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田杂著卷八

译训，而卷中略不及此，则集之误无疑也。阳明先生之学，其所造之境界，非后学所能窥见，虽然诵读其书，考察其行事，也大致可以了解其概貌。高忠宪公说：文成先生的学问，大概有所渊源，他起初从铁柱宫道士那里得到养生的学说，又听到地藏洞异人的言论，后来回到阳明洞修习静坐导引，自认为有预知未来的异能。等到被贬谪到龙场，万里孤身漫游，在绝山绝境之中，静心专一、澄澈默坐，功夫加倍于平常，一天忽然若有感悟，这自然是得力于佛道二家，与儒家正统无关。我私下认为这应当是定论。这些言论的产生，在他尚未有深刻体悟的时候，所以所说的大致依傍程朱理学，而端倪显露，也已经另立纲领宗旨，学者在这里可以考察其异同离合的缘故。而文集所记载的年月先后，或许未必完全符合真实情况。戊寅年九月，紫渊先生拿出这卷书，在梁溪的船中共同观看。这卷书原本收藏在梁鹪林先生家中，现在归属于乔氏。后学王懋竑恭敬地记录。

译在危太仆文集后题记

右边是危太仆先生的《说学斋集》两卷：赋三篇，赞二篇，铭二篇，颂三篇，记五十一篇，序七十六篇，共一百三十八篇。至于议论、杂著，以及书信、志铭之类，都没有，大概遗失了一半。这个本子出自归熙甫之后，后面有熙甫的跋文。然而跋文中说有一百三十六篇，数目对不上，或许是传抄时的错误。今年八月，我在〇编修蜀瞻那里看到，奉天参领徳明介夫谈起这部文集。介夫说：“我家有这部书，只是不全罢了。”蜀瞻于是借来抄录给我，并嘱托我校正原本，讹误很多，我根据文势和义理订正那些可以确定的，有疑问的就空缺着。我恰好被琐事缠身，在匆忙忙迫之中，不能详细校勘。蜀瞻又说，李庶子巨来也有这部文集，卷帙稍多，应当借来抄录以补其缺失。熙甫另外有一首访求危太仆文集的诗，蜀瞻一并摘取附在后面。太仆生活在黄栁之后，才华杰出冠绝当时，至正年间声望很高。入明后因为被贬谪而死，文集于是散佚，没有广泛流传。他的文章绵延流畅、清澈明净，看起来似乎平易，但实际上难以企及，除了熙甫没有人能深知其深意。后来的学者阅读熙甫的跋文与诗，就可以了解他的概貌了。蜀瞻笃实好学、喜好古物，访求前人文集，不亚于饥渴。而介夫家中有很多异香秘本，可以传抄，我打算和蜀瞻去他家，尽数打开他的藏书观看，还没有空闲。暂且记录在这里。戊戌年十月书写。

归震川《史记》跋

过去我客居梁溪，在武陵胡元方那里看到归太仆编次的《史记》。元方说，红笔批注不可依据，黄笔批注才是原本。我阅读后发现，红笔批注大多泛滥无度，黄笔批注每篇只圈画一两处。元方的话大体可信，当时我没有携带《史记》本子，所以来不及抄录。后来得到山阳戴西洮刻印的太仆《史记》例意，非常喜爱，深深以前面没有抄录为遗憾。今年来到京师，又从桐城张叠来那里借阅，红笔批注与胡本大致相似，而黄笔批注却大不相同，而且明显有很多谬误，几乎无法理解。元方现在在防州，他的书不知在何处，无法参考。张本又有青笔、墨笔批注，也是例意中所有的，但都杂乱没有条理，怀疑一定不是太仆的原本。太仆的文集，其后人删改，甚至让书坊主人翁某梦见。现在虽然重新刻印，也没有完全得到真貌，何况编次的本子独自保存在家中，难道没有增减改易？况且流传已久，其中的错漏又不知有多少，想要借此来探求太仆的本意，已经很难了。我既然以前没有抄录为憾，所以也依据张本抄录，而红笔、青笔、墨笔批注则一概不再涉及，以等待日后得到胡本进行质对。听说长洲汪武曹先生家有本子，是各本子的来源，前去借阅没有成功，而常熟张君汉瞻，是精通太仆学问的人，闲暇时应当再去询问他。

