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田杂著卷五
详明。考之虞卿▯，则卿为赵计事皆在长平败后与雎▯不合。故古史疑魏齐死后虞卿复归相赵史畧不言耳。然如所云，则史穷愁著书之言，亦无所当矣。通鉴叙诱执平原君事于赧王之五十六年，则与卿▯合。然秦以赧王五十六年正月罢兵，至九月复围邯郸此数月之中，秦未必能诱平原君以来而平原君亦未必敢往。且考异亦无他据其与古史所云，亦未知孰是也。姑记于此。
译（此事）详实明了。考证虞卿，那么虞卿为赵国谋划的事，都在长平战败之后，与魏齐意见不合。所以《古史》怀疑魏齐死后虞卿又回去担任赵国相国，只是《史畧》没有提及罢了。然而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史记》中虞卿穷困潦倒而著书的说法，也就没有着落了。《资治通鉴》将诱捕平原君的事记载在周赧王五十六年，这与虞卿（的记载）相合。然而秦国在赧王五十六年正月罢兵，到九月又包围邯郸，在这几个月之中，秦国未必能诱骗平原君前来，而平原君也未必敢去。况且《考异》也没有其他依据，它与《古史》所说的，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暂且记录在这里。
长平之败，赵王与楼缓、虞卿论事，《战国防皆楼缓语。《史记·虞卿▯以前为赵郝语，后为楼缓语。考其文义，《战国防为顺，通鉴从史，而前后删削太多，于意未尽。窃谓当从《战国防
战国·防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引兵而归，未尝即围邯郸。》《史记·秦本纪》《赵世家》《白起▯六国年表》皆同。独《战国·防前章有“军果大败，王入秦，秦留赵王，而后许之讲”，此饰说也。下有“既解邯郸之围，赵王入秦，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讲”，文义不属，而又明与章旨不合【呉本有之，注云：“脱简，史以为章首，今本无】按秦未尝即围邯郸，赵王亦未尝入秦，此自《战国·防之误。《史记·虞卿传》：“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于秦。”此承《战国·防之误而未及正。《通鉴》但云“使赵郝约事于秦”，而去“邯郸入朝”二语，《通鉴》是也。
秦自诱执楚懐王，天下视秦真如虎豹豺狼之不可向迩，故赵与秦防渑池。亷颇请三十日不还，立太子以絶秦望。其畏秦也如此，况自长平败后，秦有灭赵之心。赵王安敢入朝于秦？且既入朝，又何以使赵郝约事于秦？此必无之理。《赵世家》不言入朝，而云赵王还不听秦，“还”字上无所承，葢其误也。《秦本纪》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而不言赵献六城，疑因虞卿之言而止。此所谓“不听秦”者，而邯郸之围亦以此。史文多错误，而尚有可考者，考异亦不尽及也。苏代主从约，未尝入秦。《史白起▯》：“韩、赵使苏代以厚币说秦相应侯。”据《战国策》只云“谓应侯曰”，不云苏代也。又《战国防》：“苏子谓秦王言从之不可成”，不知何“苏子”亦似非代属也。防末言“秦兵不出于境，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皆虚辞无实。《通鉴》从史作苏代，而“苏子”之云则略之。《战国防》：“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鲁君避席择言。”按婴即惠王，防鲁君以时考之，当是共公。此防犹有先王礼义之遗，在战国中为景星凤凰之见矣。鲁虽微弱不振，而先世礼义之传犹在，亦不可不表而出之。《通鉴》以其无所附而削不载，非也，当补于鲁其公薨之下。
通鉴》多载《孔丛子》语，朱子《孝经刋误》后跋尝辨其误，而《纲目》仍《通鉴》之旧，葢未及正也。《纲目》成于壬辰，而《刋误》之作在丙午，相距十有四年，故前后所见不同。朱子晚年尝欲更定《纲目》，而未及，其载于黄、李二公所述者可考也。
秦始皇十七年，始灭韩；至二十五年，六国尽灭。秦兵所至，如猎狐兔，无敢当者。惟楚为少，用力；至齐，以四十余年不被兵，而兵卒入临淄，莫之或格。然则非秦之能灭六国，六国之自灭也。其时李牧独能与秦亢，然使不死，亦支持嵗月之间耳。朱子谓天下之势至此，虽使圣贤复生，未知何以安之也。通鉴以命魏斯、赵籍、韩防为诸侯，周天子自坏其纪纲，而朱子以为昧于先几，故曰天下势而已矣。书曰：“一日二日万防”，又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葢诚有见于此也。
汉髙帝嫚而侮人，然于留侯不敢轻也。称之必曰子房，尤惮周昌。后亦称王陵，四皓之来，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嵗，公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则髙帝所嫚侮者，叔孙通、随何辈耳。汉廷无一儒者，所以不足啓髙帝之敬畏也。髙帝临崩，吕后问以萧相国后何人可代，帝歴举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其时留侯见在而不及之，何也？岂其多病，方道引辟谷，度其不久于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论及之者。
髙帝崩，吕后四日不发丧，谋诛诸将，以郦商而止。通鉴以其言为妄，削不载。然帝崩四日不发丧，此必有故，史所传非妄也。陈平之在荥阳，樊哙之在代，以前后事连言之耳。灌婴屯荥阳，《髙帝纪》、《婴▯》皆无其事，仅见于《陈平世家》，亦不详何时。疑自破布归，即屯荥阳也。史以无事故略之，《纲目》依《史记》补入。
王陵以争王，诸吕髙后迁之为帝太傅，
译长平之战失败后，赵王与楼缓、虞卿商议对策，《战国策》中记载的都是楼缓的话。《史记·虞卿传》以前部分为赵郝的话，后部分为楼缓的话。考察文义，《战国策》较为通顺，《资治通鉴》沿袭《史记》，但前后删削过多，未能尽意。我认为应当遵从《战国策》。
《战国策》记载秦国在长平攻打赵国，大败赵军，然后撤兵回国，并没有立即包围邯郸。《史记·秦本纪》《赵世家》《白起列传》《六国年表》都与此相同。唯独《战国策》前章有“军队果然大败，赵王入秦，秦国扣留赵王，然后才答应讲和”的说法，这是粉饰之辞。下文又有“解除邯郸之围后，赵王入秦，派赵郝与秦国约定条件，割让六座城池以求讲和”，文义不连贯，且明显与章节主旨不符【吴师道本有此句，注云：“脱简，史书将其作为章首，今本无”】。按秦国未曾立即包围邯郸，赵王也未曾入秦，这自然是《战国策》的错误。《史记·虞卿传》说：“秦国解除邯郸之围后，赵王入朝，派赵郝与秦国约定条件。”这是沿袭《战国策》的错误而未及纠正。《资治通鉴》只说“派赵郝与秦国约定条件”，而去掉了“邯郸入朝”两语，《资治通鉴》是对的。
秦国自从诱捕楚怀王后，天下人视秦国真如虎豹豺狼般不可接近，所以赵国与秦国在渑池会盟。廉颇请求如果三十天不回，就立太子以断绝秦国的妄想。他们畏惧秦国到了这种地步，何况长平战败后，秦国有灭亡赵国之心。赵王怎敢入秦朝见？况且既已入朝，又怎能派赵郝与秦国约定条件？这必无此理。《赵世家》不说入朝，而说赵王回国不听秦国，“还”字上面没有承接，大概是错误。《秦本纪》四十八年十月，韩国献出垣雍，而不说赵国献出六城，怀疑是因为虞卿的话而停止。这就是所谓的“不听秦国”，而邯郸之围也因此解除。史文多错误，但尚有可考证之处，考异也未完全涉及。苏代主张合纵，未曾入秦。《史记·白起列传》：“韩国、赵国派苏代用厚礼游说秦国相国应侯。”据《战国策》只说“对应侯说”，没说苏代。又《战国策》：“苏子对秦王说合纵不能成功”，不知何“苏子”，也似乎不是苏代。策末说“秦兵不出边境，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都是虚辞无实。《资治通鉴》沿袭史书作苏代，而“苏子”之说则略去。《战国策》：“梁王魏婴在范台宴请诸侯，鲁君避席择言。”按婴即惠王，策中鲁君以时考之，当是共公。此策尚有先王礼义的遗风，在战国中如景星凤凰般罕见。鲁国虽微弱不振，而先世礼义的传承犹在，也不可不表彰而出之。《资治通鉴》因其无所依附而删去不载，是不对的，应当补在鲁共公薨之下。
《资治通鉴》多载《孔丛子》语，朱子《孝经刊误》后跋曾辨其误，而《纲目》仍沿《资治通鉴》之旧，大概是未及纠正。《纲目》成于壬辰年，而《刊误》之作在丙午年，相距十四年，故前后所见不同。朱子晚年曾想更定《纲目》，而未及，其载于黄、李二公所述者可考。
秦始皇十七年，开始灭韩；至二十五年，六国尽灭。秦兵所到之处，如猎狐兔，无敢抵挡者。只有楚国稍多用力；至于齐国，因四十余年未被兵祸，而秦兵突然进入临淄，无人能抵挡。然而并非秦国能灭六国，而是六国自灭。当时李牧独能与秦抗衡，但即使不死，也仅能支持岁月之间罢了。朱子说天下之势至此，即使圣贤复生，也不知如何安定。《资治通鉴》以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周天子自坏其纪纲，而朱子以为昧于先几，故曰天下势而已矣。书曰：“一日二日万几”，又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大概确实有见于此。
汉高帝轻慢而侮人，然而对留侯不敢轻视。称之必曰子房，尤其忌惮周昌。后来也称王陵，四皓到来，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年，公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而高帝所轻慢侮辱者，叔孙通、随何辈耳。汉廷无一儒者，所以不足启高帝之敬畏。高帝临崩，吕后问以萧相国后何人可代，帝历举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其时留侯见在而不及之，何也？岂其多病，方道引辟谷，度其不久于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论及之者。
高帝崩，吕后四日不发丧，谋诛诸将，以郦商而止。《资治通鉴》以其言为妄，削不载。然帝崩四日不发丧，此必有故，史所传非妄也。陈平之在荥阳，樊哙之在代，以前后事连言之耳。灌婴屯荥阳，《高帝纪》、《灌婴列传》皆无其事，仅见于《陈平世家》，亦不详何时。疑自破布归，即屯荥阳也。史以无事故略之，《纲目》依《史记》补入。
王陵以争王，诸吕高后迁之为帝太傅，
