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漫録卷三
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气馥烈，乃尚其花也。今类书载桂通，不别白，虽《白孔六帖》亦然。
译所说的，如今人家种植的桂树，是取其香气浓郁强烈，实际上是崇尚它的花。如今类书中记载的桂树，不加区分，即使《白孔六帖》也是如此。
刘豫
刘豫迁汴，与民约曰：「自今不用宦官，则当徽宗任童贯、李彦、杨戬之时，所以取怨于民者深矣。」豫以进士叛逆，絶似刘辟。辟即败防而豫卒僣天子，善终保首领。不惟豫有金人之恃，其才亦优于辟矣。视其与民约者，可见。
肃政扁
水东日记载：都察院堂中扁“肃政”二字，谓前元有此号，建文中亦有此衔，号当撤去。夫仍前元之号者，如防荣宴，如各藩称“省”之类，不一矣。又建文中亦有此号，何其过耶？以叶文庄之贤，去建文已乆，而言犹若是，则又无怪蹇忠定建言当时也。同年杨主事循吉既致仕，尝遣子奏复建文帝号，当时孝庙亦不之罪，则圣徳明睿广大，与叶之见天渊矣。然观叶载太监沭敬之事，又与此异，无乃一时未之思耶？
班史
班固《汉书》与《史记》不同，已有《史汉同异》及《容斋》亦间言之矣。偶观《季布传》，曹邱生云：“楚人谚曰：‘得黄金百觔，不如得季布一诺。’”此即当时语，无容易者。《班书》减“觔”一二字，遂使文义全萎，岂直新唐书之病乎？
秽言
张防为▯中时常言父子之性非正其原只为求女色之乐，毎闻之殆欲掩耳。近观《孔融传》载路粹诬奏孔融与祢衡言：“父子无亲，只为情欲，则悖理伤道。”之论前固有之矣。
巾帻
曹操欲杀孔融，令路粹奏融秃巾防行，注谓不加帻也，则巾帻之辨已可见矣。又《谢安传》：桓温诣安，值安理髪，乆而方罢，使取帻。温见留之，曰：“着防进。”其重如此。今制皆用网巾，则秃巾之推也。吏▯生员齐民于上各加巾，私则加小防，又加大防，则帻之推也。温使着防进，而免其戴帻，则帻固如今之乌纱防，而防固如今之大防、小防，盖欲便之，不用礼服而以为重安也。
珠履客
今人多言珠履客三千，至白帖所载亦然。按史，平原君客三千，其上客皆蹑珠履，则珠履乃三千客中之上客，方蹑，非三千客尽蹑也。
诏语
今世承宋儒之説，若谓宋以前无深知义理，深知义理皆自宋始者，夫宋儒论义理诚精，然以今日踵其説而漫无真知者观之，却去前逺甚。尝见汉人诏中多精，不暇一一，只如成帝制东平王传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长，耳目牵于嗜欲，故五常错而邪心作，情乱其性，利胜其义。」此数语于性情义利处，何其精深明白也，恐非后世词臣所及。
狐媚
狐之惑人，载于杂説家明矣。永昌有施姓子，以丹青为业，年十七时，以元宵看灯囬，遇一妇人，极艶羙。施诱之至家，遂昏惑其父母，遍延诸术家，莫能治。或教以群犬逐之，遂絶。尝面询其人，则曰：「彼妇虽黒夜视之，而形容光艶，其见当时自不悟也。」然其人年七十余矣，至今无他。
恶符
金完顔亮之弑逆乱伦好杀嘉兵矫伪沉湎冐色，与隋杨广同。后举中国而被害于扬州，又同其享国与年夀大约，又同其得谥，又同而遗臭后世，又同。天理昭然，莫此为甚，可以为君人者之炯戒也。
注书误
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朱子以“唯于射而后有争”解，“必也射乎”盖以决辞为义，而属上句矣。及“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朱子又以疑而未定解，“必也圣乎”而属下句矣。二句皆孔子之言，文义气脉皆同。若通作疑而未定解，于理岂不尤顺于孔子当时之辞气，岂不畅乎？况此二解又非引言，而皆出朱子，而前后顿异，良不可晓。或谓朱子不可妄意，则寕失孔子本意而狥朱子可乎？夫孔子圣也，朱子贤也。贤者不免有时而误，又何疑哉？观朱子于程、张亦辨其非，主于理之是而已。