这是我戊戌年在京师所写的跋文。后来回到家乡，又得到常熟震川旧刻本，他的族孙〇在跋文中说：“震川翁喜欢谈论《史记》，生平所读的《史记》多达数十本，往往不同，各有旨意，那么似乎编次的本子原来就有不同的。然而跋文又说《史记》藏在同乡人那里，现在听说已经丢失，这又似乎没有两个本子，而写跋的人也没有见到，不过是传闻罢了。”跋文又说震川选编韩柳文有刻本，被俗人搀杂改易，不是原来的书。由此推想，那么《史记》本子即使有流传，也不再是原来的真貌了。尧峯汪钝翁喜欢谈论震川，过去听说他家中有震川编次的《史记》本子，询问他的次子谷诒，谷诒不是能读懂父亲著作的人，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有武曹本。”既然秘而不宣，而汉瞻的话也不详细，不能证实它的有无。有人说武曹本是各本子的来源，而本子出自尧峯家，这也毫无根据。元方的本子已经丢失，不可得到了。丁巳年夏五月，再次校勘张本《史记》，并将常熟的跋语附在后面，后来的人可以考证其中的得失。

项氏《玩辞》后题记

平甫项氏的《玩辞》十六卷。项氏用“玩辞”命名他的书，大概是公然与朱子背离，而自称将所得于《易传》的内容述写为此书。他的文章不与《易传》相合，而从头到尾条理贯通，无一不本于《易传》。现在考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义理上毫无发明，只是在文辞之间纠缠，牵强附会，对程传进行破碎穿凿，没有丝毫相似之处。项氏曾经与朱子及象山先生交往，象山讥讽他喜好文辞、好发议论，大概是不赞同的，而朱子斥责他不遗余力。他最后的一封信中说：“拿这个草本确立一切法，横说竖说，诳吓后生。”大概虽然没有见到《玩辞》的书，但已经预先有所判断了。贵与道园，是文章博学之士，对经义很疏浅，所以都没有深入考察，而随意有所称道。至于直斋陈氏说它补足了程传所未足的，徐氏又说它对本义多有发明，尤其像是梦呓之语。他们对于项氏的书，并没有读过。朱子的学问，大概不到两三代，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所以这本书在宋末盛行，而没有谁能辨别。临川吴氏作《纂言》，多取用项氏的说法，大概他的牵强附会、穿凿破碎，恰好有相似之处，用它来启发

译引导后学，更加混淆混乱了。孔子说：“探求隐僻之事，行为怪异，后世会有人记述。”我担心现在的人一定认为它与《〇义》相辅而行，并且又认为它出自《〇义》之上，这不能不加以辩明。于是详尽地为此作书，置于其后。

