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田杂著卷三
湣王之十年【齐湣王即位于周显王之四十六年，通鉴卒于周赧王之二年，史记湣王在位四十年，通鉴在位三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嵗，其增减皆未有据，而又以伐燕为宣王时，燕人畔为湣王时，与孟子亦不合，此序説所以疑焉，而不敢质也。齐湣王初年彊于天下，与秦为东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国者，亦必有异矣。末年骄暴以至于败亡，此则唐▯宗、秦苻坚之比。▯宗开元之治，几于贞观；苻坚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岂可不谓之贤君哉？故孟子谓「以齐王由反手，王由足用为善」，皆语其实，而湣王之好货、好色、好乐、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祸，亦基于此。后来传孟子者，乃改湣王为宣王，以为孟子讳，葢未识此意【语録疑门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孟子者私改之耳】今以宣王为湣王，则处处相合，而通鉴之失亦可置而不论矣。孟子在齐约略之不过四五载，其去齐当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殁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见，若孟子所自着，则不得称諡，即门人记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后也。故公孙丑两卷皆称王而不称諡，乃其元本；而梁恵王两卷则称宣王，其为后人所増无疑矣【孟子之卒不详何时，然去齐时年当六七十矣，必不及见湣王之殁也】
译齐湣王在位十年【齐湣王于周显王四十六年即位，《资治通鉴》记载其卒于周赧王二年，《史记》记载湣王在位四十年，《资治通鉴》记载在位三十年】，将宣王十年的记载移置以凑合伐燕的年份，其增减都缺乏依据。又将伐燕之事归于宣王时期，将燕人叛离归于湣王时期，这与孟子的记载也不相符，这就是我对这一序说感到怀疑而不敢断言的原因。齐湣王初年强大于天下，与秦国并称东西二帝，他治理国家的方法，必定有其独特之处。末年骄横暴虐以至于败亡，这就像唐玄宗、秦苻坚一样。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治理，几乎达到贞观之治的水平；苻坚起初任用王猛，拥有天下大半疆土，他们起初难道能说不算是贤君吗？所以孟子说“以齐国行王道易如反掌，行王道足以施行善政”，都是陈述的事实，而湣王贪财、好色、喜好音乐、喜好勇武，最终不能克制自己，末年的灾祸，也根源于此。后来传授孟子学说的人，竟然将湣王改为宣王，以为孟子避讳，大概是不明白这层意思【语录中怀疑是门人改的，也猜想或许如此，大抵是传孟子的人私自改动的】。现在将宣王视为湣王，则处处相合，而《资治通鉴》的错误也可以搁置不论了。孟子在齐国大约不过四五年，他离开齐国应当在湣王十三四年，距离湣王去世还有二十五六年的光景，孟子必定来不及见到。如果是孟子自己著作，就不会称谥号；即使是门人记录他的言论，也未必一定是在一二十年后。所以《公孙丑》两卷都称王而不称谥号，才是原本；而《梁惠王》两卷称宣王，那是后人增补无疑了【孟子去世的时间不详，但他离开齐国时年龄应当在六七十岁，必定来不及见到湣王去世】。
通鉴从纪年，改襄王之年为恵王后元年，此为最得。而仍谓孟子以恵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则其误也。序説有疑于通鉴，故于恵王、襄王之年皆不详注，而于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记。至于恵王言丧地于秦，则引十七年秦取少梁，其事为巳远。又云数献地于秦，考之魏世家，恵王初无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収地至河，而不言献地。商君列传言魏割河西地以献于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家至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则商君列传葢通言之，非必三十五年前事也】又云与楚将昭阳战败，亡其七邑，则襄王十二年事，不可以属之恵王。此集注之未及改正者，当以语录为定也【七邑今史记作八邑，张氏存中谓与集注不合，未知孰是。今按索隠注古本作七邑，是史记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后来所改，集注葢据元年】
仁山金氏谓齐宣王伐燕，孟子所见，以为湣王，则荀卿所闻，史记又所传闻，不得以所闻、所传闻而疑所见，而以序説集注之据史记，以疑孟子，为未然，此皆失之不详考而漫为是言也。又据《战国策》以伐燕为齐宣王，不知《战国防》亦后来以孟子而改。按蘓秦死于齐湣王之初年，蘓秦死，蘓代乃出游説燕王，则代不得事齐宣王。而燕王哙即位于湣王之四年，则代之説燕王哙让国，其非宣王时明矣。仁山亦以《通鉴》改威王、湣王之年为无据，而反欲据《战国防》以证《通鉴》，此大误也。
新安陈氏谓以淖齿事证之湣王为是，此语不可晓。其谓孟子以齐湣王为齐宣王，乃传写之讹，则略如语录之説，而亦不引语录为证。又谓无所折，▯姑以纲目为据。纲目，朱子初年所脩，多出于门人之手。后来欲更定而未及，序説则在其后，未可据此以疑序説。新安自为骑墙之见，亦不必辨也。
盘铭考
章句曰：盘，沐浴之盘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颒，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内则》记子事父母，不过五日燂汤，请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铭也，其殆刻之盥颒之盘欤？临川吴氏曰：盘从皿，或从木，所以承盥手余水。将欲盥手，别以一器盛水，寘于盘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余水落在盘中，故盥文从水从臼从皿，两手加于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即盘也。《内则》曰：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盘不以盛盥水，而以盛其余。《大戴礼》武王铭盘曰：盥盘，明盘之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内则》凡家之人，毎日晨兴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则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过之，无一日一沐浴之礼。汤所铭之盘与武王所铭皆盥盘也。郑氏但言刻铭于盘，而不言盘之为何用。孔疏乃以为沐浴之盘，误也。按邵、吴两氏俱据《内则》辨盘非沐浴之盘，是也。但邵谓盥靧之器，吴氏谓别有一器寘于盘上而以盘承余水，则皆无所据而辄为之説，亦非是。《尚书》顾命：王乃洮颒水。孔疏以洮为盥，疏云：洗手之谓盥，洗面之谓颒，自是两事。《内则》鸡鸣咸盥潄，不言颒。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请靧【靧颒古仝字】与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颒面者。或者对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颒，散言之则通曰盥。若然，则《内则》不应有面垢请靧之一条也。古今之变不同，有不可详考者。合只据《大戴礼》以为盥盘则可，而谓盥颒之盘，则不若吴氏之为得也。《士冠礼》设洗直于东荣，水在洗东。郑注：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少牢礼》设罍水于洗东，有枓。郑注：设水用罍，沃盥用枓。吴氏葢以此意之，以盘承余水，而别有一器寘于盘上。水在罍，而以枓沃盥于洗，非别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礼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长者奉水，盛水自别有器，沃盥则以水沃于盘，非别有一器寘于其上也，吴氏之説，此为无据矣。内则“槃”字从木，则盘乃木器，故可刻铭；而盥乃日月所必有，故以取喻于“日新”章句。以此非大义所闗，不复详考。而邵、吴两説，亦有未尽然者，乃因其説而申辨之。
左传·奉匜沃盥》疏曰：「
译《资治通鉴》遵从《纪年》的记载，将魏襄王的年号改为魏惠王后元年，这是最为恰当的。但它仍然认为孟子是在魏惠王三十五年到达梁国，这就错了。《序说》对《资治通鉴》存有疑问，因此对于魏惠王、魏襄王的年数都没有详细注释，而对于孟子到达梁国的年份，仍然依据《史记》。至于魏惠王说在秦国丢失土地，则引用了惠王十七年秦国夺取少梁的事，这件事发生得太早了。又说多次向秦国献地，考察《魏世家》，魏惠王初年并没有这件事【《魏世家》只说秦国任用商鞅后收取土地直到黄河，而没有说献地。《商君列传》说魏国割让河西之地献给秦国，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而《魏世家》直到魏襄王五年才把河西之地给予秦国，那么《商君列传》大概是笼统而言，不一定是惠王三十五年之前的事】。又说与楚国将领昭阳作战失败，丢失了七个城邑，这是魏襄王十二年的事，不能归之于魏惠王。这些都是朱熹《集注》中未能改正的地方，应当以《语录》为准【七个城邑现在《史记》作八个城邑，张存中说这与《集注》不合，不知道哪个是对的。现在查考《索隐》注解说古本作七个城邑，说明《史记》原本作七个城邑，而现在的本子乃是后来改动的，《集注》大概是依据古本】。
