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卷五

译他每次从容地经过那里，讲述往事，欢乐饮酒，整天这样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权的人也不责备他。元祐初年，熙宁、元丰年间被罢免的旧臣，从司马光以下都聚集在朝廷，只有景仁屡次被召却不去，世人尤其认为他高尚。

译唐人记载，张延赏的妻子是苗晋卿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宰相，舅舅嘉贞、儿子宏靖都是宰相的女婿。韦皋虽然没有担任真正的宰相，但享有王爵，人们认为唐朝士大夫门第的显赫，只有这一家而已。本朝韩忠献（韩亿），夫人是魏国公王旦的女儿，韩忠献任参知政事，虽然没有担任宰相，但康公（王素）玉汝都多次登上相位，持国（王珪）又担任门下侍郎，长子韩综虽然早逝，也担任过知制诰，都是王家的女婿。李内翰（李淑）与苗氏的情况相差无几，其他士族没有能相比的。

宰相和执政大臣每年有内侍省惯例赏赐新火、冰之类，传达命令的人称为“快行”，各家都用私钱一千文赠送给他。元丰元年除夕，神宗在宫中忽然得到吴道子画的钟馗像，于是让人刻版赐给二府。吴冲卿当时任宰相，想按惯例赠送，王禹玉说：“皇上面前没有特别赏赐，这是出自特殊的恩宠，应当稍微增加一些。”于是赠送五千文。此后御药院便将此作为惯例。第二年除夕，再次赏赐给冲卿，按惯例又赠送五千文。冲卿因此戏弄同僚说：“一个钟馗就够了。”众人都大笑。宣和年间，一两位大臣恩宠特别优厚，传达命令的人有饮食、果实而得到五十千文的，一天有时赏赐一两次。

司空图在朱全忠篡位建立后梁时，被召任礼部尚书，他没有接受任命，最终去世。宋次道担任河南通判时，曾经在御史台的档案中查到开平年间为司空图去世而停止朝会的敕令，这才知道即使是在动乱灭亡的极点，礼仪文饰也没有完全废弛。至于像表圣（司空图），大概是道义上不愿为朱全忠效力的人，但也没有因此轻视他。

大臣和近亲有病，恩礼优厚的，大多宣召医生，去世后，按惯例派遣内侍监护丧事，称为敕护。国医未必都是高手，既然奉旨，必须当面投药以显示功效，病人不敢推辞。偶尔病情与药物不相适应，往往反而造成危害。敕护丧事家属无法参与，完全听从监护官员，不再计算费用，任凭他们随意索取，直到耗尽家资，有的人甚至无法承担，所以谚语说：“宣医纳命，敕护破家。”近年敕护大多上奏请求免除，朝廷知道他们的用意，没有不依从的。

试院官员过去不担任小录。崇宁初年，霍端友榜安枢密（安惇）主持科举考试，开始创设这一职位。我当时担任誊录试卷官，从此便成为惯例。进士小录详细记录出生年月日时的，是为了排列年龄次序。安惇喜欢考察命理，当时考官中有几人善于谈论命理，安惇每天让他们议论，所以也详细记录出生年月日时，这就过分了。

公宴合乐，每次酒行完一轮，伶人必定唱“嗺酒”，然后音乐才响起。这是唐人送酒的辞令，原本作碎音，现在多读作平声。文士有时也使用它。王仁裕诗：“淑景易从风雨去，芳樽须用管弦嗺”。

京师各衙门的胥吏，每到秋天必定凑钱举行赛神聚会，往往借此纵情饮酒整天。苏子美进奏院聚会，正是因此获罪。我曾经问他们祭祀什么神？回答说：“苍王。”大概因为仓颉造字，所以胥吏尊奉他，这固然可笑。官署正门里面，都在中间用小木龛供奉佛像，称为“不动尊佛”，即使是宫中的各衙门也是如此。他们的本意也是因为胥吏害怕被罢免斥责，认为祸福非常灵验，侍奉极其恭敬。这不仅流俗的谬误可笑，即使神佛也可笑。

