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漫録卷四
为父母，亦不闻其称鲁君为父母也。且周为封建，鲁自君国，孔子亦未尝以父母称鲁君。今天下四海统于天子，至尊无对，而以《诗》《书》所称天子之称加于府州县之臣，可乎？建安杨府丞旦为考功▯中时，尝言「不忍以父母二字加于人」，虽人不悦，我竟不忍改志，淳甚是其见。因推而论之。
译做父母的，也没听说他们称鲁国国君为父母。况且周朝实行分封制，鲁国自有其君主，孔子也未曾用“父母”来称呼鲁国国君。如今天下四海统一于天子，天子至尊无匹，却把《诗经》《尚书》中用来称呼天子的尊号加在府、州、县的官员身上，可以吗？建安府丞杨旦在担任考功官职时，曾说“不忍心将‘父母’二字加在别人身上”，虽然别人不高兴，我终究不忍心改变志向，淳非常赞同他的见解。于是由此推演并论述此事。
田防
辍耕録》言田一双为四畆云，因见《云南杂志》始知之。近见《唐书·南诏传》言田一双为五畆，官给田四十双，则为田二百畆，且与“招客先开四十双”之句合，恐陶偶未之见耳。
大臣
王嘉为丞相，以諌董贤増封，忤哀帝得罪。当时议▯议犹以为圣王于大臣，在舆为下，御坐为起，疾病视之无数，进之以礼，退之以义。今嘉罪虽着，大臣祼形就笞，非所以重国也。以是观汉于大臣，虽有诛戮，不逮于宋，然礼之亦重矣。▯治四年，礼部尚书耿公裕、侍▯倪公岳、周公经皆送锦衣卫镇抚司，去衣笞二十。而倪体肥硕，去衣之时，尤増多口。后耿、倪二公皆为吏书，卒官；周为戸书，去位。一时有识谓三公皆时望，在位通不及十年，孰若下狱后从容以疾求去为优也？此所谓祼形就笞者与？
中庸
志淳居学宫时，见一官问“中庸”二字所出，曰：“中出尧之执中，庸出《易》之庸徳。”近观《周礼》大司乐，以乐徳教国子，曰：“中和祗庸孝友。”郑氏训庸为有常，则“中庸”二字，周公已全具于教矣。
覆杯
杜诗教児且覆掌中杯。虞注以覆为饮酒。尝见《家语》孔子问子路使者云：“醢之矣。”孔子遂覆醢。《韩非子》子路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使子贡徃覆其饭，则“覆”字之义明甚。而覆杯为不注酒，不待言。虞何以不攷？
礼服
辍耕録》谓元以妇人礼服曰袍，乃逹旦称汉人则曰团衫，南人则曰大衣，今自京师及天下皆称妇人礼服曰▯，岂沿习已深与？
生口
魏志·王昶传》注云：「任嘏与人共买生口，各顾八匹，则名牛、马、驴、骡为生口，旧矣。」
頼字
今人以物相质，不还曰頼。然《左传》：「今郑人贪頼其田，则頼之为义，亦有本矣。」
转注训
志淳防读解曰：转注如考老之类，假借如令长之类。窃疑令长以圏法之字多，故可言类；若考老则不见其类也，殊不能自决。近见王栢《正始之音》引长为长，长行为行，行为转注，而以考老之训为非，极为有理。乃知许慎以考老之类为转注，以令长之类为假借者，真误也。《四书大全》小注亦漫取之，不复致察，况初学之士哉？或疑如此，则转注似假借矣。殊不知假借如豪、能二字，本二兽也，假借之言人之有徳有才为豪、为能也。假借于本字无义意而借用之，转注于本字有义意而圈别之，故不同也。必如是，然后转注二字之解方明。转注者，转其声而圏注之也。且考老之类，今除二字，其类何在乎？以此见宋人之学犹精深于今。今人为举业所限，一得登科，再不事学矣，何由能精慱？盖《四书大全》之成，彼名一时者，亦只据许慎之谬，而不及王栢之説，则又无怪乎今之为举业者矣。
用私报
宋人尝拟张浚于孔明，周宻及他书辨之，明矣。复有一事，如私汪伯彦之引进，而与秦桧奏复其官，不知孔明可为此否？又秦桧既罢，黄龟年等论之，其奸着矣。其乞扈从，不许，髙宗犹在疑似之间也。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过以桧从汪伯彦学，而浚为伯彦所引进，故也。私意盘结，基祸如此，乃欲复讐中国，其可得乎？浚复言与之共事，始知其闇，非初不知，如胡安国也。溺于伯彦之旧，而昧于公也，亦非真知其闇也。后为桧逐而方有此言也。史信浚知桧闇之言，而察浚以私昧之于始，此岂浚之本心也哉？桧之奸恶，而才足济之，夫岂闇者？若曰闇于主和不肯复讐，以异浚见，亦其奸之至者，而顾以为闇，岂得其实乎？宜乎桧能倾浚，而中髙宗之意也。浚之起，桧于前，王次翁之保桧于后，其揆一也。