仁山金氏认为齐宣王攻打燕国，是孟子亲眼所见，所以认为是齐湣王；而荀卿所听到的，以及《史记》所传闻的，都不能用所闻、所传闻来怀疑亲眼所见，并且用《序说》和《集注》依据《史记》来怀疑孟子，这是不对的，这都是因为不详细考证而随意这样说的。又依据《战国策》认为攻打燕国的是齐宣王，不知道《战国策》也是后来根据孟子而改动的。查考苏秦死在齐湣王初年，苏秦死后，苏代才出游说燕王，那么苏代不可能侍奉齐宣王。而燕王哙即位是在齐湣王四年，那么苏代游说燕王哙让位，显然不是在齐宣王时期。仁山金氏也认为《资治通鉴》改动齐威王、齐湣王的年号是没有根据的，反而想要依据《战国策》来证明《资治通鉴》，这是大错特错。
新安陈氏认为用淖齿的事来证明齐湣王是对的，这话让人不明白。他说孟子把齐湣王当作齐宣王，是传抄的错误，这大致如同《语录》的说法，但却不引用《语录》作为证据。又说没有什么可折服的，姑且以《纲目》为依据。《纲目》是朱熹早年编修的，多出于门人之手。后来想要修订而没有来得及，《序说》则在其后，不可以据此来怀疑《序说》。新安陈氏自己持骑墙之见，也不必辩驳了。
盘铭考
《章句》说：盘，是沐浴用的盆。本于孔颖达的疏解。新安邵氏说：每天洗脸漱口，是人们相同的；每天沐浴，恐怕不一定如此。《内则》记载子女侍奉父母，不过是五天烧热汤水，请求沐浴；三天准备洗头罢了。这铭文，大概是刻在洗脸漱口用的盆上吧？临川吴氏说：盘字从皿，有的从木，是用来承接洗手剩余的水。将要洗手时，另外用一个容器盛水，放在盘上，用勺子舀容器中的水浇手。所浇剩下的水落在盘中，所以“盥”字从水、从臼、从皿，两手加在皿上而用水浇手。皿就是盘。《内则》说：年轻人捧着盘，年长者捧着水，请求浇水洗手。盘不用来盛洗手的水，而是用来盛剩余的水。《大戴礼》记载周武王在盘上刻铭说：盥盘，说明盘是洗手的器具，而不是洗头、沐浴的器具。《内则》说家中所有人，每天早晨起床必定洗手，所以说“日日新”。至于沐浴，则是以三天、五天为期，有时甚至超过这个期限，没有一天洗一次澡的礼节。商汤所铭刻的盘与武王所铭刻的都是洗手盘。郑玄只说在盘上刻铭，而没有说盘是用来做什么的。孔颖达的疏解认为是沐浴用的盘，这是错误的。查考邵、吴两家都依据《内则》辨析盘不是沐浴用的盘，这是对的。但是邵氏说是洗脸漱口用的器具，吴氏说另外有一个容器放在盘上而用盘承接剩余的水，这都是没有根据而随意做出的解释，也是不对的。《尚书·顾命》：王于是洗手洗脸。孔颖达疏解认为洮是洗手，疏解说：洗手叫做盥，洗脸叫做颒，这是两件事。《内则》说鸡鸣时大家都洗手漱口，没有说洗脸。子女侍奉父母，脸上脏了烧热淘米水，请求洗脸【靧和颒是古同字】，这与三天准备洗头、五天准备沐浴相同，似乎不是每天洗脸的。或许是对着说，洗手叫盥，洗脸叫颒，分开说则通称为盥。如果这样，那么《内则》不应该有脸上脏了请求洗脸这一条。古今变化不同，有不可详细考证的地方。只依据《大戴礼》认为是洗手盘是可以的，而说是洗脸漱口盘，就不如吴氏的说法恰当。《士冠礼》设置洗盆正对着东荣，水在洗盆东边。郑玄注：洗盆是承接洗手者丢弃水的器具。《少牢礼》设置罍水在洗盆东边，有枓。郑玄注：设置水用罍，浇水洗手用枓。吴氏大概是以此意推测，认为用盘承接剩余的水，而另外有一个容器放在盘上。水在罍中，而用枓浇水洗手于洗盆，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容器在洗盆之上，所以礼书多直接说洗罢了。年轻人捧着盘，年长者捧着水，盛水自然有别的容器，浇水洗手则是把水浇在盘上，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容器放在其上面，吴氏的说法，这是没有根据的。《内则》“槃”字从木，那么盘是木器，所以可以刻铭；而洗手是每天必有的，所以用来比喻“日新”章句。因为这不是大义所关涉的，不再详细考证。而邵、吴两家的说法，也有不尽然的地方，于是依据他们的说法而加以申辩。
《左传·奉匜沃盥》疏说：
説文」云：「匜，似羮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从臼，水临皿。然则匜，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浇水也。据此，则长者奉水，乃以匜盛水而沃于手上，以盘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盘者，言盥而盘在矣。《士昏礼》亦但言「沃盥」。羮魁，许氏据所见而云，不知何器也。
译《说文》说：“匜，形状像羹魁，柄中有通道，可以注水，用来盥洗双手。”字形从臼，表示水临近器皿。那么匜，是盛水的器具；盥，是洗手；沃，是浇水。根据这个，长者奉水，就是用匜盛水浇在手上，用盘子承接水。只说“沃盥”，而不说盘子，是因为说了盥，盘子就包含在其中了。《士昏礼》也只说“沃盥”。羹魁，许慎是根据他所见到的来说的，不知道是什么器具。
鸿鴈麋鹿记疑
孟子顾鸿鴈麋鹿，赵氏无注，集注「鸿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葢据毛传「大曰鸿，小曰鴈」，而麋鹿则又以例言之，以非大义所系，故集注亦不复深考也。今按毛传「大曰鸿，小曰鴈」，孔疏云：「鸿鴈俱是水鸟，故连言之，其形鸿大而鴈小，嫌其同鸟雌雄之异，故▯辨之曰『大曰鸿，小曰鴈』也。」据此，鸿虽鴈属，而非一类，其谓鸿为鴈之大者，似非▯疏之义。《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留侯世家》「髙帝歌鸿鹄，髙飞一举千里」，扬子《法言》「鸿飞防防，弋者何篡焉」，则或以鸿鹄并言，或専言鸿而不及鴈也。《月令》「鸿鴈来，鸿鴈来賔」，郑注「今鸿皆为侯，至鴈北乡止」，云「鴈夏」，《小正》「二月鴈北乡，九月遰鸿鴈」，又并及鸿。《尚书》孔注「阳鸟鸿鴈之属」，大抵鸿鴈同是水鸟，皆顺隂阳往来，而非鸿即鴈也。索隠《史记》注曰：「鸿鹄一鸟，若凤皇然，非鸿鴈与黄鹄也。」此解又别是陈涉、髙帝、扬子所云，皆非鸿鴈之鸿矣。陆玑曰：「鸿羽毛光泽纯白，似鹤而大，长颈，肉美如鴈，又有小鸿似鳬，亦白色，今人直谓之鸿。」其説鸿形色自与鴈不类，而谓史多言白鴈，则鴈亦有白者，而非即鸿也【陆玑之云见《正字通》所引，而于《诗》防无考，疑出陆佃《埤雅》，佃误作玑也】凡此皆无确説，姑记于此，以俟考焉。
月令：仲夏，鹿角觧；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山兽，夏至得隂气而角解；麋，泽兽，冬至得阳气而角解。则鹿与麋虽一类，而非鹿即麋，麋即鹿也。《尔雅》：麋，牡麔，牡麎，其子麋；鹿，牡麚，牡麀，其子麛。固絶有别，与《月令》同也。《诗》多言鹿而无及麋者，《春秋》多言麋而不及鹿。《春秋》传或言鹿，如“鹿死不择音”，譬如捕鹿；或言麋，如“射麋丽▯”，逢泽有介麋。而鹿与麋，注疏皆未有明言其异同也。其谓麋为鹿之大者，恐是以鸿鴈之例言之尔【夏小正》十一月陨麋角，而五月不言陨鹿角，当是脱文】
説文》：“鸿，鹄也。”“鴈，鸟也。”其训“鸿”与“鴈”絶不同。鸟部又有“鴈”字，“▯也”。鹿，兽名，麋鹿属，亦不言“麋”即“鹿”也。《艺文类聚》、《白氏六帖》，“鸿”与“鴈”各言之，而不详其异同。《初学记》则有“鴈”而无“鸿”矣。《艺文类聚》、《初学记》皆有“鹿”而无“麋”，《白氏六帖》则有之。此以事类言，而于异同则不论矣。以今所见，则有“鴈”而无“鸿”，有“鹿”而无“麋”，而古今所説亦皆无明据。今记于此，以俟博物者考而质之。
书楚辞后
王逸《离骚经序》説：“谓屈原之仕在懐王时，后被谗见疏，乃作《离骚》。是时秦令张仪谲诈懐王，令絶齐交，又诱与俱防武闗。原谏不聴，遂为所胁，客死于秦。顷襄王立，复用谗言，迁原于江南。原复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终不见省，乃自沈而死。”洪氏补注云：“考原被放在懐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复召用之三十年，有谏懐王入秦事。顷襄王立，复放屈原，两説少异。余考其书，《离骚》之作，未尝及放逐之云，与《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时之语。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之不复，壹反之无时，则初无召用再放之事。洪説误也。原之被放在怀王十六年，洪説或有所考，以九年计之，其自沈当在二十四五年间。而谏懐王入秦者，据《楚世家》乃昭雎非原也。夫原谏王不聴，而卒被留，以至客死，忠臣之至痛。而而原诸篇，乃无一语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风临絶之音，愤懑伉激，略无所讳，而亦祗反复于隠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寃。其于国家，则但言其委衔勒，弃舟檝，将卒于乱亡，而不云祸殃之已至。是也是诱防被留，乃原所不及见，而顷襄王之立，则原之自沈久矣。王説亦误也。王之误本于史，洪氏则以《卜居》有既放三年之语，而谏入秦在懐王之三十
译鸿鴈麋鹿记疑
孟子提及鸿鴈麋鹿，赵岐的注本中没有解释，《集注》说“鸿是鴈中大的，麋是鹿中大的”，大概是依据《毛传》“大的叫鸿，小的叫鴈”，而对于麋鹿则是类推而言，因为这并非大义所在，所以《集注》也没有深入考证。现在考察《毛传》“大的叫鸿，小的叫鴈”，孔颖达疏说：“鸿和鴈都是水鸟，所以连在一起说，它们的形状鸿大而鴈小，担心人们误以为是同一种鸟的雌雄差异，所以分辨说‘大的叫鸿，小的叫鴈’。”根据这个说法，鸿虽然属于鴈类，但并非同一类，说鸿是鴈中大的，似乎不符合孔疏的本意。《史记·陈涉世家》说“燕雀怎么知道鸿鹄的志向呢”，《留侯世家》说“高帝唱鸿鹄歌，高飞一举千里”，扬雄《法言》说“鸿飞防防，射鸟的人怎么能射中呢”，那么有的将鸿鹄并列提及，有的只专门说鸿而不提鴈。《月令》说“鸿鴈来，鸿鴈来作为宾客”，郑玄注说“现在的鸿都称为侯，到了鴈就向北飞止”，又说“鴈在夏天”，《小正》说“二月鴈向北飞，九月鸿鴈交替”，又同时提及鸿。《尚书》孔安国注说“阳鸟是鸿鴈之类”，大抵鸿和鴈都是水鸟，都顺应阴阳往来，而不是鸿就是鴈。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说：“鸿鹄是一种鸟，像凤凰一样，不是鸿鴈和黄鹄。”这种解释又另有所指，陈涉、高帝、扬雄所说的，都不是鸿鴈中的鸿了。陆玑说：“鸿羽毛光泽纯白，像鹤但更大，长颈，肉味像鴈一样美，又有小鸿像野鸭，也是白色的，现在人直接叫它鸿。”他的说法中鸿的形貌颜色自然与鴈不类，而说史书中多言白鴈，那么鴈也有白色的，而不是就是鸿【陆玑的话见于《正字通》所引，而在《诗经》中无据，怀疑出自陆佃《埤雅》，陆佃误写为陆玑】。凡此种种都没有确切的说法，暂且记录在这里，等待考证。
