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日斋丛抄卷四

译悔说：“幸好在家种菜，被高雅贤辈所耽误。”他自封为汉东王，不能比拟昭烈帝在汉中的盛况，当他再次失败又再次崛起时，河北为之震动，唐朝朝廷应接不暇，这也算是壮举了。剑南的诗中说：“凭谁去对曹操说，彻底无能只配种菜。”化用昭烈帝的事迹，用意高远。

译高续古《都下绝句》写道：“柳枝生出春日的思绪，拂动着京城繁华，不管闲散之人也思念家乡。添足了美好的香料却难以入睡，月光如水浸染着梨花。”这段诗的韵味，正是王安石“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的风格。《纬略》引用秦嘉《答妇徐淑》的书信说：“命令种植四种好香，各一斤，可以去除秽气。”并评论道：“像杜甫的诗只用‘妙香’罢了，‘好香’二字，前人未曾使用过。”我认为，今人读过诗中的“好香”二字，怎知古人特意选用生僻语汇以求精工？因此抄录《纬略》来证实，然而也有使用此词的。眼前可记起的，便是王建诗云：“内人恐怕要穿秋衣，不停地在熏笼中更换好香。”

“年长每劳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这两句诗见于《丁卯集》，《后村诗话》称赞徐寅诗中“丰年甲子春无雨，良夜庚申夏足眠”的句子工整贴切，然而陆游诗云：“处处喜晴看甲子，家家筑室趁庚申。”“积雨恐防春甲子，灯昏懒守夜庚中。”《苕溪渔隐丛话》说：“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眉山人刘微之（名巨），在郡城西的寿昌院任教授，跟随他求学的人多达百人。苏洵让苏轼兄弟拜他为师，当时苏轼兄弟尚年幼，刘微之赋《鹭鸶》诗，末尾说：“渔人忽然惊起，雪片般的鹭鸶随风斜飞。”苏轼在旁边说：“先生的诗很好，我私下怀疑结尾没有归宿。不如改为‘雪片落蒹葭’呢？”刘微之说：“我不是你的老师。”苏轼兄弟应制科考试，刘微之赠诗其中有：“惊人的事业传遍三馆，动地的文章震动九州。老夫想要分别没有其他祝词，只愿你们双双封为万户侯。”从此三苏的名声显赫天下。而刘微之最终没有考中进士，郡中三公以遗逸身份举荐他，他不接受，乡人只称他为孝廉。他去世时，范镇（范蜀公）写诗吊唁说：“案前曾立二贤良。”如今《颍滨集》中《送家安国》诗写道：“城西社下老刘君，春服舞雩今几人。”自注说：“微之先生的门人，只有我、子瞻兄、复礼与退翁兄都做了官。”正是指这件事。苏轼说：“我八岁进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老师唯独称赞我和陈太初。”我感叹刘孝廉、张道士作为童子老师，有两位苏轼这样的人才出现，虽然他们似乎终身隐没，但姓名终究没有泯灭。苏轼晚年身在海南，作《众妙堂记》，说梦见张道士如同往昔，并且直接写道：“眉山人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有百人，我幼时也在其中。”因为他是老师，所以称其名似乎过于隆重，或许是为了传扬此人，故称其名。

《礼记》说：“祭祀天地用的牛角像茧和栗一样小。”《左氏外传》中楚国的观射父说：“郊祀和禘祭用的牛角不过像茧和栗那样大。”《史记》、《汉书》的志书中记载：祭祀天地的牲口角像茧和栗。颜师古注解说：“牛角的形状，有的像茧，有的像栗，是说它小。”在《郊祀志》中才明确记载了其含义。《西京杂记》记载：“惠庄听说朱云折断五鹿充宗的角，叹息说：‘小公牛反而能这样吗？’”这里“栗”比喻小，而不是指它的角，或许并非源自于此。舞阴大姓李氏，占据城池不投降，更始帝征召赵熹，他年纪不到二十岁，拜见更始帝后，更始帝笑着说：“小公牛，怎么能负重致远呢？”任命他为郎中，代理偏将军，派他前往舞阴，于是李氏投降。范晔《后汉书》注解说：“小牛角像茧和栗，是说它小。”那么惠庄长安的一位儒生，也是沿袭古语罢了。晋朝王浚上表说“像茧栗那样微小的资质，处在豺狼当道的路上”来自喻，形容自己微弱。苏轼诗说：“老年人日渐凋丧，只有小牛角像栗一样小。”黄庭坚说“红药枝头初茧栗”，于是朱新仲记载“茧栗”是说小。高续古《赋红药》，词云“红翻茧栗梢头遍”，姜夔《芍药》词也说“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取譬花蕾含苞为工，黄庭坚《食笋》诗云“茧栗戴地”，反用于笋，尤其贴切。

