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田杂著卷四

译赵充国在元康八年才去世，他请求退休，是因为儿子赵卬的缘故。《汉书》已经明确记载了这一点，而《资治通鉴》在叙述他请求退休这一节时，仅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提到“在此之前，赵充国因年老请求退休”，于是连这其中的曲折缘由也没有记载了。这又是《资治通鉴》的失误。苏武八十多岁以典属国的身份死于任上，龚遂年纪也接近八十以水衡都尉的身份死于任上，赵充国仅仅刚过七十岁，元康元年才主动请求担任将领，而元康二年就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这不符合常情。他自己是为了避开赵延寿的缘故，从浩星赐迎接并劝说赵充国的话语中，大致可以看出其中的情节。宣帝虽然听从了赵充国的建议，但对于赵充国请求退休的事最终也予以批准，这与苏武、龚遂的情况不同。后来赵氏与辛氏结仇，却没有牵连到许氏，固然因为赵武贤良亲自向赵卬告发，也因为许氏日益强盛，赵氏有所畏惧而避开他们罢了。所有这些情节，即使过了千年，仍然可以凭心意推测出来。

译刘向传

刘向，字更生，让外戚上书揭发变乱之事，奏章呈上后，恭显怀疑是更生所为，禀报请求查办奸诈之罪，更生供词果然认罪，于是逮捕更生关进监狱，交给太子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共同审理。弹劾更生以前身为九卿，与望之谋划排挤车骑将军高许史氏等侍中，离间亲戚，想要使他们退去，而独自专权，作为臣子不忠，侥幸没有受到惩罚，又蒙恩征召任用，不悔改以前的过错，反而教人上书揭发变乱之事，欺瞒蒙蔽，大逆不道。更生因此获罪被免为平民，而望之也因让儿子申辩前事冤屈获罪。恭显禀报让望之到监狱对质，望之自杀。这是韦玄成、贡禹与公显、许史结党，肆意诬陷迫害。更生既已获罪被罢黜，而望之的死也由此而起。这是华龙、郑朋一流的人，而其罪过超过杨兴、诸葛丰了。班固说韦玄成、贡禹持禄保位，遭受阿谀奉承的讥讽，而司马光也评论贡禹知而不言，是大罪，却不知道他们结党诬陷正直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自从《资治通鉴》删去这条不记载，《纲目》沿袭它，而韦玄成、贡禹的罪过就不太显扬于后世了。我因为读刘向传而表而出之，后世的君子得以考证。

萧望之

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上书申辩望之以前的事，事情下达给有关部门再次奏报。望之以前所获罪责明白，没有诬陷申诉的人，而教儿子上书称引无辜的言辞，有失大臣体统，不敬，请求逮捕。他的言辞比韦玄成、贡禹稍为平和，但也请求逮捕，不知有关部门是什么人。当时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陈万年，卫尉王接，执金吾冯奉世，大司农充郎，廷尉陈遂，大概不可考证。然而以韦玄成、贡禹著名当世，而所奏报的竟比这更严重，那么有关部门也不值得责备了。石显、恭建白：望之以前身为将军辅政，想要排挤退去许、史，专权擅朝，侥幸没有诛杀，又赐爵邑，参与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恨，教儿子上书归罪于皇上，他的言辞与韦玄成、贡禹大致相同，那么他们同心共谋可知。所以望之的死，也是韦玄成、贡禹造成的。

向极力劝谏外戚封侯的奏章，在阳朔二年时，王凤专政，他的言论极为痛切。后来音、商根相继，向不再记载一言，史书省略罢了。元延中上奏，也不甚详细，大都是口头说说，不想以书面形式呈现。传后说，向每次被召见，多次说：“公族者，是国家的枝叶，枝叶落则根本无所庇荫。如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位离开公室，权力在外家，这不是用来强化汉宗室、压低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的方法。”大概是叙述其概要，而《通鉴》不记载他的话，应当补入。

严光、周党、王良

范晔史传严光最详细，而《通鉴》仅记载数语，《纲目》沿袭它。范文正公祠堂记也仅记载两语。然而如所叙述，那么子陵的高洁，光武的宏大，都不可得而见了。这有待于后人的补正。袁宏《后汉纪》叙述光事也简略，而比《通鉴》详细。他说想要任命他为三公，则与本传除谏议大夫不合，不知何据。怀疑以袁纪为得当。范书严光传不记载他被征召的年份。周党在建武中为议郎，因病归家，再次征召不屈。王良在建武三年征为谏议大夫，迁沛郡太守，不去上任，因病乞骸骨。征拜大中大夫。六年为大司徒司直。范升奏周党、王良并言，而不及光。那么光与党、良的征召，自然不是同时。而王良的征召在建武三年，周党同严光的征召自在五年以后。侯霸以建武五年为大司徒，光与书“位至鼎足”的话，必在五年后。袁纪严光、周党并叙于五年，大概以类叙，而王良又别叙于十一年，也以最后被征事总及之。而周党的征召非五年，王良的征召亦非十一年。《通鉴》依袁纪叙严光、周党于五年，而改变其叙以周党为首，又依范奏并入王良。其并王良于周党，则是；而本传明云三年，不云五年，又云后历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亦与本传不合，皆未知所据也。王良本传建武三年征为谏议大夫，《通鉴》叙于五年，故不书谏议大夫。《纲目》依补书之，则当改良于三年，而严光当别为一条在五年。

书卓茂传后

卓茂传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世。光武初即位，即访求茂，诏曰：“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大概专以不仕莽言，此东汉节义之所自始也。范史论曰：“卓茂防防小宰，无他庸能，不及不仕莽之事，而仅以厚德宽中，犯而不校为难。于是茂之节遂以不着，而光武褒扬之指亦尽失矣。”《通鉴》因之，但言王莽居摄，茂以病免归，而本传与同县孔休云云，皆削不载。其诏辞亦止载“名冠天下”