旧制，学士以上赐御仙花带，但不佩鱼袋，即使是翰林学士也是这样。只有二府官员服笏头带，佩鱼袋，称为重金。元丰官制实行，才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杂学士都可以佩鱼袋。所以苏子瞻谢翰林学士表说：“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

玉堂的匾额，四字是太宗飞白书，淳化年间赐给苏易简。

枢密院既然专总兵权，宰相如果不兼任，几乎不再过问。庆历初年，元昊用兵，富公任谏官，于是请求宰相按旧例兼任枢密院事务。当时吕文靖任宰相，不想兼任，富公极力争辩，于是兼任枢密使。从此相继任宰相的人初次授职，都带兼使。八年，文潞公从参知政事升任宰相，开始不带兼使。于是皇祐初年，宋莒公、庞颖公任宰相，都不兼任，大概是因为元昊已经归顺的缘故。神宗初年更改官制，王荆公等人想罢免枢密院，神宗认为难以实行。后来确定官制，议论的人始终认为宰相不参与兵政是忌讳，如果按旧例恢复兼任，就不符合正名的意思。于是下诏厘定事务，大小大事，三省与枢密院共同商议进呈画旨，称为“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三省官员都签书付枢密院执行。小事，枢密院独自取旨执行完毕，通知三省。每次朝会，三省、枢密院先共同对答，枢密院退下在殿庐等待，三省才开始留进呈。三省事务退下，枢密院再上进呈，独自取旨，于是成为定制。

殿庐幕次，三省官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员为一幕，尚书省官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单独设置椅子，坐在隔门之内。只有翰林学士与知开封府同幕，大概是因为旧制知府常由翰林学士兼任，所以如此。起初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同一幕，赵中令末年，太祖厌恶他专权，而枢密使李崇矩是他的女婿的父亲，所以特别命令拆分开，至今没有改变。

唐制只有

译文馆集贤院设置学士，宰相可以兼任，其他官员没有兼任的，也没有另外设立学士的名号。像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书学士，只是职务的名称罢了。自从后唐安重诲担任枢密使，明宗因为他不通晓文义，才设置端明殿学士，由冯道、赵凤担任，班列在枢密使之下，在该院领取俸禄。端明殿就是正衙殿。本朝将端明改为文明，用来任命程羽。后来因为“文明”避讳真宗的谥号，改为紫宸，不久又因为紫宸不是臣子所能称呼的，改为观文。那么端明、文明、紫宸本是同一座殿，观文虽然名称不同，但创设职务的意图是相同的。这四个名称都是同等级的职务。明道年间，又将承明殿改名为端明，仍然设置学士。中间又设立了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于是职务名称增多，不能完全遵循旧制。起初真宗为王旦设置资政殿学士，班列在枢密使之下，这就是文明殿学士的职务。大概是因为当时真宗对王旦的恩宠正厚，所以不授予文明殿学士，而另外创设了这个名号。等到丁谓罢免参知政事，不授予资政殿大学士，又设置观文殿学士。观文殿学士的班列在资政殿大学士之上，而皇祐年间用它来任命孙沔，大概是沿用丁谓的先例罢了。职级的轻重似乎也不合理。近年来自资政殿以上的职务都成为两府（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官员的兼职名称，这是本朝的新制度。而端明殿学士作为侍从官员兼职的首席，则是后唐的旧例。

译考异：唐代的文馆、集贤殿学士，有不是宰相而担任此职的，宰相也并非兼任此职。明皇将集仙殿改为集贤殿，将丽正书院改为集贤院，殿与院是不同的。此处说集贤院，是不对的。有大学士，有直学士，此处说其他官职没有兼任的，也并没有学士的名号，这也是不对的。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应当有“西京”二字。资政殿大学士的班次在文明学士之下，翰林学士承旨之上。此处说班次在枢密使之下，又说即是文明殿的职务，不知依据何在。第六卷说班次在翰林承旨之上，第十卷说班次在枢密副使之下，前后说法不同。近年有不是二府官员而被授予资政殿学士的，也有二府官员罢免后只授予端明殿学士的，端明殿学士往往特别任命。此处说近年来自资政殿以上都是二府官员的职名，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学士是侍从官兼职的首位，那么后唐的旧例就都不对了。

