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日斋丛抄卷一

译辛未日，首次下令由国子监校订《九经》，雕刻印版出售。又说：“自从唐末以来，各地的学校荒废断绝，蜀地的毋昭裔拿出私财百万建立学馆，并且请求刻版印刷《九经》，蜀主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蜀中的文学再次兴盛。”又说：“唐明宗在位时，宰相冯道、李愚请求让判国子监田敏校订《九经》，刻版后出售，朝廷听从了。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日，印版完成，进献给朝廷，从此即使在乱世，《九经》也流传得很广。”这里说宰相请求校订《九经》印刷出售，应当是长兴三年的事，到这时二十多年才办成。田敏作为后汉出使楚国的使者，借道荆南，将印本《五经》赠送给高从诲，推测在广顺以前，《五经》先已完成。王仲言《挥麈录》说：“毋昭裔贫贱时，曾向朋友借《文选》，那人面露难色。毋昭裔发愤，心想日后若显贵，应当刻版印刷，赠送给学者。后来他在前蜀做宰相，于是实践了诺言，刊刻了《文选》。印刷发行书籍，首创于此，此事记载在陶岳的《五代史补》中。后唐平定蜀地后，明宗命令太学博士李锷书写《五经》，仿照蜀地的做法，在国子监刻版，这是国子监印书的开始。”仲言自己说：“家中有李锷书写的印本《五经》，后面题写长兴二年。”现在史书记载：长兴三年，中书省奏请依照石经文字刻制《九经》印版，朝廷听从了。其他书籍记载冯道取用西京郑覃所刊的石经，雕刻为印版，那么就不是李锷书写、仿照蜀地制作，或许是另一个版本。《金石录》又说：“李鹗，五代时官至国子丞，《九经》印版大多由他书写，前辈们颇为珍视。”鹗就是锷。《猗觉寮杂记》说：“雕版印刷文字，唐以前没有，唐末益州才开始有墨板，后唐才镂刻《九经》，全部收集民间所藏的经史，以镂刻的印版为准，见于《两朝国史》。”这说明印书已经始于唐末了。查看柳氏《家训》序言：“中和三年癸卯夏，皇帝车驾在蜀的第三年，我任中书舍人。休息日，我在重城的东南阅读书籍。那些书多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还有字书小学，大都是雕版印纸，浸染得难以完全辨认。”叶氏《燕语》正以此证明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说：“雕版印刷、收集典籍，唐人尚未盛行，自从冯瀛王开始印刷《五经》，此后典籍都成为印本。”大概唐末逐渐有了印书，只是未能盛行，于是人们认为始于蜀地。正当五代战乱之际，经籍才有所依托而流传四方，上天不使斯文断绝，确实如此！

译宋朝宫殿中举行盛大宴会时，有蛮人牵着金狮子，设置在两根柱子之间。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请北方使臣，雪后初晴，阳光照射在殿门之上，乐语辞写道：“香炉中狻猊吐出的香烟袅袅，与彩仗间的瑞烟混杂；鳷鹊观上的积雪尚未完全消融，初升的太阳照耀在金铺之上。”这是周必大（益公）记载行都（临安）往事的内容。旧都汴京的紫宸殿中有两只金狻猊，大概是用来焚香的香兽，所以晏殊（晏公）在《冬节诗》中写道：“狻猊相对而立，香烟从中穿过；鸑鷟交相飞翔，组绣鲜明光亮。”如今出使到北方朝廷，通常都能看到这种金狮子，这是陆游（陆务观）追忆东都（汴京）往事的内容。范成大（范至能）在《揽辔录》中记载，两柱之间有吐出香气的金狮子，查考赵大防的《北行日录》记载有金香狮、金龙山各两只，这一定是陆游所说通常能见到的东西，只是没有详细记载周必大所记述的情况是怎样的。

现在所谓的“挂罳”，其名称在传抄中多有不同。《平园游山录》记载副使赠送步障两个，俗名叫画狮，大概是北方人用毡毯装饰并画上狮子形状，所以这样称呼。有人说名叫挂罳，洪迈（洪景卢）建造话私小阁，名叫借春，见于他的诗中写道：“居然在丈室中巧妙裁剪，截竹作为柱子不染尘埃。”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挂罳？赵彦卫在《闲记》中说：“绍兴末年，我在宫中值班，宦官用细竹编成笼子，用画着风云鹭鸶的布做枕屏，当时号称画丝，喜好新奇的人放大了它的规格，用在酒席上挡风，在野外便于围坐，有人因为名字不雅致，改称为挂罳。”又说：“这东西出自边境，称为话私。乾道年间，使者曾经寻求它的骨架，结果并非如此，而且把‘话’当作言语，是南方人的方言，不是壮族语言。”查考崔豹《古今注》：“罘罳，就是屏风。罘，是复的意思；罳，是思的意思。臣子朝见君主走到屏风外，在下面反复思考要奏报的事情。”颜师古注解说：“是连接宫阙的曲阁，用来覆盖重重雕刻的墙壁之处，它的形状像罘罳一样，一说就是屏风。”郑玄对《礼记》的注解说：“屏风，叫做树，现在叫浮思，在上面雕刻云气、虫兽，就像现在宫阙上所做的那样。”《广雅》说：“复思，叫做屏风。王莽毁坏渭陵园门的罘罳，说让百姓不再思念汉朝。”唐代苏鹗《演义》称：“罘罳，用丝编织而成，像罗纹交错的样子，设置在宫殿屋檐门户之间。”又《文宗实录》记载：“甘露之变时，群臣奉皇帝从殿北门出去，撕裂罘罳而去。”《酉阳杂俎》称“上林苑中多把殿榱桷上的护雀网称为罘罳”，那么汉代把屏风称为罘罳，唐代把殿间的网称为罘罳。从字形考证，这两个字都从网，有网的含义。汉代的屏风大概也有绳索作为限制，现在说挂丝，只是说把丝挂在竹骨上，如果用罳字，也是取罘罳的含义，其实就是一种围屏。《开宝遗事》记载：“长安的男女，遇到名花，就用裙子互相插挂作为宴饮的帷帐，这是它的起源。”苏轼任汝阴太守时，用帷幔做成择胜亭，也是这个意思。赵彦卫由挂罳联想到罘罳，如果要考证这件事，那么程大昌的《演繁露》更为详细：“制度大概有五种：第一种，郑康成引用汉代宫阙来阐明古代屏风，并说上面雕刻云气、虫兽的，是《礼记》疏文中‘屏风是天子宫庙的装饰’，郑玄说：‘屏风，叫做树，现在叫浮思，雕刻云气、虫兽，就像现在宫阙上所做的那样。’第二种，颜师古的注解，本于郑玄的说法，兼论屏风和宫阙，而对宫阙楼阁论述更详细。《汉书》记载：‘汉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的罘罳发生火灾。’颜师古说：‘罘罳，指连接屏风的曲阁，用来覆盖重重雕刻的墙壁之处，它的形状像罘罳，一说就是屏风。’第三种，汉人把罘罳解释为复思，虽然没有具体的形制，但特别附加了意义，说：臣子朝见君主走到罘罳下而反复思考。直到王莽挖去汉陵的罘罳，说让百姓不再思念汉朝。第四种，崔豹《古今注》模仿郑玄的意思，但不清楚细节，于是分析为两种，宫阙自是宫阙，罘罳自是罘罳，说：‘汉代西京的罘罳，用木板拼合而成，也用土筑成。’详察崔豹的意思，认为用土筑成的是宫阙，用木板拼合的是屏风。又解释宫阙说：‘上面都涂上红白颜色，下面都画着云气仙灵、奇禽异兽，以昭示四方。’第五种，唐代苏鹗认为是网户，《演义》说：‘罘罳，字是象形。罘，是浮的意思。罳，是丝的意思，指编织丝文的轻疏浮虚的样子，大概是宫殿窗户之间的网。’这五种，其形制和意义都不可废弃。所谓罘罳，是雕刻物象，附着在板上，取其疏通连缀的形状而显得罘罳然，所以叫浮思。用这种雕刻，施用于庙堂屏风，覆盖宫寝阙阁，并不是另外有一种物体，原本没有附着，却单独名叫罘罳。至于不用拼合木板雕刻，而结网代替，用来蒙盖门窗，使虫雀不能穿入，则另名叫丝网。所有这些，虽然设置的地方不同，作为罘罳，从未有过差异。郑康成大概是根据他所见的汉代制度而言，没有对先秦进行考证。宋玉说‘网户朱缀刻方连些’，用木头做门，上面刻成方纹，互相连缀。朱，是它的颜色；网，是它的形状。想象它的形制，那么罘罳就像在眼前一样。宋玉所称的网缀，汉人认为是罘罳，意义是一样的。崔豹说用木板拼合而成，那么就可以雕刻连缀，而符合罘罳的意义。说用土筑成，在上面绘画形象，怎么会有轻疏罘罳的形象呢？况且汉文帝时，东阙的罘罳曾经发生火灾