译这两句话，却以光武帝能够任用忠厚之臣、表彰循良之吏作为首要称颂。后来的人评价杨茂，不过如此，仅仅将他与鲁恭、刘宽并列传颂，而看待鲍宣、龚胜却如同走了不同的道路。这实在是杨茂的不幸，而且自从宋代以来，终究没有人将他彰显出来。那些士人磨砺品行、树立名声，却埋没而不被传颂的，哪里可以说得完！像杨茂这样的人，虽然被传颂了，却仍然有未尽之处，这正是君子为之再三叹息的原因。查考杨茂传的末尾附带记载了孔休等人，这一定是沿袭旧史，从而与鲁恭、魏霸、刘宽相同。

译范晔《后汉书》的意旨便与旧史不同了。〇又记载光武帝即位后，寻访鲍宣、龚胜的子孙，赐给谷物以表彰显扬他们。刘宣袭封安众侯，提拔龚胜的儿子龚赐担任上谷太守，鲍宣的儿子鲍永因功绩做到大官，他们另有传记，所以史书这里不再提及。大概当时鲍宣、龚胜、刘宣都已经去世，只有刘宣和卓茂还在世。刘宣袭封安众侯，卓茂被封为褒德侯，他们的事迹正好相同，这其中的褒扬之意显然明白。又蔡邕〇叙述鲍宣事迹时说：“与鲍宣、卓茂等人一样不仕新朝”，应当也是旧史的文字。范晔《后汉书》虽然将卓茂与鲁恭、魏朗、刘陶等人并列〇，但依靠这里附带记载，还可以借此考证事实。如果《资治通鉴》全部删削这些话语，一切都不见踪影，这是因为依据范晔《后汉书》而更加失实了。又查考孔休、蔡勋不仕王莽之世，鲍宣被王莽杀害，龚胜因守节而死，所以孔休、蔡勋的子孙仅赐谷物，而龚胜的儿子龚赐、鲍宣的儿子鲍永都被提拔任用。刘宣也因不仕王莽而袭封侯位，卓茂则因担任密县令而著称，所以更加予以褒扬，虽然情况相同但等级次序如此。前代史书也没有阐明这一点，这里附带提及。

论张昭【附张纮】

孙策在江东创业，任命张昭为长史，以师友之礼对待他，文武之事一概委托给他。凭借孙策的雄才大略，而任用张昭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张昭的才能必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了。孙策受伤极重，请张昭等人，对他们说：“你们好好辅佐我的弟弟。”而《吴历》记载：“孙策对张昭说：‘如果孙权不能胜任事务，你就自己取代他。即使不能成功，慢慢向西回归，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这与刘备托付诸葛亮大概没有什么不同。《张昭传〇》也说：“孙策临终，将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死后，群臣站立辅佐孙权，与《吴历》大致相同【《孙权传》说：“以师傅之礼对待张昭。”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人担任将领。《张昭传》又说：“张昭再次担任孙权长史，授权任命像当初一样。”而张昭也自己说：“太后、桓王不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这些话大体相同】那么张昭确实独自承担托孤寄命的责任，而孙权在建安五年继承王位，到十三年规模大体安定，有能力抵抗曹操，这张昭辅佐镇抚的功劳也不小了。而孙权能够继承守成江东基业，都是张昭的功劳。等到曹操来袭，张昭与周瑜等人意见不同，周瑜已经成功，而张昭另外攻打当涂，也没有攻克，张昭于是自我贬损了。他抵抗曹操、攻打朱光、借荆州、取荆州，张昭没有一句话，是史书记载失误呢？还是竟然不参与议论呢？孙权登上尊位，张昭因年老有病交还官位，大概是因为不被重用的缘故。孙权改任他为辅吴将军，改封娄侯，外表虽然尊贵宠信，而实际上疏远他。陈寿评论说：“张昭受遗命辅佐，功勋能够成就，忠诚耿介方正刚直，行动不为自己，却因为严厉而被畏惧，因为高傲而被疏远。既没有成为宰相，又没有登上师保之位，悠闲地在街巷间，只是养老罢了。”以此来表明孙权不如孙策。我私下认为这个评论恰当，而《资治通鉴》不记载这些话，所以详细记录它。张昭的刚直，从争论公孙渊之事来看，大概有敌对以下的人所不能忍受的。孙权虽然不采纳他的意见，但还能尊重礼遇他，这就是最终能够保有江东的原因。与《纲目》记载张昭为辅吴将军，意思大概是肯定他，而又记载“娄侯张昭去世”，他对张昭的重视到了极点。只是分注太简略，其前后情节都不记载了。我私下认为应当一并记载陈寿的评论才符合事实。《江表传》说：“孙权既已登上尊位，请孙策的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起笏板想要褒赞功德还没来得及说话，孙权说：‘如果按照张公的计策，现在已经乞食了。’”张昭非常惭愧，伏地流汗。查考这是《江表传》的错误。张昭因刚直而被畏惧，孙权称他为“张公”而不敢称他的字，为什么会在众人面前公然摧折他？即使后来案刀责怒的时候，也没有曾经达到这种地步。张昭提议迎接曹操，是替孙权过分考虑，不想孤注一掷，也是运用孙策缓步西归的话罢了。虽然失策，但不至于误了大计。孙权登上尊位，不应当追究以前的言语。张昭以师道自居，对孙权从未有所降屈，怎么会因为一句话的缘故，就伏地流汗呢？这必定不是这样，很明显了。陈寿的记载不收录，而《资治通鉴》采用它，我私下不明白。《江表传》又说张昭不赞同驳斥周瑜等人的议论，所以这也不对。孙权起初设置丞相，众人推举张昭，孙权说：“统领职事的人责任重大，不是用来优待他的。”等到顾雍去世，众人再次推举张昭，孙权又说：“此人性格刚强，不是用来增益他的。”他的话自然明白。正是陈寿所说的“因为严厉而被畏惧，因为高傲而被疏远”，《江表传》所说的不符合事实。苏东坡《王元之画像赞》将张昭与汲黯、萧望之、李固、魏征、狄仁杰并称，大概是极力推崇他。而后来的人议论没有提及的，所以详细叙述其本末，以证实苏公的说法。至于裴松之认为迎接曹操是忠正，习凿齿认为闭门是不臣，都是一偏之论，不值得谈论。