实夺之相权。陵怒，谢病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卒。其卒当在髙后之七年也。人臣之义，以王陵为正，而言不用，即以病归，不复出，亦得大臣之节。通鉴仅云「谢病免」，而删「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语似失其实，当补入。又当依绛侯例，于髙后七年补书「帝太傅王陵卒」。
译实际上是剥夺了王陵的相权。王陵愤怒，称病请求免职，闭门不出，竟然不再上朝请安，七年后去世。他的去世应当是在高后七年。作为臣子的道义，以王陵的做法为正确，既然意见不被采纳，就称病回家，不再出仕，也符合大臣的气节。《资治通鉴》仅仅记载“称病免职”，却删去了“闭门不出，竟然不再上朝请安，七年后去世”的话，言语似乎失去了事实真相，应当补入。又应当依照周勃（绛侯）的先例，在高后七年补记“帝太傅王陵去世”。
周昌以伉直为髙帝所惮，其为赵王如意事，谢病不朝，三嵗而卒。虽不能全赵王，然亦无负于髙帝矣。当与王陵同书，而通鉴并谢病不朝亦削，不书。
王陵谢病不朝，七嵗而卒。《汉书》七作十，误也。七嵗则卒于髙后之世，若十嵗则文帝之立久矣，不应漫不及陵也。七误作十，与《汲黯▯同。
史记》惠帝崩，吕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疆谓丞相曰：“云云。”是时王陵、陈平为丞相。《汉书·外戚▯谓丞相陈平、若王陵必不聴其计也。通鉴不载此事，以髙后病甚，始令吕产、吕禄居南北军，不应八年前巳居南北军也。又此时吕释之尚在，吕禄未侯，故疑其语非实，而删之。案《汉书》无吕禄字，荀纪作为将监南北军事，葢此时周勃为太尉，吕产以将监南北军事，未尝専制。至髙后病甚，始以南北军専属之产、禄，而太尉不得入军中主其兵，但史所叙不详耳。纲目依《史记》补入此事，吕氏权由此起，故不可删，而仍从《史记》书将南北军。窃谓当从荀纪为是。纲目“留侯子子”误作“孙”，书法谓此条《通鉴》于诛吕产禄及之，不知《通鉴》所书乃后事，非补叙前事也。前人读史，每多不详，当正之。
髙后元年正月，除三族妖言令，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则此本惠帝之意。」通鉴不载此诏，是没惠帝之美，而反移之于吕后也。纲目依通鉴，未及补。
纲目凡例：凡贤臣之卒，特书。前汉如贾谊、董仲舒、汲黯、刘向，皆不书卒，疑缺文。贾谊之卒在文帝十一年，汲黯之卒在武帝元封二年，刘向之卒在成帝绥和二年。惟董仲舒，史不载其卒之年，无可考。贾、汲、刘之卒，通鉴皆不书，纲目因之所当补入。
汲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嵗而卒。《汉书》七作十。黯以元狩五年出为淮阳太守，至元鼎二年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元封二年卒。史自元鼎二年计之，故曰七年。《汉书》通计之，故曰十年。然以文义考之，当从史，或《汉书》七误作十。《通鉴纲目》皆从《汉书》。
梁怀王薨，无子，则梁太傅亦罢矣。谊后嵗余乃卒，不知何官？岂仍以梁太傅卒乎？此不可考。
通鉴于宣帝甘露二年，书“营平侯赵充国薨”，而神爵二年不书“典属国苏武卒”，此缺文也。纲目因之，苏武之节，岂不得与营平比乎？是亦所当补也。
纲目正误谓于汉文帝十一年补书，绛侯周勃卒，余因其语推之，略举数条。通鉴创始为之，义例繁多，不无遗漏；而纲目之作，一依通鉴，未及重脩，此有待于后人之补正者也。
梁王武使人杀袁盎，所谓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袁盎以奉常使呉，巳以楚相罢免，家居，然不书，故奉常者贬之【据鲍宣书，故司▯杨恽书，故平通侯】盎多计数，其陈説虽切，皆有所承迎，如引郤慎夫人坐以悦母后，而于邓通未尝一言及之也。阻梁王之议，亦顺帝意，而于临江王未甞一言及也。既以计杀晁错，而使呉不疑，呉王故厚遇盎。其以诛错报，亦呉王之所乐闻，必无围守欲杀之事，特遣盎还报，而盎自撰诸妄语以幸脱其罪。景帝既悔杀错，则当诛盎，而卒赖窦婴之力免于诛，而仍为楚相。盎巳罢免，疑不过因魏其以成其议。史言大臣及盎等，则盎必昌言之以専其功，故及于祸，此亦天也。纲目不书故官，葢亦贬之。书法谓不书官为薄梁罪，又谓不以失刑病帝，支离之甚，可笑也。
袁盎谏赵谈参乗，本为正论，而史载袁种语于前，则其所由有不然者。赞谓其善傅防，葢窥其微矣。又史谓好声矜贤，竟以名败，则盎昌言之自専，其功尤为切证也。孔臧为太常，见于百官表，而辞御史大夫，则汉史无其事。至言礼赐如三公，武帝时无有三公，止丞相、御史大夫耳，其语之妄，自明。朱子《孝经刋误》跋语中曽辨之，以《通鉴》为误，而《纲目》不之削者，门人所编，未及更定也。以公孙▯为御史大夫，奏罢沧海郡，予之也。请罢西南夷，而専奉朔方，▯虽希世，然此举亦不为无益矣，故节
译周昌因为刚直不阿，被高帝所忌惮；在处理赵王如意的事情上，他称病不上朝，三年后去世。虽然没能保全赵王，但也没有辜负高帝。应当与王陵一同记载，而《资治通鉴》连他称病不上朝的事也删去了，没有记载。
王陵称病不上朝，七年后去世。《汉书》将“七”写成“十”，这是错误的。如果是七年，那么他死于高后时期；如果是十年，那么文帝即位已经很久了，不应该完全不提及王陵。七误作十，与《汲黯传》的情况相同。
《史记》记载惠帝驾崩，吕后哭泣不下。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对丞相说：“云云。”当时王陵、陈平担任丞相。《汉书·外戚传》说丞相陈平，如果王陵必定不会听从他的计策。《资治通鉴》不记载这件事，因为高后病重，才开始让吕产、吕禄统领南北军，不应当在八年前就已经统领南北军了。又因为当时吕释之还在，吕禄尚未封侯，所以怀疑这话不真实，因而删去。查《汉书》没有吕禄的名字，荀悦《汉纪》写作将监南北军事，大概此时周勃担任太尉，吕产以将监身份统领南北军，并未专权。直到高后病重，才将南北军专门交给吕产、吕禄，而太尉不得进入军中主持兵权，只是史书记载不详罢了。《纲目》依照《史记》补入这件事，吕氏的权势由此兴起，所以不可删去，仍然依照《史记》记载为将南北军。我私下认为应当依照荀悦《汉纪》才是正确的。《纲目》中“留侯子”误作“孙”，《书法》说这条《资治通鉴》在诛杀吕产、吕禄时提及了，不知道《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是后事，并非补叙前事。前人读史，往往多有不详之处，应当予以纠正。
高后元年正月，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诏书说：“前些日子孝惠皇帝说想要废除三族罪、妖言令，议论未决就驾崩了。现在废除它，这是本惠帝的意愿。”《资治通鉴》不记载这道诏书，是抹杀了惠帝的美德，反而将其归于吕后。《纲目》依照《资治通鉴》，没有来得及补入。
《纲目》凡例规定：凡是贤臣去世，特别记载。前汉如贾谊、董仲舒、汲黯、刘向，都没有记载去世，怀疑是缺漏文字。贾谊去世在文帝十一年，汲黯去世在武帝元封二年，刘向去世在成帝绥和二年。只有董仲舒，史书不记载他去世的年份，无法考证。贾谊、汲黯、刘向的去世，《资治通鉴》都没有记载，《纲目》沿袭它，应当补入。
汲黯以诸侯相的俸禄居住在淮阳七年去世。《汉书》将“七”写成“十”。汲黯在元狩五年出任淮阳太守，到元鼎二年以诸侯相的俸禄居住在淮阳。元封二年去世。史书从元鼎二年算起，所以说七年。《汉书》总计起来，所以说十年。然而从文义考察，应当遵从史书，或者《汉书》七误作十。《资治通鉴纲目》都遵从《汉书》。
梁怀王驾崩，没有儿子，那么梁太傅也就罢免了。贾谊一年多后才去世，不知道担任什么官职？难道还是以梁太傅的身份去世吗？这无法考证。
《资治通鉴》在宣帝甘露二年，记载“营平侯赵充国去世”，而在神爵二年不记载“典属国苏武去世”，这是缺漏文字。《纲目》沿袭它，苏武的气节，难道不能与营平侯相比吗？这也是应当补入的。
《纲目正误》说在汉文帝十一年补书绛侯周勃去世，我依据他的话推演，略举几条。《资治通鉴》开创体例，义例繁多，难免有遗漏；而《纲目》的编写，完全依照《资治通鉴》，没有来得及重新修订，这是有待于后人补正的。
梁王刘武派人杀害袁盎，这就是所谓直书其事而大义自见。袁盎以奉常的身份出使吴国，已经以楚相的身份罢免，居家闲住，然而史书不记载，所以奉常是贬称【依据鲍宣书，故司空；杨恽书，故平通侯】。袁盎多计谋，他的陈说虽然切中要害，但都有所迎合，比如引用郤慎夫人坐席来取悦母后，而对于邓通却从未一言提及。阻止梁王的建议，也是顺从帝意，而对于临江王却从未一言提及。既然用计杀了晁错，而又让吴王不怀疑，吴王本来厚待袁盎。他用诛杀晁错来报信，也是吴王乐于听到的，必定没有围守想要杀害的事情，只是派遣袁盎回来报信，而袁盎自己编造各种妄语以求幸免罪责。景帝既然后悔杀了晁错，就应当诛杀袁盎，而最终依靠窦婴的力量免于诛杀，并且仍然担任楚相。袁盎已经罢免，怀疑不过是凭借魏其侯窦婴来成就他的计议。史书说大臣及袁盎等人，那么袁盎必定大声疾呼以独占功劳，所以招致祸患，这也是天意。《纲目》不记载旧官职，大概也是贬斥他。《书法》说不记载官职是为了减轻梁王的罪责，又说不用失刑来归咎于皇帝，支离破碎到了极点，可笑啊。
袁盎谏阻赵谈参乘，本是正确的言论，而史书在前面记载袁种的话，那么他所说的就有不真实的地方。赞语说他善于傅会文饰，大概窥探到了他的细微之处。又史书说他喜好名声、自矜贤能，最终因名声而败坏，那么袁盎大声疾呼以独占功劳，他的功劳尤为确凿的证据。孔臧担任太常，见于百官表，而辞去御史大夫，汉史没有这件事。至于说礼仪赏赐如同三公，武帝时没有三公，只有丞相、御史大夫罢了，他的话荒谬，自然明白。朱子《孝经刊误》跋语中曾经辨析过，认为《资治通鉴》有误，而《纲目》没有删去，是门人所编，没有来得及更改。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奏请废除沧海郡，给予他恩宠。请求废除西南夷，而专门供奉朔方，公孙弘虽然迎合世俗，然而此举也不为无益，所以节录。
取之。赐淮阳王几杖无朝，赐衡山王赐书不朝，毋朝不朝，一也，各从其本文尔。赐呉王濞几杖不朝，《通鉴》叙于呉楚反时，而前则缺，故《纲目》亦缺不书，书法曲説穿凿，非《纲目》意也。下条侯狱，治渭阳五帝庙，遗诏短防，皆直书之，独以赐呉王几杖为文帝讳乎？无理曲説，此为甚矣。
译取来。赐给淮阳王几杖，免除朝见；赐给衡山王诏书，免除朝见；不朝见与不朝见，是一样的，只是各自依据其原文罢了。赐给吴王刘濞几杖，免除朝见，《通鉴》将其记载于吴楚谋反之时，而此前则缺失，所以《纲目》也缺失不记载，那些曲解穿凿的书法议论，并非《纲目》的本意。将条侯下狱，治理渭阳五帝庙，遗诏中的短促防备，都直书其事，难道唯独因为赐给吴王几杖而替文帝避讳吗？这种无理的曲解，可以说是太过分了。
