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日斋丛抄卷五

译道本来就会陷入困窘。作为君主却屡次被臣下问倒，将凭什么统治人民呢？陷入困窘却不知道自己的困窘，其祸患又将反过来使他自以为是，这就叫做双重闭塞的君主，国家没有存在的道理了。所以有道的君主顺应自然而不妄为，要求臣下而不发号施令，摒弃私欲和成见，清静虚怀地等待，不夸耀自己的言论，不争夺事务的主动权，考察名分审核实际，让官员各自掌管职事，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尧说：“怎样去做？直到日月照耀的地方。”舜说：“怎样去使归服？直到四方荒远的外围。”禹说：“怎样去治理？直到青北九阳奇怪之地相接的地方。”现在这本书说：“道用来治理，深厚而不广博，恭敬地守住那‘一’，端正本性内心自足，众人不周全，而致力于成就一种才能，尽善尽美的才能既已成就，四境就平定了。只有那天的符瑞，不周全而相同，这是神农之所以长久的原因，尧舜之所以显彰的原因，夏后氏之所以勤勉的原因。如果君主自以为聪明而轻视别人，自以为灵巧而轻视别人，像这样那么愚笨拙劣的人就会请求指示，灵巧聪明的人就会发布命令；命令多了那么请求的人就更多了，请求的人更多，那就是没有不请求的了，君主虽然灵巧聪明，也没有无所不知的，用没有无所不知去应对没有不请求的，其道本来就会陷入困窘。作为君主却屡次被臣下问倒，将凭什么统治人民呢？陷入困窘却不知道自己的困窘，又将自认为多能了，这就叫做双重闭塞的国家。上有忌讳直言的君主，下有苟且偷安的习俗，其祸患起于想要治理好国家。有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心，却得到双重闭塞的祸患，因此我认为国家不值得治理，事情不值得处理。过去有道的时代，顺应自然而不妄为，要求臣下而不发号施令，摒弃私欲和成见，清静虚怀地等待，不夸耀自己的言论，不争夺事务的主动权，循名核实，官员各司其职，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神农说：“怎样去调和？万物调和三光。”尧说：“怎样去做？日月照耀的地方。”舜说：“怎样去使归服？四方荒远的外围。”禹说：“怎样去治理？青北九阳奇怪之地相接的地方。””这是那些王者，天下认为有功，后世认为有能。”这是子华子对齐景公询问治国之道的回答。其中有不标明子华子的，如《尽数篇》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现在这本书说：“流水不腐，是因为它流逝的缘故；户枢不蠹，是因为它运转的缘故。”都是论述养生，而这本书则用医理来说，如《诬徒篇》说：“人的情感喜爱与自己相同的人，称赞与自己相同的人，帮助与自己相同的人。”这一篇在前面子华子说“王者，乐其所以王”以下共二百多字之后才提到这个，难道都是子华子的话吗？如果这本书说子华子听晏子辞谢赏赐而说，下面又说：“爱的反面就是憎，一定有原因；帮助的反面就是排挤，一定有原因；称赞的反面就是诋毁，一定有归宿。”如《淫辞篇》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了黑色衣服，在路上寻找，看见妇人穿着黑色衣服，拉住不放，想要拿走她的衣服，说：‘刚才我丢了黑色衣服。’妇人说：‘您虽然丢了黑色衣服，这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快点给我衣服，我刚才丢的是夹衣；现在你穿的是单衣。用单衣抵夹衣，你难道不占便宜吗？’”现在这本书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了黑色衣服，顺着路去寻找，看见妇人穿着黑色衣服，拉住不放，说：‘你拿这个赔偿我吧。’妇人说：‘您虽然丢了黑色衣服，但这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快点赔偿我，我刚才丢的是夹衣；现在你穿的是单衣。用单衣抵我的夹衣，你难道不占便宜吗？’”下面才开始举子华子说：“利益迷惑人心，侥幸于得到罢了。忘记了作为本质的东西，侥幸于得到，而忘记了作为本质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现在世上的人，寻求不做澄子这样的人或许很少了。”如《察传篇》说：“宋国的丁氏家里没有井，出去打水，常常有一个人在外面，等到他家挖了井，告诉人说：‘我挖井，得到一个人。’”有人听说了就传播说：‘丁氏挖井得到一个人。’”国人都传述，传到宋君那里，宋君派人问丁氏，丁氏回答说：‘得到一个人的劳力，不是从井中得到一个人。’寻求能像这样，不如不听。”现在这本书说：“从前宋国有个丁氏，家里本来没有井，出去打水，常常一天有一个人在外面，鉴于这样，聚集人力在庭院挖井，家人互相说：‘现在我家得到一个人了。’有人听说了就传播说：‘丁氏挖井，得到一个人。’国人都互相传述，话传到宋君那里，宋君召见那人质问，丁氏回答说：‘自从臣挖井，家获得一个人的劳力，不是从井中得到一个人。’”这是用来回答公仲承问黄帝铸鼎乘云的事，所以下面说：“所以黄帝铸神鼎，是井中人的比喻，智者纠正它，是宋君召见那人质问的比喻。”概括这几条，比较着读，如果古代有这本书，见于《吕氏春秋》却有时烦琐有时简略不尽相同，合并又有时混淆其辞，有不系以“子华子曰”的，为什么呢？只有《审为篇》说：“韩魏互相争夺侵地，子华子见昭釐侯，昭釐侯有忧色，子华子曰