古时候丧服有负版，系在领下，垂放下来，方圆一尺八寸。《服传》所说的“负版宽度超出适寸”就是指这个。郑氏说负版在背上，适版在领旁。大概丧服的制度，前面有衰，后面有负版，左右有辟领。这种礼制在世间已经很久不见了。自秦汉以来，未曾听闻。翟内翰公巽曾说，《论语》中“式负版”的“版”不是板籍的版，而是丧服的版。以孔子见到穿齐衰丧服的人必定下车致敬为证。

尧称为陶唐氏，舜称为有虞氏，禹称为有夏氏。唐、虞、夏氏，可能是他们的封国或出生地的名称，所以他们的祖先都以此命名作为氏，后来因此成为国号。那么尧、舜、禹，怀疑是他们的谥号。然而《易经》称“尧舜氏作”，那么尧、舜也是氏，难道又是追称的吗？或者说是谥号吗？他们通用的称呼都叫做帝。秦朝原本想称泰皇，后来去掉泰号称皇帝，本来就已经过分了。汉朝以后沿袭这个称呼，不能改变。到了唐武后天授年间，加尊号叫“圣神皇帝”；中宗神龙年间，加尊号叫“应天皇帝”；明皇又用年号冠称“开元皇帝”。其后互相沿袭增加，多达十几个字，这难道是生前就定下的谥号吗？究竟符合什么礼制呢？本朝初年废除不讲。仁宗景祐初年，群臣沿用开元的旧例，请求以“景祐”为号。从此每逢南郊大礼完毕，百官就拜表，加上尊号，以表示归美之意。神宗即位，群臣屡次上尊号，都推辞不接受。元丰三年，于是下诏废除。这是帝王的盛大举措。

俗间称翰林学士为坡，大概唐德宗时曾将学士院移到金銮坡上，所以也称銮坡。唐代制度学士院没有固定处所，皇帝在大内就设在明福门，在兴庆宫就设在金明门，并不专在翰林院。然而明福、金明不以此作为称呼，是因为不常居住在那里罢了。谏议大夫也称坡，这出自唐人的话语。谏议大夫的班次本来在给事中、中书舍人之上，其升迁则是谏议大夫任期届满才升任给事中，从给事中升任舍人，所以当时有句话：“饶道斗上坡去，亦须却下坡来。”以谏议大夫为上坡，所以因此作为称呼。见于李文正所记载。

建国初年选拔进士，沿袭唐代的旧例，每年最多不超过三十人。太宗刚即位，天下已经安定，有心于修习文治，曾对宰相薛文惠公说：“治理国家长久之道，在于广泛任用文武之士。我想在科举中广泛寻求优秀人才，即使十人中得一二人，也可以达到大治。”吕居正说：“好。”这一年皇帝亲自考试，题目以“训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大概是为了表示广泛任用的意思，特别录取了一百零九人，自唐代以来没有过。于是得到吕文穆公为状元，李昉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化基等数人，都在其中。从此连续放榜五次，共录取八百零一人，一时的名臣，都从此中产生。

考异：建国初年选拔进士，每年不止三十人的情况也有，此处说最多不超过三十人，是不对的。

唐末五代，武选有东西头供奉、左右班、侍禁、殿直。本朝又增加内殿承制、崇班，都是禁廷侍奉至尊的名号。然而宰执及皇亲国戚，当时得以奏请给予使臣恩泽，都惯例接受这些官职。沿袭习惯久了，不以为过。政和年间，改武官名，有拱卫、亲卫大夫等职。宰相给使有达到这些官职的，担心他将被罢免，或者想暗中中伤他，于是说人臣而使用拱卫、亲卫，意图不可测度，不知道这也是前日承制、侍禁之类的官职。唐代退休官员，如果没有特别诏令，惯例不给俸禄。建国初年沿袭使用唐代制度，到真宗时才下诏退休官员特别给予一半的俸禄，大概是为了表示优待贤才、养老的意思。当时的诏书说：“开始展现才能而尽力，最终告老以乞求骸骨，贤德啊！虽然叹息于东门，遥远地遂辞别于北阙。用来尊崇耆德，特别显示殊恩。”所以士人得以请求退休的颇为艰难。庆历年间，马季良在贬谪籍中得以退休，言官议论并剥夺了他的资格，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后来有关部门已经制定定制，有请求无不获得，人们渐渐不以为贵，于是有过期而不请求的。于是御史台每年一次检举，有年龄快到格者，就发公文暗示他。现在也不再检举了。