译记朱子年谱正讹后

武进的邹君琢其，在雍正己酉年以御史身份被贬谪居住在我的家乡，与我的朋友湘涛交游相处，关系很好。琢其以文章闻名，而湘涛则研习朱子的学问，劝他读书。湘涛当时常与我一起讲学，过了很久才与我见面。我当时正考订朱子的文集和《语类》，因此也一起讲学。每次聚会谈论，往往度过很长时间。我偶尔有什么见解，一定与他商量。所谓倾尽所有、罗列呈现的观点，琢其只是连连答应，绝不辩驳其是非对错。不久湘涛去世，琢其向我索要文集的注释观看。我推辞说，这尚未成书，考订的年月还有很多错误，所附带的议论也有疏漏，不能给琢其看。他再三索要观看，我才抄录在签条和草稿上给他，并嘱托他为我订正。琢其广泛地引用资料，前后比较勘验，订正了其中十分之三四的错误，大多涉及年月的先后，而对于所附带的议论仍然只字不提。依次校阅，仅完成了八十多卷，琢其因为任期届满就回去了。我重新审阅，佩服他订正的精密审慎，不可更改，但惋惜他尚有很多疏漏，又在议论的地方自行修改。而琢其已经回去，没有人与我共同讨论，不禁感到怅然若失。戊午年秋天，琢其从金陵寄给我《朱子年谱正讹》一册，附带手写信【信的大意是说旧谱多有误，应当纠正，而所附带的论学诸语也按照文集《语类》的次序编排，可见古人治学的次第，不必烦琐解释。至于所引用的两位先生的话，都是往日所听见的，回去后就记录下来，近来不再记得是哪位先生的话，也就一概录入，并非掠人之美】他的谱例因袭旧谱，间有改正，所附带的论学诸书的次序规模，采用湘涛的《正学考》，而他的议论杂用我的说法【其大旨认为《正学考》收录太繁杂，解释太冗长，只删取其中的十分之一，而所增加的内容几乎占了一半。他论述朱子未曾一开始就与陆九渊相同，回复江、许二人的信不在庚寅年，回复薛季宣的信不专指佛学，指示本体不止在晚年，而晚年也不可专指本体，这些都是湘涛的说法。依据江氏书信，朱子学禅只在早年，不可执着于己丑年的一次悟道为定论；潭州会见张南轩，以延平先生默坐澄心为非。依据吕方伯的书信，朱子对延平先生前后略有异同。回复刘秀章的信并非另有不言不语的工夫，回复廖子晦的信是晚年的定论，则是我的说法】至于小小的考订，如陈俊卿应为陈康伯，和鹅湖诗在《铢山诗集传序》之后。来信不使用《宋史》，以《家礼》替代《古今家祭礼》的错误，也都采纳了我的说法。而《家礼》并非朱子所著，乃是我独创，与勉斋、北溪的观点相违背，心里暗自不安，而琢其也断定采纳，削去《家礼》成为一条。从前范淳夫、唐鉴多采用伊川的议论，伊川对人说：“没想到淳夫竟然能如此相信我。”我万万不敢望及伊川，而琢其相信我的程度则类似淳夫了。只是他的话仅依据洪本和新闽本，而没有见到李本【李果齐原本不可见，现在流传的有李、洪、闽三个版本。李本是阳明后人所作，多有删改；洪本略有增入但未能纠正错误；闽本尤其疏略】所以无法考订其异同。又依据文集《语类》增加的内容很多，而与旧谱混杂不分，他所阐发自得的内容也很多，却以他人的说法混杂其中，难以识别。所增加的内容有时不说明依据，详略也没有定例，颇不符合著书的体例。我窃取他的书，认为他采摭广博，辨正精详，而所附带的论学诸语也简要分明，可见古人治学的大略，都是旧谱所不及的，其流传于后世无疑。但还有未尽合宜的地方，所以逐条疏解，使后人知道他用思之严密，用力之深厚，而他所自得的内容特出，不被众说所扰乱。至于有一二可疑之处，也偶尔注在下面，以待日后与琢其相见共同商量。而我另有《年谱考异》一书，琢其大概没有见过，也待日后与琢其相互删订，或许可以成书。然而自从寄书后已经两年，没有音讯问候，道路阻隔遥远，而我又年老多病，相见之期无法确定，暂且把他的说法记录在这里。乾隆庚申年十月，白田王懋竑。

题四书或问小注前

从前康熙壬申、癸酉年间，我应试去泰州，在书坊中见到《朱子或问小注》一书，其序文认为是朱子自己所作，我一笑置之，其谬误荒诞大概不值得辩驳，此后书坊中也不再见到此书。壬寅年，我担任安庆教授时，郑鱼门先生督学江南，先生是我的教习老师，未到安庆之前，先派使者送来四部书给我，命分发给各学，我打开查看，就是先前所见的《或问小注》本，为此大为惊骇，于是写信极力陈述其谬误荒诞不可流传，又派使者前往，等到使者到达时先生已经调任湖北布政使离去了，于是未能送达。恰逢我奉诏前往京师，于是带着书回家，等我到京城，仅仅四月就遭遇丧事，又加上重病，仓促纷乱，不再与先生互通音讯。过了四五年，我罢官居家，先生也罢免湖北巡抚，留在楚地，派使者来探望我，于是详细写信连同前信一起送给他。不久，先生的长子长公来拜访，当时书已大多散失，仅存二百多部，准备归还给他。长公说：“家父