译罢了，如果画在坚实的土墙上，火怎么能造成灾害呢？由此可知颜师古的说法可以依据。杜甫说：“毁坏宗庙时天降大雨，焚烧宫殿时火光彻夜通明。罘罳在早晨一同坠落，枪桷在夜晚一起倾塌。”这正与汉代罘罳遭火灾的情况相吻合。苏鹗引用《子虚赋》中的“罘网弥山”，证明“罘”应当是“网”；又引用“甘露之变”中“断罘罳裂去”的记载；还引用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中的“罘罳昼卷，阊闾夜开”。于是他认为自古以来“罘罳”都是指网，这是错误地用唐代的制度来主观推测古代的情况。《大业杂记》记载：“乾阳殿南面的窗轩，垂挂着红色的丝线网络，下端距离地面七尺，用来防止飞鸟。”这才是真正在窗户上设置网，而且可以卷起、可以撕裂。这是唐代沿袭仿效的做法，并非古代的制度。唐代虽然借用古代“罘罳”的词语来说明网户，但正因为这种借喻，使得其形状更加显著。”程氏的说法已经完备了。看赵彦才对杜诗的注解，所引用的材料不出于此，他大致说：查考：苏鹗《演义》称：“罘罳，是用丝编织而成的。”于是引用《文宗实录》中甘露之祸时裂断罘罳的记载。又引用杜甫诗句“罘罳朝共落”，又引用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中的“罘罳昼卷”，认为这些都不是曲折阁楼屏障的意思，反而认为崔豹、颜师古等人是大错特错。又查考：《酉阳杂俎》称“上林苑中多把殿宇梁柱上护雀的网称为罘罳”，其浅陋错误就是这样。于是引用张揖《广雅》说：“复思，叫做屏。又王莽喜好时日小数，派使者毁坏渭陵延陵园门的罘罳，说：让百姓不再思念汉朝。”又引用鱼豢《魏略》中“黄初三年，在诸门阙外修筑罘罳”作为证据，反而认为丝网的说法是大谬。两种说法都讲得通，认为它是网，那么是用绳子制作的，设置在宫殿檐柱之间，像苏鹗所说的那样是对的。认为它是屏，那么是用木头雕刻制作的，设置在城角门阙之上，像段成式所说的那样是对的。两种说法中，段氏的观点更为优胜，查考《五行志》注说：“罘罳，是阙上的屏风。”《玉篇》说：“罘罳，是屏风，树立在门外。”又说：“罘，是捕兔的网，只是屏风上雕刻而成，其形状像网罟的样子，所以叫做罘罳。读音为浮思，是取反复思念的意思。”况且汉代西京的罘罳，有的用木板合成，有的用泥土筑成，每个门阙殿舍前面都有。如今郡国官署厅前也树立着，所以宋祁诗中说“秋色净罘罳”，都是这个意思。又看洪庆善《辨证》，也把结网和间屏说成是罘罳的两种含义，杜甫诗大概是指殿檐之间的。罘罳，大致上汉代和唐代制度不同，挂罳又出现在近代，本来应当另外讨论，用来附会疏通连缀的意思，而编竹交错，几乎像网户，称为罳的，也讲得通。

