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日斋丛抄卷二

译丞相派人劫持他，从前事来看，商何必劫持呢？我认为在诛杀韩信、彭越时，吕后已经包藏祸心，等到谋划诛灭诸将时，她的阴谋才暴露出来，郦将军在这件事上对汉朝功劳最大，应当表彰他，只是不知道如果樊哙还在，想要不背叛汉朝，又能把吕后怎么样呢？

译文公与陈同父辩论诸书的大概宗旨，认为汉唐的君主，或许不能没有暗中契合天理的时候，但其整体只在利欲之上，同甫极力争辩不止。查五峰胡仁仲《答樊茂实书》说：“天理纯粹而人欲消减的，是三代兴起的君王。借天理来济助人欲的，是五霸。以人欲行事而暗中与天理相合的，是从两汉直到五代的兴起君王和盛世君主。存留一分天理而处于太平世道的，必定不会灭亡；实行十分人欲而处于乱世危局的，必定不能保全。”他的学说早已清晰明白，只是文公对于汉高祖、唐太宗之外，未必一概允许他们暗中契合天理。同甫认为近世诸儒于是说三代专门以天理行事，汉唐专门以人欲行事，其中虽有与天理暗中契合的，也能长久，这是说一千五百年间，天地只是勉强支撑度过时光，人心只是勉强修补度过日子，这难道不是像胡氏的说法吗？这当然是我所不取的。陈君举又议论“暗合”两字如何判断，人决没有全然不认识，偶然撞上的道理。大概是要平息朱、陈之争，却类似偏向他的说法。读胡集，因此记下其大略。

王子渊上《圣主得贤臣颂》说：“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像乔松那样吐纳呼吸，超然绝俗离世呢！”史书说：皇上颇喜好神仙之事，所以褒对涉及这些，以谏大夫的身份出使益州，寻求金马碧鸡之神，难道不可以说吗。假如不是病死，凭什么复命？他进用之时，应当先修习武帝的旧事，讲论六艺群书，广泛满足奇异的好尚，于是用文章奏对投给左右，能够寄托辞令进行讽劝，比当时的人贤明得多。况且汉代士大夫尤其以回家为荣，如严助、朱买臣，都是会稽吴人，武帝问严助在乡里时的情形，严助回答家贫，被友婿侮辱，愿做会稽太守；武帝又对朱买臣说富贵不归，如同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拜为会稽太守，那些曾有恩惠的人，都报复了。司马相如，成都人，派遣他谕告巴蜀，县吏背着弩弓在前面开路，蜀人认为这是宠荣。子渊本来就是蜀地人，出处不一定完全像相如，想必当他奉命回到乡邑，夸耀羡慕他的得意，哪里会勉强自己不去呢？

汉代朱博任琅琊太守，文学儒吏，当时有表记称说云云，朱博看见后对他们说：“像太守这样的汉吏，奉行三尺律令来办事，无奈你们所说的圣人之道有什么用呢？且拿着这道回去向尧舜那样的君主，出来陈述它。”晋代庾翼年轻时有经纶大略，杜乂、殷浩才名冠世，而庾翼不看重他们，常对人说：“这类人适宜放在东面的高阁上，等待太平，然后议论他们的任用罢了。”这些都是玩弄轻侮的话，古人侍奉君主治理百姓，都效法尧舜，朱博原本是个干练的官吏，怎么能知道这些？只有庾稚恭的事有可议论的，人们因为后来殷深源北伐无功，许以先知，并且预料他起初不取用，观察玄虚之言并非真实，只是他又曾请求做司马军司而不就任，后来再次写信举荐王夷甫，责备他必定强求他出山，实在不忍心违背时望吗！杜乂，是杜预的孙子，有盛名，蔡司徒、王右军都称赞他，职位不过袭爵丞掾，不详其行事。庾稚恭的持论，终究是矫饰世俗罢了，不像汉代太守以教习拜起轻慢大儒耆老，尤其不喜欢诸生，所以作无顾忌的话对儒吏，后世传诵它，他自待当时，未免太薄了吧！

薛宣经过彭城，子惠任县令，薛宣心里知道子惠不能胜任，停留几天，始终不过问吏事，门下掾问薛宣不教戒子惠的意思，薛宣笑着说：“吏道以法令为师，可以问而知。至于能与不能，自有资质才能，哪里可以学呢？”那教的人□□不必教，不教的是吏事，吏事怎么可以不教？陈万年善于侍奉人，贿赂外戚许史，他的儿子陈咸刚直，刺讥近臣，于是晚年贿赂陈汤，求入帝城，屏除旧闻，最终误了他与薛宣所到之处，贬退称进，号称黑白分明，儿子做县令，不过问罢了，既然过问了，况且停留涉及时日，却像有所避讳，凭什么对掾吏说，实在不可学，难道不可让他离去吗？我揣测薛宣的意思，正视吏道为容易，而平日，并非没有家庭习闻的详细，正且懵然莫悟，一旦进入涖官之地，指望他因父训而有所启发，必定不能。做县令才开始学吏，教也晚了，当时为他早议去就，才好。有人说：万一薛宣的儿子愤而申辩陈咸的议论，那父亲至创其面，父子坐累，怀疑不教的验证，将教之不善，宁可勿教，遂不教之善可以吗？然而假如薛宣只能教以吏，他贤于教□者几希，盖当时能以吏教子多有人矣，无以是议宣也。