《月令》：仲夏，鹿角脱落；仲冬，麋角脱落。熊氏说：鹿是山兽，夏至得到阴气而角脱落；麋是泽兽，冬至得到阳气而角脱落。那么鹿与麋虽然是一类，但并非鹿就是麋，麋就是鹿。《尔雅》：麋，公的叫麔，母的叫麎，它的孩子叫麋；鹿，公的叫麚，母的叫麀，它的孩子叫麛。本来就有明显的区别，与《月令》相同。《诗经》多言鹿而没有提及麋的，《春秋》多言麋而没有提及鹿的。《春秋》传有时言鹿，如“鹿死不择音”，譬如捕鹿；有时言麋，如“射麋丽”，逢泽有介麋。而鹿与麋，注疏都没有明确说明它们的异同。说麋是鹿中大的，恐怕是依据鸿鴈的例子类推罢了【《夏小正》十一月陨麋角，而五月不言陨鹿角，应当是脱漏的文字】。
《说文》：“鸿，鹄也。”“鴈，鸟也。”它对“鸿”和“鴈”的解释完全不同。鸟部又有“鴈”字，“〇也”。鹿，兽名，麋鹿属，也不说“麋”就是“鹿”。《艺文类聚》、《白氏六帖》，“鸿”与“鴈”各自提及，但不详细讨论它们的异同。《初学记》则有“鴈”而没有“鸿”了。《艺文类聚》、《初学记》都有“鹿”而没有“麋”，《白氏六帖》则有。这是按事类而言，而对于异同则不论了。以现在所见，有“鴈”而无“鸿”，有“鹿”而无“麋”，而古今所说的也都缺乏明确的依据。现在记录在这里，等待博学的人考证并质疑。
书楚辞后
王逸《离骚经序》说：“认为屈原做官在怀王时，后来被谗言疏远，于是作《离骚》。这时秦国令张仪欺诈怀王，让他断绝与齐国的交好，又引诱他一起进入武关。屈原劝谏不听，于是被胁迫，客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又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到江南。屈原又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最终不被省察，于是自沉而死。”洪氏补注说：“考察屈原被放逐在怀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又被召用三十年，有劝谏怀王入秦的事。顷襄王即位，又放逐屈原，两种说法稍有不同。我考察他的书，《离骚》的创作，未曾提及放逐的话，与《九歌》《九章》等篇，自然不是一时的言语。而《卜居》说既放三年，《哀郢》说九年不回来，一次返回都没有时机，那么起初没有召用再放逐的事。洪氏的说法错了。屈原被放逐在怀王十六年，洪氏的说法或许有考证，以九年计算，他自沉应当在二十四五年间。而劝谏怀王入秦的，根据《楚世家》是昭雎而不是屈原。屈原劝谏君王不听，而最终被扣留，以至于客死，这是忠臣最大的悲痛。而屈原的各篇，却没有一句话提及这件事。至于《惜往日》《悲回风》临死前的声音，愤懑刚烈，几乎无所忌讳，但也只是反复诉说被遮蔽阻隔的危害，孤臣放逐之子的冤屈。对于国家，只说它放弃缰绳马勒，抛弃船只，将最终死于乱亡，而不说祸殃已经到来。这诱骗扣留，是屈原没有预见到的，而顷襄王的即位，屈原自沉已经很久了。王逸的说法也错了。王逸的错误本于史书，洪氏则因为《卜居》有既放三年的话，而劝谏入秦在怀王的三十
年，故为再召之説，以弥缝之，其于史亦并不合。朱子辩证谓逸合张仪诈懐及诱防武闗二事为一，失之不考。又谓洪氏解“施黄棘之枉防”，引襄王为言，与上下文絶不相入，而于序説及《哀郢》注仍本之者，葢偶失之。集注之作，真有以发明屈子之心，千载而下，无遗议矣。而旧説之误，犹有未尽祛者，故窃附论以俟后之君子，考焉。
译因此产生了再次征召的说法，用来弥补其中的漏洞，但这与史实也并不相符。朱熹在辩证中指出，逸文将张仪欺诈怀王以及诱骗武关这两件事合为一事，这是缺乏考证的失误。他又说，洪氏解释“施黄棘之枉防”时，引用襄王的事例，与上下文完全不相契合，但在序说及《哀郢》的注释中仍然沿袭此说，大概是偶尔疏忽所致。朱熹的《集注》确实有助于阐发屈原的心志，千载之下，已无遗留的异议。然而旧说的错误，仍有未尽清除之处，所以我私下附议，以等待后来的君子加以考证。
或曰：屈原本末，史所载甚明，逸葢本之子云。原不及襄王时，则史不足据乎？余曰：史所载得于传闻，而楚辞原所自作，固不得据彼以疑此也。原所着惟九章，叙事最为明晰，其所述先见信，后被谗，与史所记懐王时相合。至于仲春南迁，甲子朝以行，发郢都，过夏首，上洞庭，下江湘，时日道里之细，无不详载；而于懐王入秦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颠倒也。懐王客死，君父之讐，襄王不能以复，宗社危亡，将在朝夕，此宜呼天号泣，以发其寃愤不平之气；而乃徒叹息于谗谀嫉妬之害，而终之曰：「不毕辞以赴渊兮，恐壅君之不识。」则原之反复流连，纒绵瞀乱，仅为一身之故，而忠君爱国之意，亦少衰矣。司马公作《通鉴》，削原事不载，谓其过于中庸，不可以训，此不足以为原病；而恐后之人或有执是以议原者，九原之下，其不无遗憾焉，故不得而不辨也。蘓子由作《古史》，于伯夷▯独载孔子之説，而于史所▯则尽去之。朱子甞取其论，以为知所考信，余葢放《古史》之例，以防屈子之事后，之君子其必有取于吾言也夫。
按《楚世家》：懐王六年，使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取八邑。又移兵攻齐。十一年，六国共攻秦，懐王为从约长。惜往日所云“国富强而法立，属贞臣以自娱”，正屈原为左徒任事之日也。至十六年，秦使张仪谲诈懐王，絶齐交，楚遂为秦所困。原列传言上官大夫之譛，王怒而疏屈平。惜往日云“君含怒以待臣，不请澂其然否”，又云“弗参騐以考实，远迁臣而弗思其指”，此甚明，而略不及谲诈絶交之云，则原之见疏被放，必在十六年以前【洪补注云：被放在十六年，葢亦因此而防，然以十六年言之，则无所据】而张仪谲王，乃原被放以后之事故，不之及。史所载原谏释仪，虽两见于《楚世家》《原列传》，恐传闻之误，不足据也。以原之自叙考之，既见疏即被放，相去无几时，而史谓懐王时见疏，不复在位，至襄王时乃迁江南，与原自叙不合。又史云“屈平虽放流，系心懐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然终无可奈何，卒以此见懐王之终不悟”，则原在懐王时已放流矣。一篇之中，自相违戾，其不足据明甚。人史仅载作《离骚》及《渔父》《懐沙》两篇，其可据此而谓《九歌》《九章》《天问》《远逰》《卜居》等篇皆非原所作乎？又史言懐王防子子兰，顷襄王立，以子兰为令尹，当实有子兰其人矣。朱子辩证则谓其因《楚辞》“兰椒”之语而附防之，与班固《古今人表》“令尹子椒”其误同，故于序説直削不载。是朱子固不尽以史为可信，而非余今日一人之私言也。余曩有书《楚辞后一篇》，其原本失去，今偶于乱槀中录出之，而更考之史，为附其説于此，庶来者有以识余言之非诬焉尔。
书范増论后
东坡蘓公范増论，以义帝之存亡，增之所与共祸福，而惜増之不早去，又谓増不去则羽不亡，其説既详矣。余为综其本末，则皆不然。増之劝项梁立楚后，为梁计，非为楚计也。梁立义帝，仅以空名奉之，而实自主其事。梁死，义帝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而后命自巳出。其分遣诸将入闗救赵，虽以项羽之悍，莫能违也。义帝，项梁所立，而増为谋主，乃拔卿子冠军以为上将，而羽与増属焉。微独羽不之服，増亦不之服也。卿子冠军不聴羽言而下令军中，意在诛羽。羽诛而增随之矣。増之智，岂不及此？羽勇而无谋，卿子冠军之死，増实谋之。羽特聴于増耳。且救赵之役，増为末将，其率诸将共立羽为假上将军，而使桓楚报命者，必増也。増与羽同为将，钜鹿之战，増无功焉，而羽尊以为亚父，则救赵入闗之计，其皆出于増无疑也。防鸿门时，义帝俨然为天下共主，羽尚未王，而増之言曰：“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其意中岂复有义帝哉？羽之杀卿子冠军也，已贰于义帝矣。义帝虽出于牧防，而其人非庸庸者，假令自立国后，必率诸侯以讨羽，不然诸侯中亦必有挟之以令天下
译有人说：屈原一生的始末，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你）大概是从扬雄那里听来的吧。屈原的经历赶不上襄王时期，那么史书的记载就不值得采信了吗？我说：史书的记载来源于传闻，而《楚辞》是屈原自己写的，本来就不应该用史书来怀疑《楚辞》。屈原所写的只有《九章》，其中叙事最为清晰明白，他所叙述的先被信任、后被谗言陷害，与史书记载的怀王时期相吻合。至于仲春时节南迁，甲子日早晨出发，离开郢都，经过夏首，向上游进入洞庭湖，向下游经过湘江，这些关于时间、路程的细节，无不详细记载；而对于怀王入秦等重大事件，却一概没有提及。屈原一定不会如此颠倒错乱。怀王客死他乡，这是君父的仇敌，襄王不能报复，国家社稷危在旦夕，这时候应该呼天抢地，来抒发冤愤不平之气；却只是叹息谗言阿谀嫉妒的危害，最后说：“如果不说完话就跳入深渊，恐怕君王蒙蔽而不能明白。”那么屈原的反复犹豫、缠绵悱恻、昏乱不清，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缘故，而忠君爱国的意思，也就大大减退了。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删去屈原的事迹不予记载，认为他过于偏离中庸之道，不足以作为教训，这不足以成为屈原的过错；但我担心后世有人拿着这个理由来议论屈原，九泉之下，屈原大概不会没有遗憾吧，所以不能不辩明。苏辙编写《古史》，对于伯夷只记载孔子的说法，而对于史书上的记载则全部删去。朱熹曾经采纳他的观点，认为他懂得考证信实，我大概仿效《古史》的体例，以防备屈原的事迹在后世被误解，后来的君子一定会对我的话有所采纳吧。
