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卷一
旧本脱武字，今据五代防要増正】晋天福中，因髙祖临幸，更号大寜宫，今新城是也。其増展外罗城，盖周世宗始为之。考异：汉制度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四曰戒勅。此云天子之命通称诏书，非也。唐永徽中，命▯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徳殿西门，则待制名非始于肃代以后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术数之士皆处之，谓之待诏，即待诏之名初不改也。
译旧本脱漏“武”字，现在依据《五代防要》增补校正】晋天福年间，因为高祖亲临视察，改名为大宁宫，就是今天的新城。其增筑扩展的外罗城，大概是周世宗开始修建的。考异：《汉制度》说，皇帝下达的文书有四种：一是策书，二是制书，三是诏，四是戒敕。这里说天子的命令统称诏书，是不对的。唐永徽年间，命令文馆学士一人每日在武德殿西门值班，称为待制，那么待制这一名称并非始于肃宗、代宗以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延揽文章之士乃至术数之士都安置其中，称为待诏，即待诏的名称起初并没有改变。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懐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初命懐义等，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輙差，故垂拱、福寜、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石掖与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成，太祖坐福寜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曺必见之矣。」羣臣皆再拜。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为开寳皇后，移居东宫，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徳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庆。后中书门下请为皇太后建宫立名，于是诏筑宫曰万安。明肃太后既临朝，不筑宫，止名所居殿曰防庆。明肃上仙，遗诏进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乃名所居为保庆，号保庆太后。讫治平，慈圣宫曰慈夀。元祐，宣仁宫曰崇庆。建中，钦圣宫曰慈徳。皆遵用万安故事也。崇宁初，元符太后宫称崇恩，盖进太后故礼加于开宝云【案：崇寜初以下原本误，另作一条，据文义当合为一，今改正】
崇政殿即旧讲武殿，惟国忌前一日及军头司引见呈试武艺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顷，以衫防再坐。忌前则服澹黄衫，皂带自延和殿出，降阶由庭中步至，不乘辇，遇雨然后行。西廊皆祖宗之旧也。従官独二史得入侍，旧制不甚大。崇寜初始徙向后数十步，因增旧制发旧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两旁碾波涛戯龙文，如屈髪，制作极工妙。余为左史时，每见之。盖古殿其下必有寳器为之镇，今乘舆行幸最近驾前所持玉斧是也。
东华门直北有东向门，西与内东门相直，俗谓之謻门，而无牓。张平子《东京赋》所谓「謻门曲榭」者也。薛综注：「謻，曲屈斜行，依城池为道。」《集韵》：「謻」字或作「防」，以为宫室相连之称。今循东华门墙而北，转东面为北门，亦可谓斜行依墙矣。凡宫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啓圣禅院，太宗降诞之地。太平兴国中，既建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诞于西京山子营，久失其处。真宗朝尝遣人访之，或以骁胜营旁马廐隙地有二冈隐起为是，复即其地建应天禅院，以奉太祖。天圣中，明肃欲置真宗神御其间，而难于遗太宗，因以殿后斋宫并置二殿，曰三圣殿。庆歴中，始名太祖殿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考。
考异昭考当作昭孝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琼林苑干徳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园，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嵗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已，车驾临幸毕即闭。嵗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戯，谓之旱教。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宜春俗但称庶人园，以秦王故也，荒废殆不复治。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询徧礼官，皆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则天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赵大赏。天圣初，明肃太后垂▯，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宻啓者，则亦无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简肃之抗论也。
