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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志第一百十一。○兵志第七。△海军。中国起初没有海军。自道光年间筹划海防，才开始有购买外国舰船来辅助水军的主张。同治初年，曾国籓、左宗棠等大臣建议设置船厂、铁厂。沈葆桢在福建海边兴办船政，李鸿章在旅顺修筑船坞，训练北洋海军，这才是中国有海军的开始。然而甲申年马江之战、甲午年东海之战，战船全部毁坏。此后每年都有购买军舰。光绪中叶直到宣统初年，南洋、北洋海军仅有船五十余艘，其中一半是旧式船。能够出海作战的，只有“海筹”“海圻”等巡洋舰四艘，以及“楚泰”“楚谦”“江元”“江亨”等炮舰十余艘而已。于是记述海军逐步创设、修缮制度、厂坞建筑以及军舰购买制造等事，全部列在本篇。道光二十二年，文丰上疏说，购买吕宋国船一艘，驾驶灵便，足以抵御敌人。不久下令将它隶属水师旗营操练，又下令士绅、商人多方购买船只。这是购买海军舰船的开始。咸丰六年，怡良上疏说，准许英国司税李泰国的请求，购买火轮船，用来剿灭粤匪。不久将船隶属向荣调遣。咸丰十一年，曾国籓上疏请求购买外国船炮。奕▯等人请求用关税购买外国小型兵轮十余艘。命令广东、江苏各督抚招募内地人学习驾驶。又把已经租用的美利坚轮船二艘，一艘名叫“土只坡”，一艘名叫“可敷本”，用于护送运输，配备炮械，驶往安庆，归曾国籓调遣。同治元年，曾国籓在安庆设置机器局，自行制造小轮船一艘。同治二年，命容闳出国购买机器。同治四年，曾国籓、丁日昌在上海设置铁厂，制造枪炮。同治五年，左宗棠上疏请求在福建省选择地点设置船厂，购买机器，招募外国工匠，自行制造火轮兵船。聘请外国人员日意格等，购买并修建铁厂、船槽，以及中外人员办公房、工匠住房、筑基砌岸等一切工程。开设学堂，招收学生，学习英、法语言文字、算学和绘图。采购钢铁、木料。计划五年内制造大小轮船若干艘，都仿照外国军舰的式样，需要白银三百万两。同时陈述船政事务十条，请求选派重臣负责督理。不久任命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六年，李鸿章把虹口制造局迁到高昌庙，修建船坞，命名为江南制造局。沈葆桢上疏说：“福州马尾山是省城腹地的天然险要之处，因此把船坞设在马尾的中歧。船坞周长四百五十丈有余。铁船槽长三十丈、宽十五丈，可以修造二千五百顿的船。船坞内靠江的地方设铁厂、轮厂、木工斫木架和木栈房。船坞东北面是船政大臣的驻所、绅员公所和外国工匠的工房。它的左边是法文、英文学校及学生宿舍。江边是煤厂，山麓是中国工匠的工房；山的左边驻扎楚军一营，右边是洋员驻所。沿江岸设官街，以便贸易。”不久，派洋员日意格回国采购器具、选用工匠。这一年，瑞麟向英国订购六艘兵船。七年，沈葆桢上疏说：“在船坞右边修建船台四座，每座船台长二十多丈，船造好下水时，顺着船台推下去。在船台旁边增建五个工厂，分别叫铁厂、水缸厂、打铁厂、铸铁厂和合拢铁器厂。规模已经具备，随后逐步开工。”不久他又上疏陈述：“外国机器运到福建后，又从台湾运输煤和木材，从厦门运输砖。厂内增设转锯厂、木模厂、铜厂、风洞、绘事厂、广储厂、储材厂，以及东西考工所，先后完工。”奏疏呈上后，谕令英桂、马新贻、李福泰、卞宝第等筹措拨给经费，使重要工程得以完成。这一年，曾国籓上疏说：“上海设厂制造的第一号轮船已经完成。汽炉和船身都依据考订的图说制造，设计制造全出自本局。船长十八丈，宽二丈多，命名为恬吉。请继续建造长二十多丈的大舰。”不久又谕令两江总督马新贻等，按照曾国籓、李鸿章的请求，制造器械、设立工厂、增建译馆等各项事务，都用心筹办。这一年，福州船厂自造的安澜等小轮船十艘完工，济安、永保、海镜等轮船也完工。八年，沈葆桢上疏说：“厂中自制的第一号大轮船下水，长二十三丈八尺，宽二丈七尺八寸，每小时行驶八十里，由副将率领弁兵和水手负责驾驶，安置大炮，驶入大海，暂时命名为万年青。第二号暂时命名为湄云，等驶到天津后，再请皇帝赐名，以光耀海内。”这一年，购买法国澄波兵船。江南制造的测海、操江兵船完工。又购买建威、海东云两艘船。九年，沈葆桢上疏说：“第三号福星船、第四号伏波船已经完工，原本都是战舰，适合巡行海洋；应当把学堂里的上等学生迁到船上，让洋员教他们驾驶，由近及远地进行训练，以取得实际成效。”这一年，江南制造的威靖兵船完工。十年，命令十八名学生驾驶建威练船，巡行南北各海口。这一年，曾国籓上疏请求仿照英国小铁船的式样，命令上海厂制造，用来守卫海口。十一年，船政制造的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五艘兵船完工。文煜、宋晋等人认为造船费用太重，上疏请求暂时停止，朝廷不准。这一年，李鸿章上疏说：“上海厂造成的第五号船，长三十丈，锅炉都在水线以下，装置大炮二十六尊，是仿照外国三桅兵船的式样制造的，英国人、法国人称它为中国最大的船。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不得自行向外国购买船只；如果有所需要，就向福建、上海两厂商量拨款订造，以节省财政支出。”

译十二年，江南制造的海安兵船完工。沈葆桢上疏说：“福建厂的第七号扬武、第八号飞云兵船下水。扬武使用英国前膛炮，飞云使用法国后膛炮。今后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号兵船，请兼仿外国商船的式样，装运货物，以增加经费。第九号靖远、第十号振威、第十一号济安、第十二号永保、第十三号海镜兵船已经完工，由都司、游击等军官负责驾驶出海。建威练船巡行浙江、上海、天津、牛庄以及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地。船上的学徒在风浪中操练，成绩非常好。明年遣散洋匠，改由中国学徒自行制造。然而，他们只能守住已经形成的方法，不能拓展尚未完成的事业。请选拔学生，分别派往英国、法国两国，深入研究造船、驾驶的方法和练兵制胜的道理。” 十三年，船政制造的济安、琛航、大雅三艘运输船完工。福建善后局购买美国两艘炮船，命名为福胜、建胜。李鸿章上疏说：“中国东、南、北三洋，请各设置大兵船六艘、根钵小兵船十艘，合计四十八艘。三洋各需要两艘大铁船。北洋驻扎烟台、旅顺等地，东洋驻扎长江口外，南洋驻扎厦门、虎门等地。铁甲船每艘需银一百万两以上，分年向外国购买。其余船只由福建、上海两厂仿造，以补足四十八艘的数目。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裁并新旧红单船、拖罟船、艇船、舢板等船，把节省下来的款项专门用于训练海军。”这一年，沈葆桢上疏说：“继续办理船工，还有三项：一是挖土大机船，二是船土铁胁，三是新式轮机。铁胁必须从法国购买，因为福建船都是法国工匠制造的；卧机、立机必须从英国购买，因为英国制造精良而没有弊病。” 光绪元年，制造局制造的驭远兵船完工，船政制造的元凯兵船也完工。以扬武练船为学生领船，巡游南洋各地，到日本后返回。不久，谕令南洋、北洋大臣筹办海防。命总税务司赫德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定购买英国制造的二十六顿半和三十八顿半炮船各两艘，专门用作海防。这一年，沈葆桢购买法国威远兵船。二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上奏，派学生分别前往英国、法国各国，进入大学堂、制造局学习操练。这是第一届出洋学生。这一年，船政制造的登瀛洲、蓺新两艘兵船完工，制造局制造的金瓯小铁甲船也完工。三年、四年，泰安、威远、超武兵船也相继完工。沈葆桢上疏请求各省共同筹款，每年向南洋、北洋各解送二百万两，专门储存作为筹办海军之用，计划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海军；但又担心进度太慢、不能应急，请求先把四百万两解送北洋，等北洋成军后，再解送南洋。五年，李鸿章上疏说，向外国订购的四艘炮船已经来到中国，由福建船政局的人员负责驾驶，命名为飞霆、策电、龙骧、虎威，火炮射程很远，轮机也很精良，请求再购买四艘。沈葆桢上疏说，续购的四艘蚊炮船已经到达中国，由英国留学毕业生负责驾驶，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分别防守吴淞、江阴两处水口，用来夹护炮台。何璟上疏说：“福建厂制造的各种兵船，只有扬武、威远、济安比较得力，其余只能供在内洋巡逻缉查使用。”不久，谕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整顿海军。沈葆桢随即去世，海军事务归李鸿章管理。在天津设立海军营务处。六年，江督刘坤一上疏说：“蚊炮船从外国购买，费用巨大而炮位过重。请由广东自行制造木壳船，长宽尺寸与包铁船相同，炮位改用三万多斤重的后膛炮，先制造两艘，以备守卫水口之用。”李鸿章上疏请求购买外国每半小时行驶十五海里的快船，以及碰船、蚊子船。又上疏说：“购买铁甲船的倡议已经提出七年。福建已经决定购买蚊子船四艘、碰船两艘。请把购买两艘碰船的一百三十万两银款改用来先购买一艘铁甲船，专门归台湾防守、剿匪使用。把原有的福胜、建胜两艘蚊子船和船厂自造的坚固锐利的兵轮合编为一军，那么台湾防务就可以巩固。南洋计划购买的两艘快碰船，也请改为购买一艘铁甲船。应当同南洋大臣会商，把原有的各艘兵轮合编训练成海军，彼此支援。”不久，由于上海厂铸造枪炮的经费负担过重，停止制造轮船。福建厂也因财力不足停止制造木质兵船，专门制造快船和铁甲船。这一年，吉林将军铭安请求在三姓一带制造舢板战船。朝廷谕令李鸿章筹划裁度。李鸿章答复说，俄国在库叶岛设厂制造兵轮，常常由混同江驶入松花江等地，这不是舢板所能抵挡的。请在三姓水深的地方设厂制造蚊子船，使其能够巡行到黑龙江，以辅助陆军。李鸿章不久向英国订造新式铁甲船，并命令福建厂仿造。彭玉麟也请求命令福建厂分别制造十七、八丈长的小型兵轮十艘，任用长江上负责作战的人员担任管带，巡逻缉查洋面。朝廷谕令两江、福建、广东各省筹办。这一年，在英国船厂订造的超勇、扬威两艘快碰船来到中国，命提督丁汝昌负责驾驶，与镇中、镇边两艘蚊炮船一同停泊在旅顺。又在福建厂订造快船两艘，专门供朝鲜口岸使用。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不久，在德国船厂订购的定远、镇远两艘铁舰和济远一艘穹甲舰即将完工，命令轮机学生前往德国学习。命令洋教习率领镇东等四艘兵船到渤海一带巡弋。这一年，船政制造的澄庆兵船完工。七年，李鸿章在大沽口修建船坞。九月，超勇、扬威两艘军舰制造完成，来到中国。李鸿章乘船前往旅顺，察看形势，筹备修建船坞、炮垒。在大沽设置水雷营、水雷学堂；在旅顺设置水雷鱼雷营和挖泥船；在威海设置鱼雷局、机器厂，并设置屯煤所。任命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制定兵舰国旗的质地、图案和颜色等制度。会同福建船政派学生赴欧洲学习。

译八年，北洋和粤督各自购买了数艘德国雷艇。聘用英国人琅威理负责海军训练；海军同各国军舰相遇时，开始有迎送、交接的礼节。李鸿章上疏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近年制造的船，叫作穹面钢甲快船，吃水十五尺八寸，马力二千八百匹，排水量二千三百顿，每小时行驶十五海里，合中国五十里；机舱等处的钢板厚三寸半，炮台周围的钢板厚达十寸。每艘需银六十二万两，同铁舰相互配合，是海军最有利的武器。福建厂自行制造的快船不如这种船精良，已经由出使大臣订购一艘，将同镇远铁舰一起驶回中国。九年，船政制造的开济快碰船完工。南洋向德国购买的南琛、南瑞两艘巡洋舰也已购得。十年，船政制造的镜清快碰船、横海兵船完工。李鸿章上疏说，自光绪元年至六年，经营北洋海防，已有龙骧等蚊炮船八艘、水雷小艇一艘。其中龙、虎、霆、电四艘船，于六年调拨到南洋听候调遣。七年以后，先后购买到超勇、扬威两艘快碰船，镇中、镇边两艘蚊炮船。又把福建厂调到北洋、修改训练的威远、康济两艘兵轮，调往朝鲜、旅顺等地；海镜一艘也调往这些地方。在上海制造的快马小轮船一艘，在天津制造的利顺小轮船一艘，以及守雷、下雷使用的暗轮包钢小轮船二艘。要考察船只大小、载重吨位轻重、机器、炮位、桅杆、帆和器械的繁简，配定人员数目、饷章，并同水师统领、洋教习分别增减调整，务必使这些利器能够真正使用。这一年五月，任命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总领南洋兵轮。总督曾国荃上疏说：“江南购买的兵轮、蚊炮船、快船等以及自行制造的船只，数量不多。现有登瀛洲、靖远、澄庆、开济、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威靖、测海、驭远、金瓯等大小兵轮，以及新购买的南琛、南瑞和上海机器局制造的钢板保民兵轮，各船大小不一，兵员数额也不一致；用来海战力量不足，用来扼守江海门户、同炮台相互配合，借以巩固江防则可以。” 八月，法国海军进犯福建。驻防福州海口的扬武、振威、飞云、伏波、济安、福星、蓺新七艘兵船、两艘蚊炮船和琛航、永保两艘商轮，在马江同法国军舰交战，全部沉毁，幸存的只有伏波、蓺新两船。当时李鸿章命德国武员率领五艘快船，同曾国荃所部的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五船前往福建增援，还未到达，福建水师已经覆没；澄庆、驭远两船也在石浦沉没。这一年，总理衙门请求设置海军专门机构。出使大臣许景澄在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和济远一艘钢甲舰都已完工。广东督抚向德国订购的八艘雷艇也已完成。十一年，曾国荃上疏说：“应在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增设铁舰、快舰、雷艇。今后各艘兵船专门用于操练和巡洋，不得装载士兵、拖带船只。”他又同北洋大臣联合上奏，派遣第三届学生出国留学。同时，左宗棠上疏请求开采铁矿，选择吴地、楚地的险要处所，设立船政炮厂，专门制造铁甲兵船和后膛巨炮。制造局制造的保民钢板船完工。九月，海军衙门成立。任命醇亲王总理海军，庆郡王、李鸿章会同办理，曾纪泽、善庆任帮办。十二年，广东省制造浅水兵轮，命名为广元、广亨、广利、广贞，用来防护海口。向德国购买福龙鱼雷艇一艘。三月，南洋兵船到北洋会操。命醇亲王、李鸿章校阅海陆军和沿海台垒。丁汝昌率领兵船巡行朝鲜。船政大臣裴廕森在福州增设练船、制造铁甲船，上疏说：“江苏的上海、广东的黄埔虽然有船坞，但港道狭窄而且水浅。福建罗星塔下面、员山寨上面，两山之间有天然形成的大港，请修建大船坞，作为定远等铁舰修理的场所。” 十三年，福建厂制造的寰泰快碰船、广甲兵船完工，并制造双机钢甲轮船、穹式快船和浅水兵轮。这一年，北洋向英国购买左一出海鱼雷大快艇一艘，向德国购买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五艘鱼雷艇和一艘挖泥船。北京在昆明湖设立水师学堂，广东在黄埔设立水师学堂。十四年，海军衙门上奏确定官制，设置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等官职。这一年，在英国、德国船厂制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快船来到中国；英国百济公司制造的出海鱼雷快艇也已完工。六月，台湾番民叛乱，命令致远、靖远两舰前往剿平。十五年，船政制造的平远钢甲船、广庾兵船完工。十六年，裴廕森上疏说，福建厂修整龙威钢甲兵轮，改名为平远；广乙鱼雷快船也已完工，并编入北洋舰队操演。又说石船坞已经完工，请选派专员管理。八月，北洋在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南洋在南京设立水师学堂。十月，李鸿章上疏说，旅顺口船坞工程完工，可以用来修理铁舰；并在刘公岛、青岛等地修筑沿海炮台。北洋聘用的海军总查、英国人琅威理，因为争执提督升旗一事，辞职回国。英国政府于是拒绝中国海军学生留在英国留学。十七年，船政制造的广丙鱼雷快船完工。二月，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出海检阅海军操练。北洋的定远等十二艘军舰、广东的广甲等三艘军舰、南洋的寰泰等六艘军舰，全都在旅顺口会合，操演舰船编队、枪炮和鱼雷，并勘察炮台、船坞。四月，户部请求两年内停止购买外国的枪炮、船只和机器，把节省的价银解送户部充作军饷。六月，提督丁汝昌率六艘军舰前往日本东京。七月，威海增设鱼雷三营。十九年，船政制造的福靖鱼雷快船完工。两广总督把水师讲堂改为水师学堂。

译二十年，船政制造的通济练船完工。订购英国砲舰一艘，命名为福安。二月，镇远、定远两舰装备新式克鹿卜快砲十二尊。四月，朝鲜发生内乱，北洋派兵舰前往镇压。五月，在牙山口外与日本兵船交战，济远船受伤，广乙船沉没，操江船失踪，载运士兵的高升商船也沉没。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在大东沟交战，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二十一年，日本用军舰进攻威海，定远、镇远等舰也相继损失，丁汝昌战败身亡。冬季，南洋订购的辰、宿、列、张四艘雷艇抵达中国。飞霆、飞鹰两艘驱逐舰在英国、德国的船厂建成。把康济、飞霆、飞鹰、建靖各舰驻防北洋。调南洋的开济、镜清、寰泰、南琛和福建的福靖兵舰往来换防。二十二年，福州罗星塔石坞建成。闽浙总督边宝泉请求设法扩充船政。总理衙门上疏陈述：“船政始于大学士左宗棠、两江总督沈葆桢。此后十多年，西方的制造技术日益精良，闽厂虽然有出洋学习毕业的学生，但财力不足，既不能增加机器、扩建工厂，又不能制造材料、储备物资。自光绪八、九年以后，只能用购买来的机器在厂内组装，造成人和、镜清、平远、开济各艘快舰。至于新近出现的技术，因为没有机器和工厂，不能迅速着手创新。同治年间制造的琛航、靖远等木质船舰，马力小的又不适合使用。每造一艘船，材料占七成，人工占三成。各种材料中，煤、铁、土、木等属于原料，有产于中国的，也有产于海外的；钢甲、铁甲、帆、缆等属于熟料，有能够自行制造的，也有必须增加机器、扩建工厂后才能制造的。请简派重臣督办，开采矿产，增购机器，奖励学生，筹措并规划经费，以求从此逐日起见成效。”四月，在德国订造海容、海筹、海琛三艘巡洋舰。五月，在英国订造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这一年，任福州将军裕禄兼任船政大臣，下令加以整顿。二十三年，德国占据山东胶州湾，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湾。这一年，船政制造的福安运船完工。二十四年，船政制造的吉云拖船完工。下令各督抚在船政原有经费之外，另行筹集专款，以振兴海军。二十五年，在德国订购的海龙、海华、海青、海犀抵达中国。下令沿海疆臣增设海军学堂，讲求驾驶和战术。二十六年，拳匪之乱爆发，北洋各舰全部驶往南洋。二十七年，和议达成，海容军舰返回原防地。二十八年，船政制造的建威、建安鱼雷快船和建翼鱼雷艇完工。又制造浅水巡洋兵船两艘，一艘叫安海，一艘叫定海。这一年，船政会办魏瀚因监督杜业尔不称职，将其遣返回法国。二十九年，张之洞上疏说：“南洋各兵舰使用年久，都不适用，只是白白耗费国库钱财。各船中只有寰泰、镜清两艘兵轮，威靖、登瀛两艘运船，还可以用于巡逻缉查。南瑞、南琛、保民三艘兵轮，以及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四艘蚊船，请一律裁撤停用。钧和一船，命商人自行维持，用来保护商船。把节省下来的款项积存十年，可以购买六七艘长江用浅水新式快船。”朝廷批准了这项请求。这一年，烟台设立海军学校。两江总督向日本船厂订造江元浅水快船。三十年，端方上疏请求选拔水师学生，由驻沪英国水师总兵分派他们到英国军舰上学习；与出洋游历相比，费用较少而收效相同。朝廷批复同意。南洋大臣周馥等上疏，请以提督叶祖珪督办南洋水师学堂和上海船坞。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日本船厂购买雷艇四艘，名为湖鹏、湖鹗、湖鹰、湖隼；浅水砲舰六艘，名为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两广总督岑春煊在黄埔开办鱼雷局。三十一年，任萨镇冰总理南北洋海军。两江总督在日本船厂购买浅水快舰三艘，名为江亨、江利、江贞。三十二年，政务处王大臣上疏说：“振兴海军，首先要重视军港。沿海港口中，只有象山港的形势适宜。请下令南北洋大臣勘察测量并经营建设，以加强军事防备；并下令各省选派学生四十人，赴日本留学海军。” 三十三年，设立海军处，隶属于陆军部，设置正、副使各一人，下设机要、船政、运筹、储备、医务、法务六司。北洋大臣命海筹、海容两舰巡历西贡、新加坡等地。商部命海圻、海琛两舰巡历菲律宾岛、爪哇岛、苏门答拉等地。两广总督命广亨、广贞、安香、安东四舰巡历九洲洋等地。三十四年，江南船坞制造的甘泉、安丰两船完工。派学生赴日本学习航海的各种技术。宣统元年，任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处大臣。度支部拨给开办费七百万两，各省每年分别筹集海军经费五百万两。六月，事务处成立，设置参赞和八司，把南北洋各舰统一编为巡洋舰队、长江舰队。八月，载洵等前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命学生到英国留学。二年，江南船坞制造的联鲸兵船完工。在日本订购的两艘砲舰也建成。七月，载洵等前往日本、美国考察。不久，在英国制造应瑞、肇和，在德国制造建康、豫章、同安、江鲲、江犀，在日本制造永翔、永丰，在江南船坞制造永建、永绩，在扬子江造船公司制造建中、拱辰、永安，在胶州船坞制造舞风等军舰。冬季，把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任载洵、谭学衡为海军部正、副大臣，任萨镇冰为海军统制，制定九级官制。三年，命海琛军舰前往南洋各埠，慰问安抚华侨。六月，查勘沿海砲台。命海圻军舰赴英国祝贺加冕礼，随后前往美国。八月，江南船坞制造的澄海砲船完工。同月，武昌起义爆发，江海各兵舰全部归附民军。这就是海军建置的大致情况。

译北洋海军设制：北洋海军设置于光绪中叶，实际上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总管。当时有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船，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七艘快船，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六艘蚊砲船，鱼雷艇六艘，威远、康济、敏捷三艘练船，利运一艘运船。镇远、定远两舰各有弁兵三百二十九人。致远、济远、靖远、来远、经远各有弁兵二百零二人。超勇、扬威各有弁兵一百三十七人。左队一号鱼雷艇有弁兵二十九人；二号、三号鱼雷艇以及右队一号、二号、三号鱼雷艇，各有弁兵二十八人。镇中、镇东蚊砲船各有弁兵五十五人。镇边、镇西、镇南、镇北各有弁兵五十五人。威远、康济练船各有弁兵一百二十四人。敏捷夹板练船有弁兵六十人。利运运船有弁兵五十七人。练勇学堂有弁兵十四人。砲目练勇二百七十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二人〕 弁兵总共四千多人。其官兵职名包括：管带、帮带大副、鱼雷大副、驾驶二副、枪砲二副、船械三副、舢板三副、正砲弁、水手总头目、副砲弁、巡查、总管轮、二等和三等管轮、水手正头目和副头目、一等至三等水手、一等和二等管旗、鱼雷头目、一等至三等升火、二等管舱、一等和二等管油、一等管汽、油漆匠、木匠、电灯匠、锅炉匠、洋枪匠、鱼雷匠等各类工匠、夫役、文案、支应官、医官、一等和二等舵工、一等和二等雷兵、一等至三等练勇、教习、学生。其官制为：设海军提督一人，统领全军，驻在威海卫。总兵二人，分别统领左、右翼，各自统率铁舰，担任领队翼长。副将以下各官，按照所带船舰的大小和职事的轻重，区别品级秩次。总兵以下各官驻船，不另建衙署。副将五人，参将四人，游击九人，都司二十七人，守备六十人，千总六十五人，把总九十九人，经制外委四十三人。其升迁途径分为三类：一是战官，由水师学堂出身，兼备天算、地舆、枪砲、鱼雷、水雷、汽机等学科，以及作战和防守的要领，担任各船管带以及大副、二副、三副等职。二是艺官，由管轮学堂出身，担任各船管轮，专门负责蒸汽机。三是弁目，由练勇、水手出身，担任砲弁、水手等职，专门负责枪砲、帆缆。各自归入相应途径，按照资历升迁转调。提督、总兵等高级官员，请旨任命。弁目等官由海军衙门咨选，送兵部带领引见。全部由北洋大臣节制调遣。考选海军官生和学生的科目是：一，英国语言文字；二，地舆图说；三，算学，学习到开平方等各种方法；四，《几何原本》前六卷；五，代数，学习到制作对数表的方法；六，平弧三角法；七，各种驾驶方法；八，测量天象、推算经纬度的各种方法；九，重学；十，化学、格致。学习期限四年，学成后录用。考选练勇时，招募沿海渔户中年轻强壮的人充任。在练船上练习帆缆、荡桨、泅水和轮砲操练方法，以及洋枪、刀剑的操练方法。由三等逐级升到一等，以备补充水手。水手以上各级，考核其才艺和功绩，依次升迁。其俸饷制度包括官弁俸银、兵匠钱粮、船上差役的薪粮、各船俸饷、官弁伤残废职后的俸禄、兵丁加赏、航船公费、医药费、交际应酬公费等，每年需要银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一百多两。所制定的仪制包括冠服、相见礼节、国乐、军乐、王命旗牌和印信。制定军规时，由提督秉公酌情拟定，呈报北洋大臣审核办理；情节轻的记过，重的降级、革职、撤任。其余违法等事，由提督援引《会典》所载雍正元年军规四十条，斟酌执行。其编练、检阅和巡防制度是：每天进行小操，每月进行大操。立冬以后，各舰前往南洋，与南瑞、南琛、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舰合操，巡阅江、浙、闽、粤沿海要隘，直到新加坡以南各岛，保护华商，同时借此进行训练。每隔三年，钦派王大臣与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以决定奖惩。水师的后方机构和储备都有经费，需要时随时取用。船政由本地驻防提督主管。枪砲、药弹的收发和检验，由总管军火专员主管。兵弁的衣粮及因公使用的费用，由总管粮饷专员主管。其他如学堂专员、测候译书画图专员、医药专员，也都受海军部任命，各自专门负责。旅顺口大石船坞以及海口的操练防务，特命文武大员主管办理。大沽木船坞、海防支应局、旅顺和天津军械局、制造局、旅顺鱼雷营、威海机器厂、养病院，由北洋大臣选派人员主管，规模大体齐备。自光绪二十一年海军战败以后，南洋所剩各兵舰新旧、大小不一，只能用来巡防。后来虽然重新设置北洋统领和帮统官，主管海军事务，但也只是名义上存在而已。福州船厂于同治五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建。船厂在闽县马尾江，距省会四十里，距海口六十里。船坞于光绪十三年由船政大臣裴廕森创建，十九年完工。罗星塔距船厂三里，耗费二千多万两，确实是中国海军的基础。船厂所属机构分为：一是工程处办公所，由洋员主持办公所，华员进入工程处工作。一是绘事院，负责绘制船身、船机、锅炉以及镶配等工程的总图和分图。图纸绘成后，便按图造船，同时精研测算之学。绘事院面积六千八百平方尺，有绘图生三十九人。

译一是模厂，专门制造船模、汽鼓模的各种机件，以及细木雕刻等工艺。工作人员必须懂得审查图样和原理，熟悉折算，通晓模型的奥秘，辨别五金冷热胀缩的程度。模厂面积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平方尺，设置各种锯机、刨机和旋机，共二十具。工程繁忙时工匠一百六十人，平时四十七人。一是铸铁厂，专门铸造船上所需的铜铁机件。工作人员必须熟悉图样和原理，懂得算术，能仿照木模制作泥模，并在鼓铸时辨明火候，研究铜铁的原质。曾铸成重达三万斤的大型铁件和重达一万斤的铜件。铸铁厂面积二万八千八百多尺，设置铸铜、铸铁大小炉共十一座，以及搬运重件用的将军柱、碾机、风箱、风柜共二十三具。工程繁忙时工匠一百六十多人，平时五十多人。一是船厂，舢板厂、皮厂、板筑厂都隶属于这里，专门负责船身工程。设置石制船台一座，长二百九十七英尺；木制船台一座，长二百七十六英尺。船身的长短、宽窄，桅杆、舵、舱位、载重量、航速、中心点度数，全都经过计算。先绘制按比例缩小的总图，再绘制全船图样，依图造船。曾制造木质、铁质、钢质、穹甲、钢甲等各种兵船四十多艘。能够制造四五千吨的船。船只起盖、镶配等工程也都由本厂办理。设有锯木机八架。所属皮厂制造皮带及各种皮件；舢板厂制造桅、舵以及大小舢板船；板筑所制造船上的炉灶和各种烟筒、炉灶等泥水修筑工程。船厂面积十五万六千四百多尺。工程繁忙时工匠一千三百多人，平时一百五十人。一是铁胁厂，专门制造钢铁船胁、船壳、龙骨、横梁，以及船上的钢铁部件，并负责弯曲、镶配等各项工程。光绪元年增设。工作人员必须熟悉船身图样、原理和制度，以及钢铁原质的各种处理方法。曾制造钢甲、钢铁船身二十多艘。铁胁厂面积七万九千八百多尺，配备锯机、剪机、钻机、卷机、碾机、刨机等三十五具。工程繁忙时工匠七百人，平时六十八人。一是拉铁厂，专门拉制铜铁，这是造船所必需的工序。能够拉制大型铜钢铁板、铜铁槽条，以及大型轮机、转轮轴、车轴、转轮臂、汽饼杆、活轨、铁锚等部件。拉铁厂面积九万四千四百多尺，设蒸汽锤七架，最大的蒸汽锤力量达到七吨。此外还有拉机、剪床、旋床、钻床、刨床，以及搬运重型机器的将军柱，共大小五十一具。拉铜、拉铁和打铁的炉子共大小五十七座。工程繁忙时工匠三百八十多人，平时八十七人。一是轮机厂，附属有合拢厂，专门制造全船大小机器。机器制成后，先在厂内试验，因此合拢厂隶属于轮机厂。工作必须校准中线，尤其要审明图样和原理，通晓蒸汽机进退、冷热、压力、辅助装置等各项机构和蒸汽动力的奥妙。轮机厂面积三万三千二百多尺，设有车光机、削机、刨机、磨石机、螺丝床、钳床等大小机器，共二百二十三具。工程繁忙时工匠三百六十人，平时一百二十人。一是锅炉厂，专门负责锅炉、烟筒、烟舱、汽表、向盘等工程。工作人员必须能够辨识钢铁原料，研究蒸汽机的原理、蒸汽压力，以及镶配的方法和规范。锅炉厂面积二万九千六百尺，配有卷铁床、水力泡丁机、剪床、钻床、船床等，共四十一具。工程繁忙时工匠三百五十人，平时一百一十七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七人〕 一是帆缆厂，专门制造船上的风帆、天遮、帆索、桅杆上的镶配绳索，以及起重搭架等工程。工作人员必须熟悉帆缆的制度，能够登高作业，并掌握风帆面积和绳索的承受力。帆缆厂面积一万八千五百尺，不设置机器，多用手工制作。工程繁忙时工匠七十人，平时四十人。一是储砲厂，专门收存各船的砲械、砲弹和鱼雷等物件。储砲厂面积二千零六十尺，平时由守兵二人看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六十尺〕 一是广储所，附设储材所。广储所专门收发铜、铁、煤炭、机件、油料及其他杂料；储材所专门收发各种木料。凡船政物料运到工厂，先由这两所验收。工作人员必须审查材料质量的优劣，慎重保管。储料仓房共九座，面积四万二千一百尺；储煤厂面积一万五千一百尺。广储所夫役工程繁忙时六十人，平时四十人；储材所排筏夫工程繁忙时三十六人，现在只剩二人。一是船槽。各国自从修建船坞以后，大多不再设置船槽；这个船槽是在船政初创时设置的，可以修理一千吨以上的船。因年代久远损坏很多，如今只能修整小船，但比进入船坞更方便。船槽长三百二十二尺，上面设有机房，总面积一万七千三百尺。设置拖船机四十架、大螺丝四十条、四十匹马力的一副设备。工程繁忙时工匠六十人，平时三十七人。一是船坞，建筑费五十万两，坞身全部用石块砌成，长四百二十尺，宽一百一十尺，足以容纳定远等铁舰，以及闽、粤、江、浙各地兵舰和外国兵舰，均可入坞修整。并建有抽水机厂、机器厂、丁役水手房、木料仓房等，面积共二十九万三千尺。船只入坞后，由各厂派工匠修理。平时工匠二十七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尺〕 船政经费方面，同治十三年第一次报销造船、购船和建厂等各项费用，达到五百一十六万两，养船费十九万两。光绪二年以后，船政常年经费为六十万两。自同治五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共造船四十艘，用银八百五十二万两；营造厂房用银二百一十一万两；装造机器用银六十四万两；洋员年俸以及修理机器、购置书籍用银五百零五万两；学堂经费六十七万两；养船费一百四十六万两。经营船政四十多年，总共用银一千九百万两有余。这就是福州船厂、船坞的大致情况。此外制造火砖、炼铁，也颇具规模。到光绪三十三年以后，洋监工全部遣散，于是再没有继续制造的船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十六万两、二百十一万两、五百五万两〕

译旅顺船坞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光绪七年提出创办。那时正值从海外订购的兵舰抵达中国，李鸿章上疏说，奉天金州旅顺口地势险要，各种局厂、船坞工程应当陆续筹办兴建。九年二月，他又陈述旅顺工程，指出开山、疏浚海口，工程浩大、费用巨大，实在难以事先估定。不久由法国人德威尼承包施工，李鸿章派员督同兴办，并增筑拦潮石坝。十六年秋，全部工程完工，派员前往旅顺验收工程。所建大石船坞长四十一丈三尺，宽十二丈四尺，深三丈七尺，石阶、铁梯、滑道一应俱全。坞口用横置的铁船拦住作为闸门。船坞全部石工都采用山东的大方石，以西洋塞门德土砌筑，凝结坚实，足以停放和维修铁甲战舰。船坞外停舰的大石澳，东、南、北三面共长四百一十丈六尺，西面拦潮大石坝长九十三丈四尺，形状像方池。潮水退落时仍深二丈四尺。西北面留有一个口门，是兵船出入的通道。四周全都砌有石岸，从岸面量到澳底深三丈八尺。船停泊在周围岸边，不必担心风浪摇荡。兵舰入坞擦油船底后，就可以出坞停靠岸边，进行镶配修整，非常便利。船坞边设有修船各厂九座，占地四万八千五百平方尺，分别为锅炉厂、机器厂、抽水锅炉厂、抽水机器厂、木作厂、铜匠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又在澳南岸建大库四座，在坞东建大库一座。每座占地四千八百七十八平方尺，用来储藏船械和各种物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十丈〕 上述厂房和仓库大都使用铁梁、铁瓦，既高又宽而且坚固，足以防御风雪和火灾。又在澳、坞四周铺设相连的铁道九百零七丈，沿途设置大小起重铁架五座，专门吊运重物，以弥补人力不足。又在各厂、仓库和码头等处设置大小电灯四十六盏，用来连夜施工。考虑到近海咸水不适合饮用，便从远处引来山泉，用铁管包束，从地下穿过溪流、越过田陇，曲折通到澳、坞四周，使水陆将士和机器厂工匠不至于因饮水而生病。又考虑到临海远滩装卸不便，建造了一座丁字形大型铁码头，使往来兵舰装煤、运输器械不致停滞。其他如修理小轮船的小石坞、存放舢板的铁棚、系船浮标和铁臼，以及各厂内各种修船机器，也都设置齐备。工程于这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完工。从这日起，限期一年由替德威尼担保的银行负责照管；期限届满后，再保固十年，这些事项都与承包工程、负责监工的外国人约定明确。该项工程共用银二百多万两。甲午战争以后，旅顺船坞先后被日本、俄国占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七丈〕 沿海军港方面，旅顺、威海都已失守，海军没有驻泊之处，于是筹划边防的人开始议论修筑军港。宣统初年，命亲藩南下办理，但还来不及建筑。沿海七千里，港湾如鱼鳞般密集，根据海军部预先筹划，分为四区。第一区：营口在奉天辽河左岸的锦州湾，是渤海两岸的良港。大沽口是直隶各水道汇入海中的地方。秦皇岛东面控制山海关，是不结冰的港口。长山列岛分为内外三层，是旅顺的外援。大连湾在辽东半岛南面。芝罘港在山东福山县，三面靠山，北临渤海。第二区：扬子江口是沿江七省的门户，沙滩绵延，多暗礁。舟山在定海县，群山环绕，是杭州海湾的屏障。象山港水深，可以停泊巨舰，是宁波的后方。三门湾在临海县，有三门列岛，海水很深。第三区：永嘉湾就是瓯江口，三都澳就是三沙湾，在福建霞浦县，港口水浅、港内水深，可以容纳大型军舰。福州湾就是闽江口，群岛密布，浅滩交错，是坚固完备的港口。海檀岛是福建省海岸的中枢。厦门港有厦门、金门两岛，靠近台湾。汕头港在广东澄海县，崖岸高峻险要。番禺湾就是广州湾，巨石环列，具有天然的有利形势。第四区：海口岛在广东琼山县北面，与雷州岛相对，是扼守要隘的地方。榆林港在琼州岛南面，背靠崖壁，前临东京湾。以上各港中，只有象山港、三都澳确定为修筑军港的地方。其他如北塘口、荣成湾、靖海湾、葫芦岛、大鹏湾、庙岛等地，也将逐步扩充。” 向外国订购各类兵舰，始于咸丰十年。当时朝廷商议购买船舰和砲位，帮助镇压粤地叛乱。十一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总税务司会商购买事宜。从同治、光绪两朝直到宣统初年，历时五十年，获得的船舰不到一百艘，因此按照先后年月列出船名。凡订购的国家、制造的船厂，以及船的丈尺、马力、吨数、砲位、兵弁人数，都详细记载。应瑞巡洋舰一艘，永丰、永翔砲舰二艘，建康、豫章、同安驱逐舰三艘，建中、永安、拱辰浅水快船三艘，在宣统三年以后完工的，不列入其中。金台船，原名北京；一统船，原名中国；广万船，原名厦门；得胜船，原名穆克德恩；百粤船，原名广东；三卫船，原名天津；镇吴船，原名江苏。同治元年在英国订购，二年抵达中国，价格为八十万两。任英国总兵阿思本为总统，派长江水师武员分别统领各船。不久议定改以武职大员为汉总统，阿思本为副总统。这年六月，李鸿章认为金陵即将攻克，不必外国兵船帮助镇压，上疏请求将所购七船交给阿思本驾驶回英国，变价出售，所得款项归中国；所招募的水兵一律遣散。天平船，同治二年由总税务司购买。安澜船、定涛船、澄清船、绥靖船、飞龙船、镇海船，在同治五年至六年间由两广总督瑞麟从英国购置，价格为二十四万两。恬波船，同治七年由两广总督瑞麟从法国购置，价格为四万两。海东云船，原名五云车。同治九年，闽浙总督英桂从外国商人处购置，派武官驾驶管理，用来巡逻缉查台湾海面。建威练船，同治九年闽浙总督英桂从德国购置，用来驻泊训练学生。

译福胜砲舰、建胜砲舰，同治十三年由福建善后局从美国购置，光绪二年抵达中国，价格为二十四万两。龙骧砲舰、虎威砲舰、飞艇砲舰、策电砲舰，光绪元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每艘价格十五万两，拨归南洋调遣。镇东砲舰、镇西砲舰、镇南砲舰、镇北砲舰，光绪元年由两江总督李宗羲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每艘价格十五万两，拨归北洋调遣。镇中砲舰、镇边砲舰，光绪七年李鸿章代山东省从英国船厂订购，每艘价格十五万两。超勇巡洋舰、扬威巡洋舰，光绪五年李鸿章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六年，命提督丁汝昌率领官员和弁兵二百多人，前往英国驾驶军舰回中国。两舰都是木制船身、钢板装甲。定远铁甲舰、镇远铁甲舰，光绪六年李鸿章从德国伏尔铿厂订购，价格为六百二十万马克。十一年抵达中国，随舰附有小鱼雷艇三艘、鱼雷筒三具、小轮船一艘。济远钢甲舰，光绪六年与定远舰在同一船厂订购。单雷艇二艘，光绪八年从德国订购，归北洋调遣。雷龙鱼雷艇、雷虎鱼雷艇、雷中鱼雷艇，光绪八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从德国订购。雷乾鱼雷艇、雷坤鱼雷艇、雷离鱼雷艇、雷坎鱼雷艇、雷震鱼雷艇、雷艮鱼雷艇、雷巽鱼雷艇、雷兑鱼雷艇，光绪十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从德国订购。南琛巡洋舰、南瑞巡洋舰，又称运送舰。光绪九年由两江总督左宗棠从德国伏尔铿厂订购。福龙鱼雷艇，光绪十二年从德国订购。十六年隶属于北洋海军。致远巡洋舰、靖远巡洋舰，光绪十二年从英国订购，船价和砲位共计银一百六十九万多两。经远巡洋舰、来远巡洋舰，光绪十二年从德国订购，船价和砲位共计银一百七十三万多两。光绪十三、十四年间，先后与致远、靖远一起抵达中国，都隶属于北洋海军。左队一号鱼雷大快艇，光绪十二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从英国百济公司订购，价格八万多两，十三年抵达中国。左队二号鱼雷大快艇、左队三号鱼雷大快艇、右队一号鱼雷大快艇、右队二号鱼雷大快艇、右队三号鱼雷大快艇，共六艘鱼雷艇，在光绪十二、十三年间先后从德国船厂购买材料，运到中国装配，并由德国人员教授操作。辰字鱼雷艇、宿字鱼雷艇，从德国伏尔铿厂订购，光绪二十一年抵达中国。列字鱼雷艇、张字鱼雷艇，从德国石效厂订购，光绪二十一年抵达中国。福安砲舰，光绪二十年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飞霆驱逐舰，光绪二十一年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飞鹰驱逐舰，光绪二十二年从德国伏尔铿厂订购。海天巡洋舰、海圻巡洋舰，就是穹甲快船。光绪二十二年由总税务司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每艘价值三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二英镑。海筹巡洋舰、海容巡洋舰、海琛巡洋舰，光绪二十二年由总理衙门在德国伏尔铿厂订购，每艘价值十六万三千英镑。二十四年，先后与海天、海圻巡洋舰一起抵达中国。江元砲舰、江亨砲舰、江利砲舰、江贞砲舰，由两江总督在日本川畸厂订购。江元于光绪三十三年完工，江亨于三十四年完工，江利、江贞于宣统元年完工。先建的一艘价格为日本金三十一万五千元；后续建造的三艘每艘价格为日本金二十九万零三百二十五元。湖鹏鱼雷艇、湖鹗鱼雷艇、湖鹰鱼雷艇、湖隼鱼雷艇，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日本川畸厂订购。湖鹏、湖鹗两艇于光绪三十三年抵达中国，湖鹰、湖隼两艇于三十四年抵达中国。每艘合日本金三十八万元。楚泰砲舰、楚同砲舰、楚豫砲舰、楚有砲舰、楚观砲舰、楚谦砲舰，都是航海砲舰，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日本川畸厂订购。楚同、楚泰、楚有三艘砲舰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抵达中国；楚豫、楚观、楚谦三艘砲舰于十月抵达中国。每艘合日本金四十五万五千元。海龙鱼雷艇、海青鱼雷艇、海华鱼雷艇、海犀鱼雷艇，在德国实硕厂订购，于光绪三十四年抵达中国。舞凤航海砲舰，宣统三年在青岛德国船厂订购。江犀砲舰、江鲲砲舰，都是浅水砲舰，原名新璧、新珍。江犀舰在德国克鲁伯厂订购，江鲲舰在德国伏尔铿厂订购，均将材料运到中国，于宣统三年在江南造船所装配，每艘价值一万八千九百八十英镑。肇和巡洋舰，宣统三年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价值二十一万英镑。

译福州船厂专门自造各种军舰。船厂刚开始兴建时，聘请法国技师，邀请英国教员；修建船台，购买机器。同治八年秋，第一艘“万年清”轮船建成。到同治十二年冬，中国工匠逐渐熟悉制造技术，厂中的机器也略为齐备，于是遣散外国人员。九年间，共造大小军船、商船十五艘，其中外国人员制造的十二艘，中国工匠制造的三艘。光绪三年，开始派学生和艺徒到英国、法国两国留学。光绪六年回国后，制造和驾驶工作全都交给他们负责。船体材料起初都用木材，后来把木肋改为铁肋，把木板改为铁板；再进一步则完全使用钢肋、钢板，并且用钢甲防护。船用机器则由立式机器改为卧式机器。船型则由普通船型发展为快船、穹甲船和钢甲船。到光绪三十三年，建成的船达到四十艘：商船八艘，木质军船十四艘，铁肋木质军船五艘，钢肋木质军船一艘，双层铁甲木质快碰船三艘，钢甲军船一艘，钢甲钢肋鱼雷快船六艘，钢肋拖船一艘，钢肋练船一艘。已经损失二十六艘，现存十四艘，名称是“湄云”“伏波”“靖远”“琛航”“元凯”“登瀛洲”“镜清”“通济”“福安”“吉云”“建威”“建安”“建翼”和“浅水江船”。现将各船的制造情况列在后面：“湄云”，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三千两，同治八年八月建成。“福星”，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万六千两，同治九年九月建成。“伏波”，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一千两，同治十年二月建成。“安澜”，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五千两，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建成。“镇海”，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万九千两，同治十一年六月建成。“扬武”，木质军船，船价白银二十五万四千两，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建成。“飞云”，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三千两，同治十一年九月建成。“靖远”，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一万两，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建成。“振威”，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一万两，同治十二年二月建成。“济安”，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三千两，同治十三年三月建成。“永保”，木质武装商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七千两，同治十二年九月建成。“元凯”，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二千两，光绪元年八月建成。“艺新”，木质军船，船价白银五万一千两，光绪二年闰五月建成。“登瀛洲”，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二千两，光绪二年七月建成。“泰安”，木质军船，船价白银十六万二千两，光绪三年三月建成。“威远”，铁肋木壳军船，船价白银十九万五千两，光绪三年八月建成。“超武”，铁肋木壳军船，船价白银二十万两，光绪四年八月建成。“澄庆”，铁肋木壳军船，船价白银二十万两，光绪六年十一月建成。“开济”，铁肋双层快碰船，船价白银三十八万六千两，光绪九年八月建成。“横海”，铁肋木壳军船，船价白银二十万两，光绪十年二月建成。“镜清”，铁肋双层木壳快碰船，船价白银三十六万六千两，光绪十年七月建成。“寰泰”，铁肋双层木壳快碰船，船价白银三十六万六千两，光绪十三年七月建成。“广甲”，铁肋木壳军船，船价白银二十二万两，光绪十三年十月建成。“平远”，钢甲钢壳军船，船价白银五十二万四千两，光绪十五年四月建成。“广乙”，钢肋钢壳鱼雷快船，船价白银二十万两，光绪十六年十月建成。“广庚”，钢肋木壳军船，船价白银六万两，光绪十五年十月建成。“广丙”，钢肋钢壳鱼雷快船，船价白银十二万两，光绪十七年十月建成。“福靖”，钢肋钢壳鱼雷快船，船价白银二十万两，光绪十九年十月建成。“通济”，钢肋钢壳练船，船价白银二十二万六千两，光绪二十年八月建成。“吉云”，钢肋钢壳拖船，船价白银五万六千两，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建成。“建威”，钢肋钢壳鱼雷快船，船价白银六十三万七千两，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建成。“建安”，钢肋钢壳鱼雷快船，船价白银六十三万七千两，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建成。“建翼”，钢肋钢壳鱼雷艇，船价白银二万四千两，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建成。广东船厂专门自造各种军舰。光绪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省河设厂，选募中国工人，采用香港英国船厂的图纸说明，自造浅水兵轮四艘，名称是“广元”“广亨”“广利”“广贞”。直隶大沽船坞自造拖船，建成一艘“遇顺”暗轮钢拖船；光绪十四年又建成一艘守雷暗轮包钢小轮船和一艘下雷暗轮包钢小轮船。江南船厂专门自造各种军舰。咸丰十一年，曾国籓首先上疏请求购买船炮，并试造中国轮船。同治二年，在安庆设局，不用外国人员，自造一艘小轮船航行；命容闳出国购买机器。同治四年，曾国籓在上海虹口上奏设立制造局。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与丁日昌在上海铁厂专门制造枪炮，以供征战。六年四月，曾国籓上疏请求拨留海关税收的一成，专门用于制造轮船。汽炉、机器、船壳三项，都研究图纸说明，自行设计制造。先后建造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铜铁厂、火箭厂、库房、栈房、工务房、工匠室，以满足需要；又修筑船坞来整修破船，建造瓦棚来储存材料，设立学馆来翻译图纸说明。建筑坚固，规模也很严整。同治六年，李鸿章创建江南制造局，从事造船。八年，“测海”“操江”两艘军船制成。九年，“威靖”军船建成；又用一万两黄金购买德国船，作为练船使用。十二年，“海安”军船制成。光绪元年，“驭远”军船制成。

译光绪二年，“金瓯”小铁甲船制成。五年，两江总督沈葆桢上疏说：“江南船厂所造军船，五百匹马力以下的有五艘；它们的兵员和饷章，都与福州所造的各艘军船相同。”八年，购买一艘外国商船，改造后用于防缉，命名为“钧和”。此后没有再制造船只。光绪三十年，南洋大臣周馥等认为，南洋近年以来原有军船日益破旧腐朽，只是白白耗费军饷，对实际事务没有帮助，亟须分别裁撤或保留，认真整顿。没有确定的章程，就不能革除旧习；不专门派大员督办，就不能培养出将才。因此上奏派遣现任统领北洋海军的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督办南洋水师学堂和上海船坞；凡是军饷、军械、供应等一切事务中与海军有关的，都归他考核。后来又上奏说，江南制造机器总局内部原有的船坞，本来是为制造官、商轮船和修理船械而设，日久弊端滋生，耗费经费很多，而办理事务的人员大多没有造船专门知识，以致承修船只的工价高昂。近年来，商船停滞不前，军船反而送到外国船坞修造；若不认真整顿，就没有办法振兴。经与北洋大臣会商，决定另行选派大员管理船坞，仿照商用船坞的办法，革除旧习，妥善筹划改良船坞，使它与海军事务相互配合。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负责统辖南、北洋海军，往来于天津、上海之间，因此上海船坞的事务理应归他督察，以统一事权。于是把船坞和制造局划分开来，命名为江南船坞；制造局归陆军部管辖，船坞归海军部管辖，以便专门负责。此后造船事业重新兴盛。宣统前的三十四年，“甘泉”“安丰”两艘军船建成；宣统二年，“联鲸”军船建成；三年，“澄海”炮船建成。甲午战后，海军原有的南洋各舰所剩无几，已经不能编成军队。后来逐渐购买舰船，其编制也不再沿用北洋旧章。每艘舰设置舰长一人、副长一人、协长一人、航海正一人、航海副一人或二人、枪炮正一人、枪炮副一人或二人、鱼雷正和鱼雷副各一人或二人、轮机长一人、轮机正一人或二人、轮机副一人至八人、军需正一人、军需副一人或二人、军医正一人、军医副一人或二人、书记官一人。战舰大致分为新、旧两类。新式而有战斗力的舰船中，巡洋舰四艘：“海圻”四千三百吨；“海容”“海琛”“海筹”各二千九百五十吨。炮舰十一艘：“楚泰”“楚谦”“楚观”“楚豫”“楚有”“楚同”各七百八十吨；“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江镜”各五百吨。水雷炮舰一艘，名“飞鹰”，八百五十吨。旧式舰船中，巡洋舰五艘：“通济”一千九百吨；“南琛”一千九百零五吨；“镜清”一千一百吨；“保民”一千四百七十七吨；“登瀛洲”一千二百五十八吨。水雷炮舰二艘，名“建威”“建安”，各八百一十七吨。炮舰二十艘，名为“泰安”“甘泉”“广玉”“广戌”“靖海”“廕洲海”“并徵”“海镜清”“广金”“广己”“广庚”“策电”“第电”“海长清”“清海”“钧和”“飞虎”“靖远”“绥远”“镇涛”，合计一万零八百二十七吨。报知舰四艘，名为“超武”“琛航”“元凯”“伏波”，合计五千一百七十七吨。雷鱼艇八艘，名为“湖鹏”“湖隼”“湖鹗”“湖鹰”“辰”“宿”“列”“张”，合计一千吨。新旧大小各类舰船总共五十五艘。

译志一百十二 兵八 边防 中国的边防，东部是三省，北部是蒙古边地，西部是新疆、甘肃、四川、西藏，南部是广东、湖南、云南、贵州；沿边的台、卡，也兼顾内地和边外，因为边防与国防同样重要。现分别叙述如下：东三省、甘肃、四川、云南、广东、广西、蒙古（附带叙述直隶、山西以及蒙古边防事务）、新疆、西藏、苗疆，以及沿边的墩台、卡伦、鄂博、碉堡。东三省是陪都所在的要地，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东面连接日本、朝鲜，北面连接俄罗斯，边防尤其重要。奉天在康熙元年，朝廷大臣建议：从兴京到山海关，东西相距一千多里；从开原到金州，南北相距一千多里，中间有河流分为东西两部。河东从开原到牛庄，河西从山海关经过松杏山、大凌河，都是明朝末年的边防地区，人口稀少，应预先筹划充实边地。此后休养生息、繁衍人口，城镇日益繁盛。大城共有十四座，边门二十多处。到同治年间，边界逐渐扩大。将军都兴阿认为，凤、叆两个边门以外的土地，从叆阳门外八里甸子向东至两江汇口，再转向西南沿海而下，直到贡道北面的老边墙；南路经过孤顶子等山冈，由西南到旧边的小黑山，这些地方都拓展为边界。此外，像大东沟这样江海相连的地方，也一律查勘，以安抚藩属。随后因地方辽阔，增加调派防军。防军之外，尤其重视练军。光绪二年，崇实认为金州、大东沟等处旗兵不足，增加训练步队，分地防守。十一年，王大臣等会议认为，奉天边界连接朝鲜，过去以辽阳以东的凤凰城等四城为要地；如今水路以大连湾、旅顺口为重要通道，陆路自同治年间开垦荒地以后，耕地和店铺连绵排列，直抵鸭绿江西岸。额定设置防军二万二千多人，新设练军和缉捕勇丁一万三千多人，但其中练习新式枪炮的还不到一半，应当加强训练大批精锐部队，在要害处屯驻。宣统元年，因延吉厅一带是交涉要地，命奉天省疆吏调遣军队，分配宪兵，修建营房。新设的长白厅，开山修路，驻兵并建立官署。鸭绿江上游的防务，也逐步筹备。自从日本占据朝鲜后，朝鲜与奉天、吉林接壤，东部边防日益紧急。吉林共有大城八座、边门四处。防务最重要的地方，一是珲春，与俄罗斯紧邻，同时接近朝鲜，地域空旷而没有屏障；一是三姓，是松花江上游、伯都讷腹地的屏蔽。三岔口可以经蒙古草地抵达奉天法库边门。光绪初年，在尚未训练的士兵以及八旗台站西丹以内选拔精壮者，训练马、步兵四营。七年，吴大澂开始在吉林设立机器局，制造军械，并在险要处修建炮台。由于陆路转运困难，便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商议，派人员和熟练工匠到吉林开厂。等机器局建成后，再在宁古塔、珲春等处增修炮台。十一年，增加训练马队、步队共六营，达到四千五百人的数目，隶属左右两翼统率训练。吉林额定设置防军及乌拉牲丁共一万五千多人，对内平定盗匪，对外抵御强敌，时常担心力量不足。黑龙江共有大城六座，新旧卡伦七十一处。中俄接界，过去以尼布楚和恰克图为重要地点，因此侦察岗哨多设在北部边境。旧制规定，每年五、六月间，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处的疆吏各派协领、佐领等官，率兵分三路，到格尔毕齐、额尔古讷、墨里勒克、楚尔海图等地巡查，年终上疏报告。康熙二十三年，开始设置将军以下各级官员进行镇守。前锋、领催、马甲、匠役、养育兵等，全都归其统率，额定兵力一万三千多人。光绪元年，以正兵六千人、西丹四千人合练步队一万人。当时俄国骑兵向东侵扰，沿边从北到东排列戍所防备秋季，因此没有一年安宁。六年，增加训练西丹五千人，分布在爱珲、呼伦贝尔、布特哈、墨尔根、呼兰、齐齐哈尔等地。原有马队二千人，又增加训练一千人；秋冬之间招集猎取牲畜的人等，加以训练，以辅助兵力。八年，筹备黑龙江边防，从奉天调来教习，从天津运输炮械，共训练马队五千人，分驻各城。裁撤原设卡伦二十六处，改由新训练的队伍巡逻防守。十一年，命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疆吏各自训练精锐部队，作为东西策应的军队；同时开垦荒地、开采矿山，以作为充实边地的办法。黑龙江又增加训练马、步各营。自从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兴凯湖以东各地后，处处与我国接界，边防日益重要。等到俄国修建东清铁路、日本占据南满，于是防备也防不胜防了。甘肃北面通达蒙古部落，南面杂居番人、回民，西面连接新疆、宁夏；以河套作为屏障，西宁与撒喇交错的地方，是西部边疆的腹地要区。康熙三十三年，在大马营增加驻军五百人，控制雪山要道；在定羌庙增加马、步兵三千人，守卫峡口，都隶属于肃州总兵官。

译雍正二年，青海平定后，在西宁以北、四川边界以外，从巴尔讬海到扁都口一带开始修筑边墙和城堡；在青海、巴尔虎、盐池等处设置副将以下各级官员；在大通河南北设置参将以下各级官员。由于西部边疆十分重要，全省马、步战守兵共五万七千多人，关外换防兵共九千多人，兵额单独多于其他各省。三年，以布隆吉尔为安西镇，设置总兵等官，额定兵五千人。因为庄浪以西的仙米寺一带山深林密，设置守备等官，并把凉州高古城的额定兵调来驻守。五年，在大通镇设置马、步兵二千人；白塔川、侧尔吐两处逼近边境，各设置驻兵八百人。因为插汉地方辽阔，设置宝丰、新渠二县，设置文武官员，并增加驻军，以控制贺兰山一带。八年，岳锺琪在吐鲁番通往伊犁的要道严密设置卡伦，巴尔库库等处多驻防兵；阔舍图是南北两山相接的地方，屯驻重兵，分别防守南北山口。十一年，因为西路的布隆吉尔北连哈密、西接沙州，是关外要地，于是修筑城墙，屯兵防守。乾隆四十九年，福康安、阿桂筹备边防：从兰州以东到泾州一千多里，北面通达边城，外部番族环绕居住，内部回民交错杂居，墩台和戍所稀少，于是选择要地增设营寨和驻军，共有将弁二十三人、士兵二千人。后来又增加士兵三千人，北路守靖远，南路守秦州、阶州，大河东西各处彼此防卫。道光二年，因察罕诺门汗投诚，把他所管辖的二十族分为左右两翼，按照蒙古的制度，每翼由专员统领，严格查验关卡，以削弱黄河以北野番的势力。三年，因为青海蒙古过去没有接受册命的盟长，于是在青海二十旗中设置正、副盟长各一人，让他们随同官兵练习武艺，以防番人渡河。十一年，杨遇春在察罕讬洛地方增加设置蒙古兵，分为两班，分守各卡，以辅助官兵。二十三年，富尼扬阿在将军台、会亭子两处各修建城墙，防御西番。二十六年，布彦泰因番贼扰边，谋求恢复防守河流的旧制度，增加士兵一千人，分布在沿河渡口。又在哈喇库图尔营所属的南山根和南川营所属的青石坡两处——这是野番出入的总要道路——各派汛兵驻守。永安营、红崖营、永昌协所属的扁都口、石灰关等各处要口三十八处，都拨兵巡守，人数从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沿边小口都设置坑堑，以阻挡贼骑。当时番贼凭借枪械和马匹便利，连年侵扰；亦斯门沁一带又是番骑往来的重要地区，于是招募猎户一千人编成一军，用于远距离侦察和近处防守。不久又认为，亦斯门沁设置的军队只能防守甘州、凉州所属的扁都口等二十七处关隘，兵力仍嫌不足，于是在沙金城增加驻军一千人，以防守凉州所属的一颗树等三十处隘口；在野牛沟增加驻军一千人，以防守甘州所属的大磁窑等十八处隘口。提督、总兵等大员又督率沿边将弁，提前做好防备。自从广东盗寇猖獗，回匪趁机作乱，玉关、雪岭之间骚动不安。咸丰元年，因番贼再次出现，命琦善等调拨士兵、设置卡哨，严密巡防。二年，命舒兴阿等督率边卡的文武官员，修筑壕沟堡垒，增加骑兵侦察；各营定期会合巡哨，分路堵截。四年，因西宁一带番族窥伺，增加招募猎户三千人，分别防守关隘。八年，因青海以西的戈壁暂时供番民居住，命西宁总兵、道员划定界址。九年，命甘肃省疆吏督办团练事务。同治十年，豫师等在甘州、凉州各处边隘，从平番到威远各口，以及与巴燕戎格山后、西宁番地相通的地方，一律特别加强严密防守。张曜因甘肃金塔一带边墙损坏，平番的裴家营、古浪的大靖和土门、甘州、凉州南山各口时有土番侵扰，便分派官员和将弁侦察防堵。十一年，左宗棠在河州以西南、北三面与番界相邻的地方，以及槐树关、老鸦关、土门关三处关隘和与抱罕羌人接壤的地方，使用归化番人中的僧俗四千人、马四千多匹，防守各关。当时平定关中、陇右，全靠客军之力，数万名额定士兵几乎形同虚设。左宗棠吸取过去的教训，便裁减士兵而增加饷银，修整军械，选拔充实军队，以加强边防。只是新设的灵武、化平、硝海三营兵力不多，靠近蒙古、番地的永昌、庄浪、松山三营仍沿用旧额。四川西面连接卫、藏，北面接连青海，南面直到蛮夷地区。雍正、乾隆年间，青海和大小金川相继平定，沿边防务以打箭炉最为重要。康熙三十九年，把化林营移驻打箭炉，以防备炉番。雍正元年，年羹尧在四川、陕西各处边隘选择要地增兵。一处是中渡河口，这是通往西藏的要道，修筑土城，并将守备移驻；一处是保县，在大河以南，是土番出没之地；一处是越巂，那里蛮倮很多；还有松潘以外的阿树、黄胜冈、察木多，都拨兵驻守，设置游击、千总等官。二年，青海平定后，在边外单葛耳斯地方设置参将等官，在暗门、拉科、恆铃子三处设置守备等官，在河州保安堡设置游击等官；在打箭炉以外的木雅吉达、鸦龙江中渡、里塘、巴塘、鄂洛五处设置总兵、副将等官，率兵驻守。六年，岳锺琪因河东西部苗民改土归流以后，建昌成为沿边重镇，于是在柏香坪、冕山、宁番、宁越、盐井、波沙、托木、热水等处增设将备、营汛，连同原有将弁士兵，都隶属于建昌镇标。十年，黄廷桂认为建昌的竹核以及凉山西南的鱼红，是各蛮族出入的门户；谷堆、格落两处，大赤口、小河坝、勒必铁、阿都四处，也都是边境要地，于是在竹核设置将备和士兵共三千人，在阿都设置士兵一千人。

译乾隆十七年，岳锺琪因番众投诚，把威茂副将移驻杂谷脑，设置士兵一千二百人；西南边境与梭卓接壤的地方，都设置汛地并驻兵。四十一年，金川平定后，在雅州修建城池，命提督移驻，增加士兵六千五百人，分别防守沿边地区。四十四年，设置懋功、绥靖、崇化、抚边、庆宁五营，制度同内地，隶属松潘镇总兵，以控制番地。四十五年，特成额认为，四川边外的察木多过去设置过游击等官兵，用来控制西藏；如今西藏事务平定，于是抽调营兵移防江卡，增修碉房，并在三暗巴一带设置守备等官。道光十三年，派副将率兵二千人驻守大树堡，疏浚壕沟、修建碉堡，并兼顾防守河道；又把松潘屯兵一千九百人并入峨边。十九年，因四川边防兵只有四千多人，不足以防守，于是在马边、雷波、越■、峨边、屏山各厅县增加士兵二千人，增加训练兵一千六百人，改编营制，修缮碉堡，命镇、道各员在秋冬季节分区巡查边界。不久因马边等厅夷匪不安，命大臣齐慎亲自前往筹划防务。同治十二年，因峨边厅的蛮族投诚，选拔他们充任千户、百户等职，编制夷兵，修建碉堡。光绪二十三年，鹿传霖认为三瞻地区连接里塘，是进入西藏的北部边界，拟设置定瞻直隶厅，并把建昌道移驻打箭炉，仿照金川五屯的制度，设置屯官、将弁和汛兵，同时把电线接通到前藏。这件事只是议论过，没有实行。三十三年，部臣议论裁撤■边防军，赵尔丰认为四川边境原有的五营巡防军已经不够调遣，于是决定暂缓裁撤。宣统初年，赵尔巽认为打箭炉以外所有改土归流的属地，拟全部隶属于边务大臣，■增设官吏，宽筹经费，协助供应军粮，以巩固边疆。宣统三年，赵尔丰收回三瞻，土司中不服教化的人于是自行请求改土归流。云南沿边地区环绕连接外族。南部边境的蒙自正对越南，西南边境的腾越正对缅甸，是南部边防的锁钥。腾越与野番接界，过去设置八关九隘，由土练驻防。缅甸入贡的道路，一向从虎踞关进入，经过孟卯、陇川等地到达南甸，设置南营都司防守。自从外海轮船从南方驶来，直达新街，商人都改走北道；从腾越城向西南行，经南甸、千崖、盏达三宣抚司，经过四程到达蛮允，再往前就是野人境。其间有三条道路：下路是河边路，中路是石梯路，上路是炎山路。下路较近，上路柴草充足，走四天到蛮暮，进入缅甸境内。乘船一天可以到达新街。印度东部边境的野山一带，是珞瑜番族居住地；英国人从印度侵入，开辟土地种植茶树、桑树。那里可以通往孟养而到达腾越，边外有强邻和野俗杂处，令人担忧。明代旧时设置铜壁、巨石、万仞等关，以巩固边疆。水路方面，海珀江从千崖以下水势逐渐变宽，与大金沙江合流；元代征讨缅甸时，以水军取胜，正是利用了水从高处倾注而下的形势。永昌、顺宁、大理三府以及蒙化一厅，楚雄府的姚州，都是以西的边界地区，山深林密，汉人与夷人杂居。清初原设永顺镇总兵，后来镇改为协，只在永昌城驻兵，沿边一带有鞭长莫及的忧虑。雍正二年，青海平定后，在鸦龙江各处设置副将等官；宗鄱地方是云南的重要通道，设置参将等官，以安定边疆。三年，因威远大山是苗人、蛮倮盘踞的地方，于是在普茶山各处设置参将等官，驻兵一千二百人，并在九龙江口设置防汛。四年，四川阿墩子地方是中甸的门户，把该处防汛改归云南省管辖，使它与里塘、打箭炉互相形成犄角之势。五年，因中甸绵延千里，是云南西南的屏障，维西又是通往西藏的要隘，于是在中甸增设参将营，在维西增设守备营。六年，因乌蒙、镇雄两地地方辽阔，在乌蒙设置总兵等官，在镇雄设置参将等官，分守各处隘口。原来设置的贵州威宁营、云南镇雄营和东川营，都隶属乌蒙镇总兵调遣，并修筑城墙。不久增加士兵一千五百人，设置寻甸州参将等官。七年，设置普洱府和普洱镇，镇标兵三千二百人，分守各条道路。乾隆三十二年，因木邦是通往缅甸的要道，连同九龙江、陇川、黑山门各处关隘，都派兵驻守。四十三年，李侍尧认为，永昌、普洱等府过去由镇、协标兵一千五百人驻扎三台山、龙江一带防备缅甸，冬季撤回、春季返回，十分烦劳。云南省控制整个边境，重点在腾越。南甸东南面是杉木笼，距虎踞关一百多里，是腾越的左臂；南甸西南面是千崖，距铜壁、万仞、神护、巨石等关都一二百里，实在是各条道路的咽喉。于是分别在杉木笼、千崖增设将弁营汛。龙陵地方道路通往木邦，原驻兵一千五百人；其南面的三台山尤其险要，也增加设置将弁士兵。把顺宁一路原有的额定兵力分驻缅宁，与永顺右营协同防守。总督、提督、总兵等大员每年酌情到腾越边外巡阅一周，以求防务严密。嘉庆十七年，因云南边外野夷、蛮倮盗匪肆意侵扰，而缅宁、腾越各处关隘都是瘴疠之地，官兵难以驻守，于是又设置土练兵一千六百人：八百人驻守缅宁的丙野山梁等处，八百人驻守腾越的蛮章山等处，以减轻调动省内官兵的劳苦。

译道光年间，林则徐在以西地区调整协、营，增加设置将弁和士兵。险要之处有永平县、永昌府的龙街汛、永定汛、漾濞汛、姚关汛等，共二十一汛，都增兵驻防，其中澜沧江桥尤其是险要关口。顺宁府与夷地相邻，把龙陵协与顺宁参将对调。缅宁厅、锡腊、右甸、阿鲁、史塘等处的防军，有的分汛多而城内驻军少，有的分汛少而城内驻军多；由于各地险易与兵力多少不均，都酌情增调。大理府原来驻有提督，但上下二关、太和县城、弥渡、红岩、赵州等处仍然空虚，都增加兵力填补防守。姚州、蒙化两处也改设汛地并增加士兵。同治年间，云南平定后，岑毓英认为以西的丽江府城地处最边远，边界连接西藏；丽江、剑川交界的喇鸡鸣是江边要隘，江外就是野人境，过去一直没有驻兵。于是把丽鹤镇都司移驻丽江府，把剑川营都司移驻喇鸡鸣。此外，楚雄府所属八哨一带方圆三四百里，倮夷杂居，也是要地，命楚雄协副将在那里设置汛地驻兵。十三年，以昭通标兵的一半前往金沙江外驻守。光绪七年，刘长佑认为剑川城位于交通要道，是以西的重要地区，于是把喇井营移驻剑川。喇井也是澜沧江的重要地点，便把吉尾汛移驻那里，彼此会合巡哨。十一年，岑毓英认为云南进入越南的道路以白马关为要地，法国人通商的道路以蒙自县为冲要；沿边一千里，处处与外地错杂相接，留防士兵一万六千人，编为三十营。白马关隶属开化镇总兵，蒙自隶属临元镇总兵；每年瘴气消退时，亲自前往边境，检阅营伍。个旧锡厂规模宏大，厂工有数万人，汉、夷杂居，并且通往三猛、蛮耗各路，于是增加设置同知一员；把临元的都司营兵移驻个旧，把原驻开化的游击调去防守白马关；以右营都司分防古林，移右营守备驻守长冈岭；以临元游击驻守蒙自县；右营都司分防水田，右营守备分防嵩田，作为根据地势采取相应措施的办法。从云南进入缅甸共有六条道路，其中蛮允一路是捷径；沿边从西到南再到东，都是野人山寨，分布在九处隘口之外，靠兵团守望，时常担心兵力不足。于是调派关外精锐部队二千多人，与原有防军以及乡团、土司合力警戒防守。十四年，岑毓英因边境倮黑夷匪连年滋事，分别采取剿灭和招抚办法。倮黑所占据的地方分为上改心、下改心，位于澜沧江边，与土司辖地相接；其东西大道靠近缅甸，是顺宁、普洱两府的屏障，其中下改心尤其险要。于是增设镇边抚夷厅，选择地点修筑城墙，并设置参将等官，驻防士兵一千一百五十八人。二十二年，鹿传霖认为维西协所属的阿墩子汛地与四川边境的巴塘相接，左边靠澜沧江，右边连接金沙江，地势极为重要；英国、缅甸铁路经过的地方与此逐渐接近，只有四、五天路程。于是与四川疆吏商议，酌情设置重镇，并在川、滇交界处由两省各自设置文武官员，共同防守边境。云南自英国占据缅甸、法国夺取越南以后，防守两面都很困难。光绪末年，西南的腾越、临安两条道路开始设立团练，稍微可以帮助防卫；但军饷短缺、兵力单薄，边防逐渐松弛了。广东的边防，海防比陆防更重要。同治十三年，越南局势不安，督臣瑞麟担心越南越过边界，便用防勇二千人扼守钦州。光绪八年，曾国荃因钦州东面的东兴街与越南接壤，调拨精锐士兵二营驻守，又调拨老勇三营协助。光绪十年，法兰西侵夺越南，彭玉麟督办广东防务，认为钦州和廉州同样重要，增调营兵、勇丁前往钦州和廉州；又担心地方广大而兵力单薄，便以团练协同防守。至于省内防务，则有三江口的排瑶，以及琼州、崖州的黎族匪徒，时常出山滋事。排瑶山区绵延四百多里，康熙四十一年，在瑶族地区中部的三江口设置寨城，安排副将等官员，驻兵一千多人。道光十二年，增加三江口戍兵二千人，修筑碉台，以控制强悍的瑶民。光绪十三年，张之洞剿平琼州黎族匪徒，山路得以开通，收编安抚黎众十万人，制定安抚黎民章程十二条。广东背靠山岭、面向大海，西来的欧洲船只首先抵达广东海面；陆路只有钦州、廉州一线可以抵御敌人，因此防守比海疆容易。广西南部边境绵延一千多里，原先设置关隘一百零九处，分设卡点六十六处，与越南的谅山、高平、宣光等地接壤。群山密林之中，小路都彼此相通。镇南关到龙州这一线，地势较为宽阔平坦，是中越商旅往来的要道，向东通往太平、南宁，向西通往归顺、镇安，是各路汇集之处。从龙州向东，顺水可以直达梧州、浔州，具有居高临下、势如建瓴的形势。历代南方藩属归顺朝廷，从清初到道光、咸丰年间，只在龙凭营所辖的水陆各关隘，依靠戍兵和沿边土司共同防守。同治十一年，命冯子材等人在戍所所属各镇挑选各营士兵，分布到各处关隘，这是防军守边的开始。等到法、越战争爆发，边境形势日益紧张，征调频繁，士兵没有能够长期驻守的地方。

译光绪十二年，中法议和条约已经签订，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镇南关一关控制中外，确实是最重要、最险要的地方；即使是镇南关以内的中路、后路、左路、右路，也必须分兵设防。关内的关南隘和凭祥土州属于中路。从镇南关向东，明江厅管辖的由隘、宁明州管辖的罗隘、思陵土州管辖的爱店隘，以及上思州管辖的百仑隘、剥机隘，属于东路。从镇南关向西，龙州厅管辖的平西关、水口关，下冻土州管辖的布局隘、梗花隘，归顺州管辖的频峒隘、龙邦隘，以及镇安厅管辖的猛峒隘、剥淰隘、百怀大隘等，属于西路。以上各处关隘都增加兵力驻守。用十二营防守镇南关中路，四营防守东路，六营防守西路。道路宽阔的地方修筑炮台、配置火炮；道路狭窄的地方设置卡点、疏浚壕沟；特别偏僻的地方就挖断小路，禁止阻断往来。预先修筑地营。没有战事时操练，有警报时便征调出援。广西提督从柳州移驻龙州，以控制边境的少数民族。不过边境过于漫长，贵在扼守要害。关前隘是通往谅山的道路，罗隘是各条间道汇通之处；归顺的龙邦隘、镇安的那坡隘，分别扼守牧马、保乐方向敌寇的来路；由隘正处于文渊的交通要冲；龙州是后方道路；下冻土州关系镇边的消息传递。命令驻边的各位将领，应当加强严密防守。不久，督臣张之洞把沿边新太协、上思营、镇安协各营的士兵，有的改编勇丁补充为制兵，有的裁减制兵而保留勇丁，各按实际情况办理；这种分区防守的举措，也是合并、节省省内兵力的谋划。光绪十三年，又调移镇、道各级官员驻扎，以便分别承担责任。光绪二十三年，谭锺麟认为边境曲折绵长，共有一千七百里，仅仅依靠营汛防守，终究显得单薄，于是选择要害修筑炮台。原有防军二十营，因为分区防守而兵力减少，每营只能抽调两棚驻守炮台。光绪二十六年，苏元春认为南宁、太平、泗城、镇安以及上思、归顺四府二厅州都是边地，而勇丁总数只有一万人，三关百隘以及沿边炮台都需要防守，于是把新募、原定调往江南的五营和抽调的边军五营合并为十营，用于剿办沿边流窜的勇丁和土匪。光绪三十年，柯逢时命各州县增募勇丁八千多人，发给毛瑟后膛枪，协助防军；又命各地劝导民间多修筑碉堡，借以抵御外来侵侮。光绪三十一年，李经羲认为广西沿边全靠防军，近年边防大军专驻龙州训练，而南宁、太平、镇安等郡直到滇边，都已经看不到边营的踪迹，客军又撤回了一半以上，于是酌情增加防营，招募当地人充任亲兵，就地防御。广西制兵原来的定额有六万二千多人，自同治四年以后屡次裁减淘汰，军制逐渐由制兵转而重视防军。法、越战事发生后，对边地防军尤其重视。到了光绪末年改练新军，便不再采用防营的旧制度了。蒙古以瀚海为界划分区域，其部落大体有四类：一是漠南内蒙古，二是漠北外蒙古，三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四是青海蒙古。清初，漠南蒙古最先臣服。到康熙初年，漠北喀尔喀三部归附朝廷。等到皇帝亲自征讨准噶尔时，青海各部也来朝见。只有漠西厄鲁特部，到乾隆年间才被征服平定。漠北外蒙古四盟，康熙年间最初平定时增加为五十五旗；雍正年间增设三音诺颜部，连同原来的三部共为四部；乾隆中期增加到八十二旗。其会盟分为四路：土谢图汗为中路，车臣汗为东路，札萨克图汗为西路，三音诺颜为北路。乾隆年间，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处筑城镇抚。统率蒙古军队的制度是：内札萨克的军队由盟长统领；外札萨克的军队由定边左副将军统领；杜尔伯特以及新土耳扈特、和硕特的军队由科布多办事大臣统领；土耳扈特的军队由伊犁将军统领；青海各部落的军队由西宁办事大臣统领。雍正年间，西部边疆尚未安定，阿尔泰山以及河套以北向西延伸，直达巴里坤；数千里平原沙漠之间没有险要可以扼守。于是从第四台到第三十五台，每台选派精兵驻守，彼此声援。在乌里雅苏台城外山顶的要害处，又分别修建炮台，并在特斯台锡里驻扎重兵。不久，又在盐口、戈壁两个关口增设八处卡路，派兵轮流巡查侦察，以求防守严密。当时防务重点在西部边境，而北部边境没有发生惊扰。自乾隆年间荡平准噶尔部、卫拉特归附以后，内外各盟长跟随出征回部、准噶尔，屡次奏报边疆功勋；新、旧土耳扈特都同样受封土地。北方的俄罗斯当时也正与清朝和睦相处，因此阴山、瀚海之间一百多年没有发生事变。到了咸丰、同治年间，中原多有变故，蒙古边境也多不安定。同治四年，增加热河马队三百人。同治五年，因包头镇是绥远的重要地区，原有防兵多年疲惫不堪，便调吉林马队协同驻守。同治六年，李云麟认为三音诺颜的蒙古兵专门防守乌里雅苏台城，于是招募奇古民勇驻守八里冈，与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两城的蒙古兵形成犄角之势。同治八年，将布伦讬海各领队大臣所属的旗兵改归科布多大臣统辖，分驻热河等地。命乌梁海总管从卜果苏克霸直到沙宾达巴哈与俄罗斯接界的地方，新立八处鄂博界牌，严密巡查。把厄鲁特僧众迁到阿尔泰山，把平民迁到青格里河。同治九年，调大同、宣化练军二千人驻防库伦，修复推河以北直到乌里雅苏台城的十五处台站，并牧养马三千匹；热河增加训练洋枪队三百人，以巩固库伦西路的防务。同治十年，以济斯洪果尔台站为察哈尔以及归化、绥远运输粮食的重要地区，调兵驻守。命蒙古各台从张家口到八台，由察哈尔都统管理。

译从九台到科布多，以及库伦、归化两路，由各盟长管理。每台增设骆驼、马匹各一百五十匹；凡是军械、粮食，都接力护送转运，以便利军队行进。同治十一年，改建乌里雅苏台石城，并整顿沿边台站事务。库伦西面与俄罗斯边疆相接，过去一直没有设置军队，于是从图、车两盟的蒙古兵中轮流派出四百人，分别驻守库伦四面。同治十二年，调察哈尔马队协同防守乌里雅苏台。不久又因为军台四十四站，地势绵延很长，分散防守过于松散，于是分为四路，在中间两路选择要地驻营，调绥远城马队移防哈尔尼敦，以原有士兵防守塞尔乌苏。到了光绪年间，新疆已经大体平定，向西顾虑暂时消除，但北部边境的俄罗斯威胁逐渐逼近。光绪六年，调宣化练军、直隶步队前往库伦防备俄罗斯。光绪七年，因乌里雅苏台城三面邻近俄罗斯，边防十分重要，而原有防军技艺生疏，乌城共驻蒙古练军以及黑龙江、察哈尔马队二千五百人，并由京营派教习前往训练，使其成为精锐部队。光绪十八年，李鸿章认为热河东部山谷密集复杂，又与奉天相连，便调直隶练军马队、步队各一营，选择要地驻防。光绪二十四年，认为热河、察哈尔是蒙古边境的要地，命各都统等选拔训练士兵，整顿军备。光绪三十二年，把热河马队、步队三营改编为常备军，兵额也逐步补足。当时内、外蒙古的军队日益衰弱，俄罗斯人于是步步侵入；乌梁海以南受到他们控制，喀鲁伦河以东任其开垦放牧，鄂博、卡伦也就都形同虚设了。直隶沿蒙古边境的防务，雍正九年，命直隶疆臣修治边墙；古北、宣化、大同三处都招募士兵增加防守。从独石口以西直到杀虎口一带的要隘，也酌情增加弁兵。雍正十年，在独石口改设副将以下各级官员，增加额兵八百人；边墙的险要处增设鹿栅、木栅，以备堵截防御。从清初到乾隆、嘉庆年间，蒙古边境安抚整治，保持安定。咸丰、同治年间，西部边疆用兵，蒙古匪徒也逐渐滋事。同治四年，因直隶北境沿边有五十多处关口，兵力十分单薄，便调京师火器营、威远队、提标马步队，分别驻守喜峰口、铁门关、滦阳、洒河桥、遵化、罗文峪以北及以西等地。光绪七年，李鸿章认为北边多伦厅的土地兼有蒙古旗地，只有新旧防军七百多人，不足以分布防守，于是增调宣化练军马队一营，分段往来巡查。光绪十八年，用直隶防军五营驻守古北口。光绪十九年，李鸿章因古北口防营调回内地，而热河地方广大、兵力单薄，于是另行训练马队三哨，与原有的朝阳马队一营、围场马队一百人互相支援。直隶的边防事务，重点在海疆：东面的山海关是辽、沈地区的门户，南面的天津、大沽是京师的屏障。北部边境只需缉捕蒙古匪徒，平时不必屯驻重兵。山西边界的归化、绥远、包头镇，控制着草地，邻近大青山，南面抵达杀虎口，西面越过缠金，东面连接得胜口，与蒙古、回部土地交错相接。咸丰年间战事兴起以后，官兵四处征讨，边防空虚，盗寇乘机暗中出动。同治六年，左宗棠在秦、晋督率军队，认为山西省的弁兵、团勇都不可靠，于是分拨营兵、勇丁，驻守黄河西南两岸；另行招募三千人，前往禹门、保德之间防守；又制造炮船四十艘，酌情配备水师，驻扎在垣曲、三门一带。战事平定后，防军很快撤走。光绪年间，曾国荃调拨湘军，选择要地屯守，但兵力只有一千二百人。光绪九年，张之洞认为雁门关是山西边境的重要关口，那里只有练军一千人，于是命各营依次抽调训练，以巩固边防。光绪十年，增加训练大同、太原两镇的马队、步队营。卫荣光又增加训练马队五旗，其中三旗驻在口外，二旗驻在口内，以弥补湘军力量的不足。山西省西部以外是陕西北境，只有榆林、神木一带与蒙古疆界相接；那里有长城作为屏障，又有河套环绕，民情驯顺淳朴，防务比燕、晋两地更加简易。新疆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的旧地。历代筹划边防、分列戍守，近处不过玉门，远处也只到龙堆以外。自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道光年间平定回疆，到光绪年间再次平定天山南北，开设省治于迪化城，设置五府三十六县。但俄罗斯边境从北向西延伸，纵横交错。自俄罗斯夺取霍罕三部以后，伊犁和南路的喀什噶尔都与俄罗斯属地相接。全境以天山为中界，分为南、北两路。北路是准噶尔各部落，西北以伊犁为重镇，乌鲁木齐处于往来要道，塔尔巴哈台是北部边境的屏藩。南路全是回族居住之地，乌什位于中部要地；叶尔羌、喀什噶尔在各城中最为雄强；英吉萨尔向西通达外部藩属。乾隆十八年，因准噶尔逼近边境，哈密以及西藏北路虽然已经设防，但选派将领、准备骆驼马匹、整顿军备、勘察水草、储备粮饷、修缮城墙等各方面仍有待办理，于是命疆吏预先筹备，依次施行。哈密已经驻扎重兵，但各防所完全依靠卡伦。天山冰雪严寒，要特别注意抚恤照料士卒。南路各城由满洲营、绿旗营协同防守；和阗、库车、辟展等城只设置绿旗营兵。卡伦、台站从哈密向西到辟展，向北到巴里坤；从辟展向西到库车，向北到乌鲁木齐；从库车向西到乌什，再向西到叶尔羌，又向西到喀什噶尔，南面到和阗，都根据卡伦大小确定戍兵多少。各台站必须配备足够的骆驼、马匹和车辆，前进途中遇到水阻，就造船渡过。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北路各重要地区都分兵设防，山川关隘全部设置卡伦、台站。各卡伦设置索伦、锡伯、厄鲁特兵丁，从十名到三十多人不等；各台站设置满洲、绿旗、察哈尔兵丁各十五名。南路各城设置办事大臣。南路各城的理事回官，从阿奇木伯克以下各有专门职掌，分别统领回兵，隶属于驻防大臣调遣。乾隆二十六年，设置伊犁马兵、步兵二千五百人。乾隆二十七年，设置伊犁将军和参赞领队大臣。乾隆三十一年，设置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嘉庆二年，在惠远城北关增调戍兵。

译道光六年，因新疆防军已经增加到一万多人，命疆吏调兵四千人前往回疆，二千人前往阿克苏，协力防守堵截。又因喀什噶尔防兵较少，在城北要隘增加三营兵，在城南增加二营兵。道光八年，分派喀什噶尔防兵四千三百人防守各路，选拔精壮二千人分成十班训练。那彦成认为阿克苏是南路要地，增加士兵一千人，与原有防兵合计二千多人，以控制南北两路。冰岭一线向北通往伊犁西南的卡伦，向外又通往乌什，是一条捷径，全部封禁。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萨尔各处卡伦过去只驻兵十多人，于是在各卡伦中部、凡是通往霍罕、巴达克山、克什米尔等外夷地区的道路上，增筑土堡，由都司等官员率兵驻守，兵力从几十人到二百人不等。道光九年，在喀什噶尔边界增设卡伦八处。道光十一年，回疆大体平定，命参赞大臣驻守叶尔羌，总理八城回务，节制巴里坤、伊犁两路满、汉兵一万四千多人，分守各路。喀什噶尔的八处卡伦通往霍罕，修筑土堡三座，增建兵房。叶尔羌所属的卡伦，位于通往克什米尔外夷地区的要隘；英吉萨尔所属的卡伦，位于通往布鲁特的要隘，各自修筑土堡并驻兵。在乌克苏、乌什两处，各驻八旗兵一千三百人。在喀什噶尔驻绿营兵三千人，作为前锋，同时守卫边卡。英吉萨尔驻马队五百人、绿营兵一千人，作为前后两城之间居中接应的军队。巴尔楚克驻绿营兵三千人，修筑堡垒屯守。和阗增加防兵五百人。其余满、汉兵六千多人全部驻扎叶尔羌，隶属参赞大臣统辖，遇到警报便出援剿敌。喀什噶尔、叶尔羌原有定额的回兵，仍然挑选补充并加以训练，以代替防兵。道光十四年，用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四处营兵，守卫伊犁沿边大小卡伦七十多座，按期会合巡哨；统兵将领不得轻易出击以求邀功。咸丰二年，朝廷大臣会议认为，新疆南北两路的驻兵越来越多，数目超过三万人，多年来不断从内地轮换防守，实在劳民伤财，于是从伊犁等地的绿营兵中调拨轮班；不足的兵力就在当地招募。咸丰、同治年间，中原用兵，关外南北各城边境纷纷出现动乱。同治二年，调察哈尔蒙古兵全部从科布多前往乌鲁木齐屯守。同治五年，调乌里雅苏台蒙古兵六千人前往伊犁。同治九年，调黑龙江兵二千人、察哈尔兵一千人、马队二百多人，迅速赶赴乌鲁木齐，并命喀尔喀各盟长随时整顿蒙古兵。同治十年，在乌梁海一带设置台站，向西延伸的地区也一律设置台站，直达塔尔巴哈台。同治十一年，因库尔喀喇乌苏等地是晶河的重要地区，招募勇丁，协同马队防守；又调宣化、古北口营兵分别前往乌鲁木齐。同治十二年，调大同、宣化兵一千人前往塔尔巴哈台防守。同治十三年，因塔城是西路防务的要害地区，调伊犁以北的察哈尔兵二千人，并增加蒙古兵协防。不久，命左宗棠从关内、陇西向西征讨，天山南北逐步平定，俄罗斯也将伊犁归还清朝。光绪三年，左宗棠在伊犁增筑炮台，增加驻扎精锐部队。刘锦棠把关外营勇中精壮的人员编为制兵，将行饷改为坐粮，并采用屯田办法，以充足军需。张曜重新制定新疆营制三项办法：第一，增加骑兵，弥补步兵的不足；第二，重视火器，以减少养兵费用，把节省的费用作为购买武器的资金；第三，设置游击部队，驻扎在南北两路之间，预先防备俄罗斯的侵扰。光绪六年，恭鏜因乌鲁木齐的巩宁城与精河接壤，又有通往乌鲁木齐的旁道，而旧城已经毁坏，于是在迪化城外的高地上另建新城，用来驻防士兵，并凭借地势控制要害。光绪十二年，刘锦棠把巴里坤满营并入古城，伊犁共驻马、步防军二十八营，酌情裁减新募的勇丁，编留精壮人员，组成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从伊犁到大河沿以及精河以东分路驻防。光绪十四年，额尔庆额因塔尔巴哈台驻防的汉队长期服役、思念归乡，便从甘肃额兵和察哈尔部中选取二千六百人调往防守。光绪十五年，又在塔城增募防兵，共步队三营、马队四旗、弁勇二千人。光绪十六年，伊犁满洲营经过兵乱后，兵额长期空缺，于是酌情挑选补充，定额为二千人；又选留锡伯、新满洲一千人，以备不足。伊犁汉队改编设置标营，共有步队一营、马队二营、格林炮队一哨。惠远城北关设置格林炮队一哨，定远城设置马队三旗。光绪十七年，杨昌濬认为塔城境内汉、蒙、回、哈萨克杂居，东接乌梁海，西接伊犁，地势既险要，道路又分岔，于是共增加将弁三十一员、步队三旗、马队四旗，以备巡防弹压。光绪十九年，令总兵官驻防绥定，统领汉队三千人，策应四面各地；如广仁城、果子沟、三台、瞻德城、三道河、霍尔果斯、拱宸城、宁远城等处，则分别由马队、步队、炮队分区防守。光绪三十一年，潘效苏因新疆军费过重，改为训练土著，遣散外地军队。回族、缠回民众的习性各不相同，便让他们按二成至三成的比例编入汉军训练；汉军则把各营、各旗都缩编为哨，以节省军饷、保卫边疆，这样才得以兼顾。宣统二年，札拉丰阿认为塔尔巴哈台是西北的屏障，便把原有的马队、步队、炮队以及左右两翼的蒙古、满洲队伍，全部改用新式操练方法。当时清廷正商议减发军饷、裁减军队，没有余力谋划远方边疆。俄罗斯正在经营东部边疆，于是暂时相安无事。西藏最初设置驻藏大臣，但藏族民众仍然由喇嘛统领。崇德七年，达赖、班禅和厄鲁特同时入朝进贡。顺治、康熙年间，朝贡请求不断。康熙末年，准噶尔入侵西藏，清廷从西宁进兵将其平定。雍正五年，平息颇罗鼐与噶隆之间的争斗，因颇罗鼐有平定乱事的功劳，晋封为郡王。雍正十年，将云南兵留驻察木多，以防备藏族民众。

译乾隆十五年，废除颇罗鼐的王爵，开始设置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相互制约。西南面的廓尔喀不时窥伺西藏边境，清廷用兵力予以援助，收复被巴勒布侵占的藏地，并增设十三处塘汛守兵，按照寨落多少确定防守力量；前藏增加唐古特兵八百人，后藏增加四百人。乾隆五十四年，才开始在前藏、后藏各设置番兵一千人。通往内地的定日、江孜两处要隘，各设置番兵五百人，就近挑选补充。设置戴琫三人，其中两人驻守后藏，一人驻守定日；江孜再增加戴琫一人。前藏番兵隶属于驻防游击，后藏番兵隶属于驻防都司。命四川督臣从头等将备中选任驻藏人员，由驻藏大臣统领。驻藏军队由驻藏大臣亲自检阅。后来因定日、江孜是各部落前往西藏必经的道路，各自增加防汛，设置守备等官员。在打箭炉以外选择地点设置游击等官。乾隆五十八年，和琳等会同勘察后藏边界和鄂博的情况，江孜的番、汉兵已经足够防守，只有定日地方辽阔，是聂拉木、宗喀、绒辖三地汇集之处；其中辖尔多、古利噶等捷径，都是要隘，于是增设番兵，由戴琫统领，修筑寨落供其驻扎休息，设置鄂博以守卫边界。道光二年，惩治聂拉木、绒辖各营官员擅自释放喇嘛的罪行，另行派番兵补足营兵的缺额。道光二十一年，命会使弓箭的番兵改习鸟枪。道光二十二年，命后藏大臣督率将弁，训练堆葛尔本挖金番民的武艺。咸丰五年，因廓尔喀局势不安，驻防兵力单薄，命喇嘛等联络各方共同防范，调前藏僧俗土兵二千人前往策垫地方防守。同治四年，驻藏大臣满庆等调派土兵及统兵的番官防备披楞。同治八年，因披楞侵占哲孟雄，与唐古特相持，命恩麟等整顿后藏的番、汉营伍。同治十一年，命德泰前往西藏，检阅江孜、定日以及后藏三汛的防营，以巩固哲孟雄和聂拉木的门户。光绪二十四年，驻藏大臣文海因后藏定日地方的营伍以及靖西的防务，且驻藏大臣已经很久没有巡视，于是率兵亲自前往各地检阅。光绪末年，驻藏大臣联豫仿照内地制度，设置武备学堂，选取营弁、卫队以及达木三十九族中的优秀人员，学习速成课程，等毕业后先训练一营，以此开创新风气。宣统二年，联豫因工布已经平定，便将马队、步队、炮队和工程队分派到各地驻守。不久上奏请求裁去帮办大臣，设置左右参赞，分别驻守前藏、后藏。宣统三年，波密野番滋事，便用工布的军队进行剿办，并选择步队分地驻防，作为各营的后援。至于川军入藏的行动，始于雍正初年。当时准噶尔窥伺边境，诏令川、陕兵二千人驻防，并设置正、副大臣，分别驻守前藏、后藏。当时云南省的军队也分路进入西藏。事情平定后，仍然撤回原省。历代镇守安抚西藏，多使用汉军和番兵。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四川督臣锡良奏请调川军出驻打箭炉，并招募土勇充任向导，以剿灭流窜的回民。同年八月，巴塘喇嘛杀害大臣，整个西藏震动。四川提督马维祺、建昌道赵尔丰合兵攻克巴塘、里塘，查勘并平定边境叛乱。光绪三十二年，里塘叛番桑披又率众倡乱，锡良命赵尔丰等率川军将其讨平。当时番僧和北部回民日益衰弱，整个西藏边境都被英国、俄罗斯从远处包围，西藏事务于是再也无人过问了。苗疆处在贵州、湖南交界，苗民时而反叛、时而归顺，历代都采取剿抚并用的办法。康熙三十八年，因镇筸处于苗疆要冲，将沅州镇改为镇筸镇，设置总兵以下各级官员，增加额兵一千人，与原有士兵合计二千一百人，以防御红苗。雍正九年，又增加兵力二千人。同年，鄂尔泰根据都江与清水江的形势划分，增设清江镇标，将新设的丹江、台拱等营以及原有的铜仁、镇远等营都隶属清江镇；又把都匀、黎平以及上江、下江各协、营隶属于古州镇总兵。乾隆元年，杨名时决意治理苗疆，认为贵州省苗民分为生苗、熟苗两类，生苗在南、熟苗在北，于是在内地屯驻重兵，并选择邻近苗疆的要道，增修壁垒，使百姓有归依之处、军队有可防守之地；遇到苗民出山滋事，就相互支援、共同剿捕，战胜后不再彻底追击，同时安抚熟苗，使他们逐渐懂得归顺教化。乾隆五年，那苏图因永顺所属地区紧接苗疆，并且与湖北省容美土司、四川省酉阳土司接界，于是把永顺协标兵改归镇筸镇总兵统领，联络楚南的声势，合力防御苗民。嘉庆初年，平定苗疆以后，在凤凰、乾州、永绥、古丈坪、保靖各厅县沿边逐步修建屯堡、碉台：筑边墙以严明边界，筑土堡以帮助防守，筑哨台以便登高瞭望；碉堡、卡点既可用于作战，也可用于防守，炮台尤其有利于堵截。设置练勇一千多人、屯丁七千人，开垦屯防田十三万一千多亩，全部由屯兵耕种。这些田地都靠近碉堡，便于驻守，也可以节省粮饷。嘉庆、道光两朝，沿边地区安宁平静。咸丰年间战事兴起以后，苗民乘机肆意扰乱。到了同治年间，席宝田等大举平定苗疆，期间虽偶有劫掠之事，但都由防勇随时剿捕或安抚。光绪十二年，谭钧培因苗民时而驯服、时而扰乱不定，于是仿照傅鼐防备苗民的办法，增修石碉、土堡，从靠近城郭的地方逐渐修到山林险阻之处，使各处互相守望，以防备苗民出入；对于旧日苗疆的营制，没有作任何改变。

译厄鲁特游牧地的东南方，与喀喇沙尔所属的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地接界，设置大小卡伦八处，也由厄鲁特领队大臣专管。伊犁城北面的塔耳奇一带，以及伊犁河渡口，设置卡伦七处，专门供哈萨克贸易往来和稽查逃人之用，由惠宁领队大臣专管。这就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大小卡伦的分布方向。南路从伊犁向南，经过木苏耳达巴罕，到回疆乌什城西北一带，设置卡伦六处，向外通往布鲁特，由乌什办事大臣专管。从乌什向西，经过草地和布鲁特游牧地中的树窝子等处，七百余里直达喀什噶尔城；从城东北向西转南，设置卡伦十七处，向外通往布鲁特，向西到达霍罕、安集延，由喀什噶尔领队大臣专管。从喀什噶尔向东南走二百余里到英吉沙尔城，再从城西北向南设置卡伦十二处，向外通往布鲁特；向西南走一千数百里到巴达克山，由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专管。从英吉沙尔向东走三百余里到叶尔羌城，再从城西南转向东北设置卡伦七处；西南一带通往布鲁特，东北一带专门稽查逃人，由叶尔羌办事大臣专管。再向东南走七百余里到和阗城，城外东西两条河共设置卡伦十二处，用来稽查采玉的回民；札马耳路通往阿克苏，另专设卡伦一处，均由和阗领队大臣专管。从叶尔羌向东北走一千四百里到阿克苏城，其东北方向通往著勒士斯，专设卡伦一处，用来稽查喀喇沙尔所属的土耳扈特游牧地，由阿克苏办事大臣专管。再向东北走七百余里到库车城，从城西北向南设置卡伦五处；再向东北走八百余里到喀喇沙尔城，在城的东北设置卡伦二处；再向东北走九百余里到吐鲁番城，从城西南向东设置卡伦六处；再向东北走一千七百余里到哈密城，在城东北设置卡伦四处，均由驻扎各城的大臣专管。这就是回疆各城所属大小卡伦的分布方向。咸丰、同治年间回部叛乱势力猖獗，俄罗斯又乘机逐步侵蚀，边塞的望楼全部废弃。等到新疆平定后，到光绪五年收回伊犁，与俄罗斯划定边界，恢复旧日卡伦制度。卡伦按例有三种：设在内侧的叫常设卡伦，设在外侧的叫移设卡伦，最外侧的叫添设卡伦。三者之中，只有常设卡伦是永久驻守之地；其余卡伦遇到气候温暖时就向外推进，寒冷时就向内迁移，进退伸缩，有时相距千里，有时数百里不等。沙漠广大无边，没有固定准则，都在常设卡伦之外。自西域发生动乱，凡移设、添设的卡伦，全都被俄国人夺去。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便与俄罗斯重新订立边界条约，规定常设卡伦以外都作为瓯脱之地，中俄边境的百姓彼此不得居住，以免相互逼近。常设卡伦则严格重申旧制，边境战事稍稍平息了。黔、楚苗疆碉堡的制度，始于嘉庆年间征讨苗民的战役。傅鼐精心训练乡兵，到处设置碉堡，学习苗人的技法来制服苗人，于是平定了边患。从湖南乾州厅界内的木林坪起，直到中营的四路口，修筑围墙一百数十里，以防止苗人窜扰。在险要关隘增设屯堡，用碉堡和关卡彼此联结。凤凰▯境内设置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境内设置堡、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境内设置汛碉一百二十一处；古丈坪及保县境内设置汛碉六十九处。苗疆周围数百里，烽火台彼此可望，消息彼此相通。关墙沿着山涧修建，炮台选择交通要冲修筑，哨台则在关墙的空隙处修建。卡、碉、屯堡因地制宜，有的呈品字形，有的呈一字形，有的呈梅花形。修建制度是：关墙兼用土石，炮台用石砌筑，并用土填实中心；哨台也用石砌筑，四周开凿枪孔，建筑高峻坚固，碉楼的制度也是这样。关墙用来严守边界，炮台用来防备堵截、作战和防守，哨台用于巡逻瞭望，屯堡是边民聚集防卫的地方，卡、碉则兼具作战和防守功能。这些防守的兵丁，有警报时就拿起武器，平时则拿起农具；进攻或退守，都是为了持久作战，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于是终于平定了蛮荒之地。

译志第一百十三 ○兵九 △海防 清朝初年，海防仅仅是为了防备海盗而已。自道光年间海禁大开，形势发生变化，海防更加重要。海防过去分为南洋、北洋：山东烟台归北洋兼管，闽、浙、粤三处口岸归南洋兼管。现在把沿海各省中有海防的分别叙述如下：东三省、直隶、山东、江南（附江防）、浙江、福建、广东。奉天沿海，南起牛庄，经过金州、盖州各州，转向东到鸭绿江口；西面则从山海关到锦州，都是濒海之地，共有口岸三十九处。康熙初年，朝廷商议筹备锦州一带的边防。不久确定在金州旅顺口设置水师战船，隶属金州副都统督率训练，战船都是木质旧式船。雍正四年，将军噶尔弼认为，从旅顺海口到凤凰城水路一千里，仅凭旅顺水师一营，于是建议增加两营，互相联络巡哨。道光二十一年，耆英认为奉天省经营海防不容易，曾有迁移百姓向内地的议议，海防逐渐受到重视。咸丰末年，欧洲舰船向北进犯天津、沽口，奉天也严密加强海防。同治四年，崇厚调天津洋枪队一千人到营口驻扎。第五年，因为奉天兵船笨重，调天津轻便快速的兵船十余艘到长岛驻防，又在营口增加新编洋枪队五百人。同治十一年，瑞麟因南洋自制兵舰已经造好、炮械全部齐备，便商议拨给一艘兵舰巡防牛庄海口。光绪初年，因为俄罗斯窥伺北部边境，沿海又有俄舰游弋，于是在原有制兵之外加发军饷训练军队，共选练马队、步队四千二百余人。又增加绿营兵四千人，调拨吉林、黑龙江、蒙古的马队各二百余人驻扎营口，与宋庆的豫军协同防守。东边道所辖的练军马队、步队一千三百人，则分驻凤凰城、大孤山、北河、长甸河口和安东等处。额定的正规兵几乎形同虚设，海上有警时全靠外来的军队。金州与海参威相连的地方尤其重要。李鸿章派镇东等四艘炮舰巡防奉天省海口。光绪八年，李鸿章认为北洋东部各口岸中，只有奉天旅顺口是最重要的冲要，于是在旅顺黄金山顶仿照德国新式炮台修筑炮台，设置多门大炮，并修建兵房、弹药库；在靠近山地的重要道路上，又设置临时营地和炮垒。海口内布置水雷，沿海岸选择适于登陆的地方埋藏地雷；陆路有护军营八哨、毅军十一营，水路有快炮船、蚊炮船各两艘，内外相互依托。其次是营口，那里海滩平坦开阔，敌人容易抄袭，于是又调精锐部队接应后路。光绪十年，将军定安在营口创设水雷营，铺设电线，储存火药，建造雷库十间。十七年，李鸿章认为大连湾是渤海门户，在老龙头等处修筑炮台六座，仿照西洋曲折式样，兵房、药库一应俱全。光绪二十六年，将军增祺认为岫岩、安东沿海虽然有北洋兵舰巡防，但海滨港汊纷杂，于是增造大型水师船八艘，部署在沙河、大孤山、太平沟等处。至于吉林、黑龙江的海防，因为有松花江、黑龙江两条江流贯穿省境而通向大海，旧制是两省各设水师营巡防。水师船只有运船三十艘、桨船二十艘，每次用于运粮、采东珠和采集桦树皮，也称作水手营，并不是战舰。吉林海防首先重视珲春。松花江虽然可以通行海船，但江水浅处很多。同治四年以后，俄国兵船多次趁江水上涨时驶入阿勒楚喀及伯都讷境内。将军岐元打算在三姓设置水师营，但没有成功。光绪六年，府丞王家璧提出整顿东省水师、改造战舰的建议。李鸿章认为长江水师船不适合松花江、黑龙江，应在吉林、三姓附近选择水深流急的地方设立船厂，制造小型兵轮船，仿照广东蚊炮船的样式，使其吃水不深，向上可以驶到伯都讷和省城附近，向下可以巡行到黑河口，再转入黑龙江，以协助陆军，防备俄国船只侵入。并拨给开花炮、新式马枪、快枪等武器，供吉林省练兵使用。当时将军铭安以及督办宁古塔等处防务的吴大澂、喜昌，因为俄国的祸患尚未平息，在吉林省沿江、沿边增练防军马队、步队五千人，各旗及西丹又招募一千五百人，训练完成后就到珲春驻守，并设置护江关，防备水路。又担心俄国海军船坚炮猛，水关不能阻挡其冲击，于是选择要地依山修筑炮台，以抵御俄舰。黑龙江省从光绪三年才开始筹办海防，全省额定兵和西丹共一万人，又增加鄂伦春兵五百人，同时学习使用新式枪炮。黑龙江省靠近俄国，俄国人盘踞在黑龙江左岸，绵延二千余里，每隔一百余里就有俄兵驻屯之所，彼此可以听见刁斗声。因此黑龙江省的防务重点在陆地而不在海上。江水流入海洋的河口在省境东北角，虽然额定设置水师船三十余艘，但只是按例操演。东三省的海防，以奉天最为重要。自日本占领旅顺、大连后，辽东半岛的屏障全部撤除；而吉林、黑龙江两省一向受到俄国威胁，北部海防屡次告警，防务更加棘手。直隶的天津、沽口，是南北运河以及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五条河流入海的地方；北面连接辽东，有旅顺、大连作为左翼，南面通往登州、莱州，有威海卫作为右翼，是北洋第一重要的军事重镇。顺治初年，天津巡抚雷兴上疏说，大沽海口是京城的门户，请求设置战船以备海防，朝廷交给有关部门商议执行。雍正四年，在海口芦家嘴创设天津水师营，命满洲兵驻扎并学习水师，特地选派都统等大员守卫海口。又从天津城南门外起，直到庆云县为止，在所有沿海州县设置海拨二十五处，分别驻兵，把守要地。

译乾隆四年，直隶总督高斌请求扩建天津水师营、汛，增加驻扎满兵一千人，与原有编额合计三千人。到道光六年，那彦成上奏请求裁撤海口官兵，改归大名镇管辖。道光十二年，琦善上奏说，天津地处海边，与山东登州、奉天锦州遥相拱卫；海岸沙线曲折分歧，如果不是熟悉海路的人，就无法曲折航行到达。而且海口二十里以外有一道拦港沙，天然凝结形成，俨然是海口外部的屏障。陆路总兵所属的营伍足以守卫，因此天津水师没有必要重新设置。于是水师营被裁撤。道光二十年，又根据琦善的奏报，英国兵舰到了广东，难保不会分头窜扰；天津紧邻京畿，尤其应该慎重防堵。于是朝廷再次下达严旨，派员驻守要隘，协同防御。道光二十一年，天津海口增驻官兵，修建炮台和营房；在近海村落招集团练，修筑土堡，彼此策应。道光二十二年，命直隶沿海营兵中善于游水、熟悉风涛驾驶技术的人，由统兵官督促训练，并增设巡哨兵船，以芦台作为北塘的后路，设置通永镇标十五营驻守。道光二十三年，命天津水师营每年拨出战船六艘，分三路巡防，并与奉天、山东的水师船定期会合巡哨，以登州、岫岩城、锦州三处作为呈票考验的地点。有人害怕躲避风浪、耽误巡哨的，严加惩罚。道光三十年，命讷尔经额巡视海防。咸丰八年，命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和双港修筑炮台，设置水路木筏以及沿岸营垒，调宣化镇兵与大沽协兵会合，守护海口炮台。又命史荣椿等人从天津前往山海关，实地勘察海防要隘。同治元年，命曾国藩、薛焕等购买外国兵船和大炮，交由镇将统领，酌情分拨数艘，停泊在天津海口。同治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认为大沽、北塘等处是京城门户，担心直隶兵力不足，便调山东旧部十八营到直隶边境待命。同治十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增设大沽协海口六营，酌定营制；修筑大沽口南北两岸炮台，与北塘形成犄角之势，调遵化练军一千人移驻。同治十三年，又因北洋海防仅依靠大沽、北塘两个海口的炮台，后方仍恐力量单薄，于是在运河北岸用三合土修筑新城，四周设置大小炮台，以金刚墙加以防护，引海河作为城壕，驻扎重兵，与大沽防营相互呼应。光绪元年，李鸿章又在大沽、北塘、新城各处增筑西式炮台和营垒，购买铁甲快船、碰船、水雷船，以备进攻和防守。第二年，命总兵周盛传率领淮军马队、步队二十余营，修筑新城炮台。第三年建成。光绪六年，李鸿章认为北塘向东直到山海关，延伸数百里，于是调宋庆、郭松林两军分驻沿海蒲河口、秦皇岛等处，并增建炮台；又让淮军、练军各部驻扎天津，防守大沽、北塘各口；让鲍超全军三十营驻扎昌黎、乐亭，防守大清河、洋河各口；让山海关防军兼顾金山嘴、秦皇岛、老龙头各处。当时曾国荃建议，直隶海防不宜远守营口，应该用重兵守住山海关。于是命曾国荃统率安徽、湖北、山西各军前往山海关驻守。光绪八年，李鸿章在大沽、北塘炮台下埋设水雷，在大沽口内设置拦河木筏；在山海关内外修筑三合土大炮台一座、土炮台两座，临海营墙也都仿照炮台修建。又因宁海城临海，容易受到敌人攻击，便在炮台墙外全部用沙土掩护。当时大沽南北两岸大小炮台共有数十座，并以水雷、铁甲舰辅助，沿岸由陆军驻守。光绪十一年，因为京东沿海空虚，调练军各营移驻滦州、昌黎等地。二十三年，直隶总督王文韶认为武毅军训练刚刚完成，便率领前后二军和一支马队，周行山海关沿海一带，以加强防务。自欧洲舰船前来窥伺、僧格林沁战败以后，朝廷商议才开始专门加强天津、沽口的防守。中日战争中，旅顺、威海相继失陷，但天津海面没有发生战事。等到拳匪引发事端，联军向北进犯，沽口炮台顷刻之间被毁，北洋沿海防务于是日益松弛。山东海岸绵延，从直隶边界曲折向南直到江苏，其间大小海口二百余处。东北境内的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地势突出，三面临海。威海、烟台周围岛屿密布，与朝鲜海峡隔海相对，是幽州、蓟州的屏障。海禁开放以后，各国商船和战舰横渡重洋而来，到山东成山后转入渤海，以抵达沽口。因此开始训练海军，以威海、旅顺为根据地。要守住天津、沽口，必须先守住威海、旅顺。齐、鲁的关山于是与京畿边疆同等重要。顺治十一年，命苏利担任水军都督，驻军碣石，这是山东开始海防的起点。乾隆五十五年，令胶州、文登、即墨等营兼防海口，以总兵驻守登州，统领水师三营、战船十二艘，并修整各海口炮台。道光二十一年，因为芝罘岛扼守东海入口，拨兵防守。又将蓬莱、黄县、荣城、宁海、掖县、胶州、即墨所属的十三座岛屿编练民团，彼此防卫。道光三十年，把濒海的三汛水师船和四县水勇合并，用来防守海口，并在要地安置大炮。咸丰元年，登州总兵陈世忠认为海盗劫掠官船，山东水师不多，于是会同福建、广东的大型水师船，合力截击捕捉。咸丰三年，在登州、莱州、青州三府举办联庄团练，发给他们兵器。咸丰八年，命天津镇总兵前往山东，详细勘察海丰一带的海口。九年，因为海丰县大沽河有旧防营遗址，命崇恩等拨兵防守。十年，文煜命青州等沿海各城的满营、绿营兵勤加训练，分出守城官兵的一半守卫海口。同治九年，丁宝桢认为东部海口纷杂，只能扼守要地。

译文登县所属的马头石岛、福山县所属的烟台、蓬莱县所属的庙岛、掖县所属的小石岛，是外国船只从北方驶来必经的地方，又都处于险要位置，于是共拨兵六千余人分头防守。同治十一年，拨大型兵船一艘，停泊在登州海面。光绪元年，丁宝桢认为山东东部三府三面环海，外敌随处都可能登陆，应该扼守要地、屯兵防守。要地有三处：第一是烟台，在通申冈设置防营，驻兵三千；在烟台山下以及八蜡庙、芝罘岛西面共修建浮铁炮台三座，在芝罘岛东面修筑沙土曲折炮台一座。第二是威海卫，在刘公岛东口修建浮铁炮台一座，在岛口内修筑沙土曲折炮台，在口外海面密布水雷；北口内也修建沙土浮铁炮台，可供兵轮船作为水寨使用。第三是登州，在城北修建沙土高式炮台，在城内修建沙土圆式炮台；在长山以西修建沙土曲折炮台，与府城形成犄角。炮台使用克鲁伯后膛大炮，并配用阿姆司脱朗前膛大炮。兵丁使用格林炮、克鲁伯四磅炮、亨利马悌尼快枪，并请求教授行军、作战和防守的方法。光绪六年，把新购买的外国蚊炮船驻防在烟台海面。十二年，许景澄建议，山东胶州湾位于南洋、北洋之间，东边是浮山，西边是灵山，海口狭窄而水深，应该规划地势，作为新练海军的驻泊港，与旅顺口东西呼应。同年，李鸿章在威海卫南北两岸修筑炮台，布设水雷。十七年，在威海黄泥岩增筑新式炮台，又在南岸龙庙嘴炮台外增筑赵北口炮台。刘公岛新筑地阱炮台，在隧道中设置后膛巨炮。刘公岛西面的黄岛和水中的日岛也设置炮台，与南岸相互呼应。刘公岛又设置大型铁码头，作为海军停泊、加煤的地方，防务更加周密。东部省份的形势，以威海、胶州为重要海口，尤其适合海军驻泊。然而甲午战争中，威海的水陆防务已经被日本摧毁；德国又借教案之机，曾率大批铁甲舰夺占胶州湾，开辟商埠、修筑铁路，逐渐窥伺内地。山东东部的海防于是无从着手。江南海防，从海州向南经过长江、吴淞江两个入海口，稍向西转，到松江府奉贤县境内的海湾，南面连接浙江海面，沿途港口密布。只有江阴、吴淞两处防务尤其重要：一处是长江的关键，一处是苏州、松江的门户。江阴以上，江流深广，外海的兵舰、商船可以溯流而上，向西到达夔州、重庆；这三千里流域虽然皖、赣、楚、蜀各地都有江防，实际上江南处在下游要冲。自狼山、福山直到京口、金陵，炮垒和防营星罗棋布。上游防卫与下游相比，繁简大不相同。而江苏辖境内长江绵延千里，兵舰、炮台与海防没有区别，水陆营汛也同海疆相互联系。因此，安徽省以上的江防就隶属于江苏省的海防。从海州向南到江口，是昔日黄河入海的地方，泥沙长久沉积，凝结在内海中，称为五条沙，海潮非常湍急。海船向北前往燕、齐，必须向东航行一天一夜来避开这些沙洲，所以淮安、海州一带能够稍稍减轻海防压力，是因为有五条沙作为屏障。从狼山、福山口向南到吴淞，泥沙凝结、潮流湍急，大致与北部相同。只有长江、吴淞两个口水深流急，大型船舰可以直接驶入内江，因此海口防务比海滨更加重要。清初平定江南后，分派八旗精锐驻守京口，由镇海大将军统领，设置水师营，制造沙唬船来训练水战。不久因沙唬船难以航行大洋，便改造鸟船。当时郑成功占据台湾，率水师船窥伺江南，由京口逼近金陵，被梁化凤击败。顺治十四年，命梁化凤任水军都督，率军一万人驻防崇明、吴淞。因为松江府三面临海，设置提督，驻扎重兵。康熙六年，因崇明孤悬大海，严格禁止出海。十四年，以提督统领八营驻守崇明。二十三年，裁减为四营，设置汛地六十八处。太仓州是元代海运出海的港口，明代设置军队屯守；清初设置游击，将刘河营移驻茜泾镇。雍正四年，分设宝山县，设置汛地五十七处。上海县处于黄浦江要冲，原有墩台十七座；康熙二年，因为墩台距离海边较远，于是修建外塘瞭望台。它的南面是金山县，地处青浦、南汇的上游，设置参将驻守，设置汛地七十八处。常熟的福山与隔江相对的狼山相互对峙；常熟、昭文濒海的港口有许浦、徐陆泾、白第港，康熙年间设置墩堡戍守，设置汛地二十四处。通州是狼山营的汛地，如皋是掘港营的汛地，都是靠近海边的重要地区。北部的海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大海口共有九处，最北面的是荻水口。荻水口东北的云台山，清初曾把百姓迁往内地，堵塞入海通道；康熙二十年重新开通，设置通海营，设置汛地五十五处。淮安府过去是淮河入海的地方，设置庙湾、盐城两营，会合巡哨、巡防，设置汛地四十二处。扬州府北面的兴化、南面的泰州，都是滨海县，清初设置守备，康熙十一年设置游击镇守，共设置汛地十处。雍正八年，因为福山营是江海门户，在江苏镇标四营中分拨兵船两艘隶属福山营，与狼山营会合巡哨。这就是清初到雍正年间江南的海防情况。

译乾隆至道光年间，江海太平，防汛大体沿用旧制。到道光中期，海上警报突然增多，东南戒严。道光二十一年，因宝山海口是江南要地，驻扎大营，分设巡逻缉查的兵丁。吴淞也驻兵，增设壕沟营垒。二十二年，命耆英等遍历吴淞、狼山、福山、圌山关各处，整顿战船和炮械。二十三年，因江阴鹅鼻嘴是由海入江的要口，设置险要防御；又防堵瓜洲以及南河、灌河、射阳湖的入口，命璧昌等察看沿海城邑，互相联络、保障防守。所用炮位设局铸造，并制造水师舢板船，在江岸南北修筑炮台。二十四年，璧昌因狼山、福山一带江面太宽，便在刘闻沙、东生洲、顺江洲、沙圩等处修筑炮堤。水师各营增加大小战船一百三十余艘，分设船厂制造。二十七年，李星沅筹办泖湖防务，储存石块以沉船，增加设置木牌，并储存炮位，分布重兵。但当时所筑炮台实际上只是利用土筑成堤，而且器械陈旧，布置多有疏漏，不仅不足以抵御欧洲巨舰，咸丰年间粤寇向东进犯时，沿江防守的军队全都望风奔逃。等到湘军平定东南，军队的声势才重新振作起来。同治元年，谕令薛焕等购买西洋兵舰，在上海等重要口岸防守。四年，曾国藩在狼山镇标每营增造大型舢板船二十艘，仿照红单船的样式，增设许多炮位，用来巡逻缉查内海。海门设置绥海营，配置大型舢板船二十艘，酌情设置兵轮，分头防守北岸海汊。七年，重新确定内洋水师五营、外洋水师六营的制度，将兵轮四艘分别隶属苏松、狼山、福山三镇总兵，驻防海口。九年，南洋初次设置兵轮统领，驾驶兵轮出海，巡行各个岛屿。十三年，调陕西防军武毅军马队、步队二十二营，前往山东、江南沿海适中的地方驻防日本。当时台湾告急，李宗羲认为苏州、松江的门户吴淞最为重要，长江的关键江阴应当放在首位，而镇江府所属的焦山、象山、对岸的天都庙、江宁府所属的乌龙山以及省城外的下关，也都是扼守要地。于是以大木、方石为基础，捣制三合土，修筑炮台和炮门，用铁柱、铁板防护，并在下面留空以藏纳炮兵。先修筑乌龙山炮台十六座，随后江阴、天都庙、象山、焦山、下关各处都修筑明、暗炮台，安置大炮。北岸的沙州圩、吴淞口，以及江阴北岸的刘闻沙，也一律增建炮台，以严密加强防务。光绪元年，刘坤一在江阴鹅鼻嘴炮台外，又在下游增筑炮台。北岸的十圩港也增筑炮台，与南岸形成犄角。又修整焦山、圌山关、乌龙山等处的炮门，使其符合规范。五年，以外洋兵轮统领驻守吴淞口，沿海各省的兵轮全部归其调遣。七年，命彭玉麟筹办江阴到吴淞口一带的海防，重修圌山关、东生洲两岸旧有的炮堤，并修筑营垒、设置大炮；又把天都庙旧式炮台改为明炮台。八年，左宗棠举办沿海渔团，选拔渔户中的精壮五千人隶属吴淞镇，发给粮食和武器，随时操练。彭玉麟认为狼山、福山是长江总入口，长江下游虽然修整了炮台，但江面兵力空虚，铁甲大战舰又不多，只具备海防条件，不能进行海战，于是议定制造铁甲小兵舰十艘，专门负责内海，并与炮台相互掩护。十年，命安徽疆臣筹备上游江防，于是在安庆城外修筑明炮台、暗炮台各一座和石营一座；在拦江矶北岸修建明炮台二座、石营一座，南岸修建明炮台、石营各一座。西梁山修建明炮台四座、石营一座、土营二座。东梁山依照地势修筑石城、炮堤各一道，以控制江面。光绪十年，曾国荃将新购买的西洋十四口径八百磅子大炮及开花炮弹，分别安置在江阴、吴淞两处炮台；又购买马梯尼快枪二千枝，分发给各营。又在吴淞炮台增兵八营，在江阴炮台增兵十二营，扼守江海总要道。十三年，又增建吴淞、江阴炮台，分别用铁、木、石、土等材料筑成，各自设置新式后膛大炮，旁边辅以哈乞开司炮。江阴的四座大炮台分建在小角山、黄山两处。黄山旧炮台保存的八十磅子后膛炮，移设到大石湾明炮台。所有炮台的炮门都修建炮房，用三合土墙加以防护。田鸡炮也是军中的利器，于是在江岸要隘修建炮房，设置田鸡炮，用来训练。二十二年，张之洞将江南各炮台分为四路：南路狮子林、南石塘各台为一路；南北岸各台为一路；象山、焦山、圌山关、天都庙各台为一路；江宁的狮子山、幕府山、锺山、下关各台为一路。设置总管炮台官四员，将新购的外国四十余磅子快枪炮三十具分别安置在各炮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口〕 二十五年，因为长江水师兵力单薄，安徽省防军尤其少，命沿江督抚不分彼此、逐段设置防务。

译三十一年，因为东南各省新军相继训练完成，命兵部侍郎铁良到江南考察江海防务。不久铁良上奏说，江南沿江、沿海炮台分为四路：吴淞、江阴、镇江、金陵。第一路是吴淞炮台，在宝山县南面，分设三座炮台，配置前膛、后膛大小炮三十四门，炮勇三百余人，水雷、旱雷营两哨，雷勇一百余人，由盛字五营驻防。第二路是江阴炮台，在县城北面，长江南北两岸分别设置炮台；南岸配置前膛、后膛大小炮三十七门，北岸配置炮二十门，炮勇共四百余人，水雷、旱雷营三哨，雷勇二百余人，由合字、南字等八营分驻两岸。第三路是镇江炮台五处，分别叫圌山关、东生洲、象山、焦山、天都庙。南岸各台配置炮十五门，北岸各台配置炮六门，炮勇二百余人，由新湘二旗驻防。沿江上溯到镇江府城，南岸的象山、北岸的天都庙、中流的焦山分别设置三座炮台：象山配置炮十八门，焦山六门，天都庙九门，炮勇三百余人，由武威六营、新湘三旗驻防。金陵城外有七处炮台，分别叫乌龙山、幕府山、下关、狮子山、富贵山、清凉山、雨花台。乌龙山在省城外四十里，南岸分设五座炮台，配置炮十二门，炮勇一百余人。幕府山在北门外，炮台依次配置炮七门；向西的老虎山配置炮四门，炮勇一百余人。下关炮台在城外东面、与对岸相望，东岸配置炮二门，西岸配置炮十门，炮勇一百余人。狮子山在城内，分设东西两座炮台，配置炮八门，炮勇九十人。富贵山在锺山山麓，配置炮六门，炮勇四十余人。清凉山在西门内，依城修建炮台，配置炮二门，炮勇十四人。雨花台在聚宝门外，配置炮二门，炮勇十四人。安徽省的炮台分为四路：一是东西梁山，二是拦江矶，三是前江，四是棋盘山。梁山夹江对峙，东台设置火炮十四门，西台十二门，以精锐营步兵三哨充任炮兵。拦江矶炮台在省城外四十里的西岸，设置火炮十五门，以续备步队中营驻台兵士充任炮兵。前江口炮台在上游十多里处，凭据东岸高地，分为上下两台，设置火炮十二门，由续备中营拨兵分驻。棋盘山炮台在安庆东门外的北岸，设置大小火炮六十八门，以步兵前营驻防。江西省的炮台分为四路：一是马当，二是湖口，三是金鸡坡，四是岳师门。马当在彭泽县东南岸，分设五台，设置火炮五门、炮勇六十人。湖口炮台在县城北面的东西两岸，分设两台，设置火炮十门、炮勇七十人。金鸡坡炮台在九江府城外十里的东西两岸，分设三台，排列在东、西、北三面，设置火炮十二门、炮勇二百人。岳师门炮台在九江东门外，分为上下两台，沿江岸修建，设置火炮二十一门、炮勇七十人。湖北省的炮台只有田家镇一路，分为中、南、北三台，设置火炮三十一门、炮勇五十人。自同治年间经营江海防务，历经四十多年，才开始称得上完备严密。浙江东南部濒临海洋的地方，包括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郡，共有一千三百多里。南面连接福建山岭，北面接壤苏州、松江。从平湖、海盐向西南到钱塘江口，再转向东南到定海、舟山，是内海的腹地。从镇海向南，经过宁波、温州、台州三府，直接连接福建境内，向东俯临大海，这些都属于外海。若论防守内海，嘉兴的乍浦、澉浦，海宁的洋山，杭州的鳖子门，绍兴的沙门最为重要。若论防守外海，定海县和玉环厅都孤立地屹立在大洋之中。定海是宁波府的屏障，玉环是温州、台州的保障，尤其属于浙江海防的重地。定海以东，远处排列的岛屿中，首先是海中的马迹山。山北属于江苏境内，山南属于浙江境内，五奎山也是扼守要地。陈钱山在马迹山东北方，山体广大而山坳宽阔，可以作为水师船只屯泊的地方。向南经过岱山、普陀山，出落迦门，到达东霍山，与陈钱山南北相互形成犄角。它的南面有昌国外的韭山，都可以驻泊水师船只。从宁波向南，内海有佛头、桃渚、松门、楚门等山，外海有茶盘、牛头、积穀、石塘、大鹿山、小鹿山，是温州、台州所属水师会合巡哨的地方。从玉环厅再向南，经过渔山、三盘、凤凰、北屺、南屺到达此关，就接连福建省的防区了。清初平定浙江以后，沿袭明代制度，严格整治海防。顺治八年，命令宁波、温州、台州三府沿海居民向内地迁徙，以断绝海盗的踪迹。康熙二年，在沿海设置界桩，增设墩堠、台寨，驻兵警戒防守。康熙四年，派钦差大臣巡视浙江海防。七年，命其与总督一同出巡沿海，直到福建边境；提督则每年一定巡查各海口，增造巨舰，准备作战防守。二十九年，命令江、浙两省的疆臣会同勘察所辖海面，划定界线巡哨，并在洋山立碑，将此作为固定制度。雍正五年，将提标所属的游击、守备二员改归水师，统率兵丁。六年，规定沿海商船、渔船的帆樯标志，以区别奸民和良民，并增设汛弁。选派福建精练水兵到浙江，训练浙军十二营的水战等事务，巡查游弋各海口。七年，增建沿海重要关口的炮台，增设巡船以及防汛移驻区域，并制定总兵官出巡制度。乾隆五十九年，认为五奎山是浙江洋面的扼要之地，拨定海标兵驻守。道光二十年，奇明保等认为杭州的鳖子门是钱塘江通向大海的重要关口，于潮神庙和江狭窄处屯兵防守。

译道光二十一年，命沿海疆臣仿照定海土堡的办法，凡是靠近海边的村落，都招募团练，修筑土堡，彼此联络。三十年，因渔山孤悬海外，命黄岩镇总兵率水师平定海盗。光绪六年，谭锺麟认为浙江沿海各口中，巨舰能够深入、距离省城最近的是乍浦，其次是宁波的镇海、定海、石浦，台州的海门，温州的黄华关；原有炮台三十多座，只有海门镇炮台的建造符合要求。于是对澉浦的长山、乍浦的陈山、定海的舟山、海门镇的小港口等处炮台全部加以修整。镇海的金鸡、招宝二山，在原有炮台之外，又增筑金鸡山嘴炮台一座。十三年，刘秉璋认为浙江海防首先应重视舟山，其次应以招宝、金鸡二山为要塞。于是审度地势，分别修建宏远、平远、绥远、安远四座炮台，设置克鲁伯后膛大小铜炮，向东防御蛟门海口。十四年，砲荣光认为浙江原有的营兵、勇丁和炮兵已经陆续淘汰弱者、保留强者，并加以整顿训练；镇海新筑的炮台以及改造的旧式炮台都已完工，又增设新购的后膛巨炮，派新训练的军队驻守。十九年，谭锺麟认为浙江水师船只有五十多艘，于是增加红单船八艘，协助巡查海面。二十五年，刘树棠认为浙江武备新军左营的操练方法最为精良，其陆军、水师前敌驻防的洋枪队各营，在步伐、分合、进退方面也都很熟练，便下令分驻宁波、台州、三门湾各处险要，以及澉浦、乍浦沿海口岸。三十三年，张曾易攵建议，浙江象山港在定海以南，深入象山境内六十六里，港口宽阔而水深，群山环绕，最适合建为海军根据地。不久，谕令南洋、北洋大臣勘察测量并经营建设。浙江海岸绵延很长，省城依靠钱塘江上游，外部以龛山、赭山二山作为江口门户；江面狭窄，泥沙横亘，俨然如同天然险关，敌舰最终难以闯入。道光以后，海疆屡次告警，虽然宁波、台州戒严，却没有牵动全局。中法战争时，法国军舰曾驶到宁波洋面，被招宝山炮台击退。此后便再没有欧洲军舰出现。只有象山港具有天然的险要形势，与胶澳、旅顺鼎足而立，可惜港口建设没有完成。福建东南沿海总共两千多里，港湾共三百六十多处，重要关口二十多处。额定设置水师二万七千七百多人，分为三十一营，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艘。从清初直到乾隆年间，削平郑氏、三次平定台湾，以及嘉庆年间平定海盗的战事，福建在海上用兵比其他省份更多。岛屿像星星一样分布，到处与台湾、澎湖相互控制，所以海防部署尤其严密。福建所属滨海的州郡有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五府，而台湾在其东方形成屏障。五府的防务，各有重点。福宁重点在各个港口，从北境的南关山、沙埕港口曲折向西南，经过乌岐港口、盐田港口、白马门口、金垂港口、飞鸾江口、东冲总口，轻快的海船随处都能驶入。外海较大的岛屿有东西台、七星礁、浮瀛、大崳山、小崳山，足以作为屏卫。这就是福宁的防务。福州重点在闽江，因为江口以内就是省城所在地。江口外，从北境的松崎、江户，经过东西洛、南北竿塘、鳌江口，到闽江近口的琅崎岛、金牌、五虎门，都是扼守要地。进入江口，经过大小屿、罗星塔，就是同治、光绪年间创建的海军船厂和军械制造局，全部设在那里。出江口沿海向南，经过梅花江口、龙江口，稍向东就是海坛岛，水师重镇就在那里。外海的岛屿中，猴屿承受闽江的冲势，东永像长乐的臂膀，比白大、东沙诸岛更为重要。这就是福州的防务。兴化重点在海滨岛屿，从三江口经过鹿耳、大小丘，沿着平海卫、湄洲屿，到双溪港口，这就是沿海边界。外海岛屿有平海、南日二岛，设置汛地并派官驻守，视为重要地区；湄洲也是兴化府的屏障。这就是兴化的防务。泉州重点在金门、厦门二岛。从北境的惠安峰、崎港口，经过洛阳江、晋江、安海三个港口，南面就是金州镇。再向西经过大嶝、小嶝，就是厦门岛；岛北是同安港口。金门、厦门二处，远可控制台湾、澎湖，近可卫护泉州、漳州，是海防重地。外海的永宁、定安、乌浔诸岛，也设置汛地并派兵驻守。这就是泉州的防务。漳州重点在南澳，鼓浪屿是南部边境的尽头，尤其占据险要形势。漳州沿海地区从九龙江口转向西南，经过六鳌港、漳江两个港口，沿着铜山向南，到达诏安港口。它的南面隔海就是南澳镇，是南部疆域的要地，与广东海面共同防守。外海岛屿首先是乌丘，最处于海上冲要之地。鼓浪屿位于海门关口，与镇海城炮台同为重要据点。这就是漳州的防务。中国沿海各省，从浙江洋面向北，海滨淤沙多而岛屿少，海岸线直，所以防务重点在江海总口，而对海岸略为次要。从浙江洋面向南，岛屿多而淤沙少，海岸线曲折，所以防务既重视海口，也同样重视大岛和海岸。