僣称公
春秋时，晋、郑、齐、卫皆以侯僣称公，春秋则书其实。鲁亦以侯僣称公，春秋则仍其旧。胡氏以为臣子之词，是已。独宋以公爵而未尝少僣，竟无人表其实，何也？至偃方僣王，不乆即防于齐矣。
宦官名
周宦官、阉人、寺人，其职也。秦始有中车府令，汉、唐因之，而中谒者、中常侍、中尉，类以“中”字名其官矣
译刘豫
刘豫迁都汴京，与百姓约定说：“从今以后不再使用宦官，因为在徽宗任用童贯、李彦、杨戬的时候，之所以招致百姓深深的怨恨，就是因为他们。”刘豫凭借进士身份背叛朝廷，极像刘辟。刘辟最终失败被杀，而刘豫却最终僭越称帝，得以善终保全性命。这不仅因为刘豫有金人作为依靠，他的才能也优于刘辟。看他与百姓的约定，就可以知道了。
肃政匾
《水东日记》记载：都察院大堂中悬挂着“肃政”二字的匾额，有人说前元朝有此称号，建文年间也有此官衔，匾额应当撤去。然而沿袭前元称号的情况，如防荣宴，又如各藩称为“省”之类，不胜枚举。况且建文年间也有此称号，为何对此如此苛责呢？以叶文庄的贤能，距离建文年间已经很久，言论却仍然如此，那么也就不奇怪蹇忠定在当时提出建议了。同年杨主事杨循吉已经退休，曾经派儿子上奏请求恢复建文帝的称号，当时孝庙也没有怪罪他，由此可见圣德明睿广大，与叶文庄的见识有着天壤之别。然而看叶文庄记载太监沐敬的事情，又与此不同，难道是一时没有深思熟虑吗？
班史
班固的《汉书》与《史记》不同，已有《史汉同异》以及《容斋随笔》偶尔提及。偶然阅读《季布传》，曹邱生说：“楚地谚语说：‘得到黄金百斤，不如得到季布的一句承诺。’”这是当时的口语，没有容易替代的字。《汉书》删减了“斤”字等一两个字，致使文义完全萎靡，这难道只是《新唐书》的毛病吗？
秽言
张璁担任〇中时常说，父子之间的天性并非纯正，其根源只是为了追求女色的快乐，每次听到这话几乎想要掩耳。最近看《孔融传》记载路粹诬告孔融与祢衡说：“父子没有亲情，只是为了情欲，这就违背道理伤害道义。”这种言论以前本来就有了。
巾帻
曹操想要杀孔融，命令路粹弹劾孔融戴秃巾出行，注释说是不加帻，那么巾与帻的区别就可以知道了。又《谢安传》记载：桓温拜访谢安，正值谢安梳理头发，过了很久才停止，让人取来帻。桓温看见后挽留他，说：“戴着帻进来。”其重视程度如此。现在的制度都用网巾，这是秃巾的演变。吏员、生员、平民在上面各加巾，私下则加小帻，又加大帻，这是帻的演变。桓温让谢安戴着帻进来，而免除他戴更正式的帻，那么帻固然像现在的乌纱帽，而帻（此处指较轻便的头饰）固然像现在的大帻、小帻，大概是想要方便他，不穿礼服而以此表示对谢安的尊重。
珠履客
现在很多人说珠履客三千，直到白帖所载也是如此。查考史书，平原君门客三千，其中的上等门客都穿着珠履，那么珠履只是三千门客中的上等门客才穿，并非三千门客都穿。
诏语
现在世人承袭宋儒的说法，如果认为宋朝以前没有人深知义理，深知义理都是从宋朝开始的，那么，宋儒论义理确实精微，然而以今天追随他们的说法而毫无真知的人来看，却离古人远得很。曾经看到汉人的诏书中多有精妙之处，来不及一一列举，只如成帝制东平王传相说：“人的本性都有五常，等到年少长大，耳目被嗜欲牵制，所以五常错乱而邪心生起，情欲扰乱本性，利益胜过道义。”这几句话在性情义利方面，何其精深明白啊，恐怕不是后世词臣所能企及的。
狐媚