酷吏张汤、王温舒皆书有罪自杀。义纵亦酷吏也，而书“杀不去其官”，葢不以其罪杀之也。纵以杨可告缗为乱民，捕其为可使者，此一事有直臣之节，足以赎其罪矣，故书“杀而不去其官”。
酷吏郅都为祸首，然有忠直节，非他酷吏比。其杀之不以罪，乃太后意，非景帝意也，故略之。
公孙▯以希世取相位，而其议卜式及郭解两事有大臣之风。卜式本末无足言者，而烹▯羊一语致堂，亦节取之。则▯语未可略也。通鉴于议卜式语不载纲目，补书之当矣。
卜式为人，本末无足言者。其以家财输边，以致告缗之令，毒徧天下。史特载其烹▯羊一语，以结正▯羊之罪，非有取于式也。公孙▯虽以希世取相位，然与卜悬絶矣。班氏谓公孙▯、卜式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比而言之，葢失其实。至拟之饭牛、版筑，则▯且不敢当，况式乎？又云质直则汲黯、卜式，黯乃与式为伍，其颠倒何至于此？而世未有言其非者，使卜式之罪不大白于天下后世，则班氏之过也。
桑▯羊子迁事皆出杜延年▯延年▯少府徐仁、廷尉王平皆论弃市。百官表少府徐仁自杀，廷尉王平弃市。通鉴平与左冯翊贾胜胡皆要斩，与汉书不合，当别有据。纲目书廷尉王平要斩，依通鉴而贾胜胡以不知所坐，故畧之。纲目书少府徐仁自杀，廷尉王平要斩，葢深讥之。是时霍光専政，讥不在昭帝也。光以私意枉杀大臣，则夷灭之祸不独显禹云山之罪，而亦光有以致之矣。愚谓当从汉书作廷尉王平弃市。
又《汉书·霍光▯任宣言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翼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则李种、贾胜胡与王平、徐仁非一事也。通鉴或别有据，然入贾胜胡于此语无所承，却未分明。
通鉴「宣帝即位，尊皇大后曰太皇太后」，纲目因之。「考证以为误，当删此九字」，考证言也。按《汉书》「昌邑王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宣帝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巳而即位，皇太后归长乐宫。元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帝纪所载分明可考。惟外戚上官后传「宣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此因上有「立宣帝」字，传写之讹，遂误以元为宣，非外戚传之本然也。通鉴据外戚▯，故于此増入九字，而于元帝即位又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前后违错，其误亦自分明。刘氏《汉书刋误》既不之及，胡注亦畧不言，惟考证能辨之，而未详其致误之由。至考异反谓「元帝即位再书尊皇太后」为重出羡文，是并《汉书》而未之见也。合以考证为正。「汉宣帝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此「家人子」非宣帝之宫人也。唐诏立武才人，以政君为比，此文饰之辞，不可以欺儿童者，而考异乃以为据，谓当先书「以宣帝宫人为婕妤」，章句之儒，不晓大义，至于如此，所当痛斥者也。
萧望之为御史大夫，左迁太子太傅，又为前将军録尚书事，免为庶人，复赐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官已见前，又不可书，故官故止。书萧望之自杀，非削之也。又堪卒二字提要有之，今纲目刋本漏其与张猛皆不书官，亦以官巳见上，非削之也。望之、堪皆为元帝傅，虽昧于不可则止之义，然与贪慕爵位者异矣。纲目不应尽削其官，葢本于官巳见之例，而书法发明，妄为之説，此非纲目意也。
刘向以得淮南枕中鸿寳苑秘书铸黄金几死，及对成帝，犹谓甘泉汾隂雍五畤当复通，人之蔽至于如此。向之贤，而此一事则不及谷永逺矣。
元后传：「成帝发怒责问王商、立根等，此恐出王音意。王氏惟音为脩整，商、立根等奢侈放纵，音所不能制，故言于帝，以此恐之耳。使出，成帝纵使不诛，音卒后必不委商、根以政事矣。帝故昏弱，必不为此也。」
许后为王氏所忌，卒废杀之。以许氏尊盛日久，恐为所间；赵后起微贱，故不之忌。赵后姊弟之狂乱，什倍于许后，而恣行自若。张放、淳于长之宠，皆白罢遣之；而于赵后姊弟未尝问也。暂推谷永，再言之而不聴，即止
译酷吏张汤、王温舒都被史书记载因有罪而自杀。义纵也是酷吏，但史书只写“杀人不免其官”，大概是因为不是因罪杀他。义纵因为杨可告发缗钱之事扰乱百姓，逮捕那些替杨可办事的人，这一件事有正直大臣的气节，足以抵赎他的罪过了，所以史书写“杀人不免其官”。
酷吏郅都是祸乱的开端，但他有忠直的气节，不同于其他酷吏。他被杀并非因为犯罪，而是太后的意思，不是景帝的意思，所以略去不写。
公孙弘迎合时势取得相位，但他在议论卜式和郭解两件事上，有大臣的风范。卜式从头到尾没什么可说的，而烹杀黑羊这一句话导致公孙弘获罪，也是史家节取的内容。那么公孙弘的话就不能略去。《资治通鉴》在议论卜式时没有记载《纲目》的内容，补充书写是恰当的。
卜式这个人，从头到尾没什么可说的。他拿家财输往边境，导致告缗令的颁布，毒害遍天下。史书只记载他烹杀黑羊这一句话，用来结正黑羊的罪责，并不是对卜式有什么肯定。公孙弘虽然迎合时势取得相位，但与卜式相差甚远。班固说公孙弘、卜式都像鸿雁的翅膀，被燕雀所困，这样比较，大概不符合事实。至于把他们比作饭牛、版筑的人，公孙弘尚且不敢当，何况卜式呢？又说质朴正直的是汲黯、卜式，汲黯竟与卜式并列，这种颠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而世人没有说他们不对的，使得卜式的罪行没有在天下后世大白，这是班固的过错。
桑弘羊、子迁的事都出自杜延年。杜延年、少府徐仁、廷尉王平都被判弃市。《百官表》说少府徐仁自杀，廷尉王平弃市。《资治通鉴》说王平和左冯翊贾胜胡都被腰斩，与《汉书》不合，应当另有依据。《纲目》写廷尉王平腰斩，依照《资治通鉴》，而贾胜胡因为不知道所犯何罪，所以略去。《纲目》写少府徐仁自杀，廷尉王平腰斩，大概是深加讥讽。这时霍光专政，讥讽的对象不在昭帝。霍光因私意枉杀大臣，那么夷灭的祸患不只是显禹、云山的罪过，也是霍光自己招致的。我认为应当依照《汉书》写廷尉王平弃市。
又《汉书·霍光传》说：“任宣言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以及车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都因违背将军的意思，下狱而死。”那么李种、贾胜胡与王平、徐仁不是同一件事。《资治通鉴》或许另有依据，但在这里加入贾胜胡，上下文没有承接，却不够分明。
《资治通鉴》说“宣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纲目》沿用了它。《考证》认为这是错误的，应当删去这九个字，这是《考证》的说法。查《汉书》：“昌邑王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宣帝进入未央宫，拜见皇太后，不久即位，皇太后回到长乐宫。元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帝纪所载分明可考。只有《外戚上官后传》说“宣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这是因为上面有“立宣帝”的字样，传抄错误，于是误将元帝当作宣帝，并非《外戚传》的本意。《资治通鉴》依据《外戚传》，所以在这里增入九个字，而在元帝即位时又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前后矛盾，其错误也很明显。刘氏《汉书刊误》没有提到这一点，胡注也略而不谈，只有《考证》能辨别，但没有详细说明致误的原因。至于《考异》反而说“元帝即位再次写尊皇太后”是重复多余的，这是连《汉书》都没有看清。综合来看，以《考证》为正确。“汉宣帝命令皇后选择后宫家人子，得到元城王政君，送到太子宫”，这“家人子”不是宣帝的宫人。唐诏立武才人，以王政君为比，这是文饰之辞，不能欺骗儿童，而《考异》却以此为据，说应当先写“以宣帝宫人为婕妤”，拘泥章句的儒生，不懂大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应当痛加斥责。
萧望之任御史大夫，左迁太子太傅，又任前将军录尚书事，被免为庶人，又赐爵关内侯，给事中。朝见朔望，官职前面已经见过，又不可再写，所以官职就停止了。写萧望之自杀，不是削去他的官职。又“堪卒”二字《提要》有记载，现在《纲目》刊本漏掉了，与张猛都不写官职，也是因为官职前面已经见过，不是削去。萧望之、萧堪都担任元帝的师傅，虽然不明白不可则止的道理，但与贪慕爵位的人不同。《纲目》不应全部削去他们的官职，大概本于官职前面已经见过的惯例，而书法发明，妄加解说，这不是《纲目》的本意。
刘向因为得到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书铸造黄金几乎死掉，等到回答成帝时，还说甘泉、汾阴、雍五畤应当恢复，人的蒙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刘向贤能，但这一件事却远远不如谷永了。
《元后传》：“成帝发怒责问王商、立根等人，这恐怕出于王音的意思。王氏只有王音修洁整齐，王商、立根等人奢侈放纵，王音不能制约，所以对皇帝说，以此来恐吓他们。如果让他们出来，成帝即使不诛杀，王音死后必定不会把政事委托给王商、立根。皇帝本来昏弱，必定不会这样做。”
许后为王氏所忌恨，最终被废杀。因为许氏尊贵显赫日久，恐怕被他们离间；赵后出身微贱，所以不忌恨她。赵后姐弟的狂乱，十倍于许后，却恣意行事如常。张放、淳于长的宠幸，都被白白罢免遣散；而对赵后姐弟从未过问。暂时推崇谷永，再次进言而不听，就停止了。
谷永对策言：“纳宜子妇人，毋避尝字。”此必王凤欲进其小妻弟张美人，故永预言之，以为张本。建始四年，距阳朔元年仅五年，必凤于谷永对后进之也。如淳谓永为凤洗前过，则非是，而此论实为凤言。仲鸿论亦非也。王商以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罢，赐令安车驷马，次年正月壬戌复位，相距仅六十二日，其免其复，皆自为之，与成帝无与也。胡注商去年免，今复位而不着其相距之近，似失之。