苏轼的诗用“鸡头鹘”对“牛尾狸”，这出自梅尧臣的诗：“沙水马蹄鳖，雪天牛尾狸。”

薛昂《和君臣庆会阁》诗中有：“逢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当时号称“薛万回”，薛昂，大观年间任左丞，政和年间任门下侍郎，这首诗是为蔡京所作。

吕居仁《符离行》：“符离的百姓难以相处，五年坐困于此如同囚禁。家家户户的生计只是剽掠抢劫，读书人的学问只在乡间。南邻经年不见面，北邻虽见又粗疏。穿着小袖衣服走在尘土中，也恢复生疏的容貌穿着裙装。对此自然忧愁气满，疾病日益加重如何消除？你没看见《图经》所记又可悲，这州自古没有贤才。”人们说这就是杜甫的《最能行》，杜甫诗云：“峡中大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旋稍〇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译吕诗对黄州的贬斥太过分了，杜甫尚且隐约地表示爱惜。张耒的《齐安行》写道：“黄州是楚国分出的三块贫瘠之地，葛藤缠绕城墙代替了城楼和箭楼。江边集市只有几十户人家，城中平坦的田地没有一步。土山冈上瘦弱的竹子青黄相间，引水种稻在官街旁。客商船只早晨聚集傍晚四散，夷人言语嘈杂来自湖湘。太守华丽的城楼涂抹着白灰和赭石，城门狭窄不能并排通过两匹马。满城蛙声嘈杂扰乱了更鼓声，风吹着发出呼呼声黄牛鸣叫。最愁三伏天热得像蒸笼，北方客人十人有八九生病。百年生死向往中原，千金也不要到齐安游历。”这首诗专门讽刺当地风俗的简陋，没有涉及人，但符离的作品也属于这一类。

译东坡《和陶诗》说：“我的琴声难道能随意停止吗？昭氏弹琴也有成功与失败。”经历时间长久，本来就会有后悔。晚年从海上回来，作《瓶笙》诗说：“瓶中的宫商音律自然相和，昭文弹琴没有失败也没有成功。”到了这里说没有失败与成功，是因为在我自身，没有什么能增加或减损的。

陆游《剑南诗集》中有《送兄仲高造朝》一首说：“兄长去游历东阁，才华足以直抵宫门。不要担忧持橐任职太晚，姑且记得请求辞官归隐。道义没有古今之分，功名有是与非之别。临别时说出苦口忠言，不敢计较顺从或违逆。”规劝告诫的意思，不紧迫也不迂腐，最值得诵读。仲高名升之，担任诸王宫教授，告发李庄简家的私史，被提拔为宗正丞，秦桧被罢免后，先前诬告揭发他的党羽都被流放，仲高也受牵连被贬到雷州。陆游后来为《记复菴》作序说：“当他还是孩童时，仲高的文章议论已经被称为成材，当时的名公卿都仰慕与他交往，老辈儒生不敢轻视他，都说仲高仕途晋升将一日千里，自从担任御史，有识之士只担心不能像仲高那样的人来担任。等到他担任大宗正丞，出使一路，在别人也足以称为美差，到了仲高却可以说是挫折不顺。然而还没坐热席子，就遭受非议，南迁万里，历经七个寒暑，不能内迁。与仲高关系亲密的人，每次一起宴饮游乐，总是向南望叹息流泪，因此罢酒离去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然而有客人从海上来，说仲高根本不因为贬谪瘴疠而动摇内心，正与学佛的人交往，去除浮华，回归本根，不再是昔日的仲高了，听到的人都很怅然，自认为无法测度这个人的深浅。”最后又说：“在得失的场合驰骋，在忧乐的领域出入，而能自得的人竟然这样。”大体上善于含蓄蕴藉，而褒贬寄托在言语之外，何况是以兄弟身份来写，难道不费心思庇护吗？前诗的直率，后记的委婉，都很有意味。仲高被废黜后，自称客居临安，遇到一个老妇，蓬头垢面，在市集乞讨，哭着诉说：“官人曾听说过秦妙观吗？我就是她。”仲高说完，泪水湿透衣襟。王仲信说这是悲伤晚年流落不遇，特别相似罢了。妙观，是宣和年间的名妓，见于《玉照志》。