译顺治十七年，王命岳认为福建省的海门与厦门相望，左边是镇海卫，是漳州府的门户；同安县的高浦城等处靠近厦门，是泉州府的屏卫。因此在镇海、高浦二城屯兵，并分设营伍防守附近险隘。雍正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奏请陈述操练沿海水师，并命福建洋面水师巡视本省各口，同时到浙江洋面巡查缉捕。嘉庆四年，命福建省水师仿照商船式样改造战船八十艘，编为两列，以泉州的崇武为南北犄角的分界。从崇武向南，命南澳、铜山、金门以及提标后营各镇将率船巡查缉捕；从崇武向北，命海坛、闽安以及金门右营各镇将率船巡查缉捕。道光二十年，谕令邓廷桢招募训练勇丁，严密守卫澎湖，以扼制福建前往台湾的道路。二十二年，谕令怡良等在福州金牌等重要关口屯兵。距省城二十里以外的洪塘河和少岐，都沉船设置木桩布防。福建省在外洋的门户是五虎、芭蕉两个港口。进入港口是壶江，水势稍窄，却没有可扼守的险要。再进入金牌、长门，有巨石横在河流中间，较容易扼守。再往里就是闽安南北两岸，是水路的总汇，两山夹峙，可以称为天然险关。光绪六年，在南岸修建铁门暗炮台六座、明炮台八座，在北岸修建铁门暗炮台七座。七年，又在长门修建暗炮台四座、明炮台六座，全部仿照西式建造。二十四年，增祺认为福建濒临海边，屯戍兵力空虚，于是增加训练旗营、绿营各营，以增强兵力。二十五年，许应骙认为漳州鼓浪屿的防守还不周备，增建炮台，设置新式火炮。总的来看，福建省的海防重点会随时势而改变。康熙年间，郑氏从台湾、澎湖占据海坛、金门、厦门，所以海防单独重视泉州、漳州。当时水师认为沙唬船不适合海战，便改造鸟船。施琅平定台湾，就是借助鸟船的力量。到了嘉庆年间，海盗蔡牵窜扰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洋面，而福建处在其中，宁德、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五郡都是其抢掠经过的地方，所以各郡都重视海防。当时水师使用巨舰，李长庚制造霆船三十艘，设置大炮四百多门，多次在福建海面击败蔡牵，最终会合闽、浙水师的力量，将其包围歼灭。最后是光绪年间的中法战争，法国人以大批铁甲舰专门进攻福州，所以海防单独重视闽江口，而各郡没有受到惊扰。同治以后，创办船厂，制造铁甲舰，修筑炮台，制造枪炮，海防逐渐达到严密程度。却因马江战败，使此前的全部功业毁于一旦，实在令人感慨。台湾西面与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相对，距离澎湖、厦门各有数百里。它的山脉北起鸡笼，南至沙马碕。东西部是肥沃的平原，一年可以收获三次。宋代称它为毗舍那国。明朝末年，日本人和荷兰人先后占据这里。顺治年间，郑成功占据台湾、金门、厦门，时常侵扰泉州、漳州。康熙初年，姚启圣率福建省水师三百艘讨伐他，先攻克金门、厦门。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水师二万人攻克台湾，于是设置台湾府，设立厅、县等官署，铸造铁币，兴办学校，修筑城墙，驱逐生番，驻兵一万四千多人，台湾遂成为海外重镇。康熙六十年，朱一贵叛乱，施世骠从厦门率水师六百艘进攻，七天便攻克了台湾。于是派总兵官镇守台湾，副将守卫澎湖。乾隆年间，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乱，台湾北部疆域才逐渐拓展。其山后地区，到嘉庆年间才开始开发。光绪十三年，改台湾为省治，设置巡抚以下各级官员，成为中国在海南的右臂。到了中日战争时，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疆域事务也更加无法过问了。广东南部全都濒临海洋，从东向西经过潮州、惠州、广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七郡，直到越南。东部边界起于南澳，与福建海面相接。潮州郡的山脉伸入海中，有广澳、赤澳等岛屿，都是水师巡逻停泊的地方。向西曲折到惠州，民风强悍，与潮州郡没有区别，设置碣石镇总兵镇守。再向西是广州境内，海湾深而宽。从新安转向北，又转向南，到达香山，这一带就是内海，群岛环绕分布，是广州省城外部的屏障。再向西有金州、马鞍等山，是肇庆郡阳江的屏障。再向西是高州海面，暗礁暗沙很多，海防相对简略。再向西是雷州，其南部地脉突出三百多里，三面环海。渡海向南就是琼州。再向西是廉州、钦州，与越南错杂接壤。廉州多沙，钦州多岛，山为衣襟、海为衣带，是华夏与夷地相接的边界。琼州孤悬海外，州县环绕黎族地区，沿海多沉沙，船只航行十分危险，水师能够停泊的港口只有六七处。这就是广东全境海防的形势。广州海防从零丁洋经过龙穴向北，两山斜对而立，东面叫沙角，西面叫大角；从这里进入内洋，是第一重险隘。进入海口七里有一座山叫横当，前面有小山叫下横当，左边是武山，又叫南山，是海船必经之处，属于第二重险隘。再进入五里是大虎山，西面是小虎山，再向西是狮子洋，这是从黄埔进入省城的道路，属于第三重险隘。历代虽在这里修筑堡垒、驻扎军队，但设备始终不周全。欧洲军舰从东面来，广东东部首先受到冲击。道光年间禁烟战争时，英国军舰驶近广州内海，林则徐督理广东，多次交战将其击退。当时布防比较严密，但壁垒、炮台都沿用旧式。到了光绪年间，彭玉麟、张之洞镇守广东，才有曲折遮蔽的炮台和后膛连发的枪炮，防务更加严密了。

译清初的制度，设置大小兵船一百几十艘，只能巡防内洋，不能越过边界追捕；遇到盗寇，就租用民船。康熙五十六年，开始在广州海滨的横当、南山两处修建炮台。乾隆五年，因广东战船年久失修，谕令地方官员特别用心整顿。四十六年，巴延三认为各海口时常有盗船出没，于是在石棋村总口设置专营，与虎门营汛相互联络。五十八年，吴俊认为东莞米艇坚固灵活，便于追捕海盗，于是建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艘、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艘、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艘，分布在上下洋面，配置水兵，常年巡逻缉捕。嘉庆五年，在沙角修建炮台。九年，倭什布认为广东海上困窘的渔民伺机劫掠商船，每当水师大队出巡，便上岸肆意扰乱，使得年年不得安宁，于是筹划水陆缉捕事宜。十五年，设置水师提督驻守虎门，扼守中路要区；以两营驻守香山，一营驻守大鹏，作为左右两翼。二十年，就横当炮台加筑月台，又在南山西北增建镇远炮台，设置多门火炮。二十二年，修建大虎山炮台，设置火炮三十二门。道光十年，在大角山增建炮台一座，设置火炮十六门。十五年，在虎门炮台设置六千斤以上的大炮四十门。又在南山威远炮台前环绕修筑月台，并在横当山背面设置炮位；又在对岸芦湾山增建永安、巩固两座炮台，沙角、大角也都增建了望台。十九年，林则徐筹划广东海防，认为零丁洋入口有几重重要险隘，历年虽然增筑炮台，但武山、横当一带海面较窄，于是设置八千排大木排，分为两道；又设置七百丈长的大铁链，临近炮台，并辅以水兵，用来阻挡敌船的来路。当时邓廷桢因虎门处于广东海面的中路，也在横当山前海面狭窄处增设铁链木排。又在武山下威远、镇远两座炮台之间增建一座大炮台，设置火炮六十门，以保护铁链木排。二十年，林则徐认为大鹏营所辖尖沙嘴一带的海门岛屿，是海船向东前往惠州、潮州，向北前往福建、浙江的必经之路，于是在尖沙嘴的石脚、上官涌偏南等处都修建炮台，并设置火药库和兵房。二十三年，祁▯等认为广东民风适合实行团练，招集的团练已经达到十万人，于是以升平社学作为团练总汇之所，并推广到韶州、廉州等地。二十七年，增修高要县所属的琴沙炮台，以及虎门广济墟的兵卡。同治十年，瑞麟因钦州海面与越南接界，调拨兵轮，会同水师巡查海面。当时福建、上海两座船厂的兵轮相继完工，广东省也仿照建造兵轮，以备巡防。光绪六年，刘坤一修整大黄窖、中流砥柱和虎门各炮台；威远及下横当共修筑炮台六十多座，沙角及浮舟山各炮台也依次修建。八年，曾国荃因琼州、廉州两郡洋面与越南沿海相通，调拨兵轮八艘、拖船二艘，前往北海驻防。九年，曾国荃认为虎门是省城门户，而黄埔、长洲、白兔、轮冈、鱼珠、沙路尤其是重要地区，于是在南岸屯驻重兵，作为炮台的犄角，并兼顾后方道路。十年，彭玉麟办理广东军务，就广东省原有各炮台进行修整改造，并在炮台后方开山修路，以便藏匿官兵；修筑绵延的墙垒和壕沟，使各炮台彼此声势相联。从虎门、大角、沙角依次到各处险隘，层层设置防务。新会、香山、顺德等县，选练精壮的渔团以及新编的靖海营兵，防守堵截各个海口。十一年，彭玉麟认为省城重要关口虽然已经严密防守，但横门、磨刀门、厓口都能由海口彼此通达，可以窥伺后方；浅水兵轮尚未建成，便先建造舢板船一百艘，编成水师，以分散兵力抵御集中进攻，借此巩固内海关口。十二年，张之洞从广州驻防军中选出一千五百人，训练洋枪洋炮，并将旗营水师并入，编为左右两翼，分别防守海疆。十四年，张之洞、吴大澂认为琼州一岛，对内要安抚黎族，对外通达越南，于是就琼州原有制兵酌情设置练军，并增加训练军饷，以彻底革除绿营的积弊。原定兵额四千九百多人，按七底营抽调训练，共编练一千七百五十人。崖州等处的水师也加以整顿，原有拖船同样配拨练军，二艘驻在崖州，二艘驻在儋州，二艘驻在海口，二艘驻在海安。其守兵二千人，平均拨驻各处紧要塘汛。三十三年，因广东民风不安，已经裁撤的广东水师提督恢复旧制，以资镇慑。这就是广东海防事务的大概。历代海疆发生警报，如大沽、吴淞、马江等处，接连遭到挫败。只有林则徐、彭玉麟先后镇守广东，忠诚勇敢、奋发尽力，亲自面对敌人前锋，将士也拼死效命，敌舰只得徘徊后退。

译志第一百十四。兵十。训练。清代训练军士，总括京城和各地水陆各营，都有既定规章；但历代整顿军队、讲求武备的谕令，则根据时势训练，因地制宜。现在分别叙述如下。有固定日期的训练，包括领侍卫府三旗亲军的训练制度：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每月分期练习骑射两次，练习步射四次。八旗骁骑营的训练制度是每月分期练习射箭六次，由都统以下各官亲自督练。春、秋两季，披甲练习步射，由本旗规定日期；披甲练习骑射，由部臣规定日期。春季每月分练两次、合练一次，秋季每月合练两次，预先奏报操练日期。仲春、孟秋登城操练，由兵部稽查。年年如此。八旗汉兵的训练制度是春秋两季在卢沟桥试放火炮，各旗都出炮十位演放，五天结束。每隔三年，鸟枪营兵与炮兵在卢沟桥合练枪、炮、藤牌。春秋两季的常规操练，四旗合练四次，八旗合练两次；初冬则分别派往各旗练习步围。前锋营的训练制度是每月练习步射六次，春秋两季披甲练习骑射两次；左右两翼各分前锋营的一半，并兼习鸟枪，每月练习十次，均由统领督率。每年秋季，前锋统领会同护军统领奏报，率所属官兵演习步围二三次。护军营的训练制度是每月练习步射六次，春秋两季披甲练习骑射两次，与前锋营相同。圆明园八旗护军营的训练制度是每月练习步射六次，春秋练习骑射，同时练习鸟枪。步军营和巡捕营的训练制度是：八旗步军练习步射，城门骁骑练习鸟枪，都在春秋操练。内九门、外七门都设置炮位。每隔三年，随同八旗兵运炮到卢沟桥演放。巡捕营参将、游击每月考核所属人员的弓箭，守备等官各自训练所属汛兵。春秋两季兼习鸟枪，与城门骁骑相同。内府三旗的训练制度是每月练习步射六次，春秋两季披甲练习射箭两次；立冬以后，内府护军和尚虞处执事等演习步围，另选三旗护军分别练习马射等各种技艺。火器营的训练制度是每月练习步射六次、骑射六次、马上技艺六次。统辖鸟枪、炮兵、护军、骁骑的各官，按日考验本旗士兵。到合操那天，八旗分为左右两翼列阵，环绕施放枪炮。秋季到卢沟桥演放火炮五天。健锐营的训练制度是每月练习云梯、鸟枪等技艺六次，练习骑射、步射、鞭、刀等技艺六次；其余日期在规定期限内练习枪箭。遇到皇帝驻跸圆明园时，左右两翼各自乘船演习水战。旗营校阅时，从七月开始操练到次年四月，在九门外设置教场；将军、都统、副都统负责校阅骑射、枪炮，并评定优劣，作为奖惩依据。春秋两季合操，与京营相同。陆路绿旗营的训练制度是：总督所属的称为督标兵，巡抚所属的称为抚标兵，提督所属的称为提标兵，总兵所属的称为镇标兵。每年秋季霜降那天，提前各营将领和军官整肃队伍前往教场，设置军幕。届时军士披甲列阵，中军在场地中央树立大纛，统兵大臣在将台上传令合操，中军挥旗指挥众军；台下鸣炮三声，军中吹号击鼓，步兵、骑兵和披甲士卒列队行进布阵，施放火枪，连续不断，如同京营制度。至于长矛、藤牌、扁刀、短刀之类，则根据各地情况教练士卒，都有固定方法。校阅结束后，测试材官将士的骑射和技勇，申明赏罚，犒劳军队，解甲归队。漕运总督标、河道总督标的训练制度都与京营相同，各营将领和军官率领所属人员，按日督练。八旗水师营的训练制度是每年春、秋两季，由将军、都统、副都统督率官兵，分别驾驶战舰。奉天、福建、浙江、广东水师都前往海口；齐齐哈尔、墨尔根、江宁省水师都前往江面；天津水师前往海口洋面。每年四月至八月，在潮水平稳、风势顺畅时，张帆起锚，列阵驶出海洋，依次鸣炮操练；其余日期各自率领所属人员讲习水上事务。绿旗水师营有内河水师、江海水师，出海会合巡哨，听候各省的规定，各不相同。每年春、秋两季，乘舰列阵，张帆借风行驶，鸣号发炮，操练都如同军法。临时进行的训练中，天聪七年，太宗开始举行大阅典礼。八旗护军、汉军马步兵、满洲步军都集合起来。将八旗分为左右两翼，汉军、满洲步兵分为两个营，四面环立，前面设置红衣炮三十位。皇上披甲骑马，各贝勒率护军，如同面对强敌；亲军作为后盾。传令听到炮声就前进，听到蒙古角声就后退。接着是汉军马步兵，再接着是满洲步军，向炮军发动进攻。大阅礼完成后，严格重申后退的命令。崇德八年，在沈阳北郊举行大阅，前面排列汉军炮手，其次是满洲步兵、蒙古步兵，再其次是骑兵、守城应援兵、守城炮兵，绵延二十里，听到炮声便合力交战。皇上亲临选阅，步伐停止时整齐，军容严肃整齐。顺治七年，告诫各位将领不要因为太平而忘记武备，弓箭和骑术务必练得精良。十一年，确定每年校阅操练并赏银的制度，确定骑射各兵分期演习的制度，确定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奖励优等军官和士兵的制度。

译康熙十一年，命令各省营伍必须由武职大员巡察。此后各镇大臣将巡察日期上报，不得扰累各营。十二年，因汉军中不能骑射的人很多，规定每旗应增加火器训练。不久议定，八旗汉军骁骑每个佐领下面增加鸟枪兵十八名。十六年，命令各营对于安营住宿、行军道路以及奔驰奔走的劳苦，都必须训练，不得只拘泥于固定的操演形式；各省提督、总兵每年督促选拔标兵进行行围，以训练耐劳吃苦。十九年，确定每年演放红衣大炮的日期。二十八年，确定演炮制度：每年九月初一，八旗各运大炮十位到卢沟桥以西，设置枪营、炮营各一，都统率领参领、佐领、散秩官、骁骑炮手一同前往。工部修理炮车，准备火药。每天演放一百发，并练习前进时连续发射枪炮。十天后开始操练。太常寺奏请选派都统主持祭祀，兵部奏请选派兵部大臣检验操练。各旗演炮十发，记录命中数。随即在炮场集合队伍操练，严鼓后前进，鸣金后停止；枪炮都演练九次推进、十次连续射击，鸣螺收拢队伍返回营地。三十年，确定春季操练制度。每旗出炮十位，火器营兵一千五百名。汉军每旗出炮十位，鸟枪兵一千五百名。每个佐领所属的护军鸟枪兵、护军骁骑，每个参领所属的散秩官、骁骑校，以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侍卫等，轮流随行。列队完毕后，演放鸟枪，鸣螺进兵，到达指定地点后，分兵殿后返回。五十年，确定火器营合操的阵法：八旗炮兵、鸟枪兵、护军、骁骑分列为十六营。中央排列镶黄、正黄二旗，其次为其他六旗，按照左右两翼列队，将台设在中央，两翼各树立令纛作为标志。每旗的鸟枪护军在前，其次是炮兵，再其次是鸟枪兵，最后是骁骑。台下鸣海螺三声，依次整顿器械、结队出营。鸣号枪三声后，台下和阵内依次传鸣海螺，于是展开队形，演练枪炮九至十次，炮与鸟枪连续发射，毫无间隔。雍正四年，改定卢沟桥演练枪炮为每三年一次，每次都演练一个月。兵校等所需的火药、器械，由工部预先储备。五年，因满洲历来重视骑射，不可专门练习鸟枪而废弃弓箭；凡马上枪箭熟练者，勉励列为优等。七年，因直隶营汛多半只放空枪，通令各省将帅，命各营用铅弹练习瞄准。八年，刘汝麟建议汉军应练习步围。不久谕令各旗兵在初冬进行步围，每旗举行二三次，由各旗大臣统领；步行较猎，侍卫、打牲人等一律学习。九年，因八旗官兵不能精练整齐，统兵各官挑选不适合骑射者，编成一营，稍好一些的另编一营。每营一千人，勤加操练，使弱者变强。又因兵丁最重要的是善于步行，规定八旗兵限期一年练习步行，以每天行军一百四十里为标准，优异者给予奖赏。十年，因边疆用兵，增加操练，免除各旗轮班值日，专门练习骑射和长枪。十二年，确定八旗汉军骁骑演习鸟枪的制度：春季从二月开始，秋季从八月开始，各自练枪四十五天，本旗四翼仍合操两次。乾隆四年，确定旗兵合操制度。每年春季，本旗各营的官兵在本旗教场分练两次；八旗各营官兵在镶黄、正黄二旗教场合练一次。到秋季举行各营合并的大操，队伍、号令、旗纛、器械都遵循大阅制度。六年，议准八旗骁骑营的步射由本旗规定日期，骑射由兵部规定日期。八年，命八旗汉军到卢沟桥演放枪炮，从九月初一开始，演练一个月；选派都统大臣监视，每天演放十次；兵部校阅操练时，每旗各演放一百次，演毕合操枪炮。金鼓和号令全部按照大阅制度。十年，因沿海水师经过大臣察阅后，操练大多流于形式，尚未熟悉水上事务，通令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用心训练并加以甄别。十四年，因旗兵练习云梯，随征金川时立有战功，凯旋后另行设立健锐营，以一千名云梯兵编为一营，由大臣统领，专门训练云梯、鸟枪、马射、步射以及鞭、刀等技艺，并随从皇帝行围。又在昆明湖设置趱缯船，让前锋军学习水战、驾船、驶风等技能。这一年，莽阿纳上奏请求整顿边省营伍章程：一，步弓一律改用五力以上的弓；一，马射和步射采用同一标准；一，马兵骑射应兼练枪、箭两种技艺；一，鸟枪兵专门训练瞄准；一，枪兵兼习弓箭；一，确定优劣等级和赏罚办法；一，预先储备军械，以巩固边疆。康熙十七年，确定八旗汉军藤牌兵的制度：春季与旗兵一样操练，遇到大阅以及各营合操时，就守护炮位并入队操练。三十六年，下令鸟枪兵应遵守既定条例，演放枪械时检查收回铅子，以勉励勤奋能干者。三十八年，确定各营增加马上一弓四箭、四枪的操练制度。三十九年，因为金川用兵，京城健锐营、火器营的功绩最多，于是下令各省绿营学习鸟枪的兵丁和军官，都仿照火器营“进步连环”的方法操练，不得徒然演习阵式。不久又确定各营枪兵升补的次序，以资鼓励。四十年，下令健锐营士兵每月练枪十二日，并确定三等赏罚标准。四十三年，下令各省学习枪械的兵丁和军官，仿照京营火器操练的方法；各总兵巡阅时，若有人把进步连环操练得精熟，就记录功劳。四十四年，下令各省绿营士兵练习射箭，以五箭射中三箭为一等。五十年，认为绿营阵法过去学习两仪、四象、方、圆等旧式阵法，对实战没有帮助，改为仿照京营阵式，由提督颁发给各标、各镇，依照式样教练演习。各营每月定期合操，并演练九进十连环阵。那些负责堆拨、应差的兵丁，闲暇时也一律练习。又因为各省巡抚标下的士兵过去只供给差使，训练非常少，便命令各巡抚切实整顿。旧式藤牌兵也都兼习鸟枪。五十五年，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审定演放炮位时行进的步数以及惩罚、奖励条例。

译嘉庆二年，停止水师冬季下水游泳练习，以体恤士兵的艰苦。四年，下令水营兵丁一律兼习陆战。又下令新疆屯田士兵每营分出一半屯田，其余全部回营操练。命令各省督抚修理营汛、墩台，并督促操练的将领、参将、游击、守备等振作精神、加倍努力。九年，下令各统兵官练习射箭以六力弓为标准，练习枪械以迅速命中为标准，重申教导训诫，努力挽救积久的陋习，不得养尊处优。十一年，下令德楞泰等部兵丁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兼习长矛，矛制不得超过一丈。道光元年，下令各军都练习长矛和步枪，不得只专精于马枪。这一年，杨芳上奏说：“兵丁除练习骑射、枪、矛之外，再加练车骑合步连环三项，使各项训练融会结合。每天操练一队，五队轮流演习，每六日合操一次作为一阵。直隶额定兵员抽出四成训练，共得一万五千三百多人，编成二百四十队，按照图式操演，以使强弱整齐，并节制进退。”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二年，因为广东营伍废弛，严厉命令巡抚切实训练，不得制定过多章程。四年，撤销梅花车炮阵式，专门练习部颁的九进连环阵式。五年，准许英和的请求，把八旗圈马四百匹改拨给巡捕营，命满洲、蒙古马兵练习骑射；春、秋两季由步军统领会同左、右翼总兵选阅，三年后由皇帝亲临大阅。八年，命那彦成等在回疆增设防兵，筹措发给饷银粮食，议定操练士兵的章程；又从喀什噶尔防兵中抽练二千人，伊犁满兵也勤加练习骑射，由参赞大臣和总兵督促操练。十五年，因为山西满、汉营伍废弛，严令阅兵大臣严格考察甄别。这一年，常大淳上奏说，新疆、湖南、广东、四川各营伍日久懈怠玩忽；满营则奢侈放纵、自图安逸，汉营则粮饷名额大多空虚。由于选拔补充徇私，以及操练不切实，竟把国家供养军队的钱粮拿来供众人充当雇工使用。请命令将军、督抚尽力革除积弊。遇到剿匪、保举功案，不得冒功滥报，以激励军队。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并下令各州县额设的民壮一律补充训练。十七年，下令各省民壮每月随营操演，授予他们纪律，以补助正规军力量不足。十八年，下令盛京满洲兵勤加操练，遇到行围时不得出现雇人代役的弊端。十九年，因为四川各营技艺生疏、胆怯畏战，导致夷匪日益猖獗，特地选派大臣，督率镇、道官员亲自前往校阅。二十二年，下令天津增兵六千多人，命各将领、守备率领新旧兵丁全部加强训练，先练火炮，其次练鸟枪、刀、矛，并辅以马队。遇到警报时，各营联合南、北炮台作战。命武艺精强的军官专门负责稽察，研究作战方略。二十六年，下令各州县民壮随营接受刀、矛及各种杂技的调考。三十年，下令各督、抚、提督、总兵裁汰年老、体弱及冗滥的士兵，抽调训练精壮，使各营都有经过选拔的精锐劲旅。不得让工匠、仆役冒充兵员，虚占兵粮。咸丰元年，奕山等因伊犁和乌鲁木齐两处满洲营增练鸟枪，拟定考核章程，并要求绿营一并办理。三年，汇总各省绿营额定兵员共六十多万人，除被征调出征的士兵外，对留在营中的士兵淘汰弱者、留下强者，定期分批训练。各省驻防旗兵也照此办理。五年，下令健锐营、火器营、圆明园八旗营，以及前锋营、护军营、八旗汉军营，命阅兵大臣核实校阅，分别给予奖励或惩罚。又命僧格林沁等增加满洲火器营的阵式操练。十一年，因为盛京、吉林、黑龙江的马队官兵日益疲弱，命将军、副都统无论城内还是屯驻地，一体挑选训练；对可以造就的多方鼓励，对贫苦者酌情周济；行围时兵数不足，就让余丁随同操练。同治元年，因为上海、宁波等海口的官兵延请欧洲人训练，命曾国籓、李鸿章、左宗棠等酌情选派几十名武官，在上海、宁波学习外国兵法，由副都统、参将等大员统领；学成后自行教练中国士兵。又因为广东、福建营伍长期废弛，命耆龄、刘长佑等在旗营、绿营内部选拔骁勇的军官和士兵，学习外国兵法。天津练军也照此办理。内地营兵仍遵守旧章，随时训练。这一年，命文煜等制定京营绿旗兵枪队、炮车合阵的制度。四年，醇郡王等训练神机营士兵及三万多名练兵，操演逐渐显出成效，绿营也日趋整肃。下令仍归醇郡王节制，督操、阅兵大臣一并阅看。这一年，命崇厚率领一千五百人的洋枪队前往京畿南部，命天津镇、芦台镇选拔标兵，增加训练新式洋枪。六年，因为丁宝桢拟定了训练马队的十四条章程，命特普钦在黑龙江所属的打牲人中、富明阿在吉林所属的打牲人中招募三千名壮丁，依照章程迅速训练马队，以剿灭捻匪。曾经出征后回到旗籍的军官，分批开始训练，入关等待调遣。十年，曾国籓建议说，用兵十多年，绿营几乎形同虚设。他查阅江南营伍，大约有四类：一是经制绿营，二是新设水师，三是挑练新兵，四是留防勇营。陆兵共四十一营，水师十一营，新兵十一营，防勇十二营，实际存营兵员二万四千多人。旧有习惯中应当改革的，大约有四项：一，兵丁应差和操演分作两件事，应差以分驻塘、汛为定额，操演以分营、分哨为定额；二，绿营饷薄兵疲，应仿照新军、练军的制度，裁减兵员而增加饷银；三，过去使用鸟枪和土制火药，不利于作战，各营应逐步全部改用洋枪；四，水师不得继续沿用马兵、战兵、守兵的名称，各省水师都应筹措造船费用，以船为家，只兼习陆操，不得居住陆地；外海、内洋、里河水师的器械、船只，都应竭力整顿精良。这些事情都关系全局，请特别下旨通行内外臣工，共同议定后遵照施行。这一年，下令长江水师以及外海、内洋、里河水师都应专门练习枪炮，不得借口演习弓箭，造成逐渐安居陆地的趋势。

译沿海的兵轮水师也免于练习弓箭。十二年，沈葆桢认为各兵轮虽然分别驻扎在各省，但操演、征调时必须声势相联、彼此联络，请命令兵轮统领亲自巡视各海口，随时调集操演。十三年，李鸿章认为，八旗、绿营士兵用弓箭、刀、矛、抬枪、鸟枪等旧方法训练，本来就难以取胜；即使新练各军，使用洋枪的也很少，使用后膛枪和炸炮的更少，只能平定国内匪患，却不能抵御外来侵侮。曾国籓曾拟用新式武器训练军队：沿海七省共训练陆兵九万人，沿江三省共训练三万人，每年饷银合计八百万两；总理衙门议论用能够取胜的洋枪队训练水战，丁日昌建议合并各省训练十万精兵，但都因费用过重而不能立即实行。陆军和水师的制度各不相同，训练方法也不同；水师还可以进行陆战，陆军却不能操舟。请把现有陆营一律选拔训练洋枪，裁减绿营疲弱的额兵，增加新军的饷银；沿海防营全部改用后膛枪，在海岸要口驻扎大批精锐劲旅，专门讲求操练和筑垒等事务。各海口修建西式沙土炮台，配置十多寸口径的大炮，选择良将劲兵加以训练，以命中率和射程为标准，从而巩固海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光绪五年，李鸿章认为德国陆军步队尤其精良，其得力之处在于每天进行林操，熟练演练判断敌情、应对变化的方法；夏秋举行大操，熟练演练露宿、野战、进攻和防守的方法。这套方法在一哨之内就很完备，扩大充实后可以编成营、军。此前曾从海防营中选派游击等七名军官，赴德国学习林操以及迎敌、设伏、布阵、绘图等方法，三年多后学成回国。于是就在亲军营中挑选哨队，仿照德国一个哨的制度，依照这些方法教练，逐步扩充。九年，李鸿章开始在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等技艺。十一年，张之洞酌情制定海防各营操练章程，旧式刀、叉、弓、箭已经没有实用价值，改用新式操练：一项训练卧姿射枪，一项训练越山炮队，一项训练挖掘、修筑地营，一项训练安放水雷，一项训练修筑炮台，一项训练临敌时的散开队形，一项训练洋式火箭，一项训练架设行军电线，一项训练快速行进、越过壕沟和山岭，一项训练夜战，一项训练坚守地营以及疏浚壕沟、修筑墙垣等一切工程。这一年，李鸿章认为留学海外的学生回国后，对操法、阵法、电学、水雷、旱雷都已有心得，命令他们分别前往各营教练军官和士兵，并设立武备学堂。十二年，张之洞认为广东省驻防营在光绪六年选取甲兵一千五百人，改练洋枪、洋炮及阵法，于是裁汰旗营水师，编入步军，分为两翼，合阵操演。命制造局把新式枪炮运送交付各营，增加训练炮队。十三年，李鸿章认为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对炮台、营垒、马队、步队、炮队等各种新法都已有成就，命令他们回营，辗转传授。那一年，张之洞开始在广东设立水师、陆师学堂：水师分为管轮和驾驶攻战两种课程，陆师分为马队、步队、枪炮、营造三种课程，同时吸取各国长处。二十年，张之洞所办的南洋水师学堂已经显著见效，予以加奖。又在江宁省设立陆军学堂，讲求地理、测量、营垒等技术，以及马队、步队、炮队的各种方法。二十一年，张之洞建议说，旧营积弊太深：人员都是乌合之众，来去没有定规，这是第一项弊端；士兵名额总是缺额，而且被充作各种杂差，这是第二项弊端；籍贯住址登记不确实，良莠不分，这是第三项弊端；摊派和克扣，这是第四项弊端；新式枪炮被抛弃损坏，这是第五项弊端；营垒工程不知讲求，这是第六项弊端；营官习惯奢侈华靡，这是第七项弊端。如果用洋将统领军队，就可以要求兵额必须充足、士兵必须强壮、饷银必须充裕、军火必须精良、技艺必须熟练，勇丁不得充任杂差，将领也不得滥竽充数；这七项是练兵的必要条件。所聘德国武官三十五人已经来到中国，于是仿照德国营制，设置步队八营，每营二百五十人分为五哨；马队二营，每营一百八十名骑兵分为三哨；炮队二营，每营二百人分为四哨；工程队一营，一百人；医官、枪匠等人员也都配备齐全。勇丁共二千八百六十人，饷银四十四万两。等操练见效后，再推广扩充训练，增加到一万人。并用这支军队的洋将转去训练第二军，使各军逐步成为劲旅。这一年，胡燏芬建议，新练各军应统一使用枪炮。北洋先训练五万人作为大军，南洋训练三万人，广东、湖北训练二万人，其他省份训练一万人；操法和军械务必统一，以便征调。各省都应一律设立武备学堂。二十二年，开始用新方法训练海、陆各军。各省同时设立学堂、举办训练。这一年，张之洞开始裁撤湖北武防等三旗，改练洋操二营，工程队一营，仿照直隶武毅军新练洋操章程，参照采用德国军制，并聘请德国武官担任教习，以开创风气。这一年，盛宣怀建议，全国绿营士兵每年饷银一千多万两，练勇每年饷银也一千多万两，共有八十多万人，白白耗费财力而无益于实用，应当全部裁撤。总共训练三十万新军，根据各省情形的轻重确定兵员多少，征募训练全部仿照西法。不久，总理衙门认为各省营伍突然难以全部裁撤，先就北洋新练的两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洋操队切实教练，等裁兵节省饷银后，再逐步推广。命两江、两湖督臣按照标准，使制造局所造枪炮统一办理。又在武昌城设立武备学堂，聘请洋员教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译二十四年，下令各省稽察缺额、摊派的弊端，严格革除。至于操练方法，不应拘泥于固定成规，应尽力变通，命督办军务王大臣议定。不久，因为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武胜新队操演熟练，分别赏赐统兵大臣。命满、蒙、汉各军的骁骑营、两翼前锋营、护军营，五成改练洋操，五成改用洋枪；八旗汉军炮队营、藤牌营也一并改练；神机营淘汰弱者、留下强者，共训练马兵、步兵一万人。其阵法、器械、营制、饷章，酌情仿照泰西兵制。这年秋天，皇帝亲自前往团河和天津大阅新操。又命各省增加水师学堂的学额，增造练船，学习驾驶等技术。二十五年，因为北洋各军已经训练三年，命统兵大臣选取各种操法，绘图并附说明上报。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要训练内容；炮队以攻坚、挫败强敌为目标；马队以出奇制胜、快速奔驰为本领；工程队以扩展地利、准备军需物资为职责。用平时操练的方法，准备日后战阵的需要。二十六年，邓华熙在安徽省城设立武备学堂，学习枪炮、战阵等课程。二十七年，因为各省制兵、防勇积弊很深，命将军、督抚就原有各营严格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巡警军等，重新制定饷章，一律操练新式枪炮。又命南洋、北洋、湖北的武备学堂以及山东的随营学堂酌情扩充，认真训练。这一年，刘坤一、张之洞等认为，二十年来各省练习洋操，屡经整顿，但旧日将领大多不熟悉新操。东西各国教导将领、训练军队的要旨，大约有十二项：第一，按礼法教育士兵，使他们知耻而自重；第二，调护士卒的起居饮食；第三，讲明枪炮、弹药的性质、来源及使用方法；第四，讲明枪炮射击线路和瞄准方法；第五，讲明挖壕、筑垒以躲避枪炮的方法；第六，讲明马队、步队、炮队各部选择地形、借助地势的方法；第七，讲明测量、绘图的方法；第八，讲明队伍分合、转变的方法；第九，讲明守卫、侦察的方法；第十，讲明行军、工程、制造的方法；第十一，讲明筹备行军所需衣物、粮食和辎重的方法；第十二，讲明行军中的医药方法。各地疆臣都应选择统领、营官、哨官等，切实研究这些事项。训练士兵固然急迫，训练将领尤其重要。几年以后，不是武备学堂出身的人，不得充任将领和军官。还请仿照英国、法国的总营务处以及日本的参谋部，在都城专门设置衙门，掌管全国水陆军制、饷章、地理测绘、操练法式、粮饷储备、舟车转运、外交侦察等事务。平日的预先筹划和临时的调度，都由这个官署掌管。兼取各方长处，务求实用。命内外臣工共同议定。二十八年，设立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实际演习作战、攻击等各种方法。这就是历代训练军队的制度。

译志一百十五 ○兵十一 △制造 清代凭借弓箭平定天下，但要显示威力、攻破坚固目标，也要依靠火器。因此京营设有火器营和鸟枪兵制度，并多次命令各省防军参用枪炮。起初都采用前膛的旧式武器，后来购买欧洲的新式武器。此后才开始命令各省设立制造局。制造武器这件事，实际上始于天津。在咸丰、同治年间，中原尚未平定，李鸿章上疏请求在天津设立机器局，自行制造枪炮，供北方军队使用。同时，江苏也创设了机器局。同治四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上疏说，统军在江南剿灭贼寇时，亲眼见到西洋火器精良，于是放弃惯用的抬枪、鸟枪，改编为洋枪队。留防各军五万多人，大约有洋枪四万枝，每月需要铜帽一千多万颗，粗、细洋火药十几万斤，都在香港、上海购买。又设开花炮四营，每门炮重的有一千多斤，轻的也有几百斤；炮械精良坚固，但药弹数量繁多、分量很重。只是器械和子弹全是洋式，所用铜、铁、木、煤等物资也都来自国外。必须就近设局自行制造，以节省巨额费用。江苏先设立三局。后来丁日昌在上海购得一座机器铁厂，便把丁日昌、韩殿甲所办两局迁并到上海铁厂。以后如果能迁设到金陵附近、江边偏僻之地，这是最为长远的计划。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说，外国的开花炮，近来督促工匠仿造，已经造成三十多尊。用尺测量，其发射效果与西洋炮相同。十三年，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请求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照天津、上海两厂，自行设立制造枪炮、子弹、火药的厂局。光绪二年，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上疏请求选派制造学生十四人、制造艺徒四人，由出洋监督带到法国学习制造。这些学生既应另请学堂教习讲授课程，以培养根本，又应到工厂学习技艺，以弄清原理和方法，使两方面齐头并进，取得速效，为将来选任监工作准备。这些艺徒学成后，可以作为分厂监工的候选人。凡是学习的技艺，都必须新颖巧妙，不要沿用旧式。如果其他工厂有新式机器，以及炮台、兵船、营垒、矿厂等需要考察订正的地方，由监督酌情带学生前往学习。山东巡抚丁宝桢上疏说：“如今在山东省城创立机器制造局，不用一个外国工匠，局址设在泺口，从春天到秋天，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厂、绘图房，以及物料库、工料库大小十多座，都已经建成。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硫房、煏炭房、碾炭房、碾硫房、碾硝房、合药房、碾药房、碎药房、压药房、成粒房、筛药房、光药房、烘药房、装箱房，也陆续完工。各厂烟囱高的从四十尺到九十尺不等，共有大小十多座。购买的外国机器也陆续运来。等机器部件、煤炭等各种物资齐备，厂局建成后，不超过一年就可以开工。将来像格林炮、克鲁伯炮、林明登枪、马梯尼枪，都可以自行制造，不至于受制于人，还可以供应各省，由水路转运。即使洋商封锁关口，也不必担心因此陷入困境。”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上疏说：“上海制造局自同治四年开办，经过七年，曾请求奖赏一次。如今又经过七年，先后增加制造机器二百三十三座，大小铜、铁炮三百四十八尊，炮架七百八十多座，开花炮弹、实心炮弹十万一千多颗，各式洋枪一万八千六百多枝，枪弹八十多万颗，火药十七万磅，其他关系军事的零件也很多。在此办事的人员，日夜处在刀锯、沸水、烈火旁边，出入于硝石、硫黄等有毒物质之间，经过多年辛苦，才取得这样的成绩。请给予优厚奖赏，以资鼓励。” 三年，湖南巡抚王文韶上疏说：“近年上海、天津、江宁都有制造局，沿海地区固然应当筹备，内地也应讲求。湖南省一年以来先建厂，后制器，仿造洋式，规模大体已经具备。后膛枪和开花炮弹试放时都能符合方法，与从外国购买的没有区别。以后随时增造，从几千斤到一万斤的大炮，无论钢炮还是铜炮，都可以自行制造。湖南一向出产煤铁，攸县、安化各地所产的铁，和洋铁一样都能接受钻制。火药一项，督促工匠精心制造，与洋火药不相上下。自光绪元年五月开办，至二年十月，共用二万二千多两银子。以后每月以三千两为限。请援照天津、上海两局的成案，专门上奏核销。”四川总督丁宝桢上疏说：“四川已经设立机器局，如今外国机器运到，立即开局，自行制造洋枪、子弹等物。” 四年，总理衙门王大臣上疏说：“先前陈述海防事务时，有一项是整顿军械：大炮应当如何购买办理，各军洋枪应当如何统一，以后又应当如何自行仿造，请命令疆臣切实详细议论后上报。”后来各将军、督抚回复说：“有人认为前膛枪稳固可靠，有人认为后膛枪灵活快捷，有人认为线膛枪胜过洋枪，有人认为应当勤加操练、擦洗，有人认为不应大量购买，以防新出的武器更为优良，有人认为应派人到海外学习，有人认为应在内地设局，以防将来受制于人。臣等查考外国枪炮，近来都使用后膛式，名称种类很多，必须选取最精良的产品，统一切实办理，这样才使他们不敢卖假货欺骗我们，也使我们能够适合使用。外国军械的价格，本来没有成案可以查考，所以承办人员把它视为谋利的场所。查上海是各国商人聚集之地，军械多在那里交易。请任用精明、廉正的官员总管此事。各省凡有承办军火事务的人，都责成该员核定；如有虚报冒领等事，严加治罪。至于仿造外国军火，李鸿章已经先后奏请在上海、天津设局制造。

译丁宝桢、王文韶也分别在山东、湖南两省设立厂局，不使用外国人，费用最为节省。丁宝桢又在四川设立厂局。以上三局都设在内地。上海局制造枪械、火药，每年用银四、五十万两；天津局每年用银二十多万两。近来据李鸿章、沈葆桢奏报，天津局制造后膛炮，上海局则前膛、后膛洋枪都制造，既然不能通力合作，也未必适合互相迁换。请命令两局派得力人员，随时酌情核查，统一办理。当时朝廷大臣有人建议把上海机器局的款项用于充作固本饷和赈捐。两江总督沈葆桢上疏陈述说，机器局创建十多年，仅仅依靠两成洋税，收入不够支出，而南、北洋所使用的枪炮、子弹、火药，全都从这里取得供应。海防十分重要，不能停止生产。五年，丁宝桢上疏说，四川机器局近来因恩承、童华上疏请求停办，奉旨命令酌情办理；仍请设法兴办，不要使它废弃衰败，于是重新开局制造。七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上疏说：“金陵制造局在光绪六年就命工匠加紧制造。各军拨用的洋枪，前后已经达到一万枝。如今军械所还存有来福前膛枪一万三千多枝、马梯尼后膛枪七千多枝、林明登后膛枪八千多枝、细洋火药六十五万多磅、洋炮火药四十多万磅、棉花火药九万九千多磅、铜火一千万磅、各种铜管火十七万多件，此外还有水雷所用电线七十五车，储存的数量还不少。上海制造局现在生产的洋药和林明登枪，可以随时接济金陵。又已确定购买机器，增设洋火药局，并确定购买前膛、后膛枪一万五千枝，这些还不计入上述数量。至于各处明、暗炮台所用的炮，有上海制造局现在制造的一百二十磅钢炮，年内可以造成。金陵局制造的陆营用炮，也有很多可以使用。”这一年，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务的吴大澂上疏请求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疏说：“上海、江宁、天津、广东各机器局，大多分别制造炮械、子弹、火药，供各军操练、作战和防守使用，仍然不能仿造后膛大炮。至于三、四寸口径的后膛小炮、后膛连珠炮，都是水陆军必需的利器，应当在内地已经开采煤铁矿、靠近水源的地方，分别设立造枪、造炮专厂。至于克鲁伯钢炮，近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各国担心纯钢未必完全合用，都改造硬铜后膛小炮，熔炼方法另有创新。日本已经聘请外国工匠仿造，中国也应当跟着实行。各国后膛枪式样不一，新式枪改用连珠，有的能连续发射六、七发，精良锋利无比。日本已经设厂自行制造，中国也应专门制造，以供应各省使用。大概计算，制造枪和小炮的机器总共不过几十万金，费用还不算很大。水师使用的鱼雷、伏雷，与火炮同样重要。各种伏雷，中国机器局大多能够自行制造。至于鱼雷，原理精深奥妙，另有不传的秘密，只能向西洋订购。天津机器局已经购买齐备试雷、修雷的器具，但要仿造就很难说了。” 两广总督张之洞上疏说：“广东省请求筹款设立枪械、鱼雷各局，大炮仍归上海、福建两厂制造。”他又上疏说：“省城有机器局，城西增步地方有军火局；因为器具不齐，只能制造小钢炮、开花炮弹、普通洋火药、白药、水雷壳、洋火箭，以及修理船炮的普通机器。除火药、火箭还可以使用外，其余虽能制造却不精良。设局十多年，耗银几十万两，远远比不上天津、上海、福建各局。如今重新整顿，把机器局、军火局合并到城西增步的一局，以便利用水运，名称定为制造局，仍然制造枪炮、炮弹、火药等物。鱼雷的修理归黄埔雷局办理。就制造军械而言，枪弹和行营炮最为重要。因为购买枪械可以使用几年，购买子弹却不能维持三个月；一次购买几千支枪容易，一次购买几十门炮却很难。因此应当分项并行办理，循序渐进地求取成效。预计一年半建成铸枪炮厂，两年备齐炮台，这样才足以抵御强敌。”大学士左宗棠上疏说：“各省制造局厂应当合并筹办，以便专一责任。” 此前曾上疏请求开采徐州、穆源各矿，作为制造铁甲、钢炮的材料。如今奉旨命令议定设厂地点，如果按照通常办法，自应由两江、闽浙筹款试办，或者委托公正的富绅集资创办，并招募通晓化学的人研究冶炼方法，使钢铁尽快生产出来并投入使用。实际上，矿政、船政、炮政彼此内外相应。应当设置海防全政大臣，所有制造船炮、开矿、设厂、军火等事务，都由一人总管，以求统一办理。” 十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荃上疏报告金陵洋火药局竣工。四川总督丁宝桢上疏说：“四川建设制造局已经五年。仿造洋枪，不少于一万五千多枝。除接济广西、云南军营外，局中还存有后膛洋枪三千五百枝、前膛洋枪四千枝。恐怕不够使用，已向上海洋商订购克虏伯开花炮、格林炮各十尊，另行制造可以使用的劈山炮七十多尊、抬枪五百枝备用。火器、弹丸、铜帽等物，除拨用之外，还存有九万多斤。现在加紧制造，每月可以生产七千多斤火药，用来接济各处。”

译十三年，四川总督刘秉璋上疏说：“四川机器局委员曾照吉等人能够巧思制造，不招外国工匠，亲自教导工徒，仿造外国枪炮，并创用水轮机器，以节省煤炭动力。又在省城外设局，用水力机器制造火药。几年来，已制成机器三部、机器一千五百九十件、洋枪一万四千九百枝、火药二十八万多斤、铜火帽一千三百七十五颗、后膛药弹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颗、铅子六十万五千颗、洋炮三具，成绩十分优良。”两广总督张之洞上疏说：“此前因筹办海防，购买运输军火，并接济云南、广西军营，后膛枪弹的需要尤其多，必须购买机器自行仿制。于是从上海洋行购买运输制造枪弹的机器到广东。正准备设厂开办时，恰逢广西巡抚李秉衡把广西购买的一套枪弹机器运送到广东，而广西撤防，又无力设局，请求留在广东备用。于是立即在省城北面的石井墟地方创立一所制造枪弹厂。共有机器大厂一座，打铁、烘制铜壳、锅炉、制造木箱、装填子药房五处，储料库、发料库各一处，另有装蜡饼、纸饼、火药以及工匠等房屋，共安装机器两副，能够制造毛瑟、马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四种枪弹。” 试办初期，每天大约制造二千颗；熟练以后，每天可以制造八千颗。目前就可以开工制造。还需要熔铜、碾铜等机器，并增建厂房，等这些设备陆续到齐后，就可以正式举办。” 十五年，张之洞上疏说：“广东筹建水师、陆师学堂，并在学堂外建造机器厂一座、铸铁厂一座、烟囱一座，以及储料所、打铁厂、工匠房、操场、演武厅、石堤、码头等，共约需银六万两。机器厂内有一整套十二匹马力的蒸汽锅炉、机器，各种大小旋铁床、削铁床、钻铁机、剪铁机共十七架，手用器具以及铜、铁、钢材料，约需英国货币二千五百镑。这些机器是在英国工厂订购的。”他又上疏说：“此前曾由文武官绅和盐埠各商人分年捐银八十万两，制造小型兵轮十艘。如今继续募捐三年，专门作为购买、制造机器以及修建厂房的费用。于是发电报询问德国柏林地方的力拂机器厂，订购制造新式连珠毛瑟枪以及制造克鲁伯炮、过山炮等的全套机器；加大蒸汽机马力，以便枪炮兼造，锅炉合并为一厂，比较节省。不久由出使德国大臣与该厂订造一套造枪机器，每天能够制造新式十响连珠枪五十枝，蒸汽机马力一百二十匹；又订造一套造炮机器，每年能够制造口径七生的半至十二生的过山炮五十具；又购买一整套制造枪尾尖刀的机器，共计价格一百八十一万七千两。” 如今选定省城西北的石门地方，依山临江，运输便利，适宜建厂，于是当天开工动土。枪管所用钢料和炼钢罐等，都向德国名厂购买，以求精良。将来各处铁矿能够用正确方法开采，那么钢铁材料就可以取给于内地，逐步扩充，并且可以接济各省军营。”}], 光绪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城首次兴建兵工厂。这一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与户部会商，决定把广东枪炮厂迁建到湖北省；工厂开办以后，每年的经费由湖北筹措。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又上奏陈述：“湖北省开厂以后，我将督促洋匠，专心研究考察。原计划制造枪械的机器一套，每年能够制造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一万五千枝；制造火炮的机器，每年能够制造克鲁伯七生的半至十二生的行营炮和台炮共一百门。还应添购制造枪炮药、制造白药、制造弹药、制造炮车、制造炮架的各种机器。每枝枪随带子弹五百颗，每年必须制造枪弹七百五十万颗。每尊炮，外国按惯例随带炮弹三百颗；现在按最少的数量计算，也须随带炮弹二百颗，每年必须制造实心弹、开花弹等各种炮弹共三万颗。把全部经费合计起来，大约需要白银七十五万两。计算一年制造的全部枪炮，其成本比从外国购买所节省的数额多得多。只是这笔巨款难以筹集，所以这次开厂试办，所有枪炮、药和弹药每年各制造一半，大约需要白银四十万两。” 机器如今已经运到湖北，放置不用必然会生锈损坏，工匠也必须经过练习才能熟练掌握。若只靠湖北省自己的财力筹措，经查，四川机器制造局是奏准动用土药税厘银办理的；如今湖北枪炮厂是奉旨特办的，和四川制造局的规模大小相差悬殊，所涉及的关系尤其重大。请将湖北省每年收入的土药税银二十万两、川盐加价银十万两，共三十万两，拨作枪炮厂的常年经费。将来各省需要枪炮时，由湖北厂代为制造，便可随时收回成本价款，从而推广生产、增加制造。这次湖北省新设枪炮厂所制造的各种器械，都是南洋、北洋、广东、山东、四川等省制造局所没有的。至于湖北厂制造的克鲁伯各种车炮，更是边防、海防以及陆路作战守御不可缺少的利器。前大学士左宗棠曾说，从外国购买器械，是用白银换铁，实在不是好办法；一旦发生警报，敌船封锁海口，受制于人，运输和购买都无从下手。何况陆续从远方购买的器械，型号既不相同，炮弹规格也不一致，每每因此贻误事情。吸取过去的教训，防止以后再犯，那么兴建工厂自行制造，才是预先筹备的办法。”这一年，兵工厂建成。

译光绪十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说：“上海机器局在光绪十五年命道员刘麒祥办理局务，专心制造新式枪炮，并自行炼制钢料。外国新近制造的利器，不肯把秘密技术示人，其机械构造灵巧，仓促之间难以推测。刚开始办理时，几乎没有可以寻得的头绪。于是精选洋匠，广泛访问、深入探究，考察研究成法，再结合自己的心得，制造出来进行试验；凡是稍有不合规格的，就拆开改造，重新制造。两年之内，竭尽众人之才力，终于制成了新式枪炮，并炼成了钢料，经过多次考验，与西洋制造的完全一样，精良坚固。”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说：“湖北新建的炼铁厂已经建成，开炼生铁炉一座，已经炼成生铁、熟铁、铜碾、铁轨、铁条，都有成效。其中炼制西门士钢的钢炉，开炼时极其危险，北洋、上海的各座炉子，屡次发生爆裂、堵塞的祸患。湖北省这项炼钢炉，我命令洋匠详细研究火候；过去最快也要六点多钟才能出钢，如今只要三点多钟就能炼成钢料，成色与洋制没有差别，足以用来制造火炮。炮厂也随即开工，就用炼出的钢，试制六生的半以及七、八生的克鲁伯陆路车炮。” 如果钢料精良坚固，试放时准确，就可以制造十二生的大炮。由于军需十分紧急，命令工匠多炼西门士钢和贝色麻钢，用来制造枪炮。外国陆战完全依靠连珠快炮，只有后膛枪炮还不足以满足全部需要，湖北厂添购制造快炮的机器，尤其有实际作用。炼铁厂的铁路运输道路，以及洋匠和华工，本来是供两座炉使用的。如今只开一座炉，每年只能出铁一万五千多顿，亏损非常巨大。马鞍山煤井的焦炭炉即将完工，计划用湖南省出产的白煤掺和焦炭冶炼，勉强供两座炉使用，这样才足以维持周转。” 光绪二十年，总理衙门王大臣上奏说：“军务紧急，应当把赶造军火作为首要事务，但经费有限。用这些经费购买外国军火则不够，而且往往需要很多时间；如果利用各省现有局厂加紧制造，军火就可以成倍增加。此前户部拨款，在吉林设立机器局，专门供吉林、黑龙江两省常年操练和防守使用。请命令吉林机器局增加工料，增造军火，以应急需。”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说：“湖北新设的汉阳铁厂，先开生铁大炉一座，日夜出铁八次，共五十多顿；以后日益进步，有时每天能出铁六七十顿。其次还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轧制铁条、制造钢轨，以及锤炼、烘压等各种工艺，一时同时进行。所炼出的铁，虽然是初炼的，但同外国铁相比，已经没有多大差别。现在江夏马鞍山煤井出产的煤，可以制成焦炭，适合炼铁使用；已经开掘横穴煤巷，目前计划继续掘进三层横穴。外国式的大型洗煤机和运煤铁挂线路，都已陆续完工。十座洋式焦炭炉，年内应当可以全部建成，足够供一座生铁炉和各厂炼钢使用。” 再参用湖南出产的白煤、油煤，就可以同时开动两座炉。这就是当时制造钢铁已经取得成效的情形。他又上奏说：“设置铁厂，实际上把采铁、炼钢、采煤三件大事合并为一项事业。开采煤矿所花的费用，几乎和炼铁相等，本来不能并入铁厂炼铁的预算计算。开平煤矿花费达到二百万元，才得以成功。如今铁厂从开始筹办到建成，所用款项极其庞大，所有奏准拨用的款项早已用尽，即使从枪炮经费中匀拨，仍然远远不够。这并不是原估、续估中有很多疏漏，实在是因为开炼以后所需的经费，和建厂工程本来就是两回事，必须先筹措垫付一年的费用。而且所有事情都是创举，机器和厂局经常变更，随时需要补救，增加的款项多在洋匠原先拟定的预算之外，非事先能够料到。增加的款项，除了几十项零星杂费不计外，较大的有以下几项：一是增加购买机器、炉具和工料，例如增置十五顿大汽锤一具，增加贝色麻大压汽机一套，增造西门士炉底火泥管和制火砖机器，增改生铁大炉架一座；炉内用砖要使其性质同矿煤相合；增加生铁厂内的铁瓦敞棚；增加中式、西式两种洗煤机；增加内地火砖焦炭炉；增加铺设地面铁板；增加厂内运输铁路；增加运输矿煤的铁车；增加炉顶铁盖、炉外水池水沟以及四周的保险门；增加铜铁管和水箱；增加化验煤和铁的各种大小器具材料，以及汽表、风表、水表。这些都是精细而贵重的物件。” 一是增加招募开炼工作的洋匠。原计划雇用八人，其余雇用一百多名熟练华匠即可使用。开炼工作以生铁大炉最为重要，中国过去从未炼过。如果想选用华匠，除非是极其聪明的人在厂中精练多年，否则难以胜任。即使是各炼钢厂，也非要由精通专门技术的洋匠带头操作不可。手法稍有不合标准，就会发生意外，危险到了极点。现在招募到洋匠二十八人，一个也不能少，比原估的八人多出两倍多。一是补充不完整的机器。外国运来的机件，沿途损坏、缺失很多；其中简单的，汉阳本厂自行修补了二千多件；重大而精密的机器，必须再由外国或上海洋行购买补充。有的机器运转不够灵活，洋匠就必须另买一台来补救；有的炉子试炼焦炭不纯，或按旧方法开采的矿不多，洋匠又设法改进增减。因而拖延日期、增加加工，造成许多浪费。一是外国金镑的价格日益上涨，比最初订购机器时价格高出一半以上；而改换机器、访订洋匠等事情日积月累，也形成了巨额款项。”

译一是煤的用量增加。凡是铁山煤矿的开采和转运，以及铁厂起重、运料、试钻开井、抽水、压气等工作，没有一项不需要机器，也就没有一天不用煤，数量非常巨大。又因生铁大炉购买使用外国焦炭，试炼两个月，花费也不少。所有这些款项，都是原预算难以周全估计的；加上煤井开掘到几十丈深时，已经耗尽人工和机器的力量，煤层却忽然错开中断。外国的办法，必须仍在原处追寻，另行开井；而重新开一口井，没有巨款办不成。现在没有这样的财力。如果不是马鞍山煤井成功，就只能完全依靠湘煤，费用会更加巨大。这些都是时局变化造成的额外费用，起初完全没有料到。此前曾督促局员、洋匠和矿师续作经费估算，原以为能够靠销售货物周转，不会再增加款项。谁知工程不断变换，层层曲折，加工便导致增加材料，耗费日期又因此增加人工，不仅不是局员能够限定的，也不是洋匠能够预先知道的。只好多方补救，繁杂费用越来越多。如今各项拨借款项所剩无几，如果要靠销售收入补充资金，必须等两座炉同时开动，一年以后才能流通周转。” 尤其必须使各种钢铁材料都达到精美、适合制造之用，才可以希望销售流通没有阻滞。销售畅旺以后，还要特别防备外国铁降价倾销、夺取市场的祸患。开炼之初，必须宽裕筹措经费，才不至于停炉等钱。原计划从枪炮厂经费中拨补，无奈枪炮厂增设了炮弹、枪弹、炮架三厂，仅机器运输费等就已经需要白银三十万两，建厂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势必不能把枪炮厂经费全部拨用。现在正值各厂工程完毕、炼铁已经成功之时，所欠缺的只是这笔需要筹措垫付的款项。如果熔炼钢铁、炼制生铁因此停工，那么制造枪炮靠什么取得材料？正值海防紧急之时，军械又缺乏，贻误军事，关系非常重大。如今各省财力都只顾得上自身，哪里能够协助？只有从湖北本省各项款项中竭力匀拨周转，不让机器、炉子停工，使军用物资得到接济，才不至于前功尽弃。” 他又上奏说：“此前因为开炼钢铁是制造军械的根本，所以从枪炮厂经费中匀拨救济使用，结果枪炮厂的经费更加窘迫。此前办理海防时购买的军械，枪械式样不一，子弹规格不同，还有新旧枪械混杂、药弹受潮等问题，弊端很多。因此设置炮架、炮弹、枪弹三厂，万万不能迟缓。如今竭力筹款，先将炮架、炮弹机器，于光绪十八年夏季在德国力拂厂订购齐全，制造水陆行营各种炮架的全套机器，每年能够制成六七生的至十二生的炮架、炮车一百副；订购制造克鲁伯炮弹的机器一套，每天能够制成六七生的至十二生的炮弹一百颗。其他开花弹、实心弹、群子弹、子母弹，也都能够自行制造。又订购小口径枪弹机器一套，每天可以制成枪弹二万五千颗，制造铜板、制造铅条、装药入弹、修理器具等设备全备，共用白银三十万两有余。又增加厂房、大小铁梁、铁地板、水泥、火砖等各项建筑工程，三厂合计共用白银十五万八千两。近来外国快炮日益精良，即兵船上八十磅至一百磅的大炮，也用机器制造。” 湖北厂本来制造新式连珠枪，如果能够兼造快炮，对军事尤其有很多益处。已经发电询问洋厂，增购新式快炮机器和炮管等物件，共价白银三万两有余。厂房仍用旧的，等机器到齐后就可以改制，比另行兴建厂房节省的经费多得多。这种快炮，六生的每分钟可以发射三十发，九生的每分钟可以发射二十多发，确实是克敌制胜的武器。”这一年，陕西巡抚鹿传霖上奏请求把甘肃省旧存的全套制造军火机器运到陕西省城，试制枪炮、子弹和火药。光绪二十一年，奉天增练新军，将军依克唐阿派员在山东、吉林、奉天、辽阳等地制造铜、铁等各种炮位，华式、洋式各种步枪，以及炮车、炮架；并购买制造子弹、碾制火药、制造地雷的器具，以及刀、矛等物件，费用从正常军饷中支出。山东巡抚李秉衡因山东省自设立枪炮机器局以后，供应各路军火，制造量逐年增加，请求增加常年经费。两江总督张之洞因为从前任湖广总督时创办湖北汉阳炼铁厂，并在兴国州、马鞍山两处开采煤矿以供应炼铁，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请求优厚奖励有关人员。陕西巡抚张汝梅因陕西省各军使用的里明、毛瑟、中针、后膛等各种洋枪，都是由其他省份拨给，并不完全合用，于是咨商甘肃省，把旧存的制造军火机器等物件拨出运到陕西，就在省城设立机器局，试制枪炮、子弹和火药，并随时修理旧军械。” 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说：“天津、江南、广东、山东、四川原有制造局，所制造的军需用品以及水陆军用器械很多，但制成的枪炮很少。有的只能制造枪弹、炮弹，却不能制造枪炮；有的能够造枪，但汽机局厂规模还小，都应当酌情加以扩充。福建船政局现有大型锅炉、机器和锻铁等各厂，又有许多熟悉机器的员司、工匠；如果增置制造枪炮的机器，费用较少，工匠也容易集中。奉天是根本重地，但道路遥远，难以接济，宜专门设立一厂。陕西是中原腹地，而且可以接济西路，也宜专门设立一厂。至于各厂制造，大体都应以小口径快枪和行营快炮为主；或者枪炮并造，或者枪炮分造，但每一项都应选定一种型号，各厂统一规格，以免参差不齐。内地各省的局厂，只需制造陆路过山小炮，就足以供应陆战使用。沿江、沿海的几个局厂，还应制造船台大快炮；每厂每年至少要生产快枪五六千枝、陆路和过山两种小快炮一百多尊，才能满足需要。一面雇用洋匠，一面选派工匠到外国著名工厂学习，希望将来能够扩充出数处制造厂。”

译只是各省局厂中，上海、金陵两处虽然各有制造局，但金陵局规模很小，机器不齐全，生产的枪炮不多。其设局之处受地势限制，不能扩展，只能根据行军的重要需要酌情增加机器，终究不能大量制造。上海制造局虽然规模较大，但所制造的枪弹、炮弹、水雷、火药以及修理轮船等门类很多，不能专一生产；又没有专门制造快枪的机器，每月成枪不过一百多枝，也没有制造陆路、过山两种快炮的机器。至于大炮，每年有时只出一两尊，数量不等。而且该局军械必须运出吴淞江后，再转入长江；如果发生战事，敌人用战船封锁江口，一切转运立即束手无策。以前在上海开设制造局，只考虑取材便利，未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沿江内地必须增设局厂。湖北枪炮厂因上年枪厂遭火灾以后，改建铁料厂房，修理机器，耗费了很多经营精力。快炮增加的新机器，由于工匠刚刚试用，对操作线路还不熟悉，仓促之间难以校准。如今刚制造出快枪样品几十枝、快炮样品一尊、车炮两尊，都还算合用。以后生产的数量自然可以逐日增加。只是枪械机件曾被火烧过，灵敏迅速的性能略有减弱。一年以内，人员和机器彼此熟悉，每年大约可以制造快枪七八千枝、陆路和过山两种快炮一百尊。局厂占据上游，最为稳固。向上可以接济川、湘、陕、豫，向下可以接济江、皖，转运十分便利。如果在江南另选地方建造，费用极其巨大。不如就在湖北厂添购机器，广泛扩充；所需钢铁就使用湖北铁厂炼制的材料。除湖北厂原来生产的数量外，如今每年还能够增加快枪一万枝、无烟药枪弹一千万颗、陆路和过山两种快炮二百尊、炮弹二十万颗。湖北过去没有新式药厂，计划同时制造无烟药、棕色药、黑药，使其足以供应各种枪炮使用。枪炮架、药、弹等各项机器合计起来，同外国著名工厂考察比较，已经尽量节省；包括运费和建厂费用，大约需要白银二百万两。又因为湖北铁厂正在开煤井、炼焦炭、炼制各种精钢、熟铜、熟铁的紧要时期，枪炮厂又在赶建五处厂房、试制枪炮。这两个厂经费都很紧张，所制造的军械并不只是供湖北使用，请从江南筹防局拨款给予协助。” 他又说：“江南省制造局自光绪十七、十八年起，沿江各省教案、会匪事件纷纷发生，深恐海上发生警报，于是筹议购买机器，试制制造局应当增加生产的快枪、快炮、新式火药等物。到了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军事行动，各省频繁征调，处处调拨军火，局中多年制造的枪炮、药弹，几乎已经全部发放一空。自然应当及时扩充机器，加紧制造。近年的军械以枪炮药弹为先，而枪炮尤其以新近出现的快式武器最为有利。因此湖北省设厂自行炼制钢料，用作炮筒、枪管。又由于新式巨炮都使用栗色火药饼，快炮、快枪都使用无烟火药，局中自行制造的数量很少，应当增加各种机器，选择要紧的先办。将炼钢、制药以及制造快枪、快炮的几十座机器，向洋商订购。又购买基地，增建炼钢厂、制造栗色火药饼厂、无烟火药厂，并添购制造钢料和制造火药的物料，合计需要白银四十多万两。至于在外国订购的器件，要同洋商商议，让他们暂时垫付办理，不要耽误时间；先把各种机器运到，就可以开厂制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八年〕 自光绪二十年海防戒严以来，各省防军急需军火，而火药、子弹尤其用量最大。外国遵守不干涉局外事务的惯例，不肯代为购买。即使设法运输购买，价格也会突然增加数倍；远渡重洋，敌船又不时拦截，困难到了极点。如今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设立工厂，自然可以仿造，不必再向外国求购，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但局中常年经费只有二成洋税的几十万两，只能制造各种子弹、火药，分给南洋、北洋两处供操练防守使用。如果增加制造新式枪炮以接济各军，那么机器、厂房既增加，工料也自然要比过去增加一倍。计划从江海关常年洋税或洋药税厘中，每年加拨白银二十万两，作为扩充制造以后常年工作所需的经费。” 光绪二十二年，成都将军恭寿因四川省军用物资不足而防务重要，于是同驻防四川省的八旗协领等量力捐出养廉银，制造抬枪九十六枝、鸟枪四百八十枝，都用锻炼的纯铁缠丝制造，坚固可靠。原来存放的枪械，也一律修整，供操练使用。直隶总督王文韶认为北洋机器局所制造的各种炮弹，虽然名称不同，但十生的半炮弹居多，都是旧式，不能完全合用。于是向洋商订购洋式翻沙泥以及各种造弹机器，自行仿照欧洲西洋的新式方法制造。两江总督刘坤一考核机器局成绩，除常年制造之外，炼钢厂每年可生产用于快炮、快枪筒以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的钢料共二千二百多顿；栗色火药厂每年可生产栗色火药二十多万磅；无烟火药厂每年可生产无烟火药六万多磅。新创立的枪炮厂已经购齐机器，加工制造，每年可生产锋利的新式快枪一千五百枝、一百磅子快炮六尊、四十磅子快炮十二尊、快利新枪子一百三十多万颗、快炮子弹一千五百颗、大小铁弹一万多颗，逐渐显出成绩。” 四川总督鹿传霖说，四川省机器局自光绪十二年至光绪十七年，前任督臣刘秉璋曾奖励过在局中出力的人员。如今又满了五年，陆续制造的机器、药弹等物都精良合用，增造的后膛毛瑟抬枪也相当迅利，因此仍应奖励在局的各位人员。

译直隶总督王文韶因京师练兵处王大臣为训练京营，需要打帽抬枪一千五百枝，便命令北洋制造局按要求制造，以满足急需。于是制成边机抬枪、中机抬枪各一枝，试放都灵活迅捷、合乎使用。只是边机抬枪分量太重，不便发射。如果用中机抬枪改造成边机抬枪，其尺寸、重量仍同中机抬枪一样，就命令制造局按照这个式样，制造边机前门大式抬枪五百枝，随枪物件共五百分；用中机抬枪改造边机前门小式抬枪一千枝，随枪物件共一千分。制造费用由北洋按正常经费开支。北洋制造局一向有每年制造荷炮子弹的经费白银四万两，今年准备把这项荷弹年度经费改用于制造后门抬枪。如今练兵处急需枪械，计划立即挪用这笔款项。” 湖广总督谭继洵说：“湖北省过去制造军火，历年所造的旧式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等，都是前膛式，比不上后膛新式枪炮的灵敏快捷，计划向外国购买机器，改造各种后膛枪炮，并制造炮弹、枪弹、铜壳等物。如今因部臣同意奉天府丞李培元的建议，命令各省制造局兼造抬枪，并制造内地用火药，筹划办理。抬枪、抬炮本来是中国过去用来制胜的武器，将领、士兵一向熟悉训练；现在如果改用后膛式，操练演习容易熟练，所费不多，而日后可以收到很大成效。虽然汉阳枪炮厂规模宏大，机器种类各不相同，但如果抬枪、抬炮等器械将来能够制造得精良，也可以成为汉阳厂的帮助。”山东巡抚李秉衡考核机器局的成绩：光绪二十一年制造各种火药十五万六千九百六十斤、大铜帽火七十二万颗、开花炸子一千六百颗、炸子铜螺丝引门一千六百副、克雷力伯铜炮拉火铜管四万四千枝、带活架瓶炮九尊、大炮子一千四百九十颗、洋铅弹丸一百三十九万四百五十粒；增加制造各厂所用机器及熟铁大锅炉一具；修理各营损坏的洋枪洋炮；制成各种军火箱盒；修理枪子厂、轧铜厂的房屋和大锅炉、炉台、烘铜炉、大烟筒、生铁厂、保险炉、提硝房、工务厂的房屋等；又采购硝、磺、铜、铁、钢、铅以及中外各种物料，加上员、匠、工役的薪工、运脚和杂费等，共支用白银六万四千七百多两有余。” 这一年，户部采纳吉林将军长顺的建议，增加吉林机器局制造军火的常年经费；除供应黑龙江军队领用外，其余分给奉天防军。光绪二十三年，大学士荣禄上奏说：“制造军火以煤、铁为根本。外国购买价格日益昂贵，中国各省的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好，应当命令山西等地的疆吏筹款，迅速开采，设立制造局厂，逐步扩充，以重视军需。”朝廷会商后同意了这一建议。命令督抚大臣根据地方情况认真筹办，总要做到有备无患，才足以在仓促情况下应变。这一年，湖北巡抚谭继洵因湖北省制造军火，增设炮架、枪弹、炮弹三厂，所有机器、工料的费用以及更换新式快炮机器的费用，还需要白银十四万多两，于是从筹捐款项中拨给。山东巡抚李秉衡上奏说：“山东机器局在光绪二十二年间共制造军火：各种洋火药十九万六千多斤，坚利远后膛大抬枪二百一十六枝，步枪六枝，大铜帽火四百四十二万颗，粗细铜管拉火六万二千枝，铜炮炸子二千一百颗，炸子引门二千一百副，炮子一千一百九十个，各种群子八万四千八百个，各种后膛自来火带药枪子一百一十六万八千四百颗，洋铅丸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五百粒，抬枪、抬炮、来福枪、鸟枪以及装配毛瑟枪、哈乞开司枪所用的各种大小铅丸一百五十九万粒，卷筒铅子二万一千二百斤；并修成各营的抬枪、抬炮、洋枪、洋炮，添购车床、钻床及各项杂费，均归户部核销。原有机器局设法扩充制造，增加枪械，采购所需材料，增建厂房，购买机器，于是在机器厂后面建成洋式大枪厂一所。制造枪械需要许多铜铁零件，熟铁厂也必须扩充，于是在旧铁厂后面另建洋式熟铁大厂一所。” 制造枪械要使用数量加倍的枪子，于是在旧枪子厂的东面另建洋式枪子厂一所。枪子最需要铜，于是又另建轧铜大厂一所。外国制造厂根据锅炉的大小来确定烟筒的高度。现在制成九十五尺高的烟筒一座、七十五尺高的烟筒一座、五十五尺高的烟筒一座，以及铁烟筒一座。厂基向下深挖五尺，烟筒地基深挖八尺，都密密钉入排桩；上面铺筑三合土，盖上大石板，再砌条石墙脚，然后用扁砖实砌，完全灌注灰浆。梁栋都使用外国木材中方正而巨大的材料，屋柱则铸成生铁，即使机器长期震动，也不会有鼓裂的忧患。此外增加建设的还有：军械日益增多，就设置储存区域；工匠日益增加，就设置休息场所；于是建造军火库二十间、工匠房四十间。又建造水龙房以防意外，建造泥工厂以便修葺，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工程。总共增加厂房四座、各类房屋八十多间，比原厂扩充了三分之二。至于制造抬枪的机器，外国本来没有抬枪这个名称，因此也没有这种专用机器。后来选派通晓制造的人员，同洋商共同研究，订造抬枪机器，并且可以兼造毛瑟洋枪机器，共六十多种。” 此外，地轴、皮带、锤、钳、轴、枕、螺丝，以及各种轮、模、刀、钻，共一百七十多件，已经陆续运到省城。等机器以及铜、铁、钢料运齐，工匠招募足额，就可以开动机器制造。共用白银十二万两，先由藩库和南运局筹款支付。”

译大学士荣禄建议，通令各省制造快枪、快炮、无烟火药以及炼钢、炼铁所需的各种机器。海疆多事，应当以武备为先，必须共同努力，以防备强敌。河南巡抚刘树棠上奏说，河南机器局规模很小，如果遵照荣禄的建议兼造各种军械，财力实在不足。河南省机器局建在省城南门外卓屯地方。制造炮弹的机器已经向上海信义洋行订购，在外国加工制成后陆续运到河南，妥善安装，开工制造枪弹和火药。制造抬枪的车床也已经运到，并订购钢筒五百枝。先制造后膛抬枪五百杆，以供使用。本省新练的豫正全军一律改练洋操。又通令各州县筹款自行训练勇队，所需枪械、子药都由省机器局自行制造。” 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说：“大学士荣禄建议命令产煤、产铁的各省都迅速开采；已经设有制造局厂但规模不完备的省份，更应当扩充，从自行炼钢一直到制造无烟药、弹等各种机器，都必须切实筹办，以重视军需。他所说的确实切中时宜，应当赶快办理。湖北制造厂所造的快枪、快炮，是新式武器中最精良的器械。如果有枪械而没有弹药、火药，仍然只是无用的空架子。因此既然增设了铜壳厂，又必须增设无烟药厂。因为外国装配快枪、快炮，全都使用无烟火药，其他洋药都不合用。并且枪管、炮身必须使用精炼的罐子钢，才足以承受无烟火药膨胀产生的压力。湖北铁厂炼出的西门马丁钢，用来制造其他器械，已经可称精良；用来制造枪炮，却还不是最好的。外国罐子钢的价格是普通钢的几十倍，并不只是因为购买、运输路途遥远。因此钢和药两项都必须购买机器自行制造。虽然物力困乏，终究不敢因为害怕困难而自行沮丧，造成已经建成的枪炮厂不完整、不完备。因此去年就命令局员在汉口礼和洋行商定，向德国格鲁森厂增购无烟火药机器，每十点钟能够生产火药三十三磅，每年约产火药五十顿，共价德国银币十三万六千八百马克。” 如今机器已经运到上海。去年又同礼和洋行订购了德国著名工厂制造的全套炼制罐子钢机器，每天能炼罐子钢二、三顿；铸钢机能够铸造钢块，每块重二顿。连同价款、运输、保险等费用，共用德国银币十三万马克，早已起运，很快就能到达上海。至于厂中，只专门制造行营快炮，以备陆战使用。因为经费太紧，所以没有议及炮台使用的大炮。外国新式十二生的长快炮，安置在沿江炮台，能够准确发射，足以抵御敌舰。去年由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在力拂厂订购十二生的快炮以及炮架、炮弹等机器，共用德国银币三十二万五千马克，机器本月内可以到达。以上各项机器都没有款项可以筹措，不得不同洋商婉转商议，由洋商暂时垫款，分期归还，以便及早办理。再加上添购大小新式炮、轧铜板机、拉钢机、压钢机、大汽锤以及添配最精良的钢模、样板等物件，大约需要白银十几万两。再加上增建厂房，又需要白银十多万两。增雇华匠、洋匠常年制造所需的工料费用，数额非常巨大，还需要白银二十三万两。” 这些款项都没有来源。例如上海制造局每年拨款八十万两，后来因为增加制造快枪，又增加每年工作所需经费，每年的用款已经超过一百万两。如今湖北厂制造的枪炮、子弹，比天津局多出数倍，比上海局也更多；最近又增加制造无烟火药、炼制罐子钢、制造炮台使用的十二生大快炮，作用更加广泛，但常年经费只有土药税等三十六七万两，还不到上海局的三分之一。只有请求增加常年专款，达到原估的七十五六万两，才可以增加材料、加紧生产，使原有各厂充分发挥机器的力量，使新增加的各厂早日取得完善的成效。何况近年武备最为重要，湖北厂调拨枪炮供应各处，数量非常多；所制造的枪炮并不是只供湖北一省使用。这关系到全局，上海厂和湖北厂在道理上没有不同；军用物资是紧要需要，必须多方筹款准备。”}], 光绪二十四年，山西巡抚胡聘之认为，山西省一向没有机器制造局，急需筹办。因此派员到天津向洋商订购制造枪炮的各种机器和零件，并酌情建造厂房，雇集工匠，仿照西洋式样自行制造。在省城北关外选择地点建厂。由于山西偏处内地，不是通商口岸，办理材料、招募工匠等事务，费用极其昂贵，于是拨用归化城关税盈余的款项。各种机器运到山西后，开厂开工。山东巡抚张汝梅认为，山东省机器局从创办至今，一直没有聘用西方人员；而且内地风气刚刚开始开放，精通制造的人员确实不多。所制造的全都是铜、铁、硝、磺等火器，局中的员工和工匠一向缺少经验，不能同西方工匠的专门技术相比，稍有不慎，就有受伤、爆炸、炸裂的危险，既艰难又危险，与寻常差使不同，于是酌量给予奖叙。直隶总督裕禄认为，北洋的军械共有两个局，一个是机器局，一个是制造局。机器局能够制造火药、毛瑟枪子铜帽、各种后膛炮弹以及硝磺、强水、雷电器具、卷铜、炼钢等机器；每年能制造黑色火药七十多万磅、栗色火药二十五万多磅、棉花火药五万多磅、无烟火药八千多磅、毛瑟后膛枪子四百多万粒、铜帽火二千八百多万粒、钢弹一千二百颗、大小炮子一万四千多颗。制造局每年能制造七生的半开花炮子一万二千颗、铜件一万六千副、克鲁伯铁身炮车十具、铜管拉火二万四千枝、哈乞炮子五万多颗、哈乞开司枪子二百一十万多粒、云者士得枪子一百四十多万粒。况且西洋各国生产的军械日新月异。如今各路军营所使用的毛瑟快枪、小口径毛瑟枪、格鲁森五生的过山快炮、克鲁伯七生的半陆路行营快炮、七生的过山快炮，都很适用，应当依次仿造。

译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江南省制造局的后膛抬枪、上海制造局的快利新枪以及各种大小炮，都称得上适用。金陵局的机器不多，凡是大宗军火，全都由上海制造局供应。近年又增设炼铜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三处；所制造的炮有十二磅子、六磅子两种快炮，口径同北洋所用的快炮相同。只是北洋的七生的快炮、湖北的三生的七快炮、南洋的六生的快炮，如果购买西洋产品，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计划增加、更换机器和炉具，自行制造，专心精细地仿造。所有枪炮和子弹，都同天津、湖北两厂统一规格。四川总督文光因为此前奉朝廷旨意，命令四川制造局逐步扩充。前任督臣恭寿原拟利用四川原有的机器局扩充制造，不必另设局厂。但是机器局虽然创办多年，规模制度并不宏大，如果要大量制造枪炮，实在不够使用。于是计划增置长刨床一部、小车床及压铜机器、引长机器、齐口机器各四部、紧口机器二部，这些机器都已经全部制成，灵活坚固，同从西洋购买的没有不同。只是机器既然已经增加，制造也应当推广，还应增加常年经费白银二万两，以备制造所需。光绪二十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说：“军需物资是最急迫的需要，武器必须完备。近来炼钢、制造火药，尤其是枪炮厂不可缺少的要务；没有罐子钢，枪炮就不精良；没有无烟火药，枪炮就无法使用。朝廷屡次下旨，责令湖北和上海各局赶造军械，供应京营使用。但是筹款困难，如何能够赶办？此前请求增加拨给宜昌关税银五万两，仍请照此拨给，以便购买机器、建设厂房、进行制造等事务逐步完成。上海制造局新增钢厂、火药厂三处，每年增加拨给经费白银二十万两，湖北厂的情形完全相同；原来设置的各厂经费本已不够，新厂所需经费更无从筹措。如果按照兵部的议论，不能动用关税，那么制造工作将无从下手。总计新厂需要款项二十多万两，只要能够增加拨给宜昌税银五万两，就应设法周转，不使厂务停顿。”吉林将军延茂在吉林省机器局增置机器，并代为制造黑龙江镇边军和靖边新军各营的军火。山东巡抚毓贤扩充山东机器局，增建制造新枪大厂、造枪子厂、熟铁厂、轧铜厂、化铜厂、泥工厂、军火库房、水龙厂房、法蓝炉房、储器房。又制造大小砖铁烟筒、铁栅等物件。黑龙江将军恩泽上奏说：“黑龙江镇边军每年从练饷中提取白银三万两，作为军火经费，交由吉林机器局兼造军火。近年物料昂贵，实在不够使用。新编军队应当勤加操练，所需军火尤其繁多。应仿照奉天、吉林两省设局自行制造军火的成例，在黑龙江省城选择地点设立专局，专心制造。这项购买机器、建筑厂房等费用，约需白银十万多两，应从镇边新军每年所需军火经费中分年筹拨。” 这一年，命令各省疆臣把制造枪炮作为边防的第一要务。只是各省财力不一，自然应当就原有的局厂切实扩充，以便邻近各省就近购买使用。又命令各疆臣说：“天津、上海、江宁、湖北等地，都有制造枪炮的局厂。过去曾命令督抚大臣切实会商，务必使所制造的枪炮膛口、子弹大小由各局统一规格，以求通用。并且将每年制造的枪械、子弹、火药数量，据实上报，按季度咨报户部和神机营查核。然而这项命令已经下达很久，竟然没有据实上报备案。枪炮是行军最急需的物资，怎么能因循拖延！”命令裕禄、刘坤一、张之洞说：“详细分析查明各厂局制造的枪炮究竟属于什么名目，是否已经会商并做到规格统一，迅速切实复奏。以后仍遵照此前旨意，按年、按季分别奏报咨报，不得拖延。各督抚要督促所承办的各员认真经营管理，精益求精。并把各地枪炮膛口、子弹互相比较并统一规格，务必做到丝毫不差，使各省能够互相接济，临时不至于缺少或出错。如果管理局厂的官员草率办事，白白浪费经费，或者演放时发生炸裂等事故，就按重罪治罪。” 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复说：“应当责令上海、江宁两处制造局的官员，核实稽查各项收入和支出，详细考察研究军械制造，并命令他们同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随时互相通知，彼此研究改进。又由上海制造局官员赶赴湖北比较多次，两局制造的枪炮和子弹，格式、分量、口径、大小完全能够合膛，没有差异。只是江宁制造局制造的后膛抬枪，是新创制的式样，各省枪械都没有这种式样。它制造的两磅子、一磅子后膛快炮，也同上海局制造的完全一样。此外，炮架、炮弹、各种枪子、拉火等物件，分别供应南洋、北洋各军使用。由于经费有限，未能增加拨款扩充。该局在江宁城外，已粗具规模，而且位于内地险要之区，一旦海上发生战事，在内地制造军械，接济军需，大概可以在紧急时有所依靠。至于上海制造局，还能制造各种快炮。除炮台使用的大炮外，它所制造的四十磅一种，就是北洋的十二生的快炮；十二磅一种，就是北洋的七生的半快炮；六磅子一种，就是北洋的五十七米里的快炮；两磅子一种，就是湖北的三生的七快炮。”

译各洋厂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尺寸大小丝毫不差。现在由上海制造局派员同天津、湖北两局逐一比较试验，都没有差别。其快利新枪，是利用旧机器并参用人工制造的，也颇为便利。只是终究嫌费用多而产枪少。去年曾命令各军改用小口径毛瑟快枪，原本打算订造这种枪械和制造枪弹的机器，专门仿制，以统一规格。询问上海各洋行，需款几十万，所需时间也很长，一时没有这样的财力。于是仍使用旧机器，改换机簧，增配车床，订购改造七米里的毛瑟枪械、枪弹等物件；按照合同，每天可以生产十枝枪。等安装全部完备后，立即开工，严格制定章程，按年、按季上报，以便核实。各局兼造的各种快炮，都是新式，尚且够用。至于仿造小口径毛瑟枪，只有湖北、上海两厂；它们的机器，一处是新购的专用设备，一处是改造的旧式设备，受能力限制，每年造枪不多，各路军营恐怕难以普遍配给。曾同直隶、湖广督臣商议增加购买造枪的新机器，无论由天津、湖北、江宁、上海哪一厂承造，都因为款项不足，未能立即扩充。” 南洋军火经费，只希望洋税畅通征收，并竭力节省开支，另行存储款项，以备增置一套仿造小口径毛瑟枪的机器；争取几年内把机器购齐，同湖北枪炮厂分头仿造，以求器械日益精良。又计划请求设立工艺学堂，学习船械、枪炮、蒸汽、雷电等各种制造技术，以扩大人才来源。”这一年，浙江巡抚刘树堂拨给金陵军械所德国旧式毛瑟枪三千枝、子弹一百五十万颗，供浙江省防军使用。光绪二十六年，直隶总督裕禄上奏说：“北洋机器局每年经费使用白银二十五万多两，所制造的军火，一向供应北洋海军以及淮军、练军各营操练和防守使用。近年经费减少，而按照旧例拨送军火之外，又增加了新练的武卫等五大军，京师神机营、虎枪营等营也常常有调拨需求，每每担心不足。况且新增加招募的各军，都以快枪、快炮为利器，各项枪炮和子弹必须自行制造，才能不耽误操练和防守。因此在光绪二十四年，才陆续购买制造快炮、快枪、子弹以及制造无烟枪炮火药等机器，现在才由西洋分批运到天津，安装进入厂内。又派员到上海、江宁等地，将各局制造的快枪、快炮式样以及枪子、炮弹的分量互相讨论，并取得江南、湖北两局制造的各种枪炮、子弹，详细加以比较，以求规格统一。北洋增造快枪子厂、无烟火药厂、快炮子厂以及整顿炼钢厂等项目的经费，每年至少还须增加白银十五万两，应由部臣从各海关洋税中增加拨款，以接济军用。” 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用上海制造局自制的新式无烟快枪、车轮快炮协助广西军营。四川总督奎俊说，四川省机器局自光绪三年创建厂房制造枪炮，光绪五年停办；光绪六年奉旨重新开局制造，并增修熟铁、锅炉、碾火药等厂房，各个洋式火药局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所制造的军械成绩很多。但是房屋年久，逐渐有许多朽坏，于是全部修缮，以保证重要工程。上年因扩充制造，已经增设绘图委员；各厂修缮完毕后，又增建绘图房、白火药房各一所。四川人心浮动，调拨威远军一营常年驻守在局旁，以资巡察。又建造、修缮表码厂一所，作为试验枪炮的场所。闽浙总督许应骙说，由于上年防务戒严，福建机器局制造枪子所需的鱼子火药以及海口炮台所用的炮位药饼，因西洋禁止出售军火，于是采购土硝、硫磺，准备自行制造。又命令机器局按照西洋式样自行制造车轮快炮和快枪，共购买土硝七万斤、硫磺一万斤，自制成鱼子式洋式火药五万磅、大炮药饼六百九十三出、三磅子车轮快炮十二尊、十二磅子快炮二尊、后膛新式抬枪一百枝、修改后膛子轮快炮六尊，费用从海防经费中开支。光绪二十九年，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上海制造局现有的机器中，七年以前制造的枪是林明登枪，属于西洋已经陈旧、不再使用的式样；两年以前制造的是快利枪，属于制造局自行臆造的式样，也不很适用。因此枪械新旧拼凑，产量不多，炮械也没有完备，却每年耗费巨额经费，实在很可惜。现在正值整顿武备之时，军营所用枪械应当统一规格。于是议定上海厂仿照湖北厂，改造小口径新式毛瑟快枪。只是上海厂的枪机不能全部配齐，必须兼用人工，耗费工时多而产枪少。近年虽增加机器并加以整顿，每天只能生产七枝枪，一年生产二千多枝，对武备大局没有帮助。其炮厂制造的车轮炮也不很适用，必须购买新式造枪机器，使每年能造五万枝快枪；增配新式造炮机器，使每年能造大台炮十尊、七生的半口径快炮二百尊，这样几年以后，才足以满足各省的需求并统一规格。江西巡抚夏★J9认为，江西省制造局规模狭小，计划先制造快枪，向西洋订购全套小口径毛瑟枪新式机器，每天约能生产十五枝枪；又订购全套弹壳机器，每天约能制造三千颗枪弹，并酌情向洋商配购机器零件，使一套机器能够制造多种器械，以求节省价格而扩大用途。另行准备一套公用机器，用来增配、修理各厂机器。

译闽浙总督崇善说，福建省在光绪二十五年将此前迁附在马尾船厂的机器重新迁到省城水部门内，专门制造各炮台所需的炮子、炸钉等物。不久在光绪二十六年，又在机器局旁扩充地基，增建枪子厂房一座。光绪二十八年，又在省城西关外另设制造局，专门制造无烟快枪。这两个机器、枪子厂从开办到光绪二十八年，共使用经费白银十七万八千多两，制造成三磅子快炮二十四尊，式样同上海局制造的炮相同；福字一号、二号陆军后膛快炮二尊，西洋式十二磅半快炮二尊，但机簧和标准器械都不很灵活迅捷。另有修改船厂旧式陆路快炮四尊、福强军后膛车炮六尊，制造新式后膛抬枪一百枝，改造短柄洋枪一百枝，制造各种后膛枪子三百二十多万颗。其余修理各种洋枪、制造前膛炮子弹等物件，费用很多。这两个机器、枪子厂建在水部门内人口稠密的地方，储存军火很不合适，不如西关外制造局地面宽大且不靠近民居。因为制造枪炮同制造子弹本来就是一件事，与其分设厂房而费用高，不如合并为一厂而费用低。于是命令两厂一律暂时停产，合并归入一个制造局，将已经制造成的枪炮、子弹以及机器、材料妥善储存。大幅裁减工作人员和工匠，每年只制造各种抬枪和各种子弹，以备操练、防守使用。山东巡抚周馥认为，山东省是海防要地，但军队器械不足。请求向金陵制造局购买新制三十七米里小快炮，向湖北枪炮厂购买格鲁森五生的七过山快炮以及开花子弹。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东西洋各国的章程规定，枪炮等器械每出现一种新式样，就通行使用，旧式军械一概废弃。如今湖北、上海两个局统一专造小口径毛瑟快枪，于是将上海制造局储存的快利枪枝全部报废，以求军火日益精良。河南巡抚张人骏认为，河南省机器局制造军械的规模和设备尚未完备，急需增购枪炮、子弹所需的铜铁等各种材料，并自行制造毛瑟快枪和无烟火药。山东巡抚周馥说，山东省机器局历年制造了各种西式枪械、火药、枪丸，如今又采购西洋的铜铁材料，增造各厂的机器、炉房、箱盒。此年，湖北汉阳厂仿照格鲁森新式制造的五生的三和五生的七两种开花炮弹，以及曼利亚枪弹、黎意枪弹和各种枪的拉火，拨给毅军备用。福建机器局增造无烟火药机器。光绪三十年，河南巡抚陈夔龙认为，河南省原有的机器局因陋就简，未能研究采用新方法，请求增购机器十部以及一切应用物件，并购买两磅铜炮胚二十尊、四磅铜炮胚十尊，以备自行制造，逐步发展。两江总督魏光焘扩充金陵机器局，仿照西洋制造各种炮位架具、炸弹铜火以及炮台所需的各种物件，分别设置机器翻沙、铁木、火箭各厂。光绪三十一年，兵部议定，江南、天津、山东各处机器局以及金陵洋火药局，凡运送军装、军火等物品的费用，一律报兵部。四川总督锡良因奉兵部大臣议定的规定，自光绪三十年以后，凡修整厂房、机器以及制造机器、火药、洋枪等物件，都依照新章程呈报户部。山东巡抚杨士骧认为，山东省机器局自创设以来，所制造的西式各种火药、大铜帽火、各种后膛枪、来福枪、各种洋铅丸，并增设各厂机器、炉房，仍然不够使用。又采购西洋的铜铁材料，扩充制造。河南巡抚陈夔龙扩充河南机器局，随即开工制造枪炮子弹，以供应军需。这一年，户部议定并通令各省，所有机器制造局今后采购物料，必须报部审核销账。光绪三十二年，四川总督锡良综合核查机器局的成绩，继续制造机器、枪械、蜀利抬枪、利川手枪等一百零四件，火药二万多斤，马梯尼枪弹、毛瑟枪弹三十多万颗。湖广总督张之洞说，湖北省新增钢厂、火药厂的经费，都由兵工总局兑收。两江总督周馥上奏说，上海制造局的各种军火全部仿照西式制造，分发给各省，共用经费二百三十八万两有余；所用材料多为西洋产品，工资和物价也都没有固定标准，难以按照常规约束。陕西巡抚曹鸿勋说，陕西省制造局陆续制造并供给各营火药三万多斤、铅丸七千多斤，供满营、绿营各营操练和防守使用。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会商，命令金陵机器局仿照西洋制造各种炮位、车辆架具、炸弹、铜火以及修配炮台等处所需的物件，分别设置机器翻沙、铁木、枪子、卷铜、火药各厂，雇用工匠，长期制造。四川总督锡良扩充四川省制造枪炮的机构，制造毛瑟枪弹，全面改进，仿造西洋九响毛瑟等枪械的子弹，也能够按式样命中，修造的机器零件日益增多。这一年，命令政务处大臣会同各部大臣，严格核查各省机器、枪炮局厂，每五年给予一次保奖。光绪三十三年，陆军部议定建设四大兵工厂，使生产的军械日益精良、日益增多，以备紧急时使用。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综合核查机器局成绩：光绪三十二年内，共修理机器五十九件，旧式洋枪一千多枝，新造法蓝单响毛瑟枪一千四百多枝，标刀帽、火针、簧一千四百二十多件，洗把一百四十多个，九响毛瑟枪药弹一百零四万二千多颗，毛瑟枪药壳三十三万多颗，单响毛瑟枪药弹三十三万六千颗，铜击火八百颗，十三响马枪弹一千二百颗，碰火二千颗，红铜小火四十六万颗，黄铜钉五十二万颗，火枪八枝，洋鼓二百一十二个，各种机器零件一万五千零十一件，制成洋火药二万八千一百八十五斤。这些物品都经过试放，证明适用，分别储存。

译各位办事官员不辞劳苦，寒暑不停，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光绪二十四年曾经加以奖励，如今又过了十年之久，仍然汇总此案给予奖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年、九口、二十五年、三十二年〕 安徽巡抚冯煦认为，安徽省使用的枪弹历来购买自其他省，于是把原有的造币厂改为制造局，用来自行制造子弹和修理枪械，随即购买机器、招募工匠，开局兴办。四川总督锡良因为上年曾派员出国考察制造军械的事务，便在德国名厂订购制造小口径毛瑟快枪、枪弹和无烟火药的各种机器，分批运到四川。由于旧有制造局没有可以扩展的空间，于是另行选择合适地点，修建造枪厂、造枪弹厂、造无烟火药厂，仿照德国蜀赫厂的新式设备自行制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十年〕 光绪三十四年，直隶总督杨士骧在保定省城内的军械局增建火药库和兵房。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认为近年来东三省新军日益增多，于是在省城设立军械总局，吉林、黑龙江两省各设分局，附属于修械司。宣统元年，陆军部建议，西方各国军械制造局厂中，从首领以下的各级官员，大多同我国副都统、协都统、参领、军校等官阶相当。我国制造军械，已经设立学堂，将来培养的制造人才会越来越多，应仿照各国成规，在各制造厂设置工官，供其驱使。湖广总督陈夔龙认为，湖北省兵工钢药厂自成立以来，作为军械的急需部门，每年经费增加至白银八十万两，以维持局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四年〕 宣统二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奉天省城设立军装制造局，选拔、召集木工、铁工、皮革工等各类工师，分科制造，供应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队和巡警使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八十万两〕 宣统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认为，吉林省陆军改编为镇，于是设立军械专局，附设修械司，以备军队和警察使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综合叙述各省制造军械的事情：同治元年，天津开始制造枪炮；同治二、三年间，江苏分别在江宁、上海设置机器局，共设三局。同治四年，将三局合并到上海，定名为机器制造局。同治六年，天津扩充制造，设立军火机器局。同治九年，改名为天津机器局。同治十三年，福建设立机器局，自行制造开花炮。上海制造局仿造林明登枪。天津、上海两局都仿造水雷。广东设立机器局、军火局。上海、江宁两局增设枪炮子弹机器。光绪二年，派学生、艺徒出国，分别到各国学习制造。湖南、山东两省都设立机器局，自行制造军械，不使用洋匠。光绪三年，四川设局专门制造马梯尼后膛枪。光绪四年，天津局制造后膛炮。光绪六年，江宁局制造来福枪、马梯尼枪、林明登枪。光绪七年，上海局制造炮台钢炮。吉林设立机器局。江宁增设洋火药局。光绪十一年，广东设立制造局和水雷局。光绪十三年，江宁局制造田鸡炮。广东设立枪弹厂。光绪十六年，湖北设立兵工厂，所制造的新式枪炮，是南洋、北洋、四川、广东各制造局所没有的，并筹备炼铁厂和开煤矿，为制造军械打下基础。光绪十八年，贵州设炉炼铁。光绪十九年，天津、上海两局都设炉炼铁，上海局增造新式枪炮，湖北设立炼铁厂。光绪二十年，湖北增设炮架、炮弹、枪弹三厂，陕西运取甘肃旧存机器以备制造军械。光绪二十一年，天津机器局改名为总理北洋机器局，广东制造抬枪、线枪，湖北、江南两省都增设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陕西设立机器局。光绪二十二年，江南新厂制造快利新枪，天津局购买机器制造新式炮子，四川局制造后膛毛瑟抬枪，天津局制造中机、边机前门抬枪；湖北厂将旧日的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都改造成后膛式；山东增设熟铁厂、轧铜厂、枪子厂、大枪厂；河南局增造枪弹、火药以及制造抬枪的机器。光绪二十三年，湖北厂增造罐子钢以及制造无烟火药的机器。光绪二十四年，山西设立制造枪炮厂，上海、天津两局都增造快炮机器。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增建造枪厂、造弹厂、化铜厂、轧铜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七年、十六年〕 黑龙江设立机器局。光绪二十六年，福建增建枪子厂，天津增建快炮子厂、快枪子厂、无烟火药厂。光绪二十八年，江西局增造枪炮机器。光绪二十九年，福建把造枪厂和造药厂合并为一厂。光绪三十年，河南局增造枪炮机器。光绪三十三年，陆军部议定建设四大兵工厂，四川设立造枪厂、造弹厂、造无烟火药厂，安徽建设枪弹厂。宣统二年，奉天建设军装制造局；宣统三年，吉林设立军械局。各省机器局厂的设置，历时将近五十多年，开办范围遍及十七个行省，经过多次增建、改造，逐渐达到精良。这就是制造军械的大概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志第一百十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三年、二年、三年〕

译兵志第十二。马政。清朝初年沿用明朝制度，设置御马监，康熙年间改为上驷院，掌管御马，以备皇帝乘骑。饲养供皇帝使用的马称为内马，供仪仗使用的称为仗马。选入御马后，用印烙留下标记。设置蒙古马医官治疗马病。皇帝巡幸和行围时，随从的官员、武弁各自领取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担任放马大臣，主管这件事。皇帝拜谒祖陵时，需要马二万三千多匹；到东陵、西陵则需要马四千三百多匹，全部取用察哈尔牧厂的马来供应。到了乾隆时期，每次随从出行使用的马匹总是二万多匹。嘉庆年间，物力逐渐耗竭，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十二年，将额定马匹减少一半。道光九年，皇帝像乾隆时期一样到盛京拜谒陵墓，额定马匹大致相同，计算从牧厂取得的马以及各盟长进献的马，大约有二万六千多匹。顺治十五年规定军马数量：亲王出征给马四百匹，郡王三百匹，贝勒二百匹，贝子一百五十匹，镇国公一百匹，辅国公八十匹，不入八分镇国公七十匹，辅国公六十五匹，将军八十匹，副将军七十匹，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都为六十匹；以下各级依次有差别，最少的是护军、领催，各六匹。康熙三十五年，命令出征士兵每人配马四匹，四人为一伍，一伍主从骑马八匹，驮运器械、粮食、用具也用八匹。这一年征讨噶尔丹，因为士兵的马瘦弱，罢免兵部尚书索诺和的官职。康熙五十一年，核定军中各级官员的马匹数：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十六匹，侍郎以下依次递减；经略、大将军各二十五匹，副将军以下依次递减。乾隆十六年，八旗牧场官马二万七千七百多匹，其中一万匹在都城外放牧，热河一千匹，各庄头二千匹，其余分给直隶标营。设置圈马，始于乾隆二十八年，是采纳都统舒赫德的请求。满洲八旗每旗养马二百匹，蒙古八旗每旗一百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九年〕 到乾隆五十九年撤销圈马制度，把马分给各兵拴养。嘉庆十二年，谕令成亲王永▯星议论恢复圈马制度，大学士戴衢亨等会商后制定十条章程，圈马制度仍照旧实行。道光末年，军务兴起，于是废止此制，后来也不再筹办。同治元年谕令说：“马政废弛，积累的弊病已经很深，以致军马疲弱瘦病。牧厂大臣等应当妥善、切实整顿，分别功过，以挽救衰败的风气，现著为法令。”追溯自世祖入关以来，直到康熙、乾隆时期，盛京、吉林、黑龙江、直隶、江南、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山东、山西等省设置驻防满洲营，马共有十万六千四百多匹，只有福建水师驻防营仅有几十匹。乾隆末年，制定西藏兵制：前藏供差营马六十匹，后藏二十匹，旧塘四十三处，共有塘马二百二十匹；新设番塘二十四处，共有番马九十八匹。黑龙江军队过去一直没有额定马匹，道光十六年采纳哈丰阿的请求，才开始设置额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三十五年、一人、四人、五十一年、十六匹、二十五匹、二千匹、二十八年〕 天聪年间征服察哈尔后，当地适宜放牧，马匹繁殖兴盛。顺治初年，在大库口外设置种马厂，隶属于兵部。康熙九年，将牧厂改归太仆寺管辖，分为左翼、右翼两个牧厂，都在关口以外。当时大凌河设牧厂一处，边墙设牧厂两处，分别称为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隶属于上驷院。不久又分设五个牧厂，分别称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所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并在盛京境内设置牧场。马中公马称“兒”，母马称“▯果”，不到三岁的称“驹”，长大后选择公马阉割，称为“骟”。把母马和骟马分开编成马群，通常五匹母马配一匹公马，每群不超过四百匹。母马和羊每三年清理、调整一次群数，牛每六年一次；母马群每三年以繁殖所得补充损耗，三匹母马取一匹驹，骟马群每年损耗十分之一。设置牧长、牧副、牧丁负责此事，由协领、翼长、总管统辖，官员和士兵都由察哈尔人、蒙古人充任。饲养所需的木槽、镟、镢、镩、杓，每群各给两件，每五年发给一次。总管每三年轮换一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九年、十二年、十匹、六十匹、二十匹、二百二十匹、九十八匹、十六年〕 天聪年间，清军征服察哈尔，那里适宜放牧，马匹得以繁殖增多。顺治初年，在大库口外设置种马厂，隶属于兵部。康熙九年，将牧厂改归太仆寺管辖，分为左翼、右翼两个牧厂，都在口外。当时，大凌河设置一个牧厂，边墙设置两个牧厂：一个叫商都达布逊诺尔，一个叫达里冈爱，隶属于上驷院。不久又分设五个牧厂，分别叫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所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以及黑牛群牧营、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都在盛京境内。凡是公马叫“儿”，母马叫“▯果”，不满三岁的叫驹，到了壮年便选择其中的公马进行阉割，叫作骟马。将母马和骟马分别编成马群，通常五匹母马配一匹公马，每群不超过四百匹。母马和羊每三年整顿、核平一次马群，牛每六年一次；母马群每三年通过繁殖补充损耗，每三匹母马取一匹驹，骟马群每年损耗十分之一。设置牧长、牧副、牧丁负责这些事务，由协领、翼长、总管加以管辖；官员和兵丁都由察哈尔人、蒙古人充任。饲养草料所需的木槽、镟、镢、镩、杓等器具，每群各置两件，每五年发给一次。总管任期三年，轮换一次。雍正二十四年，规定牧群中的牲畜在年终汇报增减数目，根据盈亏情况，按等级实施奖惩。二十六年，命令八旗饲养马匹，春夏赶到察哈尔牧放，称为“出青”；秋冬赶回圈内，称为“回青”。乾隆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求买马供给兵丁，皇上不准，谕示说：“朝廷屡次把太仆寺牧厂的马以及茶马拨给各营兵丁，所以没有赔马的苦处。纵观宋、明两代议论马政，都没有好办法。牧马只有关外最好，那里水草肥美，不耗费军饷而且繁殖很多。如果赶到内地放牧，每天耗费万金也不够。”雍正三年，规定牧厂现有马匹以四万匹为标准。到乾隆五年，除达到额数外，还多出七千多匹。两翼牧厂共有母马一百六十群、公马十六群，命令分别在两翼牧厂牧放。乾隆八年，下令牧场边界不许侵占越界。此前，甘州、凉州、肃州三州以及西宁各设马厂，分为五群；每群储养母马二百匹、公马四十匹。不久，改为甘州马厂隶属巴里坤。乾隆二十五年，伊犁设置繁殖马、骆驼的牧厂，交给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四营牧养。三十二年，规定牧厂官员及所属人员所需的马匹，按照内地驿站传递的标准，依官品发给，不得超过额数。嘉庆年间，听从都统庆溥的意见，撤回厄鲁特人的牧厂。起初，富俊建议撤销大凌河牧厂，分归东三省，仁宗严厉下谕斥责他。到了道光七年，皇上经过杏山向东巡视马厂，看见河岸上的马群壮实整齐，于是谕示说：这里的牧厂宽阔，水草繁茂，马匹依靠它繁殖生息；如果轻率议论裁撤，马群散开容易，再聚集却很难。以后再有人率先提出这种请求，按违制论罪。咸丰四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围剿捻军，发文索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却都不堪骑用，便上奏报告。皇上大怒，严厉谕令都统庆昀整顿，这大概是马政逐渐衰败松弛了。光绪九年，太仆寺说两翼母马、骟马共一百一十四群，另外繁殖马五群，骆驼也有五群，比乾隆年间的群数大为减少。此后穆图善练兵，到黑龙江求马却没有好马，忧愁地说：“难道地气已经耗尽了吗！”到了清朝末年，厉行新法，旧日牧政更加废弛，无人过问，难道不是时势造成的吗？

译顺治初年，陕西设置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茶马司，以及开成、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七监，每年派御史一人专门管理。顺治七年，喀尔喀、额鲁特来交易马匹，下令由章京监督的贩马客商、商人以及没有编入披甲行列的人，一律不许购买；违者鞭打一百，马匹没收入官。蒙古人带马到京城，不许商贩私自购买；差役私自买马的，治罪。康熙七年，裁撤茶马御史，把马政归甘肃巡抚管理。三十四年，下令派遣师中等人到蒙古各旗购买马匹，归化城、科尔沁各买二千匹，其余按不同数额规定。乾隆十二年，禁止朝鲜购买马匹。二十五年，下令乌鲁木齐购买哈萨克马一百三十多匹，送到巴里坤。不久因五吉等人进言，选取从哈萨克交易来的马匹拨往巴里坤，于是停止购买。阿桂说伊犁交易来的哈萨克马逐渐形成大群，皇帝下诏嘉奖。二十八年，规定江宁、浙江、福建驻防马匹出境采买马匹的条例。三十二年，因为伊犁交易来的哈萨克马积累太多，选择巴里坤的良好地方牧放。不久乌里雅苏台缺少马匹，也用哈萨克马交换补充。陕西、甘肃各营的马，按惯例从伊犁调拨转运补充，路途遥远，耗费时间。咸丰四年，采纳赓福的请求，由伊犁、塔尔巴哈台按照当地情况变价，命令各营自行购买。七年，又下令山东缺额的马匹也就近购买补充。进贡马匹始于清朝初年。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每年四季进贡马匹一百匹。顺治十三年，吐鲁番进贡三百二十四匹，后来减少为进贡西马四匹、蒙古马十匹。康熙八年，因为边外蒙古进贡的马匹沿途被压价购买，皇帝下令严禁。三十年，下令土谢图、车臣都保留汗的称号，照旧进贡白骆驼一峰、白马八匹，其余不许以“九白”进贡。三十五年，喀尔喀蒙古进献骆驼、马匹，多得无法计算，这是感念圣祖击破噶尔丹，使他们得以回到原来牧地。四川各土司按例进贡或折价征收马匹，各营少则一、二匹，最多十二匹。甘肃唐古特七族西喇古兒按例进贡马匹，各营最多八十二匹，少的逐渐减少到二、三匹。乾隆元年，下令四川土司折价进贡的马匹每匹缴银十二两，全省各营马匹改按驿马的规定，每匹缴银八两，永远作为定例。三十年，哈萨克沁德穆尔等人进献马匹。下令其余马匹送往伊犁，不许在喀什噶尔等地贸易。不久又命令沙拉伯尔游牧的哈萨克，与沙拉伯尔一体进贡马匹。嘉庆元年，停止叶尔羌进贡马匹。嘉庆十六年，下令乌里雅苏台将军等人挑选进贡马匹和备用马匹。又下令伊犁进贡的马匹，体材高大、驯良娴熟，足以供皇帝使用；命令正式进贡马和备用马各五匹，有私自夹带的，按违制论罪。道光二年，采纳那彦成的奏请，青海所属玉树番族每年缴纳贡马，按照丁口数，依照每二十名壮丁进贡一匹马的规定，按人数逐步裁减。凉州所属番族每年仍缴纳马一匹。起初，内外蒙古各部多是贵族亲戚，每逢征伐，争先输送马匹、骆驼，这是汉、唐以来所没有的。康熙初年，察哈尔亲王、郡王、贝勒等听说三藩叛乱，各自献出马匹帮助军队。道光九年，章佳胡图克图捐马一百匹，收取其中一半。二十三年，察哈尔蒙古各旗捐马一千九百七十匹。咸丰初年，哲布尊丹巴等捐马一千匹，喀尔喀土谢图等捐二千匹，锡林果勒盟长等捐三千匹，皇帝认为太多，拒绝接受。后来听说马匹已经在途中，便命令选择好地方牧放，以备使用。从此三音诺颜部等因军事需要输送马匹、骆驼，后来捐马二千一百匹，锡林果勒盟等捐一千二百匹，有的留下，有的没有留下。七年，各部落蒙古王等捐马六千四百匹，诏令收受。当时粤军、捻军侵扰京畿以东地区，正有利于使用骑兵。同治年间，黑龙江将军德英在呼伦贝尔各城劝募军马。光绪初年，丰绅托克湍办理海防，当时昭乌达盟郡王捐马六百匹，于是请求仿照办理并推广劝募，以帮助军用物资。驿站设置始于前汉，历代沿袭。清朝沿用明制，设置驿马，额定四万三千三百多匹。各省驿站制度定于康熙二年：凡携带奏章的官员使用驿马，藩王五匹，公爵、将军、提督、总督、巡抚三匹，总兵、巡盐御史二匹，这是听从兵部侍郎石麟的请求制定的。关外驿站制度定于康熙九年：凡明发诏书特遣的人员，以及理藩院派往蒙古各部宣谕办理公务的人员，都可以乘用关外驿马。三十五年，征讨噶尔丹，设置关外五处驿站，以便车辆和粮食运输。又听从理藩院的意见，从张家口以外设置蒙古驿站。这是大致情况。处在偏僻地方的驿站，只供本州县使用，也称“递马”，额定不过几匹。交通繁忙的州县，设置驿站一、二或三处，额定马匹多至六七十匹。驿差中规格大的，有皇华使臣、朝贡的藩属客人；其余如大臣入朝觐见、到任、巡视盐务、监督税收，也都属于这一类。携带奏章的人员和役夫，呈送表章册籍，属于较小的驿差。重要的事务，如星夜奔驰、飞速传递、限时赶到等，属于紧急驿差。至于慰问劳苦、抚恤死亡而准许使用驿传的，则属于零散事务。驿政败坏，张汧曾经极力陈说：驿站层层诛求，横加索取，滋生扰害，侵蚀国家、困苦百姓，势必发展到这种地步。既已规定各驿站的额定马匹，每年损耗其中十分之三，便按例购买补充。咸丰年间，广东局势极其严重，湖南、湖北境内被贼军占据，驿骑被抢走、驿站房舍被焚毁的事，常常发生。各州县有的买马补足，有的租马承担驿差；有的地方驿站丧失而未能重设，就雇人代替马匹服役。甘肃旧日设置的马匹额数有六千多匹，也因战争兴起而废弛。光绪九年，军务平定后，驿递事务逐渐简化，保留的马匹比从前减少三分之二，但驿政也没有受到妨碍。十一年，新疆南路设置驿站。当时统计全国驿站每年费用，约三百多万两银子。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分条陈述新法，认为驿站耗费财力，不如仿照外国实行邮政。邮政传递书信迅速，驿政传送公文迟缓。弊端是设驿州县的马匹缺额，而且又疲弱瘦瘠；驿卒有的把驿站当作牟利之地，因此导致延误。于是请求设置驿政局，推行邮政，使驿站和铺递的经费专门从邮资中取得，这样每年三百多万的耗费就可以节省出来。当时认为这个意见正确。不久驿马逐渐裁减，此后驿站便废弃不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万岁〕

译顺治初年，设立常盈库，凡车驾司的朋椿站银、武库司的马价以及太仆寺的马价，都储存在其中。康熙初年，改为把常盈库的储备归入户部。乾隆十六年，下令云南各营马匹除按每损耗十分之三的规定应当赔偿外，超过额数而倒毙的，免赔朋椿银。二十七年，规定发给圈养马匹的草料钱，每匹马的标准比绿营略优。三十八年，又命令云南购买补充马匹的价格每匹减银三两。起初，马匹草料钱每年约耗费四十四万多两。道光年间，听从载铨等人的意见，裁减八旗官员拴养马匹的一半额数，以节省的费用补充兵饷。清朝初年规定，现任官员可以养马，其余人一律禁止。不久允许武进士、武举、兵丁、捕役养马。康熙元年，禁止百姓养马。有人私自贩卖马匹，被人首告的，马匹给首告者；马主有官职的，予以重罚；平民则戴上刑具鞭打责罚。十年，命令百姓仍可养马。二十六年，规定牧场马、骆驼出场后，如果践踏、吃掉田里的禾苗，或者逃逸侵扰，兵丁鞭打责罚，官员按等级罚俸；兵丁强迫别人代为放牧，因而勒索扰民的，兵丁发交刑部，官员降职调任。凡牧马死亡，都要验看马皮；马匹倒毙，按例必须赔偿，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七等不同的处罚。应当取马驹一千匹的，以一百匹为一分；应当取一百匹的，以十匹为一分。雍正十三年，规定马、骆驼出场时，毛色、牙齿都要登记在册，回来时核验；如果疲弱瘦瘠的不到十分之三，免予议处，否则兵丁鞭打责罚，官员按等级罚俸。乾隆初年，禁止牧丁等盗马私自出售以及让别人骑用，并严加科罚。十六年，严惩牧马人员减少、克扣饲料和牧草的罪行。二十八年，官马出场放牧时，每一百匹准许倒毙十匹，超过这个数额就勒令购买补足。嘉庆十一年，举行木兰围猎时，查获私自贩马的各类犯人，严厉惩处。于是下谕说：“我朝举行讲武和时令巡狩时，扈从人员都发给官马。大臣的俸禄收入较优厚，发给的马匹较少；官员、兵丁则根据差务的繁简，确定马匹数目的多少，少的给一、二匹，多的达到五匹，事情办完后原马归还官府。如果马匹倒毙，只需呈验马的耳朵和尾巴，仍按马价折银交纳。收发马匹时，命令王公大臣监督检查。可是官员、兵丁等竟私自出售官马凭单，察哈尔官兵又从收马中牟利，认为折银比买马补足容易。积弊日益严重，大大妨碍马政。从今以后，凡出售马单以及折银收取的，一律科罚；私自买马的贩子，从严审问定罪。大臣们应当妥善议定章程，报告上来。”各营马匹凡逃脱或被盗，都责令赔偿补足，称为“赔椿”；每年递减十分之一，到第十年全部免除。因作战受伤损坏的，免予赔偿。骑用满三年后倒毙的，也免赔。其余在一年或二、三年内倒毙的，赔偿数额因省份而不同，最多为十两金。 同治二年，规定在古北口查获私马，超过三十匹的送往京城，不满三十匹的赏给兵丁，著为定例。

译志第一百十七。刑法第一。中国自从有了文字契约以来，一直用礼教治理天下。用劳作使人归附、用政令治理，于是政事产生；用匡正、纠正使人归正，于是刑法产生。政事和刑法，都是为了维持礼教，使它不至废弃。因此《尚书》说：“明白地施行五刑，以辅助五种教化。”又说：“士人用刑法制约百姓，使他们处在刑法的规范中，以教导他们恭敬地遵循德行。”古代先哲圣王制定刑法的精义，就是如此。周朝衰落，礼制废弛，典籍散失。魏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流传发展到汉初，萧何增补为九章，历代不断有所增删、分合。到唐代《永徽律》颁行，才开始集其大成。虽然沿袭到宋、元、明而面貌一再改变，但所颁布的法条，对于辅助和扶持世间教化的用意，从来都不敢不谨慎。君子考察上下数千年间教化的昏暗与昌明，以及刑罚是否适当，盛衰治乱的原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清朝兴起于辽东，不到三四十年便统一了天下。圣祖年少登基后，与天下休养生息六十多年，宽免体恤的诏令每年都不断。高宗处在昌盛清明的时代，一代的法制大多经过裁定。仁宗以后，事务多因循旧制，没有空闲改制创立新法。总的考察清朝始终各朝的刑政，虽然不能说完全清明，但没有明代厂卫、廷杖那样专门杀戮羞辱士大夫的做法；审理案件的人虽不能说都仁慈宽恕，但也没有汉、唐时期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一类深文周纳、惨酷刻薄的人。德宗末年，庚子年拳匪之乱，创伤巨大、痛苦深重，朝廷内外上下都争相谈论变法，于是新律开始萌芽。等到宣统退位，中国数千年来相传的刑法典籍全部废止。因此，论述清代一朝的刑法，正处在古今刑法承续与断绝的交界处。现将有关情况详细记载于此，使后人有所考察。清太祖继承帝位之初，开始制定国家政事，禁止悖逆作乱，收敛盗贼，法制由此建立。太宗继承先祖武功，在天聪七年派国舅阿什达尔汉等人前往外藩蒙古各国，宣布钦定法令，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盛京定例”。后来又陆续制定治罪条文，但都是因时制宜，并不完全是可以流传久远的制度。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平定祸乱，六月便命令刑部等审理刑狱的衙门准照明律治罪。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陈述刑法四件事，其中第一件是制定刑书：“刑法有律，就像万物有规矩、准绳一样。如今法司所遵行的以及原明朝的律令，条文有繁有简，情节和法律有轻有重，应当考察前代法典，结合时宜，斟酌增减损益，刊定成书，颁告中外，使人知道统一的标准并遵守，这样或许能使奸邪不显现，风俗发生改变。”奏疏上呈后，摄政王下令法司会同朝廷大臣详细解释明律，参考时宜，集体议定妥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进入京城，登上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上奏说，外地官吏趁新制度尚未确定，难免有凭个人臆见任意曲解法律的弊端，并请求暂时使用明律，等国家制度统一后，作为永久法令。皇帝批示：“外地仍照明律施行；如有任意加重或减轻等弊端，指名参劾，从重处理。”顺治二年，命令修律官参考考察满、汉条例，区分轻重等级，这是听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的请求。顺治三年五月，《大清律》编成。世祖亲自撰写序文说：“朕认为，太祖、太宗在东方创业时，百姓淳朴，法令简约，除死刑以外，只有鞭打和笞打。朕仰承上天福佑，统治中原，人民已经众多，人情世态也多种多样。每逢审理奏报的案件，刑罚轻重和罪名出入，往往需要反复议拟。律文和条例尚未确定，主管官署没有可以遵循的依据。因此命令法司官员广泛召集朝廷议论，详细翻译明律，参照本朝制度，增删调剂，希望达到公平适当。书成后上奏进呈，朕再三审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当准确，才准许刊印颁布，命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你们内外各衙门的官吏，应当敬守这一成法，不得任意增减轻重，务必使百官万民畏惧法令名义而重视犯法，希望接近刑罚不用的境界，以彰明我祖宗爱惜生命的仁德。子孙臣民，应当世世代代遵守。”顺治十三年，又颁布满文《大清律》。康熙九年，圣祖命令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务的对喀纳等人，再次校订律文。十八年，特意谕令刑部：在已经确定的律文之外，所有条例哪些应删、哪些应存，著令九卿、詹事、科道官会同详细斟酌确定，确实议定后具奏。后来九卿等遵旨会同修改条例，另行编成一部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台臣盛符升认为律文、条例必须统一贯通，请求重新认真考订，以便垂为法守。皇帝特命九卿议定，准许把《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文之中。随即命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任总裁。诸臣认为律文起源于唐律，文字简约而意义完备，容易产生差错，于是在每篇正文后增加总注，疏通解释律义。又逐步斟酌确定《名例》四十六条，康熙三十四年先行缮写进呈。三十六年发回刑部，命令把上奏后改动的地方补入。到四十六年六月，汇辑进呈四十二本，留给皇帝阅览，尚未颁发。雍正元年，巡视东城的御史汤之旭上奏说：“律例最为紧要。如今六部现行的则例，有的从重改轻，有的从轻拟重；有的以前施行现在停止；有的事情相同而法律不同，都还没有统一。请求选派熟悉律例的大臣，专门担任律例馆总裁，把康熙六十一年以前的条例和《大清会典》逐条互相订正，这样或许可以免除参差不齐。”世宗同意，命大学士硃轼等任总裁，谕令对于应当增加、减少的地方，再详细分辨，迅速修成。雍正三年书成，五年颁布。明律以《名例》居首，其次分隶六部，共三十门，总计四百六十条。顺治初年整理律书时，把《公式》门的信牌移入《职制》，把泄露军情移入《军政》；《公式》门删去漏用钞印，《仓库》门删去钞法，《诈伪》门删去伪造宝钞。后来又在《名例》中增入边远充军一条。雍正三年的律文删除了：《名例律》的吏卒犯死罪、杀害军人、在京犯罪军民三条；《职制》门的选用军职、官吏给由二条；《婚姻》门的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宫卫》门的悬带关防牌面一条。

译合并的条文有：《名例》的边远充军并入充军地方；《公式》的毁弃制书、印信两条合并为一条；《课程》的盐法十二条合并为一条；《宫卫》的冲突仪仗三条合并为一条；《邮驿》的递送公文三条合并为一条。改写的条文有：《名例》的军官、军人免发遣改为犯罪免发遣，军官有犯改为军籍有犯；《仪制》的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改为收藏禁书。增加的条文有：《名例》的天文生有犯充军地方二条。总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分为《职制》十四条、《公式》十四条。户律分为《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七条、《仓库》二十三条、《课程》八条、《市廛》五条。礼律分为《祭祀》六条、《仪制》二十条。兵律分为《宫卫》十六条、《军政》二十一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六条。刑律分为《贼盗》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赃》十一条、《诈伪》十一条、《犯奸》十条、《杂犯》十一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工律分为《营造》九条、《河防》四条。大体仍沿用明律三十门，但总共为四百三十六条。律首有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大多沿袭明朝旧制。纳赎各条例图、徒刑期限内老年病人收赎图、诬告轻罪却判重罪收赎图，其中银两数目都依据现行制度。律文和律注有不少增删改易。律文后的总注，是康熙年间创制的。律末还附有比照引用律文的三十条。这就是它的大致情况。此后虽然多次编纂修订，但只是继续增加附在律文后的条例，律文却没有改动。只有乾隆五年，律例馆修订时奏准删去总注，并补入一幅过失杀伤收赎图而已。康熙初年，条例原有三百二十一条，到康熙末年增加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分别订定，称为“原例”的，是历朝旧例共三百二十一条；称为“增例”的，是康熙年间现行条例共二百九十条；称为“钦定例”的，是皇帝上谕和臣工条奏共二百零四条，总计八百一十五条。其中立法较好的，例如犯罪后留下来奉养亲人的规定，推广到孀妇的独子；如果殴打兄长导致死亡，也准许其承继祭祀，从而抚恤孤儿寡妇并教导孝道。犯死罪而不属于通常赦免范围的，如果查明其祖父、父亲、儿子或孙子在战阵中死亡，准许特别免罪一次，以劝导忠诚。枉法受贿，享有俸禄的人受赃八十两、无俸禄的人以及不枉法受赃而有俸禄的人受赃一百二十两，都处以实际绞刑，这是严惩贪污的刑罚。衙门中的蠹虫索取诈骗财物，查验赃物后加重等级治罪，这是惩罚差役以保护善良怯弱的人。强盗分别为法律绝不宽赦和情有可原两类，歼灭首领、赦免胁从，体现了这种原则。复仇行为以国家法律能否伸张正义为判断标准，以杜绝凶残之路。以上各项，有的暗合古代义理，有的纠正前代过失，都是良法。但总的说来，都是康熙、雍正时期制定的制度。此外，自清朝初年以来，凡是编纂修订律例，通常都一定由皇帝特命二三位大臣担任总裁，专门设馆办理。当时各部院的则例陆续编成，只要涉及刑律，律例馆官员都逐一厘正，所以很少互相抵牾。乾隆元年起，刑部奏准每三年修订条例一次。十一年，内阁等衙门议定改为每五年修订一次。从此由刑部专门负责，不再选派总裁，律例馆也于是附属于刑部，与其他各部往往不相联系。高宗在位六十年，性情自负明察，每次阅看案件文书，必定要求情节和罪名完全相当，想用千变万化的条例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案情。因此乾隆一朝编修八九次，删去“原例”“增例”等名目，而改变旧例以及因案件增加条文的情况最多。嘉庆以后，按期设馆修订，沿经道光、咸丰直到同治年间，条例增加到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代制定条例，和宋代编纂敕令一样，有了条例便不使用律文，律文既然多成为空文，条例便越来越繁琐细碎。其中前后互相抵触，有的在律文之外加重刑罚，有的依据条例破坏律文，有的一件事专设一条例，有的一个省或一个地方专设一条例，甚至因为这一条例又产生另一条例。不仅同其他各部则例不一致，就是同一条例分载在不同门类中，也不免有歧异。这样辗转纠缠，容易滋生高下轻重不一的弊端。雍正十三年，世宗遗诏说：“国家设置刑罚禁令，是为了查究奸邪、除掉暴徒，惩治贪污、斥退邪恶，以端正风俗、整肃官场。然而刑罚宽严的运用，又必须因时制宜。从前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互相沿袭成风，不知道反省改正，不得不加以惩治整顿，以警戒将来。如今人心都知道警惕了，各衙门条例中凡有从前严厉而后来改宽的，这是因为从前各部大臣议定得不妥当，朕与朝廷大臣悉心斟酌考核后重新确定，自然可以流传永久。如果从前宽松而后来改严，这是整顿人心风俗的计策，本来只打算暂时实行，等各种弊病革除后，仍可酌情恢复旧章，这就是朕的本意。今后遇到事情要斟酌办理，如果有应当沿用旧例的，仍照旧例施行。”可惜后世议定法律的臣子，不能完全明白刑法应随时代有轻有重的原因，每次修订条例，只把历来奉行的谕旨以及议准臣工条奏分次编入，从来没有统合全书、逐条厘正。穆宗号称中兴，太后掌握政权，平定发军、捻军、回疆等叛乱，百事等待治理，尚且在同治九年修订过一次。德宗年幼继承帝位，没有空闲兴办改制作业。加上时局多变，章程堆积，刑部既害怕事务繁琐细碎，不敢提议修订，群臣也没有人谈及，于是长期因循下去。到了光绪二十六年，联军进入京城，两宫皇太后西行避难。当时忧虑时局的士人都说，不取法欧洲、美国，就不足以谋求富强。于是陈述时事的人，也渐渐谈到刑律。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保举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采中西制度。皇帝下旨准许，并谕令把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的情形，参考各国法律，妥善拟议，务必使中外都能通行，有助于治理。从此议论刑律的人，才群起把注意力放在领事裁判权上。

译这一年刑部也奏请设馆修订条例。三十一年，先把条例中今昔情形不同的、条例文字与引用无关的、两条例文重复的以及已经停止的旧例，奏准删除三百四十四条。三十三年，又命侍郎俞廉三和沈家本都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于是征集馆员，分科编纂，并聘请东西各国的博士、律师作为顾问。此前数年尚未编成的旧律，也特别设置编案处，归并分头修订。十二月，遵照旨意议定满、汉通行的刑律，又删并旧例四十九条。宣统元年，全书编成缮写进呈，谕令交宪政编查馆核议。二年，复奏审定，命名为《现行刑律》。当时官制发生改变，立宪诏书颁下，东西方各种学说一齐兴起。律文虽然仍旧分为三十门，但删去了六部的分类项目。因时事变迁和新章制度更替而删去的条文，如《名例》的犯罪免发遣、军籍有犯、流囚家属、流犯在道会赦、天文生有犯、工乐户及妇人犯罪、充军地方；《职制》的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朝参公座、奸党；《公式》的照刷文卷、磨勘卷宗、封掌印信；《户役》的丁夫差遣不平、隐蔽差役、逃避差役；《田宅》的任所置买田宅；《婚姻》的同姓为婚、良贱为婚姻；《课程》的监临势要中盐、阻坏盐法、私矾、舶商匿货；《礼制》的朝见留难；《宫卫》的内府工作人匠替役；《军政》的边境申索军需、公侯私役官军、夜禁；《关津》的私越冒度关津、诈冒给路引、递送逃军妻女出城、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私役弓兵；《厩牧》的公使人等索借马匹；《邮驿》的占宿驿舍上房；《贼盗》的起除刺字；《斗殴》的良贱相殴；《诉讼》的军民约会、词讼诬告、充军及迁徙；《受赃》的私受公侯财物；《犯奸》的良贱相奸；《杂犯》的搬做杂剧；《捕亡》的徒流人逃；《断狱》的徒囚不应役；《营造》的有司官吏不住公廨，都是如此。因政体和刑制变迁而改写的条文，如《名例》的化外人有犯改为蒙古及入国籍人有犯；徒流迁徙地方改为五徒三流二遣地方；《婚姻》的娶乐人为妻妾改为娶娼妓为妻；《人命》的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删去“及奴婢”三字；《斗殴》的奴婢殴家长改为雇工人殴家长；《骂詈》的奴婢骂家长改为雇工人骂家长；《犯奸》的奴婢奸家长妻改为雇工人奸家长妻。总计全律仍保留三百八十九条，而比引律删存了一半，按类别分散编入各门，不再列出比附的项目。旧例除删并之外，连同续纂的新例，统一为一千零六十六条。《督捕则例》一书，顺治朝命令臣工编纂进呈，原本是为旗下逃奴制定的。康熙十五年重新斟酌确定，乾隆以后又不断增加，共有条文一百一十条，也分别删留后附入刑律，于是全书废止。律首仍载完整的服制图，以尊重礼教。这一年冬天颁行。至于蒙古治罪各条，载在《理藩院则例》中；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则另行施用于岷、洮等地，因为当地习俗不同，刑制也有差异，不敢轻率议论改动。新律方面，光绪三十二年，法律馆编撰进呈《刑民诉讼律》，酌情采用英、美陪审制度。各地总督、巡抚大多议论其实施有障碍，于是搁置。三十三年，又先后奏进《新刑律》草案。总则十七章为：《法例》《不论罪》《未遂罪》《累犯罪》《俱发罪》《共犯罪》《刑名》《宥恕减轻》《自首减免》《酌量减轻》《加减例》《缓刑》《暂释》《恩赦》《时效》《时期计算》《文例》。分则三十六章为：《关于帝室之罪》《关于内乱之罪》《关于国交之罪》《关于外患之罪》《关于漏泄机务之罪》《关于渎职之罪》《关于妨害公务之罪》《关于选举之罪》《关于骚扰之罪》《关于逮捕监禁者脱逃之罪》《关于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之罪》《关于伪证及诬告之罪》《关于放火决水及水利之罪》《关于危险物之罪》《关于往来通信之罪》《关于秩序之罪》《关于伪造货币之罪》《关于伪造文书及印文之罪》《关于伪造度量衡之罪》《关于祀典及坟墓之罪》《关于鸦片烟之罪》《关于赌博彩票之罪》《关于奸非及重婚之罪》《关于饮料水之罪》《关于卫生之罪》《关于杀伤之罪》《关于堕胎之罪》《关于遗弃之罪》《关于逮捕监禁之罪》《关于略诱及和诱之罪》《关于安全信用名誉及秘密之罪》《关于窃盗及强盗之罪》《关于诈欺取财之罪》《关于侵占之罪》《关于赃物之罪》《关于毁弃损坏之罪》。两编合计三百八十七条，经宪政编查馆奏请交各部院及各地疆臣审核议论，签署驳议的意见很多。

译宣统元年，沈家本等汇集各方面意见，再次奏进修订草案。当时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宪政编查馆评论说：“法律大臣会同法部奏进修改刑律，其中涉及伦理纲常的条文，没有按照旧律修订纳入。只是于附则中说中国宗教尊崇孔子，以纲常礼教为重。但律文中的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以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发冢犯奸等条款，不能轻易抛弃。中国人犯以上各罪，应当仍依旧律，另行编纂单行法，以表明惩戒。臣私下认为，修订新律本来是为了筹备立宪、统一法权。凡是中国人以及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应服从同一部法律。这部法律本应以治理中国人为主要对象。如今却按照旧律另行编纂只适用于中国人的单行法，这就把新刑律看成专门为外国人设置的了。本末倒置，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草案案语说，修订刑律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刑律中只要有一两条外国人不愿遵守，就不能真正收回裁判权。因此所修刑律，竟专门以摹仿外国为事。” 这种说法实在不完全正确。泰西各国凡外国人居住在本国境内，无不服从该国法律，不能拿本国没有这项法律来争辩，也不能倚仗本国有这项法律来抗拒。如今中国修订刑律，却说这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必须完全舍弃固有的礼教风俗，一一仿效外国。这样同这个国家相同，那个国家就有异议；同那个国家相同，这个国家又反对，必然会走入穷途。总之，一个国家的法律必须同各国法律相同，才可以要求居住在国内的外国人遵守，这种道理和事情都是绝对不存在的。把这当作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办法，就永远没有收回的希望了。况且，国家设置刑法，是为了辅助教化。一个国家的百姓有不遵守礼教的，就用刑罚来整齐约束他们。所谓礼教是防患于未然，刑罚是禁止已经发生的行为，二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因此，各省签署驳议草案时，往往都以维持风俗教化为立论；可是案语却指责这是把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它论述“无夫奸”说：‘国家制定法律，是希望法令能够推行、禁令能够制止。有了法律却不能实行，反而使百姓轻视法律，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通奸之事，几乎到了无法禁止、无法全部惩处的地步；即使刑法条文完备，也只不过是具文。必须等到教育普及、家庭严整、舆论力量强大、廉耻之心产生之后，淫靡的风气才可以逐渐减少。’又说：‘防止遏制这类丑行，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教化。即使列为专条，也没有实际作用。’它的立论，是把法律同道德教化分成两回事，把法律看作完全与道德教化无关，所以一意仿效外国；对于旧律中关系伦理纲常的各条，却像丢弃遗物一样抛弃了。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用呢？”他认为应当把旧律中有关礼教、伦纪的各项内容逐一修入正文，并拟定补充“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相殴”“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等条文。法律馆对此提出争辩。第二年资政院开院，宪政编查馆奏请交资政院议决，并将总则通过。当时劳乃宣任议员，与同院内阁学士陈宝琛等人，对于“无夫奸”和“违犯教令”两条尤其坚持，毫不懈怠；但分则最终没有议决。其余如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国籍法，都已经编纂完成，却没有经过审核议决。只有法院编制法、违警律、禁烟条例已经在宣统二年颁布；这些法律同现行刑律一起实行了仅一年，逊位诏书就下达了。

译志第一百十八 刑法二 明律渊源于唐代，把笞、杖、徒、流、死规定为五种刑罚。笞刑从笞打一十到五十，共分五等；杖刑从杖打六十到一百，共分五等。徒刑从杖六十、徒刑一年起，每一等增加杖刑十下，刑期增加半年，至杖一百、徒刑三年，共五等。流刑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分为三等，并且都加杖一百。死刑有两种：斩和绞。这些是正刑。律例中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有的取自前代，有的是明代自行创设，总之都不是正规的刑罚。清太祖、太宗治理辽东时，刑罚制度还很简略，重罪处斩，轻罪只鞭打、扑打而已。到世祖入关后，沿袭明制，最初颁布刑律时，把笞、杖刑按五下折算十下，分别注明在各条刑名之中。康熙朝的现行则例改为四下折算十下，并去掉零数。雍正三年的法律，依照则例，在各项律文中注明应打的板数。徒刑、流刑所加的杖刑，到发配地点也按折算后的数目责打。这大概是担心扑打责罚过多会伤及性命，是法外施加的仁慈。文武官员犯笞、杖罪，分别根据公罪、私罪，以罚俸、降级、降调等处分代替，最重到革职为止。“徒”就是奴隶，意思是使人受奴役的羞辱。明代把犯人发往盐场、铁冶，煎盐、炒铁；清代则发往本省驿递服役。没有驿站的县，分拨到各衙门充任水夫、火夫以及其他杂役，期限届满后释放。流刑犯最初由各县解送到巡抚衙门，再按照流放里数，酌情发往各地荒僻或临海的州县安置。后来因为各省分配不均，免不了出现趋避和挑选。乾隆八年，刑部开始编纂《三流道里表》，规定某省某府所属的流犯，应流二千里的发往哪一省哪一府所属地方安置，应流二千五百里的发往哪一省哪一府所属地方安置，应流三千里的发往哪一省哪一府所属地方安置；按照计算出的路程限定地点，逐省逐府分别列载。后来在乾隆四十九年和嘉庆六年两次修订。但对于州县的增设、合并以及路程远近的差异，只略作修改，整体制度没有改变。律文称：‘流刑犯的妻妾随同前往，父祖、子孙想要跟随的听其自便。’乾隆二十四年，停止了强行配给妻子的例子。至于军犯、流犯、遣犯，如果本来愿意携带家属，官府又不得出资送行，这项法律便成了空文。斩刑和绞刑同属死刑。但自汉代以来，就有秋后处决囚犯的制度。唐律规定，除犯十恶中的恶逆以上重罪，以及奴婢、部曲杀害主人的，从立春到秋分不得上奏执行死刑。明弘治十年上奏确定，真正犯死罪而不必等待时日即可处决的，有凌迟十二条、斩刑三十七条、绞刑十二条；真正犯死罪而须等到秋后处决的，有斩刑一百条、绞刑八十六条。顺治初年制定法律，于各条中分别明确注明：凡律文没有注明“监候”的，都是立即处决；凡例文没有说“立决”的，都是监候。此后京城和各地的死罪大多在秋季处决，朝审于是成为一代大典。杂犯斩、杂犯绞准予改判徒刑五年，杂犯三流合计徒刑四年，大体都是明代创设的。清律对于官吏受赃，无论枉法受赃还是不枉法受赃，达到满数后一律改为实绞，其余大多沿用旧制。名义和实际混杂，情形非常纷乱。迁徙刑原本源于唐代因杀人而迁移乡里的制度，但后来定罪方式已经不同。律文沿用其中数条，不过都改为比照流刑减半、判徒刑二年，并不真的迁往千里以外。只有条例规定，土蛮、瑶、僮、苗人之间发生仇杀、抢劫、掳掠，以及改土归流的土司犯罪时，才将家属实际迁徙。但各自都有规定的迁徙地点，也不限于千里之外。明代的充军，主要意义在于充实边疆，并不完全等同于流刑。清初裁撤边卫，却仍沿用充军的名称。后来遂按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分为五等军，并且用于满流以上逐级加等。附近为二千里，近边为二千五百里，边远为三千里，极边、烟瘴都为四千里。在京由兵部确定地点，在外由巡抚确定地点。雍正三年的法律，只把十五个布政司应发往的省份大致编定。乾隆三十七年，兵部根据《邦政纪略》编成《五军道里表》，凡发配者都按表中所列办理。然而名义上叫充军，到了配所并不编入军营服役操练，只在每月初一、十五点名检查，实际上同流犯没有区别。满流以上加发附近、近边等地时，路程反而由远到近，掌管审判的人常苦于标准不一；此外又有“发遣”的名目。最初只发往尚阳堡、宁古塔，或乌喇地方安插；后来又发往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喀尔喀、科布多，或发往各省驻防地充当奴仆。乾隆年间，新疆开辟后，条例又规定发往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各回城，分别充奴、种地。咸丰、同治年间，新疆道路阻塞，又改为发往内地充军。这种制度屡经变更，但军遣通常只涉及本人。如果情节稍轻，还可以遇到赦免时释放回籍。与明代永久戍边、数代以后仍牵连本籍子孙相比，差别很大。文武职官犯徒刑以上，轻的到军台效力，重的到新疆当差。旧案相沿，遂成为固定条例。这又是军遣制度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枷和杻，本来是用来拘束狱中囚犯的。明代《问刑条例》规定，在本罪之外，有时还加判枷号，用来表示示众和羞辱。清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刑、杖刑各按应有数目鞭打；军、流、徒刑免予发遣，分别判处枷号。徒刑一年，枷号二十日，以后每增加一等加五日。流二千里，枷号五十日，以后每增加一等也加五日。充军附近，枷号七十日；近边、沿海、边外，枷号八十日；极边、烟瘴，枷号九十日。’原来立法的意思，是旗人生下来就入旗籍档案，壮年便充当士兵，以巩固、保卫根本，不便使他们远离；犯徒、流等罪，直接用枷号代替发遣刑罚，正是出于维护旗人的意思。但如果犯人寡廉鲜耻，则注销旗籍档案，照常实际发遣，并不姑息。至于盗窃再犯加枷，初犯、再犯按次数加枷，犯奸加枷，赌博加枷，逃军、逃流加枷，以及一切败坏操守、逾越规矩、不顾行为规范的人酌情加枷，起初就不分旗人、民人。康熙八年，刑部议定，囚禁犯人只使用细链，不用长枷，于是枷号专门成为行刑手段。枷号期限起初不过一月、二月、三月，后来竟有按年计算甚至终身枷号的。