母后加諡，自东汉始。本朝后諡，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献明肃尝临朝，特加四字。至元丰中，庆夀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为諡议，请于朝。诏以太后功徳盛大，四字犹惧未尽，始仍故事，遂諡慈圣光献。自是宣仁圣烈与钦圣宪肃皆四字云。
考异：「始仍故事，当作姑仍故事。诏云
译太祖建隆初年，因皇宫制度初创，于是下诏绘制洛阳宫殿的图样，扩展皇城的东北角，任命铁骑都尉李怀义与宦官董役，按照图样进行营建。起初命令李怀义等人，凡是各门与殿必须相互正对，不得随意偏差，所以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座大殿端正重叠，而左、右掖门与升龙、银台等诸门也都是这样，只有大庆殿与端门稍有偏差罢了。宫殿建成后，太祖坐在福宁寝殿，命令打开前后门，召近臣入内观看，告诉他们说：“我的心端正直率，正像这样，如果有稍微偏曲的地方，你们一定能看见。”群臣都再次拜谢。后来虽然曾经遭受火灾多次修缮，但大都不敢改变其原来的位置了。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为开宝皇后，移居东宫，但不给宫殿命名。真宗尊明德太后，才开始命名所居住的殿为嘉庆殿。后来中书门下请求为皇太后建宫并命名，于是下诏筑宫命名为万安宫。明肃太后临朝听政，不另筑宫，只命名所居住的殿为防庆殿。明肃太后驾崩，遗诏进封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于是命名所居住的殿为保庆殿，号称保庆太后。直到治平年间，慈圣太后的宫称为慈寿宫。元祐年间，宣仁太后的宫称为崇庆宫。建中靖国年间，钦圣太后的宫称为慈德宫。这都是遵循万安宫的先例。崇宁初年，元符太后的宫称为崇恩宫，大概是因为进封太后所以礼仪加于开宝皇后之上【注：崇宁初年以下原本有误，另作一条，根据文义应当合并为一条，现已改正】
崇政殿就是旧时的讲武殿，只有在国忌日前一天以及军头司引见呈试武艺艺人、吏部引见改任官员时，即在常朝退朝稍后片刻，穿着衫服再次坐朝。国忌日前则穿着淡黄色衫服，系黑色腰带，从延和殿出来，走下台阶经由庭院步行到达，不乘辇车，遇到下雨才乘车前往。西廊都是祖宗的旧制。随从官员中只有两位史官得以入内侍奉，旧制规模不大。崇宁初年才开始向后迁移数十步，因此增加旧制，发掘旧地基，在正中挖出玉斧一把，长宽七八寸，玉色像切开的脂肪，两旁雕刻波涛戏龙纹，如同弯曲的头发，制作极其工妙。我任左史时，常常看见它。大概古代宫殿下面一定有宝物作为镇物，现在皇帝出行时最近驾前所持的玉斧就是如此。
东华门正北有向东的门，西边与内东门相对，俗称为謻门，但没有匾额。张平子《东京赋》所说的“謻门曲榭”就是这里。薛综注：“謻，曲折斜行，依城池为道。”《集韵》：“謻”字或作“防”，认为是宫室相连的称呼。现在沿着东华门墙向北，转东面为北门，也可以说是斜行依墙了。凡是宫禁中的说法，相沿传承必定都有来历。
启圣禅院，是太宗降生的地方。太平兴国年间，已经建为寺院，用来供奉太宗的神御。太祖降生于西京山子营，很久就失去了具体地点。真宗朝曾经派人访查，有人说骁胜营旁马厝的空地有两处山冈隐约隆起就是那里，于是就在该地建应天禅院，用来供奉太祖。天圣年间，明肃太后想将真宗的神御安置在其中，但难以舍弃太宗，于是将殿后斋宫一并设置两座殿，称为三圣殿。庆历年间，才开始命名太祖殿为兴先殿，太宗殿为帝华殿，真宗殿为昭考殿。
考异：昭考应当作昭孝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称为四园。琼林苑在干德年间设置，太平兴国年间又在苑北开凿金明池，引导金水河水注入，用来教神卫、虎翼水军练习舟楫，因此形成水上嬉戏。宜春苑本是秦悼王的园囿，因为皇城宜春旧苑改为富国仓，于是迁到此处。玉津园则是五代的旧园。现在只有琼林、金明最为兴盛，每年二月开放，命令士人百姓纵观，称为开池。到了上巳节，皇帝亲临完毕就关闭。每年赐给二府从官宴饮以及进士闻喜宴，都在其中。金明水战不再演习，而各军还为鬼神嬉戏，称为旱教。玉津园一半用来种麦，每年仲夏皇帝亲临观看收割麦子。自从仁宗以后也不再讲习了。只有契丹赐射作为旧例。宜春俗称为庶人园，因为秦王的原因，荒废得几乎不再治理。祖宗不崇尚园池的观赏，前代没有这样的。
太祖曾经问赵中令：“礼仪为什么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回答，询问遍礼官，都不知道。王贻孙，是祁国公王溥的儿子，说古诗有“长跪问故”，那么妇人也是跪拜的。武则天时期妇人开始拜而不跪，于是用太和年间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作为证据。赵大加赏赐。天圣初年，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想穿戴衮冕亲自祭祀南郊，大臣争论不能决定。薛简肃公问：“如果穿戴衮冕，陛下应当行男子拜还是妇人拜？”议论于是停止。礼仪九拜，即使是男子也不跪。王贻孙的话大概浅陋了。薛简肃也是恰好幸运他的话偶然中肯，假使当时有人用王贻孙所陈述的秘密启奏，那么也就来不及了。然而天下至今佩服薛简肃的抗论。
母后加谥，从东汉开始。本朝皇后谥号，起初只有两个字。明道年间，因为章献明肃太后曾经临朝，特别加四个字。到元丰年间，庆寿太皇太后驾崩，章子厚为谥议，请求朝廷。下诏认为太后功德盛大，四个字还怕未尽，开始遵循旧例，于是谥为慈圣光献。从此宣仁圣烈与钦圣宪肃都是四个字。
考异：“始仍故事，当作姑仍故事。诏云
熙寜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拟「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继又拟「丰亨」，复曰：「不可。」「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丰」。
