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卷八

译第二，赵康靖公赵概排第三。庆历年间，刘原父在廷试中考取第一名，恰逢王伯庸以翰林学士身份担任编排官，而王伯庸是刘原父的内兄，王伯庸因避嫌自行申报回避。有人说明白名次是由考试官确定的，编排官只是接受既定结果并排列甲乙名次，并不参与取舍决定，但王伯庸仍然坚决推辞。仁宗不得已将刘原父列为第二名，而让贾直儒成为状元。按照旧制，执政大臣的子弟多因避嫌不敢参加进士考试，有的通过了省试却不敢参加殿试，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糊名（密封姓名）的制度。后来法律制度完备，有关部门无法徇私舞弊，人们也就不再自我怀疑。然而到了至和年间，沈文通以太庙斋郎的身份在廷试中考取第一名，大臣们仍怀疑他有官职不应参加廷试，于是也将他降为第二名，让冯当世成为状元。富弼凭借茂材异等科登科，后来被召试馆职，因不擅长诗赋请求免除，仁宗特别命令他改试策论，此后便成为惯例。制科不再考试诗赋，是从富弼开始的。到了苏轼，又取消了策试，只考试三篇论。熙宁初年废止制举，这些相关制度也就都废除了。

译李文定公在科举考场中享有盛名，景德二年参加省试，主考官都想录取他并置于高等，后来竟然未被选中，主考官以为他失考，取出他的试卷重新查看，发现是因为赋作落韵而被黜落，于是上奏请求特别录取他。王魏公当时任宰相，听从了他的请求，等到廷试时，他就考中了第一名。

考异：这种说法防范于《蜀公东斋记事》。然而景德二年，是毕文简、寇莱公担任宰相，王魏公参知政事。这里说王魏公当时任宰相，是不对的。

端拱初年，宋白主持科举考试，录取了二十八人，舆论哗然，认为遗漏了太多人才，下诏再次录取落榜的人在崇政殿考试，于是又录取了九十九人，而叶齐仍然击登闻鼓向朝廷申诉，不得已又为他进行复试，很厌恶叶齐的无理取闹，考官出的赋题，特意出了一句“一叶落而天下秋”，共放榜三十一人，而叶齐仍然排在第一。

本朝选拔士人，仍然沿用唐朝的旧例。礼部放榜，柳开从小学习古文，享有盛名，却不擅长写词赋，多次科举都不第。开宝六年，李文正公昉主持科举，他被黜落下第。徐士廉击鼓向朝廷申诉，下诏卢多逊在讲武殿进行复试。于是再次录取了宋准以下二十六人，从此便成为惯例。复试从此开始，然而当时柳开再次未被录取。卢多逊进言，说柳开是英雄之士，不擅长雕琢文字，所以考核不及格。太祖立即召他当面回答，非常高兴，于是特别赐予他及第。

唐朝礼部考试诗赋题目，不都出自典籍，有时凭自己的意思出题，所以举子都能向考官询问题目。意思是向考官请示，本朝既然增加了殿试，天子亲自临殿，进士仍然沿用礼部的旧例。景祐年间稍微厌烦这种烦琐，下诏御药院准备试题，写明经史出处，摹印发给考生，于是废除了向考官请示的制度。

元丰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有一个叫暨陶的人，主考官起初用“洎”的音称呼他，叫了三次不应答。苏子容当时是试官，神宗看着苏子容，苏子容说：“应当用入声称呼他。”果然出来应答。皇上说：“你怎么知道是入声？”苏子容说：“《三国志》吴国有暨艳，陶可能是他的后代，于是问陶的籍贯，说：‘崇安人。’”皇上高兴地说：“果然是吴地人。”当时暨字从阙下一画，苏子容又说：“字下面应当从旦。”这是唐朝避睿宗讳，流俗于是误传，没有改正罢了。

旧例，殿试唱名，编排官把试卷列在御座西边，对着号码依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就与宰相展开呈进，用姓名呼唤他们。军头司站在殿陛下，依次传唱。大观三年，贾安宅榜，林彦振任中书侍郎。有一个叫甄好古的人，林彦振起初用“真”的音称呼，郑达夫当时任同知枢密，在旁边说：“这是坚的音，想要以此阻碍林彦振。”就用坚的音称呼，叫了三次不出来，才开始用真的音称呼，就出来了。林彦振心里不平，有愤怒的话，郑达夫摘取作为不恭敬，林彦振因此被贬。

