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卷二
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蘓公一人而已。故言隂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不当在六曺前。持正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祠曺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専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祐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译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都被贬免了，只有苏公一人罢了。所以讲究阴阳的人都说，凡是居室都以后面为重，现在仆射〇不应当设在六曹前面。持正请求迁移，于是迁移到旧七寺监，按照唐代的制度重新建造。既然挪动了地基，想要快速建成，将作少监李诫总管这件事，杀掉了其中几名工匠，工程也显得粗劣。我担任祠部郎中，还来得及居住在那里。议论的人惋惜它壮丽程度赶不上从前。契丹既然修好兄弟之谊，仁宗初年，隆绪在位，对仁宗来说是伯父，所以明肃太后临朝听政，生辰、元旦，契丹都派遣使者致送书信。太后本朝也派遣使者回报，就像小姑子给伯母通书信一样，没有嫌疑。至和二年，宗真去世，洪基继位，宗真的妻子临朝听政，她是仁宗的弟媳，与隆绪时期不同。众人的议论是每次派遣使者只给洪基致送书信，让使者专门传达礼仪情意，回报也如此，最为得体。元祐初年，宣仁太后临朝听政，洪基也是英宗的弟弟，因此沿用至和年间的旧例。
礼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氏以逮为及识，当是有知之称。旧法祖父母私忌不为假，元丰编勅修假寜令，于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谓生时祖父母尚存云尔。然不当言“逮事”，盖误用礼之文也。原为此法者，谓生而祖父母死则为不假，存则为假，所以别于父母也。若谓“逮事”为及见之辞，则礼云“不逮父母者”，今遗腹子固有不及见父者矣，而母则安有不及见者乎？法初行，安厚卿为枢宻，适祖母忌，祖母没时厚卿才二嵗，疑而以问礼部郎官何洵直。洵直虽知法官之误，因欲迁就其説，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为天时一变为有识，欲以三月为限，断过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従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羣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聴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防殿为周之外朝。”而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则宜有后殿。大防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逺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防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羣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八阁宰相押之，由閤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阁。紫宸殿言“阁”，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谓之入阁，误矣。
唐正衙日见羣臣百官皆在，谓之常防。唤仗入阁，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敬宗再举入阁礼之后，百官复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故后唐明宗始诏羣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时李琪为中丞，以为非礼，请复朔望入阁之礼。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见羣臣，不可罢。朔望入阁可复。」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见，中兴便殿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阁。迄本朝不改，元丰官制行，始诏侍従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遂为定制。
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而不名其别，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诗》言“自堂徂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宫，疑皆起于秦时。然秦制独天子称“陛下”，汉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曺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则诸侯王汉以来皆通称“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殿下”，至今循用之，盖自唐始也。其制，设吻者为殿，无吻不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参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门外，亢声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毕，即复出押百官，虚拜于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髙，皆不复押，亦百官以序自拜于陛下而出。韩魏公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乐道为中丞，力击之，以为不臣。其言虽过，然当时议者犹以无故不押班为非礼。故司马君实代乐道，以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则免，遂以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蘓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髠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嵗而后释。未满嵗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讥察出
译礼制规定，若生前侍奉过父母，则需避讳祖父母的名讳；若生前未侍奉过父母，则不需避讳祖父母的名讳。郑玄认为“逮”是“及”和“识”的意思，应当是指有知情的称呼。旧法规定，祖父母的私忌日不给予假期，元丰年间编敕修订《假宁令》，在父母私忌日的假期条目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依据此意，是说生前祖父母尚在人世的意思。然而不应说“逮事”，这是误用了礼制的文辞。制定此法的人，认为出生时祖父母已死则不给予假期，祖父母在世则给予假期，以此来区别于父母。如果说“逮事”是及见的意思，那么礼制说“不逮父母者”，如今遗腹子固然有不及见父亲的，但母亲哪有不及见的呢？此法初行时，安厚卿任枢密使，恰逢祖母忌日，祖母去世时安厚卿才两岁，他对此有疑问，便去问礼部郎官何洵直。何洵直虽然知道法官的失误，却想迁就其说法，引用“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作为依据，认为天时一变即为有识，想以三个月为界限，这就判断错误了。如今士大夫凡是出生时祖父母在世的，都申请假期，是顺从立法者的本意。
唐代以宣政殿作为前殿，称为正衙，就是古代的内朝。以紫宸殿作为便殿，称为上阁，就是古代的燕朝。而在外面另有含元殿。古代天子有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若有非常之事，在宫中咨询万民。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内朝用来接见群臣，有时称为路朝；燕朝用来听政，如同现在的奏事，有时称为燕寝。郑玄在《小宗伯》注中说：“以汉代司徒府有天子以下的大防殿作为周代的外朝。”而萧何建造未央宫，说前殿，那么应当有后殿。大防殿设在司徒府，作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作为内朝、燕朝。这是因为距离周代还不远。唐代含元殿应当如同汉代的大防殿，宣政、紫宸则是前后殿，其沿袭习惯由来已久。在唐代兴盛时，宣政殿大概是常朝日接见群臣的地方，遇到朔望、陵寝荐食，然后才驾临紫宸殿。随即传宣唤仗，八阁宰相押送，由阁门进入，百官跟随进入，称为唤仗入阁。紫宸殿称“阁”，如同古代称“寝”，这是御朝的常制。中世战乱离乱，宣政殿不再御临，正衙立仗的礼仪于是废止，只在单日常朝驾临紫宸殿，而不设仗。敬宗开始恢复修定，于是以朔望在紫宸殿陈设仪仗，作为盛大的礼仪，也称为入阁，这是错误的。
唐代正衙日接见群臣，百官都在，称为常参。唤仗入阁，百官也跟随进入，那么唐代制度天子未曾不每日接见百官。后来不再御临正衙，紫宸殿所见的只有大臣及内诸司，在正衙等候朝见的百官，传闻不坐就退下，那么百官就不再见到天子了。敬宗再次举行入阁礼之后，百官又恢复朔望两朝。到五代又废止，所以后唐明宗开始诏令群臣每五日随宰相入见，称为起居。当时李琪任中丞，认为不合礼制，请求恢复朔望入阁的礼仪。明宗说：“五日起居，我想见群臣，不可罢免。朔望入阁可以恢复。”于是以五日群臣入见一次，在中兴便殿称为起居，朔望天子出一趟御文明前殿称为入阁。直到本朝没有改变，元丰官制实行，才开始诏令侍从官以上每日朝见，垂拱称为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于是成为定制。
古代天子的居所，总称为宫而不命名其别称，名称都叫堂，明堂就是如此。所以《诗经》说“自堂徂基”，而《礼记》说“天子之堂”，起初没有称殿的。秦始皇纪说“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说“作未央前殿”，名称开始出现。而阿房、甘泉、未央也以名称宫，怀疑都起源于秦代。然而秦制只有天子称“陛下”，汉代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都称“殿下”，那么诸侯王自汉代以来都通称“殿下”了。到唐代初年制令，只有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殿下”，至今沿袭使用，大概是从唐代开始的。其制度，设有吻兽的称为殿，没有吻兽的不称为殿。