译子华子说：“假如让天下人在您面前写下铭文，上面写道：用左手去抓取，右手就会残废；用右手去抓取，左手就会残废。然而抓取了必定能得到天下，您打算去抓取吗？还是不打算去抓取呢？”昭釐侯说：“我不去抓取。”子华子说：“很好，由此看来，两条手臂比天下更重要，身体又比两条手臂更重要，韩国比天下轻得远了，而您现在所争夺的东西，比韩国又轻得远了，您却必定要愁苦身体、伤害生命，去担忧那藏匿之物不能得到。”昭釐侯说：“好，教导我的人很多，不曾听到过这样的话。”子华子可以说是懂得轻重了，因为懂得轻重，所以议论不超过这个限度，这件事也见于《庄子·让王篇》。但《子华子》这本书里没有记载，编撰者本来怀疑漆园先生（庄子）是选取古代道家的寓言，然而《吕氏春秋》记载了这件事，《吕氏春秋》也是把它当作寓言来记载的，那么凡是记载子华子话语的多是寓言了。又考察这本书，看到齐景公与晏子的问答，赵简子也曾招揽他，所谓刘向的序言也说：“（子华子）是赵简子的家臣。”而庄子、《吕氏春秋》又有见到韩昭釐侯的事情，高诱说：“昭釐侯是谥号，是韩武子五世孙，昭侯的儿子。《史记》世家记载：武子的儿子虔是景侯，最初分晋为诸侯，传烈侯、文侯、哀侯、懿侯，然后是昭侯。《战国策》说：‘申不害与昭釐侯拿着圭去见梁君。’以申不害为臣，那么这个昭釐侯就是昭侯。《竹书纪年》：郑釐侯来朝见，《索隐》说是韩昭侯，昭侯实际上是哀侯的孙子，距离武子六世，与高诱的注释不同，距离齐景公去世一百三十三年，距离晏子去世一百四十二年，距离赵简子去世一百十七年，推算赵简子同时代，相差甚远。《吕氏春秋》在其书中见到齐景公、赵简子等话语都不明确，说是见到昭釐侯也可以，其书唯独不明确韩侯的事，说是齐景公、赵简子时也可以，只是合并两书来论述世次；不能确定。如果以孔子与子华子倾盖而语的事来确定，那么见到昭侯的不是子华子，而且其书也有可疑之处。晁氏《读书志》说：“看它的文辞，是近世依托之作，多用字说，大概是元丰以后举子所作，而且因为它的书中有秦襄公、赵简子，相距几乎二百年，抵牾类似这样。”我所读的，本子虽然记载他到秦国，但不说襄公，难道是有人怀疑而省略了吗？朱文公说：“它的言辞故意艰涩，而道理其实浅近；它的体裁务求高古，而气势其实轻浮；它的道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它的语言多用《左传》、班史中的字，它的粉饰涂泽、俯仰态度，只像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者所为，不仅决非先秦古书，也不是百十年前的文字。只因为《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所以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与，必是当时贤者，可以假托惑世，遂造此书传合之，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丽，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亦仍刘牧之谬，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或云王〇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今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托为刘向而不类向它书，后二篇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若世之匿名书者。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剥他书，傅会其说，其自序出处又与《孔藂子》载子顺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武从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甚。而近世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至引其说以自证其姓氏之所从出，则似诬其祖矣。”文公审为伪书，因会稽官书刻本，欲疑王、姚所作，不知绍兴间晁氏先已疑元丰举之矣。由乾淳视之，岂非百年文字赖晁说而稍古，王、晁免作伪之讥？惟叶正则推信以为真与孔子同时，可与《六经》并考，且云：“其书甚古，而文与今人相近。”论者谓正则既知之矣，或古有其书亡之，后人摘其存於《吕氏》者，特为此详略也，予将以《吕氏》书证之，曰彼诚出于近代，又何先见於此也？则昭釐侯之事与《吕氏》异，复有疑焉，况久逸於古史而始传哉。