张纮与张昭都是孙策谋划的臣子，孙策对待他仅次于张昭。为孙策传达命令，入朝担任王官，孙权继承基业，张纮也有功劳。曹操任命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吴书》说：孙权刚统领事务，年纪尚轻，太夫人因为外面多难，深深忧虑劳苦，多次有优诏辞谢，嘱托以辅助之义。张纮随即拜

译写信答谢，思考补察，每当有异事，密谋以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往，常让张纮与张昭起草撰写，大概如同防备手指，当时并未让他统辖部队。后来孙权派遣张纮去统辖部队，应当在建安七年。太夫人去世后，到十二年征讨黄祖，才让张纮留守，遥领所部。十三年秋九月，曹操东下，张纮不参与商议，便击破了黄祖。后来张纮又远赴所部。十二月，孙权任命张纮为长史，跟随征讨合肥。这时张昭另率军队攻打当涂，这是已经罢免长史之职了。《吴书》又说：每当从容侍奉宴饮，细微言语暗中指点，常有规劝讽谏，于是孙权对外尊崇礼遇而内心疏远他，这也和张昭相同。张纮在建安十七年去世，留下书信给孙权，大体是为张昭而言，也是自况。孙权未能防备这一点，又是另一征验了。《通鉴》记载张纮在魏明帝太和三年去世，即孙权称帝之年，距离建安十四年大概二十年。张纮以长史终其职位，不应孙权即尊位后张纮仍为长史。孙权在魏文帝黄初三年改元设置丞相，众人再次举荐张昭而未提及张纮，那么张纮在此之前去世就可知了。《陈志》记载张纮建议宜迁都秣陵，孙权听从，让他回去迎接家眷，途中病故。按《孙权传》，建安十六年迁治秣陵，次年改为建业。建安二十五年，孙权从公安迁都鄂，改名武昌，黄龙二年迁都建业，沿用旧府不改馆舍。张纮去世在迁治秣陵之后。《通鉴》认为是在迁都建业后，所以《纲目》有误，改为建安十七年是正确的，故申述之【公安是昭烈所治，后来让麋芳、士仁守卫。建安二十五年，麋芳、士仁投降，孙权从建业前往公安，次年四月从公安迁都鄂，在公安不到半年，实际上是从建业迁都鄂，一并提及】

译论李丰【附传傅嘏】

李丰一向被司马师亲近优待，他担任中书令时，虽然是由司马师提拔任用的，却不依附司马师，反而与魏主谋划用夏侯玄取代司马师辅佐朝政，这与汉朝的王章没有两样，魏朝的忠臣没有超过他的了。当时，司马氏篡位弑君的事已成定局，李丰、夏侯玄等人所谓以一筐土阻挡江河，最终丧命，虽然功业未能成就，但心意却令人可悲。陈寿不为李丰立传，仅附在夏侯玄传中，他叙述事情大多依据审讯供词，未必都属实，但大体主旨尚且略可窥见。《魏氏春秋》记载：“大将军责备李丰，李丰知道祸患临头，于是正色说道：‘你父子怀藏奸诈，将要倾覆国家，可惜我力量薄弱，不能将你擒获消灭罢了。’大将军发怒，派勇士用刀剑环击打腰部，将他腰斩。”陈寿为晋朝避讳，所以删去了这些话，不记载在《晋书》文帝纪中。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等人谋划，用太常夏侯玄代替皇帝辅佐朝政，皇帝知道了这个谋划，派中书舍人王羡【《魏志》注作王羕】去迎接李丰，李丰受到逼迫，跟随王羡来到，皇帝列举他的罪状，李丰知道祸患临头，于是肆意说出恶言，皇帝发怒，派勇士用刀剑环击打杀死他。所谓的恶言，就是《魏氏春秋》所记载的那些话。那么李丰实际上是秉承魏主命令，而审讯供词不想明确说出来。廷尉奏章中所谓“胁迫至尊”，大概就是指这个。至于《魏书》所谓“陛下倘若不听从人云云”，那是狱吏的诬陷之辞罢了。所以陈寿的史书也没有记载。《资治通鉴》叙述李丰的事，专门采用《魏略》，将“削去李丰谋划以夏侯玄辅政”等话语写在审讯供词中，又夹杂使用《魏志》《魏书》，其用意认为李丰与夏侯玄、张缉暗中结党，司马师自己因为猜忌杀了他们，他们的审讯供词都是虚妄之语，与《曹爽传》相同。后来又记载杜畿并傅嘏的话，好像李丰、夏侯玄与何晏、邓飏等人同样因为浮华互相煽动而被诛杀，于是李丰的忠义就不能显扬于天下，后世的《纲目》才开始纠正这一点。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书写司马师杀了他们却不除去他们的官职，于是李丰的忠义才开始明白，而分注所载则仍然是《通鉴》未改动的政见。我因此考证《魏志》《魏氏春秋》《晋书》，详细完备地叙述其始末，后来的君子，一定会有所防备了。《通鉴》叙述李丰的事，先提及李丰父亲李恢的话，出自《魏略》，然而《魏略》中李丰父亲名李义与《魏志》中李丰父亲名李恢不同，又记载傅嘏论夏侯玄、何晏、邓飏的话，论李丰的话，这些与杜畿的话都出自《傅子》。《傅子》是傅玄所著，傅玄、傅嘏是堂兄弟，所以多记载他们的话。按照傅嘏本传：魏黄门侍郎，因为与何晏等人不合，被免官。后来起用为荥阳太守，不就任。司马懿请他担任从事中郎，于是依附司马懿父子，以倾覆魏朝。曹爽的死，齐王的废黜，傅嘏都有出力。所以曹爽被诛杀，就任命傅嘏为河南尹，转任尚书，赐爵关内侯。齐王被废，进爵武乡亭侯。等到毌丘俭、文钦起兵，傅嘏劝司马师亲自出征，与他一起向东。司马师去世，中诏让傅嘏回师，傅嘏就与司马昭一起回师，以成就司马氏的篡位事迹。他的始末大概与贾充没有两样。幸好他早死，不参与佐命之数。这是魏朝的逆臣，只是善于隐藏自己，不显扬自己的功劳。就像与司马昭一起回师，本是傅嘏的主谋，却推给钟会，所以世人无法议论他。他与何晏、邓飏及李丰、夏侯玄不和，都是因为他们忠于魏朝的缘故，而自己与钟毓、钟会、何曾、陈泰、荀顗交好，则都是司马氏的党羽。所讥讽议论何晏等人的话，大多出于爱憎。像何晏辈固然不值一提，如果李丰、夏侯玄难道不胜过钟会、何曾、荀顗，而傅嘏的好恶却如此。陈寿评论傅嘏用才通达，显扬而裴松之认为傅嘏当时是高流，陈寿的评价不足以显示他的美德，庸人的议论浅陋可笑。所以陈寿仅记载傅嘏论何晏的几句话，裴松之注则全部收录《傅子》所述的话。《通鉴》又根据注而为之条分件系，说傅嘏的话像蓍草占卜那样灵验，于是傅嘏得以成为魏朝的名臣，而李丰、夏侯玄就与何晏、邓飏辈同类而被共同抛弃，这真是李丰、夏侯玄的不幸啊。

