多名士兵驻防齐齐哈尔。三十八年，将军又从墨尔根移驻齐齐哈尔。四十九年，设置墨尔根副都统一人。雍正六年，增加打牲处总管三人，满洲、索伦、达呼尔副总管十六人，索伦、达呼尔佐领、骁骑校各六十二人。十年，设置呼伦贝尔统领一人，索伦、巴尔呼总管、副总管各二人，佐领、骁骑校各五十人，士兵三千人，不久增加士兵二千多人；厄鲁特设置总管、副总管各一人。乾隆八年，把呼伦贝尔统领改为副都统。嘉庆九年，把齐齐哈尔等处承种官田的马甲归入各自所属旗，所开垦的新田改由增加的养育兵耕种。咸丰八年，增加黑龙江马甲一千人。光绪八年，将军文绪请求从黑龙江省到茂兴设置七站，从茂兴到呼兰设置五台，共需台站兵六十人；设置掌路记防御一人、骁骑校二人、领催六人，分别隶属管理。黑龙江八旗兵大约分为五类：一是前锋，共一百四十六人，佩带箭囊弓袋，背负旗帜，作为先导；二是领催，负责会计、书写，是马甲的首领，共七百四十八人；三是马甲，又称披甲，共九千二百一十三人；四是匠役，即制造鸟枪、弓、铁器、马鞍等的工匠，共一百五十二人；五是养育兵，康熙末年开始让旗兵屯田，到嘉庆年间把屯田马甲改为养育兵，共八百人。另有尚未入伍的人，称为西丹，译意是控马奴，不得参与征伐之事。这就是东三省驻防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千二百十三人〕

译各直省驻防的制度：顺治二年，开始设置江南江宁左翼四旗、陕西西安右翼四旗，都配备满洲、蒙古兵二千人，弓匠二十八人，铁匠五十六人。顺治六年，在山西太原设置正蓝、镶蓝二旗的满洲、蒙古驻防兵，同时设置游牧察哈尔兵。起初，太宗亲自征讨察哈尔，降服土默特部众，后来编为二旗，设置左、右翼，都统所统辖的部众可以共同办理事务。不久裁撤都统，由掌管旗务的将军、副都统统领，和内八旗相同。至此，游牧察哈尔便列入山西驻防。顺治十一年，设置山东德州镶黄、正黄二旗的满洲、蒙古领催、马甲，以及弓匠、铁匠。顺治十五年，增设西安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八人，骁骑一千人。设置浙江杭州满洲、蒙古八旗的马甲、步甲、弓匠，汉军马甲、步甲、铁匠，以及满洲、汉军棉甲兵，共四千多人。此后每旗又增设佐领、骁骑校和骁骑。顺治十六年，改设京口驻防，置镇海将军一人、副都统二人，协领、参领、防御、佐领、骁骑校人数各有不同。不久又增江宁、西安步甲各一千人。康熙十三年，增加西安右翼四旗满洲、蒙古马甲一千人，弓匠、铁匠十四人，汉军马甲等，江宁马甲一千人。后来又各增兵二千人以及弓匠、铁匠等。此年增加京口步甲一千人。康熙十五年，设置陕西宁夏八旗的满洲、蒙古领催、马甲、步甲，以及弓匠、铁匠。康熙十九年，设置福建福州左翼四旗汉军领催、马甲、步甲、铁匠，以及满洲、蒙古步甲。康熙二十年，设置广东广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汉军领催、马甲、砲甲、弓匠。康熙二十二年，设置湖广荆州八旗满洲、蒙古领催、马甲、步甲，以及弓匠、铁匠，共二千八百多人，不久增加到四千人。同年又增设西安将军，满洲左、右翼各增加副都统一人，汉军左、右翼也各如此；八旗满洲、蒙古各设协领八人，汉军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人数不等；满洲、蒙古、汉军士兵共七千人，满洲、蒙古步军七百人，以及弓匠、铁匠等。康熙二十三年，继续设置广州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五旗汉军兵，设将军一人、副都统二人，协领、参领各八人，防御、骁骑校各四十人；八旗鸟枪领催、鸟枪骁骑、领催、骁骑、砲骁骑、弓匠、铁匠共三千多人；同时设置绿旗左、右、前、后四营，将领八人，士兵三千四百多人。不久，在福州、荆州、宁夏、江宁、京口、杭州分别设置鸟枪领催、鸟枪骁骑、领催、骁骑，人数各有不同。京口步军中还设置鸟枪兵、弓兵、箭兵、长枪兵、藤牌兵等名额。此年增设杭州驻防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士兵，共三千二百人。康熙三十二年，设置山西右卫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护军、领催、马甲、铁匠，共五千六百多人，由将军统领；设置随甲四十八人、笔帖式六人。康熙三十六年，裁撤京口绿旗水师总兵，改设京口副将，分为左右二营，设置游击以下将领八人，士兵一千九百人。康熙五十九年，设置河南开封满洲、蒙古领催、鸟枪领催、马甲、鸟枪马甲，以及弓匠、铁匠。康熙六十年，设置四川成都副都统一人、协领四人，以及佐领、防御、骁骑校、鸟枪领催、鸟枪骁骑、骁骑和步军、弓匠、箭匠、铁匠等。雍正元年，福州驻防汉军步兵全部改为马兵。雍正二年，太原、德州驻防兵各增加五百人。雍正六年，设置福州驻防水师营协领一人、佐领和防御各二人、骁骑校六人，水师五百人。雍正七年，设置浙江乍浦驻防水师营。设置青州驻防将军、副都统各一人，协领四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十六人，以及八旗满洲、蒙古兵和弓匠、铁匠。设置广州驻防水师营协领一人，佐领、防御各二人，骁骑校、八旗汉军水师领催人数各有不同。雍正八年，因各省驻防汉军营伍废弛，命当地将军加以训练。设置青州驻防八旗满洲兵二千人。右卫驻防兵增加五百人；自将军和左、右翼副都统以下，设置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满洲和蒙古前锋、满洲、蒙古、汉军领催等官，以及骁骑三千多人。雍正十三年，设置甘肃凉州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共二千人。设置庄浪驻防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共一千人。乾隆二年，设置绥远城驻防，以征讨准噶尔时的满洲、蒙古、汉军开户家丁二千四百人、热河驻防兵一千人和右卫蒙古兵五百人，共三千九百人。设置凉州将军、副都统各一人，满洲、蒙古、汉军佐领、防御、骁骑校、步军尉以及八旗骁骑二千人，步军六百人。又设置庄浪驻防副都统一人，满洲、蒙古、汉军协领、佐领、防御、步军尉以及八旗骁骑一千人，步军四百人。乾隆四年，将宁夏驻防步甲六百人改为养育兵。荆州增加养育兵四百人。乾隆十年，设置江宁驻防养育兵。乾隆二十一年，规定开封城守尉归巡抚管辖。乾隆二十二年，裁撤京口将军，将绿旗左右营改归江宁将军统辖。乾隆二十五年，改定绥远城将军驻防兵额，步军、养育兵各四百人，连同领催、前锋、骁骑实有二千四百人。乾隆二十八年，将土默特二旗归绥远城将军管辖。设置归化城副都统一人。乾隆三十九年，将杭州驻防步军一百二十八人改为养育兵。乾隆四十一年，设置成都驻防将军一人。乾隆四十九年，西安增加副都统一人。嘉庆十二年，命令各将军不得用老弱人员充任兵额。这就是各直省驻防的制度。

译新疆驻防兵制：乾隆二十五年，才开始议论在新疆设置驻防军。命阿桂率领满洲、索伦骁骑五百人、绿营兵一百人、回人二百人，到伊犁搜捕马哈沁、招抚厄鲁特，并修筑城池、屯田开垦。此后陆续从内地增调屯田兵，达到二千五百人，每五年更换一次；其中五百人担任差操，二千人屯田种地，分为二十五屯，设置屯镇总兵。第二年，阿桂上奏确定卡伦侍卫十五人，增加伊犁驻防马兵一千五百人，连同原有兵额共二千五百人。乾隆二十七年，将凉州、庄浪驻防兵五千人连同家属迁往伊犁。不久新疆平定，于是设置驻防兵制。卡伦兵由侍卫统领，屯田兵由负责屯田的武职统领，驻防马兵由佐领统领，绿旗兵由营官统领，另设将军总管全局。侍卫、章京等官都按年轮换。乾隆二十九年，调绿营兵一千人，在伊犁河岸修筑惠远城。管理筑城兵，设置副将一人、守备二人、千总二人、把总八人。将察哈尔移驻的一千八百户编为两个昂吉，由领队大臣统领；设置十二个佐领，分为左右二翼，每个佐领设置士兵二百人。将黑龙江移驻的一千户编为一个昂吉，设置六个佐领，由领队大臣统领。又拨给锡伯兵、热河满洲兵和蒙古兵各一千人，以及达什达瓦厄鲁特兵五百人，都携带家属驻守伊犁。规定马兵永久驻守，绿旗兵每五年轮换。乾隆三十年，将投降归附的厄鲁特人编为一个昂吉，同达什达瓦部众一起编为厄鲁特昂吉，由领队大臣统领。原有厄鲁特兵编为厄鲁特右翼。自领队大臣以下，二等、三等侍卫和蓝翎侍卫均无定额。乾隆三十一年，确定乌鲁木齐驻办事大臣和协办大臣，统领驻防兵及服役官兵，并设置管理新疆贸易、稽察卡伦台站的各级官员。乾隆三十二年，确定左翼厄鲁特六佐领为上三旗，右翼厄鲁特共十佐领编为下五旗。乾隆三十四年，惠宁城满洲兵增加领队大臣一人。乾隆三十七年，将投诚的沙毕纳尔人等编入下五旗厄鲁特，增设四个佐领统领他们。嘉庆二十年，在沙毕纳尔四个佐领中增设副总管一人。道光十年，惠远城满洲兵有四千六百多人，巴燕岱满洲兵有二千一百多人，谕令将军等不得提议增加兵额。同治六年，因哈萨克人向东进犯，命李云麟训练厄鲁特、蒙古兵以防备他们。增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督率喇嘛，修建官署办理事务，并设置帮办一人。这些属于新疆北路的制度。南路的防兵制度是：乌什驻总理回务参赞大臣、协办大臣各一人，统辖满洲、绿旗以及屯田的各级官兵，并兼辖阿克苏、赛里木、拜城各地驻防兵。所属有侍卫、章京等官。满洲营设领队侍卫二人，驻辖翼长、参领各一人，副参领、委署参领各二人，前锋校六人；绿旗营游击以下、屯田副将以下各设官十八人。阿克苏驻章京一人，绿旗营游击一人。赛里木驻翼长一人，并兼统拜城驻防。叶尔羌驻办事参赞大臣和领队大臣，统辖满洲营领队副都统、侍卫、参领、副参领等官，和乌什相同。和阗、喀什噶尔都驻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统辖满洲营侍卫、章京、领队侍卫、参领、副参领等，以及绿营总兵、参将等官。库车驻办事官，统辖绿营都司以下各官，并兼管沙雅尔事务。哈喇沙尔驻办事官，统辖绿旗营城守兵以及屯田驻防兵。辟展驻领队大臣一人，统辖协领、佐领以下各官，以及步兵、绿旗兵。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乌什驻办事大臣，阿克苏驻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各一人，叶尔羌设置办事大臣二人，以及章京、卡伦侍卫等官。满洲营设置副都统一人，统领健锐营前锋参领、副参领等官，安西满洲营佐领五品官、索伦五品官、察哈尔佐领等官，以及绿营总兵、游击以下各官。又在和阗驻领队总兵官及游击以下各官。又在喀什噶尔驻总兵、理回疆事务大臣、协办大臣各一人。满洲营设置副都统一人、领队侍卫二人。领队侍卫兼统索伦兵。索伦设置委署副总管、佐领各二人，察哈尔总管一人、副总管二人，以及护军校以下各官。绿营设置提督及都司以下各官。英阿萨尔驻领队总兵官一人，兼统索伦、察哈尔、绿旗兵。又在库车、哈喇沙尔、辟展都驻办事大臣。起初台站改制时，归辟展管辖的共有六处。每个台站设置外委、千总、把总各一人。叶尔羌西路、南路、北路共设六处卡伦，每处设置坐卡侍卫一人；东西南三路共设二十一处台站，每处设置笔帖式一人。沙雅尔南路设一处卡伦。库车东路至哈喇沙尔以西共十处台站，每台设置笔帖式一人。每个台站、卡伦都设置防守兵，多的达到十人，少的有时一人，并都有供差役的回人十户。不久，各处官兵并入乌什、阿克苏，只留下章京一人及游击以下官员驻守，后来改为驻协办大臣及领队侍卫等。喀什噶尔总理大臣移驻乌什的永宁，不久改设办事大臣二人。乾隆三十一年，撤回索伦兵，改派健锐营兵九百人换防，并命健锐营翼领一人、正副委署参领十八人、护军校二十四人统领兵力，分驻各回城。乾隆四十四年，裁撤辟展办事大臣，改设领队大臣。不久又设置吐鲁番屯田都司以下各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道光八年，因阿克苏是南路居中的地方，增加兵力一千人，将柯尔坪防兵五百人移归阿克苏，裁撤拜城参将以下的弁兵，新旧防兵共二千二百人；除去守卡、借差的兵以外，可以训练的兵有一千三百人，用来控制各路。道光九年，在喀什噶尔边境增加八处卡伦的弁兵。不久，因八处卡伦中的喀浪圭、图舒克塔、乌拍拉特三处是通往霍罕的要道，于明约洛修建堡垒，设置都司一人，驻绿营兵二百人。又在阿尔瑚马厂三处修建堡垒，分别驻兵二百人或六十人。叶尔羌所属卡伦七处，其中亮葛尔、库库雅尔是通往外夷的要隘；英吉沙尔所属卡伦五处，只有乌鲁克是要道。这些地方都修建土堡、兵房，设置千总，其次设置把总、外委；驻守兵力多的六十人，少的十五人或十人。咸丰三年，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多人，每年军饷一百四十五万；战事兴起后，粮饷运输艰难，谕令陕西、甘肃前往关外驻防的官员，从这一年起立即停止派遣。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八城的防兵，由乌鲁木齐驻防满洲兵、绿旗兵酌情拨调。咸丰四年，改定新疆南路换防兵制：增加伊犁满洲兵二百人、乌鲁木齐绿营兵一千二百人、满洲兵三百人；裁撤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四城防兵一千人。咸丰七年，因喀什城已经肃清，撤回土尔扈特蒙古兵，留下伊犁官兵防守。咸丰八年，命南路换防官兵从这一年起分六年抽调更换，以节省繁重费用。天山以南是回部居住的地方，自从设置台站、卡伦以来，不必再用重兵防守。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英阿萨尔都由满洲、汉军合力守边；其他如和阗、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辟展，则由绿旗兵防守。满洲营驻防兵每三年更换，绿旗营驻防兵每五年更换。这就是南路的制度。同治以来，回疆不安，钦差大臣左宗棠先后将其平定，新疆逐渐重新归入清朝版图。光绪初年，开始议论改设行省。左宗棠计划命将军率领旗营驻守伊犁，将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并统辖绿旗、旗营各部。到光绪八年收复伊犁后，采纳谭锺麟、刘锦棠的意见，在南、北两路增加兵额；原有的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全部裁撤。甚至从哈密到伊犁的都统以及各大臣名额，也酌情裁减。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拉乌苏等地剩余的旗丁，并入伊犁满营，一律改按各省驻防将军营制办理。光绪十一年，行省制度确定。伊犁旗营实际保留勇兵七千人，留下精壮者，改编为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由提督、总兵分别统领。伊犁开设屯田也由此开始，其中有一旗负责旗屯。大体说来，新疆从藩部到设置行省，其驻防旗兵制度约略就是这样。藩部的兵制包括内蒙古、外蒙古、青海和西藏。内、外蒙古的军队设置旗并编列次序，大体同内八旗。每旗设置札萨克一人，由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担任。协理旗务二人或四人，也由台吉以上身份的人担任。按照丁数编为佐领，设置佐领一人、骁骑校六人；每六个佐领设置参领一人。佐领较多的，设置章京、副章京。各自率领所属部众，听从札萨克。内札萨克蒙古共有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科尔沁六旗，分为左、右翼，左右翼又各分前、后旗。崇德元年，设置左翼旗、左翼前旗、右翼旗、右翼前后旗；顺治六年，设置左翼后旗。郭尔罗斯前后二旗、杜尔伯特一旗、扎赉特一旗，都是顺治五年设置的。扎鲁特二旗，左翼于崇德元年设置，右翼于顺治五年设置。喀尔喀左翼一旗，康熙三年设置。奈曼一旗、敖汉一旗，都是崇德元年设置的。土默特二旗，左翼于崇德元年设置，右翼于顺治二年设置。喀喇沁三旗，右翼于崇德元年设置，左翼于顺治五年设置，康熙年间又增设一旗。翁牛特左右二旗、阿鲁科尔沁一旗，都是崇德元年设置的。巴林左右二旗，顺治五年设置。克什克腾一旗，顺治三年设置。乌珠穆沁二旗，右翼于崇德六年设置，左翼于顺治三年设置。浩齐特二旗，顺治三年设置左翼，顺治十年设置右翼。阿巴哈纳尔二旗，康熙四年设置左翼，康熙六年设置右翼。阿巴噶二旗，崇德六年设置右翼，顺治八年设置左翼。苏尼特二旗，崇德六年设置左翼，七年设置右翼。四子部落一旗，顺治八年设置。乌喇特右翼一旗，顺治十年设置。茂明安一旗，顺治元年设置。乌喇特前、中、后三旗，顺治五年设置。鄂尔多斯七旗，左右翼、中旗、前旗、后旗都于顺治六年设置，雍正九年又增设一旗。归化城土默特左右二旗，崇德元年设置，后来设置副都统，隶属于绥远城将军管辖。这就是内蒙古的兵制。外札萨克蒙古中的喀尔喀四部，共八十六旗。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二十旗为中路。康熙三十年，设置十七旗；到雍正年间，逐步增加到三十八旗。不久分出二十旗隶属三音诺颜部，保留十八旗。乾隆初年，又增加二旗，在本旗之外另分十九个札萨克掌管，仍归土谢图汗部统辖。车臣汗部二十三旗为东路。康熙三十年，设置十二旗；此后增加到二十一旗。乾隆年间，逐步增加二旗，在本旗之外另分二十二个札萨克掌管，仍归车臣汗统辖。札萨克图汗部十七旗为西路。康熙三十年，设置八旗；到雍正年间，逐步增加到十五旗。乾隆年间，又增加二旗，在本旗之外另分十六个札萨克掌管，仍归札萨克图汗统辖。三音诺颜亲王部二十二旗，雍正十年设置，即在土谢图汗部内分出二十旗管辖。乾隆初年，增加二旗，在本旗之外另分二十一个札萨克掌管，仍归三音诺颜札萨克亲王统辖。乌兰乌苏厄鲁特部二旗，康熙二十五年分设。

译乾隆年间，将乌兰乌苏部迁移并隶属于三音诺颜部。贺兰山厄鲁特一旗，康熙三十六年设置。青海厄鲁特部二十一旗，雍正三年设置二十旗，乾隆十一年增设一旗。青海游牧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一旗、喀尔喀部一旗，都于雍正三年设置。哈密一旗，康熙三十六年设置。吐鲁番一旗，雍正十年设置。都尔伯特十四旗，乾隆十八年编设。土尔扈特部，乾隆三十六年编设。康熙十三年，规定每年春季，王、贝勒带领各旗下的台吉、兵丁共同操练。乾隆元年，谕令内札萨克六盟的防秋兵丁各自准备牧马和器械，分为两班：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三盟为一班，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为一班；以大札萨克为盟长，每年派大臣会同盟长，按旗察阅兵丁。喀尔喀四部游牧防守兵一万人，派参赞大臣会同喀尔喀将军、贝勒、公等，分年检查军实。乾隆三年，命令赏赐六盟防秋牧马的士兵，按照康熙年间的成例，分别发给弓箭、衣服、银两，数量各有不同。乾隆五十一年，谕令蒙古兵丁中应当参加围场操练的人员：车臣汗、土谢图汗二部，由库伦办事王、大臣分别带领；三音诺颜、札萨克图汗二部，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等分别带领训练。又命各部落的汗、王、公选派大台吉各四人、小台吉十人，前往木兰围场。道光三年，采纳陕甘总督那彦成的意见，将青海二十四旗分为左右二翼，每翼设置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每六旗设置霍硕扎尔噶齐，每三旗设置梅勒一人，每旗设置甲喇一人；各旗兵丁按照人数多少，随同官兵轮班值守巡防。道光十一年，准许杨遇春的请求，将蒙古兵五百人分为两班，分别防守八处卡伦。道光十五年，谕令察哈尔兵丁选补缺额，与札萨克游牧部众共同守卫北疆。同治十年，谕令关外各路台站由都统或盟长分别负责管辖。每个台站额定骆驼一百头、马五十匹，戈壁地区配备骆驼一百五十头。这就是内、外蒙古以及青海的兵制。雍正、乾隆年间，各蒙古盟在征讨准噶尔、回部时，凭借他们的兵力完成战事。自从俄国人闯入之后，乌兰海的南北两面都受到牵制，喀鲁伦河东西两岸逐渐被侵占为耕地和牧场，杂居的范围没有限制，卡伦、鄂博几乎都成了虚设。西藏旗兵制度始于乾隆五十七年。前藏、后藏各设置番兵一千人，定日、江孜各设置五百人。前藏统领兵士的官名叫戴琫，其下有琫，再下有甲琫、定琫。原先设置戴琫三人，二人驻后藏，一人驻定日，后来又增加戴琫一人驻守江孜。前藏番兵由游击统领，后藏以及江孜、定日由都司统领。原有的唐古特兵，归戴琫督促训练。最初规定每千名番兵中，弓箭兵占三成，鸟枪兵占七成。后来选拔唐古特兵三千人，鸟枪兵和刀矛兵各占一半。到这时新设置的额兵三千人中，每千人有五成鸟枪兵、三成弓矢兵、二成刀矛兵。唐古特兵由驻防将领督同番目教练。前藏驻游击、守备各一人，千总二人，把总三人，外委五人；后藏驻游击、都司各一人，守备三人，千总二人，把总七人，外委九人。同年，因福康安上疏请求，江孜增加守备一人、外委一人、士兵三十人；定日增加守备一人、把总一人、外委一人、士兵四十人。不久采纳和琳的奏言，定日的要隘辖尔多、察木达杏岭、古喇噶木洞、宗喀，每处各设置定琫一人、番兵二十五人。这就是西藏兵制的大概情况。乾隆十五年，才废除西藏王爵，设置驻藏大臣；由达赖喇嘛统辖前藏，班禅统辖后藏。前、后藏共设置四个汛，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十六人，兵丁六百六十人，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一百六十六人，番兵三千人，骑兵五百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共同参与制定制度。咸丰、同治以后，廓尔喀在西部势力强盛，英国人在南部侵扰扩张，中国朝廷只能凭借威势加以羁縻。八旗官兵的额定人数历代都有增减，这里举出距离当时最近的数目作为例子。光绪、宣统末年，实际在册的官员约六千六百多人，兵丁十二万零三百多人。八旗各营虽然设置专职印务参领，大多由参领、副参领兼任。印务章京、印务笔帖式也兼任其他职务。亲军校、亲军、拜唐阿等人在各旗领取钱粮，实际上在其他地方承担差役。醇王园寝的守护兵，光绪年间才开始增设前锋、护军统领等职务，虽然这些职务后来已经裁撤，但设置官职已久，职位也较为尊贵，所以仍将其列入。其他未列出的不再详录。镶黄旗满洲：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印务参领二人，参领、副参领各五人，印务章京八人，佐领八十六人，骁骑校八十六人，印务笔帖式八人，共二百零三人。领催四百二十八人，马甲一千五百六十二人，随甲八十六人，养育兵二千二百二十七人，亲军校十一人，亲军一百五十八人，弓匠长七人，弓匠七十八人，仓甲二十五人，通州十九人，清河六人。其余有通州领催、备宴马甲、盔匠、[镟匠]、鞍匠、[▯头匠]、箭匠、铁匠，拜唐阿分属网户、粘杆、备箭等差役，每类一至九人，陆军部承差三人，共四千六百三十人。正黄旗满洲：从都统到印务章京、笔帖式都与镶黄旗相同，只有佐领九十三人、骁骑校九十二人略有不同，共二百一十六人。领催四百六十二人，马甲一千六百二十八人，随甲九十三人，养育兵二千三百九十三人，亲军校十一人，觉罗亲军四人，亲军一百七十一人，南苑骁骑校一人，弓匠长八人，弓匠八十四人。其余有南苑马甲、备宴马甲、仓甲、盔匠、[镟匠]、鞍匠、库使、守吏、酒吏、鹰手、鞭子手、亭兵、网户、粘杆拜唐阿等，每类一至六人，陆军部承差一人，共四千九百一十二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六人、四千九百十二人〕

译正白旗满洲：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佐领、骁骑校也与镶黄旗相同，共二百零三人。领催四百三十人，马甲一千四百一十四人，随甲八十六人，养育兵二千二百零四人，亲军校十一人，觉罗亲军五人，亲军一百五十六人，弓匠长十人，弓匠七十六人，仓甲三十人，通州二十人，清河十人。其余有南苑马甲、备宴马甲、[▯头匠]、鞍匠、箭匠、盔匠、鞭子手、网户、备箭拜唐阿、传事兵等，每类一至十二人，陆军部承差三人，共四千四百八十八人。正红旗满洲：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七十四人，共一百七十九人。领催三百七十人，马甲一千二百八十七人，随甲七十四人，养育兵一千八百八十八人，亲军校十六人，亲军一百三十二人，弓匠长二人，弓匠七十二人，仓甲二十七人，通州十九人，清河八人。其余有南苑马甲、守吏、库使、传事兵、粘杆、宰牲拜唐阿等，每类一至九人，共三千八百九十五人。镶白旗满洲：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八十四人，共一百九十九人。领催四百二十人，马甲一千四百一十四人，随甲八十四人，养育兵二千一百八十人，亲军校十三人，亲军一百五十四人，觉罗亲军二人，弓匠长二人，弓匠七十二人，帐房头目二人，仓甲二十七人，通州二十人，本裕仓七人。其余有镟匠、盔匠、鞭子手、传事、渡吏、亭兵、备箭拜唐阿、宰牲拜唐阿等，每类一至四人，陆军部承差三人，共四千三百九十七人。镶红旗满洲：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佐领、骁骑校也与镶黄旗相同，共二百零三人。领催四百三十人，马甲一千五百四十八人，随甲八十六人，养育兵二千二百零四人，亲军校十九人，觉罗亲军三人，亲军一百五十人，弓匠长六人，弓匠八十人，仓甲二十七人，通州二十人，本裕仓七人。其余有盔匠、[镟匠]、鞭子手、南苑马甲、承差、传事兵、亭兵、宰牲拜唐阿等，每类一至四人，共四千五百七十七人。正蓝旗满洲：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八十三人，共一百九十七人。领催四百一十七人，马甲一千四百九十一人，随甲八十三人，养育兵二千一百三十九人，亲军校十七人，觉罗亲军十一人，亲军一百四十人，弓匠长二人，弓匠八十三人，仓甲十九人，通州十七人，清河二人。其余有[镟匠]、盔匠、鞭子手、承差兵、传事兵、亭兵、南苑马甲、守吏、拜唐阿、宰牲拜唐阿等，每类一至五人，共四千四百三十三人。镶蓝旗满洲：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佐领、骁骑校都与镶白旗相同，共一百九十九人。领催四百三十九人，马甲一千五百九十人，随甲八十六人，公缺马甲二十四人，恩缺马甲一人，养育兵二千二百四十九人，亲军校十五人，觉罗亲军六人，亲军一百五十五人，弓匠长六人，弓匠八十八人。其余有南苑马甲、南苑领催、帐房头目、[镟匠]、鞭子手、酒醋局吏、库使、传事兵、亭兵、宰牲兵等，每类一至八人，陆军部承差一人，共四千六百九十人。镶黄旗蒙古：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印务参领一人，参领二人，副参领二人，印务章京四人，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八人，印务笔帖式四人，共七十二人。领催一百四十人，马甲四百九十七人，随甲二十八人，养育兵五百九十二人，亲军校四人，亲军五十二人，弓匠长一人，弓匠二十七人。其余有长号达、长号、盔匠、鞍匠、网户、苑甲、承差、传事兵、亭兵等，每类一至六人，共一千三百六十三人。正黄旗蒙古：从都统以下至印务章京、笔帖式，都与镶黄旗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四人，共六十四人。领催一百二十人，马甲四百五十二人，养育兵五百零八人，亲军校四人，亲军四十四人，弓匠二十四人。其余有长号、拜唐阿、茶拜唐阿、鞍匠等，每类一至七人，共一千一百七十一人。正白旗蒙古：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九人，共七十四人。领催一百四十五人，马甲四百八十七人，随甲二十九人，养育兵六百零九人，亲军校四人，亲军五十四人，弓匠长二人，弓匠二十七人。其余有长号、拜唐阿达、拜唐阿、网户拜唐阿、南苑马甲、盔匠、鞍匠、亭兵等，每类一至七人，共一千三百七十八人。正红旗蒙古：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二人，共六十人。领催一百一十人，马甲三百八十一人，随甲二十二人，养育兵四百六十人，亲军校六人，亲军三十八人，弓匠长三人，弓匠十八人。其余有南苑马甲、哈那器马甲、盔匠、粘杆拜唐阿、亭兵等，每类一至五人，共一千零五十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五十人〕 镶白旗蒙古：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佐领、骁骑校都与正黄旗相同，共六十四人。领催一百二十人，马甲四百四十人，养育兵五百零八人，亲军校二人，亲军四十八人，共一千一百一十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一百十八人〕 镶红旗蒙古：都统以下各官都与上面相同，佐领、骁骑校与正红旗相同，共六十人。领催一百一十人，马甲三百八十八人，随甲二十二人，养育兵四百五十九人，亲军校三人，亲军四十一人，弓匠长一人，弓匠十八人，承差、盔匠各一人，共一千零四十五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四十五人〕 正蓝旗蒙古，除都统以下各职官均与上文相同外，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三十人，共七十六人。领催一百五十人，马甲五百四十四人，随甲三十人，养育兵六百三十人，亲军校九人，亲军五十一人，弓匠长二人，弓匠二十八人，承差、盔匠、马甲、亭兵、蒙古通事兵各一人，共一千四百四十八人。