笼竹
杜诗「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稍」。虞注「桤」甚明，而不注「笼」。尝见《唐书·南诏传》：「吐蕃颙城将杨万波约降，事泄，吐蕃以兵五千守韦臯，将撃破之。万波与笼官防颙城以来。」又《旧唐书·吐蕃传》亦有「笼官太」、「笼官」之称。又《韦臯传》：「擒笼官四十五人，擒主笼官莭
译田防
《辍耕录》说田一双等于四亩，我因此看到《云南杂志》才知道。最近看到《唐书·南诏传》说田一双等于五亩，官府授予田四十双，那就是二百亩，而且与“招客先开四十双”这句话相合，恐怕陶宗仪偶然没有见到罢了。
大臣
王嘉担任丞相，因为劝谏董贤增加封地，触怒哀帝获罪。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圣明的君主对待大臣，在车上让他们坐在下面，自己坐着时为他们起身，他们生病时多次探望，进用他们以礼相待，罢退他们以义相送。现在王嘉的罪过虽然明显，但让大臣脱去衣服受鞭打，不是用来尊重国家的做法。由此看来，汉朝对待大臣，虽然有诛杀，但不如宋朝那样，然而礼遇他们也很厚重了。治平四年，礼部尚书耿公裕、侍御史倪公岳、周公经都被送到锦衣卫镇抚司，脱去衣服鞭打二十下。而倪公岳身体肥胖，脱去衣服的时候，尤其增加了众人的议论。后来耿、倪二公都担任吏部尚书，死在任上；周公经担任户部尚书，离任。当时有见识的人说，这三位都是当时的名望之士，在位都不到十年，哪里比得上入狱后从容地以疾病请求离职更好呢？这就是所说的脱去衣服受鞭打的人吗？
中庸
志淳在学宫居住时，见一个官员问“中庸”二字出自哪里，回答说：“中出自尧的执中，庸出自《易经》的庸德。”最近看《周礼》大司乐，用乐德教导国子，说：“中和祗庸孝友。”郑玄解释庸为有常，那么“中庸”二字，周公已经在教育中全部具备了。
覆杯
杜甫诗教儿子且覆掌中杯。虞注把覆解释为饮酒。曾经看到《家语》孔子问子路使者说：“醢之矣。”孔子于是覆醢。《韩非子》子路要在五父之衢给挖沟的人吃饭。孔子派子贡去覆他们的饭，那么“覆”字的意义很明显。而覆杯为不注酒，不用多说。虞注为什么不考证？
礼服
《辍耕录》说元朝把妇人礼服叫袍，达旦称汉人则叫团衫，南人则叫大衣，现在从京师到天下都称妇人礼服为〇，难道是沿袭习惯已经很深了吗？
生口
《魏志·王昶传》注说：“任嘏与人共买生口，各顾八匹，那么称牛、马、驴、骡为生口，很久以前就有了。”
頼字
现在人用物品互相抵押，不还叫頼。然而《左传》说：“现在郑人贪頼他们的田，那么頼的意义，也有根据了。”
转注训
志淳初读解释说：转注如考老之类，假借如令长之类。我怀疑令长因为圈法之字多，所以可以说类；如果考老则不见其类，特别不能自己决定。最近看到王栢《正始之音》引长为长，长行为行，行为转注，而以考老的训释为非，极为有理。才知道许慎以考老之类为转注，以令长之类为假借，真是错误。《四书大全》小注也随便取用，不再仔细考察，何况初学之士呢？有人怀疑这样，那么转注似乎假借了。殊不知假借如豪、能二字，本是两种野兽，假借之言人的有德有才为豪、为能。假借于本字无意义而借用之，转注于本字有意义而圈别之，所以不同。必须这样，然后转注二字的解释才明白。转注者，转其声而圈注之也。况且考老之类，现在除去二字，其类在哪里呢？由此看到宋人的学问还比现在精深。现在人被举业所限，一旦登科，再也不从事学习了，怎么能精通博洽呢？大概《四书大全》的完成，那些一时成名的人，也只依据许慎的错误，而不涉及王栢的说法，那么又难怪现在从事举业的人了。
用私报