吴蜀分荆州及取刘璋始末

刘表担任荆州刺史，拥有八郡的土地，治所在襄阳。曹操征讨刘表，刘表儿子刘琮迎接投降，八郡都平定。分南郡为襄阳郡。后来在赤壁战败，北还，则仅有南陵、襄阳及江夏的北境，而吴国有南郡、江夏及长沙的汉昌、下隽、浏阳。蜀国有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大概荆州的土地，三国分有之。后来先主到京见孙权，请求都督荆州，则想要一并得到南郡、江夏的土地，因为周瑜的话而停止。周瑜去世，用程普领南郡太守，又因为鲁肃的话借荆州。程普回任江夏太守，又用长沙的汉昌、下隽、浏阳及南郡的江陵为汉昌郡，鲁肃领汉昌太守。这是所借的，只是南郡几个县的土地罢了。《江表传》说：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郡土地以供给刘备，刘备另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刘备因为周瑜所给土地少，不足以安民，后来从孙权借荆州数郡。按照先主南收四郡，立营公安，公安即武陵郡孱陵县，

译在荆州南郡并没有给刘备什么，所分给的南防之地也不知在哪里【胡三省注：把南防当作南四郡，这四郡是刘备自己夺取的，《魏志》、《蜀志》、《吴志》都与此相同，并不是周瑜分给的】。当时刘琦担任江夏太守，自己逃往江南，后来曹操任命文聘为江夏太守，驻守沔口。吴国任命程普为江夏太守，治所在沙羡。而刘备上表推荐刘琦为荆州刺史，向南收取四郡，各自凭借兵力占据并拥有它们，谁肯把土地分给别人呢？况且周瑜在刘备前往京口时，正极力进言认为把土地产业给刘备是不可行的，难道肯自己把土地分给他吗？刘备想要都督荆州，是因为占据的地域广大，向北可以通向襄阳以连通宛城、洛阳，向西可以由巫县、秭归来窥视蜀地，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少不足以供给。《陈寿三国志》中《蜀先主传》、《吴主传》都没有说借荆州的事，鲁肃传中，鲁肃劝借荆州在周瑜去世之前，大概是弄错了次序。只有程普传中，周瑜去世，程普代理南郡太守，孙权把荆州分给刘备，程普回任江夏太守，这记载得很清楚。《资治通鉴》记载周瑜在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占据江陵，十五年去世，他去世的具体时间不详，大概是在夏秋之间。刘备前往京口则是在春天，那么借荆州的事应当是在秋冬之间。关羽担任襄阳太守，驻守江北；张飞担任宜都太守，治所在秭归，这都是得到南郡之后的事。参考各种史料，大致得到了事实真相，而《江表传》所说的把土地给刘备以及刘备借荆州数郡的话都是传闻的谬误，不足以作为依据。周瑜传：周瑜前往京口拜见孙权，请求与奋威将军孙瑜共同攻取蜀地，回到江陵，正在整理行装，途中因病去世。鲁肃传：周瑜、甘宁都劝孙权攻取蜀地。孙权以此咨询刘备，刘备内心想要自己谋取，于是假意回答说：“我与刘璋同属宗室，希望凭借您的威灵英明来匡扶汉朝。现在刘璋得罪了左右的人，我独自恐惧，不敢听闻，希望您加以宽恕赦免。如果得不到宽恕，请允许我披头散发归隐山林。”等到刘备向西图谋刘璋，孙权说：“刘豫州竟然敢挟持诈术！”《蜀先主传》：孙权派遣使者说攻打蜀地。荆州主簿殷观说：“如果作为吴国的先锋，前进不能攻克，后退被吴国所乘虚而入，那么事情就失败了。现在只可以赞同他攻打蜀地，而自己说明新占据的各郡，不可兴兵作战，吴国必定不敢越过我们而独自攻取蜀地。这样既可以收取吴蜀两国的利益。”刘备听从了他的建议，孙权果然停止了计划。现在详细考察鲁肃传所说的，那么周瑜在南郡时想要与孙瑜自己攻取蜀地，所以刘备有“希望加以宽恕”的话。《先主传》所说的，则是借南郡之后，所以殷观有“不敢越过我们而独自攻取蜀地”的话。这不是同一时间的事。如果《献帝春秋》所记载的想要共同攻取蜀地，则是借荆州之后的事，而又说不让孙瑜的军队通过，则又像是周瑜在世时的事，周瑜请求与奋威将军攻取蜀地，大概是想要让孙瑜镇守那里，并不是借孙瑜的力量。周瑜已经去世，鲁肃、吕蒙都在，孙权必定不会单独任用孙瑜去攻打蜀地。至于说让关羽屯驻江陵，张飞屯驻秭归，在未借南郡时，江陵、秭归不是蜀国所有。既已借了南郡，关羽担任襄阳太守，驻守北防；张飞担任宜都太守，屯驻秭归【蜀国将南郡分出为宜都郡】，又不是为了抗拒周瑜而这样做的。如果刘备的营地在公安，诸葛亮的驻地在南郡【这里指南四郡，不是江陵的南郡】，自建安十三年以来很久了，与抗拒周瑜尤其无关。所述刘备的话，《蜀志》中因为与刘璋同属宗室，“希望加以宽恕”，其言语具有始末。如果《献帝春秋》专门以同盟互相攻伐为说，而把“披发入山”的话连在前面，没有承接，语意抵触，很不相合，其为传闻的错误，也没有疑问。《资治通鉴》在借地这件事上一律依照《江表传》所说的，考察陈寿的《三国志》都不符合，而所述刘备的话全部采用《献帝春秋》，附带《蜀志》“同属宗室”的话，又删去末尾“如果得不到，请”的话，而更用《献帝春秋》“抗拒周瑜”的话连缀，删减移动改并，都不是事实，又削去殷观的话，不记载，司马光的意思有不可理解的，后人只依据《资治通鉴》，认为吴国借荆州，而不知道荆州仅仅是南郡；认为刘备抗拒吴国攻打蜀地而自己攻取，而不知道其情事有不同之处。现在一一考正，希望不失其真实。