译“宰相安和，殷生无恙。”这是王羲之信帖中的话。苏东坡在《题潭帖》中说：“宰相应当是简文帝，殷生则是殷长源吧。”黄伯思在《刊误》中有人说：“《宰相安和帖》是郄愔写的，所说的宰相，是指简文帝担任相王的时候；殷生，就是殷浩。然而这或许是书写郄愔信帖的话罢了，而字的结构确实接近后人伪作。郄愔的书法本来与王羲之早年不相上下，而这封信帖完全没有晋代的风韵，它不是真迹是显而易见的。”我读刘潜夫的诗：“厌倦了当今的书信，时常拿出晋代的信帖来看。殷生与宰相，一同问候平安。”诗中只说“晋帖”，那么王羲之、郄愔是谁就不必争论了，阐发信帖中的意蕴才更有味道。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外，使用鸡距笔；黄鲁直在崇宁二年十一月被贬谪到宜州，为资源书写卷轴，花三钱买了鸡毛笔写了两封信帖，风流雅趣特别相宜。

王涯收藏前代的名书画，在甘露之祸中，被人打破墙壁，剔取匣轴中的金玉，而把书画丢弃在路边。温韬发掘唐太宗昭陵所藏的书画，也是剔取装裱轴头的金玉而丢弃书画。近来富贵人家废弃的纸幅断片散卖到外面，有的毁灭化为飞尘，大概是因为有锦缎装裱、玉制轴头拖累的缘故。昭陵地下的收藏，尚且流落人间。史书记载王涯的收藏秘密坚固、重重叠叠不可窥探，结果在哪里呢？智谋力量不足以预知人事的情况太多了。

《元和圣德诗》说“以红帕首”，注者引用《实录》说：“大禹在涂山会盟的夜晚，大风雷震，有甲士步卒一千多人，那些没有穿铠甲的，用红绡帕抹额头，从此就成为军队的服饰。”又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红帕首”，“帕”一作“抹”。《送郑权尚书序》，“帕首靴裤”，大概屡次使用。陆氏《笔记》列举《孙策传》：张津曾经戴绛帕头，帕头，是巾帻之类，如同现在说的幞头。韩文公说：“以红帕首，已经错了。”苏东坡说“绛帕蒙头读道书”，增加一个“蒙”字尤其错误，陆游固然不引用涂山的事，注韩文的人也不援引孙策的话，然而《李》、《郑》两篇序，都连着“帕首靴裤”，取义为幞头正合适。范晔《后汉书》说：“向栩，性格卓绝不伦，读老子，样子像学道，喜欢披发戴绛绡头。”李贤注：“《说文》：绡，生丝。按这个字应当作幧，这个字从巾。古诗说：‘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幧头。’”以上史注红绡头或许就是红绡帕。我认为孙伯符所说的南阳张津担任交州刺史，戴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或许是从东都来的李姓，习染妖妄的人，就把这作为首饰，向栩是这一类人。韩诗“帕”是虚字，坡诗“帕”是实字，因为文章而著字为蒙，所用本来不同，都不免陆氏的怀疑。唐代娄师德出使吐蕃，晓谕国家威信，吐蕃人畏惧喜悦，后来招募猛士讨伐吐蕃，有人自己奋起戴红抹头来应诏，这接近涂山军容的遗制，虽然不敢用来解释帕首，但说“戴红抹额”，也是帕首巾帻一类的东西罢了。

徐铉跟随后主归顺宋朝，看到士大夫在寒冷的日子多披毛衫，大笑，对人说：“中朝自从兵乱之后，风气没有改变，披着毡子穿着毛皮，实在很多，深可骇异。”一天入朝，远远看到他的女婿吴淑也披着毛裘，回来，召来责备他说：“吴郎是士人，怎么能效仿这个？”吴淑回答说：“早晨起来霜重，苦寒，然而朝中穿这个的人很多。”徐铉说：“士君子有操守的，也没有穿。”这是自谓。去新平的路上，幽州土地寒冷，门人郑文宝恰好掌管转运，在路上迎接徐铉，脱下所穿的褐裘献给徐铉，徐铉最终拒绝，于是被寒气所伤，下痢而死。杨文公记载这件事，徐铉的志向可悲啊。然而徐铉在中朝做官，而中朝的士人都佩服他。张文潜说：“徐铉说这话，是不甘心做亡国的俘虏，用丑恶的话来轻视中朝士大夫罢了。不然，难道没读《毛诗》吗？《幽风》说：‘无衣无褐。’郑玄注：‘褐，毛布。’不是现在的段子吗？那么它来自三代。古人穿裘，并把皮衣做成裘，取毛织成褐，道理有什么夹杂的呢？”文潜这样说，想当时中州人士对徐铉不平尤其厉害。近来只有程泰之尚书断言：“古代固然用狐羔□做裘，圣人穿它了。如果说古人不用织毛的衣服覆盖朝服，那么令貂蝉也是古代的吗？如果说古人坚毅、死也不改变，像这样的人很多。”即使他的议论比文潜厚道，而徐铉的志向可悲啊。