译镶蓝旗蒙古，除都统以下各职官均与上文相同外，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五人，共六十六人。领催一百二十五人，马甲四百四十二人，随甲二十五人，养育兵五百二十七人，亲军校五人，亲军四十四人，包衣护军校二人，弓匠长一人，弓匠二十二人，鞍匠、盔匠、恩缺马甲、听差马甲、亭兵各一人，共一千一百九十八人。镶黄旗汉军，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印务参领二人，参领和副参领各五人，印务章京六人，佐领、骁骑校各四十一人，印务笔帖式六人，共一百零九人。领催二百零五人，马甲一千六百八十一人，随甲四十一人，敖尔布三百二十八人，养育兵九百三十七人，蓝甲三十九人，弓匠长六人，弓匠三十一人，砲手四十人；其余如更夫、承差兵、拜唐阿、铜匠、盔匠、鞍匠、亭兵等，各一至五人，共三千三百三十二人。正黄旗汉军，从都统以下至印务章京和笔帖式，均与镶黄旗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四十人，共一百零七人。领催二百人，马甲、随甲共一千六百八十人，敖尔布三百二十人，养育兵九百一十四人，蓝甲三十一人，弓匠长三人，弓匠三十六人，砲手四十人；其余如更夫、承差兵、拜唐阿、备箭拜唐阿、铜匠、盔匠、鞍匠、听差兵、亭兵等，各一至十二人，另有随印外郎一人，共三千二百六十人。正白旗汉军，都统以下各职官均与上文相同，佐领、骁骑校也与镶黄旗相同，共一百零七人。领催二百人，马甲一千六百四十人，随甲四十人，敖尔布三百二十人，养育兵九百一十四人，蓝甲五十二人，弓匠长二人，弓匠三十八人，砲手四十人；其余如更夫、承差兵、拜唐阿、铜匠、盔匠、鞍匠等，各一至六人，另有随印外郎三人，共三千二百六十八人。正红旗汉军，都统以下各职官均与上文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八人，共八十三人。领催一百三十八人，马甲一千一百五十三人，随甲一人，敖尔布二百二十人，蓝甲五人，养育兵六百四十一人，弓匠长八人，弓匠十四人，砲手三十九人；其余如更夫、拜唐阿、盔匠、鞍匠、亭兵、承差兵等，各一至五人，共二千二百三十二人。镶白旗汉军，都统以下各职官均与上文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三十人，共八十七人。领催一百五十人，马甲一千二百三十人，随甲三十人，敖尔布二百四十人，养育兵六百九十九人，弓匠长四人，弓匠十五人，砲手四十人；其余如更夫、备箭拜唐阿、承差兵、盔匠等，各一至五人，另有随印外郎一人，共二千四百二十四人。镶红旗汉军，都统以下各职官均与上文相同，只有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九人，共八十五人。领催一百四十五人，马甲一千一百八十七人，随甲二十九人，敖尔布二百三十三人，养育兵六百七十四人，弓匠长二人，弓匠二十人，砲手四十人；其余如拜唐阿、更夫、承差兵、盔匠、亭兵等，各一至四人，另有随印外郎二人，共二千三百四十二人。正蓝旗汉军，都统以下各职官均与上文相同，佐领、骁骑校都与镶红旗相同，共八十五人。领催一百四十五人，马甲一千一百九十四人，随甲二十二人，敖尔布二百三十二人，养育兵六百七十六人，弓匠长四人，弓匠二十二人，砲甲、砲手各二十人；其余如盔匠、马甲盔匠、公主门甲、更夫、拜唐阿、承差兵、亭兵等，各一至七人，共二千三百六十二人。镶蓝旗汉军，都统以下各职官均与上文相同，佐领、骁骑校也与镶红旗相同，共八十五人。领催一百四十五人，马甲一千二百一十八人，敖尔布二百三十二人，养育兵六百七十五人，蓝甲十八人，弓匠长五人，弓匠二十四人，砲手四十人；其余如更夫、拜唐阿、盔匠、匠役、亭兵等，各一至五人，另有随印外郎二人，共二千三百七十六人。圆明园随同办事的营总二人，营总六人，护军参领八人，副护军参领十六人，委护军参领三十二人，护军校、副护军校各一百二十八人，包衣营总一人，包衣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各三人，包衣护军校九人，共三百三十六人。护军三千六百七十二人，马甲三百人，枪甲四百人，养育兵一千八百二十六人，包衣护军一百二十人，包衣马甲三十人，包衣养育兵六十人，共六千四百零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千四百八人〕 健锐营设翼长四人、正参领八人、副参领十六人、委参领三十二人、番子防御一人、前锋校和副前锋校各七十人，共一百零二人。前锋一千九百六十人，委前锋一千人，领催四人，马甲八十一人，养育兵八百三十三人，共三千八百七十八人。内火器营设管营长官二人，正翼长、委翼长各一人，营总四人，正参领四人，副参领八人，委参领十六人，护军校一百一十二人，共一百四十八人。鸟枪护军二千五百一十二人，砲甲五百二十八人，养育兵八百八十人，共三千九百二十人。外火器营设全营翼长一人、委翼长一人、营总三人、正参领四人、副参领八人、委参领十六人、护军校一百一十二人，共一百四十五人。鸟枪护军二千五百三十人，枪甲三百五十二人，养育兵八百一十八人，共三千七百人。左右翼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二人，前锋参领、前锋侍卫各十六人，委前锋侍★八人，空衔花翎十六人，前锋校九十六人，空衔前锋校八人，蓝翎长四十八人，委蓝翎长十六人，印务笔帖式四人，共二百三十人。前锋兵一千六百六十八人。

译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人，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各一百一十二人，委护军参领五十六人，空衔花翎一百一十二人，护军校八百八十二人，空衔护军校五十六人，蓝翎长一百一十二人，门笔帖式三十六人，印务笔帖式十六人，共一千五百零二人。护军一万四千零八十一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四千八十一人〕 八旗包衣中属镶黄旗的，设参领、副参领各五人，佐领十一人，管领十人，章京一人，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各五人，护军校三十五人，骁骑校十一人，共八十八人。领催七十九人，护军四百人，披甲一千六百八十九人，随甲十一人，养育兵八十八人，拜唐阿四百二十一人，共二千六百八十八人。属正黄旗的，设参领、副参领各五人，佐领十三人，管领十人，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委护军参领各五人，护军校三十三人，前锋校二人，骁骑校十三人，共九十六人。领催九十五人，护军四百七十八人，披甲一千八百零九人，随甲十三人，养育兵八十九人，拜唐阿等三百四十七人，共二千八百三十一人。属正白旗的，设参领、副参领各五人，佐领十二人，管领十人，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委护军参领各五人，护军校三十三人，前锋校二人，骁骑校十二人，共九十四人。领催八十八人，护军三百六十人，前锋四十人，披甲等一千七百三十八人，随甲十二人，养育兵八十五人，拜唐阿等六百三十五人，共二千九百五十八人。属正红旗的，设参领五人，佐领十一人，管领十九人，包衣达等十六人，护军校六十人，骁骑校十二人，共一百二十三人。领催三十四人，护军八十五人，马甲八百四十六人，蓝甲三百三十二人，蒙古护军七十人，共一千三百六十七人。属镶白旗的，设参领五人，佐领十四人，管领十一人，包衣达等三十二人，亲军校一人，护军校八十人，骁骑校十三人，共一百五十六人。领催七十四人，护军一百四十二人，蓝甲五百六十六人，白甲一千一百三十一人，拜唐阿三人，共一千九百一十六人。属镶红旗的，设参领五人，佐领十七人，管领六人，包衣达等六十三人，护军校五十八人，骁骑校十二人，共一百六十一人。领催四十七人，护军一百零八人，红甲一千一百一十八人，蓝甲五百四十五人，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属正蓝旗的，设参领五人，佐领六人，管领七人，包衣达等五十九人，护军校一百零三人，骁骑校十六人，共一百九十六人。领催七十八人，护军二百二十六人，马甲一千六百二十四人，蓝甲七百六十一人，拜唐阿十五人，共二千七百零四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九百十六人、千八百十八人、二千七百四人〕 属镶蓝旗的，设参领五人，佐领二十一人，管领三十八人，司库等九十二人，护军校一百三十七人，骁骑校十六人，共三百零九人。领催七十八人，护军一百八十九人，马甲一千三百八十六人，蓝甲一千二百八十二人，共二千九百三十五人。醇贤亲王园寝设翼领一人、防御一人、骁骑校一人，共三人。领催二人，披甲四十六人，共四十八人。以上职官共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共十二万零三百零九人。

译志第一百零六 兵志第二 绿营 绿营的制度始于前明。清朝顺治初年，天下已经平定，才开始建立各省的营制。绿营的兵制有马兵、守兵、战兵，战兵和守兵都是步兵，额外外委都是马兵。全国按制度编制的绿营兵共六十六万人；安徽最少，福建、广东因为有水师，所以最多，甘肃次之。隶属于禁旅的绿营兵，只有京师五城巡捕营的步兵。兼统绿营的将军，只有四川有一人。设有屯兵的，只有湖南、贵州。新疆的绿营屯防，始于乾隆二十五年，由陕西、甘肃陆续移兵前往驻防。各省标兵的编制，督抚可以随时上疏调整。绿营的战功，自康熙征讨三藩时开始，当时使用旗兵、绿营兵达到四十万人。云南、贵州多山地，绿营步兵在前，旗兵随后，所到之处往往获胜。后来平定准部、回疆、金川，也都有功勋。乾隆四十六年增加兵额，但在川、楚教匪之战以及英、法通商战争中，兵力反而不如从前。等到粤寇兴起时，广西绿营额兵二万三千人，土兵一万四千人，遇到敌人就屡屡溃败。太平日子长久之后，衰疲懈怠的风气乘机滋长；从同治年间到光绪年间，绿营屡经裁减淘汰，其制度也只勉强保存下来。京师巡捕五营，设置步军统领一人，统领左右翼总兵官以及十六座城门的门千总；海淀、畅春园、树村汛、静宜园、乐善园分别设置副将或守备等官，人数不等，共设兵三千人。京城内九门、外七门，每门设置千总二人、门甲十人或二十人、门军四十人。左翼总兵统领步军营巡捕南营、左营的各汛官，共有兵三千六百多人。右翼总兵统领步军营巡捕北营、右营的各汛官，共有兵二千五百多人。各直省的营制：顺治元年，规定直隶官兵的编制，设置直隶巡抚，标兵分为左、右二营，游击以下官员八人。设置宣府、真定、蓟州、通州、天津、山海关六镇总兵官，以及镇标中的守备、游击等官；设置紫荆关等七协副将和协标官兵；设置拱极城等十七处参将，山永等营游击，巩华城等处守备、都司，分别统领各营兵。规定山东官兵的编制：设置河道总督，标兵分为中、左、右三营，设置副将或游击以下将领八人，共三千兵，负责河防和保护漕运。山东巡抚的标兵分为左、右二营，设置游击以下将领八人，共二千兵。设置临清、沂州二镇总兵官及将领八人，共有兵二千四百多人。设置德州、青州、武定三营的参将或守备，设置将领八人或六人，共有兵二千二百多人。设置登州水师营守备，以及登州、莱州、临清、济南各营的游击或守备四人，共有兵一千二百多人。起初，山东与直隶、河南共设一名总督；康熙元年，设置山东提督，不久合并裁撤，由巡抚兼任。山西、江南、陕西的官兵编制，都在顺治二年确定。山西设置宣大总督和巡抚，总督标兵分为中、左、右三营，巡抚标兵分为左、右二营，各设置将领八人，共二千兵。设置太原、平阳二协副将及协标官兵。设置汾州等营的参将、游击、守备，分别统领营兵。顺治十三年，裁撤宣大总督；康熙元年设置山西提督，后屡次裁撤又恢复，雍正九年仍裁撤，由巡抚兼任。江南设置漕运总督，以及江苏、凤庐两名巡抚；标兵和左右营依照制度设置，将领九人或八人，共有兵四千多人，并设置奇兵营、游兵营。设置江南汉兵提督，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各营分别设置将领八人，共四千兵。设置苏州、镇江、浦口、安庆、池太、东山、广德八镇总兵官，以及各镇的标兵和将领。设置狼山等七协副将，金山、常州各营设置参将、游击、守备，分别统领营兵。清朝初年设置江南、江西、河南总督，此后分合不定。康熙年间，确定为两江总督；又裁撤凤庐巡抚，合并归江苏巡抚。设置苏松提督，不久定为江宁提督，并增设安徽提督，分别管理营务。后来又裁撤安徽提督，改设江南水陆提督，统领全省官兵。在此以前曾设置操江巡抚，管辖安庆等五府以及滁州、和州等三州的兵；后来改设安徽巡抚，把凤庐的兵合并归其统辖。陕西起初设置川陕总督，并兼辖四川的兵，标兵分为五营。另设西安、延绥、甘肃、宁夏四名巡抚，标兵各分为左、右二营，将领设置大致与其他各省相同。设置延绥、固原、临巩、凤翔、汉羌、甘肃六镇总兵官，镇标兵也分为五营，将领设置与前相同；延绥又分设东、西二协。设置西安、庆阳等八处副将，以及宜君、阶州等各营的参将、游击、都司和守备，分别统领营兵。康熙年间，川陕总督的辖区屡次改动，曾兼辖山西、陕西、甘肃，不久改为川陕甘总督。乾隆年间，甘肃另设总督；由四川总督兼辖陕西兵，称为川陕总督，后来又改为陕甘总督。清朝初年设置甘肃巡抚，宁夏、延绥巡抚先后裁撤，宁夏归甘肃，延绥归陕西。后来又裁撤甘肃巡抚，由陕甘总督兼统巡抚标兵。在甘州设置甘肃总兵官，不久改设甘肃提督。起初设置陕西汉兵提督和宁夏提督，分为五营，都设置将领八人，共四千兵。后来改为西安提督，又移驻固原，改称固原提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人〕 顺治三年，确定河南、江西、湖广各地官兵的编制。河南设置巡抚，抚标兵分为左、右两营，设将领八人，士兵二千人，编制与上文相同。设置河南提督，提标兵分为中、左、右三营，设将领分别统领。设置河北、南阳、开归三镇总兵官，镇标兵各分左、右两营，将领和士兵数量按照抚标的编制。设置开封副将，以及守备以下将领七人，士兵一千人；河南卫辉、汝宁、归德各营设置参将等官，士兵各一千人。设置磁州营都司，士兵五百人；后来隶属直隶嵩县等二营的守备，士兵三百人或二百人。此前河南与直隶、山东共设一名总督，兼管河南官兵。此后有时专设河南总督，有时裁撤或改制。到雍正十三年，仍定为河南巡抚。

译江西起初设置巡抚和南赣巡抚，抚标兵分为左、右两营，设将领五人，士兵共一千五百人。设置江西提督，提标兵分为五营，每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五千人。设置南赣、九江二镇总兵官，镇标兵分为五营，各设游击以下的将领官，士兵数量与提标相同。设置袁州等四协副将，分为左、右两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二千人。设置广德各营参将、抚州各水师营守备，士兵六百人；南康等营守备，士兵三百人。康熙初年，裁撤南赣巡抚，将其抚标兵归江西巡抚统辖。康熙七年，裁撤提督；十三年，恢复设置。后来增设抚建提督，不久又裁撤，同时裁撤江西提督，改由巡抚兼任。湖广设置总督，总督标兵分为中、左、右三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三千人。设置湖北巡抚、郧阳巡抚、偏沅巡抚，抚标兵分为左、右两营，将领和士兵的编制如同江西抚标。设置湖广提督，提标兵分为五营，将领和士兵的编制如同江西提标。设置荆州、郧阳、长沙三镇总兵官，以及辰州协副将，镇标和协标兵各分为中、左、右三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三千人。设置黄州、承天、常德三协副将，各协协标兵设将领七人，士兵共一千二百人。承天协后来改为安陆营。设置汉阳等营参将，各营设将领四人，士兵六百人。夷陵等营各设游击及其属下将领三人，士兵四百人。设置三江口等营的守备、把总，士兵各二百人。康熙初年，将湖广总督并入川湖总督。后来四川总督不再管辖湖广，又恢复设置湖广总督。裁撤郧阳巡抚，由湖北巡抚统辖郧阳抚标兵。顺治四年，确定四川官兵的编制。设置四川巡抚，抚标兵分为左、右两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一千三百人。设置建昌、保宁、永宁、夔州四镇总兵官，镇标兵分为三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二千人。设置松潘、成都、重庆三协副将，协标兵分为两营，设置游击以下的将领官和士兵。设置威茂等各营的参将、游击、守备，分别统领营兵。四川起初只设置巡抚，驻在成都府。川陕总督驻在陕西，兼管四川达十四年。后来设置四川总督，驻在重庆府。期间有时并为川湖总督，驻荆州九年，十九年时迁驻重庆；有时称川陕甘总督，有时称川陕总督，迁移和改制没有固定。到乾隆年间，确定为四川总督。顺治五年，确定浙江官兵的编制。设置总督，总督标兵分为三营，设副将或游击将领各八人，士兵共三千人。设置浙江巡抚，抚标兵两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二千人。浙江提督的提标兵分为三营，每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三千人。设置定海、衢州二镇总兵官，镇标兵都分为三营，每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各三千人。钱塘水师设二营，台州水师设三营，每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各共三千人。衢州设置水师左、右路总兵官，水师标兵分为三营，由游击以下的将领分别统领营兵。设置衢州、湖州、嘉兴等七协副将，协标兵都分为三营，每营都设将领八人，每协士兵共二千五六百人。设置金华、严州、处州三协副将，协标兵分为两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一千六百人。设置吉安等各营守备、参将，分别统领营兵。此前设置浙江总督，后来改称闽浙总督，兼管福建，裁撤和改制并不固定。雍正年间，确定为闽浙总督。顺治七年，确定福建官兵的编制。设置福建巡抚，抚标兵两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二千人。设置福建水陆提督，提标兵三营，每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三千人。设置汀州、泉州、铜山三镇总兵官，以及援剿总兵官、中路总兵官，镇标兵各两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二千人。设置福州、漳州、建宁三协副将，协标兵三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三千人。设置福州水师，以及汀州、兴化、邵武、延平、闽安、同安七协副将的协标兵，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二千人。设置福宁协副将，分为两营，设将领七人，士兵共一千八百人。设置泉州等营参将、长乐等营游击，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各共一千人。顺治八年，确定两广官兵的编制。广东设置巡抚，抚标兵两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二千人。设置广东提督，提标兵五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五千人。设置广东水师总兵官，标兵六千人，分为左、右二协，以及中、左、右三营。二协设置副将，又各分为两营，设将领八人，士兵一千五百人。三营水师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各一千人。设置肇庆、潮州、琼州三镇总兵官，镇标兵两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二千人。设置韶州、惠州、高州、南雄四协副将，各协协标兵两营，各设将领八人，士兵各共二千人；只有南雄为一千六百人。设置肇庆、高州水师及吴川等营参将，柘林镇各营游击，各设将领七人，士兵各共一千人。设置东莞、始兴等州县的守备以下将领，士兵二百至五百人不等。广西设置巡抚，抚标兵两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一千五百人。广西提督的提标兵分为五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共四千多人。设置左、右翼总兵官，以及桂林和南宁城守营。顺治九年，增设浔梧、柳庆、思南三协副将以下的将领，士兵各一千二百人；郁林、新太、河池三营设置参将以下的将领，士兵各六百人；永宁、昭平二营设置参将以下的将领，士兵各四百人；上思、三里二营设置守备以下的将领，士兵各二百人；贺县营设置守备，士兵一百人。顺治十年，确定两广总督的督标兵分为五营，中营设将领八人，左、右、前、后四营共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五千人。清朝初年设置两广总督，康熙二年，改为专管广东；四年，又兼管两广；雍正元年，再次专管广东；十三年，仍兼管两广。

译顺治十六年，确定云、贵地区官兵的编制。设置云贵总督，督标兵分为中、左、右、前四营，中营设将领八人，其余三营共设将领八人，士兵共四千人。设置云南巡抚，抚标兵两营，设将领八人，士兵一千五百人。此前一年，贵州设置巡抚，营制也相同。到这一年设置贵州提督，提标兵分为左、右、前、后四营，左营设将领八人，其余三营共设将领八人，士兵共三千人。设置大定、黔西、镇远、威宁四镇总兵官，镇标兵三营，设将领八人，士兵各二千多人。设置贵阳城守协，以及平远、定广、铜仁、平越、安南五协副将，协标兵两营，配备游击以下的将领。设置思南营等处的参将、游击、守备，分别统领官兵。清朝初年设置云贵总督，云、贵两省轮流驻扎。康熙元年，分别设置两省总督，此后有时改制，有时合并。到乾隆中期，仍确定为云贵总督。这就是各直省绿营的初步编制。雍正四年，靖逆将军富宁安在哈密设置大小卡路八处，西安总兵潘之善在沙州西南各处险要设置哨探，设置台站以防备夷人。雍正五年，因为浙江绿营长期衰弱，选取山西、陕西、甘肃士兵中的强健者移驻浙江。雍正十年，因为苗疆地域辽阔，贵州改设总兵、游击，统辖丹江、台拱等营，以及铜仁、镇远、石阡各协；并新设上江、下江等营协，隶属于古州，以此镇守控制。雍正十一年，下令各总兵官巡视营伍。乾隆五年，采纳湖广总督那苏图的建议，裁撤虚设的战船，禁止私自设置提塘，以及革除冒领口粮的弊端。乾隆十六年，确定哈密驻防兵制，从安西、甘肃、凉州、肃州四提督、镇营中分派将领二十多人，士兵二千人前往驻守。每两年接受一次替换，四月、八月轮流更换一半，使新旧士兵相间，以便训练。回营时，由镇臣考核他们的勤惰，分别提拔任用。乾隆十八年，陕甘总督尹继善上疏陈述西部边疆的防务，认为应谨慎选拔安西将领，多准备枪械弹药，预先储备物资粮食，修筑城墙，选择牲畜；朝廷准许施行。乾隆二十四年，将安西提督改为巴里坤提督，设置哈密副将以下将领八人，士兵八百人，其余各项分别裁撤或改制。不久又改设乌鲁木齐总兵官，分为中、左、右营和城守营，隶属于巴里坤提督。凡是巴里坤、乌鲁木齐的将领、官员和士兵，都归陕甘总督统辖。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定，新纳入版图，设置屯兵驻守，编制同内地，设置懋功、绥靖、崇化、抚边、庆宁等营，设置游击、守备等官，士兵共二千六百多人。乾隆四十九年，因陕甘总督福康安的奏言，甘肃原设额兵五万六千六百人，陕西原设额兵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人，经过多次移驻、裁撤和合并，现存士兵五万五千九百多人，比原额减少过半。后来增加士兵一万二千七百多人，与原有存兵合计共七万人。可是州县墩台、堡寨的守兵力量仍然单薄，于是请求在平凉等府州县各增加兵额，在四十四座墩堡中，从各标兵内酌情选调驻守，朝廷同意了。不久又议定增加士兵三千人。又议定陕、甘各营士兵练习弓箭、鸟枪和马枪，每天在本营练习武艺，五天举行一次小规模合操，十天举行一次大规模合操，演练九进十连环阵法，训练精锐部队三万人。乾隆五十三年，下令提督、总兵不得私自设置旗牌、伴当等名目，以免侵占兵额。嘉庆四年，因为剿办教匪，各省额定士兵被调往四方，于是命令各省招募士兵补充。嘉庆五年，陕西设置宁陕镇总兵、副将以下各官，全部按照旧制。嘉庆十年，下令各督、抚、提、镇按照训练乡勇的方法训练绿旗兵。道光五年，下令直隶准备作战士兵一万五千三百多人，演习车炮阵式，不久即议定裁撤。道光十六年，下令直隶营兵中，四成练习弓箭，二成练习步枪兼马枪；刀、矛两项技艺，则命令藤牌军全部练习。道光二十二年，在直隶芦台增设通永镇总兵官，将北塘、海口等十五营都归其统辖，分为三营，设置游击、守备等将领；新镇标兵共五千四百多人，专门操练水陆战技。咸丰八年，河南归德营升格为镇，设置总兵官、左营和右营都司、游击等官，马兵五百八十人，步兵一千一百多人。同治元年，下令专设总督的直隶、江南、四川、甘肃，以及总督、巡抚同城驻扎的福建、广东、湖北，由总督会同提督节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各镇的士兵，就近由巡抚节制。同治四年，增设安徽皖南镇总兵官，按照制度设置将领、官兵。六年，下令宁夏镇绿营兵原额七千人、陕西定边协原额一千人，在回匪作乱后所剩无几，全部命令补足。九年，将广东赤溪营改为水师，隶属于阳江镇统辖，变通巡洋的旧章。又将湖北武昌城守营移往金口、簰洲两处汛地分防。十二年，在山西南、北二镇选兵一千人，分为两营，设置将领训练。光绪十一年，因为广西南部边境绵延二千多里，原先设置的隘口一百零九处，分设卡点六十六处，但兵力仍然单薄，于是将要害处分为三路：镇南关口、关前隘、凭祥土州为中路，自关以东的各隘为东路，以西的各隘为西路；将原有防军二十二营合并为二十四营，其中十二营专门防守中路，其余十二营分守东、西两路。广西提督由柳州移驻龙州，其城守营设置游击及守备等官。增设柳庆镇总兵官，驻在柳州。绿营历年增减和编制规制，大体就是这样。至于移驻、编制改动等细节，不能一一详尽说明。

译至于裁减的数量，自顺治年间起，所裁山西标兵四千多人，陕、甘将领四十八人、士兵一万六百多人，河南士兵五百人，湖广士兵五千人，江西士兵三千人、将领八人，江南士兵一万九千多人、将领一百一十七人，这些是裁减最多的。其余的，如海州一协，裁减将领七人、士兵六百多人；临清一镇，裁减将领五人、士兵一千人；三营裁减士兵五百人；沂州镇裁减将领九人；临清城守营裁减将领五人、士兵三百人；寿张营裁减士兵二百人。又裁撤江西及南赣抚标二营的官兵，四川抚标、湖北抚标及郧阳抚标各二营的官兵，数量各不相同。康熙八年，裁撤辰常镇总兵，设置辰州协标官兵。康熙二十三年，裁撤崇明提督，设置崇明水师总兵，确定三营及奇兵营的编制。康熙三十四年以后，统计所裁标兵，南赣镇一千多人，九江协九百多人，铜鼓营八百多人，是裁减最多的；其余各处从四五百人以下不等，少的只有六七人。乾隆年间，裁撤抚标新设的二营，其余各处裁减最多三百多人，最少十人、九人。嘉庆十九年，下令各标额兵六十二万四千多人，比雍正、乾隆以来增加的实际数量还多，命令督、抚、提、镇酌情加以裁减。于是陆续减少一万四千多人。嘉庆二十五年，又下令各省不要耗费军饷来供养额定兵员。道光年间，裁减陕、甘绿营马兵三千六百多人。又裁减山东、山西抚标，以及兖州等三镇、太原和大同二镇、东河河标、云贵督标、抚标、镇标、协标的兵额，以及福建水陆各营、浙江马兵和步兵、两广及江苏、安徽的马兵、步兵、守兵，裁减数量各不相同。咸丰元年，曾国藩上疏说：“八旗精锐部队，用大半护卫京师，用小半驻防天下各地，而山海关等重要关隘往往布置了八旗兵，其额定人数通常不过三十五万人。绿营兵名义上有六十多万人，实际上经常缺额六七万人。乾隆中期，增加兵额的议论兴起。过去只有空名、坐领粮饷的兵员，全部命令补足，一下子增加士兵六万多人。军费突然增加，大学士阿桂据理力争，却未能阻止。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看到国库逐渐困乏，才想到阿桂的远见，于是特地下诏裁兵，但两次裁减仅一万六千人。请下令各省保留强壮者、淘汰弱者，恢复乾隆初年的编制。”朝廷下令照准他的请求，命令各督、抚分三年裁减，恢复旧额；每年年终汇总报告裁减数目，不得再出现空额冒领粮饷的弊端。咸丰四年，裁减山西马兵、步兵、守兵五千八百多人，云南步兵、守兵三千九百多人。同治八年，裁减九江、洞庭、岳州、荆州等水师营，改设城守营，并酌情设置陆汛。光绪五年，左宗棠、杨昌濬上疏说：“军队兴起以来，始终没有收到整顿军队的成效，这是因为军饷少而兵额多，不能根据时势进行精练。士兵不训练，就等于没有士兵；训练不精，就等于没有训练。甘肃赋税少而兵员多，军用物资一向依靠其他省份；饷源稍有不足，往往就会滋生事端。应赶快酌量裁减可以裁去的兵员，以节省军饷，并把裁兵节省的军饷加给留下的士兵，这样或许可以要求他们勤加训练。雍正年间，甘肃兵额比内地多，后来虽陆续裁减，计算下来仍有马兵、步兵、守兵五万七千多人。即使这样，也必须分批核实裁减。”光绪六年，丁宝桢说：“四川自军队兴起以后，招募营勇，裁减的少而增加的多。同治年间，楚勇、黔勇、川勇多达六万多人。按次裁撤，到现在还留有营勇二千九百多人，仍可裁减十分之一。”这一年，湖南各营的弁兵以及水陆防勇，陆续裁减四千三百多人；湖北裁减三千二百多人；安徽陆续裁减约九千多人。光绪八年，张曜上疏说：“裁减淘汰勇丁，就可以恢复兵额；变通营制，才能使边防永久稳固。”光绪九年，张之洞上奏整顿山西绿营练军，裁减湘军正勇一千人，设法筹措资金遣散；不久又裁汰一批，前后合计裁兵约六千人。当时贵州裁减制兵两成，其中守兵裁去三千二百多人，战兵裁去二千九百多人。江西兵额一万一千九百多人，近来才开始把制兵改作练军；但因常年调集训练，冒名顶替的弊端产生，于是有“兵实际上只有一人，人员却已经更换三次”的讥讽。因此规定，抚标选锋仍按旧制操练；裁去各属营抽调训练的军队，全部返回原来的汛地。光绪十一年，下谕各省裁减绿营。卞宝第说：“广西兵额二万三千人，土兵一万四千人。粤逆刚起兵时，不过二千人。合计有这么多的军队，却不能击败少数贼兵。广西如此，其他地方也可以类推。此后发匪、捻匪、回匪、苗人肆意作乱，绿营却没有听说有什么战绩。现在应逐步变通营制，裁减兵额并核减粮饷，实行两份饷银挑选一名士兵。比如兵额一万人，分为二十营，一半驻守，一半巡防。平时按日操练防守，有警报时随时增援应战。绿营积累的旧习，不能再让它存在。” 光绪二十二年，下谕说：“近来户部奏请裁兵，应当裁汰绿营七成、勇营三成。颁发通谕以来，只有山东说明分五年裁减五成，此外各省酌情裁减的没有多少。综合各省兵勇，仍有八十多万人，每年饷银总计约三千多万。绿营积累的懒惰习气，长久以来已经成为虚设。如今借款期限逼近，抛弃有用的饷银，供养无用的士兵，因此国家贫困、百姓窘迫。各将军、督、抚应立即确定期限，切实裁减，并上报结果。” 光绪二十四年，采纳胡燏棻等人的意见，裁并绿营和练勇，选拔训练新式操法。当时山东兵额已经陆续裁去十分之三。到这时因为兵额不足以分配，原定尚未裁去的两成，仍然只好不再裁减。于是山西以裁汰后所存兵额不足以供防守关卡使用为由，请求增加训练新军数营。恭寿也说绿营弊病很深，多次裁减反而更加衰弱，必须借助民间力量来辅助，应该赶快实行团练。