《李文公集》中有《拜禹言》，根据它的序言，说是歌，它的词句却说：“只有天地是无穷尽的，哀叹生人常常勤劳。过去的人我没来得及赶上，未来的人我听不到。罢了罢了。”完全采用屈原《远游》篇中的话，只是把“长勤”改为“常勤”，而结尾用楚接舆所唱的歌，难道是感叹之深，不需要自己创作词句吗？只是采集古语来咏唱，后人遇到千百种事迹，容易写出来，没有玩味习常的意思，晁氏本来已有考证于此，列入“变骚”，序言认为《拜禹言》是李翱所作，大概是从本集来的。

苏门弟子陈无巳，是清苦之士，也有长短句，并且说其他文章未能超过别人，唯独在词方面，自认为不亚于秦观、黄庭坚。文潜却又自说不擅长倚声制曲，而致力于古乐府，有所矫枉过正吗，他的说法是：“我从小喜欢写文章，对于其他文章常常写，虽然不精巧，但也能够措辞。至于倚声制曲，极力想写，不能写出一句话。《传》称裨谌‘在国都谋划则不行，在野外谋划则成功。’杜南阳认为是‘性情的蔽障’，诗，是曲的一类，善于写诗而不能制曲，难道是野外谋划的蔽障吗？”现在吴氏《汉录》记载文潜《少年游 秋藻香》两首词，非常婉媚，不在元祐初年诸公之下。或者是附托流传的，集中有说曲，也是诗罢了，不师法近体。方氏《年谱》怀疑这是《代道卿赠人》三首诗，赵德麟用《鹧鸪天》来唱，如果文潜这类诗，本来不亚于词家的风情意致。方氏又说他的少年多艳词，词或者是文辞的词，诗，是乐府寄托情意的，所以说艳词，不必证明他不能制曲的说法。近世叶正则集中存有《和李季章参政》一曲，也说“素来不懂度曲，所以所写的只有一篇。文人能吝惜为之，流俗强求则短于无益的事，为什么呢？”朱文公游衡岳回来，途中雪梅两阕，怀念张宣公所作，后来又写一首绝句说：“久已厌恶繁哇混杂太和，为何今天自己吟哦。世间万事都这样，两叶行将用斧头砍。”并且题说：“从此不再写了。”

陈无咎题赵国一词，旷达可喜，我记下它的文字说：“一年一度春来，何时才是尽头。花落花开全是梦，只懂得把人引逗。可怜浮世，等闲过日子，却不识、绿水青山，四时都好。遇笔题诗，逢人饮酒，世间万事，看尽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纶巾，云屏烟障，几曾受些儿烦恼。便乘风归去小蓬莱，听门外，猿啼鹤啸。”无咎号龙坛居士，越人把他看作仙人，他的词气颇不俗。

渊明《赠长沙公族祖诗》序说：“长沙公子我是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苏老泉于是发为《族谱》引说：“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

译不庆贺、不吊唁，那就是路人。我所与之视如路人的人，起初是兄弟；兄弟，起初是同一个身体。可悲啊！同一个身体，分裂到成为路人，这就是我编写家谱的原因。”陶渊明二十多个字不算少，苏洵委婉详尽的大篇也不嫌多余。有人引用诗句来评论这件事，诗说：“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大概不如《诗序》中关于路人的比喻更为贴切。