译《礼记·檀弓》说：“幼年取名，成年取字，五十岁后以伯仲相称。”孔颖达解释说：“人出生三个月后取名，所以叫幼名。二十岁行冠礼，具备为人父的德行，同辈之间不能再直呼其名，所以冠礼后加字。到了五十岁，年老更受尊重，又舍弃二十岁时的字，直接用伯仲来区分。”《士冠礼》中，二十岁时已有“伯某甫、仲叔季”的称呼，那时虽然称伯仲，都配合“某甫”一起使用，而说到五十岁，则是直接称呼伯仲。朱熹说：“到了五十岁就称伯仲，去掉后面的两个字，就像现在人不敢直呼尊者，称呼为几丈之类，这是不能用字来尊称了。”《玉藻》说：“士在君主面前说话，如果大夫已经去世，就称其谥号或字，直呼士的名。与大夫交谈，直呼士的名，称大夫的字。”在君主面前，士称名而大夫称字，字更尊贵；等到与大夫交谈，也称大夫的字。虽然孔颖达说提到其他大夫时，称呼字是卑下的，大概也是认为字更尊贵。马永卿任亳州永城县主簿，初次拜见刘器之谏议。刘问：“王巩还好吗？”马回答：“王学士安乐。”后来刘公任县令，说新来的主簿可教，后辈不称呼前辈的表字，这才得体。《童蒙训》说：“世家大族中只有晁氏，群居相处时，称呼外姓尊长必定说某姓第几叔或兄，各位姑母、尊姑的丈夫必定说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从未敢称呼他们的字。”又说：“荥阳公的外弟杨公讳□宝，与他人交谈，提到荥阳公，只说内兄，或者说侍讲，从未敢称字。”《舍人杂志》说：“张正素先生子厚名□，是东莱公的从表兄，比东莱公大十馀岁，写信从未称字。杨器之大夫名□，实际上是荥阳公的表弟，在东莱公这一辈中是尊长，给东莱公写信，也从未称呼字。”从前俗人视杨应之学士为尊长，在朝廷中称呼应之，应之回头不应答，荥阳公认为应之应当如此。可见卑下者不敢称尊者的字，尊者固然也不称卑下者的字。所以吕进伯驱逐门客，说称呼小子的字，怎么能做别人的老师？而在应酬世事的变化中，也说字是朋友间的职责。曾见前辈不称呼后辈的字，后辈固然也不敢称呼前辈的字。气质类别不同的人，也不互相称呼字。三四十年来，才开始有称呼后辈字的情况，终究是因为字代替名，是成人的礼仪，尊者怀疑这是斥责，卑者且不敢当，只有朋友之间没有尊卑之分可以称字。李文公《答朱载书》论述此事，书中说：“古人交往有等级，轻重有礼仪。如老师对学生则称名，对朋友则称字而不称名。向老师提及，即使是朋友也称名。孔子在郑国以兄礼事奉子产，在齐国以兄礼事奉晏婴，《平仲传》说‘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又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子夏说‘言游错了’，子张说‘子夏怎么说’，曾子说‘堂堂乎张也’，这是朋友称字而不称名的验证。说朋友称字而不称名，正是孔子认为同辈不可呼名而加字的道理。”《颜氏家训》说：“名用来正体，字用来表德。名最终要避讳，字却可以作为孙辈的姓氏。孔子的弟子，记事者都称仲尼。吕后微贱时，曾称高祖为季。到了汉代袁种，称其叔父为丝。王丹与侯霸的儿子交谈，称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避讳字，江北士人完全分不清，名也呼为字，字也因呼为名。尚书王元景兄弟，都号称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概避讳，其余不足怪了。”又《续家训》说：魏常七岁时，父辈造访，问林伯先是否在，为何不拜？伯先是父亲的表字。林说：“临子称父的字，有什么可拜的？”庾翼的儿子爰容曾拜访孙盛，见到盛的儿子放，问：“安国在哪里？”放回答：“在庾稚恭家。”大概放因为爰容是客人称其父的字，也称其父的字。然而王丹面对侯昱而称其父的字，侯昱不以为嫌。况且字可以作为孙辈的姓氏，古代尊卑通称。《春秋》记载纪季姜，大概季是字。杜预说：“书字，是伸张父母的尊贵，以称字为贵。”说儿子避讳父字，不是避讳，而是称其父字于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当，也是适宜的。颜氏举出字可以作为孙氏，到董氏《续训》衍生并记录，其论述称字的尊贵，之推既据古以证后来，诸老辨此加详。王安石《序石仲卿字》，认为成人则贵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贵而不失其所以贵，乃尔其少也”。石林叶氏说：“孔子虽任大司寇，但只称仲尼，哀公诔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都是周的卿士，而山甫、吉甫犹通称，或许也是以字为重吗？”陆务观《笔记》：“字，所以表其人

译这样的德行，所以儒者称夫子为仲尼，并非轻慢。先左丞每次谈到荆公，只称介甫。苏季明记载张横梁的事，也只称子厚。”左丞，指的是农师。鹤山魏氏尤其主张这种说法，他的《记常熟县学》中有这样的话：“从前柳宗元说《论语》所记载的弟子必定称字，只有曾子、有子不称字，于是认为这本书出自曾门，大概是因为称字轻而称子重。起初我也认为这样，等到考察孔门的训诫，才知道称字是最尊贵的。大概称字和称子，都可以兼用。比如门人对孔子，进见时称子不敢称字，退下后称仲尼而不称子。其次也有既称子又加氏的，像闵子骞等不止一两个人，或者称子，或者称字的，又有好几个人。然而冉有、子弓直到子游、子夏，最号称是高弟，称字而不能称子。有子、曾子，称子而不能称字。就这两者来比较，那么称字更尊贵。因为称子虽然有师道的称呼，但连缀在氏后面的，不过是男子的美称罢了。所以《孝经》称仲尼的字而称曾子的子，《礼运》称仲尼的字而称言偃的名。至于子思称其祖父的字，孟子称其师之祖父的字，流传到现在人称仲尼的，没有人敢怀疑。称字既然尊贵，那么即使是孟子作为亚圣也不能以字行世，不仅如此，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称字而不称名的只有十二个人。而子游、子夏等弟子的门人，也都各自称其老师的字，相承到汉初，仍然不敢轻易以字许人。”《答张行甫书》说：“古人称字最不轻率，《仪礼》规定：子孙对祖父母、父母都称字。孔门弟子多称夫子为仲尼，子思是孙子，孟子又是子思的弟子，也都称仲尼，汉、魏以后只称仲尼，即使今人也称他，而人们不觉得奇怪。子游、子夏的门人都称其老师的字，汉初只有子房一个人得以称字。中古时期有称其伯父、称其祖父字的，近世还有后学称呼退之、儿童诵读君实的。现在称胡子仁仲、张子敬夫、朱子元晦，这是尊敬到了极点。”《答罗愚书》说：“古人以称字为重，即使孔门弟子和子思都称孔子为仲尼，称字与称谥相似，都是人们通用的称呼。现在人称前辈的字，于是认为不是这样。”《题韩氏墓志后》说：“有人问：‘先贤可以称字吗？’回答说：‘如果采用孔门弟子和子思、孟子称仲尼的例子，那么称先贤的字已经过分了。’”所有这些都在推崇称字非常尊贵。洪景卢说：“《论语》所记载孔子与人谈话以及门弟子，并对着那人问答，都直呼其名，没有称字的。即使是颜回、冉雍这样的高弟，也称回、称雍，只有到了闵子才独称子骞，整本书没有损害名的情况。从前贤者说《论语》出自曾子、有子的门人，我猜想也出自闵氏，看所说闵子侍侧的言辞，与冉有、子路、子贡不同，就可以看出来了。”他的说法正是魏氏所说的子游、子夏的门人各自称其老师的字。周益公怀疑无巳作《王平父集序》，称欧公的字，至于子固，则称南丰先生，无巳师从南丰，尊敬他，是应当的。尊敬他的父亲而轻视他的祖父，为什么呢？唐立夫说：“天下都称欧永叔，无巳何必尊敬他？至于传道的老师，则不可以不区别。”由此可知以称字为天下通用的称呼，如果达不到所尊敬的人而尊敬他，特别对待他的老师，凭借私人的敬意，没有比称字更过的了。大概参酌古今而论，那么在临文记事时，尊者称之以字，并非不敬，而在应对之时，书信之间，则对朋友称字，采纳吕氏的说法是可以的。世俗远离古法，只知道不可以称字，而改以号称，还不可以。何况不仅对不可称字的人如此尊敬，所以杂记于此，希望后来的人知道称字之所以尊贵啊。

译乾道年间，陆游选取家中收藏的前辈书法墨迹，在嘉州荔枝楼下刻石，命名为《宋法帖》。我得到了它的拓本，其中有陈文惠公的书信，开头说“尧佐白”，后面又说“希元再拜”。希元是陈文惠的字，在书信中自称字，这让人无法理解。黄伯思的《法帖刊误》中说：“柳公权给弟弟的信，没有说‘诚悬呈’，人们大多对此感到疑惑。因为颜师古注释《汉书》丞相张衡传时说‘字是用来表彰德行的’，难道是人可以自称的吗？还是不应该称字？然而我曾看过王羲之的《敬谢帖》，他自己说：‘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中卢循给慧远的信，自己说‘范阳卢子先叩头’，那么古人称字，大概也是有的。”黄伯思精通考古，根据他的辨析，知道陈文惠称字是没有疑问的。查考《汉书》张晏注说：“匡衡，小时候字鼎，长大后才改字稚圭，世上流传的匡衡《与贡禹书》，上面说‘衡敬报’，下面说‘匡鼎白’，知道这是他的字。”颜师古认为“张晏的说法牵强附会，即使真有这封信，也是后人看到传文中说‘匡鼎来’，不明白它的意思，胡乱编造匡衡的书信说‘鼎白’罢了。字是用来表彰德行的，难道是人可以自称的吗？”黄伯思所引用的颜师古注，是说《西京杂记》中记载：“鼎，是匡衡的小名。”如果陈文惠前名后字，或许是效法汉人的做法。