译光绪二十七年，刘坤一、张之洞上奏裁汰绿营，说：“绿营的官员都是选拔补授的，士兵都是当地土著。士兵不是弁官自行招募，弁官也不是将领亲自信任的人；既然没有恩义关系，自然难以约束。用像旅舍过客一样任期短暂的官员，驾驭世代承袭军籍的士兵，也如同州县官对待吏役一样，想要他们整顿改变、服从教化、受风气影响，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何况绿营将弁都受到官场习气熏染，官员和弁官尚且不容易教导，更何况士兵呢！种种积弊层层叠加，已经病入膏肓；既十分骄横顽劣，又极其疲弱，本来就难以训练成可用的士兵，若不裁汰不可。只有分年逐渐裁减这一办法，不分马兵、步兵、战兵、守兵，每年裁去二十分之一，即每一百人裁五人，限二十年完成。按照裁减数额扣除饷银，依次注销兵额，就把节省的饷银用于缉捕、营务和巡察。只有湖南镇筸镇，属于改土归流之地，没有土著农户；除苗人所产的土地外，其余都是屯田，百姓都登记在兵籍中，绥靖镇也是这样。请在这两个镇不再裁减兵额，只把绿营改为勇营。被裁的将领中，能用的改隶勇营；不能带领勇兵的，或革职出缺，或改任其他官职。这样可以使武职没有把持军队的弊端，使天下军队都归出于勇营这一途径。” 并重新确定营的名称，使名称与实际相符。” 光绪二十九年，采纳徐世昌等人的意见，把绿营挑选改编为巡警。宣统元年，步军统领衙门上疏说：“巡捕五营，原设马兵、战兵、制兵一万人。后来因多次裁并，中营现有士兵一千五百人，其中马兵五百四十人、战兵八百六十人，另选派战兵一百人。南营士兵一千二百五十人，其中马兵三百二十人、战兵三百三十人，另选派战兵一百人。左营士兵八百人，其中马兵三百二十人、战兵三百八十人，另选派战兵一百人。右营士兵七百人，其中马兵、战兵各三百人，另选派战兵一百人。只有南营的汛地设置巡警以后，差务较为简少，请拨出南营士兵三百七十五人，隶属北、左、右三营；每营马兵各三百六十五人，战兵四百一十人。”这一年，免于裁减的镇筸、绥靖二镇，议定改为续备军。此外，乾州、永绥、常德各协，河溪、保靖等营，各留下三四百名士兵，去掉绿营名称，改用勇营规制，作为续备军。岳州、澧州等营，各自裁去将弁，只留下六十四人，或至九十三人。其余抚标、提标、镇标、协标各营，都裁去统领将领，全部由同城将领兼任，统领剩余士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十人〕 湖北全省将领中，副将五人裁去一人，参将七人裁去二人，游击十七人裁去五人，都司十一人裁去三人，守备三十三人裁去十人。抚标各营还没有全部裁完，等待分批裁减军队。是年，裁去江北旧役卫兵左右二哨的士兵。贵州绿营已经裁减两成，不久又裁去副将以下各级官员，合并为四营，酌情改为六营；只有边防要地、佐防军力不能达到的地方，暂缓裁减。宣统二年，浙江绿营裁减以后，还剩将领三百九十九人、士兵七千多人，全部裁撤，收缴马匹和军械，改编为八营巡防队。四川绿营陆续裁尽，挑选精壮士兵改编训练为防军。湖广营已经裁去十分之七，一两年后即可裁尽。湖北自咸丰八年裁马兵改为步兵，同治八、九年先后裁撤水陆军二千一百多人、马二百多匹；光绪十一年以来，又裁去二千九百多人，马兵、步兵、战兵、守兵七千六百多人，马八百八十多匹；实际存有马兵、步兵、守兵共七千多人，马一千六百六十匹，今后分年裁尽。不久，湖北汉阳协、兴国等营，湖南衡州协、保靖等营，副将以下各级官员一律停止补授。福建绿营预计到宣统六年裁尽，现存将领三百八十人，步兵、战兵、守兵、舵工、炊事兵、夫役五千九百多人。直隶绿营在同治年间改为练军。光绪以来，通永等镇分年裁减，到光绪二十九年，实际存有马兵、步兵、战兵、守兵二万六千多人。其中天津城守以及葛沽、通永、通州、北塘等共十一营，在庚子之变时全部溃散，因而全部裁撤。此外各营都裁去十分之三，又裁去将弁三百一十四人。大沽六营在庚子年伤亡过重，也全部裁撤，改设巡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四人〕 宣统三年，直隶绿营还存有官弁七百多人、士兵六千六百多人，实行裁汰；只有淮军、练军、巡防各营暂时仍按旧制。四川关外原来设置台兵，一向由绿营拨派，共三十九台，将弁和兵丁一律裁撤。福建绿营预先规定裁尽的年限，把节省的饷银编练巡防队。江西也计划裁尽绿营。甘肃边疆要地，陆军还没有编成镇，只存有马兵、步兵、守兵一万七千多人，依靠他们承担防守任务，暂缓裁减。山西绿营所剩不多，分三年全部裁尽。江南绿营也是如此，只有徐州镇标暂缓撤销。山东因全部裁撤绿营有困难，请求暂缓裁减。广东绿营中，三江协、崖州协、儋州营和督标中营免于裁减。其余裁去十分之四；将领五百多人，除边疆要地以及兼负防守任务的营缺暂缓裁补外，其余全部停止补授，改为训练陆军。广西绿营自光绪二十九年裁减以后，只剩抚标、提标将领五人或四人，士兵四五十人；左江、右江两镇将领各二人，士兵各二十人。这就是历朝裁兵的大致情况。绿营积重难返的弊病，延续了几百年。同治中兴以后，各地疆臣和统兵大帅吸取过去的教训，逐渐改用练勇、巡防的制度。光绪、宣统年间多次加以裁汰。宣统三年武昌事变发生，陆军部上疏说时局艰危，各省绿营、巡防队一律暂缓裁撤。绿营制度于是同清朝相始终。”},{ 直隶总督统辖督标四营，节制一名提督、七名总兵，并兼辖保定城守营、热河喀喇沁营、吉林和奉天捕盗营，以及永定河、运河等营。

译督标四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保定城守等营：新雄营、涿州营、拱极营、良乡营、中路、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张家口、独石口。热河喀喇沁等营：乌兰哈达、塔子沟、承德府、平泉州、三座塔、多伦诺尔▯。吉林捕盗营：宾州▯、五常▯、敦化县、双城▯、伊通州。奉天捕盗营：昌图府、新民▯、海城▯、承德县、开原县、铁岭、辽阳州、锦县、宁远州、义州、广宁县、盖平县、复州、金州▯、怀德县、奉化县、唐平县、海龙▯、凤凰▯、安东县、宽甸县、怀仁县、通化县、兴京、岫岩州。永定河、运河等营：北运河务关▯、杨村▯、通惠河漕运▯、南运河。直隶古北口提督统辖提标四营，节制七镇，并兼辖河屯一协、三屯等营。提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另有密云城守营、顺义营、承德府河屯协的左营和右营、唐三营、三屯营、喜峰路、燕河路、建昌路、八沟营、建昌营、赤峰营、朝阳营、昌平营、居庸路、巩华营、怀柔路、汤泉营、古北口。马兰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遵化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遵化营、蓟州营、曹家路、墙子路、黄花山、馀丁营。泰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紫荆关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水东★营、紫荆关、白石口营、广昌营、插箭岭、矾山营、易州营、房山营、淶水营、马水口、沿河口。宣化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独石口、多伦诺尔二协以及蔚州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独石口协有左营、右营，另有镇安营、龙门所营、云州堡、马云堡、镇宁堡、松树堡、滴水堡、赤城堡、君子堡、靖安堡；多伦诺尔协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蔚州营、东城营、宣化城守营、怀来营、怀来城守营、岔道营、龙门路营、怀安营、左卫营、柴沟营、西阳河堡营、张家口营、万全营、膳房堡营、新河口堡营、洗马林堡营。天津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河间、大沽二协以及务关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四党口营；河间协有左营、右营，另有郑家口营、景州营；大沽协有前左、中左、后左、前右、中右、后右六营，另有葛沽营、祁口营、务关营、霸州营、武清营、静海营、旧州营、天津城守营。正定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固关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固关营、龙泉关营、倒马关营、忠顺关营、龙固城守营。大名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开州协、大名城守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开州协、杜胜营、东明营、长垣营、大名城守营、广平营、顺德营、磁州营。通永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通州、山永二协以及北塘等四营。镇标有左营、右营；通州协有左营、右营，另有张家湾营、采育营、三河营；山永协有左营、右营，另有山海路营、石门路营、蒲河营、乐亭营、北塘营、丰顺营、玉田营、宝坻营。山东巡抚兼任提督，驻在济南府，节制三镇，统辖抚标二营，并兼辖登荣水师一协。抚标有左营、右营，以及登荣水师练军营。兗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沂州一协以及泰安等六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沂州协、泰安营、台庄营、济南城守营、武定营、安东营、沙沟营。登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文登等七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文登营、胶州协、莱州营、即墨营、青州营、宁福营、寿乐营。曹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临清协、德州等营。镇标有中营、右营，另有临清协、德州营、东昌营、单县营、寿张营、濮州营、高唐营、梁山营、钜野营、桃源营。河东河道总督统辖河标三营，并兼辖济宁城守营以及运河、怀河、豫河等营。河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济宁城守营、运河营、怀河营；黄河北岸有祥河、下北河、黄沁河、阳封；豫河营有上南河、中河、下南河。山西巡抚兼任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抚标二营，并兼辖精兵两哨和口外七▯捕盗营。抚标有左营、右营，精兵两哨，以及归化▯标、萨拉齐▯标、丰镇▯标、宁远▯标、和林格尔▯标、托克托城▯标、清水河▯标。太原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蒲州、潞安二协以及太原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蒲州协、运城营、吉州营、潞安协、泽州营、东阳营、粟城营、太原营、平阳营、隰州营、汾州营、平垣营、盂寿营、东滩营、平定营。大同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杀虎口一协以及新平路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杀虎协有左营、右营，另有宁武营、偏关营、镇西城、河保营、保德营、水泉营、平鲁营、靖远营、归化城、新平路、天城营、阳和营、浑源营、得胜路、丰川营、助马路、怀仁城、北楼营、东路、忻州营、灵丘路、山阴路。河南巡抚兼任提督，节制三镇，统辖抚标二营，并兼辖开封营。抚标有左营、右营，以及开封城守营。河北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河南城守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河南城守营有左营、右营，另有卫辉营、彰德营、陕州营、内黄营、嵩阳营、王禄店营、滑县营。

译南阳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荆子关、信阳二协以及汝宁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荆子关协、卢氏营；信阳协有左营、右营，另有汝宁营、邓新营、襄城城守营、新野营、光州营、固始县营。归德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永城等营。镇标左营、右营，永城营、考城营、陈州营。两江总督统辖督标二营，节制三名巡抚、一名提督、九名总兵，并兼辖江宁城守一协、扬州营和盐捕营。督标中营、左营；江宁城守协左、右两营；奇兵营、青山营、浦口营、溧阳营、瓜州营、扬州营、盐捕营。漕运总督统辖各卫所之外，又统辖旗标、绿标、漕标三营，并兼辖淮安城守等营。漕标中营、左营、右营，淮安城守营、海州营、盐城水师营、东海水师营。江苏巡抚节制三镇，统辖抚标二营，并兼辖苏州城守营。抚标左营、右营，苏州城守营。江南水陆提督节制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并兼辖太湖、松北二协及松江城守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太湖协左营、右营；松北协；松江城守营、金山营、柘林营、青村营、平望营、江阴营、靖江营、孟河营、常州营、镇江营、松南水师营、南汇水师营。狼山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通州等营。镇标中营、右营，通州水师营、掘港水师营、泰州营、泰兴营、三江水师营。苏松镇水师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海门一协。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海门协。徐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中营，并兼辖徐州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徐州城守营、萧营、宿州营。淮扬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清江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清江城守营、宿迁营、庙湾水师营、佃湖营、洪湖水师营、苇荡左营、苇荡右营。福山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辖吴淞、川沙二营。镇标左营、右营，吴淞水师营、川沙水师营。安徽巡抚兼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抚标二营，并兼辖安庆一协、游兵营、潜山营。抚标左营、右营，安庆协左营、右营，游兵营、潜山营。寿春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六安等营。镇标中营、右营，六安营、颍州营、泗州营、庐州营、亳州营、龙山营。皖南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徽州等营。镇标中营、右营，徽州营、池州营、芜采营、广德营。江西巡抚兼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抚标二营，并兼辖南昌城守一协。抚标左营、右营，南昌城守协。九江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九江城守等营。镇标前营、后营，九江城守营、广信营、铅山营、饶州营、浮梁营、建昌营、广昌营、武宁营、瑞州营、抚州营、铜鼓营、南康营。南赣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袁州一协、赣州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后营，袁州协、临江营、赣州城守营、宁都营、南安营、吉安营、龙泉营、万安营、永丰营、莲花营、兴国营、文英营、永镇营、横冈营、羊角营。长江水师提督节制四镇，统辖提标五营，并兼受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节制。提标中营、金陵营、裕溪营、大通营、芜湖营。长江水师岳州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镇标中营、荆州营、沅江营、陆溪营。长江水师汉阳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镇标中营、田镇营、蕲州营、巴河营。长江水师湖口镇总兵统辖镇标五营。镇标中营、安庆营、吴城营、饶州营、华阳营。长江水师瓜洲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镇标中营、江阴营、三江营、孟河营。闽浙总督节制二名巡抚、三名提督、十二镇，统辖督标三营，并兼辖抚标二营、南台水师营。督标三营：中营、左营、右营；抚标左营、右营；南台水师营。福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还兼辖福州城守营，节制福宁镇标、福州城守营及同安等营。福建陆路提督节制四镇，统辖提标五营，并兼辖福州城守、兴化城守二协和泉州城守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福州城守协左营、右营；兴化城守协左营、右营；泉州城守营、长福营。福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其中左营由水师提督节制，并兼辖海坛、闽安二协和烽火门四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海坛协左营、右营；闽安水师协左、右两营；烽火门水师营、桐山营、连江营、罗源营。汀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邵武城守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邵武城守营左营、右营。建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延平城守协、枫岭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延平城守协左营、右营；枫岭营。漳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顺昌协、同安等营。镇标中营、顺昌协、同安营、诏安营、平和营、云霄营、龙岩营、漳州城守营。福建水师提督节制三镇，以及福宁镇左营、广东南澳镇左营，统辖提标五营，并兼辖金门协、铜山和湄州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金门协、铜山水师营、湄州水师营。闽粤南澳镇外海水师总兵：左营。福建台湾巡抚节制二镇。

译台湾镇总兵统辖镇标中营，并兼辖台湾北路、台湾水师二协、台湾城守及台湾南路等营。镇标中营；台湾北路协中营、右营；台湾水师协中营、左营、右营；台湾城守营左营、右营；台湾南路营、台湾嘉义营、台湾艋舺水师营、沪尾水师营、噶吗兰营、台湾恆春营、台湾道标、台湾南路下淡水营。澎湖镇外海水师总兵统辖镇标二营。镇标左营、右营。浙江巡抚统辖抚标二营，并兼辖海防营。抚标左营、右营；巡盐营、海防营。浙江水陆提督节制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并兼辖杭州等协、太湖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杭州城守协；钱塘水师营；嘉兴协左、右两营；湖州协左、右两营；安吉营；绍兴协左营、右营；乍浦水师协左营、右营；太湖水师营；宁波城守营；澉浦水师营；海宁水师营。定海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象山协、镇海城守营、定海城守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象山协左营、右营；石浦水师营、镇海水师营、定海城守营。海门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台州协、海门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台州协中营、左营、右营；海门城守水师营、宁海营、太平营。温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乐清、瑞安、平阳三协和玉环、温州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乐清协；大荆营、磐石营；瑞安协左营、右营；平阳协左营、右营；玉环营左营、右营；温州城守营。处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金华协、丽水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金华协左营、右营；丽水营。衢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严州协、枫岭营、衢州城守营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严州协左、右两营；枫岭营；衢州城守营。湖广总督节制二名巡抚、二名提督、五镇，统辖督标三营。督标中营、左营、右营。湖北巡抚统辖抚标二营。抚标左营、右营。湖北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提标五营，并兼辖黄州、汉阳二协及荆州城守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黄州协、蕲州营、汉阳协、荆州城守营、武昌城守营、德安营、兴国营、均光营、襄阳城守营、荆门营、安陆营。郧阳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并兼辖竹山协、郧阳城守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竹山协；郧阳城守营。宜昌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并兼辖施南协、远安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前营、后营；施南协左营、右营；远安营、卫昌营、宜都营、荆州堤防营。湖南巡抚节制三镇，统辖抚标二营，并兼辖凤凰等屯军营。抚标左营、右营；凤凰▯屯、永绥▯屯、乾州▯屯、古丈坪▯屯、保靖▯屯。湖南提督节制三镇，统辖提标五营，并兼辖长沙等协、澧州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长沙协左营、右营；乾州协左营、右营；镇溪营、河溪营、永顺协、常德协、龙阳城守营、澧州营、岳州营、九溪营、永定营、辰州城守营、古丈坪营。镇筸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并兼辖沅州、靖州二协及绥宁、长安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沅州协、晃州营、靖州协、绥宁营、长安营。永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并兼辖宝庆、衡州二协及临武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宝庆协、衡州协、临武营、宜章营、桂阳营、武冈营、岭东营。绥靖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并兼辖永绥协、保靖营。镇标左营、右营；永绥协中营、左营；芭茅坪营；保靖营左营、右营。陕甘总督节制两名巡抚、三名提督和十一镇，总辖督标五营。督标包括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和后营。陕西巡抚总辖抚标三营。抚标包括中营、左营和右营。陕西固原提督节制四镇，总辖提标五营，并兼辖靖远等协、静宁等营。提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五营，另有靖远协、芦塘营、盐茶营、下马关营，共八营；又有潼关协、金锁关、三要司、商州协中营、左营、右营，西安城守协左营、右营，以及盩厔营、静宁营、马营监营、安定营、隆德营、西凤营、邠州营、长武营、庆阳营、泾州营、红德城守营、固原城守营、硝河城汛、平凉城守营、秦州营、利桥营、宜君营和化平营。延绥镇总兵总辖镇标三营，并兼辖定边协、神木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定边协、靖边营、镇靖营、安边营、神木营、黄甫营、麻池潢营、高家营、镇羌营、波罗营、绥德城守营、延安营、鄜州营和延绥城守营。陕安镇总兵总辖镇标三营，并兼辖镇安城守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镇安城守营、砖坪营、兴安城守营、镇坪营、孝义城守营、紫阳营、白河营和洵阳营。河州镇总兵总辖镇标二营，并兼辖洮岷协、循化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洮岷协、阶州营、文县营、西固营、岷州营、旧洮营、循化营、保安营、起台营、兰州城守营、巩昌营、临洮营和河州城守营。

译汉中镇总兵总辖镇标三营，并兼辖宁陕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宁陕营、阳平关营、宁羌营、略阳营、留坝营、定远营、西乡营、华阳营、东江口营、汉中城守营、汉凤营、铁炉川营和佛坪营。甘肃提督总辖提标五营，并兼辖永固城守协，节制西宁等四镇。提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另有永固城守协、甘州城守营、梨园营、洪水营、南古城营、山丹营、硖口营、大马营和察汉俄博营。西宁镇总兵总辖镇标五营，并兼辖镇海协、西宁城守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另有镇海协、哈拉库图尔营、西宁城守营、巴燕戎格营、巴暖三川营、贵德营、南川营、大通营、永安营、白塔营、碾伯营和威远营。宁夏镇总兵总辖镇标五营，并兼辖中卫协、花马池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兼管城守营、城守营，另有中卫协、石空寺堡、古水井堡、花马池营、安定堡、灵武营、灵州营、同心营、平罗营、洪广营、玉泉营、广武营、兴武营和横城营。凉州镇总兵总辖镇标五营，并兼辖永昌、庄浪两协。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另有西把截堡、永昌协、宁远营、水泉营、新城营、张义营、镇番营、安城营、大靖营、土门营、庄浪协、俄博岭营、松山营、镇羌营、岔口营、红城堡、红水营和三眼井营。肃州镇总兵总辖镇标三营，并兼辖金塔、安西两协及肃州城守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金塔协、镇彝营、清水营、高台营、抚彝营、红厓堡、安西协、布隆吉尔营、桥湾营、肃州城守营、嘉峪关营、沙州营、靖逆营和赤金营。甘肃新疆巡抚节制三镇，总辖抚标四营、玛纳斯协和济木萨等营。抚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城守协中营、喀喇巴尔噶逊营、玛纳斯协、济木萨营、库尔喀喇乌苏营、精河营和吐鲁番营。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节制三镇，总辖提标五营，并兼辖回城、莎车两协及英吉沙尔等营。提标有中营、左右两营、前营和城守营；回城协有中营、左右两旗；莎车协有中营、中旗、左旗、右旗；另有英吉沙尔营、和阗营和玛喇巴什营。新疆阿克苏镇总兵总辖镇标四营，并兼辖乌什协、哈喇沙尔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和城守营，另有乌什协、哈喇沙尔营和库车营。新疆巴里坤镇总兵总辖镇标四营，并兼辖哈密协、古城等营。镇标有中营、左右两营和城守营，另有哈密协、古城营、塔尔纳沁营和木垒营。伊犁将军节制一镇，总辖军标二营。军标有中营和左营。伊犁镇总兵总辖镇标四营，并兼辖塔尔巴哈台协、霍尔果斯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和绥定城守营，另有塔尔巴哈台协、霍尔果斯营和宁远城营。四川总督节制一名提督和四镇，总辖督标三营。督标有中营、左营和右营。成都将军除总辖八旗驻防官兵外，还总辖军标绿营二营，节制建昌、松潘两镇。军标有左营和右营。四川提督节制四镇，总辖提标三营，并兼辖阜和、懋功、马边三协及成都城守等营。提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阜和协左营、右营、黎雅营、泰宁营、懋功协、崇化营、绥靖营、庆宁营、抚边营、马边协左营、右营、存城营、万全营、平安营、成都城守营、右营、永宁营、泸州营、叙马营、建武营、普安营、右营、安阜营、峨边营、右营、镇远营和绵州营。川北镇总兵总辖镇标三营，并兼辖绥定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绥定营、顺庆营、太平营、巴州营、广元营、潼川营、城口营和通江营。重庆镇总兵总辖镇标三营，并兼辖夔州、绥宁两协和忠州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夔州协左营、右营、巫山营、梁万营、盐厂营、绥宁协左营、右营、酉阳营、黔彭营、邑梅营和忠州营。建昌镇总兵总辖镇标二营，并兼辖会川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另有会川营、永定营、越巂营、宁越营、保安营、靖远营、泸宁营、会盐营、怀远营和冕山营。松潘镇总兵总辖镇标三营，并兼辖维州协、漳腊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维州协左营、右营、茂州营、漳腊营、叠溪营、龙安营和平番营。两广总督节制两名巡抚、三名提督和九镇，总辖督标五营，并兼辖本标水师、绥瑶等营。督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另有督标水师营和绥瑶营。广州将军除总辖八旗驻防官兵外，还节制南韶连镇标、潮州镇标、高州镇标、琼州镇标、惠州协标、肇庆协标、广州城守协、三江口协、黄冈协、罗定协、增城各二营，南雄协、钦州各一营，以及雷州左营、前山、永靖、连阳、惠来、骁平、潮阳、廉州、儋州、万州、和平、四会、那扶、永安、兴宁、平镇、潮州城守、石城、阳春、三水、徐闻、绥瑶等营。广东巡抚总辖抚标二营。抚标有左营和右营。

译镇远镇总兵总辖镇标三营，并兼辖清江等三协及台拱等营。镇标有中营、左营、右营，另有清江协左营、右营、松桃协左营、右营、铜仁协左营、右营、台拱营左营、右营、丹江营左营、右营、思南营、凯里营、黄平营、天柱营和石阡营。威宁镇总兵总辖镇标二营，并兼辖毕赤、水城等营。镇标有左营、右营，另有毕赤营和水城营。绿营兵额在清初尚未确定。据考，明代京军二十万余，外军九十九万余。顺治年间的数额已不可考，大约按照旧额裁减了十三四万。康熙时期的兵制是：京城巡捕三营按定额编制马兵、步兵三千三百人；直隶各标兵三万七百人；山西二万五千人；川陕总督、陕甘两巡抚以及提督、总兵各标兵共八万五千九百七十八人；四川四万人；云南四万二千人；贵州二万人；广西二万人；湖广四万人；广东七万三千一百十人；江南总督、总漕、江宁和安徽两巡抚、京口将军共四万九千八百五十人；浙江四万三千四百五十人；江西一万五千人；福建六万九千七百二十六人；山东总河以及抚标、镇标兵二万人；河南一万人；全国各省按定额编制的马步兵共五十九万四千四百十四人。到乾隆二十九年，兵额逐步增加，各省增加较多的为一千至六千余人，只有贵州增加到一万八千二百余人；减少的有江西七百余人、广东四百余人、浙江二千余人、福建三千余人；全国共六十三万七千三百二十三人。到乾隆五十年，各省绿营兵额为：京城巡捕五营一万人，直隶三万九千四百零二人，山东一万七千五百零四人，山西二万五千七百五十二人，河南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四人，江南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人，江西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九人，福建六万三千一百十九人，浙江四万零三十七人，湖北一万七千七百九十四人，湖南二万三千六百零四人，四川三万一千一百十二人，陕甘八万四千四百九十六人，广东六万八千九十四人，广西二万三千五百八十八人，云南四万一千三百五十三人，贵州三万七千七百六十九人，全国共五十九万九千八百十四人，比旧额总计减少四万余人。各省减少数量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只有陕甘减少到一万二千人；这是因为乾隆四十六年新增的兵额未计入此数。山东、河南、江南则比旧额反而增多，大概是河标、漕标兵原本另定名额，这次实际上并入各省数额了。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一人，比乾隆中叶增加六万余人，各省都有所增加，只有浙江减少一千余人的定额。江南的总额在此分别为：江宁七千三十九人，南河一万五千六百六十六人，漕运三千六百八十一人，江苏二万三千七百四十八人，安徽八千七百三十八人，共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二人，比旧额增加八千余人。旧额只列山东，这次分别列为山东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三人、东河四千二百四十一人，增加三千余人，由此大致可以考见。嘉庆十九年，山西等省共裁减士兵一万五千四百余人，其中把马战兵改为步守兵的共一千二百余人。道光初年，下令裁汰兵额，减少一万余人，后来又议论裁减和改编。道光二十九年的兵额为：直隶四万一千三百三十五人，山东二万五十七人，河南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一人；东河并入河南、山东。山西二万二千八百零五人，江苏三万八千一百零八人，安徽九千四百四十二人；南河、漕运并入江南。江西一万二千四百七十二人，福建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人，浙江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五人，陕西二万四千七百二十人，甘肃六万八千八百六十二人，湖北二万零五百零五人，湖南二万七千一百十五人，四川三万三千八百十一人，广东六万八千三百二十二人，广西二万二千四百七十二人，云南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二人，贵州三万六千四百七十七人，全国共五十八万五千四百十二人，另有京营一万人驻在外地。比乾隆时期的旧额减少的已超过一万人。咸丰以来军务兴起，绿营开始议论裁减。到同治、光绪年间，兵制发生变化，各直省严格实行裁汰，但绿营不能全部废除，保留下来的兵额仍然不少。再统计近年的绿营兵额：京城巡捕营一万人以外，十六门门甲三百十人、门军六百四十人，共一万零九百五十人；直隶四万二千八百十人，山东一万七千八百七十五人，山西一万六千零四十五人，河南一万零四百六十八人，江苏二万五千七百七十人，安徽九千三百六十四人，江西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人，长江水师一万一千零六十四人，福建二万三千六百七十八人，台湾八千二百六十八人，浙江二万三千四百九人，湖北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三人，湖南三万零二十四人，陕西一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人，甘肃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五人，新疆二万六千五百十五人，四川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广东四万六千七百七十四人，广西一万四千一百十五人，云南一万二千五百七十二人，贵州四万二千九百零五人，全国共四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二人。拿道光末年的兵额相比，比旧额减少将近十二万人，但旧额没有包括长江水师和台湾兵额。