本朝未定六参的制度，百官每日在前殿等候朝见，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在垂拱门外，高声唱“前殿不坐”。等到宰相在便殿奏事完毕，就出来押送百官，在前殿庭下虚拜而散。如果宰相遇奏事时间已高，都不再押送，也是百官按次序在陛下自行拜见而出。韩魏公任宰相，在位时间久，于是就不再押班。王乐道任中丞，极力抨击他，认为是不臣。他的话虽然过分，但当时议论的人仍认为无故不押班是不合礼制的。所以司马君实代替王乐道，规定在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了则免，于是成为惯例。
前世常担忧加役流法太重，官员有监驱的劳苦，而配流者有道路奔亡、困踣的祸患。苏子容在元丰年间建议，请求依照古制设置圜土，选取应当流放的罪犯，治罪完毕，剃去头发、钳住脚，昼夜劳作，夜晚则关在圜土中，满三年后才释放。未满一年而遇到赦免的不原谅，释放后仍送回乡里讥察出
集贤院学士故事初不分髙下，但以为名，而品秩自従其官，故呉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従官翰林侍读学士，皆以疾换授，盖不为要职也。然在学士之列，视待制则为优，故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换授。是嵗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蘓子容罢知制诰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尝请别其品秩不报。故其谢表云：「惟丽正图书之府，盛开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为闲，正学士之名则已重。先朝着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践更，近例迁官皆由两省丞郎而兼领。又云：惟其恩数之优，当有官仪之别。亦尝自言于公府，岂敢取必于佥谐。」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皆自前执政，除非独呉正肃也。吕祐之、吕文仲、李维、盛度，皆自翰林学士，晁逈自翰林学士承旨，除非独刘原甫也。李行简自龙图阁待制，除非独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曽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其除龙图阁直学士者，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瓘、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独元厚之也。邓绾自御史中丞得罪，元丰元年正月复除待制，则是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矣。苏子容罢知制诰，嵗余防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此云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非也。
国朝讲读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吕文仲为侍读，继而加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宻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后，冯元、鲁宗道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髙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皆不加翰林及学士之名。读官初无定职，但従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防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皆兼侍讲，此云侍读，非也。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祖平蜀王着蜀人善书为赵州隆平县主簿或荐其能书召为卫尉寺丞史馆只▯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自着后不复除人着后官亦不显有翰林学士王著者自别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为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辟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特令带旧职従之馆职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为韩魏公神道碑，王禹玉为学士，宻诏禹玉具故事有无。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徴碑，髙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张説碑，徳宗作段秀实碑，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闻。于是御制碑赐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辞也。
唐制门下省有▯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皆以藏图书。▯文馆即修文馆也。武徳初置，设生徒使习书，选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及使他官领直馆。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中，置大学士。至开元初，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后改丽正修书院，又改集贤直学士等官，畧如▯文。自是宰相皆带▯文、集贤大学士，遂为故事。
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太宗太平兴国中，更命于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赐名崇文院，犹未有秘书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唐贞观初，始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秩卑者以为直馆，宰相莅修撰。开元中，李林甫为监修国史，始迁于中书省，复置史馆修撰，迄五代遂为故事。本朝乾徳初，首以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
译集贤院学士的旧例，起初不区分高低，只是作为一种名号，其品级秩次仍依从本官，所以吴正肃公以前担任执政官的人，以及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都因患病而改授此职，大概是因为这不是重要职务。然而，在学士行列中，比待制要优厚，所以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后也特别改授他此职。这一年，他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免知制诰后知亳州，再次遇到赦免于是恢复此职，他曾请求区分品级秩次，没有得到回复。所以他的谢表中说：“只有丽正图书之府，盛大开启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算是清闲，正学士的名号已经很重。先朝的法令，有时从二府公台而轮替任职，近来的惯例升迁官职都由两省丞郎而兼任。又说：只有恩数优厚，应当有官仪的区别。也曾向公府自陈，岂敢在众人意见中强求必然。”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都来自前执政，并非只有吴正肃。吕祐之、吕文仲、李维、盛度，都来自翰林学士，晁迥来自翰林学士承旨，并非只有刘原甫。李行简来自龙图阁待制，并非只有元厚之。又有从集贤院学士除授待制的，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都是。那些除授龙图阁直学士的，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瓘、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都是，也并非只有元厚之。邓绾从御史中丞获罪，元丰元年正月恢复除授待制，那么当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了。苏子容罢免知制诰，一年多后遇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这里说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是不对的。
本朝讲读官起初没有定制，太宗开始任命吕文仲为侍读，接着加授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吕文仲官职是著作佐郎，只按照其本官班次而已。真宗刚即位，杨文庄公杨徽之任枢密直学士，因年老请求罢免。杨徽之曾担任东宫官，于是特别设置翰林侍读学士来任命他，并授予吕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任命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开始提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的禄赐与他们相同，在秘阁设置直庐，侍读轮流值班，侍讲长期在任。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人之后，冯元、鲁宗道都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都不加翰林及学士的名号。读官起初没有固定职务，只是跟随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任侍读学士，开始请求每天读《唐书》一传，仍然防止解释义理，后来于是成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都兼侍讲，这里说侍读，是不对的。
唐朝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曾担任此职。太祖平定蜀地，蜀人王著擅长书法，任赵州隆平县主簿，有人推荐他擅长书法，召为卫尉寺丞、史馆只供使，详定《急就章》等，后来于是任命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的名号，大概是爱惜他。自王著之后不再除授此人，王著之后的官职也不显赫。有翰林学士王著者，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这个人。王君玉王琪任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征辟他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令特别允许他带着旧职跟随他，馆职外除自王君玉开始。