译收到您的来信，我深深后悔被汤景范所误导。家中尚存千百本此书，已封存不再拿出，这些书留在您那里没有用处，可以处理掉。”后来，朋友们时常来取走几本，书坊的人也有拿残破的书来交换的。我偶尔翻阅一下，发现这本书是某个老学究编纂的，大概是从朱子的文集、语类、四书大全，以及《引存疑》、《浅说》、《达说》、《说统翼注》，乃至近世各家的学说，都曾经广泛阅览。他删并文集、语类，比起编纂《四书大全》稍好一些，而且对于各家的学说颇能辨别其得失。只是他因为自己删改了文集、语类，心中感到不安，于是伪造序文和给门人的书信，假托为朱子自己所作，以为这样可以免除大逆不道的罪名，却不知作伪的罪过更加严重。至于其中的谬误，已经不需要辩驳就显而易见了。鱼门先生担任江南学政时，合并上下两江十四府四州的士人来考试，精力顾不过来，于是对这本书完全采用汤友信景范的说法，而没有详细考证，凡是所作的序文以及各篇附论都是汤友信写的，并非先生的笔迹。我考虑到这两百部书，既然不能焚烧丢弃，而又比近时书坊刻印的各本讲章稍为详细完备，初学的士人或许会有所取用，因此将其刊印，并附上这样的说明，也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刊刻此书并非先生的本意，先生后悔却来不及改正，希望流传后世的人不因此成为先生的累赘。丁巳年九月宝应王懋竑书

译书名：文前选后

安溪先生的《古文前选》共收录三百八十一篇，其中归有光（守溪）的文章有一百二十二篇。如今拿坊间刻印的全稿来考证，已经刻印的有三十一篇，没有刻印的有二十五篇。题目相同但文字不同的，已刻印的有两篇，未刻印的有五篇。其余的五十九篇，全稿中都没有，无法确知它们的来源。全稿中有杨彝（子常）写的序，逐一列举了已刻印的各集，最后说家中藏稿二百四十首，不知这是把已刻和未刻的合在一起说的呢？还是专门指未刻印的而言呢？坊间刻印的已刻稿有一百三十九篇，又加上程墨十二篇，未刻稿有一百二十四篇。用杨彝的序来考证，这些数目都不符合。我家旧藏有周介生编选的《防元文选》，其中归有光的文章有二十六篇，其中有未刻稿两篇，又有《如有王者》一篇，并且全稿中也没有，这令人无法理解。坊间刻本刻于顺治乙未年，虽然托名于杨维斗，但并非他亲自传授，那么其中的遗漏和错误自然难免。但说那六十多篇都存在于被删削的部分，恐怕也不尽然。归有光的程墨文章都在，即使是世人传诵的，如《文献不足》两句，《奔而殿》两句，《君娶于吴》两句，《爱之能勿劳乎》两句，《齐景公》两段，《邦君之妻》一节，《三黜》两句，《太师摰适齐》一章，《见贤焉》两句，《由汤至于武丁》三句，《五就汤》三句，这十多篇文章都文采斐然、质朴而有文采，并非专门以干枯寂寥、直接抄写注疏之语为高。杨子常说刻印的稿子比未刻的稿子进步，未刻的稿子比刻印的稿子进步，这是通达之人的偏见。至于现在增加的六十篇，其干枯寂寥、直接抄写注疏之语与未刻稿相似，但考察其文气风格，又不相类。有人说未刻稿是杨维斗、南常的伪作，这未必如此。但如果就现在增加的这些而言，则确实不能不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安溪先生论文以归有光为宗，大概与王世贞、李攀龙推崇汉魏的文论没有区别。假使归有光活在今天，他表明自己的观点一定不会像这样。何况他所称道的归有光，又并非完全是归有光的真面目。他的论题遵循朱熹，而与朱熹相悖的占十之五六。世人既然不能全部辨明，又因为他的名望高可以凭借，而且他的说法便于空疏不学之人，所以纷纷跟随他。大体上是把文人的心思困在腐烂无用的地方，而对于经义的宗旨更加流失。到了胡学使的江南试卷，这种弊端就达到了极点。我的力量不足以与安溪先生争辩，姑且把他的说法记录在这里，后来的君子一定会采纳我的言论罢了。