译志第一百七。兵志三。防军与陆军。防军起初都是临时招募的，在八旗、绿营以外另行编营，兵数多少没有定额，分驻各郡县，遇到盗寇警报时就隶属于专门出征的将帅。两百年间，调动、征戍都出自这种军队。比如乾隆年间征讨台湾，乾隆、嘉庆年间征讨黔、楚苗民，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教匪，以及道光年间征抚洋船，都是暂时招募勇营，事情平定后随即撤销。因此，嘉庆七年楚北初设提督时，就用勇丁补充标兵；道光十七年，把练勇编入镇筸镇标；道光二十三年，把守卫海疆的水陆义勇三万六千人遣返回原籍，当时还没有防军、练军的名称。道光、咸丰年间，粤匪事件发生，各省多招募勇丁自卫，其中张国樑招募的潮州勇丁最多。咸丰二年，命曾国籓训练湖南勇丁，制定湘军营哨制度，成为防军营制的起源。后来曾国籓奉命东征，湘勇之外又增加淮勇，最多达到二百营。左宗棠平定西部边疆，他所统率的楚军也有一百几十营。军事刚刚平定，各省险要之地全都留下勇营驻防，旧日绿营于是形同虚设。绿营兵的月饷不到防勇的四分之一，升迁又壅滞不畅，于是都辞去绿营兵而投身勇营。粤匪、捻匪平定后，左宗棠等大臣建议说：防营确实是精锐部队，有事时，制兵不如勇兵；无事时，则分驻各汛地巡逻防守。因此应当把制兵训练成练兵，并在直隶、江南、淮河以南以北的险要之处留下勇营驻扎，于是便有了“防军”的称呼。练军开始于咸丰年间。当时勇营日益增多，朝廷屡次命统兵大臣用勇丁补充制兵名额，剩余的勇丁则用来应付缓急，但还没有另行编练的军队。到同治元年，才命各地疆吏把练勇人数和口粮数全部报送兵部、户部核查。同年在天津创设洋枪队。次年，根据直隶兵额酌情改编练军。四年，兵部、户部大臣会商选练直隶六军，才确定“练军”的名称。各省于是相继实行。练军虽然是在额设制兵中选取的，但营、哨编制和饷章全部依照湘军、淮军制度，与防军相同。绿营制兵分布在各郡的汛地，练军则集中驻扎在交通要地和重镇，精选器械，勤加训练，把分散的部队整合起来，重点在于驻防要地，其作用也与防军相同，所以练军也是防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同治、光绪年间，各省增编防军、练军。光绪二十四年，兵部、户部核定其总数：直隶练军一万一千人，留防淮军三万一千人，新军一万一千四百人，毅军一万人；奉天练军一万一千四百人；吉林防军八千五百九十八人、练军四千四百三十八人；黑龙江练军七千九百七十一人；山西练军四千九百人；河南防军九千一百九十人；陕西防、练军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人；甘肃防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新疆防军二万七千八百四十五人；塔尔巴哈台勇营二千四百三十二人；四川勇营一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人；云南防军一万五千三十三人；贵州练军九千四百八十六人；广东勇营一万一千八百人；广西勇营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人；湖南练军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人；湖北勇营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人、新军一千九十三人；江西防军九千三百六十三人；安徽防、练军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人；江苏防军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人、自强军三千一百七十人、得胜军三千人；浙江防军二万一千三百人；山东防军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人；福建防军一万零五百四十人。各省防军、练勇共三十六万余人，每年需要饷银二千余万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五百四十人〕 此后绿营兵屡次裁汰，各省卫戍的责任于是专门归于防军、练军。光绪中叶以后，防军、练军改称巡防队。光绪、宣统年间，又改为陆军。到宣统三年，各省巡防队仍未全部裁撤。现在把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改设防军、练军的规划列入本篇，并附载陆军新制。防军方面，同治元年，直隶省从大沽协标六营中选练五百人，后来增加到二千五百人，分为五营，每营分十队，设总统一人、翼长二人；各营设管带一人、副管带二人、正副令官二人、带队官十人、分队官二十人。沈葆桢在江西省一万二千名额兵中严格淘汰老弱，补充精锐，分为两班：一班调到省城操练，另一班留在汛地驻防，半年轮换一次。赴省操练的士兵酌情增加训练费用，其费用不到招募勇丁的一半，训练完成后立即调往前线助战。同治二年，刘长佑认为直隶省营务多年废弛，各营兵数相差悬殊，号令不统一，于是改为仿照湘军旧制：以五百人为一营，设置营官、哨队官和亲兵，分别规定队伍旗帜，申明号令，改设六军，凡是筑营、结阵等方法，一律加以讲求。步队营制设营官一人、哨官四人、哨长五人、什长四十人、正兵三百六十人、营官亲兵五十人、哨官护兵四十人，营官亲自率领中哨，共五百人。马队营制设营官一人、帮办二人、督队官五人；每哨五棚，每棚设什长一人、正兵九人；营官亲自率领中哨，加上伙兵、马夫共三百十六人。保定练军马、步、守兵一千九百五十人为一军，宣化练军一千四百八十人为一军，古北口练军二千四百十人为一军，大名练军一千二百三十四人为一军，正定练军一千四百八十人为一军，通永练军一千七百五十四人为一军，共编为六军。

译同治五年，下令遵化等处各驻防军每军定为步队二千人、马队五百人，从督标、提标中选取，共一万五千人，分为六军，颁布练兵章程十七条，隶属总督节制，用来防守京畿。又在六军之外继续训练防勇二军。把奉天留防队伍调来补充直隶练军的缺额。京营的训练由神机营酌情增加兵额。同年，左宗棠认为福建省绿营兵额多而饷薄，于是裁去十分之四的兵员，把裁减下来的饷银用于增加留营士兵，并合营操练。同治六年，丁宝桢在山东省增加训练马队三千人。同治七年，鉴于各省绿营日益衰弱，下令各省用强壮的练勇替换他们。又命曾国籓负责直隶省练兵事务，从全省绿营中抽调六千人训练，仿照勇营制度，分地区巡防。海防议题兴起后，调驻天津，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与勇营互相配合。同治八年，曾国籓认为军事已经完成，应该训练制兵而不应训练勇丁；勇营中值得练军采用的办法有三点：一是文书法令应当简明，二是事权应当专一，三是上下情意应当融洽。应当减少兵员、增加饷银，淘汰弱兵、留下强兵，严格杜绝顶替冒名的弊端。在原有练军四千人之外，古北口、正定、保定各训练一千人，统一由东南战将统率。训练完成后分为四军：两军驻京北，两军驻京南；等到成效显著后，再增加训练五千人。全省防营除尚未撤销的九营之外，又安排刘铭传所部全部淮军驻防张秋；以督标亲军炮队营及前营副营驻天津；以亲军炮队营驻大沽炮台；以盛字中军六营、左军三营、仁军二营、马队五营驻扎马厂、青县；在运河西岸修筑五座炮台，驻扎盛字前军三营、右军三营、老左军一营；在沧州驻扎乐字中、左军各一营。盛字营兼办屯田，以保卫京畿。同年，丁日昌认为江苏省自淮军全部撤防后，江苏抚标兵只有一千六百余人，于是裁汰老弱，补充勇丁，分为左右二营，训练洋枪和开花炮等技术。马新贻认为，江南全省一万二千七百余名额兵分散驻防各处，只是徒有其名，必须把分散的部队整合起来，才能由弱变强。于是从督标中选一千人编为左右营，从浦口、瓜洲营中选五百人编为中营，从扬州、泰州营中选五百人编为前营，驻在省城训练；又从徐州镇标中选一千人编为徐防新兵左右营，根据地方重要程度确定练兵人数。刘锦棠认为，新疆全境自回民叛乱后，旗营几乎凋零殆尽，于是在乌鲁木齐创设标兵，在天山南北两路各设置额兵；新疆原有的驻防旗兵归并伊犁整顿，另以精锐骑兵和重兵驻扎中央，作为南北各路的策应部队。崇实认为四川省军事逐渐平定，于是酌情裁减防军，选练八旗、绿营各营。九年，曾国籓在直隶省增募马勇一千人，分编为四营；连同原有额兵，增至一万人，分别训练马队、步队，并上奏制定各营、各哨的编制，以及底饷、练饷和出征加饷的制度，使其成为北方的重要军事据点。十年，鲍源深把山西省抚标的兵仿照曾国籓在直隶练兵的方法，选练马队一营、步队二营，并依次推广到各镇。吴棠认为四川全省的额兵大多疲弱，于是合并训练，得到精壮兵一万人。王文韶认为苗疆已经平定，湖南省留下防守的军队三十营，分布在湖南、贵州交界地区；又从抚标、提标中各选练精壮兵一营。十二年，命令陕甘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岑毓英各自选拔所属的勇丁，用来补充营兵的额数。当时朝廷内外的臣工都把注意力放在练兵上。李宗羲认为，勇和兵在统属、聚散、勤惰等方面都有主客之别，不能轻易把勇改成兵。王凯泰认为，各省练兵应当命令他们轮流换防；云、贵平定以后，两省的制兵也应换防调操，以防止长期驻守而逐渐疲惰。兵部诸臣会商认为，同治初年开始议练兵时，京师神机营和直隶省六军另行筹办练饷，特别设立营制。福建、浙江、广东、江苏等省，都把削减下来的饷银加给练军。河南、山西、山东、湖南等省，则依照直隶的方法，从额兵中抽调训练，在正常军饷之外略加练兵费用。甘肃省因为军事刚刚平定，先训练一千五百人。不过，各省抽调的兵不过原有额数的十分之二三。如果其余士兵置之不问，最终都会变得疲弱。应当命令各省统兵大臣，已经训练的兵按时休息，尚未训练的兵依次调集操练，务求全省额兵都成为精锐部队。十三年，都兴阿从奉天各城的额兵中选练马队二千人，又从各城八旗中选苏拉一千人作为余兵，等客兵裁撤后，再行增加训练。光绪二年，崇实认为奉天换防旗兵驻守日久，弊病逐渐产生，于是在岫岩、熊岳、大孤山、青堆子等地改设练军。三年，批准李庆翱的建议，在河南省增设练军步队。六年，命令各疆臣酌情裁减兵员。各省防军裁撤以后，人数仍然很多。直隶、陕、甘需要办理边防，云南、贵州的防军较少；除此以外的各省，都应大力裁汰。水师自从设置兵轮船以后，旧式战船水师也分别决定去留。不久，广西巡抚庆裕认为广西省兵力单薄、军饷微薄，于是酌情裁减防军，把节省的饷银仿照直隶练兵章程，在省标、提标中各选练二营，在左江、右江两镇各选练一营。岐元认为奉天省自同治年间马贼四处出没骚扰，先后商议调来客军，增加训练旗、绿各营，但营制和饷章未能统一。光绪五年，于是把直隶客军归并到奉天省，合并枪队、炮队、马队、步队，厘定营制，编成奉字中、左、右、前、后五营马步队，中军增加步队一营。丁宝桢认为四川省自战事兴起以后，除四川勇之外，又增加湖南、贵州各军，多达六万多人；战事平定后逐步裁减合并，到光绪三年，实际剩下防军一万多人，需要分守要隘，不能再裁。贵州防军比其他省少，李明墀在光绪五年以后陆续裁汰四千多人。

译李瀚章认为，湖北省的防军中，升字三营、忠义八营、武毅七营、水师七营，都扼守要地，不宜裁汰；于是从湖北全省的额兵中酌情裁去三千多人。裕禄认为，安徽省自捻寇平定以后，驻防皖南、皖北的各军共有一万八千多人，便逐步归并训练，实际保留水陆防军一万人。七年，岑毓英因苗乱已经平定，便酌量裁减合并贵州的屯军、防勇；屯军裁去九千人，并用被裁军队补充额兵，酌情改为练军。不久，他调任福建巡抚，于是率领贵州练军二千人前往福建，训练福建省的制兵。谭锺麟认为浙江省防军在光绪六年募足三十营，随后裁去四营；以练军十营驻守温州，海门、省城各驻一营，其余都归还各自的汛地防守。这一年，因为各省防军每年的军饷数额很大，命令统兵大臣一律严格核查，不得有侵吞军饷、虚报空额等弊病。八年，崇绮裁减合并奉天各军；除八旗捷胜营、东边道标兵和蒙古练勇外，马步营中的南方防勇因迁往异地而不适，于是裁并为一营，其余全部遣返回原省。任道镕从山东省抚标以及兗、曹镇标中抽调步兵一千二百人，分编为三营，增加饷银进行训练。张曜、刘锦棠因伊犁收复，便从关外营勇中选练制兵，把行饷改为坐粮，略微改革旧制，增加马队和重火器，设置机动出击的部队，又兼用屯田办法，以保障军粮。九年，张之洞训练山西省军队，先从省标开始训练，革除积弊，使之成为全省军营的模范。李鸿章裁撤直隶省防军；裁撤以后，实际保留直字、荣字、义胜各营数千人，以及淮军亲兵和仁军、盛军、铭军、楚军等马队、步队、水师共三十九营，分别驻防各地。岑毓英认为贵州苗疆多事，原来设置的重兵超过三万人，日久逐渐废弛，完全依靠防军平定乱事；事情平定以后，便把防军并入制兵。云南省制兵中，战兵九千多人，守兵七千多人，分散驻守塘汛、堆卡等处；巡防、缉捕专门由练军负责，于是把战兵集中驻扎在统将驻地，随时整顿。潘霨裁减合并江西省防军，实际保留七千八百多人，每哨继续裁去十多人，酌情在省内合并。曾国荃核查广东省募兵人数：光绪六年，张之洞曾募沙民一千人守卫虎门，杨玉科增募一千人以及惠清营五百人，郑绍忠募安勇二千人；八年，募精锐勇兵一千人驻守钦州，邓安邦又募一千人，分散驻守广州各属地。广东省额兵实际保留九千多人。十年，奎斌裁汰山西省两镇兵三千多人，挑选训练大同镇马队、步队各一营，以及太原镇步队一营。十一年，卞宝第裁减湖南省绿营，选精壮者编为练军，发给双倍军饷；不足额数的部分，用营勇补充。希元等从吉林防军左右路马步营中抽调一千五百人，又从未训练的兵和八旗台站西丹中选取三千人，编为吉字营，分为左右两翼，修筑壁垒，归营训练。岑毓英把云南省沿边的防军一万六千人编成三十营，每年瘴气消退时亲自巡历边疆，巡视防务。卞宝第把湖南全省额兵的一半分出，加以训练，编为巡防营。十二年，刘秉璋认为四川省防营逐渐沾染旧习，便把寿字、武字等十营和巡盐五营全部选练整顿。十三年，穆图善整顿东三省练兵事务，每省挑选训练马队二起、步队八营，使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自达到四千五百人；又把克鲁伯炮六十尊分配给三省防营。刚毅裁减山西省额兵六千人，就着原有饷银训练军队：抚标马队一旗、步队三营，太原镇马队二旗、步队四营，大同镇马队七旗、步队二营，编组成为军队；北路则以树字各营分地巡防。十四年，岑毓英从云南省内地防军和边关勇营中共选练九千六百多人，使之达到全省战兵五成的数目。但云南边境辽阔，分区防守仍然不足，于是增加训练三十营，共一万五千四百多人，分别防守腾越、蒙自各边，以及大理、普洱各府。十五年，谭钧培重新制定云南省的营制。云南防军在光绪二年时，刘长佑挑选训练战兵，以三百七十人编为一营。十年，岑毓英督师出关，把二百二十人改编为一小营；每营分五哨，每哨四队，每队十人。十一年，合并训练各营，以一半防守内地、一半防守边境，仍以二百人上下编为一小营。调防的八成战兵共七十七营，留防的粤勇十二营、倮黑防勇六营、西南土防二十五营。于是裁汰三成，归并整齐，以三营合为一营；每营分编五哨，中哨六队，其余各哨三队，以分散的部队合并整编。最终战兵二十六营，粤勇五营，倮黑勇二营，土勇十三营。十六年，张曜训练山东省步队一营。十七年，福润增加训练步队左营。鹿传霖认为陕西省自战乱以后，兵制尚未恢复，于是酌情保留马、步防军和练军各营，居中策应；各路马队有利于巡查缉捕，便把步队改为马队，以节省粮饷，共有防军、练军马队一千五百人，驻守平原和北山的要地。张煦认为湖南省自湘勇返回原籍以后，完全依靠防军镇压各路；防军共有一万人，水勇二千四百多人，于是加以合并、裁减和增补，使各部互相声援。二十一年，依克唐阿编定奉天省炮兵三哨，与原有防军合编为五营；又把效力的猎户二千人编为四营。这一年，张之洞在江南创练自强军十三营，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全都仿照欧洲。二十二年，张之洞在湖北训练洋操队二营。聂士成从驻防直隶的淮军中选练马、步队三十营，仿照德国的营制和操练方法，编为武毅军。二十三年，张之洞认为练军的关键在于操演，便命令分防各营每次抽出十分之一轮流到省城，教授新式操法；等训练完成后，再转而教授各营。

译二十四年，王毓藻训练贵州军队，先把省防三营改练洋操，再逐步推广到各营。王文韶从直隶全省的淮军、练军中挑选留下二万多人，编为二十营，分属左右两翼，驻守大沽口和山海关；又以练军三十三营分防内地及热河等处。色楞额认为热河兼辖蒙古两盟十七旗，而马、步防兵只有一千人，于是增加训练壮丁五百人编为一营，马队五百人编为二营，另配炮队一百人。增祺认为福建省多山，新练防军应当以步队为主，兼用炮队，于是增制过山快炮十二尊。胡聘之认为东、直、秦、豫各省都有防军，每年支取军饷从数十万到百万不等，而山西省屏蔽京畿边疆，只有练军五千人，于是增加训练新军，以巩固西路防务。荣禄因北洋四大军已经训练成形，便分路驻防：以武毅军驻芦台为前军，甘军驻蓟州为后军，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新建军驻小站为右军，另练一万人驻南苑为中军。因军械不足，命令江南机器局拨运新式快枪三千支、快炮七尊；原有淮军一万二千人、防军和练军一万九千人，也归并训练。刘坤一把江南省江宁、镇江、吴淞、江阴、徐州五路的防军全部改练洋操，所使用的军械也统一规格。这一年，命令王大臣从京师神机营的马、步兵一万人中选取精锐，编为选锋营。又命令北方各省营伍由新建军派员教习，南方各省营伍由自强军派员教习；东三省防军、练军各营伍，则由北洋武备学堂派人教习。二十五年，李秉衡上奏说，奉天的仁军、育军训练已经完成，应选择地点修筑营垒，使之成为重要军事据点。裕禄认为直隶防军、练军数量太多，于是挑选留下马、步精兵一万零八百多人，编为练军步队十二营、马队二十营，重新制定营制：步队每营三百人，马队每营二百多人，共三十二营，分为直隶练军左右两翼，由通永镇总兵统领左翼，天津镇总兵统领右翼；新建军等各军仍与宋庆的二十五营分别驻守原有防地。刘树堂把浙江防军中的云字、吉字、胜字、旅字各营共十一营二十三旗，合并为五军，命名为两浙新军，采用北洋武毅军的操法训练。松寿认为江西省防军有忠新等营二千多人，内江及赣防水师二千四百多人，武威等营旗三千多人，分布在各路，于是在省城设立全省营务处，作为训练各军的总机构。刘坤一把江南各军合并为三十七营，采用新法训练，逐渐见到成效。文兴把盛京八旗制兵淘汰弱兵、保留强兵，仿照北洋练军的新法训练。裕祥从四川驻防的旗兵中选精锐编为一营，阵法和营制与防军相同。松寿把江西省新训练的防军三千人拨运南、北洋的新式枪炮，以供操练。黄槐森选取广西省各军，先从省标、提标和左右江各营中挑选训练一千四百人，作为各军的模范。廖寿丰把浙江省宁波、镇海各营依次改练洋操；省防各军先训练步队三哨、炮队一哨，标营以及防军、练军等，等四哨训练完成后轮流改练，并推广到全省。二十六年，端方把陕西新练洋操的马、步十三旗分布在南北山隘驻防。这一年，命令各省疆臣严格制定惩治将弁贪污的刑法，并整顿浙江省防营的积弊。二十七年，李兴锐认为江西防军人数不一，于是分为五路，厘定人数：以中军为常备军，前、后、左、右军为续备军；每军五营，每营五哨。刘坤一把江南武卫先锋军、江胜军各二千人编为常备左右军，其余四十多营防军全部编为续备军。岑春煊认为山西省兵制混乱不一，有练军、防军和晋威军之分，于是仿照北洋武卫军的制度，把省标三千人分为左右两翼，编作常备军；把太原、大同两镇的兵合计训练三千人，编作续备军。魏光焘把云南省防军二十四营改编为常备军十二营；原来每营二百五十人，改为每营三百人；原有练军改为续备军，全部练习洋操。丁振铎从广西省防军三营中选一千人编为常备军，各属防军则根据人数多少，分别训练一队或二队。邓华熙把贵州防军及威远营合并训练五营，共一千五百人，作为常备军；东西两路练军和缉捕营共二十九营，选练五千七百人，作为续备军，分守各处要隘。这一年，在天津设立军政司，全面掌管直隶省淮军、练军各防军的操练和防务事务。二十八年，升允认为陕西省新旧各军都已经改练洋操，于是选精锐六旗作为常备新军。把忠靖八旗两翼的步队、武威两翼的马队改为步队十二旗，其中六旗作为续备防军，六旗作为续备长军；防军负责地方防守，长军用于开荒，并以马队、炮队辅助。二十九年，夏时认为江西省新军只有一千二百人，江防事务重要，实在不足；九江是全省门户，于是另行招募一军，也编为常备军。连同中、前两军常备军共十营，专门防守省城和九江两处；以左、右、后三军续备军分守各地。三十年，曹鸿勋认为贵州各军在光绪二十六年改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共二十四营，后来因沿边戒严，又增加招募防勇十九营；但筹措军饷困难，于是酌情减少每营人数。防军、练军和亲兵共裁减保留一万零五百多人，并逐步改练洋操。潘效苏从新疆标军、防军、巡军、练军共三万二千多人中，选留正式勇兵一万三千多人，分配到南北各路驻防。

译三十一年，练兵处王大臣认为山东省武卫先锋队二十营分散驻防，命令选择地点屯驻，并增加招募兵员编成镇。此年，命令铁良校阅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各省的防军、练军、陆军、旗兵和巡警兵。铁良遍阅各军，发现大多军械不统一，操练方法也没有完全熟练；旧营改练，进步十分迟缓。只有安徽练军二队、九江常备五营和湖北二镇较为出色。三十三年，张之洞把沿江督捕营、下游缉匪营改编为水陆巡缉队。王士珍把江北巡防队改为步队六营、马队二营；其余淮海水师、练军卫队全部仍按原制。锡良把云南防军二十七营、铁路巡防十一营、土勇一营，共三十九营，逐步改编为新军；以全省防军每营二百五十人为定额，分为南防、西防、普防、江防、铁路巡防五路，共四十七营。宣统元年，把热河巡防强胜营改编为常备军；把察哈尔原有的精壮、精健等营改编为巡防马队一营、步队二营。徐世昌把奉天巡防队分驻五路剿匪，随后合编为步队一标，河防营也全部改编。王士珍因江南防军步队六营、炮队二营改隶江北，于是把原有巡防队和留下的防营合编为巡防第七营；巡防步队共八营，准备训练成一镇。原有卫队增加招募一哨，编为一营；另有练军三百人、水师十棚，也都改为巡防队。沈秉堃认为云南防军中各属的保卫队属于旧日团营，名义上叫营队，实际上是乡团，不能立即改为巡防队。广福认为伊犁军标汉队是金顺西征时营勇的旧部，其营制、饷章都仿照湘军，于是遵照新章，把步队一营、马队二旗编为左路巡防队，马队二旗编为右路巡防队，分别驻扎惠远、惠宁各城。袁树勋认为山东省原驻的淮军在光绪二十四年移防长江，后来又增加防兵二营驻守兗、沂二府和德州，这些地方都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不能立即裁撤。联魁因新疆筹措军饷十分困难，便把原有防营改编为步队三营、马队二营，又增加编制工程兵一队、马队一营，勉强编成一协。宝棻认为山西省军队原来分为太原、大同、口外三大支巡防队，于是归并后分编为中、前、后三路，各由统领节制，共有马、步二十二队。吴重熹认为河南省巡防营不符合部颁章程，于是把全省巡防步队二十八营、马队十二营分为五路：豫正左军为中路，南阳镇为前路，归德镇为左路，河州镇为右路，豫正右军为后路。赵尔巽把四川省防军二十九营编为六军，每军六营，分中、前、后、左、右、副中六路，分驻各防区。防守宁远的靖字二营和游击步队二营，增加招募宁远靖字后营，改为巡防副左路、副右路两军，每三营编为一军。成都驻防满营也改编为巡防队三营，使编制统一。瑞澂认为江苏省各营编练成一协之外，还有太湖水师巡防队、陆师左右巡防队，这些是由陆路三旗以及苏捕营卫队等先后改编而来，于是逐步换防调操，以免松懈。二年，岑春蓂改编湖南省巡防队，酌情制定饷章，当日成军；其余缉私三旗改为南路巡防队。孙宝琦改编山东省巡防队，中、前、后、左、右五路全部从各驻营的中哨中改编；炮队以六尊快炮编为一队，各府、州、县的巡勇全部改为巡防队，兗、沂、曹三府原有的巡防营也遵照新章编练。恩寿把陕西省巡警军全部改为巡防队。杨文鼎把湖南省巡防队分为中、东、西、南四路，驻防各府。昆源把察哈尔八旗壮丁编练为巡防马队。松寿把裁撤福建全省绿营兵改编为巡防队十六营，分五路驻防各府。张人骏把两江巡缉队和师船十艘改为探访队；沿江巡防队确实很有成效，于是把协助解送北洋淮军的饷银改作巡防军饷，并把江防军分驻江宁省城。锡良把奉天原有的协巡队、备补队、炮队、卫队等防营遵照章程改编为陆军步队一标、炮队一营。这一年，山东、山西巡抚都计划暂缓裁减巡防军，以安定地方。三年，张人骏认为两江巡防军关系重大，其中属于江宁的有马、步队三十二营，属于江苏的有步队六营，属于江北的有步队八营一哨、马队一营；江南、江北地势险要，不能议论裁减。他又计划把新兵中副二营留下防守的三队改为第一、第二、第三巡防队，以一哨作为提督卫队。丁宝铨认为山西太原满营在光绪二十八年已经改练新操，于是遵照章程改编为巡防队。恩寿认为陕西省巡警军已经改编为巡防队，并设立马、步巡防营务处。庆恕认为青海开垦荒地，已经开垦六万多亩，原有巡防队不足以分布防守，于是增加训练防军一旗。诚勋认为热河虽有直隶练军八营，但只防守朝阳、建昌一带；此前陆续训练的巡防队十三营，分守各属地，不能立即改编为陆军。张勋把长江巡防马队、步队、炮队十三营分驻浦口、六合、江宁、苏州、怀远各府县，并在沿江地区广泛布置侦探，以肃清盗匪的根源。瑞澂认为湖南六营已经裁撤，于是从抚标兵中选取精壮编为巡防一营。这就是改设防军、练军的大致情况。自咸丰年间战事兴起以来，绿营改为勇营，后来又改为留防营、练军、巡防队和陆军，兵制不断变化并日益更新。到了宣统年间，不仅绿营全部淘汰，就连湘营、淮营的勇兵驻守南洋、北洋的，所剩也没有多少了。

译陆军新制开始于甲午战争以后。步军统领荣禄上疏保荐温处道袁世凯训练新军，这支军队称为新建陆军。后来又在小站训练军队，称为定武军。两江总督张之洞聘请德国人训练新军，称为江南自强军。此后，荣禄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身份统辖北洋海军和陆军各军，进一步训练新军，这就是武卫军。庚子之乱以后，各省都组建训练新军，有的把防军改编，有的采用新式方法招募训练。到光绪三十年，划定军制，京师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立督练公所，把新军区重新划定为三十六镇，新军制度才开始统一。三十三年，京师和各地新训练的陆军，除禁卫军外，统计如下：近畿第一镇驻扎京北仰山洼，军官七百四十八员，士兵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四名；第六镇驻扎南苑，军官七百四十七员，士兵一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名；直隶第二镇驻扎保定、永平等府，军官七百三十七员，士兵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名；第四镇驻扎马厂，军官七百四十八员，士兵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名；山东第五镇驻扎省城、濰县、昌邑等处，军官七百四十八员，士兵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四名；江苏第二十三混成协驻扎苏州等处，军官二百七十四员，士兵四千三百四十五名；江北第十三混成协驻扎清江浦，军官三百七十六员，士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名；安徽步队二标、马队一营、炮队一队驻扎省城，军官二百五十三员，士兵四千一百五十五名；江南第九镇步队一营、马队二队驻扎省城，军官七百八十九员，士兵八千二百五十五名；江西步队一协、马队二队驻扎省城，军官二百三十一员，士兵四千二百八十七名。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驻扎省城，军官三百三十八员，士兵五千六百一十八名；步队一协、马队和炮队各一营调驻京城，军官一百六十二员，士兵三千零八十五名。湖南步队一协、炮队一营驻扎省城，军官二百四十八员，士兵四千零五十六名。湖北第八镇驻扎省城，军官七百零二员，士兵一万零五百零二名；第二十一混成协驻扎武昌、汉阳和京汉铁路沿线，军官二百八十八员，士兵四千六百一十二名。浙江步队一协驻扎省城，军官一百五十九员，士兵二千三百八十四名。福建第十镇驻扎省城及福宁、延平等处，军官四百五十五员，士兵六千七百八十八名。云南步队一协、炮队一营驻扎省城及临安，军官二百三十八员，士兵四千二百四十八名。贵州步队一标、炮队一队驻扎省城，军官一百零七员，士兵一千八百四十六名。四川步队驻扎省城，军官十二员，士兵六十一名。山西步队二标、马队和炮队各一营驻扎省城，军官二百六十二员，士兵四千五百五十七名。陕西步队一协、炮队一队驻扎省城，军官二百二十员，士兵三千九百三十六名。甘肃步队二标、炮队一营驻扎省城、河州、固原、西宁，军官二百二十一员，士兵四千一百二十八名。新疆步队一协、马队一标、炮队一营驻扎省城，军官一百六十七员，士兵二千三百二十二名。东三省第三镇驻扎吉林省城、长春、宁安、延吉以及奉天锦州等处，军官七百五十三员，士兵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三名；第一混成协驻扎奉天省城，军官三百零三员，士兵三千零五十九名；第二混成协驻扎奉天新民等处，军官三百零四员，士兵五千零五十三名；步队一协一标、炮队一营驻扎吉林，军官三百六十一员，士兵七千八百七十名。宣统三年统计，除上述各军外，浙江编成第二十一镇，云南编成第十九镇，四川编成第十七镇，奉天编成第二十镇，吉林编成第二十三镇，广东编成第二十六镇驻扎省城，广西编成第二十五镇驻扎省城及桂林等处，先后共编成二十六镇。不久，武昌陆军首先发生变乱，各省纷纷响应，因此三十六镇最终没有全部建立起来。

