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卷七
惟清自同知枢密院为御史中丞。盖重言责也。仁宗时，亦多命前执政，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皆是。自嘉祐后迄今，无为之者。故事，在京职事官絶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二年取防，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葢欲以观人材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歴外官，虽歴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嵗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无害也。
译惟清从同知枢密院升任御史中丞。这是看重御史中丞的言责。仁宗时期，也多次任命前任执政大臣担任此职，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都是这样。自从嘉祐年间以后到现在，没有再这样做过。按照旧例，在京任职的职事官极少任用选人。熙宁初年，朝廷稍想革除资历限制的弊端，于是开始下诏，将选举中达到可以试用标准的人，一并任命为崇文院校书，以备咨询访问和差遣使用。第二年进行考核，有的授予馆阁职务，有的提升资任，有的只给予符合其资历的差遣。这大概是为了观察人才。当时邢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的身份，首先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胡愈任右丞兼知谏院，还认为这样做太急促，因此请求即使是选人，如果没有在外任官的经历，或者虽有任职经历但未满规定年限的，都不得通过选举入仕。于是特别下诏，让邢恕与由尚书省直接除授的近地试衔知县一同任职。近年不再沿用这个例子，从刚考中进士起就直接担任禁从之职，也没有妨害。
宰相除授，虽兼职故事，亦须用麻。干徳二年，赵韩王以门下相兼修国史，有司失于讨论，遂止降敇，至今不能改。
考异《仁宗实录》云：「唐制，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皆降制。本朝自赵普后，或止以敇，除非故事也。」此云「虽兼职亦用麻」，泛言兼职，非也。又若拜相带监修国史，则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敇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繖，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然每车驾行幸扈从，皆撤去。既张繖，而席防仍旧，故谓之重戴。余从官遇出京城门，如上池赐宴之类，门外皆张繖，然须却防。宼莱公、王武恭公皆宋偓壻，其夫人明徳皇后亲妺也，当国主兵，皆不以为嫌。
故事太皇太后繖皆用黄，太妃用红。国朝久虚太妃宫。元祐间，仁宗临御，上元出幸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始皆从行。都人谓之「三殿」。蘓子容太妃阁春帖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红繖雕舆，从两宫。」
慈圣太后在女家时，尝因寒食与家人戯，掷钱一钱，盘旋乆之，遂侧立不仆。未几，被选。
故事，南郊车驾服通天冠，绛纱袍，赴青城祀。日服靴袍至大次，临祭始更服衮冕。元丰中，诏定奉祀仪。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礼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肃援《家语》：「临燔祭，脱衮冕。」葢先衮而后裘，因请更制大裘，以衮用于祀日，大裘用于临祭。议者颇疑《家语》不可据，黜之则《周官》《礼记》所载相抵牾。时陆右丞佃知礼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所谓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应有袭。袭者里也。葢中裘而表衮，乃请服大裘，被以衮，遂为定制。」大裘，黒羔皮为之，而縁以黒缯，乃唐制也。