韩持国不穿凉衫，不改变于今。邵尧夫不穿深衣，不改变于古。江邻幾《杂志》：“秘书丞宋飞卿说：士大夫穿毛衫，已经被徐常侍讥笑。近年内臣或班行，制作褐〇为凉衫，渐渐波及士大夫，不久两府也穿它，令正郎署中免靴的人穿它尤其多。持国辈非议它，不肯穿。”又说：“凉衫用褐〇制作，用来代替毳袍。韩持国说：‘开始于内臣班行，渐渐波及士人，现在两府也这样’，唯独不肯穿，《仪礼》：‘妇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谓之景

译“景”意为明，是用来抵御尘垢、保持光明的。那么凉衫也是用来保护朝服的，虽然它出自近俗，但不能说它没有根据。

《桐阴旧话》又记载：“京师的朝仪惯例，官员穿着公服骑马，因为宦官及班列人员制作了褐色绸缎衫，穿在公服外面，称为凉衫。后来即使两府高官也穿着它，然而士大夫中甚至有人只戴幞头、穿凉衫，下面却不穿公服。宫师见到这种情况，唯独不肯穿，因为起初并没有这种制度，等到指挥使感到惊讶时（才意识到问题）。如今凉衫已遍布天下，偶尔还被用作丧服。绍兴末年曾暂时罢免紫衫，以至于有人穿着凉衫去谒见，这尤其没有道理。”

李氏《杂记》又说：“乾道年间，李献之学士说：‘聚会时，（公服）颜色令人厌恶，当今皇上侍奉两宫太后，穿紫衫更为适宜。’阜陵（宋高宗）丧期，赵忠定公（赵汝愚）开始命令群臣穿白色凉衫，纯素色，这已经不同于汴京褐色绸缎衫的制度了。”

颜色本来就显得令人厌恶，况且沈氏《笔谈》已经说过：“近年京师士人，穿着朝服骑马，用深色衣服蒙在上面，称为凉衫，这是古制的遗法，《仪礼》中‘朝服加景’说的就是这个，只是不知道古人制度的章纹和颜色是怎样的罢了。”

查考这段文字所说的“黪衣”，显然不是今天的凉衫。

译淳熙二年冬天，程尚书大昌以大理寺少卿身份代理礼部尚书，在北使赤岸御筵上穿着借来的金紫官服，周益公作诗说：“五日尹京非细事，四时仕宦固多般。”自注道：“泰之，今年春天穿绿色官服，夏天穿绯色官服，如今借穿金紫官服，真是傅游艺啊。”按：傅游艺在唐朝，迎合武则天，一年内依次穿着青、绿、朱、紫四色官服，当时人称之为“四时仕宦”，以此相比拟，出于文雅的戏谑，所以不以为嫌。

有个姓黄名叫充的书生，初冬没有衣服，陈无巳赠送他一件背子，他坚决不接受，于是陈无巳把朱氏赠送的两匹布寄给他，作诗说：“割白鹭股何足难，食鸬鹚肉未为失。”

宋建隆初年，宋军攻下湖南，澧州、鄂州的百姓向来没见过骆驼，村落的妇女惊讶地围观，称骆驼为“山王”。那些拜求福佑的人，捡拾骆驼的粪便，穿起来系在脖子上，用来驱除兵灾和瘟疫。

齐王王肃归附魏国，起初不吃羊肉和酪浆，常喝鲫鱼羹，口渴时喝茗汁。高帝说：“羊肉比鱼羹怎么样？茗汁比酪浆怎么样？”王肃说：“羊是陆产中最优良的，鱼是水族中最长的。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只有茗汁不中，只能做酪浆的奴仆。”彭城王元勰说：“你不看重齐鲁大邦，却喜爱邾莒小国，明天为你摆设邾莒之会，也有酪浆和茗汁。”于是称茗汁为“酪奴”。

《河南闻见录》记载：“富郑公与康节吃笋，康节说：‘吃笋很美味。’富郑公说：‘没有比堂中骨头更美味的了。’康节说：‘野人在林下吃笋，三十年未曾被人夺走，公今日可以吃堂中骨头吗？’富郑公笑着停止了。”

“曾归堂”，是乔益盒公的匾额。

魏华父枢密题写匾额，必定加上某堂某斋的字，《答袁广微》中说：“‘静寿’，更当增加一个‘堂’字，方才充实，去掉‘堂’字，只是数十年的事罢了。”《答黄子才》中说：“古人庵观堂室的名字，必定有一个实字。”《答彭运干》中说：“‘敬亨’，应当有‘亭’字。”“审思榜的书室，也应当有斋、轩、馆、室之类的一个字。”先前周益公也说：“凡是亭堂台榭的牌额，只单用所立的名字，而不书写‘亭’、‘堂’之类，始于湖上僧舍，后来流入宫中，往往仿效，现在无论贤愚，都惯例如此。如果是一字名，如‘怡亭’、‘快阁’之类，又该怎么办呢？”我看教僧寮室直接题写二字，或许始于此时吧。