神宗起初想为韩魏公撰写神道碑，王禹玉任学士，密诏王禹玉具陈故事有无。王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张说碑，德宗作段秀实碑，以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这六件事上报。于是皇帝亲自撰写碑文赐给魏公家，有人说就是王禹玉的文辞。
唐朝制度，门下省有昭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都用来收藏图书。昭文馆就是修文馆。武德初年设置，设立生徒让他们学习书法，选拔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以及派遣其他官员领直馆。武则天垂拱年间以后，由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年间，设置大学士。到开元初年，在乾元殿抄写四部书，设置乾元院，后来改为丽正修书院，又改为集贤直学士等官，大致如同昭文馆。从此宰相都兼任昭文、集贤大学士，于是成为旧例。
后梁迁都汴京，贞明年间，开始在右长庆门东北设置房屋十余间，称为三馆，大概是昭文、集贤、史馆。起初极其低矮狭窄，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改命在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建，将集贤书放在东厢，昭文书放在西厢，史馆书放在南厢，赐名崇文院，仍然没有秘书省。端拱年间，开始将三馆书万余卷分开，另设秘阁，任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开始合为一处，所以称为馆阁。然而都只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施行，于是改为秘书省。
唐朝贞观初年，开始在门下省设置史馆，由其他官员兼任，秩位低的担任直馆，宰相主持修撰。开元年间，李林甫任监修国史，开始迁到中书省，又设置史馆修撰，直到五代于是成为旧例。本朝乾德初年，首先任命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
，复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随时创制不一。旧但以书库吏抄録报状论次，其后遂命进奏院及诸司，凡诏令等皆闗送。开寳后，命中书、枢宻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淳化中，张秘请别置起居院，为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李宗谔为之。凡长春、崇徳殿宣谕、陈列事，中书以时政记记之，枢宻院则本院记之。其余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记録，月终送史馆。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别记言动为起居注。元丰官制行，左右史所书如旧，各为防于两后省，史馆归之著作局。国史院有故，则置假左散骑常侍防为之，而后始以宰相监修。
译此外，又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等职，随时创制，名目不一。过去仅由书库吏抄录上报的文书进行编排次序，后来于是命令进奏院及各部门，凡是诏令等文件都须关送史馆。开宝年间以后，命令中书省、枢密院都书写时政记，交给史官。淳化年间，张秘请求另设起居院，担任左右史的职务，任命梁周翰、李宗谔担任此职。凡是长春殿、崇德殿宣谕、陈列政事，中书省用时政记记录，枢密院则由本院记录。其余各衙门的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都全部记录，到月底送交史馆。而起居郎、起居舍人分别值守崇政殿，另外记录皇帝的言行作为起居注。元丰年间实行新官制，左右史所记录的事项如旧，各自在两后省设置官署，史馆归入著作局。国史院若有缺员，则设置代理左散骑常侍官职来担任，此后才开始由宰相监修国史。
梁改枢宻院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宻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宻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専备顾问，以冯道、赵鳯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宻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宻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防食枢宻使防。每文徳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学士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枢宻院，升殿侍立为枢宻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曺，则除枢宻直学士，相呼谓之宻学。
元昊请和，欧公具当时议论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三説皆力破之，以为不和害少，和则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类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谓数年以来庙堂劳于斡运，边鄙劳于戎事，茍欲避此勤劳，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也；无识之人欲急和，谓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谓寛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也；疲兵懦将欲急和，谓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惧贼来常败也；陜西之民欲急和，谓其困于调发诛求也。五者惟陜西之民可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其余可一切不聴，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呉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祐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駮，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呉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官制行，内两省诸防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防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苏子容时为吏部侍郎，谢幸省进官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
元丰间，三佛齐注辇国入贡，请以所贡金莲花、真珠、龙脑依其国中法，亲撒于御座，谓之撒殿，诏特许之。御延和殿，引见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辇，在广州南，水行约四千里至广州。三佛齐，南蛮别种，与占城国为邻。
国朝三公官未始兼备，惟元丰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曺王守司空，富郑公曺济阳守司徒，皆同一时。其后宣和间，蔡鲁公为太师，王将明为太傅，郑达夫为太保，方相继两见。
元丰三年，髙丽入贡，有日本国车一乗，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馆伴官云：“诸侯不贡车服，诚知非礼，但本国欲中朝畧见日本工拙尔。”诏特许进。
内香药库在謻门外，凡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嵗沉檀来逺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开成中，诏入阁赐对，官班退立东阶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元防之诗云：“松间待制应全逺，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门外捜索，而后许入，谓之监搜。御史立药树下，至唐犹然。太和中，始罢之。
考异：宣政殿庭东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诏书乃开成元年正月赐对，当作次对。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太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
髙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徧呼国
译后梁将枢密院改为崇政院，因此设置了直崇政院一职。唐庄宗恢复旧名，于是又改回枢密院。直学士一职，到后唐明宗时，安重诲担任枢密使。明宗不识字，而安重诲又是武人，所以孔循开始提议设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门以备顾问，由冯道、赵凤担任。其班列在翰林学士之上，大概是枢密院的职事官。本朝枢密院官员既然已经具备学士的职责，直学士一职逐渐废置，但仍保留枢密使的俸禄。每次在文德殿上朝，直学士便升殿侍立，也不多任命人选。官制施行后，直学士与学士都成为职名，位居直学士之首，不再隶属于枢密院，升殿侍立成为枢密都承旨的职责。每当吏部尚书外放任职，便授予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的五曹长官，则授予枢密直学士，互相称呼为“密学”。
西夏元昊请求议和，欧阳修列举当时关于议和的三种议论：一是说天下已陷入困境，不议和就无法支撑，稍微委屈顺从可以缓解祸患；二是说羌夷险恶狡诈，即使议和也不敢罢兵，那么议和与不议和没有区别，这是白白承受委屈顺从的羞辱，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效果；三是说自从委屈顺从议和之后，退下来休养生息，训练军队，作为日后的打算。这三种说法都被极力驳斥，认为不议和危害较少，议和则危害较多。因此说，当今不以为委屈顺从为羞耻，急于议和的人，有五类：不忠于陛下的人，急于议和，认为多年来朝廷在运筹帷幄上辛劳，边疆在战事上辛劳，只想逃避这种辛劳，谋取眼前的安逸，日后的祸患，让陛下独自承担；没有见识的人，急于议和，认为议和可以偷安，利益在眼前，议和之后的大祸潜伏而未爆发；奸邪的人，急于议和，认为让陛下以天下太平无事自慰，从而期望圣心对政务懈怠，借此进献邪佞，迷惑扰乱圣明的视听；疲惫的士兵和懦弱的将领，急于议和，认为屡战屡败的军队不知道得到人才就能取胜，只是害怕敌人来犯时常战败；陕西的百姓，急于议和，认为他们苦于征调搜刮。这五类人中，只有陕西的百姓可以借宣抚使之口告知朝廷并非不想议和，而是敌人尚未顺服的意思，其余的可以一概不听，使大的决策不致受挫，而良策得以成功。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到元祐四年的一百三十年间，共有五十人；自元祐五年到现在绍兴六年的四十六年间，共有二十八人，几乎比从前多了一倍。