邵兴宗初自布衣，试茂材异等中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防言者论与宰相张邓公妻党连姻，报罢。后因元昊叛，诏求方畧之士，复献《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始得权邠州观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葢如是也。
考异时，有密言：邵与张邓公连姻者，实非也。其后，邵进兵，说召试，授颍州团练推官，此云权邠州观察推官，非也。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干徳，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賛，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遽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女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于祸。多逊朱崖谢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门，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之。”天下闻而哀焉。京师省寺皆南向，惟御史台北向，葢自唐以来如此。说者以为隋建御史台，取其与尚书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弹治不法，北向取肃杀之义，莫知孰是。然今台门上独设鸱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国初，西蜀初定，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土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逺不测为惮。张乖崖出守，还王元之以诗赠云：“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歴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复得与家俱行，无复曩时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为帅者，故近嵗自侍郎出守，或他帅自待制移帅，皆加直学士，尤为优除也。
考异：至和元年，张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亲，行竟不敢。嘉祐五年，吴长文除知成都，以亲辞，改知郓州。云庆歴以来复得与家偕行，非也。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葢前执政也。政和六年，周焘以寳文阁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为帅者，亦非也。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羣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
译宰相的任命，虽然兼任其他职务是旧例，也必须使用麻制诏书。乾德二年，赵韩王以门下侍郎兼宰相并修撰国史，有关部门失于讨论，于是只降下敕书，至今未能改正。
《考异》记载《仁宗实录》说：“唐代制度，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都降下制书。本朝自赵普以后，有的只以敕书任命，这不符合旧例。”这里说“虽然兼任其他职务也用麻制诏书”，泛泛而言兼任其他职务，是不对的。又如果拜相时带监修国史，那么自然降下制书了，所以说“有的只以敕书任命”，是说并非全都如此。
京城士人过去通用青色凉伞，祥符五年才下诏只有亲王可以使用，其余一律禁止。六年，中书、枢密院也允许使用，但每当皇帝出行扈从，都撤去。既然张开了伞，而伞下的席防依旧，所以称为重戴。其余从官遇到出京城门，如上池赐宴之类，门外都张开伞，但必须撤去席防。寇莱公、王武恭公都是宋偓的女婿，他们的夫人是明德皇后的亲妹妹，当时主持国政、统领军队，都不以此为嫌。
旧例，太皇太后的伞都用黄色，太妃用红色。本朝长期空缺太妃的宫位。元祐年间，仁宗临朝，上元节出行到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才开始都跟随出行。京城人称为“三殿”。苏子容太妃阁春帖说：“新春游赏，祈求百姓福泽。红伞雕车，跟随两宫。”