陆务观说：《楚辞》所说的“桂”，多次出现在唐人诗句及图画中，如今不再见到了。嘱咐山僧野人试着寻找，作绝句说：“丹葩绿叶郁团团，消得姮娥种广寒。行尽天涯年八十，至今未得一枝看。”又另外记录其说法说：桂花已在春天芳香，其颜色是丹色，也可能是紫色。《南部新书》说：钱塘灵隐山多有这种花，香紫可爱。白乐天称之为“紫杨华”。如今不再见到，即使问灵隐山的僧人，也不知道，往往妄指木犀为桂，草木的显晦，有时也如此，可付之一叹。各位老人品题芳卉很多，很少问及这个，或者只指木犀中的红色者为桂而已。李卫公《平泉草木》记中列出桂的品种三种：第一种红桂树，说“这树白花红心，因此以此命名”；第二种月桂，说“出自蒋山，浅黄色”；第三种山桂，说“这花紫色，花蕊繁茂”。这三种未详究哪个是对的。《尔雅》：“梫，木桂。”郭景纯说：“白花。”没有说丹紫。如《选诗》“秋风生桂枝”，也很少说春天。孙少媿《东皋杂录》：“从邵州到全州，道旁多岩桂，冬初开花，芬馥特异，俗称为九里香，又称为木犀，因为它的纹理黑而润，很像犀角。”这里说冬初开花，固然因为土气不同，以桂与木犀同一种类相传很久了，陆氏的说法孤立而不显著，草木的显晦，感慨所寄托，何时能止呢？我不足以知道，等待博识的人。

《扪虱新话》说：“北人不识梅，南人不识雪，大概梅到了北方就变成杏。如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间，梅将黄落而下雨，称为梅雨。过了淮河向北，则杏也下雨，地气如此。俗话说：‘南人不识雪，向道似杨花。’然而南方杨实无花，以此知道北人不但不识梅，而且无梅雨；南人不但不识雪，也不识杨花。”我说荆公诗：“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堪对“南人不识雪”之语，按钱昭度诗：“南人如问雪，向道是杨花。”恐怕《新语》所引，即是洪氏《四笔》记辽僧说：“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大概土俗如此。《法苑珠林》说：‘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辽僧之谈与此相合。”今观《法苑珠林》语，见于《颜氏家训》，皆同。唉！世

译仅凭耳闻目睹和主观臆测来揣度天下的事务，必然会有遗漏和偏颇的言论。

译《事林广记》考证论述纸钱的起源说：现在的纸钱，在《唐书·王玙传》中记载：唐玄宗时，“王玙担任祠祭使，专门通过祭祀禳解来迎合皇帝心意，凡是举行禳灾除邪的仪式，大体上都像巫师一样。自汉代以来，丧葬都有埋钱（瘗钱）的习俗，后世民间风俗逐渐用纸张代替钱币用于鬼事，到了王玙才开始使用。”这说明丧葬祭祀中焚烧纸钱起源于汉代的埋钱，而祈祷神灵时使用纸钱，则是从王玙开始的。《法苑珠林》说：“纸钱起源于殷长史。”按：这一条说的是民间风俗用纸张代替钱币，王玙开始使用它，并非由他首创。朱文公说：“纸钱起源于唐玄宗时的王玙，大概是古人用玉币，后来改用钱币。唐玄宗被王玙的方术迷惑，鬼神之事繁多，没有那么多钱来埋藏，王玙便用纸钱来替代，文字记载难以理解，且如唐礼书中范传正说：只有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案：《说郛》此处又重复出现‘易之，文字便是难理会，且如唐’十二字，依据《语录》删去。所以士大夫效仿他们。而建国初年谈论礼制的人看错了，于是制作纸衣冠，而不使用纸钱，不知道衣冠、纸钱有什么区别？”近世戴氏《鼠璞》说：“《法苑珠林》记载纸钱起源于殷长史，唐《王玙传》记载汉代末年都有埋钱，后来民间风俗逐渐改用纸钱，王玙便用于祭祀，现在儒家认为这是佛教的法子，在丧葬祭祀中都摒弃不用。我认为不对，对待死者像对待活人那样是不仁，对待活人像对待死者那样是无知，称之为明器，是神明对待的方式。汉代的埋钱，接近于对待死者像对待活人，用纸代替钱币，也是明器，与途车、刍灵有什么不同？俗人认为真的能资助冥途，那就可笑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同，也有朱文公关于纸衣冠有何区别的意思。吕南公有《钱邓公不烧楮镪颂》，其中有云：“古代用币帛来礼敬神祇，后来的罪人太多，就假借它来祈求消灾祈福，假借不停，就用楮纸代替而不再支付，所以罪人满世，而没有人能挽救他们的错误，大体上是深深厌恶用纸钱来求取福报的人。我观看洪庆善《杜诗辨》证载《文宗备问》说：‘南齐废帝东昏侯喜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来代替丝帛，到唐代盛行此事，说对幽冥有益。’又牛僧孺说：‘楮钱，唐初剪纸做成。’”这足以补充《事林广记》所未及之处。

