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漫録卷九

译药师佛、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各造一千尊像，眼睛全部用金装饰，绘制一百零八尊观音白莲海防图。东方世界主、八大佛母、十六天帝释主者、八大明王、十二宫神、摩诃迦罗、七转天神，塑造妆饰十六罗汉，镇殿四天王，左右明王像，绘制五十三参海防图。八大菩萨、五百罗汉、十二神王，三界一切神灵享用。刊印《华严经》八十卷，《般若经》六百卷，各种名经一千多部。泰定甲子年，在绀殿之前建造十三级浮图（塔），高十五丈有余。前后殿堂，金碧辉煌，色彩绚丽，凡是寺院供具及一切应用费用，无不齐备。落成之后又想到，永昌是太皇太后汤浴邑，苏氏出资建造，然后献出充作官产。对上为皇家祝延圣寿，对下为人民祈祷福田。有关部门上报朝廷，奉皇帝旨意，由法防省府颁布榜文，特别加以保护，匾额题写为“报恩”。大概佛感化世人，容易且此地靠近佛国，所以信仰深厚而思虑周到。我因蜀乡贡入泮，永昌释道惠请求我写文章以传不朽。我赞赏其【阙】的胜景，左边夹着释迦牟尼、补陀洛迦的圣迹，右边腋下是龙泉、鸡足的名山。后面倚靠西山千仞的翠屏，前面面对东山富乐的秀峰。俯视一川的胜景，森罗万象的雄姿，真是永昌的佳境。苏氏舍弃数万缗钱修寺以报本，捐出后归还官府，那么三心、五愿、六念、十善都在这里了。如果不是他内心洞悉幻化，谁能做到这样呢？唉！齐景公说出一句善言，荧惑星就退避三舍。王晋公在庭院种植三棵槐树，子孙官位达到三公。这是造物主不要求人报答，却丰厚地报答于人。东坡铭刻三槐堂说：“王氏”的福气大概没有穷尽。我对苏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于是记述其始末，并作偈语：释氏教义，深远虚幻。大炉鞴，利钝都归陶镕。无在无不在，充塞天地间。其大竟无外，归而感诸密，须弥等同一芥子。善哉！苏氏的福庆，显然证得了三昧。急切猛烈地捐出囊中金，建造诸天法界，对上以报答君亲，对下以觉悟盲聋。功绩刻在坚硬的石头上，永远劫长不坏。泰定三年，岁次丙寅七月既望。永昌府儒学教授华阴杨森记。濮阳度金秀书。承事郎同知永昌府事汴京张埜先篆。功德主苏庆弟苏祜、苏祥，男达海、天祥、松寿、相寿、椿寿、天定，侄世昌、明安、答耳、山寿。苏恭住山释道惠等立石。其篆额云：栖贤山报恩梵刹记。其帝师皆高一字，与梁王同。于此不仅可见前元重视佛教，而且藩王能授人以官如此。而官修志书之不足凭据，也已很严重了。阁老邱公濬、学士程公敏政动辄说：正史可据。然而永昌立学称为金齿司儒学，自正统丙寅至今。如吏部尚书王公直、学士王公英为之作记作诗。又如兵部尚书王公骥、刑部侍郎杨公宁等人皆居此。日久何通不及金齿？难道永昌学校元朝设置已久吗？凭着一指挥的权势，能使迷惑至今，士人十余年上下无敢言者。难道说宋太宗之事，与夫天下之广，唯正史官书是信可乎？故不厌其繁，而录之以见正史官志之不可尽信。亦非曰诳诞小说家为可取，特在公是公非，用意考寻而识见笔力无与已私，则得之矣。岂可独以官史为真，以某达官名臣不论，而尽枉其人与事乎？

译俭德

沐忠敬王沐晟当初征讨麓川时，驻扎在永昌很久，曾经拿两件布汗衫命令一位指挥去洗补。指挥洗补完毕后，又用细布按照原来的样子做成新的呈上去。沐晟看着笑着说：“你以为我没有这样的衣服吗？只是不可以奢侈地供养自己罢了。所谓不想折损福分，就是这样的，于是推辞了它。”所以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节俭品德。

天理

圣贤的言论，只谈论理。理源于天，所以叫天理。理具备在人的本性中，所以叫性理。理各自有适宜的地方，所以叫义理。理都表现在事情上，所以叫事理。理在于治理百姓，所以叫治理。天地只有这个理，所以能形成一个天地。天地中只有人完全具备这个理，所以能参赞天地。然而这些都要依靠气来运行，气有驳杂，所以天道福善祸淫的道理不能尽其本来面目。人性有善无恶的道理不能完全体现一二，只凭气驱使以自私自利。如世上大恶与出世所谓的仙与佛，千端万种，清浊高下，都是自私自利罢了。圣如二帝三王孔子，他们的理已经不驳杂于气了。贤如伊尹、傅说、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他们的理稍微有驳杂于气了。人对于此理大半自主于气而失去它，却唯独对于天的福祸要求完全尽善而不驳杂于气，难道不是错误吗？我每次看到古今善恶的报应错乱差舛，有不可言说的，所以思考其根源如此。知道这个，那么势利人谋划得逞的时候，又不足说了，而只是自己尽力于理罢了。所以觉得唐人论天的，通篇都是沉溺于气的私欲，以自便利的说法。不只是唐人论天，现在有关部门向天祈求风调雨顺的，也不想想天所赋予自己和百姓的道理，可曾尽了一二，而要求天一定不违背，难道不是愚蠢吗？