唐朝末年礼部主持科举，有得到优秀程文的，就用自己登第时的名次安置他，不以甲乙为高低，称为传衣钵。和凝登第，名次在第十三，后来得到范鲁公质，就安置在第十三。后来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在鲁，与和凝都同世，认为是奇异的事。

宋莒公兄弟住在安州，起初没有名气。恰逢夏英公被贬任安州知州，两人用文章拜见，大加赞赏，于是闻名于当时。初次参加礼部考试，刘子仪主持科举，提拔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当时因守丧不进行廷试，等到奏名，明肃太后说：“弟弟怎么可以排在哥哥前面”，于是改莒公第一，而景文降为第十。这榜前五名，莒公与曾鲁公后来都做了宰相，高文庄、郑文肃与曾叔祖都联名。景文、王内翰洙、张侍读瓌、郭龙图稹都同在第一甲，所以世人称刘子仪知人。苏子瞻自在考场，笔力豪放驰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想要革除文弊，起初不认识他。梅圣俞做考官，得到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认为像孟子，然而中间引用皋陶说：“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情不见有所依据，急忙给文忠看。大喜，去取他的赋，却已经被其他考官黜落了，就提拔为第二。等到放榜，梅圣俞终究以前所引用的为疑，于是问他。子瞻慢慢说：“想当然罢了，何必要有出处？”梅圣俞大惊，然而人们没有不服他雄俊的。

熙宁以前，用诗赋选拔士人，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我见前辈没有科名的人，也大多能杂举五经，大概从小学习，所以终老不忘。自从改考经术，人教孩子的，往往就用一经传授，其他经纵然读，也不能精通。教的人也不一定都读五经，所以即使是经书正文，也大多遗漏错误。曾经有教官出《易》题说：“干为金，坤也为金，为什么呢？”举子不免上请，那就是出题时偶然检查福建本，坤为金字本错误，忘记上面两画了。又曾经有秋试问井卦为什么没有彖，也是福建本所遗漏。

唐朝以前，凡是书籍都是写本，没有摹印的法度，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对，所以往往都有善本，学者因为传录的艰难，所以诵读也精详。五代时，冯道上奏请求，开始官

译雕版印刷六经并刊行。本朝淳化年间，又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交付有关部门摹印，从此书籍刊刻的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把藏书当作要务，学者容易得到书，他们的诵读也因此变得粗疏。然而刻本起初没有经过校正，难免有错误，世人既然一律以刻本为正确，而藏本日渐散佚，那些错误的地方于是无法纠正，非常可惜。余靖担任秘书丞时，曾说《前汉书》版本错误很多，皇帝下诏让他与王原叔一起选取秘阁的古本校勘，于是编成《刊误》三十卷。此后刘敞兄弟，对两汉史书都有刊误之作。我在许昌时，得到宋祁用国子监本亲手校勘的《西汉》一部，末尾题写“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落两行的地方，可惜现在已经亡佚了。世人说雕版印书始于冯道，这不对，只是国子监本的《五经》刻版，是冯道主持刊刻的。柳玭《家训序》中说，他在蜀地时，曾浏览书肆，说“字书小学大多雕版印纸”，那么唐代本来就有雕版印刷了，只是恐怕不如现在精工。现在天下印书，以杭州为最好，蜀本次之，福建本最差。京城近年印书，几乎不比杭州少，只是纸张不好。蜀地和福建大多用软木刻版，取其容易完成且迅速销售，所以不能精工。福建本几乎遍布天下，正是因为它容易完成的原因。国子监本《礼记·月令》，是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的。端拱年间，李至判国子监，曾请求恢复古本，下诏两制馆职商议，胡旦等都认为可行，只有王禹偁不同意，于是作罢。后来又有几次有人进言，最终因为朝廷祭祀仪制等多依据唐注，所以至今不能更改，而私刻本则采用郑玄注。太宗当时天下无事，留心文艺，而琴棋也都达到极高境界，当时近臣奉命赋诗，都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予两制官员的棋局也很多，没有人能探究其中的道理，所以不得已就一起上表请求免除，只是诉说不懂罢了。王禹偁曾有诗说：“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碁。”又说：“恨无才应副，空有表防祈。”大概是当时的事。