考异：唐贞元五年，萧昕等退休，给予半俸，于是成为惯例。太和元年，杨于陵退休，特别全给俸禄，推辞说：“半给的俸禄，是近古所行的，伏

译思考，这已经是过于侥幸了。”这里说唐代退休官员如果没有特别诏令，按规定不发放俸禄，这是不对的。太宗淳化元年，下诏退休官员发放半俸，这里说是真宗，也是不对的。咸平五年，谢泌进言：“退休官员近来都升迁官阶，现在记录授予朝官发放半俸，必须是有清名以及功劳效验才可以允许。”于是下诏七十岁以上请求退休的人允许退休，因病以及历任有贪赃犯罪的人听任从便，如果列入贬谪名册则不得退休，后来也是这样。范忠宣公就是如此。苏子由诗中说：“余年迫悬车，奏草屡濡笔，籍中顾未敢，尔后当容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明道二年大赦，丁谓被特许退休。真宗朝，御史卢琰进言：“朝中士人有衰老不退休的，请推行退休的典制。”当时二三名卿还有不退休的讥讽，那么超过期限不申请，并非只有后来才这样。

译唐代的三院御史，指的是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侍御史办公的地方叫台院，殿中侍御史的叫殿院，监察御史的叫察院，这是办公场所的名称，并非官职的称呼。侍御史自称端公，如果掌管杂事则称为杂端，而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则被称为侍御。近世以来，殿院、察院竟然用来作为官职的名称，这大概是搞错了。而侍御史也不再称台院，只叫侍御、端公、杂端，只是私下互相称呼，并不见于通用的称谓，各自沿袭旧习罢了。

考异：《因话录》记载侍御史众人呼为端公，并非自称。

唐代的御史台坐北朝南，大概是沿袭隋朝的旧制。公堂上设宴进食时，侍御史的榻设在南面，而主簿在北面。两院分为东西两侧，所以俗称为侍御史为南榻。监察御史里行，是资历较浅的监察御史。起初，唐太宗从平民中提拔马周，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里行，于是以此命名官职。马周的事《新唐书》未记载，《唐六典》中有提及。有人说，起初在龙朔年间，王本立也被任命为此职，也见于唐人杂记，但不如《唐六典》可信。

考异：马周、王本立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都见于《唐书·职官志》。这里说见于《唐六典》及唐人杂记，不如以《唐书》为依据。唐代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也有里行，并非只有监察御史才有。

唐代的诏令虽然统一出自翰林学士，但遇到边防机要大事，学士不能完全知晓的，大多由宰相处理。重要的内容由宰相自己起草，然后交给学士院，让学士增加开头结尾的常规套话而已，这叫做诏意，所以没有什么更改增减。现在还能在李德裕、郑畋的文集中看到。近年有时诏令完全出自宰相，进呈完毕后，只是召唤待诏在私宅书写，或者诏令学士宰相当面传授旨意，让学士退下后起草，但也不能没有修改定夺。

元祐初年，沿用治平年间的旧例，命令大臣推荐士人担任试官，职位多由当时的名士担任，在馆阁中大多按资历依次升迁，没有越级提拔的，都有滞留不前的感叹。张文潜、晁无咎都在其中。一天，两人阅读朝报，看到苏子由从中书舍人调任户部侍郎，无咎认为升迁平缓，说：“子由这次调任，不离核，就像水果粘着果核一样。”文潜立刻说：“难道不比你枝头干好吗？”听到的人都大笑。东北有一种像李子的水果，每次成熟时如果不去采摘，就会干枯，当地人因此取来收藏，称为“枝头干”，所以这样说。