译曾子固在《南齐书目录叙》中说：“从前，唐尧虞舜具有神明的本性、微妙的德行，让顺从他们的人无法知晓，让了解他们的人无法命名，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所颁布的号令、所设立的法令，言辞极其简约，体制极其完备，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而撰写《尧典》《舜典》的人推究并阐明这些道理，所记载的难道仅仅是他们的行迹吗？同时也将他们深微的意旨流传下来。”“让诵读这些言论的人如同身处那个时代，探求其旨意的人如同直接面对那些人。”“那么在那个时候，难道只是执政者是天下的士人吗？大概那些拿着简册、握着笔跟随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撰写史书的人像司马迁那样的文章，不能不说是杰出超群的人才、非凡的士人。”“然而文字不足以阐发难以显现的情理，大概圣贤高深的旨趣，司马迁、班固不能传达其情理并展现给后人，司马迁的得失就是这样，何况其他人呢？”李文叔在《书战国策后》中说：《战国策》所记载的，都是纵横捭阖、欺诈倾轧争夺的言论，人们读了它必定崇尚其言辞的精巧，而忘记其事情的浅陋。文辞的优胜，转移了人们的认知罢了。长寿安乐、富贵尊荣、显赫名声、受喜爱、便利得意，是天下人所向往的，然而激发并射向它，或许会导致人们的忧虑；死亡忧患、贫贱苦辱、被抛弃损害、失去利益、失意，是天下人所厌恶的，然而触动并穷尽它，或许会引导人们的快乐。至于用卑下的手段求取小的利益，用高贵的姿态求取大的利益，用阳刚的方式放纵，用阴柔的方式封闭，没有不是微妙难知的情理，即使是辩士尽力论述，恐怕还不能说清楚。现在寄托在文字中，不过一两句，话语未必详尽而意思已经隐约地显现其中。如果秦汉以后再有这样的人，必定没有人能记载下来了。虽然如此，这难道仅仅是人的力量吗？大概自从尧、舜、夏、商，积累制度以至于周朝，而礼乐文物大大完备；等到周朝衰败，然而其来源既深远，浮散开来，集中于谈吐而显现在言语中，这庄子、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以及张仪之类的人，虽然不深深继承我们圣人的道，但他们所写的文辞上薄六经、下绝来世，难道是这几个人的力量吗？”这两篇序言论述古文记事的妙处，其说法精辟。以《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能传达两位帝王的深微意旨，大概撰写史书的人，也是圣人的门徒。列国的策士能阐发人们疾苦隐痛，从三代文物未尽、议论高远、玩味文辞的人可以看出，叙述难以精工，而关乎世道的变迁了。

韩愈为风伯辩护，是因为干旱的缘故；皇甫持正让风，他的意思是说昨天从南昌到建康，路途长而迅速，现在从建康到家，终究不到百里，怀疑风的喜怒，因为滞留而责怪它，辞义不沿袭他的老师。后来苏轼《僧伽塔》诗说“去得顺风来者怨”，王安石也说“人生万事反覆多，道路先后能几何”的诗句，对于风伯扫空恩怨了。陈师道说：“历历数过帆，当途气如虎。快意亦适然，淹泊岂吾取？”这可以让人忘记对迟速的执着了。陆游记载在采石大江所见说：“顺风击鼓，挂帆而行，有两只大船东下，被风阻挡，停泊在浦溆，看到他们大怒，跺脚骂个不停。船夫不回答，只是拍手大笑，敲鼓更加猛烈做出得意的样子。”江行滞留迅速，是常事，得风者自夸，而阻风者愤怒，可以说两者都错了。世事大概多像这样，记载它来寄托一笑，这话尤其足以作为世人的警戒。

古人著述立意，大都有依据而发出，不能指责为抄袭。各家论文，已经详细记载其说法，偶然读到韩愈《上宰相书》三篇，论述周公作为辅相急于见到贤人，吃一顿饭三次吐出食物，洗一次头三次握住头发，以圣人的才能，凭借叔父的亲近，他所辅佐治理承继教化的功绩，又完全显著如此。所求进见的人，难道比周公更贤能，而求之如此急切？所以颂扬成王的德行而称颂周公的功绩，直到终篇讽谏当时的宰相没有周公的治效而不礼遇士人。这封信大概颇像后汉高彪的话，高彪想跟随马融访求大义，马融生病，不再接见，高彪写信说：“承间问风从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相，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问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疴傲士，故其宜也。”韩愈的文辞足以畅达其情，未必取法于此。在过去称颂周公于规讽，没有人惊讶其过分，后世想要相互谄媚取悦，也称颂周公，那么人们就怀疑了。