译最初规定，重枷为七十斤，轻枷为六十斤。乾隆五年改定，凡应当枷号的犯人一律使用二十五斤重的枷，但条例中仍有使用一百斤重枷的。嘉庆以后，重枷确定使用三十五斤；对于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的匪徒，又有戴枷并系铁杆、石礅的规定，这也是一时创设的刑罚。刺字是古代肉刑的一种，法律中只对盗贼规定得最严。后来条例越来越多，包括因连坐刺字、凶犯刺字、逃军逃流刺字、外遣、改遣、改发刺字。有的刺明犯罪事由，有的刺明发往地点，还有的分别刺满文、汉文。最初刺在右臂，其次刺在左臂，再其次刺在右面、左面。大体上，律文多规定刺臂，条例多规定刺面。如果窃盗犯被责令充任警察耳目，二三年没有过错，或者缉获强盗二名以上、窃盗三名以上，条例又允许为他去除刺字，使其恢复为良民。这说明虽然严惩恶人，却也并非不给人悔过自新的机会。赎刑有三种：第一是纳赎，无力者按照法律判决、发配，有力者按照条例缴纳赎金。第二是收赎，老年人、幼年人、残废病人、天文生以及妇女折抵杖刑，按照法律收取赎金。第三是赎罪，官员的正妻以及按条例不便实际判决的案件，还有有财力的妇女，按照条例缴纳赎金赎罪。收赎称为律赎，原本出自唐律；赎罪称为例赎，是明代创行的。顺治修订法律时，五刑中没有列出赎银数目。雍正三年，才斟酌修改《明律赎图》中应缴的赎银数额，制定《纳赎诸例图》。但康熙现行条例中已有承审官滥准纳赎、交部议处的条款，而明代纳赎、赎罪的各项旧例又屡经删改，所以律赎都按旧例援用，例赎却大多成了具文。至于捐赎这一项，顺治十八年有官员犯流、徒罪而籍没家产、认工赎罪的条例；康熙二十九年有死罪现押犯人输米到边疆来赎罪的条例；康熙三十年有军犯、流犯捐赎的条例；康熙三十四年有向通仓运米捐赎的条例；康熙三十九年有为永定河工程捐赎的条例；康熙六十年有为河工捐赎的条例。但这些条例都在事情办完后停止。历代长期沿用的，只有雍正十二年户部会同刑部奏准的预筹运粮事例：不论旗人、民人，罪应斩、绞且不属于通常赦免范围的，三品以上官员按西安驼捐例捐运粮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按营田例捐运粮银五千两，五、六品官按营田例捐银四千两，七品以下官员、进士、举人捐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捐二千两，平民捐一千二百两；军、流罪各减十分之四，徒刑以下各减十分之六，都准予免罪。西安驼捐始行于雍正元年，营田例则在雍正五年制定。乾隆十七年，西安布政使张若震奏请另行确定笞、杖刑的捐赎银数。经刑部议定，预筹运粮事例中杖罪、笞罪和徒罪不分轻重，一律捐赎，终究并不妥当。除犯枷号、杖责者按徒罪捐赎以外，又酌情把杖刑分为一等、笞刑分为一等。数额方面，杖刑比照徒刑逐等递减，笞刑比照杖刑逐等递减。乾隆二十三年，下令将斩、绞而缓决的各类犯人纳赎的条例永远停止。遇到恩赦减等时，害怕远行的人，才再次准许收赎；但赎金仍按原拟罪名计算，不得按减等后的罪名计算。把这些规定著为法令。此后官员赎罪，都按运粮事例核定处理。刑部另设赎罪处，专门办理这类事务。这又是在律赎、例赎之外另行形成的一种制度。凌迟用于十恶中“不道”以上的各种重罪，被称为极刑。枭首则多用于强盗。戮尸是用来处置犯恶逆以及本应枭首但在监狱中死亡的犯人。这些刑罚大体都承袭明律，略有变通，实行了二百多年。至于因过失误杀而赔偿死者家属，窃盗犯割脚筋，重罪减等而贯耳鼻，以及强盗、贪官和窝藏逃犯者籍没家产等，有的沿自盛京定例，有的是顺治朝偶然实行的严酷命令，不久便被废除，不在这里论述。自光绪变法起，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各省普遍设置罪犯习艺所。刑部议准后，徒刑犯不必发配，而按刑期在本地收容所中学习技艺。军犯、流犯中属于通常赦免也不宽免的，按原定条例发配，到达配所后一律收所习艺。流二千里的工作期限为六年，二千五百里为八年，三千里为十年。遣军按满流的年限计算，期限届满释放，听其自行谋生，并准许在配所入籍成为平民。如果属于通常赦免可以宽免的，无论军犯、流犯，都不必发配，就在本省收所习艺；工作年限也按前述罪等计算。从此五等徒刑都不再发配，军、流犯中实际发配的数量也大为减少。光绪二十九年，刑部奏准删除充军这一名目，把附近、近边、边远并入三流，把极边、烟瘴改为安置，仍与当差并行。从此五等军刑只保留两等，刑名也发生了改变。光绪三十年，刘坤一、张之洞会同上奏的变法第二折中，提出体恤刑狱九条。其中关于减省刑责的一条，经法律馆议准，仿照外国罚金的办法，把笞、杖等罪改为罚银。凡律例中笞刑五等，以五钱为一等，至笞五十罚银二两五钱；杖六十改罚银五两。以后每增加一等加银二两五钱，至杖一百改罚银十五两为止。如果没有能力缴纳，就折算为服劳役。应罚银一两的，折作工四日；以后逐等增加，至罚银十五两折作工六十日为止。但窃盗罪不便罚金，于是议定窃盗应判笞刑的改为服工一个月，杖六十改为服工两个月；杖七十至杖一百，每增加一等加服工两个月。又在附片中请将军、流、徒刑所加的杖刑一概宽免，不必实际杖责。从此笞、杖两种刑罚被废弃。

译光绪三十一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删除若干重刑，大意说：‘现行律例条款极其繁多，其中最重的刑罚，急应首先议决删除的，大约有三项：第一是凌迟、枭首、戮尸。凌迟这种刑名，唐代以前没有。辽史《刑法志》才开始把它列入正刑之中。宋代自熙宁以后也逐渐沿用。元、明直到现在，一直沿袭不改。枭首在秦、汉时只用于夷族之诛；六朝梁、陈、齐、周各律，才在斩刑之外另立枭刑之名。自隋到元，又废弃不用。现在的斩枭，仍是明制。戮尸一事，只有秦代成蟜军队叛乱时，军吏都被斩杀并戮尸，这件事见于《始皇本纪》。此外历代刑制都没有这种刑罚。明代万历十六年制定戮尸条例，专指谋杀祖父母、父母；本朝沿袭此制，后来又扩大到强盗。所有这些酷烈重刑，固然是用来惩罚凶恶之徒的。但刑罚到了斩刑，身体和头颅分离，已经是极其惨酷的了。如果生命顷刻之间便要断绝，还要使人备受肢解、剁碎之苦；气息早已消亡，刀锯仍不肯停止。用仁人的心情来衡量，一定会感到惨痛而不忍心。’ 说是要用来惩罚原犯罪犯，可受刑者死后魂魄又知道什么；说是要用来警戒众人，但人们经常看见、经常听见这种刑罚，反而会激发其残忍本性，实在不是圣明时代所应遵行的。请把凌迟、枭首、戮尸三项刑罚一律删除，死罪处决到斩刑为止。凡律例中关于凌迟、斩枭的各条，都改为斩决；斩决以下依次递减。第二是缘坐。缘坐制度起源于秦代的夷三族和收司连坐法。汉高后废除了夷三族的法令，汉文帝废除了收捕家属、相互连坐的法律，当时都被认为是盛大的德政。可惜夷族之诛仍间或使用。晋代以下仍有家属连坐之法；唐律只有反叛、恶逆、不道等罪规定缘坐，其他罪没有。如今的法律却把奸党、交结近侍等罪都规定为缘坐，反狱、邪教等罪也规定为缘坐。一件案件牵连起来，动辄就是几十人。因为一个人的缘故牵连全家，把重罪加在无罪的人身上，汉文帝认为这是不正当的法律，反而损害百姓；北魏崔挺曾说：‘一人犯罪，牵连全家，那么司马牛便要承受桓魋的惩罚，柳下惠便要承受盗跖的诛杀，不是很悲哀吗？’这些话都是确切而正确的论断。如今各国都主张刑罚只及犯罪本人，这同“罪人不孥”的古训实相符合。请把法律中关于缘坐的各条删除：除了知情者仍按连坐治罪外，不知情者一律宽免。其余条文中涉及家属治罪的，也照此办理。第三是刺字。刺字就是古代的墨刑，即汉代的黥刑。汉文帝废除肉刑，黥刑也随之废除；魏、晋、六朝虽有给逃奴、劫盗刺字的规定，却时行时废。隋、唐都没有这种刑罚。到后晋天福年间，才创立刺字发配制度，一直沿袭到现在。最初不过用于窃盗和逃亡者，后来日益繁密。立法的原意，是想使品行恶劣的百姓知耻，或许能够悔过改恶从善。哪里知道惯于作恶的人，反而把刺字当作标记，助长了他们的凶横；偶然触犯法律的人，一旦被黥刺，便终身蒙受侮辱。肉刑早已废除，唯独这种刑罚留存，正如汉文帝所说，刻伤肌肤、造成痛苦，却没有德政；既不能收到辅助教化的益处，反而徒然留下不仁德的名声，仁政怎么应当出自这种做法？拟请把刺字的条款全部删除。凡窃盗犯都令其收进习艺所学习技艺，按照罪名轻重规定刑期，使他们熟练掌握一门技能，能够维持生活，从而减少再犯、三犯的人。一切递解犯人，都严令地方官选派差役押解；如果确实能够有力执行，逃亡者自然会减少。’ 奏章上报后，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刑罚永远删除。现行律例中所有凌迟、斩枭的条文，都改为斩决；斩决的条文，都改为绞决；绞决的条文，都改为绞监候，列入秋审的“情实”；斩监候的条文，都改为绞监候，同绞监候犯人一起列入秋审，分别定为情实或缓决。至于缘坐各条，除了知情者仍治罪外，其余全部宽免。刺字等项目也一律革除。诏旨下达后，朝廷内外都称颂不已。光绪三十二年，法律馆奏准将戏杀、误杀、擅杀等原本虚拟判处死罪的案件，分别减为徒刑、流刑。从此死刑也多有减轻。又在这一年，法律馆认为妇女收赎的银数太少，不足以起到警戒作用，议准妇女犯笞、杖罪的，按照新章罚金。徒、流、军、遣罪中，除了不孝以及奸、盗、诈伪等按旧例应实际发配的，改为留在本地习艺所服工，以十年为限；其余都准许赎罪。徒刑一年折银二十两，每五两为一等，五等徒刑依此逐等增加。由徒刑升为流刑，每一等加银十两，三等流刑也依此逐等增加。遣刑、军刑按照满流的标准科断。如果无力缴足，就把应缴的数额按照新章换算成服工日数，改为学习技艺。凡应判枷号的，不论天数多少，都酌加银五两，以表示区别。从此收赎银数也稍有变化。因此，宣统二年颁布的《现行刑律》，采纳并修订了近几年奏定的章程，把它们编入法律，于是刑罚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刑之目中，首先是十等罚刑，用来代替旧律的笞、杖刑。第一等罚银五钱，到第十等罚银十五两，这是根据法律馆议覆体恤刑狱奏章制定的。其次是五等徒刑，刑期仍同旧律。再次是三等流刑，流放路程仍同旧律，但一律不再加杖，这是因为法律馆已经在附片中奏请删除加杖。再次是两等遣刑：一是发往极边，足四千里，及烟瘴地方安置；二是发往新疆当差。由于闰刑被列入正刑，沿用范围很广，不得不另行制定制度。最后是两等死刑：绞和斩。当时虽有人主张死刑只保留一种，但旧制明显区分等级，而且凌迟、枭首等刑罚刚刚议定减除，不敢立即废除斩刑。徒刑、流刑虽然仍沿用旧律，制度却有所不同。按照习艺章程，五等徒刑按期限收入本地习艺所学习技艺；流刑、遣刑无论是否发配，都应服工。因此，在五等徒刑下注明按期限服工；流二千里注明服工六年，二千五百里注明服工八年，三千里注明服工十年，遣刑一律注明服工十二年。

译收赎则根据妇女赎罪新章酌情减少银数，并改为通行的规定。罚刑按应罚数额减半收赎；徒刑一年赎银十两，每增加一等加银二两五钱，到徒刑三年收赎银二十两。流刑每增加一等加银五两，到三千里收赎银三十五两。遣刑按满流同样科断。绞刑、斩刑收赎银四十两。这些数额也分别注明在各项刑罚条文下。但不是按条例应当收赎的，不得滥行涉及。捐赎方面，依照光绪二十九年刑部奏准的运粮事例，将银数减半，另行编为条例。笞、杖刑虽然不列入正刑，仍保留竹板，以备刑讯使用。除此以外的各种刑具全部废除，枷号也一概删去，刑罚制度较为简明了。只有“就地正法”这一项，始于咸丰三年。当时各省战事兴起，地方大员遇到土匪突然作乱，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再上奏报告。后来军务平定，边疆大员以这种做法方便自己，便沿袭不改。光绪七、八年间，御史胡隆洵、陈启泰等多次提出意见。刑部请求下令各省，体察实际情形，仍按旧例解送审勘，分别上奏。但后来各督抚都回复说地方不安，难以恢复旧制。刑部不得已，只好酌情加以限制：确实属于土匪、马贼、游勇、会匪的，才准先行正法；普通强盗不得滥引此例。自从这一章程施行，一直延续到清朝覆亡，就地正法的制度始终没能革除。志第一百十九 刑法三 太祖最初创设八旗，每旗设置总管大臣一人、佐管大臣二人。又设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称为议政五大臣；设置扎尔固齐十人，称为理事十大臣。凡审理诉讼案件，先由十名扎尔固齐审问，然后报告五大臣；五大臣再加以审问，然后报告诸贝勒。众人议定之后，仍担心有冤屈压抑，太祖亲自加以审问。天命元年，谕告贝勒、大臣说：‘国人有事，应当到公所申诉，不得跑到诸臣家中申诉。现在把这件事告知全国，自贝勒、大臣以下犯罪，都应安静听候公正裁断；执拗不服的，加等治罪。所有案件每五日到公所审断一次；如果私自在家申诉，不把人送来而私自裁断的，治罪不宽免。’天命十一年，太宗认为议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并非都分别授职，有的还兼任总管、佐管，于是召集诸贝勒议定裁撤。每旗由佐管大臣审理判决诉讼，不令其出兵驻防。每旗另设调遣大臣二员，遇到驻防、调遣所属人员的诉讼，仍令其审理。天聪七年，设置刑部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职，审理诉讼才有了专门负责的官员。世祖入主中原后，仍沿用明代旧制。各地诉讼由州县逐级上报，直到督抚；京城案件则总归三法司。明代三法司中，刑部掌管天下刑名，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清代则各省刑案一概由刑部审核复核。无需会同法司审议的案件，院、寺无从过问；需要会同法司审议的，也由刑部起草主稿。在京城的诉讼案件，无论是奏案还是咨案，都由刑部审理，因此刑部权力尤其重大。刑部最初设置十四司。雍正元年，增设现审左、右二司，审理八旗命案、盗案以及各衙门奉钦命发交的案件。后来又改并，确定为十八个清吏司：直隶、奉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刑名咨文、揭帖送到刑部后，各司拟定稿件呈堂，以决定批准或驳回。吉林、黑龙江附属于奉天，甘肃、新疆附属于陕西；京城各衙门之间涉及的文书，也分别隶属于十七司。现审案件则轮流签分。顺治十年，设置督捕衙门，置满、汉侍郎各一人，所属有前司、后司。督捕衙门起初隶属兵部，专门办理缉捕逃亡旗人的事务。康熙三十八年裁撤，将前司、后司改隶刑部。后来又合并为督捕一司，不掌管外省刑名，也不分管现审案件。刑部受理的讼案，无论已经结案还是尚未结案，每月都汇总上奏。设置督催所，按照条例规定的期限督促办理。审结通常的徒、流、军、遣等罪案，按季度汇总上题。属于奏交的案件，即使情节较轻，也要作为专案奏报结案。死罪案件取得口供后，由大理寺派寺丞或评事、都察院派御史到刑部本司会同审理，称为会小法。案件审结呈堂后，由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或少卿带领所属官员到刑部会同审理，称为会大法。如果犯人翻供、提出异议，就发回刑部各司复审；没有异议，则会同起草文稿，分别上奏。罪应立即处决、诏旨下达后，刑部本司派员监督行刑；监候的案件则列入朝审。各省关于户籍、婚姻、田地以及笞、杖等轻罪，由州县审结，按例称为自理。诉讼案件每月设立循环簿，送交督、抚、司、道查考。巡道巡视到达之处，调取循环簿查核；如有未结案件，限期催促审理。徒刑以上案件解送府、道、臬司审理转报，徒刑案件由督抚汇总后用咨文结案。涉及人命以及流刑以上的案件，专门用咨文由刑部汇总上奏。死罪中属于谋反、大逆、恶逆、不道、劫狱、反狱、杀害官员，以及洋盗、会匪、强盗、拒捕杀害官差，罪应凌迟、斩、枭首的，专门写折具奏，交刑部迅速议定。杀害一家二人的案件，交刑部迅速上奏。其余斩、绞案件，都专门写本具题，并把揭帖分别送给法司、科道，由内阁票拟，再交三法司核议。如果情节与罪名不相符合，或引用律文错误，就有的驳回命令复审，有的直接改正；符合的便依照原拟核定。议定立即处决、诏命下达后，将钉封的文书快速传送到各州县正印官或佐贰官，由他们会同武职官员执行刑罚。监候案件则列入秋审。朝审源于明天顺三年，当时规定每年霜降以后，只要有应当处决的重囚，三法司便会同公、侯、伯根据实情审录。秋审也源于明代的奏决单，即在冬至以前会同审理并决定处决。顺治元年，刑部左侍郎党崇雅上奏说：‘旧制规定，凡刑狱中的重犯，除大逆、大盗可以不等待时日处决外，其余都监候处决。京城有热审、朝审的惯例，每到霜降以后才请旨处决。在外地各省，也有三司秋审的制度，从来不会一涉及死刑就弃置市曹。希望依照惯例加以区别，以彰显敬慎刑罚、体恤生命之意。’这就是清代称秋审、朝审的开始。此后逐渐举行，法律也更加严密。最初分为情实、缓决、矜、疑四类，但疑狱很少实际出现。雍正以后加入“留养承祀”，分为五类。各省案件截止日期为：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以年前封印日为限；福建以正月三十日为限；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以每月初十日为限；河南、山东、山西以三月初十日为限；直隶以三月三十日为限。

译但遇到情节严重的案件，即使超过期限，也有声明赶入秋审的。刑部各司从年初起，将各省在截止日期前题准的案件按类别编册，发交司员审看详核。初看用蓝笔修改句读，复看用紫笔，轮流送到秋审处坐办和律例馆提调手中，由他们用墨笔书写粘签，逐一详细斟酌，然后呈堂核阅。朝审是刑部审问拟定的案件，由刑部自行确定情实或缓决。秋审则由各省督抚在应当勘验时，把犯人提解到省城，率领省内司、道官员共同勘验，确定拟议后具题。刑部等到规定期限，即五月中旬以前各省案件全部到齐，查阅外省勘验结果与刑部拟议不相符合的案件，另编一册。起初由各司议论，提调、坐办主持；接着进行堂议，由六堂主持，各司议论人员参加。议定后，刑部把原案以及法司、督抚各次勘验的供词刊印成招册，送给九卿、詹事、科道各一份，在八月内确定日期，于金水桥西会同详细核查。先进行朝审，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入座，刑部把监狱中应当处死的犯人提到堂上，命书吏朗读罪状及拟定情实、缓决的概要，事情办完后押回监禁。第二天进行秋审，依据招册审核；如果都没有异议，便会同把原拟结果陆续具题。如果有异议，就在前一期签署意见并商议。如果各方坚持己见、不能相互说服，持异议的人便上奏，由刑部回复上奏，听候裁决。如果异议涉及原审，就直接扣下案件重新审讯。二百多年来，刑部历来办理秋审、朝审，查考句读、讲解贯通，周密到了极点，长官常以此考核各司官员的优劣。究竟人命关系重大，死者不能复生，所以审慎宽宥尤其体现在情实、缓决的区分上。乾隆以前，各司任意拟定判决，常常不一致。乾隆三十二年，才酌情制定比照条款四十则，刊印分发各司，并颁发各省，作为勘验、拟定判决的准绳。乾隆四十九年，又重新增补编纂。后来刑部侍郎阮葵生另行编成《秋谳志略》，此后规矩大致完备，朝廷内外凡论说秋审勘验的都依照它，并比照历年成案。因此秋审、朝审会议上，坚持异议而专门上奏的人，常常多得数不胜数。秋审奏本上报后，列入缓决的犯人得到诏旨后，刑部将戏杀、误杀、擅杀犯人奏请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窃盗赃物达到满数，以及三次盗窃赃物达到五十两以上的犯人，奏请减为发往云南、贵州、两广的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其余犯人仍旧监禁，等到经过三次秋审后再查办。间或有第一次列入缓决、后来又改为情实的，这是皇上临时掌握裁决权，并非常例。列入可矜的，有的减为流刑，有的减为徒刑。列入留养承祀的，给犯人戴枷两个月，责打四十板后释放。案件如果属于斗殴杀人，追缴银二十两给死者家属作为赡养费。情实大体分为三类：服制犯、官犯、常犯。奏本下发后，内阁随即命令钦天监分期选择日期。句决日期确定后，刑部按期进呈黄册。到这一天，皇帝穿素服临朝，大学士、三法司官员侍奉在旁；皇帝手执朱笔，有时命大学士按名单勾决。服制册大多是杀伤期功尊长的案件，既然因情节较轻而改为监候，通常不勾决；情实案件审到第二次，大学士会同刑部奏请改为缓决。官犯中情节严重的，刑部从严陈述罪情，不容侥幸免罪；情节较轻的，一律免予勾决，经过十次改为缓决。常犯列入情实的，本来都是罪无可逃的；但其中如果还有一线可以原谅，刑部便在粘签上陈述理由，通常能够得到恩典而不予勾决，经过十次也改为缓决。按照旧例，勾决重囚要由刑科三次复奏；乾隆十四年起简去两次，只在勾决前五日复奏一次。勾决日期到来时，将原奏本进呈复阅；等候批示下发后，在京城按例由刑科给事中、刑部侍郎各一人前往西市监督。在京官犯无论是否勾决，都要绑赴行刑场听候处决。在外地，刑部各司把勾决名单连同榜文一起钉封，送交兵部通过驿站发出；文书到达之日便执行刑罚。如果恰逢庆典或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便下诏停止勾决。顺治十三年，世祖谕令刑部说：“朝审、秋决，是刑狱中最重要的制度。朕一定要详细阅看供词案卷的始末，做到情节与罪名相符，使被判死刑的人不含冤。如今[“烸”字疑误]期将近，朝审才刚结束，供词册案很多，还来不及详细简阅，若突然执行死刑，朕心中不忍。今年姑且下令暂停秋决，以昭示朕体恤怜悯的心意。”从此以后，各朝在秋审案件上都勤勉谨慎地校阅。康熙二十二年，圣祖在懋勤殿召见大学士、学士等入内，共同酌定京城秋审中罪情属实的重犯。圣祖把罪案逐一亲自阅看，反复详细审查，确实没有任何可宽恕理由的，才定为情实。于是谕令说：“人命关系重大，所以召你们来共同商议斟酌。情节有可以原谅的，就要给他留下生路。”雍正十一年，世宗在洞明堂阅看秋审情实的供词册案，谕令刑部说：“各位臣下呈进的供词册案，都已经仔细斟酌，拟定为情实。但其中若还有一线可生的机会，你们也应当陈奏。前些日子拟定为情实，是依法办事；到了现在句到共同商酌时，又应当推究实际情由，绝不能因为前次奏报难以更改，就隐瞒不说。”高宗尤其重视刑名案件，秋审册上常常批示责备。乾隆三十一年，湖南官犯饶佺因包庇自己的过错而被判处死刑。等到阅看浙江省的供词册案时，得知知府高象震也因承办审讯时加以包庇，原来的题报只拟定发往军台效力。于是急忙谕令湖南巡抚暂缓执行饶佺的死刑，命刑部查明两案情节不同，才明确下谕处分。其慎重对待审判制度，就是这样。仁宗也熟悉法律。嘉庆七年，御史广兴参与议定秋审，奏请把因斗殴杀人而原拟缓决的广东姚得辉改列为情实，并援引乾隆十八年“一命必有一抵”的旨意。仁宗说：“‘一命一抵’原本是指械斗等案件而言；至于寻常斗殴，各自打死各人的案件，自然应斟酌情理是否公平，分别定为情实或缓决。若拘泥于‘一命必有一抵’这句话，那么秋审囚徒中凡是杀伤致死的案件，就都要拟定为情实，也就不必设置缓决一项了。哪有这样的道理？”命令仍按原拟列入缓决。他对法律含义的剖析，极为明白公允。此后宣宗、文宗遵循旧例，很少有可以记述的事情。穆宗、德宗两朝临朝听政时，每逢句到，便命一名大学士捧着名单进入内阁，恭敬地代为办理，后来遂成为惯例。此前实行的秋审条款，因为光绪末年死刑逐渐减免降等，法律馆重新加以厘定，奏请颁行内外各地。

译热审制度在顺治初年继续举行。康熙十年规定，每年从小满后第十日起，到立秋前一日止，不是罪情属实的死罪犯以及军犯、流犯，都酌情减免一等。康熙四十三年，谕令刑部停止热审。雍正初年又恢复。乾隆以后，只准免除笞刑、杖刑，随后按八折减轻执行释放，枷号也逐渐解除，其余刑罚不涉及。并且热审只在京城实行，外省笞刑、杖刑由地方自行处理，无法考核，不过是具文而已。各朝没有寒审，但有隆冬停止发遣军犯、流犯、遣犯的规定。尚未起解的，从十月至次年正月底以及六月都停止发遣；如果已经走到中途，到十一月初一日准许停解。若目的地不远，并且是发往东南各省，犯人有情愿继续前进的，也一律起解。又有停止审理的规定：每年正月、六月、十月以及元旦节日七天、上元节三天、端午、中秋、重阳各一天、万寿圣节七天，各坛庙祭祀和斋戒以及忌辰穿素服等日子，还有封印日期、四月初八日、每月初一和初二，都不办理刑名案件。然而京内外审理刑狱的衙门，在正月、六月、十月、封印日期以及每月初一、初二等日，并不完全按此例执行。农忙停审，则从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一切户籍、婚姻、田土等细小纠纷不准受理，刑事案件不在此限。又有停止行刑的规定：每年正月、六月以及冬至前十天、夏至前五天，所有应立即处决的犯人以及秋审、朝审中应处决的重囚，都停止行刑。各级审判中，各直省以州县的正印官作为初审官。不服判决的，可以逐级向府、道、司、院申诉；越级上诉的，处笞刑。有受到冤屈而到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的，称为“京控”。登闻鼓在顺治初年设于都察院。顺治十三年，改设在右长安门外，每日由一名科道官轮流值班。后来移入通政司，另设鼓厅。投状并击鼓，或遇皇帝乘舆出郊时迎驾申诉的，称为“叩阍”。从前有人擅自进入午门、长安门、堂子跪地申诉，或者敲打长安门内、正阳门外的石狮鸣冤，后来严禁而绝迹。即使迎接皇帝车驾时冲撞仪仗，也会获罪至发往军中充军。京控和叩阍案件，有的发回有关省份督抚办理，有的奏请交刑部提审。如果情节罪行重大，或牵涉各省高级官员，或者经言官、督抚弹劾，往往奉皇帝命令派大臣到场审理。发回重审和驳回重审的案件，责成督抚率同司、道官员亲自审讯，不准再发回原来的审问官，称为“钦部事件”。文官、武官犯罪，由题报参劾并革职。道员、知府、副将以上官员，选派道员审理；同知、游击以下官员，选派知府审理。巡按御史在顺治初年仍经常设置。顺治四年，采纳大理寺卿王永吉的奏议，派官员到各直省审理刑狱、体恤囚犯，但都没有持续多久便停止。外省刑名案件于是总归按察使司办理，而督抚负责承受其成案。京城内城的笞、杖案件以及与罪名无关的词讼，由步军统领办理；外城由五城巡城御史办结；徒刑以上案件送交刑部，重大案件则奏请交刑部审理。若遇特别重大的案件，有时命王公、大臣、大学士、九卿会同审讯。顺治至乾隆年间，也有皇帝亲自审讯的情况。法律所称“八议”对象犯罪，必须密封奏报，请皇帝下旨，不许擅自审问定罪。京城内大小官员也同样办理。宗室犯罪，由宗人府会同刑部审理。觉罗犯罪，由刑部会同宗人府审理。所犯笞刑、杖刑、枷号，依照常例折算罚款或责打；犯徒刑的，由宗人府拘禁；军刑、流刑、锁禁，都按照旗人折算枷号的日期，期满释放。屡次犯军刑、流刑的，发往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圈禁；犯死刑的，由宗人府呈进黄册。宦官犯轻罪，由内务府慎刑司审讯判决；徒刑以上也送交刑部。八旗地亩诉讼归户部现审处办理，刑事案件一律归刑部。清初有都统会审制度，也有高墙拘禁条款，到乾隆时都废除了。旗营驻防的省份，额设理事同知。旗人狱讼由同知会同州县审理。热河都统衙门特设理刑司，由刑部派员审理诉讼，三年一任。同治三年，因为吉林狱讼繁多，下诏依照热河设立刑司的制度，命刑部选派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分别掌管印信、起草文稿，统归将军管辖。后来吉林建省，理刑司被裁撤，而热河仍照旧。蒙古地区的刑狱案件，由内外扎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及协理台吉等承办审理。康熙三十七年，曾派内地官员教导蒙古王公等审断盗案，后来不再常设。蒙古人与民人交涉的案件，由地方官会同审理；死罪由盟长核实上报理藩院，再由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奏请定罪。在京城犯斩刑、绞刑的案件，经刑部审理完毕后，也由理藩院会同法司办理。盛京刑部掌管审理盛京旗人以及关外蒙古人的狱案。秋审时，会同四部侍郎、奉天府尹酌定情实、缓决，汇总题报，这些都是特殊制度。凡是检验尸体，都以宋代宋慈所撰《洗冤录》为准。刑部题定验尸图格，颁行各省。人命案件呈报到官后，地方正印官带着刑书、仵作，立即亲自前往验看。仵作根据伤口部位的分寸、行凶所用器物以及伤痕的长短、深浅，一一填入尸图。若死者亲属控告说伤痕与原验不符，准许再次复验，但不得违例进行三次检验。若是自缢、溺水、事主被杀等案件，尸亲呈请免验的，听其请求。京城内城的正身旗人以及香山等处各营房的人命案件，由刑部当月值司官员前往检验。街道及外城的人命案件，无论旗人、民人，都归五城兵马司指挥检验。检验不据实办理的，要受刑罚。凡审讯囚犯使用杖刑，每天不得超过三十下。热审时可以使用掌嘴、跪炼等刑罚；强盗杀人案件酌情使用夹棍；妇人[“▯”字疑误]指，均不得超过两次。其余一切非法刑讯都禁止。判定罪行必须取得犯人的认罪供词。法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的条文，但除非是共犯逃亡，并且罪行在军刑、流刑以下，一般不轻易采用。

译各类案件都有审理期限。直省普通人命案件期限为六个月；盗劫案件、情节严重的人命案件、钦部事件以及抢夺、挖坟等一切杂案，期限均为四个月。期限为六个月的，州县三个月内解送府州，府州一个月内解送司，司一个月内解送督抚，督抚一个月内咨报题奏。期限为四个月的，州县两个月内解送府州，府州二十日内解送司，司二十日内解送督抚，督抚二十日内咨报题奏。若案件中的正犯和重要证人尚未捕获，或犯人在监中患病，准许展期或扣除相应期限。若需跨辖区提取人员或查办，以公文到达之日起计算期限。期限届满仍未结案，督抚咨报刑部，从期满之日起重新计算，再给二、三、四个月期限，各级分限照前。若仍然迟延超期，按例参奏处分。按察司自行审理的案件，限一个月结案；州县自行审理的案件，限二十日审结；上级批发的案件，限一个月审理上报。刑部现审案件，笞、杖案件限十日，遣、军、流、徒案件限二十日，命案、盗案等应会同三法司审理的案件限三十日。每月奏报时，要说明是否超过期限。如有患病、查传等情况，也可依例扣除或展延期限。要求迅速议定、迅速题奏的案件，都限五日内复核。死罪会同核议，自科道抄录的文书送到刑部之日起，立即执行的案件限七十日，监禁候决的案件限八十日。会同题奏复核时，都察院、大理寺等各院寺分别限八日。由咨文改为题奏的案件，展期十日。属于清文加译汉文的，限十日或二十日，超过期限要附带参劾。盗贼一个月未能捕获，捕役、汛兵处笞刑，官员罚俸。吏部、兵部关于处分的则例中，还有疏于防范以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参劾的区别。命案凶犯在逃，承缉、接缉人员也按期限分别参劾。但法例虽严，善于规避的人大概仍旧如此。凡解送犯人有三种：第一，定案时的解审。徒犯解送到府州后转报；军犯、流犯、遣犯和死罪犯，从府州逐级解送到省，每级都要审讯，确认没有异议后，督抚才咨报题奏。第二，秋审时的解勘。死罪中不是立即处决的，发回本州县监禁，等到秋审时直接解送到司审查勘验。官犯从定案时起就拘禁在司监中等待处理。普通犯人被定为缓决的，经过两次秋审后，就不再解送。直省各边地有的离督抚驻地遥远，由所属巡道审勘并加具结语后转报，这不是通例。第三，发遣时的解配。徒犯发往隔县，军犯、流犯起解到指定省份，事先咨明应接收省份的督抚，查照道里表，酌量州县大小、远近以及配发军犯、流犯的多少，提前确定地点，并通知入境后第一站的州县，犯人一到便立即转发。遣犯解送到法定地点安插。犯人原籍州县派差役押解，称为“长解”；沿途州县派兵役护送，称为“短解”。罪囚根据罪名轻重，规定使用铁锁、脚镣和[“钅▯”字疑误]道的数量。若在途中不慎遗失囚犯，要审明是否有受贿放纵情形，分别治罪。跨辖区关提以及发交各地官员管束的，也按此办理。京城现审案件中，徒犯发往顺天府服徒刑。流犯由刑部确定发配地点，行文给顺天府起解押送。五军咨由兵部确定地点并提解发遣，外遣犯也由兵部行文派差役起解。总计诉讼从开始审理到最终结案，所经历的程序各有定规，不得逾越。到了光绪变法时期，光绪三十二年，改刑部为法部，统一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设置总检察厅，专门负责审判。于是法部不再掌管现审，各省刑名案件划归大理院复判，也不再会同都察院，三法司制度废止。题本改为摺奏，内阁无事可做。秋审、朝审专归法部办理，其中判为缓决的案件随案说明，不再另行勘验，九卿、科道会审制度也废止。京师及各省设置高等审检厅，都城、省会和商埠各设置地方及初级审检厅，改按察使为提法司。光绪三十二年，法部奏定各级审检厅试办章程。宣统二年，法律馆奏请颁行《法院编制法》：由初级审检厅起诉的案件不服，可以由地方审检厅上诉到高等审检厅；由地方审检厅起诉的案件不服，可以由高等审检厅上诉到大理院，称为“四级三审”。从前的审级、审限、解审、解勘制度，只在州县实行，不施行于法院。审判分为民事、刑事。民律难以完成，所依据的只是旧律中关于户役、田宅、钱债、婚姻的各条规定，法律还不完备。司法事务有年度审查，判决有评议，刑事案件有检察官到场审理，人命案件由检察官验尸，这些都是法院实行而州县不能实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大概是各种制度杂糅在一起的。然而当时之所以急于改革，也只是为了效法东西方列强，借此收回领事裁判权。考察领事裁判制度，它实行于上海会审公堂，源头始于咸丰朝。清政府同英国、法国等国签订通商条约，条约规定中外商民发生诉讼，分别到被告所属国家的官员处控告，各按本国法律审判。后来同其他国家缔约时，都援引利益均沾的说法，纷纷仿效。同治八年，制定洋泾浜设官章程，选派同知一员，会同各国领事审理华洋诉讼。对于外国人应否判刑，审判官按例不过问；华人则只限于钱债、斗殴、盗窃等罪，在枷刑、杖刑以下的，准许直接判决责打。后来各国领事扩大权限，会审公堂甚至有径自判处监禁数年的。外国人不受中国刑法约束，华人反而要接受外国裁判。清朝末年的士大夫熟悉国际法的，常常责怪当时议定条约的大臣不了解外情，以致我国的司法权白白丧失。光绪庚子年以后，各国重新订立和约，我国一再争取要求撤销领事裁判权，但各国使臣借口中国法制不完善，坚持不肯答应。等到争取此事已经十分紧迫，才声明将来如果中国审判制度得到改良，便同意废除领事裁判权。这些内容载在条约章程中，作为双方凭据。因此光绪二十八年设立法律馆时，有“按照交涉情形，参考各国法律，务必使中外都能通行”的宗旨。大概也是想修订、完善法律，使外国人接受中国法律。外交取决于国家势力的强弱，权利既已丧失，哪里是凭口舌能够争回来的？所以整天谈论变法，等到国家根本已经受损，最终收效却很少，难道是法制本身的过错吗？不过，其中有些改革略有成效却没有完成的，是监狱制度；有些关系国家政体而没有改革的，是赦免制度。

译监狱制度随着刑制而变化。从前监禁羁押罪犯，并不区分已经判决和尚未判决的犯人。关在狱中的，大多是尚未判决的犯人。已经定罪后，笞刑、杖刑折算责罚后释放；徒刑、流刑、军刑、遣刑当天发配；长期关押的只是斩刑、绞刑监禁候决者。州县监狱以吏目、典史为管狱官，知州、知县为负责狱务的官员；司监则设置按司狱。各监设内监关押死囚，设外监关押徒刑、流刑以下犯人；妇女另设一室，称为女监。徒刑以上的犯人加锁收押，杖刑以下的分散关押。囚犯每天供应仓米一升，寒冷时供应棉衣一件。锁、枷经常洗涤，席子、草荐经常铺设；夏天准备凉浆，冬天设置暖床；患病则供应医药。然而外省监狱大多狭窄低湿，所以条例规定，轻罪犯人以及牵连案件的证人、佐证人，准许取保候审。无奈州县害怕因此耽误案件，常常以班馆差带等名目派人押解，胥役借机虐待欺诈，弊端越来越多。虽然内外臣工多次参奏，仍不能革除。刑部设有南监、北监，额设司狱八员、提牢二员，掌管狱卒，稽查罪囚，轮流分班值守。每月派御史查监，若有囚犯瘐死，也报告御史前来验看。年终还由刑部汇总奏报一次，使防范和管理做到周密完备。光绪三十二年审判划归大理院后，大理院设置看守所，拘押等待审讯的犯罪嫌疑人，各级审检厅也同样设置。于是法部监狱空了下来。另在外城设置已决监，用来容纳徒犯、流犯劳动，并命令各省设置新式监狱，其制度大多取自日本。监房有固定式样，工厂有规定的工作程序。法律馆特意派员到日本考察，又开设监狱学堂，为京城和外地的新监狱培养人才。然而当时新法刚开始实行，各项安排尚不完备，外省又受财力限制，未能普遍设置。赦典有恩赦、恩旨的区别。历朝皇帝登极、升祔、册立皇后、皇帝五十岁以上万寿、皇太后六十岁以上万寿以及武功取胜等情况，按例都有恩赦。诏书中说明：官吏、军人、百姓等犯罪，除谋反、大逆、子孙谋杀祖父母或父母、内乱、妻妾杀丈夫、奴婢杀主人、杀死一家三人且不属于死罪、采生折割人、谋杀、故意杀死确实有人命、用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确属死罪的，不予赦免；军务中获罪、隐匿逃人以及侵吞贪污入己的，也不予赦免；其余已经发觉或尚未发觉、已经结案或尚未结案的，一律赦免。若只是寻常万寿和喜庆等事情，则传旨施行赦免。恩赦是死罪以下一律免除，恩旨则将死罪以下的刑罚逐级减轻。诏书颁布后，刑部检查已成案件，分别确定准许免除或不准免除，列成清单奏请定夺，称为“恩赦条款”。恩旨则分别确定准许减刑或不准减刑，称为“减等条款”。刑部设置减等处，专门负责核查驳正。皇帝巡幸所经过的地方，赦免一方，以及因水灾、旱灾、兵灾而清理狱案的，则按照诏旨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明代制度规定，徒犯、流犯已经到达配所的，不再援引赦令。清朝从康熙九年起，准许在配所的徒犯遇到赦令时释放。乾隆二年恩诏规定，军犯、流犯在配所服刑三年，安静守法、悔过自新，情愿回原籍的，查明后准许释放。到了嘉庆二十五年，才把已经到达配所但未满三年的人犯一并查办，这尤其是宽大的典制。古人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是君子的不幸。”意思只是说赦恩不能滥用。至于特别重大的庆典，特意颁布恩诏，使人洗除过失、清清白白重新做人，也未尝不是仁政的一种表现。清朝一代，赦典多次颁布，但条款相当严格，不必担心被滥用。而且借庆典施恩，是君王驾驭天下的重要权力，并不是随意为之。因此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帝登极时，仍依照旧例实行大赦。

译志第一百二十。艺文志第一。清朝兴起于东北边地，太宗设置文馆，命达海等人翻译经史。又改设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编纂国史、收藏书籍，文教事业开始兴盛。世祖入主中原后，命冯铨等人商议修撰《明史》，又下诏搜求遗书。圣祖继承帝位，下诏选举博学鸿儒，修订经史、编纂图书，尊崇古学、重视文教，以文德润饰宏大的功业，天下文士纷纷仰慕归向。高宗即位后继续举行博学鸿词科，广泛搜集遗失典籍，特命编修《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参与其事的三百多人都是一时之选，历时二十年才告完成。全书三万六千册，抄写七部，分别收藏在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又命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种，共一万零二百四十六种。又命于敏中、王际华选取其中精华，另编为《四库荟要》，共一万二千册，抄写两部，收藏在大内摛藻堂和御园味腴书屋。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三百八十五种，交给武英殿用聚珍版印行。当时收藏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还存有二万零四百七十三卷，共九千八百八十一册。其中宋、元时期的精刻本，大多收藏在内府，天禄琳琅一类藏书，宫史记载十分详尽。经籍既然兴盛，学术也随之昌明，文治的隆盛是汉、唐以来所未能达到的。各省先后进献书籍，大约达到一万种；阮元补辑《四库全书》未收书四百五十四种，又刊刻《经解》一千四百一十二卷；王先谦又刊刻《续经解》一千三百一十五卷；各省督抚还广泛修纂方志，使各郡县的典章制度灿然完备。后来曾国藩倡议设立金陵、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张之洞设立广雅书局，聘请博雅儒者，校勘刊印各类典籍；私人辑录刊刻的书也日益增多，丛书的丰富，是前代所不能相比的。到了近代后期，西方风气传入东方，人们争相翻译西方书籍，学术和技艺并重。敦煌写经、殷墟龟甲等奇书秘宝，为考古提供了资料，对学术的帮助尤其多，确实汇集了古今未有的盛况。艺文志旧例一律列举古籍，这里仿照《明史》编志，凡是著录的书籍，断自清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四百七十三卷、一千四百十二卷、一千三百十五卷〕 只是清人辑录的古代佚书很多，不能略去，所以附载在各类之后。经部共分十类：第一为易类，第二为书类，第三为诗类，第四为礼类，第五为乐类，第六为春秋类，第七为孝经类，第八为四书类，第九为经总义类，第十为小学类。易类。《易经通注》九卷，顺治十三年傅以渐等奉诏撰写。《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牛钮等奉诏撰写。《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诏撰写。《周易述义》十卷，乾隆二十年傅恒等奉诏撰写。《易图解》一卷、《周易补注》十一卷，简亲王德沛撰写。《易翼》二卷，孙承泽撰写。《读易大旨》五卷，孙奇逢撰写。《周易稗疏》四卷、《考异》一卷、《周易内传》六卷、《发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外传》七卷，王夫之撰写。《易学象数论》六卷，黄宗羲撰写。《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黄宗炎撰写。《读易笔记》一卷，张履祥撰写。《周易说略》四卷，张尔岐撰写。《易酌》十四卷，刁包撰写。《易闻》十二卷，归起先撰写。《田间易学》十二卷，钱澄之撰写。《大易则通》十五卷、《闰》一卷、《易史》一卷，胡世安撰写。《周易疏略》四卷，张沐撰写。《易学阐》十卷，黄与坚撰写。《读易绪言》二卷，谢文洊撰写。《易经衷论》二卷，张英撰写。《读易日钞》六卷，张烈撰写。《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彖大指》二卷、《周易观彖》十二卷，李光地撰写。《周易浅述》八卷，陈梦雷撰写。《周易定本》一卷，邵嗣尧撰写。《易经识解》五卷，徐秉义撰写。《易经筮贞》四卷，赵世对撰写。《周易明善录》二卷，徐继发撰写。《易原就正》十二卷，包仪撰写。《周易通》十卷、《周易辨正》二十四卷，浦龙渊撰写。《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纳喇性德撰写。《周易筮述》八卷，王弘撰撰写。《周易应氏集解》十三卷，应扌为谦撰写。《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毛奇龄撰写。《乔氏易俟》十八卷，乔莱撰写。《大易通解》十卷，魏荔彤撰写。《周易本义蕴》四卷、《周易蕴义图考》二卷，姜兆锡撰写。《周易传注》七卷、《周易筮考》一卷，李▯恭撰写。《学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说》八卷，晏斯盛撰写。《周易札记》二卷，杨名时撰写。《易经详说》不分卷，冉觐祖撰写。《易经辨疑》七卷，张问达撰写。《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朱轼撰写。《易宫》三十六卷、《读易管窥》五卷，吴隆元撰写。《读易观象惺惺录》十六卷、《读易观象图说》二卷、《太极图说》二卷、《周易原始》一卷、《天水答问》一卷、《羲皇易象》二卷、《羲皇易象新补》二卷，李南晖撰写。《孔门易绪》十六卷，张德纯撰写。《易图明辨》十卷，胡渭撰写。《身易实义》五卷，沈廷劢撰写。《先天易贯》五卷，刘元龙撰写。《易互》六卷，杨陆荣撰写。《周易玩辞集解》十卷、《易说》一卷，查慎行撰写。《易说》六卷，惠士奇撰写。《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胡煦撰写。《易笺》八卷，陈法撰写。《周易观象补义略》不分卷，诸锦撰写。《索易臆说》二卷，吴启昆撰写。《周易孔义集说》二十卷，沈起元撰写。《陆堂易学》十卷，陆奎勋撰写。《易经揆一》十一卷、《易学启蒙补》二卷，梁锡▯兴撰写。《易经诠义》十五卷、《易经如话》十五卷，汪绂撰写。《周易本义爻征》二卷，吴日慎撰写。《周易图说正编》六卷，万年茂撰写。《易翼述信》十二卷，王又朴撰写。《周易原始》六卷，范咸撰写。《周易浅释》四卷，潘思★撰写。《易学大象要参》四卷，[二]林赞龙撰写。《周易解翼》十卷，上官章撰写。《东易问》八卷，魏枢撰写。《周易洗心》九卷，任启运撰写。《空山易解》四卷，牛运震撰写。《周易剩义》二卷，童能灵撰写。《周易汇解衷翼》十五卷，许体元撰写。《易象援古》不分卷，申尔宣撰写。《丰川易说》十卷，王心敬撰写。《周易粹义》五卷，薛雪撰写。《周易图说》六卷，蔡新撰写。《读易别录》三卷，全祖望撰写。《周易经言拾遗》十四卷，徐文靖撰写。《易象大意存解》一卷，任陈晋撰写。《周易集解纂疏》三十六卷，李道平撰写。《周易图书质疑》二十四卷，赵继序撰写。《易象通义》六卷，秦笃辉撰写。《易深》八卷，许伯政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二卷、正二十四卷、八十卷、十三卷〕 《易说存悔》二卷，汪宪撰写。《卦气解》一卷、《八卦观象解》二卷、《彖传论》一卷、《彖象论》一卷、《系辞传论》二卷，庄存与撰写。《易例举要》五卷、《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吴鼎撰写。《周易大衍辨》一卷，吴鼐撰写。《周易井观》十二卷，周大枢撰写。《周易注疏校正》一卷，卢文弨撰写。《易守》三十二卷，叶佩荪撰写。《周易二闾记》三卷、《周易小义》二卷，茹敦和撰写。《周易辑要》五卷，朱瓒撰写。《易卦私笺》二卷，蒋衡撰写。《易经明洛义》六卷，孙慎行撰写。《易卦图说》一卷，崔述撰写。《周易章句证异》十一卷，翟均廉撰写。《周易考占》一卷，金榜撰写。《易经贯一》二十二卷，金诚撰写。《周易辨画》四十卷，连斗山撰写。《大易择言》三十六卷、《程氏易通》十四卷、《易说辨正》四卷，程廷祚撰写。《周易悬象》八卷，黄元御撰写。《周易本义注》六卷，胡方撰写。《周易略解》八卷，冯经撰写。《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易微言》二卷、《易大谊》一卷、《周易本义辨证》五卷、《增补周易郑注》一卷、《周易郑注爻辰图》一卷、《易说》六卷，惠栋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卷、十八卷〕

译《观象居易传笺》十二卷，汪师韩撰写。《周易述翼》五卷，黄应骐撰写。《周易述补》五卷，李林松撰写。《孙氏周易集解》十卷，孙星衍撰写。《卦本图考》一卷，胡秉虔撰写。《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礼》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言》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变表》二卷、《周易郑氏义》二卷、《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图条辨》一卷、《易纬略义》三卷，张惠言撰写。《易大义补》一卷，桂文灿撰写。《学易讨原》一卷，姚文田撰写。《易说》十二卷、《易说便录》二卷，郝懿行撰写。《易经衷要》十二卷，李式穀撰写。《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周易补疏》二卷、《易馀籥录》二十卷、《易话》二卷、《易广记》二卷，焦循撰写。《易经异文释》六卷、《李氏集解賸义》三卷、《校异》二卷，李富孙撰写。《易问》四卷、《观易外编》六卷，纪大奎撰写。《周易指》三十八卷、《易例》一卷、《易图》五卷、《易断辞》一卷，端木国瑚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卷、万年、三十六卷、二十四卷〕 《卦气解》一卷、《周易考异》二卷，宋翔凤撰写。《古易音训》二卷，宋咸熙撰写。《周易倚数录》二卷、《图》一卷，杨履泰撰写。《周易虞氏略例》一卷，李锐撰写。《周易学》三卷，沈梦兰撰写。《周易述补》四卷，江籓撰写。《六十四卦经解》八卷、《易郑氏爻辰广义》二卷、《易经传互卦卮言》一卷、《易章句异同》一卷、《易消息升降图》二卷、《学易札记》四卷，朱骏声撰写。《易经述传》二卷、《周易讼卦浅说》一卷、《周易解诂》一卷、《易经象类》一卷，丁晏撰写。《周易姚氏学》十六卷、《周易通论月令》二卷、《易学阐元》一卷，姚配中撰写。《虞氏易消息图说》一卷，胡祥麟撰写。《易确》十二卷，许桂林撰写。《易汉学考》二卷、《易汉学师承表》一卷、《易彖传大义述》一卷、《易爻例》一卷，吴翊寅撰写。《周易附说》一卷，罗泽南撰写。《周易旧疏考证》一卷，刘毓崧撰写。《读易丛记》二卷，叶名沣撰写。《周易旧注》十二卷，徐鼐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卷、九十卷、正一卷、三十二卷、十一卷、一二十二卷、四十卷、三十六卷、正四卷、二十三卷〕 《郑氏爻辰补》六卷，戴棠撰写。《周易爻辰申郑义》一卷，何秋涛撰写。《诸家易学别录》一卷、《虞氏易学汇编》一卷、《周易卦象集证》一卷、《周易互体详述》一卷、《周易卦变举要》一卷，方申撰写。《周易故训订》一卷，黄以周撰写。《易例辑略》五卷，庞大堃撰写。《易贯》五卷、《玩易篇》一卷、《艮宧易说》一卷、《邵易补原》一卷、《卦气直日解》一卷、《易穷通变化论》一卷、《八卦方位说》一卷、《卦象补考》一卷、《周易互体征》一卷，俞樾撰写。《陈氏易说》四卷、《读易汉学私记》一卷，陈寿熊撰写。《易释》四卷，黄式三撰写。《读易笔记》二卷，方宗诚撰写。《周易释爻例》一卷，成蓉镜撰写。《易解说》二卷，吴汝纶撰写。《易经通论》一卷，皮锡瑞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卷、十卷、九卷、十四卷、三卷、二十卷、三十八卷〕 《唐史征周易口诀义》六卷，唐人撰写。《温公易说》六卷，宋代司马光撰写。《易学辨惑》一卷，宋代邵伯温撰写。《读易详说》十卷，宋代李光撰写。《周易窥馀》十五卷，宋代郑刚中撰写。《易变体义》十二卷，宋代都絜撰写。《易原》八卷，宋代程大昌撰写。《易说》四卷，宋代赵善誉撰写。《易传灯》四卷，宋代徐总幹撰写。《厚斋易学》五十二卷，宋代冯椅撰写。《易象意言》一卷，宋代蔡渊撰写。《周易详解》十六卷，宋代李杞撰写。《读易举要》四卷，宋代俞琰撰写。《周易象义》十六卷，宋代丁易东撰写。《易纂言外翼》八卷，元代吴澄撰写。《易精蕴大义》十二卷，元代解蒙撰写。《易学变通》六卷，元代曾贯撰写。以上各书均为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诏辑录。《周卜氏易传》一卷，汉代孟喜撰写。《周易章句》一卷，汉代京房撰写。《周易传》一卷，汉代马融撰写。《周易注》一卷，汉代荀爽撰写。《周易注》三卷、《补遗》一卷，汉代郑玄撰写。《周易章句》一卷，汉代刘表撰写。《周易注》一卷，汉代宋衷撰写。《周易章句》一卷，魏代董遇撰写。《周易注》一卷，魏代王肃撰写。《周易注》一卷，蜀汉范长生撰写。《周易述》一卷，吴国陆绩撰写。《周易注》一卷，吴国姚信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一卷〕 《郑氏爻辰补》六卷，戴棠撰写。《周易爻辰申郑义》一卷，何秋涛撰写。《诸家易学别录》一卷、《虞氏易学汇编》一卷、《周易卦象集证》一卷、《周易互体详述》一卷、《周易卦变举要》一卷，均为方申撰写。《周易故训订》一卷，黄以周撰写。《易例辑略》五卷，庞大堃撰写。《易贯》五卷、《玩易篇》一卷、《艮宧易说》一卷、《邵易补原》一卷、《卦气直日解》一卷、《易穷通变化论》一卷、《八卦方位说》一卷、《卦象补考》一卷、《周易互体徵》一卷，均为俞樾撰写。《陈氏易说》四卷、《读易汉学私记》一卷，均为陈寿熊撰写。《易释》四卷，黄式三撰写。《读易笔记》二卷，方宗诚撰写。《周易释爻例》一卷，成蓉镜撰写。《易解说》二卷，吴汝纶撰写。《易经通论》一卷，皮锡瑞撰写。

译唐代史徵撰《周易口诀义》六卷。宋代司马光撰《温公易说》六卷。宋代邵伯温撰《易学辨惑》一卷。宋代李光撰《读易详说》十卷。宋代郑刚中撰《周易窥馀》十五卷。宋代都絜撰《易变体义》十二卷。宋代程大昌撰《易原》八卷。宋代赵善誉撰《易说》四卷。宋代徐总幹撰《易传灯》四卷。宋代冯椅撰《厚斋易学》五十二卷。宋代蔡渊撰《易象意言》一卷。宋代李杞撰《周易详解》十六卷。宋代俞琰撰《读易举要》四卷。宋代丁易东撰《周易象义》十六卷。元代吴澄撰《易纂言外翼》八卷。元代解蒙撰《易精蕴大义》十二卷。元代曾贯撰《易学变通》六卷。以上各书，都是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皇帝敕令辑录的。《周卜氏易传》一卷。汉代孟喜撰《周易章句》一卷。汉代京房撰《周易章句》一卷。汉代马融撰《周易传》一卷。汉代荀爽撰《周易注》一卷。汉代郑玄撰《周易注》三卷，另有《补遗》一卷。汉代刘表撰《周易章句》一卷。汉代宋衷撰《周易注》一卷。魏代董遇撰《周易章句》一卷。魏代王肃撰《周易注》一卷。蜀代范长生撰《周易注》一卷。吴代陆绩撰《周易述》一卷。吴代姚信撰《周易注》一卷。吴虞翻《周易注》十卷；晋代王廙《周易注》一卷；晋代张璠《周易集解》一卷；晋代向秀《周易义》一卷；晋代干宝《周易注》一卷；晋代翟玄《周易义》一卷；齐代刘巘《周易义疏》一卷。以上各书均由孙堂辑录。《连山》一卷，《归藏》一卷；汉代蔡景君《易说》一卷；汉代丁宽《易传》二卷；汉代韩婴《易传》二卷；汉代刘安《周易淮南九师道训》一卷；汉代施雠《周易章句》一卷；汉代梁丘贺《周易章句》一卷；汉代费直《易注》一卷；《易林》一卷；《周易分野》一卷；《古五子易传》一卷；时代不详的薛虞《周易记》一卷；魏代王肃《周易音》一卷；魏代何晏《周易解》一卷；晋代邹湛《周易统略》一卷；晋代杨乂《周易卦序论》一卷；晋代张轨《周易义》一卷；晋代黄颖《周易注》一卷；晋代徐邈《周易音》一卷；晋代李轨《周易音》一卷；晋代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一卷；晋代桓玄《周易系辞注》一卷；宋代荀柔之《周易系辞注》一卷；齐代明僧绍《周易系辞注》一卷；齐代沈驎士《周易要略》一卷；梁武帝《周易大义》一卷。梁代伏曼容《周易集解》一卷；梁代褚仲都《周易讲疏》一卷；陈代周弘正《周易义疏》一卷；陈代张讥《周易讲疏》一卷；后魏卢景裕《周易注》一卷；后魏刘昞《周易注》一卷；隋代何妥《周易讲疏》一卷；隋代侯果《周易注》三卷；时代不详的姚规《周易注》一卷、崔觐《周易注》一卷、王凯冲《周易注》一卷、王嗣宗《周易义》一卷、傅氏《周易注》一卷、庄氏《易义》一卷；唐代崔憬《周易探元》三卷；唐代李淳风《周易元义》一卷；唐代阴弘道《周易新论传疏》一卷；唐代徐勋《周易新义》一卷；唐代僧一行《易纂》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齐代刘巘《乾坤义》一卷，由黄奭辑录。汉代京房《易飞候》一卷；晋代郭璞《易洞林》一卷。以上各书均由王谟辑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三卷〕

译书类。《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库勒纳等奉敕编纂。《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康熙六十年王顼龄等奉敕撰写。《书经图说》五十卷，光绪二十九年奉敕撰写。《尚书近指》六卷，孙奇逢撰写。《书经稗疏》四卷、《尚书引义》六卷，王夫之撰写。《书经笔授》三卷，黄宗羲撰写。《尚书体要》六卷，钱肃润撰写。《尚书埤传》十七卷、《禹贡长笺》十二卷，硃鹤龄撰写。《尚书集解》二十卷、《九州山川考》三卷、《洪范经传集义》一卷，孙承泽撰写。《书经衷论》四卷，张英撰写。《尚书解义》一卷、《尚书句读》一卷、《洪范说》一卷，李光地撰写。《古文尚书考》一卷，陆陇其撰写。《古文尚书疏证》八卷，阎若璩撰写。《古文尚书冤词》八卷、《尚书广听录》五卷、《舜典补亡》一卷，毛奇龄撰写。《古文尚书辨》一卷，硃彝尊撰写。《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洪范正论》五卷，胡渭撰写。《书经蔡传参议》六卷，姜兆锡撰写。《禹贡解》八卷。《禹贡解》由晏斯盛撰写。《尚书地理今释》一卷，蒋廷锡撰写。《尚书质疑》八卷，王心敬撰写。《禹贡谱》二卷，王澍撰写。《尚书质疑》二卷，顾栋高撰写。《今文尚书说》三卷，陆奎勋撰写。《书经诠义》十二卷，汪绂撰写。《尚书约註》四卷，任启运撰写。《禹贡会笺》十二卷，徐文靖撰写。《尚书注疏考证》一卷，齐召南撰写。《尚书既见》三卷、《尚书说》一卷，庄存与撰写。《晚书订疑》三卷，程廷祚撰写。《尚书注疏校正》三卷，卢文弨撰写。《尚书质疑》二卷、《尚书异读考》六卷，赵佑撰写。《尚书后案》三十卷，附《后辨》一卷，王鸣盛撰写。《尚书小疏》一卷，沈彤撰写。《尚书释天》六卷，盛百二撰写。《禹贡三江考》三卷，程瑶田撰写。《古文尚书考》二卷，惠栋撰写。《古文尚书辨伪》二卷，崔述撰写。《尚书义考》二卷，戴震撰写。《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段玉裁撰写。《古文尚书正辞》三十三卷，吴光耀撰写。《尚书读记》一卷，阎循观撰写。《尚书今古文疏证》七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尚书今古文疏证》由庄述祖撰写。《禹贡川泽考》二卷，桂文灿撰写。《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一卷，恽敬撰写。《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尚书逸文》二卷，孙星衍撰写。《禹贡地理古注考》一卷，孙冯翼撰写。《尚书训诂》一卷，王引之撰写。《尚书叙录》一卷，胡秉虔撰写。《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尚书经师系表》一卷，江声撰写。《尚书周诰考辨》二卷，章谦存撰写。《禹贡郑注释》二卷、《尚书补疏》二卷，焦循撰写。《书说》二卷，郝懿行撰写。《尚书略说》二卷、《尚书谱》二卷，宋翔凤撰写。《逸汤誓考》六卷，徐时栋撰写。《尚书隶古定释文》八卷，附《经文》二卷，李遇孙撰写。《书经异文释》八卷，李富孙撰写。《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一卷、《书序述闻》一卷，刘逢禄撰写。《古文尚书私议》二卷，张崇兰撰写。《召诰日名考》一卷，李锐撰写。《尚书古注便读》四卷，硃骏声撰写。《禹贡集释》三卷、《禹贡锥指正误》一卷、《禹贡蔡传正误》一卷、《尚书馀论》一卷。以上各书由丁晏撰写。《太誓答问》一卷，龚自珍撰写。《禹贡正字》一卷，王筠撰写。《尚书伸孔篇》一卷，焦廷琥撰写。《尚书通义》二卷、《尚书传授异同考》一卷，邵懿辰撰写。《尚书沿革表》一卷，戴熙撰写。《禹贡旧疏考证》一卷，刘毓崧撰写。《尚书今文二十八篇解》，杨锺泰撰写。《禹贡郑注略例》一卷，何秋涛撰写。《尚书后案驳正》二卷，王劼撰写。《考正胡氏禹贡图》一卷，陈澧撰写。《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二卷、《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一卷，陈乔枞撰写。《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曾钊撰写。《书传补商》十七卷，戴钧衡撰写。《书古微》十二卷，魏源撰写。《达斋书说》一卷、《生霸死霸考》一卷、《九族考》一卷，俞樾撰写。《禹贡说》一卷，倪文蔚撰写。《书传补义》一卷，方宗诚撰写。《尚书历谱》二卷、《禹贡班义述》三卷，成蓉镜撰写。《尚书故》三卷，吴汝纶撰写。《尚书古文辨惑》十八卷、《释难》二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洪良品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卷〕 《书经通论》一卷、《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皮锡瑞撰写。《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王先谦撰写。《尚书大传考异补遗》一卷，卢文弨撰写。《别本尚书大传》三卷、《补遗》一卷，孙之騄撰写。《尚书大传注》四卷，孔广林撰写。《尚书大传注》五卷、《五行传注》三卷，陈寿祺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十六卷〕 宋代胡瑗《洪范口义》二卷；宋代毛晃《禹贡指南》四卷；宋代程大昌《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一卷；宋代史浩《尚书讲义》二十卷；宋代夏僎《尚书详解》二十六卷；宋代傅寅《禹贡说断》四卷；宋代杨简《五诰解》四卷；宋代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宋代黄伦《尚书精义》五十卷；宋代钱时《融堂书解》二十卷；宋代赵善湘《洪范统一》一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录。今文《尚书》一卷，古文《尚书》三卷；汉代欧阳生《尚书章句》一卷；汉代夏侯建《尚书章句》一卷；汉代马融《尚书传》四卷；魏代王肃《尚书注》二卷；晋代徐邈《古文尚书音》一卷；晋代范甯《尚书舜典注》一卷；隋代刘焯《尚书义疏》一卷；隋代刘炫《尚书述义》一卷；隋代顾彪《尚书疏》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汉代伏胜《尚书大传》四卷；汉代张霸《百两篇》一卷；汉代刘向《五行传》二卷。以上各书均由王谟辑录。汉代郑玄《尚书注》九卷、《尚书五行传注》一卷、《尚书略说注》一卷。以上各书均由袁钧辑录。诗类。

译《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康熙六十年王鸿绪等奉敕撰写。《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傅恆等奉敕撰写。《诗经稗疏》四卷、《诗经考异》一卷、《诗广传》五卷，王夫之撰写。《田间诗学》十二卷，钱澄之撰写。《诗说简正录》十卷，提桥撰写。《诗经通义》十二卷，硃鹤龄撰写。《毛诗稽古篇》三十卷，陈启源撰写。《诗问》一卷，汪琬撰写。《毛诗日笺》六卷，秦松龄撰写。《诗所》八卷，李光地撰写。《毛硃诗说》一卷，阎若璩撰写。《毛诗写官记》四卷、《诗札》二卷、《国风省篇》一卷、《诗传诗说驳义》五卷、《续诗传鸟名》三卷、《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毛奇龄撰写。《诗蕴》四卷，姜兆锡撰写。《诗识名解》十五卷，姚炳撰写。《毛诗国风绎》一卷、《读诗随记》一卷，陈迁鹤撰写。《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陈大章撰写。《诗说》三卷，附《录》一卷，惠周惕撰写。《诗经劄记》一卷，杨名时撰写。《陆堂诗学》十二卷，陆奎勋撰写。《读诗质疑》三十一卷，附《录》十五卷。《读诗质疑》由严虞惇撰写。《硃子诗义补正》八卷，方苞撰写。《诗经测义》四卷，李锺侨撰写。《毛诗类说》二十一卷、《续编》三卷，顾栋高撰写。《诗疑辨证》六卷，黄中松撰写。《毛诗说》二卷，诸锦撰写。《诗经诠义》十五卷，汪绂撰写。《毛诗名物图说》九卷，徐鼎撰写。《诗经正解》三十卷，姜文灿撰写。《毛诗说》四卷，庄存与撰写。《诗细》十二卷、《毛诗草木鸟兽蟲鱼疏校正》二卷，赵佑撰写。《虞东学诗》十二卷，顾镇撰写。《三家诗拾遗》十卷、《诗氵审》二十卷，范家相撰写。《诗序补义》二十四卷，姜炳章撰写。《读风偶识》四卷，崔述撰写。《毛诗广义》不分卷，纪昭撰写。《毛郑诗考正》四卷、《诗经补注》二卷，戴震撰写。《诗经小学》四卷、《毛诗故训传》三卷，段玉裁撰写。《童山诗说》四卷，李调元撰写。《邶风说》一卷，龚景瀚撰写。《诗志》八卷，牛运震撰写。《诗考异字笺馀》十四卷，周邵莲撰写。《韩诗内传徵》四卷、《叙录》二卷，宋绵初撰写。《韩诗外传校注》十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八卷、正二卷、正四卷〕 《韩诗外传校注》由周廷寀撰写。《毛诗考证》四卷、《周颂口义》三卷，庄述祖撰写。《毛诗证读》不分卷、《读诗或问》一卷，戚学标撰写。《三家诗补遗》三卷，阮元撰写。《毛诗天文考》一卷，洪亮吉撰写。《韩诗遗说》二卷、《订譌》一卷，臧庸撰写。《诗古训》十卷，钱大昭撰写。《诗谱补亡后订》一卷，吴骞撰写。《毛诗传笺异义解》十六卷，沈镐撰写。《毛诗通说》三十卷、《补遗》一卷，任兆麟撰写。《毛诗补疏》五卷、《毛诗地理释》四卷、《陆玑毛诗疏考证》一卷，焦循撰写。《三家诗遗说考》一卷，陈寿祺撰写。《诗经补遗》一卷，郝懿行撰写。《诗说》二卷、《待问》二卷，郝懿行的妻子王照圆撰写。《诗氏族考》六卷，李超孙撰写。《诗经异文释》十六卷，李富孙撰写。《诗序辨正》八卷，汪大任撰写。《毛诗▯义》二十四卷，李黼平撰写。《毛诗后笺》三十卷，胡承珙撰写。《山中诗学记》五卷，徐时栋撰写。《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续补遗》二卷，冯登府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八卷〕 《重订三家诗拾遗》十卷，叶钧撰写。《多识录》九卷，石韫玉撰写。《毛郑诗释》四卷、《郑氏诗谱考正》一卷、《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毛诗陆疏校正》二卷、《诗集传附释》一卷，丁晏撰写。《读诗札记》八卷、《诗章句考》一卷、《诗乐存亡谱》一卷、《硃子诗集传校勘记》一卷，夏炘撰写。《毛诗通考》二十卷、《毛诗识小》三十卷、《郑氏诗谱考正》一卷，林伯桐撰写。《毛诗礼徵》十卷，包世荣撰写。《齐诗翼氏学》二卷，迮鹤寿撰写。《读诗小牍》二卷，焦廷琥撰写。《诗古微》二十卷，魏源撰写。《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马瑞辰撰写。《三家诗遗说考》四十九卷、《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诗纬集证》四卷，陈乔枞撰写。《诗经集传拾遗》二卷，吴德旋撰写。《诗名物证古》一卷、《达斋诗说》一卷、《读韩诗外传》一卷，俞樾撰写。《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郑氏笺考徵》一卷、《释毛诗音》四卷、《毛诗说》一卷、《毛诗传义类》一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正二卷〕 以上各书由陈奂撰写。《诗小学》三十卷，吴树声撰写。《毛诗多识》二卷，多隆阿撰写。《诗学详说》三十卷、《正诂》五卷，顾广誉撰写。《诗地理徵》七卷，硃右曾撰写。《诗本谊》一卷，龚橙撰写。《诗经异文》四卷、《韩诗辑》一卷，蒋曰豫撰写。《毛诗序传》三十卷、《毛诗读》三十卷，王劼撰写。《毛诗异文笺》十卷，陈玉树撰写。《毛诗谱》一卷，胡元仪撰写。《诗经通论》一卷，皮锡瑞撰写。《诗三家义集疏》二十九卷，王先谦撰写。

译宋代杨简《慈湖诗传》二十卷；宋代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宋代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宋代林岊《毛诗讲义》十二卷；元代刘玉汝《诗缵绪》十八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录。汉代申培《鲁诗故》三卷；汉代后苍《齐诗传》三卷；汉代韩婴《诗故》二卷、《诗内传》一卷、《诗说》一卷；汉代薛汉《韩诗章句》二卷；汉代侯苞《韩诗翼要》一卷；汉代马融《毛诗注》一卷；魏代刘桢《毛诗义问》一卷；魏代王肃《毛诗注》一卷、《毛诗义驳》一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一卷；魏代王基《毛诗驳》一卷；吴代韦昭、硃育《毛诗答难问》一卷；吴代徐整《毛诗谱暢》一卷；晋代孙毓《毛诗异同评》三卷；晋代陈统《难孙氏毛诗评》一卷；晋代郭璞《毛诗拾遗》一卷；晋代徐邈《毛诗音》一卷；齐代刘瓛《毛诗序义》一卷；宋代周续之《毛诗周氏注》一卷；梁简文帝《毛诗十五国风义》一卷；梁代何胤《毛诗隐义》一卷；梁代崔灵恩《集注毛诗》一卷；时代不详的舒瑗《毛诗义疏》一卷。时代、撰写人均不详的《毛诗草蟲经》一卷、《毛诗提纲》一卷；后周沈重《毛诗义疏》二卷；后魏刘芳《毛诗笺音义证》一卷；隋代刘炫《毛诗述义》一卷；唐代施士丐《诗说》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汉代辕固《齐诗传》一卷；魏代王基《毛诗申郑义》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黄奭辑录。汉代郑玄《毛诗谱》一卷，由王谟辑录。◎礼类。《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鄂尔泰等奉敕撰写。《周官笔记》一卷，李光地撰写。《周礼述注》二十四卷，李光坡撰写。《高注周礼》二十卷，高愈撰写。《周官辨非》一卷，万斯大撰写。《周礼问》二卷，毛奇龄撰写。《周礼训纂》二十一卷，李锺伦撰写。《周礼节训》六卷，黄叔琳撰写。《周官集注》十二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周官辨》一卷，方苞撰写。《周官翼疏》三十卷，沈淑撰写。《周礼辑义》十二卷，姜兆锡撰写。《礼说》十四卷，惠士奇撰写。《周官记》六卷、《周官说》二卷、《周官说补》三卷，庄存与撰写。《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江永撰写。《周礼精义》十二卷，连斗山撰写。《周官禄田考》三卷，沈彤撰写。《周官禄田考补正》三卷，倪景曾撰写。《考工记图注》二卷，戴震撰写。《周礼军赋说》四卷，王鸣盛撰写。《周礼汉读考》六卷，段玉裁撰写。《田赋考》一卷，任大椿撰写。《考工记论文》一卷，牛运震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周礼故书考》一卷，程际盛撰写。《周礼故书疏证》六卷，宋世荦撰写。《车制图考》一卷，阮元撰写。《车制考》一卷，钱坫撰写。《周官肊测》六卷、《叙录》一卷，孔广林撰写。《周礼学》二卷，王聘珍撰写。《周官故书考》四卷，徐养原撰写。《周礼畿内授田考实》一卷，胡匡衷撰写。《周官礼郑氏注笺》十卷，庄绶甲撰写。《周礼学》一卷，沈梦兰撰写。《周礼释注》二卷，丁晏撰写。《考工轮舆私笺》二卷，郑珍撰写；《图》一卷，由郑珍之子郑知同撰写。《周官注疏小笺》五卷，曾钊撰写。《考工记考辨》八卷，王宗涑撰写。《周礼补注》六卷，吕飞鹏撰写。《周官参证》二卷，王宝仁撰写。《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孙诒让撰写。宋代王安石《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宋代易祓《周官总义》三十卷；元代毛应龙《周官集传》十六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录。汉代郑兴《周礼解诂》一卷；汉代郑众《周礼解诂》六卷；汉代杜子春《周礼注》二卷；汉代贾逵《周礼解诂》一卷；汉代马融《周官传》一卷；汉代郑玄《周礼音》一卷；晋代干宝《周礼注》一卷；晋代徐邈《周礼音》一卷；晋代李轨《周礼音》一卷；晋代陈邵《周官礼异同评》一卷；时代不详的刘昌宗《周礼音》二卷、《聂氏周礼音》一卷；后周沈重《周官礼义疏》一卷；陈代戚衮《周礼音》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以上是礼类中属于《周礼》的著作。《仪礼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鄂尔泰等奉敕撰写。《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一卷，张尔岐撰写。《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徐乾学撰写。《仪礼述注》十七卷，李光坡撰写。《仪礼商》二卷，附《录》一卷，万斯大撰写。《丧礼吾说篇》十卷、《三年服制考》一卷，毛奇龄撰写。《丧服翼注》一卷，阎若璩撰写。《仪礼章句》十七卷，吴廷华撰写。《仪礼节要》二十卷，硃轼撰写。《仪礼析疑》十七卷、《丧礼或问》一卷，方苞撰写。《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姜兆锡撰写。《飨礼补亡》一卷，诸锦撰写。《朝庙宫室考》十三卷、《肆献祼馈食礼》三卷，任启运撰写。《礼经本义》十七卷，蔡德晋撰写。《仪礼释宫增注》一卷、《仪礼释例》一卷，江永撰写。《仪礼小疏》一卷，沈彤撰写。《仪礼管见》十七卷，褚寅亮撰写。《丧服文足徵记》十卷，程瑶田撰写。《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卢文弨撰写。《仪礼汉读考》一卷，段玉裁撰写。

译《仪礼集编》四十卷，盛世佐撰写。《仪礼今古文疏证》二卷，宋世荦撰写。《礼经释例》十三卷、《目录》一卷，凌廷堪撰写。《仪礼图》六卷、《读仪礼记》二卷，张惠言撰写。《冕服考》四卷，焦廷琥撰写。《仪礼今古文异同疏证》五卷，徐养原撰写。《仪礼校正》十七卷，黄丕烈撰写。《礼经宫室答问》二卷，洪颐煊撰写。《仪礼经注一隅》一卷，硃骏声撰写。《仪礼释官》九卷、《郑氏仪礼目录校正》一卷，胡匡衷撰写。《仪礼学》一卷，王聘珍撰写。《仪礼今古文疏义》十七卷，胡承珙撰写。《丧礼经传约》一卷，吴卓信撰写。《仪礼正义》四十卷，胡培翚撰写。《仪礼宫室提纲》一卷，胡培系撰写。《仪礼经注疏正譌》十七卷，金曰追撰写。《仪礼礼服通释》六卷，凌曙撰写。《仪礼释注》二卷，丁晏撰写。《仪礼私笺》八卷，郑珍撰写。《读仪礼录》一卷，曾国籓撰写。《丧服会通说》四卷，吴嘉宾撰写。《士昏礼对席图》一卷、《丧服私论》一卷，俞樾撰写。《昏礼重别论对驳义》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七卷、正一卷〕 《昏礼重别论对驳义》由刘寿曾撰写。宋代李如圭《仪礼集释》三十卷、《仪礼释宫》一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录。蔡云辑录《蔡氏月令》二卷。汉代戴德《丧服变除》一卷；汉代何休《冠礼约制》一卷；汉代郑众《昏礼》一卷；汉代马融《丧服经传注》一卷；汉代郑玄《丧服变除》一卷；汉代刘表《新定礼》一卷；魏代王肃《丧经传注》一卷、《丧服要记》一卷；吴代射慈《丧服变除图》一卷；晋代杜预《丧服要集》一卷；晋代袁准《丧服经传注》一卷；晋代孔伦《集注丧服经传》一卷；晋代刘智《丧服释疑》一卷；晋代蔡谟《丧服谱》一卷；晋代贺循《丧服谱》一卷、《葬礼》一卷、《丧服要记》一卷；晋代葛洪《丧服变除》一卷；晋代孔衍《凶礼》一卷；时代不详的陈铨《丧服经传注》一卷、《谢徽丧服要记注》一卷；宋代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宋代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一卷；宋代崔凯《丧服难问》一卷；宋代周续之《丧服注》一卷；齐代王俭《丧服古今集记》一卷；齐代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以上是礼类中属于《仪礼》的著作。《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乾隆元年奉敕编纂。《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奉敕撰写。《礼记章句》四十九卷，王夫之撰写。《深衣考》一卷，黄宗羲撰写。《礼记纂编》六卷，李光地撰写。《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李光坡撰写。《礼记偶笺》三卷，万斯大撰写。《庙制图考》四卷，万斯同撰写。《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纳喇性德撰写。《曾子问讲录》四卷、《檀弓订误》一卷，毛奇龄撰写。《礼记章义》十卷，姜兆锡撰写。《礼记疑义》十八卷，吴廷华撰写。《礼记析疑》四十六卷、《丧礼或问》一卷，方苞撰写。《戴记绪言》四卷，陆奎勋撰写。《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汪绂撰写。《礼记章句》十卷，任启运撰写。《檀弓疑问》一卷，邵泰衢撰写。《礼记训义择言》八卷、《深衣考误》一卷，江永撰写。《学礼阙疑》八卷，刘青莲撰写。《续卫氏礼记集说》一百卷，杭世骏撰写。《礼记注疏考证》一卷，齐召南撰写。《礼记注疏校正》一卷，卢文弨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十八卷、正一卷〕 《祭法记疑》二卷，王元启撰写。《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惠栋撰写。《深衣释例》三卷、《弁服释例》八卷，任大椿撰写。《抚州本礼记郑注考异》二卷，张敦仁撰写。《释服》二卷，宋绵初撰写。《明堂考》三卷，孙星衍撰写。《明堂亿》一卷，孔广林撰写。《礼记郑读考》四卷、《礼记天算释》一卷，孔广牧撰写。《卢氏礼记解诂》一卷、《蔡氏月令章句》一卷，臧庸撰写。《礼记集解》六十一卷，孙希旦撰写。《七十二候考》一卷，曹仁虎撰写。《礼记补疏》三卷，焦循撰写。《礼记说》八卷，杨秉杷撰写。《礼记异文释》八卷，李富孙撰写。《礼记笺》四十九卷，郝懿行撰写。《礼记宫室答问》二卷，洪颐煊撰写。《燕寝考》三卷，胡培翚撰写。《礼记经注正譌》六十三卷，金曰追撰写。《礼记训纂》四十九卷，硃彬撰写。《礼记释注》四卷、《投壶考原》一卷，丁晏撰写。《檀弓辨诬》三卷，夏炘撰写。《礼记郑读考》六卷，陈乔枞撰写。《礼记质疑》四十九卷。《礼记质疑》由郭嵩焘撰写。《礼记异文笺》一卷、《礼记郑读考》一卷、《七十二候考》一卷，俞樾撰写。《礼记集解补义》一卷，方宗诚撰写。《礼记浅说》二卷，皮锡瑞撰写。宋代张虙《月令解》十二卷；宋代袁甫《蒙斋中庸讲义》四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录。汉代马融《礼记注》一卷；汉代卢植《礼记注》一卷；汉代荀爽《礼传》一卷；汉代蔡邕《月令章句》一卷、《月令问答》一卷；魏代王肃《礼记注》一卷；魏代孙炎《礼记注》一卷；时代不详的谢氏《礼记音义隐》一卷；晋代范宣《礼记音》一卷；晋代徐邈《礼记音》一卷；时代不详的刘昌宗《礼记音》一卷；宋代庾蔚之《礼记略解》一卷；梁代何胤《礼记隐义》一卷；梁代贺瑒《礼记新义疏》一卷；梁代皇侃《礼记义疏》四卷；后魏刘芳《礼记义证》一卷；后周沈重《礼记义疏》一卷；后周熊安生《礼记义疏》四卷；唐代成伯▯兴《礼记外传》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唐明皇《月令注释》一卷，由黄奭辑录。吴代射慈《礼记音义隐》一卷；汉代蔡邕《明堂月令论》一卷；汉代崔寔《四民月令》一卷。以上各书均由王谟辑录。以上是礼类中属于《礼记》的著作。

译《夏小正解》一卷，徐世溥撰写。《曾子问天员篇》一卷，梅文鼎撰写。《夏小正註》一卷，黄叔琳撰写。《夏小正诂》一卷，诸锦撰写。《夏小正辑注》四卷，范家相撰写。《夏小正考注》一卷，毕沅撰写。《曾子注释》四卷，阮元撰写。《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叙录》一卷，孔广森撰写。《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庄述祖撰写。《夏小正传校正》三卷，孙星衍撰写。《大戴礼解诂》十三卷、《叙录》一卷，王聘珍撰写。《大戴礼记正误》一卷，汪中撰写。《夏小正分笺》四卷、《异义》二卷，黄谟撰写。《大戴礼记笺证》五卷，胡培系撰写。《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目录》一卷、《附录》一卷，汪照撰写。《大戴礼记考》一卷，吴文起撰写。《夏小正传笺》四卷、《公符篇考》一卷，王谟撰写。《夏小正补注》四卷，任兆麟撰写。《夏小正补传》三卷，硃骏声撰写。《夏小正经传通释》四卷，梁章钜撰写。《夏时考》五卷，安吉撰写。《夏时考》一卷，刘逢禄撰写。《夏小正经传考》二卷、《本义》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夏小正经传考》二卷、《本义》四卷，雷学淇撰写。《夏小正集解》四卷、《校录》一卷，顾凤藻撰写。《孔子三朝记》七卷、《目录》一卷，洪颐煊撰写。《夏小正疏义》四卷，附《释音异字记》一卷，洪震煊撰写。《夏小正正义》四卷，王筠撰写。《夏小正笺疏》四卷，马徵麟撰写。《夏小正集说》四卷，程鸿诏撰写。《夏时考》一卷，郑晓如撰写。《夏小正戴氏传训解》四卷、《考异》一卷、《通论》一卷，王宝仁撰写。《夏小正私笺》一卷，吴汝纶撰写。以上是礼类中属于《大戴礼》的著作。《学礼质疑》二卷、《宗法论》一卷，万斯大撰写。《读礼志疑》十三卷、《礼经会元疏解》四卷，陆陇其撰写。《郊社禘祫问》一卷、《北郊配位尊西向义》一卷、《昏礼辨正》一卷、《大小宗通绎》十卷、《明堂问》一卷、《庙制折衷》一卷、《学校问》一卷，毛奇龄撰写。《参读礼志疑》二卷，汪绂撰写。《钓台遗书》四卷，任启运撰写。《礼经质疑》二卷，杭世骏撰写。《稽礼辨论》一卷，刘凝撰写。《三礼郑注考》一卷，程际盛撰写。《礼笺》三卷，金榜撰写。《礼学卮言》六卷，孔广森撰写。《五服异同汇考》二卷，崔述撰写。《禘祫觿解篇》一卷，孔广林撰写。《三礼义证》十卷，武亿撰写。《白虎通阙文》一卷，庄述祖撰写。《三礼图》三卷，孙星衍、严可均共同撰写。《礼说》四卷，凌曙撰写。《郑氏三礼目录》一卷，臧庸撰写。《禘祫答问》一卷，胡培翚撰写。《礼堂经说》二卷，陈乔枞撰写。《三礼陈数求义》三十卷，陈乔廕撰写。《四禘通释》三卷，崔適撰写。《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白虎通疏证》由陈立撰写。《三礼通释》二百八十卷，林昌彝撰写。《求古录礼说》十六卷、《补遗》一卷，金鹗撰写。《求古录礼说校勘记》三卷，王士骏撰写。《学礼管释》十八卷、《三纲制服述义》三卷，夏炘撰写。《佚礼扶微》五卷，丁晏撰写。《礼经通论》一卷，邵懿辰撰写。《积石礼说》三卷，张履撰写。《礼说》二卷，吴嘉宾撰写。《郑康成驳正三礼考》一卷、《玉佩考》一卷，俞樾撰写。《礼书通故》一百卷、《礼说略》三卷，黄以周撰写。《经述》三卷，林颐山撰写。汉代戴圣《石渠礼论》一卷；汉代郑玄《鲁礼禘祫志》一卷、《三礼图》一卷；魏代董勋《问礼俗》一卷；晋代卢谌《杂祭法》一卷；晋代范汪《祭典》一卷；晋代干宝《后养义》一卷；晋代范甯《礼杂问》一卷；晋代范宣《礼论难》一卷；晋代吴商《礼杂议》一卷；宋代颜延之《逆降义》一卷；宋代徐广《礼论答问》一卷；宋代何承天《礼论》一卷；宋代任豫《礼论条牒》一卷；齐代王俭《礼义答问》一卷；齐代荀万秋《礼论钞略》一卷；梁代贺述《礼统》一卷；梁代周舍《礼疑义》一卷；梁代崔灵恩《三礼义宗》四卷；后魏李谧《明堂制度论》一卷；时代不详的梁正《三礼图》一卷；唐代张镒《三礼图》一卷；唐代元行冲《释疑论》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汉代叔孙通《礼器制度》一卷；汉代郑玄《三礼目录》一卷；晋代孙毓《五礼驳》一卷。以上各书均由王谟辑录。汉代郑玄《答临硕难礼》一卷，由袁钧辑录。以上是礼类中属于总义的著作。《硃子礼纂》五卷，李光地撰写。《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家礼辨说》十六卷，毛奇龄撰写。《读礼偶见》二卷，许三礼撰写。《吕氏四礼翼》一卷，硃轼撰写。《礼学汇编》七十卷，应扌为谦撰写。《礼乐通考》三十卷，胡抡撰写。《礼书纲目》八十五卷，江永撰写。《六礼或问》十二卷，汪绂撰写。《四礼宁俭编》一卷，王心敬撰写。《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秦蕙田撰写。《五礼经传目》五卷，沈廷芳撰写。《冠昏丧祭仪考》十二卷，林伯桐撰写。《三礼从今》三卷，黄本骥撰写。《四礼榷疑》八卷，顾广誉撰写。以上是礼类中属于通礼的著作。乐类。《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御撰。《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敕撰。《诗经乐谱》三十卷、《乐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敕撰。《乐律》二卷，薛凤祚撰。《大成乐律》一卷，孔贞瑄撰。《古乐经传》五卷，李光地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竟山乐录》四卷，毛奇龄撰。《古乐书》二卷，应扌为谦撰。《李氏学乐录》二卷，李▯恭撰。《昭代乐章恭纪》一卷，张廷玉撰。《易律通解》八卷，沈光邦撰。《乐律古义》二卷，童能灵撰。《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汪绂撰。《乐律表微》八卷，胡彦升撰。《琴旨》三卷，王坦撰。《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卷，江永撰。《律吕考略》一卷，孔毓焞撰。《大乐元音》七卷，潘士权撰。《律吕古义》六卷，钱塘撰。《燕乐考原》六卷、《晋泰始笛律匡谬》一卷，凌廷堪撰。《乐悬考》二卷，江籓撰。《乐谱》一卷，任兆麟撰。

译《律吕臆说》一卷、《荀勖笛律图註》一卷、《管色考》一卷，徐养原撰。《古律经传附考》六卷，纪大奎撰。《乐志辑略》三卷，倪元坦撰。《音分古义》二卷，附一卷，戴煦撰。《声律通考》十卷，陈澧撰。《律吕通今图说》一卷、《律易》一卷、《音调定程》一卷，缪阗撰。元代熊朋来的《瑟谱》六卷、元代余载的《韶舞九成乐补》一卷、元代刘瑾的《律吕成书》二卷，以上均由王际华等于乾隆三十八年奉敕辑录。汉阳城子长的《乐经》一卷、汉代刘向的《乐记》一卷、汉代刘德的《乐元语》一卷、汉代扬雄的《琴清英》一卷、梁武帝的《乐社大义》一卷和《锺律纬》一卷、陈代僧人智匠的《古今乐录》一卷、北魏信都芳的《乐书》一卷、北周沈重的《乐律义》一卷，以及不著时代和撰人的《乐部》一卷、《琴历》一卷、隋代萧吉的《乐谱集解》一卷、唐代赵惟暕的《琴书》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汉代刘歆的《锺律书》一卷、汉代蔡邕的《琴操》一卷，以上均由黄奭辑录。春秋类。《左传读本》三十卷，道光三年英和等奉敕编纂。《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顾炎武撰。《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四卷，王夫之撰。《读左日钞》十二卷、《补录》二卷，硃鹤龄撰。《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马骕撰。《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春秋国都爵姓考》一卷、《补》一卷，陈鹏撰。《春秋分年系传表》一卷，翁方纲撰。《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顾宗玮撰。《春秋长历》十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陈厚耀撰。《春秋识小录》九卷，程廷祚撰。《春秋左传补注》六卷，惠栋撰。《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江永撰。《读左补义》五十卷，姜炳璋撰。《春秋左传小疏》一卷，沈彤撰。《春秋左传古经》十二卷、《附五十凡》一卷，段玉裁撰。《春秋左传会要》四卷、《左传官名考》二卷，李调元撰。《春秋左传诂》五十卷、《春秋十论》一卷，洪亮吉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一卷，汪中撰。《左通补释》三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梁履绳撰。《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二卷、《春秋列国职官》一卷、《春秋器物宫室》一卷，沈淑撰。《左传刘杜持平》六卷，邵英撰。《春秋名字解诂》二卷，王引之撰。《春秋左氏补疏》五卷，焦循撰。《读左卮言》一卷，石韫玉撰。《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刘逢禄撰。《春秋左传补注》三卷，马宗梿撰。《左传识小录》一卷，硃骏声撰。《春秋左传补注》十二卷、《考异》十卷、《左传地名补注》十二卷，沈钦韩撰。《春秋左氏古义》六卷，臧寿恭撰。《左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李贻德撰。《左传杜注辨正》六卷，张总咸撰。《春秋国都爵姓续考》一卷，曾钊撰。《左传旧疏考正》八卷，刘文淇撰。《春秋名字解诂补义》一卷，俞樾撰。《春秋世族谱拾遗》一卷，成蓉镜撰。《春秋名字解诂驳》一卷，胡元玉撰。《补春秋僖公事阙书》一卷，桑宣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六卷、正八卷〕 晋代杜预《春秋释例》十五卷、宋代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以上均由王际华等于乾隆三十八年奉敕辑录。汉代刘歆《春秋左氏传章句》一卷、汉代贾逵《春秋左氏传解诂》二卷和《春秋左氏传长经章句》一卷、汉代服虔《春秋左传解谊》四卷、汉代彭汪《左氏奇说》一卷、汉代许淑《春秋左传注》一卷、魏代董遇《春秋左氏经传章句》一卷、魏代王肃《春秋左传注》一卷、魏代嵇康《春秋左传音》一卷、晋代孙毓《春秋左氏传义注》一卷、晋代干宝《左氏传函义》一卷、陈代沈文阿《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一卷、陈代王元规《续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一卷，以及不著时代的苏宽《春秋左氏传义疏》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隋代刘炫《左氏传述义》一卷，由黄奭辑录。汉代郑玄《春秋传服氏注》十二卷，由袁钧辑录。以上是春秋类中关于《左传》的著作。《春秋正辞》十一卷、《春秋举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庄存与撰。《公羊墨史》二卷，周拱辰撰。《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叙》一卷，孔广森撰。《公羊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箴膏肓评》一卷、《穀梁废疾申何》二卷，刘逢禄撰。《公羊补注》一卷，马宗梿撰。《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答问》二卷、《春秋繁露注》十七卷，凌曙撰。《春秋决事比》一卷，龚自珍撰。《公羊义疏》七十六卷，陈立撰。《公羊注疏质疑》二卷，何若瑶撰。《公羊历谱》十一卷，包慎言撰。《公羊逸礼考徵》一卷，陈奂撰。汉代董仲舒《春秋决事》一卷、汉代严彭祖《公羊春秋》一卷、汉代颜安乐《春秋公羊记》一卷、汉代何休《春秋公羊文谥例》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以上是春秋类中关于《公羊传》的著作。《穀梁释例》四卷，许桂林撰。《穀梁大义述》三十卷，柳兴恩撰。《穀梁礼证》二卷，侯康撰。《穀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锺文烝撰。汉代尹更始《春秋穀梁传章句》一卷、汉代刘向《春秋穀梁传说》一卷、魏代糜信《春秋穀梁注》一卷、晋代徐邈《春秋穀梁传注义》一卷和《音》一卷、晋代范甯《薄叔元问穀梁义》一卷、晋代郑嗣《春秋穀梁传说》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晋代范甯《穀梁传例》一卷，由黄奭辑录。以上是春秋类中关于《穀梁传》的著作。

译《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王掞等奉敕撰写。《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雍正七年敕撰。《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二十三年傅恆等奉敕撰写。《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王夫之撰。《春秋平义》十二卷、《春秋四传纠正》一卷，俞汝言撰。《春秋传议》四卷，张尔岐撰。《学春秋随笔》十卷，万斯大撰。《春秋大义》《春秋随笔》合一卷、《春秋毁馀》四卷，李光地撰。《春秋毛氏传》一卷，毛奇龄撰。《春秋集解》十二卷、《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春秋提要补遗》一卷，应扌为谦撰。《春秋参义》十二卷、《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公穀汇义》十二卷，姜兆锡撰。《春秋管窥》十二卷，徐庭垣撰。《春秋三传异同考》一卷，吴陈琰撰。《春秋遵经集说》二十八卷，邵锺仁撰。《三传折诸》四十四卷，张尚瑗撰。《春秋阙如编》八卷、《小国春秋》一卷，焦袁熹撰。《春秋宗硃辨义》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张自超撰。《春秋通论》四卷、《春秋义法举要》一卷、《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方苞撰。《半农春秋说》十五卷，惠士奇撰。《春秋义》十五卷，孙嘉淦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顾栋高撰。《春秋七国统表》六卷，魏翼龙撰。《春秋义存录》十二卷，陆奎勋撰。《春秋日食质疑》一卷，吴守一撰。《春秋集传》十六卷，首、末各一卷，汪绂撰。《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牛运震撰。《春秋原经》二卷，王心敬撰。《春秋深》十九卷，许伯政撰。《春秋一得》一卷，阎循观撰。《三正考》二卷，吴鼐撰。《春秋三传定说》十二卷，张甄陶撰。《春秋夏正》二卷，胡天游撰。《春秋究遗》十六卷，叶酉撰。《春秋随笔》二卷，顾奎光撰。《春秋三传杂案》十卷、《读春秋存稿》四卷，赵佑撰。《三传补注》三卷，姚鼐撰。《春秋三传比》二卷，李调元撰。《春秋疑义》二卷，华学泉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卷〕 《公穀异同合评》四卷，沈赤然撰。《春秋经传朔闰表》二卷，姚文田撰。《春秋说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郝懿行撰。《春秋目论》二卷，邓显▯撰。《三传异同考》一卷，陈莱孝撰。《春秋经传比事》二十二卷，林春溥撰。《春秋三家异文覈》一卷、《春秋乱贼考》一卷，硃骏声撰。《春秋三传异文释》十三卷，李富孙撰。《春秋属辞辨例编》六十卷，张应昌撰。《春秋上律表》四卷，范景福撰。《春秋至朔通考》四卷，张冕撰。《駮正朔考》一卷，陈锺英撰。《春秋三传异文笺》四卷，赵坦撰。《春秋新义》十二卷、《春秋岁星表》一卷、《日食星度表》一卷、《日表》一卷，硃兆熊撰。《春秋释地韵编》五卷，徐寿基撰。《春秋述义拾遗》九卷、《春秋规过考信》九卷，陈熙晋撰。《春秋古经说》二卷，侯康撰。《达斋春秋论》一卷、《春秋岁星考》一卷、《春秋古本分年考》一卷，俞樾撰。《春秋朔闰异同考》三卷，罗士琳撰。《春秋钻燧》四卷，曹金籀撰。《春秋经传朔闰表发覆》四卷、《推春秋日食法》一卷，施彦士撰。《春秋日月考》四卷，谭澐撰。《春秋朔闰日食考》二卷，宋庆云撰。《春秋释》一卷，黄式三撰。《春秋测义》三十五卷，强汝询撰。《春秋说》一卷，陶正靖撰。《春秋传正谊》四卷，方宗诚撰。《春秋日南至谱》一卷，成蓉镜撰。《春秋说》二卷，郑杲撰。宋代刘敞《春秋传说例》一卷、宋代萧楚《春秋辨疑》四卷、宋代崔子方《春秋经解》十二卷和《春秋例要》一卷、宋代张大亨《春秋通训》六卷、宋代叶梦得《春秋考》十六卷和《春秋谳》二十二卷、宋代高閌《春秋集注》四十卷、宋代戴溪《春秋讲义》四卷、宋代洪咨夔《春秋说》三十卷、元代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以上均由王际华等于乾隆三十八年奉敕辑录。《春秋大传》一卷、汉代郑众《春秋牒例章句》一卷、汉代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一卷、汉代戴宏《解疑论》一卷、汉代颖容《春秋释例》一卷、晋代刘兆《春秋公羊穀梁传解诂》一卷、晋代江熙《春秋公羊穀梁二传评》一卷、晋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一卷、后魏贾思同《春秋传驳》一卷、隋代刘炫《春秋述义》一卷、《春秋规过》一卷、《春秋攻昧》一卷，以及不著时代和撰人的《春秋井田记》一卷、唐代啖助《春秋集传》一卷、唐代赵匡《春秋阐微纂类义统》一卷、唐代陆希声《春秋通例》一卷、唐代陈岳《春秋折衷论》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汉代严彭祖《春秋盟会图》一卷、晋代乐资《春秋后传》一卷，以上均由黄奭辑录。汉代郑玄《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以上均由王复、武亿共同辑录。以上是春秋类中关于通论的著作。孝经类。

译《孝经注》一卷，顺治十三年御撰。《孝经集注》一卷，雍正五年敕撰。《钦定繙译孝经》一卷，雍正五年敕撰。《孝经全注》一卷，李光地撰。《孝经问》一卷，毛奇龄撰。《孝经类解》十八卷，吴之騄撰。《孝经正文》一卷、《内传》一卷、《外传》一卷，李之素撰。《孝经集注》二卷，陆遇霖撰。《孝经详说》二卷，冉觐祖撰。《孝经注》三卷，硃轼撰。《孝经三本管窥》三卷，吴隆元撰。《孝经章句》一卷、《或问》一卷，汪绂撰。《孝经章句》一卷，任启运撰。《孝经通义》一卷，华玉淳撰。《孝经约义》一卷，汪师韩撰。《孝经外传》一卷、《孝经中文》一卷，周春撰。《孝经音义考证》一卷，卢文弨撰。《孝经通释》十卷，曹庭栋撰。《孝经郑注补证》一卷，洪颐煊撰。《孝经义疏补》九卷，阮福撰。《孝经述注》一卷、《孝经徵文》一卷，丁晏撰。《孝经曾子大孝》一卷，邵懿辰撰。《孝经指解补正》一卷、《辨异》一卷，伊乐尧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孝经今古文传注辑论》一卷，吴大廷撰。《孝经十八章辑传》一卷，汪宗沂撰。《孝经郑注疏》二卷，皮锡瑞撰。明代项霦《孝经述注》一卷，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录。周代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汉代后苍《孝经说》一卷、汉代张禹《孝经安昌侯说》一卷、汉代长孙氏《孝经说》一卷、魏代王肃《孝经解》一卷、吴代韦昭《孝经解赞》一卷、晋代殷仲文《孝经注》一卷、晋代谢万《集解孝经》一卷、齐代永明诸王《孝经讲义》一卷、齐代刘瓛《孝经说》一卷、梁武帝《孝经义疏》一卷、梁代严植之《孝经注》一卷、梁代皇侃《孝经义疏》一卷、隋代刘炫《古文孝经述义》一卷、隋代魏真己《孝经训注》一卷、唐代元行冲《御注孝经疏》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汉代郑玄《孝经注》一卷，由袁钧辑录。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库勒纳奉敕撰。《繙译四书集注》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敕译。《四书近指》二十卷，孙奇逢撰。《大学讲义》一卷、《中庸讲义》二卷，硃用纯撰。《孟子师说》二卷，黄宗羲撰。《四书训义》三十八卷、《读四书大全说》十七卷、《四书稗疏》一卷、《四书考异》一卷，王夫之撰。《四书反身录》十四卷、《续录》二卷，李颙撰。《四书翊注》四十二卷，刁包撰。《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续困勉录》六卷、《松阳讲义》十二卷、《三鱼堂四书大全》四十卷，陆陇其撰。《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馀论》一卷、《读论语劄记》二卷、《读孟子劄记》二卷，李光地撰。《四书述》十九卷，陈诜撰。《四书贯一解》十二卷，闵嗣同撰。《论语稽求篇》七卷、《四书賸言》四卷、《补》二卷、《大学证文》四卷、《四书改错》二十二卷、《四书索解》四卷、《大学知本图说》一卷、《大学问》一卷、《中庸说》五卷、《逸讲笺》三卷。毛奇龄撰。《四书释地》一卷、《续》一卷、《又续》二卷、《三续》二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阎若璩撰。《四书硃子异同条辨》四十卷，李沛霖、李桢撰。《四书诸儒辑要》四十卷，李沛霖撰。《大学传注》四卷、《中庸传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传注问》一卷，李▯恭撰。《四书劄记》四卷、《辟雍讲义》一卷、《大学讲义》二卷、《中庸讲义》二卷，杨名时撰。《四书讲义》四十三卷，吕留良撰。《大学困学录》一卷、《中庸困学录》一卷，王澍撰。《成均讲义》不分卷，孙嘉淦撰。《大学翼真》七卷，胡渭撰。《此木轩四书说》九卷，焦袁熹撰。《大学说》一卷，惠士奇撰。《四书诠义》十五卷，汪绂撰。《中庸解》一卷，任大任撰。《四书录疑》三十九卷，陈绰撰。《四书本义汇参》四十五卷，王步青撰。《论语说》二卷，桑调元撰。《四书约旨》十九卷，任启运撰。《论语随笔》二十卷，牛运震撰。《论语附记》二卷、《孟子附记》二卷。翁方纲撰。《四书温故录》十一卷，赵佑撰。《四书逸笺》六卷，程大中撰。《四书注说参证》七卷，胡清(取灬)撰。《乡党图考》十卷，江永撰。《鲁论说》三卷，程廷祚撰。《四书考异总考》三十六卷、《条考》三十六卷，翟灝撰。《论语补注》三卷，刘开撰。《论语骈枝》一卷，刘台拱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戴震撰。《论语后录》五卷，钱坫撰。《论语馀说》一卷，崔述撰。《中庸注》一卷，惠栋撰。《四书摭馀说》七卷，曹之升撰。《四书偶谈》二卷，戚学标撰。《四书考异句读》一卷，武亿撰。《四书拾义》五卷，明绍勋撰。《孟子四考》四卷，周广业撰。《孟子七国诸侯年表》一卷，张宗泰撰。《论语偶记》一卷，方观旭撰。《论语俟质》三卷，江声撰。《孟子时事略》一卷，任兆麟撰。《论语古训》十卷，陈鱣撰。《论语异文考证》十卷，冯登府撰。《论语补疏》三卷、《论语通释》一卷、《孟子正义》三十卷。

译焦循撰。《读论质疑》一卷，石韫玉撰。《四书琐语》一卷，姚文田撰。《论语说义》十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四书释地辨证》二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宋翔凤撰。《论语鲁读考》一卷，徐养原撰。《大学旧文考证》一卷、《中庸旧文考证》一卷，硃曰佩撰。《论语旁证》二十卷，梁章钜撰。《论语类考》二十卷、《孟子杂记》四卷，陈士元撰。《四书拾遗》五卷、《孟子外书补证》四卷，林春溥撰。《论语孔注辨伪》二卷，沈涛撰。《乡党正义》一卷，金鹗撰。《六书叚借经徵》四卷，硃骏声撰。《孟子音义考证》二卷，蒋仁荣撰。《论语述何》二卷、《四书是训》十五卷，刘逢禄撰。《论语古解》十卷，梁廷枬撰。《孟子学》一卷，沈梦兰撰。《四书地理考》十一卷，王鎏撰。《四书释地补》一卷、《续补》一卷、《又续补》一卷、《三续补》一卷，樊廷枚撰。《四书典故覈》三卷，凌曙撰。《大学臆古》一卷、《附古今文附证》一卷、《中庸臆测》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六卷〕 王定柱撰。《四书说略》四卷，王筠撰。《论语集注附考》一卷，丁晏撰。《读孟子劄记》二卷，罗泽南撰。《孟子班爵禄疏证》十六卷、《正经界疏证》六卷，迮鹤寿撰。《论语正义》二十卷，刘宝楠撰。《大学质疑》一卷、《中庸质疑》二卷，郭嵩焘撰。《论语古注集笺》十卷、《考》一卷，潘维城撰。《论语古注择从》一卷、《论语郑义》一卷、《何邵公论语义》一卷、《续论语骈枝》一卷、《论语小言》一卷、《孟子古注择从》一卷、《孟子高氏义》一卷、《孟子缵义》一卷、《四书辨疑辨》一卷，俞樾撰。《论语注》二十卷，戴望撰。《何休注训论语述》一卷，刘恭冕撰。《论语后案》二十卷，黄式三撰。《读孟子质疑》二卷、《孟子外书集证》五卷，施彦士撰。《论语集解校补》一卷，蒋曰豫撰。《读大学中庸笔记》二卷、《读论孟笔记》二卷、《补记》一卷，方宗诚撰。《硃子论语集注训诂考》二卷，潘衍桐撰。宋代余允文《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以上由王际华等于乾隆三十八年奉敕辑录。《古论语》十卷、《齐论语》一卷、汉代孔安国《论语训解》十一卷、汉代包咸《论语章句》二卷、汉代周氏《论语章句》一卷、汉代马融《论语训说》一卷、汉代郑玄《论语注》十卷和《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魏代陈群《论语义说》一卷、魏代王朗《论语说》一卷、魏代王肃《论语义说》一卷、魏代周生烈《论语义说》一卷、魏代王弼《论语释疑》一卷、晋代谯周《论语注》一卷、晋代卫瓘《论语集注》一卷、晋代缪播《论语旨序》一卷、晋代缪协《论语说》一卷、晋代郭象《论语体略》一卷、晋代栾肇《论语释疑》一卷、晋代虞喜《论语赞注》一卷、晋代庾翼《论语释》一卷、晋代李充《论语集注》二卷、晋代范甯《论语注》一卷、晋代孙绰《论语集解》一卷、晋代梁凯《论语注释》一卷、晋代袁乔《论语注》一卷、晋代江熙《论语集解》二卷、晋代殷仲堪《论语解释》一卷、晋代张凭《论语注》一卷、晋代蔡谟《论语注解》一卷、宋代颜延之《论语说》一卷、宋代僧人慧琳《论语说》一卷、齐代沈驎士《论语训注》一卷、齐代顾欢《论语注》一卷、梁武帝《论语注》一卷、梁代太史叔明《论语注》一卷、梁代褚仲都《论语义疏》一卷，以及不著时代的沈峭《论语说》一卷、熊埋《论语说》一卷和不著时代、撰人的《论语隐义注》一卷；汉代赵岐《孟子章指》二卷、《篇叙》一卷、汉代程曾《孟子章句》一卷、汉代高诱《孟子章句》一卷、汉代刘熙《孟子注》一卷、汉代郑玄《孟子注》一卷、晋代綦母邃《孟子注》一卷、唐代陆善经《孟子注》一卷、唐代张镒《孟子音义》一卷、唐代丁公著《孟子音》一卷。以上由马国翰辑录。《逸论语》一卷，赵在翰辑录。《逸语》十卷，曹庭栋辑录。《逸孟子》一卷，李调元辑录。经总义。《繙译五经》五十八卷，乾隆二十年敕译。《五经翼》二十卷，孙承泽撰。《墨庵经学》不分卷，沈起撰。《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毛奇龄撰。《松源经说》四卷，孙之騄撰。《七经同异考》三十四卷、《韦庵经说》一卷，周象明撰。《此木轩经说汇编》六卷，焦袁熹撰。《十三经义疑》十二卷，吴浩撰。《经义杂记》三十卷，臧琳撰。《经稗》六卷，郑方坤撰。《经玩》二十卷，沈淑撰。《硃子五经语类》八十卷，程川撰。《经咫》一卷，陈祖范撰。《经言拾遗》十四卷、《考信录》三十六卷、《读经馀论》二卷，崔述撰。《古经解钩沈》三十卷，余萧客撰。《易堂问目》四卷，吴鼎撰。《九经说》十七卷，姚鼐撰。《群经补义》五卷，江永撰。《群经互解》一卷，冯经撰。《十三经札记》二十二卷，硃亦栋撰。《经学卮言》六卷，孔广森撰。《经传小记》三卷、《汉学拾遗》一卷，刘台拱撰。《九经古义》十六卷。

译惠栋撰。《经考》五卷，戴震撰。《通艺录》四十八卷，程瑶田撰。《群经释地》六卷，吕吴撰。《五经小学述》二卷，庄述祖撰。《群经识小》八卷，李惇撰。《经义知新记》一卷，汪中撰。《诗书古训》八卷，阮元撰。《浙士解经录》五卷，阮元编。《周人经说》四卷、《王氏经说》六卷，王绍兰撰。《九经学》三卷，王聘珍撰。《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左海经辨》二卷，陈寿祺撰。《邃雅堂学古录》七卷，姚文田撰。《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经传释词》十卷，王引之撰。《五经要义》一卷、《五经通义》一卷，宋翔凤撰。《群经宫室图》二卷，焦循撰。《顽石庐经说》十卷，徐养原撰。《经义未详说》五十四卷，徐卓撰。《十七史经说》十二卷，张养吾撰。《经义丛钞》三十卷，严杰编。《凤氏经说》三卷，凤韶编。《介庵经说》十卷，雷学淇撰。《十三经诂答问》六卷，冯登府撰。《说纬》六卷，王崧撰。《安甫遗学》三卷，江承之撰。《实事求是斋经说》二卷，硃大韶撰。《读经说》一卷，丁晏撰。《玉函山房目耕帖》三十一卷，马国翰撰。《汉儒通义》七卷，陈澧撰。《娱亲雅言》六卷，严元照撰。《经传考证》八卷，硃彬撰。《十三经客难》五十五卷，龚元玠撰。《一镫精舍甲部稿》五卷，何秋涛撰。《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茶香室经说》十五卷、《诂经精舍自课文》二卷、《经课续编》八卷、《群经賸义》一卷、《达斋丛说》一卷，俞樾撰。《开有益斋经说》五卷，硃绪曾撰。《读书偶志》十一卷，邹汉勋撰。《贵阳经说》一卷、《经说残稿》一卷，刘书年撰。《巢经巢经说》一卷、《郑学录》三卷，郑珍撰。《儆居经说》四卷，黄式三撰。《愚一录》十二卷，郑献甫撰。《▯经笔记》一卷，陈倬撰。《隶经賸义》一卷，林兆丰撰。《郑志考证》一卷，成蓉镜撰。《汉碑徵经》一卷，硃百度撰。《汉孳室经说》一卷，陶方琦撰。《经说略》二卷，黄以周撰。《操▯斋遗书》四卷。管礼耕撰。《经窥》四卷，蔡以盛撰。《九经误字》一卷、《五经同异》三卷，顾炎武撰。《助字辨略》五卷，刘淇撰。《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沈廷芳撰。《注疏考证》六卷，齐召南撰。《九经辨字渎蒙》十二卷，沈炳震撰。《经典释文考证》三十卷，卢文弨撰。《经典文字考异》一卷，钱大昕撰。《群经义证》八卷、《经读考异》八卷、《补》一卷、《句读叙述》二卷、《补》一卷，武亿撰。《经典文字辨正》五卷，毕沅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孟子音义校勘记》一卷、《释文校勘记》二十五卷，阮元撰。《群经字考》四卷，曾廷枚撰。《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钱坫撰。《经苑》不分卷，钱仪吉撰。《七经异文释》五十卷，李富孙撰。《群经字考》十卷，吴东发撰。《经典释文补条例》一卷，汪远孙撰。《经典异同》四十八卷，张维屏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四卷，汪文台撰。《汉书引经异文录证》六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卷〕 缪祐孙撰。《授经图》四卷，明代硃睦▯原本，黄虞稷、龚翔麟重编。《十三经注疏姓氏》一卷，翁方纲撰。《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孙星衍撰。《传经表》一卷、《通经表》一卷，洪亮吉撰。《西汉儒林传经表》二卷，周廷寀撰。《汉西京博士考》二卷，胡秉虔撰。《两汉五经博士考》三卷，张金吾撰。《两汉传经表》二卷，蒋曰豫撰。《国朝汉学师承记》七卷、《附经义目录》一卷、《隶经文》四卷，江籓撰。《古文天象考》十二卷、《附图说》一卷，雷学淇撰。《经书算学天文考》一卷，陈懋龄撰。《学计一得》二卷，邹伯奇撰。《石经考》一卷，顾炎武撰。《石经正误》一卷，张尔岐撰。《汉魏石经考》一卷、《唐宋石经考》一卷，万斯同撰。《石经考异》二卷，杭世骏撰。《汉石经残字考》一卷，翁方纲撰。《魏石经毛诗残字》一卷，王昶撰。《蜀石经毛诗考异》二卷，陈鱣撰。《石经考文提要》十三卷，彭元瑞撰。《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二卷，孙星衍撰。《石经仪礼校勘记》四卷，阮元撰。《汉石经残字证异》二卷，孔广牧撰。《唐石经校文》十卷，严可均撰。《石经补考》十二卷，冯登府撰。《北宋汴学篆隶二体石经记》一卷，丁晏撰。《唐开成石经图考》一卷，魏锡曾撰。汉代刘向《五经通义》一卷、汉代郑玄《六艺论》一卷、《郑记》一卷、不著时代的雷氏《五经要义》一卷、魏代王肃《圣证论》一卷、晋代谯周《五经然否论》一卷、晋代束晰《五经通论》一卷、晋代杨芳《五经钩沈》一卷、晋代戴逵《五经大义》一卷、后魏常爽《六经略注》一卷、后魏邯郸绰《五经析疑》一卷、后周樊文深《七经义纲》一卷、汉石经《尚书》一卷、《鲁诗》一卷、《仪礼》一卷、《公羊传》一卷、《论语》一卷、魏三字石经《尚书》一卷和《春秋》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汉代郑玄《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魏代郑小同《郑志》三卷、《补遗》三卷，以上均由王复、武亿共同辑录。小学类。

译《尔雅补注》六卷，姜兆锡撰。《尔雅补郭》二卷，翟灝撰。《尔雅正义》二十卷、《音义》三卷，邵晋涵撰。《尔雅补注》四卷，周春撰。《尔雅汉注》三卷，臧庸撰。《尔雅释文补》三卷，钱大昭撰。《尔雅义疏》二十卷，郝懿行撰。《尔雅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尔雅古义》二卷，钱坫撰。《尔雅古义》二卷，胡承珙撰。《尔雅小笺》三卷，江籓撰。《尔雅古义》十二卷，黄奭撰。《尔雅注疏本证误》五卷，张宗泰撰。《尔雅匡名》二十卷，严元照撰。《尔雅补注残本》一卷，刘玉麟撰。《尔雅诂》二卷，徐孚吉撰。《尔雅郭注补正》三卷，戴莹撰。《尔雅经注集证》三卷，龙启瑞撰。《尔雅正郭》三卷，潘衍桐撰。《尔雅古注斠》三卷，闺秀叶蕙心撰。《续方言》二卷，杭世骏撰。《方言校正》十三卷，卢文弨撰。《方言补校》一卷，刘台拱撰。《方言疏证》十三卷，戴震撰。《续方言补证》一卷，程际盛撰。《方言笺疏》十三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正十三卷〕 钱绎撰。《续方言疏证》二卷，沈龄撰。《释名疏证》八卷、《补遗》一卷、《续释名》一卷，江声撰。《广释名》二卷，张金吾撰。《释名补证》一卷，成蓉镜撰。《广雅疏义》二十卷，钱大昭撰。《广雅疏证》十卷，王念孙撰。《小尔雅约注》一卷，硃骏声撰。《小尔雅训纂》六卷，宋翔凤撰。《小尔雅义证》十三卷，胡承珙撰。《小尔雅疏》八卷，王煦撰。《小尔雅疏证》五卷，葛其仁撰。《补小尔雅释度量衡》一卷，邹伯奇撰。《字诂》一卷，黄生撰。《越语肯綮录》一卷，毛奇龄撰。《连文释义》一卷，王言撰。《别雅》五卷，吴玉搢撰。《经籍撰诂》一百六卷，附《补遗》一百六卷，阮元撰。《比雅》十九卷，洪亮吉撰。《释缯》一卷，任大椿撰。《通诂》二卷，李调元撰。《越言释》二卷，茹敦和撰。《释庙》一卷、《释车》一卷、《释帛》一卷、《释色》一卷、《释词》一卷、《释农具》一卷，硃骏声撰。《释服》一卷，宋翔凤撰。《释穀》一卷。《释人》一卷，刘宝楠撰；《释祀》一卷，孙冯翼撰；《拾雅》二十卷，董蠡舟撰，夏味堂撰、夏纪堂作注；《骈字分笺》二卷，程际盛撰；《骈雅训纂》十六卷，魏茂林撰；《周秦名字解诂补》一卷，王萱龄撰；《叠雅》十三卷，史梦兰撰；《别雅订》五卷，许瀚撰。汉代郭舍人的《尔雅注》三卷，汉代刘歆的《尔雅注》一卷，汉代樊光的《尔雅注》一卷，汉代李巡的《尔雅注》三卷，魏代孙炎的《尔雅注》三卷、《音》一卷，晋代郭璞的《尔雅音义》一卷、《图赞》一卷，梁代沈旋的《集注尔雅》一卷，陈代施乾的《尔雅音》一卷，陈代谢峤的《尔雅音》一卷，陈代顾野王的《尔雅音》一卷，唐代裴瑜的《尔雅注》一卷。以上由马国翰辑录。吴代韦昭的《辨释名》一卷，由黄奭辑录。以上属于小学类中的训诂类。《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张玉书等奉敕撰写。《字典考证》三十六卷。道光十一年，王引之奉敕撰写。《急就章考异》一卷，孙星衍撰；《急就章姓氏补注》一卷，吴省兰撰；《急就章音略》一卷、《音略考证》一卷，王绍兰撰；《急就章考证》一卷，钮树玉撰；《急就篇统笺》一卷、《急就姓氏考》一卷，陈本礼撰；《急就篇考异》一卷，庄世骥撰；《说文广义》三卷，王夫之撰；《说文引经考》二卷，吴玉搢撰；《说文系传考异》四卷，附录一卷，汪宪撰；《说文答问》一卷，钱大昕撰；《六书通》十卷，闵齐汲撰；《说文偏旁考》二卷，吴照撰；《说文旧音》一卷、《音同字异辨》一卷，毕沅撰；《六书转注古义考》一卷，曹仁虎撰；《说文解字段氏注》三十卷、《六书音韵表》五卷、《汲古阁说文订》一卷，段玉裁撰；《惠氏读说文记》十五卷，惠栋撰；《说文解字通正》十四卷，潘奕俊撰；《王氏读说文记》一卷、《说文解字校勘记》一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四卷〕 《王氏读说文记》一卷、《说文解字校勘记》一卷，王念孙撰；《说文补考》一卷、《汉学谐声》二十四卷、《古音论》一卷、附录一卷，戚学标撰；《说文古籀疏证》六卷，庄述祖撰；《说文古语考》二卷，程际盛撰；《六书转注录》十卷，洪亮吉撰；《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说文段注钞案》一卷、补一卷，桂馥撰；《说文段注订补》十四卷，王绍兰撰；《说文徐氏新附考证》一卷、《说文统释序注》一卷，钱大昭撰；《说文解字斠诠》十四卷，钱坫撰；《说文述谊》二卷，毛际盛撰；《说文字原集注》十六卷、表一卷、说一卷，蒋和撰；《席氏读说文记》十五卷，席世昌撰；《说文管见》三卷，胡秉虔撰；《六书说》一卷，江声撰；《说文校义》三十卷，姚文田、严可均合撰；《说文声系》十四卷、《说文解字考异》十四卷、《偏旁举略》一卷，姚文田撰；《说文翼》十六卷、《说文声类》二卷、《说文订订》一卷，严可均撰；《说文五翼》八卷，王煦撰；《说文辨字正俗》八卷。

译《说文辨字正俗》八卷，李富孙撰；《说文解字群经正字》二十八卷，邵英撰；《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补遗》一卷、《柬韵》一卷、《说雅》一卷、《小学识馀》四卷，硃骏声撰；《说文经字考》一卷，陈寿祺撰；《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毛谟撰；《说文双声叠韵谱》一卷，邓廷桢撰；《形声类编》五卷，丁履恆撰；《说文段注札记》一卷，徐松撰；《读说文证疑》一卷，陈诗庭撰；《小学说》一卷，吴夌云撰；《说文古字考》十四卷，沈涛撰；《说文说》一卷，孙济世撰；《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说文释例》二十卷、《说文补正》二十卷、《说文解字句读》三十卷、《句读补正》三十卷、《说文韵谱校》五卷、《新附考校正》一卷、《正字略》一卷、《文字蒙求》四卷，王筠撰；《说文谐声谱》九卷，张成孙撰；《说文段注订》八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说文解字校录》三十卷、《说文玉篇校录》一卷，钮树玉撰；《说文释例》二卷、《说文音韵表》十八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卷、正三十卷、正一卷〕 《说文释例》二卷、《说文音韵表》十八卷，江沅撰；《说文段注匡谬》八卷，徐承庆撰；《说文辨疑》一卷，顾广圻撰；《说文段注札记》一卷，龚自珍撰；《许氏说音》四卷，许桂林撰；《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柳荣宗撰；《说文疑疑》二卷、附录一卷，孔广居撰；《说文拈字》七卷、补遗二卷，王玉树撰；《说文校定本》二卷，硃士端撰；《说文答问疏证》六卷，薛传均撰；《说文新附考》六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郑珍撰；《说文声读考》七卷、《说文声订》二卷、《说文建首字读》一卷，苗夔撰；《六书转注说》二卷，夏炘撰；《说文谐声孳生述》一卷，陈立撰；《说文引经考证》八卷、《说文举例》一卷，陈▯彖撰；《读说文记》一卷，许梿撰；《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卷，莫友芝撰；《谐声补逸》十四卷、附札记一卷，宋保撰；《六书系韵》二十四卷、《检字》二卷，李贞撰；《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刘熙载撰；《兒笘录》四卷。《兒笘录》四卷，俞樾撰；《印林遗著》一卷，许瀚撰；《说文段注撰要》九卷，马寿龄撰；《说文外编》十六卷、《说文引经例辨》三卷，雷浚撰；《说文揭原》二卷、《说文发疑》六卷、《汲古阁说文解字校记》一卷，张行孚撰；《说文解字索隐》一卷、补例一卷，张度撰；《说文系传校勘记》三卷，承培元、夏灝、吴永康撰；《说文引经证例》二十四卷，承培元撰；《说文古籀补》十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字说》一卷，吴大澂撰；《说文本经答问》二卷、《说文浅说》一卷，郑知同撰；《说文重文本部考》一卷，曾纪泽撰；《古籀拾遗》三卷、附《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一卷、《名原》二卷，孙诒让撰；《说文引群说故》二十七卷，郑文焯撰；《说文解字引汉律令考》二卷、附录一卷，王仁俊撰；《氵交民遗文》一卷，孙传凤撰；《小学考》五十卷，谢启昆撰；《九经字样疑》一卷、《五经文字疑》一卷，孔继涵撰；《汗简笺正》七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七卷〕 《汗简笺正》七卷，郑珍撰；《隶释刊误》一卷，黄丕烈撰；《复古编校正》一卷、附录一卷，葛鸣阳撰；《古音骈字续编》五卷，庄履丰、庄鼎铉合撰；《缪篆分韵》五卷、补一卷，桂馥撰；《篆隶考异》二卷，周靖撰；《隶辨》八卷，顾蔼吉撰；《隶法汇纂》十卷，项怀述撰；《汉隶拾遗》一卷，王念孙撰；《汉隶异同》六卷，甘扬声撰；《隶通》二卷，钱庆曾撰；《隶篇》十五卷、《续》十五卷、《补》十五卷，翟云升撰；《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邢澍撰；《钟鼎字源》五卷，汪立名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阮元撰；《筠清馆金文》五卷，吴荣光撰；《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徐同柏撰；《攟古录金文》九卷，吴式芬撰；《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吴云撰；《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潘祖廕撰；《石鼓然疑》一卷，庄述祖撰；《石鼓文考释》一卷，任兆麟撰；《石鼓文读七种》一卷，吴东发撰；《石鼓文定本》十卷，沈梧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续字汇补》十二卷，吴志伊撰；《字贯提要》四十卷，王锡侯撰；《字学辨正集成》四卷，姚心舜撰。《仓颉篇》三卷、《续》一卷、《补》二卷，由孙星衍原辑、任大椿续辑、陶方琦补辑；《小学钩沈》十八卷，任大椿辑；《字林考逸》八卷、补一卷，由任大椿原辑、陶方琦补辑；《周太史籀篇》一卷、《秦李斯等仓颉篇》一卷、《汉司马相如凡将篇》一卷、《汉扬雄训纂篇》一卷、《汉杜林仓颉训诂》一卷、《汉服虔通俗文》一卷、《汉卫宏古文官书》一卷、《汉蔡邕劝学篇》一卷、《汉郭显卿杂字指》一卷、《魏张揖埤苍》一卷、《古今字诂》一卷、《杂字》一卷、《魏周成杂字解诂》一卷、《吴硃育异字》一卷、《吴项峻始学篇》一卷、《晋索靖草书状》一卷、《晋卫恆四体书势》一卷、《晋葛洪要用字苑》一卷、《晋束晰发蒙记》一卷、《晋顾恺之启蒙记》一卷、《晋李彤字指》一卷、附《单行字》一卷、《宋何承天纂文》一卷、《宋颜延之庭诰》一卷、《纂要》一卷、《诂幼》一卷、《梁元帝纂要》一卷、《梁阮孝绪文字集略》一卷、《梁庾俨默演说文》一卷、《梁樊恭广苍》一卷、《后魏杨承庆字统》一卷、《后魏江式古今文字表》一卷、《隋曹宪文字指归》一卷、《隋诸葛颖桂苑珠丛》一卷，以及不著时代、作者的《分毫字样》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后魏宋世良《字略》一卷，以及不著时代的陆善经《新字林》一卷、《字书》一卷、唐代《开元文字音义》一卷、《小学》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黄奭辑录。以上属于小学类中的字书类。

译《易音》三卷、《诗本音》十卷，顾炎武撰；《诗叶韵辨》一卷，王夫之撰；《易韵》四卷，毛奇龄撰；《诗经叶音辨譌》八卷，刘维谦撰；《九经韵证》一卷，吴廷华撰；《十三经音略》十三卷，周春撰；《诗音表》一卷，钱坫撰；《诗音辨》二卷，李调元撰；《诗声类》十二卷、《诗声分例》一卷，孔广森撰；《诗经韵读》四卷、《群经韵读》一卷、《先秦韵读》一卷，江有诰撰；《诗声衍》一卷，刘逢禄撰；《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王筠撰；《毛诗韵订》十卷，苗夔撰；《三百篇原声》七卷，夏味堂撰；《尔雅直音》二卷，王祖源撰；《唐韵正》二十卷、补正一卷，顾炎武撰；《广韵正》四卷，李因笃撰；《唐韵考》五卷，纪容舒撰；《唐韵四声正》一卷，江有诰撰；《九经补韵考正》一卷，钱绎撰；《集韵考正》十卷，方成珪撰；《广韵说》一卷，吴夌云撰；《集韵校误》四卷、《群经音辨校误》一卷，陆心源撰；《音论》三卷、《古音表》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卷、正四卷、正十卷〕 《音论》三卷、《古音表》二卷，顾炎武撰；《古今通韵》十二卷，毛奇龄撰；《古今韵考》四卷，李因笃撰；《声韵丛说》一卷、《韵问》一卷，毛先舒撰；《古音通》八卷，柴绍炳撰；《古今韵略》五卷，邵长蘅撰；《古音正义》一卷，熊士伯撰；《声韵图谱》一卷，钱人麟撰；《古韵标准》四卷，江永撰；《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转语》二十章，戴震撰；《声类》四卷、《音韵问答》一卷，钱大昕撰；《汉魏音》四卷，洪亮吉撰；《古音谐》八卷，姚文田撰；《古韵论》三卷，胡秉虔撰；《廿一部谐声表》一卷、《入声表》一卷，江有诰撰；《古今韵准》一卷，硃骏声撰；《歌麻古韵考》四卷，苗夔撰；《五音论》二卷，邹汉勋撰；《述韵》十卷，夏燮撰；《古韵通说》四卷，龙翰臣撰；《刘氏遗箸》一卷，刘禧延撰；《韵府钩沈》四卷，雷浚撰；《钦定叶韵汇辑》五十八卷，乾隆十五年梁诗正等奉敕撰；《榕村韵书》五卷，李光地撰；《韵歧》四卷，江昱撰。《诗韵析》五卷、附录二卷，汪绂撰；《官韵考异》一卷，吴省钦撰；《韵辨附文》五卷，沈兆霖撰；《诗韵辨字略》五卷，黄倬撰；《韵诂》五卷、补遗一卷，方濬颐撰；《钦定音韵阐微》十八卷、《韵谱》一卷，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敕撰；《钦定同文韵统》六卷，乾隆十五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撰；《钦定音韵述微》三十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类音》八卷，潘耒撰；《等切元声》十卷，熊士伯撰；《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江永撰；《沈氏四声考》二卷，纪昀撰；《四声韵和表》五卷，洪榜撰；《四声易知录》四卷，姚文田撰；《等韵丛说》一卷，江有诰撰；《字母辨》一卷，黄廷鉴撰；《四声切韵表补正》三卷，汪曰桢撰；《刘氏碎金》一卷、《中州切音论赘论》一卷，刘禧延撰；《四声定切》四卷，刘熙载撰；《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陈澧撰；《翻切简可篇》二卷，张燮承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宋代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捡例》一卷，以上为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录；魏代李登《声类》一卷，晋代吕静《韵集》一卷，北齐阳休之《韵略》一卷，唐代僧人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宋代李概《音谱》一卷、《声谱》一卷，唐代孙愐《唐韵》二卷、颜真卿《韵海镜源》一卷、李舟《切韵》一卷，以上均由黄奭辑录。以上属于小学类中的韵书类。《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傅恆等奉敕撰写；《增订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傅恆等奉敕撰写；《清汉对音字式》一卷，乾隆三十七年奉敕撰写；《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阿桂等奉敕撰写；《清文汇书》十二卷，李延基撰；《清文补汇》八卷，宗室宜兴撰；《清文备考》六卷，戴穀撰；《清文启蒙》四卷，舞格撰；《三合便览》十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清文总汇》二卷，不著撰人姓名。以上属于小学类中的清文类。按：《艺文志序》中，关外本与此相同；关内本与此在详略上有所不同，现附录在后，以供参考。清朝在东北边陲开始奠基，创建之初，文化教育还不够发达。太宗首先命大学士希福等翻译辽、金、元三史；到世祖时，翻译史书完成，两年后又有商议修撰《明史》的诏令。只是当时天下尚未安定，事务繁多，连修建石渠阁也还无暇顾及。圣祖继承帝位后，下诏选拔博学鸿儒，继续修撰《明史》，又编纂各经解说、《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用以搜罗遗逸、选拔人才，大力奖掖文化，修饰宏伟功业，逐渐达到太平之治，于是全国文教兴盛，纷纷受到影响而趋向文雅。世宗继位后，又一次选拔鸿词科人才，但尚未施行便去世了。