陈恭公自从担任参知政事时，仁宗就对他很器重，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请求建立储君德行。皇祐初年，赵清献等人攻击陈恭公二十多章奏疏，仁宗心中的疑虑始终没有消除。一天，仁宗叹息着对一位老宦官说：“你知道我不高兴吗？”宦官说：“难道是因为陈相公去留未定吗？”皇上说：“是的。”宦官说：“这也容易，既然台谏官有言论，为什么不顺从他们让他离开呢？”皇上说：“我难道不知道这个，只是难得有这样不欺骗我的人。”后来不得已想要罢免他，还让他自己推荐接替的人。陈恭公推荐吴正肃公，随即召到京城，准备赐宴。吴正肃公生病发作，最终没有成为宰相。但世人也因此称赞陈恭公。

陈恭公刚当宰相时，张安道担任学士，仁宗召他到幄殿，当面告知说：“好好起草任命诏书，言辞不要让外人有机会议论。”大概是担心他的声望尚未得到众人信服。安道在奏疏中记载他请求建立储君的事，说：“向先帝进献忠诚，对我有恩德。”皇上看了称赞好。等到陈恭公去世，墓碑还没有树立，当时的舆论还不一致。皇上赐匾额叫“褒忠之碑”，特别命令安道撰写。所以安道首先说：“褒忠碑，是皇帝神笔表彰已故岐国公陈执中的遗烈。”于是就没有再议论的人了。

考异：纳忠先帝，有德朕躬，是陈恭公升任参知政事的制词。这里说是麻词，不对。

陈希夷将要去世时，密封一封信，交给他的弟子，让他死后呈上。死后，弟子按照他的话进献。真宗打开看，没有其他言语，只有“慎火停水”四个字。有人认为这是道家养生的话，而当时的人都认为意在国事，无法用这个解释。不久，祥符年间，禁中多处发生大火，于是认为这是事先告之的验证。皇上认为军营是人聚居的地方，尤其应当警戒，于是命令各军校都写在大门上。所以如今军营都张贴这四个字。

元祐初年，哲宗将要纳后，得到狄谘的女儿，宣仁太后倾向于她，但因为是庶出过房，以此询问宰相执政。有人说：“功臣门阀可以成就。”王彦霖担任签书枢密院事，说：“按礼制，问名时，女方回答‘臣女是夫妇所生’，并列出外祖父的官职姓名。现在认为狄氏可以，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宣仁太后沉默，于是停止议论。考异：元祐初年，应当作元祐六年。

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大概是因为婚礼必须称主人，天子不能与群臣对等，所以由同姓诸侯主持。主，是说主持婚礼。而汉代又有称翁主的，是诸侯的女儿。翁，是老人的称呼，古人大多称父亲为翁，诸侯之间互相主持婚礼没有嫌疑，所以称翁，是说其父亲自主婚。自六朝以后，诸王的女儿都封县主，隋代以后又有称郡主的，从此就沿袭成为惯例。那么主就不是主持婚礼的意思，大概是尊称，就像说县君、郡君一样。建国初年，赵韩王作为开国元臣，诏令诸

译女子中只有宗室成员，都封为郡主；臣民中封为主爵的，只有赵氏一家而已。然而名分与实际地位的差别，世俗沿袭习惯而不能醒悟，主和君都是尊称，那么县主、县君、郡主、郡君起初有什么分别呢？只是因为非宗室成员不封主爵，所以人们便认为它们不同。

译皇帝的玉辂，世代相传是唐高宗时期的器物，坚固壮实、平稳便捷，至今没有多少损坏。元丰年间，礼制文书已经全面革新，有关部门请求另外制造新的车辂，下诏让宋用臣督造，极尽工巧。珠玉宝饰完成后，在正月初一大朝会时，提前陈列在大庆殿庭院中。驾车的人先用幕屋覆盖它，天将亮时撤去幕屋，忽然上面的一根木头坠落，全部压碎。一根木头的势头，本来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人们认为这是怪异之事。从此以后，终究还是乘坐旧车辂。金明池的龙舟，是太宗时期制造的，每年春天皇帝驾临池上，必定登上它。绍圣初年，也曾命令另外制造，形制比以前的更加宏大，也号称工巧华丽。我当时刚刚考中进士，在京城，初次参加琼林宴赐宴，蔡鲁公担任承旨，中途休息时前往登上龙舟观看，到一半时突然坠入水中，几乎没能幸免，接连发生。哲宗亲临视察，那天大风白天刮起，池水全部泛起波涛，仪仗护卫无法站立，终究不能移动半步。从此以后就废弃不再使用。这两件事恰好相似，也可以说是怪异了。