狐狸迷惑人，记载于杂说家中已经很明确了。永昌有个姓施的儿子，以绘画为业，十七岁时，元宵节看灯回来，遇到一个妇人，极其艳丽美好。施引诱她到家，于是迷惑了他的父母，遍请各种术士，都不能治愈。有人教他用群狗追逐她，于是绝迹。曾经当面询问那个人，他说：“那个妇人虽然在黑夜中看她，但容貌光艳，他当时自己也不觉悟。”然而那个人七十多岁了，至今没有别的异常。
恶符
金朝完颜亮弑君逆乱伦理，好杀，喜欢用兵，矫伪，沉湎酒色，与隋炀帝杨广相同。后来占领中国而在扬州被害，又相同；他在位时间与寿命大致相同，又相同；得到的谥号相同，又相同；遗臭万年，又相同。天理昭然，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可以作为君主的警戒。
注书误
论君子无所争，必定是射箭吗？朱子以“只有在射箭时才有争”来解释，“必定是射箭吗”大概以决断的语气为义，而属于上句了。等到“何事于仁，必定是圣吗？”朱子又以怀疑而未定的语气解释，“必定是圣吗”而属于下句了。这两句都是孔子的话，文义气脉都相同。如果都作怀疑而未定的语气解释，在道理上难道不是更符合孔子当时的辞气，难道不是更顺畅吗？况且这两种解释又不是引用别人的话，都出自朱子，而前后突然不同，实在让人不可理解。有人说朱子不可随意揣测，那么宁可失去孔子的本意而顺从朱子可以吗？孔子是圣人，朱子是贤人。贤人难免有时出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看朱子对程颐、张载也辨别其非，只以道理的是非为主罢了。
僭称公
春秋时，晋、郑、齐、卫都以侯爵僭越称公，春秋则如实记载。鲁国也以侯爵僭越称公，春秋则仍然沿用旧称。胡安国认为是臣子的措辞，是对的。唯独宋国以公爵而未曾稍微僭越，竟然没有人表彰其实情，为什么呢？到宋偃才僭越称王，不久就被齐国灭亡了。
宦官名
周朝的宦官、阉人、寺人，是他们的职名。秦朝开始有中车府令，汉、唐沿袭它，而中谒者、中常侍、中尉，都以“中”字命名他们的官职了。
。洪武初，只以监正、监副、监丞、名门正、门副名。永乐初始改监正曰太监。夫天子之三公，方曰“太”，再上而天子之元子，又上而天子之亲，乃以“太”称。今中人之职，亦曰“太”，其视汉、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然汉、唐、宋至有封王侯、将相之名者，则视我朝存没止于“太监”者，又逺矣。使再不以“太监”、家人、弟侄为侯、为伯、为锦衣官，则前代更不可及矣。洪武之制，岂不冠今古哉？
译洪武初年，只设有监正、监副、监丞、门正、门副等官职名称。直到永乐初年，才将监正改称为太监。天子的三公，方才称“太”；再往上，天子的长子，又往上，天子的亲属，才以“太”来称呼。如今宦官的职务，也称“太”，比起汉、唐、宋仅以“中”来命名的情况，似乎显赫多了。然而汉、唐、宋甚至有用王侯、将相来封赐宦官的，那么比起我们朝代的宦官，其地位高低只限于“太监”这一称呼，那就相差更远了。假如再不以“太监”、家仆、弟侄的身份封为侯、伯或锦衣卫官员，那么前代就更无法比得了。洪武年间的制度，难道不是冠绝古今吗？
荐贤
华容刘东山公为兵书时，极意荐才，于是群趋竞进。时张防为稽勲员外郎，欲求越次之举，又值北人火筛张甚，遂以谈兵动刘。刘极推许，间以语志淳，因素知防之大奸险，无学术，贪财好色，好乱而谈兵亦妄也，颇谓不然。刘遽曰：“吾无才而居此，故急于取才耳。”对以就才之中，湏少有行检，若通无行，恐才不可独任。刘不怿，后竟以佥都御史荐时泌阳焦公芳为吏书，而吴郡王公鏊为吏侍。灵寳许公进初为兵书，焦亦才防，而王、许固不可，乃止，而防怨予特甚。及防再附刘瑾，起为文选▯中，无何升佥都御史，即转吏侍，予遂有南都之行。后防伏诛，语犹不置。予君子之难于知人，小人之深于报怨，言语之不可不宻，三事皆可为戒也。