慈圣太后在娘家时，曾因为寒食节与家人嬉戏，掷下一枚铜钱，盘旋很久，于是侧立不倒。不久，被选入宫。
旧例，南郊祭祀时，皇帝穿着通天冠、绛纱袍，前往青城祭祀。白天穿着靴袍到达大次，临祭时才更换礼服衮冕。元丰年间，下诏确定奉祀礼仪。有关部门建议说：《周官》记载祭祀昊天上帝，就穿着大裘并戴冕；《礼记》记载郊祭之日，君王穿着衮衣以象征天。王肃引用《家语》：“临燔祭时，脱下衮冕。”大概先是衮衣而后是大裘，于是请求更改制度，用衮衣用于祭祀之日，大裘用于临祭。议论的人颇怀疑《家语》不可依据，如果摒弃它，那么《周官》《礼记》所载就相互矛盾。当时陆右丞佃掌管礼院，于是说：“古代衣服必定有裘，所以黑色衣服配羔裘，白色衣服配麑裘，黄色衣服配狐裘。所谓大裘不裼，只是说不袒露，应当有里衣。里衣是内衬。大概内穿裘衣而外穿衮衣，于是请求穿着大裘，外面披着衮衣，遂成为定制。”大裘，用黑色羔皮制成，而用黑色缯布镶边，这是唐代的制度。
邵兴宗起初从平民身份，参加茂材异等科考试中选，任命为建康军节度推官。恰逢言官议论他与宰相张邓公的妻族连姻，被罢免。后来因为元昊叛乱，下诏寻求有方略的人才，再次献上《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才得到权邠州观察推官的职位。祖宗选拔人才的谨慎，大概就是这样。
《考异》当时，有密奏说：邵与张邓公连姻，实际上不是这样。其后，邵进兵说，召试，授予颍州团练推官，这里说权邠州观察推官，是不对的。
卢相多逊向来与赵韩王不和。韩王任枢密使，卢任翰林学士。一天偶然一同奏事，皇上刚改元乾德，于是说这个年号自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说：“这是伪蜀时的年号。”皇帝大惊，立刻命令检查史书查看，果然如此，于是发怒，用笔抹韩王的脸，说：“你争得过他见识多吗。”韩王经过一夜不敢洗脸，第二天奏对，皇帝才命令洗去。从此嫌隙更深，以至于招致祸患。多逊朱崖谢表末尾说：“班超生还玉门，不敢奢望；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记。”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哀叹。京城的省寺都朝南，只有御史台朝北，大概自唐代以来就是这样。解说的人认为隋代建立御史台，取其与尚书省便道相近，所以唐代沿袭。有人说御史弹劾治理不法，朝北取肃杀之义，不知哪个是对的。然而现在台门上唯独设有鸱吻，也不是其他官局所有的。
建国初年，西蜀刚平定，成都主帅按例不允许携带家眷同行。蜀地轻浮剽悍容易作乱，中原士大夫尤其以险远难测为忌惮。张乖崖出任知州，还朝时王元之赠诗说：“先皇担忧蜀地撤换枢臣，独自冒着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历以来，天下安定，成都雄富，既居各帅府之首，又得以与家眷同行，不再有从前的忧患了。而旧例没有以待制身份出任主帅的，所以近年自侍郎出任知州，或其他主帅自待制移任主帅，都加直学士，尤为优厚的任命。
《考异》：至和元年，张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养双亲，出行竟不敢。嘉祐五年，吴长文任命知成都，以双亲为由推辞，改知郓州。说庆历以来得以与家眷同行，是不对的。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大概是前执政。政和六年，周焘以宝文阁待制知成都，这里说没有以待制身份出任主帅的，也是不对的。
神宗刚即位，还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身份先在殿西廊入内慰问。退下后，唯独留下维，问王安石现在在哪里。维回答：“在金陵。”皇上说：“朕召见他，肯来吗？”维说：
安石葢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译王安石大概有志于治理世事，并非甘心终老于山林的人。如果陛下以礼征召他，他怎会不来呢？”皇上说：“你可以先写信给王安石，传达我的这番心意，随后就会召见他。”韩琦说：“如果是这样，那么王安石一定不会来。”皇上问：“什么原因？”韩琦说：“王安石平日常常主张以道义来决定出仕或退隐。如果陛下起初想要任用他，却先派人用私人书信传达心意，他怎肯轻易就任呢？”然而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现在在京师，多次来到我家，我应当亲自把陛下的意思告诉他，他一定能传达。”皇上说：“好。”于是王安石才得知皇上优待眷顾他的心意。