译苏东坡曾经称赞陈师道的诗说：“凡是写诗，必须达到让众人觉得讨厌厌恶的程度，才算精妙。现在您的诗不仅令人厌恶，反而令人仰慕；不仅令人仰慕，反而令人嫉妒。”白居易的诗中有“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之句。唐人所说的“蓝尾”，大多不写作“蓝”字，多写作“啉”。据说出自侯白的《酒律》，意思是酒巡转到最后一位坐客时，让他连饮三杯，称为“蓝尾”。大概是因为末座离酒行到的地方远，酒传到他那里常常较迟，所以让他连饮三杯来安慰他。把“啉”解释为贪婪的意思，或者认为“啉”就是“燣”，像铁放入火中，珍贵的是它显现出的颜色。这种说法尤其没有根据，那么唐人自己也不能明白这个意思了。

苏易简考中进士时，宋白担任南省的主考官，七年后，宋白担任翰林学士承旨，而苏易简相继进入翰林院，同为学士，宋白曾经赠诗说：“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修也曾是王禹偁的南省主考官，相隔十六年，也同为学士，所以欧阳修的诗中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的句子。这两件事确实是当时文化昌盛的表现。

自东汉以来，九卿的官府都称为“寺”，与台省并称，鸿胪寺就是其中之一。原本是用来接待四方外族宾客的，所以摩腾、竺法兰从西域带着佛经来到，就住在鸿胪寺。现在洛阳的白马寺，摩腾的真身还在。有人说寺庙就是汉代鸿胪寺的旧址，摩腾刚来时用白马驮着佛经，死后尸体不腐烂，因此留在寺中。后来就把它作为佛教徒的居所，因此命名为白马。现在僧侣居住的地方统称寺庙，大概源于此。摩腾的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封闭上锁非常牢固，钥匙藏在官府衙门里。有想要观看的人，临时请出钥匙，点燃蜡烛才能仔细观看。然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当时经函放光的事情，却没有提及摩腾，令人不解。杨衒之是北魏时的人。

汉代太皇太后称长信宫，皇太后称长乐宫，皇后称长秋宫。本朝没有制定固定的制度。皇后定居在坤仪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到应当尊崇的情况，就改建宫殿，更换美好的名称，才开始迁入。百官都上表祝贺，以及祝贺两宫。

建国初年，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后来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年间以后，将供奉官分为东西两班，又设置左右侍禁、借职，都隶属于三班院，但仍然称为三班，没有改变。起初三班定额人员只有三百人，有时还不足。天禧年间以后增加到四千二百多人，大概是原来的十四倍。元丰年间以后达到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加上宗室八百七十人，总共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人，比起天禧年间又增加了两倍多。以出入名册来比较，熙宁八年入籍的人每年四百八十多人，其中死亡退免的人不过二百人，这就是每年增加不停的原因。右选的情况如此，那么左选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元昊叛乱，朝廷军队多次出战不利，仁宗颇感厌倦战争。吕夷简于是有了赦免罪过、招抚怀柔的想法，而范仲淹、韩琦坚持认为不可，想要经营谋划使其臣服。庞籍任延州知州，于是秘密告知庞籍让他向元昊传达心意。当时元昊掌权的大臣野利旺荣，正好派遣牙校李文贵前来，庞籍扣留他没有遣返，于是说敌方刚刚取得连胜，如果中原先派人去，必定傲慢不接受命令，不如利用他们自己来的人，以自己的意思，让他以逆顺祸福的道理回去报告，于是派遣李文贵回去。不久旺荣和他的同党四人果然都来信，然而仍然使用敌国的礼节，庞籍认为这是不恭敬，不敢回复，上报朝廷。朝廷希望他们到来，催促使者回复信，称旺荣等为太尉，并且说：“元昊如果真的肯称臣，即使仍然使用他僭越的名号也可以。”庞籍又议论说：“僭越的名号怎么可以允许？太尉是天子的上公，如果陪臣都能称，那么元昊怎么可以不僭越？”旺荣等信自称宁令谟，这是他们国内的官号，暂且以此回复，就没有嫌疑，于是直接写了回信。像这样往返超过一年，元昊于是派遣他的臣子伊州刺史贺从勖入贡，称男邦，当面命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庞籍看了，对使者说：“天子至尊，荆王叔父尚且奉表称臣，如果君主可以单独说父子关系吗？”贺从勖请求回去商议，朝廷听从了他的计策，元昊于是最终称臣。