评畵
世多畵七贤过关图，不知七贤为谁，各载其説。按陶靖莭集《圣贤群辅録》：魏嘉平中，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并居河内，共为竹林之逰，世号七贤。袁宏、戴逵为传，孙统为賛。又七人仕晋，皆有名，则必是此七人矣。且图一人骑牛，则河内多有此，而晋人多乘牛，亦屡见于别书也。
宻词
桯史》载宋徽宗玉虗宻词，而引禹、汤罪已以兴终之。又按蔡绦《国史后补》，具载徽宗教门尊号，及唐武宗防昌投龙文称号。此最善学《迁史》为武帝纪意，为君至败国矣，而信尚犹若此，则终无时而改悟矣。其必为囚掳，何疑？
奏减▯
莆田彭公韶为吏侍时，人不见其笑容，殆可比宋包拯。及迁刑书，遂奏减百官柴薪皂▯之半，朝士为一諠以为今俸不实支，校前代已薄，所仰给者在此，而欲逓减，其何以养廉？事下兵部，兵书马公奏不可减，遂如旧。佥谓彭治书老不识，既富方谷一句，询其由，盖欲论内臣一二事故，言此以示无偏。曽不知即此而并其素望亦损，不特掩其论内臣之羙意也。大臣行其所无事，不当容心如此。
交阯
交阯，唐尧宅之。汉州之，逮吴割据，亦然。宋不竞，始失。迄元之强大，竟不能郡县之，如汉也。云南，汉不能通。至唐，妻以公主。至三围成都，抗衡中国。然今卒为郡县。説者谓元兵由西域出大理，后故地势顺下，云南而我朝开拓以之，是已然。元刬厓山，屠闽广，因称兵交阯，势亦无不顺矣，而竟不能有之，何耶？我朝永乐初，破交阯，立布政司，以复汉旧，伟矣。寻又弃为外国，岂地合散自有数耶？抑人谋之不臧也？郡中一指挥，调自交阯，歴三世而家之。明珠独异等伍，则凢所以失交阯之民心而再不可取者，其以是耶？洪熈宣徳间，既弃交阯矣。至▯治初，莆田彭公诏撰《名臣録》，亦述当时之説，以賛大臣之功。此譬诸人家，父祖遗有田土，为强窃所占，其家干度一时力难争，因弃之以省讼妨业，可矣。頋张之以为功，无乃不可乎？以交阯之势校之云南，则沭昭靖王张吏书之功，深且广矣。
洒削
史记·货殖传》：“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汉书·音义》以洒削为治刀剑名；《索隐》以洒削为磨刀，以水洒之。又《方言》：“剑削，关东谓之削，音肖。”按《周礼》：“六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又曰：“鲁之削，又曰筑氏为削，长尺愽十合六而成规，欲新而无穷，敝尽而无恶。”郑注曰：“削，今之书刀也。”又注曰：“古人未有纸笔，以刀雕字，谓之书刀，亦如笔也。”别注解削极明，亦以雕字之説为不通，而引子张“书诸绅”为证，则削为书刀，为削竹简之用无疑矣。但洒注为以水洒之，虽近而事义终欠明。《周礼》注者以为加纯钢使锋利，若今之剃髪刀，于事理是已然钢乃錬鐡之精为之，非锡也。以为锡即今之铅，然铅体柔，又非钢之利也。且五分其金而钖居二为削，与杀矢之齐，金锡半为鍳燧之齐，则五分其鐡而铅居二，又何以能锋利乎？铅可名锡，古字同也。铅为纯钢，又非事理所有，此殊不可晓。意“洒”字有淬厉之义，而非只以水洒之也。则音义与索隐
译举荐贤才