陈无巳说：“世人把痴傻称为九百，是说他们精神不足。”项平甫《家说》说：“汪司业说：九百，是草书的‘乔’字。”朱弁《曲洧旧闻》说：“青州王大夫写的词鄙俗浅陋，每次投献给权贵作为笑料，季父担任青州录事参军，王大夫也给他诗，后来李父看见他的儿子谢罪，他的儿子说：‘大人神气不足，玷污了高明。’大概俗话称神气不足者为九百，难道一千就是足数吗？”用草书来解释，不如陈、朱的说法通顺。我读张平子《西京赋》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注者说“小说九百篇，虞初所著。”又说：“九百四十三篇，说九百，是举大数。”《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稗官，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编造的。”如淳说：“街谈巷语，是细碎之言。”俗话所说的“九百”，或许取喻细碎之事，俚语本于史录本来就有，所以随便记下。东坡作《艾子》中有一条，说彭祖八百岁，他的妻子哭他，因为九百岁的还在。李方叔问东坡说：“俗语把憨痴呆傻称为九百，怎么能写进文字中呢？”东坡说：“你不知道依据罢了，张平子《西京赋》说：‘乃有秘书，小说九百。’大概稗官小说，共九百四十三篇，都是巫医厌祝及里巷所传言，集为此书，西汉虞初，洛阳人，以此书侍奉汉武帝，出入骑从，穿黄衣，号称黄衣使者，他的学说也称九百，我的话难道没有依据吗？”方叔后来读《文选》，见到此事，具备《文选》注，才感叹说：“坡翁对于世间书籍，哪里有不精通的呢？”最近见到《杂说》记载此事，才知道前辈考证，无所不至。

旧制：驾头，不知始于何时，相传每经历一朝，就加覆一层黄帽。《孔氏谈苑》说：“驾头，是祖宗即位时所坐的，相传珍视它。”《梦溪笔谈》说：“正衙法座，用香木制成，加上金饰，四足下垂角，前面稍微倾斜，编织藤条覆盖在上面，每次车骑出行，就让老宫女在马上抱着它，称为驾头。”江邻幾《杂志》说：“韩持国问李端明：‘驾头是什么东西？’回答说：‘是各种座位中的一种。’原父访问王原叔，原叔说：‘这个座位传了四代了。’”放翁《笔记》说：“驾头，旧时由一个老宦官在马上抱着绣裹的小凳子，高宗时也是这样，现在却由閤门官代替，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参考各种记载，怀疑渡江后小凳子已非法座原物，皇帝所到之处，百官在道旁依次迎接，只望见驾头致敬而已。

史姚氏注：《楚汉春秋》：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足以知道妇人也有封邑。

译《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朝沿袭秦朝制度，爵位共二十级，其中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是彻侯，至于亭侯则没有详细记载。《后汉书·百官志》说：列侯所食邑的县称为侯国，继承秦朝爵位制度，二十等爵中最高为彻侯，食邑大的封给县，小的封给乡或亭，难道亭侯就是封给十里一亭的土地吗？或许亭侯在汉朝初年就已经存在了。关于妇女受封食邑，《汉书》说：吕后曾封萧相国的夫人曹氏为酇侯。查考司马迁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孝惠三年，哀侯萧禄元年；高后二年，懿侯曹同元年。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孝惠六年，哀侯萧禄去世；高后二年，封萧何夫人曹氏为酇侯。两《表》记载不同，《史记索隐》又怀疑此事不实。我认为吕后想要封吕氏族人，就先封高帝的功臣；想要立吕氏，就先封孝惠帝后宫所生的儿子；四年封品〇为临光侯，也是先封功臣的妻子。从封许负，到封酇侯夫人，大概是西汉妇女受封食邑的开始。

译上梁文，吴氏《漫录》考证其起源说：“后魏温子昇有《阊阖门上梁祝文》说：‘君王建国，配享大微星。天子有命，高门开启。良辰选定，占卜无误。雕梁架设，绮翼飞扬。八龙深远，九重巍峨。居辰纳福，就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归心。’”由此可知上梁有祝文，只是不如现在这样有诗语罢了。楼大防参政又考证“儿郎伟”始于方言，他的说法是：“上梁文必定说‘儿郎伟’，有人认为是唯诺的‘唯’，有人认为是奇伟的‘伟’，都不妥当。我在敕局时，见到元丰年间捕获盗贼推赏，刑部惯例都沿用原案，不改动俗语，有陈棘说：‘我带领你们去深州。’边告说：‘我跟随你们去。’‘懑’，本音闷，俗音门，意思是辈，只有泰州李德一案说：‘我自己伟不如今夜。’我哑然失笑说：‘明白了，所谓儿郎伟，就是儿郎懑，大概是呼唤并告知他们。’这是关中方言，上梁有文由来已久。唐都长安沿袭了它。把这话告诉尤延之，各位公卿都认为以前没听说过。有人说：‘用相儿之伟的大概错了，楼公考证如此，我记《吕氏春秋·月令》：‘举大木者，前呼与謣，后亦应之。’高诱注：‘是举重劝力的歌声。’‘与謣注’或作‘邪謣’，《淮南子》说：‘邪许。’难道伟也是古人举木应和的声音？”