宋人曾经比拟张浚为孔明，周密及其他书辩驳，明白了。又有一件事，如私汪伯彦的引进，而与秦桧奏复其官，不知道孔明可以做这个吗？又秦桧既罢，黄龟年等议论他，他的奸恶明显了。他请求扈从，不许，高宗还在疑似之间。因为张浚开始召赴行在，张浚起初不过因为秦桧跟汪伯彦学习，而张浚为汪伯彦所引进，所以。私意盘结，基祸如此，却想报复中国，怎么可能呢？张浚又说与他共事，才知道他的昏暗，不是起初不知道，像胡安国那样。溺于汪伯彦的旧情，而昧于公义，也不是真正知道他的昏暗。后来被秦桧驱逐才说这话。史书相信张浚知道秦桧昏暗的话，而考察张浚起初以私意昧于公义，这难道是张浚的本心吗？秦桧的奸恶，而才能足以济之，哪里是昏暗的人呢？如果说昏暗于主和不肯报复，以异于张浚的见解，也是他的奸恶至极，却认为他昏暗，难道得到实情吗？适宜秦桧能倾覆张浚，而中高宗的心意。张浚的起用，秦桧在前，王次翁保秦桧在后，其道理一样。
笼竹
杜甫诗“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稍”。虞注“桤”很明白，而不注“笼”。曾经看到《唐书·南诏传》：“吐蕃颙城将杨万波约降，事泄，吐蕃以兵五千守韦臯，将撃破之。万波与笼官防颙城以来。”又《旧唐书·吐蕃传》也有“笼官太”、“笼官”之称。又《韦臯传》：“擒笼官四十五人，擒主笼官莭
并坐
▯治中，北兵火筛防邉势甚猖獗。时钧阳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为兵书，朝廷特所倚重。命阅兵于教场，又命司礼监太监李荣同阅马，欲与李并坐徃返，言再三，荣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逓阅之。夫以保傅之官，掌大司马之柄，又值▯治之世，内臣之自尊犹若此，无怪乎汉唐之末造也。
迁狱
永昌文庙东有镇抚司，毎考讯搒掠声彻礼殿。志淳在学时，随类告迁于上司，皆难之后。常山樊公莹为御史，至永昌，佥以樊有清声，亟徃告焉，难之尤甚。时成化已未也，无何有内臣来镇守，伪好文，试徃告焉，即迁去。又无几何，有言于后之镇守者，又即迁于城之东，至今上下便之。夫前之居上者，贪污不事事宜，其难矣。樊以廉防著名，而于义事亦如此。诚使有制不敢擅迁，则内臣皆即日迁之，不闻在上以制非之者。使于事理当迁，又何以畏忌如是也。今御史廵按，归皆考以不推奸避事，方复道求其实，称此五字。以樊之名，或在歉已。
论人物
临川吴氏谓张留侯、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业不同，而同为百代殊絶之人物，遭时虽有异，易地则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説以立论，而非真知四人者也。盖武侯之出处与学力才识，殊非三公所能知，亦非三公所能及，此所以谓之三代以上之人物也。假曰不然，则请质之：三顾方起与相从于留者孰重？子弟死义于国与倡王诸吕者遗教孰得？才由于学，学由于静，与事黄石以智计名者孰正？身都将相而取信天下，与事女主而取愧于姨母者孰优？以益州之地而振动中国，司马氏畏服以世，与奉中国之大而困于西▯以币获免者孰愈？或曰：此所任有专否也？曰：所任有专否，正由于所蕴之不同。所蕴之不同，是以随时以就功名，而出处有不及。此正在所由之学术未精纯，而所飬之才力未充大也。学未精纯，才未充大，茍使三公处汉，未不免仕吴与魏，必不仕吴、魏，亦不过少优于法正、▯琬軰而已，何以同诸葛武侯哉？或又曰：留侯功业大，程子称其有儒者气象，识者尝以并论，恐不可少。则曰：程子取其去之知，而言其学，其正固非武侯比也。湏深思方得之，岂可袭人言以自诬哉？故曰：吴氏之言皆踵宋儒成説以立论，而非真知其人者也。
字义
妙好媺三字皆从女，儒、仙、佛三字皆从人。古人制字，固不可谓无意。至于人之所需，为儒人，为居山为仙人，而弗人为佛，其义意又各有在。
左右
左右之尚各説家不一，然观前汉百官表，十左庻长，十一右庻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则官次尚左与今同，但中犹在左下右上，今五军都督府与各卫所，则以中为尊矣。
子纠