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中黄门王业，王业领长安市买，于是以所卖粱饭肉羹持入，说：“居民食咸如此。”唐玄宗担忧雨伤稼穑，杨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说：“雨虽多，不害稼也。”陕民诉旱，观察使崔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闾阎不通之情若斯者众。听说往时易楮币，以一寓三，或言民间患物踊，时相命以一券市饭，至则可十人食，遂诘言者之妄，事何必隐微而后难知也？

谦让，是善德。而至不让者，隐焉。

译这不是谦让的罪过，而是看似谦让的人其实并非真正谦让。西汉都城群臣商议王莽定策安定宗庙，应当赐号安汉公，增加食邑户数、爵位和封地，王莽称病坚决推辞。他说：“我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现在希望只单独列举孔光等人的功劳给予赏赐，而搁置对我的赏赐。”王莽于是下诏任命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少保，都增加封邑万户，甄丰为广阳侯、少傅，甄邯为承阳侯。这四个人既然接受了赏赐，王莽仍然没有起身，群臣再次上言，于是下诏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任命为太傅，赐号安汉公，王莽表示惶恐，不得已才接受策命，推辞退还增加封邑的恩赐。又建议，应当立诸侯王的后代，以及高祖以来功臣的子孙，封侯赐爵位和封地，他的谦恭，难道不是很多吗？卧病很久，犹豫不决地接受任命，当时王莽的野心已经显露，事情发生在篡夺国家之前，这是在做欺骗世人的举动。后来有郭威，难道没有类似他的意图？讨伐河中叛军，荣勋回朝，隐帝赐给他金帛、衣服、玉带、鞍马，郭威推辞说：“我受命一年，仅仅攻克一座城池，有什么功劳？带兵在外，凡是镇守安定京师，供应军队粮草，都是各位大臣在朝廷中的功劳，我怎敢独自承受这些赏赐？请普遍赏赐他们。”于是普遍赏赐宰相、枢密使、宣徽使、三司使、侍卫使，让九人与郭威一样，皇帝想单独赏赐郭威，郭威推辞说：“运筹谋划，出于朝廷，出兵送粮，依靠藩镇，暴露战斗，在于将士，功劳只归于我，怎么承受得起。”加授郭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书令，窦贞固为司徒，苏逢吉为司空，苏禹珪为左仆射，杨邠为右仆射，恐怕藩镇不满，又加授高行周为太师，安审琦为太傅，符彦卿为太保，刘崇、冯晖、李彝殷兼中书令，钱弘叔为尚书令，马希广为太尉，慕容彦超、刘铢、高保融兼侍中，孙方简、刘贇同平章事。当时将帅以独占功劳、夸耀能力为累赘，以内外和谐为难事，郭威成功而不居功，即使是古代盛美的德行也没有超过他的。没想到变故发生在内部，趁着危局导致篡位，有人追溯议论他类似王莽。所以胡氏评论说：“不等到日后即位颁布赏赐，已经收买了朝廷内外的人心。”当他前往邺城时，说：“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的旧臣，希望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边疆战事，我愿意竭尽愚钝之力。”果然不是出于结党营私的私情，那么就像诸葛亮之于刘禅那样自任吗！郭威的谦让，或许不同于王莽，王莽修饰名声，郭威买弄恩惠；王莽不久就篡夺汉朝，郭威则汉朝没有谋划诛杀他。尚未决定反叛，还有自我辩解的理由。然而赏赐遍及将相，耗费无名的尊官，例如藩镇，国家典章被轻慢亵渎，假使出于真正的谦让，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况且考察他的内心，还不可知。接近真正谦让的，只有元朔年间卫青因功劳拜为大将军，对他的儿子卫伉等三人封侯，卫青谢恩说：“这都是各位校尉力战的功劳，我卫青的儿子还在襁褓中，怎敢接受封侯？”武帝下诏封公孙敖为合骑侯、韩说为龙额侯、公孙贺为南窌侯、李蔡为乐安侯、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豆如意赐爵关内侯，都是因为跟随大将军有功，卫青曾经说人臣不敢专权，又说人臣怎敢招揽士人？晚年权柄转移宾客散去，能够以功勋名声善终，而将功劳分给副将校尉，各自按照实际情况，不像泛泛地施予恩泽。卫青的谦让人，知道接近真正的谦让。以谦让为不谦让的，没有比曹操更甚的，建安年间，刚任司空冀州牧，就下令说：“我起兵诛杀暴乱，到现在十九年，所征伐必定攻克，难道是我的功劳吗？是贤士大夫的力量，天下虽然没有完全平定，我应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同平定。而独占辛劳，我凭什么安心？”大封功臣二十多人为列侯，其余依次受封，《通鉴纲目》记载曹操封功臣为列侯，唉！曹操是人臣；列侯是汉朝爵位。他赏赐的是曹氏的私劳吗？用汉朝的功臣赏赐给曹氏，君王的命令不足以使用吗？曹操的谦让，人们知道是不谦让的。谦让容易知道，以谦让为不谦让容易知道，不谦让似乎谦让唯独难知。王莽、郭威同样似乎谦让，而郭威比王莽更难知晓。