《颜氏家训》说：江南风俗，“父母如果在世，每到生日，常有酒食之事。没有教养的人，即使父母双亡，那天也摆设供品，酣畅声乐，不知道有所感伤。”程氏说：“人没有父母，生日应当加倍悲伤，哪里忍心摆设饮食张设音乐以为快乐？如果父母健在可以。”这与《颜训》的意思相同，本来不论在上的君主。然而像梁元帝在生日那天，总是斋戒素食讲经。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今日是我的生日，世俗都以为欢乐，在我反而感到感伤。现在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想承欢膝下，永远不可能得到，这是子路有负米之恨。《诗》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在劬劳之日，更为宴乐呢？”泪水数行落下，群臣都流泪，那么前代君主，不把生日看得很重，而庆贺成俗已久了。《漫录》又记：唐中宗在生日宴请侍臣内戚，与学士联句，君主生日，乐宴祝寿，大概开始见于此时，固然没有比明皇更盛的。查唐开元十七年八月，皇上生日，在花萼楼下宴请百官，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率领百官上表，请求把每年八月初五日定为千秋节，颁布天下，咸宁宴乐，休假三日，这是置节的开始；十九年因千秋节，赦免死罪、流刑以下，这是恩赦的开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节，群臣都献宝镜，张九龄献《千秋金镜录》，到代宗大历元年十月皇上生日，各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这是受贡的开始；德宗在生日，每年诏令佛道者在麟德殿大论，并诏令给事中徐岱等讲说，这是说法的开始；穆宗长庆元年诏：“七月六日，是我的生日，那天百官命妇应当在光顺门进名参贺，我在门内与百官相见，虽然下敕停止随即又实行。”这是进名受贺的开始；长庆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在皇上生日，请求在泗州置戒坛度僧尼资福，这是度僧的开始；文宗开成二年诏：“我的生辰，不想屠宰，用来表示好生，不是信奉空门，希望无妄之福，从今宴会蔬食任陈脯醯，永远作为常例。”这是禁屠宰的开始。纪节以来，沿袭为大典，虽然本自开元，而明皇久以生日为重了。王皇后宠衰哭泣说：“三郎难道不记得阿忠脱下紫半臂换一斗面为生日汤饼吗？”大概是旧事，明皇不仅自己祝寿，每当让皇帝宪皇后生日，必定去她家，移时宴乐。惠宣太子业生病，明皇亲自探望，恰逢痊愈，去他府第，置酒赋诗为初生欢，这是恺悌的至情。天宝十四年六月一日，贵妃杨氏生日，去华清宫，在长生殿奏新曲，恰逢南海进荔枝，因此命名为《荔枝香》。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生日，赐衣服、玩器、酒馔，以宫妾蕃将也用此。朱新仲说：“唐人生日多具汤饼。”引梦得《送张与》诗：“尔生始悬弧，邀我作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赐天麒麟。”这应当是说初生时，少陵自有《宗武》诗。《云溪友议》载：西川韦相公皋，因作生日，节镇都贡珍奇，只有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为馈赠。

林谦之诗：“惊起何波理残梦。”自注：“述梦中所见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犹丈人也。”范氏《吴船录》记嘉州王波渡说

译蜀地称年长且受尊敬的人为“波”，祖父和外祖父都叫“波”。又有所谓的天波、月波、日波、雷波，都是尊称。这王波大概是王老或者王翁的意思。宋祁（景文）曾经辨析过，说应当写作“皤”字，黄庭坚（鲁直）被贬为涪州别驾，自号涪皤，或许就是沿用了这种俗叫。按：宋祁所记载说：“蜀人把老称为皤，读音为波，取‘皤皤黄发’的意思。”后来有贼王小皤作乱，现在国史中却写成“小波”，这是不对的。大概淳化三年，青城百姓王小波作乱。史书称“小波”，范成大虽然引用宋祁的说法，但也沿袭当地旧称，用“波”来记录，陆游（放翁）的记载则写成“王小皤”。