龚胜节义彪炳天壤，而书法发明，仅以为别于莽臣之书，死者其可笑如此。
莽始建国四年，大司马甄邯死。纲目不书，此缺文。王舜、甄邯同为莽大臣，王舜书死，而甄邯不书，非其例也。邯，孔光女壻，于甄丰不知何属。丰之诛不及于邯，疑非近族也。
太皇太后王氏崩，此如《春秋》公在干侯之例，不书“新室文母”，不予莽之改也。以汉之太皇太后，而崩于莽之始建国五年，莽之簒元后，实成之。虽有不忘汉之心，然亦末矣。所谓不待贬絶而其义自著者也。以为予之误矣。更始为新市、平林所立，畧与盆子同，虽能遣将讨莽，而以疑忌杀伯升，光武亦几不免，又卒于破败而降赤眉。故《纲目》直以“元”书之，不成之为君也。孺子婴为王莽所立，后方望以之称帝，其为更始所杀，《纲目》以“击斩”书之。孺子婴且然，又何疑于更始乎？吕后立恒山王义，文帝杀之，《纲目》书“诛”，此可以得《纲目》之权衡矣。
通鉴建武十九年，上行幸南阳，进幸南顿，复南顿田租一嵗，复増一嵗。范书「复南顿田租嵗」，上无一字。刘注谓当作五嵗，史缺文也。先复五嵗，后増一嵗，共六嵗。后二十年，复济阳六嵗。显宗复元氏六嵗，皆依此例。案下父老言，愿给复十年。若止一嵗，不应逺请十年。刘注是也，胡注亦不及此。纲目「复南顿田租二嵗」，此因通鉴而误。陈夀志「荀彧以忧卒」，通鉴从范书。孙盛《魏晋春秋》书「饮药而卒」，以为彧之死，魏武隐其诛，不书「饮药而卒」。后世人君将谓隠诛可得而行。至纲目则直书曰「自杀」。以此例之，翟方进之死，成帝亦隐其诛，当正名之曰「自杀」，而今纲目书「卒」，亦从通鉴，葢未及正也。
司马懿宻谋诛曹爽，本以倾魏。爽诛而簒夺之，形成矣。于此当严其词，纲目一依通鉴。其辞有未尽者，宜书曰：「魏主芳谒髙平陵，曹爽等从司马懿举兵，矫太后令闭城门，分据诸营，奏免爽等官，遂杀爽、何晏等，幷桓范，皆夷其族。」懿自为丞相，加九锡，复辞不受。凡例曰：「凡书簒国，随事异文，而尤谨其始。」以此推之，今纲目所书尚未为定论也。至懿自为丞相，则提要巳明，纲目刋本偶误耳。书法以懿为知节，真可为梦语矣。
魏志余论
通鉴曹爽用何晏、丁谧、邓飏之计，迁太后于永宁宫。胡三省注：「据陈夀志，太后称永宁宫，非迁也。意者晋诸臣欲増曹爽之恶，故以迁字加之。」按陈志，文徳郭皇后称永安宫，明元郭皇后称永宁宫，其例正同。郭后传既不言迁，曹爽▯亦不之及。司马懿奏事称永宁宫，皇太后令亦无偪迁之文，则胡注是也。通鉴用《魏畧晋书·宣帝纪》、《五行志》语，而未考其实，《纲目》因之，当依胡注改正。《魏畧丁谧▯奏使太后出居别宫，皆谧之计。」《晋书·宣帝纪》：「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五行志》：「爽迁太后于永宁宫，帝与太后涕泣而别。」案《魏畧止言丁谧，《而宣帝纪》増何晏、邓飏，以其同党故耳。《五行志》又误以齐王废时事以附益之，恐皆非其实，当以陈夀志为正。
蒋济、髙柔、孙礼、王观，皆魏之大臣，激于曹爽之専政，而辅司马懿以诛爽。爽诛，懿専政，而簒弑之形成矣。济葢深悔之，故发病而没。干寳《晋纪》谓病其言之失信，未尽然也。孙礼逾年亦卒，髙柔、王观以老夀在朝，髙官厚禄，与懿、师昭相终始。其视齐王之废、髙贵乡公之弑，漠然无所动于心。绳以《春秋》之义，其能免
译谷永在对策中说：“接纳适宜生育子嗣的妇人，不要回避曾经生育过的。”这一定是王凤想要进献他小妻的妹妹张美人，所以谷永预先这样说，作为张美人的铺垫。建始四年距离阳朔元年仅仅五年，一定是王凤在谷永对策之后进献了张美人。如淳认为谷永是为了替王凤洗刷之前的过错，这种说法不对，而这段议论实际上是替王凤说的。仲鸿的议论也是不对的。王商在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日被罢免，皇帝赐给他安车驷马，次年正月壬戌日恢复官职，相距仅仅六十二天，他的罢免和复职，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与成帝无关。胡三省注释说王商去年被罢免，今年恢复官职，却没有指出相距时间之近，似乎有所失误。
龚胜的节义光辉照耀天地，而《纲目》的书法阐发，仅仅认为这与王莽臣子的书写方式不同，死者的情况竟然可笑到如此地步。
王莽始建国四年，大司马甄邯去世。《纲目》没有记载，这是缺漏的文字。王舜、甄邯同为王莽的大臣，王舜记载了死亡，而甄邯没有记载，不符合惯例。甄邯是孔光的女婿，与甄丰不知是什么亲属关系。甄丰被诛杀没有牵连到甄邯，怀疑他们不是近亲。
太皇太后王氏去世，这如同《春秋》中“公在干侯”的例子，不写“新室文母”，不承认王莽的更改。以汉朝的太皇太后身份，却在王莽的始建国五年去世，王莽篡夺元后的地位，实际上是由成帝造成的。虽然有不忘记汉朝的心，但也太晚了。所谓不需要贬斥断绝，其大义自然显现。认为承认王莽更改是错误的。更始帝被新市、平林所拥立，大致与刘盆子相同，虽然能派遣将领讨伐王莽，但因为猜忌杀害了刘伯升，光武帝也几乎未能幸免，最终在破败中被赤眉军所降。所以《纲目》直接以“元”来书写，不承认他为君主。孺子婴被王莽所立，后来方望借他称帝，他被更始帝所杀，《纲目》以“击斩”来书写。孺子婴尚且如此，又何必怀疑更始帝呢？吕后立恒山王刘义，文帝杀了他，《纲目》书写“诛”，由此可以得知《纲目》的权衡标准了。
《通鉴》建武十九年，皇上巡幸南阳，进而巡幸南顿，免除南顿田租一年，又增加免除一年。范晔《后汉书》“免除南顿田租一年”，上面没有一字。刘注认为应当作五年，史书缺漏文字。先免除五年，后增加一年，共六年。二十年后，免除济阳六年。显宗免除元氏六年，都依照这个例子。考察下面父老的话，希望给予免除十年。如果只免除一年，不应该远远请求十年。刘注是对的，胡注也没有达到这一点。《纲目》“免除南顿田租二年”，这是因袭《通鉴》而错误。陈寿《三国志》“荀彧因忧愤而死”，《通鉴》跟随范晔《后汉书》。孙盛《魏晋春秋》书写“饮药而死”，认为荀彧的死，曹操隐瞒了诛杀，不写“饮药而死”。后世君主将认为隐瞒诛杀是可以行的。至于《纲目》则直接书写“自杀”。以此类推，翟方进的死，成帝也隐瞒了诛杀，应当正名为“自杀”，而现在《纲目》书写“卒”，也是跟随《通鉴》，大概来不及纠正。
司马懿密谋诛杀曹爽，本意是倾覆魏国。曹爽被诛杀后，篡夺的形势形成了。在这里应当严厉措辞，《纲目》完全依照《通鉴》。其措辞未尽之处，应当书写：“魏主芳谒见高平陵，曹爽等跟随司马懿起兵，假传太后令关闭城门，分据各军营，上奏免除曹爽等官职，于是杀害曹爽、何晏等，连同桓范，都夷灭其族。”司马懿自任丞相，加九锡，又推辞不接受。凡例说：“凡是书写篡国，随事情不同而文字各异，尤其谨慎其开始。”以此推论，现在《纲目》所写的尚未成为定论。至于司马懿自任丞相，则提要已经明白，《纲目》刊本偶然错误罢了。书法认为司马懿懂得节操，真可以说是梦话了。
魏志余论
《通鉴》记载曹爽采用何晏、丁谧、邓飏的计策，将太后迁至永宁宫。胡三省注：“根据陈寿《三国志》，太后称永宁宫，并非迁移。大概是晋朝诸臣想要增加曹爽的罪恶，所以加上‘迁’字。”考察陈寿《三国志》，文德郭皇后称永安宫，明元郭皇后称永宁宫，其例子正相同。郭后传既不说迁移，曹爽也不涉及。司马懿奏事称永宁宫，皇太后令也没有逼迫迁移的文字，那么胡注是对的。《通鉴》采用《魏略》《晋书·宣帝纪》、《五行志》的话，而没有考察其实情，《纲目》因袭它，应当依照胡注改正。《魏略》丁谧奏请让太后出居别宫，都是丁谧的计策。《晋书·宣帝纪》：“曹爽采用何晏、邓飏、丁谧的谋略，将太后迁至永宁宫。”《五行志》：“曹爽将太后迁至永宁宫，皇帝与太后哭泣告别。”考察《魏略》只说丁谧，而《宣帝纪》增加何晏、邓飏，因为他们是同党。《五行志》又错误地将齐王被废时的事情附益进去，恐怕都不是实情，应当以陈寿《三国志》为准。
蒋济、高柔、孙礼、王观，都是魏国的大臣，激愤于曹爽专政，而辅佐司马懿诛杀曹爽。曹爽被诛杀，司马懿专政，而篡弑的形势形成了。蒋济大概深深后悔，所以发病而死。干宝《晋纪》认为他后悔自己说话失信，不完全对。孙礼过了一年也去世，高柔、王观以老寿在朝，高官厚禄，与司马懿、师昭始终如一。他们看待齐王被废、高贵乡公被弑，漠然无动于衷。用《春秋》的道义来衡量，他们能免于
于党恶之诛乎【齐王之废，柔以一元大武告庙；髙贵乡公之弑，柔与司马昭、司马孚连名具奏。而髙贵乡公、常道乡公之立，柔、观皆进爵增封邑，非特无所与而已也】蒋济为太尉，在羣臣之右。而懿以髙柔行大将军，据爽营；以王观行中领军，据羲营；以济从屯洛水浮桥。葢刼与之同是，柔、观与谋，而济不与谋也。其上永宁宫奏，首称太尉臣济，此懿自为之耳。济让爵表曰：“语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葢自明其非懿之党，而于爽之诛，力言曹真之勲不可无后，则犹能与懿异也。懿诛爽后，篡夺之势巳成，济固知之，而力不能制，故不三月发病而卒。考其始末，与孙礼、髙柔、王观不同，而为魏史者皆晋人，未能辨明其事，宜表而出之。
译至于党附恶人的诛杀呢【齐王被废黜，高柔用一元大武祭告宗庙；高贵乡公被弑杀，高柔与司马昭、司马孚联名上奏。而高贵乡公、常道乡公即位时，高柔、王观都进爵增封食邑，并非仅仅没有参与而已】蒋济担任太尉，位居群臣之上。然而司马懿让高柔代理大将军，占据曹爽的军营；让王观代理中领军，占据曹羲的军营；让蒋济跟随驻扎在洛水浮桥。大概胁迫他们一同行事，高柔、王观参与了谋划，而蒋济没有参与谋划。那呈报永宁宫的奏章，首先称呼太尉臣蒋济，这是司马懿自己做的罢了。蒋济辞让爵位的表文说：“论谋略则臣事先不知，论作战则非臣所率领。”大概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司马懿的党羽，而在诛杀曹爽时，极力陈述曹真的功勋不可没有后代，那么他还能与司马懿有所不同。司马懿诛杀曹爽后，篡夺的态势已经形成，蒋济固然知道，但无力制止，所以不到三个月就发病去世。考察事情的始末，他与孙礼、高柔、王观不同，而撰写魏史的都是晋朝人，未能辨明这件事，应当表彰并指出它。