洪氏评论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轼《酒经》都以“也”字为绝句，欧阳修用二十一个“也”字，苏轼用十六个“也”字。欧阳修的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道的人大概很少。每一个“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它的人不觉其激昂渊妙，绝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我记王性之说：“古人多此体，如《左传》‘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后韩文公《潮州祭神文》，终篇皆‘也’字。不知欧阳公用柳开仲涂体，开代臧

译臧丙撰写了《和州团练使李守节墓志铭》，又撰写了《父亲监察御史梦奇志文》，两篇文章通篇使用“也”字结尾，《李志》中用了十五个“也”字，末尾写道：“搜集辞藻并刻在石头上的人，是侯的馆客臧丙梦寿。”王性之认为欧阳修完全沿用了这种文体。又看到王安石为《葛源墓志》始终使用“也”字三十个，末尾也写道：“整理其从良嗣那里得到的事迹并为之作铭的人，是临川王安石。”巩氏认为这是完全学习《醉翁亭记》，用在墓志文中显得新颖，这是不知道此前已有柳宗元的文体。韩愈的《祭神文》也在“也”字上寄托韵脚，那么《酒经》又是它取法的对象。朱新仲评论《醉翁亭记》，说它始终用“也”字结句，议论的人有的纷纷指责，不知道古代有这样的先例，《周易·杂卦》一篇始终用“也”字，《庄子·大宗师》从“不自适其适”到“皆物之情”，都使用“也”字，由此可知前辈的文章格调不可随意妄议。项平父评论《醉翁亭记》、苏氏《族谱序》都效法《公羊传》、《谷梁传》，因为苏洵《序族谱》也用了十九个“也”字，等到曾子开作《从兄墓表》又用了十七个“也”字，追溯本源，古代有《周易》，后有《三传》、《庄子》，再近一点从韩愈直到柳宗元，再到欧阳修、王安石、苏洵、曾巩，各自有所继承。要知道前代的文体已经完备，即使有作者，也不能不与之相同。又董弅《闲燕常谈》记载，世人传说欧阳修写成《醉翁亭记》，拿给尹师鲁看，自认为古代没有这种文体，师鲁说：“古代已经有了。”欧阳修很惊讶，师鲁起身取来《周易·杂卦》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无言以对，果然如师鲁所说。朱新仲为书作评，董氏兼举其家世遗论说：“《亭记》本源于韩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只是概括位置又更加典丽罢了。”王性之概略提及韩文，而说欧阳修实际上是从柳宗元那里来的，这里又说推崇韩愈，或许怀疑欧阳修果然自负于创作古体文章吗？

译欧阳修在《苏子美文集序》中说：“苏子美的年纪比我小，而他学习古文，反而在我之后。天圣年间，我在有关部门参加进士考试，看到当时的学者致力于用对偶声律、摘取零碎词句的文章，号称时文，互相夸耀崇尚，而苏子美却独自和他的哥哥苏才翁以及穆参军穆伯长创作古体歌诗和杂文。”他这样谦逊推让他人，或许有人怀疑欧阳修在《尹师鲁墓志》中自述说：“起初前面有穆修、郑条等人，以及宋朝前辈很多，我不敢断定从尹师鲁开始。”既然他不把自己尊于苏子美之上，为什么唯独对尹师鲁吝啬推让呢？陈氏《新话》辩驳这件事，已经多余叙述苏子美者可见。韩琦作《师鲁墓表》直接说：“天圣初年，尹师鲁独自和穆参军努力以古文为主，接着得到欧阳永叔用雄健的文辞鼓动，于是文风一变。”似乎记载了实情。观看的人更加怀疑欧阳修，然而懂得古文渊源，应该没有人比欧阳修更清楚。苏子美也是穆参军辈分的人，不是欧阳修不能知道。古文不从尹师鲁开始，欧阳修难道厌恶自己在他之下而隐瞒吗？只是不掩盖事实罢了。世俗的看法，喜欢凭主观臆断强行认为古人与自己相同，评论容易苛刻，何况他的记述旧本韩文已经说：“考中进士，在洛阳做官，而尹师鲁等人都在，于是互相创作古文。”这是欧阳修自认为学习古文在苏子美之后，尹师鲁则是互相创作，不曾追求居于其上，互相创作，而说从尹师鲁开始，那么也应该从欧阳修开始，欧阳修不敢这样。韩琦虽然首先称颂尹、穆，他的言辞固然存有轻重，终究不失为推崇至极。