译赤眉军聚集尚有一千多万人，光武帝在洛水陈列军队，让刘盆子君臣观看，对樊崇等人说：“你们难道不后悔投降吗？我现在派你们回营，整顿军队击鼓互相攻战，决出胜负，不想强行让你们屈服。”徐宣等人说：“我们得以投降，如同离开虎口回到慈母身边，确实欢喜，毫无怨恨。”诸葛亮活捉孟获，让他观看军营阵法，说：“这支军队怎么样？”孟获说：“以前不知道虚实，所以失败，现在承蒙恩赐观看阵势，如果只有这样，那就容易取胜了。”即使再次交战，七次释放七次擒获，仍然派遣孟获回去，孟获不再离去，说：“您是天威，南人不会再反叛了。”自从世人以诡诈为兵法，像不善于变化的人，侥幸敌人迷惑错误而取胜，不能使人心服，光武帝、诸葛亮的做法，是善于使人信服的人。从前荀吴攻打鼓国，鼓国人有人请求献城叛变，荀吴不允许，让鼓国人杀死叛变的人，然后修缮防守准备，围困三个月，有人请求投降，让他们的百姓看见，说：“还有食物和色欲，姑且修缮你们的城墙。”鼓国人报告食物用尽力量耗尽，然后才攻取它，汉朝君臣懂得这个道理。

晋代陶渊明传：义熙末年，征召授予著作郎，不去就职，刺史王弘常去拜访他，称病不见，王弘每次去庐山等候他，派他的老朋友带着酒，先在半路，好像偶然相遇，在池亭饮酒，王弘于是进见，尽情欢乐宴饮，陶渊明没有鞋，王弘看左右为他制作鞋，陶渊明就在座位上伸脚让他量尺寸。

相传李林甫做宰相，如果嫉妒某人，就在凶日任命，无法避免灾祸，有人怀疑宰相所不喜欢的，何必在凶日任命。我认为听说周史佚请求选择吉日立叔虞，萧何选择良日拜韩信，东汉建武年间为伏湛敕令尚书选择拜官的吉日，岂止表示谨慎庄重的意思，而且想保全最终吉祥，事情接近厚道了。小人相反，无所不薄，怎么知道不是故意选择恶日呢！唐代刘瑑从河东召还，宣宗看案上的历书说：“为我选择一个吉日。”刘瑑说：“某日好。”皇帝说：“你可以做宰相了。”大中贤主的作为几乎像古人。

梁震，唐末考中进士，回蜀地，经过江陵，高季昌喜爱他的才识，留他，想奏请为判官，梁震以此为耻，不接受任命，终身只称前进士。《大定录》说：梁震，开平元年侍郎于竞下考中进士。李肇《国史补》说考中进士，称为前进士。《摭言》又注韩中丞仪诗：“今日便称前进士，如留春色与明年。”按：这是唐以来初考中进士的人通称前进士，《韩文公墓碑》说：“孤，前进士昶。”大概文公长庆四年去世，昶刚在这年李宗闵下考中进士。后唐李龙少以文章知名，显贵后，刻牙板金字说“前乡贡进士”，虽然表示他的荣名，也是唐制的遗留。

梁太祖问吴越进奏吏说：“钱公有什么喜好吗？”吏说：“喜欢玉带名马。”太祖高兴说：“真是英雄。”于是把玉带一匣、打毬御马十匹赐给他。

范文正公镇守延安，西夏人互相告诫：“现在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可以欺侮。”大范指范雍。苏轼把月石研屏献给子功中书、涵星研献给纯父侍讲，有诗说：“故将屏砚送两范，要使珠璧栖窗棂。大范忽长谣，语出月胁令人惊。小范当继之，说破星心如鸡鸣。”子功名百禄，纯父是伯父辈，于是有两个大小范。子由《赋毛国镇生日诗》说：“生日原同小赵公。”自注：“世人称叔平，大赵参政。阅道，小赵参政。”大小之称，一时假借区别，像华阳的范出自一门，如同汉上郡歌“大、小冯君”与元宪兄弟称“大、小宋”一样。

司马光对张文潜说：“学者读书，很少能从第一卷读到卷末。往往有时从中间、有时从末尾，随意读起，又多不能读完一篇。我性格最专一，还常担心这样。从来只见何涉学士案上，只放一本书读它，自有读到末尾，正错校字，直到读完，没读完一卷，誓不读别的，这是学者所难的。”张昙叟《答孙子发书》论《资治通鉴》，大概说：司马光曾说：“我写这本书，只有王胜之曾读完，其余君子请求观看，没读完，就打哈欠想睡了。”司马光所说，是学者的通病，何不拿何学士、王胜之的事作为读书方法？