服善

吏部尚书河南耿裕曾经说：我担任礼部尚书时，傍晚从部衙回家，必定经过王三原的家门，经过必定看到他的老仆人拿着秤在门口买油，于是自己心想入仕到现在，起初不知道买油是什么，所以每次经过都面向城墙行走，是因为惭愧。当时耿公正代替王公担任吏部尚书，而心里佩服王公如此，可以说是贤德了。志淳担任吏部主事时，亲眼看到公子从三原来省亲，只像商旅一样，骑一头骡子而已，有关部门驿站从哪里供给他？又看到公女嫁给宋监生的出来，只乘坐市井所雇用的两人小轿，曾经用银子二两托云南张凤仪知印买宝石，叮咛切勿让公知道。等到正德元二年，担任吏部尚书家装饰，都是云南所造的宝石，都比勋戚更过分了。推究其由来，为什么闯进王公的藩篱呢？

戍魁

本朝大魁，前甲戌张信，没有听闻；丙戌林环，戊戌李骐，庚戌林震，都终任修撰。壬戌刘俨，终任礼部侍郎。后甲戌孙贤，终任太常卿兼学士；丙戌罗伦，终任修撰。戊戌曾彦，终任太常卿兼侍读；庚戌钱福，壬戌康海，都终任修撰。今甲戌唐皋，听说也老了。凡是戍魁，没有一人到台辅，难道有定数吗？然而如罗公的道，高出一世，名闻四海，那么气数固然不能胜过理了。

有子

《论语》首篇记载孔子的言论，其次就是有子，再次才是曾子，那么当时门人的见解，固然已经先有子而后曾子了。再用记载和孟子所记载来证明，那么有子对于道也很深了。借以曾子得到此道的传承，先校之于诸子，不犹贤乎？校之于宰我，不尤贤乎？现在却以宰我为哲，配享殿上，以有子列于庑下。推究其初，只因为四科没有有子罢了。然而四科只以跟随陈蔡之难的人来说，所以曾子不参与，而特别列四配。顾对于有子不究其贤，与其不参与难而让他在宰我之后，可以吗？现在以二子言行论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视“使民战栗”的回答；“孝弟为仁之本”，视“短丧”的问；其他如问“丧”之足以服曾子之类，视“昼寝”与“从人于井”“争宠于齐”者，相去甚远。谓宜升有子于哲，以配享；易宰我于庑，以从祀，斯义为允。而卒无知求其实者，可慨也夫。

老儿当

正德初年，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当，字作去声读，犹等辈也。然实不计老少，唯宠狎是尊。京师称势焰可畏者，辄曰：“是当里的。”

元顺帝

元顺帝为宋瀛国子详见《庚申外纪》，而旁证于《元史》。明宗素谓非其子之说，与余应之诗歌皆有据依矣。予尝见袁桷庄子忠彻所著《符台外集》，言诏见遍出宋元诸君之遗像，俾观之，亲奉圣谕曰：“宋自艺祖以下诸帝，何皆清癯似太医然？及观元诸君，曰何皆状硕乃尔？”此都是吃大羊尾子的。至顺帝忽曰：“此何以独清癯似太医也？”忠彻不能对。后见他书与元人诗歌，方悔恨不能多知，而举以应诏，以增表圣鉴之精，因记之。袁之说甚详，予不能悉记，然即此可见顺帝为瀛国公子无疑矣。

译《史纲》作者对一切都不相信，甚至当史书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时，他就说“这是汉人的诽谤”；当呆斋评论宋太宗的事情时，他又说“元朝人为什么不说呢？”这种说法自相矛盾，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我曾经拿这个问题去问同科的芜湖布政使李赞，他回答说：“你没有亲身接受过邱公的教导。邱公志向高远，才学渊博，注重名节，但在家庭内部难免受到宠妾和仆人的牵累，所以他写书时极力抹去前代的隐秘之事来掩盖自己。比如宋文宗取代宋明宗的事情，《史纲》也曲意为之辩解。”

译观史

汉高祖统领重兵率先攻入秦宫，见到珍宝美女极多，想要留居其中。听到留侯张良的劝谏，立即率军返回防守霸上。经过陈留时，时常询问当地贤士，以及喜好酒色、轻慢辱骂儒生的人。这样做大概是为了防范吧？广泛寻求贤哲之人，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才是应有的态度。然而读史的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诗文传

曾经见到刊印插图的《千家诗》和《古文珍宝》这两本书，它们所选的诗文杂乱混杂，对于高下优劣在深层意蕴上完全没有什么见解。然而自从我七八岁时见到它们，至今版刻越来越新，流传越来越广，喜爱它们的人也日益增多。难道是因为它们浅显易懂的缘故吗？而古代诗文未能流传下来的有多少啊！