髙柔以黄初四年为廷尉，在位二十三年，转太常，旬月迁司空，又徙司徒。考其时在正始六年后，正曹爽执政之日也。懿诛爽时，以柔行大将军，据爽营，是与懿同谋者，自是遂为司马用矣。柔在文帝、明帝时，以直谏显名；至曹爽执政，乃黙无一语，而迄与懿同谋杀之。前后较若两人。当懿诛爽时，柔已七十有六矣【柔卒于景元四年，逆计之，正始九年，柔年七十六嵗】使年七十余而死，不当为魏之名臣耶？陈夀评其保官二十年，元老终位，葢深讥之。人固有不幸而不死者，如髙柔是也。王观名位次于髙柔，而终始于司马，畧同。孙礼以亮直称，而以争界之事为爽所黜，遂为懿画诛爽之策。其后入为司隶校尉，迁司空，封亭侯，凡歴二载，史不着其一语。卢毓亦有名称，而与爽不协，以司▯校尉治晏等狱，葢皆为懿用矣。懿之篡魏，刘放、孙资导之于前，而髙柔、王观、孙礼、卢毓与傅瑕助之于后，俱有力焉，不独贾充、陈骞之俦也。余是以详着之。司马懿与曹爽各领兵三千人，更宿殿内。是年转为太傅，而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但不言録尚书事。然懿至正始八年始谢病，不与朝政，则前此固未甞不与也。正始二年四月，懿出拒呉；五年，爽出征蜀，彼此出入，未有疑忌。自爽出无功，晏等乃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羲领中垒、中坚营；七年，与懿异议；八年五月，懿谢病，葢巳定诛爽之计，特以稔其恶而毙之耳。懿受文帝遗诏辅政，已有不臣之心。东禽孟达，西拒诸葛，威名甚盛。迨辽东之役，大肆诛杀，借以服众。爽之愚騃，晏等之浮华，夫岂其敌？懿葢玩之于股掌之上，而犹迟而后发。诛爽之后，自为丞相，加九锡，俨然以操自居，而俛仰之间，国祚已移矣。即使爽用桓范言，奉天子诣许昌，不过稍延月日之期，终必为懿禽灭。葢懿之隂谋巳久，威势巳成，内外诸臣皆为之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晋书·景怀夏侯后传》：「明帝时，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畧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此因旧史，必有所据，而《通鉴》以为非实，其防未可详也。
懿既拥兵，而子师为中领军，亦执兵柄。其诛爽也，师勒兵镇遏中外，阴养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昭亦率众衞宫。此直举兵称乱，伺间以取人之国，而以诛爽为名耳。当文帝、明帝时，君之失政多矣。懿受腹心之托，膺社稷之重寄，不闻一言之谏争，而且隂结刘放、孙资以为内主，卒以倾魏。陈矫之对明帝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葢亦知其有不臣之心矣。通鉴所云，似未然也。刘放、孙资排燕王宇、曹肇而荐曹爽，司马懿卒以亡魏，而放、资复为中书监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逊位。是时曹马之隙巳成。八年，懿始谢病，而放、资即以次年逊位。葢预知其谋，而又逆料爽之非懿敌矣。爽死后，复以孙资为中书令，则于资之党于司马可见也【刘放▯，黄初中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以资为令，各加给事中，又俱加侍中，其领监令如故。曹爽诛后，复以资为侍中领中书令，而不及放。其下即言嘉平二年放薨，资复逊位，三年薨。详其文，“曹爽诛后复”以下当有“刘放为侍中领中书监”九字，史不言者，葢脱文也】
司马孚位为上公，歴事四世，于师昭为尊，属于齐王之废，髙贵乡公之弑，无能有所匡正，仅流涕痛哭而已。且父子尊官厚禄，荣宠终其身，未尝有所辞让，以云魏之纯臣，其无愧乎？梁之朱全昱亦然，然全昱田野之人，不知书，其不能辞爵，宜也。君子于孚不能无惜焉。纲目书官书爵，葢节取之，与王祥同也。晋书司马顺，宣帝弟通之子，初封习阳亭侯。武帝受禅，顺叹曰：“事异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顺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以孚视之，逺不逮矣【按史言孚以尊属师昭，不敢偪之。顺亦武帝之从叔父也，武帝寛厚，又非师昭比，其得罪必更有他语，不苐以悲泣，故史弗详耳
译高柔在黄初四年担任廷尉，在任二十三年，转任太常，不久又升任司空，随后调任司徒。考察他在这些职位上的时间，是在正始六年之后，正值曹爽执政时期。司马懿诛杀曹爽时，高柔代理大将军职务，占据曹爽的军营，这说明他是司马懿的同谋，从此便为司马氏所用了。高柔在文帝、明帝时期，以直言进谏而闻名；到了曹爽执政时，却沉默不语，最终还与司马懿合谋杀害曹爽。前后表现判若两人。当司马懿诛杀曹爽时，高柔已经七十六岁了【高柔死于景元四年，推算起来，正始九年时高柔七十六岁】。如果一个人七十多岁去世，难道不该是魏国的名臣吗？陈寿评价他保全官位二十年，以元老身份终其职位，大概是在深深讥讽他。人确实有不幸而不死的，高柔就是这样。王观的名位仅次于高柔，而始终为司马氏效力，情况大致相同。孙礼以刚直著称，却因争界一事被曹爽罢黜，于是为司马懿谋划诛杀曹爽的策略。后来他入朝担任司隶校尉，升任司空，封亭侯，总共历时两年，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一句话。卢毓也有名声，但与曹爽不和，以司隶校尉的身份审理何晏等人的案件，大概也都是为司马懿效力了。司马懿篡夺魏国政权，刘放、孙资在前面引导，而高柔、王观、孙礼、卢毓以及傅嘏在后面协助，都出了大力，不仅仅是贾充、陈骞这一类人。所以我详细记载了这些。司马懿与曹爽各领兵三千人，轮流在殿内宿卫。这一年（司马懿）转为太傅，而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的职务依旧，只是不再说录尚书事。然而司马懿直到正始八年才称病，不参与朝政，那么在此之前他本来就没有不参与过。正始二年四月，司马懿出兵抵御东吴；五年，曹爽出征蜀汉，彼此出入，没有猜忌。自从曹爽出征无功而返，何晏等人便有了猜防之意。六年，让曹羲统领中垒、中坚营；七年，与司马懿产生异议；八年五月，司马懿称病，大概已经定下了诛杀曹爽的计划，只是等待曹爽罪恶成熟再消灭他罢了。司马懿接受文帝遗诏辅政，已有不臣之心。东面擒获孟达，西面抵御诸葛亮，威名很盛。等到辽东战役，大肆诛杀，借以服众。曹爽的愚钝，何晏等人的浮华，哪里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大概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却还迟迟不发难。诛杀曹爽之后，自任丞相，加九锡，俨然以曹操自居，而在俯仰之间，国运已经转移了。即使曹爽采纳桓范的建议，奉天子前往许昌，也不过是稍微延长一点时日，最终必然被司马懿擒灭。大概司马懿的阴谋已久，威势已成，内外大臣都为他所用，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
《晋书·景怀夏侯后传》记载：“明帝时，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这是依据旧史，必定有所依据，而《资治通鉴》认为不真实，其防备之处不可详知。
司马懿既然拥兵，而儿子司马师任中领军，也掌握兵权。他诛杀曹爽时，司马师勒兵镇遏内外，暗中豢养死士三千人，一朝聚集。司马昭也率众护卫皇宫。这简直是举兵作乱，伺机夺取别人的国家，而以诛杀曹爽为名罢了。在文帝、明帝时，君主的失政很多。司马懿接受心腹之托，承担社稷的重任，没听说他有一句谏争的话，而且暗中结交刘放、孙资作为内应，最终倾覆了魏国。陈矫回答明帝说：“这是朝廷的期望，社稷的安危还不知道呢。”大概也知道他有不臣之心了。《资治通鉴》所说的，似乎不太对。刘放、孙资排挤燕王曹宇、曹肇而推荐曹爽，司马懿最终导致魏国灭亡，而刘放、孙资又任中书监、令，共八年。直到九年春天才退位。这时曹、马之间的嫌隙已经形成。八年，司马懿开始称病，而刘放、孙资就在次年退位。大概预先知道他的阴谋，又预料到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曹爽死后，又让孙资任中书令，那么孙资党附司马氏就可见了【刘放去世，黄初中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监，以孙资为令，各加给事中，又都加侍中，其领监令如故。曹爽被诛后，又让孙资任侍中领中书令，而没有提到刘放。下面就说嘉平二年刘放去世，孙资又退位，三年去世。详看其文，“曹爽诛后复”以下当有“刘放为侍中领中书监”九字，史书不说，大概是脱文】
司马孚位至上公，历经四世，对于司马师、司马昭来说是尊长，在齐王被废、高贵乡公被杀时，不能有所匡正，只是流泪痛哭而已。而且父子尊官厚禄，荣宠终身，未曾有所辞让，要说他是魏国的纯臣，难道无愧吗？梁朝的朱全昱也是这样，但朱全昱是田野之人，不读书，他不能辞爵，是应该的。君子对司马孚不能不感到惋惜。《纲目》书官书爵，大概是节取之，与王祥相同。《晋书》司马顺，是宣帝弟弟司马通的儿子，初封习阳亭侯。武帝受禅，司马顺感叹说：“事异唐虞，而假为禅名。”于是悲泣，因此被废黜。司马顺虽然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最终被司马孚看待，远不及了【按史书说司马孚以尊属司马师、司马昭，不敢逼迫他们。司马顺也是武帝的从叔父，武帝宽厚，又不是司马师、司马昭可比，他得罪必定另有其他言语，不只是因为悲泣，所以史书不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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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爽▯桓范不应太后召，南奔爽。宣王知曰：「范画策，爽必不能用。」范计，干寳《晋纪》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智则智矣，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晋书·宣帝纪》：蒋济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与范内踈，而智不及，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与《晋纪》互异。以《陈志》考之，疑以《晋书》为是。懿以太后令召济，刼之，与同屯洛水浮桥。济非为懿用者，而爽之愚闇，懿固久知之矣，不待济言也。《通鉴》从《晋纪》，考异亦无他证。