古人遇事，各自按本分应对，就没有失中的祸患。司马光辞让宥密之命，与吕正献公同住在洛阳，正献起任河阳知府，请求在京宫祠，裕陵大喜，于是召还。有人怀疑二公出处优劣，程先生说：“吕公，是世臣，不得不归见皇上。司马公，是诤臣，不得不退处。”文潞公拜平章，伊川任崇政殿说书，先生以师道自居，每次讲课神色很庄重，泰陵畏惧他。潞公年九十，对皇上很恭敬，进士唱名，侍立终日，有人议论先生的倨傲，看潞公的恭敬为未尽，先生说：“潞公，是三朝大臣，事幼

译君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布衣之身担任上师傅，怎敢不自重？”留正任丞相在绍熙末年，从相位上逃离，赵忠定（赵汝愚）力主并促成内禅，有人因两位公卿应对变故的方式不同，向范仲黼郎中询问，范说：“赵丞相，是同姓的卿相，留丞相，是异姓的卿相，反复劝谏而不听，就离去。”赵文昭（赵汝愚）对真文忠（真德秀）说应当思考如何谋划当权者，不要只是议论而已，真文忠说：“您是宗室重臣，应当思考如何谋划。德秀我，只是得到朝廷一个议论政事的文臣罢了，这几种人的度量与所处地位，难道没有纯厚与瑕疵的区别吗？不可以轻易议论。”由此可见，识人的见识，其分别是不容易的。

译司马光在嵩山题字说：“登山有方法，慢慢走就不会气喘。把脚踩在平稳的地方就不会跌倒，要谨慎啊。”又写道：“我观察地面，然后才敢行走；站稳脚跟，然后才敢站立。”这就是题写在嵩山的话，而且更加诚恳。大概司马光的一举一动，没有什么时候不存着这种心意，邵雍称赞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光自己认为这是知人之言，确实如此啊！

邵雍说：“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张栻称赞下句极是，上句有利心，不如改为：“君子本分做君子。”范纯仁说：“用对待贵人的心态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态宽恕别人。”朱熹称赞上句自好，下句既然不知道自我治理，他的昏昧就波及别人，使别人也像自己一样昏昧。如果像张载说：“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人，就尽了仁；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尽了道。”话语便不同了。我因此感叹修辞之难，前代儒者建立教化，不敢丝毫放过，普通人怎么能轻易说话呢！君子、小人，话语本于刘敞所说，记录张栻言论的人，认为邵雍《语录》传讹，这其中的细微差别就在于此。

司马光作《耆英会序》说：“白居易在洛阳，与八位高龄者交游，当时的人羡慕他们，画像流传于世。宋朝兴起，洛阳的各位公卿接着这样做，两次了，画像在普明寺僧舍，那是白居易的旧宅。”《梦溪笔谈》也说白居易居住在洛阳，与八位高龄者交游，称为“九老”，洛阳的士大夫至今居住在这里的，接着举办九老会的有两次。现在考证重修香山故事，只有至道初年李昉罢相后，以司空身份退休，年龄七十七岁，思念白居易在洛阳的集会，恰好交游中有这个人数，想要继承这件事举办宴集，所以宰相宋琪、吴僧赞宁参加，恰逢蜀地叛乱兴起而停止，这件事应当是在京师。至和年间，杜衍也已经退休，与所有老年退休的人举办五老会，这件事又在南都。说两次在洛阳集会，未能详考后一次，比如米芾《九隽老会序》说：“中散大夫河间公靖镇守吴地，风俗于是开辟群斋，集会九隽老。”那么这件事在吴地，名氏尚且没有全部记载。只有韩琦在元丰五年任洛阳尹，举办耆年会，共十三人，可以践行唐代贤人的遗风并超过他们了。又元丰初年，赵抃守杭州，赵概从南都来，年龄八十一岁，共同游湖山，作二老图，赵抃当时七十一岁，程师孟守越州，又比赵抃小一岁，曾经一同唱和，赵抃退休路过那里，于是增加程师孟为三老图。盛大啊！太平时代的典范。渡江以来，有像史浩六老图，周必大二老堂会，清时胜事，各擅一门，难道只是家庭的喜庆？又有刘汭，画周必大与兄长乘成居士周必正、杨万里为三老图，平园、诚斋集有诗，也是庐陵佳话。

王曾把几轴简纸送人，都是他人书信后面截下的纸。晏殊凡是书信首尾的空纸，都亲手剪熨，放在几案上，以备使用。王旦平生不用整幅纸做封皮，曾经告诫他的子弟。各位公卿都处于显贵地位，节俭的德行像这样，世俗浪费纸的人，如果对他说古事，未必不轻视鄙薄。梁东莞臧逢世向姐夫刘缓乞求客刺书翰末尾的纸，写《汉书》，见《颜氏家训》。

《复斋漫录》说：“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因此自号涪翁。查《益都耆旧传》：‘广陵有老翁，在涪水钓鱼，自号涪翁。’那么涪翁的称号，古代就有了。”《苕溪渔隐丛话》说：“《后汉书·逸民传》：‘起初，有位父老，不知在哪里，常在涪水钓鱼，人们因此称他为涪翁。’复斋不取于此，却取《益都耆旧传》后汉《郭玉传》的话，说涪翁的称号，古代就有了，不是从黄庭坚开始的。”《芥隐笔记》引援也相同。我记《新唐书·陆龟蒙传》：“当时称他为江湖散人，或者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说：“巴西人居住在汉水上的。”唯独不用前二书为证，应当另有考证。