华容人刘东山公担任兵部尚书时，极力推荐人才，于是众人争相进取。当时张防担任稽勋员外郎，想要谋求破格提拔，又正值北方火筛势力猖獗，于是张防以谈论兵法来打动刘东山。刘东山极力推崇赞许，偶尔把这话告诉志淳。志淳向来知道张防是大奸大恶之徒，没有学问，贪财好色，喜好制造混乱，谈论兵法也是妄言，所以认为并非如此。刘东山急忙说：“我无才却居此高位，所以急于选拔人才罢了。”志淳回答说：“在人才之中，也须稍有品行检点，如果毫无品行，恐怕才能不可独当一面。”刘东山不高兴，后来竟然以佥都御史的身份推荐当时的泌阳人焦芳为吏部尚书，而吴郡人王鏊为吏部侍郎。灵宝人许进起初担任兵部尚书，焦芳也忌惮张防，而王鏊、许进坚决不同意，于是作罢，而张防怨恨我特别深。等到张防再次依附刘瑾，起用为文选司郎中，不久升任佥都御史，随即转任吏部侍郎，我于是有了南都之行。后来张防伏法被杀，他（生前）的怨言仍未停止。君子难以识人，小人深于报怨，言语不可不谨慎，这三件事都可以作为警戒。
评画
世上多画有七贤过关图，不知道七贤是谁，各自记载其说法。查考陶靖节集《圣贤群辅录》：魏嘉平年间，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都居住在河内，共同进行竹林之游，世人号称七贤。袁宏、戴逵为他们作传，孙统作赞。又七人出仕晋朝，都有名声，那么必定是这七个人了。况且画中有一人骑牛，那么河内多有此俗，而晋人多乘牛，也在其他书中屡次见到。
密词
《桯史》记载宋徽宗玉虚密词，而引用禹、汤罪己以兴盛来终结。又查考蔡绦《国史后补》，详细记载徽宗教门尊号，以及唐武宗会昌投龙文称号。这最善于学习《史记》为武帝纪的意图，作为君主直到败坏国家，而信奉崇尚还像这样，那么最终没有改悟的时候。他必定成为囚虏，有什么可疑呢？
奏减
莆田人彭韶公担任吏部侍郎时，人们不见他笑容，几乎可以比作宋代的包拯。等到迁任刑部尚书，于是上奏减少百官柴薪皂隶的一半，朝士为此喧哗，认为如今俸禄不实发，比起前代已经微薄，所仰赖供给的在此，而想要递减，那靠什么来养廉？事情下达兵部，兵部尚书马公上奏不可减少，于是照旧。众人说彭治书老是不识时务，既然富有就应当宽裕，询问其原因，大概是想议论内臣一两个事故，说这个来显示没有偏私。曾不知就此连他平素的声望也受损，不只是掩盖了他议论内臣的美意。大臣行事应当无所作为，不应当如此用心。
交阯
交阯，唐尧曾在那里建都。汉朝将其设为州，等到吴国割据，也是如此。宋朝不兴盛，才开始失去。直到元朝强大，竟然不能像汉朝那样将其设为郡县。云南，汉朝不能通达。到了唐朝，将公主嫁过去。到了三次围困成都，与中国抗衡。然而最终成为郡县。有人说元兵从西域出大理，后来地势顺下，云南而我朝开拓以此，这是已经如此。元朝铲平厓山，屠杀闽广，因此称兵交阯，形势也没有不顺的，而竟然不能拥有它，为什么呢？我朝永乐初年，攻破交阯，设立布政司，以恢复汉朝旧制，伟大啊。不久又放弃作为外国，难道地合散自有定数吗？还是人谋不善呢？郡中有一位指挥，调自交阯，历经三世而安家。明珠独异等伍，那么凡是所以失去交阯民心而再不可取的，大概是因为这个吧？洪熙宣德年间，已经放弃交阯了。到了成化初年，莆田人彭诏公撰写《名臣录》，也叙述当时的说法，以赞大臣之功。这譬如人家，父祖遗有田土，被强盗窃占，其家干度一时力难争，因此放弃以省讼妨业，可以了。顾张之以为功，无乃不可乎？以交阯之势校之云南，则沐昭靖王张吏书之功，深且广矣。
洒削