范鲁公质、王祁公溥，皆周朝旧相。太祖受禅时，质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质罢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禅代之际，疑间不生。虽二人各有贤徳，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质性本卞急，好面折人过，然以廉介自居，未尝营生事。四方馈献，皆不纳。太宗尝论前宰相，以质循规矩，慎名器，持亷节为称。溥寛厚，喜荐导后进。罢相时，其父尚无恙，犹常执子弟之礼，不废。贻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张伯玉皇祐间为侍御史，时陈恭公当国，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时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宻使小黄门谕防劳之曰：“闻卿贫，无虑，朕当为卿治装。”翌日中防，三司赐钱五万。恭公犹执以为无例，上曰：“吾业已许之矣。”卒赐之。祖宗爱惜财用如此，又见所以奬励言官之意也。明肃太后上徽号，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庆殿也），王沂公争之，乃改御文徳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册，有司援文徳故事为请，宣仁不许，令学士院降诏，苏子瞻当制，颇斥天圣之制，犹以御文徳为非是。既进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徳薄，不敢比方前人。”闻者无不畏服。是嵗册礼止御崇政殿。考异：按子瞻草诏云：“矧予凉薄，常慕谦虚，岂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处之无过之地。”乃是爱君之深，内批“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防意稍涉今是，不免有昔非之议，可叙述太皇太后硕徳，实不及章献，不敢必依章献御文徳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进入。
韩魏公为英宗山陵使，是时两宫尝为近侍奸人所间。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发。忽自起赴烛焚之。使者惊恳曰：“有事当别论奏，安可輙焚御笔？”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顷，外传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问故，曰：“得防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发焚之矣。”二使归报，慈圣太后叹息曰：“韩琦终见事逺，有断。”
考异英宗当作仁宗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専，奉书陈谢，不宣。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
元祐垂▯，吕司空晦叔当国。元日，欲率羣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防称贺之礼。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是嵗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夀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防公卿。」即时二史书谦徳，只使羣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寳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防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寳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防。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祐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寳通礼》及近嵗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自唐以后不复讲。庆歴元年，郊祀赦聴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
译熙宁末年，发生旱灾，皇帝下诏商议更改年号。执政大臣起初拟定“大成”，神宗说：“不行。”“成”字从字形上看，是一个人背着戈。接着又拟定“丰亨”，神宗又说：“不行。”“亨”字意味着儿子不成器，只有“丰”字可以用，于是改年号为“丰”。
范质、王溥两位鲁公、祁公，都是后周朝的旧宰相。太祖接受禅让时，范质四十四岁，王溥四十二岁，在位都只有两年。范质罢相八年后去世，王溥罢相二十年后去世。他们在禅让交替之际从容得体，没有产生猜疑隔阂。虽然两人各自都有贤德，但太祖保全大臣，也是前代所没有的。范质本性急躁，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但以廉洁耿直自居，不曾营求私利。各地的馈赠进献，他都不接受。太宗曾经评论前代宰相，称赞范质遵循规矩，慎重对待名位器物，保持廉洁节操。王溥宽厚，喜欢推荐引导后辈。罢相时，他的父亲还健在，他仍然常常行子弟之礼，没有废弃。王贻永尚太宗之女，就是他的儿子。