陈升之在相位，想要营建住宅，看图纸认为太高，全部裁减，制度很低，董后者说：“宰相门不高大，无法容纳车马。”陈升之说：“我今天有守门人，一两代后，我的门要使小姨辈可以开阖。”应当与李沆厅事仅容旋马，都是美谈，这才是留给子孙的。叶适《刘建翁墓志铭》说：“居室尤其简陋，不改变，我偶尔经过，到门前下车，建翁犹豫着出来迎接在街中，笑着说：‘自从两位父亲在世，四方经过莆田的人，没有不到庭院的，大概是现在的轿子比旧时大了，这是世变啊。’我也笑着说：‘轿子虽然大，不过几寸，公的门扉不是太狭吗？却不知道变通。’”陈升之与刘建翁都是莆田人，地方风俗大概近古，二父者，是刘夙、刘朔，建翁名起晦，是刘朔的儿子，刘潜夫尚书的祖父。叶适的回答，虽然像是戏谑，实际上是赞赏他不随俗改变。有人说：乾道淳熙间的各位老人，典范自然不同，不只是莆田地方风俗近古，何况陈升之是贤相呢？

李仁甫侍郎，淳熙年间，因为宋孝宗议论先儒从

译祭祀应当提升或贬黜、选取或舍弃，于是上奏说：“范仲淹辅佐仁宗，谨慎地推行学校教育，开始在各郡国普遍设立学校，改革选拔人才的制度，以造就新的人才。欧阳修倡导古文，排斥异端邪说，比起唐代的韩愈毫不逊色，嘉祐、治平年间，人才特别兴盛，欧阳修所培育成就的，出力最多。而司马光及苏轼，风骨节操更加高尚，他们的学术专门致力于端正君主的心意，安定百姓，他们想要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抵制邪恶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即使流离失所、颠沛流离，至死也没有遗憾，大概类似于孟子。当王安石变法初露端倪时，只有司马光、苏轼能够预先驳斥他，这在他们所写的文字中，不胜枚举。苏轼著《书传》，与王安石辩论的条目多达十八九条，尤其切中要害且深远，他下的功夫不在治理洪水、批驳杨朱和墨翟之下，如果他的言论早被采纳，难道还会有靖康之祸吗？全部去掉王安石父子，而选取司马光、苏轼，这才恰当，同时包括范仲淹、欧阳修，也没有不可的。”又说：“昨天承蒙圣上议论，想要提升司马光、苏轼配享于堂，我曾怀疑陈瓘斥责王安石逆像献祭是否妥当，圣上谕示说如果亲自酌酒献祭，就暂时将他的座位迁到别处，君臣的名分，终究有不安之处，司马光、苏轼必定不敢当此理。只按世代先后次序，让他们继韩愈之后，也没有贬抑。”查考《道命录》、杂记等书：赵侍郎赵粹中请求去掉王安石、王雱，选择本朝名儒列入从祀，皇上议论认为范仲淹、司马光二文正，欧阳修、苏轼二文忠，李公认为可以，赵卫公主支持，并且说范公自以功业闻名，欧公当时也稍有瑕疵，不如只用司马光、苏轼而升于堂上，龚、李二参都不认为可以。大概提升祭祀于堂上，依附舒王（王安石），近来这样固然不奇怪，本意是为了矫正学术的弊端，抬高一方压制另一方，不打算承受其过分之处。尊崇推崇到了极点，就可以看出来了。读《巽岩集》中的奏疏，虽然有时推崇皇上的意旨，但他秉持礼制、坚守正道，善于立论，当时周敦颐、程颢、程颐还来不及议论。端平年间，李公的儿子李季允任枢密使，在从班中上奏：卓然成为学者所尊崇的，适宜列入从祀的十人：胡瑗、孙复与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氏，而司马光、欧阳修、苏轼也在其中，请求下达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商议，未详细覆奏谁可谁否。等到淳祐年间，周敦颐、张载、二程从祀，又咸淳年间，司马光、邵雍才开始也从祀。至于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名节、世论、道德、性命，想要将他们合在一起，没有途径。即使李公所称，也已经在范仲淹、欧阳修、苏轼之间有所区别了，也是各自依据实际情况吧。