宝元、康定年间，元昊刚叛乱，契丹也用重兵逼近边境。当时太平已久，三路正规军稀少弱小，于是下诏各州登记百姓，不问贫富，三个男丁取一个，作为乡弓手。不久元昊侵犯陕西，刘平、石元孙等战败身亡，死者数以万计，正规军更加减少，于是全部将乡弓手刺面作为保捷指挥的正军。河东、河北事务稍微缓和，只刺他们的手背，称为义勇。治平年间，谅祚又谋划入侵，议论的人多次请求加强边防。韩琦当权，于是委托陕西提刑陈述古，按照宝元、康定的旧例，再次登记三个男丁中的一个作为义勇。大概是因为陕西相比两河起初没有义勇的缘故。司马光任谏院知院，极力陈述不可行，言辞非常恳切，并且说陕西保捷就是两河的义勇，不应该已经登记了再登记，奏章上了六次，最终没有被听从，大概是因为韩琦主张这样做的缘故。

黄河庆历年间以后，起初从横陇稍微迁移趋向德博，后来又从商胡趋向恩冀，都是向西流向北入海。朝廷认为工程浩大，不再堵塞。至和年间，李仲昌开始建议开凿六塔河，引导水流注入横陇，恢复向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担任河北都转运使，下诏派遣宦官与周沆一同巡视。周沆说：“现在河面宽二百步

译然而六塔渠宽四十步，必定无法容纳。如果强行实施，那么齐、博、德、滨、棣五州的百姓都将沦为鱼鳖了。”当时贾文元任北京知府，韩康公任御史中丞，都不支持仲昌的建议，而富韩公担任宰相，却极力想要推行。韩康公甚至因此弹劾富韩公。然而北流既然堵塞，果然导致齐、博等州的百姓遭受巨大灾祸，于是将仲昌流放到岭南。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富韩公深感怨恨所致。

译太宗北伐时，高琼担任楼船战棹都指挥使，率领千艘战船，开往雄州。元昊刚表示臣服，庞籍从延州入朝担任枢密副使，首先上言说关中地区苦于粮饷转运，请求将沿边军队调往内地就食。议论的人争辩说，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敌人刚臣服，其虚实难测，不能立刻放松戒备。只有庞籍知道元昊已经困窘，必定不能立刻背弃盟约，最终调走了二十万人。后来庞籍担任枢密使，又上言说天下军队太多且冗杂，不可使用，请求裁汰老弱病残者。当时舆论纷纷，尤其认为这必定会引发变故。庞籍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服从命令，我请求以自身承担罪责。”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裁汰了八万人。

夏竦、韩琦都从枢密副使任上外放，再次被召入担任三司使。贾昌朝担任崇政殿说书，时间久了，仁宗想让他担任侍讲，但觉得骤然任用有些困难，于是特别设置天章阁侍讲一职。天章阁设有侍讲，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也没有再任命其他人。

考证辨异：当时，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同时兼任天章阁侍讲，并非专门为贾昌朝一人设置。后来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瑀、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防、吕惠卿等人，都担任过天章阁侍讲。所以说后来也没有再任命其他人，是不对的。

元丰初年，下诏修撰仁宗、英宗两朝国史，王珪以左仆射身份担任监修官，刚开始完成两帝本纪，将草稿进呈。神宗在宫内亲手写下诏书，赐给王珪等人说：“两朝大典，虽然是重大事务，凭借你们才学著述的坚固，已经比得上班固、司马迁了。我浅陋无知，能有什么增删呢？你们就按照拟定的草稿完成它，这是为了尊崇祖宗的意思，并非旧例。”后来史书修成，特别下诏让给事中、侍郎以上官员、学士、御史中丞以及观察使以上官员在垂拱殿举行曲宴，这也不是旧例。本朝宰相，自崇宁以前，干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罢相，赵普独相；开宝六年罢相，独相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罢相，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罢相，独相四年。淳化元年，赵普罢相，吕端在位，独相一年多。景德三年，寇准罢相，王旦独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独相，王旦独相七年。天圣七年，王曾罢相，吕夷简在位；明道元年，张士逊复相，吕夷简独相三年。皇祐三年，宋庠、文彦博罢相，庞籍独相，独相三年。元祐九年，吕大防罢相，章惇独相七年，罢相后独相七年。七朝独相的有七人，只有赵普独相十年，其次王旦、吕端、章惇、申公独相七年为最久。元丰年间，蹇周辅从户部侍郎出任开封府知府，只授予宝文阁待制，而李定从户部侍郎出任青州知州，授予龙图阁直学士，两个例子不同。李定可能是因为资历较深。