友义

我们郡里有符、丁两姓人互相交好。丁后来生了病并有了儿子，但丁的儿子支离蔓散，不从事生产。丁于是把若干白金托付给符说：“我的儿子不从事生产，我死后恐怕就会耗尽这些钱财，请你秘密收藏并教导他治理生计，如果他改过自新就交还给他，如果不可救药那就归你所有。”符答应了。每天去丁儿子那里，告诉他父亲遗命的恳切。丁儿子稍微有所悔改醒悟，说：“遗憾没有资金来经营生计。”符答应借给他。借给他后询问他，果然没有浪费，就鼓励他。过了一段时间再次询问并说：“遗憾太少了，如果多借一些，生计就会更加顺利。”于是再次借给他。像这样三次，丁儿子说：“如果能得到若干资金，事业就可以成功了。”符知道他可以成事，就说：“你应当准备牲畜和酒食来，我为你转交给你父亲（指丁）的儿子。”丁儿子依命前往。符就把这些牲畜酒食放在丁的灵位前，写文章禀告说：“您不轻视我，把儿子托付给我，又把钱财委托给我。现在您的儿子能够成家立业了，钱财共若干两，全部交还给您儿子。您可以放心了。”于是回去。当时丁家颇为富裕，而符家更加贫困，钱财不相亏负，这还不足以称道，而且还能忠诚地教诲丁的儿子，使他有所成就，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郡里的人都能讲述这件事，然而八十年间寻求类似这样的人，何曾听说过呢？这也令人对世道感叹啊。

〇甸

曾经听说郡里出使〇甸的人说，那里的宣慰使自视尊贵，使者授予毡毯像古代跪坐那样，铺在地上坐着，面对着他，他手下的人也是这样，这大概就是他们习俗中的跪拜。他们自称〇王，他们夷语中常称朝廷为兄长。这与木邦宣慰使、孟养土官完全不同。我私下想，〇甸虽然狡诈，但力量弱小，只依靠水势，而不能发动攻势，比木邦、孟养要弱。问出使的人，说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不供给物资，夜里或许暗中加害，所以不得不这样屈从于他们。近来因为阅读《元史》，才知道任命为〇王，对待他们过于优厚，都始于元朝的使者。像我朝最初设立宣慰司，怎么敢这样呢？是因为地方偏远，而元朝人又急于征服远方，所以过分看重他们了。

否泰录

起初读《否泰录》，看到其中的著述非常美好。后来读天顺改元的诏书，与《否泰录》所记载的又截然不同。都出自词臣之手，担任代言的职务，而对于朝廷昭示天下万世的事情，竟然如此。那么记载事情得到真实，难道容易吗！

倭国

《元史》记载，元世祖想要与倭国通好，言辞恭敬，情意恳切。从至元二年至二十三年，有时委婉其词，有时施加兵力，使臣被害，军士被杀，倭国终究没有来朝贡。倭国自从汉、魏、晋、宋、隋、唐、开元、贞元年间，以及宋雍熙以后，都来朝贡。论强大，那么魏、晋以及唐、宋怎么能比得上元朝？而倭国却向那些朝代朝贡，却断绝与元朝的关系，虽然夷狄狡诈狂妄，或许他们也不愿意服从元朝吧？不然的话，圣朝自洪武至今，为什么朝贡有常规而没有间断呢？当时许衡侍奉元朝，以宽厚示人，不知道他能否推究根源至此？倘若推究至此，那么他仕元不能自安就是应该的了。

用妓女

张世南《宦游纪闻》记载：黄铢与朱子交好。黄铢为词作序说：“努力修养宝贵的学问，贤良的表率。宴请胡明仲侍郎，派遣歌妓来求词。那么明仲在当时宴请，都用妓女。然而张思叔在程门，对妓女有意，说不妨害大道。胡邦衡《志节》还沉溺于妓女，那么宋朝的制度远不如今天了。然而人才更加低劣，为什么呢？”

南园漫录卷十

题南园漫录后跋

过去起草这些文字交给儿子。合合当时才九岁，现在合合在京师应试五年，偶然在他的书箱中看到这些文字，几乎不再记忆，怅然兴起情怀，于是自己抄录出来。然而对于是非曲直，枉直分明，斤斤计较，明明察察，看待《笔谈》不如士大夫的毁誉不同。又想把它收藏起来，恰好看到广昌何公《乔新集》所载的《抚夷录》，错误很多，然后知道奸邪伪造诬蔑足以欺骗一时。而他们的手段又足以假借名臣，听闻文人掩饰其恶而迷惑后世，因此刻印以长久流传，或者担心招致非议加速祸累的人，就说：“孙盛记载枋头的失败，桓温说关闭门户的事，儿子们请求修改孙盛的记载，桓温大怒，重新定稿，寄给慕容隽。”孔子说：“这样的百姓，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直行道义的原因。”我不才，敢自暴自弃吗？不如《春秋》时代的百姓，不如东晋的士人，而又敢以不如桓温的态度对待当今的贤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