宼莱公初入相，王沂公时登第，后为济州通判，满嵗当召试馆职，莱公犹未识之，以问杨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与之亦无素，但见其两赋，志业实宏逺。”因为莱公诵之，不遗一字，莱公大惊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馆▯皆试于学士院或舎人院。是嵗，沂公特试于中书。考异：钱易制科，中书试六论；谢泌、李仲容皆召试中书，除直史馆；李宗谔试相府，除校理；王禹偁、罗处约召试相府，除直史馆；王钦若试学士院，除知制诰。此云“故事皆试于学士院或舎人院”，非也。
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鳯翔，而以王晋公祐为代，且委以密访其事。戒曰：“得实，吾当以赵普所居命汝面授防径，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数月无所闻。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曰：“臣请以百口保之。”太祖不乐，徙祐知防州。彦卿竟亦无他。祐后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赵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畧载此语，而国史本传不书。余尝亲见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纯粹，元丰末为陜西转运判官，当五路大举后，财用匮乏，屡请于朝。吴枢密居厚时为京东都转运使，方以冶铁皷铸有宠，即上羡余三百万缗以佐关辅。神宗遂以赐范，范得报，愀然谓其属曰：“吾部虽窘，岂忍取此膏血之余耶？”力辞讫弗纳。
太平兴国五年，契丹戎主亲领兵数万，犯雄州，乘虚遂至髙阳关。太宗下诏亲征，行次大名，戎主闻上至，亟遁归，未尝交锋。车驾即凯旋，上作诗示行在羣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髙」之句。
赵清献为御史，力攻陈恭公，范蜀公知谏院，独救之。清献遂并劾蜀公党，宰相懐其私恩。蜀公复论御史，以隂事诬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请下诏斩之以示天下。熙寜初，蜀公以时论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谪之，清献不从。或曰：“彼不尝欲斩公者耶？”清献曰：“吾方论国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辩恭公时，世固不以为过。至清献之言，闻者尤叹服云。
王武恭公徳用貌竒伟，色如深墨，当时谓之黒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抚士卒，得军情。以其貌异，所过闾里皆聚观。苏仪甫为翰林学士，尝密疏之：“有宅枕干岗，貌类艺祖”之语。仁宗为留中不出。孔道辅为中丞，继以为言，遂罢枢密使，知随州。谢賔客虽郡官，不与之接，在家亦不与家人语，如是逾年，起知曹州，始复语人，以为善处谤也。
狄武防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出其黥文。时特以酒濯面，使其文显。士卒亦多誉之。或云其家数有光怪，且姓合防。书欧阳文忠、刘原甫皆屡为之言。独范景仁为谏官，人有讽之者，景仁谢曰：「此唐太宗所以杀李君羡，上安忍为也。」然武防亦竟出知陈州。
天圣、寳元间，范讽与石曼卿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谓之“山东逸党”。一时多慕效之。厐颍公为开封府判官，独奏讽，以为茍不惩治，则败乱风俗，将如西晋之季。时讽尝歴御史中丞，为龙图阁学士。颍公言之不已，遂诏置狱劾之。讽坐贬鄂州行军司马。曼卿时为馆阁校勘，亦落职通判海州。仍下诏戒励士大夫，于是其风遂革。
丁文简公度为学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问用人，守资格与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葢自视乆次，且时方用兵，故不以为嫌。”孙甫知谏院，遽论以为自媒。杜祁公时为相，孙其客也。丁意杜公为辩，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罢，丁适当制，辞云：“颇彰朋比之风，有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继擢枢密副使。