绍圣初年，彭汝砺从权尚书任上，韩持正从侍郎任上外放担任成都府知府，都授予宝文阁直学士。两人都推辞任命，随即又以待制身份担任州官。这是因为成都府的旧例，必须使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真侍郎都只应当得到待制。

范纯仁在元祐初年，从直龙图阁知庆州，进升为天章阁待制，随即被召为给事中，不久升任吏部尚书，推辞免职未得到答复，又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任命诏书直接从宫中发出，特别命令不经过门下省，范纯仁极力推辞，台谏也有人为此进言，皇帝不听，于是范纯仁从同知枢密院直接升任宰相。前辈晋升之快，没有像这样的。考证辨异：范纯仁知庆州，授予待制，召为给事中，都是元丰八年的事，说元祐初年是不对的。当时以安焘知枢密院，范纯仁同知枢密院，而给事中封驳安焘的诏书不下达，诏令不送审。给事中宣读安焘的辞免，皇帝听从，任命再次送审。给事中宣读说：“任命诏书直接从宫中发出，特别命令不经过门下省”，这是不对的。范纯仁元祐元年六月同知枢密院，三年四月拜相。宋琪从外郎，一年四次升迁至宰相；向敏中从外郎同知枢密院，才一百多天。所以说前辈晋升之快，没有像范纯仁这样的，也是不对的。

庆历二年，富弼知谏院，吕公著、章得象当权时，西夏战事正起，富弼极力论述宰相应同时掌管枢密院事务，两位宰相于是都加判枢密院。后来认为判官职权太重，改为兼任枢密使。五年，两位宰相罢免，贾昌朝、陈执中继任宰相，于是罢免了兼任枢密使。

窦怀贞以尚书右仆射兼任御史大夫，诏令军国重大事务，应当共同商议。元祐初年，以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为平章军国事，于是写入官衔。有人认为这是沿用窦怀贞的旧例。

国史院刚开设时，史官都赐予银绢、笔墨纸。已经开设后继续任命的，不赐予。

唐朝都城在长安，洛阳在关东，所以称为东都。本朝都城在汴京，洛阳在西边，所以称为西都，都称为两京。祥符七年，真宗到亳州谒太清宫，回来时，才开始建立应天府为南京。仁宗庆历二年，契丹在幽州集结军队，派遣使者萧英、刘六符来索取关南之地，才开始建立大名府为北京。

从官的狨座，唐代制度最初不见记载。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开始禁止工商庶人乘坐乌漆素鞍，不得使用狨毛暖座。天禧年间，开始下诏两省五品官员、宗室将军以上，允许乘坐狨毛暖座，其余一律禁止。那么太平兴国以来

译从前，即使是工商阶层和平民百姓都可以乘坐；天禧年间以前，一般官员也都可以乘坐【按：这条内容已在第三卷中出现，只是其中几处文字详略有所不同，现在一并保留】

译按旧例，建州每年进贡大龙团、凤团茶各二斤，每斤八饼。仁宗时，蔡君谟任建州知州，开始挑选茶叶中的精品制成小龙团，十斤进献，每斤十饼。仁宗认为这不合旧例，下令弹劾他，大臣们为他求情，于是留下小龙团而免予弹劾。然而从此小龙团就成了每年的定额。熙宁年间，贾青任福建转运使，又从小龙团中选取精品制成密云龙，每斤二十饼，用双袋包装，称为双角团。茶的大小团袋都用绯色通草，作为赏赐之用。只有密云龙用黄色盖，专门供奉皇帝食用。后来又有瑞云翔龙茶。宣和年间以后，团茶不再珍贵，都作为赏赐，也不再像往日那样精良。后来选取其中的精品制成〇茶，每年赏赐的数量不同，多得无法统计。