程子以齐桓公为兄，子纠为弟。朱子取之。按《春秋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乱，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注：猛未逾年，称王，以猛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谊，茍宜立也，则纠虽未得国，成之为子纠；猛虽未得京师，成之为王猛。又按《荀子》曰：“齐桓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则子纠为兄。”在《春秋》《战国》皆然，当时必无误。至程子始以为弟，而朱子取之，莫考所自。窃意程子因孔子称管仲，而以召忽为匹夫匹妇之谅，无以释其意，故以纠为弟，而求合孔子谅忽而功仲之意。朱子至此章亦费力辨论，故不得不取程子之言以为据。然尽废当时之实，而以子纠为弟，恐亦不可。尝因是而求得，所以不必以子纠为弟，诬桓公为兄，而于孔子之言、《春秋》《荀子》之实，自不相病之论，此不暇载。
书二义
杜诗，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其意以学书为诗书之书矣。按《东方传》云：学书三冬，文史足用。乃今之字书，在汉则史书、篆、▯之类也。故曰文史足用。观其下曰：十五学撃剑，十六学诗书，则前三冬所学为字书可知。今为诗，率承杜误，以为诗书之书矣。
王孙
防诵王维“芳草年年緑，王孙归不归”之句，不
译并坐
〇治年间，北方敌军火筛防守边境的态势非常猖獗。当时钧阳人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身份担任兵部尚书，是朝廷特别倚重的人。朝廷命令他在教场检阅军队，又命令司礼监太监李荣一同检阅马匹，想要与李荣并排坐着往返交谈，说了再三，李荣竟然不答应。于是各自坐在一个幕帐中轮流检阅。像这样身为保傅之官，掌管大司马的权柄，又正值〇治盛世，宦官如此自尊自大，难怪汉朝和唐朝末年会出现那样的局面。
迁狱
永昌文庙东边有镇抚司，每次拷问审讯、鞭打虐待的声音响彻礼殿。志淳在求学时，曾随同众人向上级请求迁移镇抚司，都被推辞了。后来常山人樊公莹担任御史，来到永昌，大家认为樊公享有清廉的名声，急忙去告诉他，他推辞得更加厉害。当时是成化己未年，不久有宦官来镇守，假装喜好文学，试着去告诉他，立刻就迁移走了。又过了不久，有人对后来的镇守宦官说了这件事，又立刻迁移到城的东边，至今上下都感到便利。先前居上位的人，贪污腐败不处理公事，所以难以迁移。樊公以廉洁防备著称，但对于合乎道义的事情也这样推辞。如果确实有制度规定不敢擅自迁移，那么宦官们都会当天迁移，没听说在上位的人用制度来反对迁移。如果事理上应当迁移，又何必如此畏惧忌讳呢。如今御史巡按归来，都被考核是否推诿奸邪、回避事务，方才探求事实真相，称赞这五个字。以樊公的名声，或许有所欠缺。
论人物
临川吴氏认为张良、诸葛亮、狄仁杰、范仲淹功业不同，但同为百代中特别杰出的人物，遭遇的时势虽然不同，但交换位置也都一样。这都是根本依据宋儒的成说来立论，而不是真正了解这四个人。大概诸葛亮的出处与学问才识，绝非其他三公所能知晓，也非其他三公所能企及，这就是被称为三代以上人物的原因。假如说不是这样，那么请问：三顾茅庐才出山与跟随在留侯身边的相比，哪个更重要？子弟为国死义与倡导诛杀诸吕的遗教相比，哪个更得当？才能源于学问，学问源于静修，与凭借黄石公的智慧计谋成名相比，哪个更正统？身为都将相而取信于天下，与侍奉女主而让姨母感到羞愧相比，哪个更优秀？凭借益州之地而震动中原，司马氏世代畏服，与奉中原之大却困于西〇靠贿赂获免相比，哪个更好？有人说：这是因为所担任的职责有专一与否的区别吗？回答说：所担任的职责有专一与否，正是由于所蕴藏的才德不同。所蕴藏的才德不同，因此随着时势去成就功名，而在出处上有所不及。这正是在于所遵循的学术不够精纯，而所培养的才力不够宏大。学问不够精纯，才力不够宏大，假如三公处在汉代，难免会仕于吴国或魏国，即使不仕于吴、魏，也不过比法正、〇琬等人稍好而已，怎么能与诸葛武侯相比呢？又有人说：留侯功业伟大，程子称赞他有儒者的气象，识见的人曾经将他们并列讨论，恐怕不能轻视。那么回答说：程子取的是他离去时的明智，而言及他的学问，其正道确实比不上武侯。需要深思才能明白，怎么可以沿袭别人的话来欺骗自己呢？所以说：吴氏的话都是沿袭宋儒的成说来立论，而不是真正了解这些人。