译高宗即位初年，继续考试选拔博学鸿儒，并访求散佚的书籍。乾隆三十七年下谕说：“朕考察古代、崇尚文教，以此辅助治理政务；即使在处理政务之余研习典籍，也每天勤勉不懈。因此想到国家书库中的缥帙缃帙，所收载的典籍极其广博。其中大的著作，能够辅助经学训诂，为后世树立规范，固然足以成为千秋万代的法则和借鉴；即使那些探究细小问题的人，专门著书立说，细致考察名物、象数，同时综合贯通各种条理，各自形成一家之言，也无不有所发明，可以作为闲暇时的学艺和修养心性的助益。然而有些书散失在名山之中，还没有收入史馆，正应及时搜集，汇送京师，以彰显自古以来同文之盛况。应命各直省督抚、学政用心购买访求，酌量给予价钱；家中收藏的抄本，也抄录副本呈送上来。这样或许可以收藏在石渠阁中，留待朕阅览，使《四库》《七略》更加完备美善，符合朕的心意。”于是安徽学政硃筠上奏条陈，说《永乐大典》中有许多古书，请求设局纂辑，并分别缮写成书。当时《永乐大典》收藏在翰林院，已经有所残缺；原书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缺二千四百四卷，现存二万四百七十三卷，共装成九千八百八十一册。高宗把这件事交给硃筠议论，大学士于敏中极力赞同他的意见。第二年，下诏设立《四库全书》馆，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等为总纂；负责纂修的官员有戴震、邵晋涵、庄存与、任大椿、王念孙、姚鼐、翁方纲、硃筠等，参与此事的有三百多人，都是从当时选出的俊才。历时二十年，才抄写完成。前后编成的书有三百八十五种，并用聚珍版印行了一百多种。乾隆三十九年，催促各直省缴送所藏书籍，各地争相进献秘籍，数量很多；江、浙督抚采进的达到四五千种，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以及江苏马裕家中收藏的书籍，进呈的各有六七百种；周厚▯育、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也各自进书一百种以上。到这时，天府所藏超过前代，于是特别命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著录六千七百八十八种，总计一万二百四十六种。又因《总目提要》卷帙浩繁，学子翻阅不容易，便再命纪昀根据《总目》所收书籍另行编纂《四库简明目录》，其中存目的书不列入。在此以前，高宗曾命人选取《四库全书》的精华，共四百六十四部，抄写成《荟要》，收藏在摛藻堂，以备皇帝阅览。当时，《四库全书》抄写至十六万八千册，下诏抄成四份，分别收藏在京师文渊阁、京西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又挑选其中精要的书籍，命武英殿刻版颁行。乾隆四十七年，下诏再抄三份，分别收藏在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玉兰堂文澜阁，并命令喜好古籍的人，想阅读宫中秘藏书籍的，任其入内阅览。因此全国纷纷仿效，文化兴盛，学术昌明，可与汉、唐相媲美。后来文源阁的典籍在英法联军之乱中焚毁，文汇阁、文宗阁毁于洪杨之乱，文澜阁的书也有散失。只有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书巍然完整保存下来。这些书都是抄本；其中宋、元时期的精美刻本，大多收藏在大内天禄琳琅等处，宫史中都有记载。外省督抚又以礼聘请博学雅正之士，广泛修撰地方志，使各郡县的典章制度灿然完备。阮元补辑《四库》未收之书四百五十四种，又刊刻《学海堂经解》一千四百一十二卷；王先谦续刊一千三百一十五卷，所选取的内容精深博大，汇集了一代经学和人文精华。曾国籓督理两江时，倡议设立金陵、苏州、扬州、浙江、武昌官书局；张之洞督理广东时，设立广雅书局。这些书局都慎重选用博通儒者，仔细校订各种书籍，广泛刊刻，以惠及士人；私人校勘、精工镂版的书也很多，丛书的丰富，是前代无法相比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四百十二卷、一千三百十五卷〕 清朝末期，欧洲风气逐渐传入中国，科学日益昌盛。同治初年，设立江南制造局，开始翻译西方书籍；光绪末年，又设立译书局，风气所及，翻译的书籍争相出现，忧虑世事的才俊英杰纷纷研究时务。当时，敦煌写经、殷墟龟甲以及奇异的书籍、珍秘的宝物，都在大地上相继发现，确实足以献给学术文苑，大大有益于学术；其中博学硕儒各自标举学术宗派，因此宏篇巨制多得无法一一记载。《艺文志》的旧例，都是罗列古代典籍；清代的总目录既然已经广泛收载，本志著录便取法《明史》，断自清代。四部分类大多依据总目录，审查体例、订正讹误，其中有时采用不同的编撰方式。清代儒者的著述，总目录所收的没有遗漏；存目部分稍嫌芜杂，校录时采取谨慎态度。乾隆以前遗漏的加以补录，嘉庆以后缺少的接续补充；如果有一点疑问，就按照存疑原则不妄加收录。前代各种书籍，按例本来不予著录；清代辑录散佚书籍，则与这一原则不同。因为辑纂功夫深厚，与专门撰述没有区别，所以附带收载。

译志一百二十一。艺文志二。史部共分十六类：第一是正史类，第二是编年类，第三是纪事本末类，第四是别史类，第五是杂史类，第六是诏令奏议类，第七是传记类，第八是史钞类，第九是载记类，第十是时令类，第十一是地理类，第十二是职官类，第十三是政书类，第十四是目录类，第十五是金石类，第十六是史评类。正史类。《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康熙十八年奉敕撰写，乾隆四年成书并上表进呈；《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写；《史记补注》一卷，方苞撰；《史记疑问》一卷，邵泰衢撰；《史记考证》七卷，杭世骏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梁玉绳撰；《读史记十表》十卷，汪越撰、徐克范补；《史记天官书补目》一卷、《考证》十卷，孙星衍撰；《史记律历天官书正譌》三卷，王元启撰；《史记三书释疑》三卷，钱塘撰；《史记功比说》一卷，张锡瑜撰；《史记毛本正误》一卷，丁晏撰；《校刊史记札记》五卷，张文虎撰；《史汉笺论》十卷，杨于果撰；《史汉骈枝》一卷，成蓉镜撰；《汉书辨疑》二十二卷，钱大昕撰；《汉书拾遗》一卷，刘台拱撰；《汉书疏证》三十六卷，沈钦韩撰；《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周寿昌撰；《汉书管见》四卷，硃一新撰；《汉书补注》一百卷，王先谦撰；《汉初年月日表》一卷，姚文田撰。《汉书律历志正譌》二卷，王元启撰；《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全祖望撰；《汉书地理志补注》一百三卷，吴卓信撰；《新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钱坫撰；《汉书地理志校注》二卷，王绍兰撰；《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汪远孙撰；《汉志水道疏证》四卷，洪颐煊撰；《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陈澧撰；《汉志释地略》《汉志志疑》一卷，汪士铎撰；《汉书地理志集释》十四卷、《西域传补注》二卷，徐松撰；《汉西域图考》七卷，李光廷撰；《汉书古今人表考》九卷，梁玉绳撰；《人表考校补》一卷、《续补》一卷，蔡云撰；《汉书正误》四卷，王峻撰；《汉书刊误》一卷，石韫玉撰；《汉书注考证》一卷，何若瑶撰；《两汉朔闰表》二卷，附《汉太初以前朔闰表》一卷，张其(曾羽)撰；《两汉举正》五卷，陈景云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惠栋撰；《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后汉书辨疑》九卷、《后汉书补表》八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卷〕 《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后汉书辨疑》九卷、《后汉书补表》八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钱大昭撰；《后汉书疏证》三十卷，沈钦韩撰；《后汉书补注续》一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侯康撰；《后汉书注补正》八卷，周寿昌撰；《后汉书注又补》一卷，沈铭彝撰；《后汉书儒林传补》二卷，李聿修撰；《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姚之骃撰；《后汉书注刊误》一卷、《后汉公卿表》一卷，练恕撰；《后汉三公年表》一卷，华湛恩撰；《后汉书注考证》一卷，何若瑶撰；《三国志举正》四卷，陈景云撰；《三国志考证》八卷，潘眉撰；《三国志补注》六卷，杭世骏撰；《三国志续考证》一卷，卢文弨撰；《三国志辨疑》三卷，钱大昭撰；《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赵一清撰；《三国志补注》十六卷，沈钦韩撰；《三国志旁证》三十卷，梁章钜撰；《三国志证闻》二卷，钱仪吉撰；《三国纪年表》一卷，周嘉猷撰；《补三国疆域志》三卷，洪亮吉撰；《三国职官表》三卷，洪饴孙撰；《三国志注续》一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八卷、正四卷〕 《三国志注续》一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侯康撰；《三国志注证遗》四卷，周寿昌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毕沅撰；《东晋疆域志》四卷，洪亮吉撰；《晋书补传赞》一卷，杭世骏撰；《补晋书兵志》一卷，钱仪吉撰；《晋书校勘记》四卷，周云撰；《晋书校勘记》三卷，劳格撰；《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晋书校文》五卷，丁国钧撰；《晋宋书故》一卷、《补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郝懿行撰；《宋书州郡志校勘记》一卷，成蓉镜撰；《补梁疆域志》四卷，洪饴孙撰；《魏书校勘记》一卷，王先谦撰；《北周公卿表》一卷，练恕撰；《南北史识疑》四卷，王懋竑撰；《补南北史表》七卷，周嘉猷撰；《补南北史志》十四卷，汪士铎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章宗源撰；《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杨守敬撰；《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赵绍祖撰；《旧唐书疑义》四卷，张道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合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卷〕 《唐学士年表》一卷，钱大昕撰；《五代史志疑》四卷，杨陆荣撰；《五代史纂误补》四卷，吴兰庭撰；《五代史纂误续补》六卷，吴光耀撰；《五代史纂误补续》一卷，周寿昌撰；《旧五代史考异》二卷，邵晋涵撰；《新五代史注》七十四卷，彭元瑞、刘凤诰合撰；《五代纪年表》一卷，周嘉猷撰；《五代史地理考》一卷，练恕撰；《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顾櫰三撰；《五代学士年表》一卷，钱大昕撰；《宋史地理志校勘记》一卷，成蓉镜撰；《宋史艺文志补》一卷，倪灿撰；《宋中兴学士年表》一卷、《宋修唐书史臣表》一卷，钱大昕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补五卷，厉鹗撰；《辽史拾遗续》三卷，杨复吉撰；《金史详校》十卷、《金源劄记》二卷，施国祁撰；《元史本证》五十卷、《元史证误》二十三卷，汪辉祖撰；《元史氏族表》三卷、《补元史艺文志》四卷，钱大昕撰；《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洪钧撰。

译《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辽金元三史拾遗》五卷，钱大昕撰；《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倪灿撰；《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金门诏撰；《明史考证攟逸》四十二卷，王颂蔚撰；《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诸史拾遗》五卷，钱大昕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王鸣盛撰；《二十二史劄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赵翼撰；《四史发伏》十二卷，洪亮吉撰；《读史举正》八卷，张熷撰；《诸史然疑》一卷，杭世骏撰；《诸史考异》十八卷，洪颐煊撰；《历代史目表》一卷，洪饴孙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八卷〕 宋代薛居正等所撰《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以及宋代吴缜《五代史记纂误》三卷，以上为乾隆时期奉敕辑录。臧镛堂辑录《汉书音义》三卷、补遗一卷。编年类。《太祖实录》十三卷，崇德元年奉敕编纂，康熙二十一年圣祖重修，雍正十二年奉敕加以校订；《太宗实录》六十八卷，顺治九年奉敕编纂，康熙十二年圣祖重修，雍正十二年奉敕加以校订；《世祖实录》一百四十七卷，康熙六年奉敕编纂，雍正十二年奉敕加以校订；《圣祖实录》三百三卷，康熙六十一年奉敕编纂；《世宗实录》一百五十九卷，雍正十三年奉敕编纂；《高宗实录》一千五百卷，嘉庆四年奉敕编纂；《仁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道光四年奉敕编纂；《宣宗实录》四百七十六卷，咸丰二年奉敕编纂；《文宗实录》三百五十六卷，同治元年奉敕编纂；《穆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光绪五年奉敕编纂；《德宗实录》五百六十一卷，宣统年间奉敕编纂；《御批通鉴辑览》一百一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乾隆三十二年傅恆等奉敕撰写；《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写；《开国方略》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写；《竹书统笺》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六卷〕 徐文靖撰写《竹书纪年集证》五十卷。陈逢衡撰写《考定竹书》十三卷。孙之騄撰写《竹书纪年校正》十四卷。郝懿行撰写《校正竹书纪年》二卷。洪颐煊撰写《竹书纪年集注》二卷。陈诗撰写《竹书纪年校补》二卷。张宗泰撰写《考订竹书纪年》十四卷、《竹书纪年义证》四十卷。雷学淇撰写《竹书纪年补证》四卷。林春溥撰写《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徐乾学撰写《续资治通鉴后编校勘记》十五卷。夏震武撰写《续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卷。毕沅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六十卷。秦缃业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拾遗》六十卷。黄以周撰写《通鉴胡注举正》一卷。陈景云撰写《通鉴注辨正》二卷。钱大昕撰写《通鉴注商》十八卷。赵绍祖撰写《通鉴刊本识误》三卷、《通鉴补略》一卷。张敦仁撰写《通鉴校勘记》七卷。张瑛撰写《通鉴地理今释》十六卷。吴熙载撰写《纲目订误》四卷。陈景云撰写《纲目分注补遗》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四卷、正一卷、正二卷〕 芮长恤撰写《通鉴纲目释地纠缪》六卷、《释地补注》六卷。张庚撰写《纲目志疑》一卷。华湛恩撰写《读通鉴纲目条记》二十卷。李述来撰写《明鉴前纪》二卷。齐召南撰写《明通鉴》一百卷。夏燮撰写《明纪》六十卷。陈鹤撰写《周季编略》九卷。黄式三撰写《古史纪年》十四卷、《古史考年异同表》二卷、《战国纪年》六卷，附《年表》一卷。林春溥撰写《国策编年》一卷。顾观光撰写《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徐鼒撰写《东华录》三十二卷。蒋良骥撰写《十朝东华录》四百二十五卷。王先谦撰写《咸丰朝东华续录》六十九卷。潘颐福撰写《光绪东华录》二百二十卷。硃寿朋撰写《滇云历年传》十二卷。倪蜕撰写。宋代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宋代不知撰写者姓名的《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宋代王益之撰写《西汉纪年》三十卷，宋代熊克撰写《中兴小纪》四十卷。以上各书为乾隆年间奉敕编纂。陆机撰写《晋纪》一卷，干宝撰写《晋纪》一卷，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一卷，邓粲撰写《晋纪》一卷，孙盛撰写《晋阳秋》一卷，刘谦之撰写《晋纪》一卷，徐广撰写《晋纪》一卷，檀道鸾撰写《续晋阳秋》一卷，刘道荟撰写《晋起居注》一卷。以上各书为黄奭辑录。黄奭辑录《晋纪》五卷、《晋阳秋》五卷、《汉晋春秋》四卷、《三十国春秋》十八卷。以上各书为汤球辑录。

译纪事本末类。《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勒德洪等奉诏撰写。《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康熙四十七年，温达等奉诏撰写。《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来保等奉诏撰写。《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傅恆等奉诏撰写。《临清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二年，于敏中等奉诏撰写。《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奉诏撰写。《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诏撰写。《石峰堡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奉诏撰写。《台湾纪略》七十卷。乾隆五十三年奉诏撰写。《安南纪略》三十二卷。乾隆五十六年奉诏撰写。《廓尔喀纪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奉诏撰写。《巴布勒纪略》二十六卷。乾隆年间奉诏撰写。《平苗匪纪略》五十二卷。嘉庆二年，鄂辉等奉诏撰写。《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编三百六十一卷、续编三十六卷、附编十二卷。嘉庆十五年，庆桂等奉诏撰写。《平定教匪纪略》四十二卷。嘉庆二十一年，托津等奉诏撰写。《平定回疆剿捦逆裔方略》八十卷。道光九年，曹振镛等奉诏撰写。《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同治十一年奉诏撰写。《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同治十一年奉诏撰写。《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二年奉诏撰写。《平定云南回匪方略》五十卷。光绪二十二年奉诏撰写。《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四十卷。光绪二十二年奉诏撰写。《绎史》一百六十卷。马骕撰写。《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高士奇撰写。《通鉴本末纪要》八十一卷。蔡毓荣撰写。《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李有棠撰写。《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谷应泰撰写。《续明纪事本末》十八卷。倪在田撰写。《明朝纪事本末补编》五卷。彭孙贻撰写。《三籓纪事本末》四卷。杨陆荣撰写。《四籓始末》四卷。钱名世撰写。《绥寇纪略》十二卷。吴伟业撰写。《滇考》二卷。冯甦撰写。《皇朝武功纪盛》四卷。赵翼撰写。《圣武记》十四卷。魏源撰写。《平定罗刹方略》四卷。不署撰写人的姓名。《平台纪略》一卷，附《东征集》六卷。蓝鼎元撰写。《平定粤匪纪略》十卷，附记四卷。杜文澜撰写。《湘军志》十六卷。王闿运撰写。《湘军记》二十卷。王定安撰写。《平浙纪略》十六卷。秦缃业、陈锺英共同撰写。《吴中平寇记》八卷。钱勖撰写。《淮军平捻记》十二卷。周世澄撰写。《豫军纪略》十二卷。尹耕云撰写。《山东军兴纪略》二十二卷。不署撰写人的姓名。《霆军纪略》十六卷。陈昌撰写。《平定关陇纪略》十三卷。易孔昭、胡孚骏共同撰写。《粤东剿匪纪略》五卷。陈坤撰写。《平回志》八卷。杨毓秀撰写。《剿定新疆记》八卷。魏光焘撰写。《浙东筹防录》四卷。薛福成撰写。《国朝柔远记》十八卷。王之春撰写。《中西纪事》二十四卷。夏燮撰写。《普法战纪》二十卷。王韬撰写。《中东战纪本末》八卷。蔡尔康撰写。别史类。《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王之枢等奉诏撰写。《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奉诏撰写。《逸周书补注》二十二卷，补遗一卷。陈逢衡撰写。《汲冢周书辑要》一卷。郝懿行撰写。《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逸文一卷。硃右曾撰写。《逸周书集训校释增校》一卷。硃骏声撰写。《逸周书管笺》十六卷。丁宗洛撰写。《逸周书王会篇笺释》三卷。何秋涛撰写。《校辑世本》二卷。雷学淇撰写。《世本辑补》十卷。秦嘉谟撰写。《帝王世纪考异》一卷。宋翔凤撰写。《帝王世纪地名衍》四卷。迮鹤寿撰写。《春秋战国异词》五十六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陈厚耀撰写。《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李凤雏撰写。《尚史》一百七卷。李锴撰写。《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姚之骃撰写。《季汉书》九十卷。章陶撰写。《季汉书》九十卷。汤成烈撰写。《季汉五志》十二卷。王复礼撰写。《后汉书》十四卷。王廷璨撰写。《晋记》六十八卷。郭伦撰写。《晋略》六十卷。周济撰写。《西魏书》二十四卷。谢启昆撰写。《续唐书》七十卷。陈鱣撰写。《宋史翼》四十卷。陆心源撰写。《元史新编》九十五卷。魏源撰写。《元祕史注》十五卷。李文田撰写。《元史备志》五卷。王光鲁撰写。《续宏简录》四十二卷。邵远平撰写。《明书》一百七十一卷。傅维鳞撰写。《明史稿》三百十卷。王鸿绪撰写。《明史稿》二十卷，续编二卷。汤斌撰写。《拟明史列传》二十四卷。汪琬撰写。《拟明史传》不分卷。姜宸英撰写。《明史分稿残编》二卷。方象英撰写。《明史拟传》六卷、《艺文志》五卷、《外国志》五卷。尤侗撰写。《国史考异》六卷。潘柽章撰写。《开辟传疑》二卷。林春溥撰写。《历代甲子考》一卷。黄宗羲撰写。《二十一史年表》十卷。顾炎武撰写。《历代史表》五十九卷。万斯同撰写。《二十一史四谱》五十四卷、《历代世系纪年编》一卷。沈炳震撰写。《历代帝王年表》三卷。齐召南撰写。《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陆费墀撰写。《纪元要略》二卷。陈景云撰写。《历代建元考》十卷。锺渊映撰写。《元号略》四卷，补遗一卷。梁玉绳撰写。《纪元通考》十二卷。叶维庚撰写。《列代建元表》十卷，《建元类聚考》二卷。钱东垣撰写。《纪元编》三卷。李兆洛撰写。《历代统纪表》十三卷。段承基撰写。

译汉代刘珍《东观汉记》二十四卷，元代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乾隆年间奉诏辑录。《世本》一卷。孙冯翼辑录。汉代宋衷《世本注》五卷。张澍辑录。《七家后汉书》二十一卷。汪文台撰写。《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五卷。孙志祖辑录。薛莹《后汉书》一卷，华峤《后汉书注》一卷，谢沈《后汉书》一卷，袁山松《后汉书》一卷，张璠《后汉记》一卷，虞预《晋书》一卷，硃凤《晋书》一卷，何法盛《晋中兴书》一卷，谢灵运《晋书》一卷，臧荣绪《晋书》一卷，《众家晋书》一卷。以上均由黄奭辑录。《九家旧晋书》三十七卷。汤球辑录。杂史类。《蒙古源流》八卷。蒙古小彻辰萨囊台吉撰写。乾隆四十二年奉诏翻译。《国语韦昭注疏》十六卷。洪亮吉撰写。《国语校文》一卷。汪中撰写。《国语补注》一卷。姚鼐撰写。《国语补校》一卷。刘台拱撰写。《国语补韦》四卷。黄模撰写。《国语三君注辑存》四卷、《国语考异》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汪远孙撰写。《国语翼解》六卷。陈▯彖撰写。《国语释地》三卷。谭澐撰写。《国语正义》二十一卷。董增龄撰写。《战国策去毒》二卷。陆陇其撰写。《战国策释地》二卷。张琦撰写。《国策地名考》二十卷。程恩泽撰写，狄子奇作笺注。《读战国策随笔》一卷。张尚瑗撰写。《战国策札记》三卷。顾广圻撰写。《武王克殷日记》一卷，《灭国五十考》一卷。林春溥撰写。《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考古续说》二卷、《考信附录》二卷。崔述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一卷〕 《熹庙谅阴记》一卷，《圣安本纪》六卷，《明季实录》六卷。顾炎武撰写。《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万斯同撰写。《见闻随笔》二卷。冯甦撰写。《安南使事记》一卷。李仙根撰写。《建文帝后纪》一卷。邵远平撰写。《武宗外纪》一卷，《后鉴录》七卷。毛奇龄撰写。《烈皇勤政记》一卷，《思陵典礼记》四卷。孙承泽撰写。《三朝野纪》七卷。李逊之撰写。《弘光日录》四卷，《永历实录》二十五卷，《行朝录》十二卷，《汰存录》一卷，《赣州失事记》一卷，《绍武争立记》一卷，《舟山兴废记》一卷，《四明山寨记》一卷，《沙州定乱记》一卷，《赐姓始末》一卷，《郑成功传》一卷，《滇考》一卷，《日本乞师记》一卷。黄宗羲撰写。《永历实录》二十六卷。王夫之撰写。《鲁春秋》一卷。查继佐撰写。《伪东宫伪后及党祸记略》一卷，《榆林城守记略》一卷，《保定城守记略》一卷，《扬州城守记略》一卷。戴名世撰写。《二申野录》八卷。孙之騄撰写。《逊代阳秋》二十八卷。余美英撰写。《复社记事》一卷。吴伟业撰写。《社事始末》一卷。杜登春撰写。《启祯野乘》十六卷，二集八卷。邹漪撰写。《蜀难★略》一卷。沈荀蔚撰写。《金陵野钞》十四卷。顾苓撰写。《甲申传信录》十卷。钱士馨撰写。《史外》八卷。汪有典撰写。《明季北略》二十四卷，《南略》十八卷。计六奇撰写。《东南纪事》十二卷，《西南纪事》十二卷。邵廷寀撰写。《南疆逸史》三十卷，《恤谥录》八卷，《摭遗》十八卷。温睿临撰写。《南疆绎史》五十八卷。李瑶撰写。《海东逸史》十八卷。不署撰写人的姓名。《爝火录》三十卷。李本撰写。《小腆纪传》六十五卷。徐鼒撰写。《补遗》五卷，《考异》一卷。徐承礼撰写。《闽事纪略》二卷。华廷献撰写。《平定耿逆记》一卷。李之芳撰写。《平闽记》十三卷。杨捷撰写。《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三卷。礼亲王昭梿撰写。《养吉斋丛录》二十二卷。吴振棫撰写。《郎潜纪闻初笔》十四卷，二笔十六卷，三笔十二卷。陈康祺撰写。《圣德纪略》一卷，《儤直纪略》一卷，《恩遇纪略》一卷，《旧闻纪略》一卷。瞿鸿禨撰写。宋代无署撰写人姓名的《咸淳遗事》二卷、《大金吊伐录》四卷，元代王鹗《汝南遗事》四卷。以上均为乾隆年间奉诏辑录。《国语贾注》一卷。蒋曰豫辑录。郑众《国语解诂》一卷，贾逵《国语注》一卷，唐固《国语注》一卷，王肃《国语章句》一卷，孔晁《国语注》一卷，孔衍《春秋后语》一卷，陆贾《楚汉春秋》一卷，伏侯《古今注》一卷，王粲《英雄记》一卷、司马彪《战略》一卷、《九州春秋》一卷，傅畅《晋诸公赞》一卷，荀绰《晋后略》一卷，卢綝《晋八王故事》一卷，《晋四王遗事》一卷。以上均由黄奭辑录。诏令奏议类。《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康熙二十五年奉诏编纂。《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顺治年间奉诏编纂，康熙二十六年编成。《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康熙二十六年奉诏编纂。《亲政纶音》不分卷。顺治年间奉诏编纂。《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雍正九年奉诏编纂。《庭训格言》不分卷。世宗亲自编纂。《圣谕广训》不分卷。雍正二年奉诏刊行。《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雍正七年奉诏刊行，乾隆年间续行刊刻。《硃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雍正十年奉诏编纂，乾隆三年编成。《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覆》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九年奉诏编纂。《训饬州县条规》二十卷。雍正八年奉诏刊行。《世宗宪皇帝圣训》三十六卷。乾隆五年奉诏编纂。《高宗纯皇帝圣训》三百卷。嘉庆十二年奉诏编纂。《仁宗睿皇帝圣训》一百十卷。道光四年奉诏编纂。《宣宗成皇帝圣训》一百三十卷。咸丰六年奉诏编纂。《文宗显皇帝圣训》一百十卷。同治五年奉诏编纂。《穆宗毅皇帝圣训》一百六十卷。

译光绪五年奉诏编纂。《明名臣奏议》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诏编纂。《息斋疏草》五卷。金之俊撰写。《龚端毅奏议》八卷，附录一卷。龚鼎孳撰写。《孟忠毅公奏议》二卷。孟乔芳撰写。《赵忠襄奏疏存稿》六卷。赵良栋撰写。《张襄壮奏疏》六卷。张勇撰写。《兼济堂奏议》四卷。魏裔介撰写。《寒松堂奏议》四卷。魏象枢撰写。《文襄公奏疏》十五卷。李之芳撰写。《抚虔奏议》一卷。佟国器撰写。《平岳疏议》一卷，《平海疏议》一卷。万正色撰写。《郝恭定集》五卷。郝惟讷撰写。《中山奏议》四卷。郝浴撰写。《靳文襄奏疏》八卷。靳辅撰写。《乾清门奏对记》一卷。汤斌撰写。《抚浙奏议》一卷，《督闽奏议》一卷。范承谟撰写。《抚浙疏草》五卷。硃昌祚撰写。《抚吴封事》八卷，《抚楚封事》一卷，《抚黔封事》一卷，《抚漕封事》一卷，《辑瑞陈言》一卷。慕天颜撰写。《于山奏牍》七卷。于成龙撰写。《清忠堂奏疏》不分卷。硃宏祚撰写。《西台奏议》一卷，《京兆奏议》一卷，附《曲徙录》一卷。杨素蕴撰写。《杨黄门奏疏》不分卷，《抚黔奏疏》八卷。杨雍建撰写。《华野疏稿》五卷。郭琇撰写。《河防疏略》二十卷。硃之锡撰写。《西陂奏疏》六卷。宋荦撰写。《督漕疏草》二十二卷。董讷撰写。《奏疏稿》不分卷。江蘩撰写。《抚豫宣化录》四卷。田文镜撰写。《防河奏议》十二卷。嵇曾筠撰写。《平蛮奏疏》一卷。鄂尔泰撰写。《张公奏议》二十四卷。张鹏翮撰写。《条奏疏稿》二卷。蒋廷锡撰写。《奏疏》十卷。高其倬撰写。《望溪奏疏》一卷。方苞撰写。《尹元孚奏议》十卷。尹会一撰写。《裘文达奏议》一卷。裘曰修撰写。《那文毅奏议》八十卷。那彦成撰写。《两河奏疏》不分卷。严烺撰写。《思补斋奏稿偶存》一卷。潘世恩撰写。《恭寿堂奏议》十二卷。韩文绮撰写。《楚蒙山房奏疏》五卷。晏斯盛撰写。《东溟奏稿》四卷。姚莹撰写。《林文忠政书》三卷。林则徐撰写。《陶云汀先生奏议》三十二卷。陶澍撰写。《耐菴奏议存稿》十二卷。贺长龄撰写。《吴文节遗集》八十卷。吴文镕撰写。《张大司马奏稿》四卷。张亮基撰写。《骆文忠奏议》十六卷。骆秉章撰写。《李文恭奏议》二十二卷。李星沅撰写。《李尚书政书》八卷。李宗羲撰写。《王侍郎奏议》十卷。王茂廕撰写。《台垣疏稿》一卷。丁寿昌撰写。《张文毅奏稿》八卷。张芾撰写。《曾文正奏稿》三十二卷。曾国籓撰写。《胡文忠奏稿》五十二卷。胡林翼撰写。《左文襄奏疏》初编三十八卷、续编七十六卷、三编六卷。左宗棠撰写。《曾忠襄奏疏》六十一卷。曾国荃撰写。《沈文肃政书》十二卷。沈葆桢撰写。《李忠武奏议》一卷。李续宾撰写。《刘中丞奏稿》八卷。刘昆撰写。《刘中丞奏议》二十卷。刘蓉撰写。《刘武慎奏稿》十六卷。刘长佑撰写。《彭刚直奏议》八卷。彭玉麟撰写。《郭侍郎奏疏》十二卷。郭嵩焘撰写。《岑襄勤奏稿》三十卷。岑毓英撰写。《丁文诚奏议》二十六卷。丁宝桢撰写。《毛尚书奏稿》十六卷。毛鸿宾撰写。《曾惠敏奏议》六卷。曾纪泽撰写。《出使奏疏》二卷。薛福成撰写。《养云山庄奏稿》四卷。刘瑞芬撰写。《钱敏肃奏疏》七卷。钱鼎铭撰写。《黎文肃奏议》十六卷。黎培敬撰写。《许太常奏稿》一卷。许乃济撰写。《豸华堂奏议》十二卷。金应麟撰写。《水流云在馆奏议》二卷。宋晋撰写。《吴柳堂奏疏》一卷。吴可读撰写。《王文敏奏疏稿》一卷。王懿荣撰写。《袁太常戊戌条陈》一卷。袁昶撰写。《谏垣存稿》四卷。安维峻撰写。《李文忠政书》一百六十五卷。李鸿章撰写。《张宫保政书》十二卷。张之洞撰写。《端忠敏奏议》十六卷。端方撰写。《三贤政书》十八卷。汤斌、宋荦、张伯行共同撰写。《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四卷。徐致祥、宝廷撰写。宋代陈次升《谠论集》五卷。乾隆年间奉诏辑录。

译传记类。《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奉诏撰写。《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四年奉诏撰写。《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乾隆九年奉诏撰写。《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乾隆四十一年奉诏撰写。《满汉名臣传》八十卷、《贰臣传》八卷、《逆臣传》二卷。乾隆年间奉诏撰写。《史传三编》五十六卷。硃轼撰写。《历代忠臣义士卓行录》八卷。戴作铭撰写。《历代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硃桓撰写。《广群辅录》六卷。徐汾撰写。《臣鉴录》二十卷。蒋伊撰写。《历代党鉴》五卷。徐宾撰写。《续高士传》五卷。高兆撰写。《续补高士传》三卷。魏裔介撰写。《孝史类编》十卷。黄齐贤撰写。《元祐党人传》十卷。陆心源撰写。《明名臣言行录》四十五卷。徐开仕撰写。《崇祯五十宰相传》一卷，《年表》一卷。曹溶撰写。《明儒言行录》十卷，续录十卷。沈佳撰写。《东林列传》二十四卷，《留溪外传》十八卷。陈鼎撰写。《复社姓氏传略》十卷。吴山嘉撰写。《国朝耆献类徵》初编七百二十卷，编目十九卷。李桓撰写。《碑传集》一百六十卷。钱仪吉撰写。《续碑传集》八十六卷。缪荃孙撰写。《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李元度撰写。《中兴将帅别传》三十卷，另有题作《咸同以来功臣别传》《中兴名臣事略》《续先正事略》；续编六卷。硃孔彰撰写。《大清名臣言行录》一卷。留保撰写。《文献徵存录》十卷。钱林撰写。《从政观法录》三十卷。硃方曾撰写。《初月楼闻见录》十卷，续录十卷。吴德旋撰写。《学统》五十六卷。熊赐履撰写。《雒闽渊源录》十九卷。张夏撰写。《圣学知统录》二卷，《圣学知统翼编》二卷。魏裔介撰写。《道统录》二卷，附录一卷；《道南源委》六卷，《伊洛渊源续录》二十卷。张伯行撰写。《儒林宗派》十六卷。万斯同撰写。《理学宗传》二十六卷。孙奇逢撰写。《理学宗传辨正》十六卷。刘廷诏撰写。《宋元学案》一百卷。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编。《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六卷〕 黄宗羲撰写。《明儒林录》十九卷。张恆撰写。《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唐鉴撰写。《国朝经学名儒记》一卷。张星鉴撰写。《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江籓撰写。《国朝儒林文苑传》四卷。阮元撰写。《康熙己未词科录》十二卷。秦瀛撰写。《鹤徵录》八卷。李集、李富孙、李遇孙共同撰写。《词科掌录》十七卷，《馀话》二卷。杭世骏撰写。《鹤徵后录》十二卷。李富孙撰写。《畴人传》四十六卷。阮元撰写。《续畴人传》六卷。罗士琳撰写。《畴人传三编》七卷。诸可宝撰写。《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二卷。郑方坤撰写。《畿辅人物志》二十卷。孙承泽撰写。《洛学编》四卷。汤斌撰写。《中州人物考》八卷。孙奇逢撰写。《中州道学编》二卷，补编一卷。耿介撰写。《关学编》十卷。廉伟然撰写。《东越儒林后传》一卷，《文苑后传》一卷。陈寿祺撰写。《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闽学志略》十七卷。李清馥撰写。《粤东名儒言行录》二十四卷。邓淳撰写。《豫章十代文献略》五十卷。王模撰写。《金华徵献略》二十卷。王崇炳撰写。《嘉禾献徵录》四十六卷。盛枫撰写。《松陵文献录》十五卷。潘柽章撰写。《海州文献录》十六卷。许乔林撰写。《吴门耆旧记》一卷。顾承撰写。《列女传补注》八卷，附叙录一卷、校正一卷。闺秀王照圆撰写。《列女传校注》八卷。闺秀梁端撰写。《列女传集注》八卷。闺秀萧道管撰写。《广列女传》二十卷。刘开撰写。《胜朝彤史拾记》六卷。毛奇龄撰写。《贤媛类徵》初编十二卷。李桓撰写。《越女表微录》五卷。汪辉祖撰写。宋代无署撰写人姓名的《庆元党禁》一卷、《京口耆旧传》九卷，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八卷。以上均为乾隆年间奉诏辑录。魏代嵇康《圣贤高士传》一卷，后魏常景《鉴戒象赞》一卷。以上均由马国翰辑录。赵岐《三辅决录》一卷，刘向《孝子传》一卷，萧广济《孝子传》一卷，师觉授《孝子传》一卷。以上均由黄奭辑录。以上属于传记类总录。《晏子春秋音义》一卷。孙星衍撰写。《晏子春秋校正》一卷。卢文弨撰写。《晏子春秋校勘》一卷。黄以周撰写。《周公年表》一卷。牟廷相撰写。《孔子年谱》五卷。杨方晃撰写。《孔子年谱辑注》一卷。江永撰写，黄定宜辑注。《孔子编年注》五卷。胡培翚撰写。《至圣编年世纪》二十四卷。李灼、黄晟共同撰写。《先圣生卒年月考》二卷。孔广牧撰写。《孔子世家考》二卷，《仲尼弟子列传考》一卷。郑环撰写。《宗圣志》十二卷。孔允植撰写。《阙里文献考》一百卷。孔继汾撰写。《孔子世家补订》一卷，《孔门师弟年表》一卷，《孔孟年表》一卷，《孟子列传纂》一卷，《孟子时事年表》一卷。林春溥撰写。《孔子编年》四卷，《孟子编年》四卷。狄子奇撰写。《洙泗考信录》四卷，余录一卷，《孟子事实录》二卷。崔述撰写。《孔子弟子门人考》一卷，《孟子弟子门人考》一卷。硃彝尊撰写。《孟子年谱》一卷。黄玉蟾撰写。《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阎若璩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译《孟子游历考》一卷。潘眉撰写。《三迁志》十二卷。孟衍泰、王特选、仲蕴锦共同撰写。《从祀名贤传》六卷。常安撰写。《刘更生年表》一卷。梅毓撰写。《许君年表》一卷。陶方琦撰写。《郑司农年谱》一卷。孙星衍撰写。《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唐陆宣公年谱》四卷。丁晏撰写。《郑康成纪年》一卷。袁钧撰写。《郑学录》四卷。郑珍撰写。《诸葛忠武故事》五卷。张澍撰写。《忠武志》八卷。张鹏翮撰写。《王右军年谱》一卷。鲁一同撰写。《安定言行录》一卷。丁宝书撰写。《濂溪周夫子志》十五卷。吴大镕撰写。《增订欧阳文忠年谱》一卷。硃文藻撰写。《胡少师年谱》一卷。胡培翚撰写。《王荆公年谱》二十五卷，《杂录》二卷，附录一卷。蔡上翔撰写。《米海岳年谱》一卷。翁方纲撰写。《考订硃子世家》一卷。江永撰写。《硃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王懋竑撰写。《重订硃子年谱》一卷。褚寅亮撰写。《别本硃子年谱》二卷，附录一卷。黄中撰写。《陆象山年谱》二卷。李绂撰写。《杨文靖年谱》二卷。张夏撰写。《洪文惠年谱》一卷，《洪文敏年谱》一卷，《陆放翁年谱》一卷，《王伯厚年谱》一卷。钱大昕撰写。《王深宁年谱》一卷。张大昌撰写。《谢皋羽年谱》一卷。徐沁撰写。《元遗山年谱》三卷。翁方纲撰写。《元遗山年谱》二卷。凌廷堪撰写。《元遗山年谱》一卷。施国祁撰写。《周文襄公年谱》二卷。周仁俊撰写。《李文正公年谱》一卷。法式善撰写。《王文成集传本》二卷。毛奇龄撰写。《王弇州年谱》一卷。钱大昕撰写。《归震川年谱》一卷。孙岱撰写。《杨升庵年谱》一卷。李调元撰写。《周忠介公遗事》一卷。彭定求撰写。《缪文贞公年谱》一卷。缪之镕撰写。《袁督师事迹》一卷。不署撰写人的姓名。《倪文正公年谱》一卷。倪会鼎撰写。《黄忠端公年谱》二卷。黄炳垕撰写。《左忠毅年谱》二卷。左宰撰写。《张忠烈公年谱》一卷。赵之谦撰写。《刘子行状》二卷。黄宗羲撰写。《蕺山年谱》二卷。刘均撰写。《顾亭林年谱》一卷。吴映奎撰写。《顾亭林年谱》四卷。张穆撰写。《黄黎洲年谱》二卷。黄炳垕撰写。《孙夏峰年谱》二卷。汤斌撰写。《李二曲历年纪略》二卷。惠▯嗣撰写。《杨园先生年谱》四卷。陈梓撰写。《杨园先生年谱》一卷。苏惇元撰写。《颜习斋先生年谱》二卷。李▯恭撰写。《李恕谷先生年谱》五卷。冯辰撰写。《申凫盟先生年谱》一卷。申涵煜、申涵盼共同撰写。《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不署撰写人的姓名。《渔洋山人自订年谱注》一卷。惠栋撰写。《施愚山年谱》四卷。施念曾撰写。《陆清献年谱》一卷。罗以智撰写。《陆稼书年谱》二卷。吴光酉撰写。《阎潜丘年谱》四卷。张穆撰写。《硃文端公行述》一卷。硃必阶撰写。《阿文成年谱》二十四卷。那彦成撰写。《钱文端公年谱》三卷。钱仪吉撰写。《王述庵年谱》二卷。严荣撰写。《孙文靖年谱》一卷。孙惠惇撰写。《黄昆圃年谱》一卷。黄叔琳撰写。《黄荛圃年谱》一卷。江标撰写。《戴东原年谱》一卷。段玉裁撰写。《洪北江年谱》一卷。吕培撰写。《焦理堂事略》一卷。焦廷琥撰写。《寄圃老人自记年谱》一卷。孙玉庭撰写。《思补老人自订年谱》一卷。潘世恩撰写。《石隐山人自订年谱》一卷。硃骏声撰写。《彭文敬自订年谱》一卷。彭蕴章撰写。《翁文端年谱》一卷。翁同龢撰写。《骆文忠年谱》一卷。骆天保撰写。《曾文正年谱》十二卷。黎庶昌撰写。《曾文正公大事记》四卷。王定安撰写。《吴柳堂孤忠录》三卷。傅岩霖撰写。《豫章先贤九家年谱》九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七卷。杨希闵撰写。《四史疑年录》七卷。阮元撰写。《历代名人年谱》十七卷。吴荣光撰写。《疑年录》四卷。钱大昕撰写。《续疑年录》四卷。吴修撰写。《补疑年录》四卷。钱椒撰写。《疑年赓录》二卷。张鸣珂撰写。《三续疑年录》十卷。陆心源撰写。以上属于传记类名人著述。史钞类。《史纬》三百三十卷。陈允锡撰写。《读史蒙拾》一卷。王士禄撰写。《廿一史约编》十卷。郑元庆撰写。《汉书蒙拾》三卷，《后汉书蒙拾》二卷。杭世骏撰写。《汉书古字类》一卷。郭梦星撰写。《国志蒙拾》一卷。郭麟撰写。《宋书琐语》一卷。郝懿行撰写。《两晋南北集珍》六卷。陈维崧撰写。《南史识小录》八卷，《北史识小录》八卷。沈名孙、硃昆田共同撰写。《南北史识小录补正》二十八卷。张应昌撰写。《南北史捃华》八卷。周嘉猷撰写。《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沈炳震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八卷〕 载记类。《吴越春秋校文》一卷。蒋光煦撰写。《吴越春秋校勘记》一卷，逸文一卷。顾观光撰写。《读吴越春秋》一卷，《读越绝书》一卷。俞樾撰写。《越绝书札记》一卷，逸文一名。钱培名撰写。《增订吴越备史》五卷，补遗一卷。钱时钰撰写。《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一卷。廖寅撰写。《华阳国志校勘记》一卷。顾观光撰写。《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洪亮吉撰写。《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十卷。汤球撰写。《十六国年表》一卷。张愉曾撰写。《十六国年表》三十二卷。孔尚质撰写。《西秦百官表》一卷。练恕撰写。《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吴任臣撰写。《拾遗》一卷，《备考》一卷。周昂撰写。《南汉书》十八卷，《考异》十八卷，《丛录》二卷，《文字略》二卷。梁廷相撰写。《南汉纪》五卷，《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吴兰修撰写。《南唐拾遗记》一卷。毛先舒撰写。《西夏国志》十六卷。洪亮吉撰写。《西夏书事》四十二卷。

译吴广成撰写。《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张鉴撰写。《西夏书》十卷。周春撰写。《西夏事略》十六卷。陈昆撰写。晋代陆翙《鄴中记》一卷，唐代樊绰《蛮书》十卷，宋代无署撰写人姓名的《江南馀载》二卷。以上均为乾隆年间奉诏辑录。时令类。《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图说》一卷。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诏撰写。《古今类传岁时部》四卷。董穀士、董炳文共同编纂。《时令汇纪》十六卷，《馀日事文》四卷。硃濂撰写。《月日纪古》十二卷。萧智汉撰写。《节序同风录》十二卷。孔尚任撰写。《七十二候考》一卷。曹仁虎撰写。《月令粹编》二十四卷。秦嘉谟撰写。《二十四史日月考》二百三十六卷。汪曰桢撰写。《古今冬至表》四卷。谭澐撰写。唐代韩鄂《四时纂要》一卷。马国翰辑录。◎地理类。《皇舆表》十六卷。康熙四十三年，喇沙里等奉诏撰写。《方舆路程考略》不分卷。康熙年间，汪士鋐等奉诏撰写。《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八年奉诏撰写。《大清一统志》五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诏撰写。《皇朝职贡图》九卷。乾隆十六年，傅恆等奉诏撰写。《历代疆域表》三卷，《沿革表》三卷。段长基撰写。《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陈芳绩撰写。《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一卷。徐文范撰写。《舆地沿革表》四十卷。杨丕复撰写。《周末列国所有郡县考》一卷，《古国都今郡县合考》一卷。闵麟嗣撰写。《战国地舆》一卷。林春溥撰写。《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刘文淇撰写。《历代郡国考略》三卷。叶澐撰写。《今古地理述》二十卷。王子音撰写。《历代地理沿革图》一卷，《舆地图》一卷，《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皇朝舆地韵编》二卷。李兆洛撰写。《王会新编》一百四十五卷。茹铉撰写。《乾隆府▯州县志》五十卷。洪亮吉撰写。《皇朝舆地全图》不分卷。董祐诚撰写。《大清一统舆图》三十卷。胡林翼撰写。《皇朝舆地韵编》一卷，《舆地略》一卷。严德撰写。《郡县分韵考》十卷。黄本骥撰写。《肇域志》一百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顾炎武撰写。《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形势纪要》九卷。顾祖禹撰写。《太平寰宇记补缺》二卷。陈兰森撰写。《山河两戒考》十四卷。徐文靖撰写。晋代太康三年《地记》一卷，王隐《晋书地道记》一卷，唐代濮王李泰等《括地志》一卷。以上均由黄奭辑录。以上属于地理类总志。《满洲源流考》二十卷，乾隆四十二年阿桂等奉诏编纂。《热河志》八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和珅等奉诏编纂。《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九年奉诏编纂。《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硃彝尊撰写。《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四年阿桂等奉诏编纂。《新疆识略》十三卷，道光元年汪廷珍等奉诏编纂。《盛京通志》四十八卷，雷以诚等编修。《畿辅通志》一百二十卷，李卫等编修。《畿辅通志》三百卷，李鸿章等编修。《江南通志》二百卷，赵宏恩等编修。《安徽通志》二百六十卷，陶澍编修。《安徽通志》三百五十卷，刘坤一等编修。《江西通志》二百六卷，白璜等编修。《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谢旻等编修。《江西通志》一百八十卷，刘坤一等编修。《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嵇曾筠等编修。《福建通志》七十八卷，郝玉麟编修。《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八卷，吴棠等编修。《湖广通志》八十卷，徐国相等编修。《湖广通志》一百二十卷。迈柱等编修。《湖北通志》一百卷，吴熊光等编修。《湖南通志》一百七十卷，陈宏谋等编修。《湖南通志》二百二十八卷，巴哈布等编修。《湖南通志》三百十五卷，裕禄等编修。《河南通志》八十卷，王士俊等编修。《续河南通志》八十卷，阿思喀等编修。《山东通志》三十六卷，岳濬等编修。《山东通志》六十四卷，钱江等编修。《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觉罗石麟等编修。《山西通志》一百八十四卷，张煦等编修。《山西志辑要》十卷，雅德撰写。《陕西通志》一百卷，刘于义等编修。《甘肃通志》五十卷，许容等编修。《甘肃通志》一百卷，长庚等编修。《四川通志》四十七卷，黄廷桂等编修。《四川通志》二百二十六卷，杨芳灿等编修。《广东通志》六十四卷，郝玉麟等编修。《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阮元等编修。《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金鉷等编修。《广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吉庆等编修。《云南通志》三十卷，鄂尔泰等编修。《续云南通志稿》一百九十四卷。王文韶等编修。《贵州通志》四十六卷，鄂尔泰等编修。《吉林通志》一百二十二卷，长顺等编修。《顺天府志》一百三十卷，李鸿章编修。《保定府志》八十卷，李振祜编修。《承德府志》六十卷，海忠编修。《永平府志》七十二卷，游智开编修。《河间府志》二十卷，周嘉露编修。《天津府志》四十卷，李梅宾编修。《天津府志》五十四卷，李鸿章编修。《正定府志》五十卷，郑大进编修。《顺德府志》十六卷，徐景曾编修。《广平府志》二十四卷，吴穀编修。《大名府志》二十二卷，李煐编修。《大名府志》六卷，武蔚文编修。《宣化府志》四十二卷，王畹编修。《江宁府志》五十六卷，吕燕昭编修。《江宁府志》十五卷，苏启勋编修。《苏州府志》八十卷，习巂撰写。《苏州府志》一百六十卷，石韫玉撰写。《苏州府志》一百五十卷，冯桂芬撰写。《松江府志》八十四卷，宋如林编修。《松江府志》四十卷，博润编修。《常州府志》三十八卷，于琨编修。《淮安府志》三十二卷。

译顾栋高撰写。《扬州府志》四十卷，张万寿编修。《扬州府志》七十二卷，张世浣编修。《扬州府志》三十卷，晏端书撰写。《徐州府志》三十卷，王峻编修。《安庆府志》三十二卷，张楷编修。《徽州府志》八卷，郑交泰编修。《宁国府志》三十八卷，鲁铨编修。《池州府志》五十八卷，张士范编修。《太平府志》四十四卷，硃肇基编修。《庐州府志》五十四卷，张祥云编修。《凤阳府志》二十一卷，冯煦编修。《颍州府志》十卷，王敛福编修。《南昌府志》七十六卷，黄良栋编修。《饶州府志》三十六卷，黄家遴编修。《广信府志》二十六卷，康基渊编修。《南康府志》十二卷，廖文英编修。《九江府志》二十二卷，胡宗虞编修。《建昌府志》三十四卷，姚文光编修。《抚州府志》四十五卷，张四教编修。《临江府志》十六卷，施润章撰写。《瑞州府志》二十四卷，黄廷金编修。《袁州府志》十五卷，陈乔枞撰写。《吉安府志》七十六卷，卢松编修。《赣州府志》七十八卷。李本仁编修。《南安府志》二十卷，陈奕禧撰写。《南安府志》三十二卷，黄鸣珂编修。《杭州府志》四十卷，马铎编修。《杭州府志》一百十卷，郑枟编修。《嘉兴府志》十六卷，吴永芳编修。《嘉兴府志》八十卷，伊汤安编修。《嘉兴府志》九十卷，许瑶光编修。《湖录》一百五卷，郑元庆撰写。《湖州府志》十二卷，程量编修。《湖州府志》四十八卷，李堂编修。《湖州府志》九十六卷，宗源瀚撰写。《宁波府志》三十六卷，曹秉仁编修。《绍兴府志》六十卷，邹尚周编修。《绍兴府志》八十卷，李亨特编修。《台州府志》十八卷，冯甦编修。《金华府志》三十卷，张荩编修。《衢州府志》三十五卷，杨廷望编修。《严州府志》三十五卷，吴士进编修。《温州府志》三十卷，汪爌编修。《处州府志》二十卷，曹抡彬编修。《处州府志》三十二卷，潘绍贻编修。《福州府志》七十六卷，高景崧编修。《泉州府志》七十六卷，章倬标编修。《建宁府志》四十八卷，张琦编修。《延平府志》四十六卷。徐震耀编修。《汀州府志》四十五卷，曾曰煐编修。《邵武府志》三十卷，王琛编修。《邵武府志》二十四卷，张凤孙编修。《漳州府志》五十卷，沈定均编修。《福宁府志》三十卷，李绂编修。《台湾府志》二十六卷，六十七编修。《武昌府志》十二卷，裴天锡编修。《汉阳府志》五十卷，陶士偰编修。《安陆府志》三十六卷，张尊德编修。《襄阳府志》四十卷，陈谔编修。《郧阳府志》十卷，王正常编修。《郧阳府志》三十八卷，杨廷耀编修。《德安府志》二十四卷，傅鹤祥编修。《黄州府志》二十卷，王勍编修。《荆州府志》五十八卷，施廷枢编修。《宜昌府志》十六卷，聂光銮编修。《施南府志》三十卷，松林编修。《长沙府志》五十卷，吕肃高编修。《岳州府志》三十卷，黄凝道编修。《宝庆府志》一百五十七卷，黄宅中编修。《衡州府志》三十二卷，饶佺编修。《常德府志》四十八卷，应光烈撰写。《辰州府志》十一卷，毕本烈编修。《沅州府志》四十卷，张官五编修。《永州府志》十八卷，宗绩辰撰写。《永顺府志》十二卷，张天如编修。《开封府志》四十卷，管竭忠编修。《陈州府志》三十卷，崔应楷编修。《归德府志》三十六卷，陈锡辂编修。《彰州府志》三十二卷，汤康业编修。《卫辉府志》五十五卷，德昌编修。《怀庆府志》三十二卷，杜悰编修。《河南府志》一百十六卷，施诚编修。《南阳府志》六卷，孔传金编修。《汝宁府志》三十卷，德昌编修。《济南府志》七十二卷，王赠芳编修。《泰安府志》三十二卷，成城编修。《武定府志》三十八卷，李熙龄编修。《兗州府志》三十二卷，陈顾▯编修。《沂州府志》二十三卷，李希贤编修。《曹州府志》二十二卷，周尚质编修。《东昌府志》五十卷，白嵩编修。《青州府志》六十四卷，毛永相编修。《登州府志》六十九卷，贾瑚编修。《莱州府志》十六卷，严有禧编修。《太原府志》六十卷，沈树声编修。《平阳府志》三十六卷，章廷珪编修。《蒲州府志》二十四卷，周景柱编修。《潞安府志》四十卷，张淑渠编修。《汾州府志》三十六卷，孙和相编修，戴震撰写。《泽州府志》五十二卷，硃樟编修。《大同府志》三十二卷，吴辅宏编修。《宁武府志》十二卷，周景柱编修。《朔平府志》十二卷，刘士铭编修。《西安府志》八十卷，严长明撰写。《同州府志》三十四卷，李思继编修。《凤翔府志》十二卷，达灵阿编修。《汉中府志》三十二卷，严如煜撰写。《兴安府志》三十卷，叶世倬编修。《延安府志》八十卷，张蕙编修。《榆林府志》五十卷，李熙龄编修。《兰州府志》四卷，陈如稷编修。《西宁志》七卷，苏锐编修。《甘州府志》十六卷，锺赓起编修。《保宁府志》六十二卷，史观编修。《重庆府志》九卷，王梦庚编修。《夔州府志》三十六卷，恩成编修。《雅州府志》二十卷，陈钧编修。《广州府志》六十卷，沈廷芳编修。《肇庆府志》二十一卷，何梦瑶撰写。《韶州府志》十六卷，唐宗尧编修。《惠州府志》二十卷，吕应奎编修。《惠州府志》四十五卷。

译刘溎年编修。《潮州府志》四十二卷，《廉州府志》二十卷，周硕勋编修。《高州府志》十六卷，黄安涛撰写。《雷州府志》二十卷，雷学海编修。《琼州府志》四十四卷，张岳崧撰写。《平乐府志》四十卷，清桂编修。《浔州府志》三十九卷，魏笃编修。《镇安府志》八卷，傅聚编修。《云南府志》三十卷，张毓编修。《大理府志》三十卷，黄元治编修。《临安府志》二十卷，江濬源编修。《楚雄府志》十卷，张嘉颖编修。《澂江府志》十六卷，柳正芳编修。《广南府志》四卷，何愚编修。《顺宁府志》十卷，刘靖编修。《曲靖府志》八卷，程封编修。《丽江府志》二卷，万咸燕编修。《永昌府志》二十六卷，宣世涛编修。《永北府志》二十八卷，陈奇典编修。《东川府志》二十卷，方桂编修。《思州府志》八卷，蒋深编修。《镇远府志》二十卷，蔡宗建编修。《铜仁府志》十一卷，徐訚编修。《黎平府志》四十一卷，刘宇昌编修。《遵义府志》四十八卷，郑珍、莫友芝合撰。《遵化直隶州志》十二卷。刘靖编修。《易州直隶州志》十八卷，张登高编修。《冀州直隶州志》二十卷，范清旷编修。《赵州直隶州志》十卷，祝万祉编修。《深州直隶州风土记》二十二卷，吴汝纶撰写。《定州直隶州志》四卷，王榕吉编修。《口北三▯志》十八卷，黄可润编修。《川沙▯志》十四卷，俞樾撰写。《海州直隶州志》三十二卷，唐仲冕撰写。《通州直隶州志》十五卷，王宜亨编修。《广德直隶州志》五十卷，周广业编修。《滁州直隶州志》三十卷，敦泰编修。《和州直隶州志》二十四卷，夏炜编修。《六安直隶州志》五十卷，周广业编修。《泗州直隶州志》十八卷，莫之幹编修。《莲花▯志》十卷，李其昌编修。《宁州直隶州志》三十二卷，刘丙编修。《定南▯志》八卷，赖勋编修。《定海直隶▯志》三十卷，陈重威、黄以周合撰。《玉环▯志》四卷，张坦龙编修。《玉环▯志》十五卷，吕鸿焘编修。《厦门▯志》十六卷，周凯编修。《永春直隶州志》十六卷，《龙岩直隶州志》十六卷。郑一崧编修。《噶吗兰▯志》八卷，董正官编修。《淡水▯志》十五卷，陈培桂编修。《荆门直隶州志》十二卷，黄昌辅编修。《鹤峰直隶▯志》十四卷，吉锺颖编修。《澧州直隶州志》二十八卷，魏式曾编修。《桂阳直隶州志》二十七卷，陈延棨编修。《凤皇直隶▯志》二十卷，黄应培编修。《永绥直隶▯志》十八卷，周玉衡编修。《乾州直隶▯志》十六卷，赵文在编修。《晃州直隶▯志》四十四卷，俞光振编修。《靖州直隶州志》十二卷，汪尚文编修。《郴州直隶州志》四十三卷，硃偓编修。《郑州直隶州志》十二卷，张钺编修。《许州直隶州志》十六卷，段汝舟编修。《陕州直隶州志》二十卷，龚崧林编修。《淅川直隶▯志》九卷，徐光第编修。《汝州直隶州志》十卷，钱福昌编修。《济宁直隶州志》三十四卷，周永年、盛百二合撰。《临清直隶州志》十一卷，硃度编修。《胶州直隶州志》八卷，于智编修。《平定直隶州志》十卷，金明源编修。《忻州直隶州志》四十二卷。方戊昌编修。《代州直隶州志》六卷，吴重光编修。《保德直隶州志》十二卷，王秉韬编修。《霍州直隶州志》二十五卷，崔允临编修。《解州直隶州志》十八卷，言如泗编修。《绛州直隶州志》二十卷，张成德编修。《沁州直隶州志》十卷，雷暢编修。《商州直隶州志》十四卷，王如玖编修。《潼关▯志》九卷，杨端本编修。《定远▯志》二十六卷，余修凤编修。《留坝▯志》十卷，贺仲瑊编修。《汉阴▯志》十卷，钱鹤年编修。《鄜州直隶州志》十卷，吴鸣捷编修。《泾州直隶州志》二卷，张延福编修。《阶州直隶州志》二卷，林忠编修。《秦州直隶州志》十二卷，任其昌编修。《肃州直隶州志》不分卷，黄文炜编修。《循化▯志》八卷，龚景瀚撰写。《资州直隶州志》三十卷，刘蜅编修。《绵州直隶州志》五十四卷，范绍泗编修。《茂州直隶州志》四卷，杨迦怿编修。《马边▯志》六卷，周斯才编修。《叙永直隶▯志》四十六卷，周伟业编修。《江北▯志》八卷。宋煊编修。《酉阳直隶州志》二十四卷，冯世瀛编修。《忠州直隶州志》八卷，吕鋧麟撰写。《石砫直隶▯志》十二卷，王槐龄编修。《眉州直隶州志》十九卷，徐长发编修。《眉州直隶州志》四十六卷，吴巩编修。《连州直隶州志》十二卷，单兴诗编修。《连山直隶▯志》一卷，姚柬之编修。《南雄直隶州志》三十四卷，黄其勤编修。《嘉应直隶州志》十二卷，王之正编修。《钦州直隶州志》十二卷，硃椿年编修。《阳江直隶州志》八卷，胡璟编修。《崖州直隶州志》十卷，宋锦编修。《景东直隶▯志》二十八卷，罗含章编修。《广西府志》二十六卷，周埰编修。《元江直隶州志》四卷，广裕编修。《蒙化直隶▯志》六卷，徐时行编修。《永北府志》二十八卷，陈奇典编修。《镇边抚彝直隶▯志》八卷，谢体仁编修。《永清县志》二十四卷，章学诚撰写。《迁安府志》二十卷、《抚宁县志》十二卷，史梦兰撰写。《灵寿县志》十卷，陆陇其撰写。《上元江宁县志》三十卷。

译《高淳县志》二十八卷，莫友芝、甘绍盘合撰。《吴江县志》四十六卷，郭琇撰。《黎里志》十六卷，徐达源撰。《崇明县志》十八卷，李联琇撰。《华亭县志》二十四卷，姚光发、张文虎撰。《娄县志》三十卷，陆锡熊撰。《上海县志》二十卷，李林松撰。《南汇县志》二十二卷，张文虎撰。《青浦县志》四十卷，王昶撰。《武进阳湖县志》三十卷，汤成烈撰。《无锡金匮县志》四十卷，秦缃业撰。《宜兴荆溪县志》十卷，吴德旋撰。《荆溪县志》四卷，唐仲冕撰。《丹徒县志》六十卷，吕耀斗撰。《宝应图经》六卷，刘宝楠撰。《邳州志》二十卷、《清河县志》二十四卷，鲁一同撰。《山阳县志》二十一卷，何绍基、丁晏合撰。《合肥县志》三十六卷，左辅撰。《凤台县志》十二卷，李兆洛撰。《弋阳县志》十四卷、《宜春县志》十五卷、《分宜县志》十五卷、《万载县志》十八卷，陈乔枞撰。《海昌备志》十六卷。钱泰吉撰。《海盐县续图经》七卷，王为珪撰。《南浔镇志》四十一卷，汪曰桢撰。《黄岩县志》四十卷，王咏霓撰。《罗源县志》三十卷，林春溥撰。《台湾县志》十七卷，王礼撰。《黄冈县志》二十四卷，刘恭冕撰。《麻城县志》五十六卷，潘颐福撰。《东湖县志》三十卷，王柏心撰。《湘阴县志》三十六卷，郭嵩焘撰。《武陵县志》三十一卷，杨丕复、杨彝珍合撰。《龙阳县志》三十一卷，黄教镕撰。《杞纪》二十二卷，张桢撰。《孟县志》十卷，冯敏昌撰。《偃师县志》三十卷，孙星衍撰。《登封县志》二十八卷，洪亮吉撰。《新城县志》十四卷，王士禛撰。《曲阜县志》二十六卷，孔毓琚撰。《聊城县志》四卷，傅以渐撰。《灵石县志》十二卷，王志瀜撰。《澄城县志》二十一卷，洪亮吉、孙星衍合撰。《武威县志》一卷、《镇番县志》一卷、《永昌县志》一卷、《古浪县志》一卷、《平番县志》一卷，张弨美撰。《什邡县志》五十四卷。纪大奎撰。《罗江县志》十卷，李调元撰。《遂宁县志》六卷，张鹏翮撰。《新会县志》十四卷，黄培芳、曾钊合撰。《师宗州志》二卷，夏治元撰。《弥勒州志》二十七卷，王纬撰。《禄劝州志》二卷，李廷宰撰。《永宁州志》十二卷，沈毓兰撰。以上属于地理类中的都会、郡县类。《盘山志》二十一卷，乾隆十九年，蒋溥等奉敕撰。《清凉山新志》十卷，康熙年间奉敕撰。《万山纲目》二十一卷，李诚撰。《长白山录》一卷、《补遗》一卷，王士禛撰。《万岁山考证》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一卷，顾炎武撰。《泰山志》二十卷，金棨撰。《泰山道里记》一卷，聂鈫撰。《岱览》三十二卷，唐仲冕撰。《泰山述记》十卷，宋思仁撰。《说嵩》三十二卷、《嵩岳庙史》十卷，景日▯撰。《南岳志》八卷，高自位撰。《岳麓志》八卷，赵宁撰。《华岳志》八卷，李榕撰。《恆岳志》三卷，张崇德撰。《恆山志》五卷，桂敬顺撰。《摄山志》八卷，陈毅撰。《宝华山志》十五卷，刘名芳撰。《▯山志》八卷，顾云撰。《茅山志》十四卷，笪重光撰。《北固山志》二卷，释了璞撰。《金山志略》四卷，释行海撰。《焦山志》二十六卷，吴云撰。《虎丘山志》二十四卷，顾诒禄撰。《慧山记续编》四卷，邵涵初撰。《黄山志》七卷。闵麟嗣撰。《九华纪胜》二十三卷、《齐山岩洞志》二十六卷，陈蔚撰。《庐山小志》二十四卷，蔡瀛撰。《青源山志略》十三卷，施润章撰。《四明山志》九卷，黄宗羲撰。《普陀山志》十五卷，硃谨、陈璿合撰。《西天目祖山志》八卷，释广宾撰。《天台山全志》十六卷，张联元撰。《广雁荡山志》三十卷，曾唯撰。《天竺山志》十二卷，管廷芳撰。《武夷山新志》二十四卷，董天工撰。《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罗森撰。《鼓山志》十二卷，僧元贤撰。《大别山志》十卷、《黄鹄山志》十二卷，胡凤丹撰。《莲峰志》五卷，王夫之撰。《洛阳龙门志》一卷，路朝霖撰。《太岳太和山纪略》八卷，王概撰。《瓘眉山志》十八卷，蒋超撰。《罗浮山志会编》二十二卷，宋广业撰。《西樵志》六卷，马符箓撰。《桂郁岩洞志》一卷，贾敦临撰。《鸡足山志》十卷，范承勋撰。《水经注集释订譌》四十卷，沈炳巽撰。《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附录》一卷。赵一清撰。《水经注校》三十卷、《水地记》一卷，戴震撰。《水经注校正》四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全祖望撰。《水经注释地》四十卷、《水道直指》一卷、《补遗》一卷，张匡学撰。《水经释地》八卷，孔继涵撰。《水经注疏证》四十卷，沈钦韩撰。《水经注图说残稿》四卷，董祐诚撰。《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陈澧撰。《水经注洛泾二水补》一卷，谢锺英撰。《水经注图》二卷，汪士铎撰。《合校水经注》四十卷、《附录》二卷，王先谦撰。《河源纪略》三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纪昀、陆锡熊等奉敕撰。《今水经》一卷，黄宗羲撰。《水道提纲》二十八卷，齐召南撰。《江源记》一卷，查拉吴麟撰。《导江三议》一卷，王柏心撰。《长江图说》十二卷，黄翼升撰。《淮流一勺》二卷，范以煦撰。《昆仑河源考》一卷，万斯同撰。《黄河全图》五卷，吴大澂、倪文蔚合撰。《中国黄河经纬度图》一卷，梅启照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十卷〕

译《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四卷，刘鹗撰。《东西二汉水辨》一卷，王士禛撰。《汉水发源考》一卷，王筠撰。《直隶河渠志》一卷，陈仪撰。《二渠九河图考》一卷，孙彤撰。《永定河志》三十二卷，李逢亨撰。《西域水道记》五卷，徐松撰。《关中水道记》一卷，孙彤撰。《蜀水考》四卷，陈登龙撰。《汴水说》一卷，硃际虞撰。《漳水图经》一卷，姚柬之撰。《山东全河备考》四卷，叶方恆撰。《山东运河备览》十二卷，陆燿撰。《扬州水道记》四卷，刘文淇撰。《太湖备考》十六卷，金友理撰。《新刘河志》一卷、《娄江志》一卷，顾士梿撰。《章水经流考》一卷，硃际虞撰。《浙江图考》三卷，阮元撰。《洞庭湖志》十四卷，万年淳撰。《两河清汇》八卷，薛凤祚撰。《河纪》二卷，孙承泽撰。《居济一得》八卷，张伯行撰。《治河奏绩书》四卷，靳辅撰。《畿辅水利辑览》一卷、《水利营田图说》一卷、《畿辅河道管见》一卷、《水利私议》一卷。吴邦庆撰。《河防刍议》六卷，崔维雅撰。《畿辅水利四案》四卷、《附录》一卷，潘锡恩撰。《畿辅安澜志》十卷，王履泰撰。《畿辅水利议》一卷，林则徐撰。《北河续记》八卷，阎廷谟撰。《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傅泽洪撰。《续行水金鉴》一百五十六卷，黎世垿撰。《五省沟洫图说》一卷，沈梦兰撰。《西北水利议》一卷，许承宣撰。《东南水利》八卷，沈恺曾撰。《明江南治水记》一卷，陈士矿撰。《三吴水利条议》一卷，钱中谐撰。《江苏水利图说》二十一卷，陶澍撰。《江苏水利全案正编》四十卷、《附编》十二卷，李庆云撰。《浙西水利备考》八卷，王凤生撰。《西湖水利考》一卷，吴农祥撰。《萧山水利书》七卷，来鸿雯、张文瑞、张学懋合撰。《湘湖水利志》三卷，毛奇龄撰。《海塘新志》六卷、《两浙海塘通志》二十卷，方观承撰。《海塘揽要》十二卷，杨鑅撰。《捍海塘志》一卷，钱文瀚撰。《海塘录》二十六卷，翟均廉撰。《海道图说》十五卷，金约撰。《元沙克什河防通议》二卷、《王喜治河图略》一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年间奉敕辑录。以上属于地理类中的山川、河渠类。《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刘统勋等奉敕撰。《籓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西域释地》一卷、《西域行程记》一卷、《万里行程记》四卷，祁韵士撰。《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张穆撰。《汉西域图考》七卷，李光廷撰。《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松筠撰。《西域闻见录》八卷，七十一撰。《卫藏图志》五十卷，盛绳祖撰。《西藏通考》八卷，黄沛翘撰。《康輶纪行》十六卷，姚莹撰。《金川琐记》六卷，李心衡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卷，沈■J0撰。《朔方备乘》八十五卷，何秋涛撰。《三州辑略》九卷，和宁撰。《蛮司合志》十五卷，毛奇龄撰。《楚南苗志》六卷，段汝霖撰。《苗防备览》二十二卷、《三省边防备览》十六卷，严如煜撰。《苗蛮合志》二卷，曹树翘撰。《楚峒志略》一卷，吴省兰撰。《云缅山川志》一卷，李荣升撰。《台湾纪略》一卷，林谦光撰。《澎湖纪略》十二卷，胡建伟撰。《澳门记略》二卷，印光任、张汝霖合撰。《海防述略》一卷，杜臻撰。《海防备览》十卷，薛传源撰。《防海辑要》十八卷、《图》一卷，俞昌会撰。《洋防辑要》二十四卷，严如煜撰。以上属于地理类中的边防类。《西湖志纂》十二卷，乾隆十六年，梁诗正奉敕撰。《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顾炎武撰。《历代陵寝备考》五十卷、《宗庙附考》八卷，硃孔阳撰。《帝陵图说》四卷，梁份撰。《唐两京城坊考》五卷，徐松撰。《宋东京考》二十卷，周城撰。《圆明园记》一卷，黄凯钧撰。《南宋古迹考》二卷，周春撰。《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谲觚》一卷，顾炎武撰。《关中胜迹图志》三十二卷，毕沅撰。《江城名迹》二卷，陈宏绪撰。《潞城考古录》二卷，刘锡信撰。《两浙防护录》不分卷，阮元撰。《西湖志》四十六卷，傅玉露撰。《先圣庙林记》一卷，屈大均撰。《阙里广志》二十卷，宋际、李庆长合撰。《阙里述闻》十四卷，郑晓如撰。《仓圣庙志》一卷，祝炳森撰。《梅里志》四卷，吴存礼撰。《伍公庙志》六卷，金志章撰。《卧龙冈志》二卷，罗景星撰。《鹦鹉洲志》四卷。胡凤丹撰。《兰亭志》一卷，王复礼撰。《南岳二贤祠志》八卷，尹继隆撰。《濂溪志》七卷，周诰撰。《岳庙志略》十卷，冯培撰。《于忠肃公祠墓录》十二卷，丁丙撰。《平山堂小志》十二卷，程梦星撰。《沧浪小志》二卷，宋荦撰。《竹垞小志》五卷，阮元撰。《白鹿书院志》十九卷，毛德琦撰。《鹅湖讲舍汇编》十二卷，郑之侨撰。《明道书院纪绩》四卷，章秉法撰。《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高(▯桂)、高▯、高廷珍、高陛、许献合撰。《毓文书院志》八卷，洪亮吉撰。《学海堂志》一卷，林伯桐撰。《文澜阁志》二卷，孙树礼等撰。以上属于地理类中的古迹类。

译《宸垣识略》十六卷，吴长元撰。《天府广记》四十四卷，孙承泽撰。《金鰲退食笔记》二卷、《松亭行纪》二卷、《塞北小钞》一卷、《东巡扈从日录》一卷、《西巡扈从日录》二卷，高士奇撰。《都门纪略》四卷，杨静亭撰。《盛京疆域考》六卷，杨同桂、孙宗瀚合撰。《辽载前集》二卷，林本裕撰。《吉林外纪》十卷，萨英额撰。《黑龙江外纪》四卷，西清撰。《龙江述略》六卷，徐宗亮撰。《龙沙纪略》一卷，方式济撰。《宁古塔纪略》一卷，吴桭臣撰。《柳边纪略》五卷，杨宾撰。《封长白山记》一卷，方象瑛撰。《畿辅地名考》三卷，王灝撰。《颜山杂记》四卷，孙廷铨撰。《津门杂记》三卷，张焘撰。《江南星野辨》一卷，叶燮撰。《三吴采风类记》十卷，张大纯撰。《百城烟水》九卷，徐崧、张大纯合撰。《白下琐言》十卷，甘熙撰。《清嘉录》十二卷，顾禄撰。《具区志》十六卷，翁澍撰。《林屋民风》十二卷，王维德撰。《广陵通典》三十卷，汪中撰。《广陵事略》七卷，姚文田撰。《扬州画舫录》十八卷，李斗撰。《邗记》六卷、《北湖小志》五卷，焦循撰。《淮壖小记》六卷，范以煦撰。《桃溪客语》五卷，吴骞撰。《太仓风俗记》一卷，程穆衡撰。《云间第宅志》一卷，王澐撰。《皖省志略》四卷，硃云锦撰。《皖游纪略》二卷，陈克劬撰。《姑孰备考》八卷，夏之符撰。《杏花村志》十二卷，郎遂撰。《二楼小志》四卷，程元愈撰，汪越、沈廷璐补。《浔阳蹠醢》六卷，文行远撰。《东乡风土记》一卷、《鹅湖书田志》四卷，吴嵩梁撰。《浙江通志图说》一卷，沈德潜撰。《杭志三诘三误辨》一卷，毛奇龄撰。《武林志馀》三十二卷，张旸撰。《西湖梦寻》五卷，张岱撰。《西湖览胜志》十四卷，夏基撰。《增修云林寺志》八卷，厉鹗撰。《武林第宅考》一卷，柯汝霖撰。《东城杂记》四卷，厉鹗撰。《北隅掌录》二卷，黄士珣撰。《清波小志》二卷。徐逢吉撰。《南湖纪略藁》六卷，邱峻撰。《龙井见闻录》六卷，汪志鋗撰。《定乡小志》十六卷，张道撰。《湖壖杂记》一卷、《北墅琐言》一卷，陆次云撰。《唐栖景物略》二卷，张半菴撰。《乍浦九山补志》十二卷，李确撰。《峡石山水志》一卷，蒋宏任撰。《濮川所闻录》六卷，金淮、濮璜合撰。《海昌外志》不分卷，谈迁撰。《石柱记笺释》五卷，郑元庆撰。《四明谈助》十六卷，徐兆昺撰。《越中观感录》一卷，陈锦撰。《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毛奇龄撰。《偁阳杂录》一卷，章大来撰。《瓯江逸志》一卷，劳大与撰。《江心志》十二卷，释元奇撰。《闽越巡视纪略》六卷，杜臻撰。《闽小纪》四卷，周亮工撰。《续闽小纪》一卷，黎定国撰。《台海使槎录》八卷，黄叔璥撰。《东槎纪略》五卷，姚莹撰。《中州杂俎》三十五卷，汪价撰。《鄢署杂钞》十二卷，汪为熹撰。《光绪湖北舆地记》二十四卷，未记撰写人的姓名。《汉口丛谈》六卷，范锴撰；《监利风土记》一卷，王柏心撰；《湖南方物志》八卷，黄本骧撰；《浯溪考》二卷，王士禛撰；《澧志举要》三卷、《补》一卷，潘相撰；《海岱史略》一百三十卷，王驭超撰；《济宁图记》二卷，王元启撰；《海岱日记》一卷，张榕端撰；《云中纪程》二卷，高懋功撰；《高平物产记》二卷，邹汉勋撰；《河套志》六卷，陈履中撰；《延绥镇志》六卷，谭吉璁撰；《陕西南山谷口考》一卷，毛凤梧撰；《三省山内风土杂记》一卷，严如熤撰；《新疆大记》六卷，阚凤楼撰；《伊犁日记》二卷、《天山客话》二卷，洪亮吉撰；《荷戈纪程》一卷，林则徐撰；《轮台杂记》二卷，史善长撰；《蜀徼纪闻》四卷、《陇蜀馀闻》一卷，王士禛撰；《蜀典》十二卷，张澍撰；《蜀都碎事》六卷，陈祥裔撰；《锦江脞记》十二卷，戴璐撰；《广东新语》二十六卷，屈大均撰；《羊城古钞》八卷，仇巨川撰；《广州游览志》一卷，王士禛撰。《岭南杂记》二卷，吴方震撰；《韩江闻见录》十卷，郑昌时撰；《南粤笔记》十六卷，李调元撰；《岭海见闻》四卷，钱以垲撰；《粤行纪事》三卷，瞿昌文撰；《岭南风物记》一卷，吴绮撰；《连阳八排风土记》八卷，李来章撰；《惠阳山水纪胜》四卷，吴骞撰；《星馀笔记》一卷，王钺撰；《粤西偶记》一卷，陆祚蕃撰；《桂游日记》三卷，张维屏撰；《滇系》四十卷，师范撰；《云南备徵志》二十一卷，王崧撰；《滇南杂志》二十四卷，曹树翘撰；《滇海虞衡志》十三卷，檀萃撰；《洱海丛谈》一卷，释同揆撰；《滇黔土司婚礼记》一卷，陈鼎撰；《黔书》二卷，田雯撰；《续黔书》八卷，张澍撰；《黔记》四卷，李宗昉撰；《黔话》二卷，吴振棫撰；《黔轺纪程》一卷，黎培敬撰；《淮西见闻记》一卷，俞庆远撰。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三卷，元代讷《新河朔访古记》二卷。以上各书，都是乾隆年间奉诏辑录的。以上属于地理类的杂志一类。

译《海国闻见录》二卷，陈伦炯撰；《坤舆图志》二卷，西洋人南怀仁撰；《异域录》一卷，图理琛撰；《八纮译史》四卷、《纪馀》四卷、《八纮荒史》一卷，陆次云撰；《海录》二卷，杨炳南撰；《瀛寰志略》十卷，徐继畬撰；《海国图志》一百卷，魏源撰；《朝鲜史略》六卷，不著撰人姓名；《朝鲜载记备编》二卷、《朝鲜史表》一卷，周家禄撰；《奉使朝鲜日记》一卷，柏葰撰；《朝鲜箕田考》一卷，韩百谦撰；《越史略》三卷，不著撰人姓名；《海外纪事》六卷，释大汕撰；《安南史事记》一卷，李仙根撰；《安南纪游》一卷，潘鼎珪撰；《越南世系沿革略》一卷、《越南山川略》一卷、《中外交界各隘卡略》一卷，徐延旭撰；《中山沿革志》二卷，汪楫撰；《中山传信录》六卷，徐葆光撰；《琉球志略》十五卷，周煌撰；《续琉球志略》五卷，费锡章撰；《中山见闻辨异》二卷，黄景福撰；《记琉球入学始末》一卷，王士禛撰。《琉球入学见闻录》四卷，潘相撰；《琉球朝贡考》一卷，王韬撰；《缅述》一卷，彭崧毓撰；《缅事述闻》一卷，师范撰；《缅甸琐记》一卷，傅显撰；《征缅纪闻》一卷，王昶撰；《从征缅甸日记》一卷，周裕撰；《滇缅边界纪略》一卷，不著撰人姓名；《暹逻考略》一卷，龚柴撰；《暹逻别记》一卷，李麟光撰；《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傅云龙撰；《日本国志》四十卷，黄遵宪撰；《日本新政考》二卷，顾厚焜撰；《东槎闻见录》四卷，陈家麟撰；《使东杂记》一卷，何如璋撰；《东游丛录》四卷，吴汝纶撰；《使俄罗斯行程录》一卷，张鹏翮撰；《绥服纪略》一卷，松筠撰；《俄罗斯国纪要》一卷，林则徐撰；《俄游汇编》十二卷，缪祐孙撰；《俄罗斯疆界碑记》一卷，徐元文撰；《吉林勘界记》一卷，吴大澂撰；《中俄交界图》不分卷，洪钧撰；《西北边界俄文译汉图例言》一卷、《帕米尔图说》一卷，许景澄撰。《东三省韩俄交界表》一卷，聂士成撰；《使俄草》八卷，王之春撰；《英吉利考略》一卷，汪文台撰；《英政概》一卷、《英籓政概》四卷、《法政概》一卷，刘锡彤撰；《法国志略》二十四卷，王韬撰；《英法德俄四国志略》四卷，沈敦和撰；《美利加图经》三十二卷，傅云龙撰；《初使泰西记》一卷，宜厚撰；《乘槎笔记》一卷，斌春撰；《使西纪程》一卷，郭嵩焘撰；《奉使英伦记》一卷，黎庶昌撰；《英轺私记》一卷，刘锡鸿撰；《西轺纪略》四卷，刘瑞芬撰；《出使英法日记》二卷，曾纪泽撰；《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六卷、《续》十卷，薛福成撰；《出使美日秘日记》十六卷，崔国因撰；《使德日记》一卷，李凤苞撰；《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二卷，蔡尔康编；《三洲日记》八卷，张廕桓撰；《游历巴西图经》十卷、《游历图经馀记》十五卷，傅云龙撰；《使美纪略》一卷，陈兰彬撰；《四述奇》十六卷，张德彝撰；《环游地球新录》四卷，李圭撰。《西史纲目》二十卷，周维翰撰；《边事汇钞》十二卷、《续钞》七卷，硃克敬撰。宋代赵汝适《诸蕃志》二卷。此书是乾隆年间奉诏辑录的。以上属于地理类的外志一类。职官类。《词林典故》八卷，乾隆九年，鄂尔泰等奉诏撰成；《皇朝词林典故》六十四卷，嘉庆十年，硃珪等奉诏撰成；《国子监志》六十二卷，乾隆四十三年，梁国治等奉诏撰成；《历代职官表》六十三卷，乾隆四十五年奉诏撰成；《刑部则例》二卷，康熙十八年奉诏撰成；《工部则例》五十卷，乾隆十四年，史贻直等奉诏撰成；《工部续增则例》九十五卷，乾隆二十四年，史贻直奉诏撰成；《吏部则例》六十六卷，乾隆三十七年，傅恆等奉诏撰成；《户部则例》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一年，于敏中等奉诏撰成；《户部则例》一百卷，同治十二年，潘祖廕等奉诏撰成；《礼部则例》一百九十四卷，乾隆四十九年，德保等奉诏撰成；《兵部处分则例》三十九卷，道光五年，明亮等奉诏撰成；《金吾事例》十卷，咸丰三年，步军统领衙门奉诏撰成；《内务府则例》四卷，光绪十年，福锟等奉诏撰成；《宗人府则例》二十卷，光绪十四年，世铎等奉诏撰成。《理籓院则例》六十四卷，光绪十七年，松森等奉诏撰成；《光禄寺则例》九十卷，官刻本；《古官制考》一卷，王宝仁撰；《历代官制考略》二卷，叶枟撰；《汉官答问》五卷，陈树镛撰；《汉州郡县吏制考》一卷，强汝询撰；《唐折冲府考》四卷，劳经撰；《枢垣纪略》十六卷，梁章钜撰；《重修枢垣纪略》二十六卷，硃智等撰；《中书典故考》八卷，王正功撰；《槐▯载笔》二十卷、《清祕述闻》十六卷，法式善撰；《清祕述闻续》十六卷，王家相撰；《国朝翰詹源流编年》二卷、《馆选爵里谥法考》二卷，吴鼎雯撰；《南台旧闻》十六卷，黄叔璥撰；《春曹仪注》一卷，王士禛撰；《南省公馀录》八卷，梁章钜撰。宋代程俱《麟台故事》五卷，陈骙《南宋馆阁录》十卷，不知撰人姓名的《续录》十卷。以上各书，都是乾隆年间奉诏辑录的。以上属于职官类的官制一类。

译《人臣儆心录》一卷，顺治十二年，世祖亲自撰成；《朋党论》一卷，雍正三年，世宗亲自撰成；《训饬州县条规》二十卷，雍正八年奉诏撰成；《政学录》五卷，郑端撰；《为政第一编》八卷，孙鋐撰；《百僚金鉴》十二卷，牛天宿撰；《臣鉴录》二十卷，蒋伊撰；《大臣法则》八卷，谢文洊撰；《学仕遗规》八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陈宏谋撰；《居官日省录》六卷，乌尔通阿撰；《居官寡过录》六卷，李元春撰；《临民金镜录》一卷，赵殿成撰；《从政馀谈》一卷，王定柱撰；《学治臆说》二卷、《续说》一卷、《说赘》一卷，汪辉祖撰；《庸吏庸言》二卷、《庸吏馀谈》二卷、《蜀僚问答》一卷，刘衡撰；《牧令书》二十三卷，徐栋撰；《劝谕牧令文》一卷，黄辅辰撰；《劝戒浅语》一卷，曾国籓撰；《吏治辑要》一卷，倭仁撰；《福惠全书》三十二卷，黄六鸿撰；《道齐正轨》二十卷，邹鸣鹤撰；《图民录》四卷，袁守定撰；《富教初桄录》二卷，宗源瀚撰。《宦海慈航》一卷，周埴撰。《州县提纲》四卷，不著撰人姓名；此书是乾隆年间奉诏辑录的。以上属于职官类的官箴一类。政书类。《大清会典》二百五十卷，记事起于崇德元年，止于康熙二十五年，由圣祖奉诏撰成；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部分，由世宗奉诏撰成，雍正十年刊刻。《大清会典》一百卷、《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六年，履亲王允祹奉诏撰成。《大清会典》八十卷、《图》一百三十二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嘉庆二十三年奉诏撰成。《大清会典》一百卷、《图》二百七十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五年奉诏撰成。《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乾隆三十二年奉诏撰成。《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乾隆十二年奉诏撰成。《皇朝通典》一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诏撰成。《皇朝通志》二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诏撰成。《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乾隆十二年奉诏撰成。《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孙承泽撰；《明会要》八十卷，纪文彬撰。宋代李攸《宋朝事实》二十卷。此书是乾隆年间奉诏辑录的。以上属于政书类的通制一类。《幸鲁盛典》四十卷，康熙二十三年，孔毓圻编；《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康熙五十二年，王原祁等编；《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一年，高晋等编；《八旬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五十四年，阿桂等编；《西巡盛典》二十四卷，嘉庆十六年，董诰等编；《大清通典》四十卷，乾隆元年奉诏撰成；《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乾隆二十四年奉诏撰成；《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乾隆四十二年奉诏撰成；《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奉诏撰成；《宫史续编》一百卷，嘉庆六年奉诏撰成；《大清通礼》五十四卷，道光四年奉诏撰成；《庙制图考》一卷，万斯同撰；《坛庙祀典》三卷，方观承撰；《坛庙乐章》一卷，张乐盛撰；《万寿衢歌乐章》六卷，彭元瑞撰；《北郊配位议》一卷、《辨定嘉靖大礼议》二卷，毛奇龄撰；《北岳恆山历祀上曲阳考》一卷，刘师峻撰；《盛京典制备考》八卷，崇厚撰；《满洲四礼考》四卷，索宁安撰。《太常纪要》十五卷、《四译馆考》十五卷，江蘩撰；《学典》三十卷，孙承泽撰；《国学礼乐录》二十四卷，李周望、谢履忠同撰；《泮宫礼乐全书》十六卷，张安茂撰；《圣门礼乐统》二十四卷，张行言撰；《文庙祀典考》五十卷，庞锺璐撰；《直省释奠礼乐记》六卷，应宝时撰；《醴陵县文庙丁祭谱》四卷，蓝锡瑞撰；《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一卷，郎廷极撰；《孔庙从祀末议》一卷，阎若璩撰；《家塾祀典》一卷，应扌为谦撰；《大清通礼品官士庶仪纂》六卷，刘师陆撰；《吾学录初编》二十四卷，吴荣光撰；《国朝谥法考》一卷，王士禛撰；《皇朝大臣谥法录》四卷，邵晋涵撰；《皇朝谥法考》五卷，鲍康撰。汉代卫宏《汉官旧仪》一卷、《补遗》一卷；不著撰人姓名的《庙学典礼》四卷。以上各书，都是乾隆年间奉诏辑录的。以上属于政书类的典礼一类。《学政全书》八十卷，乾隆三十九年，素尔纳等奉诏撰成；《磨勘简明条例》二卷、《续》二卷，乾隆年间奉诏撰成；《科场条例》六十卷，光绪十四年奉诏撰成；《奏定学堂章程》不分卷，光绪二十九年，管学大臣奉诏撰成；《吏部铨选则例》十七卷，嘉庆十年奉诏撰成；《吏部处分则例》五十二卷、《验封司则例》六卷、《稽勋司则例》八卷，道光十年奉诏撰成，光绪十三年重修；《历代铨选志》一卷，袁定远撰；《铨政论略》一卷，蔡方炳撰；《登科记考》三十卷，徐松撰；《国朝贡举年表》三卷，陈国霖、顾锡中同撰；《国朝贡举考略》三卷，黄崇简撰；《历科典试题名录》一卷、《考官试题录》四卷，黄崇简、饶玉成同撰；《国朝鼎甲考》一卷、《状元事考》一卷，饶玉成撰；《制义科琐记》四卷、《续记》一卷、《淡墨录》十六卷，李调元撰；《国朝右文掌录》一卷，宗源瀚撰；《制科杂录》一卷，毛奇龄撰；《汇征录》一卷，不著撰人姓名。《历代武举考》一卷，谭吉璁撰。以上属于政书类的铨选、科举一类。

译《赋役全书》一百卷，顺治年间奉敕编撰。《孚惠全书》六十四卷，乾隆六十年彭元瑞奉敕编撰。《辛酉工赈纪事》三十八卷，嘉庆六年奉敕编撰。《户部漕运全书》九十六卷，光绪二年奉敕编撰。《官田始末考》一卷，顾炎武撰。《苏松历代财赋考》一卷，未署撰人姓名。《杭州府赋役全书》一卷，未署撰人姓名。《浙江减赋全案》十卷，杨昌濬编。《大元海运记》二卷，胡敬撰。《明漕运志》一卷，曹溶撰。《丁漕指掌》十卷，王大经撰。《海运刍言》一卷，施彦士撰。《江苏海运全案》十二卷，贺长龄撰。《浙江海运全案》十卷，黄宗汉编。《江北运程》四十卷，董恂编。《钱币刍言》一卷，王鎏撰。《泉刀汇纂》不分卷，邱峻撰。《钱录》十二卷，张端本撰。《大钱图录》一卷，鲍康撰。《长芦盐法志》二十卷，附编十卷，珠隆阿修纂。《河东盐法志》十卷，石麟等修纂。《山东盐法志》二十四卷，附编十卷，崇福等修纂。《山东盐法续增备考》六卷，王定柱编。《两淮盐法志》四十卷，王定柱编；《两淮盐法志》五十六卷，吉庆修；《两淮盐法志》一百二十卷，佶山修；《淮南盐法纪略》十卷，刘坤一修；《淮盐备要》十卷，庞际云撰；《淮盐问答》一卷，李澄撰；《淮南调剂志略》四卷，周济撰，作者姓名不详；《淮北票盐续略》十二卷，许宝书撰；《两浙盐法续纂备考》十二卷，杨昌濬编；《两广盐法志》三十五卷，阮元等修；《粤盐蠡测编》一卷，陈铨撰；《盐法议略》一卷，王守基撰；《历代征税纪》一卷，彭宁和撰；《续纂淮关统志》十四卷，元成编；《北新关志》十六卷，许梦闳撰；《粤海关志》三十卷，豫堃编；《荒政丛书》十卷，附录二卷，俞森撰；《救荒备览》四卷，劳潼撰；《荒政辑要》十卷，汪志伊撰；《康济录》六卷，倪国琏撰；《筹济编》三十二卷，杨景仁撰；《捕蝗考》一卷，陈芳生撰；《捕蝗汇编》一卷，陈仅撰；《伐蛟说》一卷，魏廷珍撰；《畿辅义仓图》六卷。《畿辅义仓图》六卷，方观承撰；《左司笔记》二十卷，吴璟撰；《己庚编》六卷，祁韵士撰；《石渠馀纪》六卷，王庆云撰；《光绪会计录》三卷，李希圣撰。以上属于政书类中的邦计门。《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雍正五年鄂尔泰奉敕撰写；《八旗通志》三百五十四卷，乾隆三十七年福隆安等奉敕撰写；《八旗则例》十二卷，乾隆三十七年福隆安等撰写；《军器则例》二十四卷，嘉庆十九年奉敕撰写；《绿营则例》十六卷，官本；《中枢政考》三十二卷，嘉庆二十年明亮等奉敕撰写；《中枢政考续纂》七十二卷，道光九年长龄等奉敕撰写；《杭州驻防八旗志略》二十五卷，张大昌撰；《荆州驻防八旗志》十六卷，希元撰；《驻粤八旗志》二十四卷，长善撰；《马政志》一卷，蔡方炳撰；《保甲书》四卷，徐栋撰；《乡守外编辑要》十卷，许乃钊撰。以上属于政书类中的军政门。《督捕则例》二卷，乾隆二年徐本等奉敕撰写；《大清律例》四十七卷，乾隆五年三泰等奉敕撰写；《大清律续纂条例总类》二卷，乾隆二十五年奉敕撰写；《五军道里表》四卷，乾隆四十四年福隆安等奉敕撰写；《三流道里表》四卷，乾隆四十九年阿桂等奉敕撰写；《删除律例附商律》不分卷，光绪三十一年沈家本奉敕撰写；其中《商律》于光绪三十二年由商部奉敕撰写；《清现行刑律》三十六卷，《秋审条款》一卷，光绪年间沈家本等奉敕撰写；《禁烟条例》一卷，光绪年间善耆等奉敕撰写；《蒙古律例》十二卷，官本；《刑部奏定新章》四卷，官本；《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三十二卷，许梿、熊义同撰；《刑案汇览》六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拾遗备考》一卷，《续编》十卷，祝庆祺撰；《驳案新编》三十九卷，全士潮等编；《秋审比较汇案续编》八卷，作者姓名不详；《清律例歌括》一卷，作者姓名不详，丁承禧作注。《重修名法指掌图》四卷，徐灏撰；《法曹事宜》四卷，作者姓名不详。以上属于政书类中的法令门。《乘舆仪仗做法》二卷，乾隆十三年奏请刊行；《工程做法》七十四卷，雍正十二年果亲王允礼等撰写；《物料价值则例》二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三年陈宏谋等奉敕撰写；《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卷，乾隆三十八年金简等奉敕撰写；《内廷工程做法》八卷，《简明做法》不分卷，工部会同内务府撰写；《圆明园工部则例》不分卷，作者姓名不详；《城垣做法册式》一卷，官本；《工部军器则例》六十卷，嘉庆十六年刘权之等奉敕撰写；《战船则例》内河五十八卷、外海四十卷，官本；《重订铁路简明章程》一卷，光绪二十九年商部撰写；《河工器具图式》四卷，麟庆撰；《浮梁陶政志》一卷，吴允嘉撰；《筑圩图式》一卷，孙峻撰。以上属于政书类中的考工门。

译目录类。《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写；《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嘉庆二年奉敕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乾隆三十七年纪昀等奉敕撰写；《简明目录》二十卷，乾隆三十九年纪昀等奉敕撰写；《抽毁书目》一卷，官本；《禁书目录》一卷，官本；《违碍书目》一卷，乾隆五十三年官刻颁行；《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王太岳、曹锡宝等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邵懿辰撰；《四库全书提要纂稿》一卷，邵晋涵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阮元撰；《四库阙书目》一卷，徐松撰；《国子监书目》一卷，作者姓名不详；《徵刻唐宋人祕本书目》三卷，黄虞稷、周在浚同编；《传是楼宋元板书目》一卷，徐乾学撰；《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一卷，曹溶撰；《汲古阁珍藏祕本书目》一卷，毛扆编；《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一卷，汪士钟撰；《古泉山馆宋元板书序录》一卷，瞿中溶撰。《滂喜斋宋元本书目》一卷，潘祖荫撰；《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一卷，莫友芝撰；《宋元本行格表》二卷，江标撰；《崇文总目辑释》五卷，补佚一卷，钱东垣撰；《通志堂经解目录》一卷，翁方纲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目》一百三卷，严可均撰；《天一阁书目》四卷，汪本撰；《天一阁见在书目》六卷，薛福成撰；《绛云楼书目》一卷，钱谦益撰；《述古堂藏书目》四卷，钱曾撰；《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黄虞稷撰；《传是楼书目》八卷，徐乾学撰；《培林堂书目》二卷，徐秉义撰；《含经堂书目》四卷，徐元文撰；《潜采堂书目》四卷，《曝书亭宋元人集目》一卷，朱彝尊撰；《青纶馆藏书目录》三卷，宋筠撰；《季沧苇藏书目》一卷，季振宜撰；《楝亭书目》三卷，曹寅撰；《孝慈堂书目》不分卷，王闻远撰；《佳趣堂书目》二卷，陆漻撰；《百岁堂书目》三卷，惠栋撰；《小山堂藏书目》二卷。《小山堂藏书目》二卷，赵一清撰；《好古堂藏书目》四卷，姚际恒撰；《文瑞楼书目》十二卷，金檀撰；《塾南书库目录》六卷，王昶撰；《稽瑞楼书目》一卷，陈揆撰；《振绮堂书目》六卷，汪諴撰；《抱经楼书目》一卷，卢沚撰；《清吟阁书目》四卷，瞿瑛撰；《环碧山房书目》一卷，汪辉祖撰；《瞑琴山馆藏书目》四卷，范楷撰；《别下斋书目》一卷，蒋光堉撰；《乐意轩书目》四卷，吴成佐撰；《石研斋书目》四卷，秦恩复撰；《竹崦盦传钞书目》一卷，赵魏撰；《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孙星衍撰；《绩溪金紫胡氏所箸书目》二卷，胡培系撰；《鉴止水斋书目》一卷，许宗彦撰；《津逮楼书目》十八卷，甘福撰；《结一庐书目》四卷，朱学勤撰；《带经堂书目》五卷，陈徵芝撰；《海源阁书目》一卷，杨以增撰；《持静斋书目》五卷，丁日昌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莫友芝撰；《行素草堂目睹书目》十卷。《行素草堂目睹书目》十卷，朱记荣撰；《读书敏求记》四卷，钱曾撰；《熏习录》二十卷，吴焯撰；《廉石居藏书记》二卷、《平津馆鉴赏记》三卷、《补遗》一卷、《续编》一卷，孙星衍撰；《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四卷、《续录》一卷、《百宋一廛录》一卷，黄丕烈撰；《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六卷，吴寿旸撰；《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张金吾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二十四卷，瞿镛撰；《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陆心源撰；《滂喜斋藏书记》三卷，潘祖荫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四十卷，附录一卷，丁丙撰；《楹书偶录》五卷、《续编》四卷，杨绍和撰；《经义考》三百卷，朱彝尊撰；《经义考补正》十二卷，翁方纲撰；《古今伪书考》一卷，姚际恒撰；《历代载籍足徵录》一卷，庄述祖撰；《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二卷，彭元瑞撰；《校订存疑》十七卷，朱文藻撰；《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何元锡编；《经籍跋文》一卷，陈鱣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二卷〕 《经籍举要》一卷，龙翰臣撰；《曝书杂记》三卷、《可读书斋校书谱》一卷，钱泰吉撰；《群书答问》二卷，补遗一卷，凌曙撰；《书目答问》七卷，张之洞撰；《群书提要》一卷、《皇清经解提要》一卷、《皇清经解渊源录》一卷，沈豫撰；《半氈斋题跋》二卷，江籓撰；《东湖丛记》六卷，蒋光煦撰；《开有益斋读书志》六卷、续一卷，朱绪曾撰；《木居士书跋》二卷，瞿中溶撰；《郑堂读书日记》不分卷，周中孚撰；《仪顾堂题跋》十六卷、《续跋》十六卷，陆心源撰；《浙江采辑遗书总录》十一卷，三宝等撰；《关右经籍考》十一卷，邢澍撰；《长河经籍考》十卷，田雯撰；《毗陵经籍志》四卷，卢文弨撰；《武林藏书录》三卷，丁申撰；《日本访书志》十七卷，杨守敬撰；《汲古阁题跋初集》二卷、续一卷，毛凤苞编；《汲古阁校刻书目》一卷、补遗一卷、《刻板存亡考》一卷，郑德懋编；《金山钱氏家刻书目》十卷。《金山钱氏家刻书目》十卷，钱培荪编；《勿菴历算书目》一卷，梅文鼎撰；《嘉定钱氏艺文略》三卷，钱师璟撰；《庐江钱氏艺文略》一卷，钱仪吉撰；《流通古书约》一卷，曹溶撰；《藏书纪要》一卷，孙庆增撰；《百宋一廛赋》一卷，顾广圻撰；《藏书纪事诗》六卷，叶昌炽撰；《灵隐书藏纪事》一卷，潘衍桐撰；《焦山藏书约》一卷、《书目》一卷、续一卷，梁鼎芬撰；《艺文待访录》一卷，罗以智撰；《国朝箸述未刊书目》一卷，郑文焯撰；《国朝未刻遗书志略》一卷，朱记荣编。

译《汉刘向七略别录》一卷，马国翰辑。金石类。《西清古鉴》四十卷，乾隆十四年梁诗正等奉敕编；《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附录一卷，乾隆五十八年奉敕编；《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乾隆三十四年金简奉敕编；《积古斋藏器目》一卷，阮元撰；《清仪阁藏器目》一卷，张廷济撰；《竹崦盦藏器目》一卷，赵魏撰；《嘉廕簃藏器目》一卷，刘喜海撰；《平安馆藏器目》一卷，叶志诜撰；《双虞壶馆藏器目》一卷，吴式芬撰；《怀米山房藏器目》一卷，曹载奎撰；《簠斋藏器目》一卷，陈介祺撰；《木庵藏器目》一卷，程振甲撰；《梅花草盦藏器目》一卷，丁彦忠撰；《选青阁藏器目》一卷，王锡棨撰；《爱吾鼎斋藏器目》一卷，李璋煜撰；《石泉书屋藏器目》一卷，李佐贤撰；《两罍轩藏器目》一卷，吴云撰；《▯斋藏器目》一卷，吴大澂撰；《天壤阁藏器目》一卷，王懿荣撰；《▯斋集古录》二十六卷、《恆轩吉金录》不分卷、《度量权衡实验说》不分卷。《▯斋集古录》二十六卷、《恆轩吉金录》不分卷、《度量权衡实验说》不分卷，均为吴大澂撰；《匋斋吉金录》八卷，续二卷，端方撰；《焦山鼎铭考》一卷，翁方纲撰；《周无专鼎铭考》一卷，罗士琳撰；《齐侯罍铭通释》二卷，陈庆镛撰；《盘亭小录》一卷，刘铭传撰；《京畿金石考》二卷，孙星衍撰；《畿辅金石记残稿》不分卷，沈涛撰；《畿辅碑目》二卷，樊彬撰；《常山贞石志》二十四卷，沈涛撰；《赵州石刻录》一卷，陈锺祥撰；《江宁金石记》八卷、《待访录》二卷，严观撰；《江左石刻文编》四卷，韩崇撰；《江宁金石待访录》四卷，孙彤撰；《吴郡金石目》一卷，程祖庆撰；《吴中金石记》一卷，顾沅撰；《徐州金石记》一卷，方骏谟撰；《崇川金石志》一卷，冯云鹏撰；《安徽金石略》十卷、《泾川金石记》一卷，赵绍祖撰；《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毕沅、阮元同撰；《山左访碑录》十三卷，法伟堂撰；《山左碑目》四卷，段赤苓撰；《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一卷，尹彭寿撰；《至圣林庙碑目》六卷。《至圣林庙碑目》六卷，孔昭薰撰；《孔林汉碑考》一卷，顾仲清撰；《济州金石志》八卷，徐宗幹撰；《济州学碑释文》一卷，张弨撰；《济南金石记》四卷，冯云鹓撰；《历城金石考》二卷，周永年撰；《诸城金石略》二卷，李文藻撰；《益都金石记》四卷，段赤苓撰；《山右金石志》一卷，夏宝晋撰；《山右金石记》八卷，杨笃撰；《山右石刻丛编》四十卷，胡聘之撰；《中州金石记》五卷，毕沅撰；《中州金石考》八卷，黄叔璥撰；《中州金石目》四卷，补遗一卷，姚晏撰；《中州金石目录》八卷，杨铎撰；《安阳金石录》十三卷，武亿、赵希璜同撰；《河阳金石记》三卷，冯敏昌撰；《河内金石记》二卷，补遗一卷，方履籛撰；《嵩洛访碑日记》一卷，黄易撰；《嵩阳石刻集记》二卷，叶封撰；《登封县金石志》一卷，洪亮吉撰；《偃师金石记》四卷、《偃师金石遗文补录》二卷、《郏县金石志》一卷、《宝丰金石志》五卷、《鲁山金石志》三卷，均为武亿撰。《孟县金石志》三卷，冯敏昌撰；《濬县金石录》二卷，熊象阶撰；《关中金石记》八卷，毕沅撰；《雍州金石记》十卷，朱枫撰；《关中金石附记》一卷，蔡汝霖撰；《陕西得碑目》二卷、《长安获古编》二卷、补遗一卷，刘喜海撰；《关中金石文字存佚考》十二卷，毛凤枝撰；《唐昭陵石迹考》五卷，林侗撰；《昭陵六骏赞辨》一卷，张弨撰；《昭陵碑考》十三卷，孙三锡撰；《扶风金石录》二卷、《郿县金石遗文录》二卷、《兴平金石志》一卷，张▯员撰；《宝鸡县金石志》一卷，邓梦琴撰；《武林金石刻记》十卷，倪涛撰；《武林金石记残稿》不分卷，丁敬撰；《两浙金石志》十八卷，补遗一卷，阮元撰；《吴兴金石志》十六卷，陆心源撰；《墨妙亭碑目考》二卷，张鉴撰；《越中金石记》十二卷，杜春生撰；《东瓯金石录》十二卷，戴咸弼撰；《台州金石录》十三卷，《阙访》二卷，黄瑞撰；《括苍金石志》十二卷，续四卷。李遇孙撰写《括苍金石志补遗》四卷。邹柏森撰写《湖北金石存佚考》二十二卷。陈诗撰写《湖北金石诗》二卷。严观撰写《永州金石略》一卷。宗稷辰撰写《三巴[字样不清]古志》，不分卷。刘喜海撰写《蜀碑补记》十卷。李调元撰写《粤东金石略》十八卷。阮元撰写《高要金石略》四卷。彭泰来撰写《粤西金石略》十五卷。谢启昆撰写《粤西得碑记》一卷。杨翰撰写《滇南古金石录》一卷。阮福撰写《和林金石录》一卷。李文田撰写《高丽碑全文》八卷。叶志诜撰写《海东金石苑》四卷、《海东金石考存》一卷。刘喜海撰写《日本金石志》二卷。傅云龙撰写《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翁方纲撰写《隋唐石刻拾遗》二卷。黄本骥撰写《南汉金石志》二卷。吴兰修撰写《元刻偶存》一卷。陆增祥撰写《元碑存目》一卷。黄本骥撰写《寰宇访碑录》十二卷。孙星衍、邢澍共同撰写《访碑续录》一卷。严可均撰写《访碑后录》三卷。黄本骥撰写《补寰宇访碑录》五卷。

译赵之谦撰写《攟古录》二十卷。吴式芬撰写《天一阁碑目》一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钱大昕撰写《小蓬莱阁金石目》一卷。黄易撰写《平安馆碑目》八卷。叶志诜撰写《玉雨堂碑目》四册。韩泰华撰写《式训堂碑目》三卷。章寿康撰写《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顾炎武撰写《来斋金石考》三卷。林侗撰写《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李光暎撰写《金石续录》四卷。刘青藜撰写《金石经眼录》一卷。褚峻摹绘《金石图》，牛运震补充说明，不分卷。叶奕苞撰写《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续》七卷、《金石小笺》一卷。宋振誉撰写《金薤琳琅补遗》一卷。洪颐煊撰写《平津馆读碑记》八卷、《续记》一卷、《再续》一卷、《三续》二卷。钱大昕撰写《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武亿撰写《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瞿中溶撰写《古泉山馆金石文跋》，不分卷。严可均撰写《铁桥金石跋》四卷。赵绍祖撰写《古墨斋金石文跋》六卷。韩崇撰写《宝铁斋金石跋尾》三卷。冯登府撰写《石经阁金石跋文》一卷。许瀚撰写《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和《碑跋》，均不分卷。张廷济撰写《清仪阁题跋》一卷。方朔撰写《枕经堂金石题跋》三卷。丁绍基撰写《求是斋金石跋尾》四卷。硃士端撰写《宜禄堂金石记》六卷。陈介祺撰写《簠斋金石文字考释》一卷、《笔记》一卷。硃绪曾撰写《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一卷。汪鋆撰写《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十八卷。王昶撰写《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黄本骥撰写《金石萃编补目》三卷。陆耀遹撰写《金石续编》二十一卷、《目》一卷。王言撰写《金石萃编补略》二卷。方履籛撰写《金石萃编补正》四卷。陆增祥撰写《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端方撰写《匋斋藏石记》四十四卷。曹溶撰写《金石表》一卷。吴玉搢撰写《金石存》十六卷。冯云鹏、冯云鹓撰写《金石索》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卷、正一百三十卷〕 李调元撰写《金石品》二卷、《金石存》十五卷。张燕昌撰写《金石契》四卷。鲍昌熙撰写《金石屑》四卷。陈善墀撰写《金石摘》十卷。觉罗崇恩撰写《香南精舍金石契》二卷。陈奕禧撰写《金石遗文录》十卷。吴颖芳撰写《金石文释》六卷。黄本骥撰写《古志石华》三十卷。赵绍祖撰写《金石文钞》八卷。硃文藻撰写《碑录》二卷。魏锡曾撰写《绩语堂碑录》，不分卷。褚峻摹绘《金石图》，牛运震补充说明，二卷。陈经撰写《求古精舍金石图》四卷。黄易撰写《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不分卷。许梿撰写《古均阁宝刻录》一卷。叶名沣撰写《平安馆金石文字》，不分卷。徐渭仁撰写《随轩金石文字》八种，无卷数。张得容撰写《二铭草堂金石聚》十六卷。赵希璜撰写《淇泉摹古录》一卷。何澂撰写《汉碑篆额》，不分卷。邹汉勋撰写《红崖碑释文》一卷。沈梧撰写《汉武梁祠画象考证》二卷。张宝德撰写《汉射阳石门画象汇考》一卷。阮元撰写《华山碑考》四卷。王森文撰写《石门碑醳》一卷、《郙阁铭考》一卷。周在浚撰写《天发神谶碑释文》一卷。吴骞撰写《国山碑考》一卷。谢道承撰写《汉魏碑刻记存》一卷。诸可宝撰写《北魏郑文公碑考》一卷。陆继煇撰写《龙门造象释文》一卷。张弨撰写《瘗鹤铭辨》一卷。汪士鋐撰写《瘗鹤铭考》一卷。吴东发撰写《瘗鹤铭考》一卷。翁方纲撰写《瘗鹤铭考补》一卷。张开福撰写《山樵书外纪》一卷。赵钺、劳格共同撰写《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卷，并有《附录》一卷。范以煦撰写《楚州石柱考》一卷。叶昌炽撰写《邠州石室录》三卷。姚觐元撰写《石鱼文字所见录》一卷。周中孚撰写《九曜石刻录》一卷。刘喜海撰写《苍玉洞题名石刻》一卷。释达受撰写《翠微亭题名考》一卷。罗▯矩撰写《龙兴寺经幢题跋》一卷。丁晏撰写《金天德钟款识》一卷。钱泳撰写《铁券铜塔考》三卷。不署撰写人姓名的《岳庙彝器铭》一卷。万经撰写《分隶偶存》二卷。梁廷枬撰写《碑文摘奇》一卷。罗振鋆撰写《碑别字》五卷。黄宗羲撰写《金石要例》一卷。王芑孙撰写《碑版广例》十卷。梁玉绳撰写《志铭广例》二卷。郭麟撰写《金石例补》二卷。冯登府撰写《金石综例》四卷。鲍振方撰写《金石订例》四卷。梁廷枬撰写《金石称例》五卷、《续》一卷。刘宝楠撰写《汉石例》六卷。吴镐撰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徐朝弼撰写《唐人志墓例》一卷。李富孙撰写《金石学录》四卷。陆心源撰写《金石学录补》四卷。陆增祥撰写《金石札记》四卷、《袪伪》一卷。叶昌炽撰写《语石》六卷。孙承泽撰写《閒者轩帖考》一卷。王澍撰写《淳化祕阁法帖考正》十二卷。吴有兰撰写《淳化阁帖考证》十卷。沈兰先撰写《淳化阁跋》一卷。周行仁撰写《淳化阁帖源流考》一卷。徐朝弼撰写《法帖释文》十卷。程文荣撰写《南村帖考》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二卷〕

译沈复粲撰写《鸣野山房帖目》四卷。胡世安撰写《禊帖综闻》一卷。翁方纲撰写《苏米斋兰亭考》八卷。王灝撰写《定武兰亭考》一卷。钱大昕撰写《凤墅残帖释文》二卷。姚鼐撰写《惜抱轩法帖题跋》三卷。翁方纲撰写《苏米斋题跋》二卷。王澍撰写《竹云题跋》四卷。杨宾撰写《铁函斋书跋》六卷。郭尚先撰写《芳坚馆题跋》四卷。乾隆十六年敕令编撰《钱录》十六卷。李世熊撰写《泉神志》七卷。金嘉采撰写《泉志校误》四卷。张崇懿撰写《钱志新编》二十卷。黄灼撰写《琴趣轩泉谱》一卷。张延世撰写《广钱谱》一卷。硃炜撰写《历代古钱目》一卷。孟麟撰写《泉布统志》九卷。许原恺撰写《选青小笺》十卷。刘师陆撰写《虞夏赎金释文》一卷。硃枫撰写《古今待问录》六卷。初尚龄撰写《吉金所见录》十六卷。倪模撰写《古今钱略》三十四卷。马昂撰写《货布文字考》四卷。沈巍皆撰写《泉宝所见录》十六卷。陈莱孝撰写《历代锺官图经》八卷。李光廷撰写《吉金志存》四卷。蔡云撰写《癖谈》六卷、《附录》四卷。吕佺孙撰写《运甓轩钱谱》四十卷。高焕撰写《癖泉臆说》六卷。戴熙撰写《古泉丛话》三卷、《藏泉记》一卷。鲍康撰写《观古阁泉说》一卷、《丛稿》二卷、《续稿》一卷、《三编》二卷。刘喜海撰写《论泉绝句》二卷。李佐贤撰写《古泉汇》六十卷、《续》十四卷、《补遗》二卷。高庆龄撰写《齐鲁古印攗》四卷、《续》一卷。瞿中溶撰写《集古官印考证》七卷。吴云撰写《两罍轩印考漫存》九卷。程敦撰写《秦汉瓦当文字》二卷、《续》一卷。冯登府撰写《浙江砖录》，不分卷。吕佺孙撰写《百砖考》一卷。陆心源撰写《千甓亭砖录》六卷、《续》四卷、《古[字样不清]图释》二十卷。端方撰写《匋斋藏[字样不清]记》二卷。黄易撰写《秋景庵主印谱》四卷。丁敬撰写《龙泓山人印谱》八卷。汪启淑撰写《讱(艹弇)集古印存》三十二卷。陈豫锺撰写《求是斋印谱》四卷。吴廷飏撰写《吴让之印存》二卷。杨澥撰写《杨聋石印存》二卷。袁日省撰写《选集汉印分韵》二卷、《续》二卷。杨大受撰写《杨啸村印集》二卷。胡震撰写《胡鼻山人印集》二卷。徐子静撰写《观自得斋印集》十六卷。石潜撰写《秦汉印选》六卷。赵之谦撰写《二金蜨堂印谱》四卷。吴式芬、陈介祺共同撰写《封泥考略》十卷。宋代不知撰写人的《宝刻类编》八卷，乾隆时期奉敕辑录。黄本骥辑录宋代欧阳棐《集古录目》五卷。史评类。康熙四十六年御撰《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一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刘统勋等奉乾隆三十六年敕令编纂《评鉴阐要》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敕撰《古今储贰金鉴》六卷。元代王恽撰写《承华事略》，光绪时期徐郙等奉敕补绘六卷。牛运震撰写《史记评注》十二卷。傅泽鸿撰写《史汉发明》五卷。王夫之撰写《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施国祁撰写《史论五答》一卷。纳兰常安撰写《明史评》二卷。段玉裁撰写《明史十二论》一卷。章邦元撰写《读通鉴札记》二十卷。申涵煜撰写《通鉴评语》五卷。尤侗撰写《看鉴偶评》四卷。魏裔介撰写《鉴语经世编》二十七卷。周池撰写《唐鉴偶评》四卷。任兆麟撰写《纲目通论》一卷、《历代通论》一卷。方宗诚撰写《读史杂记》一卷、《读宋鉴论》三卷。黄恩彤撰写《鉴评别录》六十卷。李[字样不清]撰写《阅史郄视》四卷、《续》一卷。汤斌撰写《读史管见》一卷。陈廷敬撰写《午亭史评》二卷。彭孙贻撰写《茗香堂史论》四卷。陈遇夫撰写《史见》二卷。谢济世撰写《史评》一卷。尹会一撰写《四鉴》十六卷。郝浴撰写《中山史论》二卷。郭伦撰写《十七朝史论一得》一卷。刘凤起撰写《石溪史话》八卷。杨锡祐撰写《史学提要笺释》五卷。胡季堂撰写《读书任子自镜录》二十二卷。计大受撰写《史林测义》三十八卷。沙张白撰写《读史大略》六十卷、《附录》一卷。周济撰写《味俊斋史义》二卷。吴烜撰写《读史笔记》十二卷。夏之蓉撰写《读史提要录》十二卷。李祖陶撰写《史论五种》十一卷。黄式三撰写《史说》一卷。黄以周撰写《史说略》四卷。杨琪光撰写《读史臆说》五卷。周悦让撰写《史通》二十卷。顾炎武撰写《救文格论》一卷。陆锡熊撰写《炳烛偶钞》一卷。邵晋涵撰写《南江书录》一卷。卢文弨撰写《读史劄记》一卷。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文史通义补编》一卷。浦起龙撰写《史通通释》二十卷。黄叔琳撰写《史通训故补》二十卷。卢文弨撰写《史通校正》一卷。纪昀撰写《史通削繁》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宋代曹彦约撰写《经幄管见》四卷，李心传撰写《旧闻证误》四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时期奉敕辑录。

译《志》一百二十二。《艺文》三。子部共分十四类：第一为儒家，第二为兵家，第三为法家，第四为农家，第五为医家，第六为天文算法，第七为术数，第八为艺术，第九为谱录，第十为杂家，第十一为类书，第十二为小说，第十三为释家，第十四为道家。儒家类。世祖御撰《劝善要言》一卷。世祖御撰《资政要览》三卷、《后序》一卷，时间为顺治十二年。世祖御定《内则衍义》十六卷，时间为顺治十三年。圣祖御撰《圣谕》、世宗推衍《广训》，合为《圣谕广训》一卷。世宗于雍正八年御纂《庭训格言》一卷。高宗于乾隆元年御撰《日知荟说》四卷。顺治十三年奉敕撰写《孝经衍义》一百卷，康熙二十一年完成。康熙五十二年，李光地等奉敕撰写《硃子全书》六十六卷。康熙五十六年，李光地等奉敕撰写《性理精义》十二卷。雍正六年敕撰《执中成宪》八卷。乾隆十四年，蒋溥等奉敕撰写《御览经史讲义》三十一卷。陈士珂撰写《孔子家语疏证》十卷。孙志祖撰写《孔子家语疏证》六卷。范家相撰写《孔子家语证譌》十一卷。孙星衍撰写《孔子集语》十七卷。姜兆锡撰写《孔丛子正义》五卷。阮福撰写《曾子注释》四卷。黄以周撰写《子思内篇》五卷、《外篇》二卷。方苞撰写《删定荀子》一卷。谢墉撰写《荀子杨倞注校》二十卷，附《校勘补遗》一卷。刘台拱撰写《荀子补注》一卷。郝懿行撰写《荀子补注》二卷。王先谦撰写《荀子集解》二十卷。王耕心撰写《贾子次诂》十六卷。张敦仁撰写《盐铁论考证》三卷。卢文弨撰写《新序校补》一卷、《说苑校补》一卷。俞樾撰写《读说苑》一卷。汪继培撰写《潜夫论笺》十卷。王明弼撰写《周子疏解》四卷。崔纪撰写《读周子札记》，不分卷。李光地撰写《通书注》一卷。王植撰写《通书集解》二卷。李文炤撰写《通书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王嗣槐撰写《太极图说论》十四卷。孙子昶撰写《太极图说集注》一卷。王植撰写《太极图说集释》一卷。陈兆咸撰写《太极图说注解》，不分卷。李文炤撰写《太极图解拾遗》一卷。毛奇龄撰写《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张镠撰写《张子渊源录》十卷。王夫之撰写《张子正蒙注》九卷。李光地撰写《注解正蒙》二卷。王植撰写《正蒙初义》十七卷。李文炤撰写《正蒙集解》九卷。王植撰写《西铭集释》一卷。李文炤撰写《西铭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罗泽南撰写《西铭讲义》一卷。黄宗羲撰写《二程学案》二卷。李光地撰写《二程子遗书纂》二卷。张伯行撰写《二程语录》十八卷。谢文洊撰写《程门主敬录》一卷。王澍撰写《集程硃格物法》一卷。李光地撰写《邵子观物篇注》二卷。徐文靖撰写《皇极经世考》三卷。李光地撰写《尊硃要旨》一卷。陆陇其撰写《读硃随笔》四卷。张伯行撰写《硃子语类辑略》八卷。硃泽澐撰写《硃子圣学考略》十卷。秦云爽撰写《紫阳大旨》八卷。郑端撰写《硃子学归》二十三卷。童能灵撰写《硃子为学考》三卷。王钺撰写《硃子语类纂》十三卷。王澍撰写《集硃子读书法》一卷。龙启垣撰写《硃子讲习辑要编》十卷。舒敬亭撰写《硃子言行录》八卷。陈澧撰写《硃子语类日钞》五卷。孙承泽撰写《考正硃子晚年定论》二卷。李绂撰写《硃子晚年全论》八卷。吴震方撰写《硃子论定文钞》二十卷。夏炘撰写《述硃质疑》十六卷。茅星来撰写《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江永撰写《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李文炤撰写《近思录集解》九卷。张伯行撰写《近思录集解》十四卷、《续近思录》十四卷、《广近思录》十四卷。刘源渌撰写《近思续录》四卷。汪绂撰写《读近思录》一卷。郑光羲撰写《续近思录》二十八卷。张伯行撰写《小学集解》六卷、《小学衍义》八十六卷。黄澄撰写《小学集解》六卷。蒋承修撰写《小学集解》六卷。高愈撰写《小学纂注》六卷。彭定求撰写《小学纂注》二卷。郭长清撰写《小学浅说》一卷。高熊徵撰写《小学分节》二卷。王建常撰写《小学句读记》六卷。陆有容、谢庭芝、沈眉共同撰写《小学大全解名》六卷。叶珍撰写《续小学》六卷。王澍撰写《硃子白鹿洞规条目》二十卷。任德成撰写《读白鹿洞规大义》五卷。李绂撰写《陆子学谱》二十卷。陈宏谋撰写《大学衍义辑要》六卷、《补辑要》十二卷。强汝询撰写《大学衍义续》七十卷。戴楫撰写《薛子条贯篇》十三卷、《续篇》十三卷。张伯行节录《薛文清读书录》八卷。陆纬撰写《薛文清读书录钞》四卷。纪大奎撰写《读书录钞》二卷。汪绂撰写《读读书录》一卷。刘世謩撰写《薛氏粹语》四卷。胡泉撰写《王阳明遗书疏证》四卷。张烈撰写《王学质疑》五卷、《附录》一卷。罗泽南撰写《姚江学辨》二卷。陈宏谋撰写《吕子节录》四卷、《补遗》一卷。尹会一撰写《吕语解释》四卷。汪霦原撰写《新吾粹语》四卷。陆陇其撰写《呻吟语质疑》一卷。魏裔介撰写《周程张硃正脉》，不分卷。张伯行撰写《濂洛关闽书》十九卷。王复礼撰写《三子定论》五卷。黄百家撰写《王刘异同》五卷。顾炎武撰写《下学指南》一卷、《当务书》一卷。王夫之撰写《思问录内外篇》二卷、《语录》二卷。孙奇逢撰写《理学心传纂要》八卷、《岁寒居答问》二卷、《附录》一卷、《语录》二卷。

译李颙撰写《观感录》一卷、《悔过自新录》一卷。吴凤藻撰写《二曲粹言》四卷。倪元坦撰写《二曲集录要》四卷。硃用纯撰写《毋欺录》一卷。巢鸣盛撰写《洙泗问津》一卷。芮长恤撰写《匏瓜录》六卷。刁包撰写《潜室劄记》二卷。陆世仪撰写、张伯行删削《思辨录辑要》三十五卷、《论学酬答》四卷。刘蓉撰写《思辨录疑义》一卷。陈瑚撰写《圣学入门书》一卷、《淮云问答》一卷。张履祥撰写《言行见闻录》四卷、《备忘录》四卷、《近古录》四卷、《初学备忘录》三卷、《经正录》一卷、《原记》一卷、《答问》一卷。万斯大撰写《事心录》一卷。王弘撰撰写《正学隅见述》一卷。颜元撰写《存学编》四卷、《存性编》二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锺錂撰写《颜习斋言行录》二卷。戴望撰写《颜氏学记》十卷。程朝仪撰写《颜学辨》八卷。李▯恭撰写《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五卷、《瘳忘篇》二卷、《平书订》十四卷。孙承泽撰写《藤阴劄记》，不分卷，以及《明辨录》二卷。白允谦撰写《学言》三卷。高世泰撰写《紫阳通志录》四卷。胡统虞撰写《此菴语录》十卷。张时为撰写《张界轩集》八卷。黄采撰写《性图》一卷。王甡撰写《学案》一卷。魏裔介撰写《致知格物解》二卷、《论性书》二卷、《约言录》二卷、《希贤录》十卷。魏象枢撰写《知言录》一卷、《儒宗录》一卷、《庸言》一卷。郝浴撰写《郝雪海笔记》三卷。王錟撰写《读书质疑》二卷、《欲从录》十卷。硃显祖撰写《臆言》四卷。张能鳞撰写《儒宗理要》二十九卷。王庭撰写《理学辨》一卷。汤斌撰写《常语笔存》一卷。耿介撰写《理学要旨》，不分卷。周召撰写《双桥随笔》十二卷。熊赐履撰写《闲道录》三卷、《下学劄记》三卷。李光地撰写《榕村语录》三十卷、《榕村讲授》三卷、《经书笔记、读书笔录》共一卷、《道南讲授》三卷、《观澜录》一卷、《初夏录》一卷。陆陇其撰写《三鱼堂賸言》十二卷、《松阳钞存》二卷、《学术辨》一卷、《问学录》四卷、《日记》十卷。萧企昭撰写《性理谱》五卷。张伯行撰写《困学录集粹》八卷、《性理正宗》四十卷。彭定求撰写《儒门法语》一卷。雷鋐撰写《读书偶记》三卷、《励志杂录》一卷。汪绂撰写《理学逢源》十二卷、《读困知记》一卷、《读问学录》一卷。焦袁熹撰写《儒林谱》一卷。顾栋高撰写《大儒粹语》二十八卷。蔡方炳撰写《愤助编》四卷。张沐撰写《溯流史学钞》二十卷。杨名时撰写《程功录》五卷。桑调元、沈廷芳编写《切近编》一卷。沈近思撰写《沈端悫遗书》四卷。尹会一撰写《健馀劄记》四卷、《读书笔记》四卷。王复礼撰写《圣贤儒史》一卷。窦克勤撰写《理学正宗》十五卷、《事亲庸言》二十卷。冉觐祖撰写《性理纂要》八卷、《天理主敬图》一卷。景日[字样不清]撰写《嵩阳学凡》六卷。陆鸣鼇撰写《会语支言》四卷。应[字样不清]谦撰写《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黄百家撰写《体独私钞》四卷。张鹏翮撰写《信阳子卓录》八卷。于准撰写《正修录》三卷。吴台硕撰写《心印正说》三十四卷。硃搴撰写《尊道集》四卷。撰写《儒门语要》六卷、《儒学入门》一卷、《慎独图说》一卷，但未署撰写人姓名。倪元坦撰写《读书日记》六卷。刘源渌撰写《性理辨义》二十卷。王建衡撰写《原善》三卷。戴震撰写《静用堂偶编》十卷。涂天相撰写《广字义》三卷。黄叔璥撰写《虚谷遗书》三卷。何国材撰写《慎思录》二卷。李南晖撰写《载道集》六十卷。许焞撰写《耻亭遗书》十卷。周宗濂撰写《棉阳学准》五卷。蓝鼎元撰写《絅斋随笔》一卷。孔毓焞撰写《躬行实践录》十五卷。桑调元撰写《理学疑问》四卷。童能灵撰写《性理浅说》一卷。郭长清撰写《淑艾录》十四卷、《下学编》十四卷。祝洤撰写《逸语》十卷。曹廷栋撰写《困勉斋私记》四卷。阎循观撰写《明儒讲学考》一卷。程嗣章撰写《读书小记》三十一卷。范尔梅撰写《东莞学案》，不分卷。吴鼎撰写《坊表录》六卷。苏宗经撰写《宗辉录》六卷。陆元纶撰写《省身录》一卷。王灝撰写《省身录》十卷。苏源生撰写《忏摩录》一卷。彭兆荪撰写《省疚录》一卷。孔广牧撰写《非石子》二卷。钮树玉撰写《养一斋劄记》九卷。潘德舆撰写《焚香录》一卷、《求复录》一卷、《晚闻录》一卷。孟超然撰写《倭文端遗书》十四卷。倭仁撰写《忱行录》二卷。邵懿辰撰写《梅窗碎录》六卷。陈会芳撰写《弟子箴言》十四卷。胡达源撰写《畜德录》二十卷。席启图撰写《大意尊闻》三卷、《进修录》一卷、《未能录》二卷、《志学录》八卷、《俟命录》十卷。方宗诚撰写《来复堂学内篇》四卷、《学外篇》六卷、《讲义》四卷。丁大椿撰写《生斋读易日识》六卷、《自知录》三卷、《自识》一卷、《自识续》一卷。方坰撰写《经说拾馀》一卷、《经说弟子记》一卷。胡泉撰写《敦艮斋遗书》十七卷。徐润第撰写《辨心性》二卷、《心述》三卷、《性述》三卷。方潜撰写《持志塾言》二卷。刘熙载撰写《理学辨似》一卷。潘欲仁撰写《孝友堂家规》一卷、《家训》一卷。

译孙奇逢撰写《奉常家训》一卷。王时敏撰写《丧祭杂记》一卷、《训子语》一卷。张履祥撰写《养正类编》十三卷。张伯行撰写《蒋氏家训》一卷。蒋伊撰写《家规》一卷。窦克勤撰写《家规》三卷。倪元坦撰写《范身集略》四卷。秦坊撰写《里堂家训》一卷。焦循撰写《双节堂庸训》六卷。汪辉祖撰写《敬义堂家训》一卷。纪大奎撰写《丧礼辑略》二卷、《家诫录》一卷。孟超然撰写《养蒙大训》一卷。熊大年撰写《养正篇》一卷、《初学先言》一卷。谢文洊撰写《闲家编》八卷。王士俊撰写《先正遗规》四卷。汪正撰写《人范》六卷。蒋元撰写《身范》十三卷。孙希硃撰写《五种遗规》十五卷。陈宏谋撰写《学规类编》二十七卷。张伯行撰写《学规》一卷、《训门人语》一卷。张履祥撰写《学约续编》十四卷。孙承泽撰写《教习堂条约》一卷。徐乾学撰写《鼇峰学约》一卷。蔡世远撰写《泌阳学规》一卷、《寻乐堂学规》一卷。窦克勤撰写《志学会规》一卷。倪元坦撰写《国朝先正学规汇钞》一卷。黄舒昺撰写《箴友言》一卷。赵青藜撰写《士林彝训》八卷。关槐撰写《古格言》十二卷。梁章钜撰写《箴铭录要》一卷。倪元坦撰写《座右铭类钞》一卷、《续钞》一卷。汪汲、顾景濂共同编写《子史粹言》二卷。丁晏撰写《小学韵语》一卷。罗泽南撰写《女教经传通纂》二卷。任启运撰写《女学》六卷。蓝鼎元撰写《秦氏闺训新编》十二卷。秦云爽撰写《妇学》一卷。章学诚撰写《经世篇》十二卷。顾炎武撰写《明夷待访录》二卷。黄宗羲撰写《教民恆言》一卷。魏裔介撰写《绎志》十九卷。胡承诺撰写《拟太平策》六卷。李[字样不清]撰写《潜书》四卷。唐甄撰写《居济一得》八卷。张伯行撰写《法书》十卷。檀萃撰写《治嘉格言》一卷、《莅政摘要》二卷。陆陇其撰写《齐治录》三卷。于准编写《万世玉衡录》四卷。蒋伊撰写《强学录》四卷。夏锡畴撰写《仕学备馀》二卷。纪大奎撰写《枢言》一卷、《续枢言》一卷、《经论疏》一卷。王柏心撰写《校邠庐抗议》二卷。冯桂芬撰写《校邠庐抗议》二卷。唐太宗撰《帝范》四卷。宋代袁采撰《袁氏世范》三卷。宋代刘清之撰《戒子通录》八卷。宋代胡宏撰《知言》六卷、《附录》一卷。宋代刘萌撰《明本释》三卷。宋代吕祖谦撰《少仪外传》二卷。宋代项安世撰《项氏家说》十卷、《附录》二卷。宋代张洪、齐熙撰《硃子读书法》四卷。旧题为硃子撰写的《家山图书》一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时期奉敕辑录。周代管夷吾《内业》一卷，漆雕子《漆雕子》一卷，宓不齐《宓子》一卷，景子《景子》一卷，世硕《世子》一卷，魏斯《魏文侯书》一卷，李克《李克书》一卷，公孙尼子《公孙尼子》一卷，孔穿《谰言》一卷，甯越《甯子》一卷，王孙子《王孙子》一卷，李氏《春秋》一卷，董无心《董子》一卷，徐子《徐子》一卷，鲁仲连《鲁连子》一卷，虞卿《虞氏春秋》一卷。汉代硃建《平原君书》一卷，刘敬《刘敬书》一卷，贾山《至言》一卷，刘德《河间献王书》一卷，兒宽《兒宽书》一卷，公孙弘《公孙弘书》一卷，终军《终军书》一卷，吾丘寿王《吾丘寿王书》一卷，王逸《正部》一卷，仲长统《昌言》一卷，魏朗《魏子》一卷。魏代周生烈《要论》一卷，王肃《正论》一卷，杜恕《体论》一卷，王基《新书》一卷。吴代周昭《周子》一卷，顾谭《新言》一卷，陆景《典语》一卷。晋代袁宏《去伐论》一卷，殷基《通语》一卷，谯周《法训》一卷，袁准《正论》二卷、《正书》一卷，孙毓《孙氏成败志》一卷，王婴《古今通论》一卷，蔡洪《化清经》一卷，夏侯湛《新论》一卷，华谭《新论》一卷，陆机《要览》一卷，梅氏《新论》一卷，虞喜《志林新书》一卷、《广林》一卷、《释滞》一卷、《通疑》一卷，干宝《干子》一卷，顾夷《义训》一卷。隋代王邵《读书记》一卷。以上各书由马国翰辑录。魏文帝《典论》一卷，晋代杨泉《物理论》一卷。以上各书由黄奭辑录。兵家类。李光地撰写《握奇经注》一卷。王脉撰写《握奇经解》一卷。张惠言撰写《握奇经定本》一卷、《正义》一卷、《图》一卷。郑端撰写《孙子汇徵》四卷。邓廷罗撰写《孙子集注》一卷。曹元忠撰写《司马法古注》三卷，附《音义》一卷。黄以周撰写《军礼司马法考徵》一卷。汪宗沂撰写《卫公兵法辑本》二卷、《考证》一卷。顾炎武撰写《惧谋录》四卷。魏禧撰写《兵谋》一卷、《兵法》一卷。邓廷罗撰写《兵镜》十一卷、《兵镜或问》二卷。汪绂撰写《戊笈谈兵》十卷。吴宫桂撰写《洴澼百金方》十四卷。年羹尧撰写《治平胜算全书》十六卷、《年将军兵法》二卷。谢文洊撰写《兵法类案》十三卷。史策先撰写《兵法集鉴》六卷。徐宗幹撰写《兵鉴》五卷、《测海录》五卷。秦光第撰写《行军法戒录》二卷。刘文淇撰写《奇门行军要略》四卷。左宗棠撰写《兵法入门》一卷。傅禹撰写《武备志略》五卷。韩霖撰写《慎守要录》九卷。游闳撰写《防御纂要》一卷。