旧例，制科分为五等，上二等都是虚设，只取以下三等的人。然而中选者也都是第四等，只有吴正肃公曾经进入第三等，后来没有继承者。到了嘉祐年间，苏子瞻、苏子由才开始都进入第三等。不久，苏子由于言论太直率，被考官胡武平驳斥，想要黜落他，又降为第四等。设立制科以来，只有吴正肃和苏子瞻进入第三等而已。所以苏子瞻在谢表中说：“误占了长久虚设的等级。”
官制施行后，内两省各厅堂的照壁，自仆射以下，都是郭熙画的树石。外尚书省各厅堂的照壁，自尚书令、仆射以下，都是待诏。书写《周官》，苏子容当时任吏部侍郎，在谢恩进官表中说：“三朝汉省，已蒙受过辇毂之恩；六典周官，愿谨守书屏之戒。”
元丰年间，三佛齐注辇国入朝进贡，请求将所贡的金莲花、珍珠、龙脑香按照他们国家的法度，亲自撒在御座上，称为撒殿，皇帝下诏特别允许。皇帝在延和殿接见使者，使者跪着在殿柱外撒香，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注辇国，在广州以南，水路航行约四千里到达广州。三佛齐，是南蛮的别种，与占城国相邻。
本朝三公官职未曾同时具备，只有元丰末年，文潞公任太尉，雍王、曹王任司空，富郑公、曹济阳任司徒，都在同一时期。此后宣和年间，蔡鲁公任太师，王将明任太傅，郑达夫任太保，才相继两人同时出现。
元丰三年，高丽入朝进贡，有一辆日本国的车，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向馆伴官致意说：“诸侯不贡车服，确实知道不合礼制，只是本国想让中原朝廷略微见识日本工艺的优劣罢了。”皇帝下诏特别允许进献。
内香药库在谿门外，共有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作为库额，说：“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
唐代正衙宣政殿，庭院里都种植松树。开成年间，下诏入阁赐对，官员班列退立东阶树下，就是这里。殿门外又有药树，元稹的诗说：“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是入殿奏事的官员，由一名御史站在殿门外搜索，然后才允许进入，称为监搜。御史站在药树下，到唐代依然如此。太和年间，才开始废止。
考异：宣政殿庭院东西有四棵松树，并非都种植松树。诏书是开成元年正月赐对，应当称为次对。唐制，百官进入宫殿门必须搜索，并非只为奏事官员。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并非泛用一名御史，也并非站立。太和元年诏书，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是说宰臣不用搜索，并非全部废止。
高丽自从端拱年间以后不再入朝进贡。王徽即位，曾诵读《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在二月望日张灯祭祀天神，如同中国上元节。王徽一夜梦见来到京师，观灯如同被宣召一般。遍呼国
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畧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縁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防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防观。灯熖似莲丹阙逈，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防神宗遣海商喻防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余馆伴时，见初朝张诚一馆伴语録所载云尔。
译中间曾到京城的人询问他，大致都是梦中见到的景象。于是自己作诗记录道：“宿世的业力因缘接近契丹，一年朝贡的情形多种多样。忽然防备舜帝之日龙车召唤，便侍奉尧帝之天佛堂观览。灯火如莲花般在丹阙间迥然明亮，月光如水映照碧云清寒。有幸移身进入华胥仙境，可惜整夜漏壶滴残。”后来神宗派遣海商传达旨意让使者来朝，于是又请求恢复旧例。我担任馆伴时，看到初次朝见时张诚一《馆伴语录》中所记载的就是这样。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石林燕语》>
钦定四库全书
石林燕语巻三
宋 叶梦得 撰
宇文绍奕 考异
唐旧事，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只候某官兼起居谨状。只▯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只▯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元丰以前，门状尚带牒件状如前等语，葢沿习之乆，后虽去而只▯起居并称犹不改。今从官而上，于某官下称谨状，去伏▯裁防四字，畧如唐制，而具前衔，谓之小状。他官则前衔与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谨状。不知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则谨状字自不应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则当称谨状以为恭，而反简自元丰以来失之也。
太平兴国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临，无兵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嵗入黄室巽宫，当吴分，请即苏州建宫祠之。已而复有言，今京城东南有苏村，可应姑苏之名，乃改筑于苏村。京师建太一宫自此始。
枢密使拜罢旧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岭南成功，廻，髙文庄若讷为使，罢为羣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补其阙，止令舎人院草辞，自是遂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随宰相入殿，预闻奏事。仗在紫宸，则立殿下，直第二螭头，即其坳处，和墨以记事，故号螭头。或曰螭▯。自髙宗后，前殿不奏事，则二史固无所书矣。本朝记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后殿为次使，▯上殿臣寮退，面问所尝言，书之。然未尝有敢告之也。后始诏后殿轮日入侍。崇宁初，郑丞相逹夫为史官，复建言并前殿皆入，并立于垜殿。虽存故事，而奏对语畧不相闻，亦不敢自书。惟经筵与讲读官并列，嘉祐间贾直孺所请也。太祖初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嵗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葢不欲常赋横敛于民，故不▯于三司。今内藏库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时。唐以前犹未施用。太平兴国中，诏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则当时葢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遂为定制。今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而宗室将军之制亦不行矣。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防李昉等奏，商贾庶人有僭乘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请禁断，从之。当时以为僭，则非通上下用之矣。今着令，谏议大夫以上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者，许乘狨坐。此云文臣中书舎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非也。
参知政事班旧不与宰相同行。至道中，吕正惠公与冦莱公同为参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莱公意不平，乃请进与宰相同行。莱公罢，复如旧。
服色，凡言赐者，谓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赐也。故职事官服紫，虽侍从以上官未当其品，亦皆言赐。若官当其品，虽非侍从，如磨勘告，便不带赐矣。告不带赐，则亦不当入衔。近见士大夫有悮以赐为正服之名，虽官及品，而衔犹沿习言赐。此不惟不知所应服，亦自读其告不审也。
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忧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卒用之。宅成以赐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懐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
译唐代旧例，门状中清要官员拜见宰相，以及朋友同僚之间往来，都不书写前面的官衔，只写“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如果其人有父母在世，就写“谨祗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与“起居”不并称，各有适用的场合。至于府县官员拜见上级长官，各衙门僚属拜见长官，藩镇入朝拜见宰相及御史台参拜，则使用公状，前面具列官衔称呼，写“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文中“件状如前谨牒”等语，这是申状，不是门状。元丰以前，门状中还带有“牒件状如前”等语，大概是沿袭已久，后来虽然去掉了，但“祗候”与“起居”并称的习惯仍未改变。现在从从官以上，在某官下写“谨状”，去掉“伏听裁防”四字，大致符合唐代制度，而具列前衔，称为小状。其他官员则前衔与前四字都具备，而不写“谨状”。不知道有“牒件状如前谨牒”这七个字，那么“谨状”二字自然不应该重复出现。如果已经去掉了这七个字，就应当称“谨状”以示恭敬，反而简化了，这是元丰以来失当的地方。
太平兴国年间，司天监说太一式中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共十神，都是天上的贵神，而五福所临之地，没有兵灾瘟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更换一次。现在从甲申年进入黄室巽宫，对应吴地分野，请求就在苏州建立宫祠。不久又有人进言，现在京城东南有苏村，可以应合姑苏之名，于是改在苏村建造。京师建立太一宫从此开始。