张伯玉在皇祐年间任侍御史，当时陈恭公主持朝政，张伯玉首先说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没有得到真正的宰相，因此触怒了陈恭公。仁宗当时对陈恭公很宠信，不得已让张伯玉出任太平州知州，但也惋惜他的离去，秘密派小黄门传达慰劳之意说：“听说你贫穷，不要忧虑，朕会为你置办行装。”第二天中午，三司赐钱五万。陈恭公还坚持认为没有先例，皇上说：“我已经答应他了。”最终还是赐给了他。祖宗爱惜财物如此，又可见奖励言官的用意了。明肃太后上徽号，起初想御临天安殿（即现在的大庆殿），王沂公争辩，于是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年，宣仁太后受册，有关部门援引文德殿的先例请求，宣仁太后不允许，命令学士院降诏，苏子瞻起草诏书，颇加斥责天圣年间的制度，仍然认为御临文德殿是不对的。草稿进呈后，宣仁太后批出说：“这样是彰显先姑母的过失，可以另作一个意思，只说我的德行浅薄，不敢与前人相比。”听到的人无不敬畏信服。这一年册封礼仪只御临崇政殿。考异：按苏子瞻起草的诏书说：“况且我浅薄，常慕谦虚，岂敢亲自御临治朝，自同于先后，处于无过之地。”这是深爱君主的表现，内批“常慕”二字以下二十六字，意思稍涉今是昔非，不免有以前不对的议论，可以叙述太皇太后德行盛大，确实不及章献太后，不敢一定依照章献太后御临文德殿的先例，应当由三省修改这个意思再进呈。
韩魏公担任英宗山陵使，这时两宫曾经被近侍奸人所离间。一天深夜，忽然有宦官拿着御封的帷帐到来，魏公拿着它很久不打开。忽然自己起身走到烛火旁把它烧了。使者惊愕恳求说：“有事应当另外论奏，怎么可以擅自焚烧御笔？”魏公说：“这是某事，不是使者的罪过。回去只以此奏报知晓。”最终还是烧了它。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说又有宦官到来，魏公急忙出去迎接，问缘故，说：“得到命令追回前一个使者取回御封。”魏公说：“没有打开就烧了。”两个使者回去报告，慈圣太后叹息说：“韩琦终究见识深远，有决断。”
考异：英宗应当作仁宗
大辽国国书的格式，前面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时，具列使副的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量礼物，具列在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通常不超过八句。回书前面的格式相同，后面具列所来使的官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不具列副使官衔，辞也不超过八句。元祐年间，宣仁太后临朝，另外派遣太后使副，用皇帝的书信达意，格式都像以前，只说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罢了。贺书也像这样。
元祐末年，吕司空晦叔主持朝政。元旦，想率领群臣依照天圣年间的先例，请求太后同御殿行庆贺之礼。宣仁太后谦让推辞不听从，只命令等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在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起草手诏说：“顾念我菲薄浅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在典法上，也应当大致符合前规。”这一年进春帖子，其中一篇说：“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当时二史书写谦德，只让群官进姓名。
本朝典礼起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年间，才开始命令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编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编纂义例一百卷，以发明其意。并且依照《开元礼》设科取士。嘉祐初年，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又请求续编，由姚辟、苏洵掌管其事，编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论的人嫌它太简略。元丰年间，苏子容又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年详定的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编为《元丰新礼》，来不及施行。到大观年间，才开始修撰，郑达夫主持其事。但当时没有懂礼的旧人，书成后颇多抵触，后来也被废弃。
士大夫家庙，自唐以后不再讲求。庆历元年，郊祀赦令听任文武官都立庙，但朝廷未曾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所以很久不能实行。皇祐二年，初次祭祀明堂，宋莒公为相，才开始请求下礼官定议。于是