译龚景瀚撰写《坚壁清野议》一卷。王珍撰写《练勇刍言》五卷。刘连捷撰写《临陈心法》一卷。程荣春撰写《简练集》一卷。谢瑛撰写《教练纪要》十卷。许乃钊撰写《武备辑要》六卷、《续编》十卷。施永图撰写《武备地利》四卷。胡林翼撰写《读史兵略》四十六卷。丁日昌撰写《百将传》二卷。李[字样不清]撰写《学射录》二卷。纪鉴撰写《贯虱心传》一卷。黄百家撰写《征南射法》一卷、《内家拳法》一卷。吴殳撰写《手臂录》四卷。张泰交撰写《历代车战叙略》一卷。薛熙撰写《练阅火器阵纪》一卷。沈善蒸撰写《火器真诀解证》一卷。王达权、王韬共同撰写《火器略说》一卷。薛凤祚撰写《中西火法》一卷。陈旸撰写《砲规图说》一卷。董祖修撰写《砲法撮要》一卷。《六韬逸文》一卷，孙星衍辑录。《六韬逸文》一卷，孙同元辑录。《六韬》一卷，孙奭辑录。《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武侯八阵心法辑略》一卷，汪宗沂辑录。《别本司马法》一卷，张澍辑录。法家类。《钦颁州县事宜》一卷，田文镜撰。《删定管子》一卷，方苞撰。《管子校正》二十四卷，戴望撰。《管子义证》八卷，洪颐煊撰。《弟子职集解》一卷，庄述祖撰。《弟子职笺释》一卷，洪亮吉撰。《弟子职集注》一卷，任文田撰。《弟子职注》一卷，孙同元撰。《弟子职正音》一卷，许瀚撰。《弟子职音谊》一卷，锺广撰。《弟子职正音》一卷，王筠撰。《管子地员篇注》四卷，王绍兰撰。《商君书新校正》五卷，严万里撰。《韩非子识误》三卷，顾广圻撰。《韩非子校正》一卷，卢文弨撰。《韩非子集解》二十卷，王先慎撰。《疑狱集笺》四卷，陈芳生撰。《洗冤录详义》四卷、《摭遗》二卷，许梿、葛元煦撰。《洗冤录集证》四卷，王乂槐撰。《洗冤录辨正》一卷，瞿中溶撰。《洗冤录集解》一卷，姚德豫撰。《洗冤录证》四卷，刚毅撰。《巡城条约》一卷、《风宪禁约》一卷，魏裔介撰。《提牢备考》四卷，赵舒翘撰。《审看拟式》六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四卷、正五卷、正一卷〕 刚毅撰。《爽鸠要录》二卷，蒋超伯撰。《牧令书辑要》十卷，徐致初撰。《筮仕金鉴》二卷，邵嗣宗撰。《学治臆说》二卷、《续说》一卷、《说赘》一卷、《佐治药言》一卷、《续》一卷，汪辉祖撰。《学治一得录》一卷，何耿绳撰。《学治偶存》八卷，陆维祺撰。《吏治悬镜》一卷，徐文▯撰。《续刑法叙略》一卷，谭瑄撰。《读律佩觿》一卷，王明德撰。《读律琯朗》一卷，梁他山撰。《读律提纲》一卷，杨荣绪撰。《读律心得》三卷，刘衡撰。《明刑管见录》一卷，穆翰撰。《明刑▯教录》六卷，王祖源撰。《折狱卮言》一卷，陈士矿撰。《办案要略》一卷，王乂槐撰。《检验合参》一卷，郎锦麒撰。《幕学举要》一卷，万维翰撰。《未信编》六卷，潘杓灿撰。《萧曹随笔》四卷，未署撰人姓名。《治山经律劄记》一卷，硃廷劢撰。《守禾日记》六卷，卢崇兴撰。《天台治略》八卷，戴兆佳撰。《问心一隅》二卷，何秋涛撰。《寄簃文存》八卷、《二编》二卷。沈家本撰。《宋郑克折狱龟鉴》八卷，乾隆年间奉敕辑录。《周申不害申子》一卷、《汉晁错新书》一卷、《汉崔寔政论》一卷、《魏刘廙部论》一卷、《魏阮武政论》一卷、《魏桓范世要论》一卷、《吴陈融要言》一卷，以上由马国翰辑录。《李悝法经》一卷，黄奭辑录。农家类。《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二年鄂尔泰等奉敕撰写。《授衣广训》二卷，嘉庆十三年董诰等奉敕撰写。《补农书》二卷，张履祥撰。《梭山农谱》三卷，刘应棠撰。《恆产琐言》一卷，张英撰。《宝训》八卷，郝懿行撰。《农业易知录》三卷，郑之任撰。《泽农要录》六卷，吴邦庆撰。《增订教稼书》四卷，盛百二撰。《农雅》六卷，倪倬撰。《农候杂占》四卷，梁章钜撰。《农圃备览》一卷，丁宜曾撰。《区田书》一卷，王心敬撰。《区种五种》五卷、《附录》一卷，赵梦龄撰。《江南催耕课稻篇》不分卷，李彦章撰。《豳风广义》三卷，杨屾撰。《蚕桑萃编》十五卷，卫杰撰。《种桑说》三卷、《附饲蚕诗》一卷，周凯撰。《蚕桑说》一卷，沈练撰。《蚕桑简编》一卷，杨名飏撰。《广蚕桑说辑要》二卷，仲学辂撰。《广蚕桑说辑补》一卷，宗源瀚撰。《桑志》十卷，李聿修撰。《湖蚕述》四卷，汪曰桢撰。《橡茧图说》二卷，刘祖震撰。《樗茧谱》一卷，郑珍撰。《木棉谱》一卷，褚华撰。《种苎麻法》一卷，李厚裕撰。《广种柏树兴利除害条陈》一卷，徐绍基撰。《野菜赞》一卷，顾景崇撰。《抚郡农产考略》二卷，何刚德撰。元代官修《农桑辑要》七卷，元代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元代王祯《农书》二十二卷，以上为乾隆年间奉敕辑录。《神农书》一卷、《野老书》一卷、周代范蠡《范子计然》三卷、《养鱼经》一卷、汉代尹都尉书一卷、汉代氾胜之书一卷、汉代蔡癸书一卷、汉代卜式《养羊法》一卷、唐代郭橐驼《种树书》一卷，以上由马国翰辑录。《范子计然》一卷，黄奭辑录。医家类。

译《御定医宗金鉴》九十卷，乾隆十四年鄂尔泰等奉敕撰写。《素问直解》九卷，高世栻撰。《素问集注》九卷，张志聪撰。《素问悬解》十三卷，黄元御撰。《素问释义》十卷，张琦撰。《素问校义》一卷，胡澍撰。《内经知要》二卷，李念莪撰。《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运气表》一卷、《内经难字》一卷，陆懋修撰。《灵枢经集注》九卷，张志聪撰。《灵枢悬解》九卷，黄元御撰。《素问灵枢类纂》九卷，汪昂撰。《灵枢素问浅注》十二卷，陈念祖撰。《难经悬解》二卷，黄元御撰。《难经经释》二卷，徐大椿撰。《金匮玉函经注》二十二卷，张扬俊撰。《金匮要略方论本义》二十二卷，魏荔彤撰。《金匮要略论注》二十四卷，徐彬撰。《金匮悬解》二十二卷，黄元御撰。《金匮要略浅注》十卷、《金匮方歌括》六卷，陈念祖撰。《金匮心典》三卷，尤怡撰。《伤寒论注》六卷，张志聪撰。《伤寒悬解》十五卷、《伤寒说意》十一卷。黄元御撰。《伤寒论注》四卷，又名《伤寒来苏集》。《伤寒论翼附翼》四卷，柯琴撰。《伤寒论注》六卷、《伤寒论附录》二卷、《伤寒例新注》一卷、《读伤寒论心法》一卷，王丙撰。《伤寒论纲目》十六卷，沈金鼇撰。《伤寒分经》十卷，吴仪洛撰。《伤寒论条辨续注》十二卷，郑重光撰。《伤寒论浅注》六卷、《长沙方歌括》六卷、《伤寒医诀串解》六卷、《伤寒真方歌括》六卷，陈念祖撰。《伤寒论阳明病释》四卷，陆懋修撰。《伤寒卒病论读》不分卷，沈又彭撰。《伤寒集注》十卷、《附录》五卷、《伤寒六经定法》一卷，舒诏撰。《伤寒论后条辨》十五卷，程应旄撰。《伤寒缵论》二卷、《伤寒绪论》二卷，张璐撰。《伤寒类方》一卷，徐大椿撰。《伤寒论补注》一卷，顾观光撰。《伤寒辨证广注》十四卷、《中寒论辨证广注》三卷，汪琥撰。《伤寒舌鉴》一卷，张登撰。《伤寒兼证析义》一卷，张倬撰。《伤寒贯珠集》八卷，尤怡撰。《伤寒审证表》一卷，包诚撰。《伤寒大白论》四卷，秦之桢撰。《长沙药解》四卷，黄元御撰。《圣济总录纂要》二十六卷，程林撰。《四圣心源》十卷、《四圣悬枢》四卷、《素灵微蕴》四卷，黄元御撰。《尚论篇》四卷、《后篇》四卷、《伤寒答问》一卷、《医门法律》六卷、《寓意草》一卷、《生民切要》二卷，喻昌撰。《医学真传》一卷，高世栻撰。《诊家正眼》二卷、《病机沙篆》二卷，李中梓撰。《诊宗三昧》一卷，张璐撰。《四诊扶微》八卷，林之翰撰。《证治大还》四十卷，陈治撰。《马师津梁》八卷，马元仪撰。《医笈宝鉴》十卷，董西园撰。《兰台轨范》八卷、《医学源流论》二卷、《医贯砭》二卷，徐大椿撰。《医林纂要》十卷，汪绂撰。《医学从众录》八卷、《医学实在易》八卷，陈念祖撰。《医学举要》六卷，徐镛撰。《医门棒喝》四卷、《二集》九卷，章楠撰。《救偏琐言》十卷，费启泰撰。《侣山堂类辨》一卷，张志聪撰。《名医汇粹》八卷，罗美撰。《辨证录》十四卷，陈士铎撰。《病机汇论》十八卷，沈朗山撰。《医学读书记》三卷、《续》一卷，尤怡撰。《续名医类案》六十卷，魏之琇撰。《医林集腋》十六卷，赵学敏撰。《医学汇纂指南》八卷，端木缙撰。《医理信述》六卷，夏子俊撰。《医经原旨》六卷，薛雪撰。《医津筏》一卷，江之兰撰。《医醇賸义》四卷，费伯雄撰。《张氏医通》十六卷，张璐撰。《李氏医鉴》十卷、《续补》二卷，李文来撰。《洄溪医案》一卷，徐大椿撰。《王氏医案》五卷，王士雄撰。《康斋医案偶存》一卷，陈其晋撰。《钱氏医略》四卷，钱一桂撰。《燮臣医学》十卷，屠通和撰。《世补斋医书》十六卷，陆懋修撰。《李翁医记》三卷，焦循撰。《柳州医话》一卷，魏之琇撰。《冷庐医话》五卷，陆以湉撰。《潜斋医话》一卷，王士雄撰。《神农本草百种录》一卷，徐大椿撰。《神农本草经读》四卷，陈念祖撰。《本草述》三十二卷，刘若金撰。《得宜本草》一卷，王子接撰。《本草备要》四卷，汪昂撰。《本草崇原》三卷，高世栻、张志聪撰。《本草通原》二卷，李中梓撰。《本草纲目药品药目》一卷，蔡烈先编，《图》三卷，许燮年绘。《本草万方缄线》八卷，蔡烈先撰。《本草话》二十二卷、《本草纲目拾遗》十卷、《药性元解》四卷、《花药小名录》四卷、《奇药备考》六卷，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求真》十一卷，黄宫绣撰。《本草汇纂》十卷，屠通和撰。《本经逢原》四卷，张璐撰。《本经疏证》十二卷、《续疏》六卷、《本经序疏要》八卷，邹澍撰。《药性歌括》一卷、《日用菜物》一卷，汪昂撰。《玉楸药解》四卷，黄元御撰。《要药分剂》十卷，沈金鼇撰。《药性赋音释》一卷，金苹华撰。《古方考》四卷，龙柏撰。《名医方论》三卷，罗美撰。《程氏易简方论》六卷，程履新撰。《绛雪园古方选注》三卷，王子接撰。《医方集解》二十三卷、《汤头歌括》一卷。

译汪昂撰。《临证指南医案》十卷，叶桂撰。《养素园传信方》六卷，赵学敏撰。《洄溪祕方》一卷，徐大椿撰。《成方切用》十四卷，吴仪洛撰。《得心录》一卷，李文渊撰。《时方妙用》四卷、《时方歌括》二卷、《景岳新方砭》四卷、《十药神书注解》一卷，陈念祖撰。《四科简效方》十卷，王士雄撰。《集验良方》六卷，年希尧撰。《便易经验集》三卷，毛世洪撰。《良方集腋》二卷、《良方合璧》二卷，谢元庆编。《医方易简》十卷，龚月川撰。《行军方便方》三卷，罗世瑶撰。《平易方》三卷，叶香侣撰。《万选方》一卷，金楙撰。《急救良方》一卷，余成甫撰。《世补斋不谢方》一卷，陆懋修撰。《运气精微》二卷，薛凤祚撰。《时节气候决病法》一卷，王丙撰。《升降祕要》二卷，赵学敏撰。《经络歌括》一卷，汪昂撰。《脉诀汇辨》十卷，李延是撰。《脉理求真》一卷，黄宫绣撰。《释骨》一卷，沈彤撰。《杂病源流》三十卷。沈金鼇撰。《温证语录》一卷，喻昌撰。《广温热论》五卷，戴天章撰。《温热论》一卷，薛雪撰。《瘟疫传症汇编》二十卷，熊立品撰。《温疫条辨摘要》一卷，吕田撰。《松峰说疫》六卷，刘奎撰。《温热经纬》五卷，王士雄撰。《温症▯痧辨证》一卷，许汝楫撰。《痧胀玉衡书》三卷、《后书》三卷，郭志邃撰。《治疟痢方》一卷，倪涵初撰。《痢疾论》四卷，孔毓礼撰。《痧法备旨》一卷，欧阳调律撰。《霍乱论》二卷，陈念祖撰。《霍乱论》二卷，王士雄撰。《吊脚痧方论》一卷，徐子默撰。《喉科祕钥》二卷，许佐廷撰。《烂喉(疒丹)痧辑要》一卷，金德鉴撰。《时疫白喉捷要》一卷，张绍修撰。《血症经验良方》一卷，潘为缙撰。《傅青主男科》二卷、《女科》二卷、《产后编》二卷，傅山撰。《济阴纲目》十四卷，武之望撰，汪淇笺注。《女科要旨》四卷，陈念祖撰。《宁坤宝笈》二卷、《附》一卷，释月田撰。《女科辑要》八卷。周纪常撰。《妇科玉尺》六卷，沈金鼇撰。《女科经论》八卷，萧埙撰。《产科心法》二卷，江喆撰。《产孕集》二卷，张曜孙撰。《胎产护生编》一卷，李长科撰。《达生编》一卷，亟斋居士撰。《保生碎事》一卷，汪淇撰。《幼科铁镜》六卷，夏鼎撰。《雅爱堂痘疹验方》一卷，邵嗣尧撰。《冯氏锦囊祕录杂症大小合参》二十卷、《痘疹全集》十五卷、《杂症痘疹药性合参》十二卷，冯兆张撰。《痘疹不求人方论》一卷，硃隆撰。《疹痘集解》六卷，俞茂昆撰。《保童济世论》一卷，陈含章撰。《痘证宝筏》六卷，强健撰。《庄氏慈幼二书》二卷，庄一夔撰。《幼科释谜》六卷，沈金鼇撰。《幼幼集成》六卷，陈复成撰。《天花精言》六卷，袁旬撰。《牛痘要法》一卷，蒋致远撰。《外科正宗评》十二卷，徐大椿撰。《外科证治全生》一卷，王维德撰。《治疔汇要》三卷，过铸撰。《一草亭目科全书》一卷，邓苑撰。《眼科方》一卷。叶桂撰。《治蛊新方》一卷，路顺德撰。《理瀹骈文》二卷，吴尚先撰。《串雅》八卷、《祝由录验》四卷，赵学敏撰。《药症宜忌》一卷，陈澈撰。《医学三字经》四卷，陈念祖撰。《慎疾刍言》一卷，徐大椿撰。《勿药须知》一卷，尤垂撰。《摄生间览》四卷，赵学敏撰。《医故》二卷，郑文焯撰。不详时代和撰人姓名的《颅(▯页)经》二卷，宋代王衮《博济方》五卷，宋代沈括《苏沈良方》八卷，宋代董汲《脚气治法总要》二卷、《旅舍备要方》一卷，宋代韩祇《伤寒微旨》二卷，宋代王贶《全生指迷方》四卷，宋代夏德《卫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东轩居士《卫济宝书》二卷，不详撰人的《太医局程文》九卷、《产育宝庆方》二卷，宋代李迅《集验背疽方》一卷，宋代严用和《济生方》八卷，不详撰人的《产宝诸方》一卷、《救急仙方》六卷，元代沙图穆苏《瑞竹堂经验方》五卷，以上为乾隆年间奉敕辑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孙星衍、孙冯翼共同辑录。《神农本草经》三卷，顾观光辑录。天文算法类。《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亲自撰写。《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乾隆二年奉敕撰写。《仪象考成》三十二卷，乾隆九年戴进贤等奉敕撰写。《仪象考成续编》三十二卷，道光二十四年敬徵等奉敕撰写。《律历渊源》一百卷，雍正元年世宗亲自审定。《万年书》不分卷，道光年间奉敕撰写。《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三卷，道光年间奉敕撰写。《天经或问前集》一卷、《后集》一卷，游艺撰。《天步真原》一卷、《天学会通》一卷，薛凤祚撰。《天元历理大全》十二卷，徐发撰。《天文考异》一卷，徐文靖撰。《续天文略》一卷，戴震撰。《天学入门》一卷，徐朝俊撰。《圜天图说》三卷、《续编》二卷，李明徵撰。《天学问答》二卷，梅启照撰。《天算或问》一卷，李善兰撰。《测天约术》一卷，陈昌齐撰。《晓庵新法》六卷、《晓庵杂著》一卷、《历法表》三卷，王锡阐撰。《历学会通正集》十二卷、《考验部》二十八卷、《致用部》十六卷。

译薛凤祚撰。《历学疑问》三卷、《疑问补》二卷、《历学骈枝》四卷、《历学答问》一卷、《交会管见》一卷、《交食蒙求》三卷、《七政细草补注》一卷、《平立定三差解》一卷，梅文鼎撰。《平立定三差详说》一卷，梅▯成撰。《历象本要》一卷，李光地撰。《历法记疑》一卷，王元启撰。《推步法解》五卷、《历学补论》一卷、《岁实消长辨》一卷、《恆气注历辨》一卷、《中西合法拟草》一卷、《七政衍》一卷，江永撰。《八线测表图说》一卷，余熙撰。《古今岁实考校补》一卷、《古今朔实考校补》一卷，黄汝成撰。《交食图说举隅》一卷、《推算日食增广新术》二卷，罗士琳撰。《表算日食三差》一卷、《朔食九服里差》三卷、《强弱率通考》一卷、《古今积年解源》二卷，徐有壬撰。《日法朔馀强弱考》一卷，李锐撰。《凌犯新术》三卷，司徒栋、杜熙龄共同撰写。《交食细草》三卷，张作楠撰。《尺算日晷新义》二卷，刘衡撰。《推步简法》三卷。顾观光撰。《推步迪蒙记》一卷，成孺撰。《推步惟是》四卷，安清翘撰。《古今推步诸术考》二卷、《太岁超辰表》一卷、《疑年表》一卷，汪曰桢撰。《躔离引蒙》一卷、《交食引蒙》一卷，贾步纬撰。《交食捷算》四卷、《五纬捷术》四卷，黄炳垕撰。《五星行度解》一卷，王锡阐撰。《中星谱》一卷，胡亶撰。《五星纪要》一卷、《火星本法》一卷，梅文鼎撰。《中西经星异同考》一卷、《南极诸星考》一卷，梅文鼐撰。《金水发微》一卷，江永撰。《中星表》一卷，徐朝俊撰。《恆星说》一卷，江声撰。《岁星表》一卷，硃骏声撰。《恆星馀论》一卷，张星江撰。《中星全表》三卷，刘文澜撰。《星土释》三卷，李林松撰。《恆星图表》一卷，贾步纬撰。《新测恆星图表》一卷、《中星图表》一卷、《更漏中星表》三卷、《金华晷漏中星表》二卷，张作楠撰。《句陈晷度》一卷、《廿星距度》一卷、《日星测时表》二卷，余煌撰。《赤道南北恆星图》一卷。邹伯奇撰。《赤道经纬恆星图》一卷，六严撰。《黄道经纬恆星图》一卷，戴进贤撰。《北极经纬度分表》一卷，齐彦槐撰。《北极高度表》一卷，刘茂吉撰。《冬至考》一卷，梅文鼎撰。《冬至权度》一卷，江永撰。《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三卷，许伯政撰。《璿玑遗述》七卷，揭暄撰。《三政考》一卷，吴鼐撰。《颛顼历考》二卷，邹汉勋撰。《颛顼新术》一卷、《夏殷历章蔀合表》一卷、《周初年月日岁星表》一卷，姚文田撰。《汉太初历考》一卷，成孺撰。《三统术衍》三卷、《术钤》三卷，钱大昕撰。《三统术衍补》一卷，董佑诚撰。《三统术详说》三卷，陈澧撰。《汉三统术注》三卷、《汉四分术注》三卷、《汉乾象术注》二卷、《补修宋奉元术并注》一卷、《补修宋占天术并注》一卷，李锐撰。《麟德术解》三卷，李善兰撰。《大统历法启蒙》一卷，王锡阐撰。《大统书志》十七卷，梅文鼎撰。《六历通考》一卷、《回回历解》一卷。顾观光撰。《历代长术辑要》十卷，汪曰桢撰。《古术今测》八卷、《附考》二卷，梁僧宝撰。《万青楼图编》十六卷，邵昂霄撰。《揆日候星纪要》一卷、《岁周地度合考》一卷、《诸方日轨高度表》一卷，梅文鼎撰。《揆日正方图表》一卷，徐朝俊撰。《地球图说补》一卷，焦循撰。《地圆说》一卷，焦廷琥撰。《二仪铭补注》一卷，梅文鼎撰。《授时术解》六卷，黄钺撰。《测地志要》四卷，黄炳垕撰。《舆地经纬度里表》一卷，丁取忠撰。元代赵友钦《原本革象新书》五卷，乾隆年间奉敕辑录。《黄帝泰阶六符经》一卷，作者不详；《五残杂变星书》一卷，作者不详；汉代张衡《灵宪》一卷、《军仪》一卷；吴代姚信《昕天论》一卷；晋代虞喜《安天论》一卷，以上由马国翰辑录。以上属于天文算法类中的推步一类。《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康熙十三年圣祖亲自撰写。《周髀算经图注》一卷，吴烺撰。《周髀算经校勘记》一卷，顾观光撰。《周髀算经述》一卷、《算略》一卷，冯经撰。《方田通法》一卷、《方程论》六卷、《句股举隅》一卷、《句股阐微》四卷，梅文鼎撰。《句股引蒙》五卷、《句股述》二卷，陈訏撰。《句股矩测解原》二卷，黄百家撰。《句股正义》一卷，杨作枚撰。《句股割圜记》三卷，戴震撰。《句股容三事拾遗》三卷、《附例》一卷，罗士琳撰。《句股浅术》一卷，梅冲撰。《句股尺测量新法》一卷，刘衡撰。《句股六术》一卷，项名达撰。《句股截积算术》二卷，罗士琳撰。《句股图解》四卷，焦腾凤撰。《少广拾遗》一卷，梅文鼎撰。《少广补遗》一卷，陈世仁撰。《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孔广森撰。《少广縋凿》一卷，夏鸾翔撰。《开方补记》六卷、《求一算术》一卷、《附通论》一卷，张敦仁撰。《开方释例》四卷、《游艺录》二卷。

译骆腾凤撰。《开方之分还原术》一卷，宋景昌撰。《开诸乘方捷术》一卷，项名达撰。《方程新术细草》一卷，李锐撰。《方程术》一卷、《句股术》一卷、《句股目录》一卷、《句股细草》一卷、《散根方释例》一卷，吴嘉善撰。《方田通法补例》六卷，张作楠撰。《海岛算经细草图说》一卷，李潢撰。《海岛算经纬笔》一卷，李镠撰。《五经算术考证》一卷，戴震撰。《缉古算经考注》二卷，李潢撰。《校缉古算经》一卷、《图解》一卷、《细草》一卷、《音义》一卷，陈杰撰。《缉古算经细草》三卷，张敦仁撰。《缉古算经图草》四卷，揭庭锵撰。《缉古算经补注》一卷，刘衡撰。《九章录要》十二卷，屠文漪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九卷，李潢撰。《天元一术图说》一卷，叶裳撰。《天元一术》一卷、《天元名式释例》一卷、《天元一草》一卷、《天元问答》一卷，吴嘉善撰。《天元一释》二卷，焦循撰。《天元句股细草》一卷、《测圆海镜细草》十二卷。李锐撰。《测圆海镜法笔》一卷，李镠撰。《校正算学启蒙》三卷，罗士琳撰。《算学启蒙通释》三卷，徐凤诰撰。《四元玉鉴细草》二十四卷、《附》一卷、《增》一卷、《四元释例》二卷，罗士琳撰。《四元玉鉴省笔》一卷，李镠撰。《四元算式》一卷，徐有壬撰。《四元解》二卷，李善兰撰。《四元名式释例》一卷、《四元草》一卷，吴嘉善撰。《四元术赘》一卷，方克猷撰。《弧矢启秘》二卷，李善兰撰。《弧矢算术补》一卷，罗士琳撰。《弧矢算术细草图解》一卷，李锐起草，冯桂芬绘图解说。《几何补编》五卷、《几何通解》一卷，梅文鼎撰。《几何论约》七卷，杜知耕撰。《几何易简集》三卷，李子金撰。《几何举隅》六卷，郑毓英翻译。《新译几何原本》十三卷、《续补》二卷、《代微积拾级》十八卷、《曲线说》一卷，李善兰翻译。《增删算法统宗》十一卷，梅▯成撰。《割圜密率捷法》四卷，明安图撰。《校正割圜密率捷法》四卷。罗士琳撰。《庄氏算学》八卷，庄亨阳撰。《数学钥》六卷，杜知耕撰。《笔法便览》五卷，纪大奎撰。《算賸》一卷，江永撰。《九数通考》十三卷，屈曾发撰。《衡斋算学》七卷，汪莱撰。《算牖》四卷、《宣西通》三卷，许桂林撰。《算迪》八卷，何梦瑶撰。《学强恕斋笔算》十卷，梅启照撰。《算学发蒙》五卷，潘逢禧撰。《九艺算解》一卷、《九数外录》一卷、《算賸初编》一卷、《续编》一卷、《馀稿》二卷，顾观光撰。《古算演略》一卷、《古算器考》一卷、《笔算》五卷、《筹算》七卷，梅文鼎撰。《百鸡术演》二卷，时曰醇撰。《珠算入门》一卷，张豸冠撰。《算术问答》一卷，钱大昕撰。《学计一得》二卷，邹伯奇撰。《西算新法直解》八卷，冯桂芬、陈旸共同撰写。《平三角举要》五卷、《弧三角举要》五卷、《环中黍尺》六卷、《巉堵测量》二卷、《方圆冪积》一卷、《割圜八线表》一卷、《度算释例》二卷，梅文鼎撰。《数度衍》二十四卷。方中通撰。《测算刀圭》三卷、《视学》二卷、《面体比例便览》一卷、《对数表》一卷，年希尧撰。《同度记》一卷，孔继涵撰。《正弧三角疏义》一卷，江永撰。《弧角简法》四卷，余煌撰。《象数一原》六卷。《橢圆术》一卷，项名达撰。《加减乘除释》八卷、《释弧》三卷、《释轮》二卷、《释橢》一卷、《开方通释》一卷，焦循撰。《矩线原本》四卷、《一线表用》六卷，安清翘撰。《三角和较算例》一卷、《演元九式》一卷、《台锥积演》一卷、《比例会通》四卷、《缀术辑补》一卷、《增广新术》二卷，罗士琳撰。《洞方术圆解》二卷、《致曲术》一卷、《致曲术图解》一卷、《万象一原》九卷，夏鸾翔撰。《平三角平视法》一卷，陈澧撰。《格术补》一卷、《对数尺记》一卷、《乘方捷术》三卷，邹伯奇撰。《外切密率》四卷、《假数测圆》二卷、《对数简法》二卷、《续对数简法》一卷，戴煦撰。《弧田问率》一卷、《演元要义》一卷、《直积回求》一卷，谢家禾撰。《量仓通法校笔》一卷、《算学奇题削笔》一卷，李镠撰。《量仓通法》五卷、《仓田通法续编》三卷、《八线类编》三卷、《八线对数类编》二卷、《八线对数表》一卷、《弧角设如》三卷、《高弧细草》一卷，张作楠撰。《弧三角举隅》一卷，江临泰撰。《筹表开诸乘方捷法》二卷、《借根方浅说》一卷、《四率浅说》一卷，刘衡撰。《割圜连比例术图解》三卷、《橢圆求周术》一卷、《堆垛求积术》一卷、《斜弧三边求角补术》一卷，董祜诚撰。《测圆密率》三卷、《堆垛测圜》一卷、《垛积招差》一卷、《橢圆正术》一卷、《截球解义》一卷、《弧三角拾遗》一卷、《圜率通考》一卷、《橢圆求周术》一卷、《割圜八线缀术》四卷、《造各表简法》一卷，徐有壬撰。《方圆阐幽》一卷、《对数探源》二卷、《垛积比类》四卷、《橢圆正术解》二卷、《橢圆新术》一卷、《橢圆拾遗》三卷、《尖锥变法释》一卷、《级数回求》一卷，李善兰撰。《缀术释明》二卷、《缀术释戴》一卷。

译左潜撰。《圜率考真图解》一卷，曾纪鸿、左潜、黄宗宪共同撰写。《求一术通解》二卷，左潜、黄宗宪共同撰写。《客圆七术》三卷、《曲面容方》一卷，黄宗宪撰。《开方用表简术》一卷，程之骥撰。《弧角拾遗》一卷、《开方表》一卷，贾步纬撰。《对数详解》五卷，曾纪鸿、丁取忠共同撰写。《对数四问》一卷，刘彝程撰。《八线对数表》一卷、《对数详解》一卷、《数学拾遗》一卷，丁取忠撰。《借根方句股细草》一卷，李锡蕃撰。《粟米演草》二卷、《补》一卷：第一卷由丁取忠、左潜、曾纪鸿、吴嘉善、李善兰共同撰写；第二卷由邹伯奇、丁取忠、左潜共同撰写；补卷由丁取忠撰写。《笔算》一卷、《今有术》一卷、《分法》一卷、《开方释》一卷、《立方立圆术》一卷、《平方术》一卷、《平圆术》一卷、《平三角术》一卷、《弧三角术》一卷、《测量术》一卷、《差分术》一卷、《盈朒术》一卷、《割圜八线缀术》一卷、《方程天元合释》一卷，吴嘉善撰。《西算初堦》一卷、《算法须知》一卷、《开方别术》一卷、《数根术解》一卷、《开方古义》一卷、《积较术》三卷、《算草丛存》四卷、《学算笔谈》六卷，华蘅芳撰。《尖锥曲线学》一卷、《八线法术》一卷、《诸乘差对数说》一卷，方克猷撰。时代和撰人不详的《九章算术》九卷、《孙子算经》三卷；晋代刘徽《海岛算经》一卷；撰人不详的《五曹算经》五卷、《夏侯阳算经》三卷；北周甄鸾《五经算术》五卷；宋代秦九韶《数学九章》十八卷；元代李冶《益古演段》二卷，以上为乾隆年间奉敕辑录。以上属于天文算法类中的算书一类。术数类。《易林释文》一卷，丁晏撰。《易林校略》十六卷，翟云升撰。《太玄解》一卷，焦袁熹撰。《太玄别训》五卷，刘斯组撰。《太玄经补注》四卷，孙滋撰。《太玄阐秘》十卷，陈本礼撰。《太玄后知》六卷，许桂林撰。《潜虚解》一卷，焦袁熹撰。《潜虚述义》三卷，苏木天撰。《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王植撰。《皇极数钞》二卷，陶成撰。《皇极经世绪言》九卷，黄泉泰、包耀共同撰写。《皇极经世易知》八卷，何梦瑶撰。《洪范补注》五卷，潘士权撰。《洪范图说》四卷，舒俊鲲撰。《衍范》二卷，顾昌祚撰。《数书探赜》不分卷、《数书索隐》五卷、《数书致远》二卷，未署撰人姓名。《濬元》十六卷，张必刚撰。《河洛理数便览》一卷，纪大奎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六卷〕 宋代张行成《皇极经世索隐》二卷、宋代丁易《大衍索隐》三卷，乾隆年间奉敕辑录。以上属于术数类中的数学一类。《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黄鼎撰。《推测易知》四卷，陈松撰。《请雨经》一卷，纪大奎撰。《校正开元占经九艺术》一卷，徐有壬撰。以上属于术数类中的占候一类。《葬经笺注》一卷，吴元音撰写。《撼龙经校补》十二卷、《疑龙经校补》三卷，杨锡勋撰写。《撼龙经注》二卷，李文田撰写。《天玉经注》七卷、《天玉经说》七卷，黄越撰写。《青囊天玉通义》五卷，张惠言撰写。《杨氏地理元文注》四卷，附《周易葬说》一卷，端木国瑚撰写。《地理大成》三十六卷，叶九升撰写。《山法全书》十九卷、《平阳全书》十五卷，叶泰撰写。《地理辨直正解》五卷、《地理存真》一卷、《地理古镜歌》一卷、《归厚录》一卷，蒋大鸿撰写。《地理末学》六卷、《水法要诀》五卷，纪大奎撰写。《罗经解定》七卷，胡国桢撰写。《青囊解惑》四卷，汪沆撰写。《地理述》八卷，陈诜撰写。《地理旨宗》二卷，程永芳撰写。《地理或问》二卷，陆应穀撰写。《堪舆泄秘》六卷，熊起磻撰写。《阳宅大成》十五卷，魏青江撰写。《阳宅撮要》二卷，吴鼒撰写。《阳宅辟谬》一卷，原题为梅漪老人撰写。《风水袪感》一卷，丁芮朴撰写。《五种秘窍》十七卷，甘时望撰写。《定穴立向开门放水坟宅便览要诀》四卷，梅自实撰写。《灵城秘旨》一卷，余楙撰写。以上是术数类中关于相宅、相墓的一类。《卜法详考》四卷，胡煦撰写。《易冒》十卷，程良玉撰写。《风角书》八卷，张尔岐撰写。《三才世纬》一百卷，不著撰写人的姓名。《景祜六壬神定经》一卷，杨维德撰写。《六壬指南》五卷，程起鸾撰写。《六壬经纬》六卷，毛志道撰写。《六壬课经集》四卷，郭载騋撰写。《六壬类叙》四卷，纪大奎撰写。《大六壬寻源》四卷，张纯照撰写。《奇门一得》二卷，甘时望撰写。《奇门阐秘》六卷，罗世瑶撰写。《奇门金章》一卷，不著撰写人的姓名。以上是术数类中关于占卜的一类。《太乙照神经》三卷、《经验》二卷，刘学曾撰写。《子罕言》四卷，沈志言撰写。《命盘图说》三卷，陶胥来撰写。《中西星命丛说》一卷，温葆深撰写。《五星聚腋》十卷、《续编》一卷，廖冀亨撰写。旧题为周老子《月波洞中记》二卷，周鬼谷子《命书》三卷，唐李虚中注；晋郭璞《玉照定真经》一卷，张颙注；南唐宋齐丘《玉管照神局》三卷；后周王朴《太清神鉴》六卷；宋徐子平《徐氏珞琭子赋注》二卷；宋岳珂《注三命指迷赋》一卷；辽耶律纯《星命总括》三卷；金张行简《人伦大统赋》一卷。以上各书为乾隆年间奉敕辑录。以上是术数类中关于相书、命书的一类。《星历考原》六卷，康熙五十二年，李光地等奉敕辑录。《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乾隆四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撰写。《选择历书》十卷，康熙二十三年，钦天监奉敕撰写。《禽遁七元成局书》十四卷，汪汉谋撰写。《永宁通书》十二卷，王维德撰写。《选择天镜》三卷，任端书、熊镇远共同撰写。《诹吉便览》二卷，俞荣宽撰写。《诹吉汇纂》六卷，梅菁门撰写。《择吉禽要》四卷，姚承恩撰写。《陈子性藏书》十二卷，陈应选撰写。《出行宝镜》[原文作“丂卷”]，不著撰写人的姓名。

译以上是术数类中关于阴阳五行的一类。《字触》六卷，周亮工撰写。《桮珓经》一卷，吴屿撰写。《梦书》一卷，闺秀王照圆撰写。《纪梦编年》一卷，释成鹫撰写。以上是术数类中关于杂技的一类。艺术类。《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孙岳颁奉敕撰写。《石渠宝笈》四十四卷、《秘殿珠林》二十四卷，乾隆九年，张照等奉敕撰写。《六艺之一录》四百零六卷、《续编》十二卷，倪涛撰写。《隶八分辨》一卷，方辅撰写。《楷法溯源》十二卷，潘存撰写。《十七帖述》一卷，王弘撰撰写。《草韵汇编》二十六卷，陶南望撰写。《颜书编年录》四卷，黄本骥撰写。《飞白录》二卷，陆绍曾撰写。《书法正传》十卷，冯武撰写。《重校书法正传》不分卷，蒋和撰写。《钝吟书要》一卷，冯班撰写。《书法雅言》一卷，项穆撰写。《书学汇编》十卷，万斯同撰写。《书学捷要》二卷，硃履贞撰写。《汉溪书法通解》八卷，戈守智撰写。《临池心解》一卷，硃和羹撰写。《临池琐语》一卷，陈昌齐撰写。《龚安节书诀》一卷，龚贤撰写。《书筏》一卷，笪重光撰写。《评书帖》一卷，梁巘撰写。《频罗庵论书》一卷，梁同书撰写。《艺舟双楫》九卷，包世臣撰写。《初月楼论书随笔》一卷，吴德旋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六卷〕 《墨海人名录》十卷，童翼驹撰写。《国朝书人辑略》十一卷，震钧撰写。《玉台书史》一卷，厉鹗撰写。《读画录》四卷，周亮工撰写。《缋事备考》八卷，王毓贤撰写。《重编图绘宝鉴》八卷，冯仙湜撰写。《月湖读画录》一卷，王樑撰写。《画学钩深》一卷，汪曰桢撰写。《苦瓜和尚画语录》一卷，释道济撰写。《画诀》一卷，龚贤撰写。《画筌》一卷，笪重光撰写。《题画诗》一卷、《画跋》一卷，恽格撰写。《雨窗漫笔》一卷，王原祁撰写。《东庄论画》一卷，王昱撰写。《指头画说》一卷，高秉撰写。《石村画诀》一卷，孔衍栻撰写。《画麈》一卷，沈灝撰写。《缋事发微》一卷，唐岱撰写。《小山画谱》二卷，邹一桂撰写。《传神秘要》一卷，蒋骥撰写。《山静居画论》二卷，方薰撰写。《松壶画赘》二卷、《画忆》二卷，钱杜撰写。《国朝画徵录》三卷、《续录》二卷、《图画精意识》一卷、《浦山论画》一卷，张庚撰写。《郑板桥题画》一卷，郑燮撰写。《二十四画品》一卷。《二十四画品》一卷，黄钺撰写。《山南论画》一卷，王学浩撰写。《画学心印》八卷、《桐阴论画》三卷、《续》一卷、《画诀》一卷，秦祖永撰写。《画絮》十卷，戴熙撰写。《溪山卧游录》四卷，盛大士撰写。《絸园烟墨著录》一卷，徐坚撰写。《画筌析览》一卷，汤贻汾撰写。《南宋院画录》八卷，厉鹗撰写。《明画录》八卷，徐沁撰写。《南薰殿图象考》二卷、《国朝院画录》二卷，胡敬撰写。《无声诗史》七卷，姜绍书撰写。《历代画家姓氏韵编》七卷，顾仲清撰写。《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三十六卷，鲁峻撰写。《明画姓氏汇编》八卷，陈豫锺撰写。《画史汇传》七十二卷，彭蕴灿撰写。《历代画史汇传附录》二卷，邱步洲撰写。《墨林今话》十八卷、《续编》一卷，蒋宝龄撰写。《海虞画苑略》一卷、《补遗》一卷，鱼翼撰写。《越画见闻》一卷，陶元藻撰写。《玉台画史》五卷，闺秀汤漱玉撰写。《芥子园画传》五卷，王安节撰写。《西清劄记》四卷，胡敬撰写。《石渠随笔》八卷，阮元撰写。《庚子消夏记》八卷，孙承泽撰写。《庚子消夏记校正》一卷，何焯撰写。《江村消夏录》三卷，高士奇撰写。《书画记》六卷，吴其贞撰写。《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卞永誉撰写。《吴越所见书画录》六卷，陆时化撰写。《大观录》二十卷，吴升撰写。《鸣野山房书画记》三卷，沈启濬撰写。《好古堂书画记》二卷，姚际恆撰写。《卧庵藏书画目》一卷，硃之赤撰写。《湘管斋寓赏编》六卷，陈焯撰写。《烟云过眼录》二十卷，周在浚撰写。《梁溪书画徵》一卷，嵇曾筠撰写。《墨缘汇观》四卷，原题为松泉老人撰写。《寓意录》四卷，缪曰藻撰写。《辛丑消夏记》八卷，吴荣光撰写。《岳雪楼书画录》五卷，孔广镛、孔广陶共同撰写。《听颿楼书画记》五卷，潘正炜撰写。《梦园书画录》二十五卷，方濬颐撰写。《红豆树馆书画记》八卷，陶樑撰写。《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一卷，潘世璜撰写。《玉雨堂书画记》四卷，韩泰华撰写。《过云楼书画记》十卷，顾文彬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书画鉴影》二十四卷，李佐贤撰写。《穰梨馆过眼录》四十卷、《续录》十六卷，陆心源撰写。《瞶瞶斋书画记》四卷，谢诚钧撰写。《瓯钅本罗室书画过目考》四卷，李玉棻撰写。《诸家藏书画簿》十卷，李调元撰写。《砥斋题跋》一卷，王弘撰撰写。《义门题跋》一卷，何焯撰写。《湛园题跋》一卷，姜宸英撰写。《麓台题画稿》一卷，王原祁撰写。《隐绿轩题识》一卷，陈奕禧撰写。《天瓶斋书画题跋》二卷，张照撰写。《半氈斋题跋》二卷，江籓撰写。《汪文端题跋》一卷，汪由敦撰写。《清仪阁题跋》四卷，张廷济撰写。《仪顾堂题跋》十六卷、《续》十六卷，陆心源撰写。《退庵金石书画题跋》二十卷，梁章钜撰写。《大涤子题画诗跋》一卷，释道济撰写。《南田画跋》一卷，恽格撰写。《墨井题跋》一卷，吴历撰写。《画梅题跋》一卷，查礼撰写。《画竹题记》一卷、《画梅题记》一卷、《画马题记》一卷、《画佛题记》一卷、《自写真题记》一卷，金农撰写。《画梅题记》一卷。《画梅题记》一卷，硃方蔼撰写。《装潢志》一卷，周嘉胄撰写。《赏延素心录》一卷，周二学撰写。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元李衎《竹谱》十卷，元郑杓《衍极》十卷。以上各书为乾隆年间奉敕辑录。以上是艺术类中关于书画的一类。

译《印典》八卷，硃象贤撰写。《续三十五举》一卷、《再续三十五举》一卷、《重定续三十五举》一卷，桂馥撰写。《再续三十五举》一卷，黄子高撰写。《续三十五举》一卷，余楙撰写。《再续三十五举》一卷，姚晏撰写。《篆刻针度》八卷，陈克恕撰写。《说篆》一卷，许容撰写。《六书缘起》一卷、《篆印发微》一卷，孙光祖撰写。《古印考略》一卷，夏一驹撰写。《印文考略》一卷，鞠履厚撰写。《印章要论》一卷，硃简撰写。《敦好堂论印》一卷，吴先声撰写。《秋水园印说》一卷，陈鍊撰写。《折肱录》一卷，周济撰写。《摹印述》一卷，陈澧撰写。《印人传》三卷，周亮工撰写。《飞鸿堂印人传》八卷，汪启淑撰写。《紫泥法》一卷，汪镐京撰写。以上是艺术类中关于篆刻的一类。《松风阁琴谱》二卷、《抒怀操》一卷，程雄撰写。《操缦录》十卷，胡世安撰写。《溪山琴况》一卷，徐谼撰写。《琴学心声》一卷，庄臻凤撰写。《琴谈》二卷，程允基撰写。《琴学内篇》一卷、《外篇》一卷，曹庭栋撰写。《立雪斋琴谱》二卷，汪绂撰写。《与古斋琴谱》四卷，祝凤喈撰写。《以六正五之斋琴学秘谱》六卷，孙宝撰写。《自远堂琴谱》十二卷，吴灴撰写。《琴学正声》六卷，沈琯撰写。《琴旨补正》一卷，孙长源撰写。《琴谱合璧》十八卷，何素繙译。《弦歌古乐谱》一卷、《箫谱》一卷，任兆麟撰写。《操缦卮言》一卷，梅▯成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以上是艺术类中关于音乐的一类。《奕妙》一卷，梁魏今、程兰如、施襄夏、范世勋撰写。《奕理指归》三卷，施襄夏撰写。《桃花泉棋谱》二卷，范世勋撰写。《投壶考原》一卷，丁晏撰写。以上是艺术类中关于杂技的一类。谱录类。《西清古鉴》四十卷，乾隆十四年，梁诗正等奉敕撰写。《西清续鉴》二十卷，附录一卷，乾隆五十八年，王杰等奉敕撰写。《西清砚谱》二十四卷，乾隆四十三年，于敏中等奉敕撰写。《焦山古鼎考》一卷，王士禄撰写。《汉甘泉宫瓦记》一卷，林佶撰写。《保母砖跋尾》一卷，高士奇撰写。《宣炉歌注》一卷，冒襄撰写。《纪听松庵竹炉始末》一卷，邹炳泰撰写。《玉纪》一卷，陈性撰写。《古玉图录》一卷，瞿中溶撰写。《古玉图考》一卷，吴大澂撰写。《琼琚谱》三卷，姜绍书撰写。《怪石赞》一卷，宋荦撰写。《观石录》一卷，高兆撰写。《观石后录》一卷，毛奇龄撰写。《石谱》一卷，诸九鼎撰写。《怪石录》一卷，沈心撰写。《石画记》一卷，阮元撰写。《黄山松石谱》一卷，闵麟嗣撰写。《水坑石记》一卷，钱朝鼎撰写。《端溪砚史》三卷，吴兰修撰写。《说砚》一卷，硃彝尊撰写。《砚录》一卷，曹溶撰写。《砚林》一卷，余怀撰写。《砚小史》四卷，硃栋撰写。《宝研堂砚辨》一卷，何传瑶撰写。《端溪砚谱记》一卷，袁树撰写。《淄砚录》一卷，盛百二撰写。《漫堂墨品》一卷，宋荦撰写。《雪堂墨品》一卷，张二熙撰写。《曹氏墨林》二卷，曹素功撰写。《笔史》一卷，梁同书撰写。《金粟笺说》一卷，张燕昌撰写。《文房四谱》四卷，倪涛撰写。《文房肆考图说》八卷，唐秉钧撰写。《笔墨纸砚谱》一卷，不著撰写人的姓名。《浮梁陶政志》一卷，吴允嘉撰写。《景德镇陶录》四卷，蓝浦撰写。《陶说》六卷，硃琰撰写。《窑器说》一卷，程哲撰写。《琉璃志》一卷，孙廷铨撰写。《阳羡茗壶系》二卷，吴骞撰写。《绣谱》一卷，陈丁佩撰写。《杖扇新录》一卷，王廷鼎撰写。《川扇记》一卷，谢鸣篁撰写。《羽扇谱》一卷，张燕昌撰写。《湖船录》一卷，厉鹗撰写。《续湖船录》二卷，丁午撰写。《骨董说》十二卷，李调元撰写。以上是谱录类中关于器物的一类。《续茶经》三卷，附录一卷，陆廷灿撰写。《茶史》二卷，刘源长撰写。《茶史补》一卷，余怀撰写。《岕茶汇钞》一卷，冒襄撰写。《洞山岕茶系》一卷，周高起撰写。《饭有十二合说》一卷，张英撰写。《酒部汇考》十八卷，不著撰写人的姓名。《酒社刍言》一卷，黄周星撰写。《南村觞政》一卷，张惣撰写。《醯略》四卷，赵信撰写。《居常饮馔录》一卷，曹寅撰写。《豆区八友传》一卷，王蓍撰写。《养小录》一卷，顾仲撰写。《随息居饮食谱》七卷，王士雄撰写。《随园食单》一卷，袁枚撰写。《香乘》二十八卷，周嘉胄撰写。《非烟香法》一卷，董说撰写。《烟谱》一卷，张燿撰写。《勇卢閒话》一卷，赵之谦撰写。以上是谱录类中关于食用的一类。《广群芳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汪灝等奉敕撰写。《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吴其濬撰写。《寻花日记》一卷，归庄撰写。《倦圃莳植记》三卷，曹溶撰写。《北野抱甕录》一卷，高士奇撰写。《花部农谈》一卷，焦循撰写。《种乌▯臼树图说》一卷，吴寿康撰写。《竹谱》一卷，陈鼎撰写。《兰言》一卷，冒襄撰写。《艺兰四说》一卷，杜文澜撰写。《兰蕙原说》一卷，徐蘋湖撰写。《青在堂菊谱》一卷，不著撰写人的姓名。《菊说》一卷，计楠撰写。《艺菊须知》一卷，顾禄撰写。《艺菊志》八卷，陆廷灿撰写。《东篱中正》一卷，许兆熊撰写。《洋菊谱》一卷，邹一桂撰写。《亳州牡丹述》一卷，钮琇撰写。《曹州牡丹谱》一卷，余鹏年撰写。《茶花谱》三卷，不著撰写人的姓名。《凤仙谱》一卷，赵学敏撰写。《徐园秋花谱》一卷，吴仪一撰写。《笺卉》一卷，吴崧撰写。《苔谱》六卷，汪宪撰写。《岭南荔支谱》六卷，吴应达撰写。《荔支谱》一卷，陈鼎撰写。《荔谱》一卷，陈宝国撰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卷〕

译《赖园橘记》一卷，谭莹撰写。《槜李谱》一卷，王逢辰撰写。《水密桃谱》一卷，褚华撰写。《吴蕈谱》一卷，吴崧撰写。《甘藷谱》一卷，陆燿撰写。《参谱》一卷，黄叔灿撰写。《人葠谱》一卷，陆烜撰写。《龙经》一卷，王晫撰写。《谈虎》一卷，赵彪诏撰写。《猫乘》一卷，王初桐撰写。《猫苑》一卷，黄汉撰写。《燕子春秋》一卷，郝懿行撰写。《乌衣香牒》四卷，陈邦彦撰写。《画眉笔谈》一卷，陈均撰写。《鹌鹑谱》一卷，陈石麟撰写。《异鱼图赞笺》四卷、《异鱼图赞补》三卷、《闰集》一卷，胡世安撰写。《记海错》一卷，郝懿行撰写。《晴川蟹录》四卷、《后蟹录》四卷，孙之騄撰写。《蛇说》一卷，赵彪贻撰写。《春驹小谱》二卷，陈邦彦撰写。《四蟲备览》二十三卷，倪廷扌英撰写。《蠕范》八卷，李元撰写。以上是谱录类中关于植物、动物的一类。杂家类。《墨子经说解》二卷，张惠言撰写。《墨子注》十五卷，目录一卷，毕沅撰写。《墨子閒诂》十五卷，目录一卷，附录、后语二卷，孙诒让撰写。《吕子校补》二卷，梁玉绳撰写。《吕子校补献疑》一卷，蔡云撰写。《吕氏春秋正误》一卷，陈昌齐撰写。《吕氏春秋杂记》十卷，徐时栋撰写。《淮南天文训补注》二卷，钱塘撰写。《淮南校勘记》一卷，顾广圻撰写。《淮南子补校》一卷，刘台拱撰写。《淮南子正误》十二卷，陈昌齐撰写。《淮南子校勘记》一卷，汪文台撰写。《淮南许注异同诂》六卷，补遗一卷，陶方琦撰写。《淮南天文训存疑》一卷，罗士琳撰写。《颜氏家训补注》七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赵曦明撰写。《息斋藏书》十二卷，裴希度撰写。《激书》二卷，贺贻孙撰写。《衡书》三卷，唐大陶撰写。《格物问答》三卷、《螺★说录》一卷、《圣学真语》二卷，毛先舒撰写。《潜斋处语》一卷、《蒙训》一卷，杨庆撰写。《理学就正言》十卷，祝文彦撰写。《圣学大成》不分卷，孙锺瑞撰写。《拳拳录》二卷、《颜巷录》一卷、《晚闻篇》一卷，李衷灿撰写。《万世太平书》十卷，劳大舆撰写。《龙岩子集》十二卷，李丕则撰写。《唾居随录》四卷，张贞生撰写。《图书秘典一隅解》一卷，张沐撰写。《五伦懿范》八卷，不著撰写人的姓名。《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刘智撰写。《进善集》不分卷，张天柱撰写。《方斋补庄》不分卷，方正瑗撰写。《公馀笔记》二卷，张文炳撰写。《苕西问答》一卷，吴学孔撰写。《续笺山房集略》十八卷，郑道明撰写。《圣学逢源录》十八卷，金维嘉撰写。《圣门择非录》五卷，毛奇龄撰写。《圣门辨诬》一卷，皇甫焞撰写。《书林扬觯》二卷、《汉学商兑》六卷，方东树撰写。梁孝元帝《金楼子》六卷，乾隆年间奉敕辑录。许叔重《淮南子注》一卷，孙冯翼、蒋曰豫辑录。《淮南万毕术》一卷，丁晏辑录。周由余《书》一卷，汉唐蒙《博物记》一卷，汉伏无忌《伏侯古今注》一卷，魏蒋济《蒋子万机论》一卷，魏杜恕《笃论》一卷，晋邹氏《邹子》一卷，吴诸葛恪《诸葛子》一卷，吴张俨《默记》一卷，吴裴玄《裴氏新言》一卷，吴刘廞《新义》一卷，吴秦菁《秦子》一卷，晋张显《析言论》一卷、《古今训》一卷，晋杨伟《时务论》一卷，晋郭义恭《广志》二卷，晋陆机《陆氏要览》一卷，宋范泰《古今善言》一卷，宋江邃《文释》一卷，梁刘杳《要雅》一卷，沈约《俗说》一卷。以上各书均由马国翰辑录。以上是杂家类中关于杂学的一类。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注》二十卷，翁元圻辑录。《困学蒙证》六卷，宋薇卿撰写。《日知录》三十二卷、《日知录之馀》四卷，顾炎武撰写。《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刊误》二卷、《续刊误》二卷，黄汝成撰写。《识小录》一卷，王夫之撰写。《义府》二卷，黄生撰写。《群书疑辨》十二卷，万斯同撰写。《艺林汇考》二十四卷，沈自南撰写。《潜丘劄记》六卷，阎若璩撰写。《湛园札记》四卷，姜宸英撰写。《白田杂著》八卷、《读书记疑》十六卷，王懋竑撰写。《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何焯撰写。《樵香小记》二卷，何琇撰写。《管城硕记》三十卷，徐文靖撰写。《订譌杂录》十卷，胡鸣玉撰写。《识小编》二卷，董丰垣撰写。《修洁斋閒笔》四卷，刘坚撰写。《天香楼偶得》十卷，虞兆漋撰写。《陔馀丛考》四十三卷，赵翼撰写。《言鯖》二卷，吕种玉撰写。《事物考辨》六十二卷，周象明撰写。《天禄识馀》二卷，高士奇撰写。《畏垒笔记》四卷，徐昂发撰写。《古今释疑》十八卷。《古今释疑》十八卷，方中履撰写。《螺江日记》八卷、《续记》四卷，张文檒撰写。《知新录》三十二卷，王棠撰写。《西圃蒙辨》三十二卷，田同之编撰。《经史问》五卷，郭植撰写。《掌录》二卷，陈祖范撰写。《读书记闻》十卷，陈景云撰写。《读书笔记》六卷、《劄记》四卷，尹会一撰写。《矩斋杂记》一卷，施闰章撰写。《经传绎义》五十卷，陈炜撰写。《群书札记》十六卷，硃亦栋撰写。《松崖笔记》三卷、《九曜斋笔记》三卷，惠栋撰写。《韩门缀学》五卷、《续编》一卷、《谈书录》一卷，汪师韩撰写。《经史问答》十卷，全祖望撰写。《南江劄记》四卷，邵晋涵撰写。《群书拾补》三十七卷、《锺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四卷，卢文弨撰写。《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馀录》三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恆言录》一卷、《潜研堂答问》十卷，钱大昕撰写。《蛾术编》一百卷，王鸣盛撰写。《晓读书斋杂录》初录二卷、二录二卷、三录二卷、四录二卷，洪亮吉撰写。《读书杂志》八十卷。

译《读书杂志》八十卷，王念孙撰写。《考古录》四卷，锺褱撰写。《清白士集》二十八卷、《瞥记》七卷，梁玉绳撰写。《清白士集校补》四卷，蔡云撰写。《庭立纪闻》四卷，梁学昌撰写。《援鹑堂随笔》五十卷，姚范撰写。《溉亭述古录》二卷、《迩言》六卷，钱塘撰写。《目耕帖》三十卷，马国翰撰写。《曬书堂笔记》二卷，郝懿行撰写。《读书脞录》七卷、《续编》四卷，孙志祖撰写。《惜抱轩笔记》八卷，姚鼐撰写。《札朴》十卷，桂馥撰写。《拜经日记》十二卷，臧庸撰写。《大云山房杂记》一卷，恽敬撰写。《寄傲轩读书随笔》十卷、《续笔》六卷、《三笔》六卷，沈赤然撰写。《柚堂笔谈》四卷、《续笔谈》八卷，盛百二撰写。《南野堂笔记》十二卷、《续笔记》五卷，吴文溥撰写。《筠轩读书丛录》二十四卷、《台州札记》十二卷，洪颐煊撰写。《四寸学》六卷，张云璈撰写。《经史管窥》六卷，萧昙撰写。《邃雅堂学古录》七卷，姚文田撰写。《小学盦遗书》四卷，钱馥撰写。《随园随笔》二十八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袁枚撰写。《蠡勺编》四十卷，凌扬藻撰写。《愈愚录》六卷，刘宝楠撰写。《合肥学舍札记》十二卷，陆继辂撰写。《通俗编》三十八卷，翟灝撰写。《丙辰劄记》一卷，章学诚撰写。《郑堂札记》五卷，周中孚撰写。《借閒随笔》一卷，汪远孙撰写。《擢对》八卷，许桂林撰写。《菉友蚁术编》二卷、《菉友丛说》一卷，王筠撰写。《刘氏遗书》八卷，刘台拱撰写。《读书小记》二卷，焦廷琥撰写。《古书拾遗》四卷、《开卷偶得》十卷，林春溥撰写。《宝甓斋札记》不分卷，赵坦撰写。《过庭录》十六卷，宋翔凤撰写。《炳烛编》四卷，李赓芸撰写。《读书杂记》一卷、《随笔》一卷，周镐撰写。《质疑删存》三卷，张宗泰撰写。《经史质疑录》二卷，张聪咸撰写。《潘澜笔记》一卷，彭兆荪撰写。《寒秀草堂笔记》四卷，姚衡撰写。《痴学》八卷，黄本骥撰写。《经史答问》四卷，硃骏声撰写。《卍斋琐录》十卷、《雠林冗笔》四卷、《剿说》四卷，李调元撰写。《读书杂识》十二卷，劳格撰写。《多识录》四卷，练恕撰写。《说纬》二卷，王崧撰写。《癸巳类稿》十五卷、《癸巳存稿》十五卷，俞正燮撰写。《斠补隅录》不分卷，蒋光煦撰写。《读书随笔》一卷，吴德旋撰写。《落颿楼初稿》四卷，沈■J0撰写。《窥豹集》二卷、《南漘楛语》八卷、《(幵鹿)澞荟录》十四卷、《榕堂续录》四卷，蒋超伯撰写。《吴顼儒遗书》一卷，吴卓信撰写。《逊志斋杂钞》十卷，吴翌凤撰写。《研六室杂著》不分卷，胡培翚撰写。《蕙■H2杂记》一卷，严元照撰写。《玉井山馆笔记》一卷，许宗衡撰写。《武陵山人杂著》一卷，顾观光撰写。《读书偶识》八卷，邹汉勋撰写。《礼耕堂丛说》一卷，施国祁撰写。《求阙斋读书录》四卷、《日记类钞》二卷，曾国籓撰写。《有不为斋随笔》十卷，光律元撰写。《铜熨斗斋随笔》八卷、《瑟榭丛谈》二卷、《交翠轩笔记》四卷，沈涛撰写。《钮匪石日记》一卷，钮树玉撰写。《读书偶得》一卷，吴养原撰写。《诸子平议》三十五卷、《俞楼杂纂》五十卷、《曲园杂纂》五十卷、《古书疑义举例》七卷、《读书馀录》二卷、《湖楼笔谈》七卷、《春在堂随笔》十卷、《九九消夏录》十四卷，俞樾撰写。《读书杂释》十四卷，徐鼒撰写。《群书校补》一百卷，陆心源撰写。《絅思堂答问》一卷，成蓉镜撰写。《无邪堂答问》五卷，硃一新撰写。《学古堂日记》不分卷，雷浚撰写。《思益堂日札》二十卷，周寿昌撰写。《临川答问》一卷，刘寿曾撰写。《札迻》十二卷，孙诒让撰写。《舒艺室随笔》六卷、《续笔》一卷、《馀笔》三卷，张文虎撰写。《复堂日记》八卷，谭献撰写。《悔翁笔记》六卷，汪士铎撰写。《东父笔记》一卷、《杂记》一卷，郑杲撰写。《子通》二十卷，周悦让撰写。《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陈澧撰写。《云山读书记》六卷、《藻川堂谈艺》四卷，邓绎撰写。《横阳札记》十卷，吴承志撰写。唐苏鹗《苏氏演义》二卷，宋张淏《云谷杂记》四卷，宋袁文《甕牖閒评》八卷，宋邢凯《坦斋通编》一卷，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六卷，宋陈昉《颍川语小》二卷，不著撰写人姓名的《爱日斋丛钞》五卷。以上各书为乾隆年间奉敕辑录。以上是杂家类中关于杂考的一类。《亭林杂录》一卷，顾炎武撰写。《俟解》一卷、《噩梦》一卷、《黄书》一卷，王夫之撰写。《枣林杂俎》不分卷，谈迁撰写。《春明梦馀录》七十卷，孙承泽撰写。《书影》十卷，周亮工撰写。《读书偶然录》十二卷，程正揆撰写。《见闻记忆录》五卷，余国桢撰写。《冬夜笺记》一卷，王崇简撰写。《樗林三笔》五卷，魏裔介撰写。《雕丘杂录》十八卷，梁清远撰写。《居易录》三十四卷、《池北偶谈》二十六卷、《香祖笔记》十二卷、《古夫于亭杂录》六卷、《分甘馀话》四卷，王士禛撰写。《蒿菴閒话》二卷，张尔岐撰写。《听潮居存业》十卷，原良撰写。《匡林》二卷，毛先舒撰写。《庸言录》不分卷，姚际恆撰写。《筠廊偶笔》二卷、《二笔》二卷，宋荦撰写。《广阳杂记》五卷，刘献廷撰写。《山志》六卷，王弘撰撰写。《尚论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标异》一卷，陆次云撰写。《在园杂志》四卷，刘廷玑撰写。《东山草堂迩言》六卷，邱嘉穗撰写。《经史慧解》六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卷〕

译《经史慧解》六卷，蔡含生撰写。《此木轩杂著》八卷，焦袁熹撰写。《熙朝新语》十六卷，余奎撰写。《岭西杂录》二卷、《后海堂杂录》二卷，王孝咏撰写。《南村随笔》六卷，陆廷灿撰写。《枝语》二卷，孙之騄撰写。《谔崖脞说》五卷，章楹撰写。《然疑录》六卷，顾奎光撰写。《潇湘听雨录》八卷，江昱撰写。《人海记》二卷，查慎行撰写。《艮斋杂说》十卷，尤侗撰写。《仁恕堂笔记》一卷，黎士宏撰写。《客舍新闻》一卷，彭孙贻撰写。《聪训斋语》四卷，张英撰写。《澄怀园语》四卷，张廷玉撰写。《古懽堂杂著》八卷，田雯撰写。《据鞍录》一卷，杨应琚撰写。《日贯斋涂说》一卷，梁同书撰写。《玉几山房听雨录》一卷，陈撰撰写。《寒灯絮语》一卷，汪宪撰写。《春草园小记》一卷，赵昱撰写。《桃溪客语》五卷、《尖阳丛笔》十卷，吴骞撰写。《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赵翼撰写。《定香亭笔谈》四卷、《小沧浪笔谈》四卷，阮元撰写。《瀛舟笔谈》十二卷，阮亨撰写。《小琅嬛丛记》四卷。《小琅嬛丛记》四卷，阮福撰写。《西征随笔》二卷，汪景祺撰写。《楚南随笔》一卷，吴省兰撰写。《匏园掌录》一卷，杨夔生撰写。《天山客话》一卷、《外家纪闻》一卷，洪亮吉撰写。《柳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王应奎撰写。《鸡窗丛话》一卷，蔡澄撰写。《退馀丛话》二卷，鲍倚云撰写。《瓜棚避暑录》一卷、《诚是录》一卷、《广爱录》一卷，孟超然撰写。《茶馀客话》十二卷，阮葵生撰写。《蕉窗日记》二卷，王豫撰写。《荍田杂录》二卷、《琐记》二卷、《缀语》二卷、《桑梓外志》二卷、《涉世杂谈》一卷、《大怪录》一卷、《闻见杂记》四卷、《知味录》二卷，崔述撰写。《天慵菴笔记》二卷，方士庶撰写。《水曹清暇录》十六卷、《焠掌录》二卷，汪启淑撰写。《桥西杂记》一卷，叶名沣撰写。《思补斋笔记》八卷，潘世恩撰写。《淮南杂识》四卷，闻益撰写。《退菴随笔》二十二卷、《南省公馀录》二卷，梁章钜撰写。《无事为福斋随笔》二卷，韩泰华撰写。《忆书》六卷，焦循撰写。《竹叶亭杂记》八卷。《竹叶亭杂记》八卷，姚元之撰写。《爨馀丛话》四卷、《樗园消夏录》三卷，郭麟撰写。《向果微言》三卷，方东树撰写。《石亭纪事》二卷，丁晏撰写。《吹网录》六卷、《鸥波渔话》六卷，叶廷琯撰写。《履园丛话》二十四卷，钱泳撰写。《萝藦亭笔记》八卷，乔松年撰写。《蕉轩随录》十二卷、《梦园丛说内篇》八卷，方濬师撰写。《转徙馀生记》一卷，方濬颐撰写。《维摩室遗训》四卷，庄受祺撰写。《古南馀话》五卷、《湘舟漫录》五卷，舒梦兰撰写。《艺概》六卷，刘熙载撰写。《浮丘子》十二卷，汤鹏撰写。《冷庐杂识》八卷、《甦庐偶笔》四卷，陆以湉撰写。《桐阴清话》八卷，倪鸿撰写。《庸閒斋笔记》十二卷，陈其元撰写。《丹泉海岛录》四卷，徐景福撰写。《寄龛甲志》四卷、《乙志》四卷、《丙志》四卷、《丁志》四卷，孙德祖撰写。《多暇录》二卷，程庭鹭撰写。《鸡泽脞录》一卷、《迎霭笔记》二卷，程鸣诏撰写。《天壤阁杂记》一卷，王懿荣撰写。《养和轩随笔》一卷，陈作霖撰写。宋吕希哲《吕氏杂记》二卷，宋宇文绍奕《石林燕语考异》十卷，宋吴箕《常谈》一卷，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五卷、《续笔记》一卷，宋郑至道《琴堂谕俗编》二卷，元李冶《敬斋古今注》八卷，元李翀《日闻录》一卷。以上各书为乾隆年间奉敕辑录。以上是杂家类中关于杂说的一类。《韵石斋笔谈》二卷，姜绍书撰。《七颂堂识小录》一卷，刘体仁撰。《研山斋杂记》四卷，不署撰者姓名。《老老恒言》五卷，曹庭栋撰。《初学艺引》二十三卷，李士学撰。《博物要览》十二卷，谷应泰撰。《秋园杂佩》一卷，陈贞慧撰。《物类相感续志》一卷、《补遗》一卷，王晫撰。《心斋杂俎》二卷，张潮撰。《清闲供》一卷，程羽文撰。《怡情小录》一卷，马大年撰。《陆地仙经》一卷，马谨撰。《游戏录》一卷，程景沂撰。《西湖器具录》一卷，庄仲方撰。《幽梦影》一卷，张潮撰。《幽梦续影》一卷，硃锡绶撰。《前尘梦影录》二卷，徐康撰。以上是杂家类中的杂品一属。《悦心集》五卷，世宗亲自编纂。《唐马总意林注》五卷、《逸文》一卷，周广业撰。《元明事类钞》四十卷，姚之骃撰。《钝吟杂录》十卷，冯班撰。《懿行编》八卷，李瀅撰。《伦史》五十卷，成克巩撰。《雅说集》十九卷，魏裔介撰。《嗜退菴语存》十卷，严有穀撰。《胜饮编》一卷，郎廷枢撰。《经世名言》十二卷，苏宏祖撰。《寄园寄所寄》十二卷，赵吉士撰。《四本堂右编》二十四卷，硃潮远编。《敦行录》二卷，张鹏翮撰。《仕学要咸》五卷，张圻编。《人道谱》不分卷，闵忠撰。《砚北杂录》不分卷，黄叔琳编。《查浦辑闻》二卷，查嗣瑮撰。《会心录》四卷，孔尚任撰。《权衡》一书四十一卷，王植撰。《多识类编》二卷，曹昌言撰。《养知录》八卷，纪昭撰。《闲家类纂》二卷，彭绍谦撰。《物诠》八卷，汪绂撰。《宋稗类钞》八卷，潘永因编。《古愚老人消夏录》六十二卷，汪汲撰。《茶香室丛钞》二十三卷、《续钞》二十五卷、《三钞》二十九卷、《四钞》二十九卷。均为俞樾撰。《元张光祖言行龟鉴》八卷，乾隆年间奉敕辑成。《意林补阙》二卷，李富孙辑。以上是杂家类中的杂纂一属。类书类。

译《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康熙四十九年，张英等奉敕撰成。《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康熙五十八年，吴士玉等奉敕撰成。《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康熙六十年，何焯等奉敕撰成。《子史精华》一百六卷，康熙六十年，吴士玉等奉敕撰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雍正三年，蒋廷锡等奉敕撰成。《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康熙四十三年，张玉书等奉敕撰成。《佩文韵府拾遗》一百十二卷，康熙五十九年，张廷玉等奉敕撰成。《编珠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高士奇撰。《鉴古录》十六卷，沈廷芳撰。《考古类编》十二卷，柴绍炳撰。《教养全书》四十一卷，应扌为谦撰。《政典汇编》八卷，王芝藻撰。《政谱》十二卷，硃粟夷撰。《文献通考节贯》十卷，周宗渡撰。《考古略》八卷、《考古原始》六卷，王文清撰。《说略》三十卷，顾启元撰。《同书》四卷，周亮工撰。《古事苑》十二卷，邓志谟撰。《同人传》四卷。《同人传》四卷，陈祥裔撰。《古事比》五十三卷，方中德撰。《孪史》四十八卷，王希廉撰。《五经类编》二十八卷，周世樟撰。《三才汇编》四卷，龚在升撰。《三才藻异》三十三卷，屠粹忠撰。《读书记数略》五十四卷，宫梦仁撰。《格致镜原》一百卷，陈元龙撰。《花木鸟兽集类》三卷，吴宝芝撰。《历朝人物氏族会编》十卷，尹敏撰。《氏族笺释》八卷，熊峻运撰。《姓氏谱》六卷、《类纂》五十卷，李绳远撰。《姓氏寻源》十卷、《姓氏辨误》一卷、《辽金元三史姓录》一卷，张澍撰。《姓氏解纷》十卷、《避讳录》五卷，黄本骥撰。《百家姓韵语三编》一卷，丁晏编。《千家姓文》一卷，崔冕撰。《代北姓谱》一卷、《辽金元姓谱》一卷，周春撰。《希姓补》五卷，单隆周撰。《齐名纪数》十二卷，王承烈撰。《奇字名》十二卷，李调元撰。《别号录》九卷，葛万里撰。《廿四史讳略》一卷，周榘撰。《国志蒙拾》二卷，郭麟撰。《史姓韵编》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补遗》一卷、《三史同名录》四十卷。以上各书均为汪辉祖撰。《同姓名录》八卷，王廷灿撰。《历代同姓名录》二十三卷，刘长华撰。《亲属记》二卷，郑珍撰。《称谓录》三十二卷，梁章钜撰。《异号类编》二十卷、《双名录》一卷，史梦兰撰。《人寿金鉴》二十二卷，程得龄撰。《古今记林》二十九卷，汪士汉撰。《类林新咏》三十六卷，姚之骃撰。《喻林一叶》二十四卷，王苏撰。《广事类赋》四十卷，华希闵撰。《十三经注疏锦字》四卷、《方言藻》二卷，李调元撰。《连文释义》一卷，王言撰。《清河偶钞》四卷、《骈字分义》二卷，程际盛撰。《汉书蒙拾》一卷、《后汉书蒙拾》一卷、《文选课虚》四卷，杭世骏撰。《唐句分韵初集》四卷、《二集》四卷、《续集》二卷、《四集》五卷，马瀚撰。《杜韩集韵》三卷，汪文柏撰。《韵粹》一百七卷，硃彝撰。《三体摭韵》十二卷，硃昆田撰。《唐诗金粉》十卷，沈炳震撰。《月满楼甄藻录》一卷，顾宗泰撰。梁孝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二卷，唐林宝《元和姓纂》十八卷，宋马永易《实宾录》十四卷，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宋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年间奉敕辑成。小说类。《山海经广注》十八卷，吴任臣撰。《山海经存》九卷，汪绂撰。《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卷、《订譌》一卷，郝懿行撰。《读山海经》一卷，俞樾撰。《穆天子传补正》六卷，陈逢衡撰。《穆天子传注疏》六卷，檀萃撰。《谲觚》一卷，顾炎武撰。《汉世说》十四卷，章抚功撰。《世说补》二十卷，黄汝琳撰。《今世说》八卷，王晫撰。《明语林》十四卷，吴肃公撰。《陇蜀馀闻》一卷、《皇华纪闻》四卷，王士禛撰。《矩斋杂记》二卷，施闰章撰。《玉堂荟记》一卷，杨士聪撰。《客途偶记》一卷，郑与侨撰。《玉剑尊闻》十卷，梁维枢撰。《潜园集录》十六卷，屠倬撰。《关陇舆中偶忆编》一卷，张祥河撰。《客话》三卷、《剧话》二卷、《弄话》二卷，李调元撰。《两般秋雨盦随笔》八卷，梁绍壬撰。《藤阴杂记》十二卷，戴璐撰。《归田琐记》八卷、《浪迹丛谈》十一卷、《续》八卷，梁章钜撰。《说铃》一卷，汪琬撰。《觚賸》八卷、《续编》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六卷〕 《觚賸》及其《续编》为钮琇撰。《坚瓠集》六十六卷，褚人穫撰。《虞初新志》二十卷，张潮撰。《虞初续志》十二卷，郑澍若撰。《史异纂》十六卷、《有明异丛》十卷，傅燮詷撰。《续广博物志》十六卷，徐寿基撰。《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纪昀撰。《池上草堂笔记》八卷，梁恭辰撰。《笔谈》二卷，史梦兰撰。《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俞樾撰。《奁史》一百卷，王初桐撰。《影梅庵忆语》一卷，冒襄撰。《西清散记》四卷，史震林撰。《板桥杂记》三卷，余怀撰。《古笑史》三十四卷，李渔撰。宋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宋张洎《贾氏谈录》一卷，宋范镇《东斋记事》六卷，宋高晦叟《珍席放谈》二卷，宋王谠《唐语林》八卷，宋硃彧《萍洲可谈》三卷，宋曾慥《高斋漫录》一卷，宋张知甫《张氏可书》一卷，宋陈长方《步里客谈》二卷，不署撰者姓名的《东南纪闻》三卷。以上各书均为乾隆年间奉敕辑成。《青史子》一卷，周宋钘《宋子》一卷，魏邯郸淳《笑林》一卷，晋裴启《裴子语林》二卷，晋郭澄之《郭子》一卷，郭氏《玄中记》一卷，宋东阳无疑《齐谐记》一卷，隋杜宝《水饰》一卷。以上各书均为马国翰辑。释家类。

译《拣魔辨异录》八卷，世宗亲自撰写。《语录》十九卷，世宗亲自撰写。《南宋元明僧宝传》十五卷，释自融撰。《五叶弘传》二十三卷，释智安撰。《重定教乘法数》十二卷，释起海、通理、广治合撰。《宗统编年》三十二卷，释记廕撰。《摩尼烛坤集要》七十二卷，尼得一撰。《宗门颂古摘珠》二十八卷，释净符撰。《洞宗会选》二十六卷，释智考撰。《现果随录》一卷，释戒显撰。《正宏集》一卷，释本果撰。《万法归心录》三卷，释超溟撰。《万善光资》四卷、《欲海探源》三卷，周思仁撰。《续指月录》二十卷、《尊宿集》一卷，聂光撰。《治心编》一卷，李棻撰。《如幻集》四卷，释心源撰。《归元镜》二卷，释智达撰。《扌音黑豆集》八卷，平圣台撰。《种莲集》一卷，陈本仁撰。《净土圣贤录》九卷、《续录》四卷、《善女人传》二卷，彭际清撰。《佛尔雅》八卷，周春撰。《释雅》一卷、《梵言》一卷，李调元撰。《楞严经蒙钞》十卷、《心经略疏小钞》二卷、《金刚经疏记悬判》一卷、《疏记会钞》一卷、《金刚经论释悬判》一卷、《偈记会钞》一卷。以上六种均为钱谦益撰。《金刚经注》一卷、《多心经注》一卷，石成金撰。《圆觉经析义疏》四卷，释通理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注》一卷，附《金刚经诸衷》《心经浅说》，王定柱撰。《阅藏随笔》二卷、《续笔》一卷，释元度撰。《心经集注》一卷，徐泽醇撰。《金刚经注》二卷，俞樾撰。《浮石禅师语录》十卷，释行浚等编。《林野奇禅师语录》八卷，释行谧等编。《龙池万如禅师后录》一卷，释行果、超英同编。《憨予暹禅师语录》六卷，释法云、广学同编。《径山费隐禅师语录》一卷，释行和编。《具德禅师语录》二卷，释济义编。《普济玉林禅师语录》十二卷，附《年谱》二卷；《释音讳编》。《屾峰宪禅师语录》五卷，释智质编。《芥子弥禅师语录》二卷，释明成等编。《信中符禅师偶言》二卷，释净符撰。《南山天愚宝禅师语录》四卷，释智普编。《雄圣惟极禅师语录》三卷，释超越编。《东悟本禅师语录》四卷，释通界编。《丈云语录》一卷，释澈氵罔编。《彻悟禅师遗稿》二卷，释了亮编。《梦东禅师遗集》二卷，释际醒撰。《昌启顺禅师语录》二卷，释明成等编。《普照禅师文录》一卷，附《净业记》一卷，释显振等编。道家类。《御注道德经》二卷，顺治十三年，世祖亲自撰写。《阴符经注》一卷，李光地撰。《阴符经注》一卷，徐大椿撰。《阴符经本义》一卷，董德宁撰。《读阴符经》一卷，汪绂撰。《阴符经注》一卷，宋葆淳撰。《阴符经发隐》一卷，杨文会撰。《老子衍》一卷，王夫之撰。《老子说略》二卷，张尔岐撰。《老子道德经考异》二卷，毕沅撰。《老子参注》四卷，倪元坦撰。《老子解》一卷、《老子别录》一卷、《非老》一卷，吴鼐撰。《老子章义》二卷，姚鼐撰。《老子约说》四卷，纪大奎撰。《道德经编注》二卷，胡与高撰。《读道德经私记》二卷，汪缙撰。《道德经悬解》二卷，黄元御撰。《道德经注》二卷，徐大椿撰。《道德经臆注》二卷，王定柱撰。《道德宝章翼》二卷，金道果撰。《道德经发隐》一卷，杨文会撰。《列子释文》二卷、《考异》一卷，任大椿撰。《列子辨》二卷，不署撰者姓名。《冲虚经发隐》一卷，杨文会撰。《庄子解》三十三卷、《庄子通》一卷。《庄子解》三十三卷、《庄子通》一卷，均为王夫之撰。《庄诂》不分卷，钱澄之撰。《庄子解》三卷，吴世尚撰。《庄子因》六卷、《读庄子法》一卷，林云铭撰。《庄子独见》三十三卷，胡文英撰。《庄子本义》二卷，梅冲撰。《庄子解》一卷，吴俊撰。《说庄》三卷，韩泰青撰。《庄子集解》八卷，王先谦撰。《庄子约解》四卷，刘鸣典撰。《南华通》七卷，孙家淦撰。《南华释名》一卷，金人瑞撰。《南华本义》二卷，林仲懿撰。《南华经传释》一卷，周金然撰。《南华简钞》四卷，徐廷槐撰。《南华摸象记》八卷，张世荦撰。《南华真经影史》九卷，周拱辰撰。《南华通》七卷，屈复撰。《南华经正义》不分卷，陈寿昌撰。《南华经发隐》一卷，杨文会撰。《列仙传校正》二卷，附《列仙赞》一卷，闺秀王照圆撰。《参同契章句》一卷、《鼎符》一卷，李光地撰。《读参同契》三卷，汪绂撰。《参同契注》二卷，陈兆成撰。《参同契集注》六卷，刘英龙撰。《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八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卷〕 《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八卷，袁仁林撰。《周易参同契集韵》六卷，纪大奎撰。《参同契金堤大义》三卷，许桂林撰。《参同契集注》二卷，仇沧柱撰。《悟真篇集注》五卷，仇知几撰。《列仙通纪》六十卷，薛大训撰。《仙史》八卷，王建章撰。《金仙证论》一卷，柳华阳撰。《万寿仙书》四卷，曹无极撰。《果山修道居志》二卷，叶珍撰。《金盖心灯》八卷，鲍廷博撰。《真诠》二卷，不署撰者姓名。《得一参五》七卷，姜中贞撰。《瓣香录》一卷，邵璞撰。《质神录》一卷，彭兆升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一卷，徐廷槐撰。《黄庭经发微》二卷，董德宣撰。《太上感应篇注》二卷，惠栋撰。《感应篇赞义》一卷，俞樾撰。

译宋杜道坚《文子缵义》十二卷，乾隆年间奉敕辑成。《抱朴子内篇佚文》一卷、《外篇佚文》一卷，顾广圻、严可均合辑。商伊尹《书》一卷，周辛甲《书》一卷，魏公子牟《子》一卷、田骈《子》一卷，楚老莱子《子》一卷、黔娄子《子》一卷，郑长者《书》一卷，魏任嘏《任子道论》一卷、关朗《洞极真经》一卷，吴唐滂《唐子》一卷，晋苏彦《苏子》一卷、陆云《陆子》一卷、杜夷《杜子幽求新书》一卷、孙绰《孙子》一卷、苻朗《符子》一卷，齐张融《少子》一卷、顾欢《夷夏论》一卷。以上各书均为马国翰辑。《志》第一百二十三。《艺文志》第四。集部共分五类：第一类是楚辞类，第二类是别集类，第三类是总集类，第四类是诗文评类，第五类是词曲类。楚辞类。《补绘离骚全图》二卷，以萧云从原图为底本，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楚辞通释》十四卷，王夫之撰。《山带阁注楚辞》六卷、《楚辞馀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蒋骥撰。《楚辞灯》四卷，林云铭撰。《楚辞新注》六卷，屈复撰。《楚辞疏》八卷，吴世尚撰。《楚辞会真》一卷，卿彬撰。《楚辞贯》一卷，董国英撰。《楚辞章句》七卷，刘飞鹏撰。《离骚图》一卷，萧云从绘图并作注。《离骚经注》一卷，李光地撰。《离骚正义》一卷，方苞撰。《离骚经解》一卷，方楘如撰。《离骚解》一卷，顾成天撰。《离骚笺》二卷，龚景瀚撰。《离骚解》一卷，谢济世撰。《离骚辨》一卷，硃冀撰。《离骚节解》一卷，张德纯撰。《离骚中正》二卷，林仲懿撰。《离骚补注》一卷，硃骏声撰。《天问补注》一卷，毛奇龄撰。《天问校正》一卷，屈复撰。《九歌注》一卷，李光地撰。《九歌解》一卷，顾成天撰。《屈原赋注》六卷、《通释》二卷、《音义》三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卷、正一卷〕 以上三种均为戴震撰。《屈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陈旸撰。《楚辞人名考》一卷，俞樾撰。《离骚草木疏辨证》四卷，祝德麟撰。《楚词辨韵》一卷，陈昌齐撰。《楚辞韵读》一卷、《宋赋韵读》一卷，江有诰撰。《离骚释韵》一卷，蒋曰豫撰。《屈子正音》三卷，方绩撰。别集类。清圣祖《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庄诗》二卷；世宗《文集》三十卷、《悦心集》二卷；高宗《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十二卷、《四集》一百十二卷、《五集》一百卷、《馀集》二十卷、《乐善堂定本》三十卷、《全史诗》二册、《全韵诗》二册、《拟白居易乐府》四册、《圆明园诗》不分卷；仁宗《文初集》十卷、《二集》十四卷、《馀集》二卷、《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六十四卷、《三集》六十四卷、《馀集》六卷、《味馀书屋全集定本》四十卷、附《随笔》二卷、《全史诗》六十四卷；宣宗《文集》十卷、《馀集》六卷、《诗集》二十四卷、《馀集》十二卷、《养正书屋全集定本》四十卷；文宗《文集》二卷、《诗集》八卷；穆宗《文集》十卷、《诗集》六卷。诸王宗室的诗文集已在本传中著录，这里不再记载。魏曹植《子建集铨评》十卷，丁晏撰。晋阮籍《咏怀诗注》四卷，蒋师瀹撰。晋孙楚《冯翌集发微》四卷，于宗林撰。晋陶诗《汇注》四卷，吴瞻泰撰。《陶诗笺》五卷，邱嘉穗撰。《陶诗集注》四卷，詹夔锡撰。《陶靖节集注》十卷，陶澍撰。《陶诗附考》一卷，方东树撰。周庾信《开府集笺注》十卷，吴兆宜撰。《庾子山集注》十六卷，倪璠撰。陈徐陵《孝穆集笺注》六卷，吴兆宜撰。唐王勃《子安集注》二十五卷，蒋清翊撰。骆宾王《临海集注》十卷，陈熙晋撰。李太白《诗集注》三十六卷，王琦撰。杜甫《工部集注》二十卷，钱谦益撰。《杜诗辑注》二十三卷，硃鹤龄撰。《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附《编》二卷，仇兆鼇撰。《杜诗镜铨》二十卷，杨伦撰。《杜诗注解》二十卷，张溍撰。《杜诗注释》二十四卷，许宝善撰。《杜工部诗疏解》二卷，顾施祯撰。《知本堂读杜》二十四卷，汪灝撰。《杜诗提要》十四卷。《杜诗提要》十四卷，吴瞻泰撰。《杜诗说》十二卷，黄生撰。《杜诗疏》八卷，纪容舒撰。《杜诗会粹》二十四卷，张远撰。《杜诗阐》三十三卷，卢元昌撰。《杜诗论》五十六卷，吴见思撰。《杜诗注解》十二卷，顾宏撰。《杜诗集说》二十卷，江浩然撰。《杜诗谱释》二卷，毛张健撰。《岁寒堂读杜》二十卷，范辇云撰。《读杜心解》六卷，浦起龙撰。《杜诗通解》四卷，李文炜撰。《杜工部诗注》五卷，陈之埙撰。《杜诗直解》五卷，范廷谋撰。王维《右丞集注》二十八卷，附《录》二卷，赵殿成撰。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年谱》一卷，顾嗣立编并作笺释。韩愈《昌黎诗笺注》十一卷，顾嗣立撰。《昌黎诗增注证譌》十一卷，黄钺撰。《编年昌黎诗注》十二卷，方世举撰。《韩集点勘》四卷，陈景云撰。《昌黎集补注》一卷，沈钦韩撰。《读韩记疑》十卷，王元启撰。《柳集点勘》三卷，陈景云撰。《李贺长吉歌诗汇解》四卷、《外集》一卷。《李贺长吉歌诗汇解》四卷、《外集》一卷，王琦撰。《协律钩元注》四卷，陈本礼撰。《樊宗师绍述集注》二卷、《卢仝玉川子诗集注》五卷，孙之騄撰。《杜牧樊川文集注》二十卷，冯集梧撰。《李商隐义山诗注》三卷、《补注》一卷，硃鹤龄撰。《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三卷、《外集笺注》一卷，程梦星撰。《李义山诗集注》十六卷，姚培谦撰。《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笺由徐树穀撰，注由徐炯撰。《玉溪生诗详注》三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冯浩撰。《樊南文集笺注补编》十二卷，附《录》一卷，笺由钱振伦撰，注由钱振常撰。《温庭筠飞卿集笺注》九卷，顾予咸撰，其子嗣立增补。《孙樵文志疑》一卷，汪师韩撰。《罗鄴比红兒诗注》一卷，沈可培撰。宋王安石《荆公文集注》四十四卷，沈钦韩撰。《苏轼诗施注补注》四十二卷、《王注正譌》一卷，邵长蘅、李必恆合撰。《苏诗补注》一卷，冯景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查慎行撰。《苏诗查注补正》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卷〕

译《苏诗查注补正》四卷，沈钦韩撰。《苏诗合注》五十卷，附《录》五卷，冯应榴撰。《苏诗编注集成》一百三卷、《杂缀》一卷，王文浩撰。《苏诗补注》八卷，翁方纲撰。《范成大石湖诗集注》三卷，沈钦韩撰。《谢翱西台恸哭记注》一卷，黄宗羲撰。《金元好问遗山诗集注》十四卷，施国祁撰。元吴莱《渊颖先生集注》十二卷，王朝寀、王绳曾合撰。杨维桢《铁崖乐府注》十卷、《逸编注》八卷、《咏史注》八卷，楼卜瀍撰。明高启《青丘诗集注》十八卷，附《凫藻集》五卷，金檀撰。《陈子龙忠裕集注》三十卷，王昶等撰。以上是从魏到明的诗文集笺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馀集》一卷、《佚诗》一卷。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诗历》四卷。王夫之《姜斋文集》十卷、《诗集》十八卷。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十四卷。刁包《用六集》十二卷。陆世仪《桴亭诗钞》八卷、《文钞》六卷。徐枋《居易堂集》二十卷。万寿祺《隰西草堂诗集》五卷、《文集》三卷。李确《蜃园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梅花百咏》一卷、《九山游草》一卷。硃用纯《愧讷集》十二卷。张履祥《杨园先生文集》五十四卷。傅山《霜红龛文集》四卷、《诗集》不分卷。阎尔梅《白耷山人诗集》十卷、《文集》二卷。归庄《悬弓集》三十卷、《玄恭文续钞》七卷。钱澄之《田间诗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李颙《二曲集》二十六卷。王馀祐《五公山人集》十四卷。冒襄《巢民诗集》八卷、《文集》六卷。以上《巢民诗集》《文集》为冒襄撰。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十卷。魏禧《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诗集》八卷。魏礼《魏季子文集》十六卷。邱维屏《邱邦士文集》十七卷。李世熊《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四卷。杜濬《变雅堂文集》五卷、《诗集》四卷。申涵光《聪山集》十四卷。张盖《柿叶庵诗选》一卷。硃一是《为可堂诗集》十六卷。张尔岐《蒿庵集》三卷。冯班《冯氏小集》七卷。屈大均《屈翁山诗集》八卷、《外集》十八卷。陈恭尹《独漉堂稿》六卷。易学实《犀崖文集》二十五卷、《云湖堂集》六卷。陈宏绪《陈士业全集》十六卷。谈迁《枣林诗集》一卷。贺贻孙《水田居士文集》五卷。孙治《宇台集》四十卷。应扌为谦《潜斋先生集》十卷。范鄗鼎《五经堂文集》五卷。查继佐《敬修堂钓业》一卷。严首升《濑园文集》二十卷、《诗后集》三卷。汤来贺《内省斋文集》三十二卷。《内省斋文集》三十二卷，汤来贺撰。《虎溪渔叟集》十卷，刘命清撰。《落木庵诗集》二卷，徐波撰。《困亨斋集》二卷，王锡阐撰。《紫峰集》十四卷，杜越撰。《白茅堂集》四十六卷，顾景星撰。《愚庵小集》十五卷，硃鹤龄撰。《杲堂文钞》六卷、《诗钞》七卷，李鄴嗣撰。《初学集》一百十卷、《有学集》五十卷，钱谦益撰。《梅村集》四十卷，吴伟业撰。《吴诗集览》二十卷、《谈薮》一卷，靳荣籓编注。《吴梅村诗笺注》二十卷，吴翌凤撰。《燕香斋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刘馀祐撰。《金文通集》二十卷，金之俊撰。《灌研斋集》四卷，李元鼎撰。《秀岩集》三十一卷，胡世安撰。《澹友轩集》十六卷、《桴菴集》四卷，薛所蕴撰。《青溪遗稿》二十八卷，程正揆撰。《己亥存稿》一卷，孙承泽撰。《浮云集》十一卷，陈之遴撰。《静惕堂诗集》四十四卷，曹溶撰。《了(艹弇)文集》九卷、《且园近集》《且园近诗》四卷，王岱撰。《读史亭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二卷。《读史亭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二卷，彭而述撰。《山围堂集》二十三卷，郑宗圭撰。《石云居士集》十五卷、《诗》七卷，陈名夏撰。《栖云阁诗》十六卷，高珩撰。《青箱堂文集》三十三卷、《诗集》三十三卷，王崇简撰。《东村集》十卷，李呈祥撰。《东谷集》三十四卷、《归庸集》四卷、《桑榆集》三卷，白允谦撰。《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龚鼎孳撰。《雪堂先生集选》十一卷，熊文举撰。《赖古堂集》二十四卷，周亮工撰。《沚亭删定文集》二卷、《自删诗》一卷，孙廷铨撰。《兼济堂文集》二十卷，魏裔介撰。《寒松堂文集》十卷、《诗集》三卷，魏象枢撰。《西北文集》四卷，毕振姬撰。《兰雪堂诗集》三卷，谢宾王撰。《祓园集》九卷，梁清远撰。《心远堂诗集》十二卷，李霨撰。《且亭诗集》不分卷，杨思圣撰。《四思堂文集》八卷，傅维鳞撰。《王文靖集》二十四卷，王熙撰。《傅忠毅集》八卷，傅弘烈撰。《佳山堂集》十卷，冯溥撰。《林屋文藁》十六卷、《诗藁》十四卷。

译《林屋文藁》十六卷、《诗藁》十四卷，宋徵舆撰。《慎斋遇集》五卷，蒋永修撰。《安雅堂诗》不分卷、《文集》四卷、《未刻稿》十卷，宋琬撰。《学馀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施闰章撰。《屺思堂文集》八卷、《诗集》一卷，刘子壮撰。《熊学士诗文集》三卷，熊伯龙撰。《志壑堂文集》十三卷、《诗集》十五卷，唐梦赉撰。《中山文钞》四卷、《诗钞》四卷，郝浴撰。《汤文正遗稿》五卷，汤斌撰。《莲龛集》十六卷，李来泰撰。《嵩游集》一卷，叶封撰。《万青阁全集》八卷、《林卧遥集》三卷，赵吉士撰。《堪斋诗存》八卷，顾大申撰。《学源堂文集》十八卷，郭棻撰。《尧峰文钞》五十卷、《钝翁类稿》一百十八卷，汪琬撰。《司勋五种集》二十卷，王士禄撰。《抡山集选》一卷，王士禧撰。《古钵集选》一卷，王士祐撰。《带经堂全集》九十二卷，王士禛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十卷，惠栋撰。《精华录笺注》十二卷、《补遗》一卷，金荣撰。《乐圃集》七卷，颜光敏撰。《鹤岭山人诗集》十六卷，王泽弘撰。《耻躬堂文集》二十卷，王命岳撰。《七颂堂集》十四卷，刘体仁撰。《午亭文编》五十卷，陈廷敬撰。《经义斋集》十八卷，熊赐履撰。《庸书》二十卷，张贞生撰。《苍岘山人文集》六卷、《诗集》五卷，秦松龄撰。《读书斋偶存藁》四卷，叶方霭撰。《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彭孙遹撰。《张文贞集》十二卷，张玉书撰。《忠贞集》十卷，范承谟撰。《抱犊山房集》六卷，嵇永仁撰。《莲洋诗钞》十卷，吴雯撰。《西陂类稿》三十九卷，宋荦撰。《正谊堂诗集》二十卷、《文集》不分卷，董以宁撰。《铁庐集》三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潘天成撰。《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孙枝蔚撰。《闇修斋稿》一卷，萧企昭撰。《藕湾全集》二十九卷，张仁熙撰。《织斋集钞》八卷，李焕章撰。《谢程山集》十八卷，谢文洊撰。《燕峰文钞》一卷。《燕峰文钞》一卷，费密撰。《省庐文集》七卷、《诗集》七卷，彭师度撰。《省轩文钞》十卷，柴绍炳撰。《张秦亭诗集》十二卷，张丹撰。《潠书》八卷、《思古堂集》四卷、《东苑文钞》二卷、《诗钞》一卷、《小匡文钞》四卷、《蕊云集》一卷、《晚唱》一卷，毛先舒撰。《会侯文钞》二十卷，毛际可撰。《学园集》一卷、《续编》一卷，沈起撰。《黄山诗留》十六卷，法若真撰。《春树草堂集》六卷，杜恆灿撰。《天延阁诗前集》十六卷、《后集》十三卷，梅清撰。《讬素斋集》十卷，黎士宏撰。《雪鸿堂文集》十八卷，李蕃撰。《秋笳集》十卷，吴兆骞撰。《改亭文集》十六卷、《诗》六卷，计东撰。《挹奎楼文集》十二卷、《吴山鷇音》八卷，林云铭撰。《嵩庵集》五卷，冯甦撰。《世德堂集》四卷，王钺撰。《古愚心言》八卷，彭鹏撰。《聊园全集》十五卷，孔贞瑄撰。《叶忠节遗稿》十三卷，叶映榴撰。《谷口山房诗集》十卷，李念慈撰。《中岩集》六卷，宋振麟撰。《稽留山人集》二十卷，陈祚明撰；《陋轩诗》四卷，吴嘉纪撰；《定峰乐府》十卷，沙张白撰；《突星阁诗钞》十五卷，王（姓名缺）撰；《冠豸山堂文集》三卷，童能灵撰；《丁野鹤诗钞》十卷，丁耀亢撰；《吾好遗稿》一卷，章静宜撰；《莱山堂集》八卷、《遗稿》五卷，章金牧撰；《怀葛堂文集》十五卷，梁份撰；《江泠阁诗集》十四卷、《文集》四卷、《续集》二卷，冷士嵋撰；《海日堂诗集》五卷、《文集》二卷，程可则撰；《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丁炜撰；《己畦诗集》十卷、《文集》十四卷，叶燮撰；《习斋记馀》十卷，颜元撰；《恕谷后集》十三卷，李▯恭撰；《居业堂集》二十卷，王源撰；《林蕙堂集》二十六卷，吴绮撰；《思绮堂文集》十卷，章藻功撰；《善卷堂集》四卷，陆繁弨撰；《尺五堂诗删》六卷，严我斯撰；《读书堂集》四十六卷，赵士麟撰；《笃素堂诗集》七卷、《文集》十六卷、《存诚堂诗集》二十五卷、《应制诗》五卷。以上诸书均为张英撰。《戒菴诗存》一卷，邵远平撰；《古懽堂集》三十六卷，田雯撰；《鬲津草堂诗集》，不分卷，田霡撰；《学文堂集》四十三卷，陈玉璂撰；《石屋诗钞》八卷、《补钞》一卷，魏麟徵撰；《榕村集》四十卷，李光地撰；《皋轩文编》一卷，李光坡撰；《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录》二卷，陆陇其撰；《憺园集》三十八卷，徐乾学撰；《健松斋集》二十四卷、《续集》十卷，方象瑛撰；《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六卷，汪懋麟撰；《赵恭毅剩稿》八卷，赵申乔撰；《玉岩诗集》七卷，林麟鱽撰；《安静子集》十三卷，安致远撰；《临野堂文集》十卷，钮琇撰；《有怀堂诗文稿》二十八卷，韩菼撰；《蘋村类藁》三十卷，徐倬撰；《凤池园集》十六卷，顾汧撰；《宝啬堂诗藁》四卷、《河上草》二卷、《兰樵归田稿》一卷，张榕端撰；《张文端集》七卷，张鹏翮撰；《因园集》十三卷，赵执信撰；《宝菌堂遗诗》二卷，赵执端撰。

译《通志堂集》十八卷，纳喇性德撰；《青门簏稿》十六卷、《青门旅稿》六卷、《青门賸稿》六卷，邵长蘅撰；《清芬堂存稿》八卷，胡会恩撰；《横云山人集》十六卷，王鸿绪撰；《于清端政书》八卷，于成龙撰；《世恩堂集》三十五卷，王顼龄撰；《受祺堂诗集》三十四卷，李因笃撰；《遂初堂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潘耒撰；《抱经斋集》二十卷，徐嘉炎撰；《丛碧山房集》五十七卷，庞垲撰；《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硃彝尊撰；《曝书亭集外稿》八卷，冯登府辑；《曝书亭诗注》二十二卷，杨谦撰；《曝书亭赋诗注》二十三卷，孙银槎撰；《曝书亭诗钞笺注》十二卷，汪浩然撰；《湖海楼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八卷，陈维崧撰；《陈检讨四六注》十二卷，程师恭撰；《西河集》一百八十九卷，毛奇龄撰；《西堂全集》六十六卷，尤侗撰；《白云村集》八卷，李澄中撰；《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以上《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由李良年撰。《南州草堂集》三十卷，徐釚撰；《深秀亭近草》五卷，潘锺麟撰；《超然诗集》八卷，张远撰；《香草居集》七卷，李符撰；《秋水阁文钞》一卷，陈维岳撰；《野香亭集》十三卷，李孚青撰；《冯舍人遗诗》六卷，冯廷櫆撰；《居业斋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金德嘉撰；《葛庄分类诗钞》十四卷，刘廷玑撰；《益戒堂诗集》十六卷，揆叙撰；《南堂集》十二卷，施世纶撰；《与梅堂集》十三卷，佟世思撰；《楝亭诗钞》八卷、《文钞》一卷，曹寅撰；《墨井诗钞》二卷，吴历撰；《瓯香馆集》十二卷，恽格撰；《离垢集》五卷，华(▯品)撰；《蓄斋集》十六卷，黄中坚撰；《笠翁一家言》十六卷，李渔撰；《柯庭馀习》十二卷，汪文柏撰；《后甲集》二卷，章大来撰；《正谊堂集》十二卷、《续集》八卷，张伯行撰；《爱日堂诗》二十七卷，陈元龙撰；《鹤侣斋集》三卷，孙勷撰；《岕老编年诗钞》十三卷，金张撰。《昆仑山房集》三卷，张笃庆撰；《怀清堂集》二十卷，汤右曾撰；《药亭诗集》二卷，梁佩兰撰；《湛园未定稿》六卷、《苇间诗集》五卷，姜宸英撰；《经进文稿》六卷、《清吟堂集》九卷、《归田集》十四卷，高士奇撰；《绀寒亭诗集》十卷、《文集》四卷，赵俞撰；《杕左堂诗集》六卷，孙致弥撰；《过江集》四卷，史申义撰；《寒村集》三十六卷，郑梁撰；《峣山文集》四卷、《诗集》一卷，田从典撰；《潘中丞集》四卷，潘宗洛撰；《东山草堂文集》二十卷，邱嘉穗撰；《陆堂文集》二十卷，陆奎勋撰；《时用集》，不分卷，陈訏撰；《小谷口著述缘起》，不分卷，郑元庆撰；《思复堂集》十卷，邵廷寀撰；《高阳山人文集》十二卷，刘青藜撰；《南山文集》十六卷，戴名世撰；《吕用晦文集》六卷、《续集》四卷，吕留良撰；《幸跌草》三卷，黄百家撰；《眺秋楼诗》八卷，高岑撰；《赤嵌集》四卷，孙元衡撰；《四香楼集》四卷，范缵撰。《酿川集》十三卷，许尚质撰；《南园诗钞》十卷，尤世求撰；《在陆草堂集》六卷，储欣撰；《道荣堂文集》六卷、《近诗》十卷，陈鹏年撰；《固哉叟诗钞》八卷，高孝本撰；《咸斋文钞》七卷，查旭撰；《味和堂诗集》六卷，高其倬撰；《德廕堂集》十六卷，阿克敦撰；《清端集》八卷，陈瑸撰；《梦月岩诗集》二十卷、《冶古堂文集》五卷，吕履恆撰；《青要集》十二卷，吕谦忄互撰；《严太仆诗文集》十卷，严虞惇撰；《天鉴堂集》八卷，沈近思撰；《朴学斋诗集》十卷，林佶撰；《畏垒山人诗集》四卷，徐昂发撰；《杨文定文集》十二卷，杨名时撰；《澄怀园全集》三十七卷，张廷玉撰；《咏花轩诗集》六卷，张廷璐撰；《秋江诗集》六卷，黄任撰；《黑蝶斋诗钞》四卷，沈岸登撰；《楼村集》二十五卷，王式丹撰；《古剑书屋文钞》十卷，吴廷桢撰；《纬萧草堂诗》六卷，宋至撰；《彭南畇文稿》十二卷、《诗稿》十卷、《编年诗》十七卷。以上《彭南畇文稿》十二卷、《诗稿》十卷、《编年诗》十七卷均为彭定求撰。《补瓢存稿》六卷，韩骐撰；《砚溪先生诗稿》七卷，惠周惕撰；《甓湖草堂文集》六卷、《近集》四卷，吴世杰撰；《二希堂文集》十二卷，蔡世远撰；《查浦诗钞》十二卷，查嗣瑮撰；《敬业堂集》五十卷，查慎行撰；《望溪集》十八卷、《外集》十二卷，方苞撰；《四知堂集》三十六卷，杨锡绂撰；《存砚楼文集》十六卷，储大文撰；《绩学堂文钞》六卷、《诗钞》四卷，梅文鼎撰；《滋兰堂诗集》十卷，沈元沧撰；《澹初诗稿》八卷，沈翼机撰；《十峰集》五卷，徐基撰；《圭美堂集》二十六卷，徐用锡撰；《性影集》八卷，王时宪撰；《橘巢小稿》四卷，王世琛撰；《改堂文钞》二卷，唐绍祖撰；《师经堂集》十八卷，徐文驹撰；《闾丘诗集》六十卷，顾嗣立撰；《今有堂诗集》六卷，程梦星撰；《墨香阁诗文集》十三卷，彭维新撰；《何端简集》十二卷，何世璂撰；《赵裘萼賸稿》四卷，赵熊诏撰；《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

译以上《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由王懋竑撰。《近道斋诗集》四卷、《文集》六卷，陈万策撰；《孟邻堂文钞》十六卷，杨椿撰；《健馀文集》十卷，尹会一撰；《义门先生集》十二卷，何焯撰；《解舂文钞》十二卷、《补遗》二卷、《诗钞》二卷，冯景撰；《穆堂类稿》五十卷、《续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李绂撰；《近青堂诗集》一卷，卓尔堪撰；《积山先生遗集》十卷，汪维宪撰；《可仪堂文集》二卷，俞长城撰；《虞东先生文录》八卷，顾镇撰；《黄叶村庄诗集》十卷，吴之振撰；《大谷集》六卷，方殿元撰；《大樗堂初集》十二卷，王隼撰；《云华阁诗略》六卷，易宏撰；《鹿洲初集》二十卷，蓝鼎元撰；《龙溪草堂集》十卷，王世睿撰；《云溪文集》五卷，储掌文撰；《寒香阁诗集》四卷，邓锺岳撰；《垒麟诗集》十二卷，马维翰撰；《秋塍文钞》十二卷、《三州诗钞》四卷，鲁曾煜撰；《文蔚堂诗集》八卷、《西林遗稿》六卷，鄂尔泰撰；《楚蒙山房诗文集》二十卷。以上《楚蒙山房诗文集》二十卷由晏斯盛撰。《香树斋文集》二十八卷、《续集》五卷、《诗集》十八卷、《续集》三十六卷，钱陈群撰；《澂潭山房古文存稿》四卷、《诗集》十七卷，程襄龙撰；《师善堂诗集》十卷，嵇曾筠撰；《小兰陔集》十二卷，谢道承撰；《桐村诗》九卷，冯咏撰；《崇德堂集》八卷，王植撰；《墙东杂著》一卷，王汝骧撰；《王己山文集》十卷、《别集》四卷，王步青撰；《甘庄恪集》十六卷，甘汝来撰；《课忠堂诗钞》，不分卷，魏廷珍撰；《云川阁诗集》九卷，杜诏撰；《学古堂诗集》六卷，沈季友撰；《渠亭山人半部稿》一卷、《潜州集》一卷、《或语集》一卷、《娱老集》一卷，张贞撰；《湖海集》十二卷，孔尚任撰；《陈司业文集》四卷、《诗集》四卷，陈祖范撰；《芙蓉集》十七卷，宋元鼎撰；《怀舫集》三十六卷，魏★彤撰；《笛渔小稿》十卷，硃昆田撰；《秋水集》十卷，严绳孙撰；《清芬楼遗稿》四卷，任启运撰；《松泉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六卷。以上《松泉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六卷均为汪由敦撰。《蔗尾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卷，郑方坤撰；《树人堂诗》七卷，帅念祖撰；《涵有堂诗文集》四卷，游绍安撰；《江声草堂诗集》八卷，金志章撰；《王艮斋集》十四卷，王峻撰；《四焉斋文集》八卷、《诗集》六卷，曹一士撰；《金管集》一卷、《花语山房诗文小钞》一卷，顾成大撰；《柳渔诗钞》十二卷，张湄撰；《秋水斋诗集》十五卷，张映斗撰；《松桂读书堂集》八卷，姚培谦撰；《寒斋诗集》四卷，岳锺琪撰；《道腴堂诗编》三十卷、《诗续》十二卷，鲍珍撰；《孱守斋遗稿》四卷，姚世钰撰；《在亭丛稿》二十卷，李果撰；《后海书堂遗文》二卷，王孝咏撰；《丰川全集》二十八卷、《后集》三十四卷，王心敬撰；《纑塘诗集》一卷、《楚颂亭诗》二卷、《扈从清平遗调》一卷，顾贞观撰；《质园诗集》三十四卷，商盘撰；《绿廕亭集》二卷，陈奕禧撰；《江湖间吟》八卷，王道撰；《翰村诗稿》六卷，仲★保撰。《芝庭文稿》八卷、《诗稿》十六卷，彭启丰撰；《尹文端公诗集》十卷，尹继善撰；《柳南诗钞》十卷、《文钞》六卷，王应奎撰；《上湖纪岁诗编》四卷、《续编》一卷、《分类文编》一卷、《补钞》二卷，汪师韩撰；《矢音集》十卷，梁诗正撰；《筠谷诗钞》六卷、《别集》一卷，郑江撰；《露香书屋遗集》十卷，张映辰撰；《蔗堂未定稿》八卷、《外集》四卷，查为仁撰；《吞松阁集》二十卷，郑虎文撰；《硃文端公集》四卷，硃轼撰；《铜鼓书堂遗集》三十二卷，查礼撰；《珂雪集》二卷、《实庵诗略》二卷，曹贞吉撰；《培远堂偶存稿》四十八卷，陈宏谋撰；《双池文集》十卷，汪绂撰；《陶晚闻先生集》十卷，陶正靖撰；《经笥堂文钞》二卷，雷鋐撰；《晴岚诗存》八卷，张若霭撰；《寿藤斋集》三十五卷，鲍倚云撰；《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赐诗赓和集》六卷，张鹏翀撰；《问青堂诗集》十卷，硃伦瀚撰；《蒋济航先生文集》二卷。以上《蒋济航先生文集》二卷由蒋汾功撰。《奉石堂集》二卷，达礼撰；《受宜堂集》四十三卷，常安撰。以上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著作。《绳庵内外集》二十四卷，刘纶撰；《东山草堂集》六卷，潘安礼撰；《绛跗阁诗稿》十一卷，诸锦撰；《道古堂文集》四十八卷、《诗集》二十六卷，杭世骏撰；《紫竹山房文集》十一卷、《诗集》十二卷，陈兆仑撰；《隐拙斋集》五十卷，沈廷芳撰；《宝纶堂文钞》八卷、《诗钞》六卷，齐召南撰；《石笥山房诗集》十一卷、《补遗》四卷、《文集》六卷、《补遗》一卷，胡天游撰；《归愚诗文钞》五十八卷，沈德潜撰；《小仓山房文集》三十卷、《诗集》三十一卷、《外集》七卷，袁枚撰；《随园诗录》十卷，边连宝撰；《白云诗集》七卷，卢存心撰；《白云山房文集》六卷、《诗集》二卷，张象津撰；《云逗楼集》二卷，杨度汪撰；《黄静山集》十二卷，黄永年撰；《桧门诗存》四卷，金德瑛撰；《强恕斋文钞》五卷，张庚撰；《睫巢集》六卷、《后集》一卷，李锴撰；《大谷山堂集》六卷，梦麟撰；《雷溪草堂诗》一卷，那兰长海撰；《陈玉几诗集》三卷。

译以上《陈玉几诗集》三卷由陈撰撰。《无悔斋集》十五卷，周京撰；《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厉鹗撰；《果堂集》十二卷，沈彤撰；《赐书堂诗选》八卷，周长发撰；《明史杂咏》四卷，严遂成撰；《位山诗赋全集》二卷，徐文靖撰；《云在诗钞》九卷，查祥撰；《六峰阁诗稿》一卷，硃稻孙撰；《黍谷山房集》十卷，吴麟撰；《桑弢甫集》八十四卷，桑调元撰；《▯堂集》六十一卷、《香屑集》十六卷，黄之俊撰；《集虚斋学古文》十二卷，方楘如撰；《绿萝山房文集》二十四卷、《诗集》三十三卷，胡浚撰；《海峰文集》十卷、《诗集》四卷，刘大櫆撰；《鮚埼亭文集》三十八卷、《外集》五十卷、《诗集》八卷、《句馀土音》四卷，全祖望撰；《爱日堂吟稿》十五卷，赵昱撰；《沙河逸老小稿》一卷，马曰琯撰；《南斋集》二卷，马曰璐撰；《澄悦堂集》十四卷，国梁撰；《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二集》二卷，方观承撰；《裘文达诗集》十二卷、《文集》六卷。以上《裘文达诗集》十二卷、《文集》六卷由裘曰修撰。《春凫小稿》十二卷，符曾撰；《萚石斋诗集》四十九卷，钱载撰；《空山堂文集》十二卷、《诗集》六卷，牛运震撰；《阮斋集》十卷，劳孝舆撰；《槐堂诗文稿》二十卷，汪沆撰；《秀砚斋吟稿》二卷，赵信撰；《兰藻堂集》十二卷，舒瞻撰；《西斋诗辑遗》三卷，博明撰；《固哉草亭集》六卷，高斌撰；《陶人心语》六卷，唐英撰；《缉斋文集》八卷、《诗稿》八卷，蔡新撰；《板桥全集》四卷，郑燮撰；《海门诗钞初集》十卷、《外集》四卷，鲍皋撰；《赐书堂文集》六卷、《诗集》四卷，翁照撰；《介石堂诗集》十卷、《古文》十卷，郭起元撰；《素馀堂集》三十四卷，于敏中撰；《敬思堂诗集》六卷、《文集》六卷，梁国治撰；《知足斋文集》六卷、《诗集》二十卷，硃珪撰；《笥河文集》十六卷，硃筠撰；《切问斋集》十六卷，陆燿撰；《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十卷、《续集》十卷，钱大昕撰；《可庐十种箸述叙例》一卷。以上《可庐十种箸述叙例》一卷由钱大昭撰。《春融堂集》六十八卷，王昶撰；《西庄始存稿》三十九卷、《西沚居士集》二十四卷，王鸣盛撰；《樗亭诗稿》十八卷，萨哈岱撰；《兰玉堂文集》二十卷、《诗集》十卷，张云锦撰；《燕川集》十四卷，范泰恆撰；《援鹑堂文集》六卷，姚范撰；《苏园仲文集》二卷、《补遗》一卷、《诗集》六卷，苏去疾撰；《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硃仕琇撰；《研经堂文集》三卷、《诗集》十三卷，吉梦熊撰；《松崖文钞》二卷，惠栋撰；《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诗集》六十六卷，翁方纲撰；《听莺居文钞》三十卷，翁广平撰；《纪文达遗集》十六卷，纪昀撰；《一瓢斋诗存》六卷，薛雪撰；《柘坡居士集》十二卷，万光泰撰；《澄碧斋诗钞》十二卷，钱琦撰；《静廉斋诗集》二十四卷，金甡撰；《刘文清遗集》十七卷，刘墉撰；《冬心集》四卷，金农撰；《产鹤亭诗集》七卷，曹廷栋撰；《省吾斋集》二十卷，窦光鼐撰。《筠心书屋诗钞》十二卷，褚廷璋撰；《月满楼诗集》四十一卷、《别集》六卷，顾宗泰撰；《葆淳阁集》二十六卷，王杰撰；《泊鸥山房存稿》三十八卷，陶元藻撰；《墨香阁文集》十五卷，彭惟新撰；《小山诗钞》十一卷，邹一桂撰；《东原集》十卷，戴震撰；《南江集钞》四卷，邵晋涵撰；《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卢文弨撰；《玉芝堂文集》六卷、《诗集》三卷，邵齐焘撰；《隐几山房文集》十六卷，邵齐熊撰；《学福斋文集》二十卷、《诗集》三十卷，沈大成撰；《还读斋诗稿》二十卷，韩崶撰；《西涧草堂集》四卷，阎循观撰；《南阜山人诗集》七卷，高凤翰撰；《红榈书屋文稿》七卷、《诗稿》四卷，孔继涵撰；《玉虹楼遗稿》一卷，孔继涑撰；《灵岩山人文集》四十卷、《诗集》二十卷，毕沅撰；《青溪文集》十二卷，程廷祚撰；《存悔斋集》二十八卷，刘凤诰撰；《恩馀堂经进初稿》十二卷、《续稿》二十二卷、《三稿》十一卷。以上《恩馀堂经进初稿》十二卷、《续稿》二十二卷、《三稿》十一卷由彭元瑞撰。《秋士先生遗集》六卷，彭绩撰；《二林居士集》二十四卷，彭绍升撰；《尊闻居士集》八卷，罗有高撰；《惜抱轩诗文集》三十八卷，姚鼐撰；《山木集》十四卷，鲁仕骥撰；《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十九卷，蒋士铨撰；《白华前稿》六十卷、《后稿》四十卷，吴省钦撰；《听彝堂偶存稿》二十一卷，吴省兰撰；《悦亲楼诗集》三十卷，祝德麟撰；《三松堂诗集》二十卷、《文集》四卷、《续集》六卷，潘奕俊撰；《勉行堂文集》六卷、《诗集》二十四卷，程晋芳撰；《小岘山人文集》六卷、《诗集》二十八卷，秦瀛撰；《钱南园遗集》五卷，钱沣撰；《经韵楼集》十二卷，段玉裁撰；《百一山房诗集》十二卷，孙士毅撰；《宝奎堂集》十二卷，陆锡熊撰；《瓯北集》五十卷、《续》三卷、《瓯北诗钞》二十卷，赵翼撰；《海愚诗钞》十二卷，硃孝纯撰；《梦楼诗集》二十四卷，王文治撰；《红豆诗人集》十九卷，董潮撰。

译《清献堂集》十卷，赵佑撰；《频罗菴集》十六卷，梁同书撰；《无不宜斋稿》四卷，翟灝撰；《陈乾初文集》十八卷、《诗集》十二卷、《别集》十九卷，陈确撰；《临江乡人诗》四卷，吴颖芳撰；《青虚山房集》十一卷，王太岳撰；《程侍郎遗集》十卷，程恩泽撰；《讱菴诗存》六卷，汪启淑撰；《响泉集》三十卷，顾光旭撰；《梅菴文钞》六卷、《诗钞》五卷，铁保撰；《石闾诗稿》三十卷，陈景元撰；《竹叶庵集》三十三卷，张▯员撰；《柚堂文存》四卷，盛百二撰；《兰韵堂诗集》八卷、《御览集》四卷，沈初撰；《孟亭居士文稿》五卷、《诗稿》四卷，冯浩撰；《述学内外篇》六卷、《诗集》六卷，汪中撰；《校礼堂集》三十六卷，凌廷堪撰；《无闻集》四卷，崔述撰；《授堂文钞》八卷，武亿撰；《▯轩所著书》六十卷，孔广森撰；《拜经堂文集》四卷，臧庸撰；《问字堂集》五卷、《岱南阁集》五卷、《五松园文集》一卷、《芳茂山人诗录》九卷。以上《问字堂集》五卷、《岱南阁集》五卷、《五松园文集》一卷、《芳茂山人诗录》九卷均为孙星衍撰。《卷施阁文甲集》十卷、《补遗》一卷、《乙集》十卷、《续编》一卷、《诗集》二十卷；《更生斋文甲集》四卷、《乙集》二卷、《诗集》八卷、《续集》十卷，洪亮吉撰；《纯则斋骈文》二卷、《诗》二卷，洪齮孙撰；《嘉树山房诗文集》二十卷、《外集》二卷，张士元撰；《大云山房文稿》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恽敬撰；《渊雅堂编年诗稿》二十卷、《惕夫未定稿》二十六卷、《诗外集》四卷、《文外集》四卷，王芑孙撰；《吉堂文稿》十二卷、《诗稿》八卷，钦善撰；《壹斋集》四十卷，黄钺撰；《瓶庵居士文钞》四卷、《诗钞》四卷，孟超然撰；《双佩斋文集》四卷、《骈体文》一卷、《诗集》八卷，王友亮撰；《船山诗草》二十卷，张问陶撰；《衍庆堂诗稿》十一卷，颜检撰；《晚学集》八卷，桂馥撰；《简松草堂诗集》二十卷、《文集》十卷，张云璈撰；《韫山堂文集》八卷、《诗集》十六卷，管世铭撰；《陶山诗录》十二卷，唐仲冕撰。《两当轩集》二十二卷，黄景仁撰；《刘端临遗书》四卷，刘台拱撰；《稼门诗文草》十卷，汪志伊撰；《第六弦溪文钞》四卷，黄廷鉴撰；《双桂堂稿》十卷、《续编》八卷，纪大奎撰；《亦有生斋诗集》三十二卷、《文集》二十卷、《续集》六卷，赵怀玉撰；《珍艺宧文钞》七卷、《诗钞》二卷，庄述祖撰；《真率斋初稿》十卷、《芙蓉山馆诗稿》十六卷，杨芳灿撰；《童山文集》二十卷、《补遗》一卷，李调元撰；《烟霞万古楼文集》六卷、《仲瞿诗录》一卷，王昙撰；《荣性堂集》二十卷，吴俊撰；《易简斋诗钞》四卷，和宁撰；《香湖文存》一卷、《诗钞》二卷，李尧文撰；《存素堂诗初集》二十四卷、《二集》二卷，法式善撰；《素修堂诗集》二十四卷、《后集》六卷，吴蔚光撰；《双藤书屋诗集》十二卷，何道生撰；《瓶水斋诗集》十七卷，舒位撰；《清爱堂集》二十三卷，魏成宪撰；《留春草堂诗钞》七卷，伊秉绶撰；《五砚斋文钞》十卷、《诗钞》二十卷。以上《五砚斋文钞》十卷、《诗钞》二十卷由沈赤然撰。《澹静斋文钞》六卷、《诗钞》六卷，龚景瀚撰；《陶园文集》八卷、《诗集》二十四卷，张九钺撰；《笙雅堂文集》四卷、《诗集》十四卷，张九钅覃撰；《有正味斋文集》十六卷、《骈体文》二十四卷、《诗集》十六卷，吴锡麟撰；《树经堂文集》四卷，谢启昆撰；《思不辱斋文集》四卷、《诗集》四卷，万承风撰；《吴学士文集》四卷，吴鼒撰；《东潜文稿》二卷，赵一清撰；《玉山逸稿》四卷，鲍廷博撰；《炳烛斋遗文》一卷，江籓撰；《棕亭古文钞》十卷、《骈体文钞》八卷、《诗钞》十八卷，金兆燕撰；《迈堂文略》四卷，李祖陶撰；《南涧文集》二卷，李文藻撰；《南野堂诗集》七卷，吴文溥撰；《论山诗选》十五卷，鲍之锺撰；《悔生文集》八卷，王灼撰；《祗平居士集》三十卷，王元启撰；《揅经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一卷、《诗集》十二卷、《续集》九卷、《再续集》六卷，阮元撰；《茗柯文集》五卷。以上《茗柯文集》五卷由张惠言撰。《崇百药斋文集》二十卷、《续集》四卷、《三集》十二卷，陆继辂撰；《太乙舟文集》八卷，陈用光撰；《东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姚莹撰；《南村草堂文钞》二十卷，邓显鹤撰；《壮学斋文集》十二卷，周树槐撰；《月沧文集》八卷，吕璜撰；《孟涂文集》十卷，刘开撰；《通艺阁文集》十二卷、《诗录》八卷、《和陶诗》二卷，姚椿撰；《休复居文集》六卷，毛岳生撰；《初月楼集》十八卷、《诗钞》四卷，吴德旋撰；《雕菰楼集》二十四卷，焦循撰；《思適斋集》十八卷，顾广圻撰；《蜕稿》四卷，梁玉绳撰；《左海文集》二十卷、《绛蚨阁诗集》六卷，陈寿祺撰；《鉴止水斋集》二十卷，许宗彦撰；《铁桥漫稿》八卷，严可均撰；《尚絅堂文集》二卷、《诗》五十二卷，刘嗣绾撰；《小谟觞馆文集》四卷、《续》二卷、《诗集》八卷、《续》二卷，彭兆荪撰；《章氏遗书》十一卷，章学诚撰；《泰云堂文集》二十五卷，孙尔准撰。

译《赏雨茆屋诗集》二十二卷、《骈体文》二卷，曾燠撰；《求是堂诗集》二十二卷、《文集》六卷、《骈体文》二卷，胡承珙撰；《养素堂文集》三十五卷，张澍撰；《柯家山馆遗诗》六卷、《悔庵学文》八卷，严元照撰；《简庄文钞》六卷、《续编》二卷、《诗钞》一卷，陈鱣撰；《心斋诗稿》一卷，任兆麟撰；《养一斋文集》二十六卷，李兆洛撰；《丹棱文钞》四卷，蒋彤撰；《幼学堂诗集》十七卷、《文集》八卷，沈钦韩撰；《香苏山馆诗集》二十一卷、《文集》二卷，吴嵩梁撰；《落颿楼文稿》六卷、《賸稿》二卷，沈■J0撰；《校经庼文稿》十八卷，李富孙撰；《借閒生诗》三卷，汪远孙撰；《花宜馆诗钞》十六卷、《续钞》一卷、《文略》一卷，吴振棫撰；《是程堂集》二十二卷，屠倬撰；《颐道堂文钞》十三卷、《诗选》三十卷、《外集》十三卷、《戒后诗存》十六卷、《补遗》六卷，陈文述撰；《崇雅堂骈体文钞》四卷、《文钞》二卷、《诗钞》十卷、《删馀诗》一卷。以上《崇雅堂骈体文钞》四卷、《文钞》二卷、《诗钞》十卷、《删馀诗》一卷由胡敬撰。《潘少白古文》八卷、《诗》五卷，潘谘撰；《太鹤山人集》十三卷，端木国瑚撰；《秋室集》十卷，杨凤苞撰；《沈四山人诗录》六卷，沈谨学撰；《晚闻居士遗集》九卷，王宗炎撰；《三长物斋诗略》五卷、《文略》六卷，黄本骥撰；《筠轩文钞》八卷、《诗钞》四卷，洪颐煊撰；《鹤泉文钞》二卷，戚学标撰；《研六室文钞》十卷、《补遗》一卷，胡培翚撰；《石经阁文集》八卷、《拜竹诗龛诗存》四卷，冯登府撰；《悔过斋文集》七卷、《续集》七卷、《补遗》一卷，顾广誉撰；《白鹄山房诗选》四卷、《骈体文钞》二卷，徐熊飞撰；《灵芬馆诗集》三十五卷，郭麟撰；《游道堂集》四卷，硃彬撰；《真有益斋文编》十卷、《诗娱室诗》二十四卷、《息耕草堂诗》十八卷，黄安涛撰；《桂馨堂诗集》八卷，张廷济撰；《倚晴楼诗集》十二卷、《续集》四卷，黄燮清撰；《后甲集》二卷，章大来撰；《陶文毅公全集》六十四卷，陶澍撰。《养一斋诗文集》二十五卷，潘德舆撰；《適斋居士集》四卷，舒敏撰；《馀暇集》二卷，特衣顺撰；《寸心知堂存稿》六卷，汤金钊撰；《秋水堂文集》六卷、《诗集》六卷，庄亨阳撰；《群峰集》五卷，沈清端撰；《岑华居士诗》八卷、《凤巢山樵诗》十一卷、《文集》四卷，吴慈鹤撰；《▯丽书堂文集》十二卷、《外集》二卷、《别集》一卷，郝懿行撰；《汪子文录》十卷、《诗录》十卷，汪缙撰；《功甫小集》十一卷、《东津馆文集》三卷，潘曾沂撰；《知止堂文集》八卷、《诗稿》十二卷，硃绶撰；《邃雅堂文集》十卷，姚文田撰；《蕴素阁文集》八卷、《诗集》十二卷，盛大士撰；《小万卷斋文稿》二十四卷、《诗稿》三十二卷，硃珔撰；《野云诗钞》十二卷，鲍文逵撰；《独学庐初集》九卷、《二集》九卷，石韫玉撰；《与稽斋丛稿》十八卷，吴翌凤撰；《天真阁集》五十四卷、《外集》六卷，孙原湘撰；《刘礼部集》十二卷，刘逢禄撰。《陶山诗录》二十八卷，唐仲冕撰；《贞定先生遗集》四卷，莫与俦撰；《印雪轩文钞》三卷、《诗钞》十六卷，俞鸿渐撰；《儆居集》十卷，黄式三撰；《问奇室诗集》二卷、《续集》一卷、《文集》一卷，蒋曰豫撰；《见星庐集》九卷，林家桂撰；《钓鱼篷山馆集》六卷，刘佳撰。以上为乾隆、嘉庆两朝的著作。《旧香居文稿》十卷，王宝仁撰；《仙樵诗钞》十二卷，刘文麟撰；《抱冲斋诗集》三十六卷，斌良撰；《求是山房遗集》四卷，鄂恆撰；《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续集》一卷、《诗集》十卷、《骈文》二卷，梅曾亮撰；《小安乐窝文集》四卷、《诗存》二卷，张海珊撰；《怡志堂集》八卷，硃琦撰；《求自得之室文钞》十二卷、《尚絅庐诗存》二卷，吴嘉宾撰；《龙壁山房文集》十卷、《诗钞》十二卷，王拯撰；《通甫类稿》四卷、《续编》二卷、《诗存》四卷、《诗存之馀》二卷，鲁一同撰；《玉笥山房诗集》四卷、《文》一卷，顾廷纶撰；《苍筤文集》六卷，孙鼎臣撰；《因寄轩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补遗》一卷，管同撰；《仪卫轩文集》十二卷、《遗诗》五卷，方东树撰；《▯斋居士文集》八卷，张穆撰；《传经室文集》十卷、《赋》一卷、《临啸阁诗钞》五卷，硃骏声撰；《味经山馆文集》四卷、《续集》二卷，戴钧衡撰；《万善花室文集》六卷、《续集》一卷、《诗集》五卷。方履籛撰写。《孙仰晦先生文集》七卷，孙希硃撰写。《味无味斋诗钞》七卷、《文》一卷、《骈文》二卷，董兆熊撰写。《栘华馆骈体文》四卷，董基诚撰写。《董方立文》甲集二卷、乙集二卷，董祐诚撰写。《柴薜亭诗集》四卷、《十经斋文集》四卷，沈涛撰写。《衎石斋纪事稿》十卷、《续稿》十卷、《刻楮集》四卷、《旅逸小稿》二卷，钱仪吉撰写。《甘泉乡人文稿》二十四卷，钱泰吉撰写。《安吴四种》三十六卷，包世臣撰写。《古微堂内集》三卷、外集七卷、《诗集》六卷，魏源撰写。《介存斋诗》六卷、《文稿》二卷，周济撰写。《弇榆山房诗略》十卷，许乔林撰写。《红豆树馆诗集》十四卷，陶樑撰写。《定盦文集》三卷、《续集》四卷、《文诗集补》二卷、《杂诗》一卷、《文集补编》四卷，龚自珍撰写。《复庄诗问》三十四卷、《骈体文榷》八卷，姚燮撰写。《青溪旧屋文集》十卷，刘文淇撰写。《齐物论斋文集》六卷，董士锡撰写。《悔庐文钞》六卷，张崇兰撰写。

译《密梅花馆诗录》二卷，焦廷琥撰写。《李文恭公文集》十六卷、《诗集》八卷，李星沅撰写。《胡文忠公集》八十八卷，胡林翼撰写。《倭文端公遗书》十二卷，倭仁撰写。《吴文节公遗集》八十卷，吴文镕撰写。《曾文正公文集》四卷、《诗集》三卷，曾国籓撰写。《曾忠襄公集》三十二卷，曾国荃撰写。《唐确慎公集》十卷，唐鉴撰写。《拙修集》十卷，吴廷栋撰写。《习苦斋诗文集》十二卷，戴熙撰写。《沈文忠公集》十卷，沈兆霖撰写。《盾鼻馀沈》一卷，左宗棠撰写。《罗忠节公诗文集》八卷，罗泽南撰写。《彭刚直公诗集》八卷，彭玉麟撰写。《江忠烈公遗集》十卷，江忠源撰写。《王壮武公遗集》二十五卷，王珍撰写。《张文节公遗诗》一卷，张洵撰写。《彭文敬集》四十四卷，彭蕴章撰写。《躬耻斋文钞》十四卷、《后编》六卷、《诗钞》十四卷、《后编》十一卷，宗稷辰撰写。《受恆受渐斋集》十二卷，沈曰富撰写。《半岩庐文集》二卷、《诗集》二卷，邵懿辰撰写。《逊学斋文钞》十卷、《诗钞》十卷，孙衣言撰写。《一灯精舍甲部稿》五卷，何秋涛撰写。《显志堂文集》十二卷，冯桂芬撰写。《思益堂古诗》二卷、《骈文》二卷、《诗集》六卷，周寿昌撰写。《昨非集》四卷，刘熙载撰写。《斅艺斋文存》三卷、《诗存》一卷、《外集》一卷，邹汉勋撰写。《蓬莱阁诗录》四卷，陈克家撰写。《养晦堂文集》十卷、《诗集》二卷，刘蓉撰写。《水流云在馆诗钞》六卷，宋晋撰写。《玉井山馆文略》五卷、《文续》二卷、《诗》十五卷，许宗衡撰写。《经德堂文集》七卷、《浣月山房诗集》五卷，龙启瑞撰写。《柈湖文录》八卷，吴敏树撰写。《听松庐诗略》二卷，张维屏撰写。《海陀华馆文集》一卷、《诗集》三卷，何若瑶撰写。《面城楼集》十卷，曾钊撰写。《乐志堂文集》十八卷、《诗集》十二卷、《续集》三卷，谭莹撰写。《修本堂稿》一卷、《月亭诗钞》一卷，林伯桐撰写。《东塾集》六卷，陈沣撰写。《守柔斋诗集》八卷，苏廷魁撰写。《斯未信斋文编》十二卷。徐宗幹撰写。《虹桥老人遗稿》九卷，秦缃业撰写。《未灰斋文集》八卷，徐鼒撰写。《翠岩室文稿》二卷、《诗钞》五卷，韩弼元撰写。《枫南山馆遗集》八卷，庄受祺撰写。《漱六山房全集》十三卷，吴昆田撰写。《无近名斋文钞》四卷，彭翊撰写。《阅莒草堂遗草》四卷，王拓撰写。《意苕山馆诗稿》十六卷，陆嵩撰写。《楙花盦诗》二卷，叶廷琯撰写。《袖海楼文录》六卷，黄汝成撰写。《郘亭诗钞》六卷、《遗诗》八卷、《遗文》八卷，莫友芝撰写。《宾萌集》六卷、外集四卷、《春在堂杂文》二卷、续编五卷、三编四卷、四编八卷、五编八卷、六编十卷、《诗编》二十三卷、《诂经精舍自课文》二卷，俞樾撰写。《武陵山人杂著》一卷，顾观光撰写。《微尚斋遗文》一卷，冯志沂撰写。《东洲草堂诗钞》二十七卷，何绍基撰写。《大小雅堂诗钞》十卷，邵堂撰写。《西沤全集》十卷，李惺撰写。《简学斋诗文钞》十二卷，陈沆撰写。《小重山房初稿》二十四卷。张祥河撰写。《好云楼集》二十八卷，李联琇撰写。《易画轩诗录》二卷，王学浩撰写。《依旧草堂遗稿》一卷，费丹旭撰写。《海秋诗集》二十六卷、《后集》二卷，汤鹏撰写。《如舟吟馆诗钞》一卷，瑞常撰写。《大小雅堂集》一卷，承龄撰写。《佩蘅诗钞》十二卷，宝鋆撰写。《旂瑀亭集》三十二卷，祁俊藻撰写。《澄怀书屋诗草》四卷，穆彰阿撰写。《香南居士集》六卷，崇恩撰写。《通艺阁全集》四十三卷，姚椿撰写。《梅麓诗钞》十八卷、《文钞》八卷，齐彦槐撰写。《巢经巢诗钞》九卷，郑珍撰写。《积石诗存》十八卷，张履撰写。《木鸡书屋文钞》三十卷，黄金台撰写。《静远堂集》三卷，陈寿熊撰写。《健修堂诗集》二十二卷，边浴礼撰写。《澄怀堂诗集》十四卷，陈裴之撰写。《勿二三斋诗》一卷，孔广牧撰写。《琴隐园诗集》三十六卷，汤贻汾撰写。《竹石居文草》四卷、《诗草》四卷，童华撰写。《李文忠公全集》一百六十三卷，李鸿章撰写。《求补拙斋文略》二卷、《诗略》二卷。黎培敬撰写。《大潜山房诗钞》一卷，刘铭传撰写。《周武壮公遗书》九卷，周盛传撰写。《曾惠敏公诗文集》九卷，曾纪泽撰写。《结一庐遗文》二卷，硃学勤撰写。《心白日斋集》四卷，尹耕云撰写。《养云山庄文集》四卷、《诗集》四卷，刘瑞芬撰写。《湖塘林馆骈体文钞》二卷、《白华绛趺阁诗集》十卷，李慈铭撰写。《拙尊园文稿》六卷，黎庶昌撰写。《有恆心斋集》四十四卷，程鸿诏撰写。《谪麟堂文集》四卷，戴望撰写。《复堂文》四卷、《文续》五卷、《诗》十一卷，谭献撰写。《舒艺室杂著》甲编二卷、乙编二卷、《賸稿》一卷、《诗存》七卷，张文虎撰写。《仰萧楼文集》一卷，张星鉴撰写。《通斋诗集》五卷、外集一卷、《文集》二卷、《垂金廕绿轩诗钞》二卷、《圃珖岩诗钞》四卷，蒋超伯撰写。《晓瀛遗稿》二卷，蒋继伯撰写。《赌釭山庄集》七卷，谢章铤撰写。《陶堂遗文》一卷、《志微录》五卷，高心夔撰写。《毋自欺室文集》十卷，王炳燮撰写。《剑虹居文集》二卷、《诗集》二卷。