枢密使拜官或罢免，旧例都用麻制诏书。皇祐年间，狄青在岭南立功归来，高若讷任枢密使，罢免为群牧制置使，狄青从副使补任其空缺，只让舍人院起草辞命，从此成为惯例。
唐代起居郎、舍人都跟随宰相进入殿中，预先听闻奏事。仪仗在紫宸殿，就站在殿下，正对第二螭头，即其凹陷处，和墨以记录事务，所以号称螭头。有人说叫螭头。自从高宗以后，前殿不再奏事，那么两位史官自然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本朝记注官起初不侍立，只是在前后殿设置使职，等上殿臣僚退下后，当面询问他们曾经说过的话，记录下来。然而从未有人敢告知他们。后来才下诏后殿轮流入侍。崇宁初年，郑达夫任史官，又建议前殿也入侍，并立于殿阶。虽然保留了旧例，但奏对的话大致听不清，也不敢自行记录。只有经筵与讲读官并列，这是嘉祐年间贾直孺所请求的。太祖刚平定各伪国，得到其府库中的金银布帛，用另外的仓库储存，称为封桩库。本来是用来对付契丹的。后来三司每年年终常赋有余，也一并归入其中。曾告知近臣，想要积满三五百万，就用来给契丹，以赎回幽燕故土。如果不从，就作为用兵的费用。大概是不想对百姓横征暴敛，所以不交给三司。现在的内藏库就是如此。
狨坐不知始于何时。唐代以前尚未使用。太平兴国年间，下诏工商庶人允许乘坐乌漆素鞍，不得使用狨毛暖坐，那么当时大概是上下通用了。天禧元年，才规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允许乘坐狨毛暖坐，其余一律禁止，遂成为定制。现在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才允许使用，而宗室将军的制度也不实行了。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上奏，商贾庶人有僭越乘坐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请求禁止，朝廷听从了。当时认为是僭越，那么就不是上下通用了。现在法令规定，谏议大夫以上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者，允许乘坐狨坐。这里说文臣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才允许使用，是不对的。
参知政事班列旧例不与宰相同行。至道年间，吕端与寇准同为参知政事。吕端先任宰相，恐怕寇准心中不平，于是请求进与宰相同行。寇准罢免后，又恢复旧例。
服色，凡是说“赐”的，是指官品不符合应服颜色而特别赐予的。所以职事官服紫色，即使是侍从以上官员未达其品，也都说“赐”。如果官品符合，即使不是侍从，如磨勘告身，便不带“赐”字。告身不带“赐”字，那么也不应当列入官衔。近来看到士大夫有错误地把“赐”当作正服名称，即使官阶达到品级，而官衔中仍沿习说“赐”。这不仅不知道应当服什么颜色，也是自己阅读告身不仔细的缘故。
郭进镇守雄州，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在御街东边建造宅第，想要赐给他，让他全部使用琉璃瓦。有关部门说非亲王公主例不应使用，太祖大怒说：“郭进为我抵御契丹十余年，使我不担忧西北，难道不可以比作我的儿女？”最终使用了。宅第建成赐给郭进，他多次推辞才敢接受。太平兴国年间，才另外赐给郭进宅第。有人认为是因为扩建相国寺，并入作为寺基。祖宗时期驸马都尉的宅第，主君去世例都收回官府，或另外赐第。曹沂王的宅第，是许怀德的旧宅。李和文的宅第，也是王贻永的旧宅。自从李和文开始，世代拥有，宏伟华丽居诸主第之首，园池尤其出色，号称东庄。李和文喜好贤才乐于结交士人，以杨亿为师友，其子孙多遵守家法，一时名公卿大多跟随他。
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渊嘿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乂用三徳”，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羣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中间晋宋帖多出王贻永家，贻永，祁公之子，国初藏名书画最多，真迹今犹有，为李驸马公炤家所得者，实为竒迹。而当时摹勒出待诏手笔，多凝滞，间亦有伪本。如李斯书，乃李阳冰、王宻德政碑石本也。石后禁中被火焚，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歴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绛本杂以五代近世人书，防出▯希白自善书，潭本差能得其行笔意。元祐间，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无甚精彩。建中靖国初，曾丞相布当国，命刘焘为馆职，取淳化所遗与近出者，别为续法帖十卷，字多作焘体，又每下矣。
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皆云板刻，此乃云刻石，非也。鲁直云，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宫僚，此云徐王府取阁本刻于木板，岂各自一事耶？续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未经太宗朝摹刻者，刋于石，有防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内藏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当国，命刘焘别为续法帖十卷，非也。
杨文公以工部侍郎卒，旧制四品不应得諡。王文康公为枢宻使，明其尝与宼莱公共议，请皇太子决事，以其家奏草上闻，遂特赐諡。李献臣当制畧曰：「天禧之末，政渐宫闱，能叶元臣议尊储极。文康，莱公壻也。」
张仆射齐贤为相时，其母晋国夫人年八十余，尚康强。太宗方眷张时，召其母入内，亲欵如家人。余尝于张氏家见，赐其母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髙夀。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逄。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祖宗诚意待大臣。简质不为饰，葢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旧官也。置院在枢密院之北，总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等事。国初与枢密先后入叙班，葢视二府一等也。每除枢宻，先为使者，必辞请居其下，而后从之。熈宁间始诏定班，枢宻副使下。元丰官制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祐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岭表，得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军乐也。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防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防而施行者曰发，曰勅。用黄麻纸承防而行者曰勅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蠧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为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曰勅，葢今手诏之类，而勅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
职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书舎人宰相得防朝退，遣直省官召诣都堂面传防。召试被命者致辞，宰相谢之。直省官径引入中书省，前期侍郎防设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顷，本省吏房主首持宰相封题目来，即就试。中书具食，罢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纳试卷始上马。翌日进呈，除命方下。葢召试之制也。有思迟不即就者，往往过期，或为留内门，然已不称职矣。嘉祐间，有试而不除，改天章阁待制者。
考异：咸平中，黄夷简、曽致尧皆试而不除。嘉祐七年，司马温公既试除知制诰，力辞，改天章阁待制。黄曽虽试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温公虽改待制，非试而不除也。
韩门下维以赐出身，熈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
译哲宗元祐初年，皇帝年纪尚轻，深沉静默，很少说话。有一天在经筵讲学时，司马康讲解《洪范》，讲到“乂用三德”时，皇帝忽然问道：“只有这三德，还是另有其他德行？”群臣听了都很惊讶。司马康回答说：“三德虽然不多，但推而广之，天下万事都包含在其中了。”皇帝说：“对。”
太宗留意书法，淳化年间曾取出内府以及士大夫家中收藏的汉晋以来的古帖，汇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的《阁帖》就是这些。其中晋宋时期的法帖多出自王贻永家，王贻永是王旦的儿子，宋初收藏的名家书画最多，真迹至今仍有留存，被李驸马李公炤所得的，实为奇迹。但当时摹刻出自待诏手笔的，大多凝滞不流畅，间或也有伪本。如李斯的书法，其实是李阳冰、王密德政碑的石本。后来石本在禁中被火烧毁，绛州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次摹刻，藏在家中，称为绛本。庆历年间，刘丞相刘沆任潭州知州，也命僧人希白在州衙摹刻，称为潭本。绛本混杂了五代及近世人的书法，而希白自己擅长书法，潭本大致能得其行笔意趣。元祐年间，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建中靖国初年，曾丞相曾布当政，任命刘焘为馆职，选取淳化年间遗漏的和近期出土的，另编为《续法帖》十卷，字多作刘焘体，又更次一等了。
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载，都说刻的是木板，这里却说刻石，不对。鲁直说，元祐年间亲贤宅从禁中借来木板拓印百本，分赠给宫中僚属，这里说徐王府取阁本刻于木板，难道各自是一件事吗？《续法帖》跋文说，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求将秘阁所藏未经太宗朝摹刻的墨迹，刻于石上，有诏听从。到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拿出内藏缗钱十五万，催促工匠，以八月一日完工，分为十卷呈上。这里说曾丞相当政，命刘焘另编《续法帖》十卷，不对。
杨亿以工部侍郎去世，旧制四品官不应得谥号。王文康公任枢密使，阐明他曾经与寇莱公共同商议，请皇太子决事，将其家奏草上呈，于是特赐谥号。李献臣起草制略说：“天禧末年，政令渐归宫闱，能协同元臣议尊储极。文康，是莱公的婿。”