朱熹《石鼓书院记》：“前代学校教化不修，士人苦于没有地方学习，往往互相选择胜地、建立精舍作为群居讲习的地方。而为政者有时就加以褒奖美化，像此山、岳麓、白鹿洞之类就是这样。”成公《记白鹿书院》说：“建国初年，百姓刚摆脱五代战乱之苦，学者尚少，海内太平，文风日盛，儒者往往依托山林、就在空旷处讲授，大多达到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以及这个洞最为著名，天下所说的四书院。”范氏《骖鸾录》说：“起初各郡未任命教官时，天下有书院四所：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唯独没有提到白鹿，怀疑白鹿书院因为淳熙六年重建，范至能乾道六年经过湖湘，白鹿名声尚未显著。魏华父枢密说：“庐山、嵩岳、衡麓、睢阳，各有书院。从太平兴国到大中祥符，赐予荣号，颁布诏书。”他所指四书院名字与《白鹿记》相符。江南书院共三所：白鹿是唐代李渤隐居之地，南唐给予田地、选拔通晓经书的人讲授，太平兴国初年，知江州周述请求赐予《九经》，到五年，洞主明起任蔡州褒信县主簿，将田地献给官府，由此废弃；石鼓是唐代元和年间州人李宽所建，建国初年赐额，因迁移为州学而废弃；只有岳麓自开宝年间知潭州朱洞建立，咸平四年李允则请求赐书，祥符八年赐额，天圣八年漕臣黄总请求授予山长进士孙胄官职，绍兴初年，才因兵火废弃，秦桧当权，胡明仲因此写信请求恢复旧区，重新赐予院额。乾道初年刘共父枢密先建，到淳熙六年朱熹才建白鹿，十二年潘德夫畤才建石鼓，都是依据旧址恢复，三位先生的文章，各自记载其建成。此后诸儒教化之地，或贤人出生之乡，无不建立书院，表彰旧传，与三书院并列著名，如：二浙有平江的学道、和靖，镇江的濂溪，淮海湖的安定，建德的钓台，绍兴的稽山，婺州的丽泽，台州的上蔡，衢州的明正；江东有建康的明道、南轩，徽州的紫阳，太平的天门，信州的象山、宗文，隆兴的景濂，江州的濂溪、景星，袁州的南轩，吉州的鹭洲、龙溪，抚州的临汝，建昌的旴江；湖广有襄阳的清湘，道州的濂溪、西山，鄂州的南阳、竹林；福建有建宁的建安，漳州的龙岩，兴化的涵江；广东有静江的宣城。不能全部记载，这些都是选拔山长供养士人，次于官学。又有虽然已经创始，未能请求上报的，过去洪景卢论州郡书院，只提到白鹿、应天、岳麓，说“庆历年间，诏令各路州郡都设立学校，设置教官教授，那么所谓书院，应当合并为一。岳麓、白鹿重新经营，各自供养士人，其所供养礼遇反而超过郡学。近来巴川也创设，是一邦有两学了。太学、辟雍，尚且不可以，这在义理上是不对的。”此论大概也不广泛，参照古代庠塾制度，比较佛道塔庙之盛，实在不算过分。然而有时学校废坏，长官漫不经心，宁愿从旁筑书堂精舍求其教养之实，还有未尽之处，只是装饰耳目罢了。其弊端久了就成为妄庸者的资本，与乾道淳熙初年的意图相差远了。白鹿夫子庙想塑像，朱熹说：“州县学，是天子所立。既然不用像不可更改，书院自不宜如此。”可见先儒建置，本不欲与官学并列。胡明仲向秦丞相请求担任岳麓山长，依