前辈给子弟取名字，大多不能立刻理解。李邯郸将要给三个儿子取名，期望一定使用含有“三”字的经书语句，又一定要四个字成文，第二、三个字都是仄声，第四个字是平声，然后取第二、第四个字作为名字。长子叫复圭，取自“三复白圭”；次子叫寿朋，取自“三寿作朋”；幼子唯独没有合适的，于是从佛经中取“三德苾刍”，取名为德刍。项平甫从曾仲躬侍郎那里得知此事，王仲言也记载了这件事，但认为寿朋是长子。贺方回的两个儿子，叫房、回廪，在文字上“房”从“方”，“廪”从“回”，大概是把父亲的字寓含在两个儿子的名字里。常子然，本是河朔地区的农家，一个村子有几十百家都是常氏，大多不通谱系，常子然既然做了御史，全村人的名字都从玉字旁，即使是跑腿的仆役也是如此，常子然于是给儿子取名为任、佚、美、向，指的是周任、史佚、子美、叔向，意思是让人不可效仿。蜀地鲜于氏给四个儿子取字，长子叫可，次子叫吕，次子叫叅，次子叫噩，从一口到四口。贺、常的事见于《老学庵笔记》。项平甫又记载孙和甫枢密给四个儿子取名为朴、埜、戆、悫。韩蕲王给四个儿子取名为朴、直、古、质。唐代吕渭的四个儿子叫温、恭、俭、让。这则是古人给儿子取名，意义以教育训诫为重。宋代谢庄的五个儿子：□、朏、颢、□、瀹，世人说谢庄以风、月、景、山、水给儿子取名。或许是后人推测他们的偏旁：尔惟汉史恭的三个儿子：高、曾、玄，用世次相隔的称呼，连名在兄弟之间，为什么呢？

古代称公，有不以爵位为依据的。如董公、吕公、夏黄公、东园公、盖公、泄公、申公、毛公、吴公，大概是因为他们老成持重而受到尊敬，这些老人历经秦汉之间，年纪已经很大了。司马德操比庞德公小十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称呼他为庞公，可见是尊称。即使于定国的父亲是狱吏决曹，也称于公，正是要年高德劭受到推崇。只有史书在夏侯婴身上称滕公，当时他是滕令，后来才赐给侯爵，《汉书》说：“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这还按：原本脱此五字，今据《说郛》补入。项羽所派的薛公、郯公，或许是以县令、县长称公为例。孔融报告高密县为郑康成立郑公乡，有话说：“从前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都是汉朝的名臣。又有商山四皓，有东园公、夏黄公，隐藏光芒，世人嘉许他们的高尚，都称公。那么公，是仁德的正号，不必是三事大夫。”柳宗元在《相国房公琯铭阴》中说：“天子的三公称公，王者的后裔称公，诸侯中入朝为王卿士的也称公，有土地封给臣下称公，尊崇其道而师从之称公，楚国的僭越凡为县者皆曰公，古人通称年长的老人曰公。所以言三公，如周公、召公；王者的后裔，如宋公；为卿士，如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其臣称之，则列国皆然。师之尊，如太公；楚之为县者，如叶公、白公；年之长者，如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虽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代的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苏轼《记墨君堂》说：“凡人互相称呼，尊贵之称曰公。”这足以证明公，不专门以爵位尊贵。洪迈采集柳宗元、苏轼的话，记载公为尊称，又说：“范蔚宗《后汉书》：只有三公才以姓配之，未曾有紊乱的。如称邓禹为邓公、吴汉为吴公、伏公湛、宋公弘、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蒿、曹公操也。三国也有诸葛公、司马公、顾公、张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韩

译公、富公、欧阳公、司马公、苏公最为显著。”洪氏偶然没有引用孔融的话，宋代的颜延之与何偃一同跟随皇上到南郊祭祀，何偃远远地呼叫颜延之说：“颜公”，颜延之认为他轻浮不庄重而感到奇怪，回答说：“我不是三公之公，又不是田舍之公，更不是您家的阿公，为什么称呼我为公？”何偃羞愧地退下。有人认为田舍公、阿公，都应当是翁，难道颜延之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吗？怀疑他是不想接受尊称，言语因此过于激烈罢了。自从世俗崇尚虚谬的敬意，像他那样还算是贤良的了。《汉书》中公主也称为翁主，公、翁，古代有时混用。

译《石林燕语》记载：“尚书省发出的文书，下达给六司和各路，惯例都写‘勘会’二字。曾鲁公（曾公亮）担任宰相时，开始改为‘勘当’，这是为了避他父亲的名讳。京城旧设有平准务，从汉代以来就有这个名称。蔡鲁公（蔡京）担任宰相时，因为他的父亲名叫准，也将平准务改名为平货务。”据此推论，史卫王（史浩）担任宰相时，他的祖父名叫诏，内外文书为了避嫌，将“照会”都改成了“证会”，也是同样的道理。后唐郭崇韬的父亲名讳是弘，宰相上奏将弘文馆改为崇文馆，因为大臣的家讳而更改公家机构的名称，郭崇韬之后，蔡京更是过分了。

丛书的议论中，认为“准”字的情况较多。如《野客丛书》说：“如今吏文使用‘承准’二字，应当写作‘準’，有人说这是因为寇莱公（寇准）当权，人们避他的名讳，于是去掉‘十’字，只写‘准’。”《瓮牖闲评》说：“如今州县判单中书写，‘准’字本应写‘準’字，而去掉下面‘十’字的，大概是因为真宗朝寇莱公名叫準，所以天下不敢全写‘準’字，后世于是沿袭而不改变。这就像唐穆宗在东宫时，判‘依’字去掉‘人’旁而写‘衣’字时，韦绶作为侍读询问他，穆宗说：‘皇上用这个字来决断天下事，我怎么敢全写呢？’这也是去掉下面‘十’字，写‘准’字的意思。”我考证魏晋时期的石刻，吏文多写这个‘承準’字，又观察秦汉间的书籍和隶书刻石，‘平準’多写作‘準’，知道这种写法自古就有。《干禄字书》、《广韵》的注释，说‘准’是‘準’的俗字，既然古代就有这种写法，不能说是俗体字，总之是通用的。《石林燕语》说：‘京城旧设有平准务，从汉代以来就有这个名称，说蔡鲁公担任宰相，因为他的父亲名叫準，将平准务改为平货务。’我认为‘平準’二字，自古以来更改不一，看《宋书》记载‘平准，如今避顺帝名讳，改称为染署’。其他提到‘准’字的地方，所避讳的人可想而知。”