亡友乔松华家中有文定、文待编选的文集，过去曾经借来观看。昨天在他儿子那里借得目录两册。文定选归有光四十二篇，其中三十五篇在已刻稿中，三篇在未刻稿中，四篇全稿缺失。文待选十四篇，其中六篇在已刻稿中，两篇在未刻稿中，六篇全稿缺失。东阳选本，世间盛行，刻稿的人并没有见到，它不是杨维斗、杨子常所定的本子无疑，而遗漏和错误本来就很多了。周选《如有王者》一篇，见于文待编选中，其他略无所见【文定四十二篇，李选十五篇，文待十四篇，李选三篇，他们的取舍与前辈不同，像这样】，可以证明我前面的话不是谬误，但还因为没有见到求仲、常君等人的选本，本当再考证订正。总之，这六十多篇，即使确实出自归有光之手，也是空洞无足取采的，只应当把它当作覆瓿（盖酱罐）的废物，其真伪本来不必深究。

论古人不以岁阳岁名纪岁

《日知录》说古人不以甲子纪年，只用来纪日，年则从阏逢到昭阳十个名称为岁阳，从摄提格到赤奋若十二个名称为岁名。自汉朝以前，最初不假借这些名称。我考证他的说法，有不对的地方。查考《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它们的纪年虽然不用甲子，但也从来没有用阏逢、摄提格作为年号的。只有《吕氏春秋》有“岁在涒滩”，贾谊《鵩鸟赋》有“单阏之岁”的话，怀疑是战国时星象家另外起的名称。所以《史记·历书》用这些来纪年，而其他纪传则略无所见。甲子历日篇与天官书也有不同，而《汉书》所载也略有差异。那么《尔雅》所说的，已经不能完全依据了。况且《尔雅》博士设立于王莽时期，王莽一心效法古制，而他的书中写癸酉、庚辰、辛巳，不用岁阳岁名，由此可知古人不用岁阳岁名纪年。索隐说《尔雅》是近代之作，所以与《史记》《汉书》的记载不同，那么不知道古人纪年，是遵循《尔雅》所说的呢？还是遵循《史记》《汉书》的记载呢？《尔雅》也有月阳月名，《史记·历书》年号阏逢摄提格，月号毕聚，本来是一样的体例。能说古人用月阳月名纪月吗？古人简朴质直，纪年只用一二数字，而不及甲子。况且《尔雅》说“太岁在甲曰阏逢，太岁在寅曰摄提格”，这就是先有甲子乙丑，而后另外起名称。不知道古人为什么要这样支离繁琐呢？以顾炎武的博学，而所引据的只是《吕氏春秋》、贾谊赋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后叙，也可以知道前面所说毫无依据了。又《黄帝素问》也是战国时的书，其论

译推算运气则用甲子来纪年，不用岁阳岁名。大概是因为不能用一二来计数，所以变通而采用甲子。这本来就不是从王莽开始的。却说古人必定用岁阳岁名来纪年，难道真是这样吗？

译《周礼》中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宿的位置，辨别它们的次序和事务，以防范天位的错乱。所谓十二岁，是依据岁星来说的，从星纪到析木，共十二次，岁星一年移动一次，十二年环绕天一周。十二月，是依据北斗斗柄所指来说的，从子丑到戌亥，一个月指向一个辰位，一年环绕天一周。十二辰，是依据日月所防（所值）的次来说的，也是从星纪到析木，一年环绕天一周。十日，是依据甲乙丙丁等天干来说的，以阳统阴，所以不说十二。这与六律的例子相同，十日环绕一周。二十八宿，是依据星宿来说的，分为四组，就是苍龙等四方星宿；分为十二组，则与日月所防一样向右旋转。北斗斗柄所指、十日、二十八宿则都向左旋转。所谓“事”，是指各有其事务，比如岁星对应十二岁，斗柄所指对应十二月，十二次对应日月所防，十日用来纪日，二十八宿用来分度，这些都是它们的事务。总之，它们各有其位置，虽然有左转右转、十二岁与一岁环绕天一周的区别，但它们的位置没有不合的，所以说用来防范天位的错乱。这是根据我的见解来解释，稍微显得明白，再向精通礼制的人请教。郑玄注解说“岁”指太岁，不依据岁星来说，又说岁星与日同次之月，又引用斗柄所建的辰位，又说现在的历法中的太岁不是这个太岁。贾公彦的疏文随文解义，思考后未能理解其说法，再等精通礼制的人来请教。论述《伤寒六书》。