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祐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祊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録，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曽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祔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恵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諡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译请求平章事以上设立四座宗庙，东宫少保以上设立三座宗庙，但其中的详细规定都没有完全被看见。文潞公担任平章事时，首先请求在洛阳建立宗庙，最终没有查到依据，不敢轻易行事。至和初年，他任长安知府，因此在曲江得到了唐代杜佑的旧庙，还保留着当时的旧制，一座正堂四个房间，旁边设有两翼。嘉祐初年，于是仿照这个样式建造，在两廊前面又加了一道门，用东廊存放祭器，西廊存放家谱，祊室在中门的右侧，省牲、陈列食物、洗涤等在中门的左侧，另外设了一道外门，把厨房安置在外门东南。正堂中分为四个房间，采用晋代荀安昌公的先例，制作神板而不立主牌。唐代周元阳的《祀录》，以元旦、寒食、秋分、冬至夏至为四季祭祀的时节，祭祀前一天都要斋戒。在洛阳就以此祭祀，如果在其他地方就带着神板随行，仿效古代诸侯载着迁主的意义。元丰年间，文公才退休回到洛阳，在此之前在洛阳的时间很少，那么宗庙不免还是空设，这才知道古今制度不同，终究不能完全实行。父亲去世称皇考，在礼制上本来没有依据。《王制》说天子五庙叫做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那么皇考是曾祖的称呼。自从屈原《离骚》称“我的皇考叫伯庸”，就把皇考作为父亲的称呼。所以晋代司马机为燕王告祔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于是沿袭不改。汉代议论宣帝父亲称蔡义，起初请求谥号为悼曰“悼太子”，魏相认为应该称尊号曰“皇考”，那么皇考是尊号的称呼，不是后世所能通用的。然而沿袭已久，即使是儒者也不能自外于这种习惯。《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这里说“父亲去世称皇考，在礼制上本来没有依据”，是不对的。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王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防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着其説。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王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徳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諡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曽子固尝着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嫌，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羣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説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二説中，専举其父没之通称之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諡而加“皇”，茍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辨“贰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祐、治平，天下财赋嵗入皆一亿万以上，嵗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畧相当。景徳官一万余员，皇祐、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徳郊费六百万，皇祐、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徳。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嵗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徳，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嵗入以亿万为率，嵗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畧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自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歴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祐间，苏子容为承防，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羣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畧论得失，大防当时遂以为例。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勅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諌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勳，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