《项氏家说》说：“敕札中将‘準’写成‘准’，相传是为了避寇忠愍公（寇准）的名讳，有人说也是避蔡京的家讳，都不对。查《唐韵》已经收录‘准’字，注释说：‘是俗字。’颜师古的《干禄字书》同时列出准、準二字，注释说：‘上通下正。’那么‘準’写成‘准’已经很久了，既然这样，‘准’并非因为避讳而省略笔画。”这两本书的引证相同。淳熙年间，周公（周必大）执政，黄敕开始使用‘準’字，并且将此事记录在两卷《老堂杂志》中，说：“敕牒中‘準’字去掉‘十’成为‘准’，有人说这是因为寇准当相而更改。又说曾公亮、蔡京的父亲都名叫‘準’而避讳，其实不是这样，我见过唐代告身已经写作‘准’，又考证五代堂判也是如此。不久前在密院，命令吏员使用‘準’字，不久我担任宰相，又命令三省这样书写，至今于是确定下来，后世岂能推究其源流呢？”

铜人一共铸造了四次。秦始皇收缴天下的兵器聚集在咸阳，熔化它们铸成钟和十二个金人，每个重千石。《史记索隐》说：在临洮出现长人，所以熔化兵器铸造铜人来模拟它，汉代放在长乐宫前，董卓毁坏了十个铸成钱币，剩下的两个还在，这是秦代铸造的。汉灵帝中平三年，派掖庭令毕岚铸造四个铜人，排列在苍龙、玄武阙外，这是汉代铸造的。魏明帝景初元年，将长安的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迁走，承露盘折断，铜人太重无法运走，留在霸城南，大量征发铜料铸造两个铜人，号称翁仲，排列坐在司马门外。郦道元的《水经注》认为是魏文帝黄初元年，稍有不同，李贺认为是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缃素杂记》辩明魏明帝青龙五年三月改元为景初元年，到三年去世，没有青龙九年，李贺集的一个版本自说是青龙元年，后来石虎派牙将张弥将洛阳的钟簴、九龙、翁仲、铜驼、飞廉迁入邺城，苻坚又将邺城的铜驼、铜马、飞廉、翁仲迁到长安，这是魏代铸造的。夏王赫连勃勃凤翔元年，铸造铜制的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类，用黄金装饰，排列在宫殿之前，当时正值晋义熙九年，进入长安在义熙十四年，那么铜铸金饰之物还在统万城，这是夏代铸造的。从嬴秦统一四海，将所有的锋利兵器都收敛于无用之物，历经千万年，才将要震慑百姓，而竿木已经变成兵器了。当时的君主僭越称王却不明白其中的谬误，相继传承如同镇国之宝，为什么呢？铜驼有人怀疑就是铜马，或者是两种不同的物体。马援（伏波将军）得到骆越的铜鼓铸成马形进献，诏令放置在宣德殿下，这是铜马。然而明帝永平五年，迎接取长安的飞廉、铜马放置在上西门外平乐观，说是武帝时东门京所作放置在金马门前的，董卓于是曾经与飞廉一起毁坏它们，曹丕、石虎迁徙的是什么，《水经注》晋灼说：飞廉，鹿身，头像雀，有角，蛇尾，豹纹。董卓熔化成金，用铜马迁徙到建始殿东阶下。五代战乱，这些形象于是沦丧，那么飞廉毁坏而铜马保存。石氏将其迁到邺城，苻氏将其迁到长安，这些物品与盛衰无关，苏子训有五百年的感慨，索靖发出见到荆棘的叹息，难道是因为经历年数之久，大概有可悲之处吗？况且它们的踪迹已经消亡了，世上有感慨原因的人，终究没有以外是这几种物品，比蓟、索之亲更甚。

译见到这些，想要玩赏制作，大概只是其中的末节罢了。所以汇集本末，为喜好古物的人讲述，赫连铸的作品在进入长安之前，后来应当再考证。

译汉朝淮南王在《谏伐闽越》的奏疏中说：“用轿子翻越山岭。”服虔说：“轿，读音同‘桥’。”应劭说：“就是现在的舆车，江南地区用竹舆行走就是这种情形。”项昭说：“渡越深水叫作轿，读音为‘旗庙反’。领，指山岭，不通船车，转运全靠担舆。”颜师古说：“服虔的读音，应劭的说法是对的，项昭的说法是错误的。这里只是说用轿子过山岭罢了，哪里说是渡越深水呢？”我查阅韵书，‘轿’字在平声和去声中都有记载，如果陶渊明让门生和两个儿子抬着蓝舆，难道不是南方竹舆之类吗？富弼（富郑公）乘坐小轿经过天津桥，大概中原地区尊贵的人使用它。而司马光（司马公）不喜欢肩舆，在山中也骑马，元祐元年正月，有诏令左仆射司马光允许乘轿子三天一次到都堂聚议，或者在门下省、尚书省处理事务，司马光曾经上奏说当天上下马没有得到允许，等到脚上有疮，非常厌恶马汗，请求像圣上权宜允许乘轿入内那样，到平时下马的地方下轿，又说脚疾未愈，请求遇到假日或天色晚时，执政大臣出省之后，有应当商量的公事，允许乘小竹轿前往各位大臣处商量，可见司马光晚年位居相位，确实乘坐轿子了。但这本是优待的礼节，《麈史》记载唐代丞相骑马，到五代乘坐檐子，“近年只有文彦博（文潞公）落职退休，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司马光（司马温公）刚任门下侍郎，不久在家卧病，就地拜为左相，不能骑马，两位公都允许乘坐檐子，都是特殊的恩宠。”《文公语录》说：“记得京城全盛时期，百官都只骑马，只有元勋大臣年老有病，才赐给乘轿。而宦官传命之类的人，也都乘轿。”《却扫篇》说：“京城士大夫，从宰相到百官，都骑马出入。司马光位居相位，因为生病不能骑马，于是下诏允许肩舆到内东门，这是特别的恩宠。建炎初年，皇帝驻跸扬州，因为通衢大道都铺着砖，霜滑不能骑马，特别下诏百官全部用肩舆出入。”《朝野杂记》说：“旧例，百官都骑马。建炎初年，皇上因为维扬砖滑，对大臣说：‘君臣一体，我不忍心让群臣奔走于危险之地，可以特许乘轿。’大概东都旧制，只有妇女可以乘车，其他德高望重的大臣、或者宗室近亲中地位尊贵的人，特别下旨允许乘肩舆，已经是异礼。靖康末年，高宗奉使到磁州，磁州太守宗汝霖把所乘的轿子进献，只是黑漆紫褥而已，皇上还推辞了。大概在京百官不使用肩舆，是为了避开至尊。现在行在的百官，不是入朝，没有骑马的。”看汪藻（汪彦章）文集有《行在百官谢许乘轮轿表》说：“正当披棘立朝，恰逢雨霜时节。担心乘坐马匹，或许会跌倒。于是皇上曲意关怀，使大家获得安稳缓步。”这件事与李氏记载宋高宗的天语相合。从大观二年，下诏巡检、县尉不得乘轿，由提点刑狱司监察，可见郡县有司大多已经乘轿了。政和三年下诏：“近来雪不断降下，路滑马失足，臣僚上朝，或许会坠伤，可以特许暂时乘肩舆，只是不得进入宫门。”那么肩舆的制度开始权宜通用于京师，《北盟会编》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旨“核查百官的马匹已在行在，搜刮殆尽，不能步行。现在查考政和三年大雪的先例，允许乘轿子出入，仍然不得进入皇城门，省符下达开封府张贴告示。”百官乘轿，确实不是从建炎开始。丁特起《靖康录》说：“金人索要良马一万匹，在京除执政、侍从、卿监、郎官允许留一匹，从此士大夫骑驴、有的徒步。”都是说京师的情况。竹舆的使用，长久闻名于江南，因为东南马少，所以顺从当地习俗的便利罢了。