吕侍读溱性豪侈简倨，所临镇虽监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防为都转运使，不相能，摭其回易库事。防有不乐吕者，因论以赃。欧阳文忠公为翰林学士，因率同列上疏论救。韩康公时为中丞，因言从官有罪，从官救之，则法无复行矣。文忠之言虽不行，然士
译寇莱公初入朝担任宰相时，王沂公刚刚考中进士，后来担任济州通判，任期届满应当被召试馆阁职务，但寇莱公还不认识他，便向杨文公询问说：“王君这个人怎么样？”杨文公回答说：“我和他也没有旧交，只是读过他的两篇赋，他的志向和学业确实宏大深远。”于是为寇莱公朗诵那两篇赋，没有一个字遗漏，寇莱公非常惊讶地说：“竟然有这样的人吗！”立即召见了他。按照旧例，馆阁官员都在学士院或舍人院进行考试。这一年，王沂公特别在中书省进行考试。考异：钱易参加制科考试，在中书省试六论；谢泌、李仲容都被召试于中书省，任命为直史馆；李宗谔在相府考试，任命为校理；王禹偁、罗处约被召试于相府，任命为直史馆；王钦若在学士院考试，任命为知制诰。这里说“旧例都在学士院或舍人院考试”，是不对的。
宋太祖与符彦卿有旧交情，常常推崇他善于用兵。符彦卿在大名府任职十多年，有人告发他谋反，太祖急忙将他调任凤翔，并任命王晋公王祐代替他，并且委托他秘密查访这件事。告诫他说：“如果查实了，我应当把赵普居住的地方赐给你，当面授予你防边策略，让你启程上任。”王祐到任后，察知这是诬告，几个月没有听到什么消息。驿马召见当面询问，王祐极力辩解说：“臣愿意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来担保。”太祖很不高兴，将王祐调任虢州知州。符彦卿最终也没有其他异动。王祐后来在曹门外建造住宅，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三棵槐树，说：“我虽然不能像赵普那样显贵，但后世子孙中一定有登上三公高位的人。”不久，魏公（王旦）果然官至太保。欧阳文忠公撰写《王魏公神道碑》略载了这些话，而国史本传没有记载。我曾经亲眼见到他们家的子弟讲述此事。
范侍郎纯粹，元丰末年担任陕西转运判官，正值五路大规模出兵之后，财政用度匮乏，屡次向朝廷请求援助。吴枢密居厚当时担任京东都转运使，正因为冶铁鼓铸受到宠信，就上缴盈余的三百万缗钱来资助关中地区。神宗于是将这些钱赐给范纯粹，范纯粹接到诏书，脸色凝重地对他的属官说：“我的辖区虽然困窘，难道忍心取用这些民脂民膏吗？”极力推辞，最终没有接受。
太平兴国五年，契丹戎主亲自率领数万军队，侵犯雄州，乘虚一直到达高阳关。太宗下诏亲自征讨，行进到大名府，戎主听说皇上到来，急忙逃跑回去，未曾交锋。皇上随即凯旋，作诗给行在的群臣看，其中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的诗句。
赵清献担任御史，极力攻击陈恭公，范蜀公当时掌管谏院，独自为他辩护。赵清献于是一并弹劾范蜀公结党，宰相怀有私恩。范蜀公又议论御史，认为他用阴私之事诬陷他人，这是妄加死罪于人，请求下诏斩首以警示天下。熙宁初年，范蜀公因为与时论不合，请求退休。有人想趁机贬谪他，赵清献不同意。有人说：“他不是曾经想斩你吗？”赵清献说：“我正在议论国家大事，哪有空闲顾及私怨？”当初范蜀公为陈恭公辩护时，世人本来不认为这是过错。等到赵清献的话传出，听的人尤其赞叹佩服。
王武恭公王德用相貌奇特伟岸，肤色像深墨一样黑，当时人称他为黑王相公。他的宅第在都城西北角，善于安抚士兵，深得军心。因为他的相貌奇异，所到之处邻里百姓都聚集观看。苏仪甫担任翰林学士，曾经秘密上疏说：“有宅第枕着干岗，相貌类似艺祖（宋太祖）”的话。仁宗将奏疏留在宫中不公布。孔道辅担任中丞，接着也以此进言，于是罢免了枢密使职务，改任随州知州。王德用谢绝对宾客的接待，即使是郡守官员，也不与他们交往，在家里也不与家人说话，像这样过了一年，起用为曹州知州，才开始与人说话，人们认为这是善于处理诽谤的方法。
狄武襄狄青从行伍出身，地位接近近臣，不肯露出脸上的刺字。当时特意用酒洗脸，使刺字显现出来。士兵也多称赞他。有人说他家多次出现光怪现象，而且姓氏符合谶纬。欧阳文忠公、刘原甫都屡次为他进言。只有范景仁担任谏官，有人劝说他，范景仁推辞说：“这是唐太宗杀李君羡的原因，皇上怎么忍心这样做呢。”然而狄青最终也被外放担任陈州知州。
天圣、宝元年间，范讽与石曼卿都喜欢旷达不羁，纵情饮酒放纵自己，不再遵守礼法，被称为“山东逸党”。当时很多人羡慕效仿他们。庞颖公担任开封府判官，独自上奏弹劾范讽，认为如果不惩治，就会败坏风俗，将像西晋末年那样。当时范讽曾经历任御史中丞，担任龙图阁学士。庞颖公进言不止，于是下诏设置监狱弹劾他。范讽获罪被贬为鄂州行军司马。石曼卿当时担任馆阁校勘，也被免职通判海州。仍然下诏告诫勉励士大夫，于是这种风气就改变了。