译《志》第一百零八。兵制志第四。乡兵。乡兵始于雍正、乾隆年间，随募随散，起初并不是国家正式编制的军队。嘉庆年间平定平川、楚地教匪后，乡兵的功劳才开始显著。道光末年，粤西盗寇兴起，各省举办团练，其中有的驻守地方，有的随营出征剿匪。侍郎曾国籓率领衡州、湘乡团练讨伐盗寇，把乡兵训练成勇营，并用军队制度加以编制指挥，最终平定了大盗首领；这些军队起初都是乡兵。边疆地区在剿匪时也使用乡兵。东三省的乡兵中，有宁古塔以东的赫哲部、克雅克部，以及混同江东北的鄂伦春部；那里不设置佐领，只设置乡兵姓长。黑龙江地区有打牲人；江南的锡伯、卦勒察，江北的索伦、达瑚尔，则附属于满营。蒙古地区除蒙兵外，还有奇古民勇。山西、陕西边外有番兵和僧俗兵。四川、云南、贵州边境有夷兵、土司兵和黑倮勇丁。西藏有藏番兵。这些都与内地乡兵不同，所以不详细记载。各直省的乡兵，名称有屯练、民壮、乡团、猎户、渔团、沙民等。乡兵额数多少不一，武器装备优劣不同，饷章增减也没有定规，主要因为他们聚散没有常态，所以同额兵大不相同，没有固定编制可供记载。现在特意把它的始末记载如下。雍正八年，鄂尔泰平定西南夷乌蒙的叛乱，调动官兵一万多人，乡兵人数为官兵的一半，于是平定东川，这就是乡兵的开始。乾隆三十八年，朝廷出兵小金川，定边将军温福、定西将军阿桂上疏说，调动满洲兵路途遥远、费用很重，不如多用乡兵，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四川乡兵中，以金川屯练最为强悍。金川平定以后，设置屯练乡兵，粮饷是额兵的两倍，分驻大金川、小金川两路；春夏训练，秋冬搜集、打猎；发生战事时搜查、围剿山路，退兵时担任殿后。嘉庆初年，苗疆发生事变，傅鼐依靠乡兵平定苗乱，功劳在各将领之上。诏令傅鼐总理边疆事务，并命令各省督抚按照傅鼐训练乡兵的方法训练官兵。川、楚教匪之战中，官兵负责征讨，而乡兵立下的功劳更多。功绩最为显著的，文臣是四川按察使刘清，武臣是四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他们各自统领乡兵，分路剿匪，大小数百战，终于取得了显著战果。嘉庆十七年，云南边外的野夷倮匪肆意骚扰，而缅宁、腾越各要隘都是瘴疠之地，难以驻扎官兵，于是训练乡兵一千六百人，其中八百人驻守缅宁的丙野山梁等处，八百人驻守腾越的蛮章山等处，以减轻省内官兵调遣的劳苦。当时苗疆已经完全平定，也增设乡兵，共有屯丁七千人；他们在训练之余，开垦屯防田数十万顷。道光二年，命令直隶疆臣招集团练，修筑土堡，彼此互相策应。十五年，命令各州县按额设置民壮，全部充实、补足并训练；又命令各省民壮每月随营操演，用纪律加以约束。这一年，调大小金川乡兵一千人，按一千人的数额发给粮饷，随营出征作战；返回屯地后，仍按五百人的数额供给粮饷。二十一年，命令山东巡抚在蓬莱、黄县、荣成、宁海、掖县、胶州、即墨所属的十三枭编练乡兵，互相防卫。又命令沿海疆臣仿照浙江定海县修筑土堡的方法，在靠近海边的村落招募乡兵，修筑土堡，以联络声势。二十三年，命令广东省用团练协助防守海口。不久，疆吏上疏说广东民风适合组织乡团，已经招集十万人，以升平学社作为团练总汇之地，并推广到韶州、廉州等处，一律举办。二十六年，命令各州县民壮随营考察技艺。这一年，甘肃沿边番贼肆意骚扰，命令疆臣招募猎户一千人，编为一军，供远距离侦察和近地防守使用。到了道光末年，张国樑招募广东潮州乡兵追逐粤寇，转战向东南进军，最终因其强悍而不服约束，导致溃散。咸丰二年，命令在籍侍郎曾国籓办理湖南乡团。不久，曾国籓上疏说，先行训练勇兵一千人；所办理的是官勇而不是团丁，这就是乡团改为勇营的开始。三年，命令山东登州、莱州、青州三府举办联庄团练，并发给武器。四年，命令甘肃沿边增加招募猎户三千人，以防御番骑。八年，安徽巡抚翁同书上疏说，皖省定远、寿州、合肥等县举办团练，十天之内远近纷纷响应；盘踞和州的盗贼屡次出动焚烧抢掠，大多被乡团击退。因为乡团深明大义、踊跃同仇敌忾，所以对办理团练的董事、团总等人传谕嘉奖勉励。九年，河南巡抚恆福上疏说，皖寇逼近河南边境，于是命令道、府等大员在接近皖寇的地方举办乡团，睢州等州县已经修筑堡寨数十处。不久，又传谕河南官绅训练乡勇、联合村庄修筑寨堡，迅速办理。十年，谕令胜保等督办乡团，以便统一指挥，并斟酌制定章程，凡是办理团练的州县一律遵行。只是乡团轮流调往营地，所领取的粮饷容易滋生弊端，不得冒领滥发。又下谕说：“江苏等省在籍绅士，除已经办理团练的以外，其中明白大义、约束自身而办事公正的人，自然不在少数。所有在京的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大小官员，对于如何举办乡团、配合官兵剿贼以及防守等一切事宜，都要各自陈述见解、举荐所知，立即上报朝廷。”

译不久，侍郎沈兆霖上疏陈述：“自咸丰三年以后，朝廷接连下旨举办乡团，已经实行过两次、三次，各省官绅士民没有不遵旨办理的，但贼势猖獗，最终却没有成效。这实在是因为敷衍塞责、粉饰表面，没有切实研究办理；有的招募壮勇充数，只图外表好看；有的借机营求私利，反而成为填不满的欲壑。平时便倚仗乡团进行威胁，扰害乡里；一有警报又首先逃跑，最后流为盗贼。议论此事的人几乎认为乡团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却不知道既然名为民团，就应当以百姓组成团，而不能用招募壮勇来敷衍塞责。百姓由绅士统领，那么绅士的邪正就应当慎重选择；绅士倚靠官府，那么官员的贤能与否就应当严格辨别。不把各团归并为一条系统，就没有人督察，必定不能做到统一而坚固；不专心致力于四乡，城防即使严密，也难免四面受敌。官员和绅士应当彼此信任，不应彼此龃龉。军队和百姓应当相互顾念，不应彼此仇视。主持一方疆政的人应当知道，百姓本来就是我们的百姓，与其使用少数军队，哪里比得上使用多数百姓？担任将帅的人应当知道，军队本来就是我们的百姓；我能够救护百姓，自然百姓也能救护我。如今贼寇气焰猖獗，若不切实办理民团，更没有安全地方的办法。” 于是拟定上报十二条办事办法：“第一，民团必须招募本地有产业的百姓，不可招募市井无赖。第一，应当划分地段，距离贼寇一二百里的地方最为重要；距离贼寇稍远、中间隔着一两个县的地方次之；距离在三四百里以外的地方，则可以缓办团练。第一，各州县的重要地点都应一律办理团练，不要使一处疏漏，让寇贼能够乘隙进入。第一，办理团练应当在四乡加密布置，有警时相互支援，无事时严格盘问查究奸邪盗贼，这样城防才可以完固。第一，州县长官应当选择贤能之人；他们与办理团练的绅士不得各存意见，也不得任用劣绅。第一，应当选派道、府一级的大员分路办理团练，使各县联成一体。第一，民团有紧急情况，官兵要迅速前往救援，不得观望。第一，应当选择要地设置关卡盘查。第一，民团只能在当地协助作战，不应调遣，以免变成练勇而失去原有职业。第一，立有功劳的应立即奖励，待遇应比官兵稍优。第一，团练费用应当自行捐集、自行办理，不得借机牟利。第一，民团办成以后，可以减少分散防守的兵力，集中编成军队，进攻和剿灭贼寇会更加有力。” 同时奉诏陈述意见的，还有载垣等所议定的团练章程十条，以及贾桢等所拟定的办理章程八条。不久，任命顺天府府丞毛昶熙为督办河南团练大臣，南汝光道郑元善为帮办团练事宜，按照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的章程办理。任命户部右侍郎杜▯为督办山东团练大臣，登莱青道贡璜、登州府知府卢朝安为帮办团练事宜，按照大学士贾桢等拟定的条款，并参考河南章程，体察实际情况办理。又因为皖南地方十分重要，应当一律办理团练，命两江总督曾国籓察看情形，选择熟悉军务且素有声望的人，酌情保举一人，立即命其督办皖南团练事宜。不久，曾国籓回复陈述：“乡团本来是好的办法，但执行不善，县官只借此征敛费用，办理团练的绅士也随之分肥；贼寇到来时先行溃逃，贼寇退去后又加倍苛派，反而成为地方的弊端。我所经过的各省，从来没有见过乡团能够专门击败一股贼寇、专门攻克一座城池的，不过是跟随官兵之后，胜利时贪图财物，失败时首先逃跑，常常借口工食太少。各地办理办法又不一致，大多给付钱文，团丁领取的饷银与官勇的通常价额相同，甚至超过。所征取的民间费用，无非是劝捐、抽釐一类。这样既失去了团练的本义，又严重妨碍军饷。如今奉旨举办皖南团练。皖南山岭关隘错杂，如果修筑碉堡、设置关卡，凭借险要防守，徽州、宁国各处要隘应选择地点修筑碉堡，以资防守。有在籍翰林院编修宋梦兰，在贼寇从太平县窜扰徽州时，督率并带领练丁协力严守，众人议论一致称许。请立即让该员办理皖南团练事宜，会同委员，督促劝导各属绅士百姓，兴建碉堡要塞。尚未攻克收复的地方，由官兵负责攻剿，一概不许团丁跟随前往；已经攻克收复的地方，由绅士乡老修筑碉堡，由团丁驻守。” 这样或许能够使军队和百姓两方面都得利，名义和实际相符了。” 又因为四川地处险峻边疆，与云南、贵州相邻，云南的匪患不断骚扰，尚未肃清。嘉庆年间，四川举办乡团，实行坚壁清野的办法，取得了显著成效，本应仿照办理。关于应办的各项事务，谕令四川在京各员根据地方情形各抒己见；官员绅士中有通达时务的人，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以等待后续命令。同时，尚书陈孚恩等认为江西与安徽、浙江、广东等省相邻，上疏请求办理团练，酌情保举办事人员，并拟定团练事宜八条。奏疏送入后，准许施行。任命在籍翰林院修撰刘绎为江西督办团练大臣，吉南赣宁道沈葆桢、甘肃安肃道刘于浔为帮办团练事宜，按照陈孚恩等拟定的章程，妥善办理。同时，督办河南团练大臣、顺天府府丞毛昶熙上疏陈述团练办法，并斟酌拟定规条：一是增修堡寨以扼守要隘；一是讲求险要地势以便堵截防御；一是慎重选择主持办事的人以便统一指挥；一是分别挑选团丁以备训练；一是摊派练团费用以备公用；一是彼此声援以资联络；一是申明号令以统一众人的意志；一是严格制定约束以禁止顽劣暴行；一是秉公赏罚以表示劝勉和惩戒；一是严密察访奸邪盗贼以防止内应；一是表彰忠义以振作民气；一是办事贵在务实，以希望取得成功。奏疏送入后，准许施行。

译毛昶熙又上疏陈述河南团练，主张先从归德、陈州二府办理。此前统兵大臣胜保因为调集团丁不齐，强迫百姓出资雇佣壮丁，统计勇丁粮饷和运输费用，比正供赋税多出数倍，百姓苦于负担，纷纷呈文请求；仅抽丁一项，民力已经耗尽，乡团势必难以再次办理。开封等府的百姓听说归德、陈州雇勇的苦处，也都观望不前，不肯切实办理。团练一事，仍恐怕有名无实。不久奉旨说：“使用百姓的办法，总要深得民心。胜保等办理的章程既然不合民心，就应当改弦更张，以求收到成效。庆廉应当体察情形，将这项雇勇酌情裁撤。毛昶熙按照载垣等议定的章程，立即集中编练团勇，以辅助兵力。”又因为甘肃控制西部边陲，地方辽阔，并且与陕西、四川相邻，匪患尚未平定，本应一律举办团练以安定边疆。甘肃省所有团练事务，立即命陕甘总督乐斌督办，并命甘凉道萧浚兰、刑部员外郎吴可读、江西候补道杨升帮办团练。十一年，以归化的番众僧俗和兵丁四千多人、马匹四千多匹，防御抱罕的羌人。同年奉旨说：“设置乡团，本来是为了补助官兵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必须官员和绅士一体同心，兵丁和壮勇协力合作，在内平靖土匪，在外抵御贼寇，这样对地方才会有益处。若像清盛弹劾所说的山东章丘县水赛街、新城南娄里等庄，以及博山、莱芜等县的乡团，遇到经过的客商和往来的差役，就敢擅自杀戮，连累无辜；抚署的差役和马匹也被劫夺。这样团练抵御贼寇尚未见成效，而抗拒官府、滋生事端却有蔓延之势。巡抚谭廷襄应立即把清盛所奏各项情形严密查访。如果有人借团练名义肆意违法，以及私自设立黑团、聚众抗拒官府，立即严加惩办。”又谕令浙江巡抚说：“先前因为浙江军务尚未平定，筹办团练，劝谕捐输，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生活。如果像王履谦上疏弹劾所说，办理团练杂乱无章，劝捐委员竟让捐户增加捐款至数十倍，并且对捐户加以威逼。如今贼寇气焰逼近浙东，如果因为劝捐办理不善而失去人心，必然会激成内部冲突。” 巡抚王有龄应立即会同王履谦妥善劝导办理，议定章程，不得徇私委派贪婪恶劣的官员。” 同年，左副都御史潘祖廕上疏说：“各省设置团练大臣，办理一年多，竟没有一项成效；请求奖励、请求叙功的人却纷纷仿效，连一座城也没有收复，其无益之处已经完全可以看出。应当把团练大臣分别裁撤，以统一事权并节省浪费。”翰林院侍讲学士颜宗仪上疏说：“设置乡团，本来是用百姓的财力，保卫百姓的身家；如果真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即使由举人、贡生、廪生、监生统领，也足够了，不需要大员督率。如果一定要由高级官员总负责，再由帮办司员分头办理，那就是在督抚之外又设置督抚，在属官之外又增加属官，只会增添纷扰。去年河南办团时，各省团练大臣也纷纷出动。不久因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省情形不同，随即裁撤；而直隶、山东、江南、江北等地仍归团练大臣办理。于是帮办人员假公济私，制造各种纷扰：有的强迫州县供应，有的苛派民间银钱，有的在官府设置捐局之外，团练又设置捐局；有的在官府抽收釐金之外，团练又抽收釐金；有的查阅各处团防，造成支应繁杂，地方告乏；有的任凭家人奴仆勒索规费，约束又不严格。” 帮办人员有十多人，也有几十人，他们的薪水全都出自剥削民间。刁滑的生员、恶劣的监生因此把持地方；狡猾的吏员、贪婪的人借此谋求名利，流弊实在很多。各省团练大臣中，直隶的桑春荣操守还算严谨，山东的杜▯已经有很多非议；至于江北、江南所办理的乡团，从去年到现在，没听说有团练大臣收复一个州或一个县，只是骚动天下，有害无益。如今山东杜▯已经撤回，河南毛昶熙稍有成效，直隶、江南、江北等处的团练大臣也应一并撤回。各省州县中距离贼寇较远的地方，停止办理团练，以安定百姓的产业；距离贼寇较近的地方，仍责成地方官切实办理团练，由本省督抚总理其成效，这样事权才不会分歧，商人和百姓也可以免受更多扰害。” 不久奉旨说：“直隶团练大臣桑春荣回京任职，直隶团练事务责成文煜办理。江西团练大臣刘绎来京任用，江西团练事务责成毓科督同官员绅士办理。两省在京官员中如有回原籍办理团练的，各部院查取其职名，命令来京任职。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江西团练大臣庞锺璐，他们办理团练是否仍须由本人主持，还是可以裁撤，命曾国籓、薛焕迅速议定上报。王履谦帮办浙江团练，同时办理浙东捐务，如今浙江军务正紧急，实在难以立即撤去。命王有龄会同王履谦切实筹办，以巩固边疆。毛昶熙在河南归德取得了成效，是否仍命毛昶熙督办团练，以及有哪些可以把握的地方，命严树森迅速议定上报。” 不久，两江总督曾国籓回复说：“设置团练，只能防御一千多人组成的小股流动匪徒，不能剿灭数万人的大股强悍贼寇。团丁的口粮，如果太多，就与招募壮勇的价格相同，没有必要只称作团练；如果太少，就与官勇的饷额相差悬殊，不能使他们拼死效力。团防经费如果从丁税、漕粮、釐金、捐款四项中筹取，就会妨碍督抚筹款的途径；如果设法从这四项之外筹取，则更加无从下手。事权既没有专门归属，刚性办理和宽缓办理实际上都觉得困难。晏端书在江北没有设置发饷机构，只劝各县修筑圩寨自行保卫；庞锺璐在江南激励劝导乡民，使他们懂得同仇敌忾的道理，办理都很有斟酌。如今贼势，决不是乡团所能取得功效的。应等贼寇气焰稍微衰弱、大功将要完成之后，再办理团练以做好善后。晏端书、庞锺璐二人，清廉有操守而有美好声望，在内地任职最为合适。应请求裁去团练差使，回京任职。”奏疏送入后，准许执行。

译同治元年，奉旨说：“设置乡团，本来是为了使百姓自己保卫身家，借此保全地方，以辅助官兵。此前因为各路办理团练的大臣随带很多人员，任意骚扰百姓，有害无利，所以陆续裁撤，仍责令地方官切实主持办理。然而近来统兵大员和守土的州县长官，有的担心乡团分去饷银而轻率裁撤，有的怀疑乡团没有益处而把它视为一纸空文，于是民心不稳，盗贼横行，所经过的州县村庄常常遭到劫掠。这又是地方官不能因地制宜举办团练造成的，因噎废食，贻误实在很多。今后各省团练，仍由督抚大臣通令各州县，选择公正的绅士，切实兴办。务必使官府不加掣肘，百姓完全同心，城市和乡村的声势彼此联络。对于认真办理、保全地方的人，应将其实际劳绩说明，予以保举奖励。” 二年，都察院代为转呈山东贡生硃德秀陈述团练事务的条文，其中有许多话值得采纳，于是命硃德秀回原籍，随同英桂、赵德辙办理团练；又命英桂督促官员绅士根据地方情形认真办理团练，不得有名无实。同年，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上疏说：“各省训练团丁、修筑寨堡，本来是为了帮助守望、抵御盗寇，是权宜补救的办法。然而各团往往因为有寨堡可以凭据，便轻视官长，擅自审理诉讼；有的聚众抗拒交粮，有的挟私仇持械斗殴，甚至图谋不轨，占据城池杀害官员，如山东的刘德培、河南的李瞻先后倡乱；安徽的苗沛霖尤其凶悍而反复无常，使军队劳苦、军饷耗费，最后才得以陆续剪除。办理团练开始时是合并一乡为一团，后来又联合众团成为一练。地方广大、人口众多，良莠不齐；不肖团长有跋扈的情形，而承办团练的绅士又不能防微杜渐、随时揭发，因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头。何况捻匪多次窜扰的地区，也没有见到各团抵御得力。河南团练都由侍郎毛昶熙管理。毛昶熙面对全省地方，势必难以周遍巡视、兼顾各处；而各练既有专门管理的大员，地方官反而与之呼应不灵。如今贼寇气焰渐渐平息，请命毛昶熙回京任职，所有团练仿照直隶、山东的例子，归地方官管理，以统一事权。并请下令河南巡抚严密查察各团，如有增置军械等事，都责令先向地方官禀报，经批准后置办。” 如果不肖团长借修筑围寨、制造器械之名，种种搜刮钱财，使乡民困苦疲累，就应立即严惩；这样或许可以使权力归于上级，避免滋生弊端。”御史裘德俊上疏说：“举办团练，本来属于有治理之人而没有固定治理办法。如今直隶善后章程中，有抽调乡团训练的议论。但抽调乡兵，必须遇到贤明的州县长官，能够驾驭得法，才能使权力不向下转移，百姓不受骚扰困累。如果遇到不肖的州县官，借机苛刻搜敛、抽调壮丁、派征费用，吏胥便乘机作奸，上下都想从中饱私囊，百姓已经无法生活；再加上每县聚集数百人，其中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以强凌弱，甚至倚仗人多把持地方，一旦出现乱象，更容易彼此响应，不能不预先作长远考虑。” 不久奉旨说：“山东乡团已经由官府主持办理，河南省团练事务也一概归官府办理，以统一事权。至于直隶抽调训练团丁一事，由督臣刘长佑权衡利弊，是否可行；如有窒碍难行之处，立即据实上报。” 六年，李云麟招募奇古的民勇，驻扎在八里冈，与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的蒙古兵形成犄角之势。七年，谕令各地疆臣说：“捻寇已经荡平，壮勇也都各自返回乡里。实在担心江南、安徽、河南、山东从前遭受兵乱的地方，难免有盗匪潜藏，乘机为害。江、皖等省督抚，应在徐州、海州、颍州、亳州、归德、汝州、曹州、沂州等处，命各地方官劝谕民间照旧修理圩寨，整顿乡团，互相保卫。此外各处民团也应一律整顿，慎重选择州县长官，安抚良民、铲除暴徒，以安定地方。” 十二年，因四川峨边▯的蛮族投诚，选拔其中人员充任千户、百户等职，编制夷兵，修建碉堡。光绪六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招募沙民一千人协助守卫虎门，杨玉科增募一千人以及惠清营五百人，郑绍忠招募安勇二千人；所招乡兵，按照勇营的编制加以编组。同年，命黑龙江将军除增练马队外，在秋冬两季招集打牲人等，加以训练。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认为江苏沿江沿海州县以捕鱼为业的人很多，他们对内江、外海的风涛和沙线都十分熟悉，而崇明尤其是各海口渔户争相前往的地方。其中有技艺勇武并且熟悉洋务的人，各处都不少。外国船只驶入内江时，常常雇用渔户作向导。江苏从川沙到赣榆的二十二个州县濒临江海，渔户约有数万人。于是命苏松太道员督办沿海渔团，在每一百名渔户中选拔身强力壮者三十人，训练渔团五千名，在吴淞口设置总局，在滨海各县设置分局，每月操练两次，学习水上壮勇的技艺，用来捕盗缉私，同时作为水师的后备人选。十一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厘定云南全省营制，把倮黑勇丁编为六营，把西南土防编为二十五营。又因为云南沿边自西向东南都是野人山寨，分布在九隘之外，于是调兵二千人，与原有防军以及乡团、土司协力警备。督办广东军务大臣彭玉麟认为钦州、廉州地方广大而兵力单薄，招募乡团协同防守。同年，吉林将军增加训练防军，以乌拉牲丁辅助，共一万五千人。二十四年，都察院代为转呈湖南举人何镇圭陈述团练事务的条文，命兵部议奏。又谕令说：“侍郎张廕桓上疏请求实行团练，同时臣工屡次提出仿照西方办法训练民兵的请求。如果各省实行团练，就把乡团作为民兵，采用轮番替换的办法，比仓促训练民兵更有把握。广西会匪滋事，尤其应迅速办理，以取得防卫抵御的功效。各省督抚一律切实筹办。各省在三个月内，广东、广西在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形写成奏疏上报。” 三十年，广西巡抚柯逢时命广西各州县增募乡勇八千人，发给毛瑟后膛枪，并命民间多修筑碉堡，共同抵御外来侵侮。

译三十一年，两广总督李经羲增加训练防营，并招募本地乡兵，以备守卫广西边境。新疆巡抚潘效苏认为新疆兵费太重，改为招募本地人，仿照勇营训练，逐步遣散外来的军队。三十四年，云南防军裁减合并，在腾越、临安两路创设团练，借以资助防卫。宣统元年，各省把防营改为巡防队。云贵总督沈秉堃认为云南防军中各属的保卫团，属于过去的乡团，名义上是营队，实际上就是乡兵，不能立即改为巡防队，于是仍旧保留原制。这就是乡兵兴废的大概情况。志第一百九 兵志第五 土兵 土兵只有四川、甘肃、湖广、云南、贵州等地有，调来征伐西南时，常常能够发挥作用。康熙年间，莽依图在韶岭与马宝作战时，瑶兵作为后援。傅弘烈平定广西，也借助了土兵义勇的力量。乾隆年间征讨廓尔喀，调金川土兵五千人；讨伐安南时，也让土兵随军出征。傅恆征讨金川时上疏说：“奋勇摧毁敌军，固然依靠八旗兵；作为向导，必定要使用土兵，其中小金川土兵尤其骁勇善战。”岳锺琪平定西藏，以及咸丰、同治年间讨伐黔、蜀的发匪，都是土兵发挥明显作用的事例。古代西南夷人大多是槃瓠遗种，称为僚、伶、▯、僮、瑶、苗。后来繁衍开来，又有西番、僰人、摆夷、么些、佫亻鹿、咱哩、倮▯、俍、瑶等名称。苗蛮的种类尤其多，如花苗、红苗、花仡佬、红仡佬、白倮儸、黑倮儸都是。土兵大多出自这些族类，所以骁勇强悍而可用。土兵制度方面，甘肃、四川、两广、湖南、云南、贵州有的隶属于土司，有的属于土弁，有的归营汛管辖。甘肃土兵附属于番部；四川土兵附属于屯弁、屯蕃；湖南土兵附属于练兵、屯兵。另有番民七十九族，分别隶属于西宁、西藏。本篇一并叙述。甘肃土兵：狄道州临洮卫指挥佥事管辖十五族。河州指挥佥事管辖四十八户。韩家集指挥使管辖二族。岷州宕昌城指挥使管辖十六族。攒都沟外委百户管辖四十一庄。麻霙里外委土官管辖二族。闾井外委百户管辖十一庄。归安里副千户管辖土民四十八族、番民四十三族。洮州▯卓泥堡指挥使兼护国禅师管辖五百二十族，马兵五百人、步兵一千五百人，土守备一人，千总、把总四人，外委七人。资卜指挥使管辖七十六族，土守备一人，千总、把总、外委各二人，马兵五十人、步兵一百人。著逊百户管辖七族，兵十人。西宁县寄彦才沟指挥使管辖八族，土千总一人，把总二人，马兵五十人、步兵一百人。陈家台指挥使管辖一百十二户，土千总、把总各一人，马兵五人、步兵二十人。乞塔城指挥使管辖四十八族，土千总、把总各一人，马兵、步兵各五十人。纳家庄指挥佥事管辖一百二十户，土千总、把总各一人，兵二十五人。西川海子沟指挥佥事管辖番民十八户、土民三十户，土千总、把总及兵额与上项相同。▯▯迭沟指挥佥事管辖九十户，土千总、把总及兵额与上项相同。循化▯土千户管辖西乡上四工的韩姓撒拉人。保安堡土千户管辖东乡下四工的马姓撒拉人。撒拉人不同于番人和回人，像羌人而信奉回教；旧有十三工，如今八工隶属循化，其余隶属巴燕戎格。▯▯藏土百户管辖五族。大通县大通川土千户管辖五族。碾伯县胜番沟指挥同知管辖七百户，土千总二人、把总四人，马兵和步兵一百人。上川口指挥同知管辖四千户，土千户一人、百户二人、土千总四人、把总六人，马兵和步兵三百人。赵家湾指挥同知管辖一百二十户，土千总、把总各一人，马兵五人、步兵二人。白崖子指挥同知管辖一百五十户，兵二十五人。美都川指挥佥事管辖三百户，土千总、把总各一人，兵二十五人。硃家堡指挥佥事管辖六十二户，兵二十五人。米拉沟指挥佥事管辖七十户，土千总、把总各一人，马兵和步兵二十五人。九家巷百户管辖一百多户，兵二十五人。王家堡百户管辖一百多户，兵二十人。喇守庄指挥佥事管辖七十二户。庄浪掌印土司指挥使管辖指挥佥事、指挥使、指挥同知、正副千户各一人，百户二人，土民十旗、番民八旗；文职隶属甘凉道，武职隶属西宁镇。红山堡掌土司印指挥佥事，兵五十人。古城及大营湾指挥使、大通峡口指挥同知、古城正千户、马军堡副千户、西坪正千户、西六渠百户，都率领亲丁出力，不管辖土民。永昌县流水沟寺千户管辖番民五旗。甘肃番部：狄道州三族，河州十八族，都是康熙年间的旧族，杂居在二十四关以内。洮州▯八族，大小九十多处，也称南番。土司杨积庆统属番民五百二十族。昝天锡统属番民七十六族。杨永隆统属番民七族。著洛寺僧纲杨溯洛旺秀管辖番民二十三族。麻亻尔寺僧纲马昂旺丹主管辖番民二十一族。圆成寺僧正侯洛扎旦主管辖番民四族。岷州熟番四十三族，原先隶属于土司，后来成为归安里；只有白水江以南、南山内外，都是黑番居住的地方，也称若瓦。南山以东由马土司管辖，以西由杨土司管辖，共有番寺三十五所，管辖番民霙古喇哈等二十四族。文县番族五百族，番地二十二处。马百户所属番地二十八处，雍正八年改番归流，称为新民。西宁县番民十三族，番寺三十八族。贵德▯熟番原有五十四族，现存五族；生番原有十九族，现存五族；野番十九族，都搭帐篷居住在河边，大的番寺有六所。循化▯口内有熟番十二族，口外有西番四十九寨，口外有南番二十一寨。丹噶尔▯南乡有熟番一族，河南有西番八族。武威县峡沟有番民三族，沙沟一族，上下大水寺五族，南山八族。镇番县八力曼插汉有番民一族。永昌县有番民五族。古浪县东山围场沟有番民四族，黄羊川五族，柏林沟二族。平番县有熟番三十六族，原有十多万丁，同治年间只剩一千多人，有番寺十四所。洛洛城十三堡有番民八族，二千三百多丁。张掖县有唐乌忒黑番三族，康熙年间授予其首领札付职衔。抚彝通判管辖西喇古兒黄番五族、唐乌忒黑番三族；八族设置正副头目，授予守备、千总的职衔，番民都充任兵丁。高台县有唐乌忒黑番一族，每名壮丁一人缴纳马一匹入营。西喇古兒黄番二族，隶属红崖营。四川土兵：