字义
妙、好、媺三个字都从女部，儒、仙、佛三个字都从人部。古人造字，固然不能说没有用意。至于人的需求，成为儒者是为人，居住在山中成为仙人，而不为人成为佛，其意义又各有所在。
左右
左右崇尚的说法各家不一，然而查看前汉百官表，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那么官位崇尚左与现在相同，只是中还在左之下右之上，现在五军都督府与各卫所，则以中为尊了。
子纠
程子认为齐桓公是哥哥，子纠是弟弟。朱子采纳了这个说法。查《春秋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室发生动乱，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秋。刘子、单子让王猛进入王城。注解说：猛没有超过一年，称王，是因为认为猛适宜被立为君。所以《春秋》的道义，如果适宜被立，那么纠虽然没有得到国家，成就为子纠；猛虽然没有得到京师，成就为王猛。又查《荀子》说：“齐桓公先前的事，则是杀兄而争夺国家，那么子纠是哥哥。”在《春秋》《战国》中都是这样，当时必定没有错误。到程子才开始认为他是弟弟，而朱子采纳，不知来源。我猜想程子因为孔子称赞管仲，而以召忽为匹夫匹妇的小信，无法解释自己的意思，所以认为纠是弟弟，而寻求符合孔子轻视召忽而功绩管仲的意思。朱子对此章也费力辩论，所以不得不采纳程子的话作为依据。然而完全废弃当时的实情，而以子纠为弟弟，恐怕也不可以。曾经因此求得，所以不必以子纠为弟弟，诬蔑桓公为哥哥，而与孔子的话、《春秋》《荀子》的实情，自然不相妨害的论述，这里来不及记载。
书二义
杜诗，古人已经用过三冬，足以年少今开万卷余。其意思是以学书为诗书的书了。查《东方传》说：学书三冬，文史足用。乃是现在的字书，在汉代则是史书、篆、〇之类。所以说文史足用。看下面说：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那么前三冬所学的为字书可知。现在写诗，大都承袭杜诗的误解，以为是诗书的书了。
王孙
防诵王维“芳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的诗句，不
长杨
唐人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只以长杨为宫名，故不可晓。后值今乔礼书希大为太常少卿，祀西岳，为予言亲歴其地，有杨数株犹在阁基之西，非宫名也。
南园漫録卷五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南园漫录》>
钦定四库全书
南园漫録》卷六明张志淳撰文姜
防时读《春秋》，至于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便不可晓。及长而问之，治《春秋》者，不过本胡氏説，以先书夫人孙于齐及哀姜薨于夷，齐人以归，为谨之于始而已。恐是説终牵强不可通也。夫以文姜之通兄弑夫，其滛恶与武瞾埒，而圣人书法仅仅若此。朱子谓平生不敢説《春秋》，又谓《春秋》自难理，防其谓是夫？
因革义
自三皇五帝、三王皆建号，唯秦政自以为徳兼三皇、功过五帝，遂称皇帝。自三代以上皆封建，唯秦政遂罢侯置守。自汉髙以上皆无年号，唯汉武帝始立年号。夫秦皇汉武，皆公论所不与，其所建置则后世不可易者如此。岂非其人则非其计？则是所以足为后世法耶？又唐、虞、夏、啇、周、秦、汉、晋、隋、唐、宋皆以封国之名建有天下之号。元有天下，其初仍旧号，▯古后，其臣始仿拓防改姓之意，而为有天下之号，曰元，且征引唐虞之字，以就其以义立号之説。至皇朝继之，因亦以义立号，而万世不可昜易。大随时之义，书垂善无常主之训。大学憎而知其善，其此之谓也。不然，春秋书天王，而石勒之僣王为是；有虞以氏号而覇先之号陈为得矣。此岂易言也哉？此岂易识也哉？