丁文简公丁度担任学士多年，因为元昊叛乱，仁宗于是询问用人，是遵守资历还是提拔才能谁先？丁度说：“太平无事时遵守资历，紧急有大事大疑时先提拔才能。大概因为自己任职很久，而且当时正在用兵，所以不以为嫌。”孙甫掌管谏院，立即议论认为这是自我推荐。杜祁公当时担任宰相，孙甫是他的门客。丁度以为杜公会为自己辩护，直言但不很用力。等到杜公罢相，丁度正好起草诏书，辞令说：“颇显朋比之风，是有目的而言的。”丁度从此也相继提拔为枢密副使。
吕侍读吕溱性情豪奢简慢倨傲，所到的镇守之地，即使是监司，也不稍加谦让。真定知府李防担任都转运使，与他不和，搜集他倒卖库物的事情。李防有不喜欢吕溱的人，于是以赃罪弹劾他。欧阳文忠公担任翰林学士，于是率领同僚上疏论救。韩康公当时担任中丞，于是说从官有罪，从官为他辩护，那么法律就无法执行了。文忠的话虽然没有被采纳，然而士
论终以为近厚也。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着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寳蔵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故事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然熙宁中收复熙河，百官班贺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乆之不从，上待服而后进班，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大观中收复青唐，以熙河故事复赐蔡鲁公，而用排方。时公已进太师，上以为三师礼当异，特许施于公服。辞乃乞琢为方团。既又以为未安，或诵韩退之诗“有玉带悬金鱼”之语，告公请因加佩金鱼。自是何伯通、郑达夫、王将明、蔡居安、童贯非三师而以恩特赐者，又五人云。
译议论最终认为这接近于优厚。本朝亲王都佩带金带，元丰年间实行官制改革，皇上想要恩宠嘉奖岐王和秦王，于是下诏赐予方团玉带，定为朝仪。在此之前，皇帝所用的玉带都是排方形的，所以用方团形来加以区别。两位亲王极力推辞，请求将玉带收藏在家中而不佩带使用，皇上不答应，于是他们请求改加佩金鱼，于是皇上下诏赐予玉鱼。亲王佩带玉带并悬挂玉鱼，从此开始。按照旧例，玉带都不允许在公服上佩戴，然而熙宁年间收复熙河，百官列班向神宗祝贺，神宗特意解下自己系着的玉带赐给王安石，并且让他佩带此带入朝祝贺。王安石极力推辞，过了很久皇上仍不听从，皇上等待王安石佩带玉带后才让百官进班，王安石不得已接受诏令，第二天就解下不再佩戴。大观年间收复青唐，依照熙河旧例再次赐给蔡京，但使用的是排方形玉带。当时蔡京已晋升为太师，皇上认为三师的礼仪应当有所不同，特别允许在公服上佩戴。蔡京推辞后请求将玉带琢成方团形。随后又觉得不妥，有人诵读韩愈诗中“有玉带悬金鱼”的句子，告知蔡京请求因此加佩金鱼。从此以后，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卞、童贯这五人，虽非三师却因恩宠特别赐予玉带金鱼，又增加了这五人。
学士院正防曰：「玉堂葢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遡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其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易简即扃鐍置堂上，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绍圣间，蔡鲁公为承防，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庄肃公景祐中监在京仓，南郊赦录朱全忠之后，庄肃上疏罢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为劝？”仁宗善之，擢审刑院详议官，记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见进用。
考异：梁庄肃公以太子中舎监在京广衍仓，景祐中进士及第，换中允，知淮阳军，论朱全忠事。此云监在京仓时疏罢之，非也。
天圣三年，钱思公除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希白为学士，当制。希白于思公从父兄也，兄草弟麻，当时以为盛事。建中靖国元年，曽子宣自枢府入相，子开适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考异：子宣元符三年十月拜相，韩绛相弟维草制，此云本朝惟此二人，非也。