唐代令狐綯任翰林承旨，夜间在禁中应对，蜡烛用尽，宣宗命令用金莲花炬送他回去，这是莲炬故事的开始。治平末年，神宗召知制诰郑毅夫对内东门小殿，命令起草吴充出守青州、张方平参政的制书，赐给双炬送他回舍人院。熙宁年间，王安石（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也被召对内东门小殿，夜深赐给银台烛双引回院。元祐年间，苏轼（东坡）任学士，起草吕公著平章军国重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的制书，夜间对内东门小殿，撤下御前金莲炬送他回院。乾道年间，周必大（周益公）权直学士院，起草虞允文、梁克家、郑清之两位公的宰相制书，晚间对选德殿，退下后由御药司，从复道秉烛锁院，周必大记载这件事，自认为差不多是金莲故事，极尽儒生的荣遇。淳熙年间，史浩（史忠定）入侍经筵，赐宴澄碧殿，直到傍晚，用金莲烛送他，宿在玉堂直庐，进诗感谢，有“金莲引双烛”的诗句，宠待词臣，而优待旧日辅臣，尤其在此前稀有。

《田敬仲世家》：田乞“对百姓施行阴德，而齐景公不禁止，因此田氏得到齐国百姓的心，宗族更加强大。”他用小斗收取赋税，用大斗给百姓粮食，齐国的粮食百姓，齐国的百姓，景公不能使用他们，就昏暗了，应该考虑归附田氏。假如田氏这样做，景公能禁止，百姓为什么归附田氏呢！左氏也说“用私家的量器借贷，而用公家的量器收取”、“百姓痛苦，有人嘘寒问暖，他们爱他像父母，归附他像流水，想要不获得民心

译（他）将到哪里去躲避呢。”大概晏子知道这件事了。《史记》在《殷本纪》中记载西伯从羑里归来，“于是暗中修养德行、施行善政，诸侯大多背叛纣王而归附西伯，西伯的势力日益壮大，纣王从此失去了权力和威望。”《周本纪》记载“西伯暗中施行善政，诸侯都来请他裁决争端。”我认为“阴”是指权谋诡秘的手段，田乞可以运用这种手段，但文王肯这样做吗？这种说法开启了奸臣窃取国家权力的阴谋，况且把“德”称为“阴德”，这与通常所说的“德”不同，认为行善出于私心，这是错误的。

译汉惠帝的太子，名叫张皇后所生的儿子，已经立为太子又被废黜的，没有他的名字，后来改名义，又改名为弘，这就是《史记》所说的：“少帝刘不疑，先去世，武彊太与少帝一起遭遇祸难。”《资治通鉴》记载所命名的孝惠之子，我读《史记》才开始产生怀疑，从文字上怀疑，那么《史记》说：“太后想要封吕氏为王，先立孝惠后宫的儿子，后宫的儿子，是孝惠的诸子吗？”又说：“宣平侯的女儿做孝惠皇后，当时没有儿子，假装怀孕，取美人的儿子命名为自己的儿子，杀了美人的母亲，立所命名的儿子为太子。孝惠去世，太子立为皇帝，皇帝长大，有人听说他的母亲死了，不是真正的皇后儿子，于是说出怨言”等等，美人的儿子，还是前后宫的儿子，只是不是张皇后所生的罢了。又说：“吕后的长女做宣平侯张敖的妻子，张敖的女儿做孝惠皇后，吕太后因为重亲的缘故，想要她生儿子，各种方法最终没有儿子，假装取后宫的儿子为儿子。等到孝惠帝去世，天下刚安定不久，继承的人不明确，于是尊宠外家封诸吕为王作为辅佐，而以吕禄的女儿做少帝的皇后。”这是说弘，不是以前以太子身份得立而又被幽禁死去的，他说后宫人的儿子，那么诸称孝惠儿子的，都是让母亲张皇后，而本来是由后宫所养育的。又说：“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直接写皇子，更加没有分辨了，何况张辟疆说皇帝没有壮年儿子而已，唯独《史记》说：“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义上是少帝的弟弟。”吕后已经去世，逐渐寄托微词，然而指那些封王的，不如外戚世家继嗣不明的话语，从事理上怀疑，那么齐王给诸侯王的信，难道不能明确指责他们不是吗？而只说高后年岁大，听任诸吕擅自废帝更立，以废立为罪，那么所废的不是别人，等到吕党已经被诛杀，大臣才说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都不是真正的孝惠儿子，吕后用计谋诈称别人的儿子，杀了他们的母亲，养在后宫，让孝惠当作儿子。于是滕公进入宫中，说您不是刘氏不当立，丞相平等人到代邸，说您弘等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不当奉宗庙，此时没有值得顾惜的了。假设有真正的孝惠儿子，谁再为吕氏证明呢？大臣确实审察他们不是，纵然不能事先争辩，等到此时变更，追数吕后乱国的罪过，那些昏庸的儿童，从哪里而来？布告天下，以更换他们，难道不是大公至正吗？况且互相阴谋说：“现在都已经夷灭诸吕，而安置所立的人，如果长久掌权，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类了。”商议想要立齐王，那么琅琊王及大臣说：“齐王母家驷钧凶恶暴戾，代王母家薄氏是长者，而且代王，是高帝的亲生儿子，最年长，以儿子来说顺理成章，以善人来说大臣安心。”于是迎立代王，在渭桥请求私下谈话，被宋昌呵斥，才献上玺绶，大臣处在国家安危的关头，战战兢兢计算自己的祸福，怎么能免除别人的怀疑？至于选士教育后族，又说：“我们这些人不死，性命就悬在此处。”两人好像休戚与汉朝的存亡无关、唯独没有可忧虑的吗！于是教导窦长君兄弟的谋略，而更加怀疑，说孝惠诸子冤屈吗？不是的。以扫除吕党，援立贤主，培植西都久安的基础，陈平、周勃委曲求全成就大事，不是没有功劳，天下后世怎么能怀疑他们呢？怀疑他们的，是大臣自己怀疑自己。我又考证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说：“皇后没有儿子，后宫美人有男孩，太后让皇后命名为自己的儿子，而杀了美人的母亲。惠帝去世，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黜他，更立吕氏的儿子弘为少帝。”这记载本末最详细。才知道开始立的人，似乎是真正的孝惠庶子，也与齐王信论废立的事相合。弘，书写吕氏儿子，其余可以推知了。在外戚恩泽侯表诸吕之间，列义朝武大四侯说：“以孝惠儿子封侯。”如淳注本纪，引恩泽侯表说：“都是吕氏儿子。”表或许遗漏此语啊！幸亏孟坚以决断马《史记》的怀疑，《史记》的怀疑决断，那么幸好没有怀疑汉朝大臣的了。