译秦焕撰写。《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李元度撰写。《归盦文稿》八卷，叶裕仁撰写。《悔馀庵诗稿》十三卷、《文稿》九卷，何栻撰写。《携雪堂全集》四卷，吴可读撰写。《存素堂诗文》十三卷，钱宝琛撰写。《集义斋咏史诗钞》六十卷，罗惇衍撰写。《倚晴楼诗集》十二卷、《续集》四卷，黄燮清撰写。《小匏庵诗存》六卷，吴仰贤撰写。《汀鹭文钞》三卷、《诗钞》二卷、《诗馀》一卷，杨传第撰写。《蒿庵遗集》十二卷，庄棫撰写。《小酉腴山房全集》二十卷，吴大廷撰写。《百柱堂诗稿》八卷，王柏心撰写。《亨甫诗选》八卷，张际亮撰写。《悔庵诗钞》十五卷，汪士铎撰写。《烟屿楼文集》四十卷、《诗集》十六卷，徐时栋撰写。《柏堂集》七十一卷，方宗诚撰写。《琴鹤山房遗稿》八卷，赵铭撰写。《仙心阁诗钞》八卷，彭慰高撰写。《古红梅阁遗集》八卷，刘履芬撰写。《渐西村人诗初集》十三卷、《安般簃诗续钞》十卷、《水明楼诗》一卷、《于湖文录》六卷，袁昶撰写。《泽雅堂诗集》六卷、《文集》八卷，施补华撰写。《寒松阁诗集》四卷，张鸣珂撰写。《汉孳室文钞》四卷，陶方琦撰写。《缦雅堂骈体文》八卷，王诒寿撰写。《扁善堂文存》二卷、《诗存》一卷，邓嘉缉撰写。《郑东父遗书》六卷，郑杲撰写。《濂亭文集》八卷，张裕钊撰写。《仪顾堂集》二十卷，陆心源撰写。《枕经堂文钞》二卷、《骈文》二卷，方朔撰写。《虚受堂文集》十六卷，王先谦撰写。《庸盦全集》十五卷，薛福成撰写。《吴挚甫文集》四卷、《诗集》一卷，吴汝纶撰写。《函雅堂集》二十四卷，王咏霓撰写。《诵芬诗略》三卷，黄炳垕撰写。《意园文略》一卷、《郁华阁遗诗》三卷，盛昱撰写。《灵石山房诗草》二卷，贵成撰写。《藤香馆诗词删存》六卷，薛时雨撰写。《退补斋诗存》十六卷、二编七卷、《文存》十二卷、二编五卷，胡凤丹撰写。《宝韦斋类稿》一百卷，李桓撰写。《香禅纪游草》四卷，潘锺瑞撰写。《汲菴文存》六卷、《诗存》八卷，杨象济撰写。《小芋香馆遗集》十二卷，李杭撰写。《萝摩亭遗诗》四卷，乔松年撰写。《养知书屋文集》二十八卷、《诗集》十五卷，郭嵩焘撰写。《句溪杂著》二卷，陈立撰写。《广经室文钞》一卷，刘恭冕撰写。《学诂斋文集》二卷，薛寿撰写。《心巢文录》一卷，成蓉镜撰写。《颐情馆闻过集》十二卷，宗源瀚撰写。《元同文钞》六卷，黄以周撰写。《爱经居杂著》四卷，黄以恭撰写。《崇兰堂诗存》十卷，张预撰写。《玉鉴堂诗存》一卷、《栎寄诗存》一卷，汪曰桢撰写。《味静斋诗存》八卷，徐嘉宾撰写。《范伯子诗集》十九卷，范当世撰写。《通雅堂诗钞》十卷，施山撰写。《伏敔堂诗录》十五卷、《续录》四卷，江湜撰写。《随安庐文集》六卷、《诗集》九卷，亢树滋撰写。《西圃集》十卷，潘遵祁撰写。《佩弦斋文存》三卷、《诗存》一卷，硃一新撰写。《姚震甫文略》十卷，姚舆撰写。《榴石山房遗稿》十卷，吴存义撰写。《啸古堂文集》八卷，蒋敦复撰写。《读有用书斋杂著》二卷。韩应陛撰写。《秋蟪吟馆诗钞》六卷、《文钞》一卷，金和撰写。《冬暄草堂诗钞》二卷，陈豪撰写。《训真书屋诗存》二卷，黄国瑾撰写。《鲜庵遗稿》一卷，黄绍箕撰写。《缦庵遗稿》一卷，黄绍第撰写。《籀矰述林》十卷，孙诒让撰写。《人境庐诗》十一卷，黄遵宪撰写。《雁影楼诗存》一卷，李希圣撰写。《贺先生文集》四卷，贺涛撰写。《张文襄公全集》二百四十卷，张之洞撰写。《雄白文集》一卷，张宗瑛撰写。《望云山房文集》三卷、《诗集》一卷，安维峻撰写。《瞿文慎公诗选遗墨》四卷，瞿鸿禨撰写。《题曾文正公祠百咏》一卷，硃孔彰撰写。《蒿盦类稿》三十二卷，冯煦撰写。以上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的著作。《六宜楼稿》一卷、《绿华草》一卷，吴宗爱撰写。《拙政园诗集》二卷，陈之遴的妻子徐灿撰写。《徐都讲诗》一卷，徐昭华撰写。《芸香巢賸稿》一卷，查为仁的妻子金玉元撰写。《挹青轩诗稿》一卷，华浣芳撰写。《玉窗遗稿》一卷，葛宜撰写。《寓书楼稿》一卷，陈穀撰写。《蕴真轩诗草》二卷，高其倬的妻子蔡琬撰写。《培远堂诗》四卷，毕沅的母亲张藻撰写。《蠹窗诗集》十四卷，张英的女儿令仪撰写。《柴车倦游集》二卷，蒋士铨的母亲锺令嘉撰写。《晚晴楼诗草》二卷，陆锡熊的母亲曹锡淑撰写。《长离阁集》一卷，孙星衍的妻子王采薇撰写。《写韵轩小稿》二卷，王芑孙的妻子曹贞秀撰写。《五真阁吟稿》一卷，陆继辂的妻子钱惠尊撰写。《长真阁集》七卷，孙原湘的妻子席佩兰撰写。《古春轩诗文钞》二卷，许宗彦的妻子梁德绳撰写。《闺中文存》一卷，郝懿行的妻子王照圆撰写。《梯仙阁馀课》一卷，曹一士的妻子陆凤池撰写。《如亭诗草》一卷，铁保的妻子莹川撰写。《芳荪书屋存稿》四卷，吴瑛撰写。

译《澹仙诗钞》四卷、《文钞》一卷，熊琏撰写。《兰居吟草》一卷，陈玉瑛撰写。《绣閒集》一卷，浦淡英撰写。《问花楼遗稿》三卷，许权撰写。《传书楼诗稿》一卷，金顺撰写。《南楼吟稿》二卷，徐映玉撰写。《盈书阁遗稿》一卷，袁棠撰写。《素文女子遗稿》一卷，袁机撰写。《楼居小草》一卷，袁杼撰写。《浣青诗草》一卷，钱维城的女儿孟钿撰写。《纕芷阁遗稿》一卷，左如芬撰写。《蕴玉楼集》四卷，屈秉筠撰写。《红香馆诗草》二卷，麟庆的母亲恽珠撰写。《绣馀小草》一卷，归懋仪撰写。《起云阁诗钞》四卷，鲍之兰撰写。《清娱阁吟稿》六卷，鲍之蕙撰写。《三秀斋诗钞》二卷，鲍之芬撰写。《听秋轩诗集》四卷，骆绮兰撰写。《不栉吟》三卷，潘素心撰写。《鼓瑟楼偶存》一卷，叶鱼鱼撰写。《贻砚斋诗稿》四卷，孙蕙意撰写。《珠楼遗稿》一卷，徐贞撰写。《兰如诗钞》一卷，叶蕙心撰写。《兰韫诗草》四卷，徐裕馨撰写。《梅花绣佛斋草》一卷，毕汾撰写。《秋红丈室遗诗》一卷。王昙的妻子金礼嬴撰写。《澹鞠轩诗稿》四卷，张纟习英撰写。《纬青遗稿》一卷，张惸英撰写。《邻云友月之居诗集》四卷、《餐枫馆文集》三卷，张纨英撰写。《绿槐书屋诗稿》五卷，张纶英撰写。《自然好学斋诗钞》十卷，陈裴之的妻子汪端撰写。《芸香阁诗稿》一卷，黄婉璚撰写。《滤月轩集》七卷，赵棻撰写。《小维摩集》一卷，江珠撰写。《绣箧小集》四卷，硃绶的妻子高牴撰写。《天游阁集》五卷，贝勒奕绘的侧室顾太清撰写。《芸香馆遗诗》二卷，宗室盛昱的母亲那逊兰保撰写。《清足居集》一卷，邓瑜撰写。以上是闺阁类著作。《宝云堂集》四卷，南潜撰写。《完玉堂诗集》十卷，元璟撰写。《冬关诗钞》六卷，通复撰写。《懒斋别集》十四卷，通门撰写。《双树轩诗钞》一卷，湛汎撰写。《香域内外集》十二卷，敏膺撰写。《敲空遗响》十二卷，如乾撰写。《遍行堂续集》十六卷，今释撰写。《石堂集》七卷，元玉撰写。《芝厓诗集》二卷，超凡撰写。《流香一览》一卷，明开撰写。《话堕集》六卷，篆玉撰写。《洞庭诗稿》六卷，大镫撰写。《笠堂诗草》一卷，福红撰写。《倚杖吟》五卷，古风撰写。《南磵吟草》一卷，实月撰写。《烎虚大师遗集》三卷，明中撰写。《法喜集》三卷、《唾馀集》三卷，禅一撰写。《水明山楼集》四卷，宝懿撰写。《借菴诗草》十二卷，清恆撰写。《竹窗賸稿》一卷，伴霞撰写。《口头吟》一卷，龙池撰写。《▯头吟》一卷，起信撰写。《茶梦山房吟草》二卷，达宣撰写。《古树轩录》一卷，啸颠撰写。《小绿天菴吟草》一卷，达受撰写。以上是方外类著作。宋代潘阆《逍遥集》一卷，赵湘《南阳集》六卷，夏竦《文庄集》三十六卷，宋庠《宋元宪集》四十卷，宋祁《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胡宿《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宋强至《祠部集》三十六卷，王珪《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金君卿《金氏文集》二卷，刘敞《公是集》五十四卷，刘攽《彭城集》四十卷，陈舜俞《都官集》十四卷，郑獬《郧溪集》三十卷，吕陶《净德集》三十卷，刘挚《忠肃集》二十卷，王安礼《王魏公集》八卷，李廌《济南集》八卷，张舜民《画墁集》八卷，陆佃《陶山集》十四卷，华镇《云溪居士集》三十卷，李复《潏水集》十六卷，刘跂《学易集》八卷，毕仲游《西台集》二十卷，吴则礼《北湘集》五卷，谢逸《溪堂集》十卷，李彭《日涉园集》十卷，吕南公《灌园集》二十卷，慕容彦远《摛文堂集》十五卷、附录一卷，许翰《襄陵集》十二卷，毛滂《东堂集》十卷，周行己《浮沚集》八卷，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洪朋《洪龟父集》二卷，李新《跨鼇集》三十卷，李若水《忠愍集》三卷，王安中《初寮集》八卷，许景衡《横塘集》二十卷，洪刍《老圃集》二卷，葛胜仲《丹阳集》二十四卷，张守《毗陵集》十五卷，汪藻《浮溪集》三十六卷，李光《庄简集》十八卷，赵鼎《忠正德文集》十卷，张扩《东窗集》十六卷，翟汝文《忠惠集》十卷、附录一卷，刘才邵《晙溪居士集》十二卷，吕颐浩《忠穆集》八卷，张嵲《紫微集》三十六卷，王洋《东牟集》十四卷，王之道《相山集》三十卷，黄彦平《三馀集》四卷，李正民《大隐集》十卷，洪皓《鄱阳集》四卷，李流谦《澹斋集》十八卷，硃翌《灊山集》三卷，郭印《云溪集》十二卷，綦崇礼《北海集》四十六卷、附录三卷，李处权《崧庵集》六卷，吴可《藏海居士集》二卷，曾几《茶山集》八卷。

译张元幹《芦川归来集》十卷、附录一卷，邓深《邓绅伯集》二卷，仲并《浮山集》十卷，吴芾《湖山集》十卷，汪应辰《文定集》二十四卷，陈长方《唯室集》四卷、附录一卷，王之望《汉滨集》十六卷，曹协《云庄集》五卷，林季仲《竹轩杂箸》六卷，王质《雪山集》十六卷，李石《方舟集》二十四卷，喻良能《香山集》十六卷，崔敦礼《宫教集》十二卷，陈棣《蒙隐集》二卷，卫博《定庵类稿》四卷，李吕《澹轩集》八卷，虞俦《尊白堂集》六卷，袁说友《东堂集》二十卷，许及之《涉斋集》十八卷，赵蕃《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彭龟年《止堂集》二十卷，曾丰《缘督集》二十卷，袁燮《絜斋集》二十四卷，蔡戡《定斋集》二十卷，员兴宗《九华集》二十五卷、附录一卷，赵善括《应斋杂箸》六卷，李洪《芸庵类稿》六卷，张鎡《南湖集》十卷，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章甫《自鸣集》六卷，杨冠卿《客亭类稿》十五卷，史尧▯《莲峰集》十卷，孙应时《烛湖集》二十卷、附编二卷，曹彦约《昌谷集》二十二卷，廖行之《省斋集》十卷，周南《山房集》九卷，卫泾《后乐集》二十卷，度正《性善堂稿》十五卷，葛绍体《东山诗选》二卷，袁甫《蒙斋集》十八卷，吴泳《鹤林集》四十卷，许应龙《东涧集》十四卷，戴栩《浣川集》十卷，陈元晋《渔墅类稿》八卷，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十四卷，苏泂《冷然斋集》八卷，韩淲《涧泉集》二十卷，陈耆卿《筼窗集》十卷，王迈《臞轩集》十六卷，包恢《敝帚稿略》八卷，赵汝腾《庸斋集》六卷，赵孟坚《彝斋文编》四卷，张侃《张氏拙轩集》六卷，唐士耻《灵岩集》十卷，徐元杰《楳埜集》十二卷，高斯得《耻堂存稿》八卷，阳枋《字溪集》十一卷、附录一卷，释文▯《潜山集》十二卷，刘辰翁《须溪集》十卷。胡仲弓《苇航漫游稿》四卷，马廷鸾《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舒岳祥《阆风集》十二卷，卫宗武《秋声集》六卷，董嗣杲《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家铉翁《则堂集》六卷，连文凤《百正集》三卷，陈杰《自堂存稿》四卷，蒲寿晟《心泉学诗稿》六卷。金代王寂《拙轩集》六卷。元代张养浩《归田类稿》二十四卷，艾性夫《剩语》二卷，陆文圭《墙东类稿》二十卷，赵文《青山集》八卷，胡祗遹《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杨宏道《小亨集》六卷，魏初《青崖集》五卷，刘将孙《养吾斋集》三十二卷，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八卷，滕安上《东庵集》四卷，程端礼《畏斋集》六卷，姚燧《牧庵文集》三十六卷，陈宜甫《陈秋岩诗集》二卷，王旭《兰轩集》十六卷，张之翰《西岩集》二十卷，刘敏中《中庵集》二十卷，王结《王文忠集》六卷，萧▯《勤斋集》八卷，同恕《榘庵集》十五卷，王沂《伊滨集》二十四卷，程端学《积斋集》五卷，硃晞颜《瓢泉吟稿》五卷，张仲深《子渊诗集》六卷，刘仁本《羽庭集》六卷，吴皋《吾吾类稿》三卷，周巽《性情集》六卷，胡行简《樗隐集》六卷。明代谢肃《密庵集》八卷，钱宰《临安集》六卷，蓝仁《蓝山集》六卷，蓝智《蓝涧集》六卷，郑潜《樗庵类稿》二卷，龚斅《鹅湖集》九卷。以上为乾隆时期奉敕辑录的著作。宋代晏殊《元献遗文》一卷，胡亦堂辑录。宋代尤袤《梁溪遗稿》一卷，尤侗辑录。以上是辑录散佚文献类。总集类。《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徐乾学等奉敕编纂。《唐宋文醇》五十八卷，高宗御定。《全唐文》一千卷，嘉庆十九年奉敕编纂。《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乾隆十二年张廷玉等奉敕编纂。《清续文颖》一百八卷，嘉庆十五年奉敕编纂。《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六年彭定求等奉敕编纂。《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一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亲自选定。《四朝诗》三百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纂。《全金诗》七十四卷，郭元釪原本，康熙五十年奉敕刊行。《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张玉书等奉敕编纂。《历代题画诗》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纂。《唐宋诗醇》四十七卷，高宗御定。《熙朝雅颂集》首集二十六卷、正集一百八卷，嘉庆九年铁保等奉敕编纂。《千叟宴诗》四卷，康熙六十一年奉敕编纂。《千叟宴诗》三十四卷，乾隆四十九年奉敕编纂。《重举千叟宴诗》三十四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纂。《南巡召试录》三卷，乾隆时期谢墉等奉敕编纂。《上书房消寒诗》一卷，嘉庆时期董观国等奉敕编纂。《三元诗》一卷，附《三元喜宴诗》一卷，嘉庆二十五年陆锡熊奉敕编纂。《历代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纂。《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方苞奉敕编纂。

译《文选举正》二卷，陈景云撰写。《文选理学权舆》八卷，汪师韩撰写。《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文选李注补正》四卷、《文选考异》四卷，孙志祖撰写。《文选考异》十卷，胡克家撰写。《文选音义》八卷，余萧客撰写，陈彬华补辑。《文选集释》二十四卷，硃珔撰写。《选学胶言》二十卷，张云璈撰写。《文选旁证》四十六卷，梁章钜撰写。《文选笺正》三十二卷，胡绍煐撰写。《读选意签》一卷，陈仅撰写。《选学规李》一卷、《选学规何》一卷，徐攀凤撰写。《文选疏解》十九卷，顾施桢撰写。《选诗定论》十八卷，吴湛撰写。《古诗十九首说》一卷，徐昆撰写。《古诗十九首注》一卷，卿彬撰写。《古诗十九首解》一卷，张庚撰写。《古诗十九首详解》二卷，饶学斌撰写。《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薛传均撰写。《文选考音》一卷，赵晋撰写。《文选编珠》一卷，石蕴玉撰写。《文选通假字会》四卷，杜宗玉撰写。《文选课虚》四卷，杭世骏撰写。《玉台新咏考异》十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卷、正四卷、正三十二卷〕 纪容舒撰写。《玉台新咏笺注》十卷，吴兆宜撰写。《才调集补注》十卷，殷元勋、宋邦绥合撰。《三体唐诗补注》六卷，高士奇撰写。《唐诗鼓吹笺注》十卷，其中“注”由钱朝鼒、王俊臣撰写，“笺”由王清臣、陆贻典撰写。《诗纪匡谬》一卷，冯舒撰写。严可均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郭麟辑录《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陆心源辑录《唐文拾遗》八十卷、《续》十六卷。顾宸编纂《宋文选》三十卷。陶珽编纂《宋四大文选》八卷。庄仲方编纂《南宋文范》七十卷。董兆熊编纂《南宋文录》二十四卷。王仁俊辑录《辽文萃》七卷。庄仲方编纂《金文雅》十卷。张金吾辑录《金文最》一百二十卷。梁廷枬编纂《南汉文字》四卷。王仁俊辑录《西夏文缀》二卷。黄宗羲编纂《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读》六十二卷。薛熙编纂《明文在》一百卷。硃珔编纂《国朝古文汇钞》初集一百七十六卷、二集一百卷。李祖陶编纂《国朝文录》八十二卷、《续录》六十六卷。姚椿编纂《国朝文录》一百卷。吴翌凤编纂《国朝文徵》四十卷。杨彝珍编纂《国朝古文正的》七卷。刘执玉编纂《国朝六家文钞》八卷。宋荦编纂《三家文钞》三十二卷。《湖海文传》七十五卷。王昶编纂《湖海文传》。陆燿编纂《切问斋文钞》三十卷。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盛康编纂《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张伯行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十九卷。储欣编纂《唐宋八大家全集录》五十一卷。沈德潜编纂《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三十卷。汪份编纂《唐宋八家文分体初集》八卷、二集八卷、三集八卷。李祖陶编纂《金元明八大家文选》五十三卷。刁包编纂《斯文正统》十二卷。蔡世远编纂《古文雅正》十四卷。李光地编纂《古文精藻》二卷。林有席编纂《续古文雅正》十四卷。王翰熙编纂《文章正宗读本》十六卷。王源编纂《文章练要》十卷。王赞元编纂《古文近道集》二卷。倪承茂编纂《古文约编》十卷。潘锡恩编纂《乾坤正气集》五百七十四卷。姚鼐编纂《古文词类纂》四十八卷。梅曾亮编纂《古文词略》二十四卷。王先谦编纂《续古文词类纂》三十四卷。黎庶昌编纂《续古文词类纂》二十八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四卷〕 曾国籓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卷、《经史百家简编》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孙星衍辑录《续古文苑》二十卷。赵绍祖编纂《金石文钞》八卷。盛昱编纂《八旗文经》五十六卷、《作者考》一卷。田茂遇编纂《燕台文选》八卷、补遗一卷。张斐然编纂《容城三贤集》十卷。陈作霖编纂《金陵文钞》十六卷。吴定璋编纂《七十二峰足徵集》一百一卷。凌淦编纂《松陵文录》二十四卷。徐午编纂《南昌文考》二十卷。胡亦堂编纂《临川文献》八卷。聂芳声编纂《丰阳人文纪略》十卷。王崇炳编纂《金华文略》二十卷。硃壬林编纂《当湖文系》初编二十八卷。汤成烈编纂《缙云文徵》二十卷、补编一卷。罗汝怀编纂《湖南文徵》一百九十卷。苏源生编纂《中州文徵》五十四卷。范鄗鼎编纂《续垂棘编》三集十卷、四集九卷。袁文揆、张登瀛合编《滇南文略》四十七卷。杨长世及其侄子以叡、以俨和侄孙兆凤、兆年撰写《杨氏五家文钞》十二卷。郑尔垣编纂《义门郑氏奕叶集》十卷。申居郧编纂《申氏拾遗集》二卷。汪琬编纂《汪氏传家集》一百三十卷。杨沂孙编纂《三陶集》二十二卷。沈中祐编纂《沈氏三代家言》十五卷。彭祖贤编纂《彭氏三先生集》七卷。戴翊清、硃廷燮合编《安吉施氏遗著》七卷。《钱氏四先生集》十五卷，编者姓名不详。李兆洛编纂《骈体文钞》三十一卷。陈均编纂《唐骈体文钞》十七卷。彭元瑞、曹振镛合编《宋四六选》二十四卷。曾燠编纂《骈体正宗》十二卷。姚燮编纂《骈文类苑》十四卷。孙星衍编纂《八家四六》八卷。王先谦编纂《十家四六》十卷。陆葇编纂《历朝赋格》十五卷。王修玉编纂《历朝赋楷》九卷。吴光昭撰写《赋汇录要笺略》十卷。张惠言编纂《七十家赋钞》五卷。周在浚编纂《藏庋集》十六卷。王相编纂《尺牍▯婴鸣集》十二卷。潘仕成编纂《颜氏家藏尺牍》四卷、《姓氏考》一卷。黄本骥编纂《明尺牍墨华》三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六十卷〕 《宫闱选》三十五卷，周寿昌编纂。

译李因笃撰写《汉诗音注》五卷、《汉诗评》五卷。陈本礼撰写《汉诗统笺》三卷。王士禛编纂《唐诗选》十七卷、《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唐贤三昧集》三卷。吴煊、胡棠撰写《唐贤三昧集笺注》三卷。徐焯编纂《全唐诗录》一百卷。汪立名编纂《唐四家诗选》八卷。戴明说撰写《说唐诗》二十三卷。高士奇撰写《续三体唐诗》八卷、《唐诗掞藻》八卷。杜诏、杜庭珠合编《唐诗叩弹集》十二卷、《续集》三卷。胡以梅编纂《唐诗贯珠笺释》六十卷。沈德潜编纂《唐诗别裁集》三十卷。管世铭编纂《读雪山房唐诗选》四十卷、《序例》一卷。李调元编纂《全五代诗》一百卷。吴之振编纂《宋诗钞》一百六卷。顾贞观编纂《宋诗删》二十五卷。曹廷栋编纂《宋百家诗存》二十八卷。曹学佺编纂《宋诗选》四十九卷。顾嗣立编纂《元诗选》三集一百十一卷、《元诗选癸集》十卷。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六集八十一卷。《明诗综》一百卷。硃彝尊编纂《明诗别裁集》十二卷；沈德潜编纂《明三十家诗选》二集十六卷；闺秀汪端编纂《古诗选》三十二卷；王士禛编纂《诗原》二十五卷；顾大申编纂《历朝诗约选》九十二卷；刘大櫆编纂《古诗录》十二卷；张琦编纂《十八家诗钞》二十卷；曾国籓编纂《宋元诗会》一百卷；陈焯编纂《宋金元诗永》二十卷、《补遗》二卷；吴绮编纂《宋金元诗选》八卷；吴翌凤编纂《宋元四家诗选》四卷；戴熙编纂《清诗选》三十卷；孙鋐编纂《清诗初集》十二卷；蒋鑨等编纂《盛朝诗选初集》十二卷；顾施桢编纂《本朝应制琳琅集》十卷；邹一桂编纂《本朝馆阁诗》二十卷；阮学洪编纂《国朝赓飏集注》十六卷；张日珣、邱允德共同编纂《国朝应制诗粹》四卷；许大纶编纂《清诗鼓吹》四卷；周佑予编纂《国雅集》二卷；傅王露编纂《国朝诗别裁集》三十六卷；沈德潜编纂《国朝正雅集》一百卷；符葆森编纂《国朝诗》十卷、《外编》一卷、《补》六卷。吴翌凤编纂《国朝诗的》六十三卷；陶煊等编纂《国朝诗乘》十卷；刘然编纂《国朝诗铎》二十六卷；张应昌编纂《国朝诗隐》一卷；编纂者姓名不详的《国朝诗萃》初集十卷、二集四卷；潘瑛等编纂《国朝六家诗钞》八卷；刘执玉编纂《国初十家诗钞》七十五卷；王相编纂《四家诗钞》二十八卷；王企靖编纂《诗持》十卷、《广集》八十九卷；魏宪编纂《陆陈二先生诗钞》十六卷；蒯德模编纂《二家诗钞》二十卷；邵长蘅编纂《七子诗选》十四卷；沈德潜编纂《八家诗选》八卷；吴之振编纂《二冯诗集》九卷；胡思敬编纂《国朝四家诗集》四卷；叶燮编纂《诗观》十二卷；邓汉仪编纂《明遗民诗》十六卷；卓尔堪编纂《感旧集》十六卷；王士禛编纂《同人集》十二卷；冒襄编纂《旧怀集》二卷；冯舒编纂《箧衍集》十二卷；陈维崧编纂《溯洄集》十卷；魏裔介编纂《近光集》二十四卷；汪士鋐编纂《群雅集》十二卷；李振裕编纂《高言集》四卷。田茂遇、董俞共同编纂《于野集》七卷；王原编纂《友声集》七卷；赖鲲升编纂《续同人集》十三卷；袁枚编纂《金兰续集》一卷；徐坚编纂《八表停云集》三十卷；严长明编纂《群雅集》四十卷、二集九卷；王豫编纂《清尊集》十六卷；汪远孙编纂《刻烛集》一卷；曹仁虎编纂《盍簪集》十卷；刘国楫编纂《过日集》十六卷；曾灿编纂《幽光集》一卷；方登贤编纂《沈珠集》一卷；陈辰生编纂《金铃集》十二卷；张纶编纂《天籁集》一卷；郑旭旦编纂《慰讬集》十六卷；黄安涛编纂《卬须集》八卷、《续集》六卷、《又续集》六卷、《怀旧集》十二卷、《续集》六卷、《又续集》二卷；吴翌凤编纂《同调集》一卷；龙铎、舒位共同编纂《拜飏集》八卷；马俊臣编纂《兰言集》二十卷；谢堃编纂《兰言集》十二卷；赵绍袓编纂《笃旧集》十八卷；刘存仁编纂《师友集》十卷；梁章钜编纂《撷芳集》二卷；谢桐冈编纂《共赏集》一卷、二编一卷；钱辰编纂《湖海诗传》四十六卷。王昶编纂《扶轮新集》十四卷；黄传袓编纂《同岑诗选》十二卷；黄孙灿编纂《同人题赠集》四卷；何承燕编纂《蜕翁所见录》十卷；叶廷琯编纂《白山诗介》十卷；铁保编纂《国朝畿辅诗传》六十卷；陶樑编纂《沧州诗钞》十二卷；王国均编纂《津门诗钞》三十卷；梅成栋编纂《燕齐四家诗集》十二卷；编纂者不详的《磁人诗》十卷；杨方晃编纂《易台风雅》四卷；苏宏祖编纂《易台风雅续集》四卷；苏元善编纂《江苏诗徵》一百八十卷；王豫编纂《国朝金陵诗徵》四十八卷；硃绪曾编纂《石城七子诗钞》十四卷；翁长森编纂《金陵名胜诗钞》四卷、《秦淮诗钞》二卷；李鼇编纂《南邦黎献集》十六卷；鄂尔泰编纂《吴风》二卷、《江左十五子诗选》十五卷；宋荦编纂《江左三大家诗钞》九卷；顾有孝编纂《江左十子诗钞》十卷；王鸣盛编纂《吴会英才集》二十四卷；毕沅编纂《吴门三家诗》三卷；硃琳编纂《姑苏杨柳枝词》一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卷〕

译汪琬编纂《木渎诗存》十四卷；汪正编纂《国朝松陵诗徵》二十卷；费周仁编纂《禊湖诗》十八卷；徐达源编纂《松风馀韵》五十一卷；姚宏绪编纂《国朝练音集》十二卷；王辅铭编纂《青浦诗传》三十二卷；王昶编纂《海曲诗钞》十六卷；冯金伯编纂《太仓十子诗选》十卷；吴伟业编纂《毗陵六逸诗钞》二十三卷；庄仕芬、徐梅共同编纂《梁溪诗钞》五十八卷；顾光旭编纂《京江耆旧集》十三卷；张学仁编纂《焦山诗集》一卷；卢见曾编纂《淮海英灵集》二十二卷；阮元编纂《刊上题襟集》一卷、《续集》一卷；曾燠编纂《甓湖联吟集》七卷；李光国撰《高邮耆旧诗存》二卷；王敬之编纂《东皋诗存》四十八卷；王之珩编纂《崇川诗钞汇存》五十一卷；王藻编纂《崇川诗集》十二卷；孙翔编纂《续宛雅》八卷；蔡蓁编纂《合肥三家诗录》二卷；谭献编纂《江西诗徵》九十四卷；曾燠编纂《岳阳诗传》四卷。李絜、李嵘共同编纂《江浙诗存》六卷；阮元、秦瀛共同编纂《两浙輶轩录》四十卷、《补遗》十卷；阮元编纂《续两浙輶轩录》五十四卷、《补遗》六卷；潘衍桐编纂《浙人诗存》八卷；柴杰编纂《国朝杭郡诗辑》三十二卷；吴颢编纂、孙振棫重编《国朝杭郡诗辑续编》四十六卷；吴振棫编纂《国朝杭郡诗三辑》一百卷；丁丙编纂《西泠三太守诗钞》三卷、《西泠六君子诗钞》六卷；聂先编纂《西泠五布衣遗著》二十五卷；丁丙编纂《钱唐怀古诗》一卷；王德麟编纂《湖墅诗钞》八卷；孙以荣编纂《西泠十子诗选》十卷；编纂者不详的《西湖柳枝词》五卷；王昶编纂《海昌丽则》八卷；吴骞编纂《槜李诗系》四十二卷；沈季友编纂《续槜李诗系》四十卷；胡昌基撰《嘉禾百咏偶钞》一卷；编纂者不详的《梅里诗辑》二十八卷；许灿编纂《梅里续诗辑》十二卷、《补遗》一卷；沈爱莲编纂《梅会诗集》十三卷；李维钧编纂《梅会诗选》十二卷。李稻塍编纂《魏唐诗陈》八卷；钱佳编纂《峡川诗钞》二十卷；曹宗载编纂《峡川诗续钞》十六卷；许仁沐、蒋学坚共同编纂《鸳鸯湖棹歌》四卷；编纂者不详的《柳洲诗集》十卷；陈曾新编纂《国朝湖州诗续录》十六卷；郑佶编纂《吴兴诗存》四集四十八卷；陆心源编纂《浙西六家诗钞》六卷；吴应和编纂《甬上耆旧诗》三十卷；胡文学编纂《四明四友诗》六卷；郑性编纂《越姥诗蒐》十二卷；倪励编纂《越风》三十卷；商盘编纂《姚江逸诗》十五卷；黄宗羲编纂《续姚江逸诗》十二卷；倪继宗编纂《越七十二家诗集》八卷；编纂者不详的《越三子集》七卷；潘祖廕编纂《诸暨诗存》十六卷；郦滋德编纂《诸暨诗存续编》四卷；郭肇编纂《嵊诗钞》四卷；吕岳孙编纂《上虞诗选》四卷；徐幹编纂《上虞四家诗钞》十八卷；编纂者不详的《金华诗录》六十卷；硃琰编纂《永康十孝廉诗钞》二十二卷；胡凤丹编纂《东阳历代诗》九卷。董肇勋编纂《国朝严川诗录》八卷；宗源瀚编纂《黄岩集》三十二卷；王咏霓编纂《三台诗录》三十二卷；戚学标编纂《仙居集》二十四卷；王寿颐编纂《两浙教官诗录》十八卷；许正绶编纂《国朝全闽诗录》初集三十二卷、续集十一卷；郑杰编纂《莆风清籁集》六十卷；郑王臣编纂《黄冈二家诗钞》三十四卷；陈师晋编纂《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邓显鹤编纂《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卢见曾编纂《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张鹏展编纂《曲阜诗钞》八卷；孔宪彝编纂《渠风集略》七卷；马长淑编纂《山右诗存》二十四卷、《附录》八卷；李锡麟编纂《晋四人诗》六卷；戴廷栻编纂《蒲溪吟社三家诗钞》四卷；顾贻禄编纂《潞安诗钞前编》四卷；程之玿编纂《潞安诗钞后编》十二卷；常煜编纂《陇西二家诗钞》三卷；李俊编纂《蜀雅》二十卷；李调元编纂《蜀诗》十五卷；费经虞编纂《粤东诗海》一百卷、《补遗》六卷。温汝能编纂《粤风集》四卷；李调元编纂《广东诗粹》十二卷；梁善长编纂《岭南群雅集》六卷；刘彬华编纂《岭海诗钞》二十四卷；凌扬藻编纂《楚庭耆旧诗》前集二十一卷、后集三十二卷；伍崇曜编纂《端人集》四卷；彭泰来编纂《粤诗蒐逸》四卷；黄子高编纂《粤十三家诗钞》一百八十三卷；伍元薇编纂《倪城风雅》二卷；劳铔编纂《黔诗纪略》二十三卷；黎兆勋编纂《滇诗嗣音集》二十卷、《补遗》一卷；黄琮编纂《滇诗重光集》十八卷；许印芳编纂《滇诗拾遗》六卷；陈荣昌编纂《午梦堂诗钞》四卷；叶燮编纂《曲阜孔氏诗钞》十四卷；孔宪彝编纂《长林四世弓冶集》五卷；林其茂编纂《述本堂诗集》二十一卷；桐城方氏编纂《二方诗钞》六卷；方观承编纂《笃叙堂诗集》五卷；侯官许氏编纂《棣华书屋近刻》四卷；硃湘、硃绛、硃纲撰《沈氏诗录》十二卷；沈祖禹编纂《桐鹤诗钞》二十九卷。

译单铭编纂《湖陵江氏集》五卷；江八斗编纂《春星堂诗集》十卷、《续集》一卷；汪簠编纂《汪氏传家集》一卷；汪宗豫编纂《邵氏联珠集》四卷；邵齐烈、邵齐焘、邵齐熊、邵齐然撰《陈氏联珠集》十五卷；王肇奎编纂《翟氏诗钞》一卷、《附录》一卷；翟瀚编纂《诸氏家集》十卷；诸家乐编纂《后村周氏渊源录》十三卷；周源编纂《萧山任氏遗芳集》三卷；任渠编纂《虞山黄氏五家集》五卷；黄泰编纂《秀水王氏家藏集》五十卷；王褧之编纂《锡山秦氏诗钞》十五卷；秦彬编纂《钱氏传芳集》一卷；钱泳编纂《继生堂集》四卷；张宾、张淇、张灝、张椿年撰《鄂韡联吟集》二卷；马国伟、马用俊撰《桐城马氏诗钞》七十卷；马树华编纂《尹氏历代诗钞》七十卷；尹抡编纂《许氏巾箱集》四卷；许兆熊编纂《琴川黄氏三集》三卷；黄鹤、黄叔灿、黄廷鉴撰《瑞竹亭合稿》四卷；王愈扩、王愈融撰《屠氏昆季诗钞》二卷。屠秉钧等撰《戴氏三俊集》三卷；戴芬、戴福谦、戴(▯纯)撰《胡氏群从集》三卷；胡珵、胡琨、胡琮撰《方氏乔梓集》一卷；方骘及其子宗诚撰《毗陵杨氏诗存》六卷、《附编》三卷；杨葆彝编纂《新安先集》二十卷；硃之榛编纂《海丰吴氏诗存》四卷；吴重熹编纂《石氏乔梓集》二卷；潘锺瑞编纂《二熊君诗賸》二卷；熊其英、熊其光撰《二许集》二卷；许乃济等撰《同怀忠孝集》二卷；严辰编纂《高氏一家稿》一卷；高云麟编纂《汪氏全集》十二卷；汪曾唯编纂《湖墅钱氏家集》十八卷；钱锡宾等撰《济阳家集》一卷；丁丙编纂《城北唱随集》一卷；徐叶钧及其妻吴婉宜撰《唱和初集》一卷、《随草》二卷、《随草续编》一卷；李元鼎及其妻硃中楣撰《鸣和集》一卷、《抵掌八十一吟集》一卷；马履泰及其女婿锁成、儿子庆孙、怡孙撰《亭林同志赠言》一卷；沈岱瞻编纂《双节堂赠言》三十卷。汤成烈编纂《汤将军怀忠录》八卷；查礼编纂《查氏一门烈女编》一卷；屠倬编纂《紫阳书院课馀选》二卷；胡敬编纂《敬修堂诗赋课钞》十五卷；阮元编纂《八砖吟馆刻烛集》二卷；尤兴诗编纂《问梅诗社诗钞》一卷；任兆麟编纂《林屋吟榭诗钞》十二卷、《附录》三卷；吴景潮编纂《谢琴诗钞》八卷；王士禛编纂《载书图题咏》一卷；陈维崧编纂《填词图题咏》一卷；徐釚编纂《枫江渔父图咏》一卷；杭世骏编纂《松吹堂读书图题咏》一卷；黄丕烈编纂《梦境图唱和诗》一卷；编纂者不详的《张忆娘簪花图题咏》一卷；顾有孝编纂《乐府英华》十卷；硃嘉徵编纂《乐府广序》三十卷；杜文澜编纂《古谣谚》一百卷；史梦兰编纂《古今谣谚补注》二卷、《古今风谣拾遗》四卷、《古今谚拾遗》六卷；林伯桐撰《古谚笺》十卷；费密编纂《唐宫闱诗》三卷；陈维崧编纂《妇人集》一卷；闺秀恽珠编纂《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陆昹编纂《红树楼名媛诗选》十二卷；蔡殿齐编纂《国朝闺阁诗钞》九十九卷；吴翌凤编纂《女士诗钞》不分卷；袁枚编纂《袁家三妹合稿》三卷；闺秀鲍之兰等撰《鲍氏三女子诗钞》三卷；袁枚编纂《随园女弟子诗选》六卷；陈文述编纂《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一卷；洪亮吉编纂《京江三上人诗选》三卷。宋代陈起编《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元代方回编《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汪泽民、张师愚编《宛陵群英集》十二卷。这些书都是乾隆时期奉敕编纂的。诗文评论类。顾炎武撰《救文格论》二卷；王夫之撰《夕堂永日绪论》一卷；黄与坚撰《论学三说》一卷；魏际瑞撰《伯子论文》一卷；魏禧撰《日录论文》一卷；谈迁撰《枣林艺篑》一卷；王之绩撰《铁立文起》二十二卷；王元启撰《惺斋论文》一卷；吴德旋撰《古文绪论》一卷；王昶撰《述菴论文别录》一卷；曾国籓撰《鸣原堂论文》二卷；刘熙载撰《艺概》六卷；方宗诚撰《论文章本原》三卷；陈维崧撰《四六金针》一卷；孙梅撰《四六丛话》三十三卷；彭元瑞撰《宋四六话》十二卷；王芑孙撰《读赋卮言》一卷；林联桂撰《见星庐赋话》十卷；李调元撰《赋话》十卷；劳孝舆撰《春秋诗话》五卷；孙梅撰《选诗丛话》一卷；管世铭〔原文作“讠巽”，疑为讹字〕撰《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一卷；潘德舆撰《李杜诗话》三卷；王士禛撰《五代诗话》十二卷；郑方坤撰《五代诗话》十卷；吴乔撰《西昆发微》三卷。

译张泰来撰《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一卷；周春撰《辽诗话》二卷；杜廕棠撰《明人诗品》二卷；吴景旭撰《历代诗话》八十卷；何文焕撰《历代诗话考索》一卷；郑方坤撰《全闽诗话》十二卷；杭世骏撰《榕城诗话》三卷；梁章钜撰《南浦诗话》八卷、《雁宕诗话》二卷；陶元藻撰《全浙诗话》五十四卷；张道撰《全浙诗话刊误》一卷；阮元撰《广陵诗事》十卷；陈廷敬撰《杜律诗话》二卷；周春撰《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纪昀撰《玉溪生诗说》二卷；王文诰撰《苏海识馀》四卷；张道撰《苏亭诗话》六卷；顾炎武撰《诗律蒙告》一卷；王夫之撰《诗铎》一卷；吴伟业撰《梅村诗话》一卷；王士禛撰、张宗枬辑《带经堂诗话》三十卷；郎廷极撰《师友诗传录》一卷；刘大勤撰《续录》一卷；何世璂撰《然灯记闻》一卷；施闰章撰《蠖斋诗话》二卷；赵执信撰《谈龙录》一卷。宋荦撰《漫堂说诗》一卷；硃彝尊撰《静志居诗话》二十四卷；毛奇龄撰《西河诗话》八卷；毛先舒撰《诗辨坻》四卷；查慎行撰《初白庵诗评》三卷；顾嗣立撰《寒▯诗话》一卷；汪师韩撰《谈诗录》一卷、《诗学纂闻》一卷；黄子云撰《野鸿诗的》一卷；庞垲撰《诗义固说》二卷；吴乔撰《围炉诗话》八卷；叶燮撰《原诗》一卷；沈德潜撰《说诗晬语》四卷；查为仁撰《莲坡诗话》三卷；袁枚撰《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翁方纲撰《石洲诗话》八卷；洪亮吉撰《北江诗话》六卷；宋大樽撰《茗香诗论》一卷；赵翼撰《瓯北诗话》二卷；李调元撰《雨村诗话》二卷；吴骞撰《拜经楼诗话》四卷；宗室恆仁撰《月山诗话》一卷；宋俊撰《柳亭诗话》三十卷；汪沆撰《槐塘诗话》一卷；陶元藻撰《凫亭诗话》二卷；郭麟撰《灵芬馆诗话》十八卷；陈经撰《雅歌堂诗话》二卷。舒位撰《瓶水斋诗话》一卷；方薰撰《山静居诗话》一卷；姚椿撰《匏庐诗话》三卷；潘德舆撰《养一斋诗话》十卷；杨霈撰《筠石山房诗话》六卷；吴仰贤撰《小匏菴诗话》十卷；林昌彝撰《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陈来泰撰《寿松堂诗话》四卷；于源撰《灯窗琐话》四卷；徐熊飞撰《春雪亭诗话》一卷；谢堃撰《春草堂诗话》八卷；李堂撰《缘庵诗话》三卷；宋咸熙撰《耐冷谭》十六卷；张燮承撰《小沧浪诗话》四卷；锺骏声撰《养自然斋诗话》十卷；潘衍桐撰《缉雅堂诗话》二卷；王士禄撰《然脂集例》一卷；许印芳撰《诗法萃编》十五卷；梁章钜撰《闺秀诗话》四卷；丁芸撰《闺秀诗话续编》四卷；陈鸿墀撰《全唐文纪事》一百二十二卷；厉鹗撰《宋诗纪事》一百卷；罗以智撰《宋诗纪事补遗》一卷；陆心源撰《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附小传补正》四卷；徐釚撰《本事诗》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卷〕 李良年撰《词坛纪事》三卷；郑方坤撰《国朝诗人小传》四卷；张维屏撰《国朝诗人徵略》六十卷、二编六十四卷；梁章钜撰《制艺丛话》二十四卷；倪鸿撰《试律新话》四卷；赵执信撰《声调谱》一卷、《续谱》一卷；翟灝撰《声调谱拾遗》一卷；吴镇撰《声调八病说》一卷；吴绍灿撰《声调谱说》一卷；王祖源撰《声调三谱》四卷；董文焕撰《声调四谱》十二卷。宋代吴可编《藏海诗话》一卷，撰者姓名不详；环溪编《诗话》一卷；王正德编《馀师录》四卷；李耆卿编《文章精义》二卷；周密编《浩然斋雅谈》三卷；元代陈绎编《文说》一卷。以上都是乾隆时期奉敕编纂的。词曲类。王夫之撰《鼓棹初集》一卷、二集一卷、《潇湘怨词》一卷；万寿祺撰《隰西草堂词》一卷；吴伟业撰《梅村词》二卷；龚鼎孳撰《定山堂诗馀》四卷；梁清标撰《棠村词》三卷；余怀撰《玉琴斋词》四卷；王士禄撰《炊闻词》二卷；王士禛撰《衍波词》二卷；吴绮撰《艺香词钞》四卷；董元恺撰《苍梧词》十二卷；宋琬撰《二乡亭词》二卷；硃彝尊撰《曝书亭词》七卷、《江湖载酒集》三卷、《蕃锦集》二卷；李富孙撰《曝书亭词注》七卷；陈维崧撰《迦陵词》三十卷；曹贞吉撰《珂雪词》二卷；纳喇成德撰《纳兰词》五卷；顾贞观撰《弹指词》三卷；丁炜撰《紫云词》一卷；秦松龄撰《微云词》一卷；吴兆骞撰《秋笳词》一卷；孙枝蔚撰《溉堂诗馀》二卷；彭孙贻撰《茗斋诗馀》二卷；彭孙遹撰《延露词》三卷；李良年撰《秋锦山房词》一卷；宋荦撰《枫香词》一卷；毛奇龄撰《西河填词》六卷。

译尤侗撰《百末词》六卷；董以宁撰《蓉渡词》一卷；陆次云撰《玉山词》一卷；查慎行撰《馀波词》二卷；高士奇撰《蔬香词》一卷、《竹窗词》一卷、《独旦词》一卷；曹寅撰《楝亭词钞》一卷；程梦星撰《茗柯词》一卷；沈德潜撰《归愚诗馀》一卷；龚翔麟撰《红藕庄词》三卷；胡天游撰《石笥山房诗馀》一卷；厉鹗撰《樊榭山房词》二卷、续集一卷；查为仁撰《押帘词》一卷；金农撰《冬心先生自度曲》一卷；郑方坤撰《青衫词》一卷；郑燮撰《板桥词钞》一卷；蒋士铨撰《铜弦词》二卷；洪亮吉撰《冰天雪窖词》一卷、《声灯影词》一卷；黄景仁撰《竹眠词》二卷；张惠言撰《茗柯词》一卷；左辅撰《念宛斋词钞》一卷；恽敬撰《蒹塘词》一卷；郝懿行撰《曬书堂诗馀》一卷；李调元撰《蠢翁词》二卷；马曰琯撰《嶰谷词》一卷；马曰璐撰《南斋词》二卷；顾宗泰撰《月满楼词》二卷。吴锡麒撰《有正味斋词》八卷；焦循撰《红薇翠竹词》一卷；胡承珙撰《求是堂词》一卷；江籓撰《扁舟载酒词》二卷；金兆燕撰《棕亭词钞》七卷；赵怀玉撰《亦有生斋词》五卷；杨芳灿撰《芙蓉山馆词钞》二卷、《真率斋词》二卷；凌廷堪撰《梅边吹笛词》二卷；张云璈撰《金牛湖渔唱》一卷；董士锡撰《齐物论斋词》一卷；宋翔凤撰《香草词》二卷、《洞箫词》一卷、《碧云盦词》二卷；张琦撰《立山词》一卷；秦恩复撰《享帚词》四卷；王芑孙撰《瑶想词》一卷；汪远孙撰《借閒生词》一卷；李堂撰《梅边吹笛谱》二卷、《篷窗翦烛集》二卷；硃昂撰《百缘语业》一卷；刘嗣绾撰《筝船词》一卷；戴延介撰《银藤花馆词》四卷；盛大士撰《琴筑山房乐府》二卷；彭兆荪撰《小谟觞馆诗馀》一卷；郭麟撰《蘅梦词》二卷、《浮眉楼词》二卷、《忏馀绮语》二卷、《爨馀词》一卷。吴鼒撰《百萼红词》二卷；吴嵩梁撰《香苏山馆词》一卷；唐仲冕撰《露蝉吟词钞》一卷；李兆洛撰《蜩翼词》一卷；丁履恆撰《思贤阁词》一卷；方履籛撰《万善花室词》一卷；董祐诚撰《兰石词》一卷；周济撰《存审斋词》三卷；蒋曰豫撰《杕雅》一卷；屠倬撰《耶溪渔隐词》二卷；陶樑撰《红豆树馆词》八卷；硃骏声撰《临啸阁诗馀》四卷；硃绶撰《知止堂词录》三卷；王嘉禄撰《桐月修箫谱》一卷；戈载撰《翠微雅词》一卷；焦廷琥撰《因柳阁词》二卷；黄宪清撰《拙宜园词》二卷；严元照撰《柯家山馆词》三卷；改琦撰《玉壶词选》二卷；冯登府撰《种芸仙馆词》四卷、《钓船笛谱》一卷；徐熊飞撰《六花词》一卷；黄燮清撰《倚晴楼诗馀》四卷；吴兰修撰《桐花阁词钞》一卷；陈元鼎撰《鸳鸯宜福馆吹月词》二卷；沈传桂撰《清梦盦二白词》五卷；周之琦撰《金梁梦月词》二卷、《怀梦词》一卷。承龄撰《冰蚕词》一卷；边浴礼撰《空青词》三卷；陆继辂撰《清邻词》一卷；金式玉撰《竹邻词》一卷；潘德舆撰《养一斋词》三卷；龚自珍撰《无著词》一卷、《怀人馆词》一卷、《影事词》一卷、《小奢摩词》一卷、《庚子雅词》一卷；邓廷桢撰《双砚斋词》二卷；许宗衡撰《玉井山馆诗馀》一卷；孙鼎臣撰《苍筤馆词》一卷；何兆瀛撰《心庵词》一卷；张祥河撰《诗舲词续》一卷；王拯撰《茂陵秋雨词》四卷；俞樾撰《春在堂词录》三卷；潘曾玮撰《玉洤词》一卷；顾文彬撰《眉绿楼词》八卷；潘祖廕撰《芬陀利室词》一卷；周寿昌撰《思益堂词》一卷；何绍基撰《东洲草堂诗馀》一卷；顾翰撰《拜石山房词》四卷；邹汉勋撰《斅艺斋诗馀》一卷；汤贻汾撰《琴隐园词》四卷；杨传第撰《汀芦诗馀》一卷；薛时雨撰《藤香馆词》一卷；汪士铎撰《悔翁诗馀》五卷；项鸿祚撰《忆云词》五卷。蒋春霖撰《水云楼词》二卷；刘履芬撰《沤梦词》一卷；谭献撰《复堂词》三卷；张景祁撰《新蘅词》六卷；王诒寿撰《笙月词》五卷、《花影词》一卷；姚燮撰《疏影楼词》五卷；陈寿祺撰《陈比部词钞》一卷、《诗馀别集》一卷；程庭鹭撰《絙秋词》一卷；张文虎撰《索笑词》二卷；勒方锜撰《太素斋词钞》二卷；杜文澜撰《采香词》四卷；庄缙度撰《黄雁山人词》四卷；邓嘉纯撰《空一切盦词》一卷；邓嘉缜撰《晴花暖玉词》二卷；汪曰桢撰《荔墙词》一卷；张鸣珂撰《寒松阁词》二卷；潘锺瑞撰《香禅精舍词》四卷；王鹏运撰《袖墨集》一卷、《蟲秋词》一卷、《味梨集》一卷、《鹜翁集》一卷、《蜩知集》一卷、《校梦龛集》一卷、《庚子秋词》一卷、《春蛰吟》一卷；陶方琦撰《兰当词》二卷；宗室盛昱撰《郁华阁词》一卷；谢章铤撰《赌棋山庄词》八卷；诸可宝撰《璞斋词》一卷。成肇麟撰《漱泉词》一卷；李慈铭撰《霞川花隐词》二卷；文廷式撰《云起轩词钞》一卷；刘恩黻撰《麟楥词》一卷；蒋敦复撰《山中和白云》一卷、《拈花词》一卷；陈如升撰《搴红词》一卷；郑文焯撰《樵风乐府》九卷；江标撰《红蕉词》一卷。宋代葛胜仲撰《丹阳词》一卷。此书为乾隆时期奉敕编纂。以上是词曲类中词集一属。

译沈辰垣等奉敕撰《历代诗馀》一百二十卷，成于康熙四十六年；查为仁、厉鹗共同辑录《绝妙好词笺》七卷；硃彝尊撰《词综》三十四卷；王昶撰《词综补》八卷、《明词综》十二卷；陶樑撰《词综补遗》二十卷；吴绮编纂《选声集》三卷；佟世南编纂《东日堂词选初集》十五卷；夏秉衡撰《历朝名人词选》十三卷；张惠言撰《词选》二卷；成肇麟撰《五代词选》三卷；戈载撰《宋七家词选》七卷；周济撰《词辨》二卷、《宋四家词选》一卷；董毅撰《续词选》二卷；周铭撰《林下词选》十四卷；孙默撰《十六家词》三十九卷；陈维崧等编纂《今词苑》三卷；纳喇成德、顾贞观编纂《今词选》二卷；蒋重光撰《昭代词选》三十八卷；王昶撰《国朝词综》四十八卷；丁绍仪撰《国朝词综补》五十八卷；黄燮清撰《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姚阶编纂《国朝词雅》二十四卷；孙麟趾编纂《绝妙近词》六卷。余集、徐楙共同编纂《绝妙近词续钞》二卷；王先谦编纂《诗馀偶钞》六卷；袁通编纂《燕市联吟集》四卷、《讨春合唱》一卷；秦际唐编纂《金陵词钞》八卷；秦耀曾编纂《江东词社选》一卷；孙金砺编纂《广陵唱和词》一卷；王敬之编纂《高邮耆旧诗馀》一卷；吴淇编纂《粤风续》九四卷；叶申芗编纂《闽词钞》四卷、《本事词》二卷、《天籁轩词选》六卷；赵国华编纂《明湖四家词》四卷；袁钧编纂《四明近体乐府》十五卷；曹宗载编纂《硖川词钞》一卷；王鹄编纂《同声集》九卷；边保枢编纂《侯鯖词》五卷；谭献编纂《箧中词》六卷、续四卷；查继起编纂《词学全书》十四卷；秦恩复编纂《词学丛书》二十三卷。以上是词曲类中词选一属。王士禛撰《花草蒙拾》一卷；毛奇龄撰《词话》二卷；徐釚撰《词苑丛谈》十二卷；沈雄撰《古今词话》六卷；彭孙遹撰《词藻》四卷、《词统源流》一卷、《金粟词话》一卷；李良年撰《词家辨证》一卷；刘体仁撰《七颂堂词绎》一卷；许昂霄撰《词综偶评》一卷；毛先舒撰《填词名解》四卷；邹祗谟撰《远志斋词衷》一卷；张宗橚编纂《词林纪事》二十二卷；李调元撰《雨村词话》一卷；方成培撰《香研居词麈》五卷；吴衡照撰《莲子居词话》四卷；丁绍仪撰《听秋声馆词话》二十卷；谢章铤撰《赌釭山庄词话》十二卷；蒋敦复撰《芬陀利室词话》三卷；康熙五十四年御定《词谱》四十卷；万树撰《词律》二十卷；徐本立撰《词律拾遗》六卷；杜文澜撰《词律校勘记》二十卷；赖以邠撰《填词图谱》六卷、续集二卷；舒梦兰撰《白香词谱》一卷；谢朝徵撰《白香词谱笺》四卷。叶申芗撰《天籁轩词谱》六卷；应扌为谦撰《词韵选集》一卷；吴宁撰《榕园词韵》一卷；吴烺撰《学宋斋词韵》一卷；仲恆撰《词韵》二卷；戈载撰《词林正韵》三卷；许昂霄撰《词韵考略》一卷；谢元维撰《碎金词韵》四卷；硃和羲撰《新声谱》一卷。以上是词曲类中词话、词谱、词韵一属。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曲谱》十四卷；庄亲王撰《九宫大成曲谱》八十一卷、《闰集》一卷；王廷章等辑《昭代箫韶》二十卷；黄周星撰《制曲枝言》一卷；毛先舒撰《南曲入声答问》一卷；徐大椿撰《乐府传声》二卷；李元玉撰《一笠庵北词广正谱》不分卷；杨绪等撰《南词定律》十三卷；邹金声等撰《太古传宗》二卷；支丰宜撰《曲目表》一卷；黄文旸撰《曲海总目》一卷；李调元撰《雨村曲话》二卷；梁廷枬撰《曲话》五卷。以上是词曲类中南曲、北曲一属。

译志，共一百二十四。○交通志第一 清朝时期，欧洲各国凭借制造器械相互竞争而变得强盛富裕，交通道路、船舶、邮政和电报，都因势利导、借助便利而发展。道光年间五口通商后，各国接踵而来。中外交往日益密切，外国船只侵入我国江海，在设有邮政和通商机构的地方活动。大北、大东两家公司铺设的海底电线，从太平洋、大西洋延伸而来，也纷纷汇集于我国海上，渐渐形成反客为主的局势。李鸿章、郭嵩焘等大臣认为，这关系到国家主权、商务和军事机务，意义极为重大，便上疏抗辩陈述。起初受到众人喧嚣反对，后来终于排除群议，逐步将这些事业建设起来，开创了我国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局面。当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忍受诽谤、承担重任，终于看到事业完成。长江招商轮船局始建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开始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光绪四年，设立邮政局。光绪五年，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置电线，向西通到天津。从此以后，年年扩展、月月拓宽，各条道路同时推进。轮船有官办轮船和商办轮船之分，铁路有官办和商办之分，电线有部办和省办之分，邮政有总局和分局之分。宣统初年，邮传部统计，已经通车的铁路超过一万里，已经通电的线路超过九万里，已经通邮的机构有四千多处。每年的收入，铁路约二千万两银，电报约一千万两，邮政六百多万两；可是除去每年支出后所剩无几，难道不是分取这些利益的人太多了吗？从前车行一天不过百里，船行快慢还要看风势水流；传送朝廷机密文书和军书时，驿卒骑马等候，昼夜全程也不过六七百里罢了。如今京汉铁路的车、津沪之间的船，计算行程都远达二三千里，不出三天，邮政借助船车送达的速度也一样。若通过电线传送，数万里以外的信息也能瞬息之间传到。百姓往往担心事业开办之初困难，看到成效后却容易接受，所以船、电、路都挂着商办的名义。可是谈论利益的大臣都想把它们统统收归国有；对电报商办事业如此，对川汉自办铁路也如此。他们处置过于激烈，商股股东稍有抗议便被治罪。滥施刑罚、逞强妄为，因而激起众怒，党人乘机而动，国家根基于是动摇。孔子谈论治理国家，以文字统一、车轨统一、行为合乎伦理为盛世的极致。清朝的天下，可以说文字和车轨已经统一，唯独人的行为不同，因此政治的治乱便大不相同。由此可知，伏羲氏所说的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既需要有形的器物，更尤其贵在有形而上的道理来维系，不能只重视器物而遗弃道义。于是撰写《交通志》。铁路 铁路创始于英吉利，后来各国相继仿行。同治末年，海防问题兴起讨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多次向执政者陈述铁路的好处，但最终没有实行。光绪初年，英国人擅自修筑上海铁路通到吴淞，朝廷命李鸿章禁止。李鸿章于是和两江总督沈葆桢一起，发檄文命盛宣怀等人与英国人谈判，最终用二十八万两银子买回铁路，废弃不用，有见识的人都为此惋惜。光绪三年，有商人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八十里，这是中国自行修筑铁路的开始。光绪六年，刘铭传入朝觐见，上疏说：“自古以来敌国外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而强大的。一国发生事情，各国都环伺窥伺；俄国的土地横跨东、西、北三面，与我国边界交错相连，尤其是心腹大患。俄国从欧洲开始修筑铁路，逐渐接近浩罕，又将从海参崴开路通到珲春。它此时按兵不动、蓄势待发，只是因为铁路还没有修成罢了。不出十年，祸患将不可预测。日本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却学习西方人的长处，凭借铁路，也常常找我们的麻烦。若舍弃铁路不办，想要自强恐怕就来不及了。自强的方法，训练军队、制造器械，当然应当逐步举行；然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赶紧修筑铁路。铁路对于漕运、赈济、商务、矿务、厘捐和旅行的好处，多得无法一一说尽；而对于用兵，尤其不能缓办。中国幅员辽阔，北部边疆绵延万里，与俄国接壤；各个通商海口又同各国共用。若划定疆界分别防守，便防不胜防；若往来奔驰追逐，又会鞭长莫及。只有一旦开通铁路，东西南北便能呼吸相通，根据敌人的动向，随机策应；即使相隔万里，几天也能到达，百万军队可以一声号令便集合起来。况且军队合在一起就强，分散开来就弱。以中国十八省计算，军队并不是不多，军饷也不是不足；然而各省各界彼此分隔，各自只顾自己，遇到战事时连自保都来不及，征集军饷、调遣军队，更没有力量承担。如果铁路修成，声势便能联络，军队如同血脉贯通；裁减军队、节省军饷，同时把军队整编成精锐劲旅。无论防守边疆还是海防，运输枪炮都能早晨出发、晚上送到；驻防军也可以改编为机动出击的部队。十八省合为一体，一支军队可以发挥相当于十多支军队的作用。将来军权、饷权都掌握在朝廷手中，便能内重外轻，不再受疆臣牵制。如今国家财政因边防而困窘，百姓生活又被厘卡困扰。各国进行通商，争夺利益和权利，财赋日益枯竭，后患正深。如果有了铁路，征收费用足以养兵，那么厘卡便可以酌情裁减，使国家富足、百姓便利，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如今想抓住时机立即办理，不如筹借外国债款。中国的重要铁路有两条南路：一条由清江经过山东，一条由汉口经过河南，都通达京师；北路则由京师向东通到盛京，向西通到甘肃。如果不能同时兴建，可以先修清江至京师的一段，同今年拟修的电线互为表里。” 此事交给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议复。李鸿章说：“修建铁路，关系到国家财政、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和旅行等方面，好处非常广泛。但是借用外国债款，外国人可能把持、侵占铁路，以及妨害国家使用等各种问题，也不能不防。”刘坤一则认为会妨害百姓生计和厘税。学士张家骧说兴修铁路有三大弊端。朝廷又把他的奏疏发给李鸿章，李鸿章竭力支持刘铭传的主张。适逢台官联名上疏极力争辩，侍讲张楷说有九项不利，御史洪良品说有五项危害，言辞尤其激烈恳切。由于朝廷大臣中劝阻的人很多，皇帝下诏停止讨论。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了。

译光绪十一年，清朝已经同法国议和，朝廷想到海防不可松弛，便下诏命各位臣工认真筹划善后事宜。李鸿章说：“中法战事发生后，借外国债款累计二千万两，分十年筹款偿还，已经没有力量筹措水师每年的经费了。开辟财源的方法，应当效法西方，开采煤铁、修筑铁路、兴办商业政务。矿藏固然是富国之本，铁路实际上有长远利益。但招商集股，很难立即踊跃；官府又没有资金可以资助。如果以较低利息借用外国款项来办，虽然这是各国一贯的做法，却会使众人惊骇；若不是圣明的君主在上面主持，谁敢突破众议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大学士左宗棠分条上奏七件事，其中一件说应当仿造铁路：“外国以经商为根本，因商业修造道路，因道路整治军队，转运灵活通畅，所以无往而不利。铁路在没有修建以前，阻挠当然很大；一旦建成，百姓因此富裕，国家因此强盛，人口和物产因此更加兴盛，有利无害，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电报、轮船，都是中国原来没有的东西，一旦拥有，就成为不可缺少的设施。倘若铁路修成，好处尤其广泛。清江至通州应先修铁路，以打通南北的枢纽：一方面便于转运漕粮，商务必然兴盛；另一方面便于征调军队，额定兵员便可以多加裁减。而且费用只需数百万元，由官府招集商股试办即可实行，也不会妨害地方民生。等到办出成效后，再增设支线。至于推广西北方向的铁路，更是日后必然的发展趋势。”奏疏交给王公大臣讨论，他们虽然认为这番话有道理，却不能采用。这年冬天，李鸿章又说：“陶城、临清之间二百多里，漕运河道淤塞，请求试办铁路，作为南北交通大道的枢纽。”皇帝采纳漕运总督崧骏等人的意见，阻止此事实行。起初，法国和越南的战事发生时，因为运输不便，军事行动几乎失败。战事平息后，执政者才知道铁路对军事关系极为重要。光绪十三年春，海军衙门王大臣奕枻等人说：“关于铁路的议论，已经有很多年，毁誉纷纭，始终没有一致意见。经过前年的战事，才完全明白局外的空谈和局中的实际截然不同。臣奕枻总理事务，所见所闻比较切实；臣曾纪泽出使八年，亲眼见到西洋各国轮车铁路的好处。现在共同斟酌核查，调兵运送军械，贵在便利迅速，自然应选择要地谋划。据天津司道、营员等禀报，直隶海岸绵延很长，防守不易，运输尤其困难。请把开平至阎庄的商办铁路向南接到大沽北岸，长八十多里，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一百多里，逐步修建。津沽铁路建成后，继续修筑开平以北至山海关的铁路，那么提督周盛波所部一万名官兵便可迅速驰援，其作用不亚于数万人的军队。这项海防要工程，筹集资金不易，应当由官款兴办，调动军队和民勇协同施工，以求迅速建成。如果蒙准允，请派官员监督率领开平公司经理办理。”朝廷听从了这一意见。第二年，铁路建成。总理衙门上奏说：“新修的津沽铁路，从天津府城经过塘沽、芦台直到阎庄，长一百七十五里；从阎庄到灤州的唐山，长八十里，是各商人先前修筑的铁路。新旧铁路首尾相接，火车通行快捷便利，这是轮船所赶不上的。铁路通行和阻塞的权力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绝没有把有利的武器交给他人的忧虑。由此经营推广，一遇到征兵、运送军械、运输粮食，立即就能送达；商民迁徙贸易，也没有到不了的远方；荒僻之地可以变成四通八达的道路，确实是今天自强的紧急事务。” 适逢广东商人陈承德请求接着修筑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大意说：“现在修建的铁路，收入不足以支付养护铁路的费用。如果接着修筑这条路，既可以收回修路时借用的本金，还可以报效海军经费。”直隶总督李鸿章将此事上报，朝廷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当时满朝震惊，尚书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纷纷上疏劝阻。他们所说的大要不外乎资助敌人、扰害百姓、使人失业三点；也有人说铁路应修在边地，或修在德州、济宁以便利河运。朝廷命把这些奏疏都交给海军衙门。不久海军衙门议复，大意说：“原奏所担心的事情，第一是资助敌人。却不知道敌人到来时铁路已经收归国家，哪里还有资助敌人的忧虑？第二是扰民。修建铁路首先就要避开民间房屋和坟墓；实在无法避开的，也给予重价，晓谕迁移，便不会有扰民的事情。第三是失业。铁路兴建后商业兴盛，谋生道路更加广阔，失业的忧虑反而更少。津通铁路既不是为了富国，也不是为了商人的利益，而是对外辅助海军的需要，对内用于征兵入卫。可是议论者没有考察其中实情，不相互匡助，有的只是道听途说，有的竟凭空编造，接连上疏议论陈列，冒犯地惊扰皇帝。如今全世界各国都在整治军备；它们出兵时，不是舞动干羽所能阻挡的，来到时，也不是送牛羊粮食所能退却的，完全要看中华的强弱，这正是各国相安还是相扰的关键。我们创修铁路的本意，不在于仿效外国到处铺设铁路，而专门着眼于有利于用兵。不仅要修津通铁路，还希望援应全国的军事布局。若真能在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地驻扎重兵，并使铁路彼此相通，那么军队行进万里便没有脚上生疮的劳苦，粮食运输到千座粮仓也能收到顷刻之间的效果；零散部队可以撤并，浮滥的军饷可以裁减或节省。此外，海防、河运等方面也有很多裨益；至于流通货物、销售矿产、便利旅行、方便劳役、加快邮递，铁路带来的好处更难以一一列举。事情属于创办阶段，不嫌求得详细周密。请把这件事交给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让他们各抒己见。”于是依照请求，命令各地详细议论后上报。

译台湾巡抚刘铭传主张由津沽修路至京师；护理江苏巡抚黄彭年主张先办理边防和漕运铁路，腹地及沿江沿海各省暂缓，而先在津通铁路上试办。两广总督张之洞请求缓办津通铁路，改建腹地干线，上疏说：“今天铁路的用途，最急迫的是使土产货物流通。进口洋货每年超过出口土货二千万两。如果任由这种耗损流失继续下去，将来绝对无法支撑，只有设法多生产土货、多销售土货来补救。有了铁路，机器可以运进来，笨重货物可以运出去，山区乡村和边远郡县的产品，都可以运到江岸海边，流通到九州四海之外。可是沿江沿海、辽东三省以及秦陇边境，强大的邻国都在窥伺，防守实在防不胜防。如果没有铁路援应、开赴敌境，只是以静制动，怎么能不依靠无数良将、精兵、利炮和巨额军饷来守卫？应当先选择四通八达的要道，首先修建干线，作为经营全局的计划。至于津通铁路，关系极大，不便之处尤其多。假如修建这条路时稍有纷扰，那么那些习惯因循守旧的人便会更加拿它作为借口，把铁路看成可怕的险途。以后其他地方继续修筑时，集资的官商必定裹足不前，疑虑阻挠的愚民也必然会找到借口，那么铁路建设最终无法完成，铁路的效用也始终无法显现。翁同龢请求先在边地试办，以便运输军队；徐会沣等请求改修德州、济宁一线，以便转运漕粮，都主张缓办津通铁路，另辟一路。但边地偏远，对全局没有帮助，成效也难以显现；而且那里不是商贾聚集之处，铁路费用没有来源，不足以自行维持。德州、济宁一线黄河河岸宽阔、沙土松软，工程费用太大。我认为应当从京城外的卢沟桥起，经河南通到湖北汉口镇。河南、湖北处于天下腹地，中原是交通枢纽，各地都从这里经过。铁路路线应从保定、正定、磁州经过，再历经彰德、卫辉、怀庆等府；黄河北岸应在清化镇以南，南岸应在荥泽口以上，选择黄河上游滩地狭窄、河岸坚固且主流不改变的地方架桥渡河。这样三晋地区的车马可以从井陉下来，关陇地区的车马可以在洛口交会，西北的消息往来可以按期相通。黄河以南，则由郑州、许州、信阳的驿路到达汉口，向东引通淮河、吴地，向南通往湖南、四川。说到它的便利，大约有几项。路线位于内地腹部，不接近海口，没有引来敌人的忧虑，这是第一项好处。南北三千多里，原野广大，编户百姓分散居住，不像近郊那样人口密集，一间房屋、一座坟墓都容易勘察避开，这是第二项好处。干线绵延遥远，工厂兴盛、车站众多，沿干线谋生的行业既然繁多，支线和分流也必然兴旺。赶车的人、开店经商的人，生计会十分宽裕；舍弃旧业谋求新业，绝不会无处安身，这是第三项好处。凭一条铁路控制八九省的交通要冲，人货聚集，贸易必然兴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等地，纵横交错，各省彼此通达，四面畅行无阻。哪里只是有了养护铁路的经费，实际上还可以使军饷来源无穷，这是第四项好处。京畿附近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报一传，不到一个早晨便可云集都城。内地偶尔有土寇突然作乱，发兵征讨，十天之内就可以荡平。征调军队的方法，没有比这更便利的，这是第五项好处。中国的矿产利益，只有煤、铁最有把握。太行山以北，煤铁最丰富、品质最好，但矿石最重、道路最艰难。有了铁路，就能运送机器进行开采，用西法冶炼，矿产会日益增多。大力开发三晋的资源，永远堵住中华财富外流的漏洞，这是第六项好处。海上用兵，首先担心漕运受阻。东南漕米一百多万石，由镇江用轮船溯长江而上，三天抵达汉口，再过两天到达京城。由卢沟桥运到京仓，路程和通县相等，足以防备河运、海运发生意外，开辟一条快速运输的平坦道路，同时还可省去疏浚河道、剥运漕粮的额外浪费。与东路王家营一线受黄河下游阻碍相比，办理起来反而更有把握，这是第七项好处。如果担心费用太大、难以完成，那么可以把北京至正定分为第一段，接着到黄河北岸为第二段，再到信阳州为第三段，最后到汉口为第四段。每里不过五六千两银子，每段不过四百万元上下；四段工程合计，需要八年建成，款项也分八年筹措。中国这样大，每年筹集二百万元，似乎还不至于毫无办法。筹款方法，除铁路公司照常招集股款外，还应酌情选择各省口岸较为繁盛、盐课较多的地方，由藩运两司、关道转发盖有印章的股票和股单，设法劝募筹集。铁料从山西运来，设置炉窑冶炼，以供使用，这样施工才有次序，也可以把财富藏于民间。” 奏疏上呈后，仍交海军衙门办理。不久又议复说：“各国兴办铁路，以干线为经，以支线为纬；有事时依靠铁路征调军队，无事时依靠商业养护铁路。就五大洲来说，适合西洋，适合东洋，难道唯独不适合中国吗？就中国而言，有人说适合边防，有人说适合腹地，难道唯独不适合本衙门所奏请修建的津通铁路吗？津通铁路，是京畿东南的一条主要干线。水路承受沿海七省的运输，陆路沟通关东三省的命脉。河南、湖北则是京畿西南的一条主要干线，控制荆襄，通达关陇，以一条铁路扼守七八省的交通要冲。最初的意思是从容讨论中原铁路，而先修津沽铁路以便利海防，继而修津通铁路以扩大商业利益；区区二百里，它的关系同河南、湖北一千里的铁路大致相同。如今张之洞也提出津通铁路有五项应当审慎考虑的理由，但其中所担心的各项，先前奏疏已经分析得无一遗漏。只是此事关系到创始阶段，应当择善而从。津通铁路应当暂且缓办；卢汉铁路必须以汉口至信阳为第一段，逐段向北推进，并改为卢沟、汉口两路分别试办；总计需要银三千万两，集款方法采用商股、官帑、外国债款三种。” 奏议上报后，诏旨准许实行。

译起初，李鸿章倡议修筑津通铁路，满朝都认为不可，李鸿章却极力坚持。张之洞特别提出修筑卢汉干线的主张，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醇亲王奕枻又在宫中赞成此事，事情才得以确定。然而当时朝廷大臣仍有很多人不赞成修筑卢汉铁路，只是不敢公开说出来。因此通政使黄体芳说铁路不可借外国债款使自己陷入困境，台臣也有人说黄河桥梁工程难以完成；由于执政者坚持举办，时间久了，浮泛的议论才逐渐平息。李鸿章写信给张之洞，说局外人的议论纷乱不一，应当赶快开办，以免产生枝节；张之洞深以为然。不久，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到湖北任职后，他更加积极地兴办卢汉铁路，所规划的原则是：储备材料应当赶紧，勘察路线可以慢些，开工应稍迟，但竣工必须迅速。因为不能依靠商股，他请求每年拨给帑金二百万两作为铁路经费，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光绪十六年，因为东三省边境事务紧急，朝廷采纳海军衙门王大臣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意见，命令把卢汉铁路的款项先用于修筑关东铁路。计划从林西修建干线，出山海关，经沈阳到吉林；另由沈阳修建支线到牛庄、营口，共计二千三百二十三里；每年拨银二百万两作为关东修路专用经费，命李鸿章为督办大臣，裕禄为会办大臣，卢汉铁路工程因此延缓。大概自光绪初年以来，内外臣工常常分条陈述修筑铁路，执掌国政的人也想试办以开启风气；但疆吏畏惧困难、因循拖延，又顾虑舆论，没有人敢做天下第一人。卢汉铁路已经议定，不久又中途停止。到这一年，国内的铁路只有唐山至阎庄八十五里、阎庄至林西镇二百三十五里，以及基隆至淡水六十里而已。光绪二十一年，命张之洞选拔保荐人才，并筹议清江至京师铁路的事务。张之洞说，铁路以卢汉线最重要，江宁、苏州、杭州次之，清江修路并不合适，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当时张之洞正任两江总督，朝廷特命他移驻湖北，统筹此事。由于卢汉铁路路程长、所需款项巨大，皇帝下谕说，凡能招集股款一千万两的，准许设立公司自行办理。广东人许应锵、方培■J0等都说能够按数集资，遵旨承办。直隶总督王文韶和张之洞认为承办的各商人并不值得完全信赖，请求改由津海关道盛宣怀督办；朝廷准许，命盛宣怀以四品京堂身份督办铁路事务。盛宣怀分条上奏四件事，其中一件请求特设铁路总公司，拨官款、募商股、借外国债款，先办卢汉铁路，再逐步修到苏沪、粤汉。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一年在上海设立总公司，卢汉铁路由此奠定基础。中日战争以后，外国人窥伺中国更加急迫，侵略中国的策略首先就是控制铁路经营。俄国要求接着修筑西伯利亚干线，横贯黑龙江、吉林两省，并修建支线通到旅顺、大连湾。英国则请求修筑五条铁路：一条是苏杭甬线，从苏州经杭州通到宁波；一条是广九线，从广州通到九龙；一条是津镇线，从天津通到镇江；一条是浦信线，从浦口通到信阳；一条从山西、河南通到长江。法国从越南修铁路通到云南省，又从龙州修铁路通到镇南关。德国占据胶州湾，修铁路通到济南。葡萄牙占据澳门，修铁路通到广州。日本擅自在新民▯修铁路通到奉天，又取得修筑奉天至安东铁路的权利。这就是各国用铁路侵略中国的大致策略。此前，俄国人暗中勾结朝鲜，窥伺奉天；有人建议赶紧修筑关内外铁路以相互牵制，于是命顺天府尹胡燏棻督办津榆铁路事务。后来因为继续修筑吉林一线经费不足而中止。光绪二十四年，俄国方面的事情紧急，胡燏棻请求借用英国款项来修筑。他上疏说：“关外铁路起初计划直接通到吉林，因为没有款项而又落在后面。等到并入津卢铁路时，俄国立即起来争执。近来又允许俄国从俄国边境直接通到大连湾，奉天、吉林两省东北部的利益全被占据。现在考虑只有从大凌河赶紧修筑铁路到新民▯，以便同通往沈阳的铁路相联，同时还可以兼顾保护蒙古、热河的矿务。另从营口修到广宁，这样中国海关不至于被俄国侵占，还可以保全奉天省西北部的利益。如今东三省的全局已经掌握在俄国人手中，幸好还留下这一线铁路，尚可设法抵御。如果坐失时机，后悔又来得及吗？”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起初，英国人图谋经营粤汉铁路非常急迫。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联名上疏说：“粤汉南部干线原计划稍后再筹办，无奈时局一天比一天紧急，已经刻不容缓。群雄环伺，常常因为交涉中的琐事，兵舰互相奔驰，海上交通时通时塞，没有固定期限。如今海军既没有力量兴办，一旦发生外患，彼此隔绝如同异域，必定要内地修成铁路，才能联络贯通。广东是财赋富庶之区，南面有山河作为屏障，不可远远弃置；这就是粤汉南路应当同北路一起兴建的原因。”又上疏说：“德国无理挑起事端，占据胶州、墨水等要地，并取得承办山东铁路的权利。俄国已经在黑龙江、吉林修路，图谋打通奉天、旅顺。法国已经在广西修路，作为割取云南的计划。唯独英国窥伺最久，尚未得到铁路。今年春天，英国商人多次来要求承办粤路，但一直没有答应。他们所急于进行的，是抢先控制中国中部，或者在广东修筑铁轨。英国想要的，无非是借款、修路以及索取香港对岸的深水港；可见其觊觎铁路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德国已经占据胶州，俄国已经控制旅顺，法国已经窥伺海南，英国又有图谋扼制长江、吴淞的计划。这样一来，中国各个海口几乎都被外国占据，只剩内地还可以南北往来。如果粤汉这一线再交给英国人办理，将来俄国铁路向南延伸，英国铁路向北推进，只有卢汉铁路局促地夹在中间，怎么能够施展？甚至可能被英、俄两国的铁路合并吞并。只有赶紧把粤汉铁路确定下来，由中国自行办理，才还足以补救万一。”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译起初，粤汉铁路计划由湖北进入江西再到广东。后来认为路线迂回遥远，改道湖南的郴州、永州、衡州、长沙。到这时，议定由三省绅商自行办理，总公司统筹大纲。各省干线中，关东铁路首先开始，卢汉、粤汉铁路其次。此外还有天津至卢沟桥的津卢路，正定至太原的正太路，郑州向东至开封、向西经过荥阳、汜水到洛阳的汴洛路，广州至九龙的广九路，上海至江宁的沪宁路，萍乡至昭山的萍昭路，道口至清化镇的道清路，京师至张家口的京张路，天津至浦口的津浦路，吉林至长春的吉长路，齐齐哈尔卜魁城至昂昂溪的齐昂路，这些属于官办铁路。至于潮汕、新宁、川汉、同蒲、洛潼、西潼、广厦、归包、归新、桂全、滇桂、滇蜀、腾越以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云南、四川各省，都请求自行修筑干线、支线等铁路，朝廷全都答应。到此时，修建铁路的主张风行全国，从朝廷直到士人百姓，都认为铁路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务。路线方向确定后，筹款和办理方法便是最关键的事情。筹款有官帑、外国债款和民间股份。修路有官办、商办和官督商办。自从刘铭传倡议借债修路的主张被舆论阻止后，借款修路便成为当时忌讳谈论的事情。因此卢汉铁路开始建议时，仍请求使用部帑，不敢公开谈借外国债款。借外国债款是从津卢铁路和关内外铁路开始的。等到盛宣怀督办铁路事务，首先提出三条铁路分别向三个国家借款的办法：卢汉铁路借比利时款，沪宁铁路借英国款，粤汉铁路借美国款。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于是正太铁路借俄国款，汴洛铁路借比利时款，广九、苏杭甬铁路借英国款，津浦铁路借英国、德国款。贷款方通常提供所需资金的十分之九，利息按二十份取一份；以铁路作为抵押，有时还包括沿线附属产业。付息、还本、赎回铁路，都有规定的期限；在还本、赎路期限未到之前，也不准提前办理。购买材料、勘察路线、开工施工，大多假手外国人办理。因此外国人多以贷款为诱饵，希望取得铁路承办权。卢汉铁路将近三千里，费用超过四千万两，黄河桥梁工程耗费尤其巨大，官帑只能供给开办而已。借款起初打算向美国借，因为所要求的条件过于苛刻，改为同比利时谈判。英国、德国、法国等国接踵而来。最终借用比利时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佛郎。比利时是小国，钢铁丰富，熟悉工程，对中国没有很大的野心。光绪三十一年，又续借一百二十五万佛郎。第二年，铁路建成。北端直达京师，于是改名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支线有正太路、汴洛路。正太铁路的借款始于光绪二十三年，俄国璞科第同山西官绅议定后中止。光绪二十八年，盛宣怀与俄方商议借款四千万佛郎。协议将成时，俄国人挨士巴尼忽然索要太原至榆次、至成都、至太谷、至西安，石庄至东光、微水、横涧四条岔道，以及同蒲等铁路。这些要求都被铁路部门议议驳回，但岔道最终还是照俄方所请修建。光绪三十三年秋，工程竣工。自从容闳倡议修筑津镇铁路以来，盛宣怀担心它夺走卢汉铁路的利益，于是谋划修筑汴洛、开济铁路来相互牵制。汴洛铁路借款始于光绪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协议达成，借用比利时款二千五百万佛郎，由比利时人卢法尔主持工程。后来又续借一千六百万佛郎。光绪三十四年，铁路建成。津沽铁路使用款项一百三十万两，官帑、商股都有，用外国债款补足不足。津卢铁路借英国款四十万英镑，关内外铁路借英国款二百三十万英镑。津卢铁路原为商办，等到胡燏棻任督办后，才改由官府办理。义和团乱起后，关外铁路被俄国占据，关内铁路被英国占据。朝廷命袁世凯等同英国使臣订约收回，英国人于是攫取了铁路一百里以内不准他人承修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全线竣工，这就是京奉铁路。道清铁路由英国商人福公司修建，长九十里，获利少而费用大。起初英国商人要求修筑泽襄、怀浦两线，都没有成功。于是以借款收回道清铁路为理由，内外臣工都坚持不可，最终借英国款六十一万四千六百英镑将铁路赎回。津浦铁路因津镇铁路的计划没有实行，改议北起天津、南到浦口，借用英国、德国款五百万英镑。尚书吕海寰主持这件事。宣统三年，工程竣工。促成各省自行办理铁路、拒绝外国债款的契机，是沪宁、苏杭甬、粤汉三路借款造成的。沪宁铁路的修筑由盛宣怀倡议，南北洋大臣据此上报朝廷，得到批准。正要开始办理淞沪工程时，英国声请承办，盛宣怀同它订立草约。光绪二十九年，正式合同签成，借英国款三百二十五万英镑，期限五十年。商部责问他借款几乎是原估金额的数倍。但工程还未完成一半，款项已经用尽，又商议续借一百万英镑。江苏人群起责难，并联名上奏报告皇帝。朝廷命唐绍仪督办沪宁、京汉铁路，撤销铁路总公司。唐绍仪任职后，依从英国工程师的请求，又商议出售六十五万英镑的小票。他上疏说：“盛宣怀移交的合同文卷以及购地、工程账册，支款浮滥，已经予以驳回。沪宁合同吃亏的程度，比京汉干线更严重。最棘手的是设立总管理处。华员二人，洋员三人，每次开会都是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已经处于不利地位。有人提议增加监督。哪里知道权力掌握在总管理处，合同早已订明；即使有监督，实际上也无济于事。更加棘手的是财政权掌握在洋人手中，支款虽由华员签字，但负责记账的却是洋员。

译分段记账时，支款发放权仍掌握在工程师手中。购买材料一向由怡和洋行经手。行车总管、材料总管，也都由洋员专任。本来就是他们人多我们人少，结果造成事事受牵制。挽回补救的办法，只有修改总管理处章程，增派华员负责记账，并分别任用华员担任各总管，这些事情现在已经分别办理。至于铁路款项不足，还打算续售六十五万英镑的小票来资助接济。”朝廷交给主管部门议行。正当唐绍仪计划续借英国款时，侍郎吴郁生上疏极力争辩，大意说：“沪宁铁路由英国银公司要求承造，盛宣怀同它订立合同。路程不过六百里的工程，借款却高达三百五十万英镑，估价过高，必然导致款项滥用。合同公布后，远近都惊骇。去年奉皇帝严旨，改派唐绍仪妥善筹划办理。近来听说沪宁工程司来到京城，又因为工程款不足，有人提出续售七十万英镑小票。此项工程即使只按已经借定的三百五十万英镑全部支出，每里合银也超过三万两，比其他铁路高出两倍，国家已经受亏太多。如今如果再借巨额债款，就意味着唐绍仪接办以来，对于盛宣怀估算失误之处，完全没有补救办法。请下令按照合同严格核查款项使用情况，同时自行筹款接济。不能再让银公司出售小票，致使以九折的虚假数额接受盘剥。”奏疏上呈后，交主管部门知悉。而沪宁铁路最终因为本金和利息过于巨大，始终没有确定收回的期限。苏杭甬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起由许英商承办。这一年，盛宣怀同他订立草约，大体上全都仿照沪宁铁路。合同签成后，英国人却把它搁置起来。光绪三十一年，浙江自行办理铁路的方案确定，御史硃锡恩请求废除原来的合同，皇帝命盛宣怀同浙江巡抚主持此事。英国人倚仗原合同，坚持要承办铁路，来回争辩、刁难和要挟，长期没有结果。侍郎汪大燮参与议论，主张把修路和借款分为两件事。浙江人认为铁路股款已经筹集到一定数额，一心拒绝借款；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对汪大燮极力斥责。汪大燮不久出使英国，由梁敦彦接替他。浙江推派孙廷翰、江苏推派王同愈等到京议论，最终认为既已订成合同就难以废除，于是由铁路部门借英国款，贷款给两省使用，事情才平息。粤汉铁路借用美国款，是盛宣怀倡议的。驻美使臣伍廷芳同合兴公司商议借款四千万美元，约定五年完工。美国方面由毕来斯主持工程。工程从广东三水开始，修筑十五里，耗款超过二百万元。毕来斯去世后，工程也停顿了，而美国股份大多被比利时人买去。湖北总督张之洞认为，比利时已经承办卢汉铁路，粤汉铁路如果再交给比利时，两路合在一起，对国家不利，于是极力倡议废除美国合同，湖南人也支持他。皇帝采纳御史黄昌年的意见，命张之洞妥善筹办。张之洞更加积极地主张废约。盛宣怀不愿意，暗中阻挠此事，皇帝下诏禁止盛宣怀干预。张之洞又嘱咐驻美使臣梁诚同合兴公司商议，经过一年多才谈定，借英国款一百一十万英镑将铁路赎回。张之洞正商议借用英国款项时，英国人乘机要求重新订立广九铁路的合同。广九铁路是英国人请求办理的五条铁路之一，光绪二十五年签订了草约，但一直悬而未决。三十年，沪宁铁路合同订成，英国人索取议办广九铁路，未能如愿。等到苏杭甬铁路事件发生，双方争持正急，邮传部答应英国人先议广九铁路，以缓和这件事，于是正式合同得以订成。到这时议办粤汉铁路借款，英国人又要求合办广九全路，广东督抚坚持不同意。随后英国人又要求以广东盐税和铁路作抵押借款，广东人也没有答应。最后只得借用英国一百五十万英镑，合同才算订成。张之洞既借英国款项赎回美国合同，一时议论者认为这是用英国替代美国，两者的祸害相差不多，彼此纷纷责骂非难。周学熙又说，铁路权利极其重要，赎款难以承担，应当赶紧修建，严防外人干涉。皇帝下诏说，借款修路，流弊很多，应由三省集资兴修，以保全铁路利权。自从明令严禁借债修路，而商部又制定限制借款的条文后，各省人士也认为外国人图谋侵夺我国利益已十分急迫，都谋求自行办理铁路，以杜绝外患；鉴于借外债所受损失巨大，争相招集股款，自保铁路权利。这就是铁路由官办改为商办的缘由。商办铁路始于唐山至阎庄的铁路，后来又由天津、大沽通达林西镇，这些铁路都由开平公司承办。此后，武举人李福明请求修建北京至西沽的铁路，广东人许应锵等请求办理卢汉铁路，都没有获准；从此再没有人提出商办铁路。光绪二十九年，广东人张煜南请求设立公司，承办潮汕铁路。获准后，川汉铁路又接着提出商办。四川总督锡良认为英国、美国商人都争相觊觎川汉铁路，而美国商人班士又要求修建灌县至富顺的支线，于是上奏获准由四川人筹款自行办理。第二年，江西人任命李有棻总理江西铁路，以南浔铁路作为干线的第一段。三十一年，编修陈荣昌等认为法国人已经修建滇越铁路，云南省内地应当自行推广铁路，以杜绝外国人的借口，于是请求办理滇蜀铁路；云南总督丁振铎据此上奏，得到批准。贵州巡抚林绍年说贵州道路不通，云南也获利很少，于是又将贵州铁路一并提及。陈荣昌随后请求扩建至腾越，任命编修吴琨总理此事。安徽任命李经方为总理，从芜湖开始动工，希望北接卢汉铁路，南通江西、浙江。福建任命陈宝琛为总理，在厦门修筑铁路。浙江任命汤寿潜为总理，干线一条从杭州通达苏州，另一条经过富阳通达江西；支线则南行经江山通往福建，西行经湖州、长兴通往安徽。新宁、广厦铁路，由广东人陈宜禧、张振勋经办。西潼铁路，近处连接汴京、洛阳，远处通达甘肃、新疆，是西北纵横干线的枢纽，经陕西巡抚曹鸿勋上奏获准。三十二年，江苏人任命王清穆为总理，规划江苏全省铁路：江南一线从上海经过松江通达浙江，北线从海州进入徐州通达河南。广西任命于式枚为总理，计划从桂林修路到全州以通达湖南，经梧州通达广东。粤汉铁路自美国合同废止后，三省在湖北共同设立路局，筹款修路，各自办理，互不越界，先修干线后修支线，以此作为基本约定。湖南任命袁树勋为总理，广东内阁侍读梁庆桂、道员黎国廉与广东总督岑春煊争办粤汉铁路商办事务，被弹劾并夺去官职。皇帝命令调查此事，不久恢复二人的原职；铁路改由官府监督、商人承办，十天内集股金额达到四千万元，任命郑官应为总理。

译当时，人们把铁路视为挽救时局的重要谋划，凡有奏请，立即予以批准。请求办理干线、支线铁路，纵横相连，几乎遍及全国。筹款方面，除招集民间股款外，大多不外乎开办米谷、盐、茶、房屋、彩票、土药等捐款，以及铜元余利、随粮认股等办法。至于工程进度快、事权统一，首推新宁铁路。陈宜禧籍贯新宁，熟悉铁路学，众人共同推举拥戴他，始终主持此事，所以两年就修成了铁路。其次是潮汕铁路，虽然勘察线路、招集股款期间屡次发生变故，最终还是完成了。总理张煜南因此获奖擢为三品京堂。此外，粤汉铁路中广东人集股最多，彼此倾轧也最为激烈。总理屡次更换，工程停滞。四川省以租股为主要资金来源，数额达到一千多万元。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也都相继开工。其余各省，大多集股不多，有名义而少有实际。西潼铁路因商股难以筹成，上奏改归官办，这是这种情况的开端。三十四年，皇帝采纳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建议，任命大学士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希望统一事权，但也没有奏效。这一年，皇帝下诏说铁路是交通方面的重大政务，绅士、商人集股，各自设立公司，奏请办理已有多年，却大多没有起色，于是命有关部门选派官员分头前往查勘。不久，有人上奏提出勘察线路、清查款项的办法。当时川汉铁路已经派员前往查勘。其余铁路中，洛潼、西潼、同蒲、江苏、浙江最为重要，列为第一类；粤汉、潮汕、新宁、惠潮、广西、福建次之，列为第二类；滇蜀、安徽、江西再次，列为第三类。计划先查勘洛潼、西潼、同蒲三路，皇帝批准并知悉。宣统二年，川汉铁路局负责出纳的人亏空侵吞铁路股款一百九十多万，旅居京城的四川籍官员甘大璋等将此事报告皇帝，查明后下令追缴，但最终只是托为空言而已。三年，给事中石长信说：“我国兴建各省铁路，事先并没有谋定而后行动。现在应当明确规定干线、支线的办法，使天下人都知道国家铁路政策所在，此后有所遵循，不再像从前那样众议纷杂，茫然没有主宰。如今时局一天比一天紧急，边防最为重要。国家如果不赶紧把东西南北各条大干线迅速依次修建起来，那么强邻从四面逼近，就会无从应付。不能责怪人民没有能力承担，那又将如何面对国家大局呢？这里面的利害，危急得一发不可间。只有恳请皇帝独断乾纲，不再犹豫。在德国、奥地利、法国、日本、墨西哥等国，铁路都归国家所有，而我国把支线交给民间，已经是优待了。何况干线与支线相互辅助，上下相互维系，按道理顺当，办事也较容易。这是铁路政务的大纲，应当赶紧明确办法，这是第一点。又如东南干线，粤汉铁路议办得最早。光绪二十六年，督办大臣会同湖广总督等上奏，获准借用美国款项兴建。当时订定合同以后，广东省的佛山至三水铁路已经修成一百多里，广州至英德的干线也已经购地开工。到了三十年春天，张之洞忽然听信王先谦等人的话，不惜巨资，向美国公司废止合同，坚持固执己见，终于导致工程停办。” 合同废止后，原本想集合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的力量完成这条铁路。谁知一拖就是几年，广东虽然有款项，却因绅士争夺权力，办成的铁路很少；湖南、湖北则集款没有着落，只是白白消耗路局费用。张之洞彻底悔悟，不再袒护以前的错误，仍计划借款修建，于是同英国、德国、法国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签押后正要入奏报告，却因美国援引先例插入其中，暂缓陈奏。张之洞随即病故，此事于是搁置至今。自从废止合同以来，已经过去七年。假如没有这番反复，粤汉铁路早已完成，也像京汉铁路一样，已经到了十年还本的期限。至于川汉铁路筹集的款项，都取自田间地租，确实有一千多万。绅士结党，各怀意见，去年才从宜昌开工，修到归州以东；这五百里的工程，还不到十分之二三，不知哪一年才能完工。而施典章擅自将川汉铁路租股收入挪用，亏空竟达到数百万元。这又是川、粤、汉干线铁路失败延误，亟待查办的另一件事。近来云贵总督李经羲建议修建滇桂边路，这对国防尤其有关。然而，如果没有粤汉干线从湖南永兴与广西全州相接，滇桂铁路又怎么能够自行防守呢？” 现在我国的粤汉铁路直贯广西、云南，川汉铁路远远控制西藏，实际上是国家应有的两条大干线；一旦有事，缓急都可以依靠。因此，无论是绵延数千里的干线，绝不是民间零星凑集的款项所能建成的；即使拖延十年或二十年，修成以后如果各自分属不同区域，遇到战事命令仍不能通行，最终也一定会像东西洋各国所议论的那样，收归国家购买。这是干线铁路必须归国家所有的又一个理由。国家的成法是宽厚对待百姓，即使正值财赋极其困难的时候，也不肯增加赋税。四川、湖南现在因为兴建铁路，创设“租股”名目，每亩田地都要附带征收，以充作铁路款项。听说两省农民正对此深深怨恨，偶然遇到荒年，催逼征收更使人难以承受。但路局用“路亡地亡”的说法恐吓愚民，于是百姓不得不服从。四川民力较为宽裕，还能勉强承担。湖南百姓本来就不富足，如果几年之间强迫百姓拿出数千万巨额资金，而铁路工程一天不完工，铁路利益一天不能见到，深恐百姓贫困、财力耗尽，本想谋求富强，反而更加贫弱。因此，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命令下达之日，四海百姓必然不会有阻挠的顾虑。何况把民间力量留下来修建支线，工程容易完成，资金容易筹集，利益也容易收回；这样可以使当地物产畅通运输，民间逐渐富裕。这是支线铁路可以归民间所有的又一个理由。”

译奏疏呈上后，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施行。皇帝下诏说：“中国疆域辽阔，边疆绵延数万里，路程动辄需要走好几个月，朝廷每当想到边防，常常日夜操劳。想要凭借铁路控制和防御，只有赶紧修造铁路这一条办法。何况宪政方面的咨询谋划、军务方面的征调、土产的运输，都依赖交通便利，大局才会有转机。反复深思熟虑，国家必须有纵横贯通四境的各条大干线，才能资助行政并掌握中央枢纽。从前规划不善，没有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纷杂，不分干线支线，也不顾民力，一纸奏请，往往就批准商办。可是这些年来，广东只收集到一半股款，修成的铁路很少；四川亏空巨大，追查赔偿没有结果；湖南、湖北开设路局多年，只是白白坐耗。耗尽万民的财力，有的被虚耗，有的被侵吞，恐怕拖延越久，百姓负担越重，上下都受到祸害，造成的延误实在不堪设想。因此特意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线铁路一律归国家所有，定为政策。凡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别设立公司、集股商办的干线铁路，延误已经很久，应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修。” 除支线仍准许商民量力酌情办理外，从前批准的各项干线铁路案件，一律取消。至于应当如何收回的详细办法，交给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上奏说：“粤、川、湘、鄂四省抽集、招募的公司股票，全部收回，由度支部、邮传部特别发行国家铁路股票，年息六厘。以后如果有余利，再按股份分配。假如原来抽取的本金，五年后也可以分十五年收回本金。不愿兑换国家铁路股票的，均准分别办理，以显示公平。粤路全是商股，因为铁路工程停顿，浪费过于严重，股票价值不到五成。现在每股从优发给六成，亏损的四成发给国家无息股票；铁路建成获利之日，准许从本路余利中分十年摊还。湘路的商股本金，照数退还。米捐、租股等款，准许发给国家保利股本。鄂路商股，也一律照本金退还。因铁路动用的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际使用工料的款项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现存七百多万两，原来是否入股，或者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凭其便。”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下诏停止四川、湖南两省的租股。起用端方，以侍郎身份督办粤汉、川汉铁路。粤汉、川汉铁路向英国、德国、法国三国借款的合同，也随即签订。皇帝关于将干线铁路收归国有的诏令颁布后，湖南、广东人士纷纷起来喧哗，竭力谋求抗拒，但不久就平定了。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四川谘议局请求缓办接收川汉铁路，皇帝下诏斥责他。四川人罗纶等说：“部臣对待四川百姓，全都使用威力，毫不公平。”王人文又据此上奏，仍受到严厉斥责。不久，任命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四川人因铁路问题长久不能解决，开始罢市、罢课，抗缴粮税、抗缴捐款，发布《自保商榷书》；接着聚众围攻督署，又进攻省城。于是命端方率军进入四川。又因为四川事态日益紧急，命前广东总督岑春煊赴四川办理剿抚事务。岑春煊接受任命后，请求用现银偿还四川省的铁路股款，广西巡抚沈秉堃也这样建议，有关部门议定借用英国三百万英镑，但事情未能决定。岑春煊到达湖北时，正好成都的包围解除，他以生病为由没有前往四川。” 御史陈善同上奏，请求罢免斥退邮传大臣盛宣怀，以平息巨大变乱。奏疏说：“我私下认为，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自古以来从没有得到民心而国家不兴盛的，也从没有失去民心而国家不危险的。《传》说：‘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

译《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 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极其微妙。此次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本来非常适宜。近来屡次下诏免除各项杂捐，对百姓的体恤已经仁至义尽。然而湖南、广东等省人心惊惶，骚乱不安，四川的祸患又日益加剧，这是因为邮传大臣盛宣怀办理这件事确实不妥。各路商办铁路，当初都是奉先皇帝谕旨，依据《大清商律》办理的。如果想改归官办，自应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期分段，量力逐步收回，这样对国家和百姓才是两利。如今盛宣怀事先毫无准备，只是仰仗借款，突然奏请把已批准的各案一律取消。各路经过十多年经营，筹集了数千万股款，却一下子全部夺取。再加上所订借款合同利率高、虚折多、抵押重，债务负担又很重，明显处处失败，给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各省人民痛惜过去的辛劳，害怕日后的祸患，难怪奔走相告，惊恐不安，仿佛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查给事中石长信请求制定干线、支线办法，是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覆奏、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是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签押是在二十二日。看来政策的改变，实际上是因借款而发生的。办理这样的大事，平时竟毫无安排，仓促到这种地步，反而使朝廷减轻百姓负担的本意被掩盖，无法彰明；又不能临事审慎处理，强令本应由国家接办的工程每月仍由四川款项支出，这实际上同五月二十一日上谕中“川路仍存七百多万两，是否入股，或者兴办实业，都听凭其便”等话大相违背。这样一定会使皇上体恤商民的恩意被堵塞，不能下达到百姓那里，使朝廷陷于失信，向天下显示出可疑之处，百姓群起抵抗，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幸亏国家三百年来深厚的仁德恩泽深入人心，所以即使众人的怨恨都集中在盛宣怀身上，最终也没有人敢把怨恨归于朝廷。近来听说四川省的风潮日益猛烈，大家都认为盛宣怀丧失权力、误害国家，想抓住他才甘心。一个多月以来，四川屡次召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会者将近万人，都发誓同铁路共存亡，在场的人无不为此流泪。十多个州县联合起来，又相约不缴钱粮、不交捐款，学校停课，商民罢市。各家恭敬地设立先皇帝的灵位，早晚痛哭；人人都没有求生的欢乐，士人都怀着必死的志向，愁惨萧条，像遭遇大劫难一样，实在令人怜悯。” 如今这些惶惶不安、无所依归的穷苦百姓，都是国家在忧患中的赤子。情形狼狈到这个地步，皇上听到后，一定会有恻隐之心。如果不赶快加以拯救，万一双方长期相持不能解决，稍微拖延一些时日，或许有不轨之徒从中煽动；强者会拼命寻仇，弱者会因绝望而逃死。一旦众人的心志离散，整体瓦解，终究不是国家的福分。现在湖南、湖北争夺铁路，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而且雨水成灾，几乎波及十省，盗匪成群，流民遍野。如果四川省稍有风声鹤唳的警报，恐怕从云南、 西藏直到沿江、沿海，必定会有人起而响应；它所造成的祸患，哪里只是铁路不能收回而已。近来皇上谕令派遣湖北、广东、四川、湖南等省督抚，要求他们在所辖境内，铁路事务都可以会同办理。盛宣怀刚愎自用，不合舆情，已经十分明显，应当如何惩处，以警戒将来。至于四川百姓的争议，长期悬而未决，终究担心酿成巨大变乱。应责成督办、会办各大臣，斟酌情势，妥善而迅速地维持局面，以平息众人的议论。”当时盛宣怀入朝任邮传大臣，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借外债并支付利息修路、处理四省铁路股款，实际上都由他主持办理，所以陈善同提及他，措辞十分恳切直率。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省察。四川温江等十多个州县的民团，每次聚集数千人或上万人，所到之处焚烧劫掠，势力极其猖獗。大军将他们击退，但他们不久又占据崇庆、新津、彭山，嘉定、灌县也相继失陷。邛州军队发生哗变，汶川县署被毁，于是命令湖南、湖北、陕西各军前往援救。正逢湖北事件发生，四川的乱局更加紧急，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不久四川省又被民军占据，端方、赵尔丰都死于这场灾难。于是罢免盛宣怀，以此向四川人谢罪，但国事已经不可挽救了。总的来说，讨论办铁路的优劣，官办铁路筹款容易、完工快，商办确实比不上。但借外债造成的亏耗和大权旁落，弊害很多，也远远超过商办铁路。只有京张铁路利用京奉铁路的余利兴办，詹天佑亲自主持工程，丝毫不借助外国人，确实是中国自行办理的铁路。湖北的铁厂又制造钢轨，以满足全国修路的需要，挽回巨大利益，尤其值得称道。官办铁路统计如下：京汉铁路长二千六百三十里，资本金一万万零五百六十二万八千余元；京奉铁路长二千二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五千零八十八万四千余元；津浦铁路长一千八百六十三里，资本金八千零四十九万余元；京张铁路长五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一千零三十二万余元；沪宁铁路长七百二十五里，资本金三千六百五十三万余元；正太铁路长六百二十三里，资本金二千三百十二万六千余元；汴洛铁路长四百零二里，资本金二千零五十万元；道清铁路长三百三十里，资本金九百五十四万九千余元。广九铁路长三百零三里，资本金一千一百六十六万二千余元；吉长铁路长一百四十里，资本金一百二十万三千七百零四元；萍株铁路长二百零五里，资本金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余元；齐昂铁路长五十六里，资本金四十八万八千余元。商办铁路：浙江铁路长三百四十二里，资本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余元；新宁铁路长二百六十里，资本金四百零八万九千余元；南浔铁路长七十七里，资本金三百五十万六千余元；福建铁路长二十八里，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八千余元；潮汕铁路长八十三里，资本金三百五十四万六千余元。至于借外债修建的各条铁路，只有京汉铁路到期后赎回归我国所有，其他铁路尚未到这一步。”},{

译志第一百二十五。交通第二。轮船。自从西方人兴起轮船制造以来，轮船有军舰和商船两种。起初只是在东西洋各国的港口之间往来。中国自开放口岸、开展通商以后，同英吉利订立《江宁条约》，外国轮船便可以在海上航行；后来又同外国订立《天津条约》，外国轮船便可以在长江航行。商旅乐于其便利，争先恐后地趋赴。于是，内河和外海的航运利益全被外国占据。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有人认为这会妨碍河船业的生计。李鸿章说，咸丰年间河船有三千多艘，如今只剩四百艘。如果到了现在还不设法谋划，航运利益就会全部丧失。于是请求排除众议，竭力实行。到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又上疏说：“同治年间，曾国籓、丁日昌任江苏督、抚时，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先后提出由华商造船的章程，分运漕米，同时承运旅客和货物。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并令江海关道通知各口岸商人试办。时间久了因循拖延，一直没有办成。同治七年，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随即又停止了。今年夏天，臣在验收海运之余，遵照总理衙门来函的指示，商议让浙江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硃其昂酌情拟定轮船章程。后来因为现在官府制造的轮船中没有可供商人领取的商船，上海各省的富商，有的自行购置轮船在各埠航行，有的携带资本挂靠在西商名下。如果中国自行设立招商局，那么各商人所有的轮船和资本必将逐渐归入官局，这似乎可以顺应商情而增强国体。因此拟请先行试办招商局，以作为官商融洽合作的起点。” 等商船造成后，就可以随时添造补充，推广通行。又，海运漕米，本届江浙的沙宁船不够用，应请用商船分运，以补足沙宁船运力的不足。将来漕米数量越来越多，也可以避免船只不足的忧患。请按照户部核准的练饷制钱办法，把钱借给苏、浙典章，准许商人借领二十万缗，作为设局的商本，同时预先缴纳利息钱用来赈济灾民。所有盈亏都由商人承担，与官府无关。应当令硃其昂回到上海设局招募商股。商人争先入股，现在已经购集坚捷轮船三艘。臣已经咨商浙江督抚，令其拨给明年的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往天津；船脚、耗米等各项，全部按照沙宁船的既定章程办理。至于承运货物、报关纳税，仍按照新关章程办理，以免留下借口。如果从此轮船能够畅行，希望我国内河和外海的航运利益不至于全部被洋人占据；这件事关系国家经济和百姓生计，实在非常重大。”奏疏呈上，皇帝批示准许。在此以前，福建船政厂专门为制造军舰而设。学士宋晋说耗费款项过于巨大，提议请求停止此事。事情交下办理后，李鸿章坚持认为不可停止，大意说：“欧洲各国闯入中国边界和腹地，无不叩关要求互市。海外的险要之处，有军舰巡防，这些利益和风险我们可以同他们共同分担。长江以及各海口的利益，有轮船转运，这些利益我们也可以同他们共同分担。这样或许不至于让洋人独自占有其中的利益和风险，逐渐发展到反客为主的地步。”他又说：“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买或雇用西洋轮船。如果有所需要，就让他们自行向福建、上海两厂商议拨船或订制。至于载货轮船，与军舰的规制完全不同。福建船厂现在制造的船，商船都不适用。曾国籓以前曾命上海船厂在制造军舰之外，另造商船四五艘。福建船厂似乎也可以间或制造商船，以供华商雇用和领取。现在我正同曾国籓筹议，中国富商往往不愿同官府交涉，而且各口岸的生意已经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取官船，另立旗帜，洋人势必拿出大量资本来倾轧夺取；这样就需要华商自行成立公司、自建货栈、自筹保险，资本巨大、费用繁多，刚开始办理恐怕也无利可图。如果实行时间久了，添造的船和租用、领取的船稍微多一些，才会有利益。听说华商原先领取的船，必须准许它兼运漕粮，才会有专门的生意，不至于被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制造商船达到一定数量后，再请皇帝下令总理衙门，商议并命令各省筹办。”奏疏呈上后，交给主管部门议定施行。这一年冬天，招商局成立，由知府硃其昂主持事务，道员盛宣怀辅佐他。硃其昂让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人招募商股，出资者十分踊跃；盛宣怀也请粤人唐廷枢、徐润主持局务。购买船只、设置机器、建立码头，依次经营，全部使用商人资本，规模大体具备。光绪元年，李鸿章上奏请求分别奖赏硃其昂等人。光绪三年，增购旗昌船舰，开始借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以及东海关的官款，共一百九十万两有余。起初计划购买旗昌轮船时，盛宣怀坚持最力，需要银二百数十万两；但商本很少，不足以应付。盛宣怀以国防大计和江海利源的说法，竭力向两江总督沈葆桢陈述。沈葆桢受到触动，拨银一百万两予以接济。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一举措是错误的，甚至用‘旗昌丢掉将要破旧的皮衣，却得到足够另制新衣的钱，只求合身’来作比喻。事后募集商股，响应者寥寥，只筹得四万两银子，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御史董俊翰说：‘招商局每月亏损达到五六万两。造成亏损的原因，是购置船只过多，轮船航行所需经费过于巨大，必须做到一艘船取得一艘船的收益，才可以避免亏耗。听说招商局各船承揽货物所得的费用，不足以支付经费，形成船多货少的局面。眼下既然还不能立即前往海外各国，以广泛获取贸易利益，只应适当改变安排，使支出的数额不至于超过收入。’光绪六年，祭酒王先谦请求整顿招商局事务，言辞涉及盛宣怀。奏疏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办理；刘坤一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轮船时，声称有一百多万两商款，实际上却一无所有，是有意欺骗蒙蔽，企图取得酬金，请求夺去盛宣怀的职务。他又请求把官款全部作为官股，并把赢余用作海防经费。奏疏呈上后，这两项请求都没有得到答复。招商局借用的官府库银，到光绪六年应当分期归还。可是已经偿还超过一半后，又借用了洋债。李鸿章说应当兼筹并顾，但招商局力量不足，请求先偿还洋债，之后再偿还官府库银，却受到部议的限制。后来逐年清还，而商股资本仍达到四百万两。当招商局刚开始办理时，只有轮船三艘。后来承领福建、上海两厂所购自英国的轮船，增加到十二艘。等到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后，便同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为三家公司。资本过于庞大，收入反而转为微薄。

译这一年，因言官弹劾上奏说招商局办理完全没有实际成效，请求命令认真整顿，皇帝谕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吴元炳彻底查办。李鸿章等上奏说：‘设立轮船招商局，是各商人集股后自行经营管理的，这在创办之初已经奏明，盈亏全部由商人承担，与官府无关。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府主持，这同其他设立官局、支用公款的机构完全不同。只是此举是为了收回中国的利权，事情关系重大，所以必须由官府扶持，并酌情借给官款，以补助商人力量的不足。光绪三年冬天，曾经把招商局事务筹划整顿的情况再次上奏，并命令江海关、津海关两关道员每年结账时，就近分别前往上海、洋行等各局清查账目；如果有隐瞒冒领，就据实上奏，请求追究并赔偿。几年来，虽然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竭力倾轧排挤，局务还能够维持，官款也逐渐可以归还。又先后承运京仓漕米、各省赈粮，不少于数百万石；征调兵员、调拨饷银以及解送官物、军械的事务，连续不断，怎么能说对国事完全没有实际成效呢？招商局承揽客货运输以及出入款项，责成熟悉商业的道员唐廷枢、徐润总管其事；每年结账后，分别详细列出清册，任由所有入股商人查阅核查。如果局中稍有弊端，众商不等官府来查，必定已经相互联合追究控告了。但招商局自开办至今，并没有入股商人提出控告。如今正值承揽漕运紧张之时，如果纷纷调取账簿清查，不仅会使市场平白增添动荡疑虑，生意难以招徕；而且洋商嫉妒忌恨正深，更一定会乘机倾轧排挤，希望实现其把持专利的图谋，这对中国商务大局尤其有害。总之，招商局关系国家赋税最为重大，各关所纳税课丝毫没有亏欠；所借官款由招商局承运漕粮所得的水脚费分年扣还，公款已经有了着落。至于各商的股本盈亏，应当如前次奏报，全部由商人承担，与官府无关。应当等到每年结账时，按照成案由上海、天津两关道员就近清查，以符合既定章程。’奏疏呈上后，皇帝批示知道了。十一月，学士梅启照说：‘自从招商局归并旗昌轮船后，各国轮船的利益逐渐减少，但招商局轮船只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等处码头航行，不如加以推广，竟然让它驶往东西洋各国。请命令南、北洋大臣督促局员，酌情派遣丰顺、保大等船，先到东洋试行。若实行有效，再逐步推广到西洋，那么贸易往来、互通有无的利益，就可以由中外共同分享。’第二年，祭酒王先谦也这样提出建议。两人的奏议都交给主管部门审查议定。在此以前，招商局的船曾驶往新嘉坡、小吕宋、日本等地承揽运输，但不足以同外国轮船竞争利益，不久便停止了。后来派和众船前往夏威仁国的檀香山和美国的旧金山两个港口，那里华人聚集，航运业颇为振兴。于是又派美富船前往。各国商业中，英国最为强大。光绪七年，粤人梁云汉等人在伦敦设立肇兴公司，船政大臣黎兆棠实际上倡议了这件事。李鸿章上疏说：‘西洋国家富强的策略中，商务和船政彼此表里相辅。用军舰的力量保护商船，必须先用商船的税收来供养军舰，因此整顿商务尤其是当务之急。近来各国商船争相驶往中国，据估计每年进出口货物的价值约在二万万两银子以上。洋商所获得的十分之一利润，已经不少于数千万两；按十年计算，就是数万万两。这些全都是中国的利益，只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商务尚未兴盛以前，各国本来还可以闭关自守；等到风气大开，既然不能拒绝他们不来，就只有自行扩大利益来源，劝令华商到海外贸易，希望中国土货能够畅销，洋商能够减少获利，而中国的利权也可以逐渐收回。此前招商局轮船曾驶往新嘉坡、小吕宋、越南等港口承揽运输。近年和众、美富等船分别驶往夏威仁国的檀香山、美国的旧金山，承运客货，终究还只是小规模试办，尚未集中力量扩大经营。英国伦敦是通商的第一大都会，却没有华商前往。黎兆棠有志于挽救时局，早已有创立公司的建议，尽心提倡，竭力克服困难。现在既然已经大体确定规模，自然应当顺势引导，务求一定成功。’皇帝批示知道了。光绪十年，法国人前来侵扰，海疆不得安宁，持股商人惊慌不安，担心招商局船只被劫夺，便暂时以银五百二十五万两卖给旗昌行的主持人。事情平定后又收回，并增置江新、新昌、新康、新铭等舰船。至于沉没、腐朽破败的船只，不计其数；后来船只总数达到二十九艘。据说，光绪十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总兵王荣和前往南洋，筹办捐资购船、保护商人的事务。宣统三年，在吴淞设立商船学校。以上这些都是扩充航运业的基础，但招商局船只驶往海外所得的利益，最终仍不能同各国相抗衡。招商局的设立，本来是为了挽回江海上已经失去的航运利益。刚开办时，就知道受到洋商嫉恨；弥补的办法，首先是分担运输苏、浙两省的漕米，后来又推广到鄂、赣、江、安等地。云南的铜，四川的灯木，江、浙两省采办的官物，直隶、山西的赈粮，也都由招商局的船只经营运输。光绪十一年，道员叶廷眷又分条上奏扶持招商局运输鄂茶、鄂盐，以及增加漕运水脚等办法。此事交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在这以前，招商局船运漕粮，每石运费银五钱多一点。后来英国、美国人承揽运输，故意压低运价，招商局的运费也因此减少，处境更加难以支持。李鸿章请求稍微增加运价，但被户部议驳，最终没有实行。大概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内的侵蚀和局外的排挤，使它的资金很担心亏损。商股不足，便借用官款，后来又借用洋债。主管此事的人每天都在谈维持、补救的办法，但实际帮助很少；又因为用款浮滥，多次被言官弹劾。到这时，部臣上疏说：“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原则，重视农业根本而抑制末业，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自古以来，商业事务从未在朝廷上议论。自从海上互市以来，议论的人才竞相谈论商业政务。”

译我私下认为，所谓商人，就是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以增加囤积、经营本钱和利息为事的人。要增加囤积，就必须每月核算还有盈余；要经营本钱和利息，就必须谋求获得加倍的利息。如果计算本金，反而天天亏损；追问本钱和利息，却没有着落，甚至还要借贷、乞求借款来补足亏空，却仍向众人号称‘这就是我的致富之术’，哪有这样的道理？我曾见富商大贾，必定选择忠诚守信的人主管会计。他们的收入有一定规制，支出有一定节制。遵守留下十分之一、十分之三余利的办法，核实账目、厚积资金，才能长久。如果主管财计不能选得其人，生产收入的少，消耗开支的多，取用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不久就会终于贫困。用人和理财的道理，同政治是相通的。以前李鸿章、沈葆桢创立这个局，谋划深远，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本来是为了收取江海航运利益，同洋商争衡，成为由贫转富、由弱转强的机会，全部寄托在这一举措上。可是招商局十多年中，不但本息没有增加，反而官款、洋债累累拖欠，难道是谋划得不好吗？考察案牍，参验证人的话，就知道所谓利权，上不在国家，下不在商人，全部归于从中饱私的官员和绅士。像唐廷枢、硃其昂先后被参劾，徐润、张鸿禄后来败露，都是明证。主管财计没有选得其人，收支的规制又不能讲求节省，那么又怎能把局本亏损推诿给海上用兵呢？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由漕运水脚给予津贴，并且减免货物税收，它每年的收入和支出，就应当由官府加以稽查。请下令给南、北洋大臣，把局中现存江海轮船多少只、码头多少处、委员和商董的姓名职衔，以及运输费用的支出，分别造册上报。今后如果总办不是合适的人，原来保举他的各位大臣应立即议处。”上报后得到批准。然而，管理招商局的权力始终属于直隶总督，户部大臣无从过问。到光绪三十三年，招商局同英国商人经营的怡和、太古公司订立利益均分共享的条约，才免于相互排挤，利润也逐渐显著。这就是招商局办理事务的大致情形。招商局轮船航行各个港埠，全部从上海出发。驶行长江的叫江轮，驶行海洋的叫海轮。停泊的口岸大小不一，只在商务繁盛的地方设置货栈。因此上海设总栈，江苏的镇江、南京，安徽的芜湖，江西的九江，湖北的汉口，浙江的宁波、温州，福建的福州、汕头，广东的广州、香港，山东的烟台，奉天的营口，直隶的塘沽、天津，都设有分栈；通州因关系漕运，也设有栈。江轮、海轮，有时统称为大轮。与大轮一起在内江、外海航行，或者驶往大轮不能到达的地方，则有小轮。光绪初年，商人购置小轮并航行时，只限于通商口岸。光绪十年，明文重申禁令，小轮不得擅自进入内河。官府和商人雇用小轮，必须由江海关发给执照才可以。不过当时只限于苏州、杭州之间。运输客货、驶入江北内河的，都在禁止之列。光绪十六年，詹事志锐上疏请求各省试行小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议论认为不可。署理湖南巡抚沈晋祥说：‘湖南百姓沿河居住，以驾船为业的，实在很多。自上海通商以后，除了淮盐这一项还可以往来装运外，其余货物大多由轮船装载运输，湖南的民船只能航行到长江、汉水便停止，因而舵工、水手失业的很多。现在如果再加上小轮驶入内河，确实如总理衙门原奏所说，必然会夺走民船的利益，妨碍小民的生计。’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说，小轮驶入内河，弊端很多，妨碍民生，影响国税，危害地方，请求严禁。都依照他们的请求办理。起初，外国轮船驶行长江，只从上海到汉口为止。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允许日本轮船一艘从汉口到宜昌，再沿江上溯到重庆；另一艘从上海进入运河，到达苏州、杭州。当时朝廷才允许华商小轮在苏州、杭州之间航行。两江总督张之洞又把航行范围推广到镇江、江宁、清江浦以及江西鄱阳。光绪二十四年，《长江通商章程》签订，通州芦泾港、泰兴天星桥、湖北荆河口都确定为外国轮船上下客的地点；广西西江、直隶白河、奉天辽河、松花江，也先后允许外国轮船航行。到中英签订《马凯条约》，航行范围又扩展到广东北江、东江。中英、 中日订立内港行轮章程后，凡是内地水道，外国轮船全都取得航行权，于是过去华商小轮不得航行的各地，才一律解除禁令。江、浙、闽、粤各地的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运输客货，人们都称便利快捷。只是洋商在前面创办，华商落在后面；而洋商压价排挤的事情时有听闻，要想获利，实在非常困难。

译光绪三十年，商部参议王清穆说：‘奠定商业的基础，没有比内河航政更重要的了。凡是铁路尚未通达的地方，可以借助航路加以连接；凡是铁路不能到达的地方，可以通过航路转运。江、鄂等省，像汉湘、九南、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等航路，四通八达，往往由外国人经营。这些公司的资本多不过几万金，和铁路需要动用千百万相比，难易相差极大，华商的力量还能够兴办，确实是今天最紧要的举措。请下令各省凡有航路的地方，立即对华商轮船公司给予保护；尚未设置的，提倡筹办。’上报后得到批准。从此小轮公司逐渐推广扩大，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轮船桅樯密集，到处都可以通航。直隶有往来安东、天津、大连、营口、牛庄、烟台、龙口、义马岛、威海卫、海参崴的小轮；江苏有往来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州、杭州、江宁、扬州、六合的小轮；安徽有往来芜湖、庐州、安庆、宁国、巢县的小轮；江西有往来南昌、九江、吴城、湖口、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的小轮；湖南、湖北有往来汉口、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州、常德、咸宁、岳州、湘潭、益阳、仙桃镇、老河口的小轮；广西有往来梧州、南宁、贵县、柳州的小轮；浙江有往来宁波、温州、穿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家门、普陀山、余姚、西坞、瑞安、平望、震泽、南浔的小轮；四川有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叙府的小轮。各公司盈亏各不相同，但航路四通八达，商人和旅客都感到便利，确实有同江海大轮相互辅助运行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省官府使用的小轮以及专门用途的小轮，这些是在商用轮船之外另外设置的。光绪三十一年，修撰张謇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在上海设立大达轮步公司。宣统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创办吉林图长航业公司，从上海经过日本长崎到达图们江，资金由上海商人硃江募集。这些都是在招商局之外另树一帜的企业。

译《志》第一百二十六。交通第三。电报。电报的方法，是由英国人在其首都最初设置，推广到印度，后来又推广到上海。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犯台湾，两江总督沈葆桢上疏说明电报的好处，诏令责成办理，但没有实行。光绪五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才在大沽、北塘海口的炮台设置电线，通达天津，试行后见有效；第二年，又因有人请求设置南、北洋电报而推进此事。此前同治年间，英国使臣阿礼国请求在中国境内设置电线，朝廷竭力拒绝，他只好停止。光绪九年，英国使臣威妥玛又重提前议，把陆线改为水线，从广州经福建、浙江到上海，争论了几个月，最终还是依照他的请求办理。此后，香港的海线沿广州通达天津，陆线通达九龙。而丹麦的陆线也从吴淞到上海，逐渐有闯入中国内地的趋势。天津道盛宣怀对李鸿章说：‘应当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募集商股，赶快设置天津至上海的陆线，以沟通南、北两洋的邮件，遏制外国电线暗中侵入的祸患；同时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人才，以备任用。’李鸿章认为他说得对。第二年，他上疏说：‘用兵的道理，以神速为贵。泰西各国除了讲求枪炮以外，水路有快速轮船，陆路有火轮车；数万里海洋要传递军情，又有电报的方法。近来俄罗斯、日本都仿效实行。因此从各国直到上海，无不设置电报，转瞬之间就可以互相问答。唯独中国的文书还依靠驿站传递，即使加急每天行六百里，速度也已经相差悬殊。查考俄罗斯，海线可以到达上海，陆线可以到达恰克图。钦差大臣曾纪泽从俄罗斯发电报到上海，只需一天；而从上海到京城，随轮船寄送，尚且需要六七天才能到京。如果遇到海道不通，靠驿站传递必定要以十天为期限。这样上海到京城只有二千多里，和俄罗斯到上海数万里相比，消息反而迟了十倍。倘若遇到用兵之时，外国传递军情比中国迅速，利害就完全不同了。况且外国的铁甲兵船在海上每天航行一千多里，势必声东击西，行踪无法预测，全靠军报迅速，随机调兵救援，所以电报实在是国防所必需的。现在从北洋到南洋，调兵运粮，处处都关系紧要，急应设置电报，以沟通气脉。如果从天津沿陆路顺着运河到江北，越过长江到上海，架设陆线，就能同外国通往中国的电线相连接，所需费用不过十多万两，半年到一年可以完工。大致计算正线、支线，横贯三千多里，沿路分设电报局和栈房，常年经费先从军饷中垫办。办成以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选择公正的商董，招集股份资金，让他们分年缴还本金。以后即由官府监督、商人经营，并设立电报学堂，聘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由中国人自行管理，这样或许可以使权力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长久不衰。’奏疏呈上后，得到批准。过了一年，工程完工，由盛宣怀主管此事。不久，英、法、德、美各国使臣打算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增加上海至香港各口岸的海线。英国使臣格维纳又援引先例，请求增加上海至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李鸿章说：‘应当命令华商赶快设置沿海陆线，争取先行建立，使他们无利可图，或许就会停止。而且这样以后，沿海各省同京城以及内外各地的联系贯通，对洋务和海防确实有帮助；即使商民转运贸易，消息灵通，所得利益也更大。’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苏州至浙江、福建、广东的陆线因此建成。当时香港英国商人正想设置水线通到广州，广东巡抚曾国荃立即修建陆线来阻止它。于是香港电线不能侵入广东境内，英国电线也不能修到福州。上海的丹麦电线、九龙的英国电线先后被毁掉，或者由中国出资买下。沿海电线的权力全都掌握在中国手中。这些电线，都是因为外国电线的侵入而逐步设置的。在沿海陆线尚未设置以前，海疆绵延万里，消息隔绝，遇到缓急事情无法防备。御史陈启泰提出防海六条策略，其中一条说：‘既然已经派兵轮分驻海上，就不能不设置电线来沟通消息。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把巨额款项浪费在不急迫的事务上。不知道非常时期的根本事务，绝不是节省吝啬所能办成的。即使只看眼前，越南的情形，也常常要依靠各国报纸来了解。今年朝鲜发生变乱，如果不是日本发来电信，中国还不能知道。军情紧急，日夜有各种变化，邮驿传递迂缓，既担心误了军机，又借助外国人，办事会有更多阻碍，自然不如招用洋匠，自己设置电线。中国电报似乎应推广到各省海口，凡是兵船停泊的地方，一律开办。广东琼州的线路直接通往越南，奉天旅顺的线路直接通往朝鲜，总要使脉络贯通，呼应灵便；一旦有警报，转瞬即可传到。’交给有关部门议行。光绪十年，法国与越南的战事发生，海防紧急，设置北塘至山海关的线路，又延伸到营口、旅顺。两江总督左宗棠设置长江线路以沟通武汉，广东巡抚张树声设置广西线路以通达龙州。光绪二十一年，中日战事紧迫，担心直隶、山东一线受阻，又接着设置老河口至西安的线路。这次江苏增加了上海至狮子林、金山卫、乍浦，清江至青口、板浦，扬州至通州、泰州，镇江至圌山关、天都庙，崇明至吴淞等线路；而奉天至仁川的电线在光绪十一年先已建成。台湾临近海洋，是重要地区，光绪十四年也同时设置了水线和陆线。这些，都是因为海防紧要而逐步设置的。

译云南、广西紧邻越南、缅甸，边防事务十分紧急。云南省的电线，起初只通湖北、四川；关于同南宁接线的议议，光绪十一年获得批准，却没有实行。光绪十三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又说：‘从缅甸进入云南，以腾越作为入境门户，正如蒙自对于越南一样。如今英国提出开办通商的请求，自然应当提前筹划。拟趁粤西工匠到云南的机会，立即把省城至腾越一路设置电线，以沟通同英属缅甸的声息。’当时广东巡抚张之洞也说：‘广西南部同云南边界相接，广西、云南都在西面同越南接壤，云南又向西同缅甸相连。如果只依靠由湖北进入云南的一条线路传递电报，一旦遇到雷雨折断电杆，阻滞就很可忧虑。而且遇到军务时，电报由云南、四川、上海、湖北辗转传到广东，恐怕有交会拥塞、传递迟滞的弊端。已经同云南巡抚商议，从剥隘到蒙自由广东接线修建，并增加腾越的线路。’奏疏呈上后，朝廷下旨知悉。大体说，剥隘至蒙自设置线路，是为了防备越南；腾越设置线路，是为了防备缅甸。吉林、黑龙江逼近俄罗斯边境，边防尤其重要。光绪十五年，从吉林省城设置线路到松花江南岸，经过茂兴站、齐齐哈尔、布特哈、墨尔根、兴安岭、黑龙江，直到黑河镇，这是听从练兵大臣穆图善的建议。光绪十八年，陕甘总督杨昌濬说：‘新疆西北同俄罗斯相邻，西南同英国属地接壤，公文传报迟滞，贻误必定很多。应当从肃州设置线路到新疆省城，并延伸到伊犁、喀什噶尔。’宣统元年，广西巡抚张鸣岐上疏陈述设置柳州至邕州电线二千三百多里的事。都获得批准。这些，都是因为边防而增设的线路。起初，奏请设置南、北洋陆线，北端只到天津。法国战事将要发生时，出使大臣曾纪泽请求接通营近畿电线，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威、保全和局，使联络呼应灵便，有利于战事。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同李鸿章商议扩展线路的办法。李鸿章说：‘京城是中外各方归向的地方，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尤其需要迅速。以前刚开始创办电报时，颇为顾虑士大夫见闻不熟，或许会滋生议论，所以暂且从天津设置，逐步开通风气。对于军国大事，帮助实在很多。现在总理衙门和曾纪泽都认为把线路展到京畿附近是好办法，拟先暂时设置到通州，再逐渐接通扩展到京城。’获准实行。过了一年，天津线路便越过通州到达京师。从此以后，各省都知道电报的好处，有的原来没有便创设，有的已有便引申扩展。尤其重要的地区，陆线、水线兼设，正线、支线并行，纵横遍布全国，彼此维系。直隶、江苏、广东、广西、云南、山东、湖北等省，设置的电报局多达二十多处；其他各省也有十多处或几处，多少不等。彼此衔接的线路中，京师线路通达库伦、济南、太原；天津线路通达奉天。奉天的线路通达天津、旅顺、吉林。吉林的线路通达海参崴、齐齐哈尔、奉天。黑龙江的线路通达吉林、海兰泡。江苏的线路通达京师、芜湖。安徽的线路通达江宁、九江。山西的线路通达京师、西安。山东的线路通达京师、开封、清江浦。河南的线路通达京师、济南、西安。陕西的线路通达开封、太原、兰州、汉口。甘肃的线路通达迪化、西安。新疆的线路通达兰州。浙江的线路通达上海、福州。江西的线路通达广州、芜湖、河口。湖北的线路通达九江、成都、长沙、郑州。湖南的线路通达汉口、桂林。四川的线路通达汉口。福建的线路通达杭州、广州。广东的线路通达福州、梧州、九江。广西的线路通达长沙、广州。云南的线路通达汉口、重庆、八莫、南宁。贵州的线路通达重庆。外蒙古则通达京师、张家口。临海地区设置海线。直隶从大沽通到之罘。江苏从上海向东通到长崎，向北通到之罘、大沽，向南通到厦门、香港。广东从香港通到海防、新加坡、厦门、上海、马尼拉。山东从之罘通到大沽、旅顺、威海卫、青岛、上海。福建从川石山通到台湾淡水，从厦门通到上海、香港。总计陆线的设置，不少于四万里，海线还不计算在内。电报设置分局，也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由商人出力举办、官府监督其成效，称为官督商办。天津至上海一线，起初倡议由官府拨款，没过多久就归商局经营，募集资金达到二百多万。各省电线不全由商人办理，实在是因为商人看重利润，投入资金就要计算本息和盈亏，对于海防、边备的缓急情势，以及国内交通是否便利，并不放在心上。往往一条线路，官办、商办互相交错，大体上以官办补足商办的不足。两广电线中，广州至龙州属于官办，广州至梧州属于商办；钦州、廉州、雷州、琼州以及镇南关、虎门，则由官商合力办理。云南线路，一条由湖北进入，一条由四川进入，一条由广西进入。西安到嘉峪关，以及甘肃、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线路，通州至承德的线路，都由官府办理。这些就是例子。但是，上海到广东的线路本来是为了防止外国电线而设置的，需要费用四十多万两，全部由商人筹措。当时香港英国人也想引线到广州，幸亏华合公司预先把线路设到九龙，他们的谋划才被遏止。华合公司设置九龙线路时，华民抗拒，英商阻挠，声势十分凶猛。公司商人何献墀等人排除众多困难而办理此事，不向他们屈服，最终获得成功。中日战事紧急时，又引接襄阳线路一千多里，直达西安，使京城和上海的军情报告不至于阻塞。张家口至恰克图一线，因为俄国使臣援引条约催促，也由商局募集资金六十多万两，接设线路二千七百多里，经营了两三年之久，工程巨大、费用繁多，是全国线路中规模最大的。除此之外建成的线路，里数无法一一记载，它们所起的帮助大概非常不小。