按《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派昭阳率领军队攻打魏国，在襄陵打败魏军，夺取八座城邑。又转移兵力攻打齐国。十一年，六国共同攻打秦国，怀王担任合纵盟约的领袖。《惜往日》中所说的“国家富强而法度确立，任用忠贞的臣子来自我娱乐”，正是屈原担任左徒处理政事的时候。到了十六年，秦国派张仪欺诈怀王，断绝与齐国的交好，楚国于是被秦国所困。《屈原列传》中记载上官大夫的谗言，怀王发怒而疏远屈原。《惜往日》中说“君王怀着怒气等待臣下，不询问事情的真实与否”，又说“不参验考察实情，远远地放逐臣下而不思考我的用意”，这非常明白，而略微没有提及欺诈断交的事情，那么屈原被疏远被放逐，一定在十六年以前【洪兴祖补注说：被放逐在十六年，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以十六年来论，则没有依据】，而张仪欺诈怀王，是屈原被放逐以后的事情，所以没有提及。史书所载屈原劝谏释放张仪，虽然在《楚世家》和《屈原列传》中都有记载，恐怕是传闻的错误，不值得采信。根据屈原自己的叙述来考察，既然被疏远就被放逐，相隔时间不久，而史书说怀王时被疏远，不再在位，到了襄王时才被迁往江南，与屈原自己的叙述不合。又史书说“屈原虽然被放逐，心系怀王，不忘想要返回，希望君王一旦醒悟，风俗一旦改变，然而终究无可奈何，最终因此看到怀王终究不醒悟”，那么屈原在怀王时已经被放逐了。一篇文章之中，自相矛盾，其不值得采信非常明显。《史记》仅记载创作了《离骚》以及《渔父》《怀沙》两篇，难道可以据此认为《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等篇都不是屈原所作吗？又史书说怀王宠信儿子子兰，顷襄王即位，让子兰担任令尹，当时确实有子兰这个人。朱熹辩证则认为他是根据《楚辞》中“兰椒”的话而附会出来的，与班固《古今人表》中“令尹子椒”的错误相同，所以在序说中直接删去不载。这是朱熹本来就不完全相信史书，而不是我今天一个人的私见。我过去有一篇《楚辞后》，其原本丢失了，今天偶然在杂乱的文稿中抄录出来，而又考证史书，把它的说法附在这里，希望后来的人能够知道我的话不是虚妄的。
书范增论后
苏东坡的《范增论》，以义帝的存亡，是范增与之共同祸福的，而惋惜范增不早离去，又说范增不离去则项羽不灭亡，他的说法已经很详细了。我综合考察其始末，则全都不是这样。范增劝项梁立楚的后裔，是为项梁打算，不是为楚国打算。项梁立义帝，只是用空名奉承他，而实际上自己主宰事情。项梁死后，义帝合并项羽和吕臣的军队亲自率领，而后命令由自己发出。他分派各位将领入关救赵，即使是项羽那样强悍，也不能违抗。义帝是项梁所立，而范增是谋主，却提拔宋义为上将军，而项羽和范增都隶属于他。不仅仅是项羽不服，范增也不服。宋义不听项羽的话而在军中下令，意在诛杀项羽。项羽诛杀宋义，范增跟随他。范增的智慧，难道不及于此吗？项羽勇猛而无谋略，宋义的死，范增实际上谋划了。项羽只是听从范增罢了。况且救赵的战役，范增是末将，他率领各位将领共同拥立项羽为假上将军，而派桓楚回报命令的，一定是范增。范增与项羽同为将领，钜鹿之战，范增没有功劳，而项羽尊称他为亚父，那么救赵入关的计策，都出自范增无疑。等到鸿门宴时，义帝俨然作为天下共主，项羽尚未称王，而范增的话说：“夺取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他心中难道还有义帝吗？项羽杀宋义时，已经对义帝有二心了。义帝虽然出身于牧羊人，但他不是平庸的人，假使自立国家后，一定会率领诸侯讨伐项羽，不然诸侯中也一定有挟持他来号令天下的。
者。故义帝之存，非楚之利，其击杀之江中，纵非増谋，亦必与闻焉，非特羽意也。羽乗战胜之威，视汉王如无有，而増之疑忌特甚，其迁之巴蜀，而分秦三降将以距塞汉，史固明着，其出増之计。羽与汉相距荥阳，仅三载，陈平以计间増，而羽始稍夺其权，増即大怒絶去，则前此委任之专，而増之竭忠尽智以为羽谋者，槩可见矣。其未至彭城而疽发背以死也，度其心犹惓惓不忘于羽焉。是増固始终于项，而于义帝豪无所与也。而谓义帝之存亡乃増之所与共祸福，岂其然哉？羽之救钜鹿也，出于万死一生之计，幸而战胜，诸侯服从。自是以后，羽之失计多矣。汉以仁，羽以暴，汉以寛大羽，以残虐不都闗中，而都彭城，以私意分王诸将，不平，名为霸天下，而天下之心则已去矣。増于是时，未闻有一言之谏争也。及汉还定三秦，齐、赵皆叛羽，东西奔走，如泥中之鬭兽，兵迫于京索之间，而不得进。増于是时，未闻出一奇策也。惟敝敝于汉王，而欲杀之，纵汉王可杀，天下其无汉王乎？田荣、田横在齐，张耳、陈余在赵，魏豹、彭越在魏，黥布在九江，是皆足以为羽患也。秦以六世之强，兼并六国，而陈胜、呉广卒伍庸材，倐起而亡之。汉王以百战之余，亲禽项羽，以有天下，而数年之间，反者九起，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楚以区区之力，欲使天下诸侯东面而朝于楚，而遂以享国▯祚也，岂可得哉？史言増年七十，居家好奇计，而以劝立楚后，系之是时，六国之亡未久也，强宗大族所在多有，如秦嘉之立景驹，周市之立魏咎，张耳、陈余之立赵歇，大抵皆然，不独増为奇计也。假使羽不疑増，终聴増言，不过急攻荥阳，荥阳下而汉王未必可得。后此羽甞拔荥阳矣，拔成皋矣，而汉王固自若也。増虽不去，亦无救于羽之亡，东城之事，増幸不及见之耳。自汉定三秦，萧何守闗中，根本已固，韩信下魏，收齐、赵，黥布、彭越皆为汉用，羽虽未亡，而亡形决矣。増即在焉，岂能以独抗哉？故谓増不去，羽不亡者，此亦不然之论也。蘓公文章之宗，岂敢轻议，而一得之愚，有未能释然者，姑记于此，以俟世之君子考而质焉。
译所以义帝的存在，并不是对楚国有利。他在江中被击杀，纵然这不是范增的主谋，他也一定知情，这不仅仅是项羽的意思。项羽乘着战胜的威势，把汉王看作无足轻重，而范增的猜忌特别严重，他把汉王迁往巴蜀，并分封秦朝的三个降将把守关隘以抵御汉军，史书上明确记载，这是出自范增的计谋。项羽与汉军在荥阳对峙，仅仅三年，陈平用计离间范增，项羽才开始稍微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就大怒决裂离去，那么此前项羽对他专任信任，而范增竭尽忠诚和智慧为项羽谋划的情形，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生毒疮而死，揣度他的内心，恐怕还念念不忘项羽。这样看来，范增确实始终忠于项氏，而对于义帝毫无关涉。却说义帝的存亡是范增与之共患难的，难道是这样吗？项羽救援钜鹿，是出于万死一生的计策，侥幸战胜，诸侯服从。从此以后，项羽失策的地方就多了。汉王以仁德，项羽以暴虐；汉王宽大，项羽残虐；不建都关中，而建都彭城；凭私意分封诸将，人心不平；名义上称霸天下，而天下的人心已经背离了。范增在这个时候，没听说有一句劝谏争辩的话。等到汉王回师平定三秦，齐、赵都背叛了项羽，项羽东西奔走，像泥潭中搏斗的野兽，军队在京索之间受迫，不能前进。范增在这个时候，没听说献出一条奇策。只是纠缠于汉王，想要杀他，纵然汉王可以杀，天下难道就没有汉王了吗？田荣、田横在齐，张耳、陈余在赵，魏豹、彭越在魏，黥布在九江，这些都足以成为项羽的祸患。秦国凭借六代的强盛，兼并六国，而陈胜、吴广不过是平庸的士卒，突然起事就灭亡了它。汉王凭借百战之余，亲自擒获项羽，从而拥有天下，而在几年之间，反叛者九次兴起，死于铠甲兵器之间，而不能制止。楚国以微弱的力量，想要让天下诸侯向东朝拜楚国，从而享受国运，难道可能吗？史书说范增年七十，在家喜欢奇计，而把劝立楚后这件事系于此时，六国灭亡不久，强宗大族到处都有，像秦嘉立景驹，周市立魏咎，张耳、陈余立赵歇，大体都是这样，不只是范增出奇计。假使项羽不怀疑范增，最终听从范增的话，不过急攻荥阳，荥阳攻下而汉王未必能抓到。后来项羽曾经攻下荥阳了，攻下成皋了，而汉王依然如故。范增即使不离去，也救不了项羽的灭亡，东城的事，范增幸好没见到罢了。自从汉王平定三秦，萧何守关中，根本已经稳固，韩信攻下魏，收服齐、赵，黥布、彭越都为汉所用，项羽虽然没灭亡，而灭亡的形势已经决定了。范增即使还在，难道能独自抗拒吗？所以说范增不离去，项羽不灭亡，这也是不正确的言论。苏东坡是文章的宗师，岂敢轻易议论，但我的一点愚见，有不能释怀的地方，暂且记录在这里，以等待世上的君子考证质疑。
余十七八嵗读蘓公集，为此论藏之箧笥，不敢以示人。昨阅黄氏日抄，颇议増亦人杰等语，而其论有未究者。追忆前作，因删剟而录之。
太初元年考
史记》厯书更以七年【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汉律厯志》以前厯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嵗，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音焉】逢摄提格之嵗，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与史同，则太初元年为甲寅明矣。然以元封七年五月改厯是年十一月方是甲寅节气。葢以元封七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上属之六年，而七年则从正月起数，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属是年，故改七年为元年，至十一月节气始为甲寅，而其年实癸丑也。《厯术甲子篇》太初元年嵗名焉逢摄提格，又更云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葢截十一月以后为太初元年。《厯术》以节气为正，故《索隠》有改从建子之注，以此而元年实癸丑也。《汉志》既载阏逢摄提格之年名，而下又云太嵗在子，则与史不合。考之末条则云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嵗名困敦，所云前者当指元封六年之十一月，是七年仍是丑年，与史不异。然六年之冬至又未必适得甲子，此殆不可暁。《索隠》以《汉志》太初元年在丙子，于《汉志》无明文，亦未详所据也。《后汉志》太史令虞恭等议四分厯所纪上元，以汉文后元三年嵗在庚辰，上四十五嵗嵗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后下寻上，其势不误，此四分厯元文图防所着也。太初元年嵗在丁丑，此最为分明可据。其云太初元年嵗在丁丑者，则又从上寻下得之，以至于王莽始楚国五年嵗在癸酉，元凤七年嵗在庚辰，亦恰相合。葢图防之兴在于哀平之世，王莽所据以篡位者，故莽之下书以始建国五年嵗在癸酉，元凤七年嵗在庚辰，其以年纪嵗至此始见于史，必王莽据图防所定，故与史不同。东汉重图防四分歴，亦因之后遂相承不改。荀悦《汉纪》言汉兴元年实乙未，则当时有不以为乙未者，而文頴云五家之文悖异，推太初之元，则太初之元固不定于丁丑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六国年表始于元王元年。徐广注：共和元年嵗在庚申，元王元年嵗在乙丑，皆以后来追算得之。依其注，则汉元年乙未，太初元年丁丑，皆相合，而与《史记》乖异。葢《史记》止纪年而无嵗名，今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乃后人所増，非《史记》所有。使其有之，徐广不当更注，而索隠亦当注年表之异同，不当仅及汉志矣。《通鉴》太初元年丁丑，而削《史记》“焉逢摄提格”之语。考异于鲁公之年，谓六国表差谬，而据汉志为定。胡注《通鉴》用刘彛叟《长厯》、邵子《经世书》以改《史记》。窃谓太初元年亦是据《长歴经世书》，但鲁公之年有汉志可据，而太初之年则无他可考，故不着其説也。向读《史记》索隠，谓史太初元在甲寅，汉志在丙子，相距二十三年，而莫晓其説。今乃考其异同如此，以俟后之人正焉。