译张籍《祭韩吏部》诗中说：“公疾浸日加，孺人视药汤。”如果认为“孺人”是指姬妾，那么诗中又说有两位侍女，会弹奏琵琶和筝，既然已有侍女，为何还称姬妾？如果认为“孺人”是指妻子，那么皇甫湜撰写的《神道碑》中说：“夫人高平郡君。”这里不称夫人，韩愈曾经说：“已呼！孺人戛鸣瑟。”难道是用“孺人”来称呼内子（妻子）吗？解说的人认为韩诗中的“孺人”对应“稚子”，源自杜甫诗中“老妻稚子”的句子。储光羲说：“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趋走。”又出自江淹《恨赋》：“左对孺人，顾美稚子。”这些都是将妻子和子女并列指称。唐棣王琰有两位孺人争宠，大概是亲王有两位孺人。唐代制度：按照《曲礼》：“天子的妃子叫后，诸侯的叫夫人，大夫的妻子叫孺人，士的妻子叫妇人，平民的妻子叫妻。”那么“孺人”不能用来指称妾室，张籍或许取义于此。宣和年间废除了县君的封号，将孺人改为第八等。

扬州天长道中有座古坟，当地人称它为琉璃王冢，马氏《懒真子录》辨认为汉代广陵王刘胥，谥号厉，后人误将“刘厉”说成“琉璃”。长安董仲舒墓，门人到来，都下马，称为下马陵，讹传为虾蟆陵。

相人的方法自古就有，而且万物没有不可相的。《相史》说：“黄鲁直、陈君夫相马，留长孺相猪，荥阳褚氏相牛。”《吕览》又记载：“古代有善于相马的人，寒风能相口齿，麻衣相脸颊，子女厉相眼睛，卫忌相胡须，许鄙相臀部，投代褐相胸胁，管青相膹膴，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部，君赞相后部。”对群兽都如此详细，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昭德《读书志》：伯乐《相马经》，浮丘伯《相鹤经》，宁戚《相牛经》。郑氏《通志》又加上周穆王《相马经》，诸葛頴、徐成《相马经》，高堂隆《相牛经》，淮南八公《相鹄经》、《相鸡经》、《相鹅经》，这些也都是古代的事情，不仅如此，万物都是这样。所以自从西汉艺文目录中已经著录了相人、相宝剑刀、相六畜，班固说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大抵其术就是这样罢了。世代相传，应当有留存下来的。陈氏书中有《相贝经》，不知是什么书？《纬略》说：师旷有《禽经》，浮邱伯有《鹤经》，虽然六畜也有《牛经》、《马经》、《狗经》，下至虫鱼有《龟经》、《鱼经》，只有米仲所传的《贝经》奇怪，难道就是《相贝经》吗？或者是叙述其名数而称为相。《纬略》又列举东方朔《相笏经》、袁天纲《郭先相笏经》、陈混常《相笏经》、《古相手板经》也能验证人的祸福。齐国綦母称之在州时，有一个手板相者说：“富贵。”又吴氏《漫录》引用陆长源《辨志》记载：唐天宝年间，有李旺自称善于相笏，用事情来验证，最终都没有应验，认为不可一概而论。于是记载开宝末年，聂长史相水立蛮三块笏：一块是王侯笏，生人不敢持握；一块是宰相笏；一块是卿监笏。也是为节度使而作，后来一块归入钱武肃祠堂，一块归沈相，一块归钱昭晏。以卫尉卿身份守滑州，真宗朝老道士为沈良选择笏说：“这是借绯笏，兼是吉州通判。”沈良当时被任命为吉州通判借绯。又说：“等到罢任，另外拣选朝官笏。”约定明年六月，沈良果然在这个时候去世。从前一件事，则贵贱在笏；后一件事，则吉凶在人。《漫录》说：“馆中有陈混常《相笏经》，其说法推本于管辂、李淳风之言，又有常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大概是相笏之类，而有《相字法》者，术也流传。”

爱日斋丛抄卷五完

爱日斋丛抄卷补遗

李南纪编纂韩吏部文集，为之作序，称陇西李汉，那么他是女婿。朱文公早年因父亲韦斋吏部的遗命，在草堂刘公致中之门下学习，刘公将女儿嫁给他，晚年撰写《墓表》，只写门人。于是黄直卿为朱文公撰写行状，祖述这个例子，或许师友的情义重于婚姻的缘故。

茉莉花见于《南山草木状》说：“耶悉茗花、茉莉花，都是胡人从西国移植到南海，人们喜爱其芳香，争相种植。《南越行记》说：‘南越之地，五谷无味，百花不香，这两种花特别芳香，是因为从胡国移来，不随水土而变。’”“茉莉花与蔷薇中的白色者相伴，香气胜过耶悉茗。”我认为这种花产生于西国，而在南方种植很久了。于是又越过越南向北，在宣和年间尤其盛行。李仁父侍郎诗序说：“茉莉花素馨，都是岭外海边的物产，自从宣和年间名声更加显著，《艮岳记》列出芳草八种，这两种居其二。”按照《□陵艮岳记》说：“姑苏、武林、明越之地，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植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