防子
或问朱子以武王既诛纣矣时防子为纣兄又贤立以为君夫岂不可朱子不答愚以为使武王如或人之见则武王不足以为圣人矣盖圣人之心大公无我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天之生纣已絶啇命矣武王奉天敢昧此意以利其名哉又当时八百之诸侯同奉周矣武王复立防子则八百之诸侯可能聼武王以立防子哉借曰聼武王而立防子矣则四海之民讐纣者可能帖然而安乎况已诛天子再复臣位虽以武王之圣能处之无嫌而周之公刘后稷之业子孙百世之计九州四海之乱有不自我而作乎或曰观书经旅啇士之文告则民犹思商自苏氏以为在周为顽在商为良遂沿习莫考夫不靖者皆纣之党也溺纣之荒▯逸乐以有位于朝者何啻飞廉軰数人而已哉此其党与实繁有徒所以诱惑齐民又不可胜计也乃指为在商为良岂不误哉夫民则去恶归善也士则假善恣恶也若以为真而与之则乱从兹起不但公刘后稷不血食而贻祸罔极武王殆亦宋襄之流矣天命人心之去留圣人精义入神之大用于斯焉在此岂胶固浅见所能测乎或疑莾操懿温之贼得斯説而肆是不然公私理欲诚伪之不同而已尝疑朱子之不答意盖在此
无间言
汉《杜邺传》谓孔子善闵子骞，能守礼不茍，从亲之所行无非理者，故人无可间也。顾又不及昆弟，其亦以是而无间与？如此解，则闵子之为孝尤大矣。然终过于求深，但视今之为举业学者，口耳循习中无所知，则优矣。
诸葛堰
城南八里有堰，溉田甚广，旧名诸葛堰。毎嵗脩堤，竹木为害特甚。成化戊子，髙邮朱御史暟以▯易之，迄今无扰，可谓才而惠矣。今祠于名宦。
刚明
华容王户侍俨在部时，值考察京官，而吏部与都察院皆虑致怨，则决于其长。时戸书正缺，王慨然任之。独戸部所黜属官最多，竟亦无怨之者，可谓刚明矣。后王两被劾于言官，人疑其为此，王曰不然，兹有由。吾廵抚河南，藩司以脩黄河嵗用之夫银请曰：「夫当分送某内臣、某阁老、某尚书侍郎」，吾允之，仍旧而已。布政某初亦不计，灵寳许戸侍初罢官家居也，其二子皆居言路，所以毎劾由此。词气和平，殊可敬也。
人事
予为验封主事，见司务防遣吏送布按府书帕，因谓二僚曰：「此加诸文选考功，犹有谓于吾軰何居？」一僚曰：「此何足计？」二司正郎此时已有织金币二矣。予以尝任文选主事，亦皆如此，笑曰：「正郎行事，主事岂容知耶？」再任稽勲员外郎，又值司务送书帕，
译长杨
唐代人朝元阁上，西风急骤，都吹入长杨林化作雨声。只因将长杨当作宫名，所以无法理解。后来恰逢今乔礼书希大担任太常少卿，祭祀西岳时，他对我说亲自到过那个地方，有几株杨树还在阁基的西边，并不是宫名。
南园漫录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南园漫录卷六 明 张志淳 撰文
姜防
当时读《春秋》，读到“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时，便无法理解。等到长大后询问，研究《春秋》的人，不过是依据胡氏的说法，认为先记载夫人孙于齐以及哀姜薨于夷，齐人将其送回，只是为了在开始时谨慎罢了。恐怕这种说法终究牵强不通。像文姜那样与兄长私通、杀害丈夫，她的淫恶与武则天相当，而圣人的笔法仅仅如此。朱子说平生不敢解说《春秋》，又说《春秋》本身难以理清，他说的就是这个吧？
因革义
从三皇五帝、三王都建立称号，只有秦始皇自以为德行兼有三皇、功业超过五帝，于是称皇帝。从三代以上都实行分封制，只有秦始皇于是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从汉高祖以上都没有年号，只有汉武帝开始设立年号。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公论所不赞同的，但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却是后世不可改变的，像这样。难道不是其人不可取而其计可取吗？