译松潘▯中营所属土司有七寨，土百户二人、千户五人；左营所属土司有二寨，土千户、百户各一人；右营所属土司有一寨，土百户一人；漳腊营所属土司有五十二寨，土千户十四人、百户二十五人、土目十三人；平番营所属土司有二寨、一寺，土千户三人；南坪营所属土司有二寨，寨首二人。茂州叠溪营所属土司有六寨，土千户、百户各一人。龙安府龙安营所属土司有隘口一处、堡一座、长官司一所，土通判、土知事各一人。杂谷▯维州协左营所属土司有宣慰司一所，管辖大小二十八寨；右营所属土司有宣慰司一所，管辖十九寨，长官司三所，管辖四十五寨。茂州营所属土司有长官司一所、副长官司一所，安抚司、土巡检各一所。懋功▯懋功协所属土司有安抚司、宣抚司各一所，管辖大小四十六寨。建昌镇中营所属土司，有河东长官司一所、土百户三人、土目十一人；民户都是倮儸部落。阿都正长官司一所，管辖土目四人；阿都副长官司一所，管辖土目十一人，民户都是苗夷。沙骂宣抚司管辖土目五十人，民户都是蛮夷。右营所属河西有土千总一人、土目四人，民户都是平夷。越俊▯越俊营所属土司有工卩部宣抚司一所、土目十一人。宁越营所属有暖带密土千户一人，管辖乡总七人、土目一人；暖带田坝土千户一人；松林地土千户一人，管辖土百户五人。以上民户都是番夷。盐源县会盐营所属土司有木里安抚司一所、瓜别安抚司一所、马喇副长官司一所、古柏树土户一人，管辖土目二人；中所、左所管辖土目一人，右所各有土千户一人；前所、后所各有土百户一人。以上民户都是番夷。冕宁县冕山营所属土千户、土百户共十三人，土目四人，村户都是夷人。会理州会川所属营司有土千户三人、土百户四人，民户都是番人。永定营所属有土千户一人，村户都是夷人。打箭炉泰宁营所属有沈边长官司一所、冷边长官司一所，民户都是番人。天全州黎雅营所属有穆坪宣慰司一所。清溪县黎雅营所属有土千户一人、土百户二人。打箭炉阜和协所属有明正宣慰司一所、土千户一人、土百户四十八人；革什咱布安抚司一所；巴底宣慰司一所；喇衮安抚司一所；霍耳竹窝安抚司一所，管辖土千户、百户各一人；章谷安抚司一所，管辖土百户四人；纳林冲长官司一所；瓦述色他长官司一所；瓦述更平长官司一所；瓦述保科安抚司一所。以上各处的户民都是土民，人数多少不等。德耳格忒宣慰司一所，管辖土百户六人，民户都是番人；霍耳白利长官司一所；霍耳咱安抚司一所，管辖土百户二人；霍耳东科长官司一所；春科安抚司一所，副土司一人；上瞻对茹长官司一所；峪纳土千户一人；蒙葛结长官司一所；林葱安抚司一所；上纳夺安抚司一所，管辖土千户一人、百户三人；下瞻对安抚司一所，管辖土百户二人；上瞻对撤墩土千户一人；中瞻对茹色长官司一所。以上户民都是土民。上述土司中，像春科等，有的已经缴纳印信；清朝末年设置专门官员治理这些地方。三瞻曾经被赐给西藏，成为西藏的辖境。后来边境争端屡次发生，宣统初年收复了这些地方。里塘粮务所属里塘宣抚司一处、副土司一员，辖长官司三处、土百户二员，各户都是番民。巴塘粮务所属巴塘宣抚司一处、副土司一员，辖土百户七员，各户都是土民。石砫▯夔州协所属宣慰司一处。乾隆年间改为土通判。泸州泸州营所属长官司一处。雷波▯普安营所属土千总一员、土舍二员；安阜营所属土舍一员；屏山县所属长官司四处。以上各处民户都属于番夷。马边▯马边营所属土千户一员、土百户九员、土外委一员。峨边▯归化汛、冷碛汛所属岭夷十二地，共有夷人头目十二人；赤夷十三枝。胆巴家设土千总、土把总各一员，辖头目四人；哈纳家设土千总、土把总各一员，辖头目三人；蜚瓜家设千总一员、把总二员，辖头目二人；魁西家设土千总、土把总各一员。以上各处居民中以娃子居多。所谓娃子，是汉人被掳入夷人巢穴后的称呼。四川屯弁：杂谷▯维州协所属杂谷脑屯设屯守备一员，辖屯千总二员、屯把总四员、屯外委八员。乾堡寨上孟董、下孟董、九子寨各设屯守备一员，共辖千总、把总、外委十四员。以上各处居民都是番人。懋功▯懋功协所属攒拉八角碉屯设屯守备一员，千总、把总、外委共六员；抚边屯所属屯把总一员；攒拉汉牛屯设屯守备一员，千总、把总、外委共六员；抚边屯所属攒拉别思满屯设屯守备一员，千总、把总、外委共七员，马尔富屯外委一员，曾头沟千总一员。章谷屯所属攒拉屯设屯守备一员，千总、把总、外委共八员，分辖宅垄屯把总一员、外委四员。崇化屯所属促浸河东屯设屯守备一员，千总、把总、外委共十五员。绥靖屯所属促浸河西屯设屯守备一员，千总、把总、外委共二十四员。以上各户都是屯番。四川已经废除的土司：建昌道所属天全六番招讨司、副招讨司各一处；大凉山阿都宣抚司一处；建昌坝南路安抚司一处；河西宣慰司一处、土百户四员；审札等处土百户三员；北路甸沙关土千户一员。冕山营所属宁番安抚司一处、土百户二员；皮罗木罗等处土百户四员、头人三枝；靖远营土百户四员、头人四枝；凉山等处番夷头人六枝；如昆等处头人九枝；冕山营征收土千户及头人二枝。雅州府所属司徒一员、大国师一员。打箭炉所属中瞻对长官司一处。川东道所属宣慰司、长官司各一处。松茂道所属杂谷土司一处。两广土兵：

译广东高州府茂名县有瑶兵六百六十四人、俍兵六百六十六人，辖瑶山四十四处；电白县有僮兵一百六十五人，辖瑶山二十一处；信宜县有瑶兵一百七十七人、俍兵五百九十五人，辖瑶山四十一处；化州有瑶兵五百二十四人、俍兵一百九十四人，辖瑶山五十一处；石城县有瑶兵四百九十七人，辖瑶山二处。廉州府牛藤闸设俍总一员、兵四十六人；马头闸设俍目一员、兵十五人；水鸣闸设俍目一员、兵三十四人；冷水闸设俍目一员、兵二十三人；九叉闸设俍目一员、兵十四人；沙尾闸设俍目一员、兵二十人；藤柯闸设俍目一员、兵二十人；丹竹闸设俍目一员、兵十九人；樟木闸设俍目一员、兵三十人。广西桂林府龙胜▯有二堡，各设堡目一员；临桂有十三堡，堡目十三员；灵川有五堡、一隘，堡目五员、隘长一员；永宁州有二镇，俍长二员；永福有十一堡，堡目十一员；义宁有五堡，堡目五员；全州有隘长六员。以上各处土兵人数从二十四人到二百九十二人不等。灌阳俍兵最少，临桂最多。柳州府雒容有土舍一员、堡目三员；罗城有十五堡，堡目十五员；柳城有二十一堡，堡目二十一员；融县有二堡，堡目二员。以上各处土兵人数从十四人到二百六十五人不等。融县最少，雒容最多。庆远府宜山有堡目一员，天河有堡目一员，河池州有堡目一员，思恩有堡目一员，东阑土州有州目一员，永定有土司一员，永顺有正、副土司各一员。土兵人数从三十二人到一百一十人不等，只有那地土州有兵二百八十人，南丹土州有兵五百一十二人。各土州又分别抽兵五十人隶属于德胜镇。此外，忻城土县有兵三百人，数量最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思恩府上林有土舍、头目、总练三十八人，兵五百七十五人，数量最多；土田州有兵四百人，阳万土州判有兵三百人，次之；土上林县有兵三十人，武缘堡有兵五十人，数量最少。平乐府恭城凤皇堡有队长六员；贺县有田总一员、哨长三员、队长十四员；荔浦有堡目二员；修仁有堡目五员；永安有土舍二员。以上各处土兵人数从六十五人到三百一十人不等。荔浦最少，永安最多。梧州府岑溪有俍总、俍目；怀集有耕总、哨长、耕兵、抚兵。两县的兵力都超过三百人。浔州府桂平、平南、贵县都是俍兵，武宣则有土勇、土兵，人数从三四十人到三百一十四人不等。南宁府有宣化土勇、隆安隘兵；横州有俍兵；永淳有俍兵、耕守兵；迁隆有土侗兵。兵力从三十人到三百人不等。太平府龙州▯所属下龙土司、两关、三卡、十四隘；明江▯所属上石西州兵；崇善兵；安平土州兵；万承土州九甲兵，负责应调运粮，以及六坊土兵；茗盈、全茗、龙英、佶伦、镇远、思陵等土州兵；土江州兵；土思州兵；下石西土州兵；上下冻土州兵；罗阳土县兵；上龙土巡检隘兵。以上各处兵力从四五十人到五百人不等。其余如都结土州有头目三人、兵十六人，数量最少；土思州兵七百多人，太平土州兵一千多人，数量最多。镇安府有府额土兵；小镇安▯有土勇；天保有兵；归顺州有隘兵；湖润寨有隘目兵；都康、上映两土州有兵；下雷土州有土勇。兵力从三十人到二百五十人不等，只有向武土州土目二百二十人、土兵额定一千二百人，是数量最多的。郁林州北流有俍兵；陆川有俍目、俍兵；兴业有俍兵；人数都不超过三五十人。总计广西土兵，大约有一万三千八百多人。湖南土兵：湖南苗疆，凤凰▯设中营、右营守备等官，苗兵二千人、练兵一千人、屯兵四千人；乾州▯设守备等官，苗兵八百人、屯兵六百人；永绥▯设守备等官，苗兵一千八百人、屯兵二千人；永顺县设守备等官，苗兵、屯兵各一百人；保靖县设守备等官，苗兵、屯兵各三百人。嘉庆十年，设置屯弁统领屯丁，原有备战练兵一千人，准照营制操练，并作为定例。云南土兵：镇远▯设大雅口土都司各一员。丽江府设大山、茨竹寨土守备各一员；中甸设迭巴土守备二员。镇边▯黄草岭、杉木笼隘、六库、阿敦子、猛遮、普宁县普藤、维西▯奔子栏、元江州、云龙州老窝、威远▯猛戛、永北▯羊坪、保山县登梗、鲁掌、丽江府、新平县斗门磨沙、大中甸神翁、小中甸神翁、中甸江边神翁、中甸格沙神翁、中甸泥西神翁、镇边▯猛角猛董，各设千总一员。临安府稿吾卡、漕涧、奔子栏、阿敦子、澜沧江、临城、其宗喇普、思茅▯倚邦、易武、猛猎、六顺、猛笼、橄榄坝、猛旺、整董、他郎▯儒林里、定南里、威远▯猛戛、猛班、腾越▯大塘隘、明光隘、古勇隘、卯照、下猛引、贤官寨、募乃寨、东河、元江州永丰里、茄革里、喇博、他旦、老是达、岩旺、乌猛、乌得，各设土把总一员。迭宾土把总五员；中甸江边、小中甸迭宾、中甸格咱、中甸泥西，各设土把总三员。镇边▯大山分防、猛弄掌寨、猛喇掌寨、水塘掌寨、五亩掌寨、五邦掌寨、者米掌寨、茨桶坝掌寨、马龙掌寨、瓦遮宗哈正掌寨、瓦遮副掌寨、宗哈副掌寨、斗岩掌寨、阿土掌寨，各设掌寨、土外委各一员。宾川州赤谷里、保山县练地、武定州勒品甸，各设土巡捕一员。止那隘、猛豹隘、坝竹隘、黄草岭各设抚夷一员；八关设抚夷。铜壁关、万仞关、神护关、巨石关、铁壁关各设正、副抚夷，并各有努练土兵，户数从二十五六户到一百五十多户不等。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各设正、副抚夷。贵州土兵：贵阳府所属中曹长官司、养龙长官司、白纳长官司及副长官司、虎坠长官司。

译定番州所属程番长官司、上马桥长官司、小程番长官司、卢番长官司、方番长官司、韦番长官司、卧龙番长官司、小龙番长官司、金石番长官司、罗番长官司、大龙番长官司、木瓜长官司及副长官司、麻向长官司。开州所属乖西长官司及副长官司。龙里县所属大谷龙长官司、小谷龙长官司、羊场长官司。贵定县所属平伐长官司、大平伐长官司、小平伐长官司、新添长官司。郎岱▯所属西堡副长官司。归化▯所属康庄副长官司。永宁州所属顶营长官司、沙营长官司。镇远府所属偏桥长官司、工卩水长官司。黄平州所属岩门宣化长官司。思南府所属蛮夷长官司、朗溪长官司及副长官司、沿河祐溪长官司及副长官司。平越州所属杨义长官司。思州府所属都坪长官司及副长官司、都素长官司及副长官司、黄道溪长官司及副长官司、施溪长官司。黎平府所属潭溪长官司及副长官司、欧阳长官司及副长官司、龙里长官司、亮寨长官司、中林验洞长官司、古州长官司、湖耳长官司及副长官司、八舟长官司、新化长官司、洪洲泊里长官司及副长官司。都匀府所属都匀长官司及副长官司、邦水长官司。麻哈州所属平定长官司、乐平长官司。独山州所属烂土长官司、丰宁上长官司、丰宁下长官司。铜仁府所属省溪长官司及副长官司、提溪长官司及副长官司。松桃▯所属乌罗长官司及副长官司、平头著可长官司及副长官司。西藏土兵：雍正九年，新近安抚的南称、巴彦等地番民共有七十九族，居住在四川、西藏、西宁之间。雍正十年夏，四川、西藏以及西宁分别派遣专官会同勘察划定边界，靠近西宁的归西宁管辖，靠近西藏的暂时归西藏管辖。西宁管辖四十族：阿哩克族、蒙古尔津族、雍希叶布族、玉树族、噶尔布族、苏鲁克族、尼雅木错族、固察族、称多族、洞巴族、多伦尼托克安图族、阿萨克族、克列玉族、克阿永族、克叶尔济族、克拉尔济族、克典巴族、隆布族、上隆布族、札武族、上札武族、下札武族、札武班右族、上阿拉克硕族、上隆坝族、下隆坝族、苏尔莽族、白利族、哈尔受族、登坡格尔吉族、下格尔吉族、格尔吉族、巴彦南称族、南称桑巴尔族、南称隆冬族、南称卓达尔族、吹冷多拉族、巴彦南称界住牧喇嘛、拉布库克住牧喇嘛。西藏管辖三十九族：纳书克贡巴族、毕鲁族、琫盆族、达格鲁族、拉克族、色尔札族、札嘛尔族、阿札克族、上阿札克族、下阿札克族、夥尔川木桑族、夥尔札麻苏他尔族、夥尔札麻苏他尔、只多族、瓦拉族、夥尔族、麻鲁族、宁塔、尼札尔、参麻布玛、尼牙木札族、利松麻巴族、勒达克族、多麻巴族、羊巴族、依戎夥尔族、夥尔族、彭他麻族、夥尔拉赛族、上刚噶鲁族、下刚噶鲁族、琼布拉克鲁族、噶鲁族、色尔札族、上多尔树族、下多尔树族、三札族、三纳拉巴族、朴族。以上四十族共有八千四百四十三户，三十九族共有四千八百八十九户。雍正年间规定：族内人户超过一千户的设千户一员，超过一百户的设百户一员，不足一百户的设百长一员；每个千户、百户之下再设若干散百长。到乾隆末年，另定三十九族设总百户一员、百户十三员、百长五十三员，后来增加为百户十六员、百长六十一员。

译志一百十 ○兵六 △水师 水师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起初，沿海各省的水师只用于防守海口、缉捕海盗，虽然辖区在海疆，官制却与内地相同。到光绪年间南洋、北洋铁舰制成后，才另设专官统率水师。内河水师方面，天聪十年，从宁古塔征讨瓦尔喀，因为当地岛屿很多，开始制造战船。天命元年，水师沿乌勒简河征讨东海萨哈连部落。顺治初年，京口、杭州的水师分别防守海口。顺治八年，才在沿江、沿海各省沿用明代旧制，设置提督、总兵、副将、游击以下各级武官，制度如同陆营。各省设置造船厂，规定师船修造年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顺治十年，水师攻克舟山，增加制造战▯监，扩充兵额。顺治十四年，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一万人，分别防守吴淞江及崇明各处海口。顺治十六年，增设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顺治十八年，设置吉林水师，营造斛船和划子船。康熙八年，增设福建水师总兵官。康熙十四年，改崇明总兵官为水师提督。康熙十七年，设置福建水师提督及参将以下各官。康熙二十四年，裁撤京口右路水师，将左路水师改为京口总兵官。康熙二十六年，增设南台水师营，设置参将以下各官。康熙二十九年，重新规定修造战船的制度：外海战船、哨船从新造之年算起，三年后依次进行小修、大修；再过三年，或大修，或改造。内江战船、哨船在小修、大修后，再过三年仍修理使用。康熙三十四年，命督、抚、提、镇凡支用修理战船的银两，不得虚报冒领、核减挪用，以免造成船料薄弱。康熙五十二年，命趕缯等船在船首、船尾刻上负责捕盗的各营、镇船名，并依次编列。康熙五十三年，在海岛内增设金州水师营，选用熟悉水性的人员充任。康熙五十六年，设置松江水师营。雍正二年，命沿海各地督、抚出海巡视。原来由地方官修造的战船，改由营员负责修造。这一年，设置乍浦水师营。雍正三年，因满洲兵丁不熟悉水战，增设天津水师营，将满洲、蒙古兵二千人隶属该营。雍正四年，因福建水师常驻内地，不能耐受风浪，浙江水师尤其如此，于是改变旧制：除在本省海面巡哨外，每年选派船弁，轮流到福建、浙江外海巡历会哨，以平定海上局势。雍正五年，抽调杭州驻防旗兵训练水师。江宁驻防旗兵则使用镇江原有战船，隶属江宁将军，督率旗兵学习水战。不久又命四千名旗兵全部学习水营事务。命江南、江西各水师营除弓箭、鸟枪外，增加训练藤牌、大刀、钩镰枪、过船枪、钺、斧、标弹等武器。战船分为大、中、小三等，并增加排枪训练。湖广水师每一千名士兵增加鸟枪四百杆。雍正六年，命水师船厂邻近省城的各处，凡战船造成后，由城中的督、抚、提、镇会同检验。这一年，因浙江水师技艺生疏，便从福建水师中选拔精练士兵，前往浙江教练。不久规定浙江战船用木的长度、尺度以及船身深度和宽度的制度，奉天水师也照此办理。雍正七年，因旅顺水师不熟悉战事，调拨福建水师营精锐士兵到奉天教练。这一年，增设浙江乍浦水师营。雍正八年，调拨江宁驻防兵八百人隶属乍浦营。不久因各省水师营负责承修造船的人员层层索取，船交收后又盗卖、损毁，且各营都如此，京口标兵尤其严重，便命督、抚严加惩处。雍正九年，因文武各官承修战船，往往多有耽误，弊端丛生，于是严惩各官，限定期限修完，以杜绝巧为推脱、从中贪污的弊端。雍正十年，命天津水师大小趕缯船所用的梗木、舵牙、藤篾等器具收存备用。各省战船设置承修官，负责督办造船事务。隶属督、抚、提、镇所辖标营的，由副将、参将会同文职道员、府官领取款项督修，再委派都司会同文职府佐办理材料和修造；隶属将军标营的，委派参领等官办理。到大修、小修年份，各营向有关部门呈报，由有关部门题报、咨送承修官，编造册籍领取款项。江南、江西、湖广、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在应修前两个月领银备料；台湾、琼州在四月以前备料；天津、山东在八月以前备料。各营驾船到船厂，承修官就在次月开工，按期修完，违期便惩处。各船名称不同，大小式样也不同，都是因地制宜。山东登州、胶州南北二汛海口的趕缯船、双篷船，福建大号趕缯船及二号、三号船、双篷▯船，江西南湖营沙唬船，天津大小趕缯船，京口水师船，苏州、狼山、川沙、吴淞水师船，以及湖北、湖南、广东各水师船的船身大小、木板厚薄，都遵守规定的制度，命道员会同副将等监督督造。广东外海、内河战船也照此办理。雍正十一年，规定修造战船的期限：直隶限四个月，福建、台湾限十个月，山东限六个月，江西大修、拆造限三个月，小修限两个月，江南限四个月，湖广大修、拆造限六个月，小修限四个月，浙江限四个月，广东琼州限六个月，其余各船厂都限四个月。雍正十二年，裁撤江苏太湖营参将，改设太湖协副将，并兼辖浙江太湖营游击等官，定为内河水师营。雍正十三年，议定天津、福建、浙江、广东各处战船所需物料，有的每年更换，有的隔年更换。

译乾隆元年，议准江南各船厂拆造、修理沙唬船、艍缯船，以及两淮船厂拆造沙唬船、修造趕缯船，在部定价格之外，分别增加津贴银。各船厂都照此办理。乾隆二年，命山东登州、胶州南北二汛额定的双篷船、趕缯船，到应修年份也增加津贴银。乾隆三年，调湖北武昌水师驻扎汉口，担任汉阳水师营中军。议准广东各标营外海战船拆造时，按修造工程大小分别增加津贴。乾隆四年，因沿海各省战船报送兵部时，有的缺少达到十分之二三，有的侵吞修船公款，有的租给商人牟利，命督、抚严惩。又谕令浙江艍缯船拆修照江苏省的条例办理，▯艄船照江苏省沙唬船的条例办理，酌量增加津贴。乾隆五年，再次申令禁止沿海战船缺额并出租使用的弊端。乾隆六年，因台湾远隔重洋，修造战船仍沿用旧制。福建各船厂中，兴泉道所属泉厂由兴州、泉州、永春三府协同办理；汀漳龙道所属漳厂由汀州、漳州、龙岩三府协同办理；盐法道承修的福建厂由延平、邵武、建宁三府协同办理。乾隆七年，裁撤江苏黄浦营弁兵，改为提标水师右营。乾隆八年，增加福建三船厂的津贴银。乾隆十二年，增加台湾船厂的运输费用。乾隆十四年，命外海、内河水师的战船、哨船修完后，承修官将船身尺度和器具报给有关部门，不得有损坏。乾隆十五年，因福建、浙江海域绵延数千里，远达异域，所有外海商船、内洋商船都依靠水师巡护，尤其倚重两省总巡大员督促、整饬弁兵，以保护商船、平定盗患。但旧法还不够周详，从二月出巡到九月撤巡，时间太长，于是命各镇总兵官每隔两个月会哨一次。会哨月份，在上汛先巡北洋、后巡南洋；在下汛先巡南洋、后巡北洋。定海、崇明、黄岩、温州、海坛、金门、南澳各水师总兵官南北共同巡哨，指定地点，像蝉联一样相互衔接；巡哨先后及上下汛次序，由督、抚派员稽查。至于台湾、澎湖水师，仍沿用过去的条例。乾隆十六年，命福建三江口营的大小战船按季整修、清洗。乾隆十七年，命各省水师除江南省沙唬船、巡快船，福建省艍▯船轻便易用，以及广东虎门协营沙礁迂曲处的船只外，沿海各省战船一律制作头巾插花，以借助风力，供巡哨使用；巡船则仿照民船，随时修整。乾隆五十四年，因外海、内河战船按旧例酌留一半用于捕盗，其余船只依次到期改造，全部命令延后三个月，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各省一律延长半年。乾隆五十五年，因搜捕海盗时战船笨重迟缓，准许水师将弁的请求，仿照民船改造战船，以求行动迅速。乾隆五十八年，因广东海盗遍布，从南澳到琼州、崖州一千多里，水师战船虽有大小一百几十艘，却只能分别防守本营海面，不足以追捕海盗，以致商船频繁报称遭劫。历年捕盗都租用东莞米艇，但船只不多，民间负担困苦。于是筹款十五万两，制造二千五百石的大米艇四十七艘、二千石的中米艇二十六艘、一千五百石的小米艇二十艘，限三个月造完，按照全省水师营距离海道的远近，分布在南北洋面，配备士兵巡逻缉捕，以补旧船的不足。乾隆五十九年，因浙江定海县舟山外有五奎山，外洋船只都在这里停泊，实为海滨要地，便在定海镇标营内酌情拨派弁兵，轮番戍守。乾隆六十年，因沿海战船过于笨重，不便捕盗，每到修造时费用尤其多，便通令各督、抚，到修造年份一律仿照商船样式改造，把节省下来的浮费用于外洋缉捕。嘉庆二年，浙江战船全部仿照民船改造，山东战船也仿照浙江省办理。其余沿海战船在应当拆造的年份一律改小，仿照民船改造，以利于操练和防守。嘉庆五年，谕令各省水师，原来设置统巡、总巡、分巡以及专汛各官，出海巡哨，实行日久后出现以千总等低级官员代替巡察的弊端。此后命总兵官担任统巡，副将、参将、游击担任总巡，都司、守备担任分巡，遇到事故按次序代为巡察，不得让低级官员擅自代替。山东水师过去没有统巡等职名，也一律照此实行。嘉庆九年，因各省师船一向遵照兵部颁定的式样，只能在近海巡查，不能驶往远海，很多地方只好改为雇用商船出海捕盗。朝廷大臣建议改革战船仿商船制度，以求实用。不久又谕令江苏省滨海地区屡有盗劫，所有旧式战船命疆臣仿照广东、福建、浙江的例子立即改制。嘉庆十一年，谕令沿海疆吏：乾隆五十五年曾严令统兵官切实训练舟师，但时间一久便产生玩忽懈怠，弁兵对操船驾驶的事务完全不训练，遇到出海时便雇用舵工，名义上称为舟师，实际上不懂水上事务。此后通令所属各营限期训练，帆、舵等一切技术务必全部熟练。成绩最优的，不按通常次序破格提拔任用；懒惰者予以惩处。嘉庆二十一年，恢复天津水师营汛，按照福建、浙江、两广、两江各省裁撤水师的旧额，依照旧制招募足额，改隶天津水师，分营管辖。嘉庆二十二年，增设天津水师总兵官，以专门负责管理。

译道光四年，谕令福建疆臣：先前因福建省战船迟缓笨重、驾驶不便，曾裁汰十五艘，其余等到拆修年份，命承修官一律仿照同安梭船式样改造。此后福建海面的米艇仍然不能有效缉捕，除已经改造的胜字六号米艇八艘不必裁汰外，所有到期应修的捷字六号十二艘、营中存有的胜字一号和十号两艘、已经修完的胜字三号一艘，全部裁撤。道光十年，命直隶、浙江、福建统兵官增拨哨船，巡梭南北洋面。这一年，规定水师人员每年考验一次，各统兵官带领他们出海，亲自加以考核。又严格规定改任外海水师人员的制度：外省世职人员及由陆路呈请改任的人员，如有才干可以任用，或曾经立有功绩，由督、抚保举上报。道光十三年，整顿浙江省水师，增加制造阔船、舢板船。道光十五年，因各省水师废弛，害怕出巡，导致盗案接连发生，严令水师提督、总兵切实训练、缉捕。道光十八年，因各省战船每到修造年份，承办各官虚报冒领、从中贪污，不能按规定式样制造，有的以旧船冒充新船，有的操驾不勤，逐渐导致船只朽坏，命统兵大臣核实办理。道光十九年，命督、抚、提、镇禁止将弁扣留、索取钱物的弊端，并甄别淘汰劣员；如有呈请改任或招募人员，不得徇私偏袒。道光二十年，因为各省战船修造草率，并且还有拖延、积压等弊端。福建船厂修成的“成字四号”大船，刚拆修完就毁坏了。从道光六年至二十年，积压的船竟多达三十艘。承办修造的各员，一律予以惩处。各厂应修的船，全部严加催促。水师各船巡洋完毕后，各提督、总兵等大员要命令将弁操练、洗刷船只，不许任其长久停泊在海边。又因广东虎门海口是海防中路的重要地区，以西面的香山、东面的，大鹏作为左右两翼，嘉庆十五年设置水师提督，统辖各路。香山副将所辖水师，兵力比较充足；大鹏参将所辖将弁兵士，只有九百多人。道光十年，又分为两营；其管辖的大屿山和尖沙嘴洋面，是夷船聚集停泊的地方，于是选择要地修建两座炮台，与水师相互依托守护。又将澄海副将改为大鹏协副将，移驻九龙山，增加水师编制并兼守炮台；增造大号、中号米艇四艘、快船二艘，并在水师各协营中抽调配备将弁兵士，巡逻查缉海面。道光二十一年，因为外国夷船船体坚固、火炮犀利，旧有的外海水师强弱悬殊，不能与之抗衡，形同虚设，拟议把水师改为陆师，专门防守内地。不久又因海盗日益骚扰，全靠水师缉捕；广东虎门是外海的屏障，尤其要依靠水师的力量，于是决定暂缓裁撤。道光二十二年，认为海上用兵专门依靠炮火，命令各疆臣训练将弁兵士，一律以炮位发射是否准确作为将弁兵士任用或淘汰的标准。又因为海上用兵两年来，福建、广东、江苏、浙江水师接连遭到挫败，命令四川、湖广等省采购巨木，迅速制造坚固战船，驶往福建、浙江等省防守海疆。不久又因各省战船如快蟹、拖风、捞缯、八桨等船，只能用于江湖港汊，新造的船也只准备在内河巡逻查缉，难以在海上冲锋。只有潘仕成捐资新制的船坚固适用，火炮也很有威力；他还仿照美利坚国兵船的样式制造了一艘船，又仿照英吉利国中等兵船的式样，调集各省工匠改造大船。按旧例修造的师船，一律停止制造，以便把经费用于补助新船。又根据船炮图说，命令江苏、福建、浙江三省督抚详细勘察，确定哪些式样有用，由广东省制造后分运各省。又因为湖北省所辖长江一千多里，旧设宜昌镇标以及荆州、汉阳各水师营的战船都不能装载火炮，广东工匠何礼贵曾替外国制造船只，能够制造火轮船和各种战船，于是命令他前往湖北，选择适合在长江驾驶的战船式样，再按照海船样式酌情改造。裕泰拟议制造的开浪船，不适合海战，于是停止制造。道光二十三年，命令沿海各提督、总兵，每年出洋和巡洋事务结束后，将所经历的情况全部上报。道光三十年，因为浙江省水师废弛，命令有关官员整修船只和火炮，严禁奸民接济海盗，并命令沿海将领按时出洋会合巡哨。又命令山东疆臣把三汛师船和四县水勇合并为一部，由专员统一指挥，往来策应，并在险要岛屿设置大炮。咸丰元年，因为长江管辖区域绵延很长，命令张亮基等购置船只和火炮，选择要地驻守。咸丰三年，调来广东外海水师的拖罟战船以及快蟹、大扒等船一百艘，由大员统领，从海路驶往江宁，协助剿灭粤寇。这一年，江忠源上疏请求广泛制造战船，以平定江面。不久命令两广督臣把广东拖罟船的式样咨行四川、湖广各督抚，或在本省，或在湖北宜昌一带，迅速选用工匠，制造水师船一百多艘，每船装载士兵五十人，在三个月内完工。同时命令湖南、湖北两省购船募兵，与长江下游的艇船协力防守长江。不久因所购民船不合用，于是收买江船中较大的船只，仿照广东船式安置炮位，与广东招募的红单船以及租用的拖罟船一起驶往江南剿寇。又因为广东内河及滨海各厅县都有捐资制造的缉捕快蟹船，道光年间在江海捕盗，全靠这些船的力量。船头藏有巨炮，两侧排列子母炮，勇丁都技艺精熟，确实是水战中最擅长的船只。命令各船由海路驶至长江会师。这一年，曾国藩在湖南试造师船，因为船型规模太小，于是就广东拖罟船、快蟹船两种船式加以参酌，先制造十艘，随后增加二三十艘，以能够装载一千斤火炮为标准。至于拖罟船，则由湖南、湖北两省督抚按照这一式样制造。