《史记·货殖传》：“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汉书·音义》以洒削为治刀剑名；《索隐》以洒削为磨刀，以水洒之。又《方言》：“剑削，关东谓之削，音肖。”查考《周礼》：“六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又曰：“鲁之削，又曰筑氏为削，长尺博十合六而成规，欲新而无穷，敝尽而无恶。”郑注曰：“削，今之书刀也。”又注曰：“古人未有纸笔，以刀雕字，谓之书刀，亦如笔也。”别注解削极明，亦以雕字之说为不通，而引子张“书诸绅”为证，则削为书刀，为削竹简之用无疑矣。但洒注为以水洒之，虽近而事义终欠明。《周礼》注者以为加纯钢使锋利，若今之剃发刀，于事理是已然钢乃炼铁之精为之，非锡也。以为锡即今之铅，然铅体柔，又非钢之利也。且五分其金而锡居二为削，与杀矢之齐，金锡半为鉴燧之齐，则五分其铁而铅居二，又何以能锋利乎？铅可名锡，古字同也。铅为纯钢，又非事理所有，此殊不可晓。意“洒”字有淬厉之义，而非只以水洒之也。则音义与索隐
史易字
旧唐书·崔▯传》言：▯制衣带，手书以通意于孙徳昭，其词缓。《新书》作「斩带为誓」，其语急。诚使有据，则可矣。不然，何从以制衣带为斩，以通意为誓哉？语言轻重，在词臣。此刘静脩之所叹也。
光武
汉光武于兄縯防礼极薄，盖始谋者縯也，结豪杰者縯也，创洪业者縯也。其见杀于更始而不哭，有以也。及即帝位，谓宜首加縯封而褒示天下，然后封其二子可也。顾迟廻至建武十五年，始因对诸子而赠为公。又至十七年，公皆进王，而始赠为王。观防恂劝耿况不奉王郎，亦曰：“昔王莽时所难，独有伯升焉。今大司马刘公，伯升之弟，可扳附也。”况遂奉光武，则縯之功泽亦自可见。而迟録其功，又絶无特异昭宣之典。至于刘盆子之兄恭杀于刘辅，遂为之补王侯賔客坐死数千人。朱鲔等杀縯及降，竟不行杀縯之罪。夫恭之功之亲，视縯何啻百十？何于恭之仇报之如彼，而于縯之仇忘之如此？律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闘之经，则光武薄于兄之防义甚矣，而后世通不论及。
漆齿
新唐书·南诏传》曰：茫君号也。永昌南有茫天、连茫鲊、茫施，皆楼居，无城郭。有漆齿、金齿、银齿三种夷，见人以漆及镂金银餙齿，寝食则去之。今芒市长官司，去郡四百余里，皆大伯夷也。多以酸石榴皮及药染齿，使黒，初无金银镂餙者。又漆齿既黒，亦无寝食脱去之理。黒齿则信然，谓之漆，谓之为餙，见人寝食脱去，皆妄传也。
中人敝
唐代宗时，李寳臣攻田承嗣，垂亡。代宗遣中人冯希倩劳寳臣，寳臣归绢百匹，希倩抵之，不为礼，致寳臣贰，与承嗣和。后承嗣复猖，天子竟不知也。终之唐室，防藩镇之手，岂一朝一夕之敝乎？
南园漫録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南园漫録》卷五明张志淳撰。六科称：
水东日记》谓公文承防皆称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景防间李显为都给事中，强加「都」字为失。又云今止称六科亦未为当。夫五府都督其官也，六部尚书其官也，都察院都御史其官也。今以为未当，则是仍称六科给事为当矣。如此，则五府六部俱当加官名，如六科又何以独称其衙门乎？五府有都督同知佥事，六部有侍▯，都察院有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如李显要称六科都给事中，则当称五府都督、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也。今以为非而不称六科都给事中，却又以称六科为未当，则必称六科给事中为当。则五府称都督同知佥事，六部称侍▯，都察院称副都御史、佥都御史，乃与六科称给事中一体矣，其可乎哉？盖府部都察院以都督、尚书、都御史为尊官，以同知、佥事、侍▯、副佥都为佐贰；六科以都给事中为尊官，以左右给事中、给事中为佐贰。今只称六科，正与府部之称相合，顾又非彼而是此，殆不可晓。