译谢上蔡的孙子叫谢偕，他的儿子没有衣食，替人承担符役以奉养老母。黄子耕任天台知州，编修郡志，访求旧族，找到了谢偕，邀请他相见，以宾客之礼相待，供给他冠带、田宅。杨龟山的家宅既已卖出，四世孙杨复又对此感到痛心，诉讼纷然，余景瞻任南剑知州，说：“官府依据交易法罢了，怎能空手得到呢？”亲自到郡中，查阅卷宗一百多万，谢绝不取，于是赎回宅子归还给他们，修补其漏损残缺，又让杨复在学宫任职，供给他廪食，可见叶正则所写的祠堂记。吴明辅用这两件事《跋楼大防参政遗族孙帖》：“所以宗族遗孤，忽然沦落，有的不等年数久远。”陆务观却以宋广平、沈义伦的后代沦为卒、髡为僧，不胜感慨，后来贤士大夫每每在此尽情，而录后恤孤，都有先例。茂陵诏求伊川程氏的后代，池州申、直下两房子孙叫程观之、程源，于是程观之补不理、选限登仕郎，充池州州学学宾，月廪供给以奉祭祀；程源赴吏部铨量、补迪功郎，逐渐升迁为二令监丞。当时又命令陆文安九渊的儿子陆特之、沈端宪焕的儿子沈省曾都在秘省读书，宾客在嘉定十六七年间。叶氏《闻见录》说：“程源，在都门外卖米，有人教他干谒当权者，著《道学正统图》，以考亭之后，抄入当权者姓名，于是授予初品。”而吴大礼绍定《封事》有说：“如程源、如沈省曾，不识一丁字，未三五年就授予他们贰郡。至于布衣韦带之士，勤苦灯窗，驰驱仕路，有二三十年不可得的。”张端义《封事》也说：“秘书省读书，朝廷以异礼对待天下遗逸之士，假借先儒之后，影射市井之徒，老成学者饮耻而没。”有人说指沈省曾辈。表彰贤者后代，盛世美意，尚不免于异论，事何者无弊？如果世家果真有像程氏子弟那样从寒微中提拔，正不可议，只是处置要适中罢了。

前辈有两个黄裳，都任端明殿学士。其中一个字冕仲，延平人，元丰进士第一，崇宁礼部尚书；其中一个字文叔，蜀人，侍奉茂陵潜邸，任翊善。刘潜夫作衢州开化《芹涧桥记》说：“端明演山黄公裳少时经过这里，有‘更高千万丈，还我上头行’的诗句。”于是成为诗谶。演山以德望重，朱文公见到他而屈膝，不专以科目重也。按文公《年谱》：乾道三年到长沙，拜访张宣公，道经昭武谒见黄端明，先写信说：“将顿首再拜于堂下，伏惟坐而受之，使得自进于门下弟子之列。”这正是黄通老尚书冕仲，也是绍兴五年进士第一，因有官降居次，官也任端明殿学士，如果说演山，那么冕仲是也。《系年录》记载建炎四年卒，文公似乎不及见，或许刘别有考？大概识前言往行，近推莆田大老，不容妄论也。

景定五年明堂礼成，恭谢太乙宫，赐宴斋殿，教坊伶优举经语以戏，刑部侍郎徐复引孔道辅使契丹、责以文宣为戏故事，请求诚乐部、无得以六经前贤为戏。我读东坡通守杭州《寄吕微仲诗》，自注：“杭有伶人，善学吕，举措酷似，别后常令作之以为笑。”诗云：“楚相未亡谈笑是，中郎不见典型存。”使事切矣，谨厚者却疑焉。朱文公在讲筵，优人王喜时于上前效其行止进退以为戏，用事者欲赏以门祇侯，皇上将听从，侍郎诵言将入谏，命令才停止。这是不可不禁遏的，何况假为燕笑之乐呢？

淳□五年，两淛运司物料官郭嘉卿年六十五，请求休致，特改京秩，赐号继一处士，官其子自中，仍召对禁殿，以诗赐之，群臣皆和，又御书匾其居曰“冲庵”。

端平台谏吴叔永直院《与唐伯玉少卿帖》说：“端平更化以来，皇上亲自擢升台谏者三：秀挺如舜俞、方毅如颖叔、端亮敢言如徐直翁、杜成已与季永弟，最后方德润，犹强人意。只有都运侃侃其直，誾誾其争，乃能扶颓纲，起敝化，力争是非于嘉熙初元，真得所谓诤臣七人矣。”舜俞，洪忠文也；颖叔，王忠文也，一字去非；真翁，徐忠简也；成已，杜清献也；季永，吴侍郎昌裔也；德润，方忠惠大琮也；伯玉，唐少卿璘也。我所闻端平台谏几乎二十人了。

近时称白石的：乐清钱文子文季、番阳姜夔尧章、三山黄景说岩老，各因其居号之尔。所以尧章以谓居苕溪上，与白石洞天为邻，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诗云：“屋角红梅树，花前白石生。”或许本乐天“黄醅酒”对“白侍郎”，陈去非简斋“老对白桂花”，此祖其格者然。“白

译石生见于《神仙传》，是黄丈人的弟子，到彭祖时已经两千多岁了，煮白石作为粮食，因此居住在白石山，当时号称“白石生”。尧章称引这三个字，大概是有依据才使用的。文季、宗正、岩老、大理都是少卿，正当嘉定年间，姜夔只是平民。