译州县的监官，应当由官府供给俸禄；学舍中的学生如果不喜欢靠近城市，而愿意居住在山间的，都听任他们。文公也告知当时的宰相，请求让自己担任白鹿洞书院的主持，与学徒在其中读书讲道，稍微像祠官那样供给俸禄。并且说，与其让他们崇奉异教的香火，无所事事地白吃俸禄，不如修明祖宗的典章制度，以文学礼义作为官职的标准，从而享受俸禄。过去各地书院常常由大官兼任山长，而吏部依据资历来任命山长，怎么知道先儒不能得到这个职位呢？

译嘉定年间，真德秀起草诏书招抚淮东、湖南、江西的群盗，文体虽然对仗工整，言辞却极其坦率明白，用来宣示，怎能不让人感动？他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近来因为误国的臣子妄动，开启了边境战祸的争端，赋税徭役繁重，百姓无法生存，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官吏却不加体恤，致使我们的百姓大多流离失所而无依无靠。而那些奸民，因此被引诱恐吓而成为盗贼，静心想来，招致寇乱，怎敢不自我反省承担责任？”又说：“想到那些胁从的人，难道都是喜好作乱的百姓吗？在潢池中弄兵，想必不是你们的本意；点燃昆冈的大火，又岂是我的心愿？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转祸为福。在过去乾道、淳熙年间，像李金、陈峒这些人，虽然暂时聚集在山峰屯驻，最终也没有逃脱被诛杀的命运。自从有宇宙以来，直到今天，没有听说过盗贼能够保全性命。到了绍定年间，盗贼在汀州起事，邵公贻给部使者写信，请求颁布黄榜赦免他们的党羽，让他们自己捆绑首领，并且说‘往年我在翰林院，曾奉旨起草招抚淮东、湖南、江西盗贼的诏书，有人说诏书文辞过于华丽，难道盗贼能理解吗？何不直接颁布黄榜，让读者都知道逆顺祸福的道理，这样更好。’他的说法很恰当，遗憾的是没有把这话告诉朝廷，大概还是因为听信了别人的议论，认为以前的诏书不够完美。邵公的信中又说：‘只要条理清晰明白，听的人都能理解，又必须诚意激切，可以感动人心。’这类文字，应当以这两句话作为法度。邵公当时为招抚司写的《论贼文》收录在文集中，文章都是四言，比如：‘白头的盗贼，自古所无，力气能拔山，最终也被诛杀。做贼是叛逆，杀贼是忠诚，反掌之间，祸福不同。’难道不是诚实、分明、激切吗？符合他的言论啊！

周益公送儿子周纶去通判抚州，写了十箴：‘任职要勤勉，修身要廉洁。侍奉上级要恭敬，接待事物要谦虚。对待别人要宽恕，要求自己要严格。获得众人的支持要宽厚，涵养智慧要恬淡。独处时要谨慎戒惧，咨询谋划要广泛听取意见。这些箴言规劝你，早晚都要瞻仰遵循。’杨廷秀《送周彦敷》诗中所谓的‘慈训二六句，寒窗三十春’说的就是这个。彭子寿送儿子彭钦去监管兴化涵头盐场，写了初箴：‘处理事情一定要公正，履行职责一定要勤勉。驾驭官吏要正直，安抚百姓要真诚。用仁爱侍奉上级，用和气接待他人。只有节俭和廉洁，才能治理家庭和修身。’彭子寿名龟年，庆元初年担任侍从，谥号忠肃，有《家庭帖》教导他的儿子做官的道理，非常详细周密。这是近代先正的家训，流传在文字中的，不是私下的言论。真希元参知政事师长沙，用‘廉’、‘仁’、公’、‘勤’四个字勉励同僚，晚年再次担任泉州知州，又详细阐释这四者的意义。王实之迈以南外宗正的身份为它们作箴，《律己以廉》说：‘士人的廉洁，就像女子的贞洁，如果有一毫的玷污，就是终身的缺憾。不要说在暗室之中，明明有‘四知’（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你不自己爱惜，心中的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活着不足以荣耀，千载之后还有余戮。那些美好的君子，只有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抚民以仁》说：‘古时候对待百姓，饥渴就像自己一样，诚心寻求，如同保护婴儿。唉！入室谈笑，饮酒啖肉，出门敲扑，曾不知痛痒。不知道人心不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淑问的恩泽，百世还祭祀，酷吏的后代，现在还有几个？谁甘愿做小人，而不做君子。’《存心以公》说：‘厚待姻亲，亲近小人，尹氏因此对秉政者不平。敞开诚心，布公道，武侯因此独优于王佐。所以说本心如日月，利欲侵蚀它；大道康庄，偏见阻塞它。听信偏颇，就会枉直而惠奸；嘉怒偏颇，就会赏僭而刑滥。只有公正产生明察，偏颇就会伤害阍者。’《莅事以勤》说：‘你的服饰华丽，你的饮食丰盛，凡是缕丝颗粟，都是民力供给你。做官而荒废职守，吃饭而怠慢事务，稍有人心，怎么不自愧？过去的君子，不白吃闲饭，炎汗浃背，日不辞艰。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是我的老师？一个范仲淹，一个韩琦。’起初真公有言：‘廉洁，是士人的美好节操，士人不廉洁，就像女子不贞洁，不贞洁的女子，即使功容绝人，不足以自赎，不廉洁的士人，纵然有其他美德，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说：‘况且作为命吏，所受的是朝廷的爵位，所享的是下民的膏脂，一旦不勤勉，那么职业隳弛，岂不上负朝廷的寄托、下负百姓的期望吗？’王实之大概用了邵公告诫的话，以及从交游中得到的，来写成这四箴。在此之前赵福公已经有‘廉’、‘勤’、‘公’、‘恕’四说，留给亲戚中准备做官的人。