译治平年间，朝廷商议濮安懿王的称号，学士王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人，都认为应当称“皇伯”，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欧阳永叔担任防政，尤其极力抨击这种观点。他在《五代史》中记载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一事，就是为了深刻阐明自己的学说。然而，如果因此想要称“考”，就不免有“两统贰父”的嫌疑，所以议论纷纷，久久不能决断。慈圣光献太后在内廷出手诏，命令称“亲”，当时的言官也极力争辩而作罢。以诸侯身份入继大统，古代是没有的。自从汉宣帝以来，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魏相认为应当称“皇考”，这本来是没有礼制依据的礼法。而汉哀帝称定陶王为恭皇，汉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那就太过分了。礼制中用“王”、“皇”、“显”等字冠在“考”之前，不过是尊称罢了。如果举出谥号再加上“皇”字，那就是帝号了，既然不足以辨别父子关系，儿子却用爵位称呼父亲，这正是礼制所禁止的。曾子固曾经著文议论，认为“皇考”是父亲去世后的通称，用在为人后者的义理上，没有嫌疑，这大概是附和欧阳永叔的意思。当时群臣议论既然不能决断，所以仍旧只称濮安懿王，这是因为难以决断的缘故。
考异：当时吕献可是御史知杂，范景仁是翰林学士，这里说吕中丞、范谏官，是不对的。曾子固说“皇考”这一名称有三种说法：如礼制中的“皇考”，是指曾祖父；汉宣帝父亲称尊号为“皇考”，是在“考”字前加上“皇”号；屈原称“皇考”为“伯庸”之类，则是父亲去世后的通称。并且说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他的剖析非常详细，而认为在悼园称“皇”并立庙是错误的。现在两种说法中，专门举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这一句，认为这是附和欧阳永叔的意思，也是不全面的。如果说“皇”是帝号，那么无论是称“皇考”，还是举出谥号加上“皇”字，如果认为不可以，那就是一样的，怎么能执着于一种说法而认为没有礼制依据呢？既然认为濮议中称“皇伯”显然是不可以的，又认为称“考”有“两统贰父”的嫌疑，那么应当称什么呢？欧阳公曾经辩明“贰父”是有的，但不是“两统”。那么“两统”或许可以说有嫌疑，而“贰父”也说有嫌疑，这是不对的。
皇祐、治平年间，天下财赋每年收入都在一亿以上，每年花费也在一亿以上，收支大致相当。景德年间官员有一万多名，皇祐、治平年间增加了两万多名。景德年间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治平年间增加了一千万以上，这两项都比景德年间加倍。元丰年间，曾子固曾经请求推究这些费用的来源，全部加以裁减，使每年的收入像皇祐、治平年间那样，而官吏俸禄和郊祀的费用同景德年间一样，仅这两项节省的就有一半。以此类推，每年收入以一亿为基数，每年只节省三分之一，那么三十年应当有九亿，就可以作为十五年的储备。议论被搁置没有实行。这虽然论述的大致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总之，谈论节约用度似乎应当大致仿效这种做法，可以得到实际效果，胜过列举以前琐碎的小事，徒有裁减的名义，而最终不能实行。
仁宗庆历年间初年，曾经诏令儒臣检讨唐代旧例，每天进献五条，多次告诫近臣认为这有补益。后来长期废弃。元祐年间，苏子容担任承防，在经筵再次请求像旧例那样，史官学士采集新旧《唐书》中各位皇帝的事迹以及群臣的进献，每天进献几件事。于是诏令讲读官，遇到不讲经的日子，各自进献汉唐旧事两件事。苏子容仍然在每件事后简要论述得失，大体上当时就把它作为惯例。濮议中廷臣都想要只称皇伯，欧阳文忠极力抨击认为不对，于是引用《仪礼》及五服敕令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这就是说虽然过继但本生父母仍然称父母。”因此汉宣帝、光武帝都尊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当时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只有司马君实在谏院独自上疏说：“为人后者而言父母，这是根据丧服制度立文，如果不称父母就没有别的称呼，并不是说他们得以称父母。”这大概是政府想要欺骗天下人，认为他们都不懂文理。如果宣帝继承昭帝之后，以孙子继承祖父，那么没有嫌疑所以可以尊称他的父亲为皇考，而不敢尊称他的祖父为皇祖。光武帝起于布衣，虽然名义上是中兴与创业相同，即使自立七庙也不算过分，何况只是称皇考。现在皇上作为仁宗的儿子而称濮王为皇考，那么仁宗放在哪里呢？文忠得到这个说法也无法驳倒他，认为称皇伯不对。君实虽然极力辩驳，但没有依据，也最终不能驳倒文忠。
考异：按照两制等议，说礼律中为父母报丧的说法，是形势当然，不能说为叔伯报丧。赵大观又引用去妇、出母作为证据，那么当时辩论驳难，不只是温公；而这里说“没有人能驳难他”，只有司马君实这样说，是不对的。既然说文忠得到这个说法，也无法驳倒他；又说“君实最终不能驳倒文忠”，那么二者哪个是对的？况且两位公卿各自坚持自己的论点，最终未曾稍微屈服呢？
旧例，宰相食邑满万户才开始开国。贾文元罢相，任北京知州，未满万户，因为出师协助平定贝州的功劳，特封安国公。后来以武胜军节度使入朝担任祥源观使，留在京师，请求归还节度使印信，仁宗特设观文殿大学士来宠信他。观文殿有大学士，从文元开始。苏子容挽辞中所说“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就是指的这件事。旧例，台官都由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担任