汉书·礼乐志》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天马歌》。其歌曰：「天马徕，执徐时。」执徐，辰也。以此计之，太初元年为丁丑，非甲寅，明甚。此证最确，无复疑矣。
又《汉书·李寻▯哀帝诏曰：“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厯，定纪数如甲子也。”此从夏贺良之议，而贺良所受，则甘忠可《天官厯包元太平经》十二卷。疑追改太初之年，必自于此。所谓“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厯定纪”者，王莽遵用图防，故始建国五年癸酉，元凤七年庚辰，始明着之诏书。东汉四分厯相承不改，而太初元年定于丁丑矣。其与《史记》乖异，诸注无及之者。惟索隠注以为《史》元年甲寅，而《汉志》丙子，相距二十三年。此三统厯与太初厯不同，而亦不能明言其故也。今更据《李寻▯哀帝诏，则前所云似未为妄，故附着焉。文頴注：“五家之文悖异，推太初之元，其下疑脱‘不同’二字。”是文頴注固已及此，而其异
译我十七八岁时阅读苏东坡的文集，撰写了这篇论述并收藏在箱柜中，不敢拿出来给人看。昨天翻阅黄氏的《日抄》，其中颇有议论“增亦人杰”等话语，但其论述尚有未究之处。追忆以前的作品，于是删削修改后记录下来。
太初元年考证
《史记·历书》将七年（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年名是焉逢摄提格，月名是毕聚，日干支是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汉书·律历志》认为以前的历法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到了元封七年，又得到阏逢摄提格的年份，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与《史记》相同，那么太初元年为甲寅就明确了。然而因为元封七年五月改历，这一年十一月才轮到甲寅节气。大概是将元封七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归属到前一年（元封六年），而七年则从正月起算，这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都属于这一年了，所以将七年改为元年，直到十一月节气才成为甲寅，而这一年实际上却是癸丑。《历术甲子篇》说太初元年岁名是焉逢摄提格，又说“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大概是截取十一月以后作为太初元年。《历术》以节气为正，所以《索隐》有改从建子之注，因此元年实际上是癸丑。《汉书·律历志》既然记载了阏逢摄提格的年名，下面又说太岁在子，那就与《史记》不合了。考察末尾一条则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岁名是困敦，所说的“前”应当是指元封六年的十一月，这样七年仍是丑年，与《史记》没有不同。然而六年的冬至又未必恰好是甲子，这大概无法弄明白。《索隐》认为《汉书·律历志》太初元年在丙子，在《汉书·律历志》中没有明文，也不清楚依据什么。《后汉书·律历志》太史令虞恭等人议论四分历所记载的上元，以汉文帝后元三年岁在庚辰，向上推四十五年岁在乙未，就是汉朝兴起元年。后来向下推算，其趋势没有错误，这是四分历元文图谶所记载的。太初元年岁在丁丑，这最为分明可据。那些说太初元年岁在丁丑的，则是从上面往下推算得到的，以至于王莽始建国五年岁在癸酉，元凤七年岁在庚辰，也恰好相合。大概图谶兴起于哀帝、平帝之时，是王莽用来篡位的依据，所以王莽下的诏书以始建国五年岁在癸酉，元凤七年岁在庚辰，用年份纪岁从此开始见于史书，必定是王莽依据图谶所定的，所以与史书不同。东汉重视图谶和四分历，也沿袭之后遂相承不改。荀悦《汉纪》说汉朝兴起元年实为乙未，那么当时有不认为是乙未的人，而文颖说五家文献悖乱不同，推究太初的元年，那么太初的元年本来就不一定在丁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六国年表始于元王元年。徐广注：共和元年岁在庚申，元王元年岁在乙丑，都是后来追算得到的。依照他的注，那么汉元年乙未，太初元年丁丑，都相合，而与《史记》乖异。大概《史记》只纪年而没有岁名，现在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是后人所增，不是《史记》原有的。如果《史记》有这些，徐广就不应当再注，而《索隐》也应当注年表的异同，不应当只涉及《汉书·律历志》了。《资治通鉴》太初元年丁丑，而删去《史记》“焉逢摄提格”的话。考异于鲁公之年，说六国表差谬，而依据《汉书·律历志》为定。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用刘彝叟《长历》、邵雍《经世书》来改《史记》。我私下认为太初元年也是依据《长历经世书》，但鲁公之年有《汉书·律历志》可据，而太初之年则没有其他可考的，所以不著其说也。以前读《史记》索隐，说史太初元年在甲寅，《汉书·律历志》在丙子，相距二十三年，而不知道其说。现在才考其异同如此，以等待后来的人纠正。
《汉书·礼乐志》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天马歌》。其歌曰：“天马徕，执徐时。”执徐，是辰。以此计算，太初元年为丁丑，非甲寅，明显得很。此证最确，没有再怀疑的了。
又《汉书·李寻传》哀帝诏曰：“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这是听从夏贺良的议论，而贺良所受，则是甘忠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怀疑追改太初之年，必定自于此。所谓“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者，王莽遵用图谶，所以始建国五年癸酉，元凤七年庚辰，始明著之诏书。东汉四分历相承不改，而太初元年定于丁丑了。其与《史记》乖异，诸注无及之者。惟《索隐》注以为《史》元年甲寅，而《汉志》丙子，相距二十三年。这是三统历与太初历不同，而亦不能明言其故也。今更据《李寻传》哀帝诏，则前所云似未为妄，故附着焉。文颖注：“五家之文悖异，推太初之元，其下疑脱‘不同’二字。”是文颖注固已及此，而其异
儒林传考
史儒林传：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一作次治礼学掌故。《汉书》作「以治礼掌故」，语皆未明。疑「文学」二字在「掌故」上，而「治礼次治」四字皆衍文。当云「文学掌故以礼义为官【或「礼义」上有「治」字】然无所据，不敢辄改也。
文学掌故缺，当是两官。汉旧仪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而不言丙科。疑丙科则文学也。史又云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通考注云：掌故尊于文学掌故。窃意下掌故二字衍文。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自是两官。儿寛射策乙科为掌故，房凤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俱不言文学，亦可证也。王莽时甲科四十人补郎中，乙科二十人补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丙科倍于乙科，疑是两官而通言之【如淳注引汉仪：甲科补郎中，乙科补太子舎人，与王莽同。次补郡国文学，则丙科也，亦不言掌故。儿寛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则文学似非官名。然以如淳所引考之，则郡国又各自有文学也。但文学乃弟子员所补，而寛以文学补弟子员，又不相合】
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本谓文学掌故之官，迁擢留滞，故欲广其入仕之路。而《汉书》顔注反谓治礼掌故之官，以迁擢留滞之人，非也。
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即左右内史大行卒史也；比百石以下，即太守卒史也。皆史倒文。补中二千石属，即左右内史大行卒史也【左右内史二千石，非中二千石，史通言之】郡属，即太守卒史也。史异其文耳。
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先取诵多者，即髙第，可以为郎中之比；不足，则择掌故补二千石属，文学补郡属。文意自明，备员以不足而言也。顔注：备员，示升擢之非，借其实用。非是，通考注：既无诵多者，故选掌故，彼善于此者以充数，此説是也。