节度使的旌节、门旗两面、龙虎旌一面、节一个、麾枪两面、豹尾两面，总共八种物品。旗帜用红色丝绸制成，九幅，上面做成涂金铜龙头，用来举起旌旗；加上木盘节，用金铜叶片制成，盘有三层，加上红丝作为旄。麾枪也安装木盘，豹尾用红黄布画豹纹，都用漆木做杠。文臣用红色，武臣用黑色。旗帜则用红色丝绸包裹，节和麾枪则用碧油包裹，所以称为碧油红旆。受赐者收藏在公府私室，都另外设立堂号，节堂每月初一和十五的次日祭祀，称为衙日。唐代制度有六纛，现在没有了。殿前司与侍卫司马军、步军为三衙，实际上是两个司；而在侍卫司都指挥使之外，又分别设置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罢了。殿前司也兼管马军、步军，而总归于都指挥使，所以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与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两司三衙合计十二员，分领天下的军队。这是祖宗制定军制的大要。起初唐代制度有十二卫兵，后来又有六军，十二卫兵是南衙，即汉代的南军；六军是北衙，即汉代的北军。末年常常由一位大臣总领，如崔允判六军十二卫就是这样。都指挥使本来是方镇军校的名称，从后梁开始，宣武军就用其镇兵沿袭旧号，设置在京马军、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己统领。大概是在唐代六军诸卫之外，另外作为私兵。到了后唐明宗，就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秦王李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掌管六军，这是侍卫司的开始。等到李从荣凭借六军反叛进入皇宫，康义诚观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宏宝击败了他。此后就未曾废除。殿前军起于周世宗，当时太祖担任殿前司都虞候，起初下诏天下选募壮士送往京师，命令太祖挑选武艺精高的作为殿前诸班，而设置都虞候，位在都指挥使之上。太祖实际上由此受禅，见于国史。欧阳文忠公撰写五代史，号称精详，却说不知道它的开始，大概是考察得不详细。自从两司、六军诸卫逐渐废除，现在只有其名，那么两司就不只是亲军而已，天下的兵权都在其中。其权力虽然重，但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与汉周之间史宏肇之徒所担任的不同，这是祖宗的深意，不是前世所能比及的。

马的年龄，以牙齿计算。唐代人多称陇右人为张万岁，避讳万岁称为太仆卿，掌管马政三十多年，恩信行于陇右，所以如此。也未必一定如此。其他牲畜不计年，只有马的壮年，老人想要知道却没有办法验证其实，必定从其牙齿观察，那么以年龄为牙齿，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考异：《曲礼》“齿路马”，《周礼》“马质”，记载其牙齿毛色。《春秋传》“马之齿长矣”，那么马以牙齿计算年龄，不是从唐代开始的。

唐代制度，户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理其事。大概户部掌管收入，度支掌管支出，称为常赋、常用。又另外设置盐铁转运使，以掌管山泽的收入与督责漕运之事。中期用兵，因此由宰相领其职。干符之后，改置租庸使以总领。到了后唐，孔谦暴敛，明宗诛杀孔谦，于是罢免使额，将盐铁、户部、度支分为三司，而以一位大臣总判，号称“判三司”。不久，张延朗又请求设置三司使，于是就任命张延朗，班列在宣徽使之下。本朝沿袭其名，所以三司使的权力常常仅次于宰相。

考异：肃宗开始以第五琦为盐铁使，后来刘晏开始兼任盐铁转运使，刘晏为相，充任使职如故，并非起初在户部度支之外，便另外有此等使名。租庸使自开元十一年就有，永泰元年一并停罢，然而盐铁转运使则如故，并非干符之后才开始改置租庸使，而租庸使也不是总领户部度支之职。大概是从五代史张延朗那里失误，这里既承袭错误，又更加严重。后梁开始复置租庸使，那么三司的职事都总领了。

本朝既然以绯色和紫色作为章服