祖宗用人，多以两省为要，而翰林学士尤号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尝六七。杜正献公以清节名天下，然一生多歴外职，五为使者，徧典诸名藩，在内惟为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遂至为枢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谏官被责，召还，以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知开封府，复责，晚乃自庆州亦入为枢密副使。二公皆未尝歴两省，而文正之文学不更文字之职，世尤以为歉也。吴龙图中复，性谨约，详于吏治，自潭州通判代还，孙文懿公为中丞，闻其名，初不之识，即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或问文懿何以不相识而荐之，文懿笑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吾岂荐识面台官耶！”当时服其公。
蘓相子容为南京察推时杜祁公尚无恙，极器重之，每曰：「子他日名位当与老夫畧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嵗入相，八十薨；苏公以七十二嵗入相，八十二嵗薨。不惟爵齿畧相似，杜公在位百余日后以太子少师致仕，末乃为太子太师而苏公在位甫一年，后亦以太子少师致仕，太上皇即位方进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执政有不悦者，故特以东宫三少抑之，当时以为非故事；而苏公告老，在绍圣初，亦坐章申公不悦令具杜公例进呈。苏公闻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审琦防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尤为亲近。性不能饮，太祖每燕近臣，常尽欢，而审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满，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旧，方共享富贵。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饮之。」祝毕，顾审琦曰：「大必赐汝酒量，可试饮。」审琦受诏，不得已饮，輙连数大杯，无苦。自是每侍燕，輙能与众同饮。退还私第则如初。
杨文公既佯狂逃归阳翟，时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书问常不辍，皆自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牍，则托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书末云：「介推母子絶希緜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饿，当时服其防而婉云。」
考异倚往，见魏公既归，以书叙感，非答其书也。
王元之初自掖垣谪商州团练副使，未几入为学士。至道中，复自学士谪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为知制诰，凡再贬还朝，不能无怏怏。时张丞相齐贤、李文定沆当国，乃以诗投之曰：「早有虚名达九重，宦途流落渐龙钟。散为郎吏同元稹，羞见都人看李邕。旧日谬吟红药树，新朝曽献皂囊封。犹祈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林作老农。」然亦竟坐张齐贤不悦，继有黄州之迁。葢虽困而不屈也。
钦定四库全书
石林燕语卷八
宋 叶梦得 撰
宇文绍奕 考异
仁宗留意科举，由是礼闱知举任人极艰。天圣五年春榜，王沂公当国，欲差知举官，从臣中无可意者，因以刘中山筠为言。时刘知颍州，仁宗即命驿召之。是嵗廷试，王文安公尧臣第一，韩魏公第
译学士院正防说：“玉堂大概是道家的名称。起初，李肇在《翰林志》末尾写道：‘居住在翰林院的人，都说凌驾玉清、追溯紫霄，难道只是登上瀛洲吗？也称作登上玉堂。’从此就把玉堂作为学士院的称呼，但没有悬挂匾额。太宗时，苏易简担任学士，皇上曾对他说：‘玉堂的设置，只是空传其名，终究没有正式的名称。’于是用红罗飞白书写‘玉堂之署’四个字赐给他。苏易简就把它锁在匣子里放在堂上，每当学士上朝办事时，才打开看一眼，这被视为翰林院的盛事。绍圣年间，蔡鲁公担任承防，才上奏请求摹刻杭州的匾额悬挂起来，为了避英宗庙讳，去掉下面两个字，只称‘玉堂’。”