译咸丰四年，命令广东租用的红单船二十三艘，并修理整治十九艘，共四十二艘，由一名武官统一统领，驶入长江。这一年，因为粤寇流窜骚扰东南，水师不足以围剿堵截，下游只有广东红单船、拖罟船等逐渐集中到瓜洲；上游则只有曾国藩新造的战船从湖南顺流而下，已经到达武昌。九江、安庆等地还没有战舰，于是命令张亮基、骆秉章购置江船和钓钩等船，裕瑞、夏廷樾在四川采购材料，与骆秉章商议办理。不久骆秉章认为四川造船江道险要而路途遥远，水路运输不便，仍在湖南购买材料制造。两湖绅士丁善庆遵照曾国藩制定的式样，已经造成大板艇五十号，长龙等船也相继完工。长江剿寇中，在江南取胜的船，以红单船、拖罟船两种最为有效；船体雄壮，安装的火炮最多，但能顺风行驶而不能逆风行驶，适合江面宽阔处，不适合港汊。在湖南取胜的船，以舢板船、长龙船、快蟹船三种最为有效；往来轻便，尤其适合搜捕，但遇到风急水流时，顺流而下后难以立即逆流上行，容易分散，力量单薄。命令湖南水师沿江进攻剿灭，与江南水师会合，各自发挥所长，以求取胜。咸丰六年，因为曾国藩在江西制造的战船最为得力，命令福济选择将弁，率领工匠前往庐州仿造，所需洋炮由上海拨款购买运送。咸丰六年，胡林翼的长江水师自咸丰五年春季回驻武昌、汉阳以后，战舰不多，于是与骆秉章协商，督率船炮局各员竭力筹办，水师重新振作。湖南绅局制造的船械交到营中的，大大小小战船共三百多艘，火药四十多万斤，炮子一百四十万斤，其余各种器械也都齐备，请求下优诏予以奖励。水师的关键在炮位，广东运来的洋炮二百尊，后来又运来六百尊，配置在各师船上，从武昌、汉阳直到九江，所向都能取胜。只是长江水战上下游形势不同：武昌、汉阳以上，适合轻便战船；浔阳、皖江以下，江面逐渐宽阔，适合巨舰；秋冬风力强，适合巨舰，春夏适合小艇。船和火炮的大小，应根据时令和地域有所增减。请命令两广督臣继续购买大小洋炮，从四百斤到一千五百斤，共八百尊，全部替换旧式炮位，以利于向东征讨。咸丰八年，因为天津原先设置的水师在道光年间先后裁撤，于是筹划恢复设置，以加强海防。命令福建、广东两省疆吏各抽调大号战舰，备齐火炮器械，由海路驶往天津，设置水师三千人。咸丰十年，命令清淮筹防局筹集款项，作为防守湖面的水师常年经费；增设淮扬水师营，以保护两淮盐场，并协助陆军。芜湖孤悬于水中，命令曾国藩筹设宁国水师，以进攻芜湖，作为攻克金陵的根本；又增设太湖水师，作为攻克苏州的根本。同治二年，谕令沿海督臣举荐水师将才。又命令曾国藩所属的内江水师、都兴阿所属的扬防水师中，有能够承担外海水师职责的人，各自举荐上报。同治四年，山东省仿照长江战船的式样，制造长龙船、舢板船，适合在黄河水势中驾驶。由于水师停泊在黄河、运河两河，防堵逃窜的贼寇，必须分段扼守，但辖地绵延很长，兵力不够调遣，于是又由山东增造长龙船，并增加舢板船十艘，由武职大员督领巡防。同治五年，改造江南海口的红单广艇三十艘，加上原有广艇共四十艘，分别防守海口。同治六年，整顿福建台湾海防，增加设置龙艚等船。同治七年，曾国藩建议改革水师制度，说江南水师一向分为外海、内河两支：外海水师六千七百七十六人，武官一百一十八人；内河水师八千零二十一人，武官一百三十三人。船只数量则近来查考道光二十四年江南旧例，水师船二百七十五艘，其中大多已经朽坏；另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艘、大▯船十二艘，大约各船总共不过能装载士兵二千多人，而额定兵数却还有一万多人。这样只是白白耗费饷银，有水师之名而无船只之实，应当大幅变通，讲求实际。江苏水师的营制和饷章全部仿照长江水师的成例，外海红单广艇的饷额也略加增加，与李鸿章、丁日昌等大臣共同筹办，力求同时谋划外海防御和内地盗乱，并兼顾旧制与新章。等章程确定后，沿海的福建、广东等省水师都可以酌情改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八人〕 同治八年，部臣议定，采纳曾国藩的陈奏，把江苏水师改为内洋、外海、里河三大支，以便控制防御。里河水师以原设提标右营、太湖左营、太湖右营以及增设的淞北、淞南两营共五营组成，隶属于提督统辖。舢板船每营的船数不一律，但都必须兴修，不得缺额。原有太湖七营全部改为里河五营，裁撤的人员归并提标，按次序补缺。马新贻等继续议定，九江水师营改为城守营，设置陆汛四处；鄱阳营改设陆汛二处；洞庭水师营改为龙阳城守营；岳州水师营酌情保留水兵，隶属陆路管辖；荆州水师营酌情保留数量不等的将弁兵士。咸丰九年，谕令定安等人所统宁灵各军因运送粮饷困难，增造炮船，由黄河运输。大小战船共三十二艘编为一营，设置统带等官。

译同治十年，沈葆桢认为外海兵船已经制成，应选派懂得军事的大员督率操练。不久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兵船统领。这一年，曾国藩所拟江南水师章程起初有十四条，后来马新贻等增加到二十五条，又删减合并，定为二十一条。外海六营依次巡哨；内洋五营划定巡防界限；里河五营也划定巡防界限。淞南营、淞北营、太湖左营、太湖右营酌情增加战船。水师营裁撤后留下的陆汛，移并后保留防守；京口三营的陆汛炮堤分别管辖。重新规定所辖营伍以及保留设置的守备，险要汛地多留陆兵。确定将弁处分条例，规定各营船数，酌定外委人数，酌定裁缺后的薪粮。营官修建衙署的地点、各营座船的数量、官兵额定人数、书吏人数、雨篷旗帜等费用、官兵粮额、各船酌定使用的枪炮数量，以及各船酌定使用的火药、枪炮弹药，都一一规定；合计饷项数目后，交有关部门核议施行。同治十一年，丁宝桢调拨福建省制造的安澜兵轮，到山东海面巡逻查缉。瑞麟调拨福建省制造的小号兵轮，到奉天海口巡逻查缉。光绪四年，裁去广东轮船、拖船、巡船的水勇二千三百多人。光绪五年，因为各省举办水师，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依次停泊兵轮、编制水师，但沿海各省的形势不同，操练方法不能完全一致；吴淞口处在南北海疆的中部，于是命令江南提督李朝斌任外海兵轮统领，督率各省大小兵轮，规定期限在吴淞口会合操练。光绪六年，认为新购置的蚊炮船便利适用，又继续向外国购买几十艘，招募福建、广东沿海精壮民众充任水师，分别驻屯北洋各海口。光绪七年，因为奉天旅顺口原有旗营的艇船朽坏、将弁兵士疲弱，全部裁汰，归入陆师巡防，另以快炮防守海面。当时丁汝昌率战舰从英国回国，这是中国水军驶航外海的开始，于是提升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光绪八年，考虑江南的形势，先海防后江防，朝廷拟议让长江水师提督驻守吴淞口，狼山、福山、崇明三镇标归其统辖；将江南提督移驻淮安、徐州，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不久左宗棠、彭玉麟议覆说，海防不外乎进攻和防守两端：作战应集中较多兵力，防守应根据形势设置险要，仍按旧制办理较为适宜。福建水师自裁减兵员、增加饷银以后，实际有水师六千九百多人，旗营水师三百多人；各营拖罾、龙艚、快艇等大小战船实际有四十艘，台湾、澎湖战船六艘，大小兵轮十艘。应当联合浙江省水师会操，官制仍沿用旧制。光绪九年，因为广东内河肇庆河面绵延六百多里，只有小巡船二十多艘，不足以分布防守；九龙洋面水浅，大船难以行驶，于是在这两处各增设浅水兵轮船。光绪十年，试造尖底舢板船，分布在海口。不久因船体薄弱而且小，停止制造。光绪十一年，彭玉麟认为海防日益紧急，建议在吴淞设置水师总统，分设两镇：一镇驻直隶大沽，盛京、直隶、山东、江南各海口的战船都归其统辖；一镇驻福建厦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各海口的战船都归其统辖。两镇每年周巡海口，在吴淞会合巡哨。这是提出设置南北洋水师的开始。光绪十二年，议议裁减浙江沿海水师。不久浙江巡抚刘秉璋说，旧额战船二百五十多艘，粤寇作乱以后，购买制造的还不到原数的一半。光绪八年，裁撤水师船十三艘，停止修理旧船三艘，已经符合裁减兵员三成的数额。只是巡洋用的红单船十一艘，不在额定裁减的范围内。光绪十四年，因为台湾疆土日益开拓，将安平水师副将改为台东陆路副将，将鹿港游击改为安平水师游击，担任新设置地区的镇守职务。光绪十五年，福建内河水师原额炮船共九十八艘，连年裁撤后实际剩下三十艘。每船配备水师六人，专门负责巡逻查缉内洋。光绪十六年，调拨福建海坛水师驻防福清县属，以平靖海盗。光绪十七年，从湖南选锋水师中、前、后、左、右五营中抽调一千六百多人，分别防守省城、岳州等地；调拨长胜、毅安水师四百多人，分别防守辰州、沅州、常德等地；调拨澄湘水师三百多人，分别防守衡州等地，以便专责成效。这一年，因为奉天辽河下游原有巡船，上游只有陆队兼任巡逻，没有水师，于是增设长龙炮船一艘、舢板船八艘，从练军中选调将弁勇丁，往来巡查辽河上下游及省城南面的洋河。光绪十九年，命令提督黄翼升校阅长江提标的五营、上江十三营、下江四营，制定训诫规条：禁止居住陆地，戒除嗜好，勤于操练技艺，摒弃虚文，不得染上绿营日久懈怠的习气。福建、浙江两省疆臣会商，浙江省有元凯、超武两艘兵轮，福建省有伏波、琛航、靖远三艘兵轮，可以与沿海水师合力缉捕。但浙江水师船裁减后只剩五十多艘，福建水师自马江战后只剩艇船二十九艘，于是在宁波海口租用红单等船八艘，酌情拨配将弁兵士，以平靖海盗。光绪二十四年，命令江苏省外海、内洋、里河、太湖四支水师，一律酌情裁减水勇。光绪二十五年，因为安徽省下游江防的要地是东西梁山，那里已经修建炮堤、炮台；上游的阑江矶前江口和省城江心洲也都有炮台，但水师力量不足，于是调拨澄清营炮船二十五艘，以及长江水师在芜湖、裕溪、大通、安庆、华阳各营的船只，联络防守。又命令长江五省督抚各派将领，不分彼此界限，严密设防。

译光绪二十六年，因为奉天凤凰厅沿海一带一向被称为盗贼聚集之地，曾经由北洋拨兵轮巡洋；其支港各处适合驻泊水师，于是在大孤山、太平沟、沙河三个口岸各制造兵船三艘，酌情配备水师巡逻查缉。光绪三十四年，因为浙江杭、嘉、湖三府捕匪兵力单薄，于是在原有水师中抽调训练游击一队，驻扎嘉兴府；增加训练游击三队，分布在嘉兴、湖州各河港；另以游击小队驻扎杭州省城，租用上海商人的小轮船十艘，拖带兵梭船巡查水道，以求迅速。在南洋船坞制造浅水兵轮船四艘，配备快炮八尊；江苏也制造浅水兵轮船四艘，与内河水师协同，仿照欧美各国章程编为联队，以便防守剿灭。这就是整顿水师的大致情况。水师兵额的增减、船械的配置，各省都随时编定。外海水师，北起盛京，南到福建、广东，凡拖缯、红单等船都隶属于它。内河水师，各省巡逻哨船、舢板等船都隶属于它。奉天、直隶、山东、福建的水师船都属于外海水师；江西、湖广的水师船都属于内河水师；江南、浙江、广东的水师船分别隶属于外海和内河水师。另行训练的水师还有巡湖水师、巡盐水师、亲兵营、练军营。同治以后，又增加确定长江水师、太湖水师的制度，比旧制更加详细。外海水师的巡防规制是：巡防盛京时，以协领担任总巡，佐领、防御、骁骑校担任分巡。直隶等沿海各省，以总兵官担任总巡，副将以下官员担任分巡。各自在所辖界内率领水师沿海上下游更换往来巡逻，查禁奸邪、禁止暴乱；两界交接处，约定日期会合巡哨，把巡逻查缉情况报告所属将军、总督、提督，由专员进行稽察。如果因风势阻滞，各船到达界限之日要具报。每年规定的巡防时间，从二月、四月、五月开始，到九月事情完毕后回营。有借故推避不巡，或虽巡逻却不周遍的，按军律论处。内河水师的巡防制度是：长江从四川巫山向东，流出三江口，到达湖广界；经过岳州、武昌、兴国到江西界；经过九江、江宁、京口等处，向东直到大海。各省将军、总督、提督、总兵分别派遣旗标所属将弁兵士沿江巡游，到达边界后返回。自康熙以后，因外海适合使用巨舰、内河适合使用轻舟，所以船制屡次改变；但由于辖境辽阔，水师兵额经常增加，遇到战事时增加的战船尤其多。征讨吴三桂的战役中，命令尚善率领舟师进入洞庭湖攻取岳州。后来鄂鼐统领水师，增造鸟船一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设置水师三万人。征讨台湾的战役中，命令万正色督率湖南、浙江战船二百艘，由海路前往福建。姚启圣也修造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施琅攻克澎湖时，使用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施世骠平定朱一贵时，使用大小战船六百多艘。乾隆年间征讨缅甸时，命令湖广船匠在蛮暮造船，取道金沙江进攻缅甸，并调福建、广东水师协助。李长庚剿灭海寇时，在福建制造大船三十艘，名为霆船，配置大炮四百尊，集合福建、浙江水师的全部力量，在重洋上转战，终于平定蔡牵。道光以后，海上警报接连发生，木质旧船抵挡不住外国铁舰的坚固锐利。同治五年，才开始仿照欧洲兵轮船的式样，在福建省开设船厂制造轮船。江苏起初设置轮船四艘。同治十一年，广东、山东各设置轮船一艘，奉天设置小轮船一艘，都配备水师。此后沿海各省购买兵轮，每年都有增加，旧式水师战船则分别裁汰。到光绪中叶，汇总各省外海、内河实际存有的师船数量如下：奉天外海缯船十艘；直隶外海长龙船二艘、先锋舢板船四十八艘；山东外海拖罾船十四艘、内河哨船六艘；江苏外海轮船二艘、艇船八艘，内洋轮船二艘、舢板船六十艘，内河舢板船、艇船三百八十五艘，长江舢板船七十六艘，督阵舢板船七艘，长龙船十艘，巡哨舢板船一百二十八艘；安徽舢板船二百八十二艘、长龙船十五艘、八团船一艘、枪划十艘、护卡巡船十五艘、督阵舢板船七艘、轮船二艘；江西长龙船十五艘、舢板船二百六十三艘、督阵舢板船六艘、轮船一艘；福建外海长龙船一艘、舢板船十九艘、小艇十四艘、哨船十四艘、龙艚船二艘、拕艚船一艘，内河炮船三十艘；浙江外海钓船二十七艘、艇船十二艘、龙艚船十七艘、哨船二艘、快船一艘，内河大舢板船五十八艘、中舢板船八十四艘、飞划船四十九艘、长龙船座船二百一十三艘、枪船八艘、炮船五艘。湖北有督阵大舢板船八艘、长龙船十二艘、舢板船一百八十艘。湖南有督阵大舢板船四艘、长龙船四艘、舢板船六十艘。广东外海有大小轮船二十二艘、巡船十四艘、拕船十艘、长龙船一艘、扒船一艘；内河有两橹桨船一艘、橹船一艘、桨船四十艘、巡船一百九十六艘、急跳船十五艘、平底桨船二艘、快哨船二艘、快船十四艘、快桨船七艘、▯艚船四艘、橹船二艘。各省战船都分别隶属于标营，选择地点驻泊，按时会合巡哨。外海师船随着海军制度逐渐建立，主要承担沿海捕盗的职责。各省内河师船都仿照长江水师舢板船的式样。只有巡缉等船因为要分巡支流、河汊、港口，要求轻便快捷，船制略有不同。

译漕、河水师的营制，始于明代隆庆年间。清代略微改变了制度：由卫卒专门负责挽运漕粮，由营兵专门负责护送漕粮，另设城守营守护城池。漕运总督与巡抚分为两套系统；漕运总督标下统辖左、右、中三营和城守四营，驻在山阳境内及漕运要地，分别设置兵力。淮郡过去是黄河、淮河交汇之处，特意修建两座大闸，设置河兵和堡夫守护。河营于是与漕营同样重要，各自设置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等官。河营官员升迁的规定与军功相同，专门负责填筑堤防，不承担缉捕职责。清代水师武功强盛，曾守卫洞庭湖而平定吴三桂叛军，在大海上作战而歼灭蔡牵，顺长江而下制服粤寇；东南数千里之间，军威随着鼓声传扬，劳苦功高的大臣和勇健善战的将领奋发立功，功名超过前代。等到海禁大规模开放，铁船横行海上，水师旧制软弱，不能抵挡坚固的铁舰，终于完全失去了所依仗的力量。这是时势和机遇所迫，并不是规划不周造成的。各直省旧定的船数和分区防守制度，分别列在本篇中：东三省、直隶、山东、江南（附太湖湖标、漕标各水师）、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长江水师。东三省沿海各口岸中，以金州、旅顺口尤其重要。清初就已有水师制度。松花江、嫩江贯穿流入吉林、黑龙江两省腹地。所设置的水师营汛，从吉林向北直到墨尔根、黑龙江一带。到光绪年间，旅顺修筑海军港，驻屯铁舰，与过去的制度大不相同。东部图们江、混同江一带，时常有俄罗斯战舰侵扰，已经不是旧制水师船、薄弱器械和少量兵力所能控制的了。现将常设水师列于后面：奉天旅顺口在顺治初年设置水师营，把山东赶缯船十艘编入其中，开始编定营汛。康熙十五年，设置水师协领二人、佐领二人、防御四人、骁骑校八人、水兵五百人。康熙五十三年，由浙江、福建两省船厂制造大战船六艘，从海路运到奉天省，驻守海口。金州水师营隶属于城守尉，水兵一百人。吉林水师营在顺治年间设置四品、五品、六品官员。光绪十四年，增加设置总管一人、六品官二人。齐齐哈尔水师营在康熙二十三年设置总管一人、四品官二人、六品官二人，造船四品、五品、六品官各一人，领催八人，水兵二百六十八人，后来增加到五百六十八人；有大战船二艘、二号战船十五艘。康熙四十年，从齐齐哈尔拨归黑龙江十艘船。雍正年间，拨归墨尔根六艘，存有大小战船二十五艘、江船五艘、划子船十艘。墨尔根水师营在康熙二十三年设置四品官一人、领催一人，由本城协领兼管；共有战船六艘，水兵四十三人。雍正年间增加战船六艘。黑龙江水师营在康熙二十三年设置总管一人、五品官二人、六品官二人、领催八人，战船三十艘，水兵四百一十九人。康熙四十年，从齐齐哈尔拨船增加，共有大战船十艘、二号战船四十艘、江船十艘、划子船十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十九人〕 直隶省水师始于雍正四年，当时设置天津水师营，设都统一人，驻在天津，专门防守海口；水师共二千人，省内各河都归陆汛管理，没有内河水师。乾隆八年，增加副都统一人、水师一千人，以及大小赶缯船二十四艘、▯仔船八艘。乾隆三十二年，因为海口无事，徒然耗费粮饷，全部裁撤。嘉庆二十一年，恢复设置水师一千人。不久设置大名镇，把水师总兵归并大名镇，实际留下守备一人、参将一人、千总二人、把总三人、水师四百九十一人。嘉庆十九年，直隶督臣那彦成认为官兵是虚设的、兵船大多朽坏，上疏请求裁撤，仍然并入大名镇。咸丰八年，因为海疆警报频繁，增设海口六营，在大沽南北两岸修筑炮台，共有大炮台五座、平炮台十座、大炮九十九尊、水师三千人，每五百人为一营，分编为左右六营。咸丰九年，改为一千八百人。同治八年，督臣李鸿章上疏请求酌定营制，设置大沽协副将，驻在新城海口，防守炮台。光绪元年，李鸿章在大沽、北塘等地增建炮台，购买欧洲铁甲快船、碰船、水雷船，由海军将领统率，不隶属于旧制协标之内。内河水师船始于同治年间，仿照长江水师制度，设置督标水师中营，管带官一人、哨官三十二人、水师四百七十六人、舢板战船三十二艘，驻在三岔河口；又设置亲兵总哨官一人、哨官十四人、水师二百零二人、舢板战船十四艘，驻在西沽河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二人〕 山东在顺治元年开始于登州府设置水师营，由守备、千总等官统领，共有沙唬船、边江船十三艘，水兵三百八十六人，驻扎在水城，分别防守东西海口。顺治十五年，将沂州镇移到胶州，把胶州水师改为陆营。顺治十八年，将临清镇移到登州，把原来隶属于城守营的水师改为前营水师。康熙四十三年，增加设置游击二员以及守备以下各官，将水师增加到一千二百人，把沙唬船改为赶缯船二十艘，分巡东西海口，东到宁海州，西到莱州府，分为前、后两营，各自负责其职。康熙四十五年，前营水师移驻胶州，巡哨南海；后营水师驻水城，巡哨北海。康熙五十三年，裁撤后营常设官弁，裁减水师七百人，拨赶缯船十艘前往旅顺口；只保留前营水师游击等官和赶缯船十艘，分为南、北两汛，由游击、守备分别统辖一半兵船。雍正七年，每船增加兵十人，两汛共增加兵一百人；增设双篷艍船七艘，每艘配兵三十人，南汛艍船三艘，北汛艍船四艘；北汛增加将弁一人。

译雍正九年，又增设艍船三艘，增加兵一百九十人，每艘艍船共配兵四十人，南、北两汛各有五艘。雍正十二年，增加将弁六人；又在成山头增设东汛水师，从南、北两汛各抽调赶缯船一艘、双篷艍船一艘，分配战守兵；从南、北两汛拨将弁四人，配船巡哨成山、马头嘴一带，与各汛会旗，全部归水师前营管辖，由本镇统领。现将规定制度列在后面：前营水师设游击、守备各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外委千总二人，外委把总四人；有水战兵八百人、守兵二百人、赶缯船十艘、双篷艍船十艘，每船各带脚船一艘。南汛驻在胶州的头营子，设游击一人、把总二人、外委千总和外委把总各一人，有赶缯船四艘、双篷船四艘，共配战守兵四百人。南面巡哨到江南交界的莺游山，东面到荣成县马头嘴，与东汛会旗。东汛驻在养鱼池，设千总、把总各一人，外委千总、外委把总各一人，有赶缯船四艘、双篷艍船四艘，共配战守兵四百人。南面巡哨到马头嘴，与南汛会旗；北面巡哨到成山头，与北汛会旗。北汛驻在登州府水城，设中军守备、千总、把总各一人，外委把总二人，有赶缯船四艘、双篷艍船四艘，共配战守兵四百人。南面巡哨到成山头，与东汛会旗；北面巡哨到隍城岛，与直隶水师、盛京水师分界。江南水师在顺治初年时，江苏松江等营各有捕盗用小型快船四十艘，常州、镇江等营各有一二十艘不等。康熙七年起，查明并销毁沿江沿海各营出海的船只，连内河快船也一并裁汰。后来巡抚马祜、提督杨捷上疏请求，在苏、松、常、镇四府各塘汛设置水师巡船三百二十五艘，以平靖水盗。雍正元年，江苏、浙江督抚会商，认为太湖跨越两省，自古就是盗贼聚集之地，于是在湖滨各个水口增设水师营汛巡船，分界巡防。湖内各处属于两省交界的地方，命令参将各自率领水师会同巡查缉捕。雍正五年，命京口八旗营仿照天津水师的制度，设置京口水师营，将京口的大小战船二十艘分拨到江宁操练。其中驻扎江宁的水师，共有满洲、蒙古兵一千人，设协领四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十二人。这就是江南水师的开端。镇守京口左右两路的水师，设置统兵官二人，分别统领左右两营；每营各置沙船二十八艘、水艍船八艘、犁缯船八艘，舵椗手二百二十人，水手和匠役四百九十二人。康熙二十一年，改隶江南提督标下，分为中、左、右三营。康熙三十六年，裁撤总兵官，设置副将以下各级官员；每营设沙船二十三艘、唬船七艘、小巴船四艘，水手四百六十八人。雍正二年以后，船只屡有调拨，每营保留唬船二艘、小巴唬船七艘、渡马浅船六艘。江南提督水师标下的士兵，顺治四年开始设置参将以下各级官员，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以及城守六营。中营有唬船一艘、巡船十五艘、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左营有唬船三艘、巡船十五艘、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右营原有浦江游巡哨船四艘，改设哨船一艘、桨船一艘、二橹哨船一艘、巡船七艘。前营有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巡船二十二艘。后营有唬船一艘、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巡船八艘。松江城守营有唬船一艘、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巡船一艘。金山营有巡船十三艘。柘林营有巡船四艘。青村营有巡船二艘、小哨船一艘。南汇营有大罟船二艘、小哨船四艘。川沙营有捕捉匪徒用的大罟船三艘、放大罟船三艘、大罟船二艘、小哨船二艘、小号二橹哨船二艘。刘河营有巡船八艘。吴淞营有沙船三艘、艍犁船四艘。福山营有沙船四艘、官渡船四艘、巡船十六艘，后来改为福山镇标，设置总兵以下各级官员。太湖营有沙船、快船、巴唬船共三十二艘，后来改为太湖协标，设置副将以下各级官员。常州营有巡船二十九艘。江阴营有唬船二艘、巡船七艘。靖江营有唬船二艘。杨舍营有巡船二艘。镇江城守营在顺治十五年设置镇守苏、松水师总兵官，分为中、左、右三营，各设沙船九艘、趕缯船五艘；不久改置参将等官，设置巡船二十三艘。江南督标游兵营在顺治初年隶属于操江巡抚标下，设置游击以下各级官员，有大唬船一艘、小唬船二十七艘。康熙元年，裁撤并入督标。奇兵营在顺治初年随操江巡抚前往安徽省驻防，改为太平右营，设置游击以下各级官员。康熙元年，裁撤并入安庆营。瓜洲营在顺治二年设置守备以下各级官员，专门防守江北水汛，有唬船八艘。康熙元年改为参将营，并入江南督标。康熙十一年改为瓜洲城守备，仍有唬船八艘。各县分防的水师船只为：宝应汛船十五艘、氾水汛船十四艘、永安汛船二十三艘、高邮汛船十六艘、江都汛船十四艘。淮安庙湾营在顺治初年设置游击以下各级官员，有沙船五艘、唬船四艘。佃湖营在雍正九年由庙湾营分出驻防，设置都司以下各级官员，有沙船三艘、巡船四艘、唬船一艘、内河巡哨船一艘。营城营在顺治三年设置守备以下各级官员，有唬船四艘、小巡船四艘。乾隆十一年改为唬船一艘、巡海哨船二艘、三号和四号沙船二艘、小巡船四艘。

译小关营在雍正十一年由盐城营分出驻防，设置都司以下各级官员，有沙船二艘、唬船一艘、快船一艘。海州营在顺治四年设置游击以下各级官员，有小巡船五艘。康熙三年并入东海营，增设沙唬船十艘。东海营在顺治初年设置守备以下各级官员，顺治十八年裁撤，康熙十八年恢复设置。其分防的汛地为：鹰游内外洋汛▯船二艘、大浦汛商船二艘、海头汛唬船一艘、临洪口汛哨船二艘、高公岛汛沙船一艘。江苏巡抚标下左右两营在顺治四年设置参将以下各级官员，左营有巡船十艘，右营有巡船十艘。苏州城守营在顺治四年设置参将以下各级官员，有巡船五十八艘。平望营在顺治三年设置游击以下各级官员，巡船十七艘。起初隶属于提督标，乾隆以后改隶巡抚标，巡船增为二十艘。福山营从提督标分出驻防，设置游击以下各级官员，有沙船四艘、巡船六艘、官渡船四艘，船只数量仍与过去的制度相同。道光年间，因其地处海疆要地，改为镇标，设置总兵以下各级官员，分为中、左、右三营。淞北营原隶属于督标内河水师，同治十一年改隶江南提标水师，增设副将以下各级官员，仿照长江水师制度，设置舢板船十六艘。淞南营在同治十一年改隶里河淞北协标，增设游击以下各级官员，仿照长江水师制度，设置舢板船、座船共三十七艘。江北狼山镇标在顺治十八年设置总兵以下各级官员，分为中、左、右三营。中营有趕缯船一艘、沙船一艘、唬船三艘、渡船五艘。左营有趕缯船一艘、沙船二艘、唬船三艘、渡船六艘。右营有趕缯船六艘、沙船一艘、唬船四艘、渡船三艘。泰州营在顺治二年设置游击以下各级官员，有趕缯船二艘、沙船二艘。掘港营在顺治三年设置守备以下各级官员，有唬船三艘。康熙二十三年，将京口将军标下的沙船二十二艘、唬船十八艘隶入狼山镇标，作为海口巡防水师。康熙二十八年，将战船四艘仍拨归京口。康熙四十八年，改为中、左、右三营：中营有趕缯船三艘、沙船二艘；左营有趕缯船三艘、沙船三艘；右营有趕缯船四艘、沙船二艘、唬船四艘。雍正十年，实际存有大小水师船二十二艘。雍正十三年，右营增设小哨沙船一艘。同治五年，增设绥通、绥海二营，隶属长江水师提督。江南福山镇标在道光二十三年设置总兵以下各级官员，分为中、左、右三营：以原有的福山营水师为福中营，以苏松奇兵营水师为福左营，以杨厙水师为福右营。中营原设巡船十五艘，因日久朽坏已经没有了，改以沙船四艘增换为阔头舢板船五艘；左营设置大小舢板船八艘，右营设置大小舢板船五艘。同治九年改定营制，将中营并入左右营；左营原来管辖的海门▯所属西半洋沙等汛改隶通州营；左营分为中、左、右三哨，分别驾巡船十二艘，出海巡查；右营驻防陆路各汛。太湖水师始于雍正年间。太湖横跨苏州、常州、湖州三地，是整个吴地最大的水域。湖中风浪与江海不同，所以巡湖水师的船制也不同。卫所、巡司使用巡船，水师则使用哨船。雍正二年，设置太湖营游击、千总、把总各一人。雍正五年，因大钱汛口是浙江省湖滨的重要通道，增设守备、千总各一人，把总三人；战守水兵原额一千人，历年裁并后实际有水战兵一百八十六人、守兵四百七十二人，分防各处：甪头汛兵一百八十五人，沙快船五艘；西山汛兵六十九人，沙快船二艘；浙江乌程汛兵一百九十七人，沙快船九艘；伍浦汛兵六十九人，快巡船九艘；南浦汛兵一百七人，快巡船九艘。雍正七年，以沙船六艘作为湖中大汛的巡防船，其余改为小号巡船二十艘，巡查缉捕支河小港。雍正九年，将水师分为左右二营：左营守备驻在简村，所辖汛地共六处，负责吴县震泽县界；千总一人驻在鲇鱼口，所辖汛地十二处，负责吴县、吴江、震泽县界。把总二人：一人驻在东山，所辖汛地共八处，负责吴县境；一人驻在吴江，所辖汛地共八处，负责吴江、震泽县界。右营守备驻在周铁桥，所辖汛地共六处，负责宜兴、阳湖县界。千总一人驻在马山，所辖汛地十四处，负责常州、无锡、阳湖县界。把总二人：一人驻在鼋山，所辖汛地七处，负责吴县境；一人驻在凤川，所辖汛地七处，负责宜兴、荆溪县界。乾隆年间设置副将以下各级官员，水师战船共有巴唬船十六艘、沙船三艘、大快船七艘、小快船三十二艘。到道光年间，尚存巴唬船十六艘、沙船二艘、大快船六艘、小快船二十艘、桨船十艘。到了咸丰年间粤匪作乱以后，营伍的船只器械全部丧失。同治年间重新整顿水师，全部改易旧制，仿照长江营制，设置太湖协标二营，有舢板战船三十六艘。这就是江南水师的制度。长江水师驻在江南省境内的，是瓜洲镇标，管辖瓜洲营、孟湖营、三江营、江阴营；其战船和兵额，与各省长江水师相同。