译光绪二十五年，大学士徐桐说电报局获利不少，却没有真正有益于国家。朝廷大臣也有人说招商局、电报局等各局借公事谋私利。都交给协办大学士刚毅查核回复。刚毅当时因公务奉命到江苏，不久上疏陈述：‘电报局自从恰克图线路建成以后，亏损极大；等有盈余时，每年输送十二万四千两作为南、北洋的学堂经费。’上报后得到批准。第二年，朝廷大臣又说电报局的利权太重，应当选派官员接办。诏令责成盛宣怀按年造册报告收支款目，官府电报应免收费用。盛宣怀上疏，大意说：‘电报局本来是集合华商众人的力量，来同洋商争衡；旁观者常惊叹它聚集了巨大利润，实际上分散到千百股商人手中，仍然只是极少的微利。近年来电线开拓日益广泛，局中经费以及修线、养线的费用也日益增加。去年因为中俄条约，接建恰克图线路，费用六十多万两，没有请求官款，全靠电报商人集资办成。沙漠荒僻地区报费极少，而每年的使用费用却尤其巨大。至于今年应办的工程，因为办理铁路，卢沟桥至保定的线路已经建成，又必须修建保定至汉口的干线。因为办理海防，又必须修建宁波至温州的线路。总理衙门因洋人的请求，又必须修建山东泰安、沂州的线路。此外，各条线路增设支线的重要工程接连不断，官款没有办法筹措，都借助股商的力量来应付国家的急需。总局的各项收支账目，都按年刊布；各局的详细账簿，也任凭股商随时查阅。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众人都看得见、听得到，不是官府办理报销、经一两个人之手的情形所能相比。原奏所怀疑的各项，似乎是不了解其中的原委。至于官用报务的费用，先前制定的章程，拟定一半作为报效，一半支付资金，期望官商两方面都得到照顾，长久不废，仍应照旧办理，以维持大局。’上报后，朝廷表示知悉。盛宣怀当时总管轮船、电报两个局，多次受到指责。光绪二十八年，他对直隶总督袁世凯说：‘电报应当归国家所有。轮船完全是商业事务，可以改由官府督办，却不可收归官办。’袁世凯同执政大臣商议，认为有道理，便上报朝廷。不久，朝廷命袁世凯督办电报局，候补侍郎吴和喜辅佐他。朝廷明令发还商股，但没有立即实行。众商人惊惧不安，争相想拿股票卖给外国人。盛宣怀竭力阻止，这才作罢。不久朝廷下诏，原有商股一仍其旧；因为当时实际上只是把一个由商股经营的局改为官办而已。宣统元年，邮传部设立已经两年，准备把全国各电报局都归邮传部管辖。邮传部尚书陈璧上疏说：‘电报是沟通全国的机关。各国电报的权力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电报创办之初本来归商人办理，但光绪初年商股微薄，仍依靠官府力量补助，并不是完全由商人办理。历年获利约有五六百万。如果能使全国交通推行无阻，那么富商就可以使国家富裕，又何必另行讨论改变制度呢？然而考察商线所到之处，全是市镇都会；边远省份，如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新疆，商人因为无利可图，都推给官府办理。商人的力量虽然确有不足，但只顾私利、忘记长远谋略，实在违背朝廷设立邮传部的初衷。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如果不改为官办，就无法确定区域划分的办法，也就不能取得扩充的成效。东西各国电线密如蛛网，策应灵通，所以盗贼刚刚兴起，随即就能扑灭。中国的电报，无论要地和荒远地区，即使是内地稍偏僻的地方，也多有缺漏而尚未兴办。一旦发生事情，道路修阻，消息不通，实在妨碍军务。何况现在正值百事维新，外交和内政关系重大，交通稍有迟滞，就会处处发生阻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四年〕 近来科布多、四川、西藏、蒙古、福建、浙江、江西、江苏、松江等地纷纷请求设置电线。今年四月，奉旨迅速设置贵阳至义兴的电线。陆军部又因为秋季江、鄂各军将在安徽会操，请求设置安庆至太湖的电线。外务部请求设置四川、西藏通往印度的电线，作为收回英国江孜线路的先手。湖北官电局因为赔累不堪，请求改归邮传部办理。这些请求纷至沓来，都是不能稍稍迟缓的计划。核算各省请求设置的线路，总数不少于一万多里，工程费用应在一百多万两以上。而这一万多里线路，一半都在荒村僻壤，报务不多，增加一条线路就要赔掉一条线路的本金，维修一里就要亏损一里的费用。此前增设云南、贵州一两个边省的电线，各股商人还担心亏损。如今统筹荒僻贫瘠地区，更加难以着手。利益归自己，损失归国家，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扩展线路应归官办的原因。各省线路中，等待修理的很多，朽坏得难以支撑，其中陕西、河南、福建三省尤其严重。假如遇到战争突然发生，后果实在不堪设想。现在正在选派官员调查，统筹筹划，其中有的应当迁移到铁路附近，有的关系到交涉，必须先行占据，有的因公文报告日益增多，应当增设线路。这些工程要逐步修建，工程费用十分浩大，需要白银约五六十万两。这笔巨额费用，即使把商股的全部余利息项都拿出来，也难以抵偿。这就是大修工程应归官办的原因。中国的报费昂贵，居全球之首。边远省份传送一两个字的费用，几乎同各国传送二十个字相等。近来据宁夏副都统志锐请求核减报费，以便利交通。又据赴葡萄牙的官员周万鹏称，葡萄牙公会也以中国报费太高为言。自然应当酌情减低，使价格同各国大致相同，为加入万国电政会作准备。只是核减电报费用，以每年收入三百多万元计算，即使减价一成或两成，也要减少五六十万以上。如果逐步减到四成或五成，或者减到同欧美各国相等，减少的数目就更多。这件事一实行，商股的年息恐怕无法保证，余利更不用说。这就是减费应归官办的原因。以上三件事，实在是今天电政最重要的规划，也是今天商股最受损害的办法。与其姑且因循，日积月累，导致官商双方都生病害，哪里比得上按公道价格收购赎回商股，以求上下双方都得到好处？实际情况是，今天电报确实有必须扩充的趋势，也有不得不折损商股利益的时候。对商人来说，只需计算盈利；对国家来说，必须追求便利。两者事实不同，绝难强行合并。臣等拟恭敬遵守光绪二十八年的谕旨，改为官办，并筹款偿还商股。即由邮传部准备价款收购赎回，除每股股本之外另行加价，以表示国家体恤商人的意思。’奏疏呈上，获准实行。

译八月，电报商股的收赎全部完成。陈璧上疏说：‘本部收赎商办电报股份，酌情核定市价收购，每一百圆电报股给一百七十圆。不久又依从众商人的请求，加价十圆，作为优待费，共计二十二万圆。自从颁发收赎章程以后，一个月内共收回商股二万一千四百多股。尚未到达的五百多股，确实因为在外地和内地偏僻地方，递寄困难，拟请放宽期限，依章程给价，将现款提存，以便以后领取，仍然发给优待费，以表示体恤。此后电报局就全部归国家所有，同商人无关。收赎款三百九十六万圆，本部暂时从铁路款中借拨，仍须另行设法归还，以使款项账目清楚。’又说：‘电政是交通的枢纽，要谋求扩充，才能希望发展。如今既已改归国有，就应当把减费、扩展线路、修理线路等事情逐步整顿。减价是中外众人都看得见的事情，如果不切实施办，就尤其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希望并广泛招徕用户。拟从光绪三十五年正月开始，酌情减少电报费两成。按所收商办报务费约三百万圆计算，就会少收约六十万圆，亏空在二十万圆以上。减费以后，报务数量必然增加，可以用来补贴经费。同时，临时增设、修理线路以及扩充电话，到处都需要款项。增加的收入必须拨来抵补，用于逐步扩展工程。预算中的短缺，拟暂时从本部各路的余利项下每年拨二十万圆，限期三年；从第四年到第六年，每年均匀归还二十万圆，全部还清。这样一转移，铁路款都有了着落，电政也可以逐渐兴盛，不必继续借用其他款项，实在可以收到财政统筹的好处。’上报后得到批准。从此以后，事权统一，呼应灵便，每年扩展电线三四千里成为常规；而收费低廉，远远不同于过去，这不是商办所能做到的。中国疆域辽阔，公文传报拖延，遇到突发变故，往往因为消息迟滞而坐失时机，酿成巨大祸患。历代变乱的发生，大多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有了电报，过去音信隔绝的弊病一下子全部消除。像朝阳教匪倡乱、云南猛喇游匪魏名高滋事，都因为电报及时告警，加上军事部署迅速，得以立即剿平。对外方面，朝鲜第二次内讧、越南事变前的预先防御，也都依赖电报。这就是它明显的功效和巨大的验证。不过电报刚开始创办时，乡僻地区受见闻限制，外国人又多方阻挠，经历艰难曲折，才获得成功。设置线路的地方，如果属于边疆瘴疠之地或塞外荒凉之区，着手办理的困难，是内地的十倍、百倍。因此参与此事的人员能够获得奖叙，而邻近省份不能援引这个例子来请求奖叙，也是这个缘故。至于意外损坏，事情尤其多。贵州毕节乡民拆毁电线，山西霍山乡民毁坏电杆；湖南澧州百姓误以为电线是外国人设置的，聚众拆毁；陕西长武、乾州、醴泉、邠州、永寿，甘肃泾州、平凉等地，百姓认为旱疫是电线造成的，几乎把电线全部拆毁。这些都由地方官出资修复，带头者有被判处死刑的。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乱时，京师至保定的电线先被毁坏，京津、京德线路接着被毁，山西、河南又相继遭毁。最终在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四省境内，荡然没有留下一条电线。南北隔绝，中外阻塞，消息不通达数月之久。后来外国军队盘踞京城、天津，起初设置行军电线，接着打算设置大沽至上海的水线，由大东、大北两家公司主管其事。盛宣怀秘密估价，买下它们的机器和材料，归入中国商局，他们的谋划最终没有得逞。盛宣怀不久请求修复已经毁坏的各条线路。因战事损坏的，由商局负责；山西、河南没有发生战事，却因地方官保护不力，甚至指使人拆毁的，就援引毕节、霍山的例子，分别赔偿修复。上报后得到批准。光绪三十年，东三省的线路又毁于日俄战争。到宣统三十四年，总督徐世昌将其修复。这就是已经毁坏而重新修复的各条线路的大致情形。电报对于交通运输的便利作用，同铁路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然而铁路所需经费太多，每逢兴建，都打算借助外国资本来办；不像电报工程省、费用少，商人的力量已经足以兴办。借外债建成的电报线路，只有上海、烟台、天津的正、副水线罢了。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军队正占据京城、天津，谋划设置大沽至上海的水线。盛宣怀认为这会侵犯我国主权，便暗中向承办此事的大东、大北公司买回线路，交由商局办理。当时两公司趁机逐利，所以把价格抬得很高。中国官府和商人都陷于困境，财力又不足，于是把购买价款作为借款利息，分三十年偿还。这实在是迫于形势而不得已。过去外国人在中国铺设线路，后来由商股买回的，如丹麦设置的淞沪旱线、德国设置的京津干线以及铁路通往天津的支线，也是如此。电报不应只通达国内，还必须通往国外，这样它的作用才更加广大。于是中国同外国开通线路，如法国、英国、俄国，既订立通线费用的协议，又分别订立联合线路及分摊费用的协议，以相互约束。电报局日益扩充以后，尤其把培养人才当作要务。电报学堂创办于光绪六年。后来分别设置按报、测量和高等各类学校，以扩大人才培养。光绪二十五年，又增设电话学科作为补充。

译电话起初称作“德律风”。光绪二十五年，盛宣怀上奏说：“德律风创始于欧洲、美国。拿到手就能使用，贴近耳朵就能听到声音，坐在一间屋子里便可以同许多人交谈，隔着距离却能亲近地听到咳嗽声，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便利。因此创办通行还不到三十年，就遍及各国。起初只能通达几十里，现在已经可以通达几千里。新的机器既然开创出来，就无法禁止阻遏。日本把电报、德律风都归递信省管理，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受教，机器在同一个工厂制造。中国有德律风，是从英国人在上海租界设置开始的。近年各地通商口岸，洋人纷纷谋划设置。吴淞、汉口请求借用电杆架线，厦门则请求自行铺设线路。电报公司竭力坚决拒绝，只是担心各国使臣将到总理衙门提出要求，又增添争端。一旦答应，祸患就会非常大。况且西方人虎视眈眈，步步紧逼，想夺取我国电报的权利，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如果都让他们设置德律风，日后由短线发展到远途，由传声兼而传字，势必一放纵便无法收拾。不仅中国的电报权利必定被他们夺走，而且他们获得消息也会比我们更快。” 防备得不早，今后又从何补救？现在官府的款项恐怕难以筹集。我同电报各商董反复仔细筹划，只有劝集华商资本，自行办理德律风，使它同电报相辅相成。从通商各口岸依次开办，再逐步推广到各省会和各郡县，这样或许可以预先杜绝外国人的觊觎图谋，保全电报已经形成的局面。”皇帝批准了。此后京师、天津、上海、奉天、福州、广州、江宁、汉口、长沙、太原都设置了电话，这就是由此类推推广开来的。志第一百二十七。交通志第四。邮政。自海上各国交通大开以来，外国侨民常常自行设置信局。咸丰十一年订约后，驻京外国公使的邮件起初交给总理衙门，通过驿站代为寄送。同治五年，改由总税务司汇集各驻京公使的文件，递送到天津，再寄往上海。光绪五年，又增加封河以后由天津通往牛庄、烟台、镇江三路的邮差。到光绪十一年，邮务更加繁忙，总税务司便在天津、镇江、上海各税务司衙门分别派专员办理。这是总税务司兼管邮递事务的开端。起初，光绪二年，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建议创办邮政。光绪四年，才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设置送信官局，由赫德主持此事，九江、镇江也相继设局。这是中国试办邮政的开始。光绪十六年，命令在通商口岸推广办理。光绪十九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各国增设各地信局妨碍推广为由，请求赶快筹划妥善办法。总理衙门把此事交给赫德商议。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署理南洋大臣张之洞上奏请求举办邮政，大意说：“泰西各国把邮政看得同铁路一样重要，特地设置邮政大臣总管其事。投入的资本很少，获得的利润却很大。就英国来说，一年所收的邮费折合中国银约三四千万两。各国通行邮政，无不把它看作巨额财源。而且权力掌握在国家手中，有统一管理，既有利于商人和百姓，也就是有利于国家。近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先后在上海设置本国邮局，其余各通商口岸也在领事署内兼设邮局，这是侵犯我国大权、夺取我国大利，实在违背万国通行的惯例。光绪十一年间，前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根据委员李奎的条陈，请求中国自行设局，以挽回利权；又经过税务司葛显礼前往香港、日本，同两国商议收回设在上海的英国、日本两国邮局，已经

译有了眉目。南洋大臣曾国荃也曾据此咨文总理衙门，命总税务司赫德议复办法。赫德也认为这是富国便民的大政，陈述了七项要点。并说必须有奏准下令办理的明确文书，使各国都知道这是中国国家设置的邮局，就可以商议令各国撤回在中国设置的邮局，也可以商议加入万国邮政联盟。” 考察各海关试办邮递已经多年，却不能推广到远方。外国设置的信局也没有裁撤。原因确实是海关办理的邮递同国家设置的邮政体制不同，所以推广时常常遇到阻碍。现在又同葛显礼当面进一步筹议，知道他熟悉情况，各关税务司中熟悉办理方法的人应当也不在少数。请下令总理衙门转令赫德，妥善议定章程，开始办理。应当推广到沿江沿海各省，并兼及内地水陆各路。务必令各国全部撤除所设信局，并同各国加入邮政联盟，彼此传递文书，相互联络。如果认真举行，各国在华设置的信局一定愿意撤除。这是各国通行的办法，有利无弊，实在是治理财政的大事、便利百姓的重要政务。” 总理衙门上奏说：“光绪二年间，赫德因商议云南案件，请求设置送信官局，这是创办邮政的开端。光绪四年，拟在京城、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开设，略仿泰西邮政办法，交由赫德管理。后来因为各国纷纷在上海以及各口岸设立邮局，担心它们占夺中国百姓的生计。光绪九年，德国使臣巴兰德前来，请求派员参加会议。光绪十一年，曾国荃咨文说，州同李圭陈述了邮政的利益；又据宁海关税务司葛显礼申报，香港英国监督原来有意把上海英国邮局改归中国海关自行办理。光绪十六年三月，札令赫德，认为所拟办法不损害民间局所，便在各通商口岸推广办理。打算等办理有了规模，再请旨正式设立。这是各税关试办邮递的开始。光绪十八年冬，赫德以多年来创办艰难，如果再不上奏请求设立邮政局，恐怕会另生枝节。光绪十九年五月，李鸿章、刘坤一称江海关道聂缉椝禀报，上海英、美工部局正在商议增加各口岸的信局，将来中国再议推广，必定更加困难。考察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普鲁士开始议论替百姓办理邮政，统一由大臣管理，职位同六部卿贰相当。” 各国认为邮政可以沟通上下，于是争相仿效。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参加联盟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大体办法是先购买邮票纸，粘贴在信封上，送到邮局抵作邮资；每封普通信重量五钱的，收银四分，路程远的酌情加收。收取的费用既少，又有规定的投递期限。各地货物价格的涨跌、相隔万里的日常情况，都能随时直接传达。发生事情时，还可以查禁敌国的私信。正如张之洞所说“权力统一，有利于商人和百姓，也就是有利于国家”，这是重要政务。追溯到光绪十八年以来，仅美国一个国家的邮局清单，一年收取的银元就多达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元。张之洞所说英国每年收入中国银三四千万两，还只是大概的说法。邮政的利益可与铁路相当，确实并非虚言。而且西方国家的邮政同电报局相辅相成，用火车、轮船递送邮件。近来法国设立了十艘公司轮船，统称“信船”；船只到达口岸后，如果信包还没有送到，就不能起锚开船，郑重到了这种程度。中国在旧金山、檀香山、新加坡、槟榔屿、古巴、秘鲁经商或居住的人，不下几百万人，常常有一封家书十年都送不到，原因是邮政联盟有扣留、阻止寄往未订约国家的文书的惯例。

译中国邮政如果实行，就可以用所得收入购置轮船出洋，借助递送信件来流通商品。至于挽回利权，关系尤其重大。我们广泛访问、周密咨询，知道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因此在光绪十九年发札命赫德详细讨论。上年六月至十二月，又同总税务司当面商议多次，先后收到他递交的四项章程，共四十四款。我们详细阅看，大体已经清楚，自然应当及时开办。应请皇上降旨命令本衙门，转令总税务司赫德专门办理此事，仍由本衙门总管其成效，即按照赫德拟定的章程，定期开始办理。应当制作的邮票，也由赫德一人负责管理。遇到需要酌情修改、增加的地方，随时呈交本衙门审核确定，务必做到有利而无弊。至于赫德呈文所说的万国邮政联盟邮政公会，设在瑞士，应当准备照会，由出使大臣转交瑞士执政大臣，作为入会凭据。这样就可以援引万国通例，通知各国，把所设信局一律撤回。以上所议，如果蒙皇上批准，就由本衙门敬谨遵旨，分别咨文、照会、发札命令办理。等办理有了头绪，立即推广到内地水陆各路，限期兴办。并咨文沿江沿海以及内地各直省的将军、督抚知悉，届时把简要办法交代给地方州县，命令他们向商人百姓说明，使大家都知道其中的便利。凡是民间邮局，仍旧允许开设，不夺取小民的利益。并准许它们到官办邮局报备、领取邮单，按照章程协助递送，希望同各电报局相互配合。江海轮船以及将来铁路通达的地方，应当如何寄送文书信件，由总税务司同各局员共同商议办理。官办邮政局每年的收入和支出款项，由总税务司按期申报，本衙门汇总审核后上奏。”奉旨：“照所议办理。”这就是开办邮政的始末。此后邮政遍通全国，上下各方都得到它的好处。它的邮政区域，北部东起朝鲜、渤海，西至新疆、青海，北起西比利亚、蒙古，南至江苏、湖北、四川，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中部东起浙江、福建，西至西藏、云南，北起安徽、陕西、河南、甘肃，南至广东、广西、云南，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东部就是长江下游，东起黄海，西至湖北、江西，北起山东、河南，南至福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南部东起台湾，西至缅甸，北起江西、贵州、湖南、四川，南至越南，包括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邮局分为总局、副总局、分局、支局、代办处，共计六千二百零一处。邮路里程分为邮差邮路、民船邮路、轮船邮路、火车邮路，共计三十八万一千里。每一百平方里的面积，平均有七里又四九的通邮线路。邮件分为普通、特种，共计三万万六千二百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九件。包裹分为普通、特种，共计三百零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件，重量一千零六万零四百三十三启罗。汇兑分为旱汇局、火汇局，共计七百五十八处；汇入银数三百九十三万六千两，兑出银数三百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两，合计银数七百九十二万零二百两。每年经常收入二百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余两，临时收入六百八十三万五千八百余两；经常支出二百八十二万七千八百余两，临时支出六百四十六万六千五百余两。收支相抵，实际盈余六万九千九百余两。这是根据宣统三年的统计。各国设在中国各口岸的邮局，英国有上海、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宁波九处。德国有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南京、济南、青岛、宜昌、镇江十四处。法国有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宁波、重庆、琼州、北海、龙州、蒙自十四处。日本有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重庆、南京、牛庄、唐沽、沙市、苏州、杭州十六处。美国有上海一处。俄国有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五处。这只是大概情况。

译志第一百二十八。邦交志第一。中国自古重视邦交。清朝强盛时期，各国前来朝聘，清廷都以礼相待。自海上交通大开以后，局势才发生变化。起初葡萄牙、荷兰等国借用一席之地，迁居贸易，往来于粤东；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大国接踵而来，像鱼鳞鸟羽一样密集聚集，其意图也不过是要求通商罢了。到了道光己亥年，因禁烟引发衅端，仓促接受盟约，于是把香港给了英国，开放五口通商。此后法国、美国、瑞典、挪威相继订约，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也都援引英、法的先例，订约通商，从此海疆多事。俄国订约在康熙二十八年，比各国都早；日本订约在同治九年，比各国都晚。中国被强邻逼迫，所受祸患尤其惨烈。其他如秘鲁、巴西、刚果、墨西哥等小国，不过跟随大国之后，没有别的企图。咸丰庚申年一战，联军进入京城，皇帝出京巡狩。当时英国、法国相继提出要求，主管此事的大臣不敢改动一个字，议定增加条约，使祸患日益加深。到了光绪甲午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军队战败、割让土地，忍受耻辱求得和成；列强又依据利益均沾的惯例，乘机侵夺索取，险要之地几乎全部丧失。尤其严重的是，条约规定某些地方不得让给其他国家，简直把中国的疆土看成自己的所有物，所受侮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庚子年一战，两宫皇太后和皇帝迁徙逃难，八国联合出兵，形势更加无法支撑；没有灭亡，只是侥幸罢了。中国疆域如此广大，远远超过前代，幽陵、交阯一带的民众，流沙、蟠木一带的族类，无不叩关进献礼物，同属我朝版图。可是康熙、乾隆以来费力征讨并经营的地方，任凭别人逐步蚕食，却置之不理：西面浩罕、巴达克山等部落被俄国夺去，南面越南、缅甸被英国、法国夺去，东面琉球、朝鲜被日本夺去；北方边界划分以后，丧失的土地几乎达万里。所谓守卫夷人、守卫疆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实在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因此记述各国邦交的始末，以备后人考察借鉴。俄罗斯。俄罗斯的疆域横跨亚细亚和欧罗巴两洲的北部。清朝初年，俄国东部有称为罗刹的人，从东洋海岸收取毛皮、矿产等贡物，到达黑龙江北岸，占据雅克萨、尼布楚两地，修筑木城居住，侵扰各部族。后来又越过兴安岭向南，侵掠布拉特乌梁海四佐领。崇德四年，清军再次平定黑龙江，毁掉他们的城池；清军退去后，罗刹又重新筑城。顺治年间，多次派兵驱逐俄人，但因军饷供应不上而返回。顺治十二年和十七年，俄国察罕汗两次派贸易人员到京城递交国书，却不谈边界之事。康熙十五年，皇帝召见俄国商人尼果赉，写信给察罕汗，命他管束罗刹人，不得骚扰边疆。不久罗刹人又肆意侵扰，皇帝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包围雅克萨城。恰逢荷兰贡使到来，皇帝便赐书托付荷兰使者转交给俄国汗。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俄国新察罕汗的回信送到，说：“中国以前多次赐书，我国没有能通晓其文意的人。如今已经知道边民挑起争端的罪过，自然应当严加惩治，立即派使臣到边境划定界线，请先解除雅克萨之围。”皇帝答应了，于是下诏命萨布素撤军。康熙二十八年冬十二月，清朝同俄国确定黑龙江边界，订立七条条约。在此以前，俄国使臣费岳多罗额里克谢等从陆路到达喀尔喀土谢图汗的辖境，双方往来文书。到这时，才同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在黑龙江会谈：第一，沿乌伦穆河附近、格尔必齐河上游的石大兴安岭直到海边，凡山南流入黑龙江的溪河都归中国，山北的溪河都归俄国。第二，以流入黑龙江的额尔古讷河为界，南岸全归中国，北岸全归俄国。于是俄国归还中国雅克萨、尼布楚两城。在喀尔喀东部的库伦确定互市地点。在黑龙江两岸立碑，刻写会谈条款，使用满文、汉文、拉丁文、蒙古文、俄文五种文字。这就是尼布楚条约。此后俄国贸易使者每年或隔年到来一次，从未稍微违反节制。康熙三十三年，俄国派使者入朝进贡。当时有两个罪犯逃入俄国，俄国派人将他们送回，理藩院发文嘉奖俄国，于是俄国又派使者入贡。皇帝看了俄国的奏章，对大学士说：“外国藩属来朝进贡，虽然是盛大的事情，但恐怕传到后世，未必不会因此反而产生事端。总的说来，中国安宁，外来的争端就不会发生，所以应当把培养国家元气作为根本要务。”康熙三十九年，俄国派使者携带表章前来。雍正五年秋九月，清朝同俄国订立恰克图互市界约十一条。俄国察罕汗死后，他的妃子代为临朝，称为叩肯汗。她派使臣萨瓦和俄国官员伊立礼，与理藩院尚书图礼善、喀尔喀亲王策凌在恰克图议定条约。喀尔喀北部边界，从楚库河以西沿布尔固特山到博移沙岭，作为两国边境，并在恰克图互市。议定后，双方陈列军队、鸣炮，向天谢恩并立誓。同月，确定俄国人到北京学习的名额。俄国靠近大西洋的地区信奉天主教，南部靠近哈萨克的地区信奉回教，东部靠近蒙古的地区信奉佛教。康熙年间，俄国曾派人到中国学习喇嘛经典，并派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满、汉语言文字，居住在旧会同馆，由满、汉助教各一人教授。到这时，规定俄国来学习喇嘛经典的名额为六人，学生名额为四人，每十年更换一批，作为定例。

译乾隆二十三年春正月，俄国人进献叛逃者阿睦尔撒纳的尸体。起初，厄鲁特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背叛准噶尔来归附，皇帝封他为亲王，命他辅佐定北将军班第征讨准噶尔，降服其部众。后来他又反叛归去，逃入俄国，清朝索要他，俄国答复说他渡河溺死。不久得知他因患痘疮病死，于是把尸体运到恰克图进献。没过多久，厄鲁特台吉舍楞杀害中国都统唐喀禄，叛逃入俄，清朝再次索要，俄国又不肯交出，于是清朝停止恰克图贸易。乾隆三十年秋八月，俄国绰尔济喇嘛丹巴达尔扎等请求归附，又害怕俄国人追捕，担心中国将他们擒获送回，便派人前来探听。瑚图灵阿把情况报告皇帝，皇帝命令收纳他们。乾隆三十三年秋八月，恢复俄国在恰克图的互市，由理藩院设置库伦办事大臣掌管。乾隆四十四年，再次停止互市，第二年恢复。乾隆五十四年，又因为俄国收纳叛逃者而关闭互市，严格禁止大黄、茶叶出口，俄国人再次提出请求。乾隆五十七年，才同俄国订立恰克图互市条约五条。嘉庆七年秋七月，喀尔喀亲王蕴端多尔济请求巡查恰克图两国边界，皇帝命令每隔十年由库伦办事大臣轮流前往查勘。嘉庆十年冬十二月，俄国商船来到广东请求互市，没有得到允许。道光二十五年，俄国进呈书籍三百多种。道光二十八年，俄国商船来到上海请求互市，没有得到允许。起初在嘉庆、道光年间，俄国从黑海沿里海向南侵入各游牧回部；英国已经占据东南两印度，逐渐向北扩张到温都斯坦。于是葱岭以西的布哈尔、浩罕等部都并入俄国，恒河两岸的城郭和回部国家有一半属于英国；英、俄边界只隔着印度境内的歌士一座大山，双方连年争战。俄国想联合中国，派使者约请中国出兵二万，经缅甸、西藏夹攻印度，但事情没有实行。英国随即帮助土耳其同俄国交战，后来双方议和而停止。等到江宁条约议定，法国、美国等未参加谈判的国家也照英国的先例，在五口通商。俄国自嘉庆十一年商船到广东被驳回后，到这时又有一艘船来到上海请求贸易，经地方大臣上奏驳回；后来便发生了四国联盟合兵进攻中国的事情。咸丰元年，俄国请求增加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地的互市，理藩院议定同意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绝喀什噶尔。文宗即位后，命伊犁将军奕山等同俄国订约，制定通商章程十七条。咸丰三年，俄国请求在上海通商，没有得到允许；又请求在格尔必齐河树立界牌，清朝答应了。到咸丰五年，俄国皇帝尼哥拉斯一世才命木喇福岳福等前来划定边界。在此以前，木喇福岳福到莫斯科商议新占土地等事，认为要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必须利用黑龙江水路；要取得黑龙江水路，就必须把江口及附近海岸划为俄国领土，并以海军协助。俄国皇帝于是派海军中将尼伯尔斯克担任贝加尔号舰长，负责考察堪察加、鄂霍次克海，同时承担黑龙江探险任务。他同木喇福岳福一起乘船进入黑龙江，从松花江顺流而下，又请求在松花江会谈。八月开始谈判，俄方提出三项要求：拿出地图指给中国人看，声称从格尔必齐河起到兴安岭南面各河止，都属于俄国边界；又请求把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及海口分给俄国；还以防备英国、法国为借口，登岸设置炮台，强迫迁移屯户。奕山、景淳多次同他们争辩，到底不能解决。咸丰六年四月，俄国人又率领舰队进入黑龙江。咸丰七年，木喇福岳福返回伊尔库次克。当时英法联军同中国发生战争，俄国趁英国请求之机，派布恬廷担任公使，前来商议国境和通商事务。中国拒绝了他。布恬廷于是顺黑龙江而下，再从海路进入广东，同英、法、美三国公使一起给大学士裕诚递交书信，请中国派全权大臣到上海议事。中国答复说，英国、法国、美国三国的交涉事务由广东总督办理，俄国的交涉事务由黑龙江办事大臣办理。布恬廷便同三国公使进入上海。木喇福岳福乘机在黑龙江左岸扩张土地，并大量修筑营房。中国派使者诘问，他却回答说正在同俄国公使在上海协商。不久，俄国派使者通知黑龙江将军奕山，要在爱珲商议边界。奕山于是迎接木喇福岳福到爱珲会谈。木喇福岳福要求以黑龙江作为两国国界，提出了条件。第二年四月，终于订立爱珲条约，先划定中俄东部边界：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从额尔古讷河到松花江入海口划为俄国领土，右岸顺江流到乌苏里河划为中国领土；从乌苏里河到海边的地区，凡同两国边界相连接的地方，由两国共同管辖。于是绘制地图、制作记录，用满文、汉文、俄文三种文字刻立界碑。当时英法联军已经攻陷大沽炮台，俄国和美国借调停为名，因钦差大臣桂良同英国、法国订约，便援引先例增加开放七个海口通商。起初中俄交涉一向由理藩院行文，到这时双方往来接待改用对等国家的礼仪，以前的限制条款全部废除了。这一年，议定解决咸丰五年的塔尔巴哈台焚烧俄国货物圈案。俄国多次索要赔偿，到这时用茶箱抵补。咸丰九年五月，俄国派伊格那提业福担任驻北京公使。咸丰十年秋，中国同英国、法国再次开战，联军攻陷北京，皇帝巡幸热河，命恭亲王议和。伊格那提业福出面调停，恭亲王于是同英国、法国订立北京和约。伊格那提业福要求中国政府把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河以东至海的地区割让给俄国，作为调停的报酬。十月，清朝同俄国订立北京续约。重要内容是：第一，两国以乌苏里河、松阿察河、兴凯湖、白琳河、瑚布图河、珲春河、图们江为界，河流以东为俄国领土，以西为中国领土；第二，西部边疆尚未勘定的界线，此后应顺着山岭、大河以及中国常驻卡伦等处设置界标为界，从雍正五年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碑的末端起，向西直到斋桑淖尔湖，再由此向西南，沿天山的特穆尔图淖尔，向南直到浩罕边境为界；

译第三，俄国商人从恰克图到北京，经过库伦、张家口一带，准许进行零星贸易，并在库伦设置领事一人；第四，中国准许喀什噶尔试行贸易。咸丰十一年夏五月，仓场侍郎成琦同俄国人勘定黑龙江东部边界。秋七月，俄国在汉阳设置领事。八月，俄国人进献枪炮。这一年，俄国请求进京贸易，没有得到允许；后来援引英国、法国的先例，改到天津贸易。同治元年春二月，清朝同俄国订立陆路通商章程。俄国起初的意思是希望进口税从轻征收，在蒙古经商不受限制，并在张家口设立商栈，经过关隘免于查验。总理衙门认为，俄国过去在恰克图等处用货物交换中国茶叶出口，如今准许俄国进口贸易，应当按照洋关的税率征收重税，以免妨碍中国商人的生计。又因为库伦是蒙古各部错杂居住的地方，属于库伦大臣管辖的，向来只有车臣汗、图什业图汗等地；此外各游牧地区地广人多，并不全部由库伦大臣管辖，如果允许俄国人随处贸易，查验难以周遍。张家口又离京城很近，所以严格拒绝俄商在那里设立商栈。过了很久，才在天津议定二十一款章程，后来又增加税则一册。三月，俄国以喀什噶尔局势不安为由，请求暂时改在阿克苏通商，没有得到允许。当时俄国人在伊犁所属的玛呢图一带私自设置卡伦，阻挡中国前往勒布什的道路；又在沙拉托罗海一带派兵拦截、盘查边民，声称哈萨克、布鲁特是它的属国；还在各卡伦之外筑起土堆界标。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等人责问他们，俄国不听。八月，明谊等同俄国人会谈边界问题。俄国使者拿续约第二条中“西部边疆尚未确定的界线，此后应顺着山岭、大河的流向以及现在中国常驻的卡伦”等话作为定论，并拿出着色地图，想把卡伦之外的土地全部划归俄国。明谊等认为，条约明载从沙宾达巴哈界牌末端到浩罕边境为界，延绵万里，其中只有三个地名，没有详细规定每一段界线的位置。况且条约所说“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并没有“以此为界”的字样，自然不能执此作为依据。双方多次辩论，俄国仍不醒悟。俄国忽然派出数百名士兵，携带武器、炮车，在伊犁卡伦附近砍伐树木、滋扰生事。同月，俄国请求派军舰到上海帮助镇压广东叛乱，清朝答应了。十月，俄国人再次进献枪炮。这一年，俄国越过边界盗耕黑龙江右岸的土地，中国加以诘问。同治二年四月，俄国官员布色依从海兰泡派人到齐齐哈尔省城借用驿马，并请求通商，要求借道前往吉林，再由松花江回国。黑龙江将军特普钦认为这不是条约规定的事项，不予允许。同月，俄国又派数百名士兵到塔尔巴哈台巴克图卡伦驻牧。中国下令让他们撤回，俄国不听。俄国又派队伍前往伊犁、科布多，并派数千名士兵分赴斋桑淖尔等地耕种、建屋，又派兵四处暗中修筑石垒，为将来谈判划界制造条件。明谊等商议筹划防务，并同俄国交涉，俄国仍不理会。五月，俄国以哈萨克士兵侵犯伊犁博罗胡吉尔卡伦为由攻击他们，哈萨克兵才退去。六月，俄军又来侵犯沿边卡伦，再次遭到攻击。七月，俄国使者递交谈判条款，仍以条约第二款为理由。又说条约中的“西直”二字是“西南”二字的错误，非要按照谈判条款所指的地名划界，不许更改。清朝于是同意按照谈判条款换约。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上奏说：“按照谈判条款换约，实在会妨碍乌梁海蒙古以及内服哈萨克、布鲁特，还有住在靠近伊犁边境卡伦的索伦四爱曼人等的生计，请筹划安置这些各类人众及其生计。” 朝廷下令同俄国人谈判，必须让俄国割让土地，以便安置民众，并允许中国人照旧游牧。俄国仍然不答应。同治三年秋八月，俄国又派兵进逼伊犁卡伦。九月，俄国使者杂哈劳到塔尔巴哈台同明谊会面，仍然拿谈判条款作为理由。当时新疆回部叛乱气氛十分严重，朝廷不愿重新引发边境战事，于是按照谈判条款换约。总计边界条约分为几段：第一段是乌里雅苏台所属地区，即乌里雅苏台界约所规定的八座界牌一线：从沙宾达巴哈起，向西南沿萨彦山岭到唐努额拉达巴哈西端，再转向西南到赛留格木山岭的柏郭苏克山为止；山岭右侧归俄国，左侧归中国。第二段是科布多所属地区，即科布多界约所规定的二十座界牌一线：从柏郭苏克山起，向西南沿赛留格木山岭到奎屯鄂拉，转向西行，沿大阿勒台山到海留图河中部的山，再转向西南，沿此山直到察奇勒莫斯鄂拉，转向东南，沿斋桑淖尔边缘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到玛呢图噶图勒幹卡伦。第三段是塔尔巴哈台所属地区：从玛呢图噶图勒幹卡伦起，先向东南，后来向西南，沿塔尔巴哈台山岭到哈巴尔苏，再转向西南，沿塔尔巴哈台境内西南各卡伦直到阿勒坦特布什山岭；西北为俄国土地，东南为中国土地。第四段是伊犁所属地区：沿阿勒坦特布什等山岭，其北面偏西的地区归俄国；再沿伊犁以西各卡伦到特穆尔图淖尔，由喀什噶尔边境曲折延伸到天山山顶，再到葱岭，以靠近浩罕的地方为界，计划第二年勘定边界、树立界牌。恰逢回部叛乱紧急，中俄道路阻断，界牌一再拖延，始终没有立成。

译同治四年，伊犁将军明绪因回部叛乱，请求暂时借助俄兵镇压，清朝答应了。然而俄国人迟迟不派兵，只答应把军需借道俄国边境转运，并答应借给所需的粮食、枪炮和火药。同治五年春正月，伊犁大城失守，俄国答应借兵，却仍然拖延不来。三月，清朝同俄国商议修改陆路通商章程。俄国想在张家口任意通商，并要求删去“小本营生”和天津免纳子税两项。中国认为张家口靠近京畿，不同于边疆，不能允许无限制通商；“小本营生”字样如果删去，俄商货物种类和人数就无法查考。只有天津免纳子税一项，同其他国家贩运土货出口只缴纳一道正税的做法相符合，于是议定免除天津子税。至于张家口任意通商和删去“小本营生”两事，暂缓商议。五月，俄国请求到黑龙江内地通商，不许。同月，俄国占据科布多所属布克图尔满河以北的地区。同治六年六月，俄国使者倭良嘎哩以西部边疆不安、有碍通商为由，写信给总理衙门责问。同月，俄国又占据科布多所属霍呢迈拉扈卡伦以及乌里雅苏台所属霍呢音达巴罕的乌克果勒地区。清朝诘问此事，俄国不予理会。七年二月，俄国人越过边界，到库伦所属的乌雅拉噶哈当苏河等地采金。中方加以阻止，他们不听，反而说那里是俄国的游牧地，不承认雍正五年确定的界址，也不承认嘉庆二十三年两国绘制地图所标的界址。中国多次同他们争辩，始终没有解决。当时新疆与俄国接壤之处还没有设置界牌、鄂博，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等请求派遣大员会同勘定界址，朝廷答应了。但过了很久仍未勘查。俄国人又私自砍伐树木，标记他们侵占的库伦所属土地。又在与朝鲜庆兴府隔江相望的地方修建房屋，朝鲜国王疑惑恐惧，行文中国要求查问。七月，俄国人又到呼伦贝尔所属地区盗伐木材，中方阻止，他们仍不听。八年春三月，中国与俄国续订陆路通商条约。五月，荣全等人与俄国划界大臣巴布阔福等会同设置界牌、鄂博，勘至乌里雅苏台所属的赛留格木。俄官借口原约第六条说界线不应以水源所在地为准，争辩了三天，才开始遵照红线条约办理。在博果苏克坝、塔斯启勒山分别建立界牌、鄂博。从珠噜淖尔到沙宾达巴哈的分界处，原图虽有记载，但地势险阻，难以通行。俄官总想绕道，从珠噜淖尔向北偏行几十里，在唐努山的察布雅齐坝上建立鄂博，再由此直向西北绕到沙宾达巴哈。朝廷旨意不准，于是改在珠噜淖尔东南约十几里的哈尔噶小山设置第三座界牌、鄂博。又沿珠噜淖尔北面、唐努山南面约二百里的察布雅齐坝设置第四座界牌、鄂博。按照原图所绘红线，红线以外、珠噜淖尔圈出的地区划给俄国；哈尔噶小山以东、察布雅齐坝以北属于中国。又沿珠噜淖尔北面、唐努山南面向西直行，至珠噜淖尔尽头转向北再向东，这些地方都属于红线以外、原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的土地，已经划给俄国。到了库色尔坝上，已接近唐努乌梁海向西偏北的最边远地区，于是在坝上设置第五座界牌、鄂博。从这里向西没有道路可通，于是下坝向东北进入唐努乌梁海，再转向西、向北，到了唐努鄂拉达巴哈的尽头。向西偏行有一条向西流的水，名叫楚拉察河，也属于红线以外划给俄国的地区，于是在这里设置第六座界牌、鄂博。它的东南面是唐努乌梁海边境，西北面是俄国土地。又从楚拉察河沿萨勒塔斯台噶山到苏尔坝上，设置第七座界牌、鄂博。从这里向前直到沙宾达巴哈山脉，界线连成一线；这里原来已有两国的界牌。由于它与此坝相接，所以不再另立。荣全仍想再增加界牌，俄官答应出具盖印的文书，听任中国自行设置，荣全于是派人建立了界牌。八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又同俄官商议设置俄属界牌、鄂博，俄官仍想以山形水势作为界线依据。奎昌等人据理抗辩，认为必须按照原图所定的界线建立界牌，于是从科布多东北边界尽头的布果素克岭到玛呢图噶图勒幹，分别设置界牌、鄂博，直到塔尔巴哈台所属的布伦托海分界处。中国因塔城尚未收复，道路阻塞，无暇办理。俄国使臣突然想在塔城所属的玛呢图噶图勒幹至哈巴尔苏一带，从北面开始先行建立鄂博，并说即使没有中国大臣会同办理，也可以自行建立。中国认为划分两国疆界关系到两国土地，绝没有单独勘定的道理，答应等到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后派员会同勘查。这一年，俄国轮船沿松花江驶到呼兰河口，要求在黑龙江内地通商。黑龙江将军德英将此事上报，朝廷旨意认为条约中没有这项规定，不准许。九年正月，俄国人来说明，哈巴尔苏界牌、鄂博已经在去年秋天自行建立。中国认为这不符合双方会同办理的原议，责问他们，并命科布多大臣奎昌按照地图前往查勘。二月，俄国人又请求派员到齐齐哈尔、吉林，同将军商议边界事务，朝廷命令加以阻止。秋季八月，奎昌到达塔城所属的玛呢图噶图勒幹卡伦，同俄国划界大臣穆鲁木策傅会同勘查俄国自行建立的界牌、鄂博，中国也在俄国自行建立的界牌、鄂博之间设置了界牌。又前往塔尔巴哈台山岭等处勘查，直到哈巴尔苏，共设置界牌、鄂博十座。到此，分界工作才完成。十月，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因乌里雅苏台失守，乌梁海与俄国边界相连，请求防止俄国侵占。十年夏五月，俄国人袭取伊犁，又想乘胜攻取乌鲁木齐。皇帝命将军、参赞大臣等阻止他们进兵，他们不听。随后又出兵二千人，想剿灭玛纳斯的贼匪，借口说这会妨碍俄国的贸易。中国命荣全、奎昌、刘铭传等督率军队谋求收复乌鲁木齐，并筹划收复伊犁。俄国人取得伊犁后，就命令驻在图尔根的索伦人迁居萨玛尔屯。又在金顶寺修建房屋，令汉人、回人分别驻守绥定城、清水河等处。还派人前往喀喇沙尔、晶河，劝说土尔扈特投降。又说玛纳斯的贼匪已经投降。事情上报后，朝廷命令加以防阻。十二月，俄国请求按照各国通例同中国通商琼州，朝廷答应了。这一年，俄国人带兵进入科布多境内。朝廷下令让他们退兵，过了很久他们才离开。

译十一年四月，伊犁将军荣全同俄官博呼策勒傅斯奇在俄国色尔贺鄂普勒会面，商议交还伊犁的事情。俄官不谈伊犁，只商议如何平定新疆各地，并以出兵相助为由，要求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哈密、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通商、设立领事，赔偿塔城商馆的损失，以及匡苏勒官庞龄等人被害的各项损失；还请求把科布多所属的喀喇额尔济斯河和额鲁特游牧地的额尔米斯河划归俄国。荣全等拒绝了这些要求。博呼策勒傅斯奇于是搁置伊犁问题，不再商议。不久他忽然向北京总署发文，请求仍同荣全会谈。博呼策勒傅斯奇又突然告辞回国。到这时，接收伊犁的事情又被拖延了。八月，俄国人运载货物进入乌鲁木齐所属的三塘湖，请求前往巴里坤、哈密等地贸易。中方阻止，他们不听。后来听说回匪从哈密东山向西逃窜到察罕川古一带，才折返回去。不久又有俄官来文，说伊犁所属土尔扈特游牧地的西湖、晶河、大沿子居民都归顺了俄国，中国军队不得前往西湖各村。中国答复说，当初划界是在伊犁以西，并没有“西湖”这个名称；西湖属于乌鲁木齐所属军队管辖，原来总署已同俄国使臣大致议定，怎么可以阻止？于是拒绝了俄方要求。当时荣全将要带兵从塔城前往伊犁，设置台站，俄国人以这是越入俄国军队占据的土地为由，不准许。又阻止荣全接济锡伯人的银两。十月，俄国商人前往玛纳斯贸易，途中被杀伤五十多人。十二年夏四月，俄国人突然带领军队以及哈萨克、汉人、回人等众人，进入晶河土尔扈特游牧地，索取哈萨克人丢失的马匹，并拘捕贝子及固山达保来绰啰木等人；又修治伊犁以东的果子沟大道，更换锡伯各官，企图向东侵犯；还在塔尔巴哈台所属的察罕鄂博山口驻兵，盘问检查往来行人。十三年八月，俄国人从库伦来贸易，进入乌里雅苏台建造房屋。中方责问此事不在条约规定之内，他们不听。不久，朝廷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光绪元年夏五月，俄国游历官索思诺等人来到兰州，说奉俄国君主之命，希望同中国永远敦睦和好，等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就立即交还伊犁。左宗棠把此事上报。后来左宗棠认为新疆同俄国接壤，交涉事务繁多，请求朝廷裁决。皇帝命左宗棠主持办理。三年，商议修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国使臣布策想在伊犁尚未交还之前，就开放各条道路贸易。中国不答应，只同意西路通商，同时仍以交还、接收伊犁以及商议办理其他各项事务作为并行条件。俄国人又指责荣全张贴文告激励伊犁人民不服从俄国命令，乌里雅苏台官吏擅自责罚俄国人，江海关道扣留俄国船只，英廉擅自杀害哈萨克人车隆，以及征收俄国税款等，认为这些行为违反条约，声称不先议定这些事项就不能办理其他事务。适逢新疆南路大获胜利，各城收复，回匪白彦虎等逃入俄国，中国援引中俄条约第八款，请俄国将他们拘捕遣送回来。双方多次交涉，仍未解决。四年五月，朝廷命吏部左侍郎崇厚出使俄国，商议交还伊犁及遣送白彦虎等人的事情。十二月，崇厚抵达俄国。五年二月，同俄国外部尚书格尔斯开始谈判。格尔斯提出三项：一是通商，二是划界，三是赔款。其中通商、划界又各分为三条。通商条款是：第一，从嘉峪关到汉口，称为中国西部省份，允许俄商贸易；第二，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等地，称为天山南北各路，妥善商议贸易章程；第三，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称为蒙古地区，以及上面所说的中国西部省份，都设置领事。划界条款是：扩大伊犁界线，以便控制回部；重新确定塔尔巴哈台界线，以便哈萨克人进行冬夏游牧；重新确定天山以南的界线，以便俄属浩罕获得清楚的边界。崇厚全部答应了，只是赔款数目尚未确定。崇厚将此上报，朝廷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接收伊犁并办理划界等事。后来议定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也派高复满等人为交还伊犁的专使。崇厚将要前往黑海签字后回国时，恭亲王奕▯等认为崇厚所定条款使中国损失很大，请朝廷命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锡纶等人分别斟酌核议各条，秘密上报。于是李鸿章等人以及当时上书议政的大臣纷纷上章弹劾崇厚，其中洗马张之洞抗争尤其激烈。他大略说：“新约十八条中，最荒谬妄诞的，例如陆路通商从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和荆楚上游全都被俄人窥伺。这是第一项不可答应的。东三省是国家根本，伯都讷是吉林的精华之地，如果允许俄人乘船到那里，就等于任由他们在东三省游行，这样就会无故使绥芬河以西的土地缩小二千里；而且在内河行船，是各国多年求取而未能得到的权利，一旦允许俄国人，其他国家也会相继效仿。这是第二项不可答应的。朝廷不应只顾争夺税收，而应体恤商民。如果准许俄人在准噶尔、回部两部以及蒙古各盟任意贸易，一律免税，中国商人就会日益困苦；再加上在张家口等内地开设商栈，以后逐渐推广，便会开启外夷的野心，使万里之内首尾相接。”

译“如果蒙古各站都供俄人役使，一旦发生事情，消息很容易互通，必然撤去屏障，反而成为俄人的先导。这是第四项不可答应的。条约所载，允许俄国建立卡伦三十六处，延伸广阔；平时商人往来，已经防不胜防；战时军队到来，更是无法抵御。这是第五项不可答应的。各国商人从来没有允许携带武器的惯例。如今无缘无故声明商人可以每人带一支枪，这是什么意图？这是第六项不可答应的。俄国商税处处取巧，如果各国都希望同样获利，洋关税收必然每年亏空数百万元。这是第七项不可答应的。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的界线，俄国又想向内侵入，截断我军进入城池的道路。新疆的形势是北路荒凉、南城富庶；却去争夺贫瘠之地，放弃肥沃土地，追求虚名，必将招致实际祸患。这是第八项不可答应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等地都允许设立领事官，这样西域全境都将由俄人自由出入。而且各国通例，只有沿海口岸才允许外国设立领事。乌里雅苏台等地是我国边境，今天俄国开创此例，如果各国都援引这个先例，又将如何处置？” “这是第九项不可答应的。名义上说要交还伊犁，但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的俄军仍照旧盘踞，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尔海岛以北的土地，金顶寺又成为俄国人的商铺；并约定俄国人的产业不再交还，这样地利全部丧失。这是第十项不可答应的。”他又说：“修改条约的办法有四点：第一，应治崇厚违背训令、越权办理之罪；第二，请下诏说明俄国人不公平、臣民公议不能原谅的原因，公布于中外，并行文各国，请各国评判是非曲直；第三，应据理力争，使俄国知道使臣虽已签字，但没有得到皇帝批准并下达覆示，不能作为凭据；第四，应在新疆、吉林、天津设置防务，作为战备。”奏疏呈上后，朝廷命令把它同修撰王仁堪等人以及庶吉士盛昱所上奏疏，一并交大学士等议处，并治崇厚之罪。六年正月，朝廷命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继续商议各项条款。当时朝廷大臣多主张废除条约，曾纪泽认为废约必须权衡轻重，于是上疏说：“伊犁一案，大体有三件事：一是划界，二是通商，三是赔款。三件事中，赔款本来是较小的一项。即使是通商，也比划界稍轻。我查考西洋订约的惯例有两种：一种是长期遵守、不可改变；一种是可以随时修改。长期遵守、不可改变的是划界。划界不能使双方都得到完全利益，此方有所得，彼方就有所损失，所以订立界约时最为慎重、最为困难。可以随时修改的是通商。通商的利弊无法预先看清，有的要开始办理后才显现端倪，有的要办理很久才分出利弊，所以订约时必定商定期限，以便届期修改，从而保留利益、去除弊端。俄约经过崇厚议定，中国确实受到损失；但如果一定要在一时之间把全部条款彻底改动，又不另设一条转圜途径，恐怕也很难使对方谦让顺从。我认为划界既然属于永久确定的事项，就应当坚持立场，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只应斟酌修改其中过分的部分，其余条款应当权宜答应。” 当时俄国人认为中国治崇厚之罪、增加兵力设置防务，是有意寻衅，想拒绝同曾纪泽议事。英、法两国使臣都奉本国命令，也认为因订约而治使臣之罪不合适，代为请求宽免。中国不得已，答应减轻崇厚的罪名，但诏令仍然将他监禁。此后又同俄国使臣凯阳德先行商议并结办各项边界案件。六年七月，曾纪泽抵达俄国。侍郎郭嵩焘上疏，请求按照万国公法宽免崇厚的罪名；曾纪泽也请求释放崇厚，朝廷答应了。起初曾纪泽到俄国时，俄国的吉尔斯、布策等人都以他不是一等全权大臣为由，想不与他谈判，于是派布策到北京议约。布策已经启程，但朝廷旨意认为在俄国议定条约最为重要，命曾纪泽向俄国再次请求，这才追回布策。曾纪泽同俄国谈判，主张废除旧约。俄国人抱着崇厚所订条约的成见，多次同他发生冲突。曾纪泽不得已，遵照总署电令，说可以暂缓要求交还伊犁，彻底废除旧约。不久收到俄国公文，俄方答应归还帖克斯川，其余事项不允许讨论。布策又要求俄商在通州租房存放货物，并在天津运输货物时使用小轮船拖带。曾纪泽认为条约没有这些规定，拒绝了他们。但修改条约一事仍相持不决。十一月，俄国发文给中国，答应修改各项条款，主要有七项：第一，交还伊犁；第二，商议喀什噶尔界务；第三，商议塔尔巴哈台界务；第四，开放嘉峪关通商，允许俄商经由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第五，允许船只沿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第六，增设领事；第七，天山南北各路贸易纳税。曾纪泽收到公文后，认为俄方既已答应让步，那么暂缓索取伊犁的说法自然不必再议。于是按照条约逐项辩论：在伊犁问题上，争回了南部边境；喀什噶尔方面，按两国目前实际管辖的土地划界，并派员重新勘查；塔尔巴哈台方面，在崇厚、明谊所订两条界线之间酌情取中勘定；嘉峪关通商方面，争取仿照天津办理，删去西安、汉中两条路线以及直达汉口的文字；松花江航行方面，因为《瑷珲条约》错误地把混同江指作松花江，又没有可以凭据的汉文签字文本，导致俄国人多年来借此为口实，后来才答应废除这一专条，并声明《瑷珲旧约》如何办理，另行商定；增设领事方面，俄国请求在乌鲁木齐设一处，总署命令再行商议修改，最后把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其余地方等商务兴盛时再议增设。

译天山南北各路贸易纳税方面，把原约中“均不纳税”的文字改为“暂不纳税，等商务兴盛后再订立税收章程”。此外，关于赔款，崇厚原订条约规定赔偿五百万卢布；俄国人以伊犁南境既然已经割让归还为由，想把赔款增加到原数的两倍，经过很久才同意减定为九百万卢布。曾纪泽又认为这次修改条约并没有动用军队，绝不能承认所谓军费赔偿的名目。于是把历年来边疆、内地以及同俄国人尚未结案的案件中，应当赔偿、抚恤的案件一百零九件并入其中，作为全部结案。又对崇厚原来订立的俄文条款增删了一些文字。例如第三条删去伊犁已经入俄籍的居民来华贸易、游历可享有俄民利益的条文；第四条规定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的，仍照旧管理产业，同时声明从伊犁迁出的居民不得援引此例，并声明俄民所管理的产业既在贸易圈之外，就应同中国百姓一样缴纳税饷；第七条关于在伊犁西境安置迁民的地方，声明这是安置因加入俄籍而放弃田地的居民；第六条写明此前所有各案；第十条关于在非通商口岸的吐鲁番设立领事，以及第十三条关于张家口不设领事而设立商栈，都声明其他地方不得援引作为先例。第十五条关于修约期限，把五年改为十年。章程第二条在“货色包件”下面增加了“牲畜”字样；对没有执照的商民，原定“照例惩办”，改为“从严处罚”；第八条关于车夫、脚夫绕过近路以逃避关卡查验，货主如果不知情，分别处罚的条文下面，声明海口通商和内地不得援引此例。这就是收回伊犁的条约。同时又同俄国订立陆路通商章程。七年正月，曾纪泽同俄国外部尚书吉尔斯以及前驻京使臣布策在俄国都城签字盖章，不久批准交换条约。七月，庆贺俄国君主即位，递交国书。中国索要逃往俄国的罪犯白彦虎等人，俄国以白彦虎等人所犯的是公罪，不属于条约规定的范围为由，不答应交还，只答应严加禁止。不久，朝廷命伊犁将军金顺、参赞大臣升泰接收伊犁。八年二月，接收完毕。金顺进驻绥定城。升泰会同俄官勘定、划分土地界线，并让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会同办理西北界务，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会同办理西南界务。四月，俄国人带兵偷偷进入科布多所属的哈巴河，清安等人把此事上报。因而说明地图中奎峒山、黑伊尔特什河、萨乌尔岭等地的形势，同历年新旧地图和说明不相符合。朝廷旨意命令就原图中应当勘查的地方据理力争，斟酌确定新的边界。十一月，分界大臣长顺等同俄官佛哩德勘定、划分伊犁中段边界。此前，距那林东北一百多里的格登山上有高宗平定准噶尔后刻立的纪功碑，同治三年已经划归俄国；到这时争取了回来，并订立界约三条。九年，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认为新疆南界乌什的贡古鲁克地是南北交通要津，请求按照条约索回。原来，旧约所载伊犁南界，是指贡古鲁克山顶。上年沙克都林扎布同俄国使臣勘定南界，从贡古鲁克等地的卡伦绕过贡古鲁克山麓，直到别叠里达坂设置界牌，侵占到了毕底尔河源头，所以刘锦棠提出此事。朝廷旨意命长顺等据理辩论。后来沙克都林扎布又同俄官咩登斯格勘查伊犁南界，俄国人一定要以萨瓦巴齐为界。沙克都林扎布认为萨瓦巴齐在天山南面，距离天山中梁还很远，不答应，于是以天山中梁为界。又在别叠里达坂设置鄂博，这就是喀什噶尔界约。七月，分界大臣升泰等同俄官巴布阔福等勘定、划分科布多和塔尔巴哈台的界务。巴布阔福等想按照图中的直线，以哈巴河为界。升泰等认为哈巴河地处上游，是科布多的门户、塔城的屏障；如果划归俄国，不仅原居住的哈萨克、蒙古人、汉人等无处安置，就连科布多所属的乌梁海、塔尔巴哈台所属的土尔扈特等游牧地也都会受到逼迫。边界一旦靠近，争端必然增多，因此拒绝了。俄国使臣于是答应退到哈巴河以西约八十多里的毕里克河划界。升泰等认为毕里克河只是小河，原图也没有绘入；如果以此划界，哈巴河上游仍会被俄国占据，于是再次据理力争。俄使才答应再向外退出五十里，议定以阿拉喀别克河为界。从哈巴河到直线的距离共一百三十多里，也就是原图黄线旁边所标的一条小河。其余地方都按照黄线所指的方向划分。两国所属的哈萨克人，原来归俄国的仍归俄国，原来归中国的仍归中国。如果有人属于中国而产业在俄国，或人居住在俄国而产业在中国，都照伊犁的办法办理，以这次议定的新界换约之日为起点，限一年迁移。议定此事后，又同俄官斐里德勘查塔城西南尚未划分的边界。俄使想多划土地，升泰认为这一段界务已经在新约第七条中说明，应沿用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的旧界，也就是按照原约第二条所说、沿依额尔格图巴尔鲁克、莫多巴尔鲁克等地卡伦的道路办理；这里有原有的图线和条约可依，不同于其他还需勘查、斟酌、议定的地方，因此不答应。俄使于是说，巴尔鲁克山界内居住放牧的哈萨克人早已投归俄国，界线一经确定，他们势必迁移，请求允许割让土地以便安置，升泰答应了。又援引旧约第十条关于塔尔巴哈台所属原住小水地方居民的先例，限期十年迁出，并随即设置界牌、鄂博。

译九月，分界大臣额尔庆额等同俄官撇斐索富勘定科布多界线。从阿拉克别克河口的喀拉素毕业格库玛小山梁起，到塔木塔克萨斯为止，共设置界牌、鄂博四座，又在阿克哈巴河源头设置一座。此前，喀什噶尔西部边界已经由长顺同俄国人划定，以依尔克池他木为界；但帮办军务广东陆路提督张曜认为有误，请求下令复查。长顺认为勘界是依照红线进行的，依尔克池他木虽然旧图没有记载，但新图正在红线界限上，不可能有误。不久，总署认为条约中有“以现管为界”的说法，或许曾纪泽订约时，因为新图不免有所缩入，又知道左宗棠曾咨报收复喀什噶尔城时占得安集延遗地、边界有所扩展，所以在条约中增加了这句话。既然说以现管为界，就可以不拘泥于红线，因此仍命长顺同俄方争辩。俄国人认为喀拉多拜、帖列克达湾、屯木伦三处虽然现在由中国管辖，但都在红线以外一百多里，坚持不答应，仍依红线实地勘查。从喀克善山起，到乌斯别山为止，共设置界牌、鄂博二十二座，其中以山为界的有七处，于是议定下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这就是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这一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同俄国人商议俄国商人在塔城贸易的新圈定地点。十年三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同俄国人会同订立哈萨克归附条约。凡是在塔城境内杂居的哈萨克提尔赛哷克部、拜吉格特部、赛波拉特部、托勒图勒部、满必特部、柯勒依部、图玛台部等各大小鄂拓克，共五千多户，除去原来迁回俄国境内的，其余原本归属中国的一千八百户，全部由中国管辖，并订立管辖条款。七月，法国因为越南同中国发生冲突，法国人请求俄国保护在中国的法国旅人、传教士及一切利益，俄国使臣答应保护，并发文通知中国。十一年三月，总署认为吉林东部边界的界牌、鄂博多有错误，时间久了也没有修整，请求选派大员会同勘查，按照条约重新立界。此前俄国人侵占珲春边界，把图们江东岸沿江一百多里误划为俄国辖地，并在黑顶子设置俄国卡伦，招来朝鲜流民开垦土地。前任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务的吴大澂请求下令查办，责令俄国交还。朝廷于是命吴大澂等为钦差大臣，同俄国人约定日期会同勘查。大澂等认为，咸丰十年《北京条约》中俄国东界沿黑龙江到乌苏里河及图们江口所立的界牌，带有俄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十二字头；而十一年成琦勘界图中还保留“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十二字头，为什么官界记文中却只到“耶”“亦”“喀”“拉”“那”“倭”“怕”“土”八字头？地图和条约不相符合。又因为界牌用木头制作，难以长久保存，应请求改用石碑，并补立界牌。又因为俄国人占据的黑顶子土地正在“土”字界牌以内，尤其重要。又从珲春河源头到图们江口五百多里，处处同俄国接壤，却一块界牌也没有。成琦所立的八处界牌中，除“土”字一牌之外，还有“乌”字一牌。从交界记文来说，图们江左岸距离海边不过二十里，那里立有一块界牌，上面写着俄国“土”字头；这样看来，“土”字界牌已经在交界尽头，再没有地方补立“乌”字界牌，二者必有一个错误。即使补立界牌，无论是“乌”字还是“土”字，都应以图们江左岸距海二十里的地方为界限。十二年夏天，吴大澂等前往俄国境内的岩杵河，同俄国勘界大员巴啦诺伏等商议边界事务。大澂等首先提出补立“土”字界牌，因为咸丰十一年所立“土”字界牌的地点，没有按照条约记文中“距江口二十里”的说法办理。大澂等同俄方辩论，俄方人员认为，海滩二十里被俄国人称为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才是江口。大澂等认为，江口就是海口；中国所说的二十里相当于俄国所说的十里。沙草峰原来设置的“土”字界牌既然同条约记文不符，就应当立即更正。巴啦诺伏仍以旧图红线为理由。过了很久，他才答应在沙草峰南面越过山岭，向下到平冈尽头设置“土”字界牌；又在旧图中“拉”字和“那”字两块界牌之间补立“玛”字界牌；在条约中的“怕”字和“土”字两块界牌之间补立“啦”“萨”两字界牌，全部改用石碑。又在界牌相距很远的地方多设置封堆，或者挖濠作为标记。至于俄国人占据的黑顶子土地，也答应交还。大澂等又认为宁古塔境内“倭”字、“那”字两块界牌同记文和条约不符，请求更正。原来“倭”字界牌本在瑚布图河口，因为当时河口水势上涨，木牌容易被冲走，权宜设置在小孤山顶，距离河口较远。大澂等认为，如果以立碑地点作为交界处，那么小孤山以东到瑚布图河口的一段土地又将被割给俄国。于是同巴啦诺伏议定，把“倭”字石界牌改置在瑚布图河口山坡的高处；“那”字界牌原来在横山会处，距离瑚布图河口一百多里，只剩下一块腐烂的木牌，高二尺多，因而改用石碑，仍立在横山会处。向西偏行就是小绥芬河源头水流向南的地方，又在交界处增立铜柱。这就是中俄珲春东界约。

译这一年，俄国莫斯克瓦商人想带货物到科布多、哈密、肃州、甘州、凉州、兰州等地贸易。中国认为科布多、哈密、肃州都是条约明确规定的通商地点，自然可以前往；甘州、凉州、兰州属于内地，条约没有规定，不准前往。十四年，俄国人在乌梁海所属地区挖金、开垦土地、建造房屋，中方阻止，他们不听。十五年，俄国人越界进入黑龙江所属地区，以割草为名搭棚占地。总署就此询问北洋大臣李鸿章，鸿章请求只允许割草，不允许搭棚，并严令相关人员遵守，以表示限制，朝廷同意了。十六年，俄国商人请求按照条约从科布多运货回国，朝廷答应了。起初，俄国商人从陆路运货回国，旧章只有恰克图一条路线。光绪七年改订新约，允许从尼布楚、科布多两条路线往来运货。到这时，允许从科布多通行，至于收缴执照等办法，由科布多参赞大臣派员查验。这一年，出使大臣洪钧因为俄国人在恰克图境内挖洞取金，请求由中国自行设厂采金，没有成功。俄国人又勾结藏族番人，私下互相馈赠。十七年，俄国派兵到海参崴开办铁路。这一年，俄国太子来中国游历，朝廷命李鸿章到烟台设宴接待。起初俄国想让中国选派亲王接待，朝廷没有答应，于是派李鸿章前往，并给予了较高礼遇。十八年，中国同俄国商议接通珲春、海兰泡的陆路电线。此前，中国的陆路电线创办于光绪六年。当时只有丹麦国大北公司经营海线：一条早在同治十年就从香港、厦门曲折通到上海，再连接新加坡、槟榔屿直到欧洲，称为南线；另一条通往海参崴，经俄国亚洲陆线到达欧洲，称为北线。俄国和丹麦早已有接线的约定。后来丹麦又同英国合办水线。等到各省自行设置陆线后，又拆除了英国、丹麦在上海、广东已经建成的陆线。到中国吉林、黑龙江的线路建成，同俄国东部海滨境内的线路接近时，大北公司等深怕中俄线路接通会分夺自己的利益，多次发生争议。到这时，朝廷命李鸿章同俄使喀希呢议约，酌情拟定上海、福州、厦门、香港等有水线的地方，不同大北公司争减电价；此外各口岸的电价，也不允许水线公司要求减价，于是议定。这就是中俄边界陆路电线相接条约。这一年，俄国进入帕米尔。帕米尔高原位于中国回疆边界之外，过去属于中国。自俄国、英国相互争夺以来，帕米尔以北、以西的一些地区逐渐归属俄国，南部一小部分则归附英国所属的阿富汗；只有东路、中路长期服属中国，直到现在没有改变。俄国想取得帕米尔以通往印度，英国人加以防范，并以划清阿富汗边界为理由，想让中国管辖帕米尔中部地区，勘明界址；俄国人也想同中国共同勘定边界、划分疆域，不让英国参与。到这时，俄军进入帕米尔，英国领事璧利南根据以前英、俄订立的条约，证明喀什噶尔与阿富汗之间没有俄国土地，又依据所绘地图，极力驳斥俄国地图。俄国人不予理会，想以郎库郎里湖为界，调军向南移动，将要占据色勒库尔。色勒库尔属于莎车境内，这使俄国更加逼近新疆南部边境。陕甘总督杨昌濬请求设置防务，朝廷答应了。后来因为出使大臣洪钧绘制的地图有误，李鸿章根据薛福成寄来的地图说：“《喀什噶尔界约》既然说乌斯别里以南直向的地方属于中国界内，就应当认定‘南向’二字才相合；如果无端插入‘转东’二字，就会差之千里。” “况且乌斯别里是葱岭的支脉，如果沿山梁作为自然边界来改变一直向南的说法，不仅两个帕米尔都将被放弃，喀什噶尔也会顿时失去屏障，叶尔羌、西藏等地也会全部撤去藩篱；而且恐怕以后还会以交界本来沿山脊而行作为借口，使说法更加宽泛含混，更难划分，这当然是万万不能答应的。如果俄方以《喀什噶尔界约》的文字过于宽泛含混为理由，可以仿照北美洲英国、美国用经纬度划界的办法，以乌斯别里山口的经线为界，从乌斯别里山口向南直行，直到阿富汗边界的萨雷库里湖为止，这样才与经线相合。如此，大帕米尔可以得到大半，小帕米尔全境都在线内，简明准确，胜过自然边界，也同原先议定的条约相符合。否则，阿里楚尔山三面环绕，只有东面同喀什噶尔相接，边界也属于自然界线；为什么俄方偏偏舍弃外面的山梁，专门采用里面的山梁，以求多占土地呢？”双方议论很久仍没有决定。这一年，俄国茶叶在戈壁被焚毁，俄方索要赔偿，朝廷答应由承运俄茶的人分担赔偿；俄国使臣想由中国公家代为赔偿，朝廷不答应。十九年四月，朝廷议论收回俄国所借的土地。当初，俄国借用了塔尔巴哈台所属的巴尔鲁克山，交给其所属的哈萨克人游牧，期限为十年，期满迁回。到这时期限已满，伊犁将军长庚请求派员与俄方商办，俄人请求再展期十年，未获允许。过了很久，俄国才答应归还土地、迁走居民，于是签订交还山地的文约，声明期限届满而不迁走者，即按照“人随地归还”的约定处理。又续订收回山地未尽事宜文约，以清理两国所属哈萨克人之间的欠债、盗窃牲畜等问题。二十年，清廷又同俄国商议帕界问题。俄国起初想占据郎库里、阿克塔什，出使大臣许景澄认为这些地方是中国土地，极力争辩，不予同意。后来俄国答应以色勒库尔山岭以西为界，请中国明确指出愿意让出的地方；中国仍提出从乌仔别里到萨雷库里湖一线，俄人不答应。总署想改为沿水道划界，拟定沿阿克拜塔尔河，向南越过阿克苏河，再向东南沿河到阿克塔什平地，转向西南沿伊西提克河直到萨雷库里湖，把各段分界水道的名称详细列出，但仍未能决定。这一年俄国嗣皇即位，派布政使王之春作为专使前往祝贺。第二年春天，清廷同日本谈判达成协议，割让台湾和辽河以南土地；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劝阻日本割让辽南土地，日本不答应。俄国忽然调战舰驶往烟台，日本答应归还辽东，但要求在二万万之外另加赔偿费。俄皇特命户部大臣威特会见出使大臣许景澄，说愿意替中国代借巨额款项，使日本尽早退兵。许景澄把这件事报告朝廷。总署命令同俄国商办，于是订立借款四万万佛郎的协议，以海关作担保，年息四厘，分年偿还。这就是中俄四厘借款合同。

译九月，俄国人分别前往东三省勘察铁路路线。当初俄国兴建的西伯利亚铁路即将完工，想在满洲境内借地接着修建。总署议定，铁路从俄境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由中国自行修建。十月，俄国水师轮船请求暂借山东胶澳过冬，获准。山东巡抚李秉衡上奏说：“烟台的芝罘岛并不是不能停船，胶州一向不是通商口岸，应当请饬令俄使，船只进泊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退出。”皇帝批示准行。十二月，赏赐俄使喀希呢以及法国、德国两国使臣头等第三宝星。二十二年四月，俄皇尼哥拉斯二世加冕，清廷任命李鸿章为专使、王之春为副使，并赠给俄皇头等第一宝星。九月，同俄国订立新约。当时李鸿章还没有回国，俄使喀希呢特意秘密约请总署上奏请求批准。条约签成后，俄使贵族邬多穆斯契以答谢加冕使臣为名来到北京，商议设立华俄银行，于是命许景澄同俄国签订华俄道胜银行契约。中国出资本银五百万两，与俄国合办。另行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又制定九章条例。其中第二章关于银行业务的第十项规定，该银行对中国办理的业务为：一，收取中国境内的各项税收；二，经营同地方和国库有关的事业；三，铸造中国政府允许铸造的货币；四，代替中国政府募集公债并偿还其利息；五，在中国境内铺设铁路和电线。又订立东清铁路会社条约，把铁路的建造和经营管理事务全部委托给该银行。二十三年十一月，俄国以德国占据胶州湾为借口，命令西伯利亚舰队驶入旅顺口，要求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并要求取得修筑哈尔滨至旅顺铁路的权利。十二月，俄军进入金州城征收钱粮，遭到阻拦，俄军不予理会。乡民聚众抗拒，俄人于是枪杀中国百姓几十人。奉天将军依克唐阿把情况报告朝廷，朝廷命出使大臣杨儒迅速同俄人商办，谈判很久仍未解决。俄皇对许景澄说：“俄国军舰借地停泊，一是因为胶州湾事件，二是为了过冬，三是为了帮助中国防御其他国家的占据。”许景澄再次同俄方商议，俄方不答应。二十四年二月，命许景澄专门谈判旅顺、大连军舰借泊以及黄海铁路等事。俄国说德国既已占据胶州湾，各国都提出要求，俄国不能不租借旅顺、大连。又就铁路要求中国允许东省公司在鸭绿江至牛庄一带、临水处选择适宜地点接通铁路，并限于三月初六日订约，逾期俄国就自行办理，措辞十分强硬。后来俄国提督率兵登岸，张贴接管旅顺、大连的告示，限令中国官吏交出金州城。中国再次交涉，俄国才答应军队驻扎在城外。于是订立条约，把旅顺口、大连湾以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条约已经画押，并派员分别勘察。将军伊克唐阿认为“附近”二字过于宽泛，发电给总署极力争辩说：金州以西、以东的各岛，距海岸有的十里、二十里，有的三十里、四十里，称为“附近”还可以；至于索山以南的庙儿七岛，近的距三四十里，远的距二百多里，而且位于山东登州、莱州海面，并不属于辽东，不能称为“附近”。再三争辩后，俄国请求把庙群岛作为隙地，以免被其他国家占据。总署告知俄方，中国只能答应承认这些岛不让给其他国家享用及取得通商等利益，不能答应作为隙地，以免损害主权。俄人又请求允许写入条款，声明不设炮台、不驻兵。总署仍然极力驳斥，俄方不予理会。过了很久，俄国才同意按照中国的意见办理，删去“作为隙地”和“不设炮台”等语句；又在关于庙群岛的专条下增补“不归租界之内”几个字。但金州东海的海阳、五蟒二岛仍然租给俄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十里〕 七月，出使大臣许景澄、杨儒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当初中俄会同订立条约，原本允许东省铁路公司从某一车站起修到大连湾，或者酌情修到辽东半岛营口与鸭绿江之间沿海较为便利的地方，修筑一条支线，但一直没有实行。到这时双方商议，许景澄同俄国外部商定，支线终点在大连湾海口，不在辽东半岛沿海其他地方，并列入专条订立合同。俄人后来认为修路首先需要运输材料，打算按照原合同所允许的各项陆路转运办法，订定暂时修筑通往海口的支线以及通航办法，并自行开采煤矿、木材等。许景澄等人认为，原合同第一款载明，中国在铁路交界处设关，按照通商税则减征三分之一，这只指陆路而言；如今大连湾海口作为商埠，货物往来内地，若竟援引减征税率，恐怕牛庄、天津海关必然受到阻碍。因此，内地同租地交界的情形，与中俄两国国境不同，设关地点也必须变通，拟另订专款。俄人还想一并开采各种矿产，许景澄等拒绝了，并商议限制转运、开采等事项。又商定增加全线完工期限，使暂时修筑的支线到期后按约拆除。共七款：一，支线名称为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二，修路所需的材料，允许公司使用轮船及其他船只，悬挂公司旗帜，航行于辽河、支河以及营口和隙地各海口，运输、卸下材料；三，为了运输材料和粮草便利，允许公司由南路暂时修筑支线到营口及隙地海口；但全线工程完工、全路通行贸易后，应拆除支线，不得超过八年；四，允许公司采伐官有树木，每株应由总监工同地方官酌定缴费；但盛京供皇室御用的物产以及关系风水的树木，不得损动。公司经过的地方如要开采煤矿，也由总监工同地方官酌定，按斤纳税；五，俄国可以在租地内自行制定税则；中国可以在交界处征收货物从租界运入内地，或从内地运往租地的税，税率按照海关进出口税则，不得增加或减少。并允许俄国在大连湾设关，委托公司代为征税，另派文官驻扎，担任税关委员；六，允许公司自备海上商船，按照各国通商的惯例办理；如有亏损，中国概不负责，应按照原合同第十二条关于价款购买及归还期限的规定办理；七，铁路修筑方向所经过的地方，应等总监工勘定后，由公司或北京代办人同铁路总办公司商定。又规定铁路经过奉天时，应绕开陵寝，俄国答应绕行，距陵寝三十里，于是画押。

译二十五年，盛京将军文兴等派知府福培、同知涂景涛同俄方官员倭高格伊林思齐等，勘定旅顺、大连租界的界线。俄方官员打算先从租地北界西岸的亚当湾开始勘察。福培等认为中国地图上没有亚当湾这个地名，应按照总署的电令，以“亚当”即普兰店的文字记载为依据，应从普兰店西海湾的马虎岛开始。俄方官员以续约明文规定西界从亚当湾北面起算，并没有“普兰店”字样为由，坚持不许更改。于是从北界西岸开始，依次立碑，直到大海边，共立三十一座碑，北面刻汉文，南面刻俄国字母；又立小碑八座，以数字作为编号。界线由西向东，长九十八里又九十四弓。界线确定后，同俄方官员商议划界专条，又把绘制的界图用中俄两种文字加以注记，画押盖印，互相交换后，分别呈送俄使和总署批准，事情至此完结。当初这项约定由李鸿章、张荫桓同俄使巴布罗福在北京订立，到这时又命王文韶、许景澄加盖签押。当时中国打算自行修筑山海关至营口的支线，英国想要投资。俄使向总署发文，称借用外国资本同续约相违背。俄人又因为东省铁路即将开工，打算在北京设立东省铁路俄文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学习俄国语言文字，以备铁路调遣使用。清廷同意了。这一年，俄国把辽东租借地称为“关东省”。二十六年，拳匪作乱，各国联军进入北京，俄国乘机出兵占据东三省，借口是防御马贼、保护铁路。当初奉天土匪先攻击俄国铁路警卫兵，俄军乱兵焚烧天主教堂，破坏铁岭铁路，抢掠洋库；不久又攻击辽阳铁路，俄国铁路人员全部退走，同时黑龙江方面也炮击俄国船只。俄国听到警报后，派军队分路进攻，从瑷珲、三姓、宁古塔、珲春进军占据奉天，于是迫使将军增祺订立奉天交地约，准备在东三省驻兵，使当地政务、赋税和官兵都归俄国管辖。当时朝廷以庆亲王、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同各国商议款项，并命驻俄钦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同俄国商办接收东三省的事情。杨儒同俄方争论很久，俄国才答应作废。但俄人又拿出另外的约稿相要挟，张之洞等人连续发电极力争辩，于是暂时停止议论。二十七年七月，各国和议达成，李鸿章亲自拟定四件事：一，归还土地；二，撤退军队；三，俄国在东三省除铁路公司指定地段外，不得再增加军队；四，交还铁路，并偿还有关费用。清廷同俄使在北京开始谈判。谈判尚未完成，李鸿章去世，由王文韶接替。二十八年三月，订立四条约定。四月，俄国强行占据科布多所属的阿拉克别克河，参赞大臣瑞洵把情况报告朝廷，朝廷命外务部同俄方交涉，但没有取得结果。七月，铁路公司同华俄道胜银行订立正太铁路借款及行车合同，又同俄国续订接线展限合同。九月，俄国交还关外铁路，并撤退锦州、辽河西南部的俄军，这就是第一期撤兵。到第二年三月进行第二期撤兵时，驻扎在金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长春、吉林、宁古塔、珲春、阿拉楚喀、哈尔滨的俄军仍未按期撤退。俄国驻北京代理公使布拉穆损向外务部提出新的七项要求，遭到拒绝，俄使于是撤回了这份要求案。恰逢俄使雷萨尔重新任职，又提出新的五项议案，并宣称东三省撤兵绝不可能无条件进行，即使因此同日本开战，也在所不顾。三十年，日俄开战，中国保持中立。这一年，俄国修建的东三省铁路完工，又修改订立中俄接线续约，商定按照伦敦万国公会制定的条例，各项价格均予减价。三十一年，日本战胜，旅顺、大连租借权转归日本，俄国专心经营东清铁路。于是发生了哈尔滨行政权的交涉。哈尔滨是东清铁路的中心地区，起初只有俄国人居住。自三十一年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各国陆续设置领事，按照中国各商埠的办法，中国拥有行政权。俄国人却说，哈尔滨的行政权应归东清铁路会社所有，中国拒绝了。后来俄国领事霍尔哇拖在东清铁路范围内制定哈尔滨市制，对居住在哈尔滨市内的中外人民一律征收租税。朝廷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同俄方交涉，没有谈妥。宣统元年，俄国领事到北京同外务部谈判，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同霍尔哇拖商议，在东清铁路范围内设立自治会，以维护中国主权，同时也不违反东清铁路会社的各项条约，于是议定结案。但松花江航权的争议又发生了。当初中俄条约所说的松花江，是指黑龙江下游，并没有允许在中国内地的松花江通航。俄国却说，咸丰八年、光绪七年签订的条约，是指整个松花江。到这时，朝廷命滨江关道施肇基同俄国领事开始谈判，俄人仍然坚持以旧约为依据。中国方面认为，日俄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后，已经把中俄两国在松花江独享的航行权让出，因此旧约不再适用。双方相互辩论，始终没有定论。后来俄人又想干涉中国管理船舶、防疫以及发给专照等权力，中国再次严厉拒绝。俄国仍坚持全江贸易自由，不承认商埠和内地的区别，又把江路同陆路视为一类，不与海路同样处理，过了很久才屈服。第二年缔结条约：一，满洲境内的松花江允许各国自由航行；二，船只停泊税按所载货物重量征收；三，两国国境各一百里以内的消费货物一律免税；四，谷物税比从前减免三分之一；五，内地输出的货物在松花江税关照例纳税。条约签成后，各国都得以在松花江内航行，北满的局势也因此发生变化。

译当时中国同俄国订立《东省铁路公议会大纲》，俄人认为中国开放商埠同东清铁路地段的性质不同，东清铁路地段内拥有完全的行政权，意图在东清铁路界内施行这种行政权。清政府认为这是俄国侵越中国主权，严厉拒绝，并向各国通告说：“东清铁路合同开头就载明，中政府同华俄道胜银行合伙经营生意；所谓‘合伙开设生意’，明明是商务性质，丝毫不能越过行政权限。可是俄国援引这份合同第六条为依据，说其中有‘由公司一手经理’的字样，就是完全行政权，却不知道所谓一手经理，只是合同所指铁路工程实际必需的地段；公司经理的权限不得超出铁路应办的事务，绝对不能推展到行政地位。又如宣统元年中俄两国订立的《东省铁路界内公议会大纲》，从第一条到第五条，都是声明铁路界内中国主权不得有丝毫损失。还有光绪三十一年俄日两国在美国议定的条约，第三条载明，俄日两国政府共同将整个满洲完全、专属的治理权归还中国。” “俄国政府又声明，俄国在满洲没有地方利益、优先权或独占让与事项，不会因此侵害中国主权，也不违背机会均等原则。怎么能强行曲解商务合同，又以中国从未明确承认、宣布过的话为依据，反过来把两国的约定废弃不顾呢？”俄人理屈词穷，于是议定了此事。宣统二年，中俄通商条约期满，应当改订，因此清廷同驻京俄使交涉，但俄使坚持旧约。双方正在争议时，俄使奉本国政府电令，转而向中国提出要求：一，两国国境各一百里以内，俄国制定的国境税率不受限制；两国领土内的产品和工商品都可以免税贸易。二，在中国的俄国人之间的诉讼，全部归俄国官员审理；两国人民之间的诉讼，由两国共同会审。三，蒙古以及天山南北两路，俄国人可以自由居住，并进行免税贸易。四，俄国可以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哈密、古城、张家口等地设置领事官，并有购买土地、修建房屋的权利。过了很久，清廷才回复俄使说：一，在国境一百里以内，中国确实遵守自由贸易的约定，并不限制俄国的国境税率。二，两国人民的诉讼应按照旧约办理。三，蒙古、新疆地方的贸易，原来约定等商务兴盛后再制定税率。四，科布多、哈密、古城三处既已认定贸易繁盛，中国同意俄国设置领事；作为交换，俄国也应按照原约，允许中国制定关税。俄使把这些答复报告本国政府。俄国认为制定关税不应同增设领事一并提出，又向中国质问，并命令驻土耳其斯坦的军队进入伊犁边境，清廷于是答应了。俄人又派兵驻扎库伦，向外务部要求开矿优先权，遭到拒绝。恰逢革命军兴起，库伦宣布独立，这件事就更加无法追究了。

译《志》第一百二十九 邦交二 英国 英国在欧洲西北部。清康熙三十七年设立定海关，英国人开始前来互市，但还不能每年都来。雍正三年，英国人来到粤东，所载货物都是黑铅、外国银钱、羽缎、哆啰、哔叽等物品，不久便离去。雍正七年，才开始持续通商。乾隆七年冬十一月，英国巡船遇到风暴，漂到广东澳门，总督策楞命地方官供给钱粮、修理船只后遣送他们离开。二十年，英国人来宁波贸易。当时英国商船停泊定海港，把货物运到宁波，第二年船只逐渐增多。随后朝廷禁止他们进入浙江，又禁止丝绸出洋。二十四年，英国商人喀喇生、通事洪任辉想前往宁波开港通商。请求没有获准后，他们从海路进入天津，仍然请求同宁波通商，并揭发粤海关的弊端。七月，朝廷命福州将军到广东查验，查出洪任辉同徽商汪圣仪交结的情状，于是治汪圣仪的罪，把洪任辉关进监狱。不久又释放了他。二十七年夏五月，英国商人啗▯阑等以禁止丝绸出口、货物难以制造为由，仍然请求通商。粤督苏昌把此事报告朝廷，朝廷答应了，但仍限制每艘船只准许购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至于头蚕湖丝以及绸、缎、绫、匹仍然禁止。五十八年，英国国王雅治派使臣马戛尔尼等来朝贡，表文请求派人驻留北京，并同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地通商，还请求降低关税，均未获准。六十年，又来进贡，表文陈述：“天朝大将军前年率军到达的密，英国曾经派兵援助。”的密就是廓尔喀。奏章送入后，皇帝按惯例颁赐敕书和赏赐。嘉庆七年春三月，英国人窥伺澳门，派六艘军舰停泊在鸡颈洋，粤督吉庆发布谕令叫他们回国，到六月才离去。十年春三月，英国国王雅治又派臣下多林文随商船来到广东，进献土产。十三年秋九月，英国人再次谋划袭击澳门，以军舰护送货物为借口；总督吴熊光多次劝令他们离去，他们不听，于是占据澳门，又驾驶军舰闯入虎门，驶入黄埔停泊。朝廷命令剿办并断绝贸易，革去吴熊光职务，英国人才在十月退兵。第二年春二月，增修澳门炮台。夏五月，制定广东互市章程。十九年冬十一月，禁止英国人在中国传教。二十年春三月，再次申明鸦片烟禁令。二十一年夏六月，英国派臣下加拉威礼来到粤东投递书信，说英国太子摄政已经四年，感念纯皇帝的恩德，派使臣前来进献土产，按照乾隆五十八年的贡道，从海上经舟山到天津，再赴京城，请求总督先行上奏。当时总督蒋攸銛正入朝，巡抚董教增暂代总督印务，答应让他晋见，并援引督抚大员接见暹罗等国贡使的礼仪；加拉威礼不接受，双方再三商议会见仪式，董教增不得已答应。当日总督、将军、两名副都统和海关监督都坐在节堂，陈设仪仗。加拉威礼上前拜见，脱帽致敬，由通事传达双方意思；董教增离座起立同他问答，答应替他上奏，加拉威礼便径直离去。等到董教增的奏折送入，贡使罗尔美都、副贡使马礼逊乘坐五艘贡船已经到达天津。皇帝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前往天津，率长芦盐政广惠陪同贡使进京。他们一天一夜疾驰到圆明园，车路颠簸，衣服行装也都落在后面。第二天早晨，皇帝登殿接受朝贺。当时正使已经生病，副使说衣服和车辆还没有到，没有朝服不能完成礼仪。和世泰害怕获罪，便谎奏说两名贡使都生病了，于是拒绝接受他们的贡物，派广惠陪同押送使臣回广东。起初英国贡使携带表文入朝，皇帝看了表文，认为其中语气像是以敌对国家自居；加上理藩院迎接接待也不合礼仪，皇帝因此怀疑英国轻慢朝廷，便完全断绝了同他们的交往。罗尔美都等人离开京城后，有人把真实情况报告给皇帝，皇帝才知道并不是贡使的罪过，于是再次下谕赏赐，派人追到良乡，酌情收取贡物，仍赏给英国国王几件珍玩，并命令谕告国王，把责任归咎于使臣不遵礼节、没有参加谢宴。英国使臣郁郁不乐地离去。七月，苏楞额、和世泰、广惠等人分别受到降职、革职等处分。道光元年，再次申明鸦片烟禁令。七年，广东巡抚朱桂桢捣毁英国商人的公局，因为认为他们侵占民地。十三年，英国撤销商公司。西洋到广东贸易的十多个国家都是散商，只有英国设有公司。公司同散商关系恶劣，这一年公司解散，听任商人自行运输，只征收他们的税。第二年，粤督卢坤误听洋商说，英国公司虽然解散，但广东不能没有办理洋务的人，于是上奏请求命令英国仍派公司大班来广东管理贸易。英国国王便派领事律劳卑来到广东。不久又由义律替代。义律提议在广东设立审判署，处理各国洋人的交涉和诉讼，贸易仍由散商自行办理。十六年，朝廷制定食用鸦片烟的罪名。当初，英国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自设置十多艘储藏鸦片的大船，称为“趸船”；又在省城设置包买户，称为“窑口”。窑口把货款银两交给英国馆舍，英国馆舍发给票单，凭票到趸船取货。还有往来的护航艇，名叫“快蟹”，炮械齐备。太常寺卿许乃济见白银每年流出一千多万两，上奏请求放宽鸦片禁令，令英国商人仍按药材纳税；货物入关交给行商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白银购买，以表示限制。朝廷已经批示同意，不久因疆臣上奏请求严惩贩卖、吸食鸦片的罪行，又加重到死刑，但私自贩卖、私自吸食的情况仍然照旧。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求严惩吸食鸦片者，实行保甲连坐法，并说鸦片造成的祸害超过洪水猛兽。奏疏上呈后，交给各督抚议论，于是请求禁烟的奏疏纷纷出现。

译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奏疏尤其恳切，说：“如果鸦片不能禁绝，那么国家会一天比一天贫困，百姓会一天比一天羸弱。十多年以后，哪里只是没有可以筹集的军饷，恐怕连可以使用的士兵也没有了。”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下诏召他进京，当面授予方略，并以兵部尚书的名义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派他到粤东查办。第二年春正月，林则徐到达粤东，同总督邓廷桢会同申明禁烟令，颁布新法：限期一年零六个月，吸食鸦片者处绞刑，贩卖鸦片者处斩刑。当时严厉捕捉烟犯，外国人停泊在零丁洋等处的趸船准备迁走躲避；林则徐便通知水师提督，命各营分路扼守，规定海上趸船先缴出鸦片，才允许打开舱门。又传集十三行商人等，命令他们查报各商储存鸦片的确数，并索取历年贩烟的查顿、颠地二人；查顿逃走，义律借故返回澳门。事情紧急时，林则徐断绝水陆粮饷供应，义律于是让各商交出所存鸦片，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林则徐命令全部焚毁，并按每箱赔偿茶叶五斤，又命各商具结，保证“永不售卖烟土”。烟商因此遭受损失，便产生了怨恨。义律以遭受挫折和羞辱为耻，于是煽动本国人，希望英国国王出面干预。英国国王同上下两院商议，众人都认为这类贸易本来就违反中国的法令，过错在英国自己。于是有个叫律土丹的人上书，请求禁止鸦片，并请求禁止印度种植鸦片。又有个叫地尔洼的人，撰写《鸦片罪过论》，认为鸦片既破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猜疑英国人，反而妨碍商务。但是，自从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传到海外，茶叶、丝绸的价格日益上涨，白银利润日益增加，义律便认为鸦片贸易的兴衰，实际上关系到英国百姓的生计和国家的经济。当时林则徐命令各国商船先停在海面等候查验，确认没有携带鸦片后，才允许驶入口内、打开舱门。各国商人都遵守命令，只有义律抗拒不服。他说必须等本国国王下令制定章程后，才允许货船入港；同时递交书信，请求允许英国货船停泊在澳门附近，不进入黄埔。林则徐严厉驳斥，不予允许，又禁止柴薪、蔬菜和食物运入澳门。义律带着妻子儿女离开澳门，寄居在尖沙嘴的货船上，暗中招来两艘英国军舰，又取商船配备炮械，借口索取食物，突然进攻九龙山。参将赖恩爵用炮击沉其中一艘双桅船，停留在汉仔的其他船只也被水师攻击焚毁。义律请求澳门人从中调解，表示愿意遵守新例，只是不肯立即交出殴打致死村民的罪犯；又上书请求不要驱逐停泊在尖沙嘴的货船，并且等候英国国王的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因为义律不交罪犯，把他的书信掷还。冬十月，关天培击败英国人，义律逃走。十一月，朝廷停止同英国人通商，三十多艘英国货船都不能驶入，又搜捕侦察船，每天有好几起。英国商人个个怨恨义律，义律不得已再次派人投书求情，请求仍回澳门居住。林则徐认为新近奉到圣旨，不能突然更改，于是再次严厉斥责并同他断绝交涉。然而英国货船都停泊在老万山外海不肯离去，只用厚利诱使岛边的亡命渔船和蜑艇运送柴薪、蔬菜，并且用鸦片同他们交易。这一月，广东加强并严密了海防。二十年春正月，广东游击马辰焚烧运送鸦片、接济英国匪徒的船只二十多艘。夏五月，林则徐又派兵在磨刀洋驱逐英国人。当时义律已经回国请求增派军队，英国于是命伯麦率领十多艘军舰以及二十多艘印度兵船来到广东，停泊在金星门。林则徐乘风潮派火船前往进攻，英国船只避开而去。英国人见广东防守严密，便谋划骚扰福建，在厦门被击败。六月，英国人进攻定海，杀死知县姚怀祥等人。事情报告朝廷后，皇帝特旨任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统率军队。七月，林则徐派副将陈连升、游击马辰率五艘船进攻在磨刀洋的英国统帅士密。马辰所率一艘船先到，乘风发动攻击，用炮击破英船。八月，义律来到天津请求议和。当时大学士琦善任直隶总督，义律把英国巴里满衙门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书派人送到大沽口，提出许多要求：一，索要货物赔款；二，要求广州、厦门、福州、定海各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三，要求双方以平等地位往来；四，索要军费；五，不得把海外贩烟船的责任牵连到岸上商人；六，要求全部裁减洋商的额外费用。琦善坚持议和意见，不久宴请二十多个英国首领，答应替他们上奏。于是进京当面陈述议和之事。朝廷随即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命琦善赴粤东查办。这一月，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因失守海疆以及拒绝接受英国人的书信，被免职。义律起锚后经过山东，巡抚托浑布准备犒劳、迎送的物资，替义律上奏，说义律恭顺，并且感激皇帝派钦差到广东查办的恩德。朝廷罢免两广总督林则徐，上谕严厉斥责他，暂由怡良署理总督事务。义律南行经过苏州时，又暗中前往镇海。当时伊里布驻守浙江，收到琦善关于议和的咨文，派家丁张喜到英国船上犒劳军队。英国水师统领伯麦在定海盘踞了数月，听说议和之事已经确定，便任由外国船只四处游弋。船只到达余姚时，当地人诱使他们的一艘五桅船驶入拦浅滩，俘获黑、白两种洋人几十名。伊里布听说后，立即发檄文命余姚县设置供给和住宿，派员护送他们进入广东。冬十月，琦善抵达广州，不久被授任两广总督。义律请求撤除沿海各处防务。虎门是广州水道的咽喉，水师提督驻扎在那里；外侧的大角、沙角两座炮台在焚烧鸦片后又增加了守军。水师船、火船以及蜑艇、扒龙、快蟹等船只，全都排列在虎门口内外，密集设置横档和暗桩；到这时几乎都被裁撤了。义律于是日夜增加船桨，制造攻城器具；先索要鸦片款，接着要求香港，并发文催促琦善迅速答复。十二月五日，英国人突然进攻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等人的军队无法抵挡，炮台陷落，守军全部战死。英国人又乘火轮和三板船驶向三门口，焚毁中国战船十多艘，水师也溃败。英国人乘胜进攻大角炮台，千总黎志安受伤，推炮落水后冲出包围，炮台陷落。英国人把水中的大炮全部取走，分兵驻守，于是虎门形势危急。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等守卫靖远、威远炮台，手下只有几百名士兵，派军官报告紧急军情，却没有得到回应。李廷钰到省城哭泣请求增兵，以巩固省城门户。琦善害怕妨碍议和，不答应。文武官员都极力请求后，他才答应派兵五百人。

译义律仍然依仗军力索要鸦片款和香港。二十一年春正月，琦善答应把香港给英国，但不敢上奏，于是用浙江英国俘虏交换定海。义律先派人到浙江交还定海俘虏，接着又请求把沙角、大角炮台交给英国作为交换。琦善同他约定在莲花城会面。义律拿出已经制定的贸易章程，并答应把香港全岛给予英国，像澳门的旧例一样；这些都属于私下答应。后来琦善把义律的来文上奏，皇帝震怒，不予批准。朝廷罢免琦善和伊里布，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剿办。当时义律认为香港已经得到琦善允许，便向居民广泛宣布香港是英国属地，又发文给大鹏营副将，命令撤去营汛。广东巡抚怡良听说后大为震惊，上奏报告。皇帝大怒，查抄琦善全家。于是下诏揭露英国人的罪行，催促奕山等兼程赶赴广东，会同各路官兵进剿。不久又任命两江总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视察军务。当时英国船只在定海、镇海等处四处游弋，裕谦派兵陆续焚烧、围剿，并杀死英国首领一人。二月，英国人进犯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英国人乘胜逼近乌涌，省城大为震动。十三日，参赞杨芳抵达广东，各路官兵还没有会齐，虎门内外的船只已经全部被毁。杨芳商议以堵截作为进剿办法，命总兵段永福率一千名士兵扼守东胜寺，陆路总兵长春率一千名士兵扼守凤凰冈水路。英国人率军逼近，虽然被凤凰冈官兵击退，仍乘潮水深入，集中发射飞炮、火箭全力进攻。适逢美国领事认为战事妨碍各国商船进口，便到军营请求进入黄埔开舱，同时替英国人说和，说英国人已经交还定海，只要求照旧通商；并拿出义律的书信，其中有“只求照常贸易，如果携带违禁物品，就把货船没收入官”的话。当时定海的水师船也已经到达广东，杨芳想借此缓和战事、退却敌人，于是同怡良联名上奏请求。皇帝认为他们又走上了请求议和的老路，便下严旨斥责，不许照办。三月，下诏命林则徐会同办理浙江军务，不久又把他发往新疆戍守。四月，奕山派杨芳、隆文等人的军队分路在夜间袭击英国人，但没有成功。英国人于是进攻广州城。清廷不得已，仍然商议议和。义律索要烟价一千二百万两。美国商人从中调停，答应给一半。议和议定后，奕山上奏说义律请求安抚，要求准许照旧通商，永远不贩卖鸦片，并把应赔偿的六百万两改作追缴商人所欠的债款。议和既定，英国人因为撤出四方炮台的兵将骚扰佛山镇，取道泥城，经过萧关、三元里，当地民众愤怒起兵，号召各乡壮勇，从四面拦截，英军死了二百多人，击毙其首领伯麦等人。义律赶来救援，又被包围。他急忙派人突围，向广州知府余葆纯告急。余葆纯迅速前往解散民众，帮助义律突围登船，得以逃脱。当时三山村民也打死了一百多名英兵。佛山义勇军把英国人围困在龟冈炮台，消灭了几十名英兵，又击败前来援救的杉板船。新安又用火攻烧毁了一艘英国大型兵船，其余船只逃走。义律发文给总督，请求发布告示，民众才开始解散。义律遭到挫败，过了很久才改变策略进入福建，攻打厦门，再次攻陷厦门。随后又统率军队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等战死。裕谦率领所部军队赶赴镇海，刚到那里，英国人便从蛟门岛前来进攻。当时镇海的守军只有四千人，提督余步云和总兵谢朝恩各率一半。余步云违背裕谦的节制命令，尚未交战便先逃走。英国人于是占据招宝山，从高处俯攻镇海，攻陷镇海。裕谦投水而死，谢朝恩也战死。英国人乘胜占据宁波。八月，英国人进攻鸡笼，被台湾道姚莹击败。九月，命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以怡良为钦差大臣，前往福建，会同办理军务。道光二十二年春正月，大军进驻绍兴，将军、参赞商定在同一天分别袭击宁波、镇海。由于泄露了出兵日期，交战时官军损失惨重。当月，姚莹又在大安击败英国人。二月，英国人进攻慈谿营，金华协副将朱贵及其儿子武生昭南、督粮官即用知县颜履敬战死。当月，重新起用伊里布。在此以前，伊里布被革职，并逮捕他的家人张喜，押送京城发配戍边。到这时，浙江巡抚刘韵琦请求重新起用伊里布，朝廷答复准许。不久又任命耆英为杭州将军，并下令在台湾设置防务。夏四月，英国人进犯乍浦，副都统长喜、同知韦逢甲等战死。当时伊里布已经来到浙江，朝廷立即命令他的家人张喜去见英国首领，告诉他议和之事已经办成，命令英国人先退到大洋，然后归还俘获的英国人。英国人按照约定行事，于是把收复乍浦的消息上奏朝廷。英国人接连攻陷宝山、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等战死，随后进犯松江，攻陷镇江，杀死副都统海龄。淮扬盐商非常害怕，向英国军队行贿，请求免遭侵扰。秋七月，英国人进犯江宁。英国的蒸汽兵船八十多艘逆江而上，从观音门驶到下关。当时耆英正从浙江出发，伊里布也奉诏从浙江赶来，派张喜到英国船上转达意图。英国人提出各项要求：一，索取烟价、商欠和军费银二千一百万两；一，索取香港作为贸易港，并要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一，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会面时使用平等的礼节；其余还有以关税抵偿、释放汉奸等条款，最后请求加盖国宝。恰逢耆英到达，他按照条款稍加驳诘。英国人突然竖起红旗，扬言今天如果不能议定，明天早晨就攻城，于是当夜立即写信回复，完全照英国人所说办理。第二天，派侍卫咸龄、布政司黄恩彤、宁绍台道鹿泽长前往告知各项要求已经代为奏请，等候皇帝批复回来就订约。奏折呈上后，皇帝准许了。当时耆英、伊里布、牛鉴认为即将修好，派张喜等人约定日期相见。马利逊请求按照本国的平等礼节会见。耆英等人于是前往英国船上，与璞鼎查等人以举手加额的礼节订立盟约，又亲自准备牛肉、酒慰劳英军，在静海寺画押确认，这就是白门条约。从此，鸦片禁令便大大松弛了。但英国人仍然以台湾杀害英国俘虏一事，前来责问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的罪责。清廷不得已，将二人罢免。

译十二月，任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督办通商事务。道光二十三年夏，伊里布去世，诏令耆英前往接替。此前已经答应英国人在广州开市通商。起初，英国与广东议定的互市章程规定，各国都要先到英国人那里登记，才缴纳关税。法国人、美国人都说“我不是英国属国”，不肯遵守，于是清廷允许法国、美国两国通商时都按照英国的办法办理。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人在福州修筑乌石山。英国领事官会见浙闽总督刘韵珂，请求设立商埠，想在省城内外从南台到乌石山修建洋楼，刘韵珂加以阻止。正值交还欠款之时，按照《江宁条约》，已经支付甲辰年银二百五十万两，本应将舟山、鼓浪屿归还中国。英国公使借口不准在福州城内建楼，不肯交还。经过多次争辩，才答应归还鼓浪屿，但仍坚持照旧在当地建屋。福州的请求得到允许后，英国人于是希望进入广州城居住。广州民众愤怒阻拦，张贴揭帖，商议劫掠十三洋行，英国首领逃走，进入广州城的提议遂未实行。道光二十六年秋七月，英国人归还舟山。十二月，英国请求同西藏划定边界并通商，清廷以这不在条约所载范围内，不予允许。二十八年，英国首领文翰再次请求进入广州城通商，总督徐广缙拒绝了他。第二天，英国船闯入省河，徐广缙乘一只小船前去晓谕，省河两岸义勇的呼喊声震天。文翰请求仍旧修好，不再提进入广州城的事。咸丰元年，文宗即位。英国人驾驶蒸汽船前往天津，声称是来吊唁刚去世的皇帝。直隶总督把此事上报，朝廷命令拒绝他们。咸丰三年，洪秀全攻陷江宁，英国人驾驶轮船到达江宁，把洪秀全迎入城中，并与他互通款曲；英国人说：“既不帮助官府，也不帮助洪秀全。”咸丰四年，刘丽川占据上海发动叛乱。起初，英国人阻止官军进攻，江督怡良等人责问他们。不久英国人想修改通商章程，联合法国、美国两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请求，未获准许，于是前往上海会见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九月，英国人前往天津。皇帝命长芦盐政崇纶等人与他们会面，拒绝了英国提出的派使臣驻京等条款，过了很久英国人才离去。咸丰六年秋九月，英国人巴夏里写信给叶名琛，请求按照《江宁条约》旧约入广州城，叶名琛没有答复。英国人进攻广州城，未能得逞，又请求解除武装入城会见，仍未获准。冬十月，英国人进攻虎门横档各炮台，又被广州义勇击退，于是急忙把情况报告本国。英国便选派伯爵额尔金来中国，打算从广东进入京城，先把蒸汽兵船分泊澳门、香港等待。额尔金到广东后，起初谋求进入广州城，未能实现。他同水师提督、领事等商议条款，发文给广东官吏，等候答复后再决定进退，叶名琛置之不理。咸丰七年冬十二月，英国于是联合法国、美国、俄国进攻广州城，城陷，俘获叶名琛并押走。英国人因此把责任归罪于广东官吏，上书大学士裕诚，请他转达。裕诚复信，命他们到广东同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英国人没有理会。咸丰八年夏四月，联军进犯大沽，接连攻陷前面的炮台。皇帝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军前往天津防守围剿，京城实行戒严。皇帝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查办，又重新起用耆英一同前往。耆英到达后，前去拜访英国使臣，却没有见到对方，擅自返回京城，被赐令自尽。英国人中有一个叫里国太的，是嘉应州人，世代依靠海外生活，随英国公使额尔金担任行营参赞。他听说桂良到达，立即拿着已经拟定的新议五十六条，要求桂良同意，桂良拒绝了。天津民众愤怒起来，同英国人争斗，擒获里国太，准备杀死他。桂良、谭廷襄担心因此破坏议和局面，急忙派人释放里国太，把他送回船上。当时廷臣纷纷上奏请求停止议和，但边疆战事紧急，朝廷不得已，才命桂良等人订立五十六款和约。六月，派桂良、花沙纳巡视江苏，筹议各国通商税则。冬十月，议定通商税则。当时英国人因条约允许增设长江沿岸商埠，想先察看沿江形势。条约订立后，立即派水师和领事乘轮船进入长江，逆流驶到汉口，一个多月后返回。这一年，商议通商善后事务。当时各国前来天津换约，都因桂良原先的议定而改从北塘海口进入。只有英国船先抵达天津海口，俄国人随后而来，突然背弃原来的约定，闯入大沽口。直隶总督恒福派人带着约书前往，命令他们改道，他们不听。咸丰九年夏五月，十多艘英国船驶到滩心。第二天，英国人竖起红旗挑战，拽倒港口的铁钅巢、铁椿，于是逼近炮台，开炮轰击。当时僧格林沁防守海口，开炮还击，击沉、击毁了他们几艘船。英国人又派步兵接战，也被击败。咸丰十年夏六月，英国人再次进犯天津海口，直隶提督乐善守卫北岸炮台，拒绝交战，中了炮弹而死。当时僧格林沁还在防守南岸炮台。皇帝下诏停止战斗，商议议和，于是僧格林沁从天津退军到张家湾，英国人便乘势攻陷天津。不久又派僧格林沁进军通州。皇帝仍命大学士桂良前往天津议和。桂良到达天津后，发文给洋人，商议和局。英国公使额尔金、参赞巴夏里请求增加军费赔偿并在天津通商，还请求各国公使带兵入京换约。桂良将此事上报，皇帝严令拒绝，并仍命僧格林沁等人守卫通州。八月，英国人进犯通州。皇帝命怡亲王载垣前往通州商议条款。当时桂良和军机大臣穆廕都在那里，英国使臣额尔金派他的参赞巴夏里进城议和，请求按照天津原来的议定办理，并约请法国使臣一同商议。第二天，在东狱庙设宴。巴夏里起身说：“今天订立的约定，必须当面见大皇帝，才能彰显诚信。”又说：“远方的人仰慕上国的道义，想入朝观光已经很久了，请允许我们带着军队仪仗进入。”王爷对他言语无礼非常愤怒，秘密同僧格林沁商议，将巴夏里擒获押送京城，战端又起。当时皇帝正好外出秋季狩猎，从行宫下诏任命恭亲王奕訢为全权大臣，守卫京城，并下诏命南方军队入京援助。当时团防大臣、大学士周祖培，尚书陈孚恩等商议筹办团练和守城事务。恭亲王、桂良驻扎在城外，而英国军队已经逼近城下，焚烧了圆明园。英国人请求从安定门入城，同恭亲王当面谈判，于是约定第二天议定和约，同时把巴夏里从监狱释放出来，派恒祺送他回去。九月，和约议成，增加赔偿军费八百万两，并开放天津为商埠，又把广东九龙司的土地割给英国人。这一年，任用里国太协助办理税务。

译咸丰十一年春二月，英国人开始在汉口、九江设立商埠，都设置洋关。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英国使臣卜鲁士商议，暂时订立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纳税章程五款。当月，清廷交还广东省城。卜鲁士开始驻在北京。同治元年，粤军叛乱攻陷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等城，各国担心上海商务受到扰乱，谋求自卫。英国水师提督何伯随同法国、美国军队进攻剿灭，又收复青浦、宁波等地。捷报传来，清廷加以嘉奖。九月，同英国人续订长江通商章程。同治二年春，任命英国将领戈登统率常胜军，暂时授予江苏总兵的职权。同治四年秋七月，英国交还大沽炮台。同治五年春正月，同英国人商议制定招募工人的章程。同治七年十二月，台湾英国领事吉必勋因运输樟脑受阻，牵连到教堂，英国军官茄当占据营署，杀伤兵勇，焚烧军火局仓库，索要军费。事情上报后，清廷责问英国使臣，过了很久，英国才撤去吉必勋的职务。不久，英国兵船在潮州又发生毁烧民房、杀死百姓的事情，几乎酿成变乱。同治八年九月，同英国交换新约，英国使臣阿礼国请求入朝觐见，未获允许。同治九年，请求办理电线、铁路，未获允许。不久又请求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铺设水下电线，清廷准许了。同治十年，请求开放琼州商埠。在此以前，同治七年修订新约时，英国使臣阿礼国答应让琼州停止通商，以此换取温州通商。到这时，英国使臣威妥玛和法国、俄国、美国、普鲁士各国都提出请求，清廷答应仍然开放琼州。同治十二年，穆宗亲自处理政务，才开始允许外国使臣觐见。起初因为中外觐见礼节不同，各国议论数月仍未决定，英国坚持尤其强硬；到这时才用鞠躬代替跪拜，只是把三鞠躬改为五鞠躬，称为“加礼”。光绪元年正月乙卯日，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在此以前，马嘉理奉英国使臣威妥玛的命令，持总理衙门护照到缅甸迎接探路员副将柏郎等人，一同走到云南腾越厅所属的蛮允土司辖地时被杀。当时岑毓英以巡抚身份兼署总督。威妥玛对此产生怀疑，扬言要派兵自行处理。皇帝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云南查办。威妥玛于是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朝廷便作出命李鸿章、丁日昌会同商议处理的决定。威妥玛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拿六件事要挟他，李鸿章拒绝了。清政府派原兵部侍郎郭嵩焘出使英国，威妥玛也想拒绝议和。驻上海的英国商人又租用上海、吴淞之间的土地铺设铁轨，开行火车。总督沈葆桢认为英国人在租界以外筑路，违反约约，命令停工。到这时，威妥玛派他的汉文正使梅辉立前往上海商办，李鸿章于是同他订约，命英国商人停工，由中国按原价买回铁路，改由中国自行经营。起初上海开放通商后，租界内仍设有厘捐局，专门征收华商尚未缴足半税的货物。到这时，威妥玛想完全撤销厘捐局，不许中国在租界内设局征收厘税，李鸿章请求政府不要批准。光绪二年五月，皇帝下谕：“马嘉理案件，王大臣们多次同英国使臣威妥玛辩论，始终没有谈妥，命李鸿章负责商办，尽早结案。”六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烟台同威妥玛会商。双方僵持了一个多月，议案才开始确定。七月，李鸿章上奏说：“臣到达烟台后，威妥玛坚持要求把全案的人证押送京城重新审讯，尤其把矛头指向岑毓英，认为是他主使。臣同他反复驳辩，恰好俄、德、美、法、日、奥六国使臣以及英国、德国水师提督都聚集在烟台，彼此往来宴饮。又因万寿圣节，邀请各国公使、提督到公所设宴庆贺，彼此情谊融洽。第二天，英国使臣才答应另议办法，把条款送给臣查核。为云南案件昭雪的六条，都是总理衙门已经答应的，只有赔款数目还未确定。优待使臣的三条是：一，京城内外两国官员会面时，因礼节仪制不同，想订立规则以避免争端；二，在各通商口岸会审案件；三，中外办理案件时互相观审，其中后两项可以合并参看。观审一项，总理衙门也已经在八条中同意实行。至于通商事务，原来议定七条：一，在各通商口岸划定洋货不应征收厘金的界限，并想在沿海、沿江、沿湖地区增设口岸。” 一，请求增设口岸，分为三类：重庆、宜昌、温州、芜湖、北海五处作为领事官驻扎地；湖口、沙市、水东三处作为税务司分驻地；安庆、大通、武穴、陆溪口、岳州、玛斯六处供轮船上下客商、装卸货物。一，准许洋药在新关缴纳税和厘金。一，洋货半税单请求制定统一格式，华商、洋商都准许领取；洋商运土货出口时，另行商定防止作弊的章程。一，洋货运回外国时，订明存票的年限。一，在香港商定巡船收税章程。一，各口尚未确定租界的地方，再行议定。以上各项，如果洋药的厘税同新关税一并征收，既可以避免偷漏，也可以随时增加；对土货报单严格制定章程，希望避免借名冒领、欺骗等弊端；妥善商定香港收税办法，也都对中国征收税款有益。其余各条也不违背条约。英国使臣又计划第二年派员前往西藏探路，请发给护照；因为不便把这项内容列入云南案件、优待使臣、通商事务三类之中，所以另列为专条。关于免定口界、增设口岸两件事，双方反复争论后，才同意不划定口界，但只在租界内免征洋货厘金，并明确洋货、土货仍然可以征收厘金。”

译将来对洋药加征税款，多少可以作为补充收入，看来对大局没有什么妨碍。至于增设口岸一项，总理衙门已经同意宜昌、温州、北海三处，赫德后来请求增加芜湖口，也已经奏准。现在英国仍坚持原来的要求，准许增设四处，作为领事官驻扎地点。至于英国派员驻寓重庆一事，总理衙门已经在八条中议准，不便立即把重庆列为口岸，声明等轮船能够上驶时，再行商议办理。关于在沿江非通商口岸上下客商、装卸货物一项，自长江开放码头以后，轮船可以随处停泊，装载人员和货物；因为没有明确章程，难以禁止。英国使臣既然一定要议准，这件事的关键似乎不在停泊地点多少，而在于明确划分口岸和内地。臣现在同他订明：“上下货物，都用民船装卸，仍照内地规定办理；除洋货税单查验时免征厘金外，持有报单的土货只准装船，不准卸下出售；其余应缴的税和厘金，一律由地方官妥善办理。”这就同民船装货并查收厘金的办法完全一样，只须各地关卡的人员严格查察。英国使臣起初请求湖口等九处，臣同他厘定：广东的水东属于沿海地区，不准突然解除这一禁令；岳州距离长江稍远，不准绕道越界行驶；暂且允许沿江的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处停泊轮船，完全按照内地征收税厘的章程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口〕 臣又同德国使臣巴兰德商议德国修约、增设口岸一事，决定照英国所议办理。威妥玛请求半年后开办口岸租界，免征洋货厘金，洋药一并缴纳厘税，须同各国商议后再行开办，因此准许另列一条。至于派员前往西藏探路一事，既然条约已经准许游历，也没有阻止的道理。臣在原议中写入由总理衙门、驻藏大臣察看情形等字样，到时应由总理衙门妥善慎重地筹划酌定。等到各项议议都办妥后，才商议云南案件的赔款。英国使臣说，去年冬天专门为了这件事调来“飞游帮”大型兵船四艘，保护商民，计算船费已经接近一百万两。臣说两国并没有失和，没有赔偿军费的先例，请他确定数目。英国使臣说吴淞铁路正引起争论，如果臣能调停主持，他就承担此事，仍按原议定为二十万两，于是议定下来。二十六日，双方把誊写好的会议条款中、英文各分四份，彼此签字盖章后交换。至于滇边通商，英国使臣当面说打算暂缓办理，请求在结案谕旨的末尾预先声明。”奏折呈上后，皇帝下令知悉。李鸿章仍回任直隶总督。条约订成并交换文本，这就是《烟台条约》。条约分为三项：第一是为云南案件昭雪，第二是优待双方往来人员，第三是通商事务；另外又专门议定一条。此年，派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带着皇帝的玺书前往英国，作为履行条约并为云南案件表示歉意。光绪三年，英国觊觎喀什噶尔，以保护安集延为借口。陕甘总督左宗棠拒绝了它。英国人想让中国同喀什噶尔划定边界，又请求进入西藏探路，都没有实现。这一年，清廷开始在英国属地星嘉坡设置领事。光绪四年秋八月，福建民众毁坏英国在乌石山的教堂，英国人要求赔偿损失后才罢休。光绪五年，英国想同中国确定税和厘金合并征收的具体数额。总理衙门拟议仍按《烟台条约》的原条款办理，税照旧有规定，厘金照旧章程。光绪七年十月，李鸿章再次同威妥玛商议洋药加征税厘。起初，洋药合并征收税、厘金的主张，始于左宗棠，原议每箱征银一百五十两。后来各督抚往来商议，始终没有形成定论。云南案件发生后，李鸿章才同威妥玛商议洋药加征税厘。威妥玛说，必须同时商议进出口税，议定进口税按货值百分之十征收；至于出口税，则以英国商人不愿加税为借口，并主张在各口新关把厘税一并征收，完全免除内地厘金。李鸿章认为，如果想完全免除厘金，海关正税就要按每箱一百二十两征收，须增加到原正税的三倍；如果不免厘金，则须增加一倍至六十两。后来，威妥玛收到英国拟定的几条鸦片加税章程：“一，厘税合并征收，增加到九十两；二，正税增加到五十两，各口厘金仍照旧征收；三，拟由中国统一征收印度鸦片的税费，而印度政府或者约定每年减少种植鸦片，或者由两国商定逐年减少的年限，到期限届满时停止种植；每石定价后，或者按年偿还，或者另立付款价格，时间也由两国确定；价款或者在香港退还，或者在印度交付，具体事务由官方办理或商人办理都可以。” 四，拟设立专门经营洋药的英国商人公司，每箱向印度政府偿付一定价值，向中国国家缴纳一定厘税；缴清这项厘税后，该洋药在中国便不再重复征收。印度政府约定一个年限，逐步停止鸦片种植。起初，威妥玛已经同意进口税按货值百分之十征收，到这时因洋药税厘尚未确定，又改变了主张。他还想在各口租界以外酌定二三十里的范围，免收洋货厘金。李鸿章说，租界免厘一事已经载入条约，并且实行多年，怎么能再议扩大范围？于是拒绝了他。威妥玛又请求从香港架设电线通到广东省，电线登陆地点只准设在黄埔轮船停泊附近，由广东大吏酌情确定。光绪九年三月，上谕说：“洋药税厘合并征收，已经载入《烟台条约》。总理衙门历次同英国使臣威妥玛商议，他始终以要向本国报告为借口，借此拖延。威妥玛现在已经回国，着派出使大臣曾纪泽妥善办理。如果按李鸿章先前议定的每箱一百一十两，在进口时缴纳，就可以据此定议。洋药流毒多年，自然应设法禁止。英国现在有戒烟会，也很以洋药害人为耻。如果能借此机会加以引导，同英国外交部门商议洋药进口、分年递减的专条，逐渐禁止，这尤其是从根本上清除祸源的办法。并着酌量筹办。”曾纪泽奉旨同英国外交部门议定，经过三年才确定。光绪十一年六月，曾纪泽上奏说：“臣遵旨同英国外交大臣伯爵葛兰斐尔、侍郎庞斯茀德、克雷等商议，竭力争论数额，最后才确定照每箱一百一十两办理。今年二月，英国外交部门同意按照臣的议案，列出节略送到臣的衙署，并且想另订专条，声明如果中国不能让有约各国一体遵照，英国就有权废除这一专约。臣再次竭力争辩，不同意把这句话写入专条，于是他们改用照会。”

译详细考察他们送来的节略，实际上就是双方商定的约稿。开头关于限制、约束的说法，是因为逐年递减的主张，印度事务大臣坚持不肯同意。他的侍郎配德尔私下告诉臣署参赞官马格里说，按照专条的办法，印度每年已经少收英国七十多万英镑；中国如果想逐步禁止、减少洋药进口，只有以后陆续商议增加税金，以减少吸食者，而不能事先同英国政府确定逐年递减的办法。因此臣没有再坚持争辩，而是请求英国外交部门在专案开头加入“对洋药销售必须有所限制、约束”一句，用来说明这次议定加税的意图，并暗中为将来修约增加税额留下依据。至于如何酌定防止弊端的章程、设立总稽征口，《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五节已经明确规定了要点。臣这次所定专条第九款又再次声明上述意思，将来派员商定，自然不难妥善制定章程，严格防止偷漏。其余各条，核对后同总理衙门多次批准的函电相符合。不久接到总理衙门复电，同意照议签字盖章。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葛兰斐尔退职，前外交大臣侯爵沙力斯伯里被推为首相，仍兼任外交大臣。六月三日，才根据来文约定七日后签字盖章。到了约定日期，臣带同随员等前往英国外交部，同沙力斯伯里把续增条约专条的中文、英文文本各分两份，互相盖章签字。按照这次订立的条约，除第二条规定税厘合并征收的数额，谨慎遵照谕旨议定为每箱一百一十两外，第五条又议定洋药在内地拆包零售时，仍然可以征收厘金，这说明内地并没有完全免除税捐。将来如果对土烟加重税厘，以期禁止、减少种植和吸食，那么洋药也可以相应核算，另行加征税厘。臣在专条中没有提到给土烟加税的说法，是为了保全我国的主权。”奏折呈上后，皇帝下旨准行。不久，两国派员互换条约，这就是《烟台续约》。秋八月，英国人商议同西藏通商。这一年，英国觊觎缅甸，攻占了缅甸都城。云南总督岑毓英上奏请求设置防务，不久派总兵丁槐率军前往腾越防备。中国认为缅甸长期以来是我国属国，便电告曾纪泽，让他同英国外交部门力争，要求保留缅甸的祭祀，并拥立孟氏。英国外交部门不承认缅甸是中国的藩属，却答应拥立孟氏的支系为缅甸国王，不得参与政令。曾纪泽没有同意，英国外交大臣又改换拥立国王的说法，此事也就搁置不议了。不久，英国署理使臣欧格讷以《烟台条约》中有派员进入西藏的文字为依据，坚持要求立即会见并施行。总理衙门王大臣们正因为西藏民众不准西方人入境而竭力拒绝。正好欧格讷因为缅甸条约一事亲自到总理衙门，说缅甸先前同法国私自订立盟约，英国因此出兵问罪。假如重新拥立缅甸国王，法国的条约就不能作废，所以难以奉命。现在希望依照缅甸旧例，每十年由缅甸长官派员进京，同时勘定云南、缅甸边界，设关通商，以履行以前的约定。王大臣等人认为只说派员进京，并没有明确说进贡，反复争辩多次，才改为呈进方物，照例举行；至于勘界、通商，则都按英国所请办理。欧格讷这才答应停止派员进入西藏，但对于西藏同印度通商，仍请求中国体察情形后再行商议。议定后，总理衙门同欧格讷订立四条草约，得到皇帝批准执行。光绪十二年九月，请求英国撤出朝鲜巨文岛，英国不听。十月，商议琼州口岸问题。英国领事以条约中有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府城口等字样为依据，认为“城”和“口”都是口岸。中国方面说，英国约十一款虽有琼州等府城口的字样，但《烟台续约》第三端声明，新旧各口岸除已经确定有各国租界的地方外，不必再议。英国《天津条约》把郡城海口作为通商埠，紫竹林已经确定有各国租界，城内也不作为口岸。按照这个先例，琼州海口是口岸，琼州府城不是口岸。光绪十三年秋七月，同英国在伦敦交换缅甸条约。光绪十四年春，英国人麻葛藟率军进入西藏，西藏人修筑关卡抵御，被英国属地印度的军队驱逐。西藏人不久又进攻哲孟雄边境的日纳宗，再次失败。在此以前，西藏在该国建立之初归附中国；自英国侵入印度以后，西藏便同英国接壤。乾隆年间，英国驻印度总督曾派使者到班禅处请求互市，班禅说应当请示中国，双方议论不合而停止。哲孟雄，是西藏和印度之间的部落。道光年间，英国把它收为印度属地。等到《烟台条约》订有派员进入西藏的说法时，西藏人并不知道，于是在边境以外的隆吐山修筑炮台，希望阻止英国军队继续前进。英国人以此提出抗议，皇帝谕令四川总督刘秉璋，火速发文给驻藏大臣文硕、帮办大臣升泰，传令各番官严厉明确地宣示，迅速撤走关卡守军。当时升泰还没有到任，文硕又不熟悉交涉事务，却擅自以拒绝英国、保护西藏为由上奏。于是皇帝下严旨斥责，命长庚代替文硕。仍有诏令催促升泰前往西藏，召集各番官，晓谕说：“去年同英国人订议，暂缓办理通商，正是朝廷保护黄教、庇护西藏番众，替他们筹划永远保全安全的办法。现在只命令迅速撤走关卡，印度总督已经明白说过，他绝不越过西藏、中国约定的热勒巴拉山岭一步。” “双方尚未开战，无论这块地方属于西藏还是属于哲孟雄，将来都还可以从容辨明。”当时是光绪十四年正月。谕令还没有送到，英国军队已经进攻隆吐，毁掉西藏的营垒，西藏番众全部溃败。于是清廷想借通商来缓和战事，文硕又在旁边推波助澜，竟然把西藏人同英国人自行订约的事上奏。四月丁亥日，皇帝下谕说：“印度、西藏通商一事，英国人已经约定并不催办。这次冲突，同通商完全无关。文硕始终不明白关键，却想借通商作为转圜办法，难道不知道西藏是中国属地，哪有听任它自行同外国订约的道理！升泰、文硕接到此旨后，立即传集番官，晓谕他们：事情必须禀明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具奏，再由总理衙门核定，等候旨意后遵照办理。”五月庚申日，又下谕说：“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电报说，‘印度总督最近又写信告诉西藏官员，只要西藏民众退回原来的边界，就可以照旧和好，绝不想侵入西藏境内，以免妨碍两国和睦。’一向西藏事务专归商上办理，只有第穆呼图克图为人尚且和平、通晓事务，现在正在主持商上事务，责任理应由他专门承担。升泰接到此旨后，立即传谕第穆，命令他妥善办理了结。”

译不久，升泰到任接管事务。九月，他上奏说：“西藏番众自行制造不安，导致战争发生。隆吐山南北地区本来都是哲孟雄的土地，英国人虽然把它看作自己保护范围之内，实际上哲孟雄、布鲁克巴都是西藏的属藩。每年年终，两部首领一定向驻藏大臣递交贺禀，驻藏大臣照例优厚地赏赐、犒劳他们。唐古特从达赖喇嘛以下，各有规定的礼物；商上也回赠绸缎、白银和茶叶，并将给两部的复信草稿送驻藏大臣批准后，才正式缮写回复。哲孟雄、布鲁克巴两部发生争讼，也要禀报西藏官员，酌情派汉官、番官办理；这就是哲孟雄、布鲁克巴本来是西藏属藩的实际情形。光绪二年，两部首领曾分别递交番文禀报，说英国人有窥伺西藏土地的意图，请求早作处理。虽然曾由前西藏粮员、四望关通判周溱带同戴琫札喜达结前往办理，却只取得哲孟雄一纸空文，敷衍了事，并没有妥善筹划善后，贻误边疆，祸患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后来哲孟雄人知道西藏番众没有长远考虑，便一心同英国人交往，又贪图利益收取租金，听任英国人修路直达捻纳，至今仍称作租界；这也是西藏从此失去藩篱的全过程。” 西藏人不知道优待属藩，哲孟雄部落偶尔受到欺凌时也不替它申理；哲孟雄人逐渐觉得英国人有逼迫自己的意图，英国人又突然侵夺哲孟雄土地据为己有，更扬言哲孟雄人私下同英国人勾结。西藏人屡次商议出兵讨伐，哲孟雄人内心不安，便更加勾结英国人以求自保，这又是西藏、印度发生战争的原因。西藏人在四月十三日战败以后，不想办法消除祸患，反而又从各路增调土兵，分别从小路前往帕克里，沿途骚扰，百姓深受荼毒。番官负责军饷，又多有克扣，人们怨声载道，军队没有战斗意志。除隶属于戴琫的三千名士兵以及几百名工布兵还勉强能够听命作战外，其余全是乌合之众。现在驻扎在帕隘以外的有一万多人，分布在各处关口的又有几千人，一旦败退，喧乱溃散，那么数千里范围内的驿站和伏莽都会增多，这是值得忧虑的内部祸患。近来难以开导他们，实在是因为过去最初同外国人交涉时，商上办事的官员邀请三大寺僧众，以护教为名共同立下誓词，说：‘西藏男女不愿同洋人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今后西藏男女老幼有违背此誓的，就是背叛黄教，人人都可以杀死他。’ 这本来是不肖之徒用来聚众抗拒官府的阴谋，三大寺僧众也借此干预政事。如今事势危急，特别的谕旨已经到达西藏，第穆也知道畏惧。可是如果突然违背最初的议定，灾祸就迫在眼前；即使是主持商上事务的尊贵身份，恐怕也难免自身危险，至于他的噶布伦以下官员，更不用说了。观察他们的情势，似乎不是背城一战，就难以希望出现转机。这是臣探察他们内心隐情后的说法，并不是说西藏番众本来就有这种话。此时军队尚未撤退，委员不便前往。而且委员到了那里办理边界事务，应当同英国的什么人会谈，也请下令询问英国使臣，由总理衙门通知西藏方面，这样才可以避免隔阂。近年西藏番众异常强悍刁顽，如今主动挑起战端，仍不知道悔悟，实在难以姑息容忍。只是西藏卫地距离四川太远，军饷缺乏、兵力单薄，遇到事情无不受到牵制。臣万万不敢不采取审慎态度，周全筹划，见机驾驭，希望减轻朝廷西顾之忧。” 这月丁卯日，又上奏说：“臣于五月二十六日抵达西藏。第穆以及大小番官、僧俗共同递交禀文，臣将其中的情由译出，总的意思都是把隆吐以南的日纳宗作为藏地边界，说藏人设置关卡本来就在境内，英国人无缘无故倚仗强力出兵侵占土地。臣认为划定疆界是地方的重要政务，从前难道没有档案文书吗？于是派员把新旧各案卷全部查阅，才找出乾隆五十九年以前大臣尚书和琳、内阁学士和瑛任内奏请设置鄂博的原案一卷。案中注明，西藏境内的界址在距离帕克里三站的雅拉、支木两山，那里设有鄂博。又有春丕、日纳宗两处，虽然上年属于藏界，但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用兵时，哲孟雄被廓尔喀人追过藏曲大河，哲部困窘，达赖喇嘛才把日纳宗的土地赏给哲部管理。原先派任的西藏游击张志林在禀文中，已经明白说日纳宗不应作为藏界，只应在雅拉、支木两山设置鄂博，禀文说得非常清楚。这张图可惜已经散失，又找到一张旧图，并注明纳荡一地是哲孟雄边境；在藏图南面的最边界线上，也绘有雅拉山。这说明雅拉山确实属于藏地南部边界。” 至于藏人在隆吐山设置关卡，查考旧图，实际上没有“隆吐山”这个名称。英国人所说的日纳宗在隆吐以北数十里，而藏人的新图却把日纳宗画在隆吐以南，显然是藏人多画了这一段，装作是藏地边界。臣既已考察清楚，便把原案旧图交给开导委员，再转给藏人查看。番人虽然面有惭色，但最终仍说日纳宗本来属于藏地，从前虽赏给哲夷，如今哲夷已经归属英国，就应当收回自行管理。随即接到电传谕旨，臣便当面传达给第穆。臣深切考虑到第穆派来的人应先把驻军撤回帕克里，于是发札训令哲、布两部部长亲自前往英军处，告知英国人藏人畏惧逼迫，所以军队难以先撤；印度军队也应当履行先前的诺言，双方约定日期同时撤退，仍由臣致信英国官员，催促他们迅速撤军。不料又得到报告，英国人于六月二十八日增兵九百多人，又增加大炮六门。第穆随即也禀报英国人多次进攻我军营地。而且廓尔喀前王子果尔杂捻曾逃往印度，如今也由印度带兵五百人前来助战，听说已经过了大吉岭，因此不敢撤兵。恳请下令总署详细告知英国使臣，再转电印度总督，约定日期撤兵，并命印度军队不得再行动。”

译奏疏呈上后，奉皇上谕旨：“升泰所陈述的情况，很切中要害。刘瑞芬八月二十八日电报说：‘印度军队在热勒巴拉山附近与藏军交战，藏军伤亡数百人，印度军队追入徵毕山岔。’九月十五日电报说：‘英国外交部复照称，前往进攻纳荡的英军统领拉哈玛已经遵照印度政府的谕令，不得占据藏地，所以追入徵毕以后，立即退回。印度总督又报告其政府说，驻藏大臣将于西历十月三日从拉萨前往边界，已经派政事官保尔前去会晤。’现在升泰想来已经同保尔会面。藏、哲两地的界址应当已经查明，印度总督又有‘非常希望迅速了结’的话。着令立即认真商议，妥善办理。” 升泰先派江孜守备萧占先快马前往开导，随后又派知县秀廕继往。藏军战败后，英军追到仁进冈，几乎要把山上山下的民房全部烧毁。恰好萧占先赶到，见到英军将领后据理力争，英军才退驻对邦；萧占先又催促升泰前去会谈。几天后，英军又进占姑布。升泰于十一月到达，与英国官员保尔在对邦相见，商议了一个月仍没有结果。于是上奏说：“英国人打了胜仗而骄傲，必定要等各项事情谈妥后才答应撤兵。现在关于哲孟雄的事情已经谈了不下十次，保尔一定要把哲孟雄作为英国属地写入条约，并以咱利拉山划界，这就是历次奏牍所说的热勒巴拉山。臣提出应根据印度总督先前所说‘藏人退回原界，仍按两年前的情况办理，不在隆吐山驻兵，便可照旧处理，绝不侵入藏界’等话来驳斥他，保尔却说这些话是在开战以前说的，既然战端已经开启，自然应当另行商议。至于通商一事，英国人提出的条款，简直是要一直通商到西藏境内。臣从各方面加以辩说，他们才答应退到江孜。臣又答复说万万不能这样办，他们于是又把意图放在帕克里。帕隘是西藏南部的门户，其险要处在山腰的格林卡；如果到了帕克里，就已经进入高原，是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三部往来的通道。” 目前开导藏人，通商必须限定在边界以外，才可以期待他们遵守。因此臣坚决没有答应，保尔对此非常愤怒。臣只有平心静气，委婉地同他商量，希望缓解眼前的危急局势。”这一年，英国制定了华工前往澳大利亚的期限规定。英国君主维多利亚即位五十年，中国派使臣前往致贺。十五年，升泰又同英国人商议通商、划界，长久没有决定。十六年二月，朝廷旨意派总税务司赫德的弟弟赫政赴藏，协商藏、印条约的事情。升泰上奏说：“藏军撤兵，已经原原本本遵照圣旨办理；困难的只是划界、通商两件大事。臣自从到达边境，哲部部长的母亲带着亲族、头目来到营中递禀说：‘英国人过去立约时，已经议定，无论如何不得越过日喜曲河一步。哲部把土地租给英国，每年应收租金洋银一万二千圆，英国人分文未付。这次印度与西藏交战，以致祸及哲部，实在不愿再归属英国。’臣认为哲孟雄本来是小国，偏僻地处最远边境。今年印度与西藏用兵，哲孟雄被英国人夺取全部土地，又迁徙其部长，把他安置在印度噶伦绷的地方，同时派重兵驻守扛多，也就是部长平时治理的地方。哲部流离迁徙，实在值得怜悯。因此这次会议，只答应英国给予保护，却一定争取‘照旧’两个字，使藏人不至于责怪臣办理边疆事务使属藩丧失，并且可以借此羁縻布鲁克巴。至于布鲁克巴，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民风强悍，其地域是哲孟雄的数倍，实在是前藏的屏障，西方人称它为布丹国。” 上年布鲁克巴曾经入贡，其部长一向没有印信，也没有封号。臣这次到边境，其部长派一千七百名士兵来到营中效力。臣正要命令藏兵遣返，怎么能留下这么多人，给人留下口实？因此优厚地赏赐他们，用大义勉励，并命令他们迅速回去，答应事后代他们恳求皇上的恩典。该部众人欢欣鼓舞地离去了。” 赫政抵达西藏后，升泰同英国官员开始谈判。保尔虽然奉印度总督之命担任议约专员，但不能自行作主，事事仍要请示印度总督。藏人不愿同英国接壤，必须把哲孟雄隔在中间，才能划定边界。英国既把哲孟雄首领拘禁在噶伦绷，直想把它收入印度版图之内，藏人听说后更加愤怒。升泰严令番官、僧俗不得擅自干预哲孟雄事务，同时赶紧让赫政劝阻英国官员，不要突然更换哲孟雄首领，使藏人有借口。藏、哲旧界本来在雅纳、支木两山之间，后来商贩往来另开了一条捷径，于是有了所谓咱利孔道，就是热勒巴拉岭的支脉山麓。升泰建议就在咱利山立石划分藏、哲边界；至于印度、哲孟雄旧边界在日喜河一带的，也拟仍按旧界，并在条约中注明。藏人不愿通商，起初指对邦附近的地方作为商埠，后来才议定以后藏亚东为商埠，在那里修建关卡，设置汉官管理。藏人刚刚答应，英国官员又拖延不肯立即决定。升泰急忙上奏，请命令总署催促英国使臣迅速议定条约。总署的王大臣随即拟定四条，同英国使臣华尔身筹商了很久，才议定八款。总署于是上奏说：“第一款，藏、哲以咱利山一带的山顶为界；第二款，哲孟雄归英国保护；第三款，双方各自不得越界侵犯；其余事项暂缓议定。各项善后应办事宜，完全可以从容商议，由双方派员定议。请简派升泰为全权大臣，与英国官员先行画押。”奉旨批准。这年秋七月，出使大臣薛福成同英国外交部在伦敦互换文书，这就是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这一年德宗举行大婚，英国派使臣华尔身携英国君主维多利亚的国书前来道贺，并送来一座自鸣钟，钟上刻着祝辞：“日月同样光明，报时十二点；吉祥如意，天地同享美德；庆贺亿万年，富贵长寿安康。”不久，朝廷命驻英使臣薛福成前往英国外交部传达旨意致谢，并递交国书。这一年英国开放重庆为商埠。