译孙权派遣周瑜与先主合力抵御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周瑜独自建立了功勋。他攻打南郡时，也没有与先主一同前往。先主趁机向南收取四郡，并非周瑜的本意。周瑜乘着战胜的威势，认为曹操不值得畏惧，而对先主特别猜忌。孙权则认为刚打败曹操，曹操必定会来进攻，仍然想要依靠先主来合力抗曹，两人的意图稍有不同。所以孙权把妹妹嫁给先主，而先主也亲自到京口拜见孙权，劝孙权将治所迁到秣陵。陈寿《三国志》所说的“绸缪恩纪”，大概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孙权曾说：“除了刘豫州，没有人能抵挡曹操。”而隆中对中也说“孙权可以结为外援，而不可图谋”。当时完全没有相互图谋的意思。孙权既然不采纳周瑜的建议，而周瑜死后，最终听从了鲁肃的意见，把南郡借给先主。大概是考虑到程普不能守住南郡，而曹操所忌惮的只有先主，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陆逊也说：“刘备是天下枭雄，曹操所忌惮的”），所以想借他的力量来抵御曹操。曹操南征时，指向濡须而不指向南郡，是避开先主而不进攻，如果让程普守在那里，曹操必定首先攻打南郡，否则也应当分兵包围江陵，恐怕不是程普所能抵挡的，那么孙权的计策也不算失当（后来魏国两次攻打吴国，曹真包围南郡，司马懿指向江陵，那么曹操不攻打江陵是因为关羽守在那里）。到了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打濡须没有攻克而撤退。十九年，孙权又攻克庐江，擒获朱光，曹操不能与他争锋。于是孙权也知道曹操不值得畏惧，而不需要借助先主，于是有了图取荆州的意图。防备先主已经得到益州，而不把南郡归还吴国，孙权的愤恨更加严重。又因为关羽在南郡，估计暂时不可攻打，所以派遣吕蒙袭取三郡。后来果然平分了荆州，而吕蒙的计策从此得以实行。吕蒙没有一天忘记南郡，而关羽疏忽没有防备。吕蒙就乘其空隙而夺取了它。所有这些间隙的开始源于周瑜，而完成于吕蒙。至于孙权的前后，自有狡诈的计谋，他听从或不听从，也不是因为别人而改变的。假使周瑜不因病去世，那么必定会攻打蜀地，而先主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又假使孙权得到荆州后，而曹操不死，那么在先主伐吴时，曹操必定以大军逼迫吴国，魏国攻打其外，蜀国攻打其内，江东成败的关键，大概难以预料。这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世人都把图取荆州作为吕蒙的功劳，而不知道他几乎败坏了江东的事业，这只不过是有天幸罢了。大体上吴国的各位大臣，周瑜有雄才大略，像孙策，有并吞中原的志向，而不专门于自守；鲁肃明白大势，想要联合吴蜀以抵御曹操，作为三分天下的计策。至于吕蒙，则一以诡诈作为自利的计策，而不顾其后患。虽然有攻战的才能，不能与周瑜、鲁肃相比。孙权自从得到南郡后，向魏国请降，缴纳贡赋，送人质。孙权的上书极为卑怯，甚至说愿意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他的屈辱也太严重了。假使不图取南郡，而与蜀国交好，他的屈辱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关羽固然怀有兼并之心，而正与曹操为敌，况且孙权有吕蒙、陆逊来防守，关羽未必能造成大害。后来孙权最终断绝与魏国的关系而与蜀国交好，直到他去世，大概也有鉴于此。先主虽然曾经战败归于曹操，而没有一次向曹操屈服。诸葛孔明在奔亡之余，向孙权求救，而他的话说：“荆吴的势力强大，鼎足的局面形成，与隆中的言论没有稍微不同。”至于他两次出祁山，堂堂正正地在天下伸张大义，功业虽然没有成就，而他的志向可以与日月争光，比起孙权派遣周鲂、派遣孙布，专门以诡诈取胜的人，万万不能相比了。陈寿《三国志》对于孙刘始末，简略而不详细。《资治通鉴》又杂取裴松之的注，其褒贬反而好像有相左的地方。我因此详细考证而完备论述，不知道后来的君子认为如何呢？