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歴通判，非特防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寜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嵗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译互相推举担任资任的人，必须是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且曾担任过通判的人；未曾担任过通判的，不仅特别防范不予推荐，而且只能担任里行。这是唐代马周的旧例。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规定过于拘泥，难以符合资格。熙宁初年，司马光担任御史中丞，已经请求稍微改变旧制。等到吕公著继任御史中丞，于是推荐了张戬、王子韶两人，他们都是京官。不久，王安石突然起用李定，以秀州军事判官的身份特别提拔为太子中允兼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令下达后，宋敏求负责起草诏书，将诏书草稿封还退回。随后又命令李材、苏颂，他们都不接受诏命，大概是认为刚刚提拔为中允，而任命却仍然按照选人（低级官员）的常规来提拔。这三个人都被贬谪，最终起用了李定。近年有差遣按规定应使用京官却特别改任官职而提拔的，是从李定开始的。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干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防，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寜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攽、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干兴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曺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昺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防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昺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钦定四库全书
石林燕语卷二
宋 叶梦得 撰
宇文绍奕 考异
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尔。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谓之卿。唐制宰相对正衙，皆立而不奏事，开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盖以其论事难于久立。本朝范鲁公为相，当禅代之际，务従谦畏，始请皆立。则今经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师尊之，亦以讲读难久立故也。太祖开寳中，召王昭素讲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皆赐坐，此出一时特恩，非讲官例也。考异：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论道经邦，则坐而论道，非谓五等诸侯也。五等诸侯，岂得云非人臣乎？周官孤、卿、大夫与三公皆不同，岂得云三公而下皆卿大夫乎？三公不必备，何必以卿兼公而通谓之卿乎？周公位冢宰，乃公兼卿也。开寳中，乃开寳元年；端拱中，亦端拱元年。
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徳为名。当时虽降图营建，而实未尝行。天禧中，王沂公为守，始请减省旧制，别为图以进，亦但报闻。其后，夏文庄、韩忠献、张文定相继为守，有请，仅能修祥辉、崇礼二门而已。元丰间，蘓子容自南京被召还朝，复以为言，但请以沂公奏先修归徳一殿，约为屋百间。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门以真宗东封囬尝驻跸，赐赦观酺，赐名重熙颁庆楼，犹是双门未尝改作。内中唯有御制诗碑亭二，余为守时已将倾頽，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丰官制行，王禹玉为左仆射，蔡持正为右仆射。新省成，即都堂礼，上郎中、员外郎迎于门外。仆射拜▯，讫升▯，各判祥瑞案。三道学士、两省官贺于▯上。中丞、尚书以下百官班于庭下，东西向。仆射降阶就褥位，直省官赞揖，台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辞。贺复位，直省吏赞拜，仆射答拜，退。即尚书省燕，侍郎、给舍以上及中丞、学士皆与，时有司定仪制以闻。禹玉等拜辞，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后为相者初正谢，即辞例従之，故惟此一举而已。
元丰官制行，呉雍以左司郎中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是时神宗方经营朔方，有巡幸之意，宻以委雍，乃除直龙图阁，都司除职自此始。其后文及甫自吏部员外郎出知陜府，潞公在洛，便养为请，欲以示优礼，亦除直龙图阁，郎官除职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职者。至元祐间，范子竒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转运使，范纯粹自右司郎中除京东转运，皆除直龙图阁，用呉雍例也。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曺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入新省。掲牓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在中仆射▯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曺列于后，东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祐、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祐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