梁庄肃公在景祐年间监管京城仓库，南郊大赦时录用了朱全忠的后代，庄肃公上疏请求罢免他们，说：“朱全忠是叛臣，怎么能以此作为劝勉？”仁宗认为他说得对，提拔他为审刑院详议官，记住了他的姓名，从此在宫中逐渐得到进用。
考异：梁庄肃公以太子中舍的身份监管京城广衍仓，在景祐年间进士及第，改任中允，任淮阳军知军，议论朱全忠的事。这里说他在监管京城仓库时上疏罢免朱全忠后代，是不对的。
天圣三年，钱思公被任命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希白担任学士，负责起草诏书。钱希白是钱思公的堂兄，哥哥起草弟弟的任命诏书，当时被视为盛事。建中靖国元年，曾子宣从枢密院入朝为相，曾子开恰好起草诏书，本朝只有这两个人而已。
考异：曾子宣在元符三年十月拜相，韩绛的弟弟韩维起草诏书，这里说本朝只有这两个人，是不对的。
祖宗用人，大多以两省为要害，而翰林学士尤其号称清贵切近，因此进入两府的人，十成中常有六七成。杜正献公以清高的节操闻名天下，然而一生多担任外职，五次担任使者，遍任各著名藩镇，在京城内只担任过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开封府知府，最终做到枢密副使。范文正公从谏官被贬责，召还后，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判国子监，升任开封府知府，再次被贬责，晚年才从庆州入朝担任枢密副使。两位公都没有经历过两省，而文正公的文学才能却没有担任过文字之职，世人尤其认为遗憾。吴龙图仲复，性情谨慎简约，精通吏治，从潭州通判任上代还，孙文懿公担任中丞，听到他的名声，起初并不认识他，就推荐他担任监察御史里行。有人问文懿公为什么不认识却推荐他，文懿公笑着说：“古人以担任呈身御史为耻，我难道会推荐认识面孔的台官吗！”当时人们佩服他的公正。
苏相子容在南京担任察推时，杜祁公还健在，非常器重他，常说：“你日后的名位应当与老夫大致相同，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杜公六十八岁入相，八十岁去世；苏公七十二岁入相，八十二岁去世。不仅爵位年龄大致相似，杜公在位一百多天后以太子少师退休，最后担任太子太师，而苏公在位刚满一年，后来也以太子少师退休，太上皇即位后才晋升为太子太保。起初，杜公告老，执政中有不高兴的人，所以特意用东宫三少压制他，当时认为不符合旧例；而苏公告老，在绍圣初年，也因章申公不高兴，命令他按照杜公的例子进呈。苏公听说后，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愿。”
王审琦在藩镇时与太祖关系很好，后来因辅佐太祖建立帝业的功劳尤其亲近。他不能喝酒，太祖每次宴请近臣，常常尽兴，而审琦只拿着空杯。太祖心中不满，一天酒酣时，举杯祝酒说：“审琦是布衣时的旧交，正共享富贵。酒是天赐的美禄，可惜不让他喝。”祝酒后，看着审琦说：“上天一定赐给你酒量，可以试试喝。”审琦接受诏令，不得已喝，就接连喝了几大杯，没有痛苦。从此每次侍宴，就能与众人一起喝。回到私宅则像原来一样。
杨文公假装疯狂逃回阳翟，当时是祥符六年。中朝士大夫从王魏公以下，书信问候常常不断，都自己写文章，而用他弟弟杨倚士曹的名字上奏章，则托名于母亲。他回复王魏公的一封信末尾说：“介推母子断绝了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愿忍受西山的饥饿，当时佩服他们的节操而委婉地说。”
考异：杨倚前往，见到魏公已经归来，写信叙述感激之情，不是回复他的信。
王元之初从掖垣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不久入朝担任学士。至道年间，又从学士被贬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的身份召为知制诰，两次被贬后回朝，不能没有怨愤。当时张丞相齐贤、李文定沆当权，于是以诗投给他们说：“早有虚名达九重，宦途流落渐龙钟。散为郎吏同元稹，羞见都人看李邕。旧日谬吟红药树，新朝曾献皂囊封。犹祈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林作老农。”然而最终还是因为张齐贤不高兴，接着有黄州的迁徙。大概虽然困顿但不屈服。
钦定四库全书
石林燕语卷八
宋 叶梦得 撰
宇文绍奕 考异
仁宗留意科举，因此礼部考试知举官的任命极其艰难。天圣五年春榜，王沂公当权，想差派知举官，从臣中没有满意的人，于是推荐刘中山筠。当时刘知颍州，仁宗立即命令驿站召他。这一年廷试，王文安公尧臣第一，韩魏公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