论陶长沙侃

我读朱子乞陶威公庙额状所载刘羲仲赞吴澥论，他阐发陶公忠义的节操可以说详细而周到了，但我私下怀疑他还有未尽之处。大概以折翼之梦作为晚年意欲觊觎的证�，这真是莫须有的言辞，不用辩驳就明白了。唯独他讨伐苏峻时，迟疑不进，比吕蒙讨伐迟缓，根据史书所记载好像有观望的迹象，使人不能不怀疑。现在参考前后事实，互相质证，那么史书的影射诬谤，也自然明显，是不可以不辩驳的。查考晋史，陶侃督领荆州时，接受明帝的命令，与南顿王司马宗、西阳王司马羕、虞汜一同被委任，都是庾亮所深深忌恨的人。司马宗已经被诛杀，司马羕降爵，虞汜也被贬官，陶侃因为一向有威名，所以没有波及他。而派出王舒、温峤作为外援，又修缮石头城来防备他，他对陶侃的猜忌如此。苏峻反叛，温峤请求入援，而庾亮用诏书阻止他，说：“我担忧西陲超过历阳。”假使庾亮能攻克苏峻，那么陶侃必定不能免祸。庾亮既然奔亡，以太后诏书进封温峤、郄鉴爵位，命令他们讨伐贼寇（这是史书没有记载的，郄鉴，郄鉴得到诏书就流泪誓众奔赴国难，那么命令他讨伐贼寇可知），而没有波及陶侃。温峤与庾亮互相推举为盟主，意思中原没有陶侃。温峤因为从弟温充的话，才开始派遣使者推举陶侃，这不是庾亮的本意，而陶侃正被猜忌，没有诏书不敢出兵，所以有疆场外不敢越局的言语。庾亮大概深幸陶侃