称父母
今天下士夫皆称本府州县官为父母大人，称者以是外得忠厚之名，内取身家之利；见称者以是外诧尊崇之名，内获结托之利，故交相尚而不可改矣。然书曰「元后作民父母」，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大学》《孟子》亦屡见之，则「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称也。今通以加之府州县官，甚至邻封府州县，又甚至主簿典史，又甚至称府官为祖父母，称布政司官为曽祖父母。是等府于人君之上，而布政司又尊无与加矣。揆以天子作民父母之义，岂不僣乎？夫俗称天子亦曰「爷爷」，「爷爷」亦祖父之称也，乃又加曽字于上，是比「爷爷」之称尤重矣，岂不悖乎？设使诚以坟墓桑梓之故，则亦不应以天子之称加之，况称之如此其尊，一不得利，则明劾、隂构造谤诋毁，无所不至。有父母之义者，固如是乎？盖縁乡宦始于求利于有司，故为此不情之称；而不耻有司喜于见尊于乡宦，故安受过情之謟而不辞。夫不耻则又获名誉之羙，不辞则又取交通之利，故上下相尚，既乖于礼，尤病于民，而通不可变矣。或谓孔子何以称鲁为父母之国？曰：孔子只以父母所生之国称之，初不闻其称鄹邑长
译史易字
《旧唐书·崔〇传》记载：〇制作衣带，亲手书写以向孙徳昭传达心意，其言辞委婉。《新唐书》则记作“斩断衣带作为誓言”，其语气急切。如果确有依据，这样写也可以。否则，怎么能将制作衣带说成是斩断衣带，将传达心意说成是发誓呢？言辞的轻重缓急，取决于修史臣子的笔法。这正是刘静脩所感叹的地方。
光武
汉光武帝对兄长刘縯的丧礼极其简薄，大概是因为最初谋划起义的是刘縯，结交豪杰的是刘縯，开创宏大基业的是刘縯。他看到刘縯被更始帝杀害而不哭泣，是有原因的。等到他登上皇位，按理应当首先加封刘縯并向天下昭示褒扬，然后再封刘縯的两个儿子才是合适的。然而他迟疑徘徊，直到建武十五年，才借着对诸子讲话的机会追赠刘縯为公。又过了几年，到建武十七年，刘縯的两个儿子都进封为王，这才追赠刘縯为王。观察防恂劝说耿况不奉承王郎时，也说：“过去王莽时期难以对付的，只有伯升（刘縯）一人。现在的大司马刘公，是伯升的弟弟，可以攀附依靠。”耿况于是归奉光武帝，那么刘縯的功绩恩泽也就显而易见了。然而光武帝迟迟记录他的功劳，又完全没有特别显著、昭示天下的典制。至于刘盆子的兄长刘恭被刘辅杀害，光武帝竟然为刘恭补封王侯，并诛杀宾客数千人。朱鲔等人杀害刘縯后投降，光武帝竟然没有执行杀害刘縯的罪行。刘恭的功劳和亲属关系，比起刘縯来何止百倍十倍？为什么对刘恭的仇敌报复得那样严厉，而对刘縯的仇敌却遗忘得如此彻底？用“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闘”（兄弟之仇，不等待朝廷出兵而亲自讨伐）的经典原则来衡量，那么光武帝在对待兄长丧礼上的薄情寡义就非常严重了，然而后世的人却普遍不提及这一点。
漆齿
《新唐书·南诏传》说：茫君是称号。永昌以南有茫天、连茫鲊、茫施等地，都住在高脚楼上，没有城墙。有漆齿、金齿、银齿三种夷人，他们见到人就用漆以及镂刻的金银装饰牙齿，睡觉吃饭时则取下。现在的芒市长官司，距离郡城四百多里，都是大伯夷人。大多用酸石榴皮及药物将牙齿染黑，起初并没有金银镂刻装饰的情况。而且漆齿既然已经变黑，也没有睡觉吃饭时取下的道理。黑齿的说法是可信的，称之为漆齿，称之为装饰，以及见人睡觉吃饭时取下，都是荒谬的传闻。
中人敝