考异：蔡君谟任福建转运使，并非建州知州。最初进献小龙团，共二十饼，重一斤。这里说“每斤十饼”，是不对的。

庆历初年，吕许公在相位，因病重请求罢免。仁宗怀疑他托病推辞，想亲自探视，于是让他骑马到殿门，坐在椅子上，抬到殿阶前，命令他的儿子吕公弼搀扶他登上殿阶。见面后，确认病情属实，才准许他罢免。以前没有这种礼节。

考异：吕公传记中说，命令内侍取胡床抬到前面。

北京旧时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意任命贾文元兼任，所以贾文元召程文简代替自己，请求只统领大名一路。后来贾文元再次镇守北京，坚决请求兼任，于是又任命他兼任，并且下诏说如果昌朝罢免就不设置此职。到了熙宁初年，陈〇叔守北京，于是依照贾文元的旧例兼任。

熙宁初年，中书省议定修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起草诏书。王禹玉推辞说：“学士是天子的私人顾问。如果降诏交给中书省施行，就应当由我起草。现在中书省已经议定宗室事务，就应当让舍人院起草敕令。学士不应当参与，不敢失职。”于是命令知制诰苏子容起草敕令。近世凡是朝廷诏命，都由学士起草，以重视王命。

熙宁三年九月，下诏中书五房各设置检正官二员，在堂后官之上，都检正一员，在五房提防之上，都由士人担任。于是任命吕防仲为都检正，孙巨源任吏房，李邦直任礼房，曽子宣任户房，李奉世任刑房。

澶渊之盟，起初派曹利用奉命出使，答应每年送银绢三十万。后来刘六符来，才增加二十万，成为五十万。元昊起初派如定来求和，朝廷答应每年送银绢十万，但他不肯称臣，于是派张子奭奉命出使，他才肯称臣。张子奭于是答应每年送银绢二十万。

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时都用士人，作为僚属，参与谋议。真宗以后天下无事，渐渐都改用吏人。欧阳修建议，请求恢复旧制，但没有实行。熙宁初年才开始用李评任都承旨，至今沿袭。起初，李评受命时，文潞公任枢密使，按旧制不向他行礼，李评向神宗申诉。命令史官查考旧例，因为很久没有士人担任此职，查不到，于是下诏按照阁门使见枢密使的礼节。

仁宗时，台官弹劾教坊倭子郑州来的人，朝中传为笑谈。欧阳修认为，现在台官举荐的人必须有三丞以上资历、通判经历，所以难以充选。于是请求略去资格限制，增设御史里行，只要选材适合此职，资历深的入三院，资历浅的任里行。熙宁初年，实际采用了这个建议。

元祐二年，下诏职事官都允许带尚书职。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中、谏议大夫、通判及一年加待制。议论的人纷纷认为不当。王彦林提出十不可之说进献，说尚书二年加直学士，如果一年就罢免，给他直学士就过分，给他待制就与尚书、侍郎有什么区别？那些因罪被贬的人，惯例应当落职。如果落职名，就不问过错轻重，与职事官一起落两重职；如果只落职事官，就与平迁善罢有什么区别？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才升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新升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现在一概以一年为待制，就等级差别无法分辨。待制，在祖宗时，选拔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现在立法没有定员，将一年后，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的谣谚。大略如此。刘莘老任中丞，刘器之任司谏，都为此进言。朝廷不以为然，后来莘老作宰相，也终究不能自己改正。

治平初年，王景彛从御史中丞升任枢密副使，钱公辅任知制诰，扣留词头。当时英宗刚即位，韩魏公当权，认为刚开始任命大臣就不奉诏，恐怕主威不立，于是特别贬为滁州团练副使。议论的人认为太过分，司马君实知谏院，心里也认为对但不救助。后来议论陕西义勇事，奏章六次上呈不实行，于是在请求罢免的奏章中才开始说：“钱公辅上一次奏章阻止枢密副使的恩命，在诏令未行之前，就责授散官；臣六次上奏章阻止宰相的大议，在诏令已行之后，却不认为有罪，这是典刑不统一了。”请求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