译苏轼的《松醪赋》，李仁甫侍郎曾引用赋中的语句，说苏轼大概已经知道了。又说：苏轼再次被贬谪后，亲友有人劝他更加自我警戒，苏轼笑着说：“难道是要赐我自尽吗？何必到这种地步？”于是对叔党说：“我非常喜欢《松醪赋》，何不点上蜡烛，我为你书写这篇赋？倘若有一个字写错，我就死在海上；如果不这样，我必定能活着回来。”叔党苦苦劝谏，担心笔画点画偶然有差错，或许会预示灾祸。苏轼不听，径直铺开纸落笔，写完整篇没有一丝一毫的脱漏错误，父子二人相视而笑。《松醪赋》预示渡海的谶语，人们都知道，却不知道它还能验证苏轼生还。

太史公推定戾太子的出生在建元年间蚩尤星出现、天命将出师的那一年，苏轼推定富郑公的出生在景德年间开始与契丹盟约的那一年，人的出生关乎世运的盛衰，他们的出生，确实有某种缘由，前人怎肯凭空臆测呢！

何子楚《春渚记闻》记载：“陆农师左丞的父亲少师公规，七岁时不能说话，一天忽然在门上写道：‘昔年曾往海三山，日月宫中数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向人间。’从此就能说话了。后来考中进士，官至卿监，享年八十岁去世。”我得到他家的《七岁吟叙》阅读，发现事实是左丞的祖父太傅陆轸字齐卿，序言说：“祖父病重，我和几个孩子正卧在床侧，祖父突然叫我们起来，仔细看着我们，说：‘你们能赋诗两联来符合我的心意吗？’陆公随口吟出两韵立刻完成，都是神仙般的语言，祖父看了诗非常高兴，说：‘我死而无憾了。’诗写道：‘昔年曾往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到人间。’所以这不是世俗的说法。太傅是祥符年间进士，官吏部郎中、直史馆，曾守卫家乡郡县，享年七十七岁。”序言又记载他“辟谷十年，炼丹九转，鹤去青衣，三天后去世”。事情尤其奇怪，难道认为这是早年诗句的应验？然而不说他起初不能说话，忽然在墙壁上题诗，而且也不是左丞的父亲。左丞以国子博士的身份被追赠太尉，名珪，字自廉，叔父名珪，是父亲，没有说“父亲名规，官至少师”，记载叙述容易出错就是这样。左丞的孙子是陆游，官至待制，刚七岁时，父亲少师指着鸟让他赋诗，陆游立刻回答说：“穷达得非吾有命，吉凶谁谓汝前知。”事情见于《家语》，这个少师又是陆永年的儿子、京西转运使字元钧。我们家乡的陆氏最称得上是世家大族，诗礼的恩泽深厚了，世代以早慧闻名于当时，也是盛事。

洪迈《四笔》记载：“绍兴十三年，敕令所进呈的删定官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诚、沈介得和伯、兄景伯都担任秘书省正字，同一天供职。少监秦伯阳说：‘一旦四位同僚，姓氏都从水旁，我有一句，愿各位对之，即说：‘潘、游、洪、沈泛瀛洲’，在座的客人不能对出。因此记得《笔谈》所载：元厚之绛小时候梦见有人告诉他说：‘日后应当担任翰林院学士，必须兄弟数人同住禁林。’厚之自己思考素来没有兄弟，怀疑不是这样。等到元熙年间任命为学士，同时进入翰林院的有韩维持国、陈绎和叔、邓绾文约、杨绘元素，名字都从系旁，才开始明白兄弟的说法。想用‘绛、绎、绘、维绾纶〇’作为对句，然后有空考证史录，岁月是否相同呢？”我看《桐阴旧话》：“元章简公厚之曾梦见兄弟三人同为学士，然而厚之终究没有兄弟，曾经怀疑这件事。等到与宫师、杨元素同在翰苑，旧例：具奏，不写出官姓，一天因为签奏事情，才恍然记得昨夜的梦，原来三公的名字都连丝旁。”宫师，就是持国。参照《笔谈》，没有陈、邓二公。韩无咎记载《家世旧事》，大概更符合事实。《石林诗话》又说：“元厚之任荆南知州，梦见来到仙府，三人联名书写名字，旁边有人告诉他说：‘你们三人，大概是兄弟。’醒来思考，不知道什么意思。不久，入朝担任学士，韩持国维、杨元素绘先已在翰林院，一天联名书写，三人的名字都从绞丝旁，才开始明白梦中兄弟的意思。后来持国、元素外调，厚之任京城尹。三年后又与元素还职，而邓文约绾相继担任直院，那么三人的名字又都从绞丝旁。”这件事没有比这更详细的，然而也没有记载陈。沈括将其记录在异事条目中，在当时传闻，固然应该没有差错，景卢还说没有考证史录，前贤考究，不肯草率，大多像这样。

王龟龄詹事记载人说生前事，大概说：我年轻时，有个乡僧每次见到我都说：“这个郎君，是严伯威的后身。”我询问叔父宝印大师，叔父说：“严□黎，是你祖母贾的哥哥，博学工于诗文，戒行修饬。你父母过去因为没有儿子而担忧，政和壬辰正月，我去世，你祖父梦见我到来，聚集众花结成一个大球送给你祖父说：‘你家求这个很久了。’我是因此而来，这个月你母亲怀孕。我眉毛浓黑而下垂，眼睛深邃而神藏，小时候能背诵千言，喜欢作诗，人们把你的眉目及最好类之，所以说。”又《种蔬诗》说：“前身老□