那么这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吗？又唐、虞、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都以封国的名称建立天下的称号。元朝拥有天下，起初沿用旧号，后来，其臣子开始模仿拓跋氏改姓的意思，而建立天下的称号，叫作元，并且征引唐虞的字，来成就其以义立号的学说。到了本朝继承它，也因而以义立号，而万世不可轻易改变。大体顺应时势的意义，书写垂示善无常主的训诫。《大学》说憎恶他而知道他的善，说的就是这个吧。不然，春秋记载天王，而石勒僭越称王就是对的；有虞以氏为号而霸先的号陈就是得当的了。这哪里是容易说的呢？这哪里是容易认识的呢？
微子
有人问朱子，武王已经诛杀纣王了，当时微子是纣王的哥哥又贤能，立他做君主，难道不可以吗？朱子不回答。我认为如果武王像那个人的见解，那么武王不足以成为圣人了。大概圣人的心大公无私，圣人的道与时势一起前行，上天降生纣王已经断绝了商朝的命数，武王奉行天命，敢忽视这个意思来求取自己的名声吗？又当时八百诸侯共同拥戴周朝，武王再立微子，那么八百诸侯可能听从武王立微子吗？假使听从武王而立微子，那么四海之民仇视纣王的，可能安然安定吗？况且已经诛杀天子，再恢复臣位，即使以武王的圣明，能处理得没有嫌疑，而周朝公刘、后稷的基业，子孙百世的计谋，九州四海的动乱，有不从我这里兴起的吗？有人说，看《尚书》旅商士的文章，百姓还思念商朝，自从苏氏认为在周朝为顽劣，在商朝为良善，于是沿袭这个说法没有考证。那些不安定的人都是纣王的党羽，沉溺于纣王的荒淫逸乐而在朝廷有职位的，何止飞廉等人而已呢？他们的党羽确实众多，所以诱惑平民，又不可胜数。却指他们在商朝为良善，难道不是错误吗？百姓是去恶归善的，士人是假借善行恣意作恶的。如果认为他们是真的而给予他们，那么动乱从此兴起，不但公刘、后稷不能享受血食，而且遗祸无穷，武王大概也是宋襄公一流的人了。天命人心之去留，圣人精义入神的大用，就在这里。这哪里是胶固浅见所能推测的呢？有人怀疑曹操、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之贼得到这个说法而放肆，不是这样，公私、理欲、诚伪的不同而已。曾经怀疑朱子不回答，意思大概在这里。
无间言
汉代《杜邺传》说孔子赞赏闵子骞，能守礼不随便，跟随父母所行的没有不合道理的，所以人无可挑拨。顾又不及昆弟，其亦以是而无间与？如此解，则闵子之为孝尤大矣。然终过于求深，但视今之为举业学者，口耳循习中无所知，则优矣。
诸葛堰
城南八里有堰，灌溉田地很广，旧名诸葛堰。每年修筑堤坝，竹木为害特别严重。成化戊子年，高邮朱御史暟用其他材料替代，到现在没有困扰，可谓有才能又施恩惠了。现在在名宦祠祭祀他。
刚明
华容王户侍俨在户部时，正值考察京官，而吏部与都察院都担心招致怨恨，于是决定由其长官决断。当时户部尚书正空缺，王慨然承担此事。唯独户部所罢免的属官最多，最终也没有怨恨他的人，可谓刚明。后来王两次被言官弹劾，人们怀疑是因为这件事，王说不然，这有原因。我巡抚河南时，藩司以修黄河每年使用的夫役银请示说：“夫役应当分送给某内臣、某阁老、某尚书侍郎”，我答应了，只是沿袭旧例而已。布政使某起初也不计较，灵宝许户侍刚罢官居家，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言路，所以每次弹劾由此而来。言辞语气平和，很可敬。
人事
我担任验封主事时，见司务派遣吏员送布按府书帕，于是对两个同僚说：“这加诸文选考功，对我们这类人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同僚说：“这哪里值得计较？”两个司正郎此时已有织金币二了。我因为曾经担任文选主事，也都是这样，笑着说：“正郎行事，主事岂能知道呢？”再任稽勋员外郎，又正值司务送书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