过去汉朝张仲景著《伤寒论》，是医学的祖师。然而他的言论专门针对冬季的正伤寒而设，对于春温夏热的差异，内伤外感的辨别，没有涉及。刘河间出现后阐明了温病暑病不能与伤寒同治，李东垣出现后阐明了内伤的病症与外感相似但完全不同。到了朱丹溪更阐明了西北方多正伤寒，东南方正伤寒少，而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他的论述更加精辟清晰了。张仲景的言论深奥难解，他的药方与现在完全不同。唐宋以来，大多通晓他的意思，效法他的方法但不完全使用他的方剂。等到明朝陶节庵开始用自己的意思变乱古制，他的论述大多浅显易懂，在世俗中流行。虽然他的言论是针对即时发病的伤寒而设，但对于温病暑病两种病症，论述不详。至于内伤则几乎不涉及，于是人们纷纷遵用他的书，凡是各种杂症，一概用伤寒的方法治疗，而致死的人不可胜数了。桂枝汤、麻黄汤不可轻用，人人都知道了。承气汤、白虎汤，难道不是为即时发病的伤寒而设的吗？可以一概使用吗？张仲景对于伤寒从阳经传入阴经与直中阴经，其治疗方法明显有区别，那么温病暑病治疗里证也一定不同。陶氏常说各种病症解表不同，而治里则相同，难道是这样吗？自从张仲景以来二千多年了，古今风气适宜不同，方药各自有别，却说承气汤、白虎汤可以一概使用，这一定是错误的言论。陶氏也用六乙顺气汤代替三承气汤，张仲景的旨意完全丧失了。又随意使用三黄石膏汤、三黄巨胜汤，视白虎汤且十倍过之。虽然有回阳返本汤、回阳救急汤、再造汤附在其中，但也杂以大黄、黄连、石膏加入，其主要旨意主于寒凉攻下，完全不为谨防元气考虑。金坛王氏说他聋盲来学，是张仲景的罪人，并非过分的言论。李东垣说：“内伤者极多，外感者偶尔有之。”又说：“起初并非伤寒因调治错误变化而类似正伤寒的病症，是药物的罪过。”朱丹溪说：“伤寒、内伤者十之八九，总以补元气为主。”又说：“凡是病症与伤寒相类似的极多，都是杂症。”起初有感冒等病症，不可便认作伤寒妄治。西北二方是极寒肃杀之地，所以外感极多。东南二方是温和之地，外伤极少，杂病也有六经所见的病症，所以世俗混淆而难以辨别。看李朱二位先生的言论，确实阐发了《伤寒论》所未涉及的，而为张仲景的功臣了。陶氏生于李朱之后，不能详细考证而随意用自己的意思变乱，且妄称得到张仲景的遗意。他的书刻本又多脱误【《琐言六神通解》散后脱“每服五钱”四字，杀车槌三黄石膏汤后脱“每服一两”四字，这是俗医妄用石膏的来源】世上的庸医不学，因为方便自己而私自据为己有，作为枕中秘宝。对于其中的脱误也不能明白，连陶氏的旨意也丧失了。然而在世上号称：“我专门从事医科。”世人也因此推崇他，死者接踵而至，全不自悔。而病家都懵懂，不觉悟。以我所见，伤饮食者、伤劳倦者、伤暑者、伤湿热者，一概用伤寒施治，都死在旬月之间。那些年少气壮得以垂死而活的，反而认为是药物的功效，不知道他们本来没有大病，达到这种地步都是药物的罪过，而不死的只是侥幸免祸罢了。我既然目睹其害，所以举李朱二位先生的言论反复申明，以告知世上的病家，或许有万一的觉悟，并提及所依据陶本的错误。世医听到这些，或许也有对此感到怅然若失的。