译十七年春正月，换约期限已满，前驻藏大臣升泰派员黄绍勋、张昉以及总务司赫政，同印度总督兰士丹派出的保尔在大吉岭会谈，各自拟定办法。保尔想在仁进冈以内、深入西藏一百五十多里的法利城，即帕克里，设置关卡通商，并等十年后再决定进口货物税。升泰坚持十二年条款中“藏、印边界通商，由中国体察情形”的话，双方长期辩论，不能决定。十八年夏六月，又同保尔商议九款办法和续款两条，定在交界咱利山下、亚东境内设立英国商人的贸易场所。商上等人又心存疑虑，坚持要求在两条中注明“不得擅入关内”字样，又要求禁止印度茶运入西藏，多次同英国使臣华尔身辩论，仍未决定。到了十九年五月，总理衙门上奏说：“现在据赫德称：‘印度已经把九款办法重新修改商订，最重要的第二款内注明，英国商人在亚东贸易，只能从交界到亚东为止；第四款内注明进出口税，等五年期满后酌情制定税则；至于印度茶，目前议定开办时暂不运入西藏，等五年期限届满后，才可以入藏销售，应缴的税不得超过中国茶叶运往英国每百斤所缴的税额；’” “此外各款，都按照升泰所拟的办法办理。”臣等查考中英通商税则，茶叶每百斤征收银二两五钱，而外国商人把中国茶运到英国，每百斤征收银十两。现在先行议定，若印度茶运入西藏，应按中国茶运往英国的税率，每百斤征收银十两。双方磋商多年，才终于达成一致。臣私下认为，藏印条约尚未解决的三件事，从十七年开始议定到现在已经三年，才使印度、西藏双方的意见协调一致，正可以就此收束，以安抚边疆。这就是续议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这年十月，在大吉岭互换文书。此后又同英国商议云南、缅甸的边界事务。起初，曾纪泽同英国议定条约，英国答应中国稍微扩展边界，拟把潞江以东的南掌、拈人之地给中国。后来，曾纪泽又向英国外交部要求八募地方，英国不答应。英国外交部侍郎克蕾说，英国政府已经命令驻缅甸的英国官员勘验一处地方，答应中国在那里设立商埠、关卡并征税；又有一种说法，是另指旧八募以东二三十里的地方。曾纪泽因此同外交部互换书面节略，保存入档，暂时停止议论。不久，他奉召回国。到了这时，出使大臣薛福成见英国正同暹罗勘定边界，又得到英国计划修筑铁路连接云南边境的消息，担心划界、通商的事情不及早筹议，临时一定会受到损失，于是上书请求同英国人提出议案。等薛福成前往催促英国履行先前的议定，英国却以国际公法为理由，说：“西洋公法规定，议定在立约之后的事情不可不遵守；议定在立约以前的事情，不能共同遵守。”这实际上是不承认让中国扩展边界、以大金沙江为公共江河、在八募附近勘地以及允许中国设立商埠和关卡这三件事。薛福成认为英国既然推翻了先前的议定，便想到野人山地区绵延数千里，并不在缅甸管辖境内，于是再次照会外务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土地归云南。印度总督不同意，便派军队越过盏达边外，进攻野人，以表示不愿分割土地的意思；又想借此为由停止商订全部条约。薛福成仍催促迅速议定。过了很久，英国才答应把长期沦于缅甸的汉龙、天马两关归还中国。又过了很久，才答应让出它所占据的铁壁关。只有虎踞关，英国人以其深入对方境内七八十里、靠近八募为由，不肯让出。至于设置关卡，英国拒绝得尤其坚决。薛福成认为英国既然不答应归还我方土地，那么英国从我方取得的权利也应当作废。双方相持很久，才在云南东南边境商定：在孟定橄榄坝西南边界之外让出一地，名为科干；又从猛卯土司边界之外起，把包括汉龙关在内的地方划成一条直线，向东到潞江麻栗坝对岸为止，划归中国，约八百平方英里。车里、孟连土司所属的镇边▯，原本是两国共有之地，也答应全部让给中国；野人山相连的昔马，也答应让给中国。至此，边界事务告一段落。但关于大金沙江行船以及在八募设商埠、关卡，英国仍不答应。” 薛福成同英国争论了很久，关于行船一事才在条约中另立一条，规定不得由其他国家援引作为先例；但关于设置关卡，英国仍不肯通融。只是条约中有关英国取得的权利，例如缅甸盐不得运入云南境内、英国关卡暂不征收货税、只设置一名领事并限定驻所、商货只能由两条路线运输、不准开设商埠等，英国也无话可说。于是于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在伦敦订立条约，共二十条：第一、二、三、四条划定各段边界；第五条规定，中国不再索取永昌、腾越边界以外的空地，英国按照划定的边界把北丹泥及科干让给中国，孟连、江洪之地也归中国，但在议定以前不得让给其他国家；第八条分别规定各种货物应纳税和免税；第十、十一条分别规定各种货物准许贩运和禁止贩运；第十三条规定中国派领事驻仰光，英国派领事驻蛮允；第十五条规定交还逃犯的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中、英两国人民在两国界内享受最优待遇；另有专条规定，各项条款只适用于两国所指的属地，不能适用于其他地方。这就是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

译这一年又同英国商议连接云南、缅甸边界的陆路电线条约。不久又议定藏、印条款。二十一年夏天，中日和议已经达成，法国索取云南普洱边外的猛乌、乌得两地。英国使臣欧格讷以两地属于缅甸的江洪为由，指责这违反条约，想让中国把八募以北的野人山地，从萨伯坪起，东南到盏达，西南沿南碗河转向瑞丽江，再沿江到猛卯，向南至工隆、八关、科干，全部让给英国。中国不答应。英国忽然请求允许西江通商，再议野人山土地，中国答应了。英国又要求在肇庆、梧州、桂林、浔州、南宁五府设立领事，并允许轮船在佛山、高要、封川、南新墟等处停泊，从广州、澳门出入。中国认为，野人山土地减少索取的并不多，而通商口岸太多；况且桂林在北江以北，浔州、南宁在藤江、龚江上游，并不属于西江，怎么能强行索取？于是加以阻止。英国外交部又以北丹尼、科干两地原属缅甸，是前任薛福成划界时误画入中国为由，要求收回；又请求在腾越、顺宁、思茅三处设立领事，并要求把缅甸现有以及将来续建的铁路接入中国；” 又请求援照俄、法条约所享有的利益，在新疆设立领事。经过再三驳论，英国才答应删去在新疆设立商埠以及援照俄、法利益一节；云南、缅甸接铁路一节，改为等中国铁路延伸到缅甸边界时，双方再行接通；云南边界设领事一节，改为把已经设立的蛮允领事改驻顺宁或腾越其中一处，思茅领事则是援照利益均沾的惯例，并非英国独有的创例；野人山界线改为把南坎一处作为永租，其余地方等两国派员勘定。至于西江通商一节，答应开放到梧州为止；梧州以东只开放三水县城、江根墟两处，商船从磨刀门进口；从香港到广州省城本来就是旧约所允许的，仍限定为江门、甘竹、肇庆、德庆四处。于是议定中缅条约附款。当时是二十三年正月。这一年英国君主维多利亚在位六十年，命张廕桓前往致贺。二十四年四月，议定把香港的界址扩展到九龙城，租期九十九年。五月，英国租借威海卫。起初，威海被日本军队占领，英国人致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愿意代为缴纳赔款，要求日本尽早撤军。恰逢中国已经缴清赔款，北洋大臣派员收回威海，英国使臣窦纳乐于是请求租借。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尚书廖寿恆同英国订立条约，条文说：“把刘公岛、威海湾内的群岛以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的土地租给英国；威海卫城墙以内仍由中国自行管理。对于租给英国的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租界内外仍然可以使用。”另外准备照会说明：“中国整顿海军时，船舶可以停泊在港内，请英国人代为训练。” 这月，英国领事因沙市教案，照会请求开放湖南的通商口岸。张之洞认为岳州既已奉准开埠，还须根据实际情况详细商议办理，于是致信总署请求缓办。总署拟把办理期限推迟两年，英国使臣不同意。总署认为湖南是中国自行开放的口岸，同其他口岸不同，不允许英国提出此项要求，也不允许把它牵连到沙市教案中。事情长期没有决定。二十五年五月，驻汉口英国领事致牒湖北总督张之洞说：“我国巴管带想乘威拉小兵轮往返洞庭湖上下游，先到岳州，再到湘阴、长沙，随后到沅江、龙阳、常德、安乡等处。”张之洞认为条约并没有允许兵轮驶往内地的规定，便加以阻止。十二月，英国参赞璧阁衔想从湖南长沙经常德、永顺进入四川，经过酉阳州到重庆，张之洞又阻止了他。不久，英国获准改从宜昌进入四川。二十六年，拳匪起事。五月，汉口英国领事法磊斯会见张之洞，当面转述沙侯的电报说：“如果长江一带需要布置军队弹压，英国愿意派水师相助。”张之洞答复说，他将同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同负责保护，不需要外援，坚决加以阻止。当时英国以保全东南商务为借口，已经派水师提督西摩进入长江。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英军从广渠门进入，各自占据地段。八月，英国同德国订立保护中国商务土地的条款，又想代中国管理财政、训练军队，均被拒绝。西摩想派小轮船进入襄河探测水道，张之洞阻止了他。此后又商议浙江衢州教案。当时湖南教案尚未解决，英国又想派兵轮前往，张之洞多次加以阻止。这一年英国君主去世，中国递交国书表示哀悼，皇太后又专门发电吊唁。” 二十七年，在同各国议定十二条和约大纲后，四月，英国人请求直隶、山西停止科举考试。张之洞认为这一要求同大纲条约第十条不符，长期加以驳斥，直到七月才议定。八月，英国商人立德想在川江行驶轮船，沿江购买七处土地，请地方官登记。英国领事的照会送到湖北，湖北方面以条约规定川江并非通商口岸，也没有准许外国商人购买地基产业的条文为由，拒绝了他。十一月，英国使臣马凯前往江南、湖北，同刘坤一、张之洞商议免除厘金。中方答复说，去年在北京同赫德商议过，洋货税和厘金合并征收，必须把税率提高到货值百分之二点五，才可以免除厘金。马凯同意增加进口税，却不愿增加太多。于是朝廷任命尚书吕海寰为办理商约大臣，侍郎盛宣怀为副大臣，并命刘坤一、张之洞共同参与议约。商议了几个月后，吕海寰等会同上奏说：“臣等奉命会办商约，英国使臣马凯送来约稿二十四款，双方聚议六十多次。关于加税免厘的一款，已经奏明，答应按照英国所请办理。此外各款，臣等也都随时会同上奏。只是第十款关于内港行驶轮船，后来已经妥善议定章程；第十一款关于通商口岸权利，共同商议列为三条，马凯自己请求删除。总计他所要求的二十四款，驳拒而未答应的有七项：洋盐进口、内地侨居贸易、邮政电报、设立海上法律制度、整顿上海会审公廨、口岸免厘界限、同一条河内的货物不得重复征收进口税。议定后又删除的一项，是把通商口岸的权利归入加税免厘款中一并商议。

译作为抵制措施的有五项：新开口岸、减低出口税、三联单、子口单、由新关管理常关。经商议同意改妥的有十一项：存票、国币、广东民船和轮船税则一律、华洋合股、整顿珠江和川江、推广关栈、保护牌号、加税免厘、矿务章程、内港行轮、米谷禁令。这些是根据马凯原来所议条款分别删改、合并而成的。臣吕海寰、张之洞等又向马凯要求增议，他答应写入条约三款：治外法权、筹议教案、禁止吗啡。这些都是我国补救国计民生的重要办法，幸而得以纳入，确实很有益处。马凯在议定后又补请写入两款：修改税则的年限、以英文约文为准。查考起来，这只是按照旧约办理，是条约中本来应有的意思。共计十六款。臣等按照马凯所请增加税收的条款，其用意在于规定增加的税收不得抵充原定拨解的厘金五百万以外的洋债赔款，也不得挪作其他用途，担心各省再向货物收捐，这些事情已经先后奏明。本来定于八月初二日画押，马凯又接到英国政府电报，坚决要求增写详细说明，以安抚那些缴纳加税的外国商人。” 驻英使臣张德彝也说，英国外交部表示，拟增加的税收必须下旨归督抚提用，否则不能画押；看来英国政府的用意始终是担心税收增加后厘金不能撤除。臣等详细审察考虑，英国虽然请求把全部税款拨还各省，但条文中又说明，各省原来解送北京以及应偿还洋债的款项，仍照数拨解。臣等又发照会声明，应拨的各项款项就留存在海关，听候户部同各省商定抵解。将来户部如何商定拨付、划抵，由中国自行决定，英国也无从过问。况且现在议定以黄金偿款改为以白银偿款，正是以中国财力困乏为理由；那么声明增加的税收只用于抵补裁撤厘金，不涉及赔款，便可看出并没有盈余，也可以堵住各国的借口。画押已经延误多日，于八月初四日亥时，才同英国使臣马凯在上海画押盖印。”奏疏呈上，皇帝下令知悉。同时又续订、修改了内港行轮章程十款。除沪苏、沪杭、苏杭三条航线外，江苏还有海门线，从上海东北到海门；苏镇线，从苏州到镇江；镇宁线，从镇江到江宁；镇清线，从镇江到清江。浙江有馀姚线，从宁波到馀姚；舟山线，从宁波到舟山；海门线，从宁波到台州的海门。安徽有庐州线，从芜湖到庐州。江西有南昌线，从九江到南昌。湖北有武穴线，从汉口到武穴；襄河线，从汉口到仙桃镇；岳州线，从汉口到湖南岳州。湖南有湘潭线，从岳州到湘潭；常德线，从岳州到常德。福建也有水口、梅花两条航线，都从福州出发。又议定湖南辰州府杀死英国教士的案件。这月，英国交还关内外铁路。这一年，英国皇帝爱惠将要加冕，特命贝子载振担任专使前往祝贺。此前递交国书，按惯例必须等各国专使齐集后一起觐见，英国皇帝特意安排先单独接见。到期举行鞠躬礼，英国君主答礼，双方各自致颂词和答词。” 二十九年春二月，同英国订立沪宁铁路借款合同。起初，英国在光绪二十四年想承办从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命英国商人怡和公司办理。双方已经议定草约，后来因拳匪之乱而拖延。过了很久，才议定年息五厘，借用英国金三百二十五万镑。张之洞于是上奏说：“借用英国金三百二十五万镑，实际只交九成，年息五厘，期限五十年，准许分次发行、出售金镑小票。如果中国国家拨款，或中国绅士富户集资原价购入，借款总额就应相应减少；拨还淞沪铁路的工程费用后，已建成的铁路以及准备修建的全部沪宁铁路，作为借款抵押。所得余利，银公司得到五分之一，即按售票应分得的数额，另发余利凭票；十二年半以后，每一百镑加给二镑半，随时可以赎回小票；二十五年以后，便按一百镑原价赎回，不必再加给。余利凭票期限届满后，分给余利的凭票立即作废，不必赎回。修路期间，由铁路收入支付本金利息；铁路建成以后，赎票还本，也全部由铁路收入支付。全路规定五年全部竣工。” 如果没有事故，超过这个期限，银公司在五年内应得的全部余利都要扣罚。上海设立一处总管理处，由本省督抚同督办大臣共同派总办两员，会同英国人员专门管理工程；另由南洋大臣加派一员，职衔相当，随时查阅账目，禀报督抚审核。外国工程公司只管理工程，不得干预地方公务。凡是修建的工程，都应顺应中国人的意见，尊重中国官员。借款期限内，不征收专门税；如果日后中国增设各种税捐，例如印花税等，其他商业税一律征收，那么沪宁铁路也应准许征收。全路铺设双线。土地由总公司准备，仍由银公司垫款；另外还须在划定界线之外购地，预备日后发展商务的需要，一并加售小票，总数不得超过英国金二十五万镑，年息六厘，在中国应得的余利项下支付，不能再由铁路收入支付。这种因购地而加售的小票没有期限，随时可以赎回。修路所购用的中外材料，按西方惯例，每百份给五份，除此之外不得增加分文。汉阳铁厂自行制造的材料器件，约定优先购买。” 凡遇到调兵、运输军械、赈济饥荒等事情，按照核定的车价减半支付，并优先装运。凡侵害中国主权的事情，一概不得经由这条铁路办理。正式约定签订后，草约作废。十二个月不开工，就注销正式合同。中国只承认英国银公司，不准转让给其他国家及其他国家的人民。”皇帝批准。十月，又同英国订立沪宁铁路电报交接办法合同。

译三十年四月，英国新任水师提督率领大小军舰十艘抵达上海，想驶入长江。张之洞得知后发电阻止，英国提督只带四艘船驶入长江，到江宁便停止。这一年又同英国订立保护工人的条约。当时英国在南非洲新取得的属地想招募华工开矿，政府援引咸丰十年条约，同英国订立专门条款。到这时条约订成，规定派领事在华工居住地妥善照看他们。三十一年四月，又同英国续订滇缅电线条款。英国派印度电务司贝林登为议约专员，电政大臣袁世凯派道员硃宝奎参加商议。贝林登又请求增修一条由江通到思茅的支线，中国不答应。于是议定并签押。又同英国订立道清铁路借款、行车合同。起初，英国使臣向总署索要由英国商人承造五条铁路，中国不答应。英国又援引矿务合同中允许修筑铁路、把矿山矿产运到河口再运往长江的规定，想修筑泽襄铁路。后来以襄阳至汉口的水道不能畅通为由，请求改修泽州铁路，想在河南怀庆府同卢汉铁路衔接；渡过黄河后，转入安徽正阳关，通往江苏江浦县的浦口，改名为怀浦铁路。总署认为怀浦铁路远远跨越河南、安徽，名义上是横向铁路，实际上斜贯南北，隐然增加一条干线，恐怕妨碍卢汉铁路，仍不答应。英国使臣于是请求修筑从泽州到道口的铁路，中国答应了。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同英国商议借款，借款条款二十一项，行车条款十项，借英国金七十万镑，年息五厘，按九成发付，实际为六十三万镑。又同时拟订设立山西镕化厂和合办矿务的合同，并请求修筑广州至九龙铁路。英国使臣又要求借款合同必须由外务部把上谕照会备案，才答应画押，中国答应了。三十二年四月，同英国订立藏印条约。起初，中国在光绪十六年、十九年两次同英国订立藏印条约，但藏、哲边界的界牌尚未建立，英国人进入西藏的详细办法也长久没有确定。二十九年，印度总督派兵进入西藏。第二年春天，英军经过大吉岭，占据江孜；夏天，便进入拉萨。等到达赖私下同英国订约，驻藏大臣有泰才入朝报告，而英、藏条约已经订成。政府命有泰同英国商议废除条约，没有效果。又命外务部左侍郎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前往印度，同英国外交部专使费利夏会谈。费利夏要求中国承认印藏新约，才答应改订条约，唐绍仪不同意，英国于是想停止谈判。唐绍仪不得已，同英国商订六条约稿。外务部王大臣认为约内第一款中“英国国家允认中国为西藏之上国”一句最为重要，发电给唐绍仪，要求把“上国”改为“主国”，费利夏坚持不同意。条约长期没有定下来。九月，召唐绍仪回京，改派参赞张廕棠为大臣，接办约事。外务部同英国使臣萨道义商议，删去约稿第一条，英国政府答应，但其他条款不容许再改。” 然而费利夏仍坚持最初的议案，多次催促张廕棠画押承诺，甚至第一条也不许增减一个字，张廕棠坚决拒绝。恰逢英国政府更换，继任政府于是命令萨道义在北京继续商议。经过很久，才议定订正条约五条。不久，片马交涉又发生。片马位于云南、缅甸交界之间，属于腾越。英国吞并缅甸后，两国会同勘查边界。到了片马附近，双方都坚持说是本国土地，长久没有决定。当时英国又想派工程师勘查腾越到大理之间的道路，请中国保护。云南总督丁振铎照会英国领事说，云南现在已经奏请设立公司自行修筑铁路，同先前会勘时的情况不同，请不要派人前往。英国使臣硃尔典随即照会外务部说：“根据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的照会，英国拥有承造新街至腾越铁路的权利；而承办这一段较短的铁路，英国政府不能认为足以抵偿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准许法国政府或法国政府指定的法国商人修筑劳开至云南府铁路的利益。”外务部答复说，援引中缅附约指出：“第十二条载明，中国答应将来审查在云南修建铁路对贸易是否有益；如果有益而修建，就答应同缅甸铁路连接。因此，云南境内这段铁路应由中国自行审量。到了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十月十六日等日，本部先后复照萨道义前任大臣，都一再坚持这个意思，并声明法国铁路从云南边界修到云南府，本来就是条约所准许的，同滇缅条约的意思不同。” 因为两国交涉各有条约章程可以依据，当然不能混为一谈。到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收到萨道义前任大臣的照会，说英国驻腾越的代理领事不久将前往云南府，同云南总督当面商议铁路和边界等各项事务；又说滇缅铁路相接是振兴商务的举措，凡是在云南省内答应给法国商人的利益，也应一体答应给英国商人。本部认为，原照会所说的当面商议铁路、边界等事，又说滇缅铁路相连接，其中“边界”和“相接”两点，都是按照原约立论的。因此在这月初七日，把这些情况依据咨文告知云南总督。后来本年正月收到云南总督的文书，说接到英国事务领事的照会，又接到英国领事烈的来电，转述缅甸政府来电，拟从新街到腾越修筑一条铁路，以便商人运输货物，先派公司勘明是否能够修筑，再议商办。本部答复说，应当派员会同勘查，各修各的铁路、各自负担费用等。这样看来，云南方面同英国领事反复商议的内容，也都紧扣条约中铁路相接这一句话，丝毫没有错误。本年五月，云南总督奏请修筑腾越小铁路，筹款自行办理，奉旨批准，原本是希望在中国云南境内逐步修建，以实现同缅甸铁路相接的权利。” 如今贵大臣来照会，却认为英国政府拥有承造新街至腾越铁路的权利，并引用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的文字为依据，又把它同给予法国商人的利益相比，这实际上同中缅附约以及外务部历次照会的意思不相符合。”这就是说，不承认英国拥有修筑通往腾越铁路的权利。

译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借款修筑九广铁路的正式合同。起初，英国取得九龙后，就请求承办广州至九龙铁路的修筑工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国商人经营的怡和洋行商议办理，已经签订了五条草合同，不久因故没有实行。到这时，英国又提出请求。外务部电告两广总督岑春煊说：这项草约虽然说仿照沪宁铁路的办法，但沪宁铁路路程长、费用大，九广铁路路程短、费用少，情况不同，应当查核斟酌第二款，仔细权衡利弊，派员与中英公司商议，以符合原来的议定。四月，岑春煊与英国公司的代理人罗士、濮兰德商议，岑春煊想照津榆铁路的办法办理。濮兰德认为先前已经议定，不同意，于是从广东到北京，与唐绍仪等人继续商议。过了很久，协议终于达成：借用英国一百五十万英镑，按九四折支付，年利息五厘，以这条铁路作抵押，期限三十年，十二年半以后按照列表分期偿还本金。二十五年以前，如果想在表定数额之外多还股本，每一百英镑英国金再加还二镑半。中英公司代为出售这项股票。股票上填明若干英镑的价值，由中国驻英大臣与英国公司商定；所有修筑铁路及一切工程，都由两广总督督办。铁路的重要职务，应当任用中国人。允许开工时，即在广州设立一所总局，统管修路和行车等事务，由总督派一名中国总办管理，辅以英国总工程司和总管账务各一人，均由总督核准。英国公司办理事务有功，给予酬金三万五千英镑，分两期支付，所有用款和酬劳费用都包括在内。并声明这条铁路确实属于中国产业。如果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八个月仍未开工，合同就作废。合同所载权利，均不得转让给其他国家；中国也不得另建一条铁路来夺取本路的利益。随即签字盖章。六月，政府命湖南巡抚岑春蓂查办云南与英国划界时丧失土地的案件。此前，云贵总督丁振铎委派候补知府石鸿韶与英国领事烈敦勘察腾越北段尖高山以北的边界，从尖高山起向北勘察，越过高黎共雪山，直抵丽江府所管辖的地方。烈敦坚持以大哑口为界，石鸿韶坚持以小江边为界。贵州提学使陈荣昌上奏参劾石鸿韶划定边界而失地，政府于是命岑春蓂查办。岑春蓂派候补道沈祖燕前往勘察，不久复奏说：“查阅案卷，烈领事这次勘察的界线，是从尖高山起，向东到▯札山，经过狼牙山、磨石河头、搬瓦丫口、姊妹山、大哑口、茨竹丫口、片马丫口，直上高黎共雪山，再向北往西藏。所说的大哑口，就是恩买卡河与潞江之间的分水岭。他在给石道的照会中说，从明光河头直上高黎共雪山顶，再由山顶向北到西藏，凡是水流入金沙江的地方，概归缅甸管理。如果不幸按照这个界线确定，那么从云南经四川到西藏，边界地区被他割去的土地，将要按数千里计算。” 这正是外务部所说的‘简直是在分割中国疆土，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不必再议’的情况。如果石道提出以小江边为界，就应当从尖高山起，由磨石河头直上歪头山，越过山岭而不是沿河，经过张家坡，登上高良共山，又到九角塘河，沿小江边走，再横向出去，向上到小江源，最后到板厂山为止。查这条所勘界线，涉及腾越、保山、云龙、龙陵各属土司历来管辖、数百年来归化中国的土地，却一下子要放弃不少。又说北段边界事务，应以外务部所说的界线为准：从尖高山起，到石我、独木二河之间，沿恩买卡河至小江西恩买卡河以东的分水岭为界。按此分水岭应当就是他戛甲大山，这是最为公平的划法。而且英国使臣原本就有以小江即恩买卡河以东的分水岭为界的说法，又说天然界线是从东面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的各条河流的分水岭，这与此正相符合。这样，这次勘界只要沿恩买卡河顺流而行，到小江为止，就已经足够满意了。况且所勘察的云南、缅甸北段，本来只是腾越与野人山的边界，那么就必须以腾越各土司所属土地与野人山的分界处来划界，这是确定不变的道理。” 而且，小江即恩买卡河以东的分水岭，以及从东面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的各条河流的分水岭，都与薛星使福成二十年签押的英文地图中所标出的恩买卡分水岭位置相符合。石道没有先详细审查界限，只是一味处处曲意迁就，以致造成错误，这实在出乎人的意料。查这次勘界，英国使臣既说以小江即恩买卡河以东的分水岭为界，又说以自东面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的各河流分水岭为界，既明确说是‘以东’，又明确说是‘自东流入’，为什么任凭烈领事把它混同为西流，竟然勘察到狼牙山以北直到大哑口为止？这是第一个错误。外务部复文又明明有‘各守边界’的文字，这是因甘稗地、茨竹、派赖烧杀事件而产生的约定；所谓各自守护的地方，自然就在这里。为什么不切实遵守以小江为界的说法，到了小江却顺流而下，反而另向东走，把鹿说成马，又直上另找一处小江源，以板厂山为界？这是第二个错误。英国使臣所说的天然界线，是自东面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的各条水流的分水岭；烈领事所勘的却是恩买卡河与龙江之间的分水岭，说分水岭以东所有溪流都流入明光龙江，以西所有溪流都流入恩买卡河、金沙江，并以此岭的东西作为中缅边界。

译石道不能根据小江向东流这一点据理驳斥，却用‘山形水势就是如此’一句含混地回答，竟任凭烈领事随意指划，东西方向任他处置。这是第三个错误。即使按照英国使臣照会所说的恩买卡河与潞江之间的分水岭，这座分水岭就是大哑口，也只应向西勘察到片马丫口为止，为什么任凭烈领事直上高黎共雪山，竟然还带着测绘人员王某，勘察到丽江府所属兰州边界才回来？这是第四个错误。又如小江以外的噬戛等寨，属于腾越所属的茨竹、大塘土司管辖；笼榜属于保山所属的登埂土司管辖，均有确实证据可以查考。但烈领事照会说‘贵道来信说，已经把它们排除在教化之外’，石道复信又说‘已经声明它们早就在教化之外’。石道的责任在于勘定边界，本应援引证据据理力争，却反而先承认它们‘早在教化之外’，实在令人不明白。这是第五个错误。又如茅贡等寨，原本属于滇滩土司管辖，是中国原有的土地，不过英国军队曾到过这里，并强行收取关卡税而已，并不是英国人已经实际占为属地，也没有中国明确承认的文书。” 但石道的照会却说‘贵国早已办理过案件，不再管理’，竟然完全不加辨析。这是第六个错误。至于大哑口以外的甘稗地等处，烈领事想仿照三角地案件作为永久租借地。既然想议租，就已经明白承认是中国的土地，正可以借此据理力争，使他无话可说。大哑口以外共有十八个寨子，土地十分广大，哪里可以轻易放弃？既然承认租借，那么茨竹、派赖烧杀一百一十四人的案件，明明是在我国中国境内发生的，正可以提出这一点，使他们不能推诿卸责，为什么完全不加辩论？这是第七个错误。又如狼速地方，十分辽阔，另一个名称叫狼宋。《大理府志》说：‘莪昌散处在狼宋、曹涧、赶马撒之间，道光十八年准兵部议，将赶马撒、曹涧等寨归云龙州管辖。’那么狼速就是大理府所属的境地。如果按照石道所勘察的界线，另找一处小江源到板厂山为界，那么不但噬戛等十八个寨子被排除在教化之外，而且连狼速一带地方也全都放弃而不予过问了。这是第八个错误。不过，这八个错误，危害还只在云南一省。” 更有严重错误，足以成为将来的祸患：其一，小江以外的狼速地一旦放弃，再往北就是怒夷地区；那里占据龙江、潞江两江的上游，东面连接维西、中甸，直通丽江，北面与四川的巴塘、里塘等土司相接，西北方向又可以通到西藏。其二，任凭高黎共雪山地区节外生枝，让英国自行前往勘察，将来如果果真曲意顺从，那么就可以从高黎共雪山顶沿潞江、金沙江上游向北直进；不但球夷、怒夷的土地将失去大半，连维西所属的铺拉笼、西藏所属的擦瓦龙一带，也都将被他们侵占，所失土地难道还能用数目计算吗？”岑春蓂得到复奏后，就据此上奏。上谕革除石鸿韶等人的职务，但事情仍未获准。当时因为津镇铁路借款之事，直隶、山东、江苏三省的商民想废除条约，英国不同意，只答应修改条款。德国也同英国一样。英国又因为湖北境内修筑粤汉、川汉两条铁路需要款项，想向中国借款，中国拒绝了。这一年，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议定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起初，山西的矿务由晋商与福公司商人罗沙第订立合同。后来光绪二十四年，又由商务局绅商与福公司改订借款章程二十条。三十一年，又经盛宣怀续立合同四条。此案长期没有解决。到这时，商务局的官员、绅士以及全省各地代表在北京开会商议，订定赎回矿务、由中国自行经营的合同十二条。赎款为行平化宝银二百七十五万两，由山西商务局承担，按期交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此前，沪杭甬铁路已经订有四条草合同：第一，所订草约章程与沪宁铁路章程相同；第二，将来订立正式合同，仍与日后商定并核准的沪宁铁路正式合同相同；第三，迅速进行测量勘察；第四，如有地方阻碍之处，立即改正，等订立正式合同后，再会同上奏。到这时，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想废除原来的合同，收回铁路自行办理。英国使臣不同意，于是命侍郎汪大燮等人与英国公司重新商议借款办法，长时间没有决定。于是政府再次命侍郎梁敦彦接着商议，把修路和借款分作两件事：铁路由中国自行修筑，除华商原有股本全部作为备用外，约还需要英国一百五十万英镑，向英国公司筹借，按九三折扣支付，年利息五厘，期限三十年；并声明如果本路收入不足，就由关内外铁路的余利来拨付；凡是提取、使用款项，都由邮传部或其派出的人管理；这条铁路的建造工程以及一切管理权，全归中国国家；英国公司代为购买海外材料和机器，以三万五千英镑作为酬劳，所有用银费用都包括在内；选用一名英国总工程司，但仍须听命于总办等项，于是议定。九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藏印通商章程》。这一年，借用英国汇丰银行和法国汇理银行的款项，赎回京汉铁路。

译宣统元年四月，督办铁道大臣张之洞与英国以及德国、法国、美国四国银行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草约，预定借款六百万英镑。适逢张之洞去世，又与盛宣怀订约，续行完成此事。又与英国、德国两家公司续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共二十四款，借款英国五百万英镑，年利息五厘，铁路工程四年建成。宣统二年，英国人以武力占据片马，在高黎贡山设置炮台，侵占小江以北茶山土司的土地。云南人十分愤怒，各省人民也起来响应，于是发电报给政府，请求据理力争。云南巡抚李经羲也请求外务部与英国使臣交涉，但英国最终不肯撤兵。宣统三年，又派员与英国划定边界，仍未成功。这一年，度支部尚书载泽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缔结一千万英镑借款契约，借口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这就是四国借款契约。又与英国订立禁烟条件。原先议定十年逐步减少，到这时中国认为国内种植和吸食鸦片已经逐渐减少，想缩短期限、彻底禁绝，于是同英国另订专条，规定印制的鸦片药品不得进入中国。但第三条又说广州、上海两个口岸是最后结束之处，不能突然禁绝，于是鸦片最终没能禁绝。《志》第一百三十。邦交第三。法国。法国又称佛郎机，位于欧洲西部。清顺治四年，法国人在广东进行贸易，广东总督佟养甲上疏说：‘佛郎机国人寄居濠境澳门，与广东商人互相贸易，但仍禁止他们深入省城。’法国人一向尊崇天主教，康熙以来，清政府多次禁止汉人入教。道光二十五年，法国商人到广东，前往总督衙门，请求解除禁止汉人信奉天主教的规定。总督耆英据此上报，准许法国人设立教堂传教，但仍限制在海口，禁止进入内地。咸丰三年十二月，有一艘法国轮船驶入长江，不久解缆离去。此时法国又与英国、美国想变通修改原订条约，广东总督叶名琛以换约期限尚未到为由拒绝。于是法国与英、美两国一起直接前往天津，要求享有与英、美相同的待遇，又请求释放陕西的传教士，长芦盐政崇纶等人把情况上报。皇帝认为，按照旧例，五口通商以外不许外国人擅自进入内地，为什么陕西盩厔县却有法国人传教？命令详细查办，并用严厉措辞拒绝他们，法国人于是离开。当时广东叛军占据上海，修筑炮台防御，吉尔杭阿便向法国提督辣厄尔说明：‘叛军修筑炮台，你国领事馆正处在炮火首先会打到的地方，应当赶快迁走，以免受到伤害。’辣厄尔立即毁掉炮台，并开炮轰击叛军。事情上报后，朝廷嘉奖了他。咸丰六年六月，英国、美国等国请求换约，法国公使顾思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援引条约，要求与英、美一体办理，极力阻止叶名琛拒绝。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国人联合法国公使噶历作为援助，袭入广东省城，掳走叶名琛。此前，法国人说有人杀害了他们的说书老人，向叶名琛索要凶犯，限三天交出，并提出五项要求：第一，进入省城；第二，索取河南土地；第三，要求修改章程；第四，索取军费赔偿；第五，要求通商，并限期答复。叶名琛复牒答应通商，其余都不答应；同时又没有设置防备，于是被掳走。英、法两国接连乘船前往天津，美国、俄国也相继到达，各自提出要求。法国人又想扩大通商口岸，任意传教，派公使驻在北京，进入内地购买丝绸和茶叶，并请求查办广西西林县杀害马神父的案件，这些都没有获准。咸丰八年三月，法国与英国人攻占海口炮台，进逼天津。于是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议和，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五月，双方订立条约，法国获得通商、传教和军费赔偿等权利，几乎与英国等国相同。咸丰九年五月，

译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以进京换约为名，跟随英国公使普鲁斯前往天津，拒绝接受清廷安排，导致交战，法军伤亡败退数百人，返回上海，声称要调兵复仇。不久，法国人又向北航行，分兵骚扰登州、青州等地。咸丰十年六月，法国跟随英国进攻，接连攻陷新河、唐儿沽北岸炮台，随后进入天津。此前，朝廷派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前往议和，没有结果。到这时，又派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会谈，希望缓和战事，但英法两国更加肆意提出要求。起初，天津条约答应赔偿法国军费二百万，英国四百万。到这时，英国索要加倍赔款，法国想照英国的数额办理，又要求天津通商、公使长期驻在京师。朝廷旨意不答应。于是法国跟随英国率军北上，进逼通州，北京实行戒严。怡亲王载垣等再次议和，没有成功。敌军进逼京师。八月，恭亲王奕▯留守京师，再次议和。九月，和议达成，法国取得与英国相同的通商、军费和其他权利，而传教、修建教堂起初没有限制。十月，才规定传教士必须剃须、穿中国衣冠；进入内地时，须预先领取中法双方共同签发的护照，并向沿途地方官加盖印章作为凭证。法国人把江南作为新近允许的通商口岸，想尽快开埠通商，并请求协助清剿广东叛军，朝廷没有答应。咸丰十一年二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与英国使臣普鲁斯从天津进入北京，这是各国公使驻京的开始。此前，条约中有先偿清军费、然后才撤出广东省城的议定。到这时，法国人哥士耆前来说明，法国原先已经撤兵退出广东省城，又请求租用广东藩署作为领事馆，并索要归还京城及各省天主教堂的旧址，朝廷都答应了。九月，广东省城交还给清政府。同治元年正月，广东叛军攻陷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等府郡，朝廷商议招募洋将协助剿匪，法国人也参加了。同年，贵州提督田兴恕杀害教民、毁坏天主教堂，法国使臣哥士耆以此提出交涉，朝廷命崇实、骆秉章、劳崇光和张亮基到贵州查办，案件长久没有解决。正好哥士耆回国，新任公使柏尔德密到任，才答应按照中国法律拟定结案。同治四年，法国请求开放江宁为通商口岸。同治五年，双方商议招工章程。同治七年冬，四川酉阳州发生杀伤教士案件，贵州遵义又发生民众与教民互相仇杀的事件。法国使臣罗淑亚上书自称‘远臣’，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官吏，并说要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等本国水师提督到达后一起行动，以此进行要挟。朝廷命湖广总督李鸿章查办，过了很久才结案。十二月，清政府才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志刚、孙家穀作为钦使，偕同美国前任使臣蒲安臣到法国递交国书，觐见法国国王那波仑第三，又拜见王后，各自致颂词，礼仪完成后退出。同治九年夏五月，天津民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起初，天津流传谣言，说天主教堂诱拐幼童，挖取眼睛、剖取心脏作为药材，民情十分汹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到法国领事丰大业那里，前往教堂一同审讯，围观者聚集如群。丰大业偶然与教堂人员发生口角，双方互相投掷砖石；丰大业大怒，直接到崇厚衙署中辱骂，甚至准备开枪。他出来时遇到刘杰，又开枪打伤刘杰的一个仆人，于是众人一起殴打，打死了丰大业。众人敲锣聚集，焚毁教堂和洋房数处，教民及外国人死亡数十人。事情上报后，命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籓到天津查办。曾国籓到天津后，告谕士民，宣布安抚外国人、平息事端、使百姓安居的意旨。法国公使罗淑亚前来会见，以四件事相要挟：一是赔款修复教堂；二是安葬丰大业；三是查办地方官；四是惩办凶手。不久又发文请求将天津府、县官以及提督陈国瑞治罪，曾国籓拒绝了。他与崇厚共

译同上奏说：‘从仁慈堂查出的男女，经审讯没有被拐的事情，恳请降旨各省，使士民都知道这些谣传大多是虚假诬陷；请将道、府、县三名官员一并撤职查办。’奏章送入后，朝廷答复准许。于是到八月拟定结案，惩办为首的十几个人，将天津府、县官员减等发往黑龙江戍守。

译同治十一年，法国派全权大臣热福里到北京换约，并进献书籍。同治十二年，穆宗亲自处理政务，各国请求觐见，法国也在其中。这一年，法国人侵入越南，进入河内省城。光绪四年，清政府开始派兵部左侍郎郭嵩焘兼任驻英国、法国使臣。第二年，改派太常寺少卿曾纪泽担任。越南一向隶属于中国藩属。自法国占据西贡后，胁迫越南人订约，允许法国船只在红江通航。曾纪泽对法国外交部门说：‘法国和越南私自订立的条约，中国不能承认。’法国没有理会。光绪八年二月，法国军舰从西贡驶到海防港口。三月，攻陷河内省城。朝廷这才商议派提督黄桂兰等率军出关。不久，法国公使宝海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中国撤军，并要求通商保胜、驱逐盗贼，以红江南北划界。朝廷下令各督抚议论。法国人见中国不答应自己的要求，于是想增加军队、撤回使臣，以此进行恐吓。光绪九年三月，战事爆发。法国占据南定，不久被刘永福击败。适逢越南国王去世，法国以武力胁迫继位的国王订立二十七条新约，完全夺取越南的兵权、财权和政权，并声明越南全境归法国保护，中国不得干预。中国听闻后，便命唐炯、徐延旭出关，彭玉麟办理广东防务，张佩纶会同办理军务。适逢山西、北宁相继失陷，清军退守太原，法国乘势骚扰浙江、福建，攻陷基隆、澎湖，到这时清政府才正式宣战。光绪十年二月，清军取得谅山大捷，法国忽然请求议和，皇帝命吴大澂、陈宝琛、张佩纶会同办理海防，以议和全权授予李鸿章。此前，福禄诺拟定五条，只答应不索取军费、不进入云南，却要求中国以后不得再参与越南事务。谈判长久没有决定。五月，法国军队借口巡防，突然进攻谅山，战败逃走。法国又借口中国不能按照约定撤军，要求赔款，中国没有答应。法国使臣巴德诺离开北京。六月，法国进攻台北、基隆，被刘铭传击败。秋七月，法国水师提督孤拔等率军舰驶入福建，停泊在马尾等处，逼迫交出船厂，想把船厂据为人质。当时张佩纶以会办海防兼船政大臣的身份任职，却疏忽而没有防备，法国于是开炮，摧毁了船厂。法国又分兵骚扰东京、台湾，攻陷基隆，窥伺谅山。光绪十一年春正月，法国进犯镇南关，杨玉科战死。不久清军收复镇南关，大败法军，并在南洋用炮击毙孤拔。法国人于是请求议和，原想按照天津原约办理，不索取赔款。李鸿章与法国商议新的十条约款：第一，法国自行平定叛乱，中国不派兵进入北圻；第二，法国与越南自行订约，无论已经订立还是以后续订，中越往来都不得损害中国的威望体面，也不得违背这次条约；第三，六个月内会同勘察边界，北圻边界如有需要可以稍加改正，以期对两国都有利；第四，法国保护本国人民越过边界进入中国，边境官员发给护照；中国人进入越南，法国也发给护照；第五，保胜以西、谅山以北开放通商，中国设置关卡，法国设置领事，北圻也可以驻设中国领事；第六，三个月内共同议定商税，法国运入越南的货物税率比其他地方减低；第七，法国可以在北圻修筑铁路，中国如果修筑铁路，雇用法国工人；第八，这个条约十年后再行修订；第九，法国立即退出基隆，两个月内全部退出台湾、澎湖，中法以前的条约仍照旧办理。随后法国派戈可当代理驻华公使，想修改以前的条约，提出了二十四条方案。李鸿章认为这与原条约不相符合，不同意。戈可当又想办理云南、广东的矿务，以及制造土货、运送越南食盐，李鸿章再次拒绝。他又想在云南省城和广西内地设置领事。当时正派邓承修、周德润与法国勘察边界，李鸿章认为应等边界勘察清楚后，才能指定通商码头。戈可当又要求税则减半，李鸿章只答应减五分之一。他又另拟通商章程十八款，并把相互交付逃犯、洋药进出口等条款也拟入其中。法国使臣又援引咸丰八年条约第七款中有‘工作’二字，仍要求增加在口岸制造的内容，清政府答应了。当时云南边界事务方面，周德润与岑毓英会商后，出关与法国使臣狄隆会面商议，拟先勘察保胜上游一两段，并共同拟定全局办法八条：第一，中法两国勘界大臣等说明应当勘察的界线，都是当前的界线；第二，勘察现有界线后，如有需要改正之处，由两国勘界大臣共同商议；如果双方意见不合，各自请示本国再商办；第三，继续勘察云南、越南交界，中国大臣等想要全部勘察完毕，所以照会法国请示本国；第四，各大臣等商议，先从老街勘察到龙膊河及龙膊河附近，再返回老街，之后勘察老街附近地方；第五，勘察老街至龙膊河的界线时，中法两国绘图官从红江南岸返回，一路同行；中国绘图官归法国保护；从老街起到龙膊河止，两国勘界大臣分别沿云南、越南边界行走；第六，红河从北岸的老鏊到南岸的龙膊，以河道中线为界；第七，云南、越南边界凡遇以河为界的地方，都以河道中线为界；如果整条河目前归中国界内，仍归中国；目前归越南界内的，仍归越南；第八，勘界时，随处绘制节略图说，均由两国大臣等签字盖章。以上节略，双方签字遵守。周德润与狄隆分别按照地图校订修改，彼此多有争执，其中在大小赌呪河、猛援、猛赖两段，争执尤其激烈。适逢法国勘路官兵在者兰被越南游勇杀害，法国指称是云南提督的散兵所为，中国不承认；狄隆想暂缓勘界，只按照地图确定界线。广东东部、西部的边界事务，由邓承修与张之洞、李秉衡等会商，并与法国使臣浦理燮在关门文渊会谈。邓承修抓住条约中‘北圻边界必要更正，以期两国有益’的话，想把从谅山以西的艽葑、高平省到保乐州，以及东面的禄平、那阳、先妥州到海宁府划归中国。浦理燮认为按照条约只能对双方边界略作更改，不能涉及谅山及其东西地区。不久，他答应请示本国，最终没有实行。光绪十二年再次商议边界，适逢浦理燮生病，只从镇南关勘察到平关为止，东西不过三百多里，其余没有实地勘察。浦理燮随后回国，法国改派狄隆从云南前往广东，与邓承修等商议边界。

译此前，李鸿章想先商议边界，后商议通商条约，法国使臣不同意，于是又先议通商条约。到这时，议定十九款：第一，保胜以上某处、谅山以北某处，由中国设置关卡通商，准许法国设立领事；第二，中国可以在河内、海防两处设立领事，也可以商议在北圻其他地方设立领事，但须留待以后办理；第三，两国领事驻扎以及商民通商，都必须受到优待；第四，中国人在越南置地建屋，以及官员、商人往来的公文、书信、电报，法国允许保护并递送；第五，两国人员游历过界，各自发给护照；第六、第七，出口货物按税则减收三分之一，进口货物按税则减收五分之一；估价货物如未列入税则，进出口仍按货值百分之五征税；洋货、土货进入内地买卖时，应缴纳子口税，不在减税范围内；第八、第九，明确规定洋货、土货在边关已经完税后，再转运到各通商海关的，仍按海关税则另收正税，不能用边关完税单抵充；在边关领取的存票，也只准在边关抵税，一概不发还现银；第十至第十二，规定严密防止欺诈、伪造和偷漏税的办法；第十三，规定洋人自用杂物免税的办法；第十四，规定洋药、土药都不准贩运买卖；第十五，米谷等粮食不准运出中国边关，运入关内准许免税，其他违禁物品一律禁止；第十六，中国商民侨居越南的，凡命案、赋税、诉讼等事情，法国应予优待；第十七，中国人犯罪，按照中国法律办理，法国领事应当拘押并送交，不得包庇隐藏；第十八、第十九，规定条约续修期限以及相互交换、遵守条约等事项。这就是滇、粤边界通商条约。通商条约订定后，邓承修立即前往钦州以东的东兴，与狄隆商议勘察东部边界。狄隆把中国所属的江平、黄竹、白龙尾说成越南境内。邓承修认为这些地方都是中国内地，有地图可以作为依据，不同意。双方争辩不合。狄隆又约定实地勘察，邓承修想按照云南分路勘察的办法，并请求先撤走驻在江平的法国军队。第二天，双方又商议，请求朝廷批准订立三条约定：第一，大段边界意见相合；第二，与地图不合的地方作为未定界，各自请示本国；第三，命令驻在江平的法国军队及办事官员撤走。又命令今后在未定界以内，不得再派军队和官员前往。狄隆不同意，反过来要求邓承修不得在未定界内驻军。张之洞派出的道员王之春、李兴锐当时也参加会谈。议界将近一年，中国屡次请求撤兵，但法军仍照旧分别驻扎在江平、黄竹、石角、句冬、白龙尾等处。适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意邓承修拟定的三条，邓承修命王之春前往商议，狄隆坚持不答应；法国人突然出兵占据白龙尾，驱逐并伤害清军汛兵。中国百姓修筑营垒，邓承修责令法国撤退，狄隆推诿不办。当时广西边界已经校勘完成，钦州边界南起嘉隆河，北抵北仑十万山分茅岭，西到峒中墟以北，也答应归中国；但白龙尾、江平，狄隆说必须用商务利益交换。又因为九头山尚未议定，邓承修与他商议，也没有结果。狄隆又想商议海上边界，但天津条约中没有这项内容，且没有奉到朝廷命令议定海界，邓承修拒绝了。法国又想用白龙尾、江平交换龙州通商。起初，恭思当来到中国时，就提出修改通商条约的请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边界事务正紧急，而且通商条约已经签字盖章，怎么还能议改为由，拒绝了。到这时，法国又提出请求，并说商务如果可以通融，边界事务也可以稍微让步；还说已经奉本国训令，准许在北京商议办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虑到狄隆与邓承修议界长期没有结果，于是同意与他商议商务。恭思当起初答应：中国广东边界除现任勘界大臣已经划定的地方外，白龙尾以及江平、黄竹一带，和云南边界此前另行议定的南丹山以北、西到狗头寨、东到清水河一带，都归中国管辖。又商议减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俄国通商章程已有成例，滇、桂边界都是陆路，不得不酌情议定减税，以求公平。于是议定进口税减十分之三，出口税减十分之四；云南土药每百斤定税厘各二十两，必须缴清税厘后，才准法国商人缴税接买；并且不准法国、越南商人进入内地贩运；高平、谅山往来的船只免征税，但仍缴纳船钱；唯独运贩食盐、承办铁路以及越南与云南、广东通商的进出口税则，请求减半，运中国土货到中国各海口、税则减三分之一等各项要求，均拒绝删减。共计订立商务续约十条、边界事务续约四条。又照会暂缓设置领事，并规定法国在龙州、蒙自等地的领事等官员不得设立租界。这就是中法勘界通商续约。光绪十四年，法国领事借口中国船只经常到海防，向廉州请示，要求发告示通知船户必须向法国领事领取执照，没有执照就扣留船只。张之洞认为条约原文中没有这项规定，海防本来允许各国船只通行，为什么唯独不许中国船只通行？后来听说法国领事张贴告白，收取船规，每条船缴银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说这是法国使臣规定的。张之洞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责令停止收取船规。这一年，法国人请求接办中国两广的电线，清政府答应了。又有法国军队从芒街越界焚烧抢掠那沙，张之洞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向法国使臣索取赔偿。光绪十五年，法国船驶入琼州所属崖州以东一百里的榆林港，测探水道，并上岸打桩插标，中国加以阻止。法国领事又在北海征收渔船执照费，政府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不予允许。十月，定界委员李受彤与法国官员勘察东兴一带的河流边界，议定今后河中淤积沙洲的，靠近中国一侧的归中国，靠近越南一侧的归越南；即使河道发生改变，无论河流处于哪一国境内，两国都允许船只通行。这一年，法国使臣以中国军队驻扎越南板邦为由提出交涉。又说那沙墟不在中国界内，实际是在北圻横模社对面的先安河北岸，靠近板邦。

译又说，去年冬天官兵迎接收押被剿灭击败的匪徒，所指的是离芒街八里的宁阳大庙对面、大河北岸一带。并命令查明答复。后来李受彤回电说：“州西的分界，从八庄经过板兴、板山，到冷峒为止。冷峒前方有一条沟，距越南峒中三里，就以这条沟为界。冷峒的方向是丑、艮、寅向，峒中是未、坤、申向；那沙在西北方，方向是戌、乾、亥向。峒中有集市，居于中央，两旁有沟，水向西汇流，注入先安河。按方向说，沟的西南大体是越南土地，沟的西北大体是中国土地。按社的归属说，那沙和板峒属于建延社，与峒中所属的横模社无关。按交界说，从那沙以北经过那怀，约二十五里就是北岩，属于广西上思州。按钦差大臣所确定的界图，那怀属于我国，那沙又与那怀相连，两地相距只有三里，原先并没有集市。去年正月，峒中的中国百姓才从峒中迁到这里。去年十一月以前，法国人还没有越过沟来到这里；十二月才发生焚烧、杀害那沙集市居民的事，并掳走妇女，随即给银释放。法国官员亲自对妇女说，是因为越界而误抓。再次查阅界图，西北方有板邦隘，属于广西土地。” 又有当地人说，横模西南方六十里外有板邦，属于越南；峒中以东没有板邦，只有板奔，距峒中约九里，属于中国内地。去年秋天，萃军的防营驻在那里，因疫病退驻板兴，如今板奔没有防守的兵勇。又查明，宁阳距芒街十多里，在东兴西南方，中间隔着河，必须乘船渡过；即使有兵勇，也很难前去迎接保护，况且那里根本没有兵勇。”大意如此。冯子材的电报也这样说。张之洞认为，两种说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国百姓以沟中的水为界，法国人以先安河北岸为界；沟就是河，原来的界图都没有明确说明。那沙是去年正月新建的集市，距离边界很近，所以导致双方争执。既然查明板邦隘是另外一处地方，确实属于广西。光绪十六年九月，归还逃亡人员魏名高等十八人。十七年八月，法国使臣林椿修改拟定新喀里多尼亚招工合同的第十四条。原来，第十四条中中国方面拟派官员担任“理事官”，林椿不同意，改为“华工统领”，所拥有的权力仅限于到公堂申诉以及请律师辩论。李鸿章认为，这样修改后仍与工头没有区别，哪里能够有权保护华工？因此不允许。当时湖南百姓攻击、诋毁洋教，法国领事想去长沙开设码头、修建教堂，李鸿章加以阻止。十九年四月，法国请求接修东兴、芒街的电线。两广总督说，以前办理边界案件时，还有几十里至今没有确定，贸然接通电线，边界未划定之处由谁保护？一定会引起更多纠纷。于是仍催促先迅速定界。二十年，法国使臣日海递交国书。又商议旅居越南的华人减免人身税一事，并讨论暹罗边界问题。李鸿章依据英国和法国讨论暹罗边界时认为有一块瓯脱之地应归中国的说法提出要求，日海不同意。三月，中法会同勘定钦州、越南边界。起初，法国派巴拉第、法兰亭，竟把条约中明载属于我国的板兴、岭怀等地争说成自己的，政府不允许。到这时，法国改派柯麻及其总办籲釐籥接办。两广总督李瀚章派李受彤参加会同勘界，这才知道巴拉第、法兰亭所争的险要地带，与越南之间都隔着深沟和高岭，而且沟特别多。于是双方约定：边界线上有水的地方以水为界，有山的地方以山为界，全长四百里。陆地边界只有五十里，都是险峻山岭；其余全是以沟为界，只有披劳纵横约三里，双方各分一半。其余各处按照原来的勘界图和条约所载，茅岭、板兴、板典、岭怀等地，以及峒中十里，均归中国。当时云南和越南也在讨论边界。云南巡抚王文韶不允许争议已经确定的边界，只对黄树皮、箐门和猛冈各处已经驻有中国兵力的地方，暂缓撤兵，等待法国防兵到达。边界条约于是确定。二十一年，中日条约订成；法国要求交换商约和边界条约，于是中国答应开放龙州、蒙自等商埠，并把越南边界线以内的猛乌、乌得两地交给法国。起初，中国承认这两地是宁洱县所属车里土司的土地；法国使臣说它们旧属越南，于是归法国所有。二十三年，法国要求琼州不得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中国答应了。二十四年，法国借广东雷州人杀死两名法国士民的机会，派军舰占据广州湾，前来商议租借，并声称那里只是停船、屯煤之所，不会损害中国主权；但所租之地横跨高州、雷州两府之间，从海岸延伸到内地，东海、▯匈洲各岛，以及赤坎、志满、新墟等地，也都划入租界。法国还取得吴川的半岛和通明港。同年，法国又凭借武力强占上海、宁波的四明公所义地，宁波人因此罢市，几乎激成变乱，过了很久才平定。当时广西永安发生杀死法国教民的事件，正在商议惩办罪犯、弹劾官员、赔偿损失、修建教堂四项办法，恰逢北海铁路修到南宁，于是援照龙州铁路案件，由中法合办铁路；法国使臣便要求把铁路问题并入教案一并办理。经过长时间讨论，才同意按照该案议结，不涉及其他事情。此外，施南、宜昌、长沙也都因教堂、教民引发冲突，尚未解决。二十六年春，拳匪发生动乱，法国人调兵参加德、英、俄、美、日联军进京，又督军向西推进到广昌，中国多次阻止。二十七年，扩大汉口租界。

译这一年，法国派鲍渥担任驻华公使。二十八年，外务部与法国隆兴公司的总办弥乐石订立云南矿务章程。此前，弥乐石到云南，与矿务大臣唐炯商议想设立中西矿务公司。唐炯上报朝廷，奉旨交由云贵总督魏光焘等人与弥乐石商议，历时七个月才完成。于是上奏，大意说：第一，最初议定限制中国公司聘用矿师、借用外国贷款，后来又议定不吸收其他国家的外国股份，专用英国、法国矿师；第二，运输矿石自行修筑铁路，接通滇越干线，明确规定待干线建成时再行商议，并预先规定不得售票搭载客货；第三，公司收买山地，按照民间租价公平租赁，由云南官员指交土地，公司照价支付；超过三年仍不办理的，原地退还业主；第四，缴纳矿税，议定按出井、出炉的矿产质量，每百份抽取五份作为税款，并派员分赴各矿监督征收。恰逢弥乐石从云南进京，向外务部催促订立合同，外务部告诉他矿地尚未确定，不便先议定章程，也不准他包办全省矿务。弥乐石同意把澂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等府以及元江州、永北厅共七处指明，载入章程第一款，并把原来“以后其他国家的公司一概不准来云南办矿”，改为“以后其他国家的公司一概不准在公司指定的地方勘探、开采”，以便划清界限。弥乐石原本想包办全省矿产利益，所以原先每年缴给京城的铜为一百五十万斤，并另补贴官员、弁兵和勇丁守护矿厂的银两二万两。如今既改为七处，应请求将议定缴纳的京铜减为一百万斤。守护矿厂的费用由公司发给，不限定数额。招募当地勇丁一事，改为请地方官招募，并遴选一名武官统带。于是议定。只是第一款中有“公司找出的金、银、煤、铁、五金、白铜、锡以及石油、宝石、朱砂矿，准许交给公司承办”等话，云南巡抚魏光焘认为矿类中的白金、白铜、锡三项是原章程没有的，因此发文给外务部，请按照云南从前确定的章程，照会英国、法国公使，转令弥乐石仍删去这三项。二十九年，总理外务部庆亲王奕劻与法国使臣吕班订立滇越铁路条约，共三十四条：第一，铁路从河口到蒙自，或者从蒙自附近通到云南省城，日后如需改动，必须双方商定；第二至第四，勘测路线、绘制地图以及交地、购地等事；第五，各项工厂、栈房同时开工；第六，铁轨宽一迈当；第七，铁路经过的地方，不得损坏城墙、官署；第八、第九，购买材料以及挖取沙石、砍伐林木等事；第十，运输路线和暂时施工的各地，使用完毕后立即归还；第十一，干线建成后，再商议接修支线；第十二，各处办事人员凡需要专门学问的，可以聘用外国人；第十三、十四，工匠的招募、管理，以及赏恤伤亡、惩办犯罪的各种办法；第十五，巡丁可以招募当地居民，不得请求派遣西方士兵；第十六，给外国人员发放护照的事项；第十八，租赁房屋的事项；第十九，不得损害百姓产业，如有损害应予赔偿；第二十，火药、炸药的运输、制造和防止危险；第二十一、二十二，运输货物纳税、免税的各项规定；第二十三，收费、减费、免费运输的各项规定；第二十四，铁路不准运输食盐和西方国家兵器；如中国发生战事，铁路全部听从调度；第二十八，设立专门学校；第二十九，架设电线、电话；第三十一，云南省派员协助公司；第三十二，规定公司补偿中国的查勘费以及各官员往返、照料的费用；第三十四，这条铁路期满十八年后，中国可以与法国商议收回。该年，法国人因吉林教案索要赔偿。三十年秋七月，法国使馆交还钦天监观象台的仪器二十八件。三十一年春，法国商人想开轮船从上海驶往绍兴，中国加以阻止。同年，中国与各国确定值百抽五的税则，法国表示反对，过了很久才同意。三十二年春正月二十九日，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在天主教堂被杀。此前，召棠办理教案颇为持平正直。法国教士王安之因为上一年的荏港教案，有两名教民邓贵和、葛洪泰被关押在南昌县监狱，强行要求释放；召棠向他索要逃犯，其中一人藏在法国教堂内，王安之不肯交出，写信约召棠会面饮酒，结果召棠被杀。民众十分愤怒，聚众捣毁法国教堂，打伤、杀死王安之及教习等数人，并波及英国教堂，过了很久才平定。法国人想把责任归到召棠身上，声称他自杀，并派军舰到江西索要赔偿。命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办此事。张之洞多次争执法方提交的验尸伤情单和医生证明，最终还是顺从法国的要求，赔偿二十多万法国银元。三十三年，法国派领事进入云南商办事务。六月，蒙自法国邮局设置代收、代递邮件的人员，中国加以诘问。九月，要求法国归还其占据的塘沽码头。宣统三年，与四国银行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原定借款五百五十万金镑，年息五厘，专门用于修筑粤汉、川汉两条铁路，法国与英国、德国、美国都参与其中。

译《志》第一百三十一。邦交第四。美利坚。美利坚在亚美利加洲。起初来到中国时，货船常常到达广东东部。道光二十一年，英国因鸦片战争，诏令停止贸易；美国替英国人请求准许货船入港，没有获准。二十二年，中国与英国议和，准许宁波互市。美国商船从定海驶到宁波，请求报税通商，浙江巡抚刘韵珂将此事上报。朝廷旨意认为，美国通商一向只在广东东部，不准在宁波通商。后来美国又请求增加通商口岸，将军伊里布上报，朝廷答应了，并命令与英国一同商议税则。第二年三月，美国商船驶到上海要求通商，以税则尚未确定为由拒绝。后来听说英国通商章程已经议定，美国又请求援照英国先例开放上海市场；又说进口西洋参、铅两项的税则过重，请求减轻，按每百斤征收五份为标准。两江总督耆英等认为西洋参、铅每年进口不多，同意酌情修改。美国人福士又请求入朝觐见，不准。冬十月，福士忽然声称有使臣顾盛来到广东，仍请求觐见，并递交国书，想与中国商议订约；又声称美国军舰“没兰的弯”想前往天津。朝廷下令让它返回，但福士不听。二十四年四月，美国军舰驶入黄浦，中国加以阻止；美国答复说，入境只是为了约束商民、防范海盗，没有其他意图。美国又责怪中国款待不周，提出十项要求，态度十分强硬。耆英等多次与之驳诘。于是酌情议定条款：如果商船已经缴清税钞，因为货物没有全部售完而改到其他口岸转售，免除重复征税；商船进港后尚未开舱就想前往其他地方，限两日内出港，不征税钞；商船进港并缴清税饷后，想把已经卸下的货物运到其他口岸出售，免再缴纳税钞。此外，还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礼拜堂和墓葬场所；准许聘请中国士人教授方言、协助处理文书，并购买中国各种书籍。又增加一款：商人擅自到五口以外私自交易，或者走私漏税、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听凭中国官员自行办理治罪。于是议定。不久美国递交国书，耆英请求颁赐诏书褒奖美国使臣，朝廷答应了。二十六年，朝廷下令，通商、传教只准在五口进行，不得滞留其他地方，因为美国人在定海传教并非条约所允许。十一月，美国使臣义华业来到广东递交国书，起初想入朝觐见、当面呈递，耆英等以条约加以驳回，他才作罢。咸丰三年七月，美国首领马沙利来到广东办理本国公使事务，带有国书，仍想进京投递；中国坚持依据条约，不予允许。当时各地贼乱尚未平息，美国军舰忽然来到上海，扬言要前往镇江等地察看贼情，并整顿海口商务；如果督抚不与它会晤，就要写成奏折带到天津投递。江苏巡抚许乃钊将此事上报。朝廷命令美国使臣赴广东，听候钦差大臣查办。同时美国军舰又驶入琉球，琉球王世子致书福建、浙江总督王懿德，王懿德将此事上报。朝廷命两广总督叶名琛晓谕美国使臣，令其撤回军舰。四年六月，美国人麦莲到上海，要求到扬子江一带贸易，请求代为上奏。两江总督怡良命他返回广东，听候叶名琛查办。麦莲返回广东，叶名琛不接见他，于是又回到上海，与英国、法国人一同去见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要求到天津，以变通办法修改成约。吉尔杭阿拒绝，没有理会。后来美国船驶到天津，朝廷命长芦盐政文谦等再次阻止。美国仍以进京求觐为借口，递交清单，提出十一项要求，朝廷逐条驳回。只有华洋诉讼、豁免拖欠的款项，以及广东茶税每担加征二钱三项，允许与其商议办理。麦莲等于是离去。六年，美国人伯驾到广东请求换约。当时英国人包令、法国人顾思也来到那里，同样请求换约，并与伯驾一同前往天津。朝廷命叶名琛阻止他们。不久他们驶到福建递交国书，要求外国公使驻京，并要求中国派大臣驻美国首都华盛顿。朝廷命闽浙总督王懿德约令他们返回广东，并严词驳斥；伯驾不听。八月，他带着本国水师提督奄师大郎乘火轮船到上海，说奉本国国主命令，必须进京觐见，多次下谕仍不服从。同年，因广东贼乱骚扰、美国商人遭受损失，朝廷减免美国在上海尚未缴纳的关税。七年十月，美国派新公使列卫廉到广东接替伯驾；他会同英国人俘获叶名琛，省城被占。美国人来到上海，向大学士裕诚投递文书，原意是劝和。裕诚答复说，朝廷已经命黄宗汉赴广东办理外国事务，可以赶快到广东会晤。八年二月，美国随英国、法国调遣军舰来到天津，朝廷命直隶总督谭廷襄等接见。美国使臣与俄国使臣普提雅廷一同会见谭廷襄，要求变通旧约，没有获准。五月，朝廷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与美国使臣列卫廉订约。起初，美国条款要求增加通商口岸、保护教民、建立纪念塔、铸造银元、赔偿损失、防止凌辱侵害、准许船只驶入扬子江以及广东东部的珠江和各支流、文书送达内阁、外国使臣驻北京、丈量船身并按吨位征收税钞、各国分别依本国法律治理本国人民，以及将特别援照最惠国利益均沾的规定载入条约，这些至今都没有实行。到这时，美国又提出这些要求。冬十月，议定通商税则。桂良致书美国以及英国、法国使臣，商议通商善后事宜，并极力陈述领事制度的弊端。美国使臣列卫廉回信，大意说：“美国商民进入中国内地，按照《天津条约》，应享有利益均沾的待遇；因此，美国人进入内地时，关于请领执照等事情，也应与英国、法国完全一样。等我国国主和国会批准和约后，一定明确制定法律规章交给领事，禁止不请执照或强行要求请执照等事情，以免本国人民触犯中国法典。至于整顿有约和无约各国的办法，本大臣一向知道这件事应当变通，现请求把中国方面能够实行的办法略加列举。按照西方各国的惯例，某国领事被派往别国，如果得不到驻在国的明确准信和接待，就不能赴任。今后凡自称领事的人，如果中华国家或省级、地方官府不肯明确准许并接待，他就没有办事权。这样，中国对于兼任其他事务的领事可以推辞不接；已经接待的，也可以声明不再与他往来。假如有美国人兼任无约国领事，借此作为护身符以谋求私利，地方官可以拒绝接待和款待；遇到事情，就让他向美国领事提出，由美国领事随时办理。

译有时美国人兼任领事，替无约国商民向地方官请求协助申诉办理，地方官碍于情面代为处理，也可以向他说明，这并不是领事职责所当然包括的，只是出于情面罢了。又如果这类自称领事的人参与海关办理船只税饷事务，地方官可以拒绝，并说明必须按照条约办理。如果他固执己见、违反规章，中国地方官应当强行禁止阻止。从前在天津时，本大臣曾照会桂中堂、花冢宰，说中国必须购买、制造外国战舰和火轮船，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这足以证明所说并非虚妄。领事也不得干预贸易；现在美国已有规定，凡是干涉买卖的人，不得派任领事官。过去领事与地方官争论，往往发生抵触，本大臣对此深感恼怒，已经设法把一切事务妥善辨明处理。今后如果仍有类似以前的事情，请通知本大臣，我一定加以纠正。如果领事官有不合适的地方，地方官应据理据实直斥其错误，不与他共同办事，这是最好的办法。美国并没有总领事一职；奉派驻扎中国的公使，从来没有这种制度，领事官也没有发给旗号的事情。本大臣又严厉告诫领事，今后不得有这种做法。以上意见，请直接转达。还有一点个人见解需要通知贵国：中国应当建立国家旗号，使中国的公私船只都一律悬挂使用。因为按照美国制度，本国人都必须使用本国旗号，西方各国没有不是如此的。如今中国贸易兴盛，却没有旗号来保护，为什么不也仿照其他国家的办法，使商船能够同海盗区别开来，免得商民借用、冒充外国旗号呢？”桂良据此上奏。此后中国制造轮船、购买战舰、使用龙旗，多采纳了他的建议。九年夏五月，美国使臣华若翰遵照上海条约，改从北塘递交国书，朝廷下旨嘉奖。七月换约，并归还以前被掳去、曾附和英国人的蒋什坡。美国使臣回到上海，请求按照新章程缴纳船钞，并要求潮州、台湾先行开市。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拿出大学士桂良等发给的照会，说明各口通商要等英国、法国条约议定后，再按照新章程办理；美国不服。于是朝廷同意先开放潮州、台湾两个口岸，并按新章程缴纳船钞，其余事项仍暂缓。十年，美国船只随英国、法国联军向北驶行。这一年，美国所持的文书、原本条约和税则遗失，朝廷特命江苏巡抚薛焕先向美国说明，按照俄国的办法，以通行刊本为凭，美国人答应了。十一年四月，美国开始到汉口通商，随后设立九江商埠。此前三月，美国水师总领施碟烈伦乘火轮船到九江，不久离去。到这时，美国商人选择地点，勘定九江城西琵琶亭的空地三十亩，因地势低洼而动工建筑，居民以尚未付给地价为由阻止。美国领事别列子于是到道署，答应按照英国的价格标准付款。九江关监督认为，这块地位于大街繁华地段，与龙开河偏僻且有水的地方不同，便加以驳斥，别列子离去。监督因此发文给驻汉口的美国总领事，后来才准许按照民间买卖价格办理，美国又增索土地至五十亩。这就是美国设立九江商埠的开始。秋七月，美国在汉阳设置领事，并代理俄国在汉口的通商事务。这也是美国人在汉口设置领事的开始。同治元年，广东贼军攻陷苏州、太仓各城。上海是各国通商之地，苏松太道吴煦招募壮勇，并雇用外国人领队。有一个叫华尔的美国人，吴煦命令他统带印度兵。印度兵被遣散撤走后，吴煦命华尔统带常胜军，协助守卫松江，多次出兵讨贼立功，奏请授予翎顶。另有白齐文，也是美国人，因华尔的缘故，命他一同在松江教练兵勇，协同官军剿贼，多次立功。华尔后来进攻慈谿时阵亡。秋七月，美国伯理玺天德林肯·亚伯剌罕派使臣蒲玲堪安臣向皇帝递交国书。二年，白齐文不服从调遣，殴打并打伤道员杨坊，还劫走饷银四万多元。事情上报后，革去白齐文的职务，命江苏巡抚李鸿章捉拿审办。白齐文藏在英国军舰中，美国使臣蒲安臣以白齐文是美国人为由，回文替他辩称无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白齐文既然接受了中国官职，就应当按照中国法律惩办。双方辩论很久，美国使臣才替白齐文认罪。白齐文不久投奔贼军后被捕，官府致函美国使臣卫廉，陈述他的罪状，请求按照先前议定的办法立即正法。美国使臣答复说要请示本国，白齐文不久溺水而死。六年十月，任命美国卸任使臣蒲安臣暂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的使臣。当时外国各国的公使、领事等先后来到中国，于是朝廷特派蒲安臣，以英国人柏卓安、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助手，并让志刚、孙家穀二人共同前往办理。由于蒲安臣担任美国公使的时间最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处理中外交涉时十分倚重他，所以特别派他前往。双方又专门议定条款：凡事必须咨询总理衙门核定，准许先行驳正、试办，以一年为期限。又因为中外礼节不同，递交国书时必须维护国家体面。还担心各国因为蒲安臣是西方人，按照西方礼例给予优待，所以应当把中国的制度告诉各国，使它们了解，不至于怀疑中国今后没有回报礼遇的办法。朝廷多次发文告知蒲安臣，蒲安臣于是向西方各国出发。这一年，美国罗妹商船到达台湾琅軿洋面，遇风沉船，被生番杀害。此前又有美国商船罗发遇风漂到台湾最南面的海岛，也遭到杀害。到这时，驻厦门的美国领事李让礼想乘军舰到台湾停泊。八月，他到达琅軿，会同台湾镇总兵刘明灯查究此案；龟仔角的生番纠集十七个番社，准备抵抗。刘明灯招来番目卓杞笃进行晓谕，这才知道，五十年前，龟仔角一社的番人全被洋人杀害，只剩下两个砍柴的人，因此世世代代怀有仇恨，图谋报复。刘明灯于是晓谕番人解散，并劝李让礼不要深究，以免再次结仇。李让礼答应，案件于是议定了结。后来李让礼请求在象鼻山设置炮台，没有获准。七年春二月，美国使臣来报告说，前一年九月有两艘本国商船在高丽搁浅并遭到伤害，还剩下四个人，请转告高丽，设法救护。政府请高丽自行查明情况并酌情处理。六月，美国人派军舰进入高丽，高丽国王李熙上奏报告。中国查明并没有扣留美国人的事情，于是写信给美国使臣，代为解释。美国使臣便无话可说，所派军舰也起锚离去。

译同月，蒲安臣等到达美国，递交国书，并增订条约，主要条款有八项：第一，美国如果同其他国家失和，不得在中国领海夺取货物、劫掠人员；第二，除原定贸易章程外，若要同美国商人另行开辟贸易路线，一律由中国作主；第三，中国派领事驻在美国各通商口岸；第四，中美两国信奉的教法不同，双方不得有丝毫屈辱压制；第五，两国人民相互来往、游历，不得使用法律强迫招致；第六，两国人民相互居住，享有与最受优待国家相同的利益；第七，两国人民往来游学，按照最受优待国家的待遇，并在外国人居住的地方互相设立学校；第八，美国声明没有干预中国内政的权力。当时，曾国藩等鉴于道光、咸丰年间条约失利，特别建议派遣使臣前往订立这一条约，以在领海问题上申明国际公法，在租界问题上争取管理权，并谋求保护出洋华工，同时预防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九月，美国使臣劳文罗斯来中国递交国书，并呈送书籍和各种五谷种子，请求交换中国书籍、谷种，朝廷答应了。九年三月，美国派镂斐迪担任出使中国大臣，递交国书；前任使臣劳文罗斯回国。四月，中国出使大臣蒲安臣在俄国病逝，朝廷特授他一品官衔，发给抚恤银一万两。十年正月，美国致函朝鲜，请中国代为转达，说将派军舰前往商议办理事务。中国政府出于权宜，答应代为转达。不久收到朝鲜的公文，说美国使臣投递的封函，专门针对从前美国商船到韩国时，一艘遇风后获救、另一艘货物和人员全无的事情，认为一救一害，相差太大，想请求追究惩治。朝鲜说本国没有残害美国船只的事情，不答应这一请求，并请求中国下旨向美国使臣说明。美国使臣认为下旨晓谕就是以属国相待，不接受。于是派军舰抵达朝鲜进行威胁。朝鲜人不服，奋力争辩，并把此事报告中国，请中国转告美国使臣解除威胁。十二月，美国请求援照先例开放琼州为商埠。十一年春二月，准许美国领事官代办瑞士国商务。瑞士国有人称苏益萨，又称绥沙兰；其商船到中国时，一向因为它是没有条约的小国而不设置领事官，到这时便请求由美国领事官代办商务。美国使臣的公文称其为遂次兰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答复美国使臣说，瑞士事务只能代为照料，不能兼任领事；至于通商、纳税等事情，仍按照过去对待无约各国的办法，只准在海口通商，内地口岸通商、在内地游历、设局招工等事情，都不得一概享受利益均沾待遇。美国使臣回文改正，将遂次兰改为瑞士。美国领事虽然可以照料瑞士国商务，但不得称为瑞士国领事官。十二年春，穆宗亲政，美国随英国、法国、俄国、德国请求觐见。十三年，美国使臣镂斐迪回国，任命艾忭敏为驻华全权大臣；艾忭敏觐见皇帝，当面递交国书。光绪二年十一月，美国旗昌公司并入中国招商局，南洋大臣沈葆桢奏请支付价银二百二十万两，朝廷批准。四年，出使大臣陈兰彬等到达美国递交国书，随后请求设置领事，说旅居美国各邦的华人约二十多万人，不设领事就无法保护华民。奏章上报后，朝廷答应了。五年，美国前任统领格兰忒来到中国。当时日本灭亡琉球，政府因格兰忒将要游历日本，托他从中调解。格兰忒到日本后，写信劝中国和日本各自设置领事，保护琉球中部；琉球南部靠近台湾，是中国属地，应割归中国；北部靠近萨摩岛，是日本属地，应割归日本。两国都不答应。格兰忒又请求双方派员会议，最终没有达成结果。六年七月，美国派使臣安吉立和修约使臣帅腓德、笛锐克来到中国，请求同中国大臣议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此事上报。并说：“同治七年中国与美国续订增加条约，其中第五款有‘两国人民任便往来得以自由’等话。近来金山当地居民非常嫉恨华人夺走他们的工作，彼此不能相容；上一年美国议院曾提出限制华人的议案，经美国总统依据条约批驳。去年美国国会重新开会，又想苛待华人，经副使臣容闳向美国外交部发文，说明这与条约不符，这项规定才停止。因此，华人在美国能够得到保护，大多是依靠增加条约的力量。如今美国派使臣来中国，恐怕有删改增加条约的意图，请派官员与他们商议。”奏章上呈后，命总理衙门大臣宝鋆、李鸿藻为全权大臣，与美国使臣议定条约。起初，美国增加条约第五款只说两国人民往来、游历、贸易、久居等人，没有‘华工’二字。到这时，美国使臣安吉立等递交修改条约的概要，其中说华工分住各口岸，不下十万人，对美国国内安全有损，请制定办法加以限制、禁止。总理衙门认为，禁止华工这一层与旧约不符，只有限制这一层还可以酌情拟定章程。安吉立等说，章程必须由美国国会酌定；这次来到中国，只请求中国表态，同意美国自行规定限制。总理衙门于是上奏，与安吉立等议定四款：凡传教、学习、贸易、游历人员，仍可自由往来；已经在美国的华工仍照旧受到保护；但今后前往承工的华工，可以规定人数和年限加以限制，不得虐待。双方于是画押盖印，约定一年后由两国皇帝和总统批准并互换。后来，美国金山向中国招商局和招商局轮船进口征收额外船钞、货税，出使美国大臣陈兰彬等请求利用美国派人来华议约的机会与之交涉。当时美国使臣安吉立也向总理衙门发文，询问中国征收美国各船税钞是否同征收中国及其他国家船只税钞相同，以及中国在常关纳税钞的船是否同在新关纳税钞的船一样等问题。美国还想把有利于两国商民贸易的事项，以及两国商民发生争讼时申明会审办法，加入约款。总理衙门认为，商民贸易一款本来就可以随时商议办理；会审一款，烟台条约已有规定，这次申明也与原议没有不同。因此双方议定，仍等两国批准后互换。第二年六月加盖印章。

译八年三月，美国想同朝鲜订约通商，派总兵萧孚尔为全权大臣，乘军舰前往议约。朝鲜派余允植到保定拜见李鸿章，请求他代为主持，和美国使臣商议。美国使臣随后拿出拟定的约稿，但约稿没有明说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李鸿章请求删改，萧孚尔坚持不答应。恰逢美国驻华署使何天爵在京，便与总理衙门商议，同意增加“属邦”字样，但仍允许朝鲜自行处理内政和外交。九年，出使美国大臣郑藻如请求在美国纽约设置领事官，大意说：“美国西面通向太平洋，以金山港为第一站；东面通向大西洋，以纽约港为第一站。这两个港口是往来的必经之路。金山已经设置领事。近来前往纽约的华民日益增多，当地人不免嫉妒。加上古巴岛与纽约水路相通，华民从古巴回国必定取道纽约，那里实际上是交通要道。请仿照金山的办法设置领事，以便保护华民。”朝廷批准。这一年，美国与朝鲜换约，派使臣驻在朝鲜汉城；朝鲜派使臣报告此事，仍然通知中国，礼部只上报知悉而已。十年，中法因越南发生冲突，招商局轮船商人按照西方各国惯例，暂时把船只交给美国旗昌洋行保管；事情平定后，仍然收回。光绪十二年春，美国旧金山的华民遭到美国西部人虐待伤害，中国要求赔偿，美国总统却予以拒绝。广东人听说后非常愤怒，纷纷想起而抗争。粤督张之洞担心他们滋生事端，一面晓谕广东百姓，一面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驻美使臣，同美国交涉，请求赔偿并惩办凶手，于是上疏说：“出洋广东人民所控诉的焚烧、劫掠、杀害、驱逐等各种灾祸，详列在各案中。例如光绪十年十二月的夭李架埠一案，烧毁店铺、驱逐商人，抢去财物七万多元；十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洛巿丙冷埠一案，惨杀廖臣颂等二十八人，伤十五人，烧毁店屋和财物价值十四万多元；七月二十八日的舍路埠一案，惨杀莫月英等三人，烧毁煤厂，约值数万元，随即把华人全部驱逐；八月十一日的倒路粉坑一案，枉杀李驹南等五人；九月二十八日的喊罢埠一案，因焚烧、驱逐而损失财物数万；十二月初四日的尾矢近地一案，惨杀伍厚德等二人：这些人都是无辜受害者。其余密谋杀害华人的事件，多得无法记数。因此，卓忌埠、礼静埠有驱逐华人的事情，兴当埠、拓市埠、喜路卜埠、铃近埠、匿架巿埠、洒巿埠、钵伦埠、云乃埠、坎下埠、古鲁姐埠、粒卜绿埠也都有定期议决驱逐华人的事情。” 旧金山大埠的华民，住房方面有“十苦”的控诉，洗衣馆方面有“六不近情”的控诉，各大大小小埠的工商人士则有“七难”的控诉。所谓“十苦”是：旧金山大埠住房规定每人只能占地八尺，不足八尺的便被查拿监禁，称为“祼房”。祼房的痛苦，是因为分配的地方少而狭窄，同住的人一概被捕，这是第一苦。被监禁后，寄存的财物全被偷走，无法追究，这是第二苦。定期回中国的人，暂时寄居也会被禁，这是第三苦。到了埠上而资财缺乏，借住别人房屋也会被捕，这是第四苦。因为害怕被捕而夜间行走，睡在街上又会被殴打，这是第五苦。出狱后没有工艺可做，无处受雇谋食，这是第六苦。监房地方狭窄，疾病因而更加增多，这是第七苦。入监时被勒索银钱，交钱后才准许赎出，这是第八苦。被监禁后忧郁蓬头乱发，头发却因违反规定而被剪掉，这是第九苦。夜间巡查时，破窗越屋而入，这是第十苦。所谓“六不近情”是：洗衣馆有八九百间，多为木楼木屋，已经历数十年，却借口防火而擅自勒令改建砖楼、安装铁门；这既不是美国政府的命令，其他地方也没有一律实行，这是第一项。拆除改建不只是劳费，工人也无处容身，这是第二项。砖和铁本来就重，租金又贵，房主和租客都受害，这是第三项。晾晒棚被荒谬地说成会引起火灾，而其他地方的楼棚更多。这是第四项。任意抓人并罚款，受到骚扰的洗衣馆多达数百间，这是第五项。洋人的馆舍、木楼和晾晒棚为什么不实行同样的法律？这是第六项。所谓“七难”是：一是想守住产业困难，二是想拒绝匪徒困难，三是寻求保护困难，四是居住在小埠困难，五是居住在大埠困难，六是从事工艺劳动困难，七是从事商业经营困难，等等。又说，旧金山各埠开始时是因为华民工人勤劳、工资低，美国方面才多方招徕他们开矿、修路等。借助华工获利的美国商人，不知有几千亿万。后来却因为埃利士党人嫉妒并想把持利益，合谋驱逐华人，残酷毒害、焚烧劫掠，夺取他们的财产，强迫雇主声明不再使用华工，以断绝华工的生路。华工既然没有生计，华商也随之亏折而陷入困穷；留下无法留下，回国又无法回国，即使想保护他们也无从保护，情形实在危急惨苦。假如把这十多万华民全部驱逐回中国，沿海各省哪里容纳得下？这既令人怜悯，也有许多潜在忧患。此外，南洋各埠如果都接连仿效此事，更不堪设想。美国同中国虽然没有嫌隙，但这件事是由美国境内土人谋求专利而起，他们对华工终究不免稍稍区别对待。” 而且美国官员近来其中也有许多埃利士党人，设置了不少苛刻政策，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应请皇帝下诏催促美国严厉惩办、迅速处理。”起初，沙面烧毁洋房十四间，赔偿款非常巨大。到这时，出使美国大臣郑藻如发电给张之洞，请求查明案件并援引先例。张之洞认为旧金山杀人劫掠的情节严重，超过沙面案件十倍，应当按照本案华民所损失的数额足额赔偿，并且财物和人命两方面都要追究，于是回电命令郑藻如同美方交涉。此前美国使臣田贝已经答应发电本国迅速办理。当时新任张廕桓为驻美使臣，仍让郑藻如会同办理。后来美国调兵缉捕匪徒，击毙一人，打伤数人，美国总统和议院也逐渐议论保护华民、禁止虐害之事，过了很久才答应赔偿。不久，双方商议在美华工的协议，确定六款：第一款说，中国因为华工在美国受虐，声明续约禁止华工前往美国；第二款说，在美国有眷属和财产的华工，仍准许往来；第三款说，除华工以外，其他华人不在禁限之列，并准许借道美国；第四款说，华人在美国，除了不得加入美国国籍外，美国仍按照条约尽力保护；第五款说，华工遭害的各案，美国一律赔偿；第六款说，此约期限定为二十年，互相交换。议定并画押后，又命张廕桓再行筹议。张廕桓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一，请酌情缩短期限；二，请规定在订约以前回中国的华工，如果有眷属和财产，也可以向中国领事申报，补发凭证，准其返回美国；三，回国华工在美国的财产不足一千元，应如何处理，也应一并商定。谈判很久仍未决定。

译光绪十四年四月，广西桂平县美国传教士富利淳的医馆被毁，领事要求赔偿五千多元，中国拒绝。当时广东百姓因华工的赔偿要求被拒，群起抵制美国，并且把责任归咎于张廕桓。恰逢朝廷任命翰林院侍讲崔国因代理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大臣。光绪十六年，崔国因到美国，美国财政部突然制定新例：华人借道入境时要缴纳二百元保证金，出境时发还。美国下议院又议论制定限期清查在美华民户口、发给证件的办法。崔国因据理力争，新例不久便废除。起初，旧金山的新例规定，拘捕并命令迁徙华人时要限定迁往的地域，借口华工居住不洁、容易酿成疾病；到这时才废除该例，销结案件。当时换约期限将到，恰好杨儒出使美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把商议修改新例的事情委托给他。杨儒到美国时，正赶上美国强行实行华工注册新例，应该援引条约加以驳斥。美国外交部开始商议并答应请议院把期限延长半年，释放被拘的华工，但对注册之例坚决不作改变。华工认为该例特意区别新、旧工人，旧工人固然有安居乐业的便利，新工人却因限制而不能到美国，于是多次聘请律师向法院控诉，希望废除这一条例。美国外交部以该例已经议院议定、不能废除为由，仍然限定华人注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电给杨儒，认为应先修改条约、后办理注册，这是关键。杨儒应当向美国外交部发文，并就光绪十四年的约稿删去赔偿一款，改为互相交付罪犯；原定二十年的期限改为十年。不久又接到总理衙门电报，说美国一定要先实行注册，拟令居住中国的美国人也注册，以相互抵制，双方多次商议仍未决定。后来美国外交部说，交付罪犯一款同限制华工、保护华民并无关系，应另订专约，不列入本约；十年期限可以同意，居住中国的美国工人也听凭中国注册。杨儒力争，居住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也必须注册。于是拟定：除工人以外，居住中国的其他美国人，自换约日起，美国政府每年造册一次，报知中国政府。最后议定，并在第五款“居华别项美民”之下，注明包括传教士在内。光绪二十年二月，双方画押盖印，这就是重新订立的《限制华工、保护华民约款》。双方又订立了互相交付罪犯的条约。条约订成后，杨儒又筹划在美华民的善后事宜，因而上奏说：“华工在美国，始于咸丰年间。光绪六年，才开始有了限制工人的条约。华人居住美国，外国人指责他们危害当地风俗，大约有三项：一是鸦片，二是赌博，三是械斗。现在只有努力革除这些弊病。一方面要申明法律条例，按照各项应得的罪名治罪，中国不加袒护；一方面要详细说明教条，使他们知道当前限制的原因，都同吸烟、赌博、械斗等弊病有关。使他们感到羞愧并奋发改过，或许不至于被人厌恶轻视，这是治本的方法。至于治标的方法，一是严禁冒充商人，使真正的商人不至于受到牵连；二是疏通工人的出路，使新来的工人能够在海外谋生。这样做，不仅华民的生计可以得到缓解，中外邦交也会从此更加巩固。”这一年，中日发生争端，美国代替中国保护在日本的华商。第二年，四川、福建教案相继发生，其中古田案尤其严重。美国和英国、法国都要求中国赔款并惩办罪犯，长时间没有议定。后来美国使臣田贝致函总理衙门，说各国耶稣教徒共同推举在华主持教务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惠志，已缮写名册，准备呈送查阅，请求接见，得到许可。光绪二十三年，美国人在上海侵占租界以外的土地。起初，美国在同治初年租地只有九百多亩，后来美国领事西华自行划定界线，把未租的民地圈入一万多亩。光绪十九年十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命令收回界线以内东北方向的未租土地二千六百亩，但对西北界外被占的土地还没有清查收回。到这时，美国领事在苏州河边自行树立界石，并在河内土地上建造楼房。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请求像禁止英国、法国在界外侵占土地一样严禁此事，奏疏送入后交付议办。光绪二十四年，出使大臣伍廷芳见德国因胶州问题同中国失和，请求联合美国，大意说：“美国合众为国，在保卫国家、制定治理制度方面，国法把兼并其他洲的土地作为戒条。自从海上用兵以来，美国兵船都是由英国军队带领而来。道光二十一年，广东东部议定条款，美国实际居中调解，终于订立盟约。咸丰九年，英国、法国闯入大沽，毁坏我国防御器械，美国遵守原约，船只从北塘驶入，递交国书，言辞谦逊，先换约后离去。这说明通商以来，美国在各国中最为恭顺。这次它谨慎守约，不肯附和。虽然也因为当时正在议论古巴独立、檀香山合并，事情都在同一洲附近，大局尚未确定，无暇谋划远方事务；同时也因为同我国一向交情深厚，所以不参加联合行动。如果能够联络邦交，深相结纳，似乎对大局并非没有好处。”又因为檀香山并入美国，请求设置领事以保护华民，大意说：“檀香山处在太平洋交通要冲，原来是君主制，后来改为民主制。近来因为国势弱小，求美国保护，被设置为美国的一个省，美国议院已经议决实行。岛上华民不少于三万人，一向由商董设立中华会馆，排难解纷。” 光绪七年，曾命商董陈国万担任领事。后来美国禁止华工到达其港埠，华民出洋后都奔赴檀香山，于是请求设置领事。”朝廷批准了。

译这一年，中国议论修筑卢汉、粤汉、宁沪、宁汉四条铁路，向各国借款。美国原先向粤汉铁路贷款四百万英镑，随后又聘请美国工程师勘察路线。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作乱，各国联军进入北京。各国议定条款时，美国只增加了教案和被议论的人员不得重新任用一条，其余都没有附和。恰逢俄国同中国订立归还东三省的条约，中国又请求美国政府出面调解。第二年，和议达成，议定赔款四百五十兆；美国分得赔款三十二兆九十三万余，折合美国货币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余元。除支付商人损失和海陆军费外，还多出十二兆七十余万元。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议院提议，将多出的款项仍退还中国，用于帮助中国教育，即用这笔钱资助格致学生留美。议案通过后通知中国，中国特派专使唐绍仪赴美国致谢。后来各国想把赔款由白银改为黄金，按金价计算。美国替商人劝说各国，并说各国共同索取的是四百五十兆两，由各国自行分摊；中国不管它改作哪一种货币，因此这项赔款应按约定的金价核算，即四百五十兆海关银数，按约定的银数偿还，也就等同于用黄金支付。美国不久答应按照条约归还白银。光绪二十八年春三月，议论各国商约。美国使臣不愿把税率加到百分之十五，至于免除厘金与否，听凭中国自行决定。这一年，朝廷命吕海寰、盛宣怀商议对美条约，同美国使臣多次磋商，张之洞、刘坤一也发电共同斟酌，才议定下来。于是上奏说，厘定的约款共十七条，大体同英国条约相同，但其中的得失利弊稍有区别。第一款是驻使体制。美国使臣原送来的约文声明，驻使可以向各省将军、督抚、驻扎大臣行文；中国驳斥说，美国一向由外交部转行，中国也由外务部咨转，不能有两种办法，因而要求删去，改为中国驻使受到美国优待，即美国使臣驻京时，中国也一律优待，以显示公平。第二款是领事权限。待遇同驻使一样，并声明美国领事依照规定妥善派任，由外务部按照通例认可；如果派任不妥当或不合通例，中国即可不予承认，希望借此挽回主权。第三款是口岸利益。这是查照日本旧约而定，不能不允许，因此便参照日本条约核改妥协。第四款是加税免厘。这是全约的核心。美国使臣起初只答应把税率加到百分之十，并请求中国裁撤内地常关，还不明确提出销场、出厂等税，因为涉及中国主权，不愿受到妨碍，双方多次磋商，甚至几乎破裂。我们反复发电商议，对方才答应把税率加到百分之十二点五；对于裁撤内地常关的税收，允许中国改征出产税作为补偿。我们私下考虑，内地常关不过十多处，各省土货未必都经过这些关卡。按照英国条约所载，进出口货物加税后都可以完全免除重复征收，那么内地常关也只能对土货运出的第一道关征收百分之二点五的税。如果不是第一道常关，就没有税可收。至于土货没有经过第一道常关、没有缴过百分之二点五的税，出口时仍须征足百分之七点五。因此，常关虽被裁撤，也没有多大妨碍。现在既然允许我们改征出产税，从源头征收，较少遗漏，似乎更加合算。当时还担心这会同英国约款不同，美国使臣自称将来会劝英国照办，我们才只得答应裁撤。至于销场税、出厂税以及议定增加的出产税，美国使臣虽然不愿详细列明名称，但在专条中声明，约款所载各项并没有妨碍中国主权征收其他税项的意思，以此概括销场等税，保全我国主权。第五款是税则附表。美国要求，美国人在中国缴纳的税项不得比最优待国承担的税项更重，也不得另行加征。我们要求在其中增加一节，规定中国人民在美国纳税也应如此。第六款是准许设置关栈，按照英国条约酌情办理。第七款是振兴矿务。前半部分完全按照英国条约，美国要求准许美国人依照章程开办矿务。这本来就是路矿衙门章程所允许的，因此订明美国人民办理矿务、居住等事，应由双方共同制定章程，以便约束管理。第八款是存票抵税。第九款是保护商标。这两款的意义都同英国条约相同，但在存票一款中声明删去船钞一项，以补足英国条约没有涉及的地方。第十款是创制专照。我们深怕这会妨碍中国工艺的仿造，反复驳论，改为等中国设立专门管理衙门、制定专门保护创制权的法律后，再给予保护，权力仍由中国掌握。第十一款是保护版权，也就是中国翻刻外国书籍必须追究的意思。双方又订明，如果是美国文字由中国翻译成华文，可以允许刊印出售；中国、美国人民所著的书籍、报纸等，如果有碍中国治安，应各按法律条例惩办，以便防微杜渐。第十二款是内港行轮。前两节按照英国条约的大意，声明以后无论何时修改，都应由中国查看斟酌办理。”},{ 末一节，例如奉天府安东县开埠一事，原则上确定由中国自行开办，但具体办法略有变通。第十三款为“改定国币”：把英约所附照会中关于纳税仍按关平计算的规定，增列在该款末尾。第十四款为“辑睦民教”：入教的民众犯法，不得因其入教而免于追究，并且应按条例缴纳规定的捐税；教士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中国民众的权力。这些都详细列明，希望能够有所补救。第十五款为“治外法权”。第十六款为“禁止吗啡鸦片”。这些都是我方要求增添的内容，与英约相同。第十七款为“修约换约期限”，按照订立条约的通常惯例办理。此外，在条约条款之外，又另行订立三项附件：第一，关于内地征收鸦片、盐斤的税捐，以及保全税捐、防止偷漏的方法，均由中国政府自行办理；第二，在保留的通商口岸常关中设立分关，以维持税收；第三，说明第五款所载税则附表，即先前规定的按实际价值百分之五征税的税则。至于内地常关虽然裁撤，也不能借此裁撤北京崇文门、各城门以及左右翼等处的税收，由美国使臣另备一份照会存案。又因第四款“不妨碍征收其他税项”一句仍嫌笼统，我方另备照会，声明所谓其他税项，就是包括销场税、出厂税以及改为抽收的各种出产税，仍听凭中国自行办理。

译对方也另行递交了一份照会，说明双方意见相同，并分别签字盖章。这就是中美商约，又称《通商行船条约》。三十年春，美国公司违约，私自把粤汉铁路股票售给比利时，并答应比利时在湖南修建由湘阴经常德到辰州的一条铁路。张之洞致信湖南巡抚赵尔巽，请他竭力阻止，并援引合同第十七条以美国公司为专指对象、不得转让给其他国家人为主旨。湖南人商议自行承办，上奏请求废除合同，赵尔巽极力支持。当时张之洞已经奉到朝廷密寄，要求废除合同，于是以三省绅民坚持废约的电报致送盛宣怀。盛宣怀随即电告出使大臣梁诚，要求他照会美国外交部，大意说：“美国公司明显违反合同，必须废止。续约第十七款规定不得转售给其他国家。现在查明底股中比利时、法国股本居多，铁路的权利已经归属他国。正约第四十款禁止他人破坏合同，现在却派遣非美国公司的锡度来华干预。全路工程已经超过期限，广州一段超出预算极多，请照会外务部，注销正约和续约。”美国政府复照同意注销合同，但仍不同意废除原约。后来美国公司推举前兵部路提等人作为铁路事务的代表，中国方面也请美国前外交大臣福士达、铁路律师良信等人与之辩论，最后美国才答应再次召集股东，议定出售股本的购买价以及合同特权等费用必须用现款支付；另外，还要求赔偿工程司、执事人员等因合同尚未期满而撤退，以及注销订购物料合同的费用二十五万元。这件事长期没有决定。到三十一年夏天，才开始签字。又过了很久，才议定以美金六百七十五万元偿还美国，另加利息，并正式签押。当时广东民众因为美国禁止华工、苛待留美的商人和民众，私下商议抵制美国货，但没有成功。三十二年，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三十三年，美国教士在河南信阳州所属的鸡公山购地建房，河南巡抚张人骏依据条约、国际公法和教规与之争辩，教士才答应撤去房屋、退还土地、停止工程，但最终拖延着没有撤销。三十四年八月，中国与美国订立《公断专约》。起初，美国使臣康格曾奉总统命令向中国提议，仿照英国、法国，订立公断专约。后来由于美国总统与议院意见不合，英、法两国的公断专约又被废止，因此停止了议议。到这时，第二次和会关于和解纷争的条约已经签押，各国大多互相订立公断专约，美国也同英国、法国、日本订约。中国于是电告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请他向美国政府提议，终于订立四款条约：凡涉及法律意义或条约解释、按照外交惯例无法议定的事项，都归入公断范围。换约期限定为五年。同年，美国约请各国在上海开会，商议禁烟事宜，中国命南洋大臣端方等到会。宣统元年春正月，美国使臣照会外务部，请求免收东三省新开各埠的一切杂税。不久，外务部咨文东三省，东三省答复说不能免收。因此回复美国使臣说：“现在所征收的各种税，并不妨碍各口岸试办章程。如果一定要使洋货在抽收厘金一事上毫无纠葛，除非实行加税免厘；中国当然非常希望各国赞成这一举措。”五月，因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游学的费用，遂确定留学生赴美名额，并议定从退还赔款的年份起，最初四年每年派一百人，以后每年至少派五十人，于是订立办法大纲。同年，美国工商部新颁布《华人入美保护例》共十条，大意仍着重于禁止和限制华工借名赴美，而对商人、教习、学生等人的游历则较为宽松。美国方面照会外务部备案，同时咨文南洋、北洋一并施行。二年九月，度支部大臣载泽与美国使臣喀尔霍商定借款一千万镑，利息五厘；美国邀请英、法、德、日组成借款团体，这就是四国借款。《志》第一百三十二。邦交第五。

译德意志。德意志，是日耳曼各国的总称，旧称“邪马尼”，位于欧洲中部，由三十六个国家结成同盟，其中以布路斯最为强盛。咸丰十一年，布路斯和德意志各国请求仿照英、法等国办理换约，江苏巡抚薛焕不同意。布路斯使臣艾林波前往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递条约，请求订立条约。王大臣把此事上奏，朝廷命总理各国事务、仓场总督崇纶充任全权大臣，赴天津与崇厚会同办理。布路斯使臣呈上四十二款条约、附款一条、通商章程十款、另款一条和税则一册，并代德意志公会各国提出请求，说明均照布国条约办理。后来又说，日耳曼通商各国希望在台湾鸡笼、浙江温州通商，并仿照各国在北京派员办事。崇纶答复说，日耳曼各国通商事务都归布路斯统辖约束，只能办理通商，不得涉及其他事务；又告知京师不是贸易地区，不能派员常驻；至于鸡笼、温州两处，英、法两国条约中没有，不能增开。当时正值四国换约，法国使臣哥士耆说：“日耳曼各国中，最大的是布路斯，此外还有邦晏等二十多个国家，一切章程都由布国议定。”崇纶等把这番话告知总署，总署命哥士耆代为阻止。忽然有布国人进入北京，直接闯入辅国将军奕权的宅第强行居住。总理各国事务、户部左侍郎文祥到英国使馆会见英国使臣普鲁斯，说：“布国既然不以礼相来，我国也不能以礼相待。”又告诉他说：“艾林波如果来京，也应当拒绝他，不能说中国无礼。”普鲁斯请求照会艾林波，命他迅速调回。不久，布国人相继返回天津，但艾林波仍照会总署，要求不变。于是议定，五年以后允许布国派一名秉权大臣驻京，兼办各国事务，其余内容大致同法国条约。这是德意志与中国订立条约的开始。条约确定后，总署又担心五年以后布国派员来京，仿照英、法两国建造居住府第，于是再次写信嘱咐崇纶等，将不准居住府第的规定写入条约。艾林波同意递交照会，声明将来不住府第，由中国提供一块空闲地基，听任其自行修建，中国同意了。艾林波随即来到北京，到总署拜见，不久返回天津。同治元年冬，布国使臣列斐士照会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薛焕、江苏巡抚李鸿章，说换约一事，德意志公会中除布国外还有二十二国，分别是：拜晏、撤逊、汉诺威、威而颠白而额、巴敦、黑辛加习利、黑星达而未司大、布伦帅额、阿尔敦布尔额、鲁生布而额、撤逊外抹艾生纳、撤逊麦宁恩、撤逊阿里廷部而额、撤逊各部而额大、拏扫、宜得克比而孟地、安阿而得叠扫郭定、安阿而得比尔你布而额、立贝、实瓦字部而鲁德司答、实瓦字部而孙德而士好逊、大支派之各洛以斯、小支派之各洛以斯、郎格缶而德、昂布而士、模令布而额水林、模令布而额锡特利子、律百克、伯磊门昂布尔。请求把和约照录二十二册，盖印后分别送给各国，薛焕等没有同意。过了很久，才议定由双方会同互换和约，列出德意志、拜晏以下各国，不再分别发送。第二年，列斐士又派随员韦根思敦来到北京，要求把条约分别送给各国，盖用江苏藩司的印，并请求收受各国国书，朝廷同意了。同治三年春三月，布国派使臣李福斯来到北京，想拜见总署王大臣并递交国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将此事上奏，并说布国乘坐来的兵船在大沽拦江沙外扣留了丹国商船三艘。总署认为布国使臣不应在中国海面扣留敌国船只，便诘问此事。李福斯收到照会后，立即放回丹国商船两艘，并派翻译官道歉，总署才同意会见他。七年夏四月，布路斯君主维利恩再次任命李福斯为秉权大臣，来中国递交国书。八年，咸伯国商人美利士擅自在台湾大南澳境内砍伐树木、开垦荒地，闽浙总督将此事上奏。总署认为美利士违反条约、擅自妄为，照会布国使臣诘问，请他查办。十年春，李福斯递交国书，说德意志各国共同推举布国君主为德意志国大皇帝，中国复书表示祝贺。同年，李福斯回国，由领事安讷克代理使臣。十一年，安讷克以条约十年期限已满为由，照会中国请求换约，但没有成功。李福斯又来华，十二月再次递交国书。第二年正月，穆宗亲自处理政务，李福斯请求觐见，朝廷同意了。到时候李福斯因病回国，代理使臣和立本特地准备文书表示庆贺，并声明将来本国使臣朝觐，应按这次确定的具体办法办理，朝廷同意了。光绪元年九月，德国安讷号船在福建海面遭水盗袭击，船主和大副被杀，船也被毁。闽浙巡抚丁日昌立即将罪犯捕获并斩首示众，又追缴赃款一万三千余元。德国使臣要求中国赔偿，总署以德约第三十三款明确规定不赔偿赃物为由，不同意赔偿。

译二年，德国任命巴兰德为驻华公使。春三月，直隶总督李鸿章首次派游击卞长胜等五名武官前往德国武学院，学习陆军枪炮操练方法。巴兰德照会直隶总督，催促请求换约。十月，巴兰德又照会总署，提出三件事：第一，洋商在租界内销售洋货，不再征收厘金；第二，发给存票，不规定期限，并准许凭存票支取现银；第三，德国商人进入内地采购土货，准许携带现银。又请求年内开放上海一个口岸；还要求在大孤山增开口岸、用拖轮拖带船只通过鄱阳湖，以及在吴淞口装卸货物这三件事。总署拒绝了这些要求，多次辩驳，他仍不接受。第二年五月，他便同翻译官阿恩德一起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后，前往会见李鸿章，李鸿章告诉他两国意见既然不合，就应当往返协商，竭力劝说他，巴使于是返回北京。总署催促他开始谈判，他忽然说要等到十月再议。同年，德国使馆确定驻在东交民巷，仍然缴纳租金。四年，任命光禄寺少卿刘锡鸿为出使德国大臣，并递交国书。刘锡鸿不久上奏说，听说德国外交大臣催促巴兰德迅速订立新约，而巴兰德对于吴淞装卸货物、鄱阳湖拖带轮船、在内地租住店房三条仍然极力争辩，至此竟然回国。第二年闰三月，巴使又来中国商议条约，仍然着重于前面三条。当时德国“丕里约”号夹板船在山东荣成县所属海面触礁，巴使要求赔偿，中国拒绝了。巴使又以天津紫竹林没有德国租界为由，要求在法国租界之外另行增设德国租界，中国也没有同意。同年闰五月，任命候选道李凤苞为出使德国大臣。六年春二月，朝廷因德国条约长期议定不成，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和户部尚书景廉为全权大臣，再次与巴使谈判。过了很久，巴使才同意删去“大孤山、鄱阳湖以及洋商进入内地”等内容，并仿照英国新约的办法，使双方条款大致互相抵消；只是关于江苏吴淞口，允许德国船只停泊、上下客商和装卸货物，具体章程仍由中国江海关道自行制定。于是于二月二十一日签押，并声明两件事：第一，德国夹板船在中国口岸停泊超过十四日的，从第十五日起，应缴的正额船钞减半，先行试办；第二，第六款“德国允，德国人等”一条中有“游历”二字，德文译义与中文不符，应当更正德文含义。于是约定，自签押之日起，限一年内互换。此后，巴使于六月三十日又来照会，说德国法律规定，凡是议订条约，必须先征得国会同意，国会允许后才能批准；本国国会约在第二年召开，现议定光绪七年三月初二日互换约章的一款，请把期限改为光绪七年十月初十日。七年秋七月，巴使请求确定互换条约的日期，政府命景廉与巴使在北京总署签押并互换条约。这就是中德续约十款和善后章程九条。八年夏六月，德国开始同朝鲜议订条约，中国派员参加会盟，并声明朝鲜是中国的属邦。九年冬十月，德鲁麟洋行地亩案件议定结案。起初，广东汕头新开附地有一片海滩官地，中国想填筑后作为商埠，忽然有德鲁麟洋行的买办华民郭继宗说这是他的土地，暗中勾结德国驻汕头领事沙博哈和德国水师兵船，竖起旗帜强行占据。中国得知后，照会德国使臣加以诘问，并命出使大臣李凤苞同德国外交部辩论。当时德国宰相是毕士马克，他发电给巴使，命令立即让军舰退出并撤免领事职务。后来德国使臣反而归咎于中国地方官，多次请求派员查办，案件长期没有解决。到这时，总署采纳李鸿章的意见，命赫德派外国人员会同广东官员商议办理，于是案件得到解决。十年，赠送德国皇帝景泰窑器，以答谢德国历次派员监造铁舰、拨借鱼雷以及派兵船教习等事，表示修好。十二年春二月，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将要回国，德国驻英公使伯爵哈子斐尔德派参赞官伯爵美塔尼克前来传话，说德国皇帝和德国宰相毕斯马克想同他会谈，邀请他访问德国，于是曾纪泽游历了各制造局和工厂。十四年秋七月，德国皇帝去世，朝廷命出使大臣洪钧前往吊唁，德国命驻华公使巴兰德致谢。二十年夏四月，德国人阿尔和想在汉口建造储存火油的油池。起初，德国商人在上海创设火油池栈，获得允许。后来又想在汉口购地仿照建造，中国没有同意。德国使臣据理争辩，后来议定按市价收购火油，并赔偿建造油池和制造器具的各项费用，德国使臣仍不接受。第二年，德国又请求增开天津、汉口租界，中国同意了。二十二年春正月，德国外交部大臣马沙尔请求在中国租借土地停泊船只，出使大臣许景澄把此事上报。当时李鸿章出使德国将要回国，留下税务司德璀琳与德国外交部商议加税事务。德国政府说，必须由中国让出停泊兵船的码头土地，才同意加税；德璀琳阻止此事，但没有被采纳。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山东曹州府钜野县有暴徒杀死两名德国教士。德国便派兵舰驶入胶州湾，逼迫守将章高元退出炮台，并将其占领。德国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提出六项要求：第一，革去巡抚李秉衡的职务，永远不再起用；第二，赔给天主教堂建筑费六万六千两，另赔被盗物品银三千两；第三，在钜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武涉七处各建教士住房，共给工程费二万四千两；第四，保证今后永远不再发生这类事件；第五，由中德两国资本共同设立德华公司，修筑山东全省铁路，并准许开采铁路附近的矿山；第六，德国办理此案所花的费用，全部由中国赔偿。总理衙门多次与德国交涉，才把第一项中的“永不叙用”四字删去；第二、第三项全部答应；第四、第六项全部删去；第五项则答应由德国修筑胶州湾至济南府的一段铁路。事情渐有眉目，忽然又传出曹州有驱逐教士、杀害外国人的说法，德国公使再次要求租借胶州湾。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总理衙门同德国公使海靖另订三章专条。

译第一章，胶州湾租界：第一，湾内各岛屿、湾口及口外海面的群岛，以及湾东北岸自阴岛东北角划一线向东南延伸至劳山湾，湾西南岸自齐伯山岛对岸划一线向西南延伸至笛罗山岛；湾内全部水面则以最高潮位为界，以上地区都划为租借区域。第二，在租借区域内，德国可以行使主权、修筑炮台等，但不得转租给其他国家；中国军舰、商船往来，一律按照德国规定的各国船舶往来章程同等对待。第三，租借期限为九十九年；如果期限内归还中国，那么德国在胶州湾所用的款项由中国偿还，并另以相等的地域让给德国。第四，从胶州湾水面潮平点起，周围中国里一百里的陆地划为中立地带。主权虽然属于中国，但中国如果要在其中驻扎军队，必须先得到德国许可；德国军队却有自由通过的权利。第二章，铁路、矿务办法：第一，中国准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一条自胶州湾经濰县、青州等地到济南及山东边界；另一条自胶州湾到沂州，经莱芜到济南。第二，在铁路两侧各三十里中国里的范围内，矿产由德国商人享有开采权。第三章，山东全省各项事务的办理：第一，今后山东省内开办任何事务，如果需要外国资本、外国材料或聘用外国人，德国都有优先承办的权利。这就是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发生日照教案，德国人出兵占据县城，案件了结后仍不撤兵。后来中国计划修筑天津至镇江铁路，德国人加以阻挠，并想自行修筑济南至沂州的一段铁路，总理衙门没有答应。德国又要求中国借用德国款项、聘用德国工程师。光绪二十五年，山东高密百姓阻止德国人修筑铁路，山东巡抚袁世凯下令调解，于是制定铁路章程，设立华商、德商合办的胶济铁路公司，成立交涉局，办理招股、购地、丈量和建筑等事。又制定胶澳交涉章程十一条：第一，两国交涉案件须由两国共同办理；第二，德国人游历必须发给护照；第三，两国交涉事务一律由交涉官共同办理；第四，青岛租界内华人、外国人之间的案件，归交涉官提审判决；第五，租界内华人牵涉德国人的案件，须由德国官员会同山东交涉官审问；第六，德国人雇用华人的案件，须由德国官员审讯；第七，华人的案件仍由中国官员审判；第八，租界外的罪犯逃入青岛华人或德国人的住处，分别由中国官员、德国官员拘捕解送；第九，华人、德国人在租界内外行凶，中国、德国军队都可以拘捕、监禁并解送；第十，华、德官员会同办理案件时，必须和衷共济；第十一，重大案件如果山东省不能结案，由总理衙门和驻京德国公使共同办理。又同德国商议制定矿务章程，但尚未定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驻京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死。七月，德国联合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十一国的联军进入北京，推举德国将领瓦德西为总司令。瓦德西进入禁城，住在仪銮殿。当时朝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进京议和。各国提出的条款有：第一，中国政府为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立石碑；第二，中国政府应派亲王到德国谢罪；第三，撤销总理衙门；第四，严惩祸首；第五，拆除大沽口及直隶各地炮台；第六，禁止军装和炮火进口；第七，各省凡曾经杀害西人的地方，停止乡试和小考五年；第八，有关事务直接上报中国皇帝；第九，驻华各国使馆永远派兵保护；第十，从北京到海边的电报、邮政设施派兵保护；第十一，国家公司和私人财产都按价赔偿。经过很久才议定，共十二款。其中，在京城为克林德立碑，以及派醇王载沣到德国谢罪，都按各国要求执行。十月，捕获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罪犯恩海，交给驻京德国提督处死。第二年，醇亲王载沣到德国，拜见德国皇帝并递交国书；当时随行的只有廕昌一人，两人都行鞠躬礼。光绪二十八年秋七月，德国商人在汉口中国界内、靠近襄河口的地方请求设置趸船，被驳回。当时中国政府要求德国以及英国、法国、日本撤兵。德国公使听说其他国家有人想在扬子江独享中国特别给予的权利，便请求明确规定：长江上下游的军事要隘不得让给其他国家，以此确定撤兵日期；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光绪三十年，又同德国会商订立小清河岔路合同。起初，胶济铁路章程原本不准擅自另修支线，现在考虑到商务便利，特意委托胶济铁路公司代为办理。这一年，德国水军舰队计划驶入长江及各内河巡游演炮，被阻止。光绪三十一年，德国撤回驻在胶州、高密两处的军队。起初，德国人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因为高密百姓聚众阻工，德国先后从青岛派兵到胶州、高密保护铁路。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员查办并商议解决，驻胶州的德国士兵随即撤回青岛。后来义和团滋事，德国人又派兵分别驻守胶州，并在城北车站旁以价钱买下民地十四亩，修建兵营。光绪二十九年秋，又在附近沈家河续租民地七亩，铺设水管，以便取水。高密的德国军队先驻在城内，后来又在城外古城地方商议租用九十多亩民地，修建兵营，约定租期为六个月。不久又修筑了一条从古城到小王庄火车站的马路。当时六个月期限已经期满，东抚商议命令德军撤退，但期限屡次延长，到这时才订定撤兵善后五项办法，于是议案结了。

译又同德国商议商约，朝廷派吕海寰、盛宣怀为商约大臣。德国人提出十四项要求，袁世凯、张之洞往返发电商议，吕海寰等同德国公使穆默、总领事克纳多次开会，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到光绪三十三年，才议定十三款条约，并在北京互换。第一款，厘金：中国政府同各国订约，裁撤现有厘金，并增加进出口关税来抵补取消厘金所造成的损失。此约须由各签约国派员议决，德国政府也答应派员参与议定此事；但中国必须保证厘金一定全部裁撤，才可以实行。第二款，居住：德国人民及受德国保护的人，准许在中国已经开放以及以后开放给外国人通商的各口岸或通商地方往来居住，办理商业、工业、各种制造业以及其他合法事业；并准许租赁、购买房屋、地基、经商用地及其他不动产，也可以在租买的土地上建造房屋。第三款，关栈：中国政府同意在通商口岸设法储存洋货，并办理拆包、改装等事务。中国政府一旦接到德国领事请求，要求某个德国商人或受德国保护者的货栈享有关栈的利益，中国政府就必须照准；但应遵照海关制定的专章办理，以保障税收。海关官员还须同各国领事共同议定关栈专章和若干费用；费用要根据货栈距海关的远近、储存何种货物以及工作时间早晚等情况酌情核定。凡在通商地方设置的关栈，德国人民及受德国保护的人都准许使用。第四款，矿务：中国政府为了振兴矿务并招徕海外资本兴办矿业，答应自签订本约之日起一年内，仿照德国及其他国家现行的矿务章程，颁布新的矿务章程，以便一方面振兴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妨碍中国主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招徕海外资金，而且同各国通行章程相比，也不使矿商受损。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准许德国人民及受德国保护的人在中国各地开办矿务以及矿务中应办理的各项事务。所办矿业不得因为税收而使资金受到损失；除征收纯利润税和矿产所在地的地税外，不得再征收其他税项。第五款，货税：退税存票自商人提出申请之日起，如查明确实应当领取，海关应在二十一日内发给。这种存票可以在各处海关使用，按照票面所载银数，除子口税一项外，用来抵缴各项进出口货税。洋货进口后三年内转运到国外的，凡持有这种存票的人，都准许在发票港口的海关银号按全数领取现银。如果申请发给存票的人企图偷漏关税，一经查出，须罚银，罚额按其企图骗取的数额计算，不得超过五倍；或者将其货物没收入官。第六款，保护商标：凡中国商标，只要向中国各领事提交凭据，证明该商标已经在中国注册认可，并且确实属于申请人，就可以在德国享受保护，待遇同德国商标相同。华商的姓名、牌号必须在德国受到保护，以免被仿冒。德国商标也必须在中国受到保护，以防假冒；但须提交德国官员及领事出具的凭据，证明该商标确已在德国注册。德国商人的姓名、商标以及中国商号都必须受到保护。凡德国商人包装货物所使用的特殊标志，只要中国同业已经认可某商号用它来区别某种货物，也必须一律保护。受德国保护的人也能享有上述利益。商标注册局一经成立、保护商标的章程一经公布，中德两国就必须开议专约，以便相互保护商标。在此专约尚未议定以前，上述各款必须实行。第七款，营业：中国人民购买其他国家企业及公司股票是否合乎规定，过去尚未明确。又因为华民这样购买的数额很大，所以中国现规定，华民已经购买或将来购买其他国家公司的股票，都认为合法。同一个合资公司中，原来已经入股购票的人，彼此待遇一律，不得有丝毫差别。华民购买德国公司股份时，应把该人民购买股份这一行为视为他已经同意遵守该公司的法律章程，并以德国法院解释该法律章程的办法作为凭据。如果不照办而被公司控告，中国法院应立即命令购股的华民遵守该章程，待遇应同德国法院命令购股的德国人完全相同，不得另加苛求。德国人民如果购买中国公司股票，也应履行同样的义务，同持有股份的华民相同。凡普通合资股东，以及由一人或数人承担无限责任、另由一人或数人承担有限责任而组成的合资股东，在德国属地登记的有限合资公司、合办的有限公司以及各种商业公司等，都必须按照以上两节办理。并且规定，本约签订时，凡已经向法院起诉、已经由法院判决或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都不适用本款。第八款，开埠：凡各国代表本国人民和船舶请求开放的口岸地方，德国商人、受德国保护的人以及德国船舶都可以共同享受开放的利益。第九款，航行：中国早已知道宜昌至重庆一带的水道应当整治，以便轮船行驶，因此双方约定，在水道尚未整治以前，应准许轮船船主听候海关批准，自行出资设置拖船过滩等便利设施。这些设施无论供民船还是轮船使用，都必须按照海关同兴办便利设施的人商议制定的章程办理。标明航道的台塔和指示水槽的标志，由海关酌量适宜地点设置。

译将来整治水道，只要有利于船舶航行而不损害地方百姓，并且不花费中国国家的款项，中国不应拒绝阻挠。第十款，内港航行章程：以前已经特别准许轮船在通商口岸航行贸易，但当年七月二十八日和九月先后订立的有关章程有不便之处，所以双方明确重新修改。第十一款，货币：中国允许原来所规定的法定货币作为合法货币；今后德国商人、受德国保护的人以及中国人民，都应使用这种货币缴纳各种税款和支付一切费用。第十二款，禁令：一八八一年九月二日中德条约所附通商章程第五款第三节规定：“凡米谷等粮食，德国商人要运往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照铜钱一律办理。”现双方同意，如果某地无论因何种事故有发生饥荒的危险，中国政府应至少提前二十一日发布公告，禁止米谷等粮食从该地出口，各商人都应遵守。若船只专门租来装运谷米，在禁令期限以前，或刚到禁期抵达港口而尚未装完已经买定的米谷，仍准在禁令开始后的七日内全部装完出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但在米谷禁运期间，公告中应说明漕米、军米是否可以出口。若允许运出，应在海关册簿中详细登记运进、运出多少；其余其他米谷，中国政府必须设法一律不准转运出口。禁止出口的米谷以及禁期内应运出的漕米、军米数目，都必须由中国政府发布公告，使双方都能看到。二十一日的期限必须从京报刊登公告之日起计算。禁期届满解除禁令的公告，也必须刊登在京报上，使众人知悉。至于米谷等粮食，仍然不准运往外国。第十三款，本约以前中德两国订立的各项条约，除因本约而有所更改的部分外，仍照旧实行。今后如果发生文字解释争议，应以德文为准。这一年又同德国订立互相寄送邮件的暂行章程。订约后，德国公使穆默向总税务司递交照会，提出三件事：第一，高密设置的德国邮局，应等德国军队撤出驻地后才能撤销；第二，山东一带凡涉及德国人的地方，所有中国邮局酌情使用懂德文的人员；第三，山东铁路应允许中国邮政随时利用这条铁路运送邮袋。总税务司收到照会后，都答应照办；但关于使用懂德文人员一事，说明还要看有没有合适人才，才能办理。适逢德国人接收中国《商报》，便发电给电政大臣袁世凯，请外务部严禁。后来德国答应停止接收《商报》，也答应中国电报局设在山东铁路车站。此后，德国又请求借用烟台至上海线以及北京至大沽的行军电报线路，被拒绝。又拒绝德国商人礼和洋行私自购买湖南矿产。后来，德国又确定济南、汉口、江宁等处的领事兼管各地交涉事务，并照会外务部，大意说：“山东省除了登州府仍归烟台的德国领事办理德国交涉事务，以及胶澳租借地归驻青岛的德国总督管辖以外，山东全省其他德国交涉事务，统归驻济南的商务办事委员办理。烟台德国领事官只办理登州府的德国交涉事务。又确定汉口德国领事应办理的德国交涉事务包括湖南、陕西、甘肃三省；湖北除归宜昌领事办理的各府以外，以及江西省的袁州府等地，全部归汉口德国领事办理。至于驻江宁府领事应办理的德国交涉事务，包括安徽、江西两省；除归汉口领事办理的袁州府外，还包括江苏省的江宁府等地。” 这一年，德国的德福亲王来京觐见。德国皇子举行婚礼，命出使德国大臣廕昌前往祝贺，并派学生到柏林留学。三十二年二月，德国人开始在天津海关申请领取联单，前往新疆采购土产。三月，德国使臣穆默致文给中国，请求派员到柏林商议无线电会约章，政府答复说等第二次会议召开后再行核办。闰四月，德国归还天津马队营盘等处的房屋土地，以及砲队、机器枪队、屠牲场、养病院等房屋。同月，德国在营口改设正领事。德国使臣穆默回国后，署理使臣葛尔士致文给中国，又说通商口岸限制外国人置地的办法与条约不符，请求取消限制，并说德国人的地产如果收归公用，可以进行会商。六月，德国人李卜克在北京设立学堂，德国使臣请求中国分摊经费，未获准许。三十三年四月，任命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臣，递交国书。同月，外务部咨文要求修订青岛租界制成货物征税的新章程。起初，青岛设关征税一事，光绪二十五年已经同德国使臣海靖议定办法，后来三十一年又同德国使臣穆默修改，其大意是：德国允许在海边划定一处界地，作为船只停泊、装卸货物的地点；所有出口货物在尚未下船以前，就要缴清出口税；进口货物除军用物品、租借地内使用的机器以及建筑修缮材料免税以外，其余各种货物在上岸后、尚未运出新划定的界线以前，就要缴清进口税。关员在当地办理征税，德国方面应予协助，不得阻挠。此外，中国还同意每到结算期，就从本期收取的进口税中提出两成，拨交青岛德国官员使用。由于续订章程时，关于德国租界内制成货物征税的一条措辞意思没有说尽，于是又同德国使臣葛尔士重新订立征税新章。

译起初，中国想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已经同德国、英国签订借款合同。到这时，直隶、江苏、山东三省在京官员请求把铁路收归中国自行修筑，于是命张之洞、袁世凯负责商办，商议修改合同，但德国、英国坚持不答应。于是又增派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会同张之洞等筹商议定。最初议定津镇铁路借款时，德国使臣要求增建两条支线：一条由德州至正定，一条由兗州至开封，这在原先的议案中并没有，因此中国没有答应。德国使臣于是开始改变办法：第一，同意把胶澳至沂州府的一段仍作为津镇铁路支线，列入官路；第二，同意把济南府通往山东边界的一条铁路并入津镇官路。中国也同意从德州至正定府，以及从兗州府或干线其他地点经过济宁州通往开封府的两条支线，在十五年内由中国自行筹办，并声明如果使用外国借款，必须向德国华公司商借。到这时，梁敦彦便同德国、英国银行等改订借款合同二十四款，名为“中国国家天津浦口铁路五厘利息借款”。议定后，外务部立即致文德国使臣，声明胶沂、济东路线应作为津镇铁路支线；至于德州至正定、兗州至开封两条支线，均由中国自行修筑。事情办完后，又同德国议订电政合同，包括青岛、烟台、上海水线的交接办法，购回京沽军用电线的条款，以及山东铁路附设电线的办法章程，共十四款。这一年，德国柏林赛卫生民学会和万国玩耍排列馆请求中国派员参加，获准。宣统元年，山东巡抚孙宝琦同德国订立收回山东五处矿产的合同。在此以前，光绪三十三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同德国商办采矿公司议定合同八条，其中所指的沂州、沂水、诸城、濰县四处，已经陆续查勘；只有第五处矿界内宁海州所属的茅山金矿，查勘尚未完成。适逢山东士绅百姓倡议成立保矿会，德国公司于是想把茅山矿转卖，向中国索价二百二十五万马克，并声称此外四处矿产也一并归还。中国官绅也认为应当收回。经过长时间筹议，最后决定以库平银三十四万两作为款项，分四年偿还，事情才算了结。三年，山东巡抚孙宝琦同德国订立收回各路矿权的合同。起初，德国商办矿务公司按照约定在坊子、马庄开矿，多年来屡次禁止中国人在附近开矿，双方争执了多年。等到津浦铁路借款合同签订后，德国又要求取得胶沂、津浦铁路沿线的矿权，并请求封禁大汶口的中国矿场，政府没有答应。于是德国使臣的照会中才出现划清矿权的说法。孙宝琦随即派道员萧应椿等同德国公司总办毕象贤、领事贝斯商议收回矿权，但毕象贤等人却说，中国如果想收回三路矿权，就必须用相当的利益交换，否则不答应。最初商议淄川、博山的矿界时，公司第一次绘送的矿界图包括淄川全境，并连接博山。萧应椿等认为淄川、博山的贫苦百姓一向靠采煤维持生计，如果两地全归公司所有，势必使中国百姓无法生活，于是提出博山全境保留给中国，淄川各占一半，以天台山、昆仑山为界，山北归公司，山南归中国人，但公司没有答应。萧应椿于是亲自前往淄川，会同毕象贤查勘，并召集绅士、董事和矿商，后来议定：以淄川东南境从大奎山起，斜向经过龙口镇西北至淄川东境为界，界线以南的矿产归中国商人开办；博山也全部归还中国。接着商议淄川的中国矿场，又商议濰县矿界，再商议金岭镇铁矿，最后商议补偿勘矿、购地的费用。从此，德国公司已经建成的胶济铁路、尚未建成的津浦铁路、刚刚勘查的胶沂铁路，以及曹州教案条约中准许公司取得的三十里矿权，都同意取消。

译《志》第一百三十三 ○邦交第六 △日本 日本很早就同中国有交往。明朝末年，因为日本倭寇侵扰边境，中国禁止双方互市；清朝兴起后，才恢复旧有关系。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写信给长崎奉行，请求开放商船贸易。前往日本的福建、广东商人越来越多，杂居在长崎市场。起初每年有船一百八十艘，后来由七十艘逐步减少到二十多艘。每年运往中国的货物限额为八千贯，并设置三名奉行负责稽查，专门征收其税。但当时日本正严格实行海禁，日本人有的偷偷来到台湾以及中国各口岸贸易，一旦事情败露，往往就治罪。三十二年，广东、广西总督石琳上奏说，日本船只因避风来到阳江县。皇帝下诏供给他们衣食，送到浙江，准备船只遣送他们回国。雍正六年，浙江总督李卫认为日本招集中国内地人，教他们弓箭技艺、制造战船，担心成为边境祸患，于是上奏说：“应秘密告诫沿海的文武官员、营官、州县官，以及各口税关的官员差役，严格进行稽查；水师兵船要不时巡逻侦察，以便做到有备无患。”皇帝看过奏折后，谕示说：“从前圣祖派织造乌林达麦尔森阳以商人身份，前往窥察日本国情。他回来复命时，大力称说日本国小民弱，由此才开始有开放海洋的举动。朕多次谕令福建、广东的督抚留心考察。听说日本近来同朝鲜交好，往来没有阻隔。安定内部、抵御外患的策略，应当首先巩固根本、防备祸患。你们应当体察朕以前的谕旨，不要懈怠。”同时向沿海各省发布谕令，要求防守海疆。两广总督孔毓珣上疏请求在沿海训练水师、设置火器、增修砲台，并亲自前往厦门、虎门等口岸巡察。皇帝不想引起外国人的疑惧，只命令他们整顿防备而已。李卫又上奏说：“日本贸易不能突然断绝，请在洋商中选择富足而老成的人，设立八名商总，责成他们分别驻处稽查，彼此纠举约束，这样或许可以避免日久产生弊端的忧虑。”皇帝批复准许。乾隆四十六年，户部上奏请求颁行江海关则例，规定东洋商船出口货物的税则。嘉庆元年，皇帝下谕说：“日本商人每逢风暴，漂流到沿海，情形十分值得怜悯。应命有关官员把他们送到乍浦，让他们搭乘商船回国。”并把这规定为法令。起初，日本专门实行封锁港口的政策，只同中国商人通商，而禁止西洋各国进入。到了明治维新，日本才开始同各国开放港口、进行贸易。后来，日本看到各国都在中国进行互市，同治元年，长崎奉行便派人到上海，请求设置领事，办理日本商人的税务事务。通商大臣薛焕不答应。三年，日本商船请英国领事巴夏礼出面，要求通商。七年，长崎奉行河津又致信江海关道应宝时，说日本人往来欧洲时常搭乘西洋船只航行海上，有时到中国内地学习学术、经营商业，都持有本国证件，请念及邻国情谊予以保护。应宝时答应了。九年，日本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携带外务卿的书信，送给总理各国事务署，大意说：“如今文化大为开放，国际交往日益兴盛。我国近来同泰西十四国订立盟约。像贵国这样的邻国，更应该首先沟通情谊、缔结和好；但由于国内多事，拖延到今天，彼此的信义还没有建立起来，实在深感遗憾。现命柳原前光等到贵署，预先商议通信往来之事，为将来派遣使臣、修订条约打下基础，敬请裁定。”柳原前光到达天津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把他的书信转送总署，总署议定同意通商，但拒绝同日本立约。柳原前光拜见李鸿章说：“西方人逼迫我国订立条约，他们彼此相距十万里，尚且派遣公使、领事远道而来保护本国侨民。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商人往来，因为没有条约，反而托付外国人代为办理，受他们约束，丧失国家权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我国特地派使臣远道表达诚意，而这位使臣来到这里，西方人也许会从中阻挠；如果不能获准，我就更加感到耻辱，柳原前光即使死了，也不敢回去复命。”李鸿章又替他向朝廷请求，将此事交廷臣议论。两江总督曾国籓等上疏说：“日本二百年来同我国没有嫌隙。如今援引西方国家的先例，到朝廷陈述请求，理由十分顺当。因此，应当一视同仁，同日本明确订立规约，逐条详细列明，不要写入‘比照泰西各国通例’这一句话，以免引起利益均沾的念头。”皇帝认为他们的意见正确，答应柳原前光的请求，命总署写信答复，并下诏让李鸿章预先筹办通商事宜。十年，日本以大藏卿藤原宗臣为专使前来聘问，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应宝时、陈钦为副使，同日本商议条款。日本使臣起初请求按照西方条约办理。经过很长时间，才订立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双方互相派遣使臣，设置领事，以中国上海等十五个口岸同日本横滨等八个口岸通商，同时禁止日本人私自进入中国内地，这一点同西方国家略有不同。各项条约订成后，藤原宗臣前来进献礼物，约定第二年交换条约。十一年，日本罢免藤原宗臣的官职，派柳原前光到北洋大臣李鸿章处，递交日本外务卿副岛的照会，说第二年将同欧美各国改订条约，想酌情修改已经议定的事项，使之同欧美各国一律，并预先拟定条款请求商议。李鸿章答复说，去年秋天刚刚订立条约，还没有互相交换，此时突然要求改议，实在不是守信的做法。于是特命津海关道陈钦等同他们商议，一律等交换条约后再按约办理。十二年四月，日本使臣副岛种臣进京交换条约，派随员柳原前光、翻译官郑永宁到总署询问三件事：第一，澳门是否属于中国管辖，还是由葡萄牙主张管辖？第二，朝鲜的一切政令是否由朝鲜自行决定，中国一向不过问？第三，台湾生番杀害琉球人民，日本打算派人到生番那里进行诘问，等等。王大臣等应当同他们辩明此事。不久，朝廷命李鸿章为换约大臣，同日本互换条约。副岛种臣还递交国书，庆贺皇帝大婚和亲政大典。当时各国都因请求觐见而获准，副岛种臣也请求当面递交国书，朝廷答应了。不久，他进献祝贺用的礼物和土产，朝廷按礼回赠，并颁给玺书。副岛种臣照会说明，使节事务办完后回国。李鸿章认为日本交换条约时，其上谕中只盖有太政官印，没有使用国玺，便驳回要求改用国玺。翻译官郑永宁说：“我国一向同西洋各国交换条约，都盖用太政官印。”李鸿章说：“我看到你们国家留存的副本，上面声明盖用国玺；而且上海道抄送来的总领事井田让等人的敕书，也使用国玺。”郑永宁答应回国后换盖国玺再寄来。当时日本还没有设置驻京公使，交涉事务托付俄国使臣倭良嘎哩代为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