译因为庾亮不来，所以陶侃就听任并答应了他的请求。等到庾亮听到毛宝的话，又自己估量自己的力量一定不能抵御苏峻，将被苏峻擒获消灭，因此修改书信再次派遣使者，而陶侃就答应了他，派遣龚登率军前来防守。当时苏攻克京城已经一个多月，庾亮在寻阳，靠近京师，不敢公开声讨贼寇。等到龚登到达，才向远近各地发布檄文，洒泪登船。等到听说陶侃召龚登回去，庾亮非常惶恐害怕，他给陶侃的信情势紧迫、言辞危切，而又深知陶侃的为人，一定没有改变计谋，否则正好激怒他而阻碍事情。陶侃召龚登回去，一定有深意，应当是因为龚登的军队少不足以消灭敌人，担心庾亮、庾峤轻敌冒进一定被击败，打算亲自率军前往。庾峤的传记也说陶侃答应亲自南下而没有出发，又派遣使者召龚登，还是可以看出陶侃本来打算亲自南下。陶侃接到信就穿上军装登船，儿子去世也不去哭丧，日夜兼程前进，难道在十天之间前后态度突然变得这样不同吗？庾峤在四月出兵，只有七千人，恐惧不安不能自保，还在寻阳，陶侃日夜兼程急速赶赴，五月就到达。士兵四万，旌旗绵延数百里，军威大振。勤王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先到的。这难道有一丝观望之心、迟疑之迹吗？陶侃急速到达寻阳，不仅是勇敢奔赴国难，也是拯救庾亮、庾峤于即将灭亡之际。大概已经对庾亮释怀没有怨恨，而且庾亮是国家的元舅，如果没有诏书，陶侃怎敢对他施加诛杀？只是因为郡议所指，而庾亮也因为以前的事自己怀疑，所以采用庾峤的计谋到陶侃那里拜谢，而陶侃就高兴地与他一起谈论宴饮，一同前往建康。他的公心大度，又如此。庾亮借他的威势，又想独自专取讨伐苏峻的功劳，擅自派遣督护王彰攻打苏峻，反而被击败，于是送符节给陶侃谢罪。这时陶侃是盟主，庾亮有不服从命令的罪过，然而陶侃绝不因此怪罪庾亮。等到到达石头城，陶侃就说贼寇正盛，难以与之争锋，应该用时间和智谋来击败他们。而各军不听从他的命令，屡次作战屡次败北，这才把重任委托给陶侃。采用李根的计谋，修筑白石垒，又听从孔坦的话，让郄鉴回守京口，建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座营垒，以分散贼寇的兵力。这就是所谓用时间和智谋击败他们，都是陶侃原本的谋略。陶侃的军队只是坚守，不肯与贼寇交锋，贼寇也畏惧陶侃，不敢来侵犯。苏峻分兵四处出击，战无不胜，但多次作战力量疲惫，已经在陶侃的计谋中了。陶侃想要西归，大概是扬言来迷惑敌人，实际上未曾行动。庾峤极力进言，也如同前面信中的意思。陶侃不回答，大概是不想明说其中的缘故，而毛宝一句话就加封督护并派遣他。李阳一句话就分拨五万米粮饷给庾峤，未曾稍有迟疑。这难道是真的想要西归吗？他想要亲自率军救援湓口，又想要亲自率军救援大业，忠勇奋发，都是庾峤、庾亮所不敢企及的。听从殷羡直攻石头城，大概是已经估量苏峻可以一战擒获，让庾峤、庾亮率领偏师牵制他。等到庾峤、庾亮一遇到苏峻的军队，就已经败走，而苏峻乘胜于是攻打陶侃的军队，用轻骑兵冲击阵型，不能进入。陶侃的部将临峻斩杀苏峻，众人才大败。详细考察其始末，都是陶侃的功劳，而庾峤自立行营，布告远近，号令百官，不再把功劳归于陶侃了。庾亮以败逃之余，束手无策。苏峻、郄鉴虽然忠义奋发，但用兵都不是他们的长处。所以毛宝说：“义军所依靠的只有您，不等到庾亮，也不等到庾峤、郄鉴。”陶侃性格周密，统领各军而不自我炫耀。他的长远计谋，有不是众人所能测度认识的。陶侃既然不标榜自己的功劳，所以他深沉的谋略、奇伟的方略，于是不能显扬于世，反而把指挥调度的功劳归于庾峤，难道这是事实吗？李闳、滕含击败管商，〇徽也是陶侃所建议，派遣庾峤的功劳，仅在败逃之余抓获苏硕，至于斩杀苏逸，则是西军的功劳。京城收复后，陶侃就移兵回镇，不参与朝政，众人议论让庾峤辅政，庾峤因为推辞而断绝，不及陶侃迁都的大事。庾峤想要迁都豫章，三吴的豪强想要迁都会稽，因为王导的话而停止，而陶侃不参与议论，以至于请任让，争刘〇弹劾卞敦，都不被听从，而陶侃坦然不在意，谢去成功而不居功，屡次被拒绝而不怨恨，这是真有古代大臣的气度，难道是后世功名之士所能企及的吗？陶侃自从讨伐郭黙后，在镇守五年，对朝政一无参与。慕容廆上疏给陶侃府，请求封陶侃，回答说将奏章上呈听候可否，迟〇当在天意，他的恭谨如此。到了晚年，告老离职，综理细微严密，精明不乱，始终保全节操，大概没有人能比。而史书还用折翼洒血，影响乌有之事诬蔑他，那么史书所叙述讨伐苏峻前后的话，难道可以据信吗？陶侃对庾亮释怀，但有时有轻侮的话，庾亮耻于向陶侃屈服，而忿恨之心更加不解。王导地位威望很高，甚至接受皇帝拜谢不辞让，陶侃也时常轻侮他，不仅庾亮耻之，王导也耻之。陶侃死后，王导就用庾亮代替他的职位，陶侃的儿子陶夏、陶斌自相残杀，庾亮弹劾陶夏，也是出于私恨。至于陶称没有反叛的罪过，不凭诏书就擅自收捕杀害，其他儿子也没有显赫任用的，陶氏于是衰败，而庾氏世代掌握朝权，王导的儿子也分布在列位。他们掩盖陶侃的功劳，诬蔑陶侃的罪过，影响疑似，大概无所不至，难道只是折翼洒血的事吗？凡是史书诬蔑陶侃的原因，

译一种说法认为，陶侃以未被列入顾命大臣为憾恨。然而顾命大臣是明帝亲自引见的，都是朝廷在朝的臣子。郄鉴虽然担任兖州刺史，但未曾离开京城，是以车骑将军的身份接受顾命的，这并非外镇将领所能参与的事，陶侃为何要因此怀恨呢？

另一种说法认为，遗诏褒奖进用大臣而陶侃不在其中，怀疑是王导删去了他的名字。成帝年幼，诏书出自王导之手，王导忌惮陶侃，嫌隙显而易见，又何必怀疑呢？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陶侃讨伐贼寇迟缓，又派遣召龚登返回。当时陶侃正被猜疑，如果不等待诏书就出兵，恐怕王导反而会以罪责加于陶侃。郄鉴起初想要入京救援，被诏书制止，等到奉诏出兵，也未能前进，陶侃到达寻阳之后，才率军前来防备，并没有迟缓讨贼的表现，难道可以责备郄鉴却不可以责备陶侃吗？陶侃召龚登返回，必定有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兵力少而打算亲自前往，况且没过十天，他就已经身穿戎装登上战船，兼程前进了，难道有中途后悔的意思吗？

又有一种说法：“陶侃已经打算西归，因为毛宝战胜，才留下来不去。”陶侃战胜敌人，早已有成算，他想要西归，只是一时的气话，或者是提高声音来迷惑敌人，实际上并未行动。况且他已经派遣毛宝，又分送米粮给温峤，他留下来不去是肯定的，难道是因为毛宝战胜后才留下来吗？

以上种种，都是些影影绰绰、似是而非的传闻，凭空捏造，想要掩盖他的功劳而酿成他的罪过，与“折翼洒血”的诬蔑相同。因为相传已久，史书都沿袭记载。陶氏子孙势微力弱，而旧日部属也不显达，没有人能够辨明真相。唐朝初年的大臣们不知道删改订正，又附会梅陶和谢安的话，来显示陶侃被名流所看重。梅陶的话已不值一提，陶侃的功勋远远超过谢安，谢安的话又哪里值得看重？史家缺乏见识竟到了如此地步。只有东坡苏公说陶侃有忠义的大节，这足以作为定论了。我因此借着刘、吴两人的赞论而详细论述，希望陶公的忠义大节显明于世，而在千百世之后，不至于让他的光辉黯淡不明。