张仆射张齐贤为相时，他的母亲晋国夫人年过八十，尚且健康强壮。太宗正眷顾张齐贤时，召其母入内，亲自款待如同家人。我曾在张氏家见到，赐给其母的诗说：“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手诏说：“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祖宗诚意待大臣。简质不为饰，盖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是唐末旧官。设置院在枢密院之北，总管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等事。宋初与枢密使先后入叙班，大概视同二府一等。每次除授枢密使，先任使者，必定辞请居其下，而后才听从。熙宁年间始诏定班，在枢密副使之下。元丰官制施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祐年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之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定岭表，得到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是军乐。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并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防而施行者曰发，曰敕。用黄麻纸承防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为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曰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
职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书舍人宰相得防朝退，遣直省官召诣都堂面传防。召试被命者致辞，宰相谢之。直省官径引入中书省，前期侍郎防设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顷，本省吏房主首持宰相封题目来，即就试。中书具食，罢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纳试卷始上马。翌日进呈，除命方下。盖召试之制也。有思迟不即就者，往往过期，或为留内门，然已不称职矣。嘉祐间，有试而不除，改天章阁待制者。
考异：咸平中，黄夷简、曾致尧皆试而不除。嘉祐七年，司马温公既试除知制诰，力辞，改天章阁待制。黄曾虽试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温公虽改待制，非试而不除也。
韩门下维以赐出身，熙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
宁中，林彦振赐出身，用韩例，亦除翰林学士。国朝以来，学士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二人。
译宁中，林彦振被赐予出身，依照韩某的先例，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自本朝以来，翰林学士不经科举考试而直接任命的，只有这两个人。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鳯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后遂为定制。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葢沿习此例。
考异：赵鳯乃端明殿学士，此云翰林学士，非此书第四卷亦云赵鳯为端明殿学士，云兼学士，非兼也。此云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第四卷又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葢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云云。前后未免抵牾。
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髙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已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防皆曰：三省同奉圣防，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封駮而己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駮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祐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葢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歴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谢，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祐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宻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防知政事。
唐▯议朝政防议政事防知机务防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知政事葢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髙宗欲用郭待举为防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防知非防佐也葢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防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乆欲拜薛文恵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谷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谷以唐有防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髙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曽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寘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熈宁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卿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
译唐代的制度，翰林学士的本职列在官职之下，五代时赵凤担任此职，开始讽谏宰相任圜将其移到官职之上，后来这便成为定制。本朝凡是兼任学士的官衔，都以职名冠首，大概是沿袭了这个惯例。
考异：赵凤是端明殿学士，这里说是翰林学士，不对。本书第四卷也说赵凤是端明殿学士，说“兼学士”，并非兼任。这里说本朝凡是兼任学士的官衔，都以职名冠首。第四卷又说：唐代以宰相兼任昭文馆、集贤殿学士，官衔都列在官职之下，大概是兼职应当如此。本朝沿袭使用旧制，等等。前后未免矛盾。
自从两汉以来，称中书为政事根本。因为中书省发布命令，而门下省复核，王命的重大，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唐代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的，就是这个原因。尚书省只是接受已成之事去执行罢了。本朝沿袭唐制，官制实行开始采用《六典》，将尚书、门下、中书分为三省，各自以省长官为宰相，就是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不久又因为品级高而不任命，所以以尚书令的副手，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以行使侍中的职权，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以行使中书令的职权，另外设置侍郎来辅佐他们，那么三省就互相兼任了。然而左右仆射既然已经是宰相，那么凡是命令的进呈拟议，没有不经过他们发出的，而左仆射又是他们的长官，那么发布命令的职权，已经由自己行使，还让哪个省来复核呢？当他们进宫应对时，执政官员没有不同步的，那么所谓的门下侍郎，也参与听闻了。所以批红防制都写：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既然已经奉行了，又要审查，也没有这样的道理。门下省的事，只有给事中封驳而已，没有左仆射和门下侍郎自己驳斥已经奉行的命令的。那么侍中、侍郎所谓的省察审核，大概成了虚文。元祐年间，议论的人认为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只是重复，因此有合并废除门下省的意图。后来虽然没有实行，然而事情有应当奏报禀告的，左相必定批送中书，左相将要上奏，而右相有不同意见，往往或者坚持不上奏，或者退回不接受，左相无可奈何，侍郎无处施展力量，事权多在中书。自从中书侍郎升任门下侍郎，虽然名义上晋升，但实际上未必都乐意。
考异：这里说唐代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来又说唐代参知是宰相，而平章是参佐的名称。秦汉到唐代，有官名虽然沿袭但实际不同的。尚书，是秦代的官职；汉武帝让宦官掌管尚书事务，称为中书。所以萧望之说中书是政事根本，又说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应当罢免中书宦官。到了成帝才罢免中书宦官，设置尚书。魏武帝做魏王时，设置秘书令，掌管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这里说自从两汉以来，称中书为政事根本，中书省发布命令，而门下省复核。又说尚书省只是接受已成之事去执行。大概汉魏所谓的尚书、中书，本出于一体，而且起初没有门下省。现在却将历代官名职制混为一谈，不对。
旧例，职事官因告老得以谢职，接受命令就立即执行，不进入朝廷谢辞，因为这是以臣子的身份离去。神宗初年，李少保李东之从侍读职位退休，皇上特意在延和殿召见应对，命令坐下赐茶，退下后与讲读官员在资善堂宴饮饯行。几天后，李侍郎李受继任离去，也沿用李东之的旧例，召见赐宴。两人都是英宗经筵的旧臣，所以礼遇特别优厚，不是常例。当时称他们为“二李”。李东之，是李文定公的儿子，向来忠诚谨慎、和蔼平易；李受也是谨慎的长者。
景祐年间，宋莒公担任知制诰，仁宗对他眷顾深厚，立即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当时王沂公为宰相，因为旧例没有从知制诰直接任命为二府官员的，于是改任翰林学士。第二年，就任命为参知政事。