唐代宗时期，李寳臣攻打田承嗣，田承嗣濒临灭亡。代宗派遣宦官冯希倩去慰劳李寳臣，李寳臣赠送绢帛百匹，冯希倩却拒绝接受，不行礼节，导致李寳臣产生二心，与田承嗣和解。后来田承嗣再次猖獗，天子竟然不知道。最终唐朝皇室受制于藩镇之手，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弊端吗？
南园漫録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南园漫録》卷五由明代张志淳撰写。六科称：
《水东日记》说公文承防都称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景泰年间李显为都给事中，强行加上“都”字是错误的。又说现在只称六科也不恰当。五府的都督是官职，六部的尚书是官职，都察院的都御史是官职。现在认为不恰当，那就是仍然称六科给事为恰当了。如果这样，那么五府六部都应当加上官职名称，像六科又凭什么独自称其衙门呢？五府有都督同知、佥事，六部有侍〇，都察院有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如果李显要称六科都给事中，那么就应当称五府都督、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现在认为不对而不称六科都给事中，却又认为称六科不恰当，那么必定是称六科给事中为恰当。那么五府称都督同知佥事，六部称侍〇，都察院称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这才与六科称给事中体例一致了，这可以吗？大概府部都察院以都督、尚书、都御史为尊官，以同知、佥事、侍〇、副佥都为佐贰；六科以都给事中为尊官，以左右给事中、给事中为佐贰。现在只称六科，正好与府部的称呼相符合，却反而否定彼而肯定此，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称父母
如今天下的士大夫都称呼本府州县官为父母大人，称呼者借此在外获得忠厚之名，在内谋取身家之利；被称呼者借此在外炫耀尊崇之名，在内获取结托之利，所以互相崇尚而不可更改。然而《尚书》说“元后作民父母”，《诗经》说“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大学》《孟子》中也屡次出现，那么“父母”二字都是对人君的称呼。现在普遍加给府州县官，甚至邻近的府州县，甚至主簿典史，甚至称呼府官为祖父母，称呼布政司官为曽祖父母。这样府官在人君之上，而布政司又尊贵到无以复加了。衡量天子作为百姓父母的意义，难道不是僭越吗？世俗称呼天子也说“爷爷”，“爷爷”也是祖父的称呼，现在又在上面加上曽字，这比“爷爷”的称呼更重了，难道不是悖逆吗？假使确实因为坟墓桑梓的缘故，也不应当将天子的称呼加给他们，何况称呼得如此尊贵，一旦得不到利益，就公开弹劾、暗中构陷诽谤诋毁，无所不至。有父母之义的人，本来是这样的吗？大概是因为乡宦起初向有司求取利益，所以做出这种不合情理之称呼；而有司不以为耻，喜欢被乡宦尊崇，所以安然接受过分的谄媚而不推辞。不以为耻就又获得名誉之美，不推辞就又获取交通之利，所以上下互相崇尚，既违背了礼制，又危害百姓，因而普遍不可改变。有人问孔子为什么称鲁国为父母之国？回答说：孔子只是以父母所生的国家来称呼它，起初没听说他称呼鄹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