学官弟子一嵗輙试补文学掌故，其髙第籍奏，葢不可轻得。至文学掌故所迁何官，史未明言。若晁错之以文学为太子舍人，则十之一二而已。故曰迁留滞。公孙▯之请为别开一途，补二千石卒史，郡卒史，广学官弟子入仕之路，其叙次甚明白。通鉴櫽括其辞云：「为博士官置弟子，第其髙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为右职，分为两途，而与传所云殊别，葢其误也。马氏通考曰：「汉书此条，有博士弟子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有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者补卒史，恐是两様人。」又曰：「有白身受业而通一艺以上者，有已仕受业而通一艺以上者，是皆袭通鉴之误，而于此条本文未之详考也。」
公孙▯之奏请专为学官弟子而言，通考注云：欲为学者开入仕之路，故以宣布诏书为名，与三代賔兴之意异矣。此俗儒之所喜，而髙士之所不屑也。此一条最为分明而不详，何人所注？疑出吕氏《大事记》。马氏据《通鉴》析为两端，而以《大事记》为未明，葢指此注。马氏既不辨《通鉴》之误，而反以《大事记》为未明，是误之又误也【大事记今未见其书，俟再考】
博士秦官，郎中、文学、掌故皆秦官也。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在汉文帝时。▯之所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一嵗輙试补文学掌故缺，其髙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其官秩皆不改也。故曰请因旧官而兴焉【孝文孝景时，诸博士具官待问，则疑已有弟子，但未置员，其文学掌故亦当有人，未必弟子员所补耳。▯之所奏在广弟子员为五十人，与一嵗即试补文学掌故缺及髙第，太常籍奏。旧制不可详考，今以意推之】
通考此注，如选择其秩二百石，备员贰千石，属郡属，皆足证索隠、顔注之误。惟因旧官而兴焉，以为因旧所立之黉舎而脩饰之，以官为宫，则未然也【再考注：选择其秩二百石为掌故，此亦未然】
卒史秩不同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则秩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也，郡太守卒史则比百石以下也。瓒注：「卒史秩百石，此以郡国卒史言之【郡国五经百石卒史，元帝时始置】如淳注：「汉仪射防，甲科百人补郎中，乙
译儒林传考
《史记·儒林传》记载：“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另一版本作“次治礼学掌故”。《汉书》作“以治礼掌故”，这些说法都语意不明。我怀疑“文学”二字应在“掌故”之上，而“治礼次治”四字都是衍文。应当是“文学掌故以礼义为官”【或者“礼义”上面有“治”字】。然而没有依据，不敢擅自改动。
“文学掌故”空缺，应当是两种官职。《汉旧仪》记载，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却没有提到丙科。我怀疑丙科就是文学。《史记》又说，选拔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官，文学掌故补郡的属官。《通考》注解说：掌故的地位高于文学掌故。我私下认为下面的“掌故”二字是衍文。晁错以文学身份担任太常掌故，从此可知这是两种官职。儿宽射策乙科担任掌故，房凤射策乙科担任太史掌故，都没有提到文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王莽时期，甲科四十人补郎中，乙科二十人补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丙科人数是乙科的两倍，怀疑是将两种官职合在一起统称【如淳注引《汉仪》：甲科补郎中，乙科补太子舍人，与王莽时期相同。接着补郡国文学，那就是丙科，也没有提到掌故。儿宽以文学身份被郡举荐，到博士那里学习，那么文学似乎不是官名。然而根据如淳所引考证，郡国又各自有文学。只是文学是由弟子员补任，而儿宽以文学身份补弟子员，又不相符合】
“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原本是指文学掌故这类官职，升迁停滞，所以想要拓宽他们入仕的道路。而《汉书》颜师古的注反而说，治礼掌故这类官职，是由升迁停滞的人担任，这是错误的。
其秩比二百石以上以及吏百石，就是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就是太守卒史。这都是《史记》文字颠倒。补中二千石的属官，就是左右内史、大行卒史【左右内史是二千石，不是中二千石，《史记》是统称】。郡的属官，就是太守卒史。《史记》只是文字不同罢了。
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先选取诵读经文多的人，也就是高等第，可以相当于郎中；如果不够，就选拔掌故补二千石的属官，文学补郡的属官。文意自然明白，这是以人员不足来充数而言的。颜注：备员，表示升擢的不当，借其实用。这不是正确的。《通考》注：既然没有诵读多的人，就选拔掌故，那些比这稍好的人用来充数，这个说法是对的。
学官弟子每年就考试补文学掌故，其中高等第的登记上报，大概不容易轻易得到。至于文学掌故升迁什么官职，《史记》没有明确说明。像晁错以文学身份担任太子舍人，只是十分之一二而已。所以说升迁停滞。公孙弘请求另开一条途径，补二千石卒史、郡卒史，拓宽学官弟子入仕的道路，其叙述次序非常明白。《通鉴》概括其辞说：“为博士官设置弟子，评定其高低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又说官吏通晓一艺以上的，请求都选拔担任重要职务，分为两条途径，而与传记所说的完全不同，大概是错误了。马氏《通考》说：“《汉书》这一条，有博士弟子通晓一艺以上的补文学掌故空缺，有吏百石通晓一艺以上的补卒史，恐怕是两类人。”又说：“有白身受业而通晓一艺以上的，有已仕受业而通晓一艺以上的，这都是沿袭《通鉴》的错误，而对这一条本文没有详细考证。”
公孙弘的奏请专门针对学官弟子而言，《通考》注说：想要为学者开辟入仕之路，所以以宣布诏书为名，与三代宾兴的意义不同。这是俗儒所喜欢的，而高士所不屑的。这一条最为分明却不详细，是谁的注？怀疑出自吕氏《大事记》。马氏根据《通鉴》分析为两端，而认为《大事记》没有阐明，大概是指这个注。马氏既然不辨明《通鉴》的错误，反而认为《大事记》没有阐明，这是错上加错【《大事记》现在未见其书，等待再考证】
博士是秦朝的官职，郎中、文学、掌故也都是秦朝的官职。晁错以文学身份担任太常掌故，是在汉文帝时期。公孙弘所请求的为博士设置弟子员，每年就考试补文学掌故空缺，其中高等第可以担任郎中的，太常登记【上报】，他们的官职品秩都不改变。所以说请求因循旧官职而兴起【孝文帝、孝景帝时期，各位博士具备官职等待询问，那么怀疑已有弟子，只是没有设置员额，其文学掌故也应当有人，未必是弟子员所补任的。公孙弘所奏请在扩大弟子员为五十人，与每年就考试补文学掌故空缺以及高等第，太常登记上报。旧制不可详细考证，现在凭意推测】
《通考》这个注，像选择其秩二百石，备员二千石，属郡属，都足以证明索隐、颜注的错误。只有“因旧官而兴焉”，认为是因循旧所建立的黉舍而修饰它，以官为宫，那就不是这样了【再考证注：选择其秩二百石为掌故，这也不是这样】
卒史的品秩不同，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卒史则秩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郡太守卒史则比百石以下。应劭注：“卒史秩百石，这是以郡国卒史而言【郡国五经百石卒史，元帝时期才开始设置】”如淳注：“《汉仪》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
科二百人补太子舎人。」按此恐「汉仪」之误，「汉书」所载较史为详，然无此语。王莽时，甲科四十人补郎中，乙科二十人补太子舎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不应汉时反増多于王莽也【索隠引如淳注非是】
译“录取二百人补任太子舍人。”查考此处恐怕是《汉仪》的误记，《汉书》所载比史书更为详尽，但并无此语。王莽时期，甲科四十人补任郎中，乙科二十人补任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任文学掌故。汉朝时不应反而比王莽时期增加得更多【索隐所引如淳的注解说错了】
通鉴》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为右职。胡注：吏谓百石以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职谓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按传：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此言选择史秩与文学、掌故相次者，即左右内史、大行卒史也。儿寛以射策为掌故，即次补廷尉文学卒史，正是其例。比百石以下，即郡太守卒史也。《通鉴》因百石上有吏字，谓选择其吏之通一艺以上者，而未甞考其前后之文义也。以为古职本出文翁传，顔注：郡中髙职，此受业博士而归者，以为郡中髙职谓掾曹之属。黄霸为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补右职，则卒史非右职明矣。吏既不受业博士，安得有通一艺以上者？且即有之，亦已为二百石以上矣，而又补二百石之卒史乎？此其为误有防然者，而后来皆未之察也。廷尉有文学卒史，则九卿皆有之，不特左右内史、大行也，史举其例耳。
汉火徳考