唐代〇议朝政〇议政事〇知机务〇知政事都是宰相的职责〇知政事大概是刘洎为相时的名称，唐初宰相没有定名，因人而命，都出于临时。后来高宗想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因为他资历浅，所以命令他在中书门下共同接受进止平章事，参知不是参佐。大概宰相不是一个人，犹如说共同知道罢了，而平章是参佐的名称。本朝太祖开始以赵中令独相，很久想拜薛文惠公等人为副手，但难以确定名称，召学士陶谷询问比丞相低一等的有什么官职，陶谷回答说唐代有参知政事，于是任命他。不知道这个名称本来高于平章事，轻重失当，后来沿袭无法更改。
本朝以科举选拔人才，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的，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只有杨寘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都接连名列，前世没有这样的事。自从熙宁三年，我中榜至今，只有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其他榜也没有登上执政职位的。
元丰末年，文潞公退休回到洛阳，入宫应对，当时年龄将近八十岁了。神宗见他健康强壮，问：“您养生也有方法吗？”潞公回答：“没有别的，臣只是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害和气，不敢做过分的事，适中恰好即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啓，徧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惟中书舎人初除亦行啓，徧谢内外。葢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舎人行啓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三衙内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徳殿后主廊堦下唱喏，宰执出笏堦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乆废，前軰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幞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葢两官为台諌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啓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防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葢勅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劄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掲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葢失之矣。其表章畧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防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聴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舎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舎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防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聨，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嵗，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防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剰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繖。其后通及宰相、枢宻、防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防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防。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祐中，着于诏令。近嵗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閤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州行在，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髙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髙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厯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熈寕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厯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体也。考异：此云熈宁中，第九
译馆职初次任命，按照旧例都要发送启帖，向内外从官以上的人普遍致谢。从官中只有中书舍人初次任命也发送启帖，向内外普遍致谢。大概只有这两个职位是经过考核后才任命的，与直接拜受任命的人不同，所以礼节也特殊。近年来中书舍人发送启帖只涉及现任执政官，而不涉及外朝官员。馆职虽然在内朝从官之列，也有不发送启帖的情况了。在三衙内拜见宰相和执政官，都横拿着笏板。在文德殿后主廊台阶下唱喏，宰相和执政官拿出笏板在台阶上拱手还礼。在外朝于通衢大道遇到从官，都勒马避让。勒马避让的制度早已废除，前辈已经记载过了。只有在内朝横拿笏板的礼节至今不敢废除。
旧制幞头和头巾都折叠并收拢在前面，神宗曾经对近臣说：“这种制度有承奉上级的意思。”绍圣年间以后，才开始有改变并收拢在后面的，当时人们推崇这种样式，称前面的为敛巾，于是就不再使用前面的样式了。这虽然不是古代服饰，只是随顺时俗的喜好，但古代制作冕冠都是前俯后仰，敛巾还保留着这种遗意。
元丰年间革新官制后，四十年间，职事官没有不经过任命的人，只有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曾任命过人。大概这两个职位是台谏之长，不是宰相和执政官所图利的，所以没有人举荐他们。有人说，元丰末年，黄安中任中丞，资历很深，神宗想提拔他为常侍，因黄安中卧病在床而未果。崇宁年间，朱圣予任中丞，曾请求任命这两个职位，最终没有实行。
唐代制度，降下敕书有所更改，用纸张贴上去，称为贴黄。大概敕书使用黄纸，那么贴上去的也是黄纸。现在奏状札子都用白纸，有意旨未尽之处，标出要点，用黄纸另外写在后面，这才称为贴黄，这是搞错了。那些表章中略举事项，与日期、路程等出现在前面以及封皮上的，又叫做引黄。
旧时大朝会等庆贺以及春秋谢赐衣、请皇上听政之类的事情，宰相率领百官奉呈表章，都是礼部郎官的职责。唐人称之为南宫舍人。元丰官制实行后，称之为知名表郎官。礼部另外有一个印叫做知名表印，由跟随上官的一人掌管。大观年间以后，朝廷庆贺事务多不符合常规，郎官不能领会其意。蔡鲁公于是命令中书舍人混杂着撰写。后来又不想有所取舍，于是摘取首尾，或者摘取其中一两联，依次编排而成，所以文辞多不伦不类。当时称之为集句表。礼部所撰写的，只有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曾经进入仓库观看粮食收纳，主管官吏害怕被责备多取，于是故意少称。明宗说：“仓库储存粮食，动不动经过几年，如果这样取用，以后岂能避免损耗吗？”官吏于是诉说：“自古以来主管仓库的人，之所以破家竭产来赔偿亏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宗感到怜悯，于是下诏从今以后每石取二升作为雀鼠损耗，至今仍在实行。所谓加耗，就是这个意思。明宗知道体恤官吏，不知道反而落入他们的圈套，于是成为百姓的祸害。近世设立盘量出剩法，本意是防备官吏奸诈，而州县贪暴的人，借此向百姓敛财，甚至达到几倍。他们用正数上缴供朝廷及应付监司的需求，而留出剩余作为自己的供给。监司知道这种情况，也不过问。加耗就更不用说了。
唐代到五代国初，京师都不禁止打伞。五代开始命令御史戴裁帽。本朝淳化初年，又命令公卿都戴这种帽子。既有伞，又戴帽子，所以称之为重戴。从祥符年间以后，开始禁止，只有亲王宗室可以打伞。后来通及宰相、枢密、参政，那么重戴的名称就有区别了。现在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到御史与六曹郎中，则在席帽前加全幅皂纱，只围住一半作为裁帽。不是台官以及自郎中以上与员外以下的，就没有戴席帽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裁与席的名称也不明白。宋次道记载金带，曾经被赐予的人都被允许系戴。宰相罢免，即使是散官也依旧服笏带。因为宣献公任学士，因玉清昭应宫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然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年间，从秘书监来朝，任命为刑部侍郎，仍然系笏头带，认为曾经被赐予允许服戴。景祐年间，著于诏令。近年前执政官到阙，只系遇仙花带。从官没有见带，学士也不敢系。待制如果在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都系皂带。大概閤门的制度不知何时冲改？我建炎年间被召到〇州行在，因杭州变故罢职。官职是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对待高丽的礼节特别优厚，所经过的州都随即建造馆舍，另设仓库来储存供帐什物。刚到，太守都在郊外迎接，饯行也如此。张安道知南京，独自说：“我曾经在二府任职，不可以向陪臣屈节。”于是派通判代替迎送，已经接受拜谒而后回复，当时认为得体。大观年间，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于是也采用张安道的例子。
契丹历法与本朝向来相差一天，熙宁年间，苏子容奉使祝贺生辰，恰逢冬至，本朝比契丹早一天，使副想祝贺，而契丹馆伴官不接受。子容慢慢说：“历法家迟速不同，不能没有小差异，既然不能统一，各自以那一天为节日致庆也可以。”契丹不能强求，于是听从了他。回来奏报，神宗高兴地说：“这件事难处理，没有超过这个办法的。”后来奉使的人有的不知道这个，遇到朔日有不同，甚至互相推辞拜谒而不接受，不符合国家体统。考异：这里说熙宁年间，第九