金坛王氏《伤寒准绳》序云：陶氏之书，不过剽窃南阳【这应当指南阳《活人书》而言，大概是指朱奉议肱，奉议非南

译阳人，他声称《南阳活人书》是依据张仲景的学说，而张仲景本是南阳人。那些只知拾人牙慧的人，尚未窥见易水医派的门墙，就擅自诋毁《伤寒论》不是完整的医书。他们像聋盲之人一样来求学，大概是张仲景的罪人，而世人却正尊崇他们，由此造成的冤死之人岂能说得尽呢？凡例中说：后世治疗伤寒的医生，既然都认为张仲景的治法并不完备，又不知道疾病的根源在于内伤虚劳，应当考虑补养，却只用发汗、攻下的方法导致病人死亡，这种杀人的行为与刀剑有何区别？想到这些，真是切骨痛心！现在虽然将后世贤医的补养方法附载在书中，但文字不能穷尽言语，言语不能穷尽心意，尤其希望临床行医的医生，重视人命而畏惧阴间的谴责，仔细研读此书，心中没有疑惑，然后才动手用药。即使不能做到这样，宁可过于谨慎，以防损伤元气，不要轻率地使用汗、下之法，这样或许才能减少失误。

译查考陶节庵的《六书》流传于世，已经二百多年了，没有人公开指责它的错误。只有宇防先生极力排斥它，但世人却不知道这一点。所以特意表彰并指出这一点。他的凡例中说：后人治疗伤寒的错误，极为深重痛切。如果稍有良心的人，难道能不在此醒悟吗？一并附记在这里。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阅读的人可以明白宇泰先生的心意，就不会对我的话产生怀疑了。

石膏辨析

石膏在《本经》中记载为微寒，而《别录》认为它大寒，《别录》的说法是正确的。张洁古说：石膏是阳明经的大寒药物，能损伤胃气，使人不想进食，除非肠道有极热，否则不可轻易使用。李东垣说：胃气虚弱的人不可服用。他们如此反复叮咛告诫。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使用白虎汤三次，使用白虎汤加人参六次。白虎汤以石膏为君药，大致都是在大烦渴、表里俱热、脉象洪大或沉滑的情况下，才给予服用。又说：表证未解的不可服用。成无己说：白虎汤在立秋后不可服用，服用了必然导致呃逆，以致造成虚损的人很多。朱奉议说：白虎汤用于治疗中暑以及汗后解表药，并非治疗热病，而在夏季月份阴寒潜伏在内时，尤其应当戒用。李东垣说：血虚发热，症状类似白虎汤证，误服白虎汤必然致死。孙兆说：四月后天气炎热时适宜服用白虎汤，然而各地气候不齐，以及每年的运气不同，地方既已不同，应当使用的时候也应当仔细审察。近代的陶氏也说：没有口渴的人不可服用此药，这是大忌。吴氏说：足阳明本经发热、潮热，表里俱热，舌燥烦渴的圣药。如果是阴寒伤寒面赤烦躁，身热与胃虚恶心，大便不实，脉弱食少，没有大热的人不可使用。误用了，危险可以立刻等待到来。赵氏说：白虎汤是五六月中暑必须使用的药物，然而必须审察其虚实。有这种病就服用这种药，大烦大渴的症状，非白虎汤不能解除。然而古人再三谆谆嘱咐，即使应当使用，也必须详细审察，那么白虎汤不可轻易使用就明白了。《内经》说：石头的性质悍烈，石膏质地柔腻而性质寒凉，沉重附着在肠胃，突然难以去除。仲景在《伤寒论》中的使用，加人参的超过一半，杂病中暑也加人参，温疟去掉人参加入桂枝，都是为了补救其寒性。又石膏古方用一斤，是打碎后用棉布包裹煮，这与现在煅烧研磨的完全不同。《活人书》改为四两，每次服用五钱。刘河间号称使用寒凉药，而他确立的方剂也依据这个证治。《准绳》改为服用一两，以方剂计算，《活人书》所用的石膏仅一钱一分，《证治准绳》也不过二钱二分而已。吴氏说：古大方陷胸汤大黄六两，现在只用六钱就够了，人弱病小的又应当减半，或者减为四分之三。芒硝一升现在用二三钱，以此类推，那么石膏就可以知道了。现在的人不论何时何证何脉，就使用白虎汤。石膏有用到七八钱的，有用到一二两的，几乎把它当作常用服食的药物。那些气壮年轻的人，还可以稍微承受；虚弱的上面导致呕逆，下面导致泄泻，不能进食而死去的，不知道有多少了。这杀人比刀剑还厉害，而世人却不知道。偶尔见到有一两个痊愈的，认为是此药的效力；而那些死去的，就说病不可治。大黄、芒硝还有人说其错误，至于石膏则不再说了。《周礼》说医生十次失误四次为下等，这是病自愈者占一半，并非石膏的效力。而脾胃既然受伤，变化不一，其祸害遗留到日后。医生姑且为了求取一时的效果，不再为人的性命考虑；而病家懵懂地跟随，堕入陷阱而不觉，真是可悲啊。我不是懂医的人，只是目击近日受石膏之害的人很多，所以列举前贤的论述详细列出，希望医生稍微知道警戒，而病家不大防备其害。