译曹爽〇桓范不应太后召，南奔爽。宣王知曰：「范画策，爽必不能用。」范计，干寳《晋纪》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智则智矣，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晋书·宣帝纪》：蒋济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与范内踈，而智不及，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与《晋纪》互异。以《陈志》考之，疑以《晋书》为是。懿以太后令召济，刼之，与同屯洛水浮桥。济非为懿用者，而爽之愚闇，懿固久知之矣，不待济言也。《通鉴》从《晋纪》，考异亦无他证。
曹爽〇桓范没有应太后的召见，向南投奔曹爽。司马懿得知后说：“桓范出谋划策，曹爽一定不能用。”关于桓范的计策，干宝《晋纪》记载：桓范出城投奔曹爽，司马懿对蒋济说：“智囊去了。”蒋济说：“聪明倒是聪明，但驽马留恋槽中的豆料，曹爽一定不能用他的计策。”《晋书·宣帝纪》记载：蒋济对皇帝说：“智囊去了。”皇帝说：“曹爽与桓范内心疏远，而且才智不如桓范，驽马留恋槽中的豆料，一定不能用他的计策。”这与《晋纪》互相不同。用《三国志》来考证，怀疑《晋书》的记载是对的。司马懿以太后的命令召见蒋济，胁迫他，和他一起驻扎在洛水浮桥。蒋济并不是被司马懿所用的人，而曹爽的愚蠢昏昧，司马懿本来早就知道了，不需要等蒋济说。《资治通鉴》采用了《晋纪》的说法，考证异同也没有其他证据。
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太尉在大将军之下，转为太傅，则在大将军之上矣。陈志所云：“以宣王年徳俱髙，恒父事之，不敢専行。”此正其实，而外以名号尊之，欲使尚书奏事由已，此特晋人之辞耳。何晏、邓飏素与司马师、昭互相称誉，其进用亦未必尽出爽意也。其后权势相轧，始相疑贰。故陈志叙其事于五年后，接于八年。宣王谢病，不与政。《晋书·宣帝纪》八年，帝于是与爽有隙，则前此固未尝异也。何晏、邓飏为尚书，司马孚为尚书令，爽弟羲为中领军，懿子师亦为中领军，爽弟彦为散骑常侍，懿子昭亦为散骑常侍，固相参用。爽非能専制者，懿之忮狠，爽、晏辈自在其掌握之中。然使其转太傅时，已有専制之意，懿岂不觉之？岂迟至十年而后发乎【晋志》：“魏初惟置太傅，位増三司。景帝为大将军，叔父孚为太尉，始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裴注所载爽表亦自分明。太傅、太尉官有尊卑，而职位不异。其答诏刘放、孙资为之，乃懿党也。故知所云“使尚书奏事由已”者，恐未必然】
桓范与曹爽，仅乡里之旧。其赴爽也，葢逆知懿之必篡魏矣，而不能识爽之无成，何也？然人臣之义，当以桓范为正。范初出，即曰：“太傅谋逆。”谓爽等曰：“坐汝族灭。”被收曰：“我亦义士。”前后语自分明。懿以太后诏召范，乃矫诏也。矫诏岂可从乎？懿勒兵，先据武库，师屯司马门，直举兵称乱耳。其遣髙柔据爽营，王观据羲营，必不谋之，非仓卒间事也。既以王观行中领军，何复以中领军召范？此直胁之，使随已同屯洛水耳。范之出也，司农诸吏皆止之，不聴。非仅聴儿子言者，其见懿叩头，不知有无。然范尝曰：“我宁作卿向三公长跪。”则平时见懿当拜，亦非为畏死而叩头也。懿收张当考问，又令司蕃自首，皆以大逆诛灭之。《魏书》晋臣所作，不敢尽其辞，而微见其意。《通鉴》多因旧史纲目分注，亦未及改，正是不能无待于后人也【以太后诏，当云矫太后诏。黄门张当奏，当云懿使廷尉诬奏当与爽隂谋为逆。《通鉴》所叙亦自分明，俱未直截説破耳】
蒋济、桓范皆魏之大臣，非懿党也。幸则为蒋济，不幸则为桓范，必无自全之理矣。故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鲁芝、杨综之不死而反迁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谓「盗亦有道」者，既灭晏等之族，又迁芝等之官，庆赏刑威，皆其所専擅矣。芝、综不能辞官而反为懿用，此其人絶无足取。窃谓此事可削不书。
髙柔行大将军，据爽营；王观行中领军，据羲营。此起兵时事。爽罢免后，柔仍为司徒；观仍为太仆。观▯复为尚书，是自太仆为尚书也。两营兵不知何属？岂懿自领之与？师后为衞将军，抑师领之与？魏晋书皆无可考。何晏、邓飏、丁谧、李胜，当懿起兵时，不知何在？若在外从行，史无一语及之；自是不从行也。素为爽党，至此乃坐视以图幸免，其视桓范，逮不逺矣。晏等浮华相扇，凭借权势，惟以割分产业、因縁求欲为事。晏、谧、飏为尚书，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皆未为要职；而懿父子拥兵，其视晏等，直几上肉耳。一日变起，束手相视，俱就死地，亦非不欲为爽谋也。
蒋济素有重望，不在陈羣之下。其谏明帝信任近臣也，则不合于刘放、孙资；其谏何晏等变乱制度也，则不合于曹爽。而于曹爽之诛夷为言，曹真不可无后，则不合于司马懿。此为能自立者，特以身为太尉，于曹马之隙，知乱之将起，而不能辞位以去，以致为懿所胁，不能自免，此为失耳。然视髙柔、王观、孙礼，则已逺矣。通鉴于桓范之事，从《晋纪》以懿言为济言，而又削表不载，又不载济争曹真语，似以济为合于懿者，而着其失。言于爽发病而卒，于是济之始末不得以明，而几与髙柔、孙礼之徒同类而弃之也。详济之始末，不与髙柔、王观同，而桓范之死，亦不与何晏、邓飏同。《纲目》多因通鉴于此，未及详定也【晋书·宣帝纪》收“曹爽兄弟诛之，蒋济曰：‘曹真之
译曹爽担任大将军，司马懿担任太尉。太尉的职位在大将军之下，转为太傅后，则在大将军之上了。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说：“因为宣王（司马懿）年高德劭，曹爽常以对待父亲的态度侍奉他，不敢独断专行。”这正是实际情况，而表面上用尊贵的名号来尊崇他，想要让尚书奏事都经过他，这不过是晋朝人的说辞罢了。何晏、邓飏向来与司马师、司马昭互相称誉，他们的进用也未必全出于曹爽的本意。后来权势相互倾轧，才开始互相猜忌。所以陈寿将此事记载在五年之后，紧接着八年。宣王称病，不参与政事。《晋书·宣帝纪》记载八年时，宣王于是与曹爽产生嫌隙，那么在此之前原本没有异样。何晏、邓飏担任尚书，司马孚担任尚书令，曹爽的弟弟曹羲担任中领军，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也担任中领军，曹爽的弟弟曹彦担任散骑常侍，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也担任散骑常侍，本来就是互相参用。曹爽并非能够独断专权的人，司马懿的嫉妒狠毒，曹爽、何晏等人自然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如果他在转任太傅时，已有独断专权之意，司马懿难道察觉不到吗？难道要等到十年后才发作吗【《晋书·职官志》：“魏初只设置太傅，地位高于三公。景帝（司马师）为大将军，叔父司马孚为太尉，才上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之下。”裴松之注所引用的曹爽奏表也自分明。太傅、太尉官职虽有尊卑，但职权并无不同。那答复诏书的刘放、孙资，是司马懿的党羽。所以知道所谓“让尚书奏事由他决定”的说法，恐怕未必如此】
桓范与曹爽，只是同乡旧识。他奔赴曹爽那里，大概是预知司马懿必定篡夺魏室，却不能识别曹爽不会成功，为什么呢？然而作为臣子的道义，应当以桓范为正确。桓范刚出城时，就说：“太傅谋逆。”对曹爽等人说：“坐视你们被灭族。”被逮捕时说：“我也是义士。”前后的话语自分明。司马懿以太后诏书召见桓范，那是假托的诏书。假托的诏书难道可以听从吗？司马懿率领军队，先占据武库，司马师屯兵司马门，直接举兵称乱罢了。他派遣高柔占据曹爽军营，王观占据曹羲军营，必定不是临时谋划的，不是仓促间的事。既然让王观代理中领军，为何又用中领军的身份召见桓范？这直接是胁迫他，让他跟随自己一同屯兵洛水罢了。桓范出城时，司农的众官吏都阻止他，他不听从。不只是听从儿子的话，他见到司马懿叩头，不知是否有此事。然而桓范曾说：“我宁愿做卿向三公长跪。”那么平时见到司马懿应当拜见，也不是因为畏死而叩头。司马懿逮捕张当拷问，又命令司农自首，都以大逆罪诛灭他们。《魏书》是晋臣所作，不敢尽述实情，而隐约显露其意。《资治通鉴》多沿袭旧史纲目分注，也未及修改，正是不能没有待于后人【以太后诏书，应当说是假托太后诏书。黄门张当上奏，应当说是司马懿让廷尉诬奏张当与曹爽阴谋谋逆。《资治通鉴》所叙述也自分明，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破罢了】
蒋济、桓范都是魏国的大臣，不是司马懿的党羽。幸运则像蒋济，不幸则像桓范，必定没有自全的道理。所以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动乱的国家不居住。”鲁芝、杨综不死反而升官，这是为了安定朝廷臣子的心。所谓“盗亦有道”，既然诛灭了何晏等人的家族，又升迁鲁芝等人的官职，庆赏刑威，都专断擅权了。鲁芝、杨综不能辞官反而被司马懿任用，这些人绝无值得取法之处。我私下认为此事可以删削不记载。
高柔代理大将军，占据曹爽军营；王观代理中领军，占据曹羲军营。这是起兵时的事。曹爽罢免后，高柔仍为司徒；王观仍为太仆。王观〇复为尚书，是从太仆升为尚书。两营士兵不知归属谁？难道是司马懿亲自统领吗？司马师后来为卫将军，还是司马师统领吗？魏晋史书都无可考证。何晏、邓飏、丁谧、李胜，在司马懿起兵时，不知在哪里？如果在外面跟随行动，史书无一语提及；自是不跟随行动。向来是曹爽的党羽，到这时却坐视以图侥幸免祸，他们看待桓范，也相差无几了。何晏等人浮华相煽，凭借权势，只以分割产业、因缘求欲为事。何晏、丁谧、邓飏为尚书，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都不是要害职位；而司马懿父子拥兵，他们看待何晏等人，简直是案板上的肉。一旦变故发生，束手相视，都走向死地，也不是不想为曹爽谋划。
蒋济向来有重望，不在陈群之下。他劝谏明帝信任近臣，就不合于刘放、孙资；他劝谏何晏等人变乱制度，就不合于曹爽。而在曹爽被诛夷时进言，曹真不可无后，就不合于司马懿。这是能自立的人，只是因为他身为太尉，在曹马之间的嫌隙中，知道乱将起，却不能辞位离去，以致被司马懿胁迫，不能自免，这是过失罢了。然而比起高柔、王观、孙礼，已经远胜了。《资治通鉴》在桓范一事上，沿袭《晋纪》将司马懿的话当作蒋济的话，又删削奏表不记载，又不记载蒋济争辩曹真后嗣的话，似乎以蒋济为合乎司马懿的人，而彰显其过失。说到曹爽发病而死，于是蒋济的始末不能明白，而几乎与高柔、孙礼之徒同类而被抛弃。详述蒋济的始末，不与高柔、王观相同，而桓范之死，也不与何晏、邓飏相同。《纲目》多沿袭《资治通鉴》在此处，未及详细审定【《晋书·宣帝纪》记载“曹爽兄弟被诛，蒋济说：‘曹真的