译河道总督标下共有二十营。雍正七年，将漕标右营改隶河标，设置巡船九艘。山清里河上营，康熙十七年设置，有船六十八艘。里河下营，雍正六年由里河营分设，有船十三艘。外河上营有船一百十四艘。山安海防河营，雍正七年由外河营分设，有船五十四艘。高堰上营，康熙三十八年由盱眙营分设，有船三十四艘。山盱下营，雍正七年由高堰营分设，有船十七艘。桃源安清营，康熙三十八年设置，有船二十三艘。扬河上营，康熙十七年设置，有船八十二艘。扬河下营，雍正七年设置，有船十四艘。徐河南北营，雍正六年设置，有船三十艘。邳睢河营，顺治初年设置，有船七十五艘。宿虹南北营，顺治初年设置，有船一百艘。桃源南北营，顺治初年设置，有船六十八艘。宿迁运河营，雍正六年设置，有船十九艘。所有河防各营，都设置守备以下各级官员；大小船只分为浚船、柳船两类，用于修治和防护河道工程，由各营按照营制统率管理。漕运总督水师标营分为中营、左营、右营、城守四营；中、左、右三营负责护送漕运，城守营负责地方事务，驻扎在山阳境内以及漕运经过的地方。运输和转运漕粮，则由卫所士卒承担。浙江水师杭州协钱塘水师营在顺治初年设置守备等官，兵一百十五人；鳖子门汛兵七十九人，新城汛兵三十一人，塘栖汛兵九十三人，钱江汛兵七十七人，富阳汛兵一百五十人；防守河庄山有唬船四艘，运河和内河有快唬船十一艘，钱塘江有渡马船六艘。乍浦水师营在雍正二年将定海镇右营改归乍浦，设置参将等官；水战兵二百四十人，守兵二百七十六人，战船十艘。内洋岑港辖洋面汛三十三处，内洋沥港辖洋面汛十五处，内洋岱山辖洋面汛十九处。嘉兴协营设置副将等官，驻守府城，兵四百三十二人，快唬船五艘。海盐汛兵一百七十五人，快唬船三艘；乍浦汛兵二百十三人，快唬船二艘；澉浦汛兵一百人，快唬船一艘；石门汛兵一百十人，快唬船四艘；桐乡汛兵七十六人，快唬船二艘；濮院汛兵六十一人，快唬船三艘；新城汛兵四十人，快唬船一艘；平湖汛兵九十九人，快唬船三艘；嘉善汛兵七十人，快唬船二艘；嘉兴汛兵六十九人，快唬船二艘；王江泾汛兵五十六人，快唬船二艘。雍正十年，裁撤快唬船二十艘，改造大号巡船二十艘、小号巡船二十艘，分配给各汛。湖州协营设置副将等官，驻守府城，兵四百七十六人，快巡船十三艘。左营分防双林汛，兵五十人，快巡船三艘；德清汛兵三十四人，快巡船四艘；新市汛兵四十二人，快巡船四艘；含山汛兵四十二人，快巡船四艘；菱湖汛兵三十九人，快巡船五艘。右营分防泗安汛，兵五十人，快巡船三艘；长兴汛兵四十四人，快巡船二艘；武康汛兵二十人，快巡船一艘；马要汛兵二十人，快巡船一艘；乌镇汛兵二十四人，快巡船一艘；南浔汛兵五十八人，快巡船六艘；菁山汛兵十六人，快巡船一艘；梅溪汛兵八十人，快巡船二艘。绍兴协营设置副将等官，水师一千八百七十二人，采用卫所制度，设置临海、观海二卫，沥海、三江二所。雍正十年，设置周家路水师汛，配置绍字一号、二号巡船二艘。宁波府在顺治三年设置水师营参将二人，分为左右二营，水战兵四百人，守兵四百人。顺治十四年，设置宁台温水师总兵官及以下各级官员。康熙九年，设置水师提督及左右二路总兵官，七年后裁撤。设置总兵官一人，管辖中、左、右三营水师，兵三千人。春秋两汛，率领战船出海巡查缉捕。战船数量随时增减改动。顺治三年，水师左右二营有大小战船五十二艘；顺治九年，定海镇左右二营有战船四十九艘；顺治十四年，水师左右前后四营有战船二百二艘；康熙元年，水师前、左、右三营有战船一百七十三艘；康熙九年，定海镇中、左、右三营有战船八十艘，增设哨船二十艘。历年裁汰后，定额为水艍船十二艘、犁缯船七号水艘中艍船一艘、中号犁缯船五艘、沙船七艘、双篷艍船十三艘、唬船二艘、哨船二十艘。象山城守营设置副将等官，有哨船四艘；海口汛兵一百五十人，哨船十艘。雍正四年，裁减后保留四艘。昌石营设置都司等官，汛兵五百六十五人，战船六艘。镇海营原来设置的是定海水师左右二营。雍正二年改设镇海营参将等官，汛兵二百三十五人，哨船八艘。台州府在顺治十四年设置宁台总镇，顺治十五年改为水师提督，不久又改为总兵。设置黄岩镇标三营，水师二千七百七十五人，战哨船二十五艘。海门驻游击等官，前所驻都司等官。右营分防海洋七汛：玉环山、干江、鸡齐山、标桃屿、石塘、龙王堂、沙护。中营分防海洋六汛：郎几山、黄礁门、深门、三山、老鼠屿、川礁。左营分防海洋八汛：圣堂门、米筛门、白岱门、牛头门、靖寇门、狗头门山、茶盘山、迷江山。

译温州府在顺治三年设置副将等官，顺治十三年改设总兵官，设置镇标中、左、右三营水师，战哨船二十二艘。中营水战兵六十五人、守兵一百五十二人，有战船九艘、快哨船二艘、钓船三艘。分巡两处：一处专门防守三盘口，水师一百六十二人，战船二艘；一处专门防守长沙海洋，水师一百二十八人，沙战船二艘。分防汛地共七处：霓岙、黄大岙、三盘、大门、长沙、鹿西、双排。左营水战兵六十八人、守兵一百七十三人，有战船九艘、快哨船二艘。分巡两处：一处专门防守凤山汛，一处专门防守南龙海洋。分防汛地共五处：凤皇山、铜盘山、南龙山、大瞿山、白脑门。右营管辖陆地汛兵。瑞安水师营设置副将等官，水战兵九十八人、守兵一百四十三人，有内洋巡哨战船四艘、外洋巡哨战船五艘、快哨船四艘、钓船二艘。分巡两处：一处专门防守北关洋，水师七十人，战船一艘；一处专门防守官山洋，水师五十人，战船一艘。分防汛地共六处：北关、官山、金乡岙、琵琶山、南鹿山、四大屿。玉环水师营设置参将等官，水战兵一百四十五人、守兵二百五十四人，有八桨船四艘、战船四艘、快哨船四艘。左营管辖陆地汛兵。右营水师一百八十四人，有战船四艘。分巡两处：一处专门防守坎门，水师六十五人，战船一艘；一处专门防守长屿，水师三十四人，战船一艘。内洋有三汛：乌洋、梁湾、黄门；外洋有一汛：沙头。左右营率领水师一百八十四人，驾驶战船一艘，轮流巡查海面。另有江口水师一百八十四人，战船四艘。雍正二年规定四种战船：水艍船、趕缯船、双篷船、快哨船。六桨船、八桨船，是雍正七年以后增设的。福建水师在顺治十三年开始设置，兵三千人，有唬船、哨船、趕缯船、双篷船一百多艘。康熙二十四年裁撤双篷船八十艘，将其中二十艘分防台湾和澎湖岛。雍正三年，在福州、漳州、台湾三处各设置船厂，制造外海、内河的大小战船。雍正七年设置泉州船厂，修造各提、镇、协标水师的战船。福州船厂承修四十六艘，泉州船厂承修四十八艘，漳州船厂承修五十二艘，台湾船厂承修九十六艘。乾隆十六年，命令三江口战船按季度清洗。乾隆三十三年裁撤哨船五十艘。嘉庆四年，命令战船全部改为同安船式。嘉庆五年裁撤内地额定战船三十艘，增造米艇船三十艘，编为胜字号。嘉庆七年，将福宁府陆路镇标左营改为水师左营，驻扎三沙海口，编制新字号战船十二艘。嘉庆十年，增加台湾水师同安梭船三十艘，编为善字号，分设台湾协标中、左、右三营。嘉庆十一年，增加米艇八艘，编为捷字号；又增加大横洋梭船二十艘，分别编为集字号十艘、成字号十艘，分防内地。嘉庆十三年裁撤中号、小号梭船十七艘。十四年增加集字号、成字号大同安梭船二十艘，捷字号米艇八艘。十五年裁撤台湾港口善字号船二十一艘，在鹿耳门增加守港师船十六艘，编为知字号；增加八桨快船十六艘，编为方字号。十六年裁撤各营中号、小号梭船三十七艘。道光二年裁撤捷字号米艇、胜字号米艇共十五艘，其余改为一、二、三号同安梭船式样。七年裁撤台湾水师营知字号、方字号船共三十二艘，善字号船九艘；另造白底艍船三十二艘，编为顺字号十六艘、济字号十六艘，分拨给台湾协标中、左、右三营和澎湖协标艋舺营。外海战船的名称共有十类：趕缯船、双篷艍船、双篷船、平底哨船、圆底双篷▯船、白艕▯船、哨船、平底船、双篷哨船、平底▯船。内河战船的名称共有九类：八桨船、六桨平底小巡船、花驾座船、八桨哨船、小八桨船、中八桨船、大八桨船、花官座船、哨艍船。各船配备水师人数的多少，以船只大小为标准。提督标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中营战船九艘，左营八艘，右营八艘，前营十艘，后营十艘。总督标水师左营战船二艘。金门协标后来改为镇标，左营战船九艘，右营九艘；改为镇标后增加战船二艘。海坛协标后来改为镇标，左营战船十艘，右营八艘。闽安协标左营战船七艘，右营七艘。福宁镇标左营战船十艘。烽火营战船十一艘。南澳镇标战船十艘。铜山营战船十一艘。台湾协标中营战船十九艘，左营十四艘，右营十六艘。澎湖协标左营战船十七艘，右营十六艘，艋舺营十四艘。广东水师自顺治九年设置官兵一千人，后来设置总督标水师，驻扎肇庆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中营有二橹桨船一艘、急跳船一艘；左营有桨船二艘、急跳船一艘、舢板船三艘；右营有桨船二艘、急跳船二艘；前营有急跳船二艘、舢板船四艘；后营有桨船一艘、急跳船一艘、舢板船三艘。水师营有二橹桨船十四艘、四橹桨船六艘、急跳船六艘。四会营有四字号桨船三艘。新会营有急跳船一艘、急跳桨船一艘、小舢板船二艘。后来改为肇庆城守协标，管辖左右营、四会营、那扶营、永安营；又将新会营改隶提标水师所属的顺德协。

译巡抚标管辖水师左右营、广州协左右营、三水营、前山营、顺德协左右营、新会左右营、增城左右营、大鹏营、永靖营。光绪二十九年裁撤广东巡抚，将各营分别改隶提督标和广州城守协。水师提督标在康熙元年设置，驻扎惠州府，管辖四营。嘉庆以后移驻虎门，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并辖香山协左右营、顺德协左右营、新会左右营、大鹏左右营、赤溪协左右营、清远右营、广海寨营、永靖营。共有六橹船十一艘、八橹船四艘、十橹船二艘、十二橹船二艘、米艇十一艘、捞缯船六艘、快桨船二十七艘、浅水桨船十二艘、巡船十四艘、二橹船六艘、四橹船十二艘、艍船四艘。后来裁撤广海寨营，将清远左右营隶属三江口协标，将永靖营改隶抚标，后来又改隶城守协标，并增设赤溪左右营。南澳水师镇标左营有战船十艘，隶属福建省；右营有趕缯船九艘、▯仔船六艘、八桨船二艘。澄海协左营有艍船二艘、膨仔船二艘、乌▯船一艘、快桨船三艘；右营有趕缯船一艘、艍船二艘、▯仔船一艘、乌▯船一艘、快桨船二艘。海门营有趕缯船二艘、艍船二艘、▯仔船四艘、快桨船四艘。达濠营有艍船二艘、▯仔船一艘、快桨船一艘。碣石水师镇标在康熙八年扩大界址，分为中、左、右三营，有米艇十艘、哨船一艘。平海营在康熙元年由惠州协右营驻守平海所，雍正四年设置平海营，隶属镇标；有一号趕缯船一艘、二、三、四号艍船三艘、五、六、七、八号拖风船四艘、一号快船一艘。归善城守营有舢板哨船十三艘。惠来营属陆路。潮州镇标分为中、左、右三营。城守营有快船五艘，饶平营有快船四艘，黄冈协左右营各有哨船二艘。北海镇标及城守营在康熙初年设置。康熙二十三年改设龙门水师协标，分为左右二营；左营水师八百二十三人，右营八百十一人，共有大米艇三艘、中米艇四艘、小米艇一艘、捞缯船三艘、艍船一艘。乾隆二十年以后，实际存有趕缯船二艘、艍船四艘、拖风船一艘、快马船三艘。过去管辖的硇州营有大小战船二十七艘，后来改隶高廉水师镇标。高廉镇标阳江营在嘉庆十五年将南韶连镇标左翼的兵移驻阳江，设置阳江镇标；左营有大米艇五艘、捞缯船二艘，右营有大米艇三艘、捞缯船一艘，后来改隶高廉镇标。电白营有双篷艍船七艘。吴川营有外海双篷艍船二艘、外海拖风船三艘、桨船二艘。硇州营原名乾体营，有大战船十三艘、龙艇六艘、哨船五艘。康熙四十二年改为硇州营，存有趕缯船三艘、艍船六艘、拖风船十二艘、外海双篷船四艘、快桨船七艘。东山营有大米艇一艘、捞缯船二艘。雷琼镇标在康熙二十七年设置，分为左右二营，有趕缯船二艘、艍船六艘、快哨船六艘。雍正年间增加快哨船十艘。嘉庆十五年改称水师营，左营水师八百七十六人，右营水师八百八十八人。海安营在康熙初年设置副将等官，康熙八年改设游击，隶属镇标，有大小哨船共二十艘。白鸽寨营在顺治初年设置参将等官，有大小哨船九艘；康熙年间裁撤，保留哨船三艘。海口营在嘉庆十五年设置水师协标，左营水师四百九十二人，右营四百八十五人；后来改为参将营，并将左右营合并为一营。崖州水师协标中营属陆路，右营水师有一、二、三号拖风哨船三艘，四、五、六号艍船三艘。此外，广东驻防八旗营水师在乾隆十年设置领催等三十人，水师四百七十人，分为左右二营，匠役十二人，教习副工兵一百人。广西水师原来驻在柳州，后来移驻龙州。康熙二十一年，因梧州地处两广中部，扼守三江要地，于是将额定官兵的一半分派到浔州、南宁一带，设置哨船巡防。此后只有梧州、浔州、平乐、南宁、庆远各府设有按编制供给的水师，人数并不多。到光绪初年，由于漓江、左江、右江的水路绵延，盗贼充斥，设置水师五营。后来因军饷困难，合并为三营。不久增加招募勇丁，共有巡哨船一百四十艘，兵丁一千三百多人。但仍苦于不够分布，于是又设置水师五军，根据水路长短确定师船数量。桂林府至平乐府为中军汛地，设置将领四人、巡船四十艘、兵五百人。梧州府至浔州府为前军汛地，设置将领二人、巡船二十艘、兵三百五十二人。太平府至南宁府为左军汛地，设置将领三人、巡船三十艘、兵三百七十六人。庆远府至武宣为右军汛地，设置将领四人，拨给车扒船四艘、巡船三十六艘、兵五百三十六人。南宁府至百色等▯的河面为后军汛地，设置将领三人、扒船八艘、巡船二十艘、兵四百二十四人。这是光绪末年的制度。

译现将旧日设置的水师官兵和船只数量列在后面：梧州府水师三营，设置副将等官，水师一千人，有塘船十三艘、快船六艘、舢板船三十八艘。庆远府协标左营兼管水师哨船二艘。平乐府水师有哨船四十七艘。广运营有八桨哨船七艘、柳兵哨船七艘。大亮营有八桨哨船一艘、柳兵哨船一艘。大定营有八桨哨船一艘、柳兵哨船二艘。足滩营有柳兵哨船十二艘。浔州府左营兼管来宾江口水师哨船和勒马汛水师哨船。南宁府隆安县有水塘十八处、哨船十五艘、水师一百四十人；横州有水塘二十处、哨船三艘、水师三十四人；永淳县有水塘九处、哨船一艘、水师十人。湖北水师武昌府城守营原有水师营，设置守备以下各级官员。乾隆二年，拨入汉阳营，负责长江、汉水巡防。武昌省城城守营内有内河巡哨船五艘，下游道士洑营有巡江船三艘。汉阳城守营兼管水师营，有战船三艘、虎战船一艘，汉川有虎战船二艘。黄州协营有巡江船三艘，蕲州城守营有巡江船二艘。荆州水师营设置守备以下各级官员，有战船二十五艘、巡江船二艘。宜昌府水师在顺治十三年设置彝陵镇，管辖水师前、后二营。康熙十九年改为彝陵水师协标。乾隆元年改为宜昌镇标，仍设置水师前、后二营，有战船三十艘、小▯船十一艘。经过粤寇之乱后，旧制度不复存在。同治年间设置长江水师，其中属于湖北省的为汉阳水师镇标，管辖汉阳营、田镇营、簰洲营、巴河营；其战船、兵额与各省长江水师制度相同。江西水师在清初设置九江镇标水师营、南湖水师营、鄱湖水师营，有唬船二十艘，分地防守水路，各营各设塘船一艘。康熙元年，将九江镇标改为九江协标，水师七百七十三人，增设沙船三十艘、水汛巡哨船十七艘。乾隆年间实际存有沙船八艘、唬船二十三艘，后来改为城守营。同治八年裁撤城守营。南湖水师营、鄱湖水师营在设置长江水师以后也都裁撤。长江水师中属于江西省的，是湖口水师镇标，管辖湖口营、吴城营、饶州营、华阳营、安庆营；战船和兵额与各省长江水师制度相同。安徽省的水师，包括安庆镇标、寿春镇标以及游兵营、泗州营，都配有战船。顺治初年，安庆镇标游兵营隶属于操江巡抚标；康熙元年，改隶江南总督标。泗州营原来隶属于江南提督标，后来改隶安徽巡抚标。安庆镇标分驻怀宁、桐城、望江、东流、贵池、铜陵以及江西彭泽县等地，配大唬船一艘、小唬船二十二艘。游兵营分驻和州、无为、含山、铜城、繁昌、芜湖、当涂等地以及江苏江宁县，配大唬船一艘、小唬船二十七艘。寿春镇标中，颍州营有哨船二艘，泗州营有扒唬船四艘。经过粤寇之乱后，水师战船全部毁坏。同治年间，设置长江水师，属于安徽省的编制是长江提督标中营，驻扎太平府，管辖裕溪营、芜湖营、大通营、金陵营；战船和兵额，均与各省长江水师采用同一制度。湖南水师在清初设置辰州、洞庭二营。康熙二十八年，裁撤辰州水师，改设岳州水师营，归岳州营参将兼管，并设置守备等官，编有头舵战兵六十八人、水步战兵六十五人、水守兵一百四十八人，分驻岳州府城以及东西湖、上下江二汛。雍正至嘉庆年间，兵额屡有增减，最后有头舵战兵三十四人、水步战兵三十九人、水守兵一百四十二人、战船十八艘。洞庭水师营原为洞庭协标。嘉庆二年，因洞庭副将、都司移驻常德，便改常德为协；又因常德游击、守备移驻洞庭，遂将洞庭协改为水师营，设置游击等官，编有战兵一百九人、守兵四百三十六人、战船十二艘，并另设分防小船、巡逻小船各十艘，分别驻扎龙阳县以及东西湖各汛。太平日久，将领、军官和士兵都居住在陆地上，船只破旧也不修理，旧有制度逐渐废弛。咸丰三年，曾国籓在湖南整治水师，制造船只、训练士兵，其中长龙船、舢板船尤其便利。平定粤寇后，到同治八年，裁撤水勇，设置长江水师。湖南境内设置岳州镇标四营，分别为岳州营、沅江营、荆州协标营、陆溪营。原设的岳州水师并入岳州城守营，原设的洞庭水师并入龙阳城守营。咸丰年间军事兴起以后，常常在省城驻扎水师二营，在湘潭驻扎水师一营，在衡州驻扎水师一营；益阳县则由省城调拨师船驻防；常德驻水师一营，辰州驻一营，靖州的洪江驻一营；澧州则由常德调拨师船驻防；又在岳州、安乡合驻水师一营。这些都不列入经制水师的正式编制，而是分地区驻扎巡防，部署交错安排，实际上同经制水师互相辅助。长江水师在道光末年，各省内河水师和沿江水师的船只大多朽坏破旧，到了操练的时候，只是虚应仪式。粤寇向东进犯时，便无法加以制止。咸丰三年，江忠源首先提出建立舰队、训练水兵的主张。咸丰四年，朝廷命侍郎曾国籓在衡州整治水师，制造拖罟船、快▯解船、长龙船、舢板船，其中舢板船尤其轻便敏捷、能够制胜，长龙船次之。大体上，水师一营设置长龙船一、二艘，舢板船有的十余艘，有的二十余艘；用拖罟船、快▯解船守营，不用于出战。此后水师日益增加，全部废弃拖罟船、快蟹船旧式船只，专门依靠舢板船摧毁敌军。任命彭玉麟、杨岳斌为水师统帅，沿长江转战东下，攻克名城达百余座，在金陵击败巨寇。

译同治三年，东南地区平定，曾国籓、彭玉麟认为江防关系重大，上疏请求设立长江经制水师。选拔授予长江水师提督一人，准许专门递折奏事，隶属两江、湖广总督节制，率领提督标五营驻扎安徽太平府。每年在所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南五省江面巡阅。设置岳州、汉阳、瓜洲、湖口四名总兵官。每镇标各统辖水师四营，只有湖口镇标五营，并将狼山镇标水师二营并归其管辖，共二十四营。总兵以及参将、游击，在战舰停泊的地方设置汛地、修建衙署，作为营汛办理事务的场所；以船为家，不得常住衙署。都司、守备等各官直到士兵，都不得居住陆地。总兵配座船三艘、督阵舢板二艘、亲兵十二人。副将配座船二艘、督阵舢板一艘、长龙船二艘、亲兵十二人。游击配座船二艘、督阵舢板一艘、长龙船一艘、亲兵十二人。都司二人，各配座船一艘、长龙船一艘。守备二人，各配座船一艘、舢板船一艘、飞划船一艘。四哨千总八人，各配座船一艘、舢板船一艘、飞划船一艘。四哨把总九人，各配座船一艘、舢板船一艘、飞划船一艘。四哨外委十一人，各配座船一艘、舢板船一艘、飞划船一艘。另有外委一人，负责带领督阵舢板，配座船一艘，但不配舢板船。较大的战船，每艘有的配兵二十人，包括舵兵一人、头兵一人、砲兵二人、桨兵十六人；有的配兵二十五人，包括舵兵一人、舱兵一人、头兵一人、砲兵四人、桨兵十八人。舢板船每艘配兵十四人。总兵以下各官，设置稿书、书识，人数从七人到一人不等。由都司一人驾驶长龙船，担任领哨，守备担任副领哨。每哨有战船十艘。只有岳州、汉阳属于游击营制，却统辖战船三十三艘，按参将营的标准办理。左哨都司专门负责钱粮，右哨都司专门负责船炮、军械以及巡查等事务。大小战船都设置炮位。长龙船有千斤头炮二位、七百斤边炮四位、艘炮一位。舢板船有八百斤头炮一位、六七百斤哨炮一位、船边五十斤转珠小炮二位。洋枪、刀、矛之类，视情况分配。旗帜以桅旗为主，悬挂方形长龙旗，旗长一丈二尺。舢板船的旗长九尺，船尾悬挂尖式龙旗，上面写明某标、某营、某哨。桅上的小旗，或船头所立的旗，写着驾驶船只将领的姓氏，以便区别。凡是驻扎水师的地方，渔船都由水师编号、稽查，以便查清盗贼的来源。防守疏忽的责任，哨官专管本汛，营官负责本辖区域；发生盗劫时，根据汛地所辖范围题报参劾。长江、湖北各营每半年调换一次。副将与副将所属的营互相调换，参将、游击与参将、游击所属的营互相调换。每营调到客汛两次，再调回本汛一次；如果承办缉捕盗案尚未破获，就不得调换。副将、参将以下各官，由本地巡抚节制；总兵由总督节制。土匪突然发生，必须使用战船时，由督抚发檄文调动境内水师前往围剿。总兵接到檄文立即发兵。督抚调水师操练，也接到檄文即刻执行。事情关系重大时，由督抚会同长江提督上疏陈报。其余水营政务，由长江提督主持。军饷制度方面，将领和军官按照职务确定廉俸、养廉银及办公费用。士兵每月饷银每人三两，因等级不同而略有差别。全军的饷银粮米，由沿江厘捐局指定拨付。在湖北、安徽设置火药局，在江苏、江西、湖南购买硝。湖南长沙设置子弹局。在湖北汉阳、江西吴城、江南草鞋夹设置造船厂。战船每三年修理一次，每十二年更换一次。制定水师事务条例三十条，尚未完备的又续定十条。银粮收支有稽核，官员选补有章程，训练有规定。郑重对待江防，严格申明禁约，凡有违反必定惩处。从荆州直到海门，沿江数千里，被称为凭借天险的雄师。到光绪末年，特命大臣查阅长江营伍，实际保存长龙、舢板战船七百六十二艘，飞划船六百四十二艘，水师将弁、士兵一万零七十九人。荆州以上，沿江上溯至宜昌、巴东；汉阳以上，沿江上溯至襄阳、郧阳；湖南的湘江、沅江，江西的吴城以上各河流，都由各地疆吏自行设置防营。淮河一带，从正阳关到洪泽湖，以及江苏境内各支河的水师，隶属于淮阳镇标；光绪年间改设江北提督。清江营、洋河营、庙湾营、佃湖营、洪湖营、苇荡营，全都隶属于该提督。镇江以东的内河各汛以及太湖水师五营，则由江南提督统辖。各省内河凡有水师的，都改用旧式，一律依照长江水师制度。海口原有的狼山镇、福山镇，仍按原来的制度，由镇将统率大号战船，巡防内海。只有狼山镇兼隶长江水师提督，每营设置大舢板船二十艘，并仿照红单船、拖罟船式样，设置数艘大号战船，多装炮位，用于巡查缉捕内洋。长江水师各营的编制和防汛如下：岳州设置总兵官，置中军中营游击，战船三十三艘，仿照参将营的制度，分防从城陵矶到鹿角、垒石、泸陵潭、湘阴一带。沅江设置参将，隶属于岳州镇左营，分防君山、西湖以及常德、龙阳、华容等通往洞庭湖的河道。沅江、湘江等水汛，由湖南省另行设置防务。荆州设置副将，隶属于岳州镇后营，分防荆州以下江面以及石首、监利一带，直到荆河口为止。陆溪口设置游击，隶属于岳州镇前营，分防荆州河以下江面、螺山、新堤以及倒口以内的黄盖湖。

译汉阳设置总兵官，置中军中营游击，战船三十三艘，仿照参将营的制度，分防沌口以下江面直到团风等处，并防守省城两岸、后湖、青林湖。汉水上通樊城一千余里以及各条河汊，由湖北省另行设置防务。簰洲设置参将，隶属于汉阳镇后营，分防倒口以下江面直到沌口，并兼防金口以内的斧头湖。巴河设置游击，隶属于汉阳镇右营，分防团风以下江面，黄州、兰溪直到道士洑，并兼防樊口以内的梁子湖。田家镇设置副将，隶属于汉阳镇前营，分防道士洑以下江面以及湋源口、蕲州、武穴直到陆家嘴，并兼防湋源口、隆平以内的湖泊。湖口设置总兵官，置中军中营游击，分防陆家嘴以下江面直到九江老洲头。吴城设置参将，隶属于湖口镇左营，分防湖口以内的姑塘、南唐、渚矶一带。饶州设置参将，隶属于湖口镇后营，分防都昌、鄱阳、康山一带。鄱阳湖东部各湖以及向南到省城的赣江，由江西省另行设置防务。华阳镇设置游击，隶属于湖口镇右营，分防老洲头以下江面，彭泽县、香口直到东流等处，并兼防吉水沟以内各湖。安庆府设置副将，隶属于湖口镇前营，分防东流以下江面，黄石矶、李阳河直到枞阳，并兼防北岸盐河以及枞阳以下、南岸通往殷家汇的河流。太平府设置长江水师提督衙署，置中军中营副将，分防金柱关以下江面直到乌江。大通设置参将，隶属于提督标后营，分防枞阳以下江面，从池州土桥到荻港。芜湖设置游击，隶属于提督标右营，分防荻港以下江面直到裕溪口，并防守湾沚、青弋江等处。裕溪口设置参将，隶属于提督标左营，分防东西梁山江面直到金柱关，并兼防运漕、无为州各内河以及巢湖一百余里的水汛。金陵草鞋夹设置参将，隶属于提督标前营，分防乌江以下江面直到通江集，并兼防江浦、六合境内的河流。瓜洲设置总兵官，置中军中营游击，分防通江集以下江面直到焦山，并兼防内河直到扬州。扬州以上的高邮等湖，由淮扬镇另行设置防务。孟河营设置游击，隶属于瓜洲镇右营，分防南岸各夹江，从焦山直到江阴口。南岸内河由松江提标另行设置防务。三江营设置游击，隶属于瓜洲镇左营，分防北岸各夹江，从焦山直到靖江口。北岸内河由淮扬镇另行设置防务。江阴设置副将，隶属于瓜洲镇前营，分防江阴以下江面直到鹿苑港以及寿兴等河流。鹿苑港以下由福山镇标接替防守。狼山镇总兵仍依照旧制，增设水师二营，并兼隶长江提督。原来统辖的中、左、右三营，以及盐捕、扬州、三江、泰州、泰兴、掘港各营，都仍旧保留。只有通州设置绥通营，置游击等官，分防靖江八团港以下江面直到通州，共有长龙战船二艘、督阵舢板一艘、舢板船十艘、大舢板船十艘，并酌情增加红单船、拖罟船等。海门厅设置绥海营，置副将等官，分防狼山到海门北岸江口的江汊、海汊，共有长龙战船二艘、督阵舢板二艘、大舢板船二十艘，并酌情增加兵轮船以及红单船、拖罟船等。崇明南岸的海汊，由江南提督另行设置防务。总计长江经制水师，有副将营六营、参将营七营、游击营十一营，共二十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