太史公《夏本纪》从禹即天子位以后，说帝禹至于帝履癸，又说帝桀。《殷本纪》从太甲书写帝太甲至于帝纣。《孔氏杂说》说二王也可以称帝，引《史记 夏纪》帝桀是也，为什么唯独桀称帝呢？《殷纪》说：“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索隐》说：“按：夏、殷天子也都称帝，后代因为德行薄，不及五帝，开始贬帝号，号之为王。所以本纪都称帝，而后世总称三王。”又谯周说：“夏、殷的礼制，活着称王，死了称帝。庙主都以帝名配之。”见《索隐》。《国语》说：“玄王勤劳于商，帝甲扰乱它。”又说：“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帝辛，就是纣。然而《易经》说《帝乙书》，也说《帝乙》，夏、殷称帝，没有比这更可信的了。

《史记 高帝纪》有武负，《陈丞相世家》有张负，《绛侯世家》有许负，都认为是妇人，《纪》说“王媪武负”，那么相信是妇人了。班书如淳注：“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师古引刘向《列女传》：“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

译“母。”这是古语，意思是把老妇人称为“负”。按：原本脱落了“师古引刘向”以下二十九个字，现在依据《说郛》补全。《世家》中记载“户牖富人张负”，《索隐》说：“这是年老妇人的称呼，但既然称为富人，恐怕可能是男子吧。”我认为张负如果是妇人，应当是像女清那样的人，也是富人。许负是相士，《索隐》引用应劭的注释说：“是老年妇女。”大概是因为“负”和“妇”读音相同，在古文中可以互相通用，否则的话，冯妇本来就是晋国的善士，《史记》的注释中尚且有不同的说法呢。

译太祖曾经问赵中令：“按照礼制，为什么男子要跪拜，而妇人却不跪拜？”赵中令无法回答，遍问礼官，也没有人知道。王贻孙是祁国公王溥的儿子，他引用古诗“长跪问故夫”来说明，妇人也是跪拜的；直到唐武则天时期，妇人才开始只拜不跪。赵中令询问出处，王贻孙就用太和年间幽州从事张建章《渤海国记》中的记载作为证据，赵中令非常看重他，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国史·王贻孙传》以及其他杂说中。叶梦得的《燕语》正好列举了这件事，并且说：“天圣初年，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想要穿戴衮冕，亲自祭祀南郊，大臣们争辩，无法阻止。薛简肃公问：‘如果穿戴衮冕，陛下应当行男子拜礼还是妇人拜礼？’议论于是被搁置。礼制中的九拜，即使是男子也不跪，王贻孙的话大概很浅陋了，薛简肃也恰好幸运地让他的话偶然中肯，假如当时有人用王贻孙所陈述的秘密启奏，那就来不及了。”汪圣锡端明撰写《燕语证误》又说：“《汉书·周昌传》记载吕后见到周昌，行跪拜谢罪之礼；周宣帝下诏命妇都执笏，她们拜宗庙及天台都俯伏，那么那时妇人已经不跪了。”所以特意有那道诏书，说始于武则天，这是不对的。明肃太后是谒见太庙，不是郊祀。九拜中有稽首，有顿首，并非都不跪。不跪虽然存在，那是拜礼中较轻的一种罢了。现在我看欧阳公所作的《简肃墓志》以及《湘山野录》，都说：太后想要穿戴衮冕谒见太庙，说成是亲祠南郊，确实是《燕语》的错误，应当用汪氏引用宋子京《谒庙赋》来证明。至于程氏《考古编》又根据王贻孙的说法考证其详情，说：“查后周天元静帝大象二年，下诏内外命妇都执笏，她们拜宗庙及天台，都俯伏像男子一样，据此特别命令在庙朝跪拜，那么其他拜礼就不跪了。张建章所著武则天时期妇人拜礼才开始不跪，难道到这时才开始？并且连同庙朝跪拜的礼仪都去除了，而记载得不详细吗？周昌劝谏高帝，吕后见到周昌行跪拜谢罪之礼。《战国策》记载：苏秦经过洛阳，他的嫂子蛇行匍匐四次拜谢，自己跪下谢罪。《隋书·礼仪志》记载皇帝册封皇后，皇后先拜后起，那么唐以前妇人拜礼都是跪伏的。”又朱文公《语录》说：“有人问：‘礼制中，妇人吉拜，即使是君主赐福的肃拜，那么古人女子拜礼也伏地。’回答说：‘古代有女子伏拜的，那是太祖问范质的侄子范杲：古代女子拜礼如何？范杲于是引用古乐府说：‘长跪问故夫’，认为古代妇女都伏拜，自从武则天想要自尊，才开始不用伏拜。看来这种说法不对，乐府只说‘长跪问故夫’，没说伏拜，古人坐着，就是跪着，说直身长跪，如果拜时，也只是低手作揖，就是肃拜。所以《礼记》注解说：‘肃，是俯手。’大概因为妇人首饰繁多，如副笄六珈之类，自然难以俯伏在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公婆回拜的，大概只是跪坐在地，拜时也容易，又不曾相对拜，各有朝向，回拜也是这样。大祝九拜，肃拜只是俯手，如现在传言介者不拜，所以只是肃使者罢了。文公举王贻孙的回答为范杲，应当另有依据，他关于妇人拜礼的说法很详细了。”《鹤林玉露》另外记载文公的说法说：“古代男子拜礼，两膝齐屈，如现在的道拜一样。杜子春注《周礼》奇拜，认为先屈一膝，如现在的雅拜，就是现在的拜礼。古代妇女以肃拜为正，说是两膝齐跪，手到地，而头不低下，拜手也是这样。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也是头不低下。周宣帝命令命妇相见都跪，如男子的仪礼。不知道妇人膝不跪地，而变成现在的拜礼，始于何时？程泰之认为始于武则天，不知道是否正确？”而《项氏家说》则说：“郑氏注《周礼》‘肃拜’说：‘如现在妇人抬。’安世按：古代的拜礼，如现在的作揖，折腰而已。穿戴甲胄的士人不拜，所以用肃拜为礼，因为他们不可以折腰。那么仪式只是敛手向身，微作曲势罢了。郑氏所说的‘抬’，大概就是这样，正是现在妇人作揖的礼仪。根据郑氏的说法，那么妇人的拜礼，不过如此。有人却说自从唐武氏开始尊崇妇人，不令拜伏，那就错误得很了。周天元时，命令妇人拜礼，只是抬，作男子拜礼，那么即使是虏俗妇人也不作男子之拜，何况古代男子的拜礼？查自‘拜特抬，作男子拜’以下二十八字原本脱落，现在根据《说郛》补全。但如现在人的作揖，那么妇人的拜礼，怎么能像现在的伏拜？大概现在男子以古代男子的拜礼为作揖，所以他们的拜礼，加上伏跪作为稽颡的样子；现在妇人也以古代妇人的拜礼为作揖，所以她们的拜礼，加上拳曲，作虚坐的姿势，比起古代已经增加了，不能说是减少了。礼制所说女拜尚右手，只是说敛手向右，如孔子拱手而尚右的尚，不像现在用手按膝作跪，男之尚左也是这样。古代跪拜自是一种礼仪，与拜与伏，都不相干。”这个论述比诸书更详细。怀疑跪拜的制度，后周才开始改变。