我既然做了这个辨析，后来阅读《本草经疏》中有说：“石膏起死回生，功效如同金液，用得少则难以责求其功效。”世俗医生防备解释，特意表彰并记载它。它附带的白虎汤方，石膏从一两到四两，麦冬如此，知母从七钱到二两。又说：“从一剂到四剂。”才知道现在俗医所依据的，以此说一剂应当以一两说，四剂应当以四两说。俗医不察，连它的本意都失去了。查考缪仲醇以医名于近代，而他写的《经疏》则谬误很多。前辈有说：“《经疏》出而《本草》亡”，不是过分的言论。它称颂石膏的功效，遗留祸害至今而未停止。陶贞白说：“注解《本草》错误则杀人”，说的就是这个吧？又

国朝之初，高沙袁体庵也以医名，而用药多寒凉。大概国初创造之时，民气刚强，脏腑坚实，筋骨壮盛，所以寒凉为宜。然而他的方剂，大致用东垣法，以钱计，以分计而已。现在休养涵煦八十余年，民人安于太平逸乐，脏腑筋骨迥异昔时，而竟然以大苦大寒的重剂，肆意攻伐，视人性命如同草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说法。现在的俗医，既庸俗又妄为，未必尽见经疏，也未尝考得体庵的传说如何，而是影响剽窃，或者有援引这个来自我辩解的，所以附带提及，以祛除世

译人们感到困惑。

译又考证陶节庵的《六书》，其中《杀车槌》篇记载了三黄石膏汤，石膏用量为两半，后面脱漏了“每服一两”这四个字。《琐言》中也记载了这个方子，可以明确对照印证。另外，《琐言》中六神通解散【“通”字误作“汤”】用石膏二两，后面注释说：“治疗时行病发病前三天，加葱白、香附、防风，煎服。”《杀车槌》中也记载了这个方子【加了川芎、羌活、细辛三味药，都没有注明剂量】，注释说：“治疗时行病发病三个月后，称为晚发。”据此推断，原本应当是“月”字后面脱漏了“后谓之晚发”五个字，前面疑似“钱”字，上面疑似“服”字，即“每服五”三字【《琐言》本方六味药总共十三两五钱，防风不可能作为一服的剂量，前面的字必定是“钱”字的误写。又考证这个方子《准绳》没有记载，《丹溪心法附余》中有记载，石膏只用八分，正好符合每服五钱的剂量】。大抵世俗医生所依据的不过就是陶氏的书籍，而对于其中的文义往往不理解，至于其中的脱漏错误，万万不能再考证了。因此他们固执地依据那些话，偶尔有一两个侥幸治愈的，就更加自信，杀人如麻，完全不顾及，追究到底就是这样，真可感叹。我所说的未必完全符合经书疏注，也没有亲身考证陶节庵的传授，怎么能说是妄论呢？因此一并附带提及【三黄石膏汤七味药大约总共七两，以每服一两计算，石膏不过二钱多一点罢了】。

白田杂著卷八

白田杂著跋

我听说过宝应王予中的名字，但没有见过他。后来在同科进士申谦居的住处，看到他的一些杂著几册，说是从方溪得到的，喜爱他学识渊博，于是抄录保存。予中还是前一辈人，他的文章往往有根基，可以流传。乾隆丁卯年五月，河间纪容舒记。

谦居说：予中还有《白田草堂集》，推崇得很厉害。后来在李根侯的书案上看到几册，粗略取来读一下，发现诗文都不是他的长处。这位老人应当以实学著称，他的精华都在这几卷书里了。乾隆戊辰年三月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