译黎，蔬气端末降。详细记载在《梅溪集》中。古代这类事情很多，陈氏《扪虱新话》列举了房□是永禅师；娄师德是远法师；张文定公游览滁州琅琊山寺，得到《楞伽经偈》而悟出前生；苏东坡游览杭州寿星寺，进门便悟出曾经来过。《春渚记闻》又说苏东坡的前身是五祖戒和尚，见于黄庭坚涪陵刻石的记载。往往在佛教轮回之说中，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家法，苏东坡的诗自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李之仪说：“苏东坡平日自认为是陶渊明的后身，晚年和《归去来辞》才开始记载这话，实在是胸中自负如此。黄庭坚作为千载、百世士人的评价是确切的。”周益公《奏事录》记载汪圣锡端明说：“幼年刚读陈师道诗集，有《代人乞郡札子》，一见便怀疑是代傅尧俞所作，后来翻阅傅尧俞文集，果然如此，于是知道宿世读书的说法可信。”汪圣锡怀疑陈师道是傅尧俞的后身，贤哲旷世而吻合，难道也是他们志向自许？三生之前，不能全部知晓。李翱说韩愈长期读书，能记住其他生世所习得的，或许像识环之类的事情吧？

译李氏《杂记》中说：“乾道末年，孝宗梦见有人告诉他说：‘想要恢复中原，非王淮不可。’于是季海（王淮字）刚刚再次入朝担任少常，随即被任命为正字，历任内外制诰，不到两年就执掌朝政，进而升至左丞相，在二府任职共十四年，这是一朝大臣中所没有的。”我查阅《王鲁公行状》：他起初在绍兴二十八年，从密院编修升任校书郎，未曾被任命为正字，等到担任谏官时，因服丧离职。乾道三年，他从福建转运使再次入朝担任秘书省官员，任少监，后出任江州太守。乾道八年，他从浙西提点刑狱再次入朝，任太常少卿，兼任内外制诰，由西掖迁升为学士。淳熙三年冬天，被任命为枢密使，于是执掌朝政，但自少常至执政，也经历了四年，况且并非再次入朝，记录容易出错竟然如此。娄彦发议论张全真参政的谥号，说高宗曾有未能完全任用他的感叹。过了十五年，王淮当时在谏垣，皇上指着他说可以担任宰辅，因为他的形貌像张公，赞叹赏识无人能及。后来将这话告诉阜陵（孝宗），王淮最终位居宰相高位，既然因为形体相貌偶然相似，得到思陵（高宗）的赏识，又因为梦境，导致阜陵对他倚重，果真如前两种说法，这种天幸难道可以屡次遇到吗？

爱日斋丛抄卷二终

爱日斋丛抄卷三

杜甫诗的结语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马》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石笋行》中说：“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大概全法《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岂是小力量敢说的呢！不仅如此，《遣兴》中说：“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喜雨》中说：“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大麦行》中说：“安得如鸟有羽翼，托身白云还故乡。”《光禄阪行》中说：“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只今多拥隔。”《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安得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王兵马使二角鹰》中说：“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晚登瀼上堂》中说：“安得随鸟翔，迫此惧将恐。”《昼梦》中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早秋苦热》中说“安得赤脚踏层水”，《后苦寒》中说“安得春泥补地裂”，《同谷县歌》中说“安得送我置汝傍”，都是壮语。

曾见《诗话》称陈无已诗：“寒巷闻惊犬，邻家有夜归。”与刘长卿“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相比，本非蹈袭。

郑毅夫起草富弼的宰相制诰，有诗说：“中使传宣内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题了，红烛才烧一寸花。”近赵汝谈诗：“宫井城鸦欲动时，春猿梦断北山移。揽衣拟草《归田赋》，犹是金莲烛半枝。”郑矜持敏捷，赵乃思退，辞致各清丽。《侯鲭录》记载：“郑侠上书事件发生，下狱，全部治罪平时交往深厚的善人，晏几道叔原就在其中。郑侠家中搜得晏叔原与侠诗说：‘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幾时。’裕陵称赞他，立即命令释放。”我听说刘潜夫端明少年时《落梅诗》说：“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于是获罪，比兴似乎不相远，所遭遇的却自两途。

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少陵《东楼》诗：“虽有车马客，而无人世喧。”就古语一转，正是使事之法，如《庄子 外篇》：“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东坡《九日》云：“要适忘带，足适忘屦。”却乍读似与《庄子》意别，亦是不为古事所使也。

荆公诗多举贞观，盖追怀盛时，托兴前代，使后来读之如少陵“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可悲矣！《息行》云：“官驱群囚入市门，妻子恸哭白日昏。市人相与说囚事，破家劫钱何处村。朝廷法令亦宽大，汝罪当死谁为冤。路傍年少叹惜汝，贞观元元之子孙。”《河北民》云：“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少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伤今思古之义具焉。又其诗曰：“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岁常苦迟。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此意虽寓辞，若少过矣，使生太平盛世，得为谨厚君子，顾不可乐哉！比见石九成文诗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怜。”与《叹息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