端平二年春，王寔之少卿从南外睦宗院教授升任都堂审察，等到召试学士，策问关于楮币，寔之对策的末尾有这样的话：‘执事排斥开拓疆土的议论是对的，而迂腐地强调正心诚意的言论就过分了。’《后村集》中有《少卿王公墓志》说：‘出题的人是赵公汝谈，读后耸然，改去了‘正心诚意’等字。’我看到《南塘遗稿》策题说：‘缙绅先生正在雍雍然、峨峨然，交相诵读致知格物的微言，深深责备攘夷辟土的伟画，这是我愚心所私下奇怪而完全不能理解的。

译又读刻本《乙未馆职策》中有说：“主持科举出题，不采纳开拓疆土的计策，忠诚于谋划国事，谁能说不对呢？然而将‘致知格物、诚意正心’的言论视为迂腐，这又是愚者深深不能理解的。《大学》一书，对于创造财富、成就自身的仁德，以道义为利益的义理，必定恳切地论述。难道认为正心诚意与财富无关吗？如今天下所尊敬、认为从事于此道的人，也已经被提拔任用得差不多了。招引君子这类人容易，使小人之心信服却难，在君子与小人之间往来的人，得以相互私下议论说：‘儒术推行，则天下富足。’如今儒术推行了，但市井萧条，景象荒凉，富足的成效在哪里？‘有德之人进用，则朝廷尊贵。’如今有德之人进用了，但外敌嚣张，叛乱的士兵蜂拥而起，尊贵的形势又如何？君子这类人虽然进用，但他们的道术并未推行；小人的踪迹虽然屏除，但内心难以使其屈服。”这与刘集略有不同，因此详细记载于此。策问中遗漏了“正心诚意”四字，或许出自删节本。当时真德秀已进献《大学衍义》，主持变革的各位贤臣，正遭受人们的责备。赵公的辞旨，似乎有所指向，事实确实不得不如此折衷。昔日陈亮书信中说：“今天的儒者，自以为研习正心诚意之学的，都是像中风麻痹一样不知痒痛的人。全世人都安于君父之仇，却还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不知什么是性命？今天的才士，自以为有富国强兵之术的，是狂妄迷惑而肆意叫嚣的人。不在闲暇时讲究立国的根本与枝节，却扬眉吐气地谈论富强，不知什么是富强？”他的书让人痛快，他的言论也大致应验，几十年后再说，所谓儒者和才士固然应当自重，但一定要归罪于儒者和才士却不可。况且当时陈亮只想任用体制之外的人士，不知他们果真比这两类人更贤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