自邹衍推五徳终始之传作主运，秦始皇采用其説，以周得火徳，秦灭周从所不胜为水徳，封禅书或曰：黄帝得土徳，夏得木徳，殷得金徳，周得火徳，秦得水徳，是必用邹衍説也。至刘歆三统厯，乃更以夏得金徳，殷得水徳，周得木徳，秦在木火之间，汉得火徳，与邹衍所云异矣。汉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帜尚赤，而自有天下后，仍袭秦旧，故张苍以为水徳。孝文帝时，公孙臣言当改用土徳，色尚黄，其事末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黄，印章以五字，则用公孙臣之説也。王莽篡位，自以黄帝之后，当为土徳，而用刘歆説，尽改从前相承之序，以汉为火徳。后汉重图防，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徳。班固作志，遂以着之。髙帝而后，汉人作飞燕外传，有祸水灭火之语，不知前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未有以为火徳者，葢其误也。荀悦《汉纪》言：张苍谓汉为水徳，而贾谊、公孙臣【今刻作公孙▯误】以为土徳。及至刘向父子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徳，其説为明。然律厯言刘向摠六厯，列是非，作《五纪论》，其论今不传。若《三统厯》所云，则歆説非向説也。贾谊云：当用土徳，色尚黄，数以五。司马迁《太初歴》葢从之，而班固以为疏，改用火徳。然前汉实用土徳，非火徳也。凡此皆《史记》索隠、《汉书》顔注、《通鉴》胡注所未及，故详论之，以俟后之人考而证焉。
元后传：「莽更汉家黒貂，着黄貂。又改正朔伏腊日。」按汉土徳，色尚黄，其黒貂则因秦旧，未之改也。莽传以十二月为正，朔伏腊则未详。或伏字连言之下，止云正腊日，不云伏，可知也。髙堂隆言：「汉以午祖，以戌腊。」自是后汉火徳之制，前汉则无考，故顔注略之。王莽所改亦不传也。贾谊、公孙臣皆以汉为土徳，太初改厯从之。至图防兴于哀平之世，葢以汉为火徳。刘歆三统厯，当本之此。王莽以符命自立，其辅政居摄时，必改汉以为火徳。故莽传言：「丁火，汉氏之徳也。」明汉刘火徳尽而传于新室也。则以汉为火徳，固不自后汉始矣。大抵起于哀平之世，王莽、刘歆之説，而班志以着之。髙帝则不然也。
蔡邕《独断》：“五帝腊祖之异名：青帝以未腊卯祖，赤帝以戍腊未祖，白帝以丑腊酉祖，黑帝以辰腊子祖，黄帝以辰腊未祖。”髙堂隆曰：“水始于申，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腊。火始于寅，盛于午，终于戍，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戍腊。木始于亥，盛于卯，终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腊。金始于已，盛于酉，终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腊。土始于未，盛于戌，终于亥，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腊。”其説与蔡合，而秦静以为小数之学，因就传着五行以为説，非典籍经义之文也。隆言魏土徳当以戍祖辰腊，静则言汉以午祖戍腊，魏当如前以未祖丑腊。所云汉以午祖戍腊，自是东汉火徳之制，而魏之未祖丑腊，又不知何据也。疑皆后人依放为説，而汉以前祖腊之制皆不可考，故顔注皆略之。
侠累考
史记》六国
译《通鉴》又言：官吏中精通一门以上技艺的，请求都加以选拔，任命为右职。胡三省注：吏指百石以上及比百石以下的人；右职指中二千石、二千石官署中的卒史。按《汉书》传文：选拔那些秩级比二百石以上以及百石吏，这里说的是选拔史秩与文学、掌故相次的人，即左右内史、大行卒史。儿宽通过射策成为掌故，随即递补为廷尉文学卒史，正是这个例子。比百石以下，即郡太守卒史。《通鉴》因为百石上有“吏”字，便说是选拔那些官吏中精通一门以上技艺的人，而没有考察前后文义。认为古代官职本出自文翁传，颜师古注：郡中高职，这里指受业于博士而后归乡的人，被任命为郡中高职，即掾曹之类。黄霸担任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因黄霸入财为官，不补右职，那么卒史不是右职就很明白了。官吏既然没有师从博士学习，怎么会有精通一门以上技艺的人？况且即使有这样的人，也已经担任二百石以上的官职了，又怎么能去补任二百石的卒史呢？这其中的错误显而易见，而后来的人都未加察觉。廷尉有文学卒史，那么九卿都有，不只是左右内史、大行，史书只是举出例子罢了。
汉火德考
自从邹衍推演五德终始的学说作为主宰运数的依据，秦始皇采用他的说法，认为周得火德，秦灭周，取其所不胜为水德。《封禅书》或说：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得水德，这必定是采用了邹衍的说法。到了刘歆的《三统历》，则改以夏得金德，殷得水德，周得木德，秦在木火之间，汉得火德，与邹衍所说的不同了。汉初采用赤帝子的祥瑞，旗帜崇尚红色，而自拥有天下后，仍然沿袭秦的旧制，所以张苍认为汉是水德。孝文帝时，公孙臣说应当改用土德，崇尚黄色，这件事没有实行。到了孝武帝改正朔，崇尚黄色，印章用五字，则是采用了公孙臣的说法。王莽篡位，自认为是黄帝之后，应当为土德，而采用刘歆的说法，完全改变了从前相承的顺序，以汉为火德。后汉重视图谶，根据赤伏符的文字，改用火德。班固作志，于是将其记载下来。高帝之后，汉人作《飞燕外传》，有“祸水灭火”的话，不知道西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没有人认为汉是火德的，大概这是错误的。荀悦《汉纪》说：张苍认为汉是水德，而贾谊、公孙臣【今刻本作公孙〇，误】认为汉是土德。等到刘向父子推演五行之运，以子承母，从伏羲直到汉，应当为火德，他们的说法很明确。然而律历中说刘向总括六历，列举是非，作《五纪论》，他的论述现在不传。如果《三统历》所说的，则是刘歆的说法，不是刘向的说法。贾谊说：应当用土德，崇尚黄色，数以五。司马迁《太初历》大概遵循这一点，而班固认为疏漏，改用火德。然而西汉实际使用土德，不是火德。所有这些，都是《史记》索隐、《汉书》颜注、《通鉴》胡注所未涉及的，所以详细论述，以等待后人考证证实。
《元后传》：“王莽更改汉家的黑貂，改穿黄貂。又改正朔、伏、腊的日期。”按汉为土德，崇尚黄色，其黑貂则是沿袭秦的旧制，没有更改。王莽传以十二月为正，朔、伏、腊则不详。或者“伏”字连言之下，只说正腊日，不说伏，由此可知。高堂隆说：“汉以午祖，以戌腊。”这是后汉火德的制度，前汉则无考，所以颜注略去。王莽所改的也不传。贾谊、公孙臣都认为汉是土德，太初改历遵循这一点。到图谶兴起于哀帝、平帝之世，大概以汉为火德。刘歆《三统历》，应当本于此。王莽以符命自立，他在辅政居摄时，必定改汉为火德。所以王莽传中说：“丁火，是汉家的德运。”明确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那么以汉为火德，本来不是从后汉开始的。大致起于哀帝、平帝之世，王莽、刘歆的说法，而班志将其记载下来。高帝则不是这样。
蔡邕《独断》：“五帝腊祖的不同名称：青帝以未腊卯祖，赤帝以戌腊未祖，白帝以丑腊酉祖，黑帝以辰腊子祖，黄帝以辰腊未祖。”高堂隆说：“水始于申，盛于子，终于辰，所以水行的君主以子祖，以辰腊。火始于寅，盛于午，终于戌，所以火行的君主以午祖，以戌腊。木始于亥，盛于卯，终于未，所以木行的君主以卯祖，以未腊。金始于巳，盛于酉，终于丑，所以金行的君主以酉祖，以丑腊。土始于未，盛于戌，终于亥，所以土行的君主以戌祖，以辰腊。”他的说法与蔡邕相合，而秦静认为是小数之学，因此就传记着五行作为说法，不是典籍经义的文字。高堂隆说魏为土德应当以戌祖辰腊，秦静则说汉以午祖戌腊，魏应当像以前一样以未祖丑腊。所说的汉以午祖戌腊，自然是东汉火德的制度，而魏的未祖丑腊，又不知道什么依据。怀疑都是后人依仿而说的，而汉以前祖腊的制度都不可考，所以颜注都略去。
侠累考
《史记》六国
年表：韩烈侯三年，盗杀韩相侠累；哀侯六年，韩严弑其君。《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哀侯六年，韩严弑其君。烈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已歴三世，相距二十七年。据《战国策》，韩廆字侠累，严遂字仲子；而史所书韩严别是一人，原自分明，无所疑也。特《战国防言聂政刺侠累并中哀侯，而《刺客传》亦言严仲子事韩哀侯，与年表、世家不合。疑防本言并中烈侯，而传者以烈侯后十年乃卒，哀侯死于弑，故改烈侯为哀侯。《刺客传》葢承其误。索隠有疑于此，而未甞明言致误之由，但以史为两存之则，亦非也。至《通鉴》从年表、世家两书，于烈侯三年、哀侯六年，而于哀侯六年直以韩严为严遂，并系《战国防韩廆、严遂事于其下，但言使人，不言聂政。又云并及哀侯，则与年表、世家、《刺客传》、《战国策》皆不合，其误甚明。胡注引蜀本注云：温公之意，不以严遂为严仲子，亦不以韩廆为韩侠累，止从年表、世家而不信传。然以《战国防及《刺客传》考之，严遂即严仲子，韩廆即侠累。髙诱注：严遂字仲子；索隠：侠累名傀【傀廆同】确然可据。而《通鉴》以韩严为严遂，而严仲子别是一人，不知何所据也。且韩严自姓韩，严遂自姓严，乃以严字偶同，合而一之，彼此参校，《通鉴》之误明矣。索隠于《史记》误处，往往引他书驳正；而胡注于《通鉴》多依阿，无所发明，则古今人之不相及远矣【索隠亦有漏畧，胡注间有驳止，但缺畧多耳】今本《战国防作并中烈侯，是又后人所改。