勋不可以不祀。’帝不聴。”《干寳·晋纪》：“蒋济以曹真之勲劳不宜絶祀，故以熙为后。”按正始十年四月己丑改元嘉平，丙子蒋济卒。而《陈志》云：“嘉平中绍功臣世封，真族孙熙奉真后”，则非以济言也，当从《晋书】
译功勋是不可以不祭祀的。”皇帝没有听从。《干宝·晋纪》记载：“蒋济认为曹真的功勋劳绩不应当断绝祭祀，所以让曹熙作为曹真的后嗣。”查考正始十年四月己丑日改元为嘉平，丙子日蒋济去世。而《陈志》说：“嘉平年间继承功臣的世袭封爵，曹真的族孙曹熙奉祀曹真之后”，这就不是依据蒋济的话了，应当遵从《晋书》。
纲目于魏臣书卒者三人，徐邈、髙堂隆、陈羣而管宁为变例，其他一切削之。然如杨阜之直谏，似当附书，而所书既畧情节颇有未详；而髙柔、王观等之变节逆党，其罪亦不着矣。后之君子所宜详考也。
王祥以至孝称，而濡迹于魏晋之际，不能去位，与呉之孟宗同，君子不能无惜焉。纲目于王祥书卒，葢节取之。髙堂隆之卒，▯不着其年，通鉴附书于景初二年【纲目之建兴十五年】纲目因而书之。杨阜之卒，▯亦不着其年，通鉴不书，故纲目亦缺，非削之也。通鉴载阜疏于青龙三年【纲目之建兴十三年】窃谓宜附书其后【隆传景初中，帝使郎吏从隆等受经数年，隆等皆卒，则隆未必卒于景初二年，特附书耳。阜亦可用其例也】
蜀志余论
陈志《曹公征荆州，刘琮迎降，诸葛亮劝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计。而以当日事势揆之，恐诸葛公未必出此。是时曹操巳在宛，军势甚盛。先主以羇旅之众，乗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先主之欲南据江陵，人众数万。操以五千骑追之，不战而败，至弃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决矣。孔衍《汉魏春秋》：“或説备刼刘琮得荆州人士，南据江陵，而不言诸葛公之计。”其语为是。通鉴尽载其语而不从《陈志》，然参用《陈志》二语：“谓攻刘琮荆州可有？”据孔衍书“或説”乃“刼刘琮得荆州人士，南据江陵”耳，非攻琮遂能奄有荆州也。朱子论此，谓先主不攻刘琮而取刘璋，为经权俱失。先主之取刘璋，自非是，乃出于不得己之计。若不攻刘琮，则固未为失也。此亦朱子未定之论耳。
呉志余论
潘濬▯。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典留州事。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特授以兵。杨戏《季汉诸臣赞》列濬于麋芳、傅士仁、郝普。陈注：濬亦与关羽不协。孙权袭羽，遂入呉。按濬为昭烈治中，又典留州事，职任葢不轻矣。与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岂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聴其迎降，可乎？即如《江表传》所言，亦仅称疾不见而已。及权慰劳之，遽下地拜谢，更为权用。且樊伷以武陵郡从事，诱导诸夷，图以武陵附备，为不失旧臣之义，而濬自请兵往，斩平之。此岂有人心者与？乐毅所云“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回乎？异矣。故濬当与麋芳、傅士仁同戏之讥，贬自不为过。《通鉴》尽载《江表传》语，而削陈志“注与关羽不协”之云，其事遂不着，故附论之。
通鉴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卒。吴王以镇南将军吕岱代濬。纲目书“冬十月，呉遣将军吕岱镇武昌”，而不书濬卒代濬，葢削之也。太和五年，呉主假太常潘濬节，督军讨五溪蛮。纲目书“呉遣潘濬击五溪蛮”，不书官，亦贬之。鲁肃首建议拒操，周瑜与之同，而肃欲与昭烈协力，瑜意则少异。瑜卒，肃劝权借荆州。至吕▯，直欲图取关羽，葢与肃反矣。瑜荐肃自代，而肃不荐▯自代也。肃卒代者自在吕蒙，而权更用严畯。畯书生，不闲军旅，固辞，然后以授蒙，葢或肃之遗意，抑欲以误羽也。肃卒时年四十六。使肃不死，则樊围必无后患，而操可蹙，北方可图，曹丕不敢称帝矣。故诸葛表曰：“呉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其事势如此，亦天为之也。”纲目书“冬十月，吕▯袭取江陵”，十二月蒙卒，而削其官，葢快之也。
孙权所用皆智谋勇力之士，陆口重地，不当以付严畯。此必肃举畯以自代，肃之意欲协和呉蜀以拒操，而不用吕蒙之计也。权虽用其言，而意实不在畯。畯亦知之，故力辞，而卒以授吕蒙。史谓众嘉畯之能以实让，葢以肃之荐畯为非是，乃讳之而不着其语。此其情事曲折，虽于诸史畧无所见，而千百载后犹可以意度之也。孙策创业江东，自借攻战之力，而于张昭、张纮、虞翻，俱待以师友之礼，委而用之。所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不専以武力也。至权时，张昭、张纮虽见尊礼，而不复任用，昭且防
译《纲目》中记载魏国大臣去世的只有三人，即徐邈、高堂隆、陈群，而管宁则是变例，其余一概删去。然而像杨阜那样直言进谏，似乎应当附带记载，但所记既简略，情节颇有未详之处；而高柔、王观等人变节依附逆党，他们的罪行也不显著了。这是后来的君子应当详细考证的。
王祥以孝道著称，但在魏晋交替之际涉足仕途，不能辞官离去，与吴国的孟宗相同，君子对此不能不感到惋惜。《纲目》中记载王祥去世，大概是取其节略之意。高堂隆去世，《纲目》不记载其年份，《通鉴》附记在景初二年【即《纲目》的建兴十五年】，《纲目》因而照录。杨阜去世，《纲目》也不记载其年份，《通鉴》不记载，所以《纲目》也缺失，并非刻意删去。《通鉴》在青龙三年【即《纲目》的建兴十三年】记载了杨阜的奏疏，我认为应当附记在其后【高堂隆传中景初年间，皇帝派郎吏跟随高堂隆等人学习经学数年，高堂隆等人都去世了，那么高堂隆未必死于景初二年，只是附记而已。杨阜也可以沿用这个体例】
蜀志余论
陈寿记载《曹公征荆州，刘琮迎降，诸葛亮劝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跨有荆、益二州，本是隆中的既定计策。但根据当时的事势推测，恐怕诸葛亮未必会出此计。那时曹操已在宛城，军势很强盛。先主率领流亡之众，乘隙攻打别人的国家，即使刘琮可以攻取，曹操难道可以抵御吗？先主想要南下占据江陵，人数有数万。曹操以五千骑兵追击，不战而败，甚至抛弃妻儿逃跑。他不能抵挡曹操，是确定的。孔衍《汉魏春秋》说：“有人劝刘备胁迫刘琮，得到荆州人士，南下占据江陵，但没有说是诸葛亮的计策。”这话是对的。《通鉴》全部记载了孔衍的话而不采纳陈寿的记载，但参用了陈寿的两句话：“谓攻刘琮荆州可有？”根据孔衍的书，“或说”乃是“胁迫刘琮得到荆州人士，南下占据江陵”罢了，并非攻打刘琮就能完全占有荆州。朱熹论及此事，说先主不攻打刘琮却去夺取刘璋，是常理和权变都失当。先主夺取刘璋，自然不对，是出于不得已的计策。如果不攻打刘琮，那本来也不算失当。这也是朱熹未定的论断。
吴志余论
潘濬。刘备领荆州时，任命潘濬为治中从事。刘备入蜀，潘濬主管留守州务。孙权杀害关羽，兼并荆州土地，任命潘濬为辅军中郎，特别授予他兵权。杨戏《季汉诸臣赞》将潘濬列在麋芳、傅士仁、郝普之中。陈寿注：潘濬也与关羽不和。孙权袭击关羽，潘濬于是归附吴国。按潘濬担任昭烈治中，又主管留守州务，职务大概不轻了。与傅士仁共同守卫公安，傅士仁叛降，潘濬难道会不知道？自从主管留守州务，却听任他迎降，可以吗？即使如《江表传》所说，也只是称病不见而已。等到孙权慰劳他，立刻下地拜谢，更为孙权所用。况且樊伷以武陵郡从事的身份，诱导各夷族，图谋将武陵依附刘备，以不失旧臣之义，而潘濬自请带兵前往，斩杀平定了他们。这难道是有良心的人吗？乐毅所说的“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难道错了吗？奇怪啊。所以潘濬应当与麋芳、傅士仁同受杨戏的讥讽，贬斥他并不过分。《通鉴》全部记载了《江表传》的话，而删去了陈寿注中“与关羽不和”的话，事情于是就不显著了，所以附带论述。
《通鉴》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去世。吴王任命镇南将军吕岱代替潘濬。《纲目》记载“冬十月，吴派遣将军吕岱镇守武昌”，而不记载潘濬去世及吕岱代替潘濬，大概是删去了。太和五年，吴主授予太常潘濬符节，督军讨伐五溪蛮。《纲目》记载“吴派遣潘濬击五溪蛮”，不记载官职，也是贬斥他。鲁肃首先建议抵抗曹操，周瑜与他相同，而鲁肃想要与昭烈协力，周瑜的意思则稍有不同。周瑜去世，鲁肃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到了吕蒙，直接想要图取关羽，大概与鲁肃相反了。周瑜推荐鲁肃代替自己，而鲁肃不推荐吕蒙代替自己。鲁肃去世代替他的人本应是吕蒙，而孙权却更任用严畯。严畯是书生，不熟悉军旅，坚决推辞，然后才授予吕蒙，大概是鲁肃的遗意，或者是想要以此误导关羽。鲁肃去世时年仅四十六岁。如果鲁肃不死，那么樊城之围必定没有后患，而曹操可以逼退，北方可以图谋，曹丕不敢称帝了。所以诸葛亮上表说：“吴国违背盟约，关羽毁败，秭归受挫，曹丕称帝，事势如此，也是天意造成的。”《纲目》记载“冬十月，吕蒙袭取江陵”，十二月吕蒙去世，而删去其官职，大概是痛快之意。
孙权所用都是智谋勇力之士，陆口是重地，不应当交给严畯。这一定是鲁肃举荐严畯以代替自己，鲁肃的意思是想协调吴蜀以抵抗曹操，而不采用吕蒙的计策。孙权虽然听从了他的话，但心意实在不在严畯身上。严畯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极力推辞，最终授予吕蒙。史书说众人赞赏严畯能以实情推让，大概是认为鲁肃举荐严畯不对，于是避讳而不记载其话。这种情况曲折，虽然在各种史书中略无所见，但千百载后还可以意会推测。孙策在江东创业，自借攻战之力，而对张昭、张纮、虞翻，都待以师友之礼，委任使用他们。所谓爪牙如韩信、英布，腹心如张良、陈平，不专靠武力。到了孙权时，张昭、张纮虽然受到尊崇礼遇，但不再任用，张昭甚至被防备
不免，而翻竟以窜死。惟顾雍、潘濬辈从容讽议，得安其位。陆逊有大功，而以数直谏，愤恚而卒。周瑜、鲁肃幸以早死，不与陆逊同祸，而亦恩不及嗣。其所爱重者，惟吕蒙、凌统、甘宁、周泰辈，以视策万万不逮矣。其保有江东者，以有吕蒙辈为之用，得其死力；而其不能廓大基业，上窥中原者，亦以此。孙盛之评，葢得其实矣。而通鉴不着其语，故附论之。