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厯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抵牾。按苏墓志云：「熈宁十年冬至，本朝厯先契丹一日，敌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厯可也。」
译《卷》记载说元丰年间，本朝冬至比契丹早一天；《第九卷》记载说契丹历法比本朝早一天。《卷》记载说使节副使想要去祝贺，契丹馆伴官不接受；《第九卷》记载说契丹催促使者入宫祝贺，这两处记载前后矛盾。查考苏颂的墓志铭记载：“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法比契丹早一天，契丹怀疑双方互相祝贺，应当遵从哪一方的历法？苏颂说：各自遵从本朝的历法就可以了。”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葢品应得也。惟中书舎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緑，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録、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陞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宻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钦定四库全书
石林燕语卷四
宋 叶梦得 撰
宇文绍奕 考异
官制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正议、中散、朝议皆分左右。朝议、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余并以序迁。大观中，余为中书舍人，奉诏以为非元丰本意，下拟定厘正。乃防取旧名，以奉直易右朝议，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议，正奉易右光禄，宣奉易左光禄，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为光禄大夫，遂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书止用定辞。熙寜中，孙巨源为知制诰，建言：“君恩无髙下，何独于磨勘简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诏各为辞。元丰官制行，惟侍従官而上，吏部检举奏抄命辞；他官自陈于吏部，奏抄拟迁，而不命辞。国朝两制皆避宰相执政官亲。曽鲁公修起居注，贾文元为相，其友壻也，当召试，乃除天章阁待制。文元去位，始为知制诰。刘原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为防知政事，乃以侍读学士出知▯州。宋子京，王原叔为翰林学士，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元祐间，苏子由秉政，子瞻自▯州召为承旨，引原叔例，请补外，不従。近嵗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六曺尚书避亲，多除翰林学士，盖于三省无所▯，异于旧制，自子瞻以来然也。
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着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説为差近。或又以卤为鼓，簿为部，谓鼔驾成于部伍，不知卤何以谓之鼔。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卤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晓。今有卤簿记，宋宣献公所修。审以部为簿籍之簿，则既云簿，不应更言记。
唐制，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继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节度使兼，故云尔也。国朝因之，元丰官制罢平章事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亦带节度使，谓之使相。盖以仪同为相也。《唐书》言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瓌为相，以食贵，百姓不足，独不进。然唐人小説所载与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迁除，朋僚慰贺，皆盛置酒馔音乐燕之，为烧尾。举韦嗣立入三品，赵彦昭假金紫，崔湜复旧官，中宗皆令于兴庆池烧尾，则非献食天子也。其解烧尾之义，以为虎豹化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烧之，乃成人。犹人之新除，必乐饮燕客，乃能成其荣。其言迂诞无据，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则其来盖已久矣。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而朋僚以音乐燕集，亦未之讲也。
庆歴五年，贾文元为相，始建议重修《唐书》，诏以判馆阁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察】赵康靖【槩】及张文定、余襄公为史馆修撰，刋修。未几，诸人皆以故去，独景文下笔。已而景文亦补外，乃许以史藁自随。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遇有疑议取证，则移文于局中，往来迂逺，书久不及成。是时，欧阳
译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然都是四品官，给事中自己穿着绯色官服，在接到任命文书那天就自行更换官服，这是因为品级规定应当如此。只有中书舍人必须等到在后殿正式谢恩，当面受到赏赐后才更换官服。皇帝不常在后殿坐朝，有时要等几天，那么有的穿绯色，有的穿绿色，仍然穿着原来的官服。祖宗时期担任知制诰的都这样，也有不赏赐的。李宪成公李谘从知制诰出任荆南知州，还穿着绯色官服，以学士身份被召回，一并赏赐紫色官服，然后才佩戴金带，就是这种情况。
本朝选拔任用官员，寄禄官共有四个等级七个资序，留守、节度使、观察使的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留守、节度使、观察使的推官，军事判官属于两使职官；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属于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属于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属于判司簿尉。他们升迁的顺序，是从判司簿尉举荐令录，升迁令录举荐职官，升迁初等职官；从职官、令录获得荐书及格，都改任京官；不及格但有两封荐书，就升迁两使职官，这叫做“短般”；凭借功劳按资历赏赐，这叫做“循资”。崇宁年间，枢密使邓洵武建议，认为名实混淆不正，于是改为现在的七个等级名称。
官制中的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大夫、正议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都分左、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有出身的人都能超迁到右列，其余的都按顺序升迁。大观年间，我担任中书舍人，奉诏认为这不是元丰年间的本意，下令拟定厘正。于是选取旧有的名称，用奉直大夫代替右朝议大夫，中奉大夫代替左中散大夫，通奉大夫代替右正议大夫，正奉大夫代替右光禄大夫，宣奉大夫代替左光禄大夫，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好就是光禄大夫，于是成为定制。
旧例，百官考核升迁，中书省只用固定的措辞。熙宁年间，孙巨源担任知制诰，建议说：“君王的恩宠没有高低之分，为什么唯独在考核升迁时简化它？这不是重视王命的做法。”于是下诏各自撰写措辞。元丰官制实行后，只有侍从官以上，吏部检举奏抄任命措辞；其他官员自己在吏部陈述，奏抄拟定升迁，而不任命措辞。本朝两制官员都回避宰相和执政官的亲属。曾鲁公曾公亮修起居注，贾文元贾昌朝担任宰相，他是曾公亮的姻亲，当时应当召试，于是任命为天章阁待制。贾文元离任后，才担任知制诰。刘原甫刘敞，是王文定王曾的外甥，王曾担任参知政事时，于是让刘敞以侍读学士身份出任某州知州。宋子京宋祁，王原叔王珪担任翰林学士，宋祁回避莒公王曾，改任龙图阁学士；王原叔回避文安，改任侍读学士。元祐年间，苏子由苏辙执政，子瞻苏轼从某州被召回担任承旨，引用王原叔的例子，请求补任外官，没有被听从。近年只回避本省官员，比如宰相、二丞的亲属，就不任命为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属就不任命为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属就不任命为舍人这一类。六曹尚书回避亲属，多任命为翰林学士，大概因为对于三省没有回避，不同于旧制，从苏轼以来就是这样。
大驾仪仗通称卤簿。蔡邕《独断》中已有这个名称。唐人认为卤是橹，甲盾的别名。凡是兵卫用甲盾在外围作为前导，掩护前后，都登记在簿籍上，所以叫卤簿。因此举出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都有卤簿，作为君臣通用的称呼，这两个字没有别的含义，这种说法比较接近。又有人认为卤是鼓，簿是部，说鼓声在部伍中形成，不知道卤为什么叫鼓。又说石季龙用女骑兵一千人为一卤部，簿于是写作部，都让人无法理解。现在有《卤簿记》，是宋宣献公所修。如果审察以部为簿籍的簿，那么既然说了簿，就不应该再说记。
唐代制度，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称为使相，从郭元振开始，李光弼等人相继如此。大概平章事是宰相的名称，由节度使兼任，所以这样说。本朝沿袭这一制度，元丰官制废除平章事的名称，而用开府仪同三司代替，也兼任节度使，称为使相。大概因为仪同三司相当于宰相。《唐书》说大臣初次拜官，向天子进献食物，名叫烧尾。苏瓌担任宰相，因为食物昂贵，百姓不足，唯独不进献。然而唐代小说所载与此不同，却说士子初次登科以及在官者升迁，朋友僚属慰贺，都丰盛地摆设酒食音乐宴饮，称为烧尾。列举韦嗣立进入三品，赵彦昭假授金紫，崔湜恢复旧官，中宗都让他们在兴庆池烧尾，那么就不是向天子进献食物。他们解释烧尾的含义，认为是虎豹化为人，只有尾巴没有变化，必须用火烧它，才能成为人。就像人新近升迁，一定快乐饮宴宾客，才能成就他的荣耀。这种说法迂腐荒诞没有根据，然而说太宗曾经询问朱子奢，那么它的来源大概已经很久了。近世向天子进献食物固然没有这样，而朋友僚属用音乐宴饮聚会，也没有讲求过。
庆历五年，贾文元贾昌朝担任宰相，开始建议重修《唐书》，下诏让判馆阁王文安王尧臣、宋景文宋祁、杨宣懿杨察、赵康靖赵概以及张文定张方平、余襄公余靖担任史馆修撰，刊修。不久，这些人都有原因离职，只有宋景文下笔。后来宋景文也补任外官，于是允许他带着史稿随行。编修官在京城设立局所的依旧，遇到有疑难议论取证，就发公文到局中，往来迂回遥远，书很久没有完成。这时，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