译本朝经筵讲读官，旧例都是坐着，直到乾兴年间才开始站立。这是因为仁宗当时年纪尚轻，坐着讲读听不清楚，所以改为站立，以便靠近。此后便沿袭成为惯例。熙宁初年，吕申公、王荆公担任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都兼任侍讲。他们起初建议认为，六经讲述的是先王的道理，讲官应当赐座，于是请求恢复旧例。此事下达太常礼院详细审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担任判院。这是吕申公等人说：“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以及礼官王汾、刘攽、韩忠彦认为，讲读官称为‘侍’，大概是侍奉天子，并非师道的地位。况且讲读官中一等是侍读，班次仍在侍讲之上。现在侍讲坐着而侍读站着，不应分为两种待遇。”吕申公等人的议论于是被搁置。如今讲读官初次入殿都坐着，赐茶。只有当值讲官起身到案前站立，讲完后又回到座位，赐汤后退出。侍读也是如此，这是乾兴年间的制度。
邢昺从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身份出任曹州知州，仍保留翰林侍讲学士的职务。外任官员保留内职，从邢昺开始。张文节公张知白请求罢免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身份充任翰林侍读学士，出任天雄军知州。翰林侍读学士外任，从张知白开始。邢昺的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上，是跟随他的官职来的。
钦定四库全书
石林燕语卷二
宋 叶梦得 撰
宇文绍奕 考异
《周官》中说坐着议论治国大道，称为三公的人，并非一般臣子。王是天子的称谓，公是五等诸侯，自三公以下，都是卿大夫罢了。古代以六卿兼任三公，通称为卿。唐代制度，宰相对正衙，都是站着而不奏事，在延英殿奏事，才开始得以坐着，这并不是尊崇他们。大概是因为议论政事难以长久站立。本朝范鲁公担任宰相，正值禅代之际，务必遵循谦卑畏惧的原则，起初请求都站着。那么如今经筵官起初都能坐着的，并非因为尊崇其师道，也是因为讲读难以长久站立的原因。太祖开宝年间，召王昭素在便殿讲经；太宗端拱年间，幸临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经，都赐座，这出自一时的特别恩宠，并非讲官的常例。考异：《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议论治国大道，那么坐着议论大道，并非指五等诸侯。五等诸侯，怎能说不是人臣呢？《周官》中孤、卿、大夫与三公都不同，怎能说三公以下都是卿大夫呢？三公不一定齐备，何必以卿兼任公而通称为卿呢？周公位居冢宰，乃是公兼任卿。开宝年间，应是开宝元年；端拱年间，也是端拱元年。
应天府，是艺祖（宋太祖）开创基业的地方。祥符七年，才开始建立为南京。诏令就在衙城建立大内，正殿以归德为名。当时虽然降下图纸营建，但实际上未曾施行。天禧年间，王沂公担任知州，起初请求减省旧制，另外绘制图纸进呈，也只是上报知晓。此后，夏文庄、韩忠献、张文定相继担任知州，有请求，仅能修缮祥辉、崇礼两门而已。元丰年间，苏子容从南京被召还朝，再次为此进言，只请求按照王沂公的奏请先修缮归德一殿，大约建屋一百间。神宗也没有闲暇顾及。至今只有正门因为真宗东封回来曾在此驻跸，赐赦令、观酺，赐名重熙颁庆楼，还是双门未曾改作。内中只有御制诗碑亭两座，其余在知州时已经倾颓，其中杂草丛生几乎无法进入。
元丰官制施行，王禹玉担任左仆射，蔡持正担任右仆射。新省建成，即在都堂行礼，郎中、员外郎在门外迎接。仆射拜谢，完毕后升堂，各自判祥瑞案。三道学士、两省官员在堂上祝贺。中丞、尚书以下百官在庭下排列，东西向。仆射下阶到褥位，直省官赞揖，台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辞。祝贺完毕后复位，直省吏赞拜，仆射答拜，退出。随即在尚书省宴饮，侍郎、给舍以上以及中丞、学士都参加，当时有关部门制定仪制上报。王禹玉等人拜辞，神宗因为官名刚刚纠正，特意实行。此后担任宰相的人初次正式谢恩，就依例辞谢，所以只有这一次而已。
元丰官制施行，吴雍以左司郎中身份出任河北都转运使。这时神宗正经营朔方，有巡幸之意，秘密委托吴雍，于是授予直龙图阁，都司官员授予职名从此开始。此后文及甫从吏部员外郎出任陕府知州，潞公在洛阳，为了便于赡养，请求以此表示优待，也授予直龙图阁，郎官授予职名从此开始，都是非常例。所以从此郎官出入，都没有得到职名的。直到元祐年间，范子奇从左司郎中出任河北转运使，范纯粹从右司郎中出任京东转运，都授予直龙图阁，是沿用吴雍的先例。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还未建成，仆射、丞及六曹暂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官舍。七月建成，才开始迁入新省。张贴榜文说：“文昌府。”前面是都省令厅，在中仆射厅分左右，共建房一千五百八十多间。六曹列在后面，东西向建房四百二十多间，共二千五百二十多间，合计四千一百多间。当时首次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到元祐、绍圣年间，两人都被贬。此后追究元祐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