译未能避免灾祸，反而最终因被流放而死。只有顾雍、潘濬等人从容不迫地讽谏议论，得以保全自己的职位。陆逊立有大功，却因多次直言进谏，愤恨郁结而死。周瑜、鲁肃侥幸早逝，没有与陆逊遭遇同样的祸患，但恩泽也未及他们的后代。孙权所喜爱重视的，只有吕蒙、凌统、甘宁、周泰等人，与孙策相比，相差太远了。孙权能够保有江东，是因为有吕蒙等人替他效力，拼死出力；而他不能开拓扩大基业，北上窥视中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孙盛的评价，大概符合实际情况。但《资治通鉴》没有记载他的话，所以在此附带论述。
白田杂著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白田杂著卷六
寳应王懋竑撰
记邵氏闻见录语
邵氏闻见録》记明道先生语曰：「司马君实、吕晦叔相矣，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又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己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窃谓此乃邵氏因明道论新法之语而附防之，非明道语也。葢王荆公之髙志厉行、文章议论，本与诸君子合，其得君行道，固将以济世安民，特以所学不正，又以狠愎自用，故明道欲优游委曲待其自悟而改之，是以有新法之行，亦吾党激成之语。然又曰：「此自思则如此，今日许大气焰，当时欲一二人动之，譬如河濵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诚可笑也。」亦自见其难以转移之意矣。若蔡确、章惇辈，乃小人之雄，岂可以荆公为比而与之共政？薰莸不同器，君子小人必不能以相合，与之共政，事事皆可以掣吾之肘，稍久则乗间抵隙，司马诸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而何转移之有哉？倘哲宗仅一中主，其昏谬不至若是之甚，则必无元符、绍圣之事，而衣冠之祸可以不作。且是时哲宗方幼，绍述之事未萌，明道何能预知之？夫士君子居可为之地，乗得为之时，惟问其事之当为与不当为，而不必论其事之济与不济，至于祸患尤非所恤。以韩魏公「宁可预忧其不济，遂辍不为之」语，及温公「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之语推之，则后来之祸，固君子所不惧也。哲宗虽以绍述为名，而其实乃有恨于宣仁，故尽反其所为，而并及宣仁所用之人，章、蔡因其机，肆行报复，诛流窜殛，以快其忿，其于君徳、朝政、国计、民生一切不问，防徳参防，君臣上下各逞其欲，以驯至靖康之变。所谓「天实为之」，当宣仁末，哲宗失徳巳着，吕、范诸公不深惟社稷之计，广引正人为之辅弼，屏除奸党，絶其萌芽，而乃以调停为区区自全之防，卒之溃败决裂，不可收拾，虽非尽吕、范诸公之过，而亦有以。致之论者，不此之咎，而反追咎温公、申公不与小人共政，岂不误之甚哉！程氏遗书及渊源録，皆载邵氏所记文集中答张、吕二先生书，亦有及此者，疑皆未定之论也。邵氏言至今四十年而言益验，则固记于四十年之后，而诸门人所録畧无及此者，其非明道本语无疑，而犹未敢定也。姑记于此，以俟后之君子考焉。
元祐时，行遣者仅一蔡新州。确若吕惠卿、章惇、蔡卞辈，皆布在列郡，未有毫毛之伤。但以退休散地，怨入骨髓。元符、绍圣间，乃力为报复，必欲置元祐诸公于死地，其忮恨如此。是后，羣奸相继，根据盘互，并为一党，歴数十年，牢不可破。窃恐周、孔复生，亦无能变化之理。张、吕二先生葢有疑于此，而胡氏所记尹氏亦疑此语。则前辈多巳及之，而答张吕书所云，自是一时所见，而非其终身之定论也【答张书在庚寅，答吕书在甲午】
语类百三十卷，有廖徳明、叶贺孙録两条。廖录在癸巳后，与张吕书同；叶録在辛亥后。其语则大异，虽不明言非明道语，而断以君子小人不可共政，又引舜去四防，孔子去少正卯，为此则非复廖録之举例矣。又百二十三卷叶録云：“温公直有旋干转坤之功，此心可以质天地、通神明，岂容易及。”后来吕防仲、范尧夫用调停之説，并用小人，所以成后来之祸。今人不归咎于调停，反归咎于元祐之政。若真见得君子小人不可杂处，如何要委曲遮防？得此条尤説得尽，愈可证答张吕书之非定论矣。又按百三十卷郑可学録问：“明道共政之説，亦是权。”曰：“是权。”若如所説，纵不十分好，亦不至如他日之甚。此亦在辛亥后，恐是偶然答问之词，或记者之误，当以叶録为正也。
文集《辛亥与留丞相书》言：元祐九年之间，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见于靖康、建炎之际，民到于今赖之。又言：元祐之失，在于分别之不精，而不可以为己，甚至其后。书又力言：君子小人杂居并用，非此胜彼，则彼胜此，无有两相疑而终不决者。
译白田杂著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白田杂著卷六
宝应王懋竑撰
记邵氏闻见录语
《邵氏闻见录》记载明道先生的话说：“司马君实、吕晦叔可以担任宰相了，应当与元丰年间的大臣共事。如果先划分党派，将来值得忧虑。”又说：“元丰年间的大臣都是贪图利禄的人，如果让他们自己改变那些过于苛刻、危害百姓的法令，那就好了。不然的话，士大夫的灾祸将不会停止。”我私下认为，这是邵氏因为明道先生议论新法，而附加防备之意的说法，并非明道先生的原话。因为王荆公（王安石）的高远志向、严正行为、文章议论，本来与各位君子相合，他得到君主信任并推行道义，本来是为了济世安民，只是因为他所学不正，又刚愎自用，所以明道先生想要从容委婉地等待他自我觉悟而改正，因此才有“新法的施行，也是我们党人激化造成的”这样的说法。然而他又说：“这自己想想就是这样，如今（新党）气势如此嚣张，当时想靠一两个人来动摇它，就像河边的人捧土去堵塞孟津的洪水一样，实在可笑。”这也自然表现出他难以转移局势的意思了。至于蔡确、章惇这类人，是小人中的豪杰，怎么可以拿荆公来与他们相比并让他们共同执政呢？香草和臭草不能同处一器，君子和小人必定不能相合，让他们共同执政，事事都可以牵制我们的手脚，稍久一些就会乘虚而入、抓住破绽，司马光等公卿尚且不能在朝廷上安身一天，还谈什么转移局势呢？如果哲宗仅仅是一位中等君主，昏庸谬误不至于如此严重，那么一定不会有元符、绍圣年间的事情，士大夫的灾祸也就不会发生。况且那时哲宗年幼，绍述（继承先帝政令）的事情尚未萌发，明道先生怎么能预先知道呢？士君子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位，乘着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只问事情该不该做，而不必论事情能否成功，至于祸患更是所不担忧的。用韩魏公“宁可预先担忧事情不成功，于是停止不做”的话，以及温公“上天如果保佑宋朝，一定不会有这种事”的话来推论，那么后来的祸患，本来就是君子所不惧怕的。哲宗虽然以绍述为名，但实际上是对宣仁太后怀恨，所以完全推翻她所做的政事，并波及宣仁太后所用的人，章惇、蔡确等人趁机大肆报复，诛杀流放，以发泄他们的愤恨，对于君德、朝政、国家大计、民生疾苦一概不问，奸佞之臣参预朝政，君臣上下各自放纵欲望，从而导致了靖康之变。所谓“上天实意如此”，在宣仁太后末年，哲宗失德已经明显，吕公、范公等不深入思考社稷的大计，广泛引进正人作为辅佐，屏除奸党，断绝其萌芽，却以调停作为苟且自全的计策，最终溃败决裂，不可收拾，虽然不全是吕公、范公等人的过错，但也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议论者不责怪这一点，反而追咎温公、申公不与小人共同执政，岂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程氏遗书》及《渊源录》，都记载了邵氏所记《文集》中回答张、吕两位先生的信，也有涉及此事的，怀疑都是未定的言论。邵氏说至今四十年而言论更加应验，那么这肯定是四十年之后记录的，而各位门人所记录的几乎没有涉及此处的，这并非明道先生的原话无疑，但我还不敢断定。暂且记录在这里，以等待后来的君子考证。
元祐年间，被贬谪的仅仅只有蔡确一人去新州。至于吕惠卿、章惇、蔡卞等人，都分布在各个郡县，没有丝毫伤害。只是让他们退居闲散之地，怨恨便深入骨髓。元符、绍圣年间，他们极力报复，一定要置元祐各位公卿于死地，他们的嫉妒怨恨竟到了这种地步。此后，群奸相继，盘根错节，结成一党，历经数十年，牢固不可打破。我私下担心，即使周公、孔子再生，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面。张、吕两位先生大概对此有所疑虑，而胡氏所记录的尹氏也怀疑这句话。那么前辈大多已经提及，而回答张、吕书信中所说的，自然是一时的见解，而不是他们终身的定论【回答张书的信在庚寅年，回答吕书的信在甲午年】。
《语类》第一百三十卷，有廖德明、叶贺孙记录的两条。廖德的记录在癸巳年之后，与张、吕书信内容相同；叶贺孙的记录在辛亥年之后。其言论则大不相同，虽然没有明说不是明道先生的话，但断定君子小人不可共同执政，又引用舜帝驱逐四凶、孔子诛杀少正卯为例，这就不是廖德记录中的举例方式了。又第一百二十三卷叶贺孙记录说：“温公简直有扭转乾坤的功劳，这颗心可以质对天地、通达神明，哪里是轻易能达到的。”后来吕公、范公采用调停的说法，一起任用小人，所以造成了后来的祸患。现在的人不归咎于调停，反而归咎于元祐的政事。如果真能看清君子小人不可混杂相处，为什么要委曲求全地遮掩防备呢？得到这一条尤其说得透彻，更加可以证明回答张、吕书信中的话不是定论了。又查第一百三十卷郑可学记录问：“明道先生共同执政的说法，也是权宜之计吗？”回答说：“是权宜之计。”如果像所说的那样，即使不是十分好，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严重。这也是在辛亥年之后的记录，恐怕是偶然回答问话的词句，或者是记录者的错误，应当以叶贺孙的记录为准。
《文集》《辛亥与留丞相书》说：元祐九年之间，贬退昏庸、提拔贤明，巩固根本，其成效在靖康、建炎之际显现出来，百姓至今依赖它。又说：元祐的过失，在于分别不精，而且不能坚持己见，甚至到了后来。书信又极力说：君子小人混杂居住并一起任用，不是这一方胜过那一方，就是那一方胜过这一方，没有两相猜疑而最终不能决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