译古时，唐初或许沿袭此制，武则天时期才恢复旧礼。然而王建《宫词》写道：“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卧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在唐文宗太和年间担任陕州司马，难道武则天以后妇女行拜礼仍用跪拜之礼？这不过是行用于宫廷之中罢了。《复斋漫录》说：“后周制度，命令宫人在朝廷行拜礼时采用男子的拜礼。”引用王建前一首诗来证明这一点，但唐代的宫词不可能预知后周的旧事。

译《礼记》说：“生了男孩，在门左边挂上弓；生了女孩，在门右边挂上佩巾。三天后开始背着孩子，男孩要射箭，女孩则不射。”比如东魏高澄娶冯翊公主，生下儿子三天，皇帝亲临他的府第，赏赐锦缎彩帛。唐代章敬吴皇后生下代宗三天，玄宗亲自临视为他洗浴。王毛仲的妻子生下儿子三天，玄宗命令高力士赠送酒食金帛，并授予他儿子五品官职。姜崿因为公主生下儿子三天，玄宗说：“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赏赐我的孙子，赐给他六品官职、绯色官服和银鱼袋。”又如在武则天时期，拾遗张德生下男孩三天，杀羊宴请同僚，补阙杜肃告发他屠杀牲畜。杨太真用锦绣做的襁褓包裹安禄山，说是贵妃三天洗儿的习俗。这些都是以三天为重要日子。苏轼祝贺苏辙生孙子时说：“昨天听说万里之外的孙子，已经进行了三天的沐浴。”现在世俗在三朝洗儿，大概保留了古人的意旨吧。

“晬”，是指孩子出生满一岁。《颜氏家训》说：“江南的风俗，孩子满一岁时，为他制作新衣，洗浴梳妆打扮。男孩面前放置弓箭、纸笔，女孩面前放置刀尺、针线，再加上饮食物品，以及珍贵的宝物玩物，放在孩子面前，观察他首先拿取什么，以此来检验他的贪婪廉洁、愚笨聪明，这叫做‘试儿’。亲戚表兄弟聚集在一起，摆设宴席款待。”《玉壶野史》记载：“曹武惠刚出生时，满周岁的日子，父母把上百种玩物陈列在席上，观察他拿取什么，武惠左手提着干戈，右手提着俎豆，过了一会儿拿了一个印信，其余的都不看。”曹武惠是真定人，江南的遗俗竟然在这里，现在世俗所说的“试周”就是这个意思。

世人传说满月，并且文雅地称为弥月，是指《诗经》中“诞弥厥月”这句话。查考：毛亨说：“诞，是大；弥，是终。”郑玄说：“终十月而生。”吕祖谦注：“莆田郑氏说：弥，是满。这个意思不是说孩子出生到了一个月。”《唐书》记载高宗龙朔三年，儿子旭轮出生，满月时，大赦天下。《北户录》说：“岭南风俗，家里富裕的人，妇人生产三天，或者足月，洗儿时，制作团油饭，用煎鱼虾、鸡鹅、猪羊、灌肠、蕉子、姜桂、盐豉等做成。”陆游说这与苏轼记载的盘游饭语句相近，一定是传抄者的错误。他说：“足月，就是满月。”苏轼又记载闽人生下孩子三天，沐浴孩子时，当时家人和宾客都戴着葱、钱，说：葱使孩子聪明，钱使孩子富有。大抵三天的礼仪，无论古今远近都认为是重要的。

按：原本从“〇，谓子生一岁”到“燕享焉”为一条，“世传满月”到末尾为一条，根据《说郛》，“〇，谓子生一岁”上面脱漏了三十四句，“世传满月”上面脱漏了十二句，现在据以补入，仍然合并为一条，以恢复其旧貌。

北魏太武帝下诏毁坏佛像，诛杀天下的沙门，而建立天师道场，接受寇谦之的符箓，建造静轮宫。唐武宗下诏毁坏天下的寺庙，而建立九天道场，接受赵归真等人的法箓。事情本来在过于兴盛时就会走向反面，形势又因偏激而激化，宣和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北魏正光年间以后，僧尼有两百万人，寺庙有三万多所。唐代会昌年间毁坏寺庙四千六百多所，招提兰若四万多所，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素穆护僧两千多人。后周显德年间，存留的寺院两千六百九十四所，废毁的三万三百九十六所，在世的僧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元氏的僧尼只在江北，就有这样的数量，可以说是最兴盛的时候了。《江氏杂志》记载：“景德年间，天下有二万五千座寺庙，嘉祐年间，有三万九千座寺庙。”赵德麟将其载入《侯鲭录》。

《北史》所载：北魏正始年间，都城寺庙超过五百座，占民居的三分之一。唐代宗因为元载、王缙等人劝他信奉佛教，因此深信不疑，京畿地区的良田美利多归于僧寺，有人怀疑这不是佛教所崇尚的，不可得知。宋敏求《东京记》记载：“太平兴国寺，原为龙兴寺，后周显德年间废为仓库。宋太宗即位之初，住持僧敲鼓请求恢复旧貌，派遣宦官持剑前往，看他的恐惧程度就斩杀他。到了那里，住持神色自若，伸颈就戮，于是下诏恢复为寺庙。”他能够坚忍自强，用刑罚威慑，而且无所回避，推崇扶植他应该怎么样呢？大概轻视生死的人，他的师父立教就是这样，但也很少见，难道都不能被胁迫吗？《漫录》记载：“宣和六年，义乌普门寺住持僧饮酒吃肉，被知事殴打夺取，在县令处诉讼，驱逐住持僧，杖责遣送知事，仍然申诉不止，上报到外台，交给州府想要处理此事，两个僧人于是过了一个月不到。忽然道录院下发文书说：普门寺住持僧某，上奏说夜间梦见神人告知：‘普门山与金华洞天相连，是高真会集的地方，不适合你们穿这种衣服，速速上报朝廷，改宫易服，臣不怕辽远，奔赴朝廷，愿改宫额，度为道士。’得到旨意，寺庙改为道宫，僧人某还俗，姓毛名归真，特授右街守阙，鉴义林灵素是同乡。”又政和七年，下诏僧徒归心道门的，允许到辅正亭陈述词意，立即赐予度牒穿紫色道服，长老僧官另外优厚赏赐比照官品，让道士创制说法，求附于佛教，形势所趋，看这个就足够了。张知甫《可书》记载：“司马光在政府任职，每次经过吕公府第，有门僧请求换为道士，

译于是有人替他缓和语气进言，司马光惊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国家的重臣，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各地的风俗教化。这个僧人既然不能在佛教中坚持到底，又怎么能坚持在道教中呢？他一来就杀了他。”僧人听说后立刻逃走了。这足以警示那些反复无常的僧徒，却是章惇、宣仁太后时期的大臣们所不敢过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