译查考温峤的传言，说陶侃、庾亮担任盟主，而所有的部署谋划都出自温峤一人之手，如今拿温峤的言行来考证，也不知道他的部署谋划究竟在哪里。温峤的功劳在于激怒陶侃，共同奔赴国难，但陶侃实际上并不是靠激怒就能驱使的。温峤虽然推举陶侃为盟主，实际上并不听从他的命令，那些将领屡次作战总是败北，怀疑都是温峤所派遣的，所以陶侃说：“良将在哪里？”在攻打石头城时，温峤、庾亮已经被苏峻的偏师打败，依靠陶侃的军队才获得大胜，而温峤却独自专揽功劳，君子对温峤不能没有怀疑。庾亮怀疑陶侃，温峤也固守这种看法，所以让陶侃出任外援，后来推举陶侃是出于不得已，陶侃已经释然，但温峤、庾亮对陶侃却始终不和睦。庾亮的传言说，陶侃曾经想起兵废黜王导，郄鉴不听从才作罢，这是引用庾亮和郄鉴书信中隐忍解释陶公的话。陶侃晚年，深深以满盈为惧，对朝廷政事一概不参与，如果起兵废黜王导，那就是重蹈苏峻的覆辙，这绝对是不会的。况且陶侃临终上表，还称颂王导、郄鉴、庾亮的功勋，由此可知，一定没有这件事，而庾亮公然诬蔑陶侃，那么庾亮的心术哪里还值得询问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旧史中诬捏的事情已经多有删除，但在讨伐苏峻这件事上不得不承用旧史的文字，《纲目》因此记载温峤让陶侃入讨苏峻。朱熹对《纲目》常常以未能修改为憾，或许就是指这些地方。至于《乞陶威公庙额状》，直接说“以表彰忠义”，那么与《纲目》所记载的也有不同了。温峤有平定王敦的功劳，而陶侃在荆楚有威名，温峤既然像对待王敦那样对待陶侃，所以他怀疑忌惮陶侃与庾亮相同，他推举陶侃主盟，只是迫于一时的计策，而移檄远近，独自专断其事，到最后才称陶侃为征西将军，而与庾亮并列，他轻视陶侃到了极点。陶侃派遣龚登而不立即亲自南下，大概也是以王敦为鉴，怕被温峤控制，等到得到温峤的书信，惶恐窘迫，仰仗陶侃的命令，他兼程前进，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等到到达石头城，陶侃派遣庾亮守卫白石垒，派遣郄鉴回守京口，建立三个营垒无不听从命令，而温峤独自与他抗衡。陶侃想要西归，也有不喜欢温峤的意思，只是用来恐吓他，所以听到温峤的话也就置之不理。等到平定苏峻，温峤立即设立行营，布告远近，号令百官，史书说“部署谋划都出自温峤”，这是温峤独自专揽功劳的言辞罢了。陶侃回镇，所谓“疆场外将不敢越权”，本来是他的素志，也是为了避开温峤。温峤以忠义著称，但公心大度则不及陶侃远矣！温峤临终，给陶侃写信。史书删削不记载，而陶侃说把信藏在箱子里，时时省视。甚至半夜抚胸，吃饭时酸噎，都把信呈上。说他不以忠义为志，以国耻为恨，鼓励臣子戮力同心，救济危难，这一定是深深相互推崇重视，与以前大不相同。但信不存，所以无法评论。

又史书所载梅陶的话，说“机神明鉴，似魏武”，大概说的是他的材略，下面就用武侯来比拟他，这话不算大错，只是比拟的人不伦罢了。义仲辩驳他，也没有完全说对。吴论说看庾亮的传、应詹的书，怀疑他有跋扈之心，如今考证庾亮传中出舒、峤为外援，修石头城以防备陶侃，都是庾亮凭私意怀疑陶侃，对陶侃毫无给予，而后想起兵废黜王导，这又是庾亮的诬辞。至于应詹的书，是因为陶侃勋名既盛，相互勉励以忠义罢了，并非有所怀疑。吴氏的说法，都不恰当。朱熹取其大意，足以阐明陶公的心迹，而对小处无暇论及，所以也附带提及。

论郭谊

甘露之变，王涯、贾餗等人皆因无罪而族灭子孙，并逃在昭义军的也被郭谊所杀，且杀尽。这是天下所冤痛的，而李卫公却下诏说：“逆贼王涯、贾餗等已在昭义被诛，其子孙宣告中外。”卫公不应颠倒到如此地步，这必定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当郭谊杀刘稹投降时，并波及王羽、贾庠等人。王羽、贾庠没有兵权，被郭谊所忌，史书也不说他们与郭谊素有嫌怨。郭谊大概因为王、贾是宦官所仇嫉的，做这件事以快宦官之忿，而以求取节钺。估计宦官中必定有与他相通的人，所以郭谊希望节钺不至，而说“必移他镇”，绝没想到自己会遭到诛杀。卫公既定计诛杀他，又恐宦官阻挠此事，所以特下此诏。让王羽等人的死是上所命，而非郭谊之功。郭谊与同党都被诛灭，而又波及其余人，是不想微露其意，而也鉴于朱克融、王庭凑之祸。其后昭义帖服，都归功于卢钧，而未必不是卫公诛锄强梗之力。我因《通鉴》所记载而论述此事如此，更应当考之新旧唐史而详细订正。

白田杂著卷四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白田杂著>

钦定四库全书

白田杂著卷五

寳应王懋竑撰

读史漫记

范雎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为相，是周赧王四十九年。魏齐就在这年奔赵，藏在平原君那里。昭王四十二年，秦诱捕平原君，魏齐与虞卿逃往魏国。后五年，秦破赵长平，是昭王四十七年，而赧王五十五年。范雎所叙述的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