译年表记载：韩烈侯三年，盗贼杀害了韩国相国侠累；哀侯六年，韩严弑杀了他的君主。《韩世家》记载：烈侯三年，聂政杀害了韩国相国侠累；哀侯六年，韩严弑杀了他的君主。烈侯生下文侯，文侯生下哀侯，已经历经三代，相距二十七年。根据《战国策》，韩傀字侠累，严遂字仲子；而史书所记载的韩严是另一个人，原本就十分清楚，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只是《战国策》中记载聂政刺杀侠累并刺中哀侯，而《刺客列传》也说严仲子侍奉韩哀侯，这与年表、世家不合。怀疑《战国策》原本说的是并刺中烈侯，而传抄者因为烈侯十年后才去世，哀侯死于被弑，所以将烈侯改为哀侯。《刺客列传》大概是承袭了这个错误。司马贞对此有怀疑，但没有明确说出导致错误的原因，只是主张将两种说法并存，这也是不对的。至于《资治通鉴》采纳年表、世家的记载，在烈侯三年、哀侯六年分别记事，而在哀侯六年直接将韩严当作严遂，并将《战国策》中韩傀、严遂的事系于其下，只说派人刺杀，不提聂政。又说并刺中哀侯，这就与年表、世家、《刺客列传》、《战国策》都不合，其错误非常明显。胡三省注引用蜀本注说：司马光的意思，不认为严遂就是严仲子，也不认为韩傀就是韩侠累，只是遵从年表、世家而不相信列传。然而根据《战国策》及《刺客列传》考证，严遂就是严仲子，韩傀就是侠累。高诱注：严遂字仲子；司马贞索隐：侠累名傀【傀与廆同】，确实可以作为依据。而《资治通鉴》将韩严当作严遂，认为严仲子是另一个人，不知依据什么。况且韩严本来姓韩，严遂本来姓严，竟然因为“严”字偶然相同，就将两人合为一人，互相参校，《资治通鉴》的错误就明显了。司马贞对于《史记》的错误之处，往往引用其他书籍进行驳正；而胡三省注对于《资治通鉴》多随声附和，没有什么发明，那么古人与今人的差距就远啦【司马贞也有疏漏，胡三省注偶尔有驳正，但疏漏太多】。今本《战国策》作“并刺中烈侯”，这又是后人所改。
白田杂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白田杂著卷四
寳应王懋竑撰
苏秦
苏秦传：「秦兵不出函谷闗十五年」，考异以为此游説之士夸大苏秦云尔，故不取。然张仪之説赵王，言「秦兵不敢出函谷闗十五年」，而范雎言于秦昭王，亦有「秦十五年不敢窥兵山东」之语，则非虚辞也。按《六国表》，自显王三十六年至慎靓王三年，凡十五年中，秦四伐魏，一围魏，未甞交兵他国。至慎靓王三年，五国共攻秦，则从约犹未解也。四年，秦攻韩，斩首八万，诸侯震恐。可见前此之伐魏，特以偏师临之，未甞大出兵也。葢魏河西与秦接壤，秦日以蚕食之，而诸侯如连鸡，不能俱飞。从约虽在，而卒莫能相一。秦之不出兵十五年，未必以从约之故，而考其事实，则诚有之，非尽虚辞也。苏秦传：「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此在显王二十七年，距约从仅一年。然自至此四十年，魏败楚于陉山，四十四年，魏败韩，举败越防，四十六年，楚败魏襄陵。十五年中，六国相攻，亦止此四五事尔。大抵天下皆宗苏氏之从约，或从或不从，而其名犹在。至赧王五年，张仪破从为横，未一年而诸侯复畔衡合从。则谓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亦未尽然也。
秦本纪：恵文王之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魏世家：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八千于雕隂。所书小异，而恵文王之七年，乃襄王之四年，又差一年。至年表，则载秦败魏于雕隂，于恵文王之五年，襄王之二年，更复不合。以苏秦传考之，年表为是。又按秦商鞅虏魏公子卬，距此八年，此公子卬亦非为所虏者，秦公子又不应与卬同名。考苏秦传，秦使犀首伐魏，禽其将龙贾，取雕隂，则公子卬乃公孙衍之误无疑也。魏世家败龙贾军四万八千于雕隂，是四万八千龙贾所将之军，未必尽为秦所杀，斩首八万乃秦纪夸大之语，亦非其实也。通鉴从苏秦传年表而兼用魏世家为得之。然考异又引恵文王七年，秦使公子卬败魏，为约从二年事，以为秦兵未甞不出之证，此则明与鉴相违，殆不可晓，葢考异偶误尔。
论髙祖斩丁公
汉髙祖赦季布而斩丁公，世以为义举，司马公亦盛称之。余谓丁公之死固当，而髙祖之斩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葢使项王失天下者，项伯也，非丁公也。以义言之，丁公之诛，当次于项伯。项伯之不诛，幸矣，而又封侯，何也？项伯于鸿门，既脱沛公于阨，而又深劝羽以全太公、吕后之命，其为汉也至矣。羽非项氏不任事，其受陈平金以间疏羽君臣者，必项氏也。羽死而项氏侯者四人，此皆与伯同心为汉者。羽东城之败，项氏无一人与之俱，亦无一人为之死，且俛首事汉，受封爵焉。羽之亡，皆项伯为之也，而以咎丁公何哉？故髙祖赦季布而斩丁公，足以明人臣之义，而封项伯而斩丁公，终不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悦《汉纪》载赦季布而删斩丁公事，或亦有见于此欤？
赵充国
景帝以周亚夫怏怏非少主臣，以事杀之。而史于传后云，死后乃封王信为盖侯，则亚夫之死以争王信侯故也。宣帝遣赵充国讨西羌，又遣彊弩将军许延夀、破羌将军辛武贤。充国屡抗言非是，画屯田防。宣帝虽是充国言，而卒两从其计。后充国归为帝别疏，所以乃罢武贤归故官，而延夀之功亦不复论。其后武贤告充国子卬至下吏自杀，而充国亦因是请老。此非武贤之力，而实延夀之为之也。延夀为太子外祖父同产弟，不数年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其气力过王信远甚。史皆殁不着，而卬之所以死，充国之所以请老，皆不得其实，与亚夫▯异矣。汉不如史，此亦其一也。充国以神爵元年出，二年五月归。其见宣帝当在六七月间。史载秋羌降，而充国争防羌校尉，则犹未去位也。公卿百官表，神爵二年后将军充国，卫尉忠。按充国为后将军已十余年，归自水衡都尉，迁卫尉耳。充国之请老在秋冬间，故别有卫尉忠，而后将军充国下脱一罢字。表文多缺，故不详也。充国请老后
译白田杂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白田杂著卷四
宝应王懋竑撰
苏秦
《苏秦传》记载：“秦国的军队十五年没有出函谷关”，《考异》认为这是游说之士夸大苏秦的作用罢了，所以不予采信。然而张仪游说赵王时，曾说“秦国的军队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而范雎对秦昭王说，也有“秦国十五年不敢窥视山东出兵”的话，这就不是虚妄之辞了。查考《六国年表》，从秦显王三十六年到慎靓王三年，这十五年间，秦国四次攻打魏国，一次包围魏国，未曾与其他国家交战。到了慎靓王三年，五国共同攻打秦国，那么合纵的盟约还没有解散。四年，秦国攻打韩国，斩首八万，诸侯震惊恐惧。可见此前攻打魏国，只是用偏师临阵，未曾大规模出兵。大概魏国河西地区与秦国接壤，秦国每天像蚕吃桑叶一样蚕食它，而诸侯像拴在一起的鸡，不能一起飞。合纵的盟约虽然存在，但最终不能统一行动。秦国十五年不出兵，未必是因为合纵盟约的缘故，但考察其事实，确实如此，并非全是虚妄之辞。《苏秦传》记载：“秦国派犀首欺骗齐国，魏国与齐国共同攻打赵国”，这发生在显王二十七年，距离订立合纵盟约仅一年。然而从此后的四十年间，魏国在陉山打败楚国，四十四年，魏国打败韩国，又打败越国，四十六年，楚国在襄陵打败魏国。十五年间，六国互相攻伐，也只有这四五件事罢了。大抵天下都尊崇苏氏的合纵盟约，有的服从有的不服从，但其名义尚存。到了秦赧王五年，张仪破坏合纵推行连横，不到一年诸侯又背叛连横重新合纵。所以说苏秦离开赵国后合纵盟约就全部解散，也并非完全如此。
《秦本纪》记载：惠文王七年，公子卬与魏国作战，俘虏了魏将龙贾，斩首八万。《魏世家》记载：襄王五年，秦国在雕阴打败我龙贾率领的四万八千军队。所记载的略有差异，而惠文王七年，正是襄王四年，又相差一年。至于年表，则记载秦国在雕阴打败魏国，是在惠文王五年，襄王二年，更加不符合。用《苏秦传》来考订，年表的记载是正确的。又查考秦国商鞅俘虏魏公子卬，距离此事八年，这位公子卬也不是被俘虏的那位，秦国公子又不应该与卬同名。查考《苏秦传》，秦国派犀首攻打魏国，擒获其将领龙贾，夺取雕阴，那么公子卬乃是公孙衍之误无疑。《魏世家》记载在雕阴打败龙贾率领的四万八千军队，这四万八千是龙贾所率领的军队，未必全被秦国杀死，斩首八万是《秦本纪》夸大的话，也不符合实际。《资治通鉴》采用《苏秦传》和年表的记载，并兼用《魏世家》的内容，算是得当的。然而《考异》又引用惠文王七年，秦国派公子卬打败魏国，作为合纵盟约第二年的事，以此作为秦国军队未曾不出兵的证明，这明显与《资治通鉴》相违背，大概令人难以理解，大概是《考异》偶有错误罢了。
论高祖斩杀丁公
汉高祖赦免季布而斩杀丁公，世人认为这是义举，司马光也极力称赞。我认为丁公的死固然应当，但高祖斩杀丁公，恐怕不足以让丁公心服。大概使项王失去天下的人，是项伯，不是丁公。从道义上讲，丁公被诛杀，应当排在项伯之后。项伯没有被诛杀，已经是侥幸了，反而还封侯，为什么呢？项伯在鸿门宴上，既使沛公脱离困境，又极力劝说项羽保全太公、吕后的性命，他对汉室的功劳到了极点。项羽不任用项氏以外的人，那些接受陈平金钱以离间项羽君臣关系的，必定是项氏的人。项羽死后，项氏被封侯的有四人，这些都是与项伯同心为汉室效力的人。项羽在东城兵败，项氏没有一人跟随他，也没有一人为他而死，而且低头侍奉汉室，接受封爵。项羽的灭亡，都是项伯造成的，凭什么归咎于丁公呢？所以高祖赦免季布而斩杀丁公，足以表明人臣的道义，但封赏项伯而斩杀丁公，终究不足以让丁公心服。荀悦《汉纪》记载赦免季布而删去斩杀丁公的事，或许也看到了这一点吧？
赵充国
景帝因为周亚夫心怀不满，不是辅佐少主的臣子，借故杀了他。而史书在传记后说，死后才封王信为盖侯，那么周亚夫的死是因为争辩王信封侯的缘故。宣帝派遣赵充国讨伐西羌，又派遣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赵充国屡次直言这不是正确的做法，谋划屯田防守。宣帝虽然赞同赵充国的话，但最终同时采纳了两人的计策。后来赵充国回来向皇帝另呈奏疏，于是才罢免辛武贤让他回原官职，而许延寿的功劳也不再论及。此后辛武贤告发赵充国的儿子赵卬，赵卬下狱自杀，而赵充国也因此请求退休。这不是辛武贤的力量，而实际上是许延寿造成的。许延寿是太子外祖父的亲弟弟，没过几年就升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他的权势力量远远超过王信。史书都隐没不写，而赵卬死的原因，赵充国请求退休的原因，都没有得到真实情况，与周亚夫的情况不同。汉朝不如史书，这也是其中之一。赵充国在神爵元年出征，二年五月回来。他面见宣帝应当在六七月间。史书记载秋天羌人投降，而赵充国争辩防守羌校尉的事，那么他还没有离任。《公卿百官表》记载，神爵二年后将军是赵充国，卫尉是忠。查考赵充国担任后将军已十多年，回来是从水衡都尉升任卫尉罢了。赵充国请求退休在秋冬之间，所以另有卫尉忠，而后将军赵充国下面漏了一个“罢”字。表文多有